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ea46828e60e0b5b2e8e2a1d69db10ff88796356f Mon Sep 17 00:00:00 2001 From: CrazyJasonwell Date: Tue, 8 Jul 2025 07:21:35 +0800 Subject: [PATCH] vault backup: 2025-07-08 07:21:35 --- .obsidian/plugins/rss-reader/data.json | 44 ++++++++++++++++++++++++++ .obsidian/workspace.json | 13 ++++++-- 2 files changed, 55 insertions(+), 2 deletions(-) diff --git a/.obsidian/plugins/rss-reader/data.json b/.obsidian/plugins/rss-reader/data.json index f91ad309..f2c2466f 100644 --- a/.obsidian/plugins/rss-reader/data.json +++ b/.obsidian/plugins/rss-reader/data.json @@ -403,6 +403,50 @@ "image": null, "description": "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原名《文史参考》，“真相、趣味、良知”，为学术界搭建话语平台，为新锐者提供思想阵地，为文史爱好者营造精神家园。", "items": [ + { + "title": "抗战危急时刻，3200余名南侨机工毅然回国，筑起一条“不沉的补给线”", + "description": "



“赤子功勋”—云南昆明西山上矗立着一座9米高的纪念碑，基座上刻着这四个大字。碑文这样写道：


三千多名热血奔腾的南洋华侨机工……以自己的生命、鲜血和汗水，在华侨爱国史上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39年至1942年，抗战危急时刻，在被称为“死亡公路”的滇缅公路上，3200余名南洋归国华侨青年，驾驶卡车穿越枪林弹雨，抢运军需物资、抢修运输车辆，为抗战筑起一条“不沉的补给线”。



硝烟散尽，功勋长存。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简称“南侨机工”）。今年4月15日，在赴吉隆坡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习近平主席在当地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指出：


“80多年前，马来西亚南侨机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奔赴云南，帮助打通滇缅公路这条生命线。这些佳话至今仍在中马两国人民中广为传颂。”



凭借胆魄与技术，在敌机轰炸下持续穿行


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沿海重要港口基本沦陷，西北公路和滇越铁路先后被切断，滇缅公路成为中国与外部联系的重要国际运输通道。


滇缅公路全长1146公里，从云南昆明通往缅甸，翻越高黎贡山、云岭等崇山峻岭，由20万筑路民众在9个月内徒手开凿而成，1938年8月通车后成为“中国抗战的生命线”。


路修通了，但问题依然严峻：当时中国严重缺乏熟悉汽车驾驶与维修的技术人员。


危急关头，时任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1939年2月在《南洋商报》上发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第六号通告》，征募懂驾驶、会修车的华侨青年回国服务，通告结尾写道：“事关祖国复兴大业，逼切注意办理是要。”



通告发出后，短短10天便有80人响应，后续报名者不断。他们中有教师、医生、商人、工程师，其中不乏家境殷实者。通告要求年龄在20—40岁之间，但前来报名的人中年纪最大的49岁，最小的仅13岁，他们瞒报、虚报年龄，甚至有人女扮男装，希望回国参与抗战。1939年，先后有9批共3200余名南侨机工回国支援。他们来自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泰国等国，其中至少有5名是女性。


临行前的合照定格了南侨机工曾经的风华：西装革履，领带整齐，发蜡锃亮。这是一群会吹口琴、能唱英文歌、爱喝咖啡的青年，为了抗战胜利，他们毫不犹豫离开南洋，奔向被战火侵袭的祖国。



在云南，南侨机工经过两个月左右的军事培训后上岗：会驾驶的担任卡车司机，负责运输物资；懂维修的驻扎在沿线主要车站和修理厂，负责车辆维护保障。


从昆明到缅甸，驾车单程需七八天。南侨机工以方向盘为武器，以货车为掩体，凭借胆魄与技术，在敌机轰炸下持续穿行。他们从缅甸运进武器弹药等军需物资，将中国的桐油、矿产等物资运往海外，为战时中国提供宝贵支援。


1939年至1942年，经滇缅公路运送的军需物资达50多万吨，还有不计其数的民用物资。



长期研究南侨机工历史的云南师范大学华文学院教授夏玉清说：


“1942年滇缅公路被切断后，一部分南侨机工投身中美联合开辟的驼峰航线，承担将各类军用物资转运至中国战场的任务；也有部分留在昆明，在盟军中担任翻译、文员等职务。”


抗战期间，海外华侨华人倾尽所能支援中国。一份《世界各地华侨输财助战统计表》显示：1937年至1945年，缅甸华侨华人捐赠飞机19架，南侨总会筹集卡车200辆，南洋地区捐赠御寒衣物逾700万件……在这场世界范围内的“侨心报国”行动中，南侨机工以血肉之躯书写了壮烈、动人的篇章。



平均每公里就有一名南侨机工为国捐躯


“当初从南洋回到云南的时候，已经准备好牺牲了，就没想过要活着回去。”2018年本报记者第一次采访罗开瑚时，这位已经百岁高龄的老人说。当时他身体硬朗，仍保留着当年在南洋喝咖啡、看报纸的习惯。


1939年7月，年仅21岁的罗开瑚与第八批南侨机工的300多名热血青年一起坐船回国。


滇缅公路上，处处是生死考验。山道在崇山峻岭间盘桓，驾车稍有不慎便会坠入万丈深渊。行驶在泥泞狭窄、临近悬崖的路段时，副驾驶员甚至需要“悬挂”在车外，充当“人肉导航”。路上蚊虫肆虐、疟疾流行，上千名机工倒在运输途中。敌机轰炸更是家常便饭，车辆一旦中弹，机工几无生还希望。


“打摆子（疟疾）、没有停过的炮火，我的好多战友都牺牲了。”罗开瑚平静的声音中透出岁月抹不去的痛楚。


南侨机工不仅是战士，还是工程师。他们凭借智慧应对重重困难：自制防滑三角木、冷却水箱、视线测量杆等工具，以应对滑坡、高温、急弯等恶劣条件。


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讲解员余有兰说：


“视线测量杆是南侨机工谢川周发明的。卡车视野受限，他就将竹子削成两段小竹竿，插在车灯两侧，作为测距标记，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车头，相当于现在汽车的保险杠。”


横跨澜沧江的功果桥是滇缅公路的“咽喉”，曾多次成为敌人重点轰炸的目标。日军炸毁功果桥后，日本电台曾扬言“滇缅公路已断，3个月内无通车希望”。南侨机工廖国雄回忆，为了尽快恢复滇缅公路交通线，南侨机工与当地民众用几百只空油桶扎成浮船，上铺木板，只用10小时就搭起长达300米的浮桥，保证了这条抗日运输大动脉的畅通。



不久前，南侨机工李月美的孙女杨婷，与一群机工后人重走滇缅公路，缅怀先辈的英勇事迹。杨婷小时候经常听家人讲南侨机工的故事。李月美驾驶技术出众、反应敏捷，是躲避轰炸的好手。日军飞机在天空盘旋时，她和战友配合默契，或用树枝遮挡车子反光的后视镜，或是争分夺秒地将车子开进茂密的树林。


“奶奶是女扮男装加入南侨机工队伍的。”杨婷说，李月美凭借过人的智慧和毅力顺利通过各项考核，“她长得高大结实，当时报名处的人都没看出破绽。”直到一次意外翻车，李月美被路过的机工发现并送往医院救治，急救过程中她的身份才被识破。“当代花木兰”的故事当时被广泛报道，轰动海内外。



像李月美这样的英雄，在南侨机工中还有许多：13岁归国参战的蒋印生，放弃南洋高薪工作的王文松，仅用一周自学驾驶奔赴前线的吴惠民……据不完全统计，3200余名南侨机工中，超过1/3在滇缅公路沿线英勇牺牲。滇缅公路上，平均每公里就有一名南侨机工为国捐躯。


硝烟散尽后，他们的名字留在这里


中缅边境线上，云南德宏畹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高高耸立。天刚微亮，守碑人叶晓东就骑着电瓶车来到碑下，爬上长长的台阶，擦拭碑面、给花木浇水、打扫地面上的落叶……二十年如一日。



纪念碑后方，记述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浮雕长廊里，雕刻着南侨机工英名录。每每行至此处，叶晓东的目光总会在“陈团圆”这个名字上停留，这是他的生父。


“父亲的名字在这儿，父亲就在这儿。”第一次在英名录上看到父亲的名字时，叶晓东这样想。作为南侨机工后代，叶晓东一出生便浸染国殇的悲怆。1944年，父亲陈团圆因不愿出卖战友惨遭日军活埋，当时叶晓东仅3个月大。


2005年，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畹町镇落成，叶晓东主动担任守碑人，每天为父亲和父亲的战友们清扫擦拭纪念碑、英名录。


20年来，叶晓东每天风雨无阻地守着碑。有海内外南侨机工后人来寻亲，抚着纪念碑上的名字痛哭，他会陪着一起哭，面对纪念碑深深鞠躬；有游客到此，他会不厌其烦地讲述南侨机工的英勇事迹。



南侨机工后人陈达娅携手其他机工后代，共同创作并演绎大型交响组歌《南侨颂》。这部作品从国内剧场走向海外舞台，让南侨机工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不少人不远万里赶来观看演出，很多观众泪洒当场。


如今，马来西亚、新加坡两国也建有南侨机工纪念碑，马来西亚正推动建设南侨机工纪念公园和南侨机工纪念馆。每年抗战胜利纪念日，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华人社团都会在纪念碑前举行活动，缅怀南侨机工为抗战作出的伟大贡献。


2020年，罗开瑚去世；2022年，蒋印生去世。此后，世上再无南侨机工，但他们“舍身而不顾，毁家而不怨”的故事将被永远铭记。


2018年，“南侨机工历史档案”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档案真实记录了抗战期间南洋华侨志愿回国抗日的全过程，也镌刻下海外华侨华人反抗暴政、维护人类和平的记忆。2019年，马来西亚二战历史研究会授予南侨机工“亚洲和平奖”。


罗开瑚生前接受采访时说：


“国家危难时尽力做贡献，是每一名中国人的责任，无论是生是死。”


“一边是富有安逸的生活，一边是炮火喧嚣的战场，南侨机工毅然选择后者，这源于中华民族血脉中割不断的联系。他们的壮举既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争取民族独立筑起流动的钢铁长城，也为世界和平事业刻下华侨群体的历史印记。为民族独立而抗争、为世界和平而奉献，南侨机工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史册与人类反法西斯的共同记忆之中。”夏玉清说，“今天，面对动荡的国际局势，我们纪念南侨机工，不只是回顾历史，更是在传承精神。他们跨越时空的信念提醒我们，和平需要守护，未来需要共建。”




 告别南洋

词：田汉

曲：聂耳



     再会吧，南洋！

　　你海波绿，海云长，

　　你是我们第二的故乡。

　　我们民族的血汗，

　　洒遍了这几百个荒凉的岛上。

　　再会吧，南洋！

　　你椰子肥，豆蔻香。

　　你受着自然丰富的供养，

　　但在帝国主义的剥削下，

　　千百万被压迫者都闹着饥荒！

　　再会吧，南洋！

　　你不见尸横着长白山，

　　血流着黑龙江？

　　这是中华民族的存亡！

　　再会吧，南洋！

　　再会吧，南洋！

　　我们要去争取一线光明的希望！


《告别南洋》是田汉、聂耳创作的歌曲，1934年问世，歌曲展现南洋华侨华人的离散经历和对中国的深厚感情。南侨机工回国支援抗战，离别之际经常唱起这首歌。




本文转发自《人民日报》2025年7月7日第15版，原标题为《抗战危急时刻，三千二百余名南侨机工毅然回国，筑起一条“不沉的补给线”——“国家危难时尽力做贡献，是每一名中国人的责任”（铭记历史 开创未来）》，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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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李茂颖 屈佩
编辑 | 侯露露 屈佩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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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n \n\n \n
\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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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子功勋”—云南昆明西山上矗立着一座9米高的纪念碑，基座上刻着这四个大字。碑文这样写道：


三千多名热血奔腾的南洋华侨机工……以自己的生命、鲜血和汗水，在华侨爱国史上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39年至1942年，抗战危急时刻，在被称为“死亡公路”的滇缅公路上，3200余名南洋归国华侨青年，驾驶卡车穿越枪林弹雨，抢运军需物资、抢修运输车辆，为抗战筑起一条“不沉的补给线”。



硝烟散尽，功勋长存。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简称“南侨机工”）。今年4月15日，在赴吉隆坡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习近平主席在当地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指出：


“80多年前，马来西亚南侨机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奔赴云南，帮助打通滇缅公路这条生命线。这些佳话至今仍在中马两国人民中广为传颂。”



凭借胆魄与技术，在敌机轰炸下持续穿行


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沿海重要港口基本沦陷，西北公路和滇越铁路先后被切断，滇缅公路成为中国与外部联系的重要国际运输通道。


滇缅公路全长1146公里，从云南昆明通往缅甸，翻越高黎贡山、云岭等崇山峻岭，由20万筑路民众在9个月内徒手开凿而成，1938年8月通车后成为“中国抗战的生命线”。


路修通了，但问题依然严峻：当时中国严重缺乏熟悉汽车驾驶与维修的技术人员。


危急关头，时任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1939年2月在《南洋商报》上发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第六号通告》，征募懂驾驶、会修车的华侨青年回国服务，通告结尾写道：“事关祖国复兴大业，逼切注意办理是要。”



通告发出后，短短10天便有80人响应，后续报名者不断。他们中有教师、医生、商人、工程师，其中不乏家境殷实者。通告要求年龄在20—40岁之间，但前来报名的人中年纪最大的49岁，最小的仅13岁，他们瞒报、虚报年龄，甚至有人女扮男装，希望回国参与抗战。1939年，先后有9批共3200余名南侨机工回国支援。他们来自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泰国等国，其中至少有5名是女性。


临行前的合照定格了南侨机工曾经的风华：西装革履，领带整齐，发蜡锃亮。这是一群会吹口琴、能唱英文歌、爱喝咖啡的青年，为了抗战胜利，他们毫不犹豫离开南洋，奔向被战火侵袭的祖国。



在云南，南侨机工经过两个月左右的军事培训后上岗：会驾驶的担任卡车司机，负责运输物资；懂维修的驻扎在沿线主要车站和修理厂，负责车辆维护保障。


从昆明到缅甸，驾车单程需七八天。南侨机工以方向盘为武器，以货车为掩体，凭借胆魄与技术，在敌机轰炸下持续穿行。他们从缅甸运进武器弹药等军需物资，将中国的桐油、矿产等物资运往海外，为战时中国提供宝贵支援。


1939年至1942年，经滇缅公路运送的军需物资达50多万吨，还有不计其数的民用物资。



长期研究南侨机工历史的云南师范大学华文学院教授夏玉清说：


“1942年滇缅公路被切断后，一部分南侨机工投身中美联合开辟的驼峰航线，承担将各类军用物资转运至中国战场的任务；也有部分留在昆明，在盟军中担任翻译、文员等职务。”


抗战期间，海外华侨华人倾尽所能支援中国。一份《世界各地华侨输财助战统计表》显示：1937年至1945年，缅甸华侨华人捐赠飞机19架，南侨总会筹集卡车200辆，南洋地区捐赠御寒衣物逾700万件……在这场世界范围内的“侨心报国”行动中，南侨机工以血肉之躯书写了壮烈、动人的篇章。



平均每公里就有一名南侨机工为国捐躯


“当初从南洋回到云南的时候，已经准备好牺牲了，就没想过要活着回去。”2018年本报记者第一次采访罗开瑚时，这位已经百岁高龄的老人说。当时他身体硬朗，仍保留着当年在南洋喝咖啡、看报纸的习惯。


1939年7月，年仅21岁的罗开瑚与第八批南侨机工的300多名热血青年一起坐船回国。


滇缅公路上，处处是生死考验。山道在崇山峻岭间盘桓，驾车稍有不慎便会坠入万丈深渊。行驶在泥泞狭窄、临近悬崖的路段时，副驾驶员甚至需要“悬挂”在车外，充当“人肉导航”。路上蚊虫肆虐、疟疾流行，上千名机工倒在运输途中。敌机轰炸更是家常便饭，车辆一旦中弹，机工几无生还希望。


“打摆子（疟疾）、没有停过的炮火，我的好多战友都牺牲了。”罗开瑚平静的声音中透出岁月抹不去的痛楚。


南侨机工不仅是战士，还是工程师。他们凭借智慧应对重重困难：自制防滑三角木、冷却水箱、视线测量杆等工具，以应对滑坡、高温、急弯等恶劣条件。


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讲解员余有兰说：


“视线测量杆是南侨机工谢川周发明的。卡车视野受限，他就将竹子削成两段小竹竿，插在车灯两侧，作为测距标记，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车头，相当于现在汽车的保险杠。”


横跨澜沧江的功果桥是滇缅公路的“咽喉”，曾多次成为敌人重点轰炸的目标。日军炸毁功果桥后，日本电台曾扬言“滇缅公路已断，3个月内无通车希望”。南侨机工廖国雄回忆，为了尽快恢复滇缅公路交通线，南侨机工与当地民众用几百只空油桶扎成浮船，上铺木板，只用10小时就搭起长达300米的浮桥，保证了这条抗日运输大动脉的畅通。



不久前，南侨机工李月美的孙女杨婷，与一群机工后人重走滇缅公路，缅怀先辈的英勇事迹。杨婷小时候经常听家人讲南侨机工的故事。李月美驾驶技术出众、反应敏捷，是躲避轰炸的好手。日军飞机在天空盘旋时，她和战友配合默契，或用树枝遮挡车子反光的后视镜，或是争分夺秒地将车子开进茂密的树林。


“奶奶是女扮男装加入南侨机工队伍的。”杨婷说，李月美凭借过人的智慧和毅力顺利通过各项考核，“她长得高大结实，当时报名处的人都没看出破绽。”直到一次意外翻车，李月美被路过的机工发现并送往医院救治，急救过程中她的身份才被识破。“当代花木兰”的故事当时被广泛报道，轰动海内外。



像李月美这样的英雄，在南侨机工中还有许多：13岁归国参战的蒋印生，放弃南洋高薪工作的王文松，仅用一周自学驾驶奔赴前线的吴惠民……据不完全统计，3200余名南侨机工中，超过1/3在滇缅公路沿线英勇牺牲。滇缅公路上，平均每公里就有一名南侨机工为国捐躯。


硝烟散尽后，他们的名字留在这里


中缅边境线上，云南德宏畹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高高耸立。天刚微亮，守碑人叶晓东就骑着电瓶车来到碑下，爬上长长的台阶，擦拭碑面、给花木浇水、打扫地面上的落叶……二十年如一日。



纪念碑后方，记述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浮雕长廊里，雕刻着南侨机工英名录。每每行至此处，叶晓东的目光总会在“陈团圆”这个名字上停留，这是他的生父。


“父亲的名字在这儿，父亲就在这儿。”第一次在英名录上看到父亲的名字时，叶晓东这样想。作为南侨机工后代，叶晓东一出生便浸染国殇的悲怆。1944年，父亲陈团圆因不愿出卖战友惨遭日军活埋，当时叶晓东仅3个月大。


2005年，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畹町镇落成，叶晓东主动担任守碑人，每天为父亲和父亲的战友们清扫擦拭纪念碑、英名录。


20年来，叶晓东每天风雨无阻地守着碑。有海内外南侨机工后人来寻亲，抚着纪念碑上的名字痛哭，他会陪着一起哭，面对纪念碑深深鞠躬；有游客到此，他会不厌其烦地讲述南侨机工的英勇事迹。



南侨机工后人陈达娅携手其他机工后代，共同创作并演绎大型交响组歌《南侨颂》。这部作品从国内剧场走向海外舞台，让南侨机工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不少人不远万里赶来观看演出，很多观众泪洒当场。


如今，马来西亚、新加坡两国也建有南侨机工纪念碑，马来西亚正推动建设南侨机工纪念公园和南侨机工纪念馆。每年抗战胜利纪念日，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华人社团都会在纪念碑前举行活动，缅怀南侨机工为抗战作出的伟大贡献。


2020年，罗开瑚去世；2022年，蒋印生去世。此后，世上再无南侨机工，但他们“舍身而不顾，毁家而不怨”的故事将被永远铭记。


2018年，“南侨机工历史档案”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档案真实记录了抗战期间南洋华侨志愿回国抗日的全过程，也镌刻下海外华侨华人反抗暴政、维护人类和平的记忆。2019年，马来西亚二战历史研究会授予南侨机工“亚洲和平奖”。


罗开瑚生前接受采访时说：


“国家危难时尽力做贡献，是每一名中国人的责任，无论是生是死。”


“一边是富有安逸的生活，一边是炮火喧嚣的战场，南侨机工毅然选择后者，这源于中华民族血脉中割不断的联系。他们的壮举既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争取民族独立筑起流动的钢铁长城，也为世界和平事业刻下华侨群体的历史印记。为民族独立而抗争、为世界和平而奉献，南侨机工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史册与人类反法西斯的共同记忆之中。”夏玉清说，“今天，面对动荡的国际局势，我们纪念南侨机工，不只是回顾历史，更是在传承精神。他们跨越时空的信念提醒我们，和平需要守护，未来需要共建。”




 告别南洋

词：田汉

曲：聂耳



     再会吧，南洋！

　　你海波绿，海云长，

　　你是我们第二的故乡。

　　我们民族的血汗，

　　洒遍了这几百个荒凉的岛上。

　　再会吧，南洋！

　　你椰子肥，豆蔻香。

　　你受着自然丰富的供养，

　　但在帝国主义的剥削下，

　　千百万被压迫者都闹着饥荒！

　　再会吧，南洋！

　　你不见尸横着长白山，

　　血流着黑龙江？

　　这是中华民族的存亡！

　　再会吧，南洋！

　　再会吧，南洋！

　　我们要去争取一线光明的希望！


《告别南洋》是田汉、聂耳创作的歌曲，1934年问世，歌曲展现南洋华侨华人的离散经历和对中国的深厚感情。南侨机工回国支援抗战，离别之际经常唱起这首歌。




本文转发自《人民日报》2025年7月7日第15版，原标题为《抗战危急时刻，三千二百余名南侨机工毅然回国，筑起一条“不沉的补给线”——“国家危难时尽力做贡献，是每一名中国人的责任”（铭记历史 开创未来）》，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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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李茂颖 屈佩
编辑 | 侯露露 屈佩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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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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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000 字

阅 读 需 要 17 分 钟 


前段时间，《光明日报》的一篇《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在中国的历史与考古学界掀起了一场惊涛骇浪，一大批历史学者纷纷就这一石刻的篆刻字体、年代、文字内容以及当地自然环境发表了相关评论。众说纷纭中，大家最为关注的莫过于石刻对“昆仑”这一中国古代传奇圣山的地理定位，从先秦到明清，昆仑都堪称“神圣之巅”，它的存在曾被认为是传说中虚幻之处，也曾在从陕西到新疆之间的山川广域之中辗转腾挪。那么中国古代的“昆仑”究竟在何方？



茫茫山海：昆仑之墟何在？

 

关于昆仑的记载，最早起于先秦时代的典籍中，最初多被称为“昆仑之丘”或“昆仑之虚（墟）”，代指一片具有浓郁神话色彩的神秘领域，不仅有高耸入云、连绵巍峨的山群，更是有神兽守卫的“帝之下都”（天神在人间的都邑）。

 

《山海经·海内西经》载：

 

“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 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


 

《尔雅》载：

 

“河出昆仑虚，色白”“西北之美者 ，有昆仑虚之璆琳琅玕焉。”

 

早期昆仑的方位十分模糊，其有效的地理标识仅有“西北”“西次三经（山海经中西方山脉的第三序列）”，而能够产出“璆琳琅玕”这样的精美玉石，根据《山海经》其他已知山系的推测（如西山经中为首的是陕西华山），只能推断出昆仑位于从关中平原向西向北，包括甘肃、青海与新疆等地在内的广大群山之中，但有关真正的昆仑在何处，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方位记载。从此时开始，昆仑与黄河（古称“河水”）源头所在已被深度绑定，从而使后人总将探求“昆仑”与追寻“河源”两大地理使命合二为一。


 

昆仑之墟的神秘玄幻不仅牵动着历代探险家的探奇之心，更让古往今来的中原帝王心怀向往。据《穆天子传》记述，最早向西抵达昆仑之境的是周穆王，他在西征巡游时得河伯指引，到达从关中宗周西行8100里的昆仑。“（穆王）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丰隆之葬，以诏后世”，甚至有言，周穆王曾在昆仑山周边的瑶池与西王母相会结下不解之缘。此次周穆王在昆仑山上对黄帝之宫的参拜尽管存在争议，但先秦时期古代中原对于昆仑之域的内心崇拜显然已经贯穿于整个社会文化氛围之中，并为天子诸侯所共知。


乾坤大挪移：昆仑空间的斗转星移

 

秦汉时期，随着“华夏文化圈”和“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古人开始尝试拨开昆仑这一“上古神山”的神秘面纱，在不断拓展的边疆中追寻它的准确位置。


向西方探寻昆仑所在的契机来自秦国的西向扩张。战国末年，秦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秦人）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秦国三郡的设立标志着中原地区的直接管辖范围深入到黄河上游的宁夏甘肃一线，从而将《山海经》中渺茫的西土逐渐具象化。



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横扫六合统一华夏，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横空出世。与辉煌一统相伴的是秦始皇本人对大秦帝国的独特构想。首先，信奉传统秦国神祇的秦始皇想要通过“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的方式将整个东方六国的信仰体系融为一体，因而在统一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天下祭祀巡行，其中第一次巡行路线便是：

 

“（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



秦始皇将西方疆域山川放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也为当时官方与民间继续向西探求昆仑山川奠定了基础。而秦始皇个人对于长生不老的不懈追求，也为当时官方民间以寻仙问药为由的四方探寻提供了契机，所谓五大夫翳“采药昆仑”石刻上的这段史书上并未记载的神奇故事，或许正是在这一实地考察的背景下产生。



实际文献中对于昆仑的第一次官方认定出现在汉代。《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

 

这里穷“（黄）河源”的汉使便是张骞及其副使，他在两次出使西域之后断定黄河的起源在于阗（今新疆和田县）的山中，认为发源于于阗山中的河水向东汇入盐泽（也称蒲昌海，位于今天的新疆罗布泊）后就变成了潜行地下的隐河，随后在南方涌出地面变成黄河的源头。在获得这些关键信息之后，汉武帝依据玉石对比古图书，最终判定于阗的南山（今昆仑山西段一部）为昆仑山。这次官方定位基本上是依据“河源出昆仑”与“昆仑产美玉”两大特点认定的。今天来看，张骞关于“黄河潜行”地下的说法有些荒诞，但这依旧是第一次有史记载的对昆仑所在地进行实地考察，其定位的昆仑位置与今日昆仑山脉一部分相重叠，同时也交代了黄河在罗布泊之南某地（青藏高原之上）涌出地面这一基本事实，为后人进一步发掘昆仑山留下了可供思考的维度。


 

西汉末年以后，随着汉王朝与西羌部落（活跃于青海与甘肃交界地带）的持续作战，汉王朝对黄河上游的地理认知也不断深入，东汉经学家马融开始提出“昆仑在临羌西”，即昆仑在今天青海省西宁市一带，表明当时汉朝人已经对青藏高原东北隅有了初步的地理认知，但是仍受限于气候环境，无法进一步探寻昆仑所在。

 

魏晋以后，河西走廊一带在中原战乱背景下经济文化迅速发展，黄河上游地区相继出现了“五凉”政权，对黄河上游与祁连山以南的高原地区认识更为清晰。《晋书·张骏传》载：

 

“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无疆之福。”

 

这里认为的昆仑山在祁连山之中，将昆仑对中原的距离重新拉近到华夏的边缘地带。唐朝著名的历史地理学著作《括地志》云：“昆仑山在肃州酒泉县南八十里。”同样延续了《晋书》的看法。


 

在北方政权企图将昆仑山拉近的同时，佛教文化的传入则为昆仑山的位置增加了一条新的赛道。来自中亚西域的僧人力图将佛教与华夏文化融会贯通。前秦高僧释道安，为了更好地将佛教传播给广大中原之人，将印度传说中佛教圣地阿耨（nòu）达山（佛教文献中为印度河与恒河等四大河的发源地）附加了浓郁的中华神话色彩。《水经注》作者郦道元在引据道安《释氏西域记》的“阿耨达太山，其上有大渊水，宫殿楼观甚大焉”时解释说：“山即昆仑山也。”再如引《穆天子传》中“天子升于昆仑、观黄帝之宫”时解释：“黄帝宫，即阿耨达宫也。”郦道元对这一说法的认同展现出当时中原社会浓厚的佛教氛围以及西来佛教与华夏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昆仑”一度同时成为佛教与中国原始道教的圣山福地。而根据后世地理著作考证，阿耨达山的位置大致位于今天青藏高原西部的冈底斯山。


观览河源昆仑：大一统帝国的不懈追求


繁盛的唐代为昆仑的进一步具象化提供了契机。

 

贞观九年（635），唐朝对盘踞在今天青海北部的吐谷浑发起总攻，唐军从鄯州（今青海西宁）出现，分南北两道一路西进，从青海湖一线向黄河上游以轻骑快速深入，创造了中原王朝在青藏高原作战的空前胜利。史载唐朝北路大军：

 

“次且末之西，（吐谷浑可汗）伏允走图伦碛（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将托于阗，万均督锐骑追亡数百里，又破之。”

 

即相当于从青海湖向西贯穿格尔木盆地，翻越阿尔金山进入新疆南部。



而南路大军在侯君集率领下：

 

“经途二千余里，行空虚之地。盛夏降霜，山多积雪，转战过星宿川，至于柏海（今青海省鄂陵湖），频与虏遇，皆大克获。北望积石山，观河源之所出焉。”

 

即从青海湖溯黄河源头而上，途经两千余里雪山沼泽后抵达黄河源头附近的鄂陵湖。这一次军事远征对青海地区的探索可谓史无前例，中原王朝的军队与随行人员第一次深入青藏高原内部地区，也为“河源所出”的昆仑所在提供了珍贵的地理资料。



随着唐朝中期与吐蕃在青藏高原之上的长期拉锯战，中原人士对青藏高原的地理环境认知更为清晰。《新唐书•吐蕃传》记载，长庆二年（822）五月，唐朝和盟专使、大理寺卿刘元鼎率领使团前往吐蕃，与吐蕃以钵阐布·勃阑伽允丹为首的官员在逻些（今西藏拉萨）东郊会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长庆会盟（前一年双方在长安西郊会盟）。这次会盟是有史料记载以来，中原王朝首次派遣官方使节经过唐蕃古道全程往返青藏高原核心区域。会盟结束回朝的路上，盟使刘元鼎在沿途详细记载青藏高原山川地貌，尤其对黄河源头附近进行了详实介绍：

 

（刘）元鼎踰湟水，至龙泉谷。西北望杀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出濛谷，抵龙泉，与河合。河之上流繇洪济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秋夏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者也，虏曰闷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

 

此处记载从湟水与河水汇合处向上游溯源，在到达“洪济梁”（唐朝金天军所在，今青海贵德县黄河沿岸）后要再向西南行两千里，这一段的黄河春季可以步行涉水，夏秋可以乘舟，再向南三百里就可以到达古代羊同国故地的紫山，也就是古代昆仑，吐蕃当地人则称为闷摩黎山。而根据后世记载，此处吐蕃境内的闷摩黎山（紫山），据考即今巴颜喀拉山。此次唐朝使者认为的“黄河源头”昆仑山基本与我们今天给出的黄河源头相吻合，也将昆仑山的位置基本固定在黄河西南方向的青海一带。


 

13世纪下半叶，忽必烈建立大元，青藏高原第一次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行政管辖。元世祖忽必烈设置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并统辖吐蕃地区（今西藏及青海大部）军政事务的机构——宣政院。庞大的疆域和通畅的道路为内地人员对青藏高原进行全方位考察奠定了基础。当时的忽必烈为了建立汉唐都未能达到的功勋，彰显大元对寰宇一统的历史功绩，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也有说法为十七年（1280），派遣女真人都实从甘肃临夏出发穷探黄河之源头，完成“古无有也”的历史创举。

 

都实首先在唐人的基础上确认了星宿川为黄河源头所在：

 

“有泉百余，泓洳散涣，弗可逼视，方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脑儿，译言‘星宿’也。”

 

即将今天黄河上游星宿海星罗棋布的泉流地带清晰描述为黄河源头。随后又记载：

 

“朵甘思东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髙，译言腾乞里塔，即昆仑也。”

 

又言黄河先自西向东绕昆仑之南行，随后“河水北行，转西流，过昆仑北”。由此可见，元代定义的昆仑并不在黄河源头处，反而是黄河上游一串被黄河绵延环绕的巨大山脉，以今天的地图观之，恰好是三面为黄河所环绕的今阿尼玛卿山山脉，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也被称为“大积石山”，与《尚书·禹贡》中“导河积石”的记载不谋而合，而此处昆仑山的译音“腾乞里塔”很可能也与蒙古语中的腾格里词汇同源，有所谓“天山”之义，即当地人心目中的“神山”。

 

所以，这次对昆仑位置的界定，是古代历史上第一次具有明确记载的亲身地理科学探索的结论，是一次重要诠释。


 

古人对昆仑最为系统性的考察还是在清代。康熙年间，清廷全力平定西北新疆一带的准噶尔部落，当时的青海处于准噶尔、西藏与内地的交通要冲，位于青海境内的和硕特蒙古部落便被视为朝廷重点争取对象。康熙帝借探查河源的机会在当地宣扬朝廷恩威，作为勘察使者的侍卫拉锡与舒兰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不辱使命再次来到“星宿海”，得知其周围群山蒙古名为“库尔滚”，认为“即昆仑也”，同时认为从周边“库尔滚”群山中涌出的三条河流（包括黄河上的卡日曲与约古宗列曲）即黄河源头所在，这一发现再次佐证了《山海经》中“河出昆仑”的基本猜想，而此处的库尔滚（坤）山，即今巴颜喀拉山，这一结果也基本与今日现代地理考察所得出的结论相吻合。

 

现代地理学上的昆仑山脉从帕米尔高原发端，沿着塔里木盆地和青藏高原的交界一路向东，在进入青海之后，则沿柴达木盆地南缘向东南延伸，形成巴颜喀拉山脉与阿尼玛卿山等多列山系，而古人对于昆仑位置的探究尽管不尽相同，但终究处在“大昆仑”的范畴之中。


 

纵观古人对昆仑方位的认识，无不与同一时代的疆域广度与社会风貌相联结，昆仑的位置所在不仅是一个神话山脉的位置归属，更是有关华夏龙脉所在的终极探讨，堪舆之书言：

 

“万山一贯，起自昆仑。山龙之散见于地，虽有千万之多，而其龙脉之来，皆出于昆仑。”

 

大秦将昆仑视作求仙访药的神仙居所，汉武帝将昆仑视为汉家西域的明证，昆仑在大唐与吐蕃的交往中撤下隐藏的迷雾，在元代丈量寰宇的脚步中逐渐明晰，最终在清代的一统功业中找到了真实而确切的归宿。

 

巍峨的昆仑山，承载着华夏民族探寻世界寰宇的无限憧憬，矗立于祖国的茫茫西土，守望庇佑着龙之传人。

 


参考文献：

1. 沈婉婷：《中国古代昆仑观念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

2.（明）宋濂：《元史》 

3. 中华书局编：《清实录》

4.（宋）欧阳修：《新唐书》

5.（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王凯迪‍‍‍‍‍‍‍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曲晨溪（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张斌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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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000 字

阅 读 需 要 17 分 钟 


前段时间，《光明日报》的一篇《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在中国的历史与考古学界掀起了一场惊涛骇浪，一大批历史学者纷纷就这一石刻的篆刻字体、年代、文字内容以及当地自然环境发表了相关评论。众说纷纭中，大家最为关注的莫过于石刻对“昆仑”这一中国古代传奇圣山的地理定位，从先秦到明清，昆仑都堪称“神圣之巅”，它的存在曾被认为是传说中虚幻之处，也曾在从陕西到新疆之间的山川广域之中辗转腾挪。那么中国古代的“昆仑”究竟在何方？



茫茫山海：昆仑之墟何在？

 

关于昆仑的记载，最早起于先秦时代的典籍中，最初多被称为“昆仑之丘”或“昆仑之虚（墟）”，代指一片具有浓郁神话色彩的神秘领域，不仅有高耸入云、连绵巍峨的山群，更是有神兽守卫的“帝之下都”（天神在人间的都邑）。

 

《山海经·海内西经》载：

 

“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 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


 

《尔雅》载：

 

“河出昆仑虚，色白”“西北之美者 ，有昆仑虚之璆琳琅玕焉。”

 

早期昆仑的方位十分模糊，其有效的地理标识仅有“西北”“西次三经（山海经中西方山脉的第三序列）”，而能够产出“璆琳琅玕”这样的精美玉石，根据《山海经》其他已知山系的推测（如西山经中为首的是陕西华山），只能推断出昆仑位于从关中平原向西向北，包括甘肃、青海与新疆等地在内的广大群山之中，但有关真正的昆仑在何处，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方位记载。从此时开始，昆仑与黄河（古称“河水”）源头所在已被深度绑定，从而使后人总将探求“昆仑”与追寻“河源”两大地理使命合二为一。


 

昆仑之墟的神秘玄幻不仅牵动着历代探险家的探奇之心，更让古往今来的中原帝王心怀向往。据《穆天子传》记述，最早向西抵达昆仑之境的是周穆王，他在西征巡游时得河伯指引，到达从关中宗周西行8100里的昆仑。“（穆王）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丰隆之葬，以诏后世”，甚至有言，周穆王曾在昆仑山周边的瑶池与西王母相会结下不解之缘。此次周穆王在昆仑山上对黄帝之宫的参拜尽管存在争议，但先秦时期古代中原对于昆仑之域的内心崇拜显然已经贯穿于整个社会文化氛围之中，并为天子诸侯所共知。


乾坤大挪移：昆仑空间的斗转星移

 

秦汉时期，随着“华夏文化圈”和“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古人开始尝试拨开昆仑这一“上古神山”的神秘面纱，在不断拓展的边疆中追寻它的准确位置。


向西方探寻昆仑所在的契机来自秦国的西向扩张。战国末年，秦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秦人）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秦国三郡的设立标志着中原地区的直接管辖范围深入到黄河上游的宁夏甘肃一线，从而将《山海经》中渺茫的西土逐渐具象化。



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横扫六合统一华夏，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横空出世。与辉煌一统相伴的是秦始皇本人对大秦帝国的独特构想。首先，信奉传统秦国神祇的秦始皇想要通过“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的方式将整个东方六国的信仰体系融为一体，因而在统一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天下祭祀巡行，其中第一次巡行路线便是：

 

“（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



秦始皇将西方疆域山川放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也为当时官方与民间继续向西探求昆仑山川奠定了基础。而秦始皇个人对于长生不老的不懈追求，也为当时官方民间以寻仙问药为由的四方探寻提供了契机，所谓五大夫翳“采药昆仑”石刻上的这段史书上并未记载的神奇故事，或许正是在这一实地考察的背景下产生。



实际文献中对于昆仑的第一次官方认定出现在汉代。《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

 

这里穷“（黄）河源”的汉使便是张骞及其副使，他在两次出使西域之后断定黄河的起源在于阗（今新疆和田县）的山中，认为发源于于阗山中的河水向东汇入盐泽（也称蒲昌海，位于今天的新疆罗布泊）后就变成了潜行地下的隐河，随后在南方涌出地面变成黄河的源头。在获得这些关键信息之后，汉武帝依据玉石对比古图书，最终判定于阗的南山（今昆仑山西段一部）为昆仑山。这次官方定位基本上是依据“河源出昆仑”与“昆仑产美玉”两大特点认定的。今天来看，张骞关于“黄河潜行”地下的说法有些荒诞，但这依旧是第一次有史记载的对昆仑所在地进行实地考察，其定位的昆仑位置与今日昆仑山脉一部分相重叠，同时也交代了黄河在罗布泊之南某地（青藏高原之上）涌出地面这一基本事实，为后人进一步发掘昆仑山留下了可供思考的维度。


 

西汉末年以后，随着汉王朝与西羌部落（活跃于青海与甘肃交界地带）的持续作战，汉王朝对黄河上游的地理认知也不断深入，东汉经学家马融开始提出“昆仑在临羌西”，即昆仑在今天青海省西宁市一带，表明当时汉朝人已经对青藏高原东北隅有了初步的地理认知，但是仍受限于气候环境，无法进一步探寻昆仑所在。

 

魏晋以后，河西走廊一带在中原战乱背景下经济文化迅速发展，黄河上游地区相继出现了“五凉”政权，对黄河上游与祁连山以南的高原地区认识更为清晰。《晋书·张骏传》载：

 

“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无疆之福。”

 

这里认为的昆仑山在祁连山之中，将昆仑对中原的距离重新拉近到华夏的边缘地带。唐朝著名的历史地理学著作《括地志》云：“昆仑山在肃州酒泉县南八十里。”同样延续了《晋书》的看法。


 

在北方政权企图将昆仑山拉近的同时，佛教文化的传入则为昆仑山的位置增加了一条新的赛道。来自中亚西域的僧人力图将佛教与华夏文化融会贯通。前秦高僧释道安，为了更好地将佛教传播给广大中原之人，将印度传说中佛教圣地阿耨（nòu）达山（佛教文献中为印度河与恒河等四大河的发源地）附加了浓郁的中华神话色彩。《水经注》作者郦道元在引据道安《释氏西域记》的“阿耨达太山，其上有大渊水，宫殿楼观甚大焉”时解释说：“山即昆仑山也。”再如引《穆天子传》中“天子升于昆仑、观黄帝之宫”时解释：“黄帝宫，即阿耨达宫也。”郦道元对这一说法的认同展现出当时中原社会浓厚的佛教氛围以及西来佛教与华夏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昆仑”一度同时成为佛教与中国原始道教的圣山福地。而根据后世地理著作考证，阿耨达山的位置大致位于今天青藏高原西部的冈底斯山。


观览河源昆仑：大一统帝国的不懈追求


繁盛的唐代为昆仑的进一步具象化提供了契机。

 

贞观九年（635），唐朝对盘踞在今天青海北部的吐谷浑发起总攻，唐军从鄯州（今青海西宁）出现，分南北两道一路西进，从青海湖一线向黄河上游以轻骑快速深入，创造了中原王朝在青藏高原作战的空前胜利。史载唐朝北路大军：

 

“次且末之西，（吐谷浑可汗）伏允走图伦碛（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将托于阗，万均督锐骑追亡数百里，又破之。”

 

即相当于从青海湖向西贯穿格尔木盆地，翻越阿尔金山进入新疆南部。



而南路大军在侯君集率领下：

 

“经途二千余里，行空虚之地。盛夏降霜，山多积雪，转战过星宿川，至于柏海（今青海省鄂陵湖），频与虏遇，皆大克获。北望积石山，观河源之所出焉。”

 

即从青海湖溯黄河源头而上，途经两千余里雪山沼泽后抵达黄河源头附近的鄂陵湖。这一次军事远征对青海地区的探索可谓史无前例，中原王朝的军队与随行人员第一次深入青藏高原内部地区，也为“河源所出”的昆仑所在提供了珍贵的地理资料。



随着唐朝中期与吐蕃在青藏高原之上的长期拉锯战，中原人士对青藏高原的地理环境认知更为清晰。《新唐书•吐蕃传》记载，长庆二年（822）五月，唐朝和盟专使、大理寺卿刘元鼎率领使团前往吐蕃，与吐蕃以钵阐布·勃阑伽允丹为首的官员在逻些（今西藏拉萨）东郊会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长庆会盟（前一年双方在长安西郊会盟）。这次会盟是有史料记载以来，中原王朝首次派遣官方使节经过唐蕃古道全程往返青藏高原核心区域。会盟结束回朝的路上，盟使刘元鼎在沿途详细记载青藏高原山川地貌，尤其对黄河源头附近进行了详实介绍：

 

（刘）元鼎踰湟水，至龙泉谷。西北望杀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出濛谷，抵龙泉，与河合。河之上流繇洪济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秋夏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者也，虏曰闷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

 

此处记载从湟水与河水汇合处向上游溯源，在到达“洪济梁”（唐朝金天军所在，今青海贵德县黄河沿岸）后要再向西南行两千里，这一段的黄河春季可以步行涉水，夏秋可以乘舟，再向南三百里就可以到达古代羊同国故地的紫山，也就是古代昆仑，吐蕃当地人则称为闷摩黎山。而根据后世记载，此处吐蕃境内的闷摩黎山（紫山），据考即今巴颜喀拉山。此次唐朝使者认为的“黄河源头”昆仑山基本与我们今天给出的黄河源头相吻合，也将昆仑山的位置基本固定在黄河西南方向的青海一带。


 

13世纪下半叶，忽必烈建立大元，青藏高原第一次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行政管辖。元世祖忽必烈设置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并统辖吐蕃地区（今西藏及青海大部）军政事务的机构——宣政院。庞大的疆域和通畅的道路为内地人员对青藏高原进行全方位考察奠定了基础。当时的忽必烈为了建立汉唐都未能达到的功勋，彰显大元对寰宇一统的历史功绩，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也有说法为十七年（1280），派遣女真人都实从甘肃临夏出发穷探黄河之源头，完成“古无有也”的历史创举。

 

都实首先在唐人的基础上确认了星宿川为黄河源头所在：

 

“有泉百余，泓洳散涣，弗可逼视，方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脑儿，译言‘星宿’也。”

 

即将今天黄河上游星宿海星罗棋布的泉流地带清晰描述为黄河源头。随后又记载：

 

“朵甘思东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髙，译言腾乞里塔，即昆仑也。”

 

又言黄河先自西向东绕昆仑之南行，随后“河水北行，转西流，过昆仑北”。由此可见，元代定义的昆仑并不在黄河源头处，反而是黄河上游一串被黄河绵延环绕的巨大山脉，以今天的地图观之，恰好是三面为黄河所环绕的今阿尼玛卿山山脉，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也被称为“大积石山”，与《尚书·禹贡》中“导河积石”的记载不谋而合，而此处昆仑山的译音“腾乞里塔”很可能也与蒙古语中的腾格里词汇同源，有所谓“天山”之义，即当地人心目中的“神山”。

 

所以，这次对昆仑位置的界定，是古代历史上第一次具有明确记载的亲身地理科学探索的结论，是一次重要诠释。


 

古人对昆仑最为系统性的考察还是在清代。康熙年间，清廷全力平定西北新疆一带的准噶尔部落，当时的青海处于准噶尔、西藏与内地的交通要冲，位于青海境内的和硕特蒙古部落便被视为朝廷重点争取对象。康熙帝借探查河源的机会在当地宣扬朝廷恩威，作为勘察使者的侍卫拉锡与舒兰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不辱使命再次来到“星宿海”，得知其周围群山蒙古名为“库尔滚”，认为“即昆仑也”，同时认为从周边“库尔滚”群山中涌出的三条河流（包括黄河上的卡日曲与约古宗列曲）即黄河源头所在，这一发现再次佐证了《山海经》中“河出昆仑”的基本猜想，而此处的库尔滚（坤）山，即今巴颜喀拉山，这一结果也基本与今日现代地理考察所得出的结论相吻合。

 

现代地理学上的昆仑山脉从帕米尔高原发端，沿着塔里木盆地和青藏高原的交界一路向东，在进入青海之后，则沿柴达木盆地南缘向东南延伸，形成巴颜喀拉山脉与阿尼玛卿山等多列山系，而古人对于昆仑位置的探究尽管不尽相同，但终究处在“大昆仑”的范畴之中。


 

纵观古人对昆仑方位的认识，无不与同一时代的疆域广度与社会风貌相联结，昆仑的位置所在不仅是一个神话山脉的位置归属，更是有关华夏龙脉所在的终极探讨，堪舆之书言：

 

“万山一贯，起自昆仑。山龙之散见于地，虽有千万之多，而其龙脉之来，皆出于昆仑。”

 

大秦将昆仑视作求仙访药的神仙居所，汉武帝将昆仑视为汉家西域的明证，昆仑在大唐与吐蕃的交往中撤下隐藏的迷雾，在元代丈量寰宇的脚步中逐渐明晰，最终在清代的一统功业中找到了真实而确切的归宿。

 

巍峨的昆仑山，承载着华夏民族探寻世界寰宇的无限憧憬，矗立于祖国的茫茫西土，守望庇佑着龙之传人。

 


参考文献：

1. 沈婉婷：《中国古代昆仑观念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

2.（明）宋濂：《元史》 

3. 中华书局编：《清实录》

4.（宋）欧阳修：《新唐书》

5.（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王凯迪‍‍‍‍‍‍‍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曲晨溪（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张斌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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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6000 字

阅 读 需 要 20 分 钟 



消失的士兵


1937年7月7日夜，北平城雷声阵阵，大雨将至。夜幕下，日本“支那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少佐大队长一木清直麾下的500余名日本兵携带6门步兵炮，气势汹汹地由丰台大营向卢沟桥进发，事态颇为严重。日军向中方提出交涉时，说明了他们这次行动的理由：有一名参与演习的日本士兵失踪，日方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失踪”的日本士兵叫志村菊次郎，是一名新来的传令兵。关于他的“失踪”，有观点认为完全是日方的“谎称”，但也有人认为“失踪”的确属实，是偶然事件引发的必然冲突。


1937年7月7日夜，北平城雷声阵阵，大雨将至。夜幕下，日本“支那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少佐大队长一木清直麾下的500余名日本兵携带6门步兵炮，气势汹汹地由丰台大营向卢沟桥进发，事态颇为严重。日军向中方提出交涉时，说明了他们这次行动的理由：有一名参与演习的日本士兵失踪，日方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失踪”的日本士兵叫志村菊次郎，是一名新来的传令兵。关于他的“失踪”，有观点认为完全是日方的“谎称”，但也有人认为“失踪”的确属实，是偶然事件引发的必然冲突。


日本学界有种观点认为志村菊次郎的确在7月7日夜离队解手，黑暗中因走向与部队相反的方向，故而误了归队的时间，但不久后就找到其所在部队，而此时日军已向中方提出进城搜查的要求。耐人寻味的是，事件并未因志村的归队而平息，作为局中人的志村也跟着部队继续寻找那个“失踪士兵”。


紧接着，日方收到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的回复：


“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军未经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搜查，致起误会。惟故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按理说，中方的态度已经很配合了，但问题在于日军不完全是为解决问题而来，士兵失踪好像让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理由，一定要好好利用，继续与中方强硬对峙，当时已是7月8日凌晨2时，双方剑拔弩张。


我们常说“七七事变”，顾名思义地认为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于7月7日。实际上冲突爆发的时间是在1937年7月8日凌晨。


那个深夜，带头挑衅的日军队长一木清直声称部队遭到中国军队射击，并报告给他的上司牟田口廉也。牟田口这个蛮横的皇道派大佐当即给一木下达了“被敌攻击，当然还击”的命令。尽管多年来中日双方在谁开的第一枪问题上争论不休，但牟田口这个命令无异于下令开火，其战争责任不可推卸。


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挑衅，驻守在卢沟桥头的第219团团长吉星文一夜未眠。吉星文是河南扶沟人，因儿时受到族叔吉鸿昌的影响，自幼怀有从戎报国之志向，1922年随吉鸿昌投效西北军。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第219团营长的吉星文曾带领全营官兵绕袭敌后，击退占领王家村、瓦房村等地的日军，因功被提升为219团团长。1937年的那个雨夜，他将再次走上历史前台。


7月8日凌晨3时30分左右，吉星文接到了副军长秦德纯发来的指示：


“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得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


吉星文接电后当即回复：


“请长官放心，吾团全体官兵已经做好一切战斗准备，誓与宛平城共存亡，卢沟桥不是吾人之坟墓就是敌人之坟墓。”


一木清直终于按捺不住，欲强行入城，被吉星文当即拦阻，宛平城外顿时枪声四起。随后日军又炮轰219团第3营（营长金振中）指挥部，当场炸死士兵2人，炸伤5人。面对入侵之敌，吉星文团立即奋起还击，全面抗战的第一枪就此打响。



战斗刚开始，日军迅速派兵杀害了我军在桥头堡的执勤官兵，并占领桥头堡。为保卫卢沟桥，吉星文赶赴位于最前线的第3营金振中部，向该部发表了坚定的抗日宣言，并亲自挑选了150名精壮官兵，组成敢死队。敢死队被编成5个组，每人带步枪1支，手榴弹2枚，大刀一把，悄然向桥头堡进攻。队员对地形十分熟悉，加上第29军中向来重视武术训练，他们很快摸上桥头堡，乘拒守的日军还比较少的时机一举将其歼灭，夺回阵地。日军失去桥头堡后以轻重炮向我守军猛烈轰击，由于吉星文团拼死抵抗，首次激烈冲突之后，中日双方进入打打谈谈的阶段。


或许当时连吉星文、金振中以及驻守桥头的第29军219团的将士们都没想到，7月8日的雨夜，他们坚定的抵抗意志已为中华民族揭开了卫国战争之序章。


战和之间


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大本营首先吵开了锅，日军高层对战事的主张分为“扩大派”和“不扩大派”，当初作为九一八事变始作俑者之一的石原莞尔此时竟成了“扩大派”的反对者，他甚至提出日军立即停止冲突，让在场“扩大派”军人瞠目结舌。8日的日本内阁会议上，支持所谓事件不扩大，就地解决方针的一派占据优势，但也正是这个信息麻痹了中方领导层。


直接当事人，第29军军长宋哲元同样没有意识到事态严重，认为冲突可以靠和谈解决。宋哲元之所以有此自信，主要是在北平，中国军队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日本驻屯华北的军队主力为混成第4旅，共6000人左右。而驻守冀察平津地区的第29军，连同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约10万人。事变爆发后，他严令29军坚守卢沟桥，并将事变向南京报告。

同时，也派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与日军交涉。9日，宋哲元
当局与日军达成协议：第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第二，日军撤退至永定河左岸，中国军队撤至右岸；第三，卢沟桥守备由河北保安队石友三部担任。北平形势看似转危为安，宋哲元也认为在守住大原则的情况下息事宁人是最好的。但就在协议达成的第二天，各方媒体纷纷报道，天津、古北口、榆关等处陆续有日军部队出现，携带有大炮、坦克等向卢沟桥前进。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最激进的主要是关东军，半年多前的绥远抗战让关东军一度吃瘪，终于等来这次“机会”，当然要亲自上阵，把“支那驻屯军”乃至整个日本军部绑上战车。大井村五里店等处被日军占领，平卢路也瘫痪，关东军来者不善。

果然，到了11日，日军的大炮就对准宛平城一带轰击，造成不少平民伤亡，吉星文将城内居民向城外比较安全的地带疏散，自己也在炮击中负伤。随后，八宝山、长辛店、廊坊、杨村等处也燃起战火。日军的飞机开始在北平上空频频出现，四处侦察。日军这么一打，平津当局在交涉中姿态放得更低了，与之达成协议，即：一、第29军代表声明向日军表示道歉，并惩办此次事变责任者；二、取缔共产党、蓝衣社及其他抗日团体的抗日活动；三、永定河以东不驻中国军队。宋哲元是打算向日军让步妥协了。

蒋介石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他相信日本关东军必会增援日军华北驻屯军，要第29军加紧备战。次日中午，蒋又电话告知秦德纯：“据确息，关东有五列车今日上午十一时到达天津与塘沽之间，请注意。”同时致电宋哲元，要他对卢沟桥的日军就地抵抗。从解密的第一手电文和手令来看，难免会觉得北平当局软弱，而身在南京的最高统帅蒋介石深谋远虑，知道全面抗战关头已来到，一再督促29军抵抗，不要再做和平幻想，着实高瞻远瞩。如此下定论恐怕还太早，翻开蒋介石的私人日记，委员长会亲自告诉你，他的强硬态度并非为了要和日本人大干一场，而是打着另一个算盘。


以战止战


前文说过，七七事变真正爆发冲突的时间是7月8日凌晨，蒋介石接到消息的时间自然也是8日，但他与宋哲元一样，都没有意识到全面战争会打响。蒋在当天晚上的日记中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日本人在卢沟桥挑衅，是想达到逼我屈服的目的？第二，或许他们是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第三，现在是与日本人决战的时候了吗？最后他还是认为“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全面战争不会爆发。


7月9日的日记显示，蒋介石将卢沟桥事变看作一次与日方博弈的机会，之所以要用强硬姿态唬住日军，是想“乘此次冲突之机，对倭可否进一步要求其撤退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东伪组织”。蒋介石“积极运兵北上备战”“准备动员，不避战争”等计划的动机有两种可能：其一，他意识到卢案可能引发全面战争，真的在积极备战。其二，备战的目的是为了像绥远那样，好好地打一场局部战争，打赢了即以外交手段迫使日本从丰台撤兵，再干掉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结合现有史料来看，第二种可能性高于第一种。10日，蒋介石得知日军反攻卢沟桥后，在日记中云：

“惟我已积极运兵北上备战，或可戢其野心，我军已开始北进，彼或于明日停战乎。”

11日至13日，蒋介石发给北平的电令几乎都是寸土不让，不要做和平幻想，不要避战等等，态度颇为坚决。但在他自己留下的日记中，这一系列动作又显然不是真正在准备全面抗战，而是想以战止战，火中取栗。

蒋介石将七七事变视为中国在华北问题上重新立于主动地位的机会，对宋哲元保守避战，生怕扩大事态的态度尤其不满。他始终相信日本挑衅的目的在于华北，而不会波及整个中国，日方增兵是为了迫使中方屈服，所以他偏要出兵华北，甚至不惜在华北打场小仗，只要中央军大军一到，日方或许就会停战。这种莫名的自信持续到12日才出现变化。这天，蒋介石接到情报，得知日本内阁宣言决定支持增兵中国，关东军也已抵达天津，他终于意识到卢案引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做出七七事变“势必扩大，不能避战矣”的推测，但仍坚持“非至万不得已，不宜宣战”。

箭在弦上


7月12日夜到7月13日晨，日本“支那驻屯军”高层与国民政府的领导者蒋介石都彻夜未眠。13日凌晨，日方参谋会议连夜草拟的《七月十三日的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出炉，其中有增援部队到达后，“必要时一举歼灭第29军”的计划。蒋介石经过一夜的考虑，也在13日决定：抽调高射炮部队增援，弹药武器立即启程送往华北。外交方面，他已经于两日前与英国大使说明运兵北上的原因是“日本关东军进入天津、丰台作大规模之战争，故不得不运兵预防”，打消列强势力的疑虑。接下来就是要发表对日宣言，公开中央军进驻保定的消息。

事态发展至此，日本与南京的态度都转向强硬，唯有处于风口浪尖的北平当局成了主和派。13日，中日双方在永定门外发生冲突，“支那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乘机向冀察政务委员会提出七项要求：一、彻底镇压共产党的策动；二、罢免排日要人；三、撤去驻在冀察的排日中央系统各机关；四、撤去冀察排日团体；五、取缔排日言论及宣传机关和学生、民众的排日运动；六、取缔学校、军队的排日教育；七、北平的警备将来由公安部队负责，城内不得驻屯军队。可以说完全是个城下之盟。

针对事变恶化，第29军高层召集会议，会上主战派与主和派发生争执，最后张自忠等主和派占了上风。平津当局最高负责人宋哲元也是倾向主和的，他在会后的公开谈话中说了一通大道理：

“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做无益社会之牺牲。合法合理，社会即可平安；能平即和，不平即不能和。希望负责任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也。”

对北平当局一系列妥协政策，南京方面大为惊骇，当天军政部长何应钦就给宋哲元发出紧急电报，告知“津市遍布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催促其到保定去作战。同日，宋哲元还收到了蒋介石发来的电文：

“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许其任何条件，而对方的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伪政权）。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国家与个人之人格……”

南京方面的态度不仅是催促第29军作战，从13日起，驻扎在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的部队陆续收到蒋介石下达的正式动员令，命令这些地区的部队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平汉铁路沿线集结。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也收到防卫津浦路北线的命令。此外，平汉、陇海、津浦三个铁路局奉命集结军用列车，所有轮船公司也将船舶回航到指定地点待命。局势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最后关头


庐山是民国时期的政治名山，南京酷暑，适合避暑的庐山成了南京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的“夏都”。从1937年6月23日起，中国社会各界的名流巨卿们，相继收到一份特殊的请柬，邀请他们到庐山开会。按照原计划，7月15日起的一个月内，分三期邀请200余人到庐山参加谈话，目的是为了征询各界对内政外交的意见。但因七七事变爆发，1937年的炎夏，齐聚庐山的军政要人、社会名流已没有游览避暑胜地的闲情，空气布满紧张的气氛，大战即将来临！

7月15日，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这一天，蒋介石接到北平宋哲元的来电，得知宋有想放弃天津的意思，蒋严令制止。

7月17日，庐山谈话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现场气氛严肃，主席台两旁“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对联格外醒目，所有人的关注点都聚焦在委员长蒋介石身上。一身戎装的他以激扬的言辞发表了头一天起草好的抗战宣言。对于卢沟桥事变，蒋介石表明立场，任何解决都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因为“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宣言中，他总结了自九一八事变到塘沽协定后的教训，中国已无路可退，言明我们希望和平但不要苟安，我们决不求战但随时准备迎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


7月20日，庐山抗战谈话一经公开发表，全国哗然，充满抗日热情的军民士气为之一振，纷纷表示拥护委员长领导抗战。但另一些对抗战前途持悲观态度的人士认为此宣言将使中国大祸临头，“低调俱乐部”的一干文人、政客甚至将蒋介石等力主抗战救亡的论调讥讽为“歇斯底里的风气”。

从7月7日夜的日本士兵失踪案到7月17日庐山抗战宣言，是中日两国走向全面战争的关键十日。

抛开自七七以来半个多月的打打停停，北平真正的激战只有4天。从7月25日晚起，大量前来增援的日军对廊坊第38师发起攻击，次日进攻广安门，北平形势急剧恶化。7月27日，蒋介石已经预料到北平凶多吉少，并开始郑重考虑“万一北平被陷，则战（宣战）与和（停战）以及不战不和（应战），与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国策”。这一天夜晚，第29军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也奉命抵达南苑，与副军长佟凌阁部署与制定作战计划。次日早上8时，日军对南苑展开了猛烈进攻，在空中与地面炮火支援的掩护下，日军第20师团高木义人旅团迅速攻至南苑机场。赵登禹闻讯，急忙赶往机场督战。第29军以大刀闻名，但此次面对强敌，仅凭血肉毕竟不能筑成真正御敌的长城，日军猛烈炮火攻势下，第29军伤亡惨重，被迫退入南苑主阵地，赵登禹也接到撤入北平城内的命令。


由于汉奸出卖情报，赵登禹撤退的路线被日军获知，“支那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事先进行埋伏。28日中午12时40分左右，当赵登禹将军的车队途经大红门时，突然遭到日军伏兵的袭击，赵登禹身中数弹，不幸牺牲。同日，第29军副军长佟凌阁将军率200余人撤退至大红门附近，忽然枪声四起，埋伏于此的日军展开攻击，混战中，佟凌阁腿部被日军的机枪射中，血流如注。卫士劝他先撤下火线，利用庄稼地撤出日军包围圈，但佟凌阁心系随行学生的安危，拒绝了这一建议。一场血战下来，佟凌阁身边仅剩数十人，祸不单行，部队刚突围至时村就被日本关东军飞行团的轰炸机发现，遭到猛烈轰炸，正在指挥作战的佟凌阁不幸头部中弹，当场牺牲，甚至没能留下一句遗言。而在其殉国后，报纸误将“佟凌阁”写成了“佟麟阁”，此名一直误传至今。

南苑失守，赵、佟两位将军殉国，宋哲元撤离北平……一连几天南京接到的都是坏消息，蒋介石闻之焦心如焚。29日，北平沦陷，第29军被迫撤离北平。同一天，天津也被日军占领。消息传来，蒋介石哀叹“可悲孰甚！”平津相继沦陷，举国震动，也使蒋介石意识到抗战之必要，彻底放弃和平幻想，明言：

“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战火从华北烧到华东，再由华东蔓延华南，中国并未如山杉元所断言的那样，一个月就被征服。北起卢沟桥，南至惠通桥，一寸河山一寸血，抗战从未停止，直至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最后，说说七七事变中几名日方关键人物的结局，罪魁牟田口廉也，二战后以战犯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3月被释放回国，死于1966年；侵略卢沟桥的急先锋一木清直，从侵华战场打到太平洋战场，1942年在瓜岛的泰纳鲁河口之战中，一木清直支队遭美军围困，一木本人于绝望中切腹自杀，该支队全军覆没；“消失的士兵”士兵志村菊次郎，七七事变后还是冲锋陷阵的士兵，一直活到1944年，随部在缅甸作战时被中国远征军击毙，这个影响历史的小人物终究还是成为昭和战争的祭品。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17年7月上，原标题为《卢沟晓月，雾掩庐山  走向全面战争的关键十日》，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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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周渝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曲晨溪（实习）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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