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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9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
 

从古至今，宠物始终是人类的重要伙伴。灵巧可爱的猫咪，机灵活泼的狗子，欢蹦乱跳的鸟儿，一举一动简直“萌化”人们的心。如果萌宠会说话，大概会来一句：小小人类，轻松拿捏。

 

当“铲屎官”决定“供养”一只宠物时，必须完成的可不仅是物质准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取名字。如何给爱宠起一个既朗朗上口，又与众不同，还不显得掉价的名字？今天咱们就来看看，古人给宠物起名有哪些“小妙招”。




想不出来？别吵，我在观察


第一招：抓特征。仔细观察宠物，哪方面最特别，就起一个应景的名字，现代人给宠物起名也常用这招。让我们来看看古人是如何运用的。



先来看两位“重度猫奴”。南宋陆游留下了大量的赠猫诗，其中提到自己给几只猫儿起名“於菟（wūtú）”“粉鼻（肯定是有粉鼻子的可爱小猫）”“雪儿（肯定是一身白毛）”。粉鼻和雪儿都是抓老鼠的好手，它们的名字生动形象，但“於菟”又是什么意思呢？


《左传》中记载楚人“谓虎‘於菟’”，“於菟”就是老虎的别称，这两个字应该是楚地方言的音译。换言之，陆游给小猫起名叫“小老虎”，说明这只小猫一定虎头虎脑的十分可爱。



陆游爱猫，并且尤其喜欢和猫儿一起宅家。屋外天寒地冻，风雨交加，他在屋里盖着毯子烤火，并在诗中写下“我与狸奴不出门”，好不快活。放在现代，这就相当于发朋友圈炫耀：今天暴雨宅在家里，我有猫你没有，羡慕吗？


在古代，“狸奴”是最常见的对猫的爱称。古人喜欢给某一类特征相似的动物起名。以猫儿为例，白爪黑猫叫“乌云踏雪”，黑背白肚叫“乌云盖雪”，白毛黑嘴（尤其是唇边有知了纹的）叫“衔蝉”（后来演变为对猫的统称），白毛黄背称为“将军负印”，等等。根据清代宫廷档案《猫犬名册》记载，慈禧给毛色带紫色的猫儿取名“雨过天晴”，是不是顿时就有一种“云销雨霁，彩彻区明”的辽远感？



明朝时，另一批赫赫有名的“猫奴”横空出世——明代中期的皇帝们。以嘉靖皇帝为例，他是这样给猫儿起名的：


时禁中有猫，微青色，惟双眉莹洁，名曰“霜眉”。善伺帝意，帝甚怜爱之。猫死，命以金棺葬万岁山。


史载嘉靖有一只爱猫，毛发微青，眉毛洁白，因此取名“霜眉”。这只猫不仅长相清丽脱俗，而且非常擅长“揣测上意”，让嘉靖感叹“深得朕心”。猫儿去世后，嘉靖悲痛欲绝，命人用金棺厚葬于万岁山。他下旨追封霜眉为“虬龙”，猫冢上立碑“虬龙冢”，并召集群臣为霜眉撰写祭文。




说完了猫儿，再来看看其他动物。在抓特征这个领域，马儿的名字可谓一骑绝尘。如果把古代马儿的名字收集起来，大概可以组成一个“名马天团”。


晋人崔豹在《古今注》中记载，秦始皇手下有七大名马——追风、白兔、蹑景、奔电、飞翮（hé）、铜爵和神凫，简单来说就是“跑得快”“跑得更快”和“跑得超级快”。据说这些马儿都有西域血统，速度快，耐力强，在当时是千金难求的良驹。



比七大名马更著名的，是项羽的坐骑“乌骓”。“乌骓”并不是这匹马儿的本名。《垓下歌》中唱道：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此时它仅仅被称为“骓”，《毛诗故训传》中解释说“苍白杂色为骓”，意思是毛色青白混杂的马。后来西楚霸王的故事在民间口耳相传，经过反复艺术加工，才出现了“乌骓”这个称呼。




历史继续前行，到唐代时，唐太宗手下有大名鼎鼎的昭陵六骏——什伐赤、青骓、特勒骠、飒露紫、拳毛騧（騧guā，黄嘴的黑马）和白蹄乌。简单来说就是小红、小青、小勇、小紫、黄嘴小黑和白蹄小黑，显然唐太宗不会给它们起这么朴素的名字，他为每匹马精心起名，并将它们的骁勇形象刻在昭陵中，永远陪伴自己。



除此以外，唐玄宗给白鹦鹉起名“雪衣娘”，明宣宗给两条猎犬取名“赛虎”和“赛狼”，慈禧给猫儿起名为“黑玉”“斑玉”，给狗儿起名“海龙”，乾隆时期的《十骏犬图》载有“霜花鹞”“睒星狼”“茹黄豹”等犬名，无一不是画面感极强的名字。



可是，如果动物没有明显特征怎么办呢？古人的答案很简单：遇到困难时，没有什么是一句吉祥话不能解决的。


先许个愿，能不能实现另说


这就是起名第二招：找好意头。没有特征，那就创造特征；没有特殊寓意，那就赋予它意义。给宠物起个吉祥名字，例如“旺财”或者“来福”，一听就让人心情舒畅。


古人给宠物起的吉祥名字更文雅吗？未必如此。雍正酷爱狗，亲自传令内务府给狗儿做衣服、套头和狗窝，大到做成什么样式，小到用什么面料、做什么尺寸、加多少棉絮，全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狗狗荣宠之盛，恐怕连后宫妃子都望尘莫及。


一查史料，其中两条狗一条叫“造化”，一条叫“百福”。




霸气中透着一丝烟火气，富贵中透着一丝朴实无华。不仅如此，在有史载的清代宫廷犬名中，还有“如意”“喜姐”等名字，非常接地气，一看就很好养活。


与狗相比，猫儿的名字更加含蓄。或许是因为猫生来娇贵，而且清宫中的“猫奴”以宫妃为主，所以在取名时更加讲究。洋画师艾启蒙绘有画册《狸奴影》，册中绘有十只御猫，在每幅肖像上题有猫儿的名字。其中包括“仁照狸”“普福狸”等寓意美好的名字，也有“妙静狸”“涵虚奴”“清宁狸”等意蕴悠长的名字。


这些名字都是对日常生活的美好祝福。如果遇上特殊节庆，不仅官员们要说吉祥话，动物们也要“被迫营业”。《太平御览》《明皇杂录》《舞马赋》等文献都记载了一则逸闻：


天宝中，尝令教舞马四百蹄，分为左右，各有部，目曰某家宠、某家骄。



众所周知，唐玄宗李隆基是音乐大家。他曾经训练舞马四百匹，并“衣以文绣，络以金铃，杂以珠玉”，乐曲一响，它们就跟着节拍起舞，“奋头鼓尾，无不应节”。这支乐曲被命名为《倾杯乐》，在帝王寿辰等重大宫廷宴会上表演。


为了讨个好兆头，每匹马都有自己的名字。它们被分为左右两部，其中一部都叫作“某家宠”，另一部叫作“某家骄”。“宠”蕴含着对马儿的喜爱，而“骄”是“健壮、威武”之意，不仅形容马儿矫健，更代表着大唐国力强盛，蕴含着对江山永固、千秋万代的美好愿景。




结合历史来看，唐玄宗这个愿望显然落空了。但不管怎么样，宠物的名字意蕴一定要好，能不能实现另说。这也是古今“铲屎官”们的共同愿望。


都是宠物，怎么你当上官了？


最后，咱们来看看第三招：加官晋爵。事先说明：这一招在古代只有皇帝能用，如果官员敢这么干，第二天就得和爱宠一起掉脑袋。


给宠物加官晋爵的历史很早，早到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左传·闵公二年》中记载：


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


卫懿公对鹤痴迷，不仅让它们坐轩车，还给它们封爵，享有俸禄。打仗的时候，士兵们都说：“鹤有官爵，让它们去打吧！”久而久之，这些鹤就被戏称为“鹤将军”。



卫懿公荒淫误国，让鹤多了一个千古讽刺典故——“鹤乘轩”。



和他同样荒诞的还有北齐后主高纬。这位后主不仅给动物封爵，还专门发明了一套爵位。《北齐书》中记载：


马及鹰犬乃有仪同、郡君之称，故有赤彪仪同、逍遥郡君、凌霄郡君。


不仅马、鹰和波斯狗有封号，就连斗鸡都“号开府”，活得比人都精彩。朝纲乱到这个份儿上，难怪高纬会成为亡国之君。


同样是做帝王的爱宠，“卫鹤”和“赤彪仪同”都成了讽刺典故，唐昭宗手下的猴子却流芳千古。《洪范羽翼》《唐才子传》等文献中都提及这段故事：


猴颇驯，能随班起居。昭宗赐以绯袍，号“孙供奉”。朱温篡位，取此猴殿下起居。猴望殿陛见温，径趋其所奋击。温令左右杀之。



唐昭宗李晔养过一只猴子，性格温顺，每天跟着皇帝从起床、上班、工作到睡觉一条龙，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唐昭宗对它青睐有加，赏给它绯红官袍，并封其为“孙供奉”。尔后朱温篡唐，孙供奉看见朱温就扑上去殴打，被侍从捉住杀死。


自此以后，“孙供奉”成为忠君报国的文学意象。宋亡后，宋代诗人林景熙在《孙供奉》中写道：


“绯衣受天恩，日瞻唐殿驾。朱三尔何为，欲使两膝下。”


意思是说：猴子受了皇帝的恩泽，尚且知道以死报主，身为官员食君之禄，又怎能卑躬屈膝呢？



和这些留名青史的宠物相比，猫猫狗狗的记载倒少一些，或许是因为世人普遍爱猫狗，所以对帝王“招猫逗狗”的行为更加宽容。毕竟，猫猫狗狗多可爱，给他们封个官似乎无伤大雅？


猫犬都是紫禁城里的常客。从明代开始，紫禁城中就设有专门的“猫儿房”，上文中提到的“霜眉”就是猫儿房中的娇客。明熹宗朱由校给喜爱的猫儿封官、清代乾隆帝给狗儿封官，可见猫犬的荣宠之盛。



无论是抓特征、找好意头还是加官晋爵，这些名字归根结底都是古人瞬时情感的结晶。或妙趣横生，或荒诞不经，或意味深长，藏在这些名字背后的，往往是古人的智慧、幽默与深情。在今天，人们仍然秉持着这样的愿望：给宠物起一个好名字，让它成为一抹亮色，温暖平凡的生活。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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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思归乐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张斌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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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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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击的士族

旁落的皇权

跨越五百年的权力对抗史

国民历史读物《国家人文历史》专业团队

最新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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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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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9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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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出来？别吵，我在观察


第一招：抓特征。仔细观察宠物，哪方面最特别，就起一个应景的名字，现代人给宠物起名也常用这招。让我们来看看古人是如何运用的。



先来看两位“重度猫奴”。南宋陆游留下了大量的赠猫诗，其中提到自己给几只猫儿起名“於菟（wūtú）”“粉鼻（肯定是有粉鼻子的可爱小猫）”“雪儿（肯定是一身白毛）”。粉鼻和雪儿都是抓老鼠的好手，它们的名字生动形象，但“於菟”又是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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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狸奴”是最常见的对猫的爱称。古人喜欢给某一类特征相似的动物起名。以猫儿为例，白爪黑猫叫“乌云踏雪”，黑背白肚叫“乌云盖雪”，白毛黑嘴（尤其是唇边有知了纹的）叫“衔蝉”（后来演变为对猫的统称），白毛黄背称为“将军负印”，等等。根据清代宫廷档案《猫犬名册》记载，慈禧给毛色带紫色的猫儿取名“雨过天晴”，是不是顿时就有一种“云销雨霁，彩彻区明”的辽远感？



明朝时，另一批赫赫有名的“猫奴”横空出世——明代中期的皇帝们。以嘉靖皇帝为例，他是这样给猫儿起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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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载嘉靖有一只爱猫，毛发微青，眉毛洁白，因此取名“霜眉”。这只猫不仅长相清丽脱俗，而且非常擅长“揣测上意”，让嘉靖感叹“深得朕心”。猫儿去世后，嘉靖悲痛欲绝，命人用金棺厚葬于万岁山。他下旨追封霜眉为“虬龙”，猫冢上立碑“虬龙冢”，并召集群臣为霜眉撰写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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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唐玄宗给白鹦鹉起名“雪衣娘”，明宣宗给两条猎犬取名“赛虎”和“赛狼”，慈禧给猫儿起名为“黑玉”“斑玉”，给狗儿起名“海龙”，乾隆时期的《十骏犬图》载有“霜花鹞”“睒星狼”“茹黄豹”等犬名，无一不是画面感极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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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狗相比，猫儿的名字更加含蓄。或许是因为猫生来娇贵，而且清宫中的“猫奴”以宫妃为主，所以在取名时更加讲究。洋画师艾启蒙绘有画册《狸奴影》，册中绘有十只御猫，在每幅肖像上题有猫儿的名字。其中包括“仁照狸”“普福狸”等寓意美好的名字，也有“妙静狸”“涵虚奴”“清宁狸”等意蕴悠长的名字。


这些名字都是对日常生活的美好祝福。如果遇上特殊节庆，不仅官员们要说吉祥话，动物们也要“被迫营业”。《太平御览》《明皇杂录》《舞马赋》等文献都记载了一则逸闻：


天宝中，尝令教舞马四百蹄，分为左右，各有部，目曰某家宠、某家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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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历史来看，唐玄宗这个愿望显然落空了。但不管怎么样，宠物的名字意蕴一定要好，能不能实现另说。这也是古今“铲屎官”们的共同愿望。


都是宠物，怎么你当上官了？


最后，咱们来看看第三招：加官晋爵。事先说明：这一招在古代只有皇帝能用，如果官员敢这么干，第二天就得和爱宠一起掉脑袋。


给宠物加官晋爵的历史很早，早到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左传·闵公二年》中记载：


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


卫懿公对鹤痴迷，不仅让它们坐轩车，还给它们封爵，享有俸禄。打仗的时候，士兵们都说：“鹤有官爵，让它们去打吧！”久而久之，这些鹤就被戏称为“鹤将军”。



卫懿公荒淫误国，让鹤多了一个千古讽刺典故——“鹤乘轩”。



和他同样荒诞的还有北齐后主高纬。这位后主不仅给动物封爵，还专门发明了一套爵位。《北齐书》中记载：


马及鹰犬乃有仪同、郡君之称，故有赤彪仪同、逍遥郡君、凌霄郡君。


不仅马、鹰和波斯狗有封号，就连斗鸡都“号开府”，活得比人都精彩。朝纲乱到这个份儿上，难怪高纬会成为亡国之君。


同样是做帝王的爱宠，“卫鹤”和“赤彪仪同”都成了讽刺典故，唐昭宗手下的猴子却流芳千古。《洪范羽翼》《唐才子传》等文献中都提及这段故事：


猴颇驯，能随班起居。昭宗赐以绯袍，号“孙供奉”。朱温篡位，取此猴殿下起居。猴望殿陛见温，径趋其所奋击。温令左右杀之。



唐昭宗李晔养过一只猴子，性格温顺，每天跟着皇帝从起床、上班、工作到睡觉一条龙，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唐昭宗对它青睐有加，赏给它绯红官袍，并封其为“孙供奉”。尔后朱温篡唐，孙供奉看见朱温就扑上去殴打，被侍从捉住杀死。


自此以后，“孙供奉”成为忠君报国的文学意象。宋亡后，宋代诗人林景熙在《孙供奉》中写道：


“绯衣受天恩，日瞻唐殿驾。朱三尔何为，欲使两膝下。”


意思是说：猴子受了皇帝的恩泽，尚且知道以死报主，身为官员食君之禄，又怎能卑躬屈膝呢？



和这些留名青史的宠物相比，猫猫狗狗的记载倒少一些，或许是因为世人普遍爱猫狗，所以对帝王“招猫逗狗”的行为更加宽容。毕竟，猫猫狗狗多可爱，给他们封个官似乎无伤大雅？


猫犬都是紫禁城里的常客。从明代开始，紫禁城中就设有专门的“猫儿房”，上文中提到的“霜眉”就是猫儿房中的娇客。明熹宗朱由校给喜爱的猫儿封官、清代乾隆帝给狗儿封官，可见猫犬的荣宠之盛。



无论是抓特征、找好意头还是加官晋爵，这些名字归根结底都是古人瞬时情感的结晶。或妙趣横生，或荒诞不经，或意味深长，藏在这些名字背后的，往往是古人的智慧、幽默与深情。在今天，人们仍然秉持着这样的愿望：给宠物起一个好名字，让它成为一抹亮色，温暖平凡的生活。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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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思归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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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火炬 李栋 张斌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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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500 字
阅 读 需 要 18 分 钟


清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六日（1785年8月30日）子夜时分，福州城内，离贡院不远一条叫左营司小巷的一间矮屋中，却还亮着灯火。这晚，一个新的生命在这里降生，他就是林宾日的次子（长子出生数月后早夭）。林宾日对这名男婴寄予厚望，为其取名“林则徐”，“则”取效法的意思，“徐”是指南朝才子徐陵。以文学才华著称的徐陵，字孝穆，8岁能文，12岁通《庄子》《老子》，博涉史籍。其幼年被大名鼎鼎的高僧宝志和尚誉为“天上石麒麟”，成年后文采风流，官位显赫，留名青史。显然，父亲林宾日期盼儿子能像徐陵那样文采出众，出入相阁。后来，林则徐自己也取字少穆，又字石麟，都和这位南朝才子拉上了关系。还有一种说法，据施鸿保《闽杂记》卷四《林文忠公取名》条，说林则徐降生时，恰好新任福建巡抚徐嗣曾鸣锣打轿从林家门口经过，林宾日给孩子取名则徐，字元抚。


家世渊源


林则徐为著名的“九牧林家”之后。“九牧林家”的始祖是林披。唐天宝年间，官至太子詹事兼苏州别驾的林披自北螺凤林（今莆田市荔城区西天尾镇林峰村）迁居澄渚乌石（今西天尾镇龙山村）。林披治州事十载，勤政惠民。辞官归里后，专心兴学育才，诗礼传家，创办福建第一所私人书堂——澄渚书堂。林披生苇、藻、著、荐、晔、蕴、蒙、迈、蔇九子，先后擢明经、登进士第，俱官刺史。九子学问、人品闻于九州，后裔子孙播迁海内外，世称“九牧林家”。宋末乾道年间（约1170），林则徐的先人由莆田澄渚迁居福清县杞店（即今海口镇岑兜村）。到清朝初年，闽林17世孙林学弢（即林则徐五世祖）为避倭患，带着他这一脉子孙又迁居回福州（当时叫侯官）。



林则徐的祖父林万选虽苦读经书，是个闽县廪生，但终生潦倒不得志。虽然从其父林廷癸那分得“稻谷三十挑，住屋数间，另有书田十担”，但由于其下儿女众多，都无生业，家境日益拮据破落，长期随叔父游宦河南、山东一带，靠教读谋生。林万选出门一去10余年，等到他从河南回到侯官，已是“外欠颇多，利息重积”，被迫“将住屋售人，以偿债务”。第二年，林万选在穷愁潦倒中死去，遗下田产全部变卖，旧债仍未还清。去世前更是借债为生，“无一尺之地，半亩之田”。


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幼年因父亲长期在外，生活困难，13岁才赴私塾读书。但他勤奋好学、自强不息，在父母相继去世、家中负债累累的情况下，“犹苦志读书，终夜不寝”，终于在29岁时以县试第一名考中秀才，转年乡试补为廪生，但一直没有考取举人。林宾日从科场上退下后，放弃了科考做官的人生道路，以塾师为业。虽有官府的廪生津贴和教书的微薄收入，但夫妻二人共生养10个子女，长子鸣鹤不幸早逝。一个本来就贫寒的家庭，又加上子女众多，其困苦可想而知。


林则徐自幼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半饥半寒，迁就度日”的贫困家庭中。但贫寒的家境，从未让林宾日放弃对林则徐的培养，常说：“男儿当自奋发，岂甘以贫废学耶？”



林则徐的母亲陈帙是闽县岁贡生陈时庵的第五女。在《先妣事略》中，林则徐记述由于家庭经济贫寒，母亲还需从事女红及制作手工工艺品，以换取一些收入补助家用。


林宾日一面从事教读、讲学以维生，一面倾全部精力培植儿子。少年林则徐聪慧过人，据《福清岑兜林氏族谱》记载，有一次，林宾日带林则徐回到故乡，乡里一位名士想试一试林则徐的才智，念了一句“鸭母无鞋空洗脚”，叫少年林则徐限时应答。林则徐略加思索就应声对答道：“鸡公有鬓不梳头”，人们听后无不拍手称赞。林则徐刚4岁，就被父亲带到其任教的罗氏试馆，坐在其腿上读书。乾隆五十六年（1791），林则徐6岁即开始学作文。当别人认为孩子年龄太小时，林宾日却认为“此儿性灵，时有发现处，不引之则其机反窒，此教术之因材而施者耳”。林宾日教学方法不同于一般教书先生，教育态度既讲究又开明。他不只重追求学问，还注重品格修养；不求死背，不求体罚，循循善诱。林则徐后来追忆：


“府君之教，谆谆然，循循然，不激不厉，而使人自乐于向学；讲授书史，必示以身体力行，近理著己之道，罕譬曲喻，务使领悟而后已，然未尝加之笞挞，即呵斥亦绝少。”


父母的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对林则徐的一生影响深远。也正是在这种学习氛围下，林则徐很快就展露出天资聪颖的特性，12岁被选为佾生，14岁中秀才。


初涉仕途


考中秀才后，林则徐即入福建省当时最高的学府——鳌峰书院求学。


嘉庆七年（1802），林则徐和小他4岁的郑淑卿订了婚。郑淑卿的父亲郑大谟，家住福州朱紫坊，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曾任河南永城县令。嘉庆九年（1804），林则徐参加乡试，考中举人。在揭晓成绩排名的那一天，他正式迎娶郑淑卿为妻。十二月，林则徐前往京师参加会试，结果却名落孙山。回乡后，他在福州北库巷开设“补梅书屋”开班授徒，等待下一次会试。



嘉庆十一年（1806）秋天，林则徐应泉州府厦门同知房永清聘请，担任文书，来到闽南重镇厦门。这段游幕经历不仅解决了其家庭生计问题，更重要的是锻炼了自己的行政能力，培养了经世思想，为后来为官理政打下坚实的基础。


18世纪末，为扭转贸易逆差，英国向中国输送鸦片。鸦片走私的毒流，已经暗暗从广东扩大到福建沿海。林则徐担任海防同知书记，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鸦片流毒问题。这对林则徐日后处理涉外事务和对鸦片的严禁态度无疑都有着重要影响。


任内，林则徐还得到汀漳龙道百龄和福建巡抚张师诚的赏识。百龄曾见到林则徐所办公牍，大加赞赏，即目为“大器”并“广为延誉”。嘉庆十二年（1807），林则徐被张师诚招为幕僚。张师诚之所以选中林则徐为幕僚，依林氏家族后人传说，张师诚翻阅各地呈交给他的贺启，发现林则徐的贺启写得最好。那时正值除夕，惯例都要各地官员向皇帝呈拜折。张师诚将林则徐召来代草拜折，其间诸多刁难，整夜在他居所外连放爆竹，又改动拜折，要林则徐重抄一遍。张师诚观察林则徐的修养和态度，只见他认真誊写一遍，深为欣赏其人品及才华，便将他纳入幕僚。



《清史稿》评价张师诚“在当时疆吏中有能名，治福建最著”。林则徐在张师诚幕下期间，经过处理抚署奏稿文牍的历练，增加了从政本领，学习并掌握了关于历史掌故、兵、刑、礼、乐等知识，是其学习政事的开始，也是成为实干家和一代名臣的开端。张师诚亦惜林则徐之才，鼓励他求取功名。嘉庆十三年（1808），林则徐第二次赴京参加会试，结果再次落选，离京南返，六月回到福州，再次进入张师诚幕府。

嘉庆十六年（1811），林则徐第三次进京参加会试。四月二十七日终以殿试二甲第四名、朝考第五名被赐进士出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直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二月被任命为江南道监察御史前往浙江，林则徐除短暂出任学政外，这7年基本上都是在京学习并相继任职庶吉士散馆编修、国史馆协修等。


在此期间，林则徐一方面按照清廷的规定，学习满文、满语，于嘉庆十九年（1814）取得“以清汉书同试，名列第一”的成绩，更为重要的是，他利用在翰林院供职的机会，大量接触、阅读内阁秘藏书籍、典册，其中特别对清代政事、典制等方面的知识尤为用力。他潜心研究经世致用之学，撰写《北直水利书》，提出以华北水利改革解决漕运积弊，这一思想为他日后治水埋下伏笔。在京期间，林则徐还参加了陶澍等人组成的“消寒诗社”（后改为“宣南诗社”）活动，与陶澍、潘曾沂等人结下深厚友谊。


为政之路


嘉庆二十五年（1820）二月，林则徐出任江南道监察御史。任职不久，林则徐便出疏严劾福建澎湖协副将张保。张保原系投诚的海盗，他不仅自己吸食鸦片，还纵容部下扰民，层层贿赂。为贿赂林则徐，张保派人送去一斤半重的金鼠。林则徐明察暗访之后奏上一本，揭发张保卖官鬻爵等种种劣行。四月二十三日，林则徐始授任杭嘉湖道，七月赴杭州就任。十月初八、九日，在浙江巡抚陈若霖支持下，他亲自勘察所属海塘水利，发现海塘旧塘十八层中多有质量缺陷之处，随即下令“新塘采石，必择坚厚”。在他指导下修筑起来的海塘，比原有旧塘高出二尺多，同时在旧有的五纵五横格局之外增添桩石，极为坚牢。此外，他在杭州任职期间，还举行观风试，旨在发现人才，进能黜庸，严厉打击社会丑恶现象和胥吏腐败等行为。


初涉官场时，林则徐对种种恶习十分反感，心中非常苦闷。道光二年（1822），林则徐在给友人陈寿祺的诗中言及官场丑态。他鄙弃和谴责那些一味阿谀取容、阘冗颟顸、寡廉鲜耻的利禄之徒，只不过是一伙羊群之虎，尖刻刁滑的害民贼而已。不过，他仍自勉“但当保涓洁，弗逐流波奔”，要作一个出淤泥而不染，不随波逐流的“好官”。



道光三年（1823），林则徐被擢升为江苏按察使。期间，他澄清江苏吏治，改革审判程序，亲自裁决案件，甚至黑夜潜行，明察暗访。在任短短四个月内，就把江苏的积压案件处理十之八九，并把鸦片毒害视为社会弊端加以严禁。道光七年（1827）五月初一，林则徐任陕西按察使，署布政使事。在任仅一个月，即调任江宁布政使。等待交接期间，林则徐留在陕西暂理原职。


当时，陕南大雨连绵多日，位于嘉陵江上游的略阳县城被淹。林则徐闻报后即赴略阳察灾情，安置受灾百姓，“加给一月口粮”；参与移建县城之事，上报朝廷，予以拨款。他事必躬亲，跟士兵、民工一起抗洪抢险，最终使受灾百姓渡过难关。


道光十一年（1831）十月，林则徐奉命总司江北赈抚事宜。同月，由于政声远扬，道光帝希望林则徐“务除河工积习，统归诚实”，擢升其为河东河道总督。


道光十二年（1832），林则徐擢升为江苏巡抚。江南漕赋重，灾害多，为保障农民生活，林则徐大力推广双季稻。当时有人认为江南春寒，不比闽、粤地暖，以两季产量未必胜过一熟等理由抵制双季稻。第二年，林则徐的同年友李彦章收集多方面资料，编成《江南催耕课稻编》一书。林则徐亲自为该书作序，在序文中他分析了江苏气候、地理等多方面条件，坚信“吴民纵不欲行区田法，而于两熟之利，岂独无动于中乎？”



林则徐从家乡福建和湖南引来稻种，在抚署园里试种。他在日记中多处记载了耕作情况，道光十四年四月五日记：“后园田内插秧”；五月二十四日记：“所种水稻秀者十之三四”；六月十五日记：“所种早稻，俱已升浆，其中湖北之种，穗长而粒多”。试验成功后，双季稻便在民间推广，对促进农业生产，解决民生问题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江苏任职期间，林则徐还处理了极为棘手的钱漕、灾赈、水利、盐政、货币等实际事务。期间，鸦片走私泛滥，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外商用低色银元换取“足色纹银”，铸成银元再返销国内获利，加上民间制钱私销、私铸，以致银贵钱贱、国库空虚、商民交困。林则徐在上奏道光帝要求严厉禁止鸦片的同时还向道光帝提出一套自铸银币的主张。他建议由官府自铸银元逐渐代替外国银元的流通，官铸币“每一枚以纹银五钱为准，轮廓肉好，悉照制钱之式”。这可谓中国近代币制改革的先声。遗憾的是，这一建议未得到采纳。道光十七年（1837），林则徐改任湖广总督。


晚清官员陈康祺在《燕下乡脞录》中称：


“世谓文忠（林则徐）当官，无一事不尽心，故无一事无良法。”


从监察御史、布政使到总督，林则徐表现了卓越的施政才能。不仅如此，他关心民间疾苦、刚正不阿、清正廉洁。正如其弟子冯桂芬在《林少穆督部师小像题辞》中所说：


“大江南北数十州之远，亿万户之众，虽乡曲妇人孺子绝不知大吏名氏者，独于（林）公名氏甚熟，莫不知其为好官。”


参考资料：

1.来新夏《林则徐年谱长编》

2.杨国栋《林则徐与岑兜祖居》

3.杨益茂《林则徐与北京》

4.蒋文中、任维东《民族英雄林则徐这样为云南育英才》

5.陈晓声《林则徐的为政之道》

6.周新国《林则徐在江苏的政绩》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8月下，原标题为《无一事不尽心，故无一事无良法 林则徐的早年成长与为政之路》，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黄金生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古月

推荐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林则徐在近四十载宦海沉浮中

既是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的经世能臣

亦是直面西方炮舰的民族英雄

置个人生死祸福于不顾

唯以国家社稷为重的一片赤诚与不朽信念

何尝不是林则徐一生最合适的脚注

本期，让我们一同走进林则徐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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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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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0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


枭雄之所以难得，是因为他们能果断地抓住机会，以勇猛的身姿主动出击杀出一条血路。豪杰于乱世虎啸风生，其一举一动能扭转危难的局势，甚至能决定历史走向，为众人所仰慕。然而史书之中还藏着许许多多不为人所熟知的名字，或韬光养晦一鸣惊人，或默默无闻临危受难，在平凡的一生中写下极具轰动的一笔。战国时期晋国赵襄子的家臣张孟谈，就在紧急关头替宗主做了一件事，以至于改变了晋国四大家族，乃至整个春秋大局的未来。



宿敌的孙子怎么还是宿敌啊

 

公元前453年，智氏宗主智瑶登上了晋国正卿的执政宝座，实现了智氏家族史中的第三次腾飞。虽已手握大权，可安全感不足的智瑶依旧想要从晋国余下的赵氏、魏氏与韩氏手中谋求更多利益。司马迁形容这一时期的他，“知伯益骄”，至于究竟“骄”到什么地步，只看这一件事便知。



农耕社会，掌握权力先要掌握人口与土地。某日，智瑶以壮晋国、夺霸主的名义，向韩赵魏分别索取一百里的食邑，不用想也知道，三家必定不情愿。韩康子不想给，他手下的段规说：


“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向之以兵，然后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


他说服了韩康子，以让出封地为代价将祸水东引；魏桓子也舍不得，任章给他出主意：


“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


最终魏桓子也同意不逞一时之快，让出土地，以此来麻痹智伯，放任他膨胀，等待其肚皮涨破的那一天。



智瑶乐于见到这样的结果，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赵襄子本就与他有仇，此时断断忍不下这口气，只留下两字“弗与！”便挥袖而去。智瑶吃了瘪，气得他暗暗发誓必须立刻处理掉赵氏以绝后患。就这样，积蓄已久的矛盾轰然爆发。


要问智氏与赵氏是何时成为“宿敌”的，那要上述三代人说起。首先是董安于之死——他是赵鞅的贤臣，足智多谋，当时智瑶的祖父宗主智跞怕“不杀安于，使终为政于赵氏，赵氏必得晋国”，谎称董安于就是引起范、中行叛乱的罪魁祸首，最终逼迫董安于自杀，赵鞅痛失重臣。其二，当赵氏军队大败郑国援军、取得了对范、中行氏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后，赵鞅的谋臣傅傁提醒他不要高兴得太早：


“虽克郑，犹有知在，忧未艾也。”


可见对赵氏而言，智氏一直是他们的心头大患。其三，晋出公十一年（前464）智瑶伐郑，时为太子的毋卹（赵襄子）为帮助智氏“将而围郑”，然而只是因为拒绝了智瑶的出战要求，就惹得他醉后“以酒灌击毋卹”，并在回国后向赵鞅提议“使废毋卹”，这是赵襄子的耻辱，也是他最不能忘记的与智瑶的私怨。



试想这样一位“隔壁的坏叔叔”突然有一天想划走你家的后院，谁能同意？长久堆积的仇恨经导火索一引便爆，智瑶以赵氏拒绝纳地为借口，胁迫韩、魏一起出兵，于公元前454年攻打赵氏，晋国发生了继四十年前卿族之间“满六减二”大屠杀之后的第二次兼并战争。

 

四大卿族加起来共有多少个心眼子？

 

面对如此声势浩大的讨伐，逃还是不逃？这根本不能构成一个问题。眼看城门失火，赵襄子自知寡不敌众，唯一的选择就是弃城逃跑，可究竟能逃到哪里去呢？赵襄子问臣下：“吾何走乎？”他的臣属们给出了很多答案，有人说长子县“近，且城厚完”，还有人提议“邯郸之仓库实”，但这些建议都被赵襄子一一否决。长子县和邯郸虽然贮存丰厚，但都是百姓辛苦劳作所积累，“民罢力以完之”“浚民之膏泽以实之”，若就这样让他们几代的辛勤付之一炬，还会有谁为赵氏卖命呢？


思来想去，赵无恤想到了一个好地方：


“其晋阳乎，先主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



晋阳是宗主赵鞅的封地，家臣尹铎、董安于也都曾在此宽行政事，使得百姓们十分忠于赵氏。赵鞅临死之前曾嘱咐赵无恤，如果发生意外，“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适逢今日遭难，赵无恤想起父亲的话，迅速带着族人与臣子乃走晋阳。



逃只是一时上策，并非长久之计，智瑶带着韩康子与魏桓子追到了晋阳，看到赵襄子坚守不出，联军挖开汾水，准备引汾河之水淹没晋阳城，“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汾河水越积越深，晋阳城的城墙很大一截都被洪水淹没，露出水面的部分只剩六尺，城中已是一片狼藉，炉灶都被淹没在水里，到处爬着青蛙。但哪怕如此，晋阳城里的军民也丝毫没有退缩和投降的意思, 他们与赵襄子一直坚守不出。智、赵双方在晋阳一带，就此僵持三年之久。


某日，得意的智瑶邀请魏桓子与韩康子共乘马车前去观望水情，智瑶感叹说：“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听闻此言，魏韩两人仿佛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交头接耳，暗戳戳地你杵我一下我踩你一脚（“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说起了地狱笑话：


“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



安邑与平阳分别是二人的封地，此时隔岸观火，换到明日，未保不是自己和自己的臣民被困于城中。


没想到的是，二人的对话与表情都被智瑶的手下絺疵（chī cī）看在眼里。回去以后他对智伯汇报：


“韩、魏必反矣。”


智伯很震惊，问其缘由，絺疵回答说：


“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没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



从围城之日起三年已经过去了，剿灭赵氏指日可待，可魏桓子与韩康子居然半分喜色都没有，必定是联想到赵氏灭亡后接下来便会轮到他们与智为敌，抱持着这种想法，难免心生叛意。


可面对絺疵这番有理有据苦口婆心的劝说，智瑶却并不相信，反而转头第二天就将絺疵告状之事告知了魏韩二人，二人大惊，连忙反泼污水说絺疵必定已被赵氏所游说，“使主疑于二家而懈于攻赵氏也”。智瑶的刚愎自用在此时暴露无遗，他完全搁置了此事，絺疵非常失望，也预料到日后必生差池，转头奔赴齐国去了。


与此同时城内，赵襄子并不如我们所预想一般沉着冷静，如今晋阳已“财食将尽，士卒病羸”，他被眼前景象折磨得焦头烂额，甚至已经在纠结是否应投降于智瑶。千钧一发之际，张孟谈站了出来，像重生后通读过剧本一般向赵襄子献上他的计策。三家围赵，怎么看都是死局。可都说时势造英雄，有利也有弊，正是因为这个死局，才给了张孟谈力挽狂澜的机会。



“孟谈”非“梦谈”

 

张孟谈首先深刻明白一个道理，临到阵前，最先败的一定是最怕死不敢冒险的一方；其次他准确地预估了当前形势，目前双方实力相差悬殊，时间不等人，必须做一件既能削弱敌方阵营又能增添我军气势的事来实现一举两得。于是他找到赵襄子，慨然说道：


“臣闻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则无为贵知士也。”



自己身为谋士家臣，若不能在危难时刻替宗主解忧，那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张孟谈向赵襄子说明，韩、魏两家只是被智瑶逼迫着参与到战争中来的，他们之间并不团结，如若自己前去游说，便可以从内部瓦解他们。


当夜，张孟谈“潜出”去见了魏桓子与韩康子，向他们讲述了唇亡齿寒的道理：


“今智伯帅韩、魏以攻赵，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



这段话撕开了魏韩二人最后的遮羞布，与他们之前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他们也对张孟谈坦白：


“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谋泄，则祸立至矣。”


面对他们对事情败露的恐慌，张孟谈信誓旦旦地向二人保证：


“谋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伤也！”


事不宜迟，二人立刻与张孟谈约定了举事手段与日期，趁着夜色将他送回了晋阳城内。张孟谈把情况向赵襄子汇报，赵襄子十分开心，对着张孟谈拜了又拜。只是目前还有一事使他烦忧，便是晋阳城内的武器物资问题。赵襄子初来晋阳时，发现这里城郭完善、府库足用，唯独没有箭矢可以使用，如若要己方主动出击，必少不了金属与木材用以制作弓箭。


此事似也早就为张孟谈所料。他摸着墙壁说道，当年董安于治理晋阳的时候，公宫的墙壁都“以狄蒿苦楚墙之”，而公宫的内部“皆以炼铜为柱质”，这两种原料刚好可以制作箭矢，一下子体现出了晋阳城作为大后方的战略价值，也让人明白了赵氏先主为后人设下的含蓄的庇佑。赵襄子“发而用之”，果然，“其坚则箘簬之劲不能过也”，就是再好的美竹也不会比它们坚硬了。



当计划的实施者意志坚定时，具体的执行反而不必担心。到了与魏韩二人商定的那天，赵襄子趁夜使人杀死了看守堤坝的士兵，将堤坝放水去淹智伯的军队。智伯忙着去救决堤的水，军营中乱作一团，此时韩、魏军队突从两翼杀出夹击，赵襄子率领大军从正面进攻，三面围堵，大败智氏。



智瑶从一人之下的晋国正卿，到兵败被杀，皆因其独断专行固执己见。智果和郗疵都曾为他出谋划策，但他无一听取，导致良臣谋士们心灰意冷，一个改姓辅氏，一个请使于齐。这样一看，智氏走向覆灭似是历史的必然。


与智瑶的好大喜功相反，在助赵氏巩固地位后，张孟谈功成身退，主动逃避赵襄子的封赏，选择躲到肙山躬耕垄亩去了。《淮南鸿烈解》曾点评：


“晋阳之存，张孟谈之功也。”



赵襄子的转危为安，乃至赵氏最后立国，张孟谈都功不可没，他在挺身而出之时，却不会想到这一计策的成功会推开如此浩荡的波澜。智瑶自以为百战无前，坚信讨伐赵氏是一场必胜的仗，可正是这“易如反掌”的信心，使得未来三家分晋时，唯独少了智氏的影子。

 

未完待续，请关注下期


参考文献：

1、《左传》，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

2、《战国策》，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3、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4、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5、马卫东：《春秋时期晋国卿族政治的历史变迁》，《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1期。

6、沈乔：《浅论董安于、尹铎对晋阳城的贡献》，《太原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7、徐勇：《天时、地利、人和——赵氏立国智伯败亡的经过及经验教训》，《晋阳学刊》1990年第1期。

熊剑平：《促成“三家分晋”的说客张孟谈》，《文史天地》2011年第11期。

喻立：《决堤放水灭晋军——话说“三家分晋”之战》，《国防科技》2002年第5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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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小山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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枭雄之所以难得，是因为他们能果断地抓住机会，以勇猛的身姿主动出击杀出一条血路。豪杰于乱世虎啸风生，其一举一动能扭转危难的局势，甚至能决定历史走向，为众人所仰慕。然而史书之中还藏着许许多多不为人所熟知的名字，或韬光养晦一鸣惊人，或默默无闻临危受难，在平凡的一生中写下极具轰动的一笔。战国时期晋国赵襄子的家臣张孟谈，就在紧急关头替宗主做了一件事，以至于改变了晋国四大家族，乃至整个春秋大局的未来。



宿敌的孙子怎么还是宿敌啊

 

公元前453年，智氏宗主智瑶登上了晋国正卿的执政宝座，实现了智氏家族史中的第三次腾飞。虽已手握大权，可安全感不足的智瑶依旧想要从晋国余下的赵氏、魏氏与韩氏手中谋求更多利益。司马迁形容这一时期的他，“知伯益骄”，至于究竟“骄”到什么地步，只看这一件事便知。



农耕社会，掌握权力先要掌握人口与土地。某日，智瑶以壮晋国、夺霸主的名义，向韩赵魏分别索取一百里的食邑，不用想也知道，三家必定不情愿。韩康子不想给，他手下的段规说：


“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向之以兵，然后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


他说服了韩康子，以让出封地为代价将祸水东引；魏桓子也舍不得，任章给他出主意：


“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


最终魏桓子也同意不逞一时之快，让出土地，以此来麻痹智伯，放任他膨胀，等待其肚皮涨破的那一天。



智瑶乐于见到这样的结果，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赵襄子本就与他有仇，此时断断忍不下这口气，只留下两字“弗与！”便挥袖而去。智瑶吃了瘪，气得他暗暗发誓必须立刻处理掉赵氏以绝后患。就这样，积蓄已久的矛盾轰然爆发。


要问智氏与赵氏是何时成为“宿敌”的，那要上述三代人说起。首先是董安于之死——他是赵鞅的贤臣，足智多谋，当时智瑶的祖父宗主智跞怕“不杀安于，使终为政于赵氏，赵氏必得晋国”，谎称董安于就是引起范、中行叛乱的罪魁祸首，最终逼迫董安于自杀，赵鞅痛失重臣。其二，当赵氏军队大败郑国援军、取得了对范、中行氏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后，赵鞅的谋臣傅傁提醒他不要高兴得太早：


“虽克郑，犹有知在，忧未艾也。”


可见对赵氏而言，智氏一直是他们的心头大患。其三，晋出公十一年（前464）智瑶伐郑，时为太子的毋卹（赵襄子）为帮助智氏“将而围郑”，然而只是因为拒绝了智瑶的出战要求，就惹得他醉后“以酒灌击毋卹”，并在回国后向赵鞅提议“使废毋卹”，这是赵襄子的耻辱，也是他最不能忘记的与智瑶的私怨。



试想这样一位“隔壁的坏叔叔”突然有一天想划走你家的后院，谁能同意？长久堆积的仇恨经导火索一引便爆，智瑶以赵氏拒绝纳地为借口，胁迫韩、魏一起出兵，于公元前454年攻打赵氏，晋国发生了继四十年前卿族之间“满六减二”大屠杀之后的第二次兼并战争。

 

四大卿族加起来共有多少个心眼子？

 

面对如此声势浩大的讨伐，逃还是不逃？这根本不能构成一个问题。眼看城门失火，赵襄子自知寡不敌众，唯一的选择就是弃城逃跑，可究竟能逃到哪里去呢？赵襄子问臣下：“吾何走乎？”他的臣属们给出了很多答案，有人说长子县“近，且城厚完”，还有人提议“邯郸之仓库实”，但这些建议都被赵襄子一一否决。长子县和邯郸虽然贮存丰厚，但都是百姓辛苦劳作所积累，“民罢力以完之”“浚民之膏泽以实之”，若就这样让他们几代的辛勤付之一炬，还会有谁为赵氏卖命呢？


思来想去，赵无恤想到了一个好地方：


“其晋阳乎，先主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



晋阳是宗主赵鞅的封地，家臣尹铎、董安于也都曾在此宽行政事，使得百姓们十分忠于赵氏。赵鞅临死之前曾嘱咐赵无恤，如果发生意外，“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适逢今日遭难，赵无恤想起父亲的话，迅速带着族人与臣子乃走晋阳。



逃只是一时上策，并非长久之计，智瑶带着韩康子与魏桓子追到了晋阳，看到赵襄子坚守不出，联军挖开汾水，准备引汾河之水淹没晋阳城，“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汾河水越积越深，晋阳城的城墙很大一截都被洪水淹没，露出水面的部分只剩六尺，城中已是一片狼藉，炉灶都被淹没在水里，到处爬着青蛙。但哪怕如此，晋阳城里的军民也丝毫没有退缩和投降的意思, 他们与赵襄子一直坚守不出。智、赵双方在晋阳一带，就此僵持三年之久。


某日，得意的智瑶邀请魏桓子与韩康子共乘马车前去观望水情，智瑶感叹说：“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听闻此言，魏韩两人仿佛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交头接耳，暗戳戳地你杵我一下我踩你一脚（“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说起了地狱笑话：


“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



安邑与平阳分别是二人的封地，此时隔岸观火，换到明日，未保不是自己和自己的臣民被困于城中。


没想到的是，二人的对话与表情都被智瑶的手下絺疵（chī cī）看在眼里。回去以后他对智伯汇报：


“韩、魏必反矣。”


智伯很震惊，问其缘由，絺疵回答说：


“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没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



从围城之日起三年已经过去了，剿灭赵氏指日可待，可魏桓子与韩康子居然半分喜色都没有，必定是联想到赵氏灭亡后接下来便会轮到他们与智为敌，抱持着这种想法，难免心生叛意。


可面对絺疵这番有理有据苦口婆心的劝说，智瑶却并不相信，反而转头第二天就将絺疵告状之事告知了魏韩二人，二人大惊，连忙反泼污水说絺疵必定已被赵氏所游说，“使主疑于二家而懈于攻赵氏也”。智瑶的刚愎自用在此时暴露无遗，他完全搁置了此事，絺疵非常失望，也预料到日后必生差池，转头奔赴齐国去了。


与此同时城内，赵襄子并不如我们所预想一般沉着冷静，如今晋阳已“财食将尽，士卒病羸”，他被眼前景象折磨得焦头烂额，甚至已经在纠结是否应投降于智瑶。千钧一发之际，张孟谈站了出来，像重生后通读过剧本一般向赵襄子献上他的计策。三家围赵，怎么看都是死局。可都说时势造英雄，有利也有弊，正是因为这个死局，才给了张孟谈力挽狂澜的机会。



“孟谈”非“梦谈”

 

张孟谈首先深刻明白一个道理，临到阵前，最先败的一定是最怕死不敢冒险的一方；其次他准确地预估了当前形势，目前双方实力相差悬殊，时间不等人，必须做一件既能削弱敌方阵营又能增添我军气势的事来实现一举两得。于是他找到赵襄子，慨然说道：


“臣闻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则无为贵知士也。”



自己身为谋士家臣，若不能在危难时刻替宗主解忧，那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张孟谈向赵襄子说明，韩、魏两家只是被智瑶逼迫着参与到战争中来的，他们之间并不团结，如若自己前去游说，便可以从内部瓦解他们。


当夜，张孟谈“潜出”去见了魏桓子与韩康子，向他们讲述了唇亡齿寒的道理：


“今智伯帅韩、魏以攻赵，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



这段话撕开了魏韩二人最后的遮羞布，与他们之前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他们也对张孟谈坦白：


“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谋泄，则祸立至矣。”


面对他们对事情败露的恐慌，张孟谈信誓旦旦地向二人保证：


“谋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伤也！”


事不宜迟，二人立刻与张孟谈约定了举事手段与日期，趁着夜色将他送回了晋阳城内。张孟谈把情况向赵襄子汇报，赵襄子十分开心，对着张孟谈拜了又拜。只是目前还有一事使他烦忧，便是晋阳城内的武器物资问题。赵襄子初来晋阳时，发现这里城郭完善、府库足用，唯独没有箭矢可以使用，如若要己方主动出击，必少不了金属与木材用以制作弓箭。


此事似也早就为张孟谈所料。他摸着墙壁说道，当年董安于治理晋阳的时候，公宫的墙壁都“以狄蒿苦楚墙之”，而公宫的内部“皆以炼铜为柱质”，这两种原料刚好可以制作箭矢，一下子体现出了晋阳城作为大后方的战略价值，也让人明白了赵氏先主为后人设下的含蓄的庇佑。赵襄子“发而用之”，果然，“其坚则箘簬之劲不能过也”，就是再好的美竹也不会比它们坚硬了。



当计划的实施者意志坚定时，具体的执行反而不必担心。到了与魏韩二人商定的那天，赵襄子趁夜使人杀死了看守堤坝的士兵，将堤坝放水去淹智伯的军队。智伯忙着去救决堤的水，军营中乱作一团，此时韩、魏军队突从两翼杀出夹击，赵襄子率领大军从正面进攻，三面围堵，大败智氏。



智瑶从一人之下的晋国正卿，到兵败被杀，皆因其独断专行固执己见。智果和郗疵都曾为他出谋划策，但他无一听取，导致良臣谋士们心灰意冷，一个改姓辅氏，一个请使于齐。这样一看，智氏走向覆灭似是历史的必然。


与智瑶的好大喜功相反，在助赵氏巩固地位后，张孟谈功成身退，主动逃避赵襄子的封赏，选择躲到肙山躬耕垄亩去了。《淮南鸿烈解》曾点评：


“晋阳之存，张孟谈之功也。”



赵襄子的转危为安，乃至赵氏最后立国，张孟谈都功不可没，他在挺身而出之时，却不会想到这一计策的成功会推开如此浩荡的波澜。智瑶自以为百战无前，坚信讨伐赵氏是一场必胜的仗，可正是这“易如反掌”的信心，使得未来三家分晋时，唯独少了智氏的影子。

 

未完待续，请关注下期


参考文献：

1、《左传》，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

2、《战国策》，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3、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4、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5、马卫东：《春秋时期晋国卿族政治的历史变迁》，《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1期。

6、沈乔：《浅论董安于、尹铎对晋阳城的贡献》，《太原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7、徐勇：《天时、地利、人和——赵氏立国智伯败亡的经过及经验教训》，《晋阳学刊》1990年第1期。

熊剑平：《促成“三家分晋”的说客张孟谈》，《文史天地》2011年第11期。

喻立：《决堤放水灭晋军——话说“三家分晋”之战》，《国防科技》2002年第5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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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小山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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