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df601bbee1c5d3d05b72e3c0392ef80181649fe5 Mon Sep 17 00:00:00 2001 From: CrazyJasonwell Date: Mon, 14 Jul 2025 01:36:26 +0800 Subject: [PATCH] vault backup: 2025-07-14 01:36:26 --- .obsidian/plugins/rss-reader/data.json | 22 ++++++++++++++++++++++ 1 file changed, 22 insertions(+) diff --git a/.obsidian/plugins/rss-reader/data.json b/.obsidian/plugins/rss-reader/data.json index c156f49f..6efb70a3 100644 --- a/.obsidian/plugins/rss-reader/data.json +++ b/.obsidian/plugins/rss-reader/data.json @@ -913,6 +913,28 @@ "image": null, "description": "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原名《文史参考》,“真相、趣味、良知”,为学术界搭建话语平台,为新锐者提供思想阵地,为文史爱好者营造精神家园。", "items": [ + { + "title": "世界遗产西夏陵:揭开尘封的王朝印记", + "description": "


本 文 约 43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


黄河自青藏高原奔腾而下,狂暴的水流由西向东击中坚固的鄂尔多斯地块,却如同撞上一堵坚不可摧的铁壁,无奈下只得臣服于贺兰山构造带边缘的断裂,沿着断层带劈山造峡,硬生生地辟出一条长达数百里的河道。


这是黄河”几“字弯中起手的一“丿”,奔涌的河水贴着绵延起伏的山脉 滔滔向北,滋润着黄色的大地。而默默耸立的贺兰山不仅与黄河一起围住了窄窄的银川平原,更挡住了自西伯利亚南下的寒流,把冰冷而干燥的空气留在它头顶的黄沙之中。在贺兰山的这一侧,来自太平洋的最后一缕季风被它拥入怀中,潮湿的水汽在这里失去了全部的气力和手段,化作空气中的甘霖细雨。


这里是游牧与农耕的天然分界,匈奴、鲜卑、吐谷浑......一个个剽悍的民族从这里起,向农耕帝国发起冲击。而帝国则以屯田和渠灌作为回应——秦统一六国之后,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在贺兰山下屯田修渠,引黄河之水灌溉膏腴。此后西汉修光禄渠、御史渠;东汉修汉延渠;北魏修艾山渠;唐代开唐徕渠、特进渠......千年来无数先民挥汗如雨,以锹镐为剑,以土石为敌,在黄土高原上留下一条条纵横交错的人工水道。这些水道如经络般不断延伸,灌田百万,让昔日荒芜的边塞最终成为唐人口中“贺兰山下果园成”的塞上江南。


这里曾经是大唐的骄傲,狂野的突厥骑兵被盛唐的军阵拦阻于贺兰山下。“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的诗句是英雄们的注脚。而在安史之乱爆发后,随着吐蕃对陇右的侵吞,这里甚至一度成为大唐西北防线的核心。可当大唐的最后一抹荣光也从地平线上消散,中原大地陷入五代乱世的漫漫长夜后,另一种诱人的可能性却在贺兰山脚下悄然而生:是否有人能抓住这帝国最后的遗产,在这片已经被开垦过的土地上留下新的故事呢?


 

贞观之后,在大唐与吐蕃的战争中被迫内迁的党项人成了新时代的宠儿,他们趁着五代诸朝纷争动乱无暇西顾之际,时而俯首称臣,时而倚险自重,时而大肆护张,时而阴结叛臣,竟然由初唐时的内附部落摇身变为堂堂定难军节度使,最终在北宋时建立西夏,与宋、辽三足鼎立,在银夏大地上缔造了一段传奇的历史。而贺兰山脚下矗立的九座西夏王陵,则是这段历史最好的见证者。


贺兰山下的王陵


自公元1038年李元昊称帝起,到1227年蒙古铁骑踏平西夏为止,西夏政权绵延189年,共历10帝,分别是景宗李元昊、毅宗李谅祚、惠宗李秉常、崇宗李乾顺、仁宗李仁孝、桓宗李纯祐、襄宗李安全、神宗李遵顼,以及献宗李德旺和末主李晛。


 

丧葬乃是大事,王陵的选址更是大事中的大事,因此如何为王陵挑选合适的风水宝地便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虽然由于文献典籍的缺失,西夏为王陵选址的过程已不可考,但从结果来看,选址是相当成功的:宁夏地震多发,当年西夏末主被迫降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当时爆发了一场大地震,导致房倒屋塌、死伤无数。1920年,在距离银川只有200千米的海原所爆发的海原地震更被视为“环球大震”“有史以来最剧烈的地震之一”,附近的湖泊甚至因地震而迁移了几干米。但矗立在贺兰山东麓的9座西夏陵陵塔历经天灾人祸,外加被风吹雨淋了近干年,陵塔的主体结构依然清晰可辨,堪称奇迹。


如此”奇迹”,实则要归功于风水堪舆之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所谓风水之说大多是杂糅了阴阳五行和种种方术的无稽之谈,但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年代,风水堪舆之术中却也包含了许多经验之谈乃至地理勘探的手段。比如历代王朝为王陵选址定穴的”玄妙手段,若是换一种思路来看却是相当科学的:选陵就近——太远则祭拜不便;成势于山——如此则基础稳固;择高建陵——如此既能彰显皇家威严,又可避开水患。虽然党项人乃游牧出身,对丧葬之事不如中原重视,但好在党项人从初唐开始便已经内附,多年下来上层人士对中原的先进理念颇为认同。因此风水之术与历朝王陵选址理念便成为西夏陵选址的“理论基础”。


西夏都城兴庆府故址位于今日的银川市兴庆区老城,银川市附近西南略高,东北稍低而由兴庆区老城西去约七十里的贺兰山东麓,正是西夏陵所在,整个陵区海拔约在1130到1200米之间,较之于银川市1010到1150米的海拔高度超出了整整一截。因此“就近”与“择高”两个原则,便轻而易举地达成。更妙的是西夏人奉贺兰山为“神山”“圣山”,王陵背倚贺兰,将先祖安葬于都城与神山之间,从宗教学的角度来说充满了由人而神的象征意味。贺兰山山体坚固,构造稳定,山高坡陡,山洪暴发时水流往往携带山体碎屑滚滚而下,无数年寒来暑往,在山麓前形成了洪积扇前倾斜平原,这方土地表层为细碎沙,深处则是砾石与粗砂交错堆积,结构紧密、承载力强,排水条件好,简直是挖掘陵墓的绝佳基质。美中不足的是陵区跨越数条沟谷,偶有洪水之虞,但这点隐患与其他优势相比,却也算不得什么了。



远超想象的破坏


可惜的是,曾经选址的先祖们恐怕怎么也想不到,后来的西夏陵还是遭遇了远超常人想象的破坏。


成吉思汗在征讨西夏时坠马受伤,大家都认为最好暂时退兵,养伤之后卷土重来。成吉思汗思索再三,觉得自己若此时退兵,难免被西夏人耻笑,决定先派人试探一下西夏君臣态度。结果不试探还好,这一试探彻底出了事:西夏大臣阿沙敢不口出狂言,表示都说你蒙古人“夙以善战名”,我现在就在贺兰山下驻营,“汝与我战,胜则取之”。当然,若是你蒙古人不敢硬碰硬,只想来打家劫舍,那也无妨,“向中兴、西凉自取可也”。


如果是别人说这话也就算了,偏偏这位阿沙敢不乃是西夏与蒙古交恶的导火索之一:昔日蒙古西征花剌子模,命西夏出兵相助时正是这位讥讽成吉思汗“度力不足,何以为汗”。这下梅开二度,成吉思汗完全破防,咬牙切齿发誓“虽死,必往证其言”。《蒙古秘史》称他下诏要求将士们“每次吃饭时,都要说:把他们消灭干净,杀死,消灭掉!”结果成吉思汗本人却死在了征服西夏的前夜。如此深仇大恨,不仅导致西夏末主投降后惨遭杀戮,连带着整个西夏境内都遭遇了一场浩劫。虽说在察罕的劝解下蒙古人并未在中兴府进行屠城,但大规模的破坏却避无可避。西夏陵自然难逃一劫:以规模最大、残存最为完好的三号陵来说,其陵园月城入门后神道两侧的石像生全都被人为打碎,墓室上方则被掘出一个直径23米的巨大盗坑——估计蒙古人为了泄愤,将西夏先王们的尸首全都给刨了出来。


这般惨状几乎在每座陵上都重现了一遍,蒙古人将自己的怒火尽数倾泻到陵墓身上,因此陵区内的地表建筑几乎全部化为瓦砾。幸运的是,西夏自李元昊起大多笃信佛教,所以在墓穴后面另起陵塔,陵塔以夯土为主体结构,层层收敛,矮则十几米,高则二十余米,底座周长动辄上百米。纵然是蒙古铁骑强悍无比,面对这样一个实心土疙瘩也无从下手。西夏陵中最有特色也最为醒目的一部分就这样被保留下来。


惨烈的破坏使得贺兰山脚下这片富饶之地化作炼狱,但更加致命的是战争让党项人流散四方,忘掉了先人的荣光。等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庆王朱栴受封宁夏,当地人已不记得这里是什么地方了。当朱栴来到贺兰山下,为一座座高耸的圆锥形土堆所震撼时,当地人却告诉他这里乃是“西山昊王”之坟。昊王死后为防盗墓,连续出殡了整整一年,最后留下真坟一座,假坟三百六十座。而朱栴则从“昊王”的名字中察觉到一丝异样,最终他在《宁夏新志》中留下“李王墓,贺兰之东,数冢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诸陵是也”的记载,不过更关键的则是后面一句:“人有掘之者,无一物。”



显然,到明初时西夏陵中有价值的陪葬品早已被蒙古大军和随后而来的盗墓者们搜刮一空了,剩下的不过是断瓦残垣与夯土构筑成的陵塔和土墙。此后几百年间,陆续有人至此挖土取砖,将王陵的最后一点价值也彻底榨干,渐渐地风沙掩埋了昔日的帝陵。除高达十几甚至二十几米的夯土陵塔还能露出地表外,陵园边界都已模糊不清。


确认西夏陵


直到1971年冬,考古学者在这衰败的遗址附近发现了西夏文残碑块,才将这片陵区确认为西夏陵。



确定这里就是西夏陵遗址后,考古队马上对六号陵进行发掘。之所以选中六号陵,是因为陵前地表看上去颇为平整,似乎没有遭遇大规模盗挖。结果因为墓道堆土数量庞大,大家断断续续发掘了两年才算摸清六号陵的地下状况:原来这里并非侥幸逃过一劫,其甬道与地宫上部早已被盗坑破坏。只是因为有人给盗坑做了回填,再加上数百年风吹沙堆,所以外表地面看上去才会比较平整。以正常考古流程来说,理应将盗坑上的回填彻底挖开,然而由于经费有限加上时间紧迫,最终大家只得在地下搭棚支架,勉强发掘了甬道、地宫和部分地面遗迹。而地下所发现的东西则尤为触目惊心:厚约20厘米的石板被暴力击碎,甬道中散落着人骨和破碎的陪葬品——考虑到蒙古士兵不太可能自己砍下肢体的一部分丢到甬道之中,最合理的解释便是他们将墓主从棺材里面“请”了出来。

而30多年以后,为贯彻《西夏陵保护总体规划》,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再次趁着对六号陵加固保护的机会进行了大面积发掘,尤其是对出土文物进行了全面梳理。当种种迹象拼接到一起后,大家赫然发现这陵可能是李元昊父亲、夏太宗李德明的嘉陵。

于是一个西夏陵次序排列横空出世了:以李元昊的三号陵为中心,与其呈三角之势的四号陵、六号陵乃是太祖李继迁的裕陵、太宗李德明的嘉陵。由于李继迁和李德明生前并未称帝,因此四号陵与六号陵附近的陪葬墓较之于其他诸陵格外稀少;最南边的一号陵与二号年代接近、形式规模几乎一致,说明两人辈分应该相同,所以推测为襄宗李安全的康陵与桓宗李纯祐的庄陵;五号陵出土残碑中提及宋夏战事,又谈到当时西夏与吐蕃关系还算稳定,种种事件都跟能惠宗扯上关系,因此推测为惠宗李秉常的献陵;七号陵有碑文佐证,早已被定为仁宗李仁孝的寿陵;而八号陵与九号陵则被推测为毅宗李谅祚的安陵和崇宗李乾顺的显陵。只是由于缺乏实实在在的考古证据,这样的次序依然有待进一步考据验证。


2025年7月11日16时23分,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


贺兰山前的黄河滔滔不绝,奔涌向前,从未止歇。山脚下高高耸立的九座西夏陵塔不仅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迹保存最完整的王陵之一,更是西夏文化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实物遗存。在每一次考古发掘中,在每一块残碑的解读里,在每一座陵台的测绘下,西夏的形象正从模糊走向清晰。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6月上,原标题为《王陵考古——揭开尘封的王朝印记》,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刘志斌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张斌 古月 戈雨

推荐


在贺兰山东麓的旷野之上

9座王陵巍然矗立

用其气势恢宏的布局

颇具特色的陵园建筑

精美的琉璃构件和残碑石刻

向世人诉说着一个遥远而神秘的王朝往事

本期,让我们一同走进

中国2025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

西夏陵

这不仅是一次探寻历史之旅

更是一次感悟文明之旅

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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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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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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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3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


黄河自青藏高原奔腾而下,狂暴的水流由西向东击中坚固的鄂尔多斯地块,却如同撞上一堵坚不可摧的铁壁,无奈下只得臣服于贺兰山构造带边缘的断裂,沿着断层带劈山造峡,硬生生地辟出一条长达数百里的河道。


这是黄河”几“字弯中起手的一“丿”,奔涌的河水贴着绵延起伏的山脉 滔滔向北,滋润着黄色的大地。而默默耸立的贺兰山不仅与黄河一起围住了窄窄的银川平原,更挡住了自西伯利亚南下的寒流,把冰冷而干燥的空气留在它头顶的黄沙之中。在贺兰山的这一侧,来自太平洋的最后一缕季风被它拥入怀中,潮湿的水汽在这里失去了全部的气力和手段,化作空气中的甘霖细雨。


这里是游牧与农耕的天然分界,匈奴、鲜卑、吐谷浑......一个个剽悍的民族从这里起,向农耕帝国发起冲击。而帝国则以屯田和渠灌作为回应——秦统一六国之后,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在贺兰山下屯田修渠,引黄河之水灌溉膏腴。此后西汉修光禄渠、御史渠;东汉修汉延渠;北魏修艾山渠;唐代开唐徕渠、特进渠......千年来无数先民挥汗如雨,以锹镐为剑,以土石为敌,在黄土高原上留下一条条纵横交错的人工水道。这些水道如经络般不断延伸,灌田百万,让昔日荒芜的边塞最终成为唐人口中“贺兰山下果园成”的塞上江南。


这里曾经是大唐的骄傲,狂野的突厥骑兵被盛唐的军阵拦阻于贺兰山下。“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的诗句是英雄们的注脚。而在安史之乱爆发后,随着吐蕃对陇右的侵吞,这里甚至一度成为大唐西北防线的核心。可当大唐的最后一抹荣光也从地平线上消散,中原大地陷入五代乱世的漫漫长夜后,另一种诱人的可能性却在贺兰山脚下悄然而生:是否有人能抓住这帝国最后的遗产,在这片已经被开垦过的土地上留下新的故事呢?


 

贞观之后,在大唐与吐蕃的战争中被迫内迁的党项人成了新时代的宠儿,他们趁着五代诸朝纷争动乱无暇西顾之际,时而俯首称臣,时而倚险自重,时而大肆护张,时而阴结叛臣,竟然由初唐时的内附部落摇身变为堂堂定难军节度使,最终在北宋时建立西夏,与宋、辽三足鼎立,在银夏大地上缔造了一段传奇的历史。而贺兰山脚下矗立的九座西夏王陵,则是这段历史最好的见证者。


贺兰山下的王陵


自公元1038年李元昊称帝起,到1227年蒙古铁骑踏平西夏为止,西夏政权绵延189年,共历10帝,分别是景宗李元昊、毅宗李谅祚、惠宗李秉常、崇宗李乾顺、仁宗李仁孝、桓宗李纯祐、襄宗李安全、神宗李遵顼,以及献宗李德旺和末主李晛。


 

丧葬乃是大事,王陵的选址更是大事中的大事,因此如何为王陵挑选合适的风水宝地便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虽然由于文献典籍的缺失,西夏为王陵选址的过程已不可考,但从结果来看,选址是相当成功的:宁夏地震多发,当年西夏末主被迫降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当时爆发了一场大地震,导致房倒屋塌、死伤无数。1920年,在距离银川只有200千米的海原所爆发的海原地震更被视为“环球大震”“有史以来最剧烈的地震之一”,附近的湖泊甚至因地震而迁移了几干米。但矗立在贺兰山东麓的9座西夏陵陵塔历经天灾人祸,外加被风吹雨淋了近干年,陵塔的主体结构依然清晰可辨,堪称奇迹。


如此”奇迹”,实则要归功于风水堪舆之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所谓风水之说大多是杂糅了阴阳五行和种种方术的无稽之谈,但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年代,风水堪舆之术中却也包含了许多经验之谈乃至地理勘探的手段。比如历代王朝为王陵选址定穴的”玄妙手段,若是换一种思路来看却是相当科学的:选陵就近——太远则祭拜不便;成势于山——如此则基础稳固;择高建陵——如此既能彰显皇家威严,又可避开水患。虽然党项人乃游牧出身,对丧葬之事不如中原重视,但好在党项人从初唐开始便已经内附,多年下来上层人士对中原的先进理念颇为认同。因此风水之术与历朝王陵选址理念便成为西夏陵选址的“理论基础”。


西夏都城兴庆府故址位于今日的银川市兴庆区老城,银川市附近西南略高,东北稍低而由兴庆区老城西去约七十里的贺兰山东麓,正是西夏陵所在,整个陵区海拔约在1130到1200米之间,较之于银川市1010到1150米的海拔高度超出了整整一截。因此“就近”与“择高”两个原则,便轻而易举地达成。更妙的是西夏人奉贺兰山为“神山”“圣山”,王陵背倚贺兰,将先祖安葬于都城与神山之间,从宗教学的角度来说充满了由人而神的象征意味。贺兰山山体坚固,构造稳定,山高坡陡,山洪暴发时水流往往携带山体碎屑滚滚而下,无数年寒来暑往,在山麓前形成了洪积扇前倾斜平原,这方土地表层为细碎沙,深处则是砾石与粗砂交错堆积,结构紧密、承载力强,排水条件好,简直是挖掘陵墓的绝佳基质。美中不足的是陵区跨越数条沟谷,偶有洪水之虞,但这点隐患与其他优势相比,却也算不得什么了。



远超想象的破坏


可惜的是,曾经选址的先祖们恐怕怎么也想不到,后来的西夏陵还是遭遇了远超常人想象的破坏。


成吉思汗在征讨西夏时坠马受伤,大家都认为最好暂时退兵,养伤之后卷土重来。成吉思汗思索再三,觉得自己若此时退兵,难免被西夏人耻笑,决定先派人试探一下西夏君臣态度。结果不试探还好,这一试探彻底出了事:西夏大臣阿沙敢不口出狂言,表示都说你蒙古人“夙以善战名”,我现在就在贺兰山下驻营,“汝与我战,胜则取之”。当然,若是你蒙古人不敢硬碰硬,只想来打家劫舍,那也无妨,“向中兴、西凉自取可也”。


如果是别人说这话也就算了,偏偏这位阿沙敢不乃是西夏与蒙古交恶的导火索之一:昔日蒙古西征花剌子模,命西夏出兵相助时正是这位讥讽成吉思汗“度力不足,何以为汗”。这下梅开二度,成吉思汗完全破防,咬牙切齿发誓“虽死,必往证其言”。《蒙古秘史》称他下诏要求将士们“每次吃饭时,都要说:把他们消灭干净,杀死,消灭掉!”结果成吉思汗本人却死在了征服西夏的前夜。如此深仇大恨,不仅导致西夏末主投降后惨遭杀戮,连带着整个西夏境内都遭遇了一场浩劫。虽说在察罕的劝解下蒙古人并未在中兴府进行屠城,但大规模的破坏却避无可避。西夏陵自然难逃一劫:以规模最大、残存最为完好的三号陵来说,其陵园月城入门后神道两侧的石像生全都被人为打碎,墓室上方则被掘出一个直径23米的巨大盗坑——估计蒙古人为了泄愤,将西夏先王们的尸首全都给刨了出来。


这般惨状几乎在每座陵上都重现了一遍,蒙古人将自己的怒火尽数倾泻到陵墓身上,因此陵区内的地表建筑几乎全部化为瓦砾。幸运的是,西夏自李元昊起大多笃信佛教,所以在墓穴后面另起陵塔,陵塔以夯土为主体结构,层层收敛,矮则十几米,高则二十余米,底座周长动辄上百米。纵然是蒙古铁骑强悍无比,面对这样一个实心土疙瘩也无从下手。西夏陵中最有特色也最为醒目的一部分就这样被保留下来。


惨烈的破坏使得贺兰山脚下这片富饶之地化作炼狱,但更加致命的是战争让党项人流散四方,忘掉了先人的荣光。等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庆王朱栴受封宁夏,当地人已不记得这里是什么地方了。当朱栴来到贺兰山下,为一座座高耸的圆锥形土堆所震撼时,当地人却告诉他这里乃是“西山昊王”之坟。昊王死后为防盗墓,连续出殡了整整一年,最后留下真坟一座,假坟三百六十座。而朱栴则从“昊王”的名字中察觉到一丝异样,最终他在《宁夏新志》中留下“李王墓,贺兰之东,数冢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诸陵是也”的记载,不过更关键的则是后面一句:“人有掘之者,无一物。”



显然,到明初时西夏陵中有价值的陪葬品早已被蒙古大军和随后而来的盗墓者们搜刮一空了,剩下的不过是断瓦残垣与夯土构筑成的陵塔和土墙。此后几百年间,陆续有人至此挖土取砖,将王陵的最后一点价值也彻底榨干,渐渐地风沙掩埋了昔日的帝陵。除高达十几甚至二十几米的夯土陵塔还能露出地表外,陵园边界都已模糊不清。


确认西夏陵


直到1971年冬,考古学者在这衰败的遗址附近发现了西夏文残碑块,才将这片陵区确认为西夏陵。



确定这里就是西夏陵遗址后,考古队马上对六号陵进行发掘。之所以选中六号陵,是因为陵前地表看上去颇为平整,似乎没有遭遇大规模盗挖。结果因为墓道堆土数量庞大,大家断断续续发掘了两年才算摸清六号陵的地下状况:原来这里并非侥幸逃过一劫,其甬道与地宫上部早已被盗坑破坏。只是因为有人给盗坑做了回填,再加上数百年风吹沙堆,所以外表地面看上去才会比较平整。以正常考古流程来说,理应将盗坑上的回填彻底挖开,然而由于经费有限加上时间紧迫,最终大家只得在地下搭棚支架,勉强发掘了甬道、地宫和部分地面遗迹。而地下所发现的东西则尤为触目惊心:厚约20厘米的石板被暴力击碎,甬道中散落着人骨和破碎的陪葬品——考虑到蒙古士兵不太可能自己砍下肢体的一部分丢到甬道之中,最合理的解释便是他们将墓主从棺材里面“请”了出来。

而30多年以后,为贯彻《西夏陵保护总体规划》,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再次趁着对六号陵加固保护的机会进行了大面积发掘,尤其是对出土文物进行了全面梳理。当种种迹象拼接到一起后,大家赫然发现这陵可能是李元昊父亲、夏太宗李德明的嘉陵。

于是一个西夏陵次序排列横空出世了:以李元昊的三号陵为中心,与其呈三角之势的四号陵、六号陵乃是太祖李继迁的裕陵、太宗李德明的嘉陵。由于李继迁和李德明生前并未称帝,因此四号陵与六号陵附近的陪葬墓较之于其他诸陵格外稀少;最南边的一号陵与二号年代接近、形式规模几乎一致,说明两人辈分应该相同,所以推测为襄宗李安全的康陵与桓宗李纯祐的庄陵;五号陵出土残碑中提及宋夏战事,又谈到当时西夏与吐蕃关系还算稳定,种种事件都跟能惠宗扯上关系,因此推测为惠宗李秉常的献陵;七号陵有碑文佐证,早已被定为仁宗李仁孝的寿陵;而八号陵与九号陵则被推测为毅宗李谅祚的安陵和崇宗李乾顺的显陵。只是由于缺乏实实在在的考古证据,这样的次序依然有待进一步考据验证。


2025年7月11日16时23分,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


贺兰山前的黄河滔滔不绝,奔涌向前,从未止歇。山脚下高高耸立的九座西夏陵塔不仅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迹保存最完整的王陵之一,更是西夏文化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实物遗存。在每一次考古发掘中,在每一块残碑的解读里,在每一座陵台的测绘下,西夏的形象正从模糊走向清晰。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6月上,原标题为《王陵考古——揭开尘封的王朝印记》,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刘志斌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张斌 古月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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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贺兰山东麓的旷野之上

9座王陵巍然矗立

用其气势恢宏的布局

颇具特色的陵园建筑

精美的琉璃构件和残碑石刻

向世人诉说着一个遥远而神秘的王朝往事

本期,让我们一同走进

中国2025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

西夏陵

这不仅是一次探寻历史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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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1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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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中的宁寿宫(现珍宝馆),曾是乾隆皇帝为退位生活所准备的“太上皇”居所,建筑群横跨东中西三路,纵深达七百余米,俨然是紫禁城的微缩版。其中的乐寿堂,乃寝宫所在,挂有乾隆皇帝亲笔的两副楹联:

 

在人和,肯寄高闲规宋殿;寿同民庆,为申尊养托潘园

动静得其宜,取义异他德寿;性情随所适,循名同我清漪

 

乐寿堂。来源/故宫博物院

 

两副楹联,都和另一位皇帝有着密切联系——宋高宗赵构。“宋殿”“德寿”,指的都是宋高宗退位后居住的德寿宫。潘园,即今天上海的豫园。明朝嘉靖年间,南京工部尚书潘恩退休,他的儿子,四川右布政使潘允端出资建豫园,供父亲颐养天年。豫园的正堂也名为乐寿堂。潘恩在豫园终老,享年87岁,是名高寿者。上联说像宋高宗在德寿宫那样,自己将来在乐寿堂可尽享清闲;下联说在乐寿堂暂时可忘却俗事,像潘恩在豫园乐寿堂颐养天年一般。


 

宋高宗赵构的影视形象。来源/影视剧《精忠岳飞》


之所以两联都提及宋高宗,是因为宋高宗以81岁高寿终年,在乾隆以前历代皇帝中,仅次于86岁的梁武帝,后代皇帝均十分羡慕。乾隆的爷爷康熙也是如此。康熙六十四岁时,曾在对群臣的一份训谕中说:看到有年老臣子申请退休的奏疏,再想到自己年纪也不小了,还得勉力支持,带病工作,就很难过。自己如果能“得数旬之怡养,保全考终之死生”,一定是很快慰的事。自己如果能放下政务,专心养生,“从此岁月悠久,或得如宋高宗之年,未可知也”。一向尊奉皇爷爷的乾隆在晚年,也屡次表现出对宋高宗高寿的向往。他在《题乐寿堂》一诗的诗注中说:


“向以万寿山背山临水,因名其堂曰乐寿,屡有诗。后得董其昌《论古帖》,知宋高宗内禅后有乐寿老人之称,喜其不约而同,因以名宁寿宫书堂,以待倦勤后居之。”


如宋高宗一般以太上皇尊荣安享晚年,是乾隆的理想生活。


 

乾隆皇帝的影视形象。来源/影视剧《还珠格格》

 

不过,除开对长寿的向往,乾隆对宋高宗的态度,其实更多的是“事业”上的鄙夷。乾隆四十五年(1780),70岁的乾隆在御制《八月十三日于避暑山庄行七旬庆典即事成什》一诗的自注中说:


三代以后,帝王享国年逾七旬者六帝:汉武帝、梁高祖、唐明皇、宋高宗、元世祖、明太祖。其中可法者,惟元世祖、明太祖。然亦不能无遗憾焉。其余皆予所鄙以为戒者。


这话说得相当明白:汉武帝、梁高祖、唐明皇、宋高宗,我乾隆看不起你们!


而其中,宋高宗又在“看不起”行列中,拔得头筹。

 

乾隆皇帝的影视形象。来源/影视剧《还珠格格》

 

说起乾隆对宋高宗的轻蔑,恐怕要上溯到六百多年前的金宋交往。


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距离“绍兴和议”(1141)已过去二十年。金主完颜亮(海陵王)于1150年弑君夺位后,一直怀有“混一四海”的野心。他不仅将都城从上京(今黑龙江阿城)迁至燕京(今北京),更在开封大修宫室,准备进一步南侵。


完颜亮派遣签书枢密院事高景山、刑部侍郎王全作为生辰使,赴南宋临安(今杭州)为宋高宗赵构贺寿。这场“贺寿”,明面上是例行为宋高宗庆祝生日,实则是试图以羞辱迫使南宋屈服,为开战做准备。完颜亮在使臣出发前,专门召见王全,授意他当面数落赵构,要求南宋割让汉水、淮河一带土地,并强令宰执重臣赴汴京“学习”,以提高侮辱宋帝的“专业能力”。《资治通鉴后编》记载完颜亮嘱咐使者道:


汝见宋主,即面数其焚南京宫室、沿边买马、招致叛亡之罪。当令大臣来此,朕将亲诘之,且索淮、汉之地。如不从,则厉声诋责之,彼必不敢害汝。


 

金,青玉透雕山林群鹿人物纹炉顶。来源/故宫博物院

 

抵达宋廷,面见宋高宗时,金使王全按照完颜亮的嘱咐,态度倨傲,不仅拒绝行礼,还当庭厉声呵斥赵构,威胁南宋割地称臣,否则“大金铁骑,不日踏平临安”。之后,王全又提及南宋曾派“祈请使”巫伋向金国请求放归被俘的宋钦宗赵桓(即赵构的兄长),告知宋高宗宋钦宗的死讯。


宋钦宗被俘后,先是被金太宗废为庶人,后封“重昏侯”,金熙宗时期为缓和宋金关系,又将其晋封为“天水郡公”——天水乃赵氏郡望,此举本有示好之意。然而,宋钦宗的屈辱生涯并未完结,他究竟因何而死,正史并无记载。南宋讲史话本《大宋宣和遗事》与辛弃疾所撰《窃愤录》谈及此事,称金主完颜亮命宋钦宗与辽天祚帝耶律延禧赛马球,比赛中完颜亮先令人射死耶律延禧,宋钦宗见状大骇,跌下马去,之后被乱箭射死,尸身也被乱马践踏。这虽只是笔记故事所言,但在以残虐著称的完颜亮手中,宋钦宗定然无法获得体面的结局。


从金使口中得知兄长的死讯,对于宋高宗而言,这又是怎样的五味杂陈。但,面对王全的种种大不敬行为,他选择的只是默默忍受,躲在屏风后默默哭泣,害怕自己惹怒金朝,招来战火。


 

宋高宗赵构的影视形象。来源/影视剧《精忠岳飞》

 

金使羞辱宋高宗一事,各正史都讳莫如深。《宋史·高宗本纪》以“全扬言无礼”四字轻描淡写;《续资治通鉴》以“哓哓不已(喋喋不休)”一笔带过;在《宋会要辑稿》中,这段历史也只被压缩成“金使高景山、副使王全来贺生辰,口传亮悖慢语”二十个字。后人只能从他人列传和不同文献中拼凑出历史的事实真相。


金使走后,宋高宗又起了“南逃”的念头。《宋史·陈康伯》记载:


“中外妄传幸闽、蜀,人情汹汹。”


朝中内外,均传言皇上要南逃至福建或四川一带。当九月完颜亮真的派兵攻打南宋时,宋高宗更加情绪崩溃,反复提及当年“搜山检海”的逃亡经历,甚至命内侍悄悄准备车驾,似乎随时准备重演三十年前的狼狈一幕。以至于宰相陈康伯不得不亲自前去劝奏皇上“静以待之”。


此时,宋高宗已做了三十年皇帝,却仍如惊弓之鸟。他密令明州(今宁波)守臣整修海船,又派亲信赴福州勘察行宫遗址——这些都是建炎年间他逃亡时的老路。之后,又下圣旨,称:“如敌未退,散百官。”竟欲解散朝廷放弃镇守杭州。陈康伯立刻烧去圣旨,“以头叩阶,泣谏:百官一散,陛下独存何用?”《三朝北盟会编》记载,面对陈康伯的抗拒,赵构居然反问:“建炎时朕仅率数骑渡江,不亦得存?”正如《四朝闻见录》所叹:“绍兴之耻,竟使天子终身畏金如虎。”


 

宋,哥窑青釉双耳彝炉。来源/故宫博物院

 

直到前线传来宋军小胜的战报,宋高宗才勉强按下南逃之念。即便偏安多年,他也从未真正走出恐惧的阴影,只是杯弓蛇影,也足以让他抛弃尊严。身为一国之君,如此作态,真是可怜、可笑又可恨。不久后,宋高宗便宣布传位于建王赵昚(shèn),也就是后来的宋孝宗,自己则退为太上皇。这太上皇一当,就是整整二十五年。去世后,礼部以其具备“尧之四德”(“尧者,高也”,“四德”即钦、明、文、思),上庙号为高宗,史称宋高宗。


宋高宗受辱不敢反抗,还被战事吓得魂飞魄散,同为一国之君,乾隆对此可谓不屑至极。他先批判王全曾为宋人,却听从金人命令羞辱旧君,实乃卖国行径;又嘲讽宋高宗忍气吞声,懦弱不振,有悖为君之道:


王全虽受海陵(完顔亮)之命激怒宋人,以为南侵计,然此在金人犹可,而全则本宋人也,直呼其故君之名,悖逆已甚。而高宗竟听其肆谩,隐忍不言,庸懦委靡,直是全无人心,尚可以腼颜人上乎?必不敢害之言,早为海陵所料。惟怀苟安,而罔知自厉,无怪其终不能出人掌握耳……


而“怒骂”宋高宗,这可不是乾隆的第一回了。他对宋高宗贪图安乐,不能收复中原失地,听信奸臣残害忠良等等行径十分厌恶。翻阅《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满纸都是乾隆对这位南宋开国皇帝的辛辣批评。


乾隆皇帝的影视形象。来源/影视剧《还珠格格》

 

一是骂其苟且偷安。“偏安江左,坐视中原沦陷,岂人君所为?”乾隆最看不起赵构的,就是他满足于半壁江山,毫无收复失地的雄心。在批注《宋史》时,乾隆写道:

 

“高宗若能卧薪尝胆,何至使金人猖獗若此?”

 

他认为,赵构但凡有越王勾践一半的骨气,也不至于让南宋永远抬不起头来。


二是骂其宠信奸佞。乾隆对赵构冤杀岳飞一事尤为愤慨,屡屡提及此事,都要大为光火。乾隆在御制《五经萃室记》一文中说:

 

“吾于是慨武穆之忠,而喜其有文孙(岳珂)承继家声也,又恨宋高宗之信奸相,忘复仇而自坏其长城也。”

 

更令乾隆不齿的是,赵构明知秦桧结党营私,却仍纵容其专权十余年,直到秦桧死后才假惺惺地“追夺其爵”。乾隆对宋高宗做出这等有悖天理之事还能以高寿善终,心里也十分不平衡,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曾作过一组评价古代帝王的长诗,提到宋高宗时,他这样说:


忘不共戴天之仇,安苟且一隅之暂。有其志尚恐不能成,忍于耻那复知有憾。奸如秦桧,旌一徳之应求; 忠若岳飞,致三木之审勘。如斯人也,而得优游徳寿以善终,盖幸叨天恩之滥。



当然,乾隆此语也有言外之意,连宋高宗这样的人都能长寿,那么自己兢兢业业这么多年,理所当然更应该得到“天恩”的青睐。


三是骂其懦弱无能。“闻敌而逃,弃民不顾,此岂万乘之主?”乾隆对赵构的逃跑行径嗤之以鼻。在读到赵构因金使威胁就要“散百官”时,乾隆批其“如此畏首畏尾,不如早让位于有为之君”。


不过,乾隆并非全然否定宋高宗,他将宋高宗多次和南明福王对比,认为赵构在守成方面,还是略有建树的。他在组诗《世祖平定天下》的诗注中说:


明福王朱由崧为其诸臣拥立,称号江宁,使稍能奋志有为,未尝不可同宋高宗之偏安南渡。乃以昏闇,不克自振,惟晏乐是耽,任用马士英、阮大钺奸党擅权,是非颠倒,而高杰辈又复交讧于外,势益阽危。虽史可法力矢孤忠,诚如一木之难支倾厦。


与南明君主的昏庸相比,宋高宗似乎还有可取的地方。至少他在危难之际保住了半壁江山,为南宋延续了一百五十余年的国祚。


宋高宗赵构的影视形象。来源/影视剧《精忠岳飞》

 

但总的来说,尽管史家对宋高宗有“中兴”的评价,乾隆对宋高宗还是以贬为主的:


至于宋高宗流离播迁,仅有东南半壁,始终委靡无能,苟图自全之计,不思为父兄雪耻,恢复中原,以为偏安则可,然比之东晋元帝,尚有未逮,顾腼然诩为中兴,不亦深可鄙哉!


《乐善堂全集》里乾隆又一再强调:


“为君者当以唐太宗为法,岂可效宋高宗之苟安?”


正如乾隆自己在《乐寿堂》一诗诗注中所言,自己希望与宋高宗相同的地方,惟有其长寿一节,至于“其人其政,实有不足希者”。


有趣的是,乾隆百年后庙号“高宗”,恰与宋高宗同。据《清仁宗实录》记载,这个庙号是依“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旧例拟定,重点在“高”字彰显“德覆天下”之意。谥法有云:德覆万物曰高;功德盛大曰高;覆帱同天曰高。“高宗”本意的确很好,但在乾隆之前,以“高宗”为庙号的皇帝中,以唐高宗和宋高宗最为有名,而此二人在史家眼中,都有着不小的瑕疵,乾隆本人也对他们多有批判。乾隆一生自视甚高,继承父祖基业后,在位期间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捍卫边疆领土,多次南巡,编纂《四库全书》,在文化、军事、政治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自号“十全老人”,对自己的文治武功极为自信,又怎会愿意忍受与宋高宗相同的庙号?

 

然而,那时乾隆已死,自然无力对自己的庙号发表意见。时人对此也充满着不解与疑惑。赵翼在《檐曝杂记》中意味深长地写道:


“今上庙号同南宋主,而功业迥异。”


朝鲜使臣的《燕行录》记载得更直白:


“清人庙号竟与怯宋主同,而无人敢议,甚可怪也。”


无论如何,这一庙号已无法更改,是否暗有玄机,只能任由后人猜测评说。

 

清乾隆,青玉交龙纽“敕正万邦之宝”(二十五宝之一)。来源/故宫博物院

 

宋清二位高宗,都享有八十以上的高寿,都做过太上皇,也都有着书画的爱好。这些巧合,似乎是历史有意开的一个小玩笑,让两条平行线意外相交。不知在另一个世界,二人是否会跨越六百年时光,遥遥相望——一个在江南烟雨中苟且偷安,一个在康乾盛世里志得意满;一个因怯懦而保全半壁江山,一个因自负而埋下衰亡伏笔……是非功过已成过往云烟,只余下西湖畔的墨痕与紫禁城内的题跋,在历史的长廊里无声对话。

 

参考资料:

1.(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09.

2.(南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北京: 中华书局,1989.

3.(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北京: 中华书局,2013.

4.(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北京: 中华书局,2000.

5.(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

6.(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7.李文君.建炎名偶似希事不希人——乾隆眼中的宋高宗[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4(01):70-76.

8.陈兆肆,王亮.乾隆帝推崇岳飞考论[J].清史研究,2024,(05):95-109.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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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李宁馨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张斌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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