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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700 字
阅 读 需 要 16 分 钟


本月7日，韩国行政安全部长官尹昊重和共同民主党政策委员会议长韩贞爱公布了李在明政府的拟定组织改编方案。根据这一方案，废除自1948年设立的现行检察厅体系，其职能会转交给公诉厅与重大犯罪调查厅，公诉厅仍隶属法务部，重大犯罪调查厅则转隶行政安全部。


韩国政界历来有“政权是有限的，检察机关的力量是无限的”这种说法，检察官地位高、收入多、权力大，许多影视作品也将他们塑造为“勇敢”的帅哥靓女。在现实中，数位韩国总统，以及无数政界、商界大佬都“折”在检察厅手上。关于这一重大变动，支持者称为改革，认为可以改变检察官“既当裁判又当球员”的现状。反对者则认为，李在明就任总统前曾长期与检察机构纠葛，此举不过是得势后的报复清算。无论改革，还是清算，无疑都显示出检察厅对韩国政界影响之大。那么，韩国检察厅走过了怎样一段历史？又办理过多少大案要案呢？



何谓检察厅？


现代韩国的政治体制实行三权分立，由行政、立法、司法三部分组成。检察厅属于行政机关，隶属法务部，是相对独立的体系。现代检察制度起源于法国，德国学习并引入了法国的检察制度。其后，法德两国的检察制度传播到欧洲各国，并在19世纪传入亚洲。明治维新后，日本效法了德国的检察制度，又在其殖民地朝鲜推广。因此，在法、德、日诸国影响下，现代韩国成了大陆法系一员。



1894年甲午改革前，朝鲜半岛不存在现代意义的检察制度，行政权、司法权没有明确区分。甲午改革后，朝鲜王朝陆续颁定《裁判所组成法》《检事职制》《关于民刑诉讼的规定》等法律文件，初步具备了近代裁判与检察制度。


1897年，朝鲜高宗进皇帝位，定年号为光武，创立大韩帝国。1905年，日本强逼大韩帝国签订乙巳条约，并在朝鲜半岛设置统监府。在日本影响下，大韩帝国于1907年12月23日颁定法律第8号《裁判所组成法》、法律第9号《裁判所组成法施行法》，在各裁判所设立检事局，首次将检事的组织体系与裁判所并置的检事局形式上相分离。1910年吞并大韩帝国后，日本设立朝鲜总督府。同年10月1日，总督府颁布《朝鲜总督府裁判所令》，在各级法院设立检事局，检事局配置检事，行使检察权。尽管检事局与法院并置，但检事却独立于法院而履行职务。



1945年日本战败后，美苏两国以三八线为界，控制朝鲜半岛。在半岛南部，美军军政厅暂时沿用了总督府时期的法令，并在1948年颁布《刑事诉讼法修改》《法院组织法》《检察厅法》，半岛南方由此实现了司法独立，检察厅也首次从法院分离，成为独立机关。



大韩民国政府建立后，韩国政府于1949年颁布《法院组织法》《律师法》《检察厅法》，确立了彻底独立于法院的检察厅系统。1954年又颁布《刑事诉讼法》，奠定了其现代检察制度的基本样貌。不过，在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独裁时期，总统独揽大权，检察机关地位卑微，只是现行政权的统治工具。1988年第六共和国建立后，随着民主化进程加速，检察机关职权不断扩大，集调查与公诉权于一身，不仅涉及民生，还扩展到警察与行政部门所辖领域。自金泳三政府开始，检察机关就站在打击上届政府的前沿。可以说，自1987年至今的韩国国家权力斗争，其胜利者不是执政党，也不是反对党，而是检察机关。


那么，现代韩国的检察机关是如何构成的呢？韩国全国设有1个大检察厅（首尔），6个高等检察厅（首尔、大田、大邱、釜山、光州、水原），还设有18个地方检察厅、42个地方检察厅支厅，分别对应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与家庭法院、地方法院分院，与作为审判机关的法院相互独立。各级检察厅的管辖区域可根据需要随时调整。大检察厅设部与事务局，高等检察厅、地方检察厅及首尔特别市所在的地方检察厅支厅设事务局，各部局下设课。



检察厅主要部门有：刑事部，负责审查普通刑事案件，并决定是否提起诉讼；特别调查部，负责警察不宜直接处理的，涉及侵害民生及腐败等案件；毒品、有组织犯罪调查部，负责调查有组织暴力犯罪或毒品案件；公判部，负责起诉案件公诉维持事务，不参与直接调查；外事部，负责调查、处理外国人或与外国人有关的案件。



韩国的检察官通常被称为检事。其职级分为长官级的检察总长、次官级的大检察厅次长检察官，以及高等检察厅检察长、地方检察厅检察长、高等检察官和检察官；检察厅职员则有管理官、检察理事官、检察调查书记官、检察事务官等多种职级。此外，检察机构还奉行检事一体原则，全国检事作为独立官厅，以检察总长为顶点，通过检察总长、检事长、支厅长的指挥监督权，形成金字塔形的统一组织体。


如何成为检察官？


在名义上，检察厅隶属于法务部，但在三权分立框架下运作具有较强独立性；检察官办理案件受上级检察官指挥监督，法务部长对检察事务仅能作一般性指挥，对个案须通过检察总长下达指示。如意见不一致，上级领导只能向检察官提出参考意见，无权改变检察官的决定。因此，所有案件的调查、侦办均由检察官一人裁决，足见其权力之大。那么，在大韩民国，如何成为一名检察官呢？


这并非易事。根据韩国法律规定，成为检察官，必须取得律师资格，取得律师资格在过去则必须通过地狱级难度的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并完成司法研修。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就用了整整10年才通过司法考试，前总统尹锡悦也经历过9次考试，方才通过。



通过司法考试后，还要参加司法研修院为期两年的学习，期满后根据国家当年所需人数，按成绩选任检察官和法官，其余人员则授予律师资格。2017年底，韩国推动改革，废除了全国统一司法考试。目前，韩国大学生在本科毕业后，只有考入司法研修院，并进行为期3年的学习，才可参加律师考试。在实际操作中，每年仅约有70-90名司法研修院毕业生能成为检察官。根据2022年数据显示，司法研修院的学费是普通大学两倍以上，这无疑更提高了成为检察官的门槛。但检察官显赫的社会地位和巨大的政治权力，还是吸引着无数韩国青年报考。


总统克星


相信不少朋友都听说过韩国大宇集团。其创始人金宇中仅用三十多年就白手起家，将大宇发展为直逼现代集团的韩国第二大企业，广泛涉及纺织、重工、化工、汽车制造、造船、建筑、金融，并在海外开设数十个子公司，金宇中个人也被韩国民众视为“民族英雄”。但韩国检察厅经过缜密调查发现，金宇中伪造盈利假账，集资贷款200多亿美元，又将这笔巨款非法转移到其个人海外秘密账户上。事败后，金宇中亡命海外，韩国政府甚至发出了全球通缉令。2005年，金宇中返回韩国，检察机关随即将他逮捕。经法院审理，金宇中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后被时任总统卢武铉特赦。


韩国《朝鲜日报》主编杨相勋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餐厅吃饭时，他发现一位中小企业家和门外某人对视一眼后，就从座位上站起来，称呼那个30岁出头的人为“老头子”。之所以用这一崇拜式称呼，仅仅是因为这个年轻人是一名检察官。


在韩国，面对检察官，无论是企业总裁、国会议员、政府官员，甚至总统，其身份通通不好使，即便检察官找不到直接犯罪证据，也可用各种理由把他们关起来。


1999年9月，韩国推出了“特别检察官”制度。自施行以来，全斗焕、卢泰愚、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李明博、朴槿惠等多任总统及其亲信均被检方调查甚至判刑。回顾历任韩国政府，检察厅既冲在清算前任的最前线，又往往在政权末期转而对现任发起攻击。


曾任过韩国总统的全斗焕、卢泰愚均因发动叛乱及收受秘密政治献金而遭到检方起诉，被逮捕判刑，追缴罚款。金泳三当选伊始，推行“净手运动”，打击贪污腐败，然而任期行将结束之际，检察机关调查出其子金贤哲收受高达66亿韩元的非法政治献金，这使得金泳三颜面尽失，支持率下降到6%。民主斗士金大中就任总统后，主张南北对话，并沉着应对金融危机，赢得国民高度支持，但经检方调查，其亲属竟有12人涉嫌腐败，3个儿子也先后锒铛入狱，以致不得不为此向国民道歉。平民总统卢武铉，也因兄长卢建平、总务秘书郑相文、夫人权良淑等人受贿而受到牵连，选择跳崖自杀，以死明志。



言至于此，便不得不提韩国前总统尹锡悦。自1994年入职大邱地方检察厅，尹锡悦便开始了检察官生涯，专门查办官员与财阀的违法犯罪活动。2006年，他不顾时任总统李明博警告，持续调查现代起亚汽车集团秘密资金事件，将董事长郑梦九送上法庭，为自己赢得“铁面判官”的美称。2008年，又调查BKK证券公司违规操控股价案、釜山储蓄银行舞弊案，先后拘留、起诉了李明博兄长、前新世界党议员李相得等人，因功升任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一部部长。2016年朴槿惠“闺蜜门”事件发酵后，尹锡悦成为独检组组长，朴槿惠因之被弹劾下台。文在寅就职后，提拔尹锡悦为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厅长、检察总长，尹锡悦大干一场，将前总统朴槿惠、李明博投入监狱，还对涉嫌女儿高考舞弊的法务部长官曹国提起调查，成为名副其实的“总统杀手”。



然而，回旋镖最终还是飞到了他自己身上。2022年，尹锡悦当选韩国第20届总统，任职期间发生了妻子金建希学历造假、岳母崔恩顺伪造银行存款等丑闻。2024年12月3日晚，尹锡悦突然宣布实施“紧急戒严”，并派出特种部队封锁国会，声称要肃清国内的“反国家势力”。此行为遭到普遍反对，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甚至直播翻墙进入国会。最终，190余位议员冲破戒严军封锁抵达国会，在议长禹元植组织下投票表决，宣布戒严令无效。



14日，国会通过了弹劾动议案，尹锡悦遭到停职。特别检察官调查组指控他犯有滥用职权与妨害权利行使、伪造公文、违反《总统警卫法》、内乱罪等多项罪名，尹锡悦也因此于2025年1月、7月被判入狱，成为韩国宪政史上首位两次被捕的总统，甚至可能面临终身监禁的人生结局。



不难看出，权力不断膨胀的检察系统，已成为韩国总统的“最大克星”。尽管历届政府都尝试缩小检察部门职权，但均收效甚微。前总统文在寅旨在缩小检察官侦查范围的司法改革，但被上台后的尹锡悦推翻。若无意外，李在明政府大刀阔斧的司法改革将在明年9月完成，届时存在七十余年的检察厅将不复存在。这次改革是否能如期完成？还会发生如何变数？引发何种连锁反应？韩国总统能否因此受益，彻底走出“青瓦台魔咒”？我们静观其变。



参考文献：

1.李保东：《昔日大功臣今日涉嫌犯——韩国大宇集团创始人金宇中浮沉记》，《中国经贸导刊》2001年第5期。

2.马相哲：《韩国检察制度简介（上）》，《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3.肖剑：《韩国：“总统怪圈”如影随形》，《检察风云》2012年第18期，

4.顾军、温军：《论日本、韩国检察制度及其启示》，《江汉论坛》2014年第12期。

5.徐小康：《除了抓闺蜜，韩国检察官还要调查什么》，《方圆》2016年第21期。

6.汤圆：《“总统克星”尹锡悦当选韩国总统》，《廉政瞭望》2022年第5期。

7.陈名海：《从检察官到韩国总统》，《检察风云》2022年第15期。

8.牛笑：《韩国检察官权力有多大》，《世界知识》2024年第8期。

9.张健、陈子帅、韩雯：《检察官为何能在韩国呼风唤雨？》，《环球时报》2023年11月14日。

10.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辞典——검찰청（檢察廳），https://encykorea.aks.ac.kr/Article/E0002105。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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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陈昊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胡瓜 彦文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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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700 字
阅 读 需 要 16 分 钟


本月7日，韩国行政安全部长官尹昊重和共同民主党政策委员会议长韩贞爱公布了李在明政府的拟定组织改编方案。根据这一方案，废除自1948年设立的现行检察厅体系，其职能会转交给公诉厅与重大犯罪调查厅，公诉厅仍隶属法务部，重大犯罪调查厅则转隶行政安全部。


韩国政界历来有“政权是有限的，检察机关的力量是无限的”这种说法，检察官地位高、收入多、权力大，许多影视作品也将他们塑造为“勇敢”的帅哥靓女。在现实中，数位韩国总统，以及无数政界、商界大佬都“折”在检察厅手上。关于这一重大变动，支持者称为改革，认为可以改变检察官“既当裁判又当球员”的现状。反对者则认为，李在明就任总统前曾长期与检察机构纠葛，此举不过是得势后的报复清算。无论改革，还是清算，无疑都显示出检察厅对韩国政界影响之大。那么，韩国检察厅走过了怎样一段历史？又办理过多少大案要案呢？



何谓检察厅？


现代韩国的政治体制实行三权分立，由行政、立法、司法三部分组成。检察厅属于行政机关，隶属法务部，是相对独立的体系。现代检察制度起源于法国，德国学习并引入了法国的检察制度。其后，法德两国的检察制度传播到欧洲各国，并在19世纪传入亚洲。明治维新后，日本效法了德国的检察制度，又在其殖民地朝鲜推广。因此，在法、德、日诸国影响下，现代韩国成了大陆法系一员。



1894年甲午改革前，朝鲜半岛不存在现代意义的检察制度，行政权、司法权没有明确区分。甲午改革后，朝鲜王朝陆续颁定《裁判所组成法》《检事职制》《关于民刑诉讼的规定》等法律文件，初步具备了近代裁判与检察制度。


1897年，朝鲜高宗进皇帝位，定年号为光武，创立大韩帝国。1905年，日本强逼大韩帝国签订乙巳条约，并在朝鲜半岛设置统监府。在日本影响下，大韩帝国于1907年12月23日颁定法律第8号《裁判所组成法》、法律第9号《裁判所组成法施行法》，在各裁判所设立检事局，首次将检事的组织体系与裁判所并置的检事局形式上相分离。1910年吞并大韩帝国后，日本设立朝鲜总督府。同年10月1日，总督府颁布《朝鲜总督府裁判所令》，在各级法院设立检事局，检事局配置检事，行使检察权。尽管检事局与法院并置，但检事却独立于法院而履行职务。



1945年日本战败后，美苏两国以三八线为界，控制朝鲜半岛。在半岛南部，美军军政厅暂时沿用了总督府时期的法令，并在1948年颁布《刑事诉讼法修改》《法院组织法》《检察厅法》，半岛南方由此实现了司法独立，检察厅也首次从法院分离，成为独立机关。



大韩民国政府建立后，韩国政府于1949年颁布《法院组织法》《律师法》《检察厅法》，确立了彻底独立于法院的检察厅系统。1954年又颁布《刑事诉讼法》，奠定了其现代检察制度的基本样貌。不过，在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独裁时期，总统独揽大权，检察机关地位卑微，只是现行政权的统治工具。1988年第六共和国建立后，随着民主化进程加速，检察机关职权不断扩大，集调查与公诉权于一身，不仅涉及民生，还扩展到警察与行政部门所辖领域。自金泳三政府开始，检察机关就站在打击上届政府的前沿。可以说，自1987年至今的韩国国家权力斗争，其胜利者不是执政党，也不是反对党，而是检察机关。


那么，现代韩国的检察机关是如何构成的呢？韩国全国设有1个大检察厅（首尔），6个高等检察厅（首尔、大田、大邱、釜山、光州、水原），还设有18个地方检察厅、42个地方检察厅支厅，分别对应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与家庭法院、地方法院分院，与作为审判机关的法院相互独立。各级检察厅的管辖区域可根据需要随时调整。大检察厅设部与事务局，高等检察厅、地方检察厅及首尔特别市所在的地方检察厅支厅设事务局，各部局下设课。



检察厅主要部门有：刑事部，负责审查普通刑事案件，并决定是否提起诉讼；特别调查部，负责警察不宜直接处理的，涉及侵害民生及腐败等案件；毒品、有组织犯罪调查部，负责调查有组织暴力犯罪或毒品案件；公判部，负责起诉案件公诉维持事务，不参与直接调查；外事部，负责调查、处理外国人或与外国人有关的案件。



韩国的检察官通常被称为检事。其职级分为长官级的检察总长、次官级的大检察厅次长检察官，以及高等检察厅检察长、地方检察厅检察长、高等检察官和检察官；检察厅职员则有管理官、检察理事官、检察调查书记官、检察事务官等多种职级。此外，检察机构还奉行检事一体原则，全国检事作为独立官厅，以检察总长为顶点，通过检察总长、检事长、支厅长的指挥监督权，形成金字塔形的统一组织体。


如何成为检察官？


在名义上，检察厅隶属于法务部，但在三权分立框架下运作具有较强独立性；检察官办理案件受上级检察官指挥监督，法务部长对检察事务仅能作一般性指挥，对个案须通过检察总长下达指示。如意见不一致，上级领导只能向检察官提出参考意见，无权改变检察官的决定。因此，所有案件的调查、侦办均由检察官一人裁决，足见其权力之大。那么，在大韩民国，如何成为一名检察官呢？


这并非易事。根据韩国法律规定，成为检察官，必须取得律师资格，取得律师资格在过去则必须通过地狱级难度的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并完成司法研修。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就用了整整10年才通过司法考试，前总统尹锡悦也经历过9次考试，方才通过。



通过司法考试后，还要参加司法研修院为期两年的学习，期满后根据国家当年所需人数，按成绩选任检察官和法官，其余人员则授予律师资格。2017年底，韩国推动改革，废除了全国统一司法考试。目前，韩国大学生在本科毕业后，只有考入司法研修院，并进行为期3年的学习，才可参加律师考试。在实际操作中，每年仅约有70-90名司法研修院毕业生能成为检察官。根据2022年数据显示，司法研修院的学费是普通大学两倍以上，这无疑更提高了成为检察官的门槛。但检察官显赫的社会地位和巨大的政治权力，还是吸引着无数韩国青年报考。


总统克星


相信不少朋友都听说过韩国大宇集团。其创始人金宇中仅用三十多年就白手起家，将大宇发展为直逼现代集团的韩国第二大企业，广泛涉及纺织、重工、化工、汽车制造、造船、建筑、金融，并在海外开设数十个子公司，金宇中个人也被韩国民众视为“民族英雄”。但韩国检察厅经过缜密调查发现，金宇中伪造盈利假账，集资贷款200多亿美元，又将这笔巨款非法转移到其个人海外秘密账户上。事败后，金宇中亡命海外，韩国政府甚至发出了全球通缉令。2005年，金宇中返回韩国，检察机关随即将他逮捕。经法院审理，金宇中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后被时任总统卢武铉特赦。


韩国《朝鲜日报》主编杨相勋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餐厅吃饭时，他发现一位中小企业家和门外某人对视一眼后，就从座位上站起来，称呼那个30岁出头的人为“老头子”。之所以用这一崇拜式称呼，仅仅是因为这个年轻人是一名检察官。


在韩国，面对检察官，无论是企业总裁、国会议员、政府官员，甚至总统，其身份通通不好使，即便检察官找不到直接犯罪证据，也可用各种理由把他们关起来。


1999年9月，韩国推出了“特别检察官”制度。自施行以来，全斗焕、卢泰愚、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李明博、朴槿惠等多任总统及其亲信均被检方调查甚至判刑。回顾历任韩国政府，检察厅既冲在清算前任的最前线，又往往在政权末期转而对现任发起攻击。


曾任过韩国总统的全斗焕、卢泰愚均因发动叛乱及收受秘密政治献金而遭到检方起诉，被逮捕判刑，追缴罚款。金泳三当选伊始，推行“净手运动”，打击贪污腐败，然而任期行将结束之际，检察机关调查出其子金贤哲收受高达66亿韩元的非法政治献金，这使得金泳三颜面尽失，支持率下降到6%。民主斗士金大中就任总统后，主张南北对话，并沉着应对金融危机，赢得国民高度支持，但经检方调查，其亲属竟有12人涉嫌腐败，3个儿子也先后锒铛入狱，以致不得不为此向国民道歉。平民总统卢武铉，也因兄长卢建平、总务秘书郑相文、夫人权良淑等人受贿而受到牵连，选择跳崖自杀，以死明志。



言至于此，便不得不提韩国前总统尹锡悦。自1994年入职大邱地方检察厅，尹锡悦便开始了检察官生涯，专门查办官员与财阀的违法犯罪活动。2006年，他不顾时任总统李明博警告，持续调查现代起亚汽车集团秘密资金事件，将董事长郑梦九送上法庭，为自己赢得“铁面判官”的美称。2008年，又调查BKK证券公司违规操控股价案、釜山储蓄银行舞弊案，先后拘留、起诉了李明博兄长、前新世界党议员李相得等人，因功升任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一部部长。2016年朴槿惠“闺蜜门”事件发酵后，尹锡悦成为独检组组长，朴槿惠因之被弹劾下台。文在寅就职后，提拔尹锡悦为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厅长、检察总长，尹锡悦大干一场，将前总统朴槿惠、李明博投入监狱，还对涉嫌女儿高考舞弊的法务部长官曹国提起调查，成为名副其实的“总统杀手”。



然而，回旋镖最终还是飞到了他自己身上。2022年，尹锡悦当选韩国第20届总统，任职期间发生了妻子金建希学历造假、岳母崔恩顺伪造银行存款等丑闻。2024年12月3日晚，尹锡悦突然宣布实施“紧急戒严”，并派出特种部队封锁国会，声称要肃清国内的“反国家势力”。此行为遭到普遍反对，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甚至直播翻墙进入国会。最终，190余位议员冲破戒严军封锁抵达国会，在议长禹元植组织下投票表决，宣布戒严令无效。



14日，国会通过了弹劾动议案，尹锡悦遭到停职。特别检察官调查组指控他犯有滥用职权与妨害权利行使、伪造公文、违反《总统警卫法》、内乱罪等多项罪名，尹锡悦也因此于2025年1月、7月被判入狱，成为韩国宪政史上首位两次被捕的总统，甚至可能面临终身监禁的人生结局。



不难看出，权力不断膨胀的检察系统，已成为韩国总统的“最大克星”。尽管历届政府都尝试缩小检察部门职权，但均收效甚微。前总统文在寅旨在缩小检察官侦查范围的司法改革，但被上台后的尹锡悦推翻。若无意外，李在明政府大刀阔斧的司法改革将在明年9月完成，届时存在七十余年的检察厅将不复存在。这次改革是否能如期完成？还会发生如何变数？引发何种连锁反应？韩国总统能否因此受益，彻底走出“青瓦台魔咒”？我们静观其变。



参考文献：

1.李保东：《昔日大功臣今日涉嫌犯——韩国大宇集团创始人金宇中浮沉记》，《中国经贸导刊》2001年第5期。

2.马相哲：《韩国检察制度简介（上）》，《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3.肖剑：《韩国：“总统怪圈”如影随形》，《检察风云》2012年第18期，

4.顾军、温军：《论日本、韩国检察制度及其启示》，《江汉论坛》2014年第12期。

5.徐小康：《除了抓闺蜜，韩国检察官还要调查什么》，《方圆》2016年第21期。

6.汤圆：《“总统克星”尹锡悦当选韩国总统》，《廉政瞭望》2022年第5期。

7.陈名海：《从检察官到韩国总统》，《检察风云》2022年第15期。

8.牛笑：《韩国检察官权力有多大》，《世界知识》2024年第8期。

9.张健、陈子帅、韩雯：《检察官为何能在韩国呼风唤雨？》，《环球时报》2023年11月14日。

10.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辞典——검찰청（檢察廳），https://encykorea.aks.ac.kr/Article/E0002105。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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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陈昊
编辑 | 胡心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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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徐沁（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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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400 字
阅 读 需 要 16 分 钟


明朝末年，有三个比较难以理解的现象：同样是辽东人，关宁兵如何从孱弱到骁勇善战？明军很能打，为什么最终却土崩瓦解？孙传庭为什么打不过李自成？


今天我们主要谈第三个问题：孙传庭在对农民军作战的过程中，前期无败绩，后期无胜绩，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们先从孙传庭何以取胜的原因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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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庭的成功密码与潜流


孙传庭担任陕西巡抚后，很快给明廷献上一个大礼包——活捉闯王高迎祥。这样的战果可以说出道即巅峰，如果纯粹用运气解释，那很难解释后续的功绩。孙传庭取胜的密码是什么呢？有限动员下的足兵足粮。


军事是一项系统科学，很复杂也很简单，复杂的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缺一不可；简单是能做到足兵足粮，就有不小的胜算。有云“无粮不聚兵”，谁有吃不完的粮食，谁有白花花的银子，谁就有了招兵买马的前提。道理简单，可做起来很难。毕竟没有粮是大风刮来的，没有不要成本的银子。


明朝进入万历后期，从中央到地方，从内地到边疆都面临财政不足的问题。辽东战争开始后，议兵议饷是同步进行的，而调兵、募兵、用兵在要钱，归根到底还是钱粮的问题。内地督抚对农民军作战不力，往往也是由于兵饷不足导致兵额不足，实际实力远远低于书面实力，结果一次比一次不利，甚至直接哗变，昨天的士兵成为今天的敌人。这种情况下，战局自然是江河日下。



孙传庭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进入陕西后，孙传庭开始了他的“清军清屯”事业。这是巡抚的主抓业务之一，各级设有清军官员，如清理兵源和屯田的御史，以往各级官吏在报告中主要说成绩，以自己的统计口径上报，总是年年有进展，甚至还突出自己的典型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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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成绩是有一些的，问题是更多的。但权力和使用权力的差别，责任与尽职的不同，是一般官员与名臣的区别。孙传庭并未按照惯例来，实打实筹划一年多，有了实打实的主意（筹度逾年，确有主见），开始强力推行。几个月的时间，效果就显现出来了。


刚到任时，西安四卫竟然凑不出1200名守城门的兵，这是前任巡抚“望贼兴叹”的重要原因，现在清理出营兵近万名，修工兵2000多名，并分营训练，修工兵开始修缮省会。


之前西安四卫是拿不起巡抚直辖部队的军饷，现在三卫就清理出了近15万两银子，右卫清理出麦米豆1万多石，这还不是全部数量。按照朝廷最新的作战部队饷银标准，够一万战斗部队的薪饷了。



如果说“货币+信用”的金融炼金术是现代国家的动员方式，那么“耕+战”就是传统社会的动员力。孙传庭的一番操作，凭空出来万余名士兵，以及这么多人一年多的饷银。朝廷没出一分钱，只是清理地方积弊就解决了兵饷问题，实现了“以秦兵卫秦地，以秦饷养秦兵”的目标。


孙传庭在给皇帝的汇报中自豪地讲：“金盈於帑，粟充於庾，目前可支繁匮之军兴，在后日可禆富强之永计”。显然他认为这是治本之道。说的很实在：“必军粮渐如原额，乃能渐复先朝富强之盛”，并承诺以后用兵不用惊扰皇帝，可以“永宽圣明西顾之虑”。



孙传庭自己也认识到，这是部分恢复祖制，即部分做到卫所可以提供兵和粮。当这项工作全面完成时，就可以做到兵粮充足了。显然，从技术层面而言，这是一项非常好的政策，值得推广。但政治上，这是一项阻力非常大的方案，比如同是名臣的卢象升只提到建立累进税、建立模范督标、略调整卫所，而绝口不提渐如原额，其中难度可想而知。


当然，孙传庭不是不知道这里的困难。他就明确讲过：“权贵、豪强、衙役、学劣与各种奸徒，诡计阻挠”，“贻国家以单弱，此其为人毒犹逾于流贼，而奸更甚于细作”。孙传庭直接将侵吞卫所田的权贵、豪强、衙门官员、学士等定性为比农民军与奸细还危险的敌人。



崇祯早期，农民军的规模和战斗力、正规化程度还比较低，有洪承畴的三万多野战部队和孙传庭的一万多有战斗力的地方部队，已经足够维系一省或数省的安宁。但当战争规模扩大，孙传庭要做的力度需要更大，阻力会更大。


斗转星移，李自成的强大


随后的一年多里，孙传庭在战场上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陕西地面越来越平静，军队也越来越能打。虽然和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在“剿饷”问题上多有争论，秦地的士大夫精英一如既往地不喜欢孙传庭，不过没反对过皇帝既定政策，也一直有政绩，也就暂时稳稳当当。李自成在潼关惨败后，带领数十人在商洛山中东躲西藏，甚至一度想要自杀、狼狈至极。



但是到1638年秋，清军入关后，杨嗣昌紧急调动的近十万边军不敢作战，随着清军深入腹地，明军顾此失彼。朝廷决定调关内精锐的“西兵”支援北方战线，洪承畴、孙传庭相继率领最能打的精锐部队进京。在与清军作战中，孙传庭也取得一定的战果。


清军出关后，朝廷拟以这支西兵精锐守卫京畿，洪承畴担任蓟辽总督，孙传庭担任保定总督。按一般官场原则，朝廷重视，更加位高权重，上任即可；但按照实际，西兵离乡容易军心不稳，且影响关内形势。孙传庭直接提出自己的意见，不同意朝廷的决定。如果是否定杨嗣昌，还有缓和的余地，但现在否定皇帝的决定，加上孙传庭之前铁腕整顿秦地的积怨前科，结果就是直接下狱。



孙传庭和李自成，一个在监狱吃苦，一个在山中躲避，曾经的叱咤风云都变成了落魄儿郎。不一样的是，随着关内能打的部队调往北边，李自成周围的网越来越松，河南大灾与明朝的苛政让老百姓实在吃不上饭了。变化的环境，让李自成只要喊出不用纳粮，就会有支持者；开仓放粮，就会应者云集。李自成的实力迅速壮大。


在河南，李自成不仅不用在意权贵、官吏等人的态度和言论，相反他们的全部财富都是自己潜在的军饷；也不用汲取普通民众的钱粮，相反不仅能免他们的税赋，甚至可以给予一定的福利。反观孙传庭无法减轻民众税赋，给予福利更是不可能，至于动权贵豪强的非法收入都阻力重重，合法收入就别提了。孙传庭和李自成各地的增量空间和难度系数区别越来越大。



一升一降、斗转星移、优劣明显。战争是一场极限竞技，谁能更深入动员，谁就更接近成功。从这点看，李自成太接近了。这时候，李自成的部队在动员潜力上已经全面超过孙传庭，在军队的正规化和组合度上还暂时不如。


不过这点不足，时间会弥补。



1641年9月，三边总督傅宗龙与保定总督杨文岳合兵新蔡，全军约四万人。之后李罗（李自成与罗汝才）联军采取后退决战的作战方略击败明军，傅宗龙死，杨文岳困项城。


12月，联军二打开封。左良玉两次与联军作战不利。


1642年1月，三边总督汪乔年率兵三湾出关，明军配合不力战败，汪乔年死。联军威震河洛。这一时期，孙传庭从监狱出来，任兵部右侍郎、总督京营，奉命救援开封，在汪乔年死后，总督三边军务。


1642年4月，联军三打开封。


7月，丁启睿率左良玉等四镇兵与联军作战，此战明军近十万人，联军十余万，骑兵更强。明军失先机，撤退成为溃败，惨败。


9月，水淹开封，三战开封结束。


在围绕开封的作战中，联军显示出自身的机动优势，而且将领擅长指挥，进退有据，相比于文官领军的明军更有优势。更重要的是联军已经具备和明军正面决战的能力，可以说不是明军剿“寇”，而是农民军“剿”兵。


形势的巨大变化，在陕西的孙传庭已经认清形势，“精锐五千”可以荡平的时代已经过去。在4月份，孙传庭向崇祯请饷百万，再练兵两万；随后又申述招募的新兵训练尚有不足，还不能打仗，需要一段时间训练。但崇祯没有认识到形势的变化，先是申饬、再是催促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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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孙传庭兵至南阳，战前天下大雨，明军后勤跟不上，前线士兵只能采柿子充饥。在战场上，明军初战取胜，但随着罗汝才的骑兵从背后杀入，战局急转直下，明军败退。


此战，明军士兵被杀数千，阵亡将校78人，相对于中原几次会战，损失不多，否则事后孙传庭上疏自我弹劾，崇祯也不会责令立功自赎。此战也让孙传庭彻底见识到了联军的实力，也看到了自身的不足。要击败李自成，在财力和兵力上都要下大功夫，道理很简单，落实很困难。


最后的决战时刻


战场的历练与战争潜力的挖掘，让李自成在作战中更加游刃有余。监狱的磨砺与战争潜力的困境，让孙传庭在行事中更加熟悉官场规则。


孙传庭回到陕西，一方面加强陕西防御，一方面开始了总动员：招募士兵，三家要出一个壮丁，或者出钱用来招募兵丁；继续清屯，筹集饷银；制造新式装备——火车，战时可以防御骑兵，平时可以环地成营。动员力度非常大，史载“督工苛急，夜以继日”。


这次孙传庭也不再像之前那样直白，积极给予皇帝信心。在大学士吴甡的回忆中，孙传庭给崇祯讲自己的部队很强悍，一月即可平定李自成，而且地方有间谍，大兵一到即为内应。一改说实话的风格，这时的孙传庭也掌握了崇祯爱听什么话，自然讨得崇祯喜欢。1643年5月，朝命孙传庭兼河南、四川军务，很快改称督师，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务。一个人主持了对农民军的作战，协调的资源和地区进一步扩大。



中枢暂时的支持，协调督帅的区域增多，到7月份，孙传庭在关中已经有十多万部队，看上去具备决战的实力。明眼人知道他的实力：“传庭军多乌合，所制衣甲器械，皆敛之民间，秦父老怨之至骨”，但是，时间紧，任务重，“传庭复驱之出战”，但他自己是清楚的，他对幕僚讲道：“我的部队刚刚集结起来，如果有时间训练，等到李自成部队缺乏粮食的时候，乘势攻击可以取得胜利。”罗汝才的外甥来降后证实了这个判断。不过这不能对上面和下面说。


李自成方面，同样没有闲下来。占领河南后，向荆襄一带作战，获得广大地域。几次作战中，农民军的攻坚、野战、机动都有很大提高。如果柿园之战罗汝才按兵不动，战局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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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襄阳，李自成对部队进行整编，确立五营营制，马步兵总计6万，马兵每队五十，步兵每队50-100人，并在广大区域建立政权。李自成与罗汝才“纵横天下”理念的矛盾愈发不可调和，最后以诛杀罗汝才实现内部统一。统一各营后，李自成进一步厘定军制，设立各级军职，全军令行禁止。部队装备升级，“制绵甲，厚百成，矢炮不能入”，还设立了骑兵部队，军队纪律等都有提高。军队的正规化取得很大进展，并在5月轻松歼灭明军一部。


双方都在紧锣密鼓地加强战备。从战略上讲，明军南北有两个重兵集团：孙传庭的关中部队、左良玉的东南部队，对农民军呈南北夹击之势。另外郧阳还在明军手中，影响农民军的侧翼安全，理论上明军战略形势更好。



不过，随着农民军完成内部整合，指挥更加得力。况且整个河南地区遭到战争破坏、蓬蒿满路、鸡犬无音，大军行军作战容易面临后勤不足。李自成和孙传庭对此认识均比较深刻。


但孙传庭在陕西的作为，得罪了陕西民众，尤其是陕西的士大夫。捐资助饷让士大夫苦不堪言，多到京师言“督师玩寇糜饷”，地方官员也多次上书催战。另一面，朝廷对战守也形成两派观点，多数希望速战速决，认为“不战则贼益张，兵久易懦”，这也符合皇帝的心思，少数认为此举关系天下安危，应谨慎从事。崇祯最终决定“博之孤注，侥幸于不可知之两阵间”。


同一时间，不肯南下督师的前大学士吴甡被逮赴京师，显然孙传庭是很容易收到这类信息的。君不见西市故事，决定了卢象升的结局；大丈夫岂可再对狱吏，决定了孙传庭的选择。


你是对的，但里外都是压力，何不孤注一掷呢？等待时机也是不可取的，孙传庭选择了主动出兵决战。



在出兵后，军事上的压力并不大，洛阳等城池迅速取得。只是后勤上的压力太大，虽然山西等地供饷已经到了极限，逼死人的现象常有发生，可依然面临征发和运输上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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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线进一步向南，双方在郏县一带对峙。大雨七日不停，后勤几近中断；天放晴后，粮道被李自成的骑兵截断，只能后退以就粮，自古以来撤退是最难的。先是殿后部队溃散，继则是与农民军作战不力，全军瓦解，阵亡四万余人。


至此，明末最后一支战略力量消失。



尾声


经过百年发展，明朝的官僚、勋贵、宗藩阶层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每一次加派粮饷都落到了贫苦百姓身上，贫者愈贫的情况让关内的形势进一步恶化。这时候，孙传庭通过“清军清屯”成为唯一做到了兵精粮足的巡抚。这是正确的路，却也阻力重重，毕竟只有“破山中贼易”，可“敌在本能寺”。


孙传庭恨的，李自成也恨，不一样的是，孙传庭做不到的李自成可以做到。人心就是粮食和兵源，李自成输了还可以再来，孙传庭不可以。内部压力让孙传庭只能主动决战。赢了这一次，还有秦中士大夫的不满等着。“传庭死，大明亡”，传庭战场不死，则会死在战场之外，明末局势在政治上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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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张磊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胡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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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400 字
阅 读 需 要 16 分 钟


明朝末年，有三个比较难以理解的现象：同样是辽东人，关宁兵如何从孱弱到骁勇善战？明军很能打，为什么最终却土崩瓦解？孙传庭为什么打不过李自成？


今天我们主要谈第三个问题：孙传庭在对农民军作战的过程中，前期无败绩，后期无胜绩，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们先从孙传庭何以取胜的原因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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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庭的成功密码与潜流


孙传庭担任陕西巡抚后，很快给明廷献上一个大礼包——活捉闯王高迎祥。这样的战果可以说出道即巅峰，如果纯粹用运气解释，那很难解释后续的功绩。孙传庭取胜的密码是什么呢？有限动员下的足兵足粮。


军事是一项系统科学，很复杂也很简单，复杂的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缺一不可；简单是能做到足兵足粮，就有不小的胜算。有云“无粮不聚兵”，谁有吃不完的粮食，谁有白花花的银子，谁就有了招兵买马的前提。道理简单，可做起来很难。毕竟没有粮是大风刮来的，没有不要成本的银子。


明朝进入万历后期，从中央到地方，从内地到边疆都面临财政不足的问题。辽东战争开始后，议兵议饷是同步进行的，而调兵、募兵、用兵在要钱，归根到底还是钱粮的问题。内地督抚对农民军作战不力，往往也是由于兵饷不足导致兵额不足，实际实力远远低于书面实力，结果一次比一次不利，甚至直接哗变，昨天的士兵成为今天的敌人。这种情况下，战局自然是江河日下。



孙传庭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进入陕西后，孙传庭开始了他的“清军清屯”事业。这是巡抚的主抓业务之一，各级设有清军官员，如清理兵源和屯田的御史，以往各级官吏在报告中主要说成绩，以自己的统计口径上报，总是年年有进展，甚至还突出自己的典型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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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成绩是有一些的，问题是更多的。但权力和使用权力的差别，责任与尽职的不同，是一般官员与名臣的区别。孙传庭并未按照惯例来，实打实筹划一年多，有了实打实的主意（筹度逾年，确有主见），开始强力推行。几个月的时间，效果就显现出来了。


刚到任时，西安四卫竟然凑不出1200名守城门的兵，这是前任巡抚“望贼兴叹”的重要原因，现在清理出营兵近万名，修工兵2000多名，并分营训练，修工兵开始修缮省会。


之前西安四卫是拿不起巡抚直辖部队的军饷，现在三卫就清理出了近15万两银子，右卫清理出麦米豆1万多石，这还不是全部数量。按照朝廷最新的作战部队饷银标准，够一万战斗部队的薪饷了。



如果说“货币+信用”的金融炼金术是现代国家的动员方式，那么“耕+战”就是传统社会的动员力。孙传庭的一番操作，凭空出来万余名士兵，以及这么多人一年多的饷银。朝廷没出一分钱，只是清理地方积弊就解决了兵饷问题，实现了“以秦兵卫秦地，以秦饷养秦兵”的目标。


孙传庭在给皇帝的汇报中自豪地讲：“金盈於帑，粟充於庾，目前可支繁匮之军兴，在后日可禆富强之永计”。显然他认为这是治本之道。说的很实在：“必军粮渐如原额，乃能渐复先朝富强之盛”，并承诺以后用兵不用惊扰皇帝，可以“永宽圣明西顾之虑”。



孙传庭自己也认识到，这是部分恢复祖制，即部分做到卫所可以提供兵和粮。当这项工作全面完成时，就可以做到兵粮充足了。显然，从技术层面而言，这是一项非常好的政策，值得推广。但政治上，这是一项阻力非常大的方案，比如同是名臣的卢象升只提到建立累进税、建立模范督标、略调整卫所，而绝口不提渐如原额，其中难度可想而知。


当然，孙传庭不是不知道这里的困难。他就明确讲过：“权贵、豪强、衙役、学劣与各种奸徒，诡计阻挠”，“贻国家以单弱，此其为人毒犹逾于流贼，而奸更甚于细作”。孙传庭直接将侵吞卫所田的权贵、豪强、衙门官员、学士等定性为比农民军与奸细还危险的敌人。



崇祯早期，农民军的规模和战斗力、正规化程度还比较低，有洪承畴的三万多野战部队和孙传庭的一万多有战斗力的地方部队，已经足够维系一省或数省的安宁。但当战争规模扩大，孙传庭要做的力度需要更大，阻力会更大。


斗转星移，李自成的强大


随后的一年多里，孙传庭在战场上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陕西地面越来越平静，军队也越来越能打。虽然和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在“剿饷”问题上多有争论，秦地的士大夫精英一如既往地不喜欢孙传庭，不过没反对过皇帝既定政策，也一直有政绩，也就暂时稳稳当当。李自成在潼关惨败后，带领数十人在商洛山中东躲西藏，甚至一度想要自杀、狼狈至极。



但是到1638年秋，清军入关后，杨嗣昌紧急调动的近十万边军不敢作战，随着清军深入腹地，明军顾此失彼。朝廷决定调关内精锐的“西兵”支援北方战线，洪承畴、孙传庭相继率领最能打的精锐部队进京。在与清军作战中，孙传庭也取得一定的战果。


清军出关后，朝廷拟以这支西兵精锐守卫京畿，洪承畴担任蓟辽总督，孙传庭担任保定总督。按一般官场原则，朝廷重视，更加位高权重，上任即可；但按照实际，西兵离乡容易军心不稳，且影响关内形势。孙传庭直接提出自己的意见，不同意朝廷的决定。如果是否定杨嗣昌，还有缓和的余地，但现在否定皇帝的决定，加上孙传庭之前铁腕整顿秦地的积怨前科，结果就是直接下狱。



孙传庭和李自成，一个在监狱吃苦，一个在山中躲避，曾经的叱咤风云都变成了落魄儿郎。不一样的是，随着关内能打的部队调往北边，李自成周围的网越来越松，河南大灾与明朝的苛政让老百姓实在吃不上饭了。变化的环境，让李自成只要喊出不用纳粮，就会有支持者；开仓放粮，就会应者云集。李自成的实力迅速壮大。


在河南，李自成不仅不用在意权贵、官吏等人的态度和言论，相反他们的全部财富都是自己潜在的军饷；也不用汲取普通民众的钱粮，相反不仅能免他们的税赋，甚至可以给予一定的福利。反观孙传庭无法减轻民众税赋，给予福利更是不可能，至于动权贵豪强的非法收入都阻力重重，合法收入就别提了。孙传庭和李自成各地的增量空间和难度系数区别越来越大。



一升一降、斗转星移、优劣明显。战争是一场极限竞技，谁能更深入动员，谁就更接近成功。从这点看，李自成太接近了。这时候，李自成的部队在动员潜力上已经全面超过孙传庭，在军队的正规化和组合度上还暂时不如。


不过这点不足，时间会弥补。



1641年9月，三边总督傅宗龙与保定总督杨文岳合兵新蔡，全军约四万人。之后李罗（李自成与罗汝才）联军采取后退决战的作战方略击败明军，傅宗龙死，杨文岳困项城。


12月，联军二打开封。左良玉两次与联军作战不利。


1642年1月，三边总督汪乔年率兵三湾出关，明军配合不力战败，汪乔年死。联军威震河洛。这一时期，孙传庭从监狱出来，任兵部右侍郎、总督京营，奉命救援开封，在汪乔年死后，总督三边军务。


1642年4月，联军三打开封。


7月，丁启睿率左良玉等四镇兵与联军作战，此战明军近十万人，联军十余万，骑兵更强。明军失先机，撤退成为溃败，惨败。


9月，水淹开封，三战开封结束。


在围绕开封的作战中，联军显示出自身的机动优势，而且将领擅长指挥，进退有据，相比于文官领军的明军更有优势。更重要的是联军已经具备和明军正面决战的能力，可以说不是明军剿“寇”，而是农民军“剿”兵。


形势的巨大变化，在陕西的孙传庭已经认清形势，“精锐五千”可以荡平的时代已经过去。在4月份，孙传庭向崇祯请饷百万，再练兵两万；随后又申述招募的新兵训练尚有不足，还不能打仗，需要一段时间训练。但崇祯没有认识到形势的变化，先是申饬、再是催促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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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孙传庭兵至南阳，战前天下大雨，明军后勤跟不上，前线士兵只能采柿子充饥。在战场上，明军初战取胜，但随着罗汝才的骑兵从背后杀入，战局急转直下，明军败退。


此战，明军士兵被杀数千，阵亡将校78人，相对于中原几次会战，损失不多，否则事后孙传庭上疏自我弹劾，崇祯也不会责令立功自赎。此战也让孙传庭彻底见识到了联军的实力，也看到了自身的不足。要击败李自成，在财力和兵力上都要下大功夫，道理很简单，落实很困难。


最后的决战时刻


战场的历练与战争潜力的挖掘，让李自成在作战中更加游刃有余。监狱的磨砺与战争潜力的困境，让孙传庭在行事中更加熟悉官场规则。


孙传庭回到陕西，一方面加强陕西防御，一方面开始了总动员：招募士兵，三家要出一个壮丁，或者出钱用来招募兵丁；继续清屯，筹集饷银；制造新式装备——火车，战时可以防御骑兵，平时可以环地成营。动员力度非常大，史载“督工苛急，夜以继日”。


这次孙传庭也不再像之前那样直白，积极给予皇帝信心。在大学士吴甡的回忆中，孙传庭给崇祯讲自己的部队很强悍，一月即可平定李自成，而且地方有间谍，大兵一到即为内应。一改说实话的风格，这时的孙传庭也掌握了崇祯爱听什么话，自然讨得崇祯喜欢。1643年5月，朝命孙传庭兼河南、四川军务，很快改称督师，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务。一个人主持了对农民军的作战，协调的资源和地区进一步扩大。



中枢暂时的支持，协调督帅的区域增多，到7月份，孙传庭在关中已经有十多万部队，看上去具备决战的实力。明眼人知道他的实力：“传庭军多乌合，所制衣甲器械，皆敛之民间，秦父老怨之至骨”，但是，时间紧，任务重，“传庭复驱之出战”，但他自己是清楚的，他对幕僚讲道：“我的部队刚刚集结起来，如果有时间训练，等到李自成部队缺乏粮食的时候，乘势攻击可以取得胜利。”罗汝才的外甥来降后证实了这个判断。不过这不能对上面和下面说。


李自成方面，同样没有闲下来。占领河南后，向荆襄一带作战，获得广大地域。几次作战中，农民军的攻坚、野战、机动都有很大提高。如果柿园之战罗汝才按兵不动，战局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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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襄阳，李自成对部队进行整编，确立五营营制，马步兵总计6万，马兵每队五十，步兵每队50-100人，并在广大区域建立政权。李自成与罗汝才“纵横天下”理念的矛盾愈发不可调和，最后以诛杀罗汝才实现内部统一。统一各营后，李自成进一步厘定军制，设立各级军职，全军令行禁止。部队装备升级，“制绵甲，厚百成，矢炮不能入”，还设立了骑兵部队，军队纪律等都有提高。军队的正规化取得很大进展，并在5月轻松歼灭明军一部。


双方都在紧锣密鼓地加强战备。从战略上讲，明军南北有两个重兵集团：孙传庭的关中部队、左良玉的东南部队，对农民军呈南北夹击之势。另外郧阳还在明军手中，影响农民军的侧翼安全，理论上明军战略形势更好。



不过，随着农民军完成内部整合，指挥更加得力。况且整个河南地区遭到战争破坏、蓬蒿满路、鸡犬无音，大军行军作战容易面临后勤不足。李自成和孙传庭对此认识均比较深刻。


但孙传庭在陕西的作为，得罪了陕西民众，尤其是陕西的士大夫。捐资助饷让士大夫苦不堪言，多到京师言“督师玩寇糜饷”，地方官员也多次上书催战。另一面，朝廷对战守也形成两派观点，多数希望速战速决，认为“不战则贼益张，兵久易懦”，这也符合皇帝的心思，少数认为此举关系天下安危，应谨慎从事。崇祯最终决定“博之孤注，侥幸于不可知之两阵间”。


同一时间，不肯南下督师的前大学士吴甡被逮赴京师，显然孙传庭是很容易收到这类信息的。君不见西市故事，决定了卢象升的结局；大丈夫岂可再对狱吏，决定了孙传庭的选择。


你是对的，但里外都是压力，何不孤注一掷呢？等待时机也是不可取的，孙传庭选择了主动出兵决战。



在出兵后，军事上的压力并不大，洛阳等城池迅速取得。只是后勤上的压力太大，虽然山西等地供饷已经到了极限，逼死人的现象常有发生，可依然面临征发和运输上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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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线进一步向南，双方在郏县一带对峙。大雨七日不停，后勤几近中断；天放晴后，粮道被李自成的骑兵截断，只能后退以就粮，自古以来撤退是最难的。先是殿后部队溃散，继则是与农民军作战不力，全军瓦解，阵亡四万余人。


至此，明末最后一支战略力量消失。



尾声


经过百年发展，明朝的官僚、勋贵、宗藩阶层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每一次加派粮饷都落到了贫苦百姓身上，贫者愈贫的情况让关内的形势进一步恶化。这时候，孙传庭通过“清军清屯”成为唯一做到了兵精粮足的巡抚。这是正确的路，却也阻力重重，毕竟只有“破山中贼易”，可“敌在本能寺”。


孙传庭恨的，李自成也恨，不一样的是，孙传庭做不到的李自成可以做到。人心就是粮食和兵源，李自成输了还可以再来，孙传庭不可以。内部压力让孙传庭只能主动决战。赢了这一次，还有秦中士大夫的不满等着。“传庭死，大明亡”，传庭战场不死，则会死在战场之外，明末局势在政治上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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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张磊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胡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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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的永远18岁~宣传解决了“道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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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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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400 字
阅 读 需 要 16 分 钟


明朝末年，有三个比较难以理解的现象：同样是辽东人，关宁兵如何从孱弱到骁勇善战？明军很能打，为什么最终却土崩瓦解？孙传庭为什么打不过李自成？


今天我们主要谈第三个问题：孙传庭在对农民军作战的过程中，前期无败绩，后期无胜绩，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们先从孙传庭何以取胜的原因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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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庭的成功密码与潜流


孙传庭担任陕西巡抚后，很快给明廷献上一个大礼包——活捉闯王高迎祥。这样的战果可以说出道即巅峰，如果纯粹用运气解释，那很难解释后续的功绩。孙传庭取胜的密码是什么呢？有限动员下的足兵足粮。


军事是一项系统科学，很复杂也很简单，复杂的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缺一不可；简单是能做到足兵足粮，就有不小的胜算。有云“无粮不聚兵”，谁有吃不完的粮食，谁有白花花的银子，谁就有了招兵买马的前提。道理简单，可做起来很难。毕竟没有粮是大风刮来的，没有不要成本的银子。


明朝进入万历后期，从中央到地方，从内地到边疆都面临财政不足的问题。辽东战争开始后，议兵议饷是同步进行的，而调兵、募兵、用兵在要钱，归根到底还是钱粮的问题。内地督抚对农民军作战不力，往往也是由于兵饷不足导致兵额不足，实际实力远远低于书面实力，结果一次比一次不利，甚至直接哗变，昨天的士兵成为今天的敌人。这种情况下，战局自然是江河日下。



孙传庭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进入陕西后，孙传庭开始了他的“清军清屯”事业。这是巡抚的主抓业务之一，各级设有清军官员，如清理兵源和屯田的御史，以往各级官吏在报告中主要说成绩，以自己的统计口径上报，总是年年有进展，甚至还突出自己的典型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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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成绩是有一些的，问题是更多的。但权力和使用权力的差别，责任与尽职的不同，是一般官员与名臣的区别。孙传庭并未按照惯例来，实打实筹划一年多，有了实打实的主意（筹度逾年，确有主见），开始强力推行。几个月的时间，效果就显现出来了。


刚到任时，西安四卫竟然凑不出1200名守城门的兵，这是前任巡抚“望贼兴叹”的重要原因，现在清理出营兵近万名，修工兵2000多名，并分营训练，修工兵开始修缮省会。


之前西安四卫是拿不起巡抚直辖部队的军饷，现在三卫就清理出了近15万两银子，右卫清理出麦米豆1万多石，这还不是全部数量。按照朝廷最新的作战部队饷银标准，够一万战斗部队的薪饷了。



如果说“货币+信用”的金融炼金术是现代国家的动员方式，那么“耕+战”就是传统社会的动员力。孙传庭的一番操作，凭空出来万余名士兵，以及这么多人一年多的饷银。朝廷没出一分钱，只是清理地方积弊就解决了兵饷问题，实现了“以秦兵卫秦地，以秦饷养秦兵”的目标。


孙传庭在给皇帝的汇报中自豪地讲：“金盈於帑，粟充於庾，目前可支繁匮之军兴，在后日可禆富强之永计”。显然他认为这是治本之道。说的很实在：“必军粮渐如原额，乃能渐复先朝富强之盛”，并承诺以后用兵不用惊扰皇帝，可以“永宽圣明西顾之虑”。



孙传庭自己也认识到，这是部分恢复祖制，即部分做到卫所可以提供兵和粮。当这项工作全面完成时，就可以做到兵粮充足了。显然，从技术层面而言，这是一项非常好的政策，值得推广。但政治上，这是一项阻力非常大的方案，比如同是名臣的卢象升只提到建立累进税、建立模范督标、略调整卫所，而绝口不提渐如原额，其中难度可想而知。


当然，孙传庭不是不知道这里的困难。他就明确讲过：“权贵、豪强、衙役、学劣与各种奸徒，诡计阻挠”，“贻国家以单弱，此其为人毒犹逾于流贼，而奸更甚于细作”。孙传庭直接将侵吞卫所田的权贵、豪强、衙门官员、学士等定性为比农民军与奸细还危险的敌人。



崇祯早期，农民军的规模和战斗力、正规化程度还比较低，有洪承畴的三万多野战部队和孙传庭的一万多有战斗力的地方部队，已经足够维系一省或数省的安宁。但当战争规模扩大，孙传庭要做的力度需要更大，阻力会更大。


斗转星移，李自成的强大


随后的一年多里，孙传庭在战场上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陕西地面越来越平静，军队也越来越能打。虽然和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在“剿饷”问题上多有争论，秦地的士大夫精英一如既往地不喜欢孙传庭，不过没反对过皇帝既定政策，也一直有政绩，也就暂时稳稳当当。李自成在潼关惨败后，带领数十人在商洛山中东躲西藏，甚至一度想要自杀、狼狈至极。



但是到1638年秋，清军入关后，杨嗣昌紧急调动的近十万边军不敢作战，随着清军深入腹地，明军顾此失彼。朝廷决定调关内精锐的“西兵”支援北方战线，洪承畴、孙传庭相继率领最能打的精锐部队进京。在与清军作战中，孙传庭也取得一定的战果。


清军出关后，朝廷拟以这支西兵精锐守卫京畿，洪承畴担任蓟辽总督，孙传庭担任保定总督。按一般官场原则，朝廷重视，更加位高权重，上任即可；但按照实际，西兵离乡容易军心不稳，且影响关内形势。孙传庭直接提出自己的意见，不同意朝廷的决定。如果是否定杨嗣昌，还有缓和的余地，但现在否定皇帝的决定，加上孙传庭之前铁腕整顿秦地的积怨前科，结果就是直接下狱。



孙传庭和李自成，一个在监狱吃苦，一个在山中躲避，曾经的叱咤风云都变成了落魄儿郎。不一样的是，随着关内能打的部队调往北边，李自成周围的网越来越松，河南大灾与明朝的苛政让老百姓实在吃不上饭了。变化的环境，让李自成只要喊出不用纳粮，就会有支持者；开仓放粮，就会应者云集。李自成的实力迅速壮大。


在河南，李自成不仅不用在意权贵、官吏等人的态度和言论，相反他们的全部财富都是自己潜在的军饷；也不用汲取普通民众的钱粮，相反不仅能免他们的税赋，甚至可以给予一定的福利。反观孙传庭无法减轻民众税赋，给予福利更是不可能，至于动权贵豪强的非法收入都阻力重重，合法收入就别提了。孙传庭和李自成各地的增量空间和难度系数区别越来越大。



一升一降、斗转星移、优劣明显。战争是一场极限竞技，谁能更深入动员，谁就更接近成功。从这点看，李自成太接近了。这时候，李自成的部队在动员潜力上已经全面超过孙传庭，在军队的正规化和组合度上还暂时不如。


不过这点不足，时间会弥补。



1641年9月，三边总督傅宗龙与保定总督杨文岳合兵新蔡，全军约四万人。之后李罗（李自成与罗汝才）联军采取后退决战的作战方略击败明军，傅宗龙死，杨文岳困项城。


12月，联军二打开封。左良玉两次与联军作战不利。


1642年1月，三边总督汪乔年率兵三湾出关，明军配合不力战败，汪乔年死。联军威震河洛。这一时期，孙传庭从监狱出来，任兵部右侍郎、总督京营，奉命救援开封，在汪乔年死后，总督三边军务。


1642年4月，联军三打开封。


7月，丁启睿率左良玉等四镇兵与联军作战，此战明军近十万人，联军十余万，骑兵更强。明军失先机，撤退成为溃败，惨败。


9月，水淹开封，三战开封结束。


在围绕开封的作战中，联军显示出自身的机动优势，而且将领擅长指挥，进退有据，相比于文官领军的明军更有优势。更重要的是联军已经具备和明军正面决战的能力，可以说不是明军剿“寇”，而是农民军“剿”兵。


形势的巨大变化，在陕西的孙传庭已经认清形势，“精锐五千”可以荡平的时代已经过去。在4月份，孙传庭向崇祯请饷百万，再练兵两万；随后又申述招募的新兵训练尚有不足，还不能打仗，需要一段时间训练。但崇祯没有认识到形势的变化，先是申饬、再是催促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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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孙传庭兵至南阳，战前天下大雨，明军后勤跟不上，前线士兵只能采柿子充饥。在战场上，明军初战取胜，但随着罗汝才的骑兵从背后杀入，战局急转直下，明军败退。


此战，明军士兵被杀数千，阵亡将校78人，相对于中原几次会战，损失不多，否则事后孙传庭上疏自我弹劾，崇祯也不会责令立功自赎。此战也让孙传庭彻底见识到了联军的实力，也看到了自身的不足。要击败李自成，在财力和兵力上都要下大功夫，道理很简单，落实很困难。


最后的决战时刻


战场的历练与战争潜力的挖掘，让李自成在作战中更加游刃有余。监狱的磨砺与战争潜力的困境，让孙传庭在行事中更加熟悉官场规则。


孙传庭回到陕西，一方面加强陕西防御，一方面开始了总动员：招募士兵，三家要出一个壮丁，或者出钱用来招募兵丁；继续清屯，筹集饷银；制造新式装备——火车，战时可以防御骑兵，平时可以环地成营。动员力度非常大，史载“督工苛急，夜以继日”。


这次孙传庭也不再像之前那样直白，积极给予皇帝信心。在大学士吴甡的回忆中，孙传庭给崇祯讲自己的部队很强悍，一月即可平定李自成，而且地方有间谍，大兵一到即为内应。一改说实话的风格，这时的孙传庭也掌握了崇祯爱听什么话，自然讨得崇祯喜欢。1643年5月，朝命孙传庭兼河南、四川军务，很快改称督师，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务。一个人主持了对农民军的作战，协调的资源和地区进一步扩大。



中枢暂时的支持，协调督帅的区域增多，到7月份，孙传庭在关中已经有十多万部队，看上去具备决战的实力。明眼人知道他的实力：“传庭军多乌合，所制衣甲器械，皆敛之民间，秦父老怨之至骨”，但是，时间紧，任务重，“传庭复驱之出战”，但他自己是清楚的，他对幕僚讲道：“我的部队刚刚集结起来，如果有时间训练，等到李自成部队缺乏粮食的时候，乘势攻击可以取得胜利。”罗汝才的外甥来降后证实了这个判断。不过这不能对上面和下面说。


李自成方面，同样没有闲下来。占领河南后，向荆襄一带作战，获得广大地域。几次作战中，农民军的攻坚、野战、机动都有很大提高。如果柿园之战罗汝才按兵不动，战局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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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襄阳，李自成对部队进行整编，确立五营营制，马步兵总计6万，马兵每队五十，步兵每队50-100人，并在广大区域建立政权。李自成与罗汝才“纵横天下”理念的矛盾愈发不可调和，最后以诛杀罗汝才实现内部统一。统一各营后，李自成进一步厘定军制，设立各级军职，全军令行禁止。部队装备升级，“制绵甲，厚百成，矢炮不能入”，还设立了骑兵部队，军队纪律等都有提高。军队的正规化取得很大进展，并在5月轻松歼灭明军一部。


双方都在紧锣密鼓地加强战备。从战略上讲，明军南北有两个重兵集团：孙传庭的关中部队、左良玉的东南部队，对农民军呈南北夹击之势。另外郧阳还在明军手中，影响农民军的侧翼安全，理论上明军战略形势更好。



不过，随着农民军完成内部整合，指挥更加得力。况且整个河南地区遭到战争破坏、蓬蒿满路、鸡犬无音，大军行军作战容易面临后勤不足。李自成和孙传庭对此认识均比较深刻。


但孙传庭在陕西的作为，得罪了陕西民众，尤其是陕西的士大夫。捐资助饷让士大夫苦不堪言，多到京师言“督师玩寇糜饷”，地方官员也多次上书催战。另一面，朝廷对战守也形成两派观点，多数希望速战速决，认为“不战则贼益张，兵久易懦”，这也符合皇帝的心思，少数认为此举关系天下安危，应谨慎从事。崇祯最终决定“博之孤注，侥幸于不可知之两阵间”。


同一时间，不肯南下督师的前大学士吴甡被逮赴京师，显然孙传庭是很容易收到这类信息的。君不见西市故事，决定了卢象升的结局；大丈夫岂可再对狱吏，决定了孙传庭的选择。


你是对的，但里外都是压力，何不孤注一掷呢？等待时机也是不可取的，孙传庭选择了主动出兵决战。



在出兵后，军事上的压力并不大，洛阳等城池迅速取得。只是后勤上的压力太大，虽然山西等地供饷已经到了极限，逼死人的现象常有发生，可依然面临征发和运输上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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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线进一步向南，双方在郏县一带对峙。大雨七日不停，后勤几近中断；天放晴后，粮道被李自成的骑兵截断，只能后退以就粮，自古以来撤退是最难的。先是殿后部队溃散，继则是与农民军作战不力，全军瓦解，阵亡四万余人。


至此，明末最后一支战略力量消失。



尾声


经过百年发展，明朝的官僚、勋贵、宗藩阶层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每一次加派粮饷都落到了贫苦百姓身上，贫者愈贫的情况让关内的形势进一步恶化。这时候，孙传庭通过“清军清屯”成为唯一做到了兵精粮足的巡抚。这是正确的路，却也阻力重重，毕竟只有“破山中贼易”，可“敌在本能寺”。


孙传庭恨的，李自成也恨，不一样的是，孙传庭做不到的李自成可以做到。人心就是粮食和兵源，李自成输了还可以再来，孙传庭不可以。内部压力让孙传庭只能主动决战。赢了这一次，还有秦中士大夫的不满等着。“传庭死，大明亡”，传庭战场不死，则会死在战场之外，明末局势在政治上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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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张磊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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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400 字
阅 读 需 要 16 分 钟


明朝末年，有三个比较难以理解的现象：同样是辽东人，关宁兵如何从孱弱到骁勇善战？明军很能打，为什么最终却土崩瓦解？孙传庭为什么打不过李自成？


今天我们主要谈第三个问题：孙传庭在对农民军作战的过程中，前期无败绩，后期无胜绩，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们先从孙传庭何以取胜的原因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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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庭的成功密码与潜流


孙传庭担任陕西巡抚后，很快给明廷献上一个大礼包——活捉闯王高迎祥。这样的战果可以说出道即巅峰，如果纯粹用运气解释，那很难解释后续的功绩。孙传庭取胜的密码是什么呢？有限动员下的足兵足粮。


军事是一项系统科学，很复杂也很简单，复杂的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缺一不可；简单是能做到足兵足粮，就有不小的胜算。有云“无粮不聚兵”，谁有吃不完的粮食，谁有白花花的银子，谁就有了招兵买马的前提。道理简单，可做起来很难。毕竟没有粮是大风刮来的，没有不要成本的银子。


明朝进入万历后期，从中央到地方，从内地到边疆都面临财政不足的问题。辽东战争开始后，议兵议饷是同步进行的，而调兵、募兵、用兵在要钱，归根到底还是钱粮的问题。内地督抚对农民军作战不力，往往也是由于兵饷不足导致兵额不足，实际实力远远低于书面实力，结果一次比一次不利，甚至直接哗变，昨天的士兵成为今天的敌人。这种情况下，战局自然是江河日下。



孙传庭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进入陕西后，孙传庭开始了他的“清军清屯”事业。这是巡抚的主抓业务之一，各级设有清军官员，如清理兵源和屯田的御史，以往各级官吏在报告中主要说成绩，以自己的统计口径上报，总是年年有进展，甚至还突出自己的典型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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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成绩是有一些的，问题是更多的。但权力和使用权力的差别，责任与尽职的不同，是一般官员与名臣的区别。孙传庭并未按照惯例来，实打实筹划一年多，有了实打实的主意（筹度逾年，确有主见），开始强力推行。几个月的时间，效果就显现出来了。


刚到任时，西安四卫竟然凑不出1200名守城门的兵，这是前任巡抚“望贼兴叹”的重要原因，现在清理出营兵近万名，修工兵2000多名，并分营训练，修工兵开始修缮省会。


之前西安四卫是拿不起巡抚直辖部队的军饷，现在三卫就清理出了近15万两银子，右卫清理出麦米豆1万多石，这还不是全部数量。按照朝廷最新的作战部队饷银标准，够一万战斗部队的薪饷了。



如果说“货币+信用”的金融炼金术是现代国家的动员方式，那么“耕+战”就是传统社会的动员力。孙传庭的一番操作，凭空出来万余名士兵，以及这么多人一年多的饷银。朝廷没出一分钱，只是清理地方积弊就解决了兵饷问题，实现了“以秦兵卫秦地，以秦饷养秦兵”的目标。


孙传庭在给皇帝的汇报中自豪地讲：“金盈於帑，粟充於庾，目前可支繁匮之军兴，在后日可禆富强之永计”。显然他认为这是治本之道。说的很实在：“必军粮渐如原额，乃能渐复先朝富强之盛”，并承诺以后用兵不用惊扰皇帝，可以“永宽圣明西顾之虑”。



孙传庭自己也认识到，这是部分恢复祖制，即部分做到卫所可以提供兵和粮。当这项工作全面完成时，就可以做到兵粮充足了。显然，从技术层面而言，这是一项非常好的政策，值得推广。但政治上，这是一项阻力非常大的方案，比如同是名臣的卢象升只提到建立累进税、建立模范督标、略调整卫所，而绝口不提渐如原额，其中难度可想而知。


当然，孙传庭不是不知道这里的困难。他就明确讲过：“权贵、豪强、衙役、学劣与各种奸徒，诡计阻挠”，“贻国家以单弱，此其为人毒犹逾于流贼，而奸更甚于细作”。孙传庭直接将侵吞卫所田的权贵、豪强、衙门官员、学士等定性为比农民军与奸细还危险的敌人。



崇祯早期，农民军的规模和战斗力、正规化程度还比较低，有洪承畴的三万多野战部队和孙传庭的一万多有战斗力的地方部队，已经足够维系一省或数省的安宁。但当战争规模扩大，孙传庭要做的力度需要更大，阻力会更大。


斗转星移，李自成的强大


随后的一年多里，孙传庭在战场上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陕西地面越来越平静，军队也越来越能打。虽然和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在“剿饷”问题上多有争论，秦地的士大夫精英一如既往地不喜欢孙传庭，不过没反对过皇帝既定政策，也一直有政绩，也就暂时稳稳当当。李自成在潼关惨败后，带领数十人在商洛山中东躲西藏，甚至一度想要自杀、狼狈至极。



但是到1638年秋，清军入关后，杨嗣昌紧急调动的近十万边军不敢作战，随着清军深入腹地，明军顾此失彼。朝廷决定调关内精锐的“西兵”支援北方战线，洪承畴、孙传庭相继率领最能打的精锐部队进京。在与清军作战中，孙传庭也取得一定的战果。


清军出关后，朝廷拟以这支西兵精锐守卫京畿，洪承畴担任蓟辽总督，孙传庭担任保定总督。按一般官场原则，朝廷重视，更加位高权重，上任即可；但按照实际，西兵离乡容易军心不稳，且影响关内形势。孙传庭直接提出自己的意见，不同意朝廷的决定。如果是否定杨嗣昌，还有缓和的余地，但现在否定皇帝的决定，加上孙传庭之前铁腕整顿秦地的积怨前科，结果就是直接下狱。



孙传庭和李自成，一个在监狱吃苦，一个在山中躲避，曾经的叱咤风云都变成了落魄儿郎。不一样的是，随着关内能打的部队调往北边，李自成周围的网越来越松，河南大灾与明朝的苛政让老百姓实在吃不上饭了。变化的环境，让李自成只要喊出不用纳粮，就会有支持者；开仓放粮，就会应者云集。李自成的实力迅速壮大。


在河南，李自成不仅不用在意权贵、官吏等人的态度和言论，相反他们的全部财富都是自己潜在的军饷；也不用汲取普通民众的钱粮，相反不仅能免他们的税赋，甚至可以给予一定的福利。反观孙传庭无法减轻民众税赋，给予福利更是不可能，至于动权贵豪强的非法收入都阻力重重，合法收入就别提了。孙传庭和李自成各地的增量空间和难度系数区别越来越大。



一升一降、斗转星移、优劣明显。战争是一场极限竞技，谁能更深入动员，谁就更接近成功。从这点看，李自成太接近了。这时候，李自成的部队在动员潜力上已经全面超过孙传庭，在军队的正规化和组合度上还暂时不如。


不过这点不足，时间会弥补。



1641年9月，三边总督傅宗龙与保定总督杨文岳合兵新蔡，全军约四万人。之后李罗（李自成与罗汝才）联军采取后退决战的作战方略击败明军，傅宗龙死，杨文岳困项城。


12月，联军二打开封。左良玉两次与联军作战不利。


1642年1月，三边总督汪乔年率兵三湾出关，明军配合不力战败，汪乔年死。联军威震河洛。这一时期，孙传庭从监狱出来，任兵部右侍郎、总督京营，奉命救援开封，在汪乔年死后，总督三边军务。


1642年4月，联军三打开封。


7月，丁启睿率左良玉等四镇兵与联军作战，此战明军近十万人，联军十余万，骑兵更强。明军失先机，撤退成为溃败，惨败。


9月，水淹开封，三战开封结束。


在围绕开封的作战中，联军显示出自身的机动优势，而且将领擅长指挥，进退有据，相比于文官领军的明军更有优势。更重要的是联军已经具备和明军正面决战的能力，可以说不是明军剿“寇”，而是农民军“剿”兵。


形势的巨大变化，在陕西的孙传庭已经认清形势，“精锐五千”可以荡平的时代已经过去。在4月份，孙传庭向崇祯请饷百万，再练兵两万；随后又申述招募的新兵训练尚有不足，还不能打仗，需要一段时间训练。但崇祯没有认识到形势的变化，先是申饬、再是催促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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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孙传庭兵至南阳，战前天下大雨，明军后勤跟不上，前线士兵只能采柿子充饥。在战场上，明军初战取胜，但随着罗汝才的骑兵从背后杀入，战局急转直下，明军败退。


此战，明军士兵被杀数千，阵亡将校78人，相对于中原几次会战，损失不多，否则事后孙传庭上疏自我弹劾，崇祯也不会责令立功自赎。此战也让孙传庭彻底见识到了联军的实力，也看到了自身的不足。要击败李自成，在财力和兵力上都要下大功夫，道理很简单，落实很困难。


最后的决战时刻


战场的历练与战争潜力的挖掘，让李自成在作战中更加游刃有余。监狱的磨砺与战争潜力的困境，让孙传庭在行事中更加熟悉官场规则。


孙传庭回到陕西，一方面加强陕西防御，一方面开始了总动员：招募士兵，三家要出一个壮丁，或者出钱用来招募兵丁；继续清屯，筹集饷银；制造新式装备——火车，战时可以防御骑兵，平时可以环地成营。动员力度非常大，史载“督工苛急，夜以继日”。


这次孙传庭也不再像之前那样直白，积极给予皇帝信心。在大学士吴甡的回忆中，孙传庭给崇祯讲自己的部队很强悍，一月即可平定李自成，而且地方有间谍，大兵一到即为内应。一改说实话的风格，这时的孙传庭也掌握了崇祯爱听什么话，自然讨得崇祯喜欢。1643年5月，朝命孙传庭兼河南、四川军务，很快改称督师，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务。一个人主持了对农民军的作战，协调的资源和地区进一步扩大。



中枢暂时的支持，协调督帅的区域增多，到7月份，孙传庭在关中已经有十多万部队，看上去具备决战的实力。明眼人知道他的实力：“传庭军多乌合，所制衣甲器械，皆敛之民间，秦父老怨之至骨”，但是，时间紧，任务重，“传庭复驱之出战”，但他自己是清楚的，他对幕僚讲道：“我的部队刚刚集结起来，如果有时间训练，等到李自成部队缺乏粮食的时候，乘势攻击可以取得胜利。”罗汝才的外甥来降后证实了这个判断。不过这不能对上面和下面说。


李自成方面，同样没有闲下来。占领河南后，向荆襄一带作战，获得广大地域。几次作战中，农民军的攻坚、野战、机动都有很大提高。如果柿园之战罗汝才按兵不动，战局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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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襄阳，李自成对部队进行整编，确立五营营制，马步兵总计6万，马兵每队五十，步兵每队50-100人，并在广大区域建立政权。李自成与罗汝才“纵横天下”理念的矛盾愈发不可调和，最后以诛杀罗汝才实现内部统一。统一各营后，李自成进一步厘定军制，设立各级军职，全军令行禁止。部队装备升级，“制绵甲，厚百成，矢炮不能入”，还设立了骑兵部队，军队纪律等都有提高。军队的正规化取得很大进展，并在5月轻松歼灭明军一部。


双方都在紧锣密鼓地加强战备。从战略上讲，明军南北有两个重兵集团：孙传庭的关中部队、左良玉的东南部队，对农民军呈南北夹击之势。另外郧阳还在明军手中，影响农民军的侧翼安全，理论上明军战略形势更好。



不过，随着农民军完成内部整合，指挥更加得力。况且整个河南地区遭到战争破坏、蓬蒿满路、鸡犬无音，大军行军作战容易面临后勤不足。李自成和孙传庭对此认识均比较深刻。


但孙传庭在陕西的作为，得罪了陕西民众，尤其是陕西的士大夫。捐资助饷让士大夫苦不堪言，多到京师言“督师玩寇糜饷”，地方官员也多次上书催战。另一面，朝廷对战守也形成两派观点，多数希望速战速决，认为“不战则贼益张，兵久易懦”，这也符合皇帝的心思，少数认为此举关系天下安危，应谨慎从事。崇祯最终决定“博之孤注，侥幸于不可知之两阵间”。


同一时间，不肯南下督师的前大学士吴甡被逮赴京师，显然孙传庭是很容易收到这类信息的。君不见西市故事，决定了卢象升的结局；大丈夫岂可再对狱吏，决定了孙传庭的选择。


你是对的，但里外都是压力，何不孤注一掷呢？等待时机也是不可取的，孙传庭选择了主动出兵决战。



在出兵后，军事上的压力并不大，洛阳等城池迅速取得。只是后勤上的压力太大，虽然山西等地供饷已经到了极限，逼死人的现象常有发生，可依然面临征发和运输上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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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线进一步向南，双方在郏县一带对峙。大雨七日不停，后勤几近中断；天放晴后，粮道被李自成的骑兵截断，只能后退以就粮，自古以来撤退是最难的。先是殿后部队溃散，继则是与农民军作战不力，全军瓦解，阵亡四万余人。


至此，明末最后一支战略力量消失。



尾声


经过百年发展，明朝的官僚、勋贵、宗藩阶层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每一次加派粮饷都落到了贫苦百姓身上，贫者愈贫的情况让关内的形势进一步恶化。这时候，孙传庭通过“清军清屯”成为唯一做到了兵精粮足的巡抚。这是正确的路，却也阻力重重，毕竟只有“破山中贼易”，可“敌在本能寺”。


孙传庭恨的，李自成也恨，不一样的是，孙传庭做不到的李自成可以做到。人心就是粮食和兵源，李自成输了还可以再来，孙传庭不可以。内部压力让孙传庭只能主动决战。赢了这一次，还有秦中士大夫的不满等着。“传庭死，大明亡”，传庭战场不死，则会死在战场之外，明末局势在政治上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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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张磊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胡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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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800 字
阅 读 需 要 19 分 钟

“您的账户入账工资，人民币xxxx元。”


发薪日收到银行短信通知的那个瞬间，大概是许多职场人最快乐的时刻。一个月辛苦付出换来的酬劳，以最快速度抵达腰包——感谢科技的高速发展，让这份快乐变得如此干脆利落。


但在科技不是那么发达的古代，没有银行卡、没有互联网，也没有“次日达”，古人该怎么领工资呢？


以数量最庞大的官员群体为例，他们是如何领取工资的？要知道，泱泱中华幅员辽阔，他们不仅人员众多，还遍布全国，想要把工资按时发到每个人手中，并不是件容易事。



古代官员的工资，并不只有钱


如果和咱们一样只发钱倒还好说。可古代官员的工资，不光包含钱，还有实物——比起“工资”一词，更加准确的表述当是“俸禄”。

在《论语别裁》里，南怀瑾曾探讨过何谓“俸禄”。他说：

“‘俸'，等于现在的月薪；‘禄’，有实物配给。”

进一步解释，“俸”指钱币，又称“俸银”或“俸钱”；“禄”则主要指谷物，也包含其他实物如职分田等，因此又称“禄米”。“俸禄”二字原本不成为一词，总的来说，“禄”的出现要早于“俸”。


周和周以前，官员的薪酬不包含俸银；周天子或诸侯国国君会通过授予采邑的方式来“驭其士”，即按爵颁给一定数量的土地及土地上的劳动者，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分田定禄”制。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采邑分封制逐步废除，各国大力发展农耕，并把储备的谷物作为酬劳，发给手下的官员。

西汉初，朝廷开始以钱币的形式向百姓征收税赋，钱币因而成为汉朝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理所当然地被加入到官员的薪酬体系中去，由此诞生了“俸钱”或“俸用钱”的说法。在《汉书》《史记》等史书中，保存了不少关于官员月俸钱的记录，如“丞相、大司马大将军，奉钱月六万，御史大夫奉月四万”。也就是从汉朝开始，“俸”和“禄”逐渐组合在一起，形成完整的“俸禄”概念。尤其到了东汉，官员俸禄实行“半钱半谷”制，俸禄合在一起出现更是日渐频繁。


如此说来，古代官员的主要收入就是俸银加禄米。但别忘了，“禄”还包含了其他实物：比如布帛，魏晋时推行九品官制，俸禄发放就一改从前的钱谷各半的形式，变为帛、粟、钱各占三分之一。又如劳动力，隋唐以后封建统治日趋加强，封建依附关系普遍发展，劳动力也逐渐演变为俸禄的一项内容，包括庶仆、亲事、门夫、账内种种名目。除此之外，还有盐、炭、胡椒、衣物等等。总之，只有我们想不到，没有古人发不了的。


古代官员领工资：方法总比困难多


假如我们是在古代刚刚走马上任的官员，那么除了想要知道“俸禄包含什么”，肯定也十分关心“怎样才能领取俸禄”。

「“先说到哪领”」 

总的来说，古代朝廷还是遵照了“因地制宜”的就近原则：京官在京领取，地方官在当地领取。根据《唐六典》载：“凡京官之禄，发京仓以给”，此后各朝代基本也延续这个规则；而地方官则从“各州郡仓曹”领取俸禄，如果所处地方实在偏远，朝廷还会考虑在当地设置专门的机构。


当然，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落实到个人，会出现编制在京，但其实流动性较强的官员，比如明代的各处巡抚、并总兵镇守等官，他们都是由所在官司支给俸禄的；再比如，考虑到大家扎堆到一个地方领俸实在过于拥挤，政府还特意根据不同的官职有所区分——收入较高的高官安排的领取地点就稍远一些，收入低下的无名小卒没马没车的，就让他们在京师附近领取，如果好巧不巧大家职级都差不多，那就采用最公平抽签的方法来确定去向。

而定位到不同时代，随着漕运的发展，俸禄领取的地点也会出现相应变化，比如金代以后，通州成为连接北运河和北京（当时称中都）的重要交通枢纽，所以自那时起就开始在京师和通州两地分设仓群，习惯上称京、通二仓。本来这也没什么问题，粮货先运到通州再转送北京就行，不耽误给官员发工资。可谁曾想，到了清朝初年，北京至通州之间交通不便、路况不佳，给漕粮转输带来了巨大困难，王公大臣和八旗兵丁不得不专门跑到通仓去领俸禄，然后自行运送回京。长此以往，当官的再也坐不住了，一个个叫苦连天，最终把压力给到朝廷。顺治十三年（1656），皇帝还专门下发谕旨回应此事：

“自通州至京道路，系直省输挽通衢，凡官员禄米、兵丁月粮及商民货物，皆取道于此，连年为霖雨冲塌，致车骑驰驱备尝困苦，每遇官员、兵丁关支俸粮，运费不赀......今当及时修葺，为一劳永逸之利。”

这才算是解决了官员们领薪途中的“心腹大患”。

「再说何时领」 

京官和地方官存在一定差异。历史上保留较多的是京官的领俸记录，比较常见的频率是一月一次或半年一次。

唐代，京官领取月俸的正常状态应当是本月领当月料，根据职位不同“错峰”发放。根据《唐六典》：中书、门下、御史台、尚书省这些位列“第一般”的官员，上旬就给；十八卫、内坊、诸王府等位列“第二般”的官员，中旬再给；而剩下的诸公主府邑司、东宫十率府、两京畿府官等“第三般”官员，便只能排在队伍最后，等待下旬了。《元典章》亦明确规定“俸钱按月支付”，每个月月初放支上个月的俸禄。


明代规定，太仓库在支发京官俸禄时，需要按季支发。清代沿袭明制，官员的俸禄均按季起仓关支，春季自二月起开始发放，秋季则自八月起，限三个月内领完——“春季者不得过秋季，秋季者不得过次年春季”，过期者不准补给。在明代的基础上，清朝廷还做了进一步完善。当时，许多兵丁甚至部分官员在收到禄米后都会选择出售换钱，因此放粮时间集中也就意味着粮食会在短时间内涌入市场，进而冲击粮价。为了避免商人低价囤货、高价卖出而扰乱市场，甚至影响清政府的统治，乾隆年间规定，八旗兵丁虽然分季度领取禄米，但各旗内部还要细分到不同月份，以确保每个月发到他们手中以及流入市场的粮食数量都差不多。


但话又说回来，虽然规定如此，但实际操作过程难免状况百出：要么政府暂时缺钱拖欠工资，要么官员自己有特殊情况无法及时前往领取，要么是官员需要用钱，想要提前预支......更有甚者，是因为战争会殃及粮仓，不得不提前“清仓”发放俸禄。

明英宗时期就发生过这样的闹剧。当时，明英宗在土木堡之变中被瓦剌也先俘获后，首都惶恐，兵部侍郎于谦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并建议将沿河漕运官军调集北京，编入神机营训练备战。可这样一来，无人看管的通州粮仓就会荒废，紧急调运时间不够，若不焚烧就是资敌。情急之下，众人决定马上预支在京勋贵文武官员自当年9月到下年5月，共9个月的俸禄，其余军人预支半年，全由通州仓取给。一时间，从北京到通州的道路上，车水马龙，凡\"有车之家，能于通州运粮二十石纳京仓者，官给脚钱银一两\"。


就地方官员而言，虽说一般是到附近的仓曹领取俸禄，但许多州郡自身面积也不小，如果工作的地方离仓库很远，还得月月都去——那基本上这一个月不是在领俸路上，就是在回家途中了，很容易导致政务荒废、无人处理的状况。因此，地方官员在俸禄领取上的时间限制并没有京官那么严格，有时甚至会出现半年一领甚至一年一领的状况。

「最后说怎么领」 

俸禄的发放和领取方式，都有严密的程序。不同朝代，虽然主管部门可能有所差异，但手续的办理流程差别并不太大。大体而言，都是“走三道”：先打报告申请，然后获得主管部门审批通过，最后去仓库领取。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官员系统十分庞大，古人发放俸禄很少直接对应个人。所谓的申请，一般申请的是“底账”，也可以理解为总账。主管部门会确认发放俸禄的总人数和身份，但要想确认官吏们每人应得的数额，还需要进一步计算做账。这一步就要细致得多，还得注明“有升迁调罚事故应行增除俸禄”的情况。最终“造册二本”，一本存案，一本送部。由于整个过程较为繁琐，一般都需要官员提前一月上报申请，给主管部门留下充足的核算时间，检验无差错、审批通过后拿到符牒，才能作为领取俸禄的正式依据。针对这个问题，京官和地方官员的区别倒不是很大，不过是一个递交给京内主管部门，一个递交给州府或郡县分管部门而已。

可见，古代官员要领取俸禄还真是不容易，会受到严格的时间和地点限制。但这些难不倒渴望把俸禄带回家的官员们——

有的人嫌运输路程太远，但资财雄厚，就选择付“脚费”给脚夫，后者就化身“跑腿小哥”，帮忙把俸禄领回来，甚至由此衍生出“送俸禄上门”的火爆产业；有的人到了要领工资的时候，却因为其它事务一时脱不开身，为了避免落到“过期不补”的下场，就开具专用证明，委派其他同事或家人去领取；有的人急需用钱，实在捱不到下个发薪日了，就想出了和政府“预借”工资的法子，当然这得是在国家财政相对宽裕的时候......总而言之，办法永远比困难多。


古代官员的工资：起伏不定的收入标准


写到这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古代官员如此大费周章才能领到的俸禄，到底有多少呢？

首先，应当明确不同职级的官员收入大不相同。道理很简单，随着官位的晋升，俸禄自然也会水涨船高。


其次，倘若横向对比，同一品级京官和地方官的俸禄也存在差异，在不同朝代、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规定。以唐代为例，早期重内轻外，同品级京官的收入普遍要高于地方官。唐初，内官有禄，外官无禄。贞观八年（634），中书舍人高季辅还曾上表建议：

“外官卑品，犹未得禄。既离乡井，理必贫煎......今户口渐殷，廪仓已实，斟量给禄，使得养亲。”

此后，朝廷虽然“大发慈悲”给外官给禄，但均低于京官一等。

风水轮流转，到唐代中晚期，外官的俸料钱就反超了京官。提供证据的是大诗人白居易，和一般耻于谈钱的文人不一样，他非常喜欢把自己的收入写进诗里，几乎是每换个官职就自曝一次收入——据全唐诗检索系统检索，全部唐诗中言及“俸”字的作品只有114例，而白居易一人的作品就占了40例。陈寅恪先生对白诗专门做过研究，他发现：当白在京中任职的时候，公开的收入和史籍记录的数额无一不合；但当他到地方做官的时候，他的收入就会超过规定数额，显然多了些不载于法令的收入。这也符合《册府元龟》的记载，当时外官的收入主要靠就地筹集，来源包括“公廨田收及息钱”，“常食公用之外充月料”。因此，比起领“死工资”的京官，地方官的收入受任职地经济状况影响较大，存在一个伸缩的范围，这就导致像白居易这样的地方官可能出现实际俸钱“超标”的情况。

明清时期，两者就没了明显区别（清代更多是满汉之别）。而根据不同朝代的政策，地方官员之间的俸禄标准，也不完全统一。如北齐、北魏、宋代都曾实行过“计户而禄”的制度，也就是说州县所管辖的户口越多，当地官吏的俸禄就越高。


最后，要是纵向对比，历代之间的俸禄标准各不相同。

细数下来，唐代官员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在物质待遇上，除了俸禄以外，还有田和劳动力的配给。最关键的是，比起某些“抠搜”的王朝，唐代是少数官员实领俸禄高于纸面数额规定的。前文提到的白居易就属于这种情况，他任江州司马时，按规定只能领五万文，但最后却领了六七万。

比起唐代，宋代官员还要“更上一层楼”，收入状况令人羡慕。宋代虽然还是发钱和实物，但名目却多了很多，一言以蔽之，福利相当好，照顾到了官员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正俸（钱）和禄粟（米）外，还包括职钱、茶汤钱、给卷（差旅费）、厨料、薪炭、衣服、家属赡养费甚至马饲料等多项补贴，各种赏赐银万两至钱百万不等，以及公款报销，如招待费。


而大明王朝，就是反面代表。其实光论政府公开的俸禄数额，明朝也不算少，如果真能按这个标准发放，官员们好歹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明朝偏偏就不老老实实发俸禄，经常弄些幺蛾子。比如把粮食“折支”换成“大明宝钞”，结果宝钞大量发行造成通货膨胀，最后形同废纸，成了一种变相的俸禄打折；又比如为了减轻放粮压力，用其他库存替换正常的“禄米”，依照《明史纪事本末》，明朝官员的工资里，不时会出现棉花、药品甚至胡椒等物资——也不管你需不需要——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不少官员领到“禄”之后，还得拿到市场上售卖换钱，一不小心还容易砸手里......在俸禄以各种离奇的方式缩水后，明代官员的处境就变得艰难起来。

据史料记载，洪武年间，官至正三品通政使的曾秉正，去职时竟“贫不能归”，只能“鬻其四岁女”；成化年间，曾以廷试第一名考上翰林修撰的罗伦，在被贬之后，因为收入微薄不得不靠卖字谋生；大清官海瑞，去世之后更是没有留下任何积蓄，家中只见麻布帐子、破箱子，只能由其同僚凑钱办了丧事。


到了清代，情况逐渐有所好转。起初，清承明制，也实行低俸制度，而且没什么额外薪水补贴，结果因为俸禄太薄造成腐败。早在康熙初年，就有人给康熙帝提过醒。康熙皇帝自知理亏却也无意改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和默许了官员的贪污行为，认为“如州县官只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称好官。”直到雍正即位，才改变了这种状况。

雍正皇帝可以说是历史上较早一批“高薪养廉”的实践者。对于眼皮子底下的京官，他实行双俸禄制度，打一份工可以赚两份钱；对于分散各地的外官，他创建了一套严密的“养廉银”制度，作为官员俸禄的一种补充。为了杜绝官员贪污、鱼肉百姓，他可是下了血本：所规定的各级官吏养廉银数额都相当高，一般超出其岁俸银少则数十倍，多则上百倍。——比起养廉银，岁俸银倒成了可有可无的收入。



综观历史，在中国古代财政改革史上，俸禄制度改革始终是重要内容之一，历朝历代几乎都对俸禄制度进行了调整。虽然看起来那些官员领取俸禄的手续要比今人麻烦多了，但抛开高科技手段不谈，我们今天薪酬体系的很多地方，都能从过去找到影子，像是一月一发、除了薪资外还有各类补贴以及奖励机制等等。总之，永远不能小瞧古人的智慧。


参考文献：
1、阎守诚.唐代官吏的俸料钱[J].晋阳学刊,1982(02):23-30.
2、李志茗.论清代俸给制度的嬗变[J].史林,1998(01):20-29.
3、张兆凯,陈长泉.论明代俸禄制度演变的原因及其影响[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3):73-76.
4、于德源.清代的京、通二仓[J].中国农史,1996(01):29-37+66.
5、何忠礼.宋代官吏的俸禄[J].历史研究,1994(03):102-115.
6、张全明.也论宋代官员的俸禄[J].历史研究,1997(02):134-154.
7、张兆凯.两汉俸禄制度研究[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01):1-8.
8、林新奇. 中国人事管理史[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9、薛理勇. 钱事今说[M].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4.
10、张静如, 孙秀民. 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经验研究 卷四[M]. 北京出版社, 2007.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鸡无命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张斌 胡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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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需 要 19 分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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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薪日收到银行短信通知的那个瞬间，大概是许多职场人最快乐的时刻。一个月辛苦付出换来的酬劳，以最快速度抵达腰包——感谢科技的高速发展，让这份快乐变得如此干脆利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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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员的工资，并不只有钱


如果和咱们一样只发钱倒还好说。可古代官员的工资，不光包含钱，还有实物——比起“工资”一词，更加准确的表述当是“俸禄”。

在《论语别裁》里，南怀瑾曾探讨过何谓“俸禄”。他说：

“‘俸'，等于现在的月薪；‘禄’，有实物配给。”

进一步解释，“俸”指钱币，又称“俸银”或“俸钱”；“禄”则主要指谷物，也包含其他实物如职分田等，因此又称“禄米”。“俸禄”二字原本不成为一词，总的来说，“禄”的出现要早于“俸”。


周和周以前，官员的薪酬不包含俸银；周天子或诸侯国国君会通过授予采邑的方式来“驭其士”，即按爵颁给一定数量的土地及土地上的劳动者，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分田定禄”制。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采邑分封制逐步废除，各国大力发展农耕，并把储备的谷物作为酬劳，发给手下的官员。

西汉初，朝廷开始以钱币的形式向百姓征收税赋，钱币因而成为汉朝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理所当然地被加入到官员的薪酬体系中去，由此诞生了“俸钱”或“俸用钱”的说法。在《汉书》《史记》等史书中，保存了不少关于官员月俸钱的记录，如“丞相、大司马大将军，奉钱月六万，御史大夫奉月四万”。也就是从汉朝开始，“俸”和“禄”逐渐组合在一起，形成完整的“俸禄”概念。尤其到了东汉，官员俸禄实行“半钱半谷”制，俸禄合在一起出现更是日渐频繁。


如此说来，古代官员的主要收入就是俸银加禄米。但别忘了，“禄”还包含了其他实物：比如布帛，魏晋时推行九品官制，俸禄发放就一改从前的钱谷各半的形式，变为帛、粟、钱各占三分之一。又如劳动力，隋唐以后封建统治日趋加强，封建依附关系普遍发展，劳动力也逐渐演变为俸禄的一项内容，包括庶仆、亲事、门夫、账内种种名目。除此之外，还有盐、炭、胡椒、衣物等等。总之，只有我们想不到，没有古人发不了的。


古代官员领工资：方法总比困难多


假如我们是在古代刚刚走马上任的官员，那么除了想要知道“俸禄包含什么”，肯定也十分关心“怎样才能领取俸禄”。

「“先说到哪领”」 

总的来说，古代朝廷还是遵照了“因地制宜”的就近原则：京官在京领取，地方官在当地领取。根据《唐六典》载：“凡京官之禄，发京仓以给”，此后各朝代基本也延续这个规则；而地方官则从“各州郡仓曹”领取俸禄，如果所处地方实在偏远，朝廷还会考虑在当地设置专门的机构。


当然，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落实到个人，会出现编制在京，但其实流动性较强的官员，比如明代的各处巡抚、并总兵镇守等官，他们都是由所在官司支给俸禄的；再比如，考虑到大家扎堆到一个地方领俸实在过于拥挤，政府还特意根据不同的官职有所区分——收入较高的高官安排的领取地点就稍远一些，收入低下的无名小卒没马没车的，就让他们在京师附近领取，如果好巧不巧大家职级都差不多，那就采用最公平抽签的方法来确定去向。

而定位到不同时代，随着漕运的发展，俸禄领取的地点也会出现相应变化，比如金代以后，通州成为连接北运河和北京（当时称中都）的重要交通枢纽，所以自那时起就开始在京师和通州两地分设仓群，习惯上称京、通二仓。本来这也没什么问题，粮货先运到通州再转送北京就行，不耽误给官员发工资。可谁曾想，到了清朝初年，北京至通州之间交通不便、路况不佳，给漕粮转输带来了巨大困难，王公大臣和八旗兵丁不得不专门跑到通仓去领俸禄，然后自行运送回京。长此以往，当官的再也坐不住了，一个个叫苦连天，最终把压力给到朝廷。顺治十三年（1656），皇帝还专门下发谕旨回应此事：

“自通州至京道路，系直省输挽通衢，凡官员禄米、兵丁月粮及商民货物，皆取道于此，连年为霖雨冲塌，致车骑驰驱备尝困苦，每遇官员、兵丁关支俸粮，运费不赀......今当及时修葺，为一劳永逸之利。”

这才算是解决了官员们领薪途中的“心腹大患”。

「再说何时领」 

京官和地方官存在一定差异。历史上保留较多的是京官的领俸记录，比较常见的频率是一月一次或半年一次。

唐代，京官领取月俸的正常状态应当是本月领当月料，根据职位不同“错峰”发放。根据《唐六典》：中书、门下、御史台、尚书省这些位列“第一般”的官员，上旬就给；十八卫、内坊、诸王府等位列“第二般”的官员，中旬再给；而剩下的诸公主府邑司、东宫十率府、两京畿府官等“第三般”官员，便只能排在队伍最后，等待下旬了。《元典章》亦明确规定“俸钱按月支付”，每个月月初放支上个月的俸禄。


明代规定，太仓库在支发京官俸禄时，需要按季支发。清代沿袭明制，官员的俸禄均按季起仓关支，春季自二月起开始发放，秋季则自八月起，限三个月内领完——“春季者不得过秋季，秋季者不得过次年春季”，过期者不准补给。在明代的基础上，清朝廷还做了进一步完善。当时，许多兵丁甚至部分官员在收到禄米后都会选择出售换钱，因此放粮时间集中也就意味着粮食会在短时间内涌入市场，进而冲击粮价。为了避免商人低价囤货、高价卖出而扰乱市场，甚至影响清政府的统治，乾隆年间规定，八旗兵丁虽然分季度领取禄米，但各旗内部还要细分到不同月份，以确保每个月发到他们手中以及流入市场的粮食数量都差不多。


但话又说回来，虽然规定如此，但实际操作过程难免状况百出：要么政府暂时缺钱拖欠工资，要么官员自己有特殊情况无法及时前往领取，要么是官员需要用钱，想要提前预支......更有甚者，是因为战争会殃及粮仓，不得不提前“清仓”发放俸禄。

明英宗时期就发生过这样的闹剧。当时，明英宗在土木堡之变中被瓦剌也先俘获后，首都惶恐，兵部侍郎于谦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并建议将沿河漕运官军调集北京，编入神机营训练备战。可这样一来，无人看管的通州粮仓就会荒废，紧急调运时间不够，若不焚烧就是资敌。情急之下，众人决定马上预支在京勋贵文武官员自当年9月到下年5月，共9个月的俸禄，其余军人预支半年，全由通州仓取给。一时间，从北京到通州的道路上，车水马龙，凡\"有车之家，能于通州运粮二十石纳京仓者，官给脚钱银一两\"。


就地方官员而言，虽说一般是到附近的仓曹领取俸禄，但许多州郡自身面积也不小，如果工作的地方离仓库很远，还得月月都去——那基本上这一个月不是在领俸路上，就是在回家途中了，很容易导致政务荒废、无人处理的状况。因此，地方官员在俸禄领取上的时间限制并没有京官那么严格，有时甚至会出现半年一领甚至一年一领的状况。

「最后说怎么领」 

俸禄的发放和领取方式，都有严密的程序。不同朝代，虽然主管部门可能有所差异，但手续的办理流程差别并不太大。大体而言，都是“走三道”：先打报告申请，然后获得主管部门审批通过，最后去仓库领取。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官员系统十分庞大，古人发放俸禄很少直接对应个人。所谓的申请，一般申请的是“底账”，也可以理解为总账。主管部门会确认发放俸禄的总人数和身份，但要想确认官吏们每人应得的数额，还需要进一步计算做账。这一步就要细致得多，还得注明“有升迁调罚事故应行增除俸禄”的情况。最终“造册二本”，一本存案，一本送部。由于整个过程较为繁琐，一般都需要官员提前一月上报申请，给主管部门留下充足的核算时间，检验无差错、审批通过后拿到符牒，才能作为领取俸禄的正式依据。针对这个问题，京官和地方官员的区别倒不是很大，不过是一个递交给京内主管部门，一个递交给州府或郡县分管部门而已。

可见，古代官员要领取俸禄还真是不容易，会受到严格的时间和地点限制。但这些难不倒渴望把俸禄带回家的官员们——

有的人嫌运输路程太远，但资财雄厚，就选择付“脚费”给脚夫，后者就化身“跑腿小哥”，帮忙把俸禄领回来，甚至由此衍生出“送俸禄上门”的火爆产业；有的人到了要领工资的时候，却因为其它事务一时脱不开身，为了避免落到“过期不补”的下场，就开具专用证明，委派其他同事或家人去领取；有的人急需用钱，实在捱不到下个发薪日了，就想出了和政府“预借”工资的法子，当然这得是在国家财政相对宽裕的时候......总而言之，办法永远比困难多。


古代官员的工资：起伏不定的收入标准


写到这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古代官员如此大费周章才能领到的俸禄，到底有多少呢？

首先，应当明确不同职级的官员收入大不相同。道理很简单，随着官位的晋升，俸禄自然也会水涨船高。


其次，倘若横向对比，同一品级京官和地方官的俸禄也存在差异，在不同朝代、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规定。以唐代为例，早期重内轻外，同品级京官的收入普遍要高于地方官。唐初，内官有禄，外官无禄。贞观八年（634），中书舍人高季辅还曾上表建议：

“外官卑品，犹未得禄。既离乡井，理必贫煎......今户口渐殷，廪仓已实，斟量给禄，使得养亲。”

此后，朝廷虽然“大发慈悲”给外官给禄，但均低于京官一等。

风水轮流转，到唐代中晚期，外官的俸料钱就反超了京官。提供证据的是大诗人白居易，和一般耻于谈钱的文人不一样，他非常喜欢把自己的收入写进诗里，几乎是每换个官职就自曝一次收入——据全唐诗检索系统检索，全部唐诗中言及“俸”字的作品只有114例，而白居易一人的作品就占了40例。陈寅恪先生对白诗专门做过研究，他发现：当白在京中任职的时候，公开的收入和史籍记录的数额无一不合；但当他到地方做官的时候，他的收入就会超过规定数额，显然多了些不载于法令的收入。这也符合《册府元龟》的记载，当时外官的收入主要靠就地筹集，来源包括“公廨田收及息钱”，“常食公用之外充月料”。因此，比起领“死工资”的京官，地方官的收入受任职地经济状况影响较大，存在一个伸缩的范围，这就导致像白居易这样的地方官可能出现实际俸钱“超标”的情况。

明清时期，两者就没了明显区别（清代更多是满汉之别）。而根据不同朝代的政策，地方官员之间的俸禄标准，也不完全统一。如北齐、北魏、宋代都曾实行过“计户而禄”的制度，也就是说州县所管辖的户口越多，当地官吏的俸禄就越高。


最后，要是纵向对比，历代之间的俸禄标准各不相同。

细数下来，唐代官员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在物质待遇上，除了俸禄以外，还有田和劳动力的配给。最关键的是，比起某些“抠搜”的王朝，唐代是少数官员实领俸禄高于纸面数额规定的。前文提到的白居易就属于这种情况，他任江州司马时，按规定只能领五万文，但最后却领了六七万。

比起唐代，宋代官员还要“更上一层楼”，收入状况令人羡慕。宋代虽然还是发钱和实物，但名目却多了很多，一言以蔽之，福利相当好，照顾到了官员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正俸（钱）和禄粟（米）外，还包括职钱、茶汤钱、给卷（差旅费）、厨料、薪炭、衣服、家属赡养费甚至马饲料等多项补贴，各种赏赐银万两至钱百万不等，以及公款报销，如招待费。


而大明王朝，就是反面代表。其实光论政府公开的俸禄数额，明朝也不算少，如果真能按这个标准发放，官员们好歹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明朝偏偏就不老老实实发俸禄，经常弄些幺蛾子。比如把粮食“折支”换成“大明宝钞”，结果宝钞大量发行造成通货膨胀，最后形同废纸，成了一种变相的俸禄打折；又比如为了减轻放粮压力，用其他库存替换正常的“禄米”，依照《明史纪事本末》，明朝官员的工资里，不时会出现棉花、药品甚至胡椒等物资——也不管你需不需要——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不少官员领到“禄”之后，还得拿到市场上售卖换钱，一不小心还容易砸手里......在俸禄以各种离奇的方式缩水后，明代官员的处境就变得艰难起来。

据史料记载，洪武年间，官至正三品通政使的曾秉正，去职时竟“贫不能归”，只能“鬻其四岁女”；成化年间，曾以廷试第一名考上翰林修撰的罗伦，在被贬之后，因为收入微薄不得不靠卖字谋生；大清官海瑞，去世之后更是没有留下任何积蓄，家中只见麻布帐子、破箱子，只能由其同僚凑钱办了丧事。


到了清代，情况逐渐有所好转。起初，清承明制，也实行低俸制度，而且没什么额外薪水补贴，结果因为俸禄太薄造成腐败。早在康熙初年，就有人给康熙帝提过醒。康熙皇帝自知理亏却也无意改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和默许了官员的贪污行为，认为“如州县官只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称好官。”直到雍正即位，才改变了这种状况。

雍正皇帝可以说是历史上较早一批“高薪养廉”的实践者。对于眼皮子底下的京官，他实行双俸禄制度，打一份工可以赚两份钱；对于分散各地的外官，他创建了一套严密的“养廉银”制度，作为官员俸禄的一种补充。为了杜绝官员贪污、鱼肉百姓，他可是下了血本：所规定的各级官吏养廉银数额都相当高，一般超出其岁俸银少则数十倍，多则上百倍。——比起养廉银，岁俸银倒成了可有可无的收入。



综观历史，在中国古代财政改革史上，俸禄制度改革始终是重要内容之一，历朝历代几乎都对俸禄制度进行了调整。虽然看起来那些官员领取俸禄的手续要比今人麻烦多了，但抛开高科技手段不谈，我们今天薪酬体系的很多地方，都能从过去找到影子，像是一月一发、除了薪资外还有各类补贴以及奖励机制等等。总之，永远不能小瞧古人的智慧。


参考文献：
1、阎守诚.唐代官吏的俸料钱[J].晋阳学刊,1982(02):23-30.
2、李志茗.论清代俸给制度的嬗变[J].史林,1998(01):20-29.
3、张兆凯,陈长泉.论明代俸禄制度演变的原因及其影响[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3):73-76.
4、于德源.清代的京、通二仓[J].中国农史,1996(01):29-37+66.
5、何忠礼.宋代官吏的俸禄[J].历史研究,1994(03):102-115.
6、张全明.也论宋代官员的俸禄[J].历史研究,1997(02):134-154.
7、张兆凯.两汉俸禄制度研究[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01):1-8.
8、林新奇. 中国人事管理史[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9、薛理勇. 钱事今说[M].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4.
10、张静如, 孙秀民. 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经验研究 卷四[M]. 北京出版社, 2007.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鸡无命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张斌 胡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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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800 字
阅 读 需 要 19 分 钟

“您的账户入账工资，人民币xxxx元。”


发薪日收到银行短信通知的那个瞬间，大概是许多职场人最快乐的时刻。一个月辛苦付出换来的酬劳，以最快速度抵达腰包——感谢科技的高速发展，让这份快乐变得如此干脆利落。


但在科技不是那么发达的古代，没有银行卡、没有互联网，也没有“次日达”，古人该怎么领工资呢？


以数量最庞大的官员群体为例，他们是如何领取工资的？要知道，泱泱中华幅员辽阔，他们不仅人员众多，还遍布全国，想要把工资按时发到每个人手中，并不是件容易事。



古代官员的工资，并不只有钱


如果和咱们一样只发钱倒还好说。可古代官员的工资，不光包含钱，还有实物——比起“工资”一词，更加准确的表述当是“俸禄”。

在《论语别裁》里，南怀瑾曾探讨过何谓“俸禄”。他说：

“‘俸'，等于现在的月薪；‘禄’，有实物配给。”

进一步解释，“俸”指钱币，又称“俸银”或“俸钱”；“禄”则主要指谷物，也包含其他实物如职分田等，因此又称“禄米”。“俸禄”二字原本不成为一词，总的来说，“禄”的出现要早于“俸”。


周和周以前，官员的薪酬不包含俸银；周天子或诸侯国国君会通过授予采邑的方式来“驭其士”，即按爵颁给一定数量的土地及土地上的劳动者，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分田定禄”制。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采邑分封制逐步废除，各国大力发展农耕，并把储备的谷物作为酬劳，发给手下的官员。

西汉初，朝廷开始以钱币的形式向百姓征收税赋，钱币因而成为汉朝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理所当然地被加入到官员的薪酬体系中去，由此诞生了“俸钱”或“俸用钱”的说法。在《汉书》《史记》等史书中，保存了不少关于官员月俸钱的记录，如“丞相、大司马大将军，奉钱月六万，御史大夫奉月四万”。也就是从汉朝开始，“俸”和“禄”逐渐组合在一起，形成完整的“俸禄”概念。尤其到了东汉，官员俸禄实行“半钱半谷”制，俸禄合在一起出现更是日渐频繁。


如此说来，古代官员的主要收入就是俸银加禄米。但别忘了，“禄”还包含了其他实物：比如布帛，魏晋时推行九品官制，俸禄发放就一改从前的钱谷各半的形式，变为帛、粟、钱各占三分之一。又如劳动力，隋唐以后封建统治日趋加强，封建依附关系普遍发展，劳动力也逐渐演变为俸禄的一项内容，包括庶仆、亲事、门夫、账内种种名目。除此之外，还有盐、炭、胡椒、衣物等等。总之，只有我们想不到，没有古人发不了的。


古代官员领工资：方法总比困难多


假如我们是在古代刚刚走马上任的官员，那么除了想要知道“俸禄包含什么”，肯定也十分关心“怎样才能领取俸禄”。

「“先说到哪领”」 

总的来说，古代朝廷还是遵照了“因地制宜”的就近原则：京官在京领取，地方官在当地领取。根据《唐六典》载：“凡京官之禄，发京仓以给”，此后各朝代基本也延续这个规则；而地方官则从“各州郡仓曹”领取俸禄，如果所处地方实在偏远，朝廷还会考虑在当地设置专门的机构。


当然，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落实到个人，会出现编制在京，但其实流动性较强的官员，比如明代的各处巡抚、并总兵镇守等官，他们都是由所在官司支给俸禄的；再比如，考虑到大家扎堆到一个地方领俸实在过于拥挤，政府还特意根据不同的官职有所区分——收入较高的高官安排的领取地点就稍远一些，收入低下的无名小卒没马没车的，就让他们在京师附近领取，如果好巧不巧大家职级都差不多，那就采用最公平抽签的方法来确定去向。

而定位到不同时代，随着漕运的发展，俸禄领取的地点也会出现相应变化，比如金代以后，通州成为连接北运河和北京（当时称中都）的重要交通枢纽，所以自那时起就开始在京师和通州两地分设仓群，习惯上称京、通二仓。本来这也没什么问题，粮货先运到通州再转送北京就行，不耽误给官员发工资。可谁曾想，到了清朝初年，北京至通州之间交通不便、路况不佳，给漕粮转输带来了巨大困难，王公大臣和八旗兵丁不得不专门跑到通仓去领俸禄，然后自行运送回京。长此以往，当官的再也坐不住了，一个个叫苦连天，最终把压力给到朝廷。顺治十三年（1656），皇帝还专门下发谕旨回应此事：

“自通州至京道路，系直省输挽通衢，凡官员禄米、兵丁月粮及商民货物，皆取道于此，连年为霖雨冲塌，致车骑驰驱备尝困苦，每遇官员、兵丁关支俸粮，运费不赀......今当及时修葺，为一劳永逸之利。”

这才算是解决了官员们领薪途中的“心腹大患”。

「再说何时领」 

京官和地方官存在一定差异。历史上保留较多的是京官的领俸记录，比较常见的频率是一月一次或半年一次。

唐代，京官领取月俸的正常状态应当是本月领当月料，根据职位不同“错峰”发放。根据《唐六典》：中书、门下、御史台、尚书省这些位列“第一般”的官员，上旬就给；十八卫、内坊、诸王府等位列“第二般”的官员，中旬再给；而剩下的诸公主府邑司、东宫十率府、两京畿府官等“第三般”官员，便只能排在队伍最后，等待下旬了。《元典章》亦明确规定“俸钱按月支付”，每个月月初放支上个月的俸禄。


明代规定，太仓库在支发京官俸禄时，需要按季支发。清代沿袭明制，官员的俸禄均按季起仓关支，春季自二月起开始发放，秋季则自八月起，限三个月内领完——“春季者不得过秋季，秋季者不得过次年春季”，过期者不准补给。在明代的基础上，清朝廷还做了进一步完善。当时，许多兵丁甚至部分官员在收到禄米后都会选择出售换钱，因此放粮时间集中也就意味着粮食会在短时间内涌入市场，进而冲击粮价。为了避免商人低价囤货、高价卖出而扰乱市场，甚至影响清政府的统治，乾隆年间规定，八旗兵丁虽然分季度领取禄米，但各旗内部还要细分到不同月份，以确保每个月发到他们手中以及流入市场的粮食数量都差不多。


但话又说回来，虽然规定如此，但实际操作过程难免状况百出：要么政府暂时缺钱拖欠工资，要么官员自己有特殊情况无法及时前往领取，要么是官员需要用钱，想要提前预支......更有甚者，是因为战争会殃及粮仓，不得不提前“清仓”发放俸禄。

明英宗时期就发生过这样的闹剧。当时，明英宗在土木堡之变中被瓦剌也先俘获后，首都惶恐，兵部侍郎于谦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并建议将沿河漕运官军调集北京，编入神机营训练备战。可这样一来，无人看管的通州粮仓就会荒废，紧急调运时间不够，若不焚烧就是资敌。情急之下，众人决定马上预支在京勋贵文武官员自当年9月到下年5月，共9个月的俸禄，其余军人预支半年，全由通州仓取给。一时间，从北京到通州的道路上，车水马龙，凡\"有车之家，能于通州运粮二十石纳京仓者，官给脚钱银一两\"。


就地方官员而言，虽说一般是到附近的仓曹领取俸禄，但许多州郡自身面积也不小，如果工作的地方离仓库很远，还得月月都去——那基本上这一个月不是在领俸路上，就是在回家途中了，很容易导致政务荒废、无人处理的状况。因此，地方官员在俸禄领取上的时间限制并没有京官那么严格，有时甚至会出现半年一领甚至一年一领的状况。

「最后说怎么领」 

俸禄的发放和领取方式，都有严密的程序。不同朝代，虽然主管部门可能有所差异，但手续的办理流程差别并不太大。大体而言，都是“走三道”：先打报告申请，然后获得主管部门审批通过，最后去仓库领取。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官员系统十分庞大，古人发放俸禄很少直接对应个人。所谓的申请，一般申请的是“底账”，也可以理解为总账。主管部门会确认发放俸禄的总人数和身份，但要想确认官吏们每人应得的数额，还需要进一步计算做账。这一步就要细致得多，还得注明“有升迁调罚事故应行增除俸禄”的情况。最终“造册二本”，一本存案，一本送部。由于整个过程较为繁琐，一般都需要官员提前一月上报申请，给主管部门留下充足的核算时间，检验无差错、审批通过后拿到符牒，才能作为领取俸禄的正式依据。针对这个问题，京官和地方官员的区别倒不是很大，不过是一个递交给京内主管部门，一个递交给州府或郡县分管部门而已。

可见，古代官员要领取俸禄还真是不容易，会受到严格的时间和地点限制。但这些难不倒渴望把俸禄带回家的官员们——

有的人嫌运输路程太远，但资财雄厚，就选择付“脚费”给脚夫，后者就化身“跑腿小哥”，帮忙把俸禄领回来，甚至由此衍生出“送俸禄上门”的火爆产业；有的人到了要领工资的时候，却因为其它事务一时脱不开身，为了避免落到“过期不补”的下场，就开具专用证明，委派其他同事或家人去领取；有的人急需用钱，实在捱不到下个发薪日了，就想出了和政府“预借”工资的法子，当然这得是在国家财政相对宽裕的时候......总而言之，办法永远比困难多。


古代官员的工资：起伏不定的收入标准


写到这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古代官员如此大费周章才能领到的俸禄，到底有多少呢？

首先，应当明确不同职级的官员收入大不相同。道理很简单，随着官位的晋升，俸禄自然也会水涨船高。


其次，倘若横向对比，同一品级京官和地方官的俸禄也存在差异，在不同朝代、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规定。以唐代为例，早期重内轻外，同品级京官的收入普遍要高于地方官。唐初，内官有禄，外官无禄。贞观八年（634），中书舍人高季辅还曾上表建议：

“外官卑品，犹未得禄。既离乡井，理必贫煎......今户口渐殷，廪仓已实，斟量给禄，使得养亲。”

此后，朝廷虽然“大发慈悲”给外官给禄，但均低于京官一等。

风水轮流转，到唐代中晚期，外官的俸料钱就反超了京官。提供证据的是大诗人白居易，和一般耻于谈钱的文人不一样，他非常喜欢把自己的收入写进诗里，几乎是每换个官职就自曝一次收入——据全唐诗检索系统检索，全部唐诗中言及“俸”字的作品只有114例，而白居易一人的作品就占了40例。陈寅恪先生对白诗专门做过研究，他发现：当白在京中任职的时候，公开的收入和史籍记录的数额无一不合；但当他到地方做官的时候，他的收入就会超过规定数额，显然多了些不载于法令的收入。这也符合《册府元龟》的记载，当时外官的收入主要靠就地筹集，来源包括“公廨田收及息钱”，“常食公用之外充月料”。因此，比起领“死工资”的京官，地方官的收入受任职地经济状况影响较大，存在一个伸缩的范围，这就导致像白居易这样的地方官可能出现实际俸钱“超标”的情况。

明清时期，两者就没了明显区别（清代更多是满汉之别）。而根据不同朝代的政策，地方官员之间的俸禄标准，也不完全统一。如北齐、北魏、宋代都曾实行过“计户而禄”的制度，也就是说州县所管辖的户口越多，当地官吏的俸禄就越高。


最后，要是纵向对比，历代之间的俸禄标准各不相同。

细数下来，唐代官员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在物质待遇上，除了俸禄以外，还有田和劳动力的配给。最关键的是，比起某些“抠搜”的王朝，唐代是少数官员实领俸禄高于纸面数额规定的。前文提到的白居易就属于这种情况，他任江州司马时，按规定只能领五万文，但最后却领了六七万。

比起唐代，宋代官员还要“更上一层楼”，收入状况令人羡慕。宋代虽然还是发钱和实物，但名目却多了很多，一言以蔽之，福利相当好，照顾到了官员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正俸（钱）和禄粟（米）外，还包括职钱、茶汤钱、给卷（差旅费）、厨料、薪炭、衣服、家属赡养费甚至马饲料等多项补贴，各种赏赐银万两至钱百万不等，以及公款报销，如招待费。


而大明王朝，就是反面代表。其实光论政府公开的俸禄数额，明朝也不算少，如果真能按这个标准发放，官员们好歹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明朝偏偏就不老老实实发俸禄，经常弄些幺蛾子。比如把粮食“折支”换成“大明宝钞”，结果宝钞大量发行造成通货膨胀，最后形同废纸，成了一种变相的俸禄打折；又比如为了减轻放粮压力，用其他库存替换正常的“禄米”，依照《明史纪事本末》，明朝官员的工资里，不时会出现棉花、药品甚至胡椒等物资——也不管你需不需要——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不少官员领到“禄”之后，还得拿到市场上售卖换钱，一不小心还容易砸手里......在俸禄以各种离奇的方式缩水后，明代官员的处境就变得艰难起来。

据史料记载，洪武年间，官至正三品通政使的曾秉正，去职时竟“贫不能归”，只能“鬻其四岁女”；成化年间，曾以廷试第一名考上翰林修撰的罗伦，在被贬之后，因为收入微薄不得不靠卖字谋生；大清官海瑞，去世之后更是没有留下任何积蓄，家中只见麻布帐子、破箱子，只能由其同僚凑钱办了丧事。


到了清代，情况逐渐有所好转。起初，清承明制，也实行低俸制度，而且没什么额外薪水补贴，结果因为俸禄太薄造成腐败。早在康熙初年，就有人给康熙帝提过醒。康熙皇帝自知理亏却也无意改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和默许了官员的贪污行为，认为“如州县官只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称好官。”直到雍正即位，才改变了这种状况。

雍正皇帝可以说是历史上较早一批“高薪养廉”的实践者。对于眼皮子底下的京官，他实行双俸禄制度，打一份工可以赚两份钱；对于分散各地的外官，他创建了一套严密的“养廉银”制度，作为官员俸禄的一种补充。为了杜绝官员贪污、鱼肉百姓，他可是下了血本：所规定的各级官吏养廉银数额都相当高，一般超出其岁俸银少则数十倍，多则上百倍。——比起养廉银，岁俸银倒成了可有可无的收入。



综观历史，在中国古代财政改革史上，俸禄制度改革始终是重要内容之一，历朝历代几乎都对俸禄制度进行了调整。虽然看起来那些官员领取俸禄的手续要比今人麻烦多了，但抛开高科技手段不谈，我们今天薪酬体系的很多地方，都能从过去找到影子，像是一月一发、除了薪资外还有各类补贴以及奖励机制等等。总之，永远不能小瞧古人的智慧。


参考文献：
1、阎守诚.唐代官吏的俸料钱[J].晋阳学刊,1982(02):23-30.
2、李志茗.论清代俸给制度的嬗变[J].史林,1998(01):20-29.
3、张兆凯,陈长泉.论明代俸禄制度演变的原因及其影响[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3):73-76.
4、于德源.清代的京、通二仓[J].中国农史,1996(01):29-37+66.
5、何忠礼.宋代官吏的俸禄[J].历史研究,1994(03):102-115.
6、张全明.也论宋代官员的俸禄[J].历史研究,1997(02):134-154.
7、张兆凯.两汉俸禄制度研究[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01):1-8.
8、林新奇. 中国人事管理史[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9、薛理勇. 钱事今说[M].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4.
10、张静如, 孙秀民. 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经验研究 卷四[M]. 北京出版社, 2007.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鸡无命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张斌 胡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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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需 要 19 分 钟

“您的账户入账工资，人民币xxxx元。”


发薪日收到银行短信通知的那个瞬间，大概是许多职场人最快乐的时刻。一个月辛苦付出换来的酬劳，以最快速度抵达腰包——感谢科技的高速发展，让这份快乐变得如此干脆利落。


但在科技不是那么发达的古代，没有银行卡、没有互联网，也没有“次日达”，古人该怎么领工资呢？


以数量最庞大的官员群体为例，他们是如何领取工资的？要知道，泱泱中华幅员辽阔，他们不仅人员众多，还遍布全国，想要把工资按时发到每个人手中，并不是件容易事。



古代官员的工资，并不只有钱


如果和咱们一样只发钱倒还好说。可古代官员的工资，不光包含钱，还有实物——比起“工资”一词，更加准确的表述当是“俸禄”。

在《论语别裁》里，南怀瑾曾探讨过何谓“俸禄”。他说：

“‘俸'，等于现在的月薪；‘禄’，有实物配给。”

进一步解释，“俸”指钱币，又称“俸银”或“俸钱”；“禄”则主要指谷物，也包含其他实物如职分田等，因此又称“禄米”。“俸禄”二字原本不成为一词，总的来说，“禄”的出现要早于“俸”。


周和周以前，官员的薪酬不包含俸银；周天子或诸侯国国君会通过授予采邑的方式来“驭其士”，即按爵颁给一定数量的土地及土地上的劳动者，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分田定禄”制。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采邑分封制逐步废除，各国大力发展农耕，并把储备的谷物作为酬劳，发给手下的官员。

西汉初，朝廷开始以钱币的形式向百姓征收税赋，钱币因而成为汉朝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理所当然地被加入到官员的薪酬体系中去，由此诞生了“俸钱”或“俸用钱”的说法。在《汉书》《史记》等史书中，保存了不少关于官员月俸钱的记录，如“丞相、大司马大将军，奉钱月六万，御史大夫奉月四万”。也就是从汉朝开始，“俸”和“禄”逐渐组合在一起，形成完整的“俸禄”概念。尤其到了东汉，官员俸禄实行“半钱半谷”制，俸禄合在一起出现更是日渐频繁。


如此说来，古代官员的主要收入就是俸银加禄米。但别忘了，“禄”还包含了其他实物：比如布帛，魏晋时推行九品官制，俸禄发放就一改从前的钱谷各半的形式，变为帛、粟、钱各占三分之一。又如劳动力，隋唐以后封建统治日趋加强，封建依附关系普遍发展，劳动力也逐渐演变为俸禄的一项内容，包括庶仆、亲事、门夫、账内种种名目。除此之外，还有盐、炭、胡椒、衣物等等。总之，只有我们想不到，没有古人发不了的。


古代官员领工资：方法总比困难多


假如我们是在古代刚刚走马上任的官员，那么除了想要知道“俸禄包含什么”，肯定也十分关心“怎样才能领取俸禄”。

「“先说到哪领”」 

总的来说，古代朝廷还是遵照了“因地制宜”的就近原则：京官在京领取，地方官在当地领取。根据《唐六典》载：“凡京官之禄，发京仓以给”，此后各朝代基本也延续这个规则；而地方官则从“各州郡仓曹”领取俸禄，如果所处地方实在偏远，朝廷还会考虑在当地设置专门的机构。


当然，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落实到个人，会出现编制在京，但其实流动性较强的官员，比如明代的各处巡抚、并总兵镇守等官，他们都是由所在官司支给俸禄的；再比如，考虑到大家扎堆到一个地方领俸实在过于拥挤，政府还特意根据不同的官职有所区分——收入较高的高官安排的领取地点就稍远一些，收入低下的无名小卒没马没车的，就让他们在京师附近领取，如果好巧不巧大家职级都差不多，那就采用最公平抽签的方法来确定去向。

而定位到不同时代，随着漕运的发展，俸禄领取的地点也会出现相应变化，比如金代以后，通州成为连接北运河和北京（当时称中都）的重要交通枢纽，所以自那时起就开始在京师和通州两地分设仓群，习惯上称京、通二仓。本来这也没什么问题，粮货先运到通州再转送北京就行，不耽误给官员发工资。可谁曾想，到了清朝初年，北京至通州之间交通不便、路况不佳，给漕粮转输带来了巨大困难，王公大臣和八旗兵丁不得不专门跑到通仓去领俸禄，然后自行运送回京。长此以往，当官的再也坐不住了，一个个叫苦连天，最终把压力给到朝廷。顺治十三年（1656），皇帝还专门下发谕旨回应此事：

“自通州至京道路，系直省输挽通衢，凡官员禄米、兵丁月粮及商民货物，皆取道于此，连年为霖雨冲塌，致车骑驰驱备尝困苦，每遇官员、兵丁关支俸粮，运费不赀......今当及时修葺，为一劳永逸之利。”

这才算是解决了官员们领薪途中的“心腹大患”。

「再说何时领」 

京官和地方官存在一定差异。历史上保留较多的是京官的领俸记录，比较常见的频率是一月一次或半年一次。

唐代，京官领取月俸的正常状态应当是本月领当月料，根据职位不同“错峰”发放。根据《唐六典》：中书、门下、御史台、尚书省这些位列“第一般”的官员，上旬就给；十八卫、内坊、诸王府等位列“第二般”的官员，中旬再给；而剩下的诸公主府邑司、东宫十率府、两京畿府官等“第三般”官员，便只能排在队伍最后，等待下旬了。《元典章》亦明确规定“俸钱按月支付”，每个月月初放支上个月的俸禄。


明代规定，太仓库在支发京官俸禄时，需要按季支发。清代沿袭明制，官员的俸禄均按季起仓关支，春季自二月起开始发放，秋季则自八月起，限三个月内领完——“春季者不得过秋季，秋季者不得过次年春季”，过期者不准补给。在明代的基础上，清朝廷还做了进一步完善。当时，许多兵丁甚至部分官员在收到禄米后都会选择出售换钱，因此放粮时间集中也就意味着粮食会在短时间内涌入市场，进而冲击粮价。为了避免商人低价囤货、高价卖出而扰乱市场，甚至影响清政府的统治，乾隆年间规定，八旗兵丁虽然分季度领取禄米，但各旗内部还要细分到不同月份，以确保每个月发到他们手中以及流入市场的粮食数量都差不多。


但话又说回来，虽然规定如此，但实际操作过程难免状况百出：要么政府暂时缺钱拖欠工资，要么官员自己有特殊情况无法及时前往领取，要么是官员需要用钱，想要提前预支......更有甚者，是因为战争会殃及粮仓，不得不提前“清仓”发放俸禄。

明英宗时期就发生过这样的闹剧。当时，明英宗在土木堡之变中被瓦剌也先俘获后，首都惶恐，兵部侍郎于谦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并建议将沿河漕运官军调集北京，编入神机营训练备战。可这样一来，无人看管的通州粮仓就会荒废，紧急调运时间不够，若不焚烧就是资敌。情急之下，众人决定马上预支在京勋贵文武官员自当年9月到下年5月，共9个月的俸禄，其余军人预支半年，全由通州仓取给。一时间，从北京到通州的道路上，车水马龙，凡\"有车之家，能于通州运粮二十石纳京仓者，官给脚钱银一两\"。


就地方官员而言，虽说一般是到附近的仓曹领取俸禄，但许多州郡自身面积也不小，如果工作的地方离仓库很远，还得月月都去——那基本上这一个月不是在领俸路上，就是在回家途中了，很容易导致政务荒废、无人处理的状况。因此，地方官员在俸禄领取上的时间限制并没有京官那么严格，有时甚至会出现半年一领甚至一年一领的状况。

「最后说怎么领」 

俸禄的发放和领取方式，都有严密的程序。不同朝代，虽然主管部门可能有所差异，但手续的办理流程差别并不太大。大体而言，都是“走三道”：先打报告申请，然后获得主管部门审批通过，最后去仓库领取。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官员系统十分庞大，古人发放俸禄很少直接对应个人。所谓的申请，一般申请的是“底账”，也可以理解为总账。主管部门会确认发放俸禄的总人数和身份，但要想确认官吏们每人应得的数额，还需要进一步计算做账。这一步就要细致得多，还得注明“有升迁调罚事故应行增除俸禄”的情况。最终“造册二本”，一本存案，一本送部。由于整个过程较为繁琐，一般都需要官员提前一月上报申请，给主管部门留下充足的核算时间，检验无差错、审批通过后拿到符牒，才能作为领取俸禄的正式依据。针对这个问题，京官和地方官员的区别倒不是很大，不过是一个递交给京内主管部门，一个递交给州府或郡县分管部门而已。

可见，古代官员要领取俸禄还真是不容易，会受到严格的时间和地点限制。但这些难不倒渴望把俸禄带回家的官员们——

有的人嫌运输路程太远，但资财雄厚，就选择付“脚费”给脚夫，后者就化身“跑腿小哥”，帮忙把俸禄领回来，甚至由此衍生出“送俸禄上门”的火爆产业；有的人到了要领工资的时候，却因为其它事务一时脱不开身，为了避免落到“过期不补”的下场，就开具专用证明，委派其他同事或家人去领取；有的人急需用钱，实在捱不到下个发薪日了，就想出了和政府“预借”工资的法子，当然这得是在国家财政相对宽裕的时候......总而言之，办法永远比困难多。


古代官员的工资：起伏不定的收入标准


写到这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古代官员如此大费周章才能领到的俸禄，到底有多少呢？

首先，应当明确不同职级的官员收入大不相同。道理很简单，随着官位的晋升，俸禄自然也会水涨船高。


其次，倘若横向对比，同一品级京官和地方官的俸禄也存在差异，在不同朝代、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规定。以唐代为例，早期重内轻外，同品级京官的收入普遍要高于地方官。唐初，内官有禄，外官无禄。贞观八年（634），中书舍人高季辅还曾上表建议：

“外官卑品，犹未得禄。既离乡井，理必贫煎......今户口渐殷，廪仓已实，斟量给禄，使得养亲。”

此后，朝廷虽然“大发慈悲”给外官给禄，但均低于京官一等。

风水轮流转，到唐代中晚期，外官的俸料钱就反超了京官。提供证据的是大诗人白居易，和一般耻于谈钱的文人不一样，他非常喜欢把自己的收入写进诗里，几乎是每换个官职就自曝一次收入——据全唐诗检索系统检索，全部唐诗中言及“俸”字的作品只有114例，而白居易一人的作品就占了40例。陈寅恪先生对白诗专门做过研究，他发现：当白在京中任职的时候，公开的收入和史籍记录的数额无一不合；但当他到地方做官的时候，他的收入就会超过规定数额，显然多了些不载于法令的收入。这也符合《册府元龟》的记载，当时外官的收入主要靠就地筹集，来源包括“公廨田收及息钱”，“常食公用之外充月料”。因此，比起领“死工资”的京官，地方官的收入受任职地经济状况影响较大，存在一个伸缩的范围，这就导致像白居易这样的地方官可能出现实际俸钱“超标”的情况。

明清时期，两者就没了明显区别（清代更多是满汉之别）。而根据不同朝代的政策，地方官员之间的俸禄标准，也不完全统一。如北齐、北魏、宋代都曾实行过“计户而禄”的制度，也就是说州县所管辖的户口越多，当地官吏的俸禄就越高。


最后，要是纵向对比，历代之间的俸禄标准各不相同。

细数下来，唐代官员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在物质待遇上，除了俸禄以外，还有田和劳动力的配给。最关键的是，比起某些“抠搜”的王朝，唐代是少数官员实领俸禄高于纸面数额规定的。前文提到的白居易就属于这种情况，他任江州司马时，按规定只能领五万文，但最后却领了六七万。

比起唐代，宋代官员还要“更上一层楼”，收入状况令人羡慕。宋代虽然还是发钱和实物，但名目却多了很多，一言以蔽之，福利相当好，照顾到了官员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正俸（钱）和禄粟（米）外，还包括职钱、茶汤钱、给卷（差旅费）、厨料、薪炭、衣服、家属赡养费甚至马饲料等多项补贴，各种赏赐银万两至钱百万不等，以及公款报销，如招待费。


而大明王朝，就是反面代表。其实光论政府公开的俸禄数额，明朝也不算少，如果真能按这个标准发放，官员们好歹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明朝偏偏就不老老实实发俸禄，经常弄些幺蛾子。比如把粮食“折支”换成“大明宝钞”，结果宝钞大量发行造成通货膨胀，最后形同废纸，成了一种变相的俸禄打折；又比如为了减轻放粮压力，用其他库存替换正常的“禄米”，依照《明史纪事本末》，明朝官员的工资里，不时会出现棉花、药品甚至胡椒等物资——也不管你需不需要——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不少官员领到“禄”之后，还得拿到市场上售卖换钱，一不小心还容易砸手里......在俸禄以各种离奇的方式缩水后，明代官员的处境就变得艰难起来。

据史料记载，洪武年间，官至正三品通政使的曾秉正，去职时竟“贫不能归”，只能“鬻其四岁女”；成化年间，曾以廷试第一名考上翰林修撰的罗伦，在被贬之后，因为收入微薄不得不靠卖字谋生；大清官海瑞，去世之后更是没有留下任何积蓄，家中只见麻布帐子、破箱子，只能由其同僚凑钱办了丧事。


到了清代，情况逐渐有所好转。起初，清承明制，也实行低俸制度，而且没什么额外薪水补贴，结果因为俸禄太薄造成腐败。早在康熙初年，就有人给康熙帝提过醒。康熙皇帝自知理亏却也无意改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和默许了官员的贪污行为，认为“如州县官只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称好官。”直到雍正即位，才改变了这种状况。

雍正皇帝可以说是历史上较早一批“高薪养廉”的实践者。对于眼皮子底下的京官，他实行双俸禄制度，打一份工可以赚两份钱；对于分散各地的外官，他创建了一套严密的“养廉银”制度，作为官员俸禄的一种补充。为了杜绝官员贪污、鱼肉百姓，他可是下了血本：所规定的各级官吏养廉银数额都相当高，一般超出其岁俸银少则数十倍，多则上百倍。——比起养廉银，岁俸银倒成了可有可无的收入。



综观历史，在中国古代财政改革史上，俸禄制度改革始终是重要内容之一，历朝历代几乎都对俸禄制度进行了调整。虽然看起来那些官员领取俸禄的手续要比今人麻烦多了，但抛开高科技手段不谈，我们今天薪酬体系的很多地方，都能从过去找到影子，像是一月一发、除了薪资外还有各类补贴以及奖励机制等等。总之，永远不能小瞧古人的智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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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薛理勇. 钱事今说[M].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4.
10、张静如, 孙秀民. 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经验研究 卷四[M]. 北京出版社, 2007.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鸡无命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张斌 胡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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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600 字
阅 读 需 要 14 分钟


1943年底的河南安阳荒凉而肃杀，这年的秋粮彻底绝收，可安阳城里的鬼子不在乎死了多少老百姓，只在乎一波又一波逃荒的流民：谁知道那里边有没有藏着几个“土八路”呢？所以鬼子理所当然地让安阳一带的伪军加强了对往来路人的检查。自1941年日寇推行所谓的“治安强化运动”以来，鬼子在铁路上可谓费尽心机，机巧百出：铁路两侧深掘封锁沟，再修封锁墙，与铁路平行处又有公路，关键节点上修筑碉堡，设卡拦截，以日军为骨干，伪军为主力，构建了一套严密的封锁体系。日伪对自己的封锁颇有信心，号称“就是共产党的苍蝇也飞不过去”。



共产党的苍蝇飞不过去，但日伪的朋友却不好得罪。所以当这天下午1点，有伪军点头哈腰地伺候着一位“大老爷”穿越平汉路时，巡逻的伪军士兵马上就被这位阔额浓眉、不怒自威的老爷给折服了，这位老爷三四十岁，派头很大，言语不多。随行的伪军忙前忙后，小心伺候，狗腿像十足，于是没费多大工夫，这一行人便顺顺利利地越过了敌人严密封锁的平汉路，扬长而去。不久之后，他们又跟几名伪军、一位乘坐黄包车的商人，以及一位回娘家的妇女先后会合，几伙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人沿着清漳河畔一路北去，扎向了太行山区。


如果日伪知道自己刚刚放跑的是什么人，肯定悔得肠子都要青掉：那位派头十足的“大绅士”正是新四军的代军长陈毅，而坐在黄包车上的商人则是负责护送他前往延安、号称中共中央交通局“四大红色交通”之一的曾浪波，那位作回娘家装扮的妇女便是曾浪波的夫人叶彬。几个人这次千里迢迢，由淮安辗转奔赴山西，为的是借道太行，前往延安参加中共七大。


为陈老总打造大老板“人设”


1943年的这次长途跋涉，对陈毅来说绝对是一次难忘的考验为确保行程安全，华中局特地安排了时任华中交通局局长的曾浪波来负责陈毅此行。


曾浪波是老交通员出身，后来改名为曾昌明，自1930年起便在中共中央交通局工作，不仅能力出众，更是一位“福将”。1933年他护送瞿秋白由上海前往瑞金，本计划搭乘英国轮船广生号出海，临行前曾浪波觉得码头上氛围不对，终止计划，结果逃过一劫：广生号出海后触礁沉没，若是当初上了这船，俩人就算没被逮捕也难逃一劫。最后曾浪波为瞿秋白化装成了医生，从上海赴香港后由汕头重入内地，抵达大埔青溪后徒步前往苏区，昼伏夜出，历经20余日抵达瑞金，圆满完成任务。



在这趟任务以前，陈毅跟曾浪波素未谋面，却是早闻其大名。因为直到1942年曾浪波才从上海撤离，赴华中局履新，当年6月华中局根据中央指示抽调干部赴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结果几十位旅、团级干部刚刚组队出发一昼夜，前方便传来消息：鬼子“扫荡”了鲁西一带，此前所建立的交通线被破坏殆尽。于是曾浪波临危受命，率十余名武装交通员深入敌后，建立了由华中至延安的地下交通线，新四军军部教导队便由这条交通线奔赴延安。此后陆续有上百名高级干部经由此线路奔赴延安，1944年12月26日，陈毅与刘少奇致电新四军诸将表示“中央决定将华中前后来延干部计百余名，全部派往华中工作。另从在延的东南机关的团县以上老干部，调四百名左右来华中工作……大部应是用在江南区担任发展工作”——有了曾浪波所构筑的这条“红色生命线”，华中根据地从此不再是孤悬敌后的一座孤岛，而成为与延安血脉相连的有机整体。


曾浪波根据路上情况，在临行前很是为陈老总“梳妆打扮”了一番，还给陈毅专门打造了一个“大老板”的人设，要求此后大家用“当家的”来称呼这位刚刚改名“张老板”的新四军代军长。唯一的问题是这位张老板实在是没什么好衣服，看着有点过于俭朴了，幸好新四军第4师第9旅旅长韦国清此前缴获了一张好貂皮，于是大家就地取材，给陈毅做了一件蓝色碎花缎面裘袍，总算是让他“人设饱满”了起来。


一切准备就绪后，几个人便踏上前往延安的道路。前半程相对顺利：从新四军所在根据地出发之后，第9旅派了一个连外带二十余名武装交通员，护送陈毅穿越陇海路。曾浪波等人利用此前侦察到的敌人行动规律，于两趟巡道车巡逻间隔中搭起梯桥，跨沟翻墙，顺利过路，甚至还安排了后卫人员打扫了行动轨迹，以保住交通线的秘密；而过了陇海路后，队伍直抵微山湖畔，赫赫有名的“铁道游击队”在此恭候多时，一个武装交通班负责护送陈毅一行穿越津浦线——由于铁道游击队在当地秘密发展了不少伪军，因此从沙沟站附近直接穿越铁路早就是成熟方案了。不过穿越津浦线、横渡微山湖之后，麻烦来了。



由微山湖到鲁西二分区，中间正要与昔日汉高祖龙兴之地——丰、沛两县擦肩而过，当时在丰县、沛县和曹县以南，正是日军、伪军与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犬牙交错的所在，形势极度复杂。更要命的是日寇正在这一带疯狂“扫荡”，贸然穿越风险极大。大家商榷之后，最后征求陈毅意见，决定连夜穿行此地。曾浪波一边照顾着骑在牲口上、旧伤复发的陈毅，一边甩开两腿，愣是在一夜之间行军150余里，汗透重衣，突破了敌人的封锁。


这一路走来看似风平浪静，但正是交通员心中最理想的“打开方式”：在敌我交错的复杂地区中悄然穿越，于封锁严密的交通要道上找到通行缝隙，无声无息中将人、信、物送至远方，让敌人乐享美好而幸福的太平时光，甚至最好连共产党人在此出没的痕迹都觉察不到，这才是敌后秘密交通的完美状态。许多谍战片为了凸现情节的紧张刺激，刻意安排主角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险象环生，于最后一刻逃出生天，殊不知只要与敌人碰上，整个行动失败的可能性便骤增。所以对于曾浪波这样老到的交通员来说，若不是为了护送要人，而只是传递情报、文件和物资，那么他们往往会选择更加稳妥也更加偏僻的路线来完成任务。


分头过关


此前从华中到鲁西，大多时候当地根据地都是派出精锐队伍，以武装交通的方式掩护陈毅一行，可到了鬼子控制更为严密的平汉线附近，武装交通的方式却变得有些麻烦：1942年敌我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为了打破敌人封锁，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建立各根据地秘密交通的指示》，指出要在各个根据地与延安之间建立两条大的交通线，一者由晋西北之文水、交城到晋东南转山东、苏北到华中；一者由原平线到晋察冀转冀中、平西及冀东，由此好将各个分散的根据地联结起来，其中如何打通平汉线的封锁成了一个天大的难题。最初大家也用过武装交通的护送方式，但敌人在这一带重兵云集，送来送去最后发展成了每次干部过平汉路都要于夜间集中交通、冀鲁豫根据地派一两个团护送、太行根据地派一个团下来接应的模式——显然，这般动作很难不引起敌人怀疑，有时候甚至会引起伤亡。不过对于陈毅这样的高级干部来说，武装交通穿越平汉线的好处在于风险可控，就算是遭遇重兵拦截，起码可以从容撤回，不至于落入敌人手中。



曾浪波护送陈毅抵达安阳附近后，跟当地沙区办事处下属交通科的同志们做了交流，当地的同志最终建议让陈毅依然以商人的伪装，正大光明地穿越平汉路，而过路的文件证明等则由当地交通站负责协调伪军中的关系搞定。


曾浪波显然对这个方案信心不足，这不仅因为一旦失手，陈毅大概率便要落入敌人之手，更因为这个方案里他跟陈毅必须分开通行：由于地下交通工作千头万绪，人、钱、物、情报乃至文件都要由交通站进行传递，所以组织上根据不同任务，或为了缩小目标，或为了确保安全，往往会启用不同的交通线路。此前刘少奇于1942年9月初过平汉路时，也是跟爱人及警卫人员分开，走不同路线分头行动的。


穿山越岭，跨沟翻壕


沙区办事处敢于提出让陈毅“单骑过关”，主要是因为他们在这一带的伪军统战工作做得十分扎实，有些伪军甚至私下秘密为办事处“跑交通”，从八路军这按月拿饷；而对于上层的伪军头目，办事处也是礼遇有加，比如汤阴县五陵伪大队长石老思，他儿子玩鸟枪时炸坏手指，便是由八路军派出医生为其治疗，令他一家感恩戴德，刘少奇夫人穿越平汉路时，走得便是这条线路。


但曾浪波的担心也不无道理：以当时的情况来说，高级干部穿越平汉线最可靠的法子是走安阳县路东伪保安司令王自全的路子。但这位“王司令”乃是土匪出身，为人狡诈阴险。若是被他得知陈毅的真实身份，说不定便会生出别样心思——而事实证明，日后抗战胜利，他果然投靠了国民党，被委任为“安东先遣军总司令”，坑杀了前来劝降他的共产党员。


好消息是，眼下王自全跟八路军之间的关系还算不错：1937年王自全被东进纵队俘虏过一次，所以他对跟八路打仗这事始终有点犯怵。八路军抓住他这个弱点，从1941年开始不断加强接触，约定不再打他，从而争取到了在他这里借路过人、双方互通有无的条件。八路军通过这条渠道购买了大量食盐、药品乃至军火等物资，而王自全则从根据地采购花椒、白麻等山货，分润不少。他弟弟王自献的“白手套”安阳县北务村乡绅郭庆安替王自全打理这些生意，天长日久之下受了许多抗日教育，最终也被发展成一名交通员，还在其家中设了交通站——而陈毅这次，就是要从郭庆安的交通站，借道穿越平汉路。


郭庆安思想开明，家资颇丰，在安阳城中有茶庄、棉花行等几桩生意，除了家里之外，连城中的买卖有的也被发展成了交通站，算是跟八路军做了深度绑定。从1941年到1945年，先后有数百名干部在他的掩护下奔波往来，没有出过半点纰漏。但话虽如此，对于这种利益与觉悟互相掺杂发展而来的交通员，大家也并非完全放心，当陈毅在郭庆安家中交通站停留时，始终有沙区办事处的交通员陪同随行；据说以前比较极端的情况下，部队甚至会拉出一两个团停驻在王自全部附近，随时做好打的准备。


不过这次事情还算顺利，郭庆安不仅很快便从王自全的“司令部”中开出条子，还要到了伪军随行，以提供保护。这伪军连同沙区办事处的交通员一起护送陈毅这位“大老爷”过了平汉路，顺利蒙混过了敌人的盘问——这便是本文开头的那一幕了。



过了平汉路后，陈毅与护送他的交通员跟前来“接力”的交通员碰了头，随后分由不同路线穿越平汉路的曾浪波夫妇及警卫人员相继会合，一行人进入了晋冀鲁豫根据地，陈毅在此休整数日后再度起身，众人穿越过最后一道较大的封锁线同蒲铁路后，前往吕梁山区。


这一路曾浪波护送陈毅，由1943年11月25日自黄花塘（今江苏盱眙）出发，历经7个省、20余个县，穿过了陇海路、津浦线、平汉线、同蒲路这四条日寇严密封锁的铁路，东渡黄河，翻越太行，终于在1944年3月7日平安抵达陕西延安，历时百余日，行程数千里。


回望来路，从黄花塘的新四军总部到延安的窑洞，从曾浪波这样的传奇交通员到郭庆安这样的编外交通员，从第9旅的武装护送到铁道游击队的秘密接应——这条绵延数千里的地下交通线，何尝不是整个抗日根据地的一个缩影？一条秘密的地下交通线，串联起了华中与陕北，联通了新四军与党中央，更将无数奋战在这条交通线上，有名的、无名的交通员编织进了民族解放的宏大篇章之中。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那些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身影，最终汇成了改天换地的洪流。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9月上，原标题为《穿越敌占区的“小长征” 红色交通员的生死护送》，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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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刘志斌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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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6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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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底的河南安阳荒凉而肃杀，这年的秋粮彻底绝收，可安阳城里的鬼子不在乎死了多少老百姓，只在乎一波又一波逃荒的流民：谁知道那里边有没有藏着几个“土八路”呢？所以鬼子理所当然地让安阳一带的伪军加强了对往来路人的检查。自1941年日寇推行所谓的“治安强化运动”以来，鬼子在铁路上可谓费尽心机，机巧百出：铁路两侧深掘封锁沟，再修封锁墙，与铁路平行处又有公路，关键节点上修筑碉堡，设卡拦截，以日军为骨干，伪军为主力，构建了一套严密的封锁体系。日伪对自己的封锁颇有信心，号称“就是共产党的苍蝇也飞不过去”。



共产党的苍蝇飞不过去，但日伪的朋友却不好得罪。所以当这天下午1点，有伪军点头哈腰地伺候着一位“大老爷”穿越平汉路时，巡逻的伪军士兵马上就被这位阔额浓眉、不怒自威的老爷给折服了，这位老爷三四十岁，派头很大，言语不多。随行的伪军忙前忙后，小心伺候，狗腿像十足，于是没费多大工夫，这一行人便顺顺利利地越过了敌人严密封锁的平汉路，扬长而去。不久之后，他们又跟几名伪军、一位乘坐黄包车的商人，以及一位回娘家的妇女先后会合，几伙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人沿着清漳河畔一路北去，扎向了太行山区。


如果日伪知道自己刚刚放跑的是什么人，肯定悔得肠子都要青掉：那位派头十足的“大绅士”正是新四军的代军长陈毅，而坐在黄包车上的商人则是负责护送他前往延安、号称中共中央交通局“四大红色交通”之一的曾浪波，那位作回娘家装扮的妇女便是曾浪波的夫人叶彬。几个人这次千里迢迢，由淮安辗转奔赴山西，为的是借道太行，前往延安参加中共七大。


为陈老总打造大老板“人设”


1943年的这次长途跋涉，对陈毅来说绝对是一次难忘的考验为确保行程安全，华中局特地安排了时任华中交通局局长的曾浪波来负责陈毅此行。


曾浪波是老交通员出身，后来改名为曾昌明，自1930年起便在中共中央交通局工作，不仅能力出众，更是一位“福将”。1933年他护送瞿秋白由上海前往瑞金，本计划搭乘英国轮船广生号出海，临行前曾浪波觉得码头上氛围不对，终止计划，结果逃过一劫：广生号出海后触礁沉没，若是当初上了这船，俩人就算没被逮捕也难逃一劫。最后曾浪波为瞿秋白化装成了医生，从上海赴香港后由汕头重入内地，抵达大埔青溪后徒步前往苏区，昼伏夜出，历经20余日抵达瑞金，圆满完成任务。



在这趟任务以前，陈毅跟曾浪波素未谋面，却是早闻其大名。因为直到1942年曾浪波才从上海撤离，赴华中局履新，当年6月华中局根据中央指示抽调干部赴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结果几十位旅、团级干部刚刚组队出发一昼夜，前方便传来消息：鬼子“扫荡”了鲁西一带，此前所建立的交通线被破坏殆尽。于是曾浪波临危受命，率十余名武装交通员深入敌后，建立了由华中至延安的地下交通线，新四军军部教导队便由这条交通线奔赴延安。此后陆续有上百名高级干部经由此线路奔赴延安，1944年12月26日，陈毅与刘少奇致电新四军诸将表示“中央决定将华中前后来延干部计百余名，全部派往华中工作。另从在延的东南机关的团县以上老干部，调四百名左右来华中工作……大部应是用在江南区担任发展工作”——有了曾浪波所构筑的这条“红色生命线”，华中根据地从此不再是孤悬敌后的一座孤岛，而成为与延安血脉相连的有机整体。


曾浪波根据路上情况，在临行前很是为陈老总“梳妆打扮”了一番，还给陈毅专门打造了一个“大老板”的人设，要求此后大家用“当家的”来称呼这位刚刚改名“张老板”的新四军代军长。唯一的问题是这位张老板实在是没什么好衣服，看着有点过于俭朴了，幸好新四军第4师第9旅旅长韦国清此前缴获了一张好貂皮，于是大家就地取材，给陈毅做了一件蓝色碎花缎面裘袍，总算是让他“人设饱满”了起来。


一切准备就绪后，几个人便踏上前往延安的道路。前半程相对顺利：从新四军所在根据地出发之后，第9旅派了一个连外带二十余名武装交通员，护送陈毅穿越陇海路。曾浪波等人利用此前侦察到的敌人行动规律，于两趟巡道车巡逻间隔中搭起梯桥，跨沟翻墙，顺利过路，甚至还安排了后卫人员打扫了行动轨迹，以保住交通线的秘密；而过了陇海路后，队伍直抵微山湖畔，赫赫有名的“铁道游击队”在此恭候多时，一个武装交通班负责护送陈毅一行穿越津浦线——由于铁道游击队在当地秘密发展了不少伪军，因此从沙沟站附近直接穿越铁路早就是成熟方案了。不过穿越津浦线、横渡微山湖之后，麻烦来了。



由微山湖到鲁西二分区，中间正要与昔日汉高祖龙兴之地——丰、沛两县擦肩而过，当时在丰县、沛县和曹县以南，正是日军、伪军与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犬牙交错的所在，形势极度复杂。更要命的是日寇正在这一带疯狂“扫荡”，贸然穿越风险极大。大家商榷之后，最后征求陈毅意见，决定连夜穿行此地。曾浪波一边照顾着骑在牲口上、旧伤复发的陈毅，一边甩开两腿，愣是在一夜之间行军150余里，汗透重衣，突破了敌人的封锁。


这一路走来看似风平浪静，但正是交通员心中最理想的“打开方式”：在敌我交错的复杂地区中悄然穿越，于封锁严密的交通要道上找到通行缝隙，无声无息中将人、信、物送至远方，让敌人乐享美好而幸福的太平时光，甚至最好连共产党人在此出没的痕迹都觉察不到，这才是敌后秘密交通的完美状态。许多谍战片为了凸现情节的紧张刺激，刻意安排主角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险象环生，于最后一刻逃出生天，殊不知只要与敌人碰上，整个行动失败的可能性便骤增。所以对于曾浪波这样老到的交通员来说，若不是为了护送要人，而只是传递情报、文件和物资，那么他们往往会选择更加稳妥也更加偏僻的路线来完成任务。


分头过关


此前从华中到鲁西，大多时候当地根据地都是派出精锐队伍，以武装交通的方式掩护陈毅一行，可到了鬼子控制更为严密的平汉线附近，武装交通的方式却变得有些麻烦：1942年敌我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为了打破敌人封锁，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建立各根据地秘密交通的指示》，指出要在各个根据地与延安之间建立两条大的交通线，一者由晋西北之文水、交城到晋东南转山东、苏北到华中；一者由原平线到晋察冀转冀中、平西及冀东，由此好将各个分散的根据地联结起来，其中如何打通平汉线的封锁成了一个天大的难题。最初大家也用过武装交通的护送方式，但敌人在这一带重兵云集，送来送去最后发展成了每次干部过平汉路都要于夜间集中交通、冀鲁豫根据地派一两个团护送、太行根据地派一个团下来接应的模式——显然，这般动作很难不引起敌人怀疑，有时候甚至会引起伤亡。不过对于陈毅这样的高级干部来说，武装交通穿越平汉线的好处在于风险可控，就算是遭遇重兵拦截，起码可以从容撤回，不至于落入敌人手中。



曾浪波护送陈毅抵达安阳附近后，跟当地沙区办事处下属交通科的同志们做了交流，当地的同志最终建议让陈毅依然以商人的伪装，正大光明地穿越平汉路，而过路的文件证明等则由当地交通站负责协调伪军中的关系搞定。


曾浪波显然对这个方案信心不足，这不仅因为一旦失手，陈毅大概率便要落入敌人之手，更因为这个方案里他跟陈毅必须分开通行：由于地下交通工作千头万绪，人、钱、物、情报乃至文件都要由交通站进行传递，所以组织上根据不同任务，或为了缩小目标，或为了确保安全，往往会启用不同的交通线路。此前刘少奇于1942年9月初过平汉路时，也是跟爱人及警卫人员分开，走不同路线分头行动的。


穿山越岭，跨沟翻壕


沙区办事处敢于提出让陈毅“单骑过关”，主要是因为他们在这一带的伪军统战工作做得十分扎实，有些伪军甚至私下秘密为办事处“跑交通”，从八路军这按月拿饷；而对于上层的伪军头目，办事处也是礼遇有加，比如汤阴县五陵伪大队长石老思，他儿子玩鸟枪时炸坏手指，便是由八路军派出医生为其治疗，令他一家感恩戴德，刘少奇夫人穿越平汉路时，走得便是这条线路。


但曾浪波的担心也不无道理：以当时的情况来说，高级干部穿越平汉线最可靠的法子是走安阳县路东伪保安司令王自全的路子。但这位“王司令”乃是土匪出身，为人狡诈阴险。若是被他得知陈毅的真实身份，说不定便会生出别样心思——而事实证明，日后抗战胜利，他果然投靠了国民党，被委任为“安东先遣军总司令”，坑杀了前来劝降他的共产党员。


好消息是，眼下王自全跟八路军之间的关系还算不错：1937年王自全被东进纵队俘虏过一次，所以他对跟八路打仗这事始终有点犯怵。八路军抓住他这个弱点，从1941年开始不断加强接触，约定不再打他，从而争取到了在他这里借路过人、双方互通有无的条件。八路军通过这条渠道购买了大量食盐、药品乃至军火等物资，而王自全则从根据地采购花椒、白麻等山货，分润不少。他弟弟王自献的“白手套”安阳县北务村乡绅郭庆安替王自全打理这些生意，天长日久之下受了许多抗日教育，最终也被发展成一名交通员，还在其家中设了交通站——而陈毅这次，就是要从郭庆安的交通站，借道穿越平汉路。


郭庆安思想开明，家资颇丰，在安阳城中有茶庄、棉花行等几桩生意，除了家里之外，连城中的买卖有的也被发展成了交通站，算是跟八路军做了深度绑定。从1941年到1945年，先后有数百名干部在他的掩护下奔波往来，没有出过半点纰漏。但话虽如此，对于这种利益与觉悟互相掺杂发展而来的交通员，大家也并非完全放心，当陈毅在郭庆安家中交通站停留时，始终有沙区办事处的交通员陪同随行；据说以前比较极端的情况下，部队甚至会拉出一两个团停驻在王自全部附近，随时做好打的准备。


不过这次事情还算顺利，郭庆安不仅很快便从王自全的“司令部”中开出条子，还要到了伪军随行，以提供保护。这伪军连同沙区办事处的交通员一起护送陈毅这位“大老爷”过了平汉路，顺利蒙混过了敌人的盘问——这便是本文开头的那一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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