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e662eb1ff902bdb273326f6378a42abd4f7f536e Mon Sep 17 00:00:00 2001 From: CrazyJasonwell Date: Mon, 22 Sep 2025 15:38:53 +0800 Subject: [PATCH] vault backup: 2025-09-22 15:38:52 --- .obsidian/plugins/rss-reader/data.json | 34 ++++--------------- .../plugins/update-time-on-edit/data.json | 2 +- .obsidian/workspace.json | 14 ++++++-- 01-工作日记/2025-09-22.md | 10 ++++-- 4 files changed, 27 insertions(+), 33 deletions(-) diff --git a/.obsidian/plugins/rss-reader/data.json b/.obsidian/plugins/rss-reader/data.json index 6e50448c..73cf5db2 100644 --- a/.obsidian/plugins/rss-reader/data.json +++ b/.obsidian/plugins/rss-reader/data.json @@ -1451,8 +1451,8 @@ "items": [ { "title": "一块唐朝的“免死金牌”如何救了个明朝人？", - "description": "


本 文 约 39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

“丹书铁券”，这个词对于爱看影视剧的人来说，应该并不陌生。它还有一个更大众，更耳熟能详的名字——免死金牌。



在荧幕上，它往往是戏剧冲突的焦点：一位忠臣良将蒙受冤屈，命悬一线之际，突然一道黑影骑马飞驰而来，大喊一声“刀下留人”，随即捧出免死信物丹书铁券，顿时让反派瞠目结舌，不得不停止行刑。而在真正的历史中，丹书铁券的“免死功效”能否起作用，可就复杂得多了。死不死，活不活，其实主要看的还是皇帝的意思。


按照常规，“丹书铁券”由本朝皇帝赐本朝大臣，遇到改朝换代，也就失去效力。俗话说，“前朝的剑斩不了本朝的官”，过期的丹书铁券大多也只能起到文物的作用。


但令人称奇的是，明朝居然有人拿着唐朝的丹书铁券成功免去了死刑。这人名叫钱用勤，时任江西建昌知府，他拿出的丹书铁券，是一件五百岁的“老古董”。


古董铁券从何而来？


钱用勤手上的丹书铁券，来自唐朝时钱家的祖宗钱镠。


钱镠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开国君主。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卒于后唐长兴三年（932），他本来是自称大越罗平国王的威胜军节度使董昌的手下将领，乾宁二年（895）二月，董昌在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自立为王，之后封其为两浙都将。但钱镠并没有接受董昌的“伪命”，反而立即起兵讨伐董昌，大破叛军，于乾宁三年（896）攻克越州，生擒董昌，为摇摇欲坠的唐王朝立下大功。



唐昭宗大喜过望，于乾宁四年（897）八月四日，封其为镇海、镇东两节度使，为表彰其忠义之举，特赐给钱镠丹书铁券。


这枚铁券主体由铁铸成，形状就像筒瓦，中穹旁垂，中间刻有“惟我念功之旨，永将延祚子孙。使卿长袭宠荣，克保富贵。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等词。因刻字填以真金，又被称为“金书铁券”。凭此券可赦免钱镠本人九次死罪，子孙后代三次死罪。若犯寻常刑罚，官府不得问责。



钱镠叩谢皇恩，将铁券奉为家族至宝，由家族世代守护传承，中间虽曾因战乱不幸遗失，但很快便物归原主。传至明朝，洪武二十四年（1391），钱镠的十三世孙钱用勤在担任江西建昌知府时，因“田粮案”获罪，被革职查办，面临严惩。其子钱怞在危急关头，千里迢迢奔赴京师南京，向明太祖朱元璋呈上铁券，并哭诉历代祖宗功德。朱元璋听后，不仅饶恕了钱用勤的死刑，还下令归还了此前抄没的钱家财产。


这隔了几百年的铁券为何还能得到朱元璋的承认？要知道，连得到朱元璋亲手颁发的丹书铁券的明初功臣们，也有不少最终还是被下狱斩首，不能逃脱一死。史书并未记载当时朱元璋的具体想法，但从种种记录中，我们或许可以揣测原因一二。



“模范”铁券


“钱氏铁券”能够发挥作用，首要原因在于，这枚铁券在钱用勤出事以前，就已经获得了明王朝的官方认可。



明朝建立伊始，朱元璋便考虑如何封赏其手下的有功之臣。古往今来，封赏开国功臣一直是一个难题。赏薄了，寒了将士之心，恐生怨怼；赏厚了，又怕功臣恃功骄恣，尾大不掉，威胁皇权。朱元璋经过反复思考，决定重启“丹书铁券”作为封赏功臣的手段之一：


“（朱元璋）将剖符（符即铁券）封功臣，召宋濂议五等封爵，宿大本堂，讨论达旦，历据汉唐故实，量其中而奏之，上皆嘉纳焉。”


然而，由于元朝统治者并不青睐丹书铁券这一嘉奖形式，铁券的形制在当时已经出现断代，铁券的制作标准成为一个难题。翰林学士危素进言说台州钱家留藏有唐代赐予其先祖钱镠的铁券，可以用来参考。朱元璋便亲自召见携带唐券的钱镠十五世孙钱尚德，并“与丞相定国公李善长，礼部尚书牛亮，主事王肃观之，镂木为式”，最终确定了明代铁券的形制。《明史》载：


其制如瓦……外刻履历、恩数之详，以记其功；中镌免罪、减禄之数，以防其过。字嵌以金……各分左右，左颁功臣，右藏内府，有故则合之，以取信焉。


由此，这枚古老的铁券在明初国家礼制建设时，就已经被动地完成了“验明正身”和“价值确认”的程序，其真实性和历史地位得到了明朝最高统治层的官方背书。



这意味着，当钱用勤之子钱怞怀揣铁券上京鸣冤时，他所出示的并非一件来历不明、需要费力考证的前朝遗物，而是一件早已被本朝官府记录在案、承认其历史合法性与特殊意义的信物。


铁券自西汉出现起到隋唐五代，它的功能从汉代赏赐功臣的荣誉恩信、世袭爵禄的凭证，到魏晋时期逐渐发展出具有免死免罪的作用，再到唐代进一步完善，对免死的次数与范围都有了更细致的规定。但在唐晚期和五代十国时期，由于统治者滥发，铁券的信誉直线下降，免死等功能与权威性不再为赏赐者与被赏赐者双方认可。两宋及辽金元时期，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不再视铁券为具有实际效力的“免死金牌”。


大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胡惟庸、蓝玉、李善长等案的发生，令手握“免死金牌”的开国功臣们也“难逃一死”，这对大明刚刚重建的“丹书铁券”制度的公信力无疑是一种打击。而通过赦免非开国功臣的钱用勤，朱元璋可以展现出他守护的不是某个具体功臣的利益，而是“帝王一诺千金”这个抽象的政治道统。这有助于安抚广大士绅和民众，塑造自己并非一味酷烈、而是恪守传统价值的明君形象。



家族的品牌效应



并且，钱氏家族有着良好的社会声誉，数百年来，都有着“忠义”的美名。钱镠除曾多次出兵勤王外，死前曾为子孙留下十条家训，其中前三条都与忠义侍君有关：


1.要尔等心存忠孝，爱兵恤民。


2.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


3.要度德量力而识事务，如遇真君主，宜速归附。圣人云顺天者存。又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如违吾语，立见消亡。依我训言，世代可受光。



而钱家后人，也的确继承了钱镠的遗训，宋太祖建隆元年（960），钱镠之孙钱俶依照钱镠“善事中国，弗废臣礼”的遗言，为了表明归顺宋朝的心意，他将城墙全部拆除。乾德二年（964）被授天下兵马都元帅，封忠懿王。钱俶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的最后一位国王，到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他又遵照祖上的训导，审时度势，主动将当时所辖13州、86县、55万多户、11.5万士兵“纳土归宋”，宋太宗封他为南阳国王、邓王。



钱氏家族遵奉“中国之君”的家风，是历代统治者乐于看到，并竭力宣传的。所以，朱元璋在处置钱用勤时，也难免要顾及这一点。


罪名也有玄机？


另外，钱用勤所犯之罪是“田粮之罪”，这是其能够获赦的又一个关键因素。


“田粮案”通常指在登记、征收或运输税粮（主要是田赋）过程中出现的差错、亏空或舞弊行为。



丹书铁券的免死功能通常有其限制，按照历代惯例，其对于“谋反”“谋大逆”等“十恶不赦”之罪是无效的。但钱用勤所犯的“田粮案”，无论是因为管理不善、下属牵连，还是确有贪墨，其性质通常不属于直接威胁皇权和国家根本的“十恶”范畴。虽然在明初，尤其是朱元璋推行“洪武新政”、严厉整顿吏治和经济秩序的背景下，这也是比较严重的罪过，但毕竟在法理上留下了可以援引特权进行宽宥的余地——如果钱用勤是被控谋反，那么即便有十块铁券，恐怕也难逃一死。



唐昭宗赐券诏书中明确写道：


“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


所谓“常刑”，指的就是一般的、非极端性的刑事处罚。田粮罪虽然严重，但在当时的法律框架内，仍可被视为官吏渎职或经济犯罪的一种，属于“常刑”领域。这使得援引铁券中“有司不得加责”的条款具备了相关性。钱怞上京申诉的核心依据，很可能正是强调其父所犯乃“常刑”，依祖宗铁券，理应得到宽免。



而对朱元璋而言，处理此案是一个权衡。一方面，他需要严明法纪，惩治贪腐；另一方面，他也要展示对历史信物的尊重、对忠良之后的怀柔，以及自己作为皇帝超越法律的恩赦之权。赦免一个田粮案官员，相比于赦免一个政治犯，其政治风险和对现行法律的冲击要小得多。这使他能够在不严重损害整顿吏治大局的前提下，完美达成“施恩”与“重信”的政治目的。



总而言之，钱用勤的幸运，是祖宗遗泽、家族清誉、历史功绩与当下政治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枚丹书铁券，既是实物凭证，更是钱氏家族累世忠义精神的象征。钱家后人一直小心珍藏着这枚铁券，并在后来捐献给国家，由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保管。1959年，铁券被移交给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成为国家一级文物，方便人们可以更加深入地去了解铁券背后的历史。


参考资料：

1.（清）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4.钱听涛.钱镠铁券千年播迁记[J].炎黄春秋,2002,(12):68-69.

5.朱子彦.铁券制度与皇权政治[J].学术月刊,2006,(07):144-150.

6.关书朋,张会超.明朝铁券颁赐现象研究[J].兰台世界,2022,(02):28-32.

7.韩立新,潘文建.维系与反噬的工具:钱镠铁券媒介视角考[J].中国版权,2022,(04):55-62.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钱贝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李栋 胡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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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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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9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

“丹书铁券”，这个词对于爱看影视剧的人来说，应该并不陌生。它还有一个更大众，更耳熟能详的名字——免死金牌。



在荧幕上，它往往是戏剧冲突的焦点：一位忠臣良将蒙受冤屈，命悬一线之际，突然一道黑影骑马飞驰而来，大喊一声“刀下留人”，随即捧出免死信物丹书铁券，顿时让反派瞠目结舌，不得不停止行刑。而在真正的历史中，丹书铁券的“免死功效”能否起作用，可就复杂得多了。死不死，活不活，其实主要看的还是皇帝的意思。


按照常规，“丹书铁券”由本朝皇帝赐本朝大臣，遇到改朝换代，也就失去效力。俗话说，“前朝的剑斩不了本朝的官”，过期的丹书铁券大多也只能起到文物的作用。


但令人称奇的是，明朝居然有人拿着唐朝的丹书铁券成功免去了死刑。这人名叫钱用勤，时任江西建昌知府，他拿出的丹书铁券，是一件五百岁的“老古董”。


古董铁券从何而来？


钱用勤手上的丹书铁券，来自唐朝时钱家的祖宗钱镠。


钱镠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开国君主。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卒于后唐长兴三年（932），他本来是自称大越罗平国王的威胜军节度使董昌的手下将领，乾宁二年（895）二月，董昌在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自立为王，之后封其为两浙都将。但钱镠并没有接受董昌的“伪命”，反而立即起兵讨伐董昌，大破叛军，于乾宁三年（896）攻克越州，生擒董昌，为摇摇欲坠的唐王朝立下大功。



唐昭宗大喜过望，于乾宁四年（897）八月四日，封其为镇海、镇东两节度使，为表彰其忠义之举，特赐给钱镠丹书铁券。


这枚铁券主体由铁铸成，形状就像筒瓦，中穹旁垂，中间刻有“惟我念功之旨，永将延祚子孙。使卿长袭宠荣，克保富贵。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等词。因刻字填以真金，又被称为“金书铁券”。凭此券可赦免钱镠本人九次死罪，子孙后代三次死罪。若犯寻常刑罚，官府不得问责。



钱镠叩谢皇恩，将铁券奉为家族至宝，由家族世代守护传承，中间虽曾因战乱不幸遗失，但很快便物归原主。传至明朝，洪武二十四年（1391），钱镠的十三世孙钱用勤在担任江西建昌知府时，因“田粮案”获罪，被革职查办，面临严惩。其子钱怞在危急关头，千里迢迢奔赴京师南京，向明太祖朱元璋呈上铁券，并哭诉历代祖宗功德。朱元璋听后，不仅饶恕了钱用勤的死刑，还下令归还了此前抄没的钱家财产。


这隔了几百年的铁券为何还能得到朱元璋的承认？要知道，连得到朱元璋亲手颁发的丹书铁券的明初功臣们，也有不少最终还是被下狱斩首，不能逃脱一死。史书并未记载当时朱元璋的具体想法，但从种种记录中，我们或许可以揣测原因一二。



“模范”铁券


“钱氏铁券”能够发挥作用，首要原因在于，这枚铁券在钱用勤出事以前，就已经获得了明王朝的官方认可。



明朝建立伊始，朱元璋便考虑如何封赏其手下的有功之臣。古往今来，封赏开国功臣一直是一个难题。赏薄了，寒了将士之心，恐生怨怼；赏厚了，又怕功臣恃功骄恣，尾大不掉，威胁皇权。朱元璋经过反复思考，决定重启“丹书铁券”作为封赏功臣的手段之一：


“（朱元璋）将剖符（符即铁券）封功臣，召宋濂议五等封爵，宿大本堂，讨论达旦，历据汉唐故实，量其中而奏之，上皆嘉纳焉。”


然而，由于元朝统治者并不青睐丹书铁券这一嘉奖形式，铁券的形制在当时已经出现断代，铁券的制作标准成为一个难题。翰林学士危素进言说台州钱家留藏有唐代赐予其先祖钱镠的铁券，可以用来参考。朱元璋便亲自召见携带唐券的钱镠十五世孙钱尚德，并“与丞相定国公李善长，礼部尚书牛亮，主事王肃观之，镂木为式”，最终确定了明代铁券的形制。《明史》载：


其制如瓦……外刻履历、恩数之详，以记其功；中镌免罪、减禄之数，以防其过。字嵌以金……各分左右，左颁功臣，右藏内府，有故则合之，以取信焉。


由此，这枚古老的铁券在明初国家礼制建设时，就已经被动地完成了“验明正身”和“价值确认”的程序，其真实性和历史地位得到了明朝最高统治层的官方背书。



这意味着，当钱用勤之子钱怞怀揣铁券上京鸣冤时，他所出示的并非一件来历不明、需要费力考证的前朝遗物，而是一件早已被本朝官府记录在案、承认其历史合法性与特殊意义的信物。


铁券自西汉出现起到隋唐五代，它的功能从汉代赏赐功臣的荣誉恩信、世袭爵禄的凭证，到魏晋时期逐渐发展出具有免死免罪的作用，再到唐代进一步完善，对免死的次数与范围都有了更细致的规定。但在唐晚期和五代十国时期，由于统治者滥发，铁券的信誉直线下降，免死等功能与权威性不再为赏赐者与被赏赐者双方认可。两宋及辽金元时期，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不再视铁券为具有实际效力的“免死金牌”。


大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胡惟庸、蓝玉、李善长等案的发生，令手握“免死金牌”的开国功臣们也“难逃一死”，这对大明刚刚重建的“丹书铁券”制度的公信力无疑是一种打击。而通过赦免非开国功臣的钱用勤，朱元璋可以展现出他守护的不是某个具体功臣的利益，而是“帝王一诺千金”这个抽象的政治道统。这有助于安抚广大士绅和民众，塑造自己并非一味酷烈、而是恪守传统价值的明君形象。



家族的品牌效应



并且，钱氏家族有着良好的社会声誉，数百年来，都有着“忠义”的美名。钱镠除曾多次出兵勤王外，死前曾为子孙留下十条家训，其中前三条都与忠义侍君有关：


1.要尔等心存忠孝，爱兵恤民。


2.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


3.要度德量力而识事务，如遇真君主，宜速归附。圣人云顺天者存。又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如违吾语，立见消亡。依我训言，世代可受光。



而钱家后人，也的确继承了钱镠的遗训，宋太祖建隆元年（960），钱镠之孙钱俶依照钱镠“善事中国，弗废臣礼”的遗言，为了表明归顺宋朝的心意，他将城墙全部拆除。乾德二年（964）被授天下兵马都元帅，封忠懿王。钱俶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的最后一位国王，到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他又遵照祖上的训导，审时度势，主动将当时所辖13州、86县、55万多户、11.5万士兵“纳土归宋”，宋太宗封他为南阳国王、邓王。



钱氏家族遵奉“中国之君”的家风，是历代统治者乐于看到，并竭力宣传的。所以，朱元璋在处置钱用勤时，也难免要顾及这一点。


罪名也有玄机？


另外，钱用勤所犯之罪是“田粮之罪”，这是其能够获赦的又一个关键因素。


“田粮案”通常指在登记、征收或运输税粮（主要是田赋）过程中出现的差错、亏空或舞弊行为。



丹书铁券的免死功能通常有其限制，按照历代惯例，其对于“谋反”“谋大逆”等“十恶不赦”之罪是无效的。但钱用勤所犯的“田粮案”，无论是因为管理不善、下属牵连，还是确有贪墨，其性质通常不属于直接威胁皇权和国家根本的“十恶”范畴。虽然在明初，尤其是朱元璋推行“洪武新政”、严厉整顿吏治和经济秩序的背景下，这也是比较严重的罪过，但毕竟在法理上留下了可以援引特权进行宽宥的余地——如果钱用勤是被控谋反，那么即便有十块铁券，恐怕也难逃一死。



唐昭宗赐券诏书中明确写道：


“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


所谓“常刑”，指的就是一般的、非极端性的刑事处罚。田粮罪虽然严重，但在当时的法律框架内，仍可被视为官吏渎职或经济犯罪的一种，属于“常刑”领域。这使得援引铁券中“有司不得加责”的条款具备了相关性。钱怞上京申诉的核心依据，很可能正是强调其父所犯乃“常刑”，依祖宗铁券，理应得到宽免。



而对朱元璋而言，处理此案是一个权衡。一方面，他需要严明法纪，惩治贪腐；另一方面，他也要展示对历史信物的尊重、对忠良之后的怀柔，以及自己作为皇帝超越法律的恩赦之权。赦免一个田粮案官员，相比于赦免一个政治犯，其政治风险和对现行法律的冲击要小得多。这使他能够在不严重损害整顿吏治大局的前提下，完美达成“施恩”与“重信”的政治目的。



总而言之，钱用勤的幸运，是祖宗遗泽、家族清誉、历史功绩与当下政治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枚丹书铁券，既是实物凭证，更是钱氏家族累世忠义精神的象征。钱家后人一直小心珍藏着这枚铁券，并在后来捐献给国家，由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保管。1959年，铁券被移交给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成为国家一级文物，方便人们可以更加深入地去了解铁券背后的历史。


参考资料：

1.（清）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4.钱听涛.钱镠铁券千年播迁记[J].炎黄春秋,2002,(12):68-69.

5.朱子彦.铁券制度与皇权政治[J].学术月刊,2006,(07):144-150.

6.关书朋,张会超.明朝铁券颁赐现象研究[J].兰台世界,2022,(02):28-32.

7.韩立新,潘文建.维系与反噬的工具:钱镠铁券媒介视角考[J].中国版权,2022,(04):55-62.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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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钱贝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李栋 胡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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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五百年的权力对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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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

“丹书铁券”，这个词对于爱看影视剧的人来说，应该并不陌生。它还有一个更大众，更耳熟能详的名字——免死金牌。



在荧幕上，它往往是戏剧冲突的焦点：一位忠臣良将蒙受冤屈，命悬一线之际，突然一道黑影骑马飞驰而来，大喊一声“刀下留人”，随即捧出免死信物丹书铁券，顿时让反派瞠目结舌，不得不停止行刑。而在真正的历史中，丹书铁券的“免死功效”能否起作用，可就复杂得多了。死不死，活不活，其实主要看的还是皇帝的意思。


按照常规，“丹书铁券”由本朝皇帝赐本朝大臣，遇到改朝换代，也就失去效力。俗话说，“前朝的剑斩不了本朝的官”，过期的丹书铁券大多也只能起到文物的作用。


但令人称奇的是，明朝居然有人拿着唐朝的丹书铁券成功免去了死刑。这人名叫钱用勤，时任江西建昌知府，他拿出的丹书铁券，是一件五百岁的“老古董”。


古董铁券从何而来？


钱用勤手上的丹书铁券，来自唐朝时钱家的祖宗钱镠。


钱镠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开国君主。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卒于后唐长兴三年（932），他本来是自称大越罗平国王的威胜军节度使董昌的手下将领，乾宁二年（895）二月，董昌在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自立为王，之后封其为两浙都将。但钱镠并没有接受董昌的“伪命”，反而立即起兵讨伐董昌，大破叛军，于乾宁三年（896）攻克越州，生擒董昌，为摇摇欲坠的唐王朝立下大功。



唐昭宗大喜过望，于乾宁四年（897）八月四日，封其为镇海、镇东两节度使，为表彰其忠义之举，特赐给钱镠丹书铁券。


这枚铁券主体由铁铸成，形状就像筒瓦，中穹旁垂，中间刻有“惟我念功之旨，永将延祚子孙。使卿长袭宠荣，克保富贵。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等词。因刻字填以真金，又被称为“金书铁券”。凭此券可赦免钱镠本人九次死罪，子孙后代三次死罪。若犯寻常刑罚，官府不得问责。



钱镠叩谢皇恩，将铁券奉为家族至宝，由家族世代守护传承，中间虽曾因战乱不幸遗失，但很快便物归原主。传至明朝，洪武二十四年（1391），钱镠的十三世孙钱用勤在担任江西建昌知府时，因“田粮案”获罪，被革职查办，面临严惩。其子钱怞在危急关头，千里迢迢奔赴京师南京，向明太祖朱元璋呈上铁券，并哭诉历代祖宗功德。朱元璋听后，不仅饶恕了钱用勤的死刑，还下令归还了此前抄没的钱家财产。


这隔了几百年的铁券为何还能得到朱元璋的承认？要知道，连得到朱元璋亲手颁发的丹书铁券的明初功臣们，也有不少最终还是被下狱斩首，不能逃脱一死。史书并未记载当时朱元璋的具体想法，但从种种记录中，我们或许可以揣测原因一二。



“模范”铁券


“钱氏铁券”能够发挥作用，首要原因在于，这枚铁券在钱用勤出事以前，就已经获得了明王朝的官方认可。



明朝建立伊始，朱元璋便考虑如何封赏其手下的有功之臣。古往今来，封赏开国功臣一直是一个难题。赏薄了，寒了将士之心，恐生怨怼；赏厚了，又怕功臣恃功骄恣，尾大不掉，威胁皇权。朱元璋经过反复思考，决定重启“丹书铁券”作为封赏功臣的手段之一：


“（朱元璋）将剖符（符即铁券）封功臣，召宋濂议五等封爵，宿大本堂，讨论达旦，历据汉唐故实，量其中而奏之，上皆嘉纳焉。”


然而，由于元朝统治者并不青睐丹书铁券这一嘉奖形式，铁券的形制在当时已经出现断代，铁券的制作标准成为一个难题。翰林学士危素进言说台州钱家留藏有唐代赐予其先祖钱镠的铁券，可以用来参考。朱元璋便亲自召见携带唐券的钱镠十五世孙钱尚德，并“与丞相定国公李善长，礼部尚书牛亮，主事王肃观之，镂木为式”，最终确定了明代铁券的形制。《明史》载：


其制如瓦……外刻履历、恩数之详，以记其功；中镌免罪、减禄之数，以防其过。字嵌以金……各分左右，左颁功臣，右藏内府，有故则合之，以取信焉。


由此，这枚古老的铁券在明初国家礼制建设时，就已经被动地完成了“验明正身”和“价值确认”的程序，其真实性和历史地位得到了明朝最高统治层的官方背书。



这意味着，当钱用勤之子钱怞怀揣铁券上京鸣冤时，他所出示的并非一件来历不明、需要费力考证的前朝遗物，而是一件早已被本朝官府记录在案、承认其历史合法性与特殊意义的信物。


铁券自西汉出现起到隋唐五代，它的功能从汉代赏赐功臣的荣誉恩信、世袭爵禄的凭证，到魏晋时期逐渐发展出具有免死免罪的作用，再到唐代进一步完善，对免死的次数与范围都有了更细致的规定。但在唐晚期和五代十国时期，由于统治者滥发，铁券的信誉直线下降，免死等功能与权威性不再为赏赐者与被赏赐者双方认可。两宋及辽金元时期，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不再视铁券为具有实际效力的“免死金牌”。


大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胡惟庸、蓝玉、李善长等案的发生，令手握“免死金牌”的开国功臣们也“难逃一死”，这对大明刚刚重建的“丹书铁券”制度的公信力无疑是一种打击。而通过赦免非开国功臣的钱用勤，朱元璋可以展现出他守护的不是某个具体功臣的利益，而是“帝王一诺千金”这个抽象的政治道统。这有助于安抚广大士绅和民众，塑造自己并非一味酷烈、而是恪守传统价值的明君形象。



家族的品牌效应



并且，钱氏家族有着良好的社会声誉，数百年来，都有着“忠义”的美名。钱镠除曾多次出兵勤王外，死前曾为子孙留下十条家训，其中前三条都与忠义侍君有关：


1.要尔等心存忠孝，爱兵恤民。


2.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


3.要度德量力而识事务，如遇真君主，宜速归附。圣人云顺天者存。又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如违吾语，立见消亡。依我训言，世代可受光。



而钱家后人，也的确继承了钱镠的遗训，宋太祖建隆元年（960），钱镠之孙钱俶依照钱镠“善事中国，弗废臣礼”的遗言，为了表明归顺宋朝的心意，他将城墙全部拆除。乾德二年（964）被授天下兵马都元帅，封忠懿王。钱俶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的最后一位国王，到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他又遵照祖上的训导，审时度势，主动将当时所辖13州、86县、55万多户、11.5万士兵“纳土归宋”，宋太宗封他为南阳国王、邓王。



钱氏家族遵奉“中国之君”的家风，是历代统治者乐于看到，并竭力宣传的。所以，朱元璋在处置钱用勤时，也难免要顾及这一点。


罪名也有玄机？


另外，钱用勤所犯之罪是“田粮之罪”，这是其能够获赦的又一个关键因素。


“田粮案”通常指在登记、征收或运输税粮（主要是田赋）过程中出现的差错、亏空或舞弊行为。



丹书铁券的免死功能通常有其限制，按照历代惯例，其对于“谋反”“谋大逆”等“十恶不赦”之罪是无效的。但钱用勤所犯的“田粮案”，无论是因为管理不善、下属牵连，还是确有贪墨，其性质通常不属于直接威胁皇权和国家根本的“十恶”范畴。虽然在明初，尤其是朱元璋推行“洪武新政”、严厉整顿吏治和经济秩序的背景下，这也是比较严重的罪过，但毕竟在法理上留下了可以援引特权进行宽宥的余地——如果钱用勤是被控谋反，那么即便有十块铁券，恐怕也难逃一死。



唐昭宗赐券诏书中明确写道：


“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


所谓“常刑”，指的就是一般的、非极端性的刑事处罚。田粮罪虽然严重，但在当时的法律框架内，仍可被视为官吏渎职或经济犯罪的一种，属于“常刑”领域。这使得援引铁券中“有司不得加责”的条款具备了相关性。钱怞上京申诉的核心依据，很可能正是强调其父所犯乃“常刑”，依祖宗铁券，理应得到宽免。



而对朱元璋而言，处理此案是一个权衡。一方面，他需要严明法纪，惩治贪腐；另一方面，他也要展示对历史信物的尊重、对忠良之后的怀柔，以及自己作为皇帝超越法律的恩赦之权。赦免一个田粮案官员，相比于赦免一个政治犯，其政治风险和对现行法律的冲击要小得多。这使他能够在不严重损害整顿吏治大局的前提下，完美达成“施恩”与“重信”的政治目的。



总而言之，钱用勤的幸运，是祖宗遗泽、家族清誉、历史功绩与当下政治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枚丹书铁券，既是实物凭证，更是钱氏家族累世忠义精神的象征。钱家后人一直小心珍藏着这枚铁券，并在后来捐献给国家，由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保管。1959年，铁券被移交给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成为国家一级文物，方便人们可以更加深入地去了解铁券背后的历史。


参考资料：

1.（清）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4.钱听涛.钱镠铁券千年播迁记[J].炎黄春秋,2002,(12):68-69.

5.朱子彦.铁券制度与皇权政治[J].学术月刊,2006,(07):144-150.

6.关书朋,张会超.明朝铁券颁赐现象研究[J].兰台世界,2022,(02):28-32.

7.韩立新,潘文建.维系与反噬的工具:钱镠铁券媒介视角考[J].中国版权,2022,(04):55-62.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钱贝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李栋 胡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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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9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

“丹书铁券”，这个词对于爱看影视剧的人来说，应该并不陌生。它还有一个更大众，更耳熟能详的名字——免死金牌。



在荧幕上，它往往是戏剧冲突的焦点：一位忠臣良将蒙受冤屈，命悬一线之际，突然一道黑影骑马飞驰而来，大喊一声“刀下留人”，随即捧出免死信物丹书铁券，顿时让反派瞠目结舌，不得不停止行刑。而在真正的历史中，丹书铁券的“免死功效”能否起作用，可就复杂得多了。死不死，活不活，其实主要看的还是皇帝的意思。


按照常规，“丹书铁券”由本朝皇帝赐本朝大臣，遇到改朝换代，也就失去效力。俗话说，“前朝的剑斩不了本朝的官”，过期的丹书铁券大多也只能起到文物的作用。


但令人称奇的是，明朝居然有人拿着唐朝的丹书铁券成功免去了死刑。这人名叫钱用勤，时任江西建昌知府，他拿出的丹书铁券，是一件五百岁的“老古董”。


古董铁券从何而来？


钱用勤手上的丹书铁券，来自唐朝时钱家的祖宗钱镠。


钱镠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开国君主。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卒于后唐长兴三年（932），他本来是自称大越罗平国王的威胜军节度使董昌的手下将领，乾宁二年（895）二月，董昌在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自立为王，之后封其为两浙都将。但钱镠并没有接受董昌的“伪命”，反而立即起兵讨伐董昌，大破叛军，于乾宁三年（896）攻克越州，生擒董昌，为摇摇欲坠的唐王朝立下大功。



唐昭宗大喜过望，于乾宁四年（897）八月四日，封其为镇海、镇东两节度使，为表彰其忠义之举，特赐给钱镠丹书铁券。


这枚铁券主体由铁铸成，形状就像筒瓦，中穹旁垂，中间刻有“惟我念功之旨，永将延祚子孙。使卿长袭宠荣，克保富贵。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等词。因刻字填以真金，又被称为“金书铁券”。凭此券可赦免钱镠本人九次死罪，子孙后代三次死罪。若犯寻常刑罚，官府不得问责。



钱镠叩谢皇恩，将铁券奉为家族至宝，由家族世代守护传承，中间虽曾因战乱不幸遗失，但很快便物归原主。传至明朝，洪武二十四年（1391），钱镠的十三世孙钱用勤在担任江西建昌知府时，因“田粮案”获罪，被革职查办，面临严惩。其子钱怞在危急关头，千里迢迢奔赴京师南京，向明太祖朱元璋呈上铁券，并哭诉历代祖宗功德。朱元璋听后，不仅饶恕了钱用勤的死刑，还下令归还了此前抄没的钱家财产。


这隔了几百年的铁券为何还能得到朱元璋的承认？要知道，连得到朱元璋亲手颁发的丹书铁券的明初功臣们，也有不少最终还是被下狱斩首，不能逃脱一死。史书并未记载当时朱元璋的具体想法，但从种种记录中，我们或许可以揣测原因一二。



“模范”铁券


“钱氏铁券”能够发挥作用，首要原因在于，这枚铁券在钱用勤出事以前，就已经获得了明王朝的官方认可。



明朝建立伊始，朱元璋便考虑如何封赏其手下的有功之臣。古往今来，封赏开国功臣一直是一个难题。赏薄了，寒了将士之心，恐生怨怼；赏厚了，又怕功臣恃功骄恣，尾大不掉，威胁皇权。朱元璋经过反复思考，决定重启“丹书铁券”作为封赏功臣的手段之一：


“（朱元璋）将剖符（符即铁券）封功臣，召宋濂议五等封爵，宿大本堂，讨论达旦，历据汉唐故实，量其中而奏之，上皆嘉纳焉。”


然而，由于元朝统治者并不青睐丹书铁券这一嘉奖形式，铁券的形制在当时已经出现断代，铁券的制作标准成为一个难题。翰林学士危素进言说台州钱家留藏有唐代赐予其先祖钱镠的铁券，可以用来参考。朱元璋便亲自召见携带唐券的钱镠十五世孙钱尚德，并“与丞相定国公李善长，礼部尚书牛亮，主事王肃观之，镂木为式”，最终确定了明代铁券的形制。《明史》载：


其制如瓦……外刻履历、恩数之详，以记其功；中镌免罪、减禄之数，以防其过。字嵌以金……各分左右，左颁功臣，右藏内府，有故则合之，以取信焉。


由此，这枚古老的铁券在明初国家礼制建设时，就已经被动地完成了“验明正身”和“价值确认”的程序，其真实性和历史地位得到了明朝最高统治层的官方背书。



这意味着，当钱用勤之子钱怞怀揣铁券上京鸣冤时，他所出示的并非一件来历不明、需要费力考证的前朝遗物，而是一件早已被本朝官府记录在案、承认其历史合法性与特殊意义的信物。


铁券自西汉出现起到隋唐五代，它的功能从汉代赏赐功臣的荣誉恩信、世袭爵禄的凭证，到魏晋时期逐渐发展出具有免死免罪的作用，再到唐代进一步完善，对免死的次数与范围都有了更细致的规定。但在唐晚期和五代十国时期，由于统治者滥发，铁券的信誉直线下降，免死等功能与权威性不再为赏赐者与被赏赐者双方认可。两宋及辽金元时期，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不再视铁券为具有实际效力的“免死金牌”。


大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胡惟庸、蓝玉、李善长等案的发生，令手握“免死金牌”的开国功臣们也“难逃一死”，这对大明刚刚重建的“丹书铁券”制度的公信力无疑是一种打击。而通过赦免非开国功臣的钱用勤，朱元璋可以展现出他守护的不是某个具体功臣的利益，而是“帝王一诺千金”这个抽象的政治道统。这有助于安抚广大士绅和民众，塑造自己并非一味酷烈、而是恪守传统价值的明君形象。



家族的品牌效应



并且，钱氏家族有着良好的社会声誉，数百年来，都有着“忠义”的美名。钱镠除曾多次出兵勤王外，死前曾为子孙留下十条家训，其中前三条都与忠义侍君有关：


1.要尔等心存忠孝，爱兵恤民。


2.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


3.要度德量力而识事务，如遇真君主，宜速归附。圣人云顺天者存。又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如违吾语，立见消亡。依我训言，世代可受光。



而钱家后人，也的确继承了钱镠的遗训，宋太祖建隆元年（960），钱镠之孙钱俶依照钱镠“善事中国，弗废臣礼”的遗言，为了表明归顺宋朝的心意，他将城墙全部拆除。乾德二年（964）被授天下兵马都元帅，封忠懿王。钱俶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的最后一位国王，到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他又遵照祖上的训导，审时度势，主动将当时所辖13州、86县、55万多户、11.5万士兵“纳土归宋”，宋太宗封他为南阳国王、邓王。



钱氏家族遵奉“中国之君”的家风，是历代统治者乐于看到，并竭力宣传的。所以，朱元璋在处置钱用勤时，也难免要顾及这一点。


罪名也有玄机？


另外，钱用勤所犯之罪是“田粮之罪”，这是其能够获赦的又一个关键因素。


“田粮案”通常指在登记、征收或运输税粮（主要是田赋）过程中出现的差错、亏空或舞弊行为。



丹书铁券的免死功能通常有其限制，按照历代惯例，其对于“谋反”“谋大逆”等“十恶不赦”之罪是无效的。但钱用勤所犯的“田粮案”，无论是因为管理不善、下属牵连，还是确有贪墨，其性质通常不属于直接威胁皇权和国家根本的“十恶”范畴。虽然在明初，尤其是朱元璋推行“洪武新政”、严厉整顿吏治和经济秩序的背景下，这也是比较严重的罪过，但毕竟在法理上留下了可以援引特权进行宽宥的余地——如果钱用勤是被控谋反，那么即便有十块铁券，恐怕也难逃一死。



唐昭宗赐券诏书中明确写道：


“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


所谓“常刑”，指的就是一般的、非极端性的刑事处罚。田粮罪虽然严重，但在当时的法律框架内，仍可被视为官吏渎职或经济犯罪的一种，属于“常刑”领域。这使得援引铁券中“有司不得加责”的条款具备了相关性。钱怞上京申诉的核心依据，很可能正是强调其父所犯乃“常刑”，依祖宗铁券，理应得到宽免。



而对朱元璋而言，处理此案是一个权衡。一方面，他需要严明法纪，惩治贪腐；另一方面，他也要展示对历史信物的尊重、对忠良之后的怀柔，以及自己作为皇帝超越法律的恩赦之权。赦免一个田粮案官员，相比于赦免一个政治犯，其政治风险和对现行法律的冲击要小得多。这使他能够在不严重损害整顿吏治大局的前提下，完美达成“施恩”与“重信”的政治目的。



总而言之，钱用勤的幸运，是祖宗遗泽、家族清誉、历史功绩与当下政治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枚丹书铁券，既是实物凭证，更是钱氏家族累世忠义精神的象征。钱家后人一直小心珍藏着这枚铁券，并在后来捐献给国家，由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保管。1959年，铁券被移交给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成为国家一级文物，方便人们可以更加深入地去了解铁券背后的历史。


参考资料：

1.（清）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4.钱听涛.钱镠铁券千年播迁记[J].炎黄春秋,2002,(12):68-69.

5.朱子彦.铁券制度与皇权政治[J].学术月刊,2006,(07):144-150.

6.关书朋,张会超.明朝铁券颁赐现象研究[J].兰台世界,2022,(02):28-32.

7.韩立新,潘文建.维系与反噬的工具:钱镠铁券媒介视角考[J].中国版权,2022,(04):55-62.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钱贝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李栋 胡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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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击的士族

旁落的皇权

跨越五百年的权力对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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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100 字
阅 读 需 要 17 分 钟

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生万物》，叙事背景发生在20世纪20-40年代的鲁南大地，其中抗日战争时期在剧中占据重要部分，部分情节也反映了鲁南农民抗日历史。



鲁南农民的抗日斗争


《生万物》中出现的护粮战、拆炮楼等情节，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抗日的重要行动，但这只是冰山一角。



抗战时期，一些国民党官僚和军官利用手中的合法身份，纠集残留军队，收拢民团、土匪、特务、流氓，迅速拉起一批地方武装，打着抗日名义的地方武装头目，名为抗日，实则鱼肉百姓，派粮派款，搜刮民财，罔顾民生。


这些人或利用旧政府权势，或依仗某些反动势力，或利用地主民团、小土匪武装为基础，到处搜缴民枪，拉夫充数，扩充实力。他们不管人数多少，头目皆称司令。


抗战期间，活动在鲁南的刘桂堂部，作为日寇残害鲁南人民群众的帮凶和爪牙，同时又打着“反正抗日”旗号追随国民党，反共反人民，身兼国民党、日伪势力多个头衔，如日寇委任“皇协军前进总司令”，国民党方面任命的“新编第36师师长”，还有伪军方面的“和平建国军第10军第3师师长”等，常年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投机倒把，为取得主子欢心，多次扫荡鲁南的八路军根据地，制造了一起又一起惨案，罪恶滔天：



刘匪残害人民的手段是极其残忍的，什么“点天灯”“放天花”、刀剑砍、用马踏、活撕人或用碾子压等。抱犊崮山区人民对刘匪恨之入骨，视他为“魔鬼”“禽兽”，甚至小孩哭了也拿刘匪吓他：“别哭了，刘黑七来了！”小孩一听刘黑七真的不敢再哭。


刘桂堂，1892年生于山东省费县温泉乡锅泉庄，早年当过土匪，为祸一方，因皮肤黝黑，又排行老七，所以也有“刘黑七”的诨号。后来刘桂堂这伙匪军在1943年11月被八路军彻底消灭。


中国共产党对鲁南农民的抗日动员则是真正的帮助农民，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地位，在根据地实现了军民一体的抗日格局。



鲁南各地通过建立抗日民主政府，推行减租减息政策以减轻农民负担。1941年，鲁南专署颁布《减租减息条例》，既从制度上切实保障农民利益，也允许地主阶级合理征收地租，削弱了地主对佃农的经济剥削，减轻了贫雇农的经济负担，团结和争取了农民阶级支持。


同时，鲁南根据地主动邀请和吸收农民参与基层管理，以及成立职工、农民、青年、妇女等工作委员会，同时也相应成立抗日救国会机构组织，增加农民当家做主的参与感和归属感，切实提高农民阶级的政治地位。鲁南各级抗日救国团体的普遍建立，对共产党领导和发动农民抗日起到了重要作用。上述机构，实际上是一个机构两个牌子，党内称工作委员会，对外称抗日救国会。



另外，还有广泛发动农民参与抗日队伍的军事行动，就是武装斗争与群众动员相结合，如提供情报、运输物资等，以及直接参加游击战。各种各样的培训班、识字班、学校，以及抗战文艺演出、标语口号等，都激发了农民的抗日和保卫家乡热情。鲁南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下，走向坚定抗日道路，积极生产，拥军拥政，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赢得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生万物》剧中的农民铁头、封大脚等，在亲眼看见汉奸和日寇在村子里为抢粮而屠杀村民时，挺身而出，为了保护乡亲与日本鬼子汉奸拼命，在宁可金率领的八路军游击队及时出现后，整个村子才转危为安。在日寇汉奸横行乡里的残酷环境下，作为生活在农村里的贫苦农民，他们意识到只有八路军才能帮助农民，才能救农民于危难之中，才能带领农民真正抗日。因此，他们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八路军，这既是天牛庙村农民的选择，也是当时鲁南很多农民参加八路军的历史缩影。


鲁南地方武装红枪会、大刀会的收编改造


剧中封大脚从护庄队加入八路军，对应了全面抗战初期山东纵队对鲁南地方武装红枪会、大刀会等民间自卫组织的收编改造。那么鲁南的红枪会、大刀会都是何种民间组织，中共又是如何收编改造这些民间武装组织的？



1926年，毛泽东在《向导周报》上提到苏北鲁南民间的红枪会、连庄会组织，以及当地农民的穷困生活状态。


“江苏农民中江北徐海一带算是最苦，红枪会、连庄会到处皆是，农村各种争斗，比他处更多，缕述不尽。铜山县东乡、北乡等处地势陡下，去年禾稼淹没殆尽。所幸二麦已种，农民尚有‘转过荒年有熟年’之希望。今秋淫雨连绵，田间禾苗终日浸在水中，由萎黄而腐烂，农民辛勤半载，落得两手空空。此时地中仍是积水片片，二麦播种无期，怨声载道，莫不表现一种凄惨愁苦的状态。天灾之外，同时还有横征暴敛之军阀贪官与重租重利之劣绅地主，层层敲剥。因此，农民流而为匪者极多，徐州一带所以成了著名之匪区以此。”



当地百姓为了抱团取暖，防匪保家，自发创立了民间自卫组织。红枪会脱胎于白莲教分支八卦教，会众以手持红缨枪为团体标志。大刀会则是以“防匪保家”为号召，也是民间自卫团体。它们的成员虽然大都习武，还具有简单的武装，但同时又具有民间宗教信仰，迷信符咒法术、刀枪不入、金钟罩等法术，因此战斗力有限。当然，这些红枪会、大刀会也并非鲁南地区所独有，而是广泛存在于北方地区。



抗战初期，鲁南民间的红枪会、大刀会，也曾参与抵抗日寇侵略，但因组织松散且各自为战，加上武器落后，对日寇的杀伤力非常有限。彼时，日寇甚至也想与这些民间武装组织接触，企图利用这些武装力量。但红枪会、大刀会等大都能坚守民族立场，日寇阴谋难以得逞。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民间武装组织内部派系纷繁复杂，并非铁板一块，因此也给了各种政治势力收编拉拢的机会。如在鲁南沦陷区，农村的红枪会有时也会被日伪所蒙蔽利用。



红枪会、大刀会的防匪保家宗旨，与共产党团结争取群众的抗日政策具有重要关联。在进行收编工作时，首先需要争取的是民间武装组织的首领或头目，确保他们不会通敌。共产党也会在农村大力发展农民自卫队，成员们也可以是各救国团体的成员，如果在自卫队中表现良好，会成为骨干分子，加以重点培养，再回到原有组织时，也会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从内部进行争取团结。此外，对于投靠日伪的民间武装组织首领和头目，也并非直接消灭，而是先公布其通敌罪行和汉奸行为，瓦解其群众基础，然后再予以消灭。



1939年6月，盘踞在鲁南峄滕边区的反动红枪会头子王亚平勾结日军，进入峄县境内，与中共峄县县委领导的抗敌自卫总团发生交火，被击退。为了彻底瓦解消灭这股反动红枪会武装，中共峄县县委立即召开当地上层人士座谈会，公布该股反动势力罪行和汉奸行为，并将他们的丑恶罪行公之于众，很快这股反动势力就丧失了民心，失去了群众基础，迅速走向瓦解溃散，其部分会众迷途知返，参加了八路军。


同时，对于反对共产党的民间武装势力，也以尽量争取为主。1941年3月，邓小平指出：


如反对我、通敌有据之会门，一面打入，长期争取瓦解，一面抓住良好机会打击消灭之（不可事先宣布），打也是为的争取。打时以不杀伤群众为原则。无论哪种会门，都要切实注意，争取其群众。


对于已经收编过来的枪会、刀会人员，共产党采取彻底改造的政策。加强其思想政治教育和党的领导，改革它的封建迷信制度，强化纪律约束，确保服从指挥，按照八路军的标准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终将其彻底整合融入中共领导的抗日队伍里。

中共减租减息

争取鲁南农民抗日


剧中分地主粮仓供军需，似乎映射了中共的减租减息运动。在抗战爆发前，鲁南地区的耕地绝大部分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中，广大的贫雇农仅持有非常少的土地，其中大部分人更是没有土地。鲁南地区的农村封建经济剥削现象相当严重。按照惯例，地主只负责出租土地，其他有关耕种的肥料、种子、畜力等由佃农自己解决。租种土地的收成是对半分，即地主和佃农各分得一半。



地租只是贫雇农的负担之一，还有其他相关附加经济负担。据记载，这些经济负担主要有：


一、吃分子粮。佃农吃一斗，需要归还二斗或三斗，每年是春借秋还；二、带种地。佃农租种地主十亩地，还须义务给地主种二三亩地，义务种地的收成全归地主所有；

三、拨工。就是佃农必须为地主家无偿服劳役，劳役时间几十天到百余天不等；四、送礼。佃农逢年过节，须给地主家送礼。也可以不送礼，但可能会受到地主家报复惩罚，如撤佃转租。



除了地租剥削外，还有民间的高利贷剥削。主要有借钱还钱、借粮还粮、借粮还钱、放工夫账、贷款押地等。这些高利贷，主要特点就是年利息高、借的少还的多，还不上就做工抵债，但往往需要额外做工一半或以上。用土地作抵押的，更是利滚利，还不上账的后果就是土地被没收。关于这些沉重如山的经济负担，当时在鲁南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穷人头上三把刀：租子重，利钱高，苛捐杂税如牛毛；

穷人面前路三条：投河，上吊，坐监牢。


这种敲骨吸髓式的经济剥削，使得鲁南地区广大贫雇农生活苦不堪言，一年四季勤勤恳恳忙忙碌碌，能维持温饱已属不易，破产更是常态，广大农村贫雇农生活在水深火热穷困潦倒之中。


抗战时期，为了更好地领导广大农民阶级支持抗战，共产党开始解决农村严重的经济剥削问题，最终发起减租减息运动。减租减息的顺序是：先减租，再减息。



1942年夏，鲁南滨海区开始掀起减租运动。首先是农救会、职工会动员群众里的积极分子，然后是分别召开农民、地主阶层的座谈会，坐下来协商讨论，最后是召开租佃双方评议会，商讨具体的减租数字。


减息则是切实减轻农民借贷负担，主要是两方面：一来是让农民摆脱战前的高利贷剥削，二来则是满足农民的正常借贷需求。减租减息运动开展后，就是查减运动。除了减租减息以外，还有一项工作是增资，就是增加雇工工资，提高雇工待遇。



1943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文件要求：


“凡未认真实行减租的，必须于今年一律减租；减而不彻底的，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



中共山东分局迅速落实部署文件精神，“彻底贯彻减租减息政策，立即开展查减运动”。经过减租减息运动和查减运动，鲁南地区的减租减息运动取得了重要成果，极大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大大调动了农民抗日积极性，这对巩固扩大鲁南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4年8月至1945年3月，为时8个月的“查减”运动在鲁南取得了重要成果。


此后，鲁南农民踊跃参加中共领导的群团组织，如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等，民兵也发展到4万多人，枪支增加1万多支，出现了不少民兵战斗英模，农村青年也踊跃报名参军抗日，从而也壮大了鲁南地区中共的主力部队，也增强了地方民兵武装力量。到抗战胜利前夕，鲁南地区90%的土地获得了解放。



电视剧《生万物》里的抗日情节，折射并浓缩了鲁南农民的抗日斗争史，同时影视化表现又使得这段地区抗日史传播得更加广泛，有助于我们重温抗战记忆，铭记抗战历史。


参考文献：

1.中共枣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鲁南革命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王启峰：《浅谈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意义》，《传承》，2009年第4期；

3.《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临沂日报》，2025年2月23日；

4.王倩：《山东抗日根据地青年运动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024年博士学位论文；

5.冷美洁：《山东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中群众组织的作用及其变化》，中国石油大学（华东）2022年硕士论文；

6.苑朋欣：《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7.吕迅：《抗战时期山东红枪会问题再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23年第4期；

8.孙宗一：《抗战时期鲁南巨匪刘桂堂与日寇的勾结与冲突》，《兰台世界》，2010年第19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任耀博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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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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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100 字
阅 读 需 要 17 分 钟

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生万物》，叙事背景发生在20世纪20-40年代的鲁南大地，其中抗日战争时期在剧中占据重要部分，部分情节也反映了鲁南农民抗日历史。



鲁南农民的抗日斗争


《生万物》中出现的护粮战、拆炮楼等情节，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抗日的重要行动，但这只是冰山一角。



抗战时期，一些国民党官僚和军官利用手中的合法身份，纠集残留军队，收拢民团、土匪、特务、流氓，迅速拉起一批地方武装，打着抗日名义的地方武装头目，名为抗日，实则鱼肉百姓，派粮派款，搜刮民财，罔顾民生。


这些人或利用旧政府权势，或依仗某些反动势力，或利用地主民团、小土匪武装为基础，到处搜缴民枪，拉夫充数，扩充实力。他们不管人数多少，头目皆称司令。


抗战期间，活动在鲁南的刘桂堂部，作为日寇残害鲁南人民群众的帮凶和爪牙，同时又打着“反正抗日”旗号追随国民党，反共反人民，身兼国民党、日伪势力多个头衔，如日寇委任“皇协军前进总司令”，国民党方面任命的“新编第36师师长”，还有伪军方面的“和平建国军第10军第3师师长”等，常年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投机倒把，为取得主子欢心，多次扫荡鲁南的八路军根据地，制造了一起又一起惨案，罪恶滔天：



刘匪残害人民的手段是极其残忍的，什么“点天灯”“放天花”、刀剑砍、用马踏、活撕人或用碾子压等。抱犊崮山区人民对刘匪恨之入骨，视他为“魔鬼”“禽兽”，甚至小孩哭了也拿刘匪吓他：“别哭了，刘黑七来了！”小孩一听刘黑七真的不敢再哭。


刘桂堂，1892年生于山东省费县温泉乡锅泉庄，早年当过土匪，为祸一方，因皮肤黝黑，又排行老七，所以也有“刘黑七”的诨号。后来刘桂堂这伙匪军在1943年11月被八路军彻底消灭。


中国共产党对鲁南农民的抗日动员则是真正的帮助农民，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地位，在根据地实现了军民一体的抗日格局。



鲁南各地通过建立抗日民主政府，推行减租减息政策以减轻农民负担。1941年，鲁南专署颁布《减租减息条例》，既从制度上切实保障农民利益，也允许地主阶级合理征收地租，削弱了地主对佃农的经济剥削，减轻了贫雇农的经济负担，团结和争取了农民阶级支持。


同时，鲁南根据地主动邀请和吸收农民参与基层管理，以及成立职工、农民、青年、妇女等工作委员会，同时也相应成立抗日救国会机构组织，增加农民当家做主的参与感和归属感，切实提高农民阶级的政治地位。鲁南各级抗日救国团体的普遍建立，对共产党领导和发动农民抗日起到了重要作用。上述机构，实际上是一个机构两个牌子，党内称工作委员会，对外称抗日救国会。



另外，还有广泛发动农民参与抗日队伍的军事行动，就是武装斗争与群众动员相结合，如提供情报、运输物资等，以及直接参加游击战。各种各样的培训班、识字班、学校，以及抗战文艺演出、标语口号等，都激发了农民的抗日和保卫家乡热情。鲁南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下，走向坚定抗日道路，积极生产，拥军拥政，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赢得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生万物》剧中的农民铁头、封大脚等，在亲眼看见汉奸和日寇在村子里为抢粮而屠杀村民时，挺身而出，为了保护乡亲与日本鬼子汉奸拼命，在宁可金率领的八路军游击队及时出现后，整个村子才转危为安。在日寇汉奸横行乡里的残酷环境下，作为生活在农村里的贫苦农民，他们意识到只有八路军才能帮助农民，才能救农民于危难之中，才能带领农民真正抗日。因此，他们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八路军，这既是天牛庙村农民的选择，也是当时鲁南很多农民参加八路军的历史缩影。


鲁南地方武装红枪会、大刀会的收编改造


剧中封大脚从护庄队加入八路军，对应了全面抗战初期山东纵队对鲁南地方武装红枪会、大刀会等民间自卫组织的收编改造。那么鲁南的红枪会、大刀会都是何种民间组织，中共又是如何收编改造这些民间武装组织的？



1926年，毛泽东在《向导周报》上提到苏北鲁南民间的红枪会、连庄会组织，以及当地农民的穷困生活状态。


“江苏农民中江北徐海一带算是最苦，红枪会、连庄会到处皆是，农村各种争斗，比他处更多，缕述不尽。铜山县东乡、北乡等处地势陡下，去年禾稼淹没殆尽。所幸二麦已种，农民尚有‘转过荒年有熟年’之希望。今秋淫雨连绵，田间禾苗终日浸在水中，由萎黄而腐烂，农民辛勤半载，落得两手空空。此时地中仍是积水片片，二麦播种无期，怨声载道，莫不表现一种凄惨愁苦的状态。天灾之外，同时还有横征暴敛之军阀贪官与重租重利之劣绅地主，层层敲剥。因此，农民流而为匪者极多，徐州一带所以成了著名之匪区以此。”



当地百姓为了抱团取暖，防匪保家，自发创立了民间自卫组织。红枪会脱胎于白莲教分支八卦教，会众以手持红缨枪为团体标志。大刀会则是以“防匪保家”为号召，也是民间自卫团体。它们的成员虽然大都习武，还具有简单的武装，但同时又具有民间宗教信仰，迷信符咒法术、刀枪不入、金钟罩等法术，因此战斗力有限。当然，这些红枪会、大刀会也并非鲁南地区所独有，而是广泛存在于北方地区。



抗战初期，鲁南民间的红枪会、大刀会，也曾参与抵抗日寇侵略，但因组织松散且各自为战，加上武器落后，对日寇的杀伤力非常有限。彼时，日寇甚至也想与这些民间武装组织接触，企图利用这些武装力量。但红枪会、大刀会等大都能坚守民族立场，日寇阴谋难以得逞。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民间武装组织内部派系纷繁复杂，并非铁板一块，因此也给了各种政治势力收编拉拢的机会。如在鲁南沦陷区，农村的红枪会有时也会被日伪所蒙蔽利用。



红枪会、大刀会的防匪保家宗旨，与共产党团结争取群众的抗日政策具有重要关联。在进行收编工作时，首先需要争取的是民间武装组织的首领或头目，确保他们不会通敌。共产党也会在农村大力发展农民自卫队，成员们也可以是各救国团体的成员，如果在自卫队中表现良好，会成为骨干分子，加以重点培养，再回到原有组织时，也会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从内部进行争取团结。此外，对于投靠日伪的民间武装组织首领和头目，也并非直接消灭，而是先公布其通敌罪行和汉奸行为，瓦解其群众基础，然后再予以消灭。



1939年6月，盘踞在鲁南峄滕边区的反动红枪会头子王亚平勾结日军，进入峄县境内，与中共峄县县委领导的抗敌自卫总团发生交火，被击退。为了彻底瓦解消灭这股反动红枪会武装，中共峄县县委立即召开当地上层人士座谈会，公布该股反动势力罪行和汉奸行为，并将他们的丑恶罪行公之于众，很快这股反动势力就丧失了民心，失去了群众基础，迅速走向瓦解溃散，其部分会众迷途知返，参加了八路军。


同时，对于反对共产党的民间武装势力，也以尽量争取为主。1941年3月，邓小平指出：


如反对我、通敌有据之会门，一面打入，长期争取瓦解，一面抓住良好机会打击消灭之（不可事先宣布），打也是为的争取。打时以不杀伤群众为原则。无论哪种会门，都要切实注意，争取其群众。


对于已经收编过来的枪会、刀会人员，共产党采取彻底改造的政策。加强其思想政治教育和党的领导，改革它的封建迷信制度，强化纪律约束，确保服从指挥，按照八路军的标准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终将其彻底整合融入中共领导的抗日队伍里。

中共减租减息

争取鲁南农民抗日


剧中分地主粮仓供军需，似乎映射了中共的减租减息运动。在抗战爆发前，鲁南地区的耕地绝大部分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中，广大的贫雇农仅持有非常少的土地，其中大部分人更是没有土地。鲁南地区的农村封建经济剥削现象相当严重。按照惯例，地主只负责出租土地，其他有关耕种的肥料、种子、畜力等由佃农自己解决。租种土地的收成是对半分，即地主和佃农各分得一半。



地租只是贫雇农的负担之一，还有其他相关附加经济负担。据记载，这些经济负担主要有：


一、吃分子粮。佃农吃一斗，需要归还二斗或三斗，每年是春借秋还；二、带种地。佃农租种地主十亩地，还须义务给地主种二三亩地，义务种地的收成全归地主所有；

三、拨工。就是佃农必须为地主家无偿服劳役，劳役时间几十天到百余天不等；四、送礼。佃农逢年过节，须给地主家送礼。也可以不送礼，但可能会受到地主家报复惩罚，如撤佃转租。



除了地租剥削外，还有民间的高利贷剥削。主要有借钱还钱、借粮还粮、借粮还钱、放工夫账、贷款押地等。这些高利贷，主要特点就是年利息高、借的少还的多，还不上就做工抵债，但往往需要额外做工一半或以上。用土地作抵押的，更是利滚利，还不上账的后果就是土地被没收。关于这些沉重如山的经济负担，当时在鲁南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穷人头上三把刀：租子重，利钱高，苛捐杂税如牛毛；

穷人面前路三条：投河，上吊，坐监牢。


这种敲骨吸髓式的经济剥削，使得鲁南地区广大贫雇农生活苦不堪言，一年四季勤勤恳恳忙忙碌碌，能维持温饱已属不易，破产更是常态，广大农村贫雇农生活在水深火热穷困潦倒之中。


抗战时期，为了更好地领导广大农民阶级支持抗战，共产党开始解决农村严重的经济剥削问题，最终发起减租减息运动。减租减息的顺序是：先减租，再减息。



1942年夏，鲁南滨海区开始掀起减租运动。首先是农救会、职工会动员群众里的积极分子，然后是分别召开农民、地主阶层的座谈会，坐下来协商讨论，最后是召开租佃双方评议会，商讨具体的减租数字。


减息则是切实减轻农民借贷负担，主要是两方面：一来是让农民摆脱战前的高利贷剥削，二来则是满足农民的正常借贷需求。减租减息运动开展后，就是查减运动。除了减租减息以外，还有一项工作是增资，就是增加雇工工资，提高雇工待遇。



1943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文件要求：


“凡未认真实行减租的，必须于今年一律减租；减而不彻底的，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



中共山东分局迅速落实部署文件精神，“彻底贯彻减租减息政策，立即开展查减运动”。经过减租减息运动和查减运动，鲁南地区的减租减息运动取得了重要成果，极大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大大调动了农民抗日积极性，这对巩固扩大鲁南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4年8月至1945年3月，为时8个月的“查减”运动在鲁南取得了重要成果。


此后，鲁南农民踊跃参加中共领导的群团组织，如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等，民兵也发展到4万多人，枪支增加1万多支，出现了不少民兵战斗英模，农村青年也踊跃报名参军抗日，从而也壮大了鲁南地区中共的主力部队，也增强了地方民兵武装力量。到抗战胜利前夕，鲁南地区90%的土地获得了解放。



电视剧《生万物》里的抗日情节，折射并浓缩了鲁南农民的抗日斗争史，同时影视化表现又使得这段地区抗日史传播得更加广泛，有助于我们重温抗战记忆，铭记抗战历史。


参考文献：

1.中共枣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鲁南革命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王启峰：《浅谈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意义》，《传承》，2009年第4期；

3.《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临沂日报》，2025年2月23日；

4.王倩：《山东抗日根据地青年运动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024年博士学位论文；

5.冷美洁：《山东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中群众组织的作用及其变化》，中国石油大学（华东）2022年硕士论文；

6.苑朋欣：《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7.吕迅：《抗战时期山东红枪会问题再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23年第4期；

8.孙宗一：《抗战时期鲁南巨匪刘桂堂与日寇的勾结与冲突》，《兰台世界》，2010年第19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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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任耀博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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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100 字
阅 读 需 要 17 分 钟

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生万物》，叙事背景发生在20世纪20-40年代的鲁南大地，其中抗日战争时期在剧中占据重要部分，部分情节也反映了鲁南农民抗日历史。



鲁南农民的抗日斗争


《生万物》中出现的护粮战、拆炮楼等情节，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抗日的重要行动，但这只是冰山一角。



抗战时期，一些国民党官僚和军官利用手中的合法身份，纠集残留军队，收拢民团、土匪、特务、流氓，迅速拉起一批地方武装，打着抗日名义的地方武装头目，名为抗日，实则鱼肉百姓，派粮派款，搜刮民财，罔顾民生。


这些人或利用旧政府权势，或依仗某些反动势力，或利用地主民团、小土匪武装为基础，到处搜缴民枪，拉夫充数，扩充实力。他们不管人数多少，头目皆称司令。


抗战期间，活动在鲁南的刘桂堂部，作为日寇残害鲁南人民群众的帮凶和爪牙，同时又打着“反正抗日”旗号追随国民党，反共反人民，身兼国民党、日伪势力多个头衔，如日寇委任“皇协军前进总司令”，国民党方面任命的“新编第36师师长”，还有伪军方面的“和平建国军第10军第3师师长”等，常年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投机倒把，为取得主子欢心，多次扫荡鲁南的八路军根据地，制造了一起又一起惨案，罪恶滔天：



刘匪残害人民的手段是极其残忍的，什么“点天灯”“放天花”、刀剑砍、用马踏、活撕人或用碾子压等。抱犊崮山区人民对刘匪恨之入骨，视他为“魔鬼”“禽兽”，甚至小孩哭了也拿刘匪吓他：“别哭了，刘黑七来了！”小孩一听刘黑七真的不敢再哭。


刘桂堂，1892年生于山东省费县温泉乡锅泉庄，早年当过土匪，为祸一方，因皮肤黝黑，又排行老七，所以也有“刘黑七”的诨号。后来刘桂堂这伙匪军在1943年11月被八路军彻底消灭。


中国共产党对鲁南农民的抗日动员则是真正的帮助农民，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地位，在根据地实现了军民一体的抗日格局。



鲁南各地通过建立抗日民主政府，推行减租减息政策以减轻农民负担。1941年，鲁南专署颁布《减租减息条例》，既从制度上切实保障农民利益，也允许地主阶级合理征收地租，削弱了地主对佃农的经济剥削，减轻了贫雇农的经济负担，团结和争取了农民阶级支持。


同时，鲁南根据地主动邀请和吸收农民参与基层管理，以及成立职工、农民、青年、妇女等工作委员会，同时也相应成立抗日救国会机构组织，增加农民当家做主的参与感和归属感，切实提高农民阶级的政治地位。鲁南各级抗日救国团体的普遍建立，对共产党领导和发动农民抗日起到了重要作用。上述机构，实际上是一个机构两个牌子，党内称工作委员会，对外称抗日救国会。



另外，还有广泛发动农民参与抗日队伍的军事行动，就是武装斗争与群众动员相结合，如提供情报、运输物资等，以及直接参加游击战。各种各样的培训班、识字班、学校，以及抗战文艺演出、标语口号等，都激发了农民的抗日和保卫家乡热情。鲁南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下，走向坚定抗日道路，积极生产，拥军拥政，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赢得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生万物》剧中的农民铁头、封大脚等，在亲眼看见汉奸和日寇在村子里为抢粮而屠杀村民时，挺身而出，为了保护乡亲与日本鬼子汉奸拼命，在宁可金率领的八路军游击队及时出现后，整个村子才转危为安。在日寇汉奸横行乡里的残酷环境下，作为生活在农村里的贫苦农民，他们意识到只有八路军才能帮助农民，才能救农民于危难之中，才能带领农民真正抗日。因此，他们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八路军，这既是天牛庙村农民的选择，也是当时鲁南很多农民参加八路军的历史缩影。


鲁南地方武装红枪会、大刀会的收编改造


剧中封大脚从护庄队加入八路军，对应了全面抗战初期山东纵队对鲁南地方武装红枪会、大刀会等民间自卫组织的收编改造。那么鲁南的红枪会、大刀会都是何种民间组织，中共又是如何收编改造这些民间武装组织的？



1926年，毛泽东在《向导周报》上提到苏北鲁南民间的红枪会、连庄会组织，以及当地农民的穷困生活状态。


“江苏农民中江北徐海一带算是最苦，红枪会、连庄会到处皆是，农村各种争斗，比他处更多，缕述不尽。铜山县东乡、北乡等处地势陡下，去年禾稼淹没殆尽。所幸二麦已种，农民尚有‘转过荒年有熟年’之希望。今秋淫雨连绵，田间禾苗终日浸在水中，由萎黄而腐烂，农民辛勤半载，落得两手空空。此时地中仍是积水片片，二麦播种无期，怨声载道，莫不表现一种凄惨愁苦的状态。天灾之外，同时还有横征暴敛之军阀贪官与重租重利之劣绅地主，层层敲剥。因此，农民流而为匪者极多，徐州一带所以成了著名之匪区以此。”



当地百姓为了抱团取暖，防匪保家，自发创立了民间自卫组织。红枪会脱胎于白莲教分支八卦教，会众以手持红缨枪为团体标志。大刀会则是以“防匪保家”为号召，也是民间自卫团体。它们的成员虽然大都习武，还具有简单的武装，但同时又具有民间宗教信仰，迷信符咒法术、刀枪不入、金钟罩等法术，因此战斗力有限。当然，这些红枪会、大刀会也并非鲁南地区所独有，而是广泛存在于北方地区。



抗战初期，鲁南民间的红枪会、大刀会，也曾参与抵抗日寇侵略，但因组织松散且各自为战，加上武器落后，对日寇的杀伤力非常有限。彼时，日寇甚至也想与这些民间武装组织接触，企图利用这些武装力量。但红枪会、大刀会等大都能坚守民族立场，日寇阴谋难以得逞。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民间武装组织内部派系纷繁复杂，并非铁板一块，因此也给了各种政治势力收编拉拢的机会。如在鲁南沦陷区，农村的红枪会有时也会被日伪所蒙蔽利用。



红枪会、大刀会的防匪保家宗旨，与共产党团结争取群众的抗日政策具有重要关联。在进行收编工作时，首先需要争取的是民间武装组织的首领或头目，确保他们不会通敌。共产党也会在农村大力发展农民自卫队，成员们也可以是各救国团体的成员，如果在自卫队中表现良好，会成为骨干分子，加以重点培养，再回到原有组织时，也会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从内部进行争取团结。此外，对于投靠日伪的民间武装组织首领和头目，也并非直接消灭，而是先公布其通敌罪行和汉奸行为，瓦解其群众基础，然后再予以消灭。



1939年6月，盘踞在鲁南峄滕边区的反动红枪会头子王亚平勾结日军，进入峄县境内，与中共峄县县委领导的抗敌自卫总团发生交火，被击退。为了彻底瓦解消灭这股反动红枪会武装，中共峄县县委立即召开当地上层人士座谈会，公布该股反动势力罪行和汉奸行为，并将他们的丑恶罪行公之于众，很快这股反动势力就丧失了民心，失去了群众基础，迅速走向瓦解溃散，其部分会众迷途知返，参加了八路军。


同时，对于反对共产党的民间武装势力，也以尽量争取为主。1941年3月，邓小平指出：


如反对我、通敌有据之会门，一面打入，长期争取瓦解，一面抓住良好机会打击消灭之（不可事先宣布），打也是为的争取。打时以不杀伤群众为原则。无论哪种会门，都要切实注意，争取其群众。


对于已经收编过来的枪会、刀会人员，共产党采取彻底改造的政策。加强其思想政治教育和党的领导，改革它的封建迷信制度，强化纪律约束，确保服从指挥，按照八路军的标准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终将其彻底整合融入中共领导的抗日队伍里。

中共减租减息

争取鲁南农民抗日


剧中分地主粮仓供军需，似乎映射了中共的减租减息运动。在抗战爆发前，鲁南地区的耕地绝大部分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中，广大的贫雇农仅持有非常少的土地，其中大部分人更是没有土地。鲁南地区的农村封建经济剥削现象相当严重。按照惯例，地主只负责出租土地，其他有关耕种的肥料、种子、畜力等由佃农自己解决。租种土地的收成是对半分，即地主和佃农各分得一半。



地租只是贫雇农的负担之一，还有其他相关附加经济负担。据记载，这些经济负担主要有：


一、吃分子粮。佃农吃一斗，需要归还二斗或三斗，每年是春借秋还；二、带种地。佃农租种地主十亩地，还须义务给地主种二三亩地，义务种地的收成全归地主所有；

三、拨工。就是佃农必须为地主家无偿服劳役，劳役时间几十天到百余天不等；四、送礼。佃农逢年过节，须给地主家送礼。也可以不送礼，但可能会受到地主家报复惩罚，如撤佃转租。



除了地租剥削外，还有民间的高利贷剥削。主要有借钱还钱、借粮还粮、借粮还钱、放工夫账、贷款押地等。这些高利贷，主要特点就是年利息高、借的少还的多，还不上就做工抵债，但往往需要额外做工一半或以上。用土地作抵押的，更是利滚利，还不上账的后果就是土地被没收。关于这些沉重如山的经济负担，当时在鲁南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穷人头上三把刀：租子重，利钱高，苛捐杂税如牛毛；

穷人面前路三条：投河，上吊，坐监牢。


这种敲骨吸髓式的经济剥削，使得鲁南地区广大贫雇农生活苦不堪言，一年四季勤勤恳恳忙忙碌碌，能维持温饱已属不易，破产更是常态，广大农村贫雇农生活在水深火热穷困潦倒之中。


抗战时期，为了更好地领导广大农民阶级支持抗战，共产党开始解决农村严重的经济剥削问题，最终发起减租减息运动。减租减息的顺序是：先减租，再减息。



1942年夏，鲁南滨海区开始掀起减租运动。首先是农救会、职工会动员群众里的积极分子，然后是分别召开农民、地主阶层的座谈会，坐下来协商讨论，最后是召开租佃双方评议会，商讨具体的减租数字。


减息则是切实减轻农民借贷负担，主要是两方面：一来是让农民摆脱战前的高利贷剥削，二来则是满足农民的正常借贷需求。减租减息运动开展后，就是查减运动。除了减租减息以外，还有一项工作是增资，就是增加雇工工资，提高雇工待遇。



1943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文件要求：


“凡未认真实行减租的，必须于今年一律减租；减而不彻底的，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



中共山东分局迅速落实部署文件精神，“彻底贯彻减租减息政策，立即开展查减运动”。经过减租减息运动和查减运动，鲁南地区的减租减息运动取得了重要成果，极大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大大调动了农民抗日积极性，这对巩固扩大鲁南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4年8月至1945年3月，为时8个月的“查减”运动在鲁南取得了重要成果。


此后，鲁南农民踊跃参加中共领导的群团组织，如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等，民兵也发展到4万多人，枪支增加1万多支，出现了不少民兵战斗英模，农村青年也踊跃报名参军抗日，从而也壮大了鲁南地区中共的主力部队，也增强了地方民兵武装力量。到抗战胜利前夕，鲁南地区90%的土地获得了解放。



电视剧《生万物》里的抗日情节，折射并浓缩了鲁南农民的抗日斗争史，同时影视化表现又使得这段地区抗日史传播得更加广泛，有助于我们重温抗战记忆，铭记抗战历史。


参考文献：

1.中共枣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鲁南革命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王启峰：《浅谈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意义》，《传承》，2009年第4期；

3.《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临沂日报》，2025年2月23日；

4.王倩：《山东抗日根据地青年运动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024年博士学位论文；

5.冷美洁：《山东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中群众组织的作用及其变化》，中国石油大学（华东）2022年硕士论文；

6.苑朋欣：《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7.吕迅：《抗战时期山东红枪会问题再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23年第4期；

8.孙宗一：《抗战时期鲁南巨匪刘桂堂与日寇的勾结与冲突》，《兰台世界》，2010年第19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任耀博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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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100 字
阅 读 需 要 17 分 钟

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生万物》，叙事背景发生在20世纪20-40年代的鲁南大地，其中抗日战争时期在剧中占据重要部分，部分情节也反映了鲁南农民抗日历史。



鲁南农民的抗日斗争


《生万物》中出现的护粮战、拆炮楼等情节，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抗日的重要行动，但这只是冰山一角。



抗战时期，一些国民党官僚和军官利用手中的合法身份，纠集残留军队，收拢民团、土匪、特务、流氓，迅速拉起一批地方武装，打着抗日名义的地方武装头目，名为抗日，实则鱼肉百姓，派粮派款，搜刮民财，罔顾民生。


这些人或利用旧政府权势，或依仗某些反动势力，或利用地主民团、小土匪武装为基础，到处搜缴民枪，拉夫充数，扩充实力。他们不管人数多少，头目皆称司令。


抗战期间，活动在鲁南的刘桂堂部，作为日寇残害鲁南人民群众的帮凶和爪牙，同时又打着“反正抗日”旗号追随国民党，反共反人民，身兼国民党、日伪势力多个头衔，如日寇委任“皇协军前进总司令”，国民党方面任命的“新编第36师师长”，还有伪军方面的“和平建国军第10军第3师师长”等，常年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投机倒把，为取得主子欢心，多次扫荡鲁南的八路军根据地，制造了一起又一起惨案，罪恶滔天：



刘匪残害人民的手段是极其残忍的，什么“点天灯”“放天花”、刀剑砍、用马踏、活撕人或用碾子压等。抱犊崮山区人民对刘匪恨之入骨，视他为“魔鬼”“禽兽”，甚至小孩哭了也拿刘匪吓他：“别哭了，刘黑七来了！”小孩一听刘黑七真的不敢再哭。


刘桂堂，1892年生于山东省费县温泉乡锅泉庄，早年当过土匪，为祸一方，因皮肤黝黑，又排行老七，所以也有“刘黑七”的诨号。后来刘桂堂这伙匪军在1943年11月被八路军彻底消灭。


中国共产党对鲁南农民的抗日动员则是真正的帮助农民，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地位，在根据地实现了军民一体的抗日格局。



鲁南各地通过建立抗日民主政府，推行减租减息政策以减轻农民负担。1941年，鲁南专署颁布《减租减息条例》，既从制度上切实保障农民利益，也允许地主阶级合理征收地租，削弱了地主对佃农的经济剥削，减轻了贫雇农的经济负担，团结和争取了农民阶级支持。


同时，鲁南根据地主动邀请和吸收农民参与基层管理，以及成立职工、农民、青年、妇女等工作委员会，同时也相应成立抗日救国会机构组织，增加农民当家做主的参与感和归属感，切实提高农民阶级的政治地位。鲁南各级抗日救国团体的普遍建立，对共产党领导和发动农民抗日起到了重要作用。上述机构，实际上是一个机构两个牌子，党内称工作委员会，对外称抗日救国会。



另外，还有广泛发动农民参与抗日队伍的军事行动，就是武装斗争与群众动员相结合，如提供情报、运输物资等，以及直接参加游击战。各种各样的培训班、识字班、学校，以及抗战文艺演出、标语口号等，都激发了农民的抗日和保卫家乡热情。鲁南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下，走向坚定抗日道路，积极生产，拥军拥政，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赢得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生万物》剧中的农民铁头、封大脚等，在亲眼看见汉奸和日寇在村子里为抢粮而屠杀村民时，挺身而出，为了保护乡亲与日本鬼子汉奸拼命，在宁可金率领的八路军游击队及时出现后，整个村子才转危为安。在日寇汉奸横行乡里的残酷环境下，作为生活在农村里的贫苦农民，他们意识到只有八路军才能帮助农民，才能救农民于危难之中，才能带领农民真正抗日。因此，他们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八路军，这既是天牛庙村农民的选择，也是当时鲁南很多农民参加八路军的历史缩影。


鲁南地方武装红枪会、大刀会的收编改造


剧中封大脚从护庄队加入八路军，对应了全面抗战初期山东纵队对鲁南地方武装红枪会、大刀会等民间自卫组织的收编改造。那么鲁南的红枪会、大刀会都是何种民间组织，中共又是如何收编改造这些民间武装组织的？



1926年，毛泽东在《向导周报》上提到苏北鲁南民间的红枪会、连庄会组织，以及当地农民的穷困生活状态。


“江苏农民中江北徐海一带算是最苦，红枪会、连庄会到处皆是，农村各种争斗，比他处更多，缕述不尽。铜山县东乡、北乡等处地势陡下，去年禾稼淹没殆尽。所幸二麦已种，农民尚有‘转过荒年有熟年’之希望。今秋淫雨连绵，田间禾苗终日浸在水中，由萎黄而腐烂，农民辛勤半载，落得两手空空。此时地中仍是积水片片，二麦播种无期，怨声载道，莫不表现一种凄惨愁苦的状态。天灾之外，同时还有横征暴敛之军阀贪官与重租重利之劣绅地主，层层敲剥。因此，农民流而为匪者极多，徐州一带所以成了著名之匪区以此。”



当地百姓为了抱团取暖，防匪保家，自发创立了民间自卫组织。红枪会脱胎于白莲教分支八卦教，会众以手持红缨枪为团体标志。大刀会则是以“防匪保家”为号召，也是民间自卫团体。它们的成员虽然大都习武，还具有简单的武装，但同时又具有民间宗教信仰，迷信符咒法术、刀枪不入、金钟罩等法术，因此战斗力有限。当然，这些红枪会、大刀会也并非鲁南地区所独有，而是广泛存在于北方地区。



抗战初期，鲁南民间的红枪会、大刀会，也曾参与抵抗日寇侵略，但因组织松散且各自为战，加上武器落后，对日寇的杀伤力非常有限。彼时，日寇甚至也想与这些民间武装组织接触，企图利用这些武装力量。但红枪会、大刀会等大都能坚守民族立场，日寇阴谋难以得逞。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民间武装组织内部派系纷繁复杂，并非铁板一块，因此也给了各种政治势力收编拉拢的机会。如在鲁南沦陷区，农村的红枪会有时也会被日伪所蒙蔽利用。



红枪会、大刀会的防匪保家宗旨，与共产党团结争取群众的抗日政策具有重要关联。在进行收编工作时，首先需要争取的是民间武装组织的首领或头目，确保他们不会通敌。共产党也会在农村大力发展农民自卫队，成员们也可以是各救国团体的成员，如果在自卫队中表现良好，会成为骨干分子，加以重点培养，再回到原有组织时，也会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从内部进行争取团结。此外，对于投靠日伪的民间武装组织首领和头目，也并非直接消灭，而是先公布其通敌罪行和汉奸行为，瓦解其群众基础，然后再予以消灭。



1939年6月，盘踞在鲁南峄滕边区的反动红枪会头子王亚平勾结日军，进入峄县境内，与中共峄县县委领导的抗敌自卫总团发生交火，被击退。为了彻底瓦解消灭这股反动红枪会武装，中共峄县县委立即召开当地上层人士座谈会，公布该股反动势力罪行和汉奸行为，并将他们的丑恶罪行公之于众，很快这股反动势力就丧失了民心，失去了群众基础，迅速走向瓦解溃散，其部分会众迷途知返，参加了八路军。


同时，对于反对共产党的民间武装势力，也以尽量争取为主。1941年3月，邓小平指出：


如反对我、通敌有据之会门，一面打入，长期争取瓦解，一面抓住良好机会打击消灭之（不可事先宣布），打也是为的争取。打时以不杀伤群众为原则。无论哪种会门，都要切实注意，争取其群众。


对于已经收编过来的枪会、刀会人员，共产党采取彻底改造的政策。加强其思想政治教育和党的领导，改革它的封建迷信制度，强化纪律约束，确保服从指挥，按照八路军的标准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终将其彻底整合融入中共领导的抗日队伍里。

中共减租减息

争取鲁南农民抗日


剧中分地主粮仓供军需，似乎映射了中共的减租减息运动。在抗战爆发前，鲁南地区的耕地绝大部分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中，广大的贫雇农仅持有非常少的土地，其中大部分人更是没有土地。鲁南地区的农村封建经济剥削现象相当严重。按照惯例，地主只负责出租土地，其他有关耕种的肥料、种子、畜力等由佃农自己解决。租种土地的收成是对半分，即地主和佃农各分得一半。



地租只是贫雇农的负担之一，还有其他相关附加经济负担。据记载，这些经济负担主要有：


一、吃分子粮。佃农吃一斗，需要归还二斗或三斗，每年是春借秋还；二、带种地。佃农租种地主十亩地，还须义务给地主种二三亩地，义务种地的收成全归地主所有；

三、拨工。就是佃农必须为地主家无偿服劳役，劳役时间几十天到百余天不等；四、送礼。佃农逢年过节，须给地主家送礼。也可以不送礼，但可能会受到地主家报复惩罚，如撤佃转租。



除了地租剥削外，还有民间的高利贷剥削。主要有借钱还钱、借粮还粮、借粮还钱、放工夫账、贷款押地等。这些高利贷，主要特点就是年利息高、借的少还的多，还不上就做工抵债，但往往需要额外做工一半或以上。用土地作抵押的，更是利滚利，还不上账的后果就是土地被没收。关于这些沉重如山的经济负担，当时在鲁南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穷人头上三把刀：租子重，利钱高，苛捐杂税如牛毛；

穷人面前路三条：投河，上吊，坐监牢。


这种敲骨吸髓式的经济剥削，使得鲁南地区广大贫雇农生活苦不堪言，一年四季勤勤恳恳忙忙碌碌，能维持温饱已属不易，破产更是常态，广大农村贫雇农生活在水深火热穷困潦倒之中。


抗战时期，为了更好地领导广大农民阶级支持抗战，共产党开始解决农村严重的经济剥削问题，最终发起减租减息运动。减租减息的顺序是：先减租，再减息。



1942年夏，鲁南滨海区开始掀起减租运动。首先是农救会、职工会动员群众里的积极分子，然后是分别召开农民、地主阶层的座谈会，坐下来协商讨论，最后是召开租佃双方评议会，商讨具体的减租数字。


减息则是切实减轻农民借贷负担，主要是两方面：一来是让农民摆脱战前的高利贷剥削，二来则是满足农民的正常借贷需求。减租减息运动开展后，就是查减运动。除了减租减息以外，还有一项工作是增资，就是增加雇工工资，提高雇工待遇。



1943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文件要求：


“凡未认真实行减租的，必须于今年一律减租；减而不彻底的，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



中共山东分局迅速落实部署文件精神，“彻底贯彻减租减息政策，立即开展查减运动”。经过减租减息运动和查减运动，鲁南地区的减租减息运动取得了重要成果，极大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大大调动了农民抗日积极性，这对巩固扩大鲁南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4年8月至1945年3月，为时8个月的“查减”运动在鲁南取得了重要成果。


此后，鲁南农民踊跃参加中共领导的群团组织，如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等，民兵也发展到4万多人，枪支增加1万多支，出现了不少民兵战斗英模，农村青年也踊跃报名参军抗日，从而也壮大了鲁南地区中共的主力部队，也增强了地方民兵武装力量。到抗战胜利前夕，鲁南地区90%的土地获得了解放。



电视剧《生万物》里的抗日情节，折射并浓缩了鲁南农民的抗日斗争史，同时影视化表现又使得这段地区抗日史传播得更加广泛，有助于我们重温抗战记忆，铭记抗战历史。


参考文献：

1.中共枣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鲁南革命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王启峰：《浅谈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意义》，《传承》，2009年第4期；

3.《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临沂日报》，2025年2月23日；

4.王倩：《山东抗日根据地青年运动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024年博士学位论文；

5.冷美洁：《山东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中群众组织的作用及其变化》，中国石油大学（华东）2022年硕士论文；

6.苑朋欣：《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7.吕迅：《抗战时期山东红枪会问题再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23年第4期；

8.孙宗一：《抗战时期鲁南巨匪刘桂堂与日寇的勾结与冲突》，《兰台世界》，2010年第19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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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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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500 字
阅 读 需 要 15 分 钟


1911年末，随着武昌起义的打响，全国内地十多个省份先后宣布独立，民主共和革命浪潮一时间席卷整个神州大地，而相较于东南各省风起云涌的革命热潮，清末西北军政大臣却依旧执拗于大清的迷梦中，不仅拒绝革命，甚至意图以军事手段对抗共和，“再造王室”，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历史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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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西北

大清帝国曾经的武力枢纽


宣统三年（1911）九月初一，陕西革命党人在西安起事。护理陕西巡抚钱能训溃逃，陕西新军领袖宣布陕西独立。相较于其他省份的实质性独立，陕西的新军基本上仅占有了西安一城附近，陕西省大部分地区与更西面的甘肃（包含宁夏）乃至新疆仍处在清廷的牢固统治下，并未完全崩坏。



这种形势与清代一朝在整个西北的军政建设密切相关。首先，解决西北边疆的军事问题是贯穿清军入关后历代帝王的头等大事，从长达七十年的准噶尔战争，到年羹尧平定青海罗布藏丹津之战，再到清中期的平定张格尔叛乱与平定大小和卓之乱，陕甘地区作为清廷用兵西北的军事通道，在清代西北边防体系中处于战略基地的重要地位。这里不仅担负转运粮饷的重任，同时也直接为清兵提供源源不断的优质兵员，更是清政府重点巩固建设以应对边疆局势的腹心之地。


清军入关之后，沿袭明朝之制设立陕西三边总督，统一管辖西北军政要务，长期管辖陕西与甘肃（清代早期的甘肃省包括今甘肃、宁夏与青海省东部），同时负责新疆东部屯垦驻兵事宜，甚至一度更名为川陕总督兼管四川，其权力一度覆盖整个西部地区（雍正时期的年羹尧和岳钟琪都曾担当此任）。乾隆二十五年（1760），四川另置，川陕总督重新更名陕甘总督。



乾隆二十九年（1764），陕甘总督衙门自西安移驻兰州府，陕甘总督以兰州为中心统辖陕甘两省并辐射周边青海蕃部与今新疆东部的大西北组合体系正式形成，也正因为陕甘总督的驻地位于兰州，陕西巡抚并不掌握军事大权，因而西安的革命起义并未产生其他省份一般的“擒贼擒王”效应。

清光绪十年（1884），左宗棠、刘锦棠在平定天山南北之后进行行政改制，正式设立新疆省。清廷在乾隆朝陕甘总督的基础之上进行行政架构重组，延续陕甘总督节制陕甘两省军政的策略。同时，在新疆省内实施军府制与行省制并行的双轨体制，同时强化陕甘总督对新疆的“监管”责任，强化玉门关内外的军事联动机制，同时通过在甘肃省西宁卫办公的青海办事大臣（当时西宁地区属于甘肃管辖）对整个青海蒙古与藏族部落进行辐射管辖。自此，清廷构建起陕西、甘肃、新疆三省相维的西北治理体系，将大西北边疆联络一体，以此为治理建设西北、应对内忧外患的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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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政治体系的统一之外，清政府对陕甘绿营的建设和其战斗力的持续也完全不同于其他身份。陕甘绿营自顺治二年（1645）建立起，驻军数量和战斗力始终位居全国前列，雍正时陕甘绿营兵额九万余人，且平素以强悍战斗力著称，战力明显优于其他省份的绿营军队。陕甘绿营在长期平定西北叛乱中，不仅长期经受军事磨炼与洗礼，毫无东南省份承平日久的怠惰气息，并且与当地的驻防八旗形成制度性关联（清廷曾大量以旗人佐领充任陕甘绿营基层军官），受重视程度在整个绿营体系中颇为少见。陕甘绿营的作战能力续航十分持久，到清朝中期镇压白莲教起义与西北张格尔起义时，陕甘绿营作战英勇皆闻名天下，甚至到鸦片战争时代，陕甘绿营在浙江一带对英军的阻击战才真正让侵略者遭遇了实质性的较大伤亡。陕甘两地长期承袭的尚武风气与强大战力也自然成为彼时清廷在西北维系统治的重要依靠。



长庚幻梦：满洲武人的负隅顽抗


到清朝末年最后一位陕甘总督长庚时，这位历任伊犁副都统、驻藏大臣、伊犁将军，且在新疆与西藏两地多次参与平定叛乱的实干军事家不仅深谙用兵之道，甚至曾在与沙俄的外交斡旋中争取主权利益，拥有着远胜于当时晚清其他内地省份总督巡抚的眼界与胆识。



因此，当西安发生新军革命的消息传入伊始，长庚就迅速利用清王朝两百年间形成的大西北边疆治理体系快速应对，不像其他东南省份一触即溃，而是快速形成了与之相应的军政对抗措施。首先是陕西前线，长庚对时局认识非常冷静清晰，先向西安革命军未控制的陕西各县发电，要求“派妥差前往切实侦探”，并将通讯密电本发往固原等处，对还能够控制的陕西军队进行稳定与统筹，从军政两方面对陕西前线进行应急处置，防止前线全面溃败，保存实力。


同一时间，长庚快速通过新疆向京师发电报紧急上奏，请求中央进行迅速增援，做到了地方大员职权范围内的最大努力，此时摆在这位陕甘总督面前的最大问题便是大清积重难返的饷银问题，“（西北）各省累年欠饷已成痼疾，长庚需要清廷“饬下度支部催令迅速批解”，但是得到的只是清王朝“俟息借洋款交到后”的空头支票。于是，长庚明白短期之内所能依靠的仅有西北各省而已，而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西北决定“攻陕防川、固守甘境、攻防兼顾”，在粮饷不备的情况下坚持在西安革命之后的第二十三天（农历九月二十四）决定进军关中，意图以快决胜，打革命军一个措手不及。



长庚凭借自己的军事才能稳固了陕甘新多省的军事资源，在西安丢失之后，利用战略纵深与各方联动快速转守为攻，而反观革命军在占领关中四十余县后并未重视关中以西清军的战争潜力，忙于内部建设，从而给了西北清军以可乘之机。长庚所部清军迅速自陇右进入邠县（今陕西咸阳彬州市），占据了关中平原西北门户，形成了居高临下的战略优势。进入十月后，清廷新署陕西巡抚升允，以今甘肃平凉为基地主持前线对西安作战，而长庚则退居幕后进行保障，尽管仅从清廷拿到十万两白银接济，但是长庚对西安的钳形攻势已经展开。


长庚久历西北，对西北军事地理谙熟于心，因而对于关中平原作战采取了东西两面夹击的策略。其中，升允和张行志所属陕甘军负责陕西西侧战线，自咸阳西北一带直插西安，相继在咸阳乾县与凤翔府（宝鸡市）多次与革命军激战，对西安造成了巨大军事威胁。长庚同时奏请朝廷调遣甘肃提督马安良在募齐新兵后赴陕，并且等到了来自朝廷的增援。已在潼关一带集结的清军毅军将领赵倜等率军增援陕西东侧战线，目的是攻取潼关。



在长庚的布局之下，清军从十月初至十一月中旬在东线（潼关、华阴一带）和西线（邠县、乾州、凤翔）两个战场对西安展开总攻，东路军一度突破潼关天险进入关中平原，缺乏外援的革命军陕西军政府只能固守待援，形势一度对革命军极度不利。作为清宗室贵胄的长庚与升允，甚至曾经打算在攻取西安后仿效古人以西北立足，迎接溥仪坐镇西安，从而重新“恢宏”大清基业，其意图借西北力挽狂澜于既倒的救亡之情在奏折之中溢于言表。


在清军与革命军激战关中之际，宁夏道台孙庭寿转向革命，今青海西宁一带同时也发生起义，分别从侧翼威胁甘肃省腹心安危。面对后院起火的情况，长庚在不影响前线军队推进的前提下调拨驻防部队快速平叛，迅速镇压了两场起义，从而使得前方陕西战场未受直接影响。长庚同时积极布置甘肃饷械后勤，利用辖区纵深优势，由宁夏沿河套平原联结内蒙古包头一线直达京师，让大西北与中央紧密相连，让西北这一清王朝的最后堡垒愈加牢固。


收场：清帝退位后的孤臣


在陕甘联军多方合击誓要夺回西安之时，当长庚与升允野心勃勃意图全面恢复清王朝在大西北的全面统治之际，来自千里之外的政治变动让他们的挣扎不再有意义。


早在陕甘联军猛攻关中革命军之际，千里之外的上海滩，南方总代表伍廷芳和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唐绍仪达成了停战协定。袁世凯在获得了革命党人只要支持共和就可得到大总统职位的承诺后，便开始将胁迫清帝退位作为首要任务，而此时长庚等人致力于“勘定西北”为清廷力保立足之地的主战思想显然已经与袁世凯相背离。



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历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皇帝正式发布退位诏书，而当时正准备猛攻咸阳并围攻西安的陕甘清军及西北文武大臣并未及时获知这一消息，此时的陕甘总督长庚仍在为攻取西安而忧虑，向当时的宁夏将军写信说： “勉力先后屏其一万两，由绰协领、伊骁骑将等具领，暂应急需。”清帝退位的第三天（公历1912年2月15日），长庚仍在命令马鸿宾所带马队“兼程赴肃，会合刘作铭等队剿办贼匪”，继续东征。长庚或许已经知晓清帝逊位的消息，但是不愿承认的他选择继续在西北边疆延续清王朝的希望。



然而，长庚与升允等人意图在西北存续大清的迷梦终究不切实际。已经被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选举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必然不可能接受清朝的西北文武与已经拥护自己的陕西革命军政府继续作战。于是，袁世凯北洋政府在清帝退位半个月后，以“惟宣布共和后，该督（陕甘总督）至今尚未来电承认”为由威胁全面停止对其经济拨款，而基本完全依赖外地协饷的陕甘地区在完全丧失中央援助的情况下几无运转可能，而清帝退位的消息也在西北军政官民之间再无隐瞒可言。



军民知大清已亡，官吏知财源殆尽。此时，包括陕甘旅津绅商、各地都督以及蒙古王公等内外力量均向长庚为首的西北军政首脑施压，这些意图据西北以守基业的清宗室贵胄终究感受到了大势已去。前线将领马安良在乾州城下向前线总指挥升允提出国体已改，无需同室操戈的建议，变相让其无法继续指挥作战而西撤（随后于3月23日宣布离任东奔）。前昭武军将领马福祥更是直接率军入兰州兵谏长庚，迫其承认共和并离任，最终促使其于清帝退位一个月后（3月14日）正式卸任，将陕甘总督印信交给继任的甘肃布政使赵惟熙，清在西北建设两百余年的坚固堡垒最终坍塌。



以陕甘为核心的西北地区在中国历代王朝兴衰中常常作为“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的龙兴之地，《读史方舆纪要》曾言：


“岂非以天下之势恒在西北，边塞阻险，受敌一面。”


山河之固形成的地缘政治优势让西北在中国历史上一次次崛起并成为统一中国的发动机。即使到了清朝末年，仍有人幻想以这片大地作为誓忠清廷的根据地，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掀起与辛亥革命对抗的逆流，最终被历史潮流浩浩汤汤的大势所冲散。


参考文献：

1.章成：《辛亥革命时期西北治理体系的终结》，《历史研究》2025年第1期。

2.田涛：《军事历史地理视角下清代陕甘绿营镇戍体系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

4.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

5.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年。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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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王凯迪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胡瓜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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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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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击的士族

旁落的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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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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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ntent": "


本 文 约 4500 字
阅 读 需 要 15 分 钟


1911年末，随着武昌起义的打响，全国内地十多个省份先后宣布独立，民主共和革命浪潮一时间席卷整个神州大地，而相较于东南各省风起云涌的革命热潮，清末西北军政大臣却依旧执拗于大清的迷梦中，不仅拒绝革命，甚至意图以军事手段对抗共和，“再造王室”，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历史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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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西北

大清帝国曾经的武力枢纽


宣统三年（1911）九月初一，陕西革命党人在西安起事。护理陕西巡抚钱能训溃逃，陕西新军领袖宣布陕西独立。相较于其他省份的实质性独立，陕西的新军基本上仅占有了西安一城附近，陕西省大部分地区与更西面的甘肃（包含宁夏）乃至新疆仍处在清廷的牢固统治下，并未完全崩坏。



这种形势与清代一朝在整个西北的军政建设密切相关。首先，解决西北边疆的军事问题是贯穿清军入关后历代帝王的头等大事，从长达七十年的准噶尔战争，到年羹尧平定青海罗布藏丹津之战，再到清中期的平定张格尔叛乱与平定大小和卓之乱，陕甘地区作为清廷用兵西北的军事通道，在清代西北边防体系中处于战略基地的重要地位。这里不仅担负转运粮饷的重任，同时也直接为清兵提供源源不断的优质兵员，更是清政府重点巩固建设以应对边疆局势的腹心之地。


清军入关之后，沿袭明朝之制设立陕西三边总督，统一管辖西北军政要务，长期管辖陕西与甘肃（清代早期的甘肃省包括今甘肃、宁夏与青海省东部），同时负责新疆东部屯垦驻兵事宜，甚至一度更名为川陕总督兼管四川，其权力一度覆盖整个西部地区（雍正时期的年羹尧和岳钟琪都曾担当此任）。乾隆二十五年（1760），四川另置，川陕总督重新更名陕甘总督。



乾隆二十九年（1764），陕甘总督衙门自西安移驻兰州府，陕甘总督以兰州为中心统辖陕甘两省并辐射周边青海蕃部与今新疆东部的大西北组合体系正式形成，也正因为陕甘总督的驻地位于兰州，陕西巡抚并不掌握军事大权，因而西安的革命起义并未产生其他省份一般的“擒贼擒王”效应。

清光绪十年（1884），左宗棠、刘锦棠在平定天山南北之后进行行政改制，正式设立新疆省。清廷在乾隆朝陕甘总督的基础之上进行行政架构重组，延续陕甘总督节制陕甘两省军政的策略。同时，在新疆省内实施军府制与行省制并行的双轨体制，同时强化陕甘总督对新疆的“监管”责任，强化玉门关内外的军事联动机制，同时通过在甘肃省西宁卫办公的青海办事大臣（当时西宁地区属于甘肃管辖）对整个青海蒙古与藏族部落进行辐射管辖。自此，清廷构建起陕西、甘肃、新疆三省相维的西北治理体系，将大西北边疆联络一体，以此为治理建设西北、应对内忧外患的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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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政治体系的统一之外，清政府对陕甘绿营的建设和其战斗力的持续也完全不同于其他身份。陕甘绿营自顺治二年（1645）建立起，驻军数量和战斗力始终位居全国前列，雍正时陕甘绿营兵额九万余人，且平素以强悍战斗力著称，战力明显优于其他省份的绿营军队。陕甘绿营在长期平定西北叛乱中，不仅长期经受军事磨炼与洗礼，毫无东南省份承平日久的怠惰气息，并且与当地的驻防八旗形成制度性关联（清廷曾大量以旗人佐领充任陕甘绿营基层军官），受重视程度在整个绿营体系中颇为少见。陕甘绿营的作战能力续航十分持久，到清朝中期镇压白莲教起义与西北张格尔起义时，陕甘绿营作战英勇皆闻名天下，甚至到鸦片战争时代，陕甘绿营在浙江一带对英军的阻击战才真正让侵略者遭遇了实质性的较大伤亡。陕甘两地长期承袭的尚武风气与强大战力也自然成为彼时清廷在西北维系统治的重要依靠。



长庚幻梦：满洲武人的负隅顽抗


到清朝末年最后一位陕甘总督长庚时，这位历任伊犁副都统、驻藏大臣、伊犁将军，且在新疆与西藏两地多次参与平定叛乱的实干军事家不仅深谙用兵之道，甚至曾在与沙俄的外交斡旋中争取主权利益，拥有着远胜于当时晚清其他内地省份总督巡抚的眼界与胆识。



因此，当西安发生新军革命的消息传入伊始，长庚就迅速利用清王朝两百年间形成的大西北边疆治理体系快速应对，不像其他东南省份一触即溃，而是快速形成了与之相应的军政对抗措施。首先是陕西前线，长庚对时局认识非常冷静清晰，先向西安革命军未控制的陕西各县发电，要求“派妥差前往切实侦探”，并将通讯密电本发往固原等处，对还能够控制的陕西军队进行稳定与统筹，从军政两方面对陕西前线进行应急处置，防止前线全面溃败，保存实力。


同一时间，长庚快速通过新疆向京师发电报紧急上奏，请求中央进行迅速增援，做到了地方大员职权范围内的最大努力，此时摆在这位陕甘总督面前的最大问题便是大清积重难返的饷银问题，“（西北）各省累年欠饷已成痼疾，长庚需要清廷“饬下度支部催令迅速批解”，但是得到的只是清王朝“俟息借洋款交到后”的空头支票。于是，长庚明白短期之内所能依靠的仅有西北各省而已，而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西北决定“攻陕防川、固守甘境、攻防兼顾”，在粮饷不备的情况下坚持在西安革命之后的第二十三天（农历九月二十四）决定进军关中，意图以快决胜，打革命军一个措手不及。



长庚凭借自己的军事才能稳固了陕甘新多省的军事资源，在西安丢失之后，利用战略纵深与各方联动快速转守为攻，而反观革命军在占领关中四十余县后并未重视关中以西清军的战争潜力，忙于内部建设，从而给了西北清军以可乘之机。长庚所部清军迅速自陇右进入邠县（今陕西咸阳彬州市），占据了关中平原西北门户，形成了居高临下的战略优势。进入十月后，清廷新署陕西巡抚升允，以今甘肃平凉为基地主持前线对西安作战，而长庚则退居幕后进行保障，尽管仅从清廷拿到十万两白银接济，但是长庚对西安的钳形攻势已经展开。


长庚久历西北，对西北军事地理谙熟于心，因而对于关中平原作战采取了东西两面夹击的策略。其中，升允和张行志所属陕甘军负责陕西西侧战线，自咸阳西北一带直插西安，相继在咸阳乾县与凤翔府（宝鸡市）多次与革命军激战，对西安造成了巨大军事威胁。长庚同时奏请朝廷调遣甘肃提督马安良在募齐新兵后赴陕，并且等到了来自朝廷的增援。已在潼关一带集结的清军毅军将领赵倜等率军增援陕西东侧战线，目的是攻取潼关。



在长庚的布局之下，清军从十月初至十一月中旬在东线（潼关、华阴一带）和西线（邠县、乾州、凤翔）两个战场对西安展开总攻，东路军一度突破潼关天险进入关中平原，缺乏外援的革命军陕西军政府只能固守待援，形势一度对革命军极度不利。作为清宗室贵胄的长庚与升允，甚至曾经打算在攻取西安后仿效古人以西北立足，迎接溥仪坐镇西安，从而重新“恢宏”大清基业，其意图借西北力挽狂澜于既倒的救亡之情在奏折之中溢于言表。


在清军与革命军激战关中之际，宁夏道台孙庭寿转向革命，今青海西宁一带同时也发生起义，分别从侧翼威胁甘肃省腹心安危。面对后院起火的情况，长庚在不影响前线军队推进的前提下调拨驻防部队快速平叛，迅速镇压了两场起义，从而使得前方陕西战场未受直接影响。长庚同时积极布置甘肃饷械后勤，利用辖区纵深优势，由宁夏沿河套平原联结内蒙古包头一线直达京师，让大西北与中央紧密相连，让西北这一清王朝的最后堡垒愈加牢固。


收场：清帝退位后的孤臣


在陕甘联军多方合击誓要夺回西安之时，当长庚与升允野心勃勃意图全面恢复清王朝在大西北的全面统治之际，来自千里之外的政治变动让他们的挣扎不再有意义。


早在陕甘联军猛攻关中革命军之际，千里之外的上海滩，南方总代表伍廷芳和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唐绍仪达成了停战协定。袁世凯在获得了革命党人只要支持共和就可得到大总统职位的承诺后，便开始将胁迫清帝退位作为首要任务，而此时长庚等人致力于“勘定西北”为清廷力保立足之地的主战思想显然已经与袁世凯相背离。



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历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皇帝正式发布退位诏书，而当时正准备猛攻咸阳并围攻西安的陕甘清军及西北文武大臣并未及时获知这一消息，此时的陕甘总督长庚仍在为攻取西安而忧虑，向当时的宁夏将军写信说： “勉力先后屏其一万两，由绰协领、伊骁骑将等具领，暂应急需。”清帝退位的第三天（公历1912年2月15日），长庚仍在命令马鸿宾所带马队“兼程赴肃，会合刘作铭等队剿办贼匪”，继续东征。长庚或许已经知晓清帝逊位的消息，但是不愿承认的他选择继续在西北边疆延续清王朝的希望。



然而，长庚与升允等人意图在西北存续大清的迷梦终究不切实际。已经被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选举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必然不可能接受清朝的西北文武与已经拥护自己的陕西革命军政府继续作战。于是，袁世凯北洋政府在清帝退位半个月后，以“惟宣布共和后，该督（陕甘总督）至今尚未来电承认”为由威胁全面停止对其经济拨款，而基本完全依赖外地协饷的陕甘地区在完全丧失中央援助的情况下几无运转可能，而清帝退位的消息也在西北军政官民之间再无隐瞒可言。



军民知大清已亡，官吏知财源殆尽。此时，包括陕甘旅津绅商、各地都督以及蒙古王公等内外力量均向长庚为首的西北军政首脑施压，这些意图据西北以守基业的清宗室贵胄终究感受到了大势已去。前线将领马安良在乾州城下向前线总指挥升允提出国体已改，无需同室操戈的建议，变相让其无法继续指挥作战而西撤（随后于3月23日宣布离任东奔）。前昭武军将领马福祥更是直接率军入兰州兵谏长庚，迫其承认共和并离任，最终促使其于清帝退位一个月后（3月14日）正式卸任，将陕甘总督印信交给继任的甘肃布政使赵惟熙，清在西北建设两百余年的坚固堡垒最终坍塌。



以陕甘为核心的西北地区在中国历代王朝兴衰中常常作为“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的龙兴之地，《读史方舆纪要》曾言：


“岂非以天下之势恒在西北，边塞阻险，受敌一面。”


山河之固形成的地缘政治优势让西北在中国历史上一次次崛起并成为统一中国的发动机。即使到了清朝末年，仍有人幻想以这片大地作为誓忠清廷的根据地，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掀起与辛亥革命对抗的逆流，最终被历史潮流浩浩汤汤的大势所冲散。


参考文献：

1.章成：《辛亥革命时期西北治理体系的终结》，《历史研究》2025年第1期。

2.田涛：《军事历史地理视角下清代陕甘绿营镇戍体系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

4.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

5.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年。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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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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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末，随着武昌起义的打响，全国内地十多个省份先后宣布独立，民主共和革命浪潮一时间席卷整个神州大地，而相较于东南各省风起云涌的革命热潮，清末西北军政大臣却依旧执拗于大清的迷梦中，不仅拒绝革命，甚至意图以军事手段对抗共和，“再造王室”，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历史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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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三年（1911）九月初一，陕西革命党人在西安起事。护理陕西巡抚钱能训溃逃，陕西新军领袖宣布陕西独立。相较于其他省份的实质性独立，陕西的新军基本上仅占有了西安一城附近，陕西省大部分地区与更西面的甘肃（包含宁夏）乃至新疆仍处在清廷的牢固统治下，并未完全崩坏。



这种形势与清代一朝在整个西北的军政建设密切相关。首先，解决西北边疆的军事问题是贯穿清军入关后历代帝王的头等大事，从长达七十年的准噶尔战争，到年羹尧平定青海罗布藏丹津之战，再到清中期的平定张格尔叛乱与平定大小和卓之乱，陕甘地区作为清廷用兵西北的军事通道，在清代西北边防体系中处于战略基地的重要地位。这里不仅担负转运粮饷的重任，同时也直接为清兵提供源源不断的优质兵员，更是清政府重点巩固建设以应对边疆局势的腹心之地。


清军入关之后，沿袭明朝之制设立陕西三边总督，统一管辖西北军政要务，长期管辖陕西与甘肃（清代早期的甘肃省包括今甘肃、宁夏与青海省东部），同时负责新疆东部屯垦驻兵事宜，甚至一度更名为川陕总督兼管四川，其权力一度覆盖整个西部地区（雍正时期的年羹尧和岳钟琪都曾担当此任）。乾隆二十五年（1760），四川另置，川陕总督重新更名陕甘总督。



乾隆二十九年（1764），陕甘总督衙门自西安移驻兰州府，陕甘总督以兰州为中心统辖陕甘两省并辐射周边青海蕃部与今新疆东部的大西北组合体系正式形成，也正因为陕甘总督的驻地位于兰州，陕西巡抚并不掌握军事大权，因而西安的革命起义并未产生其他省份一般的“擒贼擒王”效应。

清光绪十年（1884），左宗棠、刘锦棠在平定天山南北之后进行行政改制，正式设立新疆省。清廷在乾隆朝陕甘总督的基础之上进行行政架构重组，延续陕甘总督节制陕甘两省军政的策略。同时，在新疆省内实施军府制与行省制并行的双轨体制，同时强化陕甘总督对新疆的“监管”责任，强化玉门关内外的军事联动机制，同时通过在甘肃省西宁卫办公的青海办事大臣（当时西宁地区属于甘肃管辖）对整个青海蒙古与藏族部落进行辐射管辖。自此，清廷构建起陕西、甘肃、新疆三省相维的西北治理体系，将大西北边疆联络一体，以此为治理建设西北、应对内忧外患的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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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政治体系的统一之外，清政府对陕甘绿营的建设和其战斗力的持续也完全不同于其他身份。陕甘绿营自顺治二年（1645）建立起，驻军数量和战斗力始终位居全国前列，雍正时陕甘绿营兵额九万余人，且平素以强悍战斗力著称，战力明显优于其他省份的绿营军队。陕甘绿营在长期平定西北叛乱中，不仅长期经受军事磨炼与洗礼，毫无东南省份承平日久的怠惰气息，并且与当地的驻防八旗形成制度性关联（清廷曾大量以旗人佐领充任陕甘绿营基层军官），受重视程度在整个绿营体系中颇为少见。陕甘绿营的作战能力续航十分持久，到清朝中期镇压白莲教起义与西北张格尔起义时，陕甘绿营作战英勇皆闻名天下，甚至到鸦片战争时代，陕甘绿营在浙江一带对英军的阻击战才真正让侵略者遭遇了实质性的较大伤亡。陕甘两地长期承袭的尚武风气与强大战力也自然成为彼时清廷在西北维系统治的重要依靠。



长庚幻梦：满洲武人的负隅顽抗


到清朝末年最后一位陕甘总督长庚时，这位历任伊犁副都统、驻藏大臣、伊犁将军，且在新疆与西藏两地多次参与平定叛乱的实干军事家不仅深谙用兵之道，甚至曾在与沙俄的外交斡旋中争取主权利益，拥有着远胜于当时晚清其他内地省份总督巡抚的眼界与胆识。



因此，当西安发生新军革命的消息传入伊始，长庚就迅速利用清王朝两百年间形成的大西北边疆治理体系快速应对，不像其他东南省份一触即溃，而是快速形成了与之相应的军政对抗措施。首先是陕西前线，长庚对时局认识非常冷静清晰，先向西安革命军未控制的陕西各县发电，要求“派妥差前往切实侦探”，并将通讯密电本发往固原等处，对还能够控制的陕西军队进行稳定与统筹，从军政两方面对陕西前线进行应急处置，防止前线全面溃败，保存实力。


同一时间，长庚快速通过新疆向京师发电报紧急上奏，请求中央进行迅速增援，做到了地方大员职权范围内的最大努力，此时摆在这位陕甘总督面前的最大问题便是大清积重难返的饷银问题，“（西北）各省累年欠饷已成痼疾，长庚需要清廷“饬下度支部催令迅速批解”，但是得到的只是清王朝“俟息借洋款交到后”的空头支票。于是，长庚明白短期之内所能依靠的仅有西北各省而已，而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西北决定“攻陕防川、固守甘境、攻防兼顾”，在粮饷不备的情况下坚持在西安革命之后的第二十三天（农历九月二十四）决定进军关中，意图以快决胜，打革命军一个措手不及。



长庚凭借自己的军事才能稳固了陕甘新多省的军事资源，在西安丢失之后，利用战略纵深与各方联动快速转守为攻，而反观革命军在占领关中四十余县后并未重视关中以西清军的战争潜力，忙于内部建设，从而给了西北清军以可乘之机。长庚所部清军迅速自陇右进入邠县（今陕西咸阳彬州市），占据了关中平原西北门户，形成了居高临下的战略优势。进入十月后，清廷新署陕西巡抚升允，以今甘肃平凉为基地主持前线对西安作战，而长庚则退居幕后进行保障，尽管仅从清廷拿到十万两白银接济，但是长庚对西安的钳形攻势已经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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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庚的布局之下，清军从十月初至十一月中旬在东线（潼关、华阴一带）和西线（邠县、乾州、凤翔）两个战场对西安展开总攻，东路军一度突破潼关天险进入关中平原，缺乏外援的革命军陕西军政府只能固守待援，形势一度对革命军极度不利。作为清宗室贵胄的长庚与升允，甚至曾经打算在攻取西安后仿效古人以西北立足，迎接溥仪坐镇西安，从而重新“恢宏”大清基业，其意图借西北力挽狂澜于既倒的救亡之情在奏折之中溢于言表。


在清军与革命军激战关中之际，宁夏道台孙庭寿转向革命，今青海西宁一带同时也发生起义，分别从侧翼威胁甘肃省腹心安危。面对后院起火的情况，长庚在不影响前线军队推进的前提下调拨驻防部队快速平叛，迅速镇压了两场起义，从而使得前方陕西战场未受直接影响。长庚同时积极布置甘肃饷械后勤，利用辖区纵深优势，由宁夏沿河套平原联结内蒙古包头一线直达京师，让大西北与中央紧密相连，让西北这一清王朝的最后堡垒愈加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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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甘联军多方合击誓要夺回西安之时，当长庚与升允野心勃勃意图全面恢复清王朝在大西北的全面统治之际，来自千里之外的政治变动让他们的挣扎不再有意义。


早在陕甘联军猛攻关中革命军之际，千里之外的上海滩，南方总代表伍廷芳和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唐绍仪达成了停战协定。袁世凯在获得了革命党人只要支持共和就可得到大总统职位的承诺后，便开始将胁迫清帝退位作为首要任务，而此时长庚等人致力于“勘定西北”为清廷力保立足之地的主战思想显然已经与袁世凯相背离。



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历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皇帝正式发布退位诏书，而当时正准备猛攻咸阳并围攻西安的陕甘清军及西北文武大臣并未及时获知这一消息，此时的陕甘总督长庚仍在为攻取西安而忧虑，向当时的宁夏将军写信说： “勉力先后屏其一万两，由绰协领、伊骁骑将等具领，暂应急需。”清帝退位的第三天（公历1912年2月15日），长庚仍在命令马鸿宾所带马队“兼程赴肃，会合刘作铭等队剿办贼匪”，继续东征。长庚或许已经知晓清帝逊位的消息，但是不愿承认的他选择继续在西北边疆延续清王朝的希望。



然而，长庚与升允等人意图在西北存续大清的迷梦终究不切实际。已经被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选举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必然不可能接受清朝的西北文武与已经拥护自己的陕西革命军政府继续作战。于是，袁世凯北洋政府在清帝退位半个月后，以“惟宣布共和后，该督（陕甘总督）至今尚未来电承认”为由威胁全面停止对其经济拨款，而基本完全依赖外地协饷的陕甘地区在完全丧失中央援助的情况下几无运转可能，而清帝退位的消息也在西北军政官民之间再无隐瞒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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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陕甘为核心的西北地区在中国历代王朝兴衰中常常作为“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的龙兴之地，《读史方舆纪要》曾言：


“岂非以天下之势恒在西北，边塞阻险，受敌一面。”


山河之固形成的地缘政治优势让西北在中国历史上一次次崛起并成为统一中国的发动机。即使到了清朝末年，仍有人幻想以这片大地作为誓忠清廷的根据地，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掀起与辛亥革命对抗的逆流，最终被历史潮流浩浩汤汤的大势所冲散。


参考文献：

1.章成：《辛亥革命时期西北治理体系的终结》，《历史研究》2025年第1期。

2.田涛：《军事历史地理视角下清代陕甘绿营镇戍体系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

4.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

5.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年。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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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王凯迪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胡瓜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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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5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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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末，随着武昌起义的打响，全国内地十多个省份先后宣布独立，民主共和革命浪潮一时间席卷整个神州大地，而相较于东南各省风起云涌的革命热潮，清末西北军政大臣却依旧执拗于大清的迷梦中，不仅拒绝革命，甚至意图以军事手段对抗共和，“再造王室”，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历史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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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西北

大清帝国曾经的武力枢纽


宣统三年（1911）九月初一，陕西革命党人在西安起事。护理陕西巡抚钱能训溃逃，陕西新军领袖宣布陕西独立。相较于其他省份的实质性独立，陕西的新军基本上仅占有了西安一城附近，陕西省大部分地区与更西面的甘肃（包含宁夏）乃至新疆仍处在清廷的牢固统治下，并未完全崩坏。



这种形势与清代一朝在整个西北的军政建设密切相关。首先，解决西北边疆的军事问题是贯穿清军入关后历代帝王的头等大事，从长达七十年的准噶尔战争，到年羹尧平定青海罗布藏丹津之战，再到清中期的平定张格尔叛乱与平定大小和卓之乱，陕甘地区作为清廷用兵西北的军事通道，在清代西北边防体系中处于战略基地的重要地位。这里不仅担负转运粮饷的重任，同时也直接为清兵提供源源不断的优质兵员，更是清政府重点巩固建设以应对边疆局势的腹心之地。


清军入关之后，沿袭明朝之制设立陕西三边总督，统一管辖西北军政要务，长期管辖陕西与甘肃（清代早期的甘肃省包括今甘肃、宁夏与青海省东部），同时负责新疆东部屯垦驻兵事宜，甚至一度更名为川陕总督兼管四川，其权力一度覆盖整个西部地区（雍正时期的年羹尧和岳钟琪都曾担当此任）。乾隆二十五年（1760），四川另置，川陕总督重新更名陕甘总督。



乾隆二十九年（1764），陕甘总督衙门自西安移驻兰州府，陕甘总督以兰州为中心统辖陕甘两省并辐射周边青海蕃部与今新疆东部的大西北组合体系正式形成，也正因为陕甘总督的驻地位于兰州，陕西巡抚并不掌握军事大权，因而西安的革命起义并未产生其他省份一般的“擒贼擒王”效应。

清光绪十年（1884），左宗棠、刘锦棠在平定天山南北之后进行行政改制，正式设立新疆省。清廷在乾隆朝陕甘总督的基础之上进行行政架构重组，延续陕甘总督节制陕甘两省军政的策略。同时，在新疆省内实施军府制与行省制并行的双轨体制，同时强化陕甘总督对新疆的“监管”责任，强化玉门关内外的军事联动机制，同时通过在甘肃省西宁卫办公的青海办事大臣（当时西宁地区属于甘肃管辖）对整个青海蒙古与藏族部落进行辐射管辖。自此，清廷构建起陕西、甘肃、新疆三省相维的西北治理体系，将大西北边疆联络一体，以此为治理建设西北、应对内忧外患的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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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政治体系的统一之外，清政府对陕甘绿营的建设和其战斗力的持续也完全不同于其他身份。陕甘绿营自顺治二年（1645）建立起，驻军数量和战斗力始终位居全国前列，雍正时陕甘绿营兵额九万余人，且平素以强悍战斗力著称，战力明显优于其他省份的绿营军队。陕甘绿营在长期平定西北叛乱中，不仅长期经受军事磨炼与洗礼，毫无东南省份承平日久的怠惰气息，并且与当地的驻防八旗形成制度性关联（清廷曾大量以旗人佐领充任陕甘绿营基层军官），受重视程度在整个绿营体系中颇为少见。陕甘绿营的作战能力续航十分持久，到清朝中期镇压白莲教起义与西北张格尔起义时，陕甘绿营作战英勇皆闻名天下，甚至到鸦片战争时代，陕甘绿营在浙江一带对英军的阻击战才真正让侵略者遭遇了实质性的较大伤亡。陕甘两地长期承袭的尚武风气与强大战力也自然成为彼时清廷在西北维系统治的重要依靠。



长庚幻梦：满洲武人的负隅顽抗


到清朝末年最后一位陕甘总督长庚时，这位历任伊犁副都统、驻藏大臣、伊犁将军，且在新疆与西藏两地多次参与平定叛乱的实干军事家不仅深谙用兵之道，甚至曾在与沙俄的外交斡旋中争取主权利益，拥有着远胜于当时晚清其他内地省份总督巡抚的眼界与胆识。



因此，当西安发生新军革命的消息传入伊始，长庚就迅速利用清王朝两百年间形成的大西北边疆治理体系快速应对，不像其他东南省份一触即溃，而是快速形成了与之相应的军政对抗措施。首先是陕西前线，长庚对时局认识非常冷静清晰，先向西安革命军未控制的陕西各县发电，要求“派妥差前往切实侦探”，并将通讯密电本发往固原等处，对还能够控制的陕西军队进行稳定与统筹，从军政两方面对陕西前线进行应急处置，防止前线全面溃败，保存实力。


同一时间，长庚快速通过新疆向京师发电报紧急上奏，请求中央进行迅速增援，做到了地方大员职权范围内的最大努力，此时摆在这位陕甘总督面前的最大问题便是大清积重难返的饷银问题，“（西北）各省累年欠饷已成痼疾，长庚需要清廷“饬下度支部催令迅速批解”，但是得到的只是清王朝“俟息借洋款交到后”的空头支票。于是，长庚明白短期之内所能依靠的仅有西北各省而已，而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西北决定“攻陕防川、固守甘境、攻防兼顾”，在粮饷不备的情况下坚持在西安革命之后的第二十三天（农历九月二十四）决定进军关中，意图以快决胜，打革命军一个措手不及。



长庚凭借自己的军事才能稳固了陕甘新多省的军事资源，在西安丢失之后，利用战略纵深与各方联动快速转守为攻，而反观革命军在占领关中四十余县后并未重视关中以西清军的战争潜力，忙于内部建设，从而给了西北清军以可乘之机。长庚所部清军迅速自陇右进入邠县（今陕西咸阳彬州市），占据了关中平原西北门户，形成了居高临下的战略优势。进入十月后，清廷新署陕西巡抚升允，以今甘肃平凉为基地主持前线对西安作战，而长庚则退居幕后进行保障，尽管仅从清廷拿到十万两白银接济，但是长庚对西安的钳形攻势已经展开。


长庚久历西北，对西北军事地理谙熟于心，因而对于关中平原作战采取了东西两面夹击的策略。其中，升允和张行志所属陕甘军负责陕西西侧战线，自咸阳西北一带直插西安，相继在咸阳乾县与凤翔府（宝鸡市）多次与革命军激战，对西安造成了巨大军事威胁。长庚同时奏请朝廷调遣甘肃提督马安良在募齐新兵后赴陕，并且等到了来自朝廷的增援。已在潼关一带集结的清军毅军将领赵倜等率军增援陕西东侧战线，目的是攻取潼关。



在长庚的布局之下，清军从十月初至十一月中旬在东线（潼关、华阴一带）和西线（邠县、乾州、凤翔）两个战场对西安展开总攻，东路军一度突破潼关天险进入关中平原，缺乏外援的革命军陕西军政府只能固守待援，形势一度对革命军极度不利。作为清宗室贵胄的长庚与升允，甚至曾经打算在攻取西安后仿效古人以西北立足，迎接溥仪坐镇西安，从而重新“恢宏”大清基业，其意图借西北力挽狂澜于既倒的救亡之情在奏折之中溢于言表。


在清军与革命军激战关中之际，宁夏道台孙庭寿转向革命，今青海西宁一带同时也发生起义，分别从侧翼威胁甘肃省腹心安危。面对后院起火的情况，长庚在不影响前线军队推进的前提下调拨驻防部队快速平叛，迅速镇压了两场起义，从而使得前方陕西战场未受直接影响。长庚同时积极布置甘肃饷械后勤，利用辖区纵深优势，由宁夏沿河套平原联结内蒙古包头一线直达京师，让大西北与中央紧密相连，让西北这一清王朝的最后堡垒愈加牢固。


收场：清帝退位后的孤臣


在陕甘联军多方合击誓要夺回西安之时，当长庚与升允野心勃勃意图全面恢复清王朝在大西北的全面统治之际，来自千里之外的政治变动让他们的挣扎不再有意义。


早在陕甘联军猛攻关中革命军之际，千里之外的上海滩，南方总代表伍廷芳和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唐绍仪达成了停战协定。袁世凯在获得了革命党人只要支持共和就可得到大总统职位的承诺后，便开始将胁迫清帝退位作为首要任务，而此时长庚等人致力于“勘定西北”为清廷力保立足之地的主战思想显然已经与袁世凯相背离。



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历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皇帝正式发布退位诏书，而当时正准备猛攻咸阳并围攻西安的陕甘清军及西北文武大臣并未及时获知这一消息，此时的陕甘总督长庚仍在为攻取西安而忧虑，向当时的宁夏将军写信说： “勉力先后屏其一万两，由绰协领、伊骁骑将等具领，暂应急需。”清帝退位的第三天（公历1912年2月15日），长庚仍在命令马鸿宾所带马队“兼程赴肃，会合刘作铭等队剿办贼匪”，继续东征。长庚或许已经知晓清帝逊位的消息，但是不愿承认的他选择继续在西北边疆延续清王朝的希望。



然而，长庚与升允等人意图在西北存续大清的迷梦终究不切实际。已经被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选举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必然不可能接受清朝的西北文武与已经拥护自己的陕西革命军政府继续作战。于是，袁世凯北洋政府在清帝退位半个月后，以“惟宣布共和后，该督（陕甘总督）至今尚未来电承认”为由威胁全面停止对其经济拨款，而基本完全依赖外地协饷的陕甘地区在完全丧失中央援助的情况下几无运转可能，而清帝退位的消息也在西北军政官民之间再无隐瞒可言。



军民知大清已亡，官吏知财源殆尽。此时，包括陕甘旅津绅商、各地都督以及蒙古王公等内外力量均向长庚为首的西北军政首脑施压，这些意图据西北以守基业的清宗室贵胄终究感受到了大势已去。前线将领马安良在乾州城下向前线总指挥升允提出国体已改，无需同室操戈的建议，变相让其无法继续指挥作战而西撤（随后于3月23日宣布离任东奔）。前昭武军将领马福祥更是直接率军入兰州兵谏长庚，迫其承认共和并离任，最终促使其于清帝退位一个月后（3月14日）正式卸任，将陕甘总督印信交给继任的甘肃布政使赵惟熙，清在西北建设两百余年的坚固堡垒最终坍塌。



以陕甘为核心的西北地区在中国历代王朝兴衰中常常作为“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的龙兴之地，《读史方舆纪要》曾言：


“岂非以天下之势恒在西北，边塞阻险，受敌一面。”


山河之固形成的地缘政治优势让西北在中国历史上一次次崛起并成为统一中国的发动机。即使到了清朝末年，仍有人幻想以这片大地作为誓忠清廷的根据地，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掀起与辛亥革命对抗的逆流，最终被历史潮流浩浩汤汤的大势所冲散。


参考文献：

1.章成：《辛亥革命时期西北治理体系的终结》，《历史研究》2025年第1期。

2.田涛：《军事历史地理视角下清代陕甘绿营镇戍体系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

4.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

5.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年。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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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王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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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徐沁（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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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ors Without Borders' medical aid workers, and supporters gather in front of the UN headquarters in New York on Wednesday to call on world leaders to take action and end the conflict in Gaza.

\n

Saudi Arabia and Pakistan on Wednesday signed a new strategic defense pact that regards any attack on either nation as aggression on both. It was the first firm defense decision made by an Arab country since Israel's attack in Qatar last week that sparked concerns across Gulf states that have long depended on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ir security.

\n

The deal, signed by Saudi Arabia's Crown Prince and Prime Minister Mohammed bin Salman Al Saud and Pakistani Prime Minister Shehbaz Sharif in Riyadh, "aims to develop aspects of defens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strengthen joint deterrence against any aggression", read a statement published by the Saudi Press Agency.

\n

"Any aggression against either country shall be considered an aggression against both," it added.

\n

"This agreement is a culmination of years of discussions. This is not a response to specific countries or specific events but an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long-standing and deep cooperation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a senior Saudi official told Reuters when asked about its timing.

\n

Media reports said the timing appeared to be a signal to Israel which attempted to kill Hamas leaders with airstrikes on Sept 9 in Doha, infuriating Arab countries.

\n

Asked whether Pakistan would be obliged to provide Saudi Arabia with a nuclear umbrella under the pact, the Saudi official said: "This is a comprehensive defensive agreement that encompasses all military means."

\n

A statement from Sharif's office said, "This agreement reflects the shared commitment of both nations to enhance their security and to achieve security and peace in the region and the world, aims to develop aspects of defens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strengthen joint deterrence against any aggression."

\n

Meanwhile, Israel pressed its US-backed ground offensive in Gaza City with local authorities saying on Wednesday that more than 65,000 people have been killed since October 2023.

\n

The offensive has sparked outrage amo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th the Palestinian territory already devastated by nearly two years of conflict and the Gaza City area gripped by a United Nations-declared famine.

\n

A huge number of Palestinians were fleeing Gaza City by any means as the Israeli army on Wednesday ordered people to leave Gaza City within the next 48 hours and move south along a temporary passageway.

\n

Dire conditions

\n

However, many are reluctant to follow Israel's orders because of dangers along the way, dire conditions, lack of food in the southern area and fear of permanent displacement.

\n

"Even if we want to leave Gaza City, is there any guarantee we would be able to come back? Will the war ever end? That's why I prefer to die here, in Sabra, my neighborhood," said a schoolteacher who only gave his name as Ahmed by phone.

\n

The latest Israeli operation also pushed any ceasefire farther out of reach. The Israeli forces, which vowed to "destroy Hamas' military infrastructure", have not given a timeline for the offensive, but indicated it could take months.

\n

Israeli political scientist Menachem Klein told Al Jazeera that Israel's actions in Gaza showed that its priority is not recovering Israeli captives held by Hamas, but to render the territory "unlivable".

\n

Having devastated Gaza, said the senior lecturer at Bar-Ilan University, Israel's aim is to "move the population to a concentration zone" and then "push them outside".

\n

Meanwhile, Israeli Finance Minister Bezalel Smotrich on Wednesday described the destruction of Gaza as a "demolition phase" and part of an 'urban renewal plan', saying there's a "business plan" to turn Gaza into a "real estate bonanza "and he was discussing wit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ow to share the proceeds.

\n

US Senator Bernie Sanders on Wednesday described Israel's assault on Gaza as a genocide, renewing his call for ending Washington's "complicity in the slaughter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n

Agencies contributed to this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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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ihaipei@chinadail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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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ors Without Borders' medical aid workers, and supporters gather in front of the UN headquarters in New York on Wednesday to call on world leaders to take action and end the conflict in Ga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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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udi Arabia and Pakistan on Wednesday signed a new strategic defense pact that regards any attack on either nation as aggression on both. It was the first firm defense decision made by an Arab country since Israel's attack in Qatar last week that sparked concerns across Gulf states that have long depended on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ir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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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al, signed by Saudi Arabia's Crown Prince and Prime Minister Mohammed bin Salman Al Saud and Pakistani Prime Minister Shehbaz Sharif in Riyadh, "aims to develop aspects of defens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strengthen joint deterrence against any aggression", read a statement published by the Saudi Press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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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 aggression against either country shall be considered an aggression against both," it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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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greement is a culmination of years of discussions. This is not a response to specific countries or specific events but an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long-standing and deep cooperation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a senior Saudi official told Reuters when asked about its ti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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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reports said the timing appeared to be a signal to Israel which attempted to kill Hamas leaders with airstrikes on Sept 9 in Doha, infuriating Arab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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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ked whether Pakistan would be obliged to provide Saudi Arabia with a nuclear umbrella under the pact, the Saudi official said: "This is a comprehensive defensive agreement that encompasses all military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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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atement from Sharif's office said, "This agreement reflects the shared commitment of both nations to enhance their security and to achieve security and peace in the region and the world, aims to develop aspects of defens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strengthen joint deterrence against any ag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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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while, Israel pressed its US-backed ground offensive in Gaza City with local authorities saying on Wednesday that more than 65,000 people have been killed since October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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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ffensive has sparked outrage amo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th the Palestinian territory already devastated by nearly two years of conflict and the Gaza City area gripped by a United Nations-declared fa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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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uge number of Palestinians were fleeing Gaza City by any means as the Israeli army on Wednesday ordered people to leave Gaza City within the next 48 hours and move south along a temporary passag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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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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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many are reluctant to follow Israel's orders because of dangers along the way, dire conditions, lack of food in the southern area and fear of permanent displa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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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 if we want to leave Gaza City, is there any guarantee we would be able to come back? Will the war ever end? That's why I prefer to die here, in Sabra, my neighborhood," said a schoolteacher who only gave his name as Ahmed by 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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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test Israeli operation also pushed any ceasefire farther out of reach. The Israeli forces, which vowed to "destroy Hamas' military infrastructure", have not given a timeline for the offensive, but indicated it could take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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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raeli political scientist Menachem Klein told Al Jazeera that Israel's actions in Gaza showed that its priority is not recovering Israeli captives held by Hamas, but to render the territory "unliv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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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ing devastated Gaza, said the senior lecturer at Bar-Ilan University, Israel's aim is to "move the population to a concentration zone" and then "push them out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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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while, Israeli Finance Minister Bezalel Smotrich on Wednesday described the destruction of Gaza as a "demolition phase" and part of an 'urban renewal plan', saying there's a "business plan" to turn Gaza into a "real estate bonanza "and he was discussing wit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ow to share the proc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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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Senator Bernie Sanders on Wednesday described Israel's assault on Gaza as a genocide, renewing his call for ending Washington's "complicity in the slaughter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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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cies contributed to this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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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ihaipei@chinadail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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