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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000 字
阅 读 需 要 16 分钟


……这一天正是日军进城的日子。任何人由于恐惧或受惊而逃跑， 任何人天黑以后在街道或小巷被流动巡逻兵抓住，几乎都会被就地处决⋯⋯而文雅的( 日本) 官员演说却宣称：唯一的宗旨是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向暴虐的中国政府宣战。简直令人作呕。


这是1937年第一篇对南京大屠杀的现场目击记录，作者是金陵大学历史系美籍教授贝德士。12月15日，四名西方记者将这份记录带往上海。12月16日，最后一名西方记者离开南京，临走前他收到基督教南京青年会牧师费吴生的信函。记者以《美国传教士叙述的南京恐怖统治》为题，将信函内容发表在1937年12月22日的《纽约时报》上，成为最早向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之一。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大屠杀开始。国民政府已迁都重庆，各国使馆纷纷撤侨，英美记者被迫撤离。南京成为与世隔绝的地狱。有22名西方人自愿留在南京，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保护了大约25万中国人，并想方设法把日军屠城真相送出重围，使日本政府在国际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将大屠杀主要责任人松井石根及以下将校80余人撤换回国。在南京城外栖霞山江南水泥厂难民营，还有两名西方人保护了3万多难民。


贝德士：冲破封锁只身回南京


1937年9月19日，日本驻中国第3舰队司令官在上海向各国使节发出通告，宣称日本空军将于9月21日正午12时以后对南京采取轰炸或其他手段，要求各国人士迅速离开南京。各使馆为保全国民，从1937年8月中旬就开始撤侨。



当时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贝德士全家正在日本度假，他非但不庆幸自己躲开浩劫，还与家人分别、冲破封锁只身回到南京。1936-1941年期间，他曾7次访问日本，在教会资金的赞助下，利用当地资料研究亚洲现状、日本社会状况及政府政策动向。从贝德士遗稿可以看出，他在1937年之前就向国际社会发出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必将推进大规模侵略战争，当时只有极少数美国学者认识到这一点。


和贝德士一起留下的，还有美国长老会牧师米尔斯，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农艺学教授里格斯，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约翰·拉贝，美国圣公会南京德胜教堂牧师约翰·马吉，美国基督教南京青年会牧师乔治·费奇（又名费吴生），金陵大学鼓楼医院美籍代院长特里默，医生威尔逊，德国礼和洋行工程师克勒格尔等。


这些西方人在南京生活多年，以“老市民”自居。其中有15人来自美国教会。19世纪末以来，北美学生海外布道运动兴起，一批年轻的传教士应此潮流来华，在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任教。这些学者型传教士自称“南京帮”，将大半生精力都投入到南京高等教育事业。



1937年11月，日军攻陷上海，大举西进，直逼南京。金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杭立武邀约留下的这些外侨，决定效法上海，成立南京“安全区”，供难民避祸。东至中山路，北至山西路，南至汉中路，西至西康路。这是一块只有4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区，位于南京市西北角。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鼓楼医院，美、德、英、日大使馆及许多政府机构、高级公寓、私人洋楼都在安全区范围内。



德国人拉贝被选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杭立武被推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兼安全区主任。后来杭奉命护送朝天宫古物西迁，离开南京，总干事一职由贝德士继任。经杭立武推荐，乔治·费奇被国际委员会聘为副总干事，兼安全区副主任，主持安全区的实际工作。总稽查由约翰·马吉牧师兼任。安全区为体现人道、中立，去除政权色彩，挂的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而是民国初年使用过的五色旗；徽章上画着黑圈红十字。大批难民涌向红十字庇护的区域。到12月16日，难民所已发展为25个，后来居住难民人数达25万。日军为使安全区崩溃，百般刁难米煤供应。为养活这几十万人，国际委员会成员一方面与日军谈判争取，一方面偷偷出城购买。贝德士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不再吃面包，和难民一样喝稀饭，以节约粮食。



西方侨民在救护中国难民期间，还在安全区的难民所甚至自己家中救助了一些中国军队高级将领与军官。按照国际惯例，安全区应当保持中立，只收容难民和解除武装的军人。掩护抗日军官，如被日本人发现，极有可能给国际委员会和整个安全区带来灭顶之灾。但同情中国的外侨决定冒险。


第72军军长兼第88师师长孙元良被魏特琳隐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难民中；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被贝德士藏在金陵大学管理大楼最顶层密室；教导总队第二旅参谋主任廖耀湘被卡尔·京特与辛德贝格藏在江南水泥厂的难民营中；南京卫戍司令部卫生部部长金诵盘先被藏在美国大使馆，后被转移到金陵大学美籍教师宿舍楼；南京卫戍司令部的参谋龙应钦与周上校被藏在拉贝住宅的二楼。西方侨民将他们安全送出南京，保存了中国抗日的精英力量。



费吴生：将胶卷缝在大衣衬里带出南京


12月13日，南京沦陷。拉贝和乔治·费奇立刻来到安全区最南边的汉中路同日军交涉。费奇在地图上用铅笔划出标记，告诉日军安全区的位置。日本军官说：“请放心！”拉贝和费奇信以为真。没想到他们还未离开，就亲眼看到日军击毙20名惊慌逃跑的难民。接着日军又闯进安全区，强行抓走大批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费奇痛心疾首地给友人写信道：


“我们忙着解除他们的武装，表示他们缴械后可以保全生命。抱歉得很，我们是失信了。不久他们有的被日军枪杀了，有的被戳死了。他们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拼命到底啊！”



在这些外侨中，费奇与中国的缘分也许是最深厚的。他还有一个名字叫费吴生，因为他生于苏州。父母是传教士，早年从美国来到中国。1913年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中，数十万难民涌入上海，费吴生所在的基督教南京青年会立即开展救济工作。在这期间，他与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等人有深入交往。可以说费吴生不仅是中国通，还算得上中国革命的元老。



1937年12月19日，费吴生与贝德士、史密斯博士一起到金陵中学，看到一个姑娘正被三个日本兵和一个骑马的日本军官追赶，费吴生一把将姑娘推进自己的汽车，关上车门就向校门外开去。日本军官悍然横马挡在车前，但是马害怕汽车发动机声闪到一边，费吴生等人便开足马力飞驰而去。但更多时候，他们根本无力阻挡野蛮的烧杀淫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悲愤地将暴行如实记录。


费吴生在1937年12月10日到1938年1月11日期间的日记，于1938年1月23日由德国人克勒格尔秘密带往上海，立即广为流传，引起中外舆论界震动。1938年6月2日，芝加哥《视野》杂志刊登了费吴生的日记。此文后来又经缩写，刊载在当时美国发行量极大的《读者文摘》。从1946年东京审判到今天，这些材料一直是指控日本军国主义罪责的铁证。


约翰·马吉

拍下南京大屠杀的影像资料


约翰·马吉1884年出生于美国一个律师家庭。他在耶鲁大学和麻省剑桥圣公会神学毕业后，1912年作为牧师被美国圣公会派往中国。南京大屠杀期间，他担任国际安全区总稽查。目睹日军暴行，马吉感到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痛苦”，他拿起了以前用于拍摄福音传播的贝尔牌16mm家用摄像机，在鼓楼医院一带拍摄纪录片。当时日军对外籍人士行动严格控制，摄影摄像绝对禁止。马吉牧师在影片的引言中写道：“必须小心谨慎地行动，摄影时千万不可让日本人看见。”



2007年11月初，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反诉日本右翼作家名誉侵权案一审宣判，日方败诉。审判中有一件重要证据即是马吉拍摄的纪录片，画面中有当时才8岁的夏淑琴。她被日军连刺数刀昏死过去，待她醒来时全家9口有7人惨遭杀害，只有她和年仅4岁的妹妹侥幸生还。当年，夏淑琴和妹妹到难民区进行难民申报。她的悲惨遭遇引起了马吉的注意。马吉去了中华门内新路口5号——夏淑琴一家惨遭杀害的现场，用摄影机摄下惨状。70年后，马吉拍下的证据为夏淑琴讨回了公道。


马吉的记录片有4份拷贝。送到英国的拷贝，被传教士穆里尔·莱斯特小姐带到了日本放映，但很快遭到禁止；1938年4月，拉贝回到德国柏林放映了马吉拍摄的这部纪录片。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也观看了这部片子，“盟友”日本的兽行令戈培尔都震惊，据说看到那些惨不忍睹的镜头时，他还呕吐了好几次。



1953年，马吉牧师在匹兹堡去世。1991年8月，约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从家中地下室里存放的父亲遗物中，找到了马吉牧师当年拍摄的胶片拷贝和使用的那台16mm摄影机，这成为南京大屠杀证据搜集史上一个里程碑。2002年10月2日，大卫·马吉将摄影机捐赠给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马吉牧师曾经传教的道胜堂教堂，现在是南京市第十二中学图书馆。2000年8月2日，南京市下关区政府特将其命名为约翰·马吉图书馆。


辛德贝格和京特

送抗日名将廖耀湘过江


在马吉拍摄的录像中，有15个江南水泥厂难民营的镜头，是丹麦人辛德贝格协助马吉完成的。1937年11月，刚刚建成的江南水泥厂正准备运营，传来了淞沪失守的消息。工厂进行了紧急人员疏散，但机械设备无法运走。设备来自德国和丹麦，德国是日本的同盟，丹麦是中立国，董事会成员请求两国以债权人身份派员入驻。于是两国分别派来了卡尔·京特和辛德贝格两个员工。



江南水泥厂外侧有一道有刺的篱笆墙，宽一尺；还有一条约10米宽的护厂河。日军进城后，难民蜂拥而至，辛德贝格和京特决定把这些难民收容下来。他们设立了一个工厂保护区，面积甚至比南京城内的国际安全区还要大。1938年3月，丹麦一家报纸上发表文章，题为《最大的丹麦国旗飘扬在中国南京》，文中引用辛德贝格这样一段话：


“我让人在厂房屋顶上用油漆绘出一面约1350平方米的丹麦国旗，从空中就能清楚地看到。我想这一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面丹麦国旗。”



1937年12月20日，辛德贝格想将几名受伤的难民带到南京城医治，遭到日本兵阻拦。不久，难民区一个五六岁的小孩被手榴弹炸伤，辛德贝格决定豁出去了，骑着摩托车带孩子进城，闯关成功，把孩子送到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威尔逊手中。威尔逊不仅及时救治了孩子，还给了辛德贝格药品、绷带和两个护士。京特出生在中国，知道中国人信任中医，于是想办法请了几个中医，就这样，辛德贝格和京特在江南水泥厂的单身宿舍办起了一个小医院。



在江南水泥厂难民营附近有一个栖霞寺难民营，深受日军的骚扰和威胁。20多名和尚代表难民写了5封抗议信，请求辛德贝格把信翻译成德文和英文，再进城分别转交给了拉贝和德国使馆。栖霞寺难民营当时有一个重量级“难民”——抗日名将廖耀湘，南京失守后他来不及撤退，搭一个农夫的马车躲过日军搜索，藏进栖霞寺。后来，栖霞寺的和尚与辛德贝格和京特取得联系，他们偷偷将廖耀湘安全转移到长江北岸。

 

东京审判出庭作证


在救助难民过程中，国际委员会成员受到日军威胁甚至殴打是家常便饭。他们的日记中都有详细记录：1937年12月16日晚上，贝德士被喝醉的士兵从床上拖起；18日，在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被士兵用手枪威胁。农艺学教授里格斯12月16日在阻止日军将平民带走时遭到日军殴打；1938年1月9日晚上在自己住所附近被士兵用刺刀威胁。医生威尔逊12月18日遭手枪威胁，12月21日中午“差一点被枪杀了”⋯⋯



据社会学教授史迈士记录，一天晚上，传教士们坐在一起吃晚饭，有几个人说：“我们之中谁最先被杀死，我们就把他的尸体抬到日本使馆门口放着。”有几个人则说：“我愿要么做那个被抬的，要么去抬别人。”


这些国际友人万幸度过劫难，他们最终等到胜利，在东京审判中出庭作证。


1946年8月15日，马吉牧师在东京出庭作证，向法官陈述了他在南京亲历的种种日军暴行。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时，放映了弗兰克·库柏编导的影片《中国的战争》，其中有很多马吉拍摄的镜头。



美国医生威尔逊，大屠杀期间在鼓楼医院独自承担全部外科手术，胳膊累肿了也不能休息。他还坚持几乎天天写日记。他在东京审判书面证词中写道：


“日军入城后不久，送往鼓楼医院救治的平民人数急剧上升⋯⋯日军针对城中平民的暴行在持续六周多后才开始减退⋯⋯我保证以上所述完全属实，1946年6月22日。”



贝德士在法庭上指出，国际委员会在大屠杀持续6个星期内送交日本大使馆70个报告，具体记载了数千起暴行案件。在最初三周，他本人也几乎每天带一份报告前往日本使馆，而这些报告的内容迅速经使馆送往东京，外相广田宏毅、上将松井石根、参谋长武藤章等高级官员不可能不知晓。1948年11月4日，这三名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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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李响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戈雨 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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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000 字
阅 读 需 要 16 分钟


……这一天正是日军进城的日子。任何人由于恐惧或受惊而逃跑， 任何人天黑以后在街道或小巷被流动巡逻兵抓住，几乎都会被就地处决⋯⋯而文雅的( 日本) 官员演说却宣称：唯一的宗旨是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向暴虐的中国政府宣战。简直令人作呕。


这是1937年第一篇对南京大屠杀的现场目击记录，作者是金陵大学历史系美籍教授贝德士。12月15日，四名西方记者将这份记录带往上海。12月16日，最后一名西方记者离开南京，临走前他收到基督教南京青年会牧师费吴生的信函。记者以《美国传教士叙述的南京恐怖统治》为题，将信函内容发表在1937年12月22日的《纽约时报》上，成为最早向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之一。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大屠杀开始。国民政府已迁都重庆，各国使馆纷纷撤侨，英美记者被迫撤离。南京成为与世隔绝的地狱。有22名西方人自愿留在南京，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保护了大约25万中国人，并想方设法把日军屠城真相送出重围，使日本政府在国际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将大屠杀主要责任人松井石根及以下将校80余人撤换回国。在南京城外栖霞山江南水泥厂难民营，还有两名西方人保护了3万多难民。


贝德士：冲破封锁只身回南京


1937年9月19日，日本驻中国第3舰队司令官在上海向各国使节发出通告，宣称日本空军将于9月21日正午12时以后对南京采取轰炸或其他手段，要求各国人士迅速离开南京。各使馆为保全国民，从1937年8月中旬就开始撤侨。



当时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贝德士全家正在日本度假，他非但不庆幸自己躲开浩劫，还与家人分别、冲破封锁只身回到南京。1936-1941年期间，他曾7次访问日本，在教会资金的赞助下，利用当地资料研究亚洲现状、日本社会状况及政府政策动向。从贝德士遗稿可以看出，他在1937年之前就向国际社会发出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必将推进大规模侵略战争，当时只有极少数美国学者认识到这一点。


和贝德士一起留下的，还有美国长老会牧师米尔斯，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农艺学教授里格斯，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约翰·拉贝，美国圣公会南京德胜教堂牧师约翰·马吉，美国基督教南京青年会牧师乔治·费奇（又名费吴生），金陵大学鼓楼医院美籍代院长特里默，医生威尔逊，德国礼和洋行工程师克勒格尔等。


这些西方人在南京生活多年，以“老市民”自居。其中有15人来自美国教会。19世纪末以来，北美学生海外布道运动兴起，一批年轻的传教士应此潮流来华，在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任教。这些学者型传教士自称“南京帮”，将大半生精力都投入到南京高等教育事业。



1937年11月，日军攻陷上海，大举西进，直逼南京。金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杭立武邀约留下的这些外侨，决定效法上海，成立南京“安全区”，供难民避祸。东至中山路，北至山西路，南至汉中路，西至西康路。这是一块只有4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区，位于南京市西北角。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鼓楼医院，美、德、英、日大使馆及许多政府机构、高级公寓、私人洋楼都在安全区范围内。



德国人拉贝被选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杭立武被推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兼安全区主任。后来杭奉命护送朝天宫古物西迁，离开南京，总干事一职由贝德士继任。经杭立武推荐，乔治·费奇被国际委员会聘为副总干事，兼安全区副主任，主持安全区的实际工作。总稽查由约翰·马吉牧师兼任。安全区为体现人道、中立，去除政权色彩，挂的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而是民国初年使用过的五色旗；徽章上画着黑圈红十字。大批难民涌向红十字庇护的区域。到12月16日，难民所已发展为25个，后来居住难民人数达25万。日军为使安全区崩溃，百般刁难米煤供应。为养活这几十万人，国际委员会成员一方面与日军谈判争取，一方面偷偷出城购买。贝德士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不再吃面包，和难民一样喝稀饭，以节约粮食。



西方侨民在救护中国难民期间，还在安全区的难民所甚至自己家中救助了一些中国军队高级将领与军官。按照国际惯例，安全区应当保持中立，只收容难民和解除武装的军人。掩护抗日军官，如被日本人发现，极有可能给国际委员会和整个安全区带来灭顶之灾。但同情中国的外侨决定冒险。


第72军军长兼第88师师长孙元良被魏特琳隐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难民中；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被贝德士藏在金陵大学管理大楼最顶层密室；教导总队第二旅参谋主任廖耀湘被卡尔·京特与辛德贝格藏在江南水泥厂的难民营中；南京卫戍司令部卫生部部长金诵盘先被藏在美国大使馆，后被转移到金陵大学美籍教师宿舍楼；南京卫戍司令部的参谋龙应钦与周上校被藏在拉贝住宅的二楼。西方侨民将他们安全送出南京，保存了中国抗日的精英力量。



费吴生：将胶卷缝在大衣衬里带出南京


12月13日，南京沦陷。拉贝和乔治·费奇立刻来到安全区最南边的汉中路同日军交涉。费奇在地图上用铅笔划出标记，告诉日军安全区的位置。日本军官说：“请放心！”拉贝和费奇信以为真。没想到他们还未离开，就亲眼看到日军击毙20名惊慌逃跑的难民。接着日军又闯进安全区，强行抓走大批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费奇痛心疾首地给友人写信道：


“我们忙着解除他们的武装，表示他们缴械后可以保全生命。抱歉得很，我们是失信了。不久他们有的被日军枪杀了，有的被戳死了。他们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拼命到底啊！”



在这些外侨中，费奇与中国的缘分也许是最深厚的。他还有一个名字叫费吴生，因为他生于苏州。父母是传教士，早年从美国来到中国。1913年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中，数十万难民涌入上海，费吴生所在的基督教南京青年会立即开展救济工作。在这期间，他与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等人有深入交往。可以说费吴生不仅是中国通，还算得上中国革命的元老。



1937年12月19日，费吴生与贝德士、史密斯博士一起到金陵中学，看到一个姑娘正被三个日本兵和一个骑马的日本军官追赶，费吴生一把将姑娘推进自己的汽车，关上车门就向校门外开去。日本军官悍然横马挡在车前，但是马害怕汽车发动机声闪到一边，费吴生等人便开足马力飞驰而去。但更多时候，他们根本无力阻挡野蛮的烧杀淫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悲愤地将暴行如实记录。


费吴生在1937年12月10日到1938年1月11日期间的日记，于1938年1月23日由德国人克勒格尔秘密带往上海，立即广为流传，引起中外舆论界震动。1938年6月2日，芝加哥《视野》杂志刊登了费吴生的日记。此文后来又经缩写，刊载在当时美国发行量极大的《读者文摘》。从1946年东京审判到今天，这些材料一直是指控日本军国主义罪责的铁证。


约翰·马吉

拍下南京大屠杀的影像资料


约翰·马吉1884年出生于美国一个律师家庭。他在耶鲁大学和麻省剑桥圣公会神学毕业后，1912年作为牧师被美国圣公会派往中国。南京大屠杀期间，他担任国际安全区总稽查。目睹日军暴行，马吉感到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痛苦”，他拿起了以前用于拍摄福音传播的贝尔牌16mm家用摄像机，在鼓楼医院一带拍摄纪录片。当时日军对外籍人士行动严格控制，摄影摄像绝对禁止。马吉牧师在影片的引言中写道：“必须小心谨慎地行动，摄影时千万不可让日本人看见。”



2007年11月初，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反诉日本右翼作家名誉侵权案一审宣判，日方败诉。审判中有一件重要证据即是马吉拍摄的纪录片，画面中有当时才8岁的夏淑琴。她被日军连刺数刀昏死过去，待她醒来时全家9口有7人惨遭杀害，只有她和年仅4岁的妹妹侥幸生还。当年，夏淑琴和妹妹到难民区进行难民申报。她的悲惨遭遇引起了马吉的注意。马吉去了中华门内新路口5号——夏淑琴一家惨遭杀害的现场，用摄影机摄下惨状。70年后，马吉拍下的证据为夏淑琴讨回了公道。


马吉的记录片有4份拷贝。送到英国的拷贝，被传教士穆里尔·莱斯特小姐带到了日本放映，但很快遭到禁止；1938年4月，拉贝回到德国柏林放映了马吉拍摄的这部纪录片。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也观看了这部片子，“盟友”日本的兽行令戈培尔都震惊，据说看到那些惨不忍睹的镜头时，他还呕吐了好几次。



1953年，马吉牧师在匹兹堡去世。1991年8月，约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从家中地下室里存放的父亲遗物中，找到了马吉牧师当年拍摄的胶片拷贝和使用的那台16mm摄影机，这成为南京大屠杀证据搜集史上一个里程碑。2002年10月2日，大卫·马吉将摄影机捐赠给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马吉牧师曾经传教的道胜堂教堂，现在是南京市第十二中学图书馆。2000年8月2日，南京市下关区政府特将其命名为约翰·马吉图书馆。


辛德贝格和京特

送抗日名将廖耀湘过江


在马吉拍摄的录像中，有15个江南水泥厂难民营的镜头，是丹麦人辛德贝格协助马吉完成的。1937年11月，刚刚建成的江南水泥厂正准备运营，传来了淞沪失守的消息。工厂进行了紧急人员疏散，但机械设备无法运走。设备来自德国和丹麦，德国是日本的同盟，丹麦是中立国，董事会成员请求两国以债权人身份派员入驻。于是两国分别派来了卡尔·京特和辛德贝格两个员工。



江南水泥厂外侧有一道有刺的篱笆墙，宽一尺；还有一条约10米宽的护厂河。日军进城后，难民蜂拥而至，辛德贝格和京特决定把这些难民收容下来。他们设立了一个工厂保护区，面积甚至比南京城内的国际安全区还要大。1938年3月，丹麦一家报纸上发表文章，题为《最大的丹麦国旗飘扬在中国南京》，文中引用辛德贝格这样一段话：


“我让人在厂房屋顶上用油漆绘出一面约1350平方米的丹麦国旗，从空中就能清楚地看到。我想这一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面丹麦国旗。”



1937年12月20日，辛德贝格想将几名受伤的难民带到南京城医治，遭到日本兵阻拦。不久，难民区一个五六岁的小孩被手榴弹炸伤，辛德贝格决定豁出去了，骑着摩托车带孩子进城，闯关成功，把孩子送到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威尔逊手中。威尔逊不仅及时救治了孩子，还给了辛德贝格药品、绷带和两个护士。京特出生在中国，知道中国人信任中医，于是想办法请了几个中医，就这样，辛德贝格和京特在江南水泥厂的单身宿舍办起了一个小医院。



在江南水泥厂难民营附近有一个栖霞寺难民营，深受日军的骚扰和威胁。20多名和尚代表难民写了5封抗议信，请求辛德贝格把信翻译成德文和英文，再进城分别转交给了拉贝和德国使馆。栖霞寺难民营当时有一个重量级“难民”——抗日名将廖耀湘，南京失守后他来不及撤退，搭一个农夫的马车躲过日军搜索，藏进栖霞寺。后来，栖霞寺的和尚与辛德贝格和京特取得联系，他们偷偷将廖耀湘安全转移到长江北岸。

 

东京审判出庭作证


在救助难民过程中，国际委员会成员受到日军威胁甚至殴打是家常便饭。他们的日记中都有详细记录：1937年12月16日晚上，贝德士被喝醉的士兵从床上拖起；18日，在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被士兵用手枪威胁。农艺学教授里格斯12月16日在阻止日军将平民带走时遭到日军殴打；1938年1月9日晚上在自己住所附近被士兵用刺刀威胁。医生威尔逊12月18日遭手枪威胁，12月21日中午“差一点被枪杀了”⋯⋯



据社会学教授史迈士记录，一天晚上，传教士们坐在一起吃晚饭，有几个人说：“我们之中谁最先被杀死，我们就把他的尸体抬到日本使馆门口放着。”有几个人则说：“我愿要么做那个被抬的，要么去抬别人。”


这些国际友人万幸度过劫难，他们最终等到胜利，在东京审判中出庭作证。


1946年8月15日，马吉牧师在东京出庭作证，向法官陈述了他在南京亲历的种种日军暴行。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时，放映了弗兰克·库柏编导的影片《中国的战争》，其中有很多马吉拍摄的镜头。



美国医生威尔逊，大屠杀期间在鼓楼医院独自承担全部外科手术，胳膊累肿了也不能休息。他还坚持几乎天天写日记。他在东京审判书面证词中写道：


“日军入城后不久，送往鼓楼医院救治的平民人数急剧上升⋯⋯日军针对城中平民的暴行在持续六周多后才开始减退⋯⋯我保证以上所述完全属实，1946年6月22日。”



贝德士在法庭上指出，国际委员会在大屠杀持续6个星期内送交日本大使馆70个报告，具体记载了数千起暴行案件。在最初三周，他本人也几乎每天带一份报告前往日本使馆，而这些报告的内容迅速经使馆送往东京，外相广田宏毅、上将松井石根、参谋长武藤章等高级官员不可能不知晓。1948年11月4日，这三名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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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李响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戈雨 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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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危机中寻先机

于危局中开新局

历史的每一步转折

都是危机与机遇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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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透中国古代多个关键转折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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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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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000 字
阅 读 需 要 16 分钟


……这一天正是日军进城的日子。任何人由于恐惧或受惊而逃跑， 任何人天黑以后在街道或小巷被流动巡逻兵抓住，几乎都会被就地处决⋯⋯而文雅的( 日本) 官员演说却宣称：唯一的宗旨是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向暴虐的中国政府宣战。简直令人作呕。


这是1937年第一篇对南京大屠杀的现场目击记录，作者是金陵大学历史系美籍教授贝德士。12月15日，四名西方记者将这份记录带往上海。12月16日，最后一名西方记者离开南京，临走前他收到基督教南京青年会牧师费吴生的信函。记者以《美国传教士叙述的南京恐怖统治》为题，将信函内容发表在1937年12月22日的《纽约时报》上，成为最早向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之一。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大屠杀开始。国民政府已迁都重庆，各国使馆纷纷撤侨，英美记者被迫撤离。南京成为与世隔绝的地狱。有22名西方人自愿留在南京，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保护了大约25万中国人，并想方设法把日军屠城真相送出重围，使日本政府在国际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将大屠杀主要责任人松井石根及以下将校80余人撤换回国。在南京城外栖霞山江南水泥厂难民营，还有两名西方人保护了3万多难民。


贝德士：冲破封锁只身回南京


1937年9月19日，日本驻中国第3舰队司令官在上海向各国使节发出通告，宣称日本空军将于9月21日正午12时以后对南京采取轰炸或其他手段，要求各国人士迅速离开南京。各使馆为保全国民，从1937年8月中旬就开始撤侨。



当时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贝德士全家正在日本度假，他非但不庆幸自己躲开浩劫，还与家人分别、冲破封锁只身回到南京。1936-1941年期间，他曾7次访问日本，在教会资金的赞助下，利用当地资料研究亚洲现状、日本社会状况及政府政策动向。从贝德士遗稿可以看出，他在1937年之前就向国际社会发出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必将推进大规模侵略战争，当时只有极少数美国学者认识到这一点。


和贝德士一起留下的，还有美国长老会牧师米尔斯，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农艺学教授里格斯，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约翰·拉贝，美国圣公会南京德胜教堂牧师约翰·马吉，美国基督教南京青年会牧师乔治·费奇（又名费吴生），金陵大学鼓楼医院美籍代院长特里默，医生威尔逊，德国礼和洋行工程师克勒格尔等。


这些西方人在南京生活多年，以“老市民”自居。其中有15人来自美国教会。19世纪末以来，北美学生海外布道运动兴起，一批年轻的传教士应此潮流来华，在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任教。这些学者型传教士自称“南京帮”，将大半生精力都投入到南京高等教育事业。



1937年11月，日军攻陷上海，大举西进，直逼南京。金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杭立武邀约留下的这些外侨，决定效法上海，成立南京“安全区”，供难民避祸。东至中山路，北至山西路，南至汉中路，西至西康路。这是一块只有4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区，位于南京市西北角。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鼓楼医院，美、德、英、日大使馆及许多政府机构、高级公寓、私人洋楼都在安全区范围内。



德国人拉贝被选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杭立武被推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兼安全区主任。后来杭奉命护送朝天宫古物西迁，离开南京，总干事一职由贝德士继任。经杭立武推荐，乔治·费奇被国际委员会聘为副总干事，兼安全区副主任，主持安全区的实际工作。总稽查由约翰·马吉牧师兼任。安全区为体现人道、中立，去除政权色彩，挂的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而是民国初年使用过的五色旗；徽章上画着黑圈红十字。大批难民涌向红十字庇护的区域。到12月16日，难民所已发展为25个，后来居住难民人数达25万。日军为使安全区崩溃，百般刁难米煤供应。为养活这几十万人，国际委员会成员一方面与日军谈判争取，一方面偷偷出城购买。贝德士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不再吃面包，和难民一样喝稀饭，以节约粮食。



西方侨民在救护中国难民期间，还在安全区的难民所甚至自己家中救助了一些中国军队高级将领与军官。按照国际惯例，安全区应当保持中立，只收容难民和解除武装的军人。掩护抗日军官，如被日本人发现，极有可能给国际委员会和整个安全区带来灭顶之灾。但同情中国的外侨决定冒险。


第72军军长兼第88师师长孙元良被魏特琳隐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难民中；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被贝德士藏在金陵大学管理大楼最顶层密室；教导总队第二旅参谋主任廖耀湘被卡尔·京特与辛德贝格藏在江南水泥厂的难民营中；南京卫戍司令部卫生部部长金诵盘先被藏在美国大使馆，后被转移到金陵大学美籍教师宿舍楼；南京卫戍司令部的参谋龙应钦与周上校被藏在拉贝住宅的二楼。西方侨民将他们安全送出南京，保存了中国抗日的精英力量。



费吴生：将胶卷缝在大衣衬里带出南京


12月13日，南京沦陷。拉贝和乔治·费奇立刻来到安全区最南边的汉中路同日军交涉。费奇在地图上用铅笔划出标记，告诉日军安全区的位置。日本军官说：“请放心！”拉贝和费奇信以为真。没想到他们还未离开，就亲眼看到日军击毙20名惊慌逃跑的难民。接着日军又闯进安全区，强行抓走大批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费奇痛心疾首地给友人写信道：


“我们忙着解除他们的武装，表示他们缴械后可以保全生命。抱歉得很，我们是失信了。不久他们有的被日军枪杀了，有的被戳死了。他们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拼命到底啊！”



在这些外侨中，费奇与中国的缘分也许是最深厚的。他还有一个名字叫费吴生，因为他生于苏州。父母是传教士，早年从美国来到中国。1913年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中，数十万难民涌入上海，费吴生所在的基督教南京青年会立即开展救济工作。在这期间，他与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等人有深入交往。可以说费吴生不仅是中国通，还算得上中国革命的元老。



1937年12月19日，费吴生与贝德士、史密斯博士一起到金陵中学，看到一个姑娘正被三个日本兵和一个骑马的日本军官追赶，费吴生一把将姑娘推进自己的汽车，关上车门就向校门外开去。日本军官悍然横马挡在车前，但是马害怕汽车发动机声闪到一边，费吴生等人便开足马力飞驰而去。但更多时候，他们根本无力阻挡野蛮的烧杀淫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悲愤地将暴行如实记录。


费吴生在1937年12月10日到1938年1月11日期间的日记，于1938年1月23日由德国人克勒格尔秘密带往上海，立即广为流传，引起中外舆论界震动。1938年6月2日，芝加哥《视野》杂志刊登了费吴生的日记。此文后来又经缩写，刊载在当时美国发行量极大的《读者文摘》。从1946年东京审判到今天，这些材料一直是指控日本军国主义罪责的铁证。


约翰·马吉

拍下南京大屠杀的影像资料


约翰·马吉1884年出生于美国一个律师家庭。他在耶鲁大学和麻省剑桥圣公会神学毕业后，1912年作为牧师被美国圣公会派往中国。南京大屠杀期间，他担任国际安全区总稽查。目睹日军暴行，马吉感到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痛苦”，他拿起了以前用于拍摄福音传播的贝尔牌16mm家用摄像机，在鼓楼医院一带拍摄纪录片。当时日军对外籍人士行动严格控制，摄影摄像绝对禁止。马吉牧师在影片的引言中写道：“必须小心谨慎地行动，摄影时千万不可让日本人看见。”



2007年11月初，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反诉日本右翼作家名誉侵权案一审宣判，日方败诉。审判中有一件重要证据即是马吉拍摄的纪录片，画面中有当时才8岁的夏淑琴。她被日军连刺数刀昏死过去，待她醒来时全家9口有7人惨遭杀害，只有她和年仅4岁的妹妹侥幸生还。当年，夏淑琴和妹妹到难民区进行难民申报。她的悲惨遭遇引起了马吉的注意。马吉去了中华门内新路口5号——夏淑琴一家惨遭杀害的现场，用摄影机摄下惨状。70年后，马吉拍下的证据为夏淑琴讨回了公道。


马吉的记录片有4份拷贝。送到英国的拷贝，被传教士穆里尔·莱斯特小姐带到了日本放映，但很快遭到禁止；1938年4月，拉贝回到德国柏林放映了马吉拍摄的这部纪录片。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也观看了这部片子，“盟友”日本的兽行令戈培尔都震惊，据说看到那些惨不忍睹的镜头时，他还呕吐了好几次。



1953年，马吉牧师在匹兹堡去世。1991年8月，约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从家中地下室里存放的父亲遗物中，找到了马吉牧师当年拍摄的胶片拷贝和使用的那台16mm摄影机，这成为南京大屠杀证据搜集史上一个里程碑。2002年10月2日，大卫·马吉将摄影机捐赠给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马吉牧师曾经传教的道胜堂教堂，现在是南京市第十二中学图书馆。2000年8月2日，南京市下关区政府特将其命名为约翰·马吉图书馆。


辛德贝格和京特

送抗日名将廖耀湘过江


在马吉拍摄的录像中，有15个江南水泥厂难民营的镜头，是丹麦人辛德贝格协助马吉完成的。1937年11月，刚刚建成的江南水泥厂正准备运营，传来了淞沪失守的消息。工厂进行了紧急人员疏散，但机械设备无法运走。设备来自德国和丹麦，德国是日本的同盟，丹麦是中立国，董事会成员请求两国以债权人身份派员入驻。于是两国分别派来了卡尔·京特和辛德贝格两个员工。



江南水泥厂外侧有一道有刺的篱笆墙，宽一尺；还有一条约10米宽的护厂河。日军进城后，难民蜂拥而至，辛德贝格和京特决定把这些难民收容下来。他们设立了一个工厂保护区，面积甚至比南京城内的国际安全区还要大。1938年3月，丹麦一家报纸上发表文章，题为《最大的丹麦国旗飘扬在中国南京》，文中引用辛德贝格这样一段话：


“我让人在厂房屋顶上用油漆绘出一面约1350平方米的丹麦国旗，从空中就能清楚地看到。我想这一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面丹麦国旗。”



1937年12月20日，辛德贝格想将几名受伤的难民带到南京城医治，遭到日本兵阻拦。不久，难民区一个五六岁的小孩被手榴弹炸伤，辛德贝格决定豁出去了，骑着摩托车带孩子进城，闯关成功，把孩子送到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威尔逊手中。威尔逊不仅及时救治了孩子，还给了辛德贝格药品、绷带和两个护士。京特出生在中国，知道中国人信任中医，于是想办法请了几个中医，就这样，辛德贝格和京特在江南水泥厂的单身宿舍办起了一个小医院。



在江南水泥厂难民营附近有一个栖霞寺难民营，深受日军的骚扰和威胁。20多名和尚代表难民写了5封抗议信，请求辛德贝格把信翻译成德文和英文，再进城分别转交给了拉贝和德国使馆。栖霞寺难民营当时有一个重量级“难民”——抗日名将廖耀湘，南京失守后他来不及撤退，搭一个农夫的马车躲过日军搜索，藏进栖霞寺。后来，栖霞寺的和尚与辛德贝格和京特取得联系，他们偷偷将廖耀湘安全转移到长江北岸。

 

东京审判出庭作证


在救助难民过程中，国际委员会成员受到日军威胁甚至殴打是家常便饭。他们的日记中都有详细记录：1937年12月16日晚上，贝德士被喝醉的士兵从床上拖起；18日，在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被士兵用手枪威胁。农艺学教授里格斯12月16日在阻止日军将平民带走时遭到日军殴打；1938年1月9日晚上在自己住所附近被士兵用刺刀威胁。医生威尔逊12月18日遭手枪威胁，12月21日中午“差一点被枪杀了”⋯⋯



据社会学教授史迈士记录，一天晚上，传教士们坐在一起吃晚饭，有几个人说：“我们之中谁最先被杀死，我们就把他的尸体抬到日本使馆门口放着。”有几个人则说：“我愿要么做那个被抬的，要么去抬别人。”


这些国际友人万幸度过劫难，他们最终等到胜利，在东京审判中出庭作证。


1946年8月15日，马吉牧师在东京出庭作证，向法官陈述了他在南京亲历的种种日军暴行。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时，放映了弗兰克·库柏编导的影片《中国的战争》，其中有很多马吉拍摄的镜头。



美国医生威尔逊，大屠杀期间在鼓楼医院独自承担全部外科手术，胳膊累肿了也不能休息。他还坚持几乎天天写日记。他在东京审判书面证词中写道：


“日军入城后不久，送往鼓楼医院救治的平民人数急剧上升⋯⋯日军针对城中平民的暴行在持续六周多后才开始减退⋯⋯我保证以上所述完全属实，1946年6月22日。”



贝德士在法庭上指出，国际委员会在大屠杀持续6个星期内送交日本大使馆70个报告，具体记载了数千起暴行案件。在最初三周，他本人也几乎每天带一份报告前往日本使馆，而这些报告的内容迅速经使馆送往东京，外相广田宏毅、上将松井石根、参谋长武藤章等高级官员不可能不知晓。1948年11月4日，这三名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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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李响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戈雨 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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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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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势、顺势、借势、逆势

于危机中寻先机

于危局中开新局

历史的每一步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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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000 字
阅 读 需 要 16 分钟


……这一天正是日军进城的日子。任何人由于恐惧或受惊而逃跑， 任何人天黑以后在街道或小巷被流动巡逻兵抓住，几乎都会被就地处决⋯⋯而文雅的( 日本) 官员演说却宣称：唯一的宗旨是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向暴虐的中国政府宣战。简直令人作呕。


这是1937年第一篇对南京大屠杀的现场目击记录，作者是金陵大学历史系美籍教授贝德士。12月15日，四名西方记者将这份记录带往上海。12月16日，最后一名西方记者离开南京，临走前他收到基督教南京青年会牧师费吴生的信函。记者以《美国传教士叙述的南京恐怖统治》为题，将信函内容发表在1937年12月22日的《纽约时报》上，成为最早向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之一。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大屠杀开始。国民政府已迁都重庆，各国使馆纷纷撤侨，英美记者被迫撤离。南京成为与世隔绝的地狱。有22名西方人自愿留在南京，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保护了大约25万中国人，并想方设法把日军屠城真相送出重围，使日本政府在国际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将大屠杀主要责任人松井石根及以下将校80余人撤换回国。在南京城外栖霞山江南水泥厂难民营，还有两名西方人保护了3万多难民。


贝德士：冲破封锁只身回南京


1937年9月19日，日本驻中国第3舰队司令官在上海向各国使节发出通告，宣称日本空军将于9月21日正午12时以后对南京采取轰炸或其他手段，要求各国人士迅速离开南京。各使馆为保全国民，从1937年8月中旬就开始撤侨。



当时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贝德士全家正在日本度假，他非但不庆幸自己躲开浩劫，还与家人分别、冲破封锁只身回到南京。1936-1941年期间，他曾7次访问日本，在教会资金的赞助下，利用当地资料研究亚洲现状、日本社会状况及政府政策动向。从贝德士遗稿可以看出，他在1937年之前就向国际社会发出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必将推进大规模侵略战争，当时只有极少数美国学者认识到这一点。


和贝德士一起留下的，还有美国长老会牧师米尔斯，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农艺学教授里格斯，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约翰·拉贝，美国圣公会南京德胜教堂牧师约翰·马吉，美国基督教南京青年会牧师乔治·费奇（又名费吴生），金陵大学鼓楼医院美籍代院长特里默，医生威尔逊，德国礼和洋行工程师克勒格尔等。


这些西方人在南京生活多年，以“老市民”自居。其中有15人来自美国教会。19世纪末以来，北美学生海外布道运动兴起，一批年轻的传教士应此潮流来华，在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任教。这些学者型传教士自称“南京帮”，将大半生精力都投入到南京高等教育事业。



1937年11月，日军攻陷上海，大举西进，直逼南京。金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杭立武邀约留下的这些外侨，决定效法上海，成立南京“安全区”，供难民避祸。东至中山路，北至山西路，南至汉中路，西至西康路。这是一块只有4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区，位于南京市西北角。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鼓楼医院，美、德、英、日大使馆及许多政府机构、高级公寓、私人洋楼都在安全区范围内。



德国人拉贝被选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杭立武被推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兼安全区主任。后来杭奉命护送朝天宫古物西迁，离开南京，总干事一职由贝德士继任。经杭立武推荐，乔治·费奇被国际委员会聘为副总干事，兼安全区副主任，主持安全区的实际工作。总稽查由约翰·马吉牧师兼任。安全区为体现人道、中立，去除政权色彩，挂的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而是民国初年使用过的五色旗；徽章上画着黑圈红十字。大批难民涌向红十字庇护的区域。到12月16日，难民所已发展为25个，后来居住难民人数达25万。日军为使安全区崩溃，百般刁难米煤供应。为养活这几十万人，国际委员会成员一方面与日军谈判争取，一方面偷偷出城购买。贝德士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不再吃面包，和难民一样喝稀饭，以节约粮食。



西方侨民在救护中国难民期间，还在安全区的难民所甚至自己家中救助了一些中国军队高级将领与军官。按照国际惯例，安全区应当保持中立，只收容难民和解除武装的军人。掩护抗日军官，如被日本人发现，极有可能给国际委员会和整个安全区带来灭顶之灾。但同情中国的外侨决定冒险。


第72军军长兼第88师师长孙元良被魏特琳隐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难民中；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被贝德士藏在金陵大学管理大楼最顶层密室；教导总队第二旅参谋主任廖耀湘被卡尔·京特与辛德贝格藏在江南水泥厂的难民营中；南京卫戍司令部卫生部部长金诵盘先被藏在美国大使馆，后被转移到金陵大学美籍教师宿舍楼；南京卫戍司令部的参谋龙应钦与周上校被藏在拉贝住宅的二楼。西方侨民将他们安全送出南京，保存了中国抗日的精英力量。



费吴生：将胶卷缝在大衣衬里带出南京


12月13日，南京沦陷。拉贝和乔治·费奇立刻来到安全区最南边的汉中路同日军交涉。费奇在地图上用铅笔划出标记，告诉日军安全区的位置。日本军官说：“请放心！”拉贝和费奇信以为真。没想到他们还未离开，就亲眼看到日军击毙20名惊慌逃跑的难民。接着日军又闯进安全区，强行抓走大批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费奇痛心疾首地给友人写信道：


“我们忙着解除他们的武装，表示他们缴械后可以保全生命。抱歉得很，我们是失信了。不久他们有的被日军枪杀了，有的被戳死了。他们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拼命到底啊！”



在这些外侨中，费奇与中国的缘分也许是最深厚的。他还有一个名字叫费吴生，因为他生于苏州。父母是传教士，早年从美国来到中国。1913年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中，数十万难民涌入上海，费吴生所在的基督教南京青年会立即开展救济工作。在这期间，他与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等人有深入交往。可以说费吴生不仅是中国通，还算得上中国革命的元老。



1937年12月19日，费吴生与贝德士、史密斯博士一起到金陵中学，看到一个姑娘正被三个日本兵和一个骑马的日本军官追赶，费吴生一把将姑娘推进自己的汽车，关上车门就向校门外开去。日本军官悍然横马挡在车前，但是马害怕汽车发动机声闪到一边，费吴生等人便开足马力飞驰而去。但更多时候，他们根本无力阻挡野蛮的烧杀淫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悲愤地将暴行如实记录。


费吴生在1937年12月10日到1938年1月11日期间的日记，于1938年1月23日由德国人克勒格尔秘密带往上海，立即广为流传，引起中外舆论界震动。1938年6月2日，芝加哥《视野》杂志刊登了费吴生的日记。此文后来又经缩写，刊载在当时美国发行量极大的《读者文摘》。从1946年东京审判到今天，这些材料一直是指控日本军国主义罪责的铁证。


约翰·马吉

拍下南京大屠杀的影像资料


约翰·马吉1884年出生于美国一个律师家庭。他在耶鲁大学和麻省剑桥圣公会神学毕业后，1912年作为牧师被美国圣公会派往中国。南京大屠杀期间，他担任国际安全区总稽查。目睹日军暴行，马吉感到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痛苦”，他拿起了以前用于拍摄福音传播的贝尔牌16mm家用摄像机，在鼓楼医院一带拍摄纪录片。当时日军对外籍人士行动严格控制，摄影摄像绝对禁止。马吉牧师在影片的引言中写道：“必须小心谨慎地行动，摄影时千万不可让日本人看见。”



2007年11月初，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反诉日本右翼作家名誉侵权案一审宣判，日方败诉。审判中有一件重要证据即是马吉拍摄的纪录片，画面中有当时才8岁的夏淑琴。她被日军连刺数刀昏死过去，待她醒来时全家9口有7人惨遭杀害，只有她和年仅4岁的妹妹侥幸生还。当年，夏淑琴和妹妹到难民区进行难民申报。她的悲惨遭遇引起了马吉的注意。马吉去了中华门内新路口5号——夏淑琴一家惨遭杀害的现场，用摄影机摄下惨状。70年后，马吉拍下的证据为夏淑琴讨回了公道。


马吉的记录片有4份拷贝。送到英国的拷贝，被传教士穆里尔·莱斯特小姐带到了日本放映，但很快遭到禁止；1938年4月，拉贝回到德国柏林放映了马吉拍摄的这部纪录片。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也观看了这部片子，“盟友”日本的兽行令戈培尔都震惊，据说看到那些惨不忍睹的镜头时，他还呕吐了好几次。



1953年，马吉牧师在匹兹堡去世。1991年8月，约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从家中地下室里存放的父亲遗物中，找到了马吉牧师当年拍摄的胶片拷贝和使用的那台16mm摄影机，这成为南京大屠杀证据搜集史上一个里程碑。2002年10月2日，大卫·马吉将摄影机捐赠给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马吉牧师曾经传教的道胜堂教堂，现在是南京市第十二中学图书馆。2000年8月2日，南京市下关区政府特将其命名为约翰·马吉图书馆。


辛德贝格和京特

送抗日名将廖耀湘过江


在马吉拍摄的录像中，有15个江南水泥厂难民营的镜头，是丹麦人辛德贝格协助马吉完成的。1937年11月，刚刚建成的江南水泥厂正准备运营，传来了淞沪失守的消息。工厂进行了紧急人员疏散，但机械设备无法运走。设备来自德国和丹麦，德国是日本的同盟，丹麦是中立国，董事会成员请求两国以债权人身份派员入驻。于是两国分别派来了卡尔·京特和辛德贝格两个员工。



江南水泥厂外侧有一道有刺的篱笆墙，宽一尺；还有一条约10米宽的护厂河。日军进城后，难民蜂拥而至，辛德贝格和京特决定把这些难民收容下来。他们设立了一个工厂保护区，面积甚至比南京城内的国际安全区还要大。1938年3月，丹麦一家报纸上发表文章，题为《最大的丹麦国旗飘扬在中国南京》，文中引用辛德贝格这样一段话：


“我让人在厂房屋顶上用油漆绘出一面约1350平方米的丹麦国旗，从空中就能清楚地看到。我想这一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面丹麦国旗。”



1937年12月20日，辛德贝格想将几名受伤的难民带到南京城医治，遭到日本兵阻拦。不久，难民区一个五六岁的小孩被手榴弹炸伤，辛德贝格决定豁出去了，骑着摩托车带孩子进城，闯关成功，把孩子送到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威尔逊手中。威尔逊不仅及时救治了孩子，还给了辛德贝格药品、绷带和两个护士。京特出生在中国，知道中国人信任中医，于是想办法请了几个中医，就这样，辛德贝格和京特在江南水泥厂的单身宿舍办起了一个小医院。



在江南水泥厂难民营附近有一个栖霞寺难民营，深受日军的骚扰和威胁。20多名和尚代表难民写了5封抗议信，请求辛德贝格把信翻译成德文和英文，再进城分别转交给了拉贝和德国使馆。栖霞寺难民营当时有一个重量级“难民”——抗日名将廖耀湘，南京失守后他来不及撤退，搭一个农夫的马车躲过日军搜索，藏进栖霞寺。后来，栖霞寺的和尚与辛德贝格和京特取得联系，他们偷偷将廖耀湘安全转移到长江北岸。

 

东京审判出庭作证


在救助难民过程中，国际委员会成员受到日军威胁甚至殴打是家常便饭。他们的日记中都有详细记录：1937年12月16日晚上，贝德士被喝醉的士兵从床上拖起；18日，在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被士兵用手枪威胁。农艺学教授里格斯12月16日在阻止日军将平民带走时遭到日军殴打；1938年1月9日晚上在自己住所附近被士兵用刺刀威胁。医生威尔逊12月18日遭手枪威胁，12月21日中午“差一点被枪杀了”⋯⋯



据社会学教授史迈士记录，一天晚上，传教士们坐在一起吃晚饭，有几个人说：“我们之中谁最先被杀死，我们就把他的尸体抬到日本使馆门口放着。”有几个人则说：“我愿要么做那个被抬的，要么去抬别人。”


这些国际友人万幸度过劫难，他们最终等到胜利，在东京审判中出庭作证。


1946年8月15日，马吉牧师在东京出庭作证，向法官陈述了他在南京亲历的种种日军暴行。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时，放映了弗兰克·库柏编导的影片《中国的战争》，其中有很多马吉拍摄的镜头。



美国医生威尔逊，大屠杀期间在鼓楼医院独自承担全部外科手术，胳膊累肿了也不能休息。他还坚持几乎天天写日记。他在东京审判书面证词中写道：


“日军入城后不久，送往鼓楼医院救治的平民人数急剧上升⋯⋯日军针对城中平民的暴行在持续六周多后才开始减退⋯⋯我保证以上所述完全属实，1946年6月22日。”



贝德士在法庭上指出，国际委员会在大屠杀持续6个星期内送交日本大使馆70个报告，具体记载了数千起暴行案件。在最初三周，他本人也几乎每天带一份报告前往日本使馆，而这些报告的内容迅速经使馆送往东京，外相广田宏毅、上将松井石根、参谋长武藤章等高级官员不可能不知晓。1948年11月4日，这三名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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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李响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戈雨 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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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500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钟

金人横行中原，南宋苟安江南一隅。为收复昔日河山，重新实现一统，岳飞率领“岳家军”屡败金兵，虽然壮志未酬，也留下了“精忠报国”的千古美名。


在民间流传的许多故事里，就有“岳母刺字”——岳飞从军前，母亲在他后背刺下“精忠报国”四个大字。


但实际上，在一些历史记载以及当今语文老师眼中，岳飞背后刺的很可能是“尽忠报国”。这一字之差，也成了长期以来的一大争议性话题。


那么，岳飞背上刺的到底是啥？


到底是谁为岳飞刺字？


我们先回顾一下宋代“刺字”之风。


刺字在中国可追溯到五刑之一的“黥（qíng）”刑。黥刑又称墨刑，即刺字于受刑者面额上，涂以黑色，作为处罚的标志。唐末五代时期，军阀们强征百姓当兵，为防止逃亡，便在士兵脸上刺字，刺字内容大多是部队番号。这样一旦抓到逃兵便可知道他的部队番号，也方便遣返归队。宋代承袭此制，凡招募士兵，必定要在其面部或其他部位刺上小字，刺字成为军人身份的特殊标志。


例如，宋仁宗朝名将狄青起于行伍，尽管他最后官至枢密副使，也始终面带刺字，故又有“涅面将军”的称号。而有些军队和军人为了表达自己的某种志向，主动在身上刺字。如《水浒传》中梁山五虎将之一呼延灼的祖先——宋太宗朝名将呼延赞，为表达自己的杀敌报国之心，特意在身上遍刺“赤心杀贼”四字，其子耳后还刺有“出门忘家为国，临阵忘死为主”。宋高宗时，抗金名将王彦在太行山聚集义军，为表示抗敌的决心，皆面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因此被称为“八字军”。 



然而，宋人的笔记和野史，甚至包括岳飞之孙岳珂所著的《金陀粹编》，均未记载岳飞身上有刺字。


岳飞背上有刺字的说法始见于元人所编的《宋史·岳飞传》：


“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


但这里并未注明此四字出自岳母之手。《宋史·何铸传》中也有相同记载：


“铸引飞至庭，诘其反状。飞袒而示之背，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


《宋史》是元末脱脱等人利用旧有的宋朝国史编撰而成，其中《岳飞传》的原始史料来源是岳飞之孙岳珂收集整理而成的《鄂王行实编年》。因此，《宋史·岳飞传》的内容还是比较可信的，即岳飞背上定然有刺字。



《宋史》中关于岳飞背刺“尽忠报国”的记载，成为后来刺字故事演变的源头。因其未载究竟是何人所刺，这就给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后世故事中，先出现的是“张宪刺字”故事，后来才逐渐演变为“岳母刺字”，成为流传至今的故事。


例如，明末通俗文学家冯梦龙所著的《精忠旗》中有《岳飞刺字》一节，生动描写了“张宪刺字”的故事：


「其三」为臣的死有余，使君王踉跄道途。我那圣上呵，是谁贻祸？都因文臣爱钱，武臣惜死，以至如此。怎教人不怨文和武。张宪，你把刀来在我背上深深刻“尽忠报国”四字。［解袍露背介］［末］怕老爷疼痛。［生怒介］唉，我岳飞死且不惧，怕甚么疼痛？［末］既如此，小人大胆动手了。［作刻介］［生］我已拼头颅报效朝廷，便损肌肤有何凄楚！［末］刻完了。［生］与我以墨涅之。［末应涅介］


可见直到明末，为岳飞刺字之人尚被认为是张宪，且岳飞背上所刺之字仍为《宋史》中记载的“尽忠报国”。



“岳母刺字”的故事形成于清代，并在戏曲与文学作品之中流传开来。


清代剧本《精忠》写道：


“老妇人刺字，岳夫子把家离。”


清代中叶流行于北京的秦腔剧本《回府刺字》中，岳母所刺之字又成了“忠孝保国”：


“祖先堂与儿背后刺上四字，‘忠孝保国’忠孝自心。将字刺在儿身后，免去为娘一重心！”



而到了清虬髯白眉子所撰的《调精忠》中，刺字内容已变为“精忠报国”：


“况背后高高刻字‘精忠报国’。”


情节最为详细的当属《夺秋魁传奇》第四出《刺字》，岳飞奉命去打探二帝消息，母子话别时，岳飞主动要求刺字“精忠报国”：


孩儿欲将‘精忠报国’四字刺入皮肤：一则以报君父恩，二则少誓不从奸贼之意。母亲意下如何? （老旦）我儿，你力行忠孝，所志何患不就，何必刺字；毁伤身体，恐非孝道！（生）母亲，忠孝本乎一体；我本取志立名，非自毁身。想当今呵！……母亲，待孩儿脱下衣服，跪在堂前，把花针与孩儿刺成‘精忠报国’四字便了！



总体来看，给岳飞刺字之人的身份已无法分辨。但从常理推测，刺字之人是岳飞的母亲姚氏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文身刺字是一门特技，有严格的操作程序和技巧，是有门槛的，因此，“岳母刺字”显然是后人艺术加工创造出来的。当然，也不排除岳母为了鼓励岳飞参军报国，请匠人为岳飞刺字的可能。


“尽忠报国”如何变成了“精忠报国”

 

如前所叙，据《宋史·岳飞传》这一正史所载，岳飞背后所刺之字为“尽忠报国”，那为何后世又会有“精忠报国”一说？改“尽”为“精”的背后又有何深意呢？


岳飞与“精忠”二字产生关系，最早可追溯到宋高宗绍兴三年（1033）。当年，岳飞率部剿灭吉州、虔州的民变叛乱以后，“秋，（岳飞）入见，帝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以赐之”。鉴于岳飞的赫赫战功，宋高宗亲笔书写“精忠岳飞”四个大字，并制成一面锦旗，赐予岳飞。此后，岳飞便携带此锦旗作为行军大纛（dào，古时军队或仪仗队的大旗）。“精忠”与“尽忠”发音接近，后来出现“精忠报国”，恐怕是把刺字与赐旗二事混为一谈的结果。



清代时，戏曲中逐渐出现了岳母为岳飞刺“精忠报国”的情节，但这一说法尚未最终定型。直到清人钱彩著历史评书演义《说岳全传》后，才使得这一讹传几成确论。该书第二十二回《结义盟王佐假名 刺精忠岳母训子》中，生动描写了岳母姚氏给岳飞背后刺上“精忠报国”四字：


安人道：“做娘的见你不受叛贼之聘，甘守清贫，不贪浊富，是极好的了！但恐我死之后，又有那些不肖之徒前来勾引，倘我儿一时失志，做出些不忠之事，岂不把半世芳名丧于一旦？故我今日祝告天地祖宗，要在你背上刺下‘精忠报国’四字。但愿你做个忠臣，我做娘的死后，那些来来往往的人道：‘好个安人，教子成名，尽忠报国，流芳百世！’我就含笑于九泉矣！”……岳飞道：“母亲说得有理，就与孩儿刺字罢！”就将衣服脱下半边。


安人取笔，先在岳飞背上正脊之中写了“精忠报国”四字，然后将绣花计拿在手中，在他背上一刺，只见岳飞的肉一耸。安人道：“我儿痛么？”岳飞道：“母亲刺也不曾刺，怎么问孩儿痛不痛？”安人流泪道：“我儿！你恐怕做娘的手软，故说不痛。”就咬着牙根而刺。刺完，将醋墨涂上了，便永远不褪色的了。


钱彩的描写相当精辟生动，不但将岳母刺字的流程描绘清楚，还将岳飞被刺字时的表情描写到位，让人仿佛身临其境。由于《说岳全传》别出心裁，以其通俗的语言，契合了大众心理，且有利于倡导古代忠孝观念，故而版本众多，流传广泛，使得“精忠报国”的说法最终定型。



岳飞“精忠报国”故事的盛行，很大程度上出于时代与政治的需要。一般而言，“精忠”代表的是以帝王为首的外界评判，如宋高宗赐“精忠”旗，“尽忠”则更多代表了岳飞对自身行为的期许。明清以来，政府与民间着力宣扬岳飞的“精忠”，强调为人臣者对君王和父母的“忠孝观念”。如万历皇帝称岳飞“精忠贯日，大孝昭天”，乾隆皇帝称赞岳飞“文武兼备，仁智并施，精忠无二”等。可见这是社会与时代的需要，已与岳飞当初自许的“尽忠”不同。


因此，多方面的评价促使岳飞从“尽忠报国”变为“精忠报国”。在这种情况下，岳飞背上刺的到底是什么已不再重要。正如一些历史学者指出的，重要的不是文字的表象，而是其背后所蕴含的精神力量。“尽忠报国”的正史记载，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军人对国家的赤诚；“精忠报国”的广泛流传，让我们感受到一个民族对忠义的推崇。两者共同构成了岳飞精神的丰富内涵。


参考文献：

1、（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

2、朱瑞熙：《宋代的刺字和文身习俗》，《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

3、王曾瑜：《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吴启雷：《“尽忠报国”与“精忠报国”》，《国学》2013年第11期

5、赵耀文：《岳飞故事的民族记忆——以“岳母刺字”、“精忠报国”故事的承衍流变为视角》，《三峡论坛（三峡文学·理论版）》2017年第2期

6、李凤能：《岳母刺字的真伪及“精忠报国”的认知意义》，《文史杂志》2019年第5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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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韩靖宇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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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500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钟

金人横行中原，南宋苟安江南一隅。为收复昔日河山，重新实现一统，岳飞率领“岳家军”屡败金兵，虽然壮志未酬，也留下了“精忠报国”的千古美名。


在民间流传的许多故事里，就有“岳母刺字”——岳飞从军前，母亲在他后背刺下“精忠报国”四个大字。


但实际上，在一些历史记载以及当今语文老师眼中，岳飞背后刺的很可能是“尽忠报国”。这一字之差，也成了长期以来的一大争议性话题。


那么，岳飞背上刺的到底是啥？


到底是谁为岳飞刺字？


我们先回顾一下宋代“刺字”之风。


刺字在中国可追溯到五刑之一的“黥（qíng）”刑。黥刑又称墨刑，即刺字于受刑者面额上，涂以黑色，作为处罚的标志。唐末五代时期，军阀们强征百姓当兵，为防止逃亡，便在士兵脸上刺字，刺字内容大多是部队番号。这样一旦抓到逃兵便可知道他的部队番号，也方便遣返归队。宋代承袭此制，凡招募士兵，必定要在其面部或其他部位刺上小字，刺字成为军人身份的特殊标志。


例如，宋仁宗朝名将狄青起于行伍，尽管他最后官至枢密副使，也始终面带刺字，故又有“涅面将军”的称号。而有些军队和军人为了表达自己的某种志向，主动在身上刺字。如《水浒传》中梁山五虎将之一呼延灼的祖先——宋太宗朝名将呼延赞，为表达自己的杀敌报国之心，特意在身上遍刺“赤心杀贼”四字，其子耳后还刺有“出门忘家为国，临阵忘死为主”。宋高宗时，抗金名将王彦在太行山聚集义军，为表示抗敌的决心，皆面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因此被称为“八字军”。 



然而，宋人的笔记和野史，甚至包括岳飞之孙岳珂所著的《金陀粹编》，均未记载岳飞身上有刺字。


岳飞背上有刺字的说法始见于元人所编的《宋史·岳飞传》：


“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


但这里并未注明此四字出自岳母之手。《宋史·何铸传》中也有相同记载：


“铸引飞至庭，诘其反状。飞袒而示之背，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


《宋史》是元末脱脱等人利用旧有的宋朝国史编撰而成，其中《岳飞传》的原始史料来源是岳飞之孙岳珂收集整理而成的《鄂王行实编年》。因此，《宋史·岳飞传》的内容还是比较可信的，即岳飞背上定然有刺字。



《宋史》中关于岳飞背刺“尽忠报国”的记载，成为后来刺字故事演变的源头。因其未载究竟是何人所刺，这就给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后世故事中，先出现的是“张宪刺字”故事，后来才逐渐演变为“岳母刺字”，成为流传至今的故事。


例如，明末通俗文学家冯梦龙所著的《精忠旗》中有《岳飞刺字》一节，生动描写了“张宪刺字”的故事：


「其三」为臣的死有余，使君王踉跄道途。我那圣上呵，是谁贻祸？都因文臣爱钱，武臣惜死，以至如此。怎教人不怨文和武。张宪，你把刀来在我背上深深刻“尽忠报国”四字。［解袍露背介］［末］怕老爷疼痛。［生怒介］唉，我岳飞死且不惧，怕甚么疼痛？［末］既如此，小人大胆动手了。［作刻介］［生］我已拼头颅报效朝廷，便损肌肤有何凄楚！［末］刻完了。［生］与我以墨涅之。［末应涅介］


可见直到明末，为岳飞刺字之人尚被认为是张宪，且岳飞背上所刺之字仍为《宋史》中记载的“尽忠报国”。



“岳母刺字”的故事形成于清代，并在戏曲与文学作品之中流传开来。


清代剧本《精忠》写道：


“老妇人刺字，岳夫子把家离。”


清代中叶流行于北京的秦腔剧本《回府刺字》中，岳母所刺之字又成了“忠孝保国”：


“祖先堂与儿背后刺上四字，‘忠孝保国’忠孝自心。将字刺在儿身后，免去为娘一重心！”



而到了清虬髯白眉子所撰的《调精忠》中，刺字内容已变为“精忠报国”：


“况背后高高刻字‘精忠报国’。”


情节最为详细的当属《夺秋魁传奇》第四出《刺字》，岳飞奉命去打探二帝消息，母子话别时，岳飞主动要求刺字“精忠报国”：


孩儿欲将‘精忠报国’四字刺入皮肤：一则以报君父恩，二则少誓不从奸贼之意。母亲意下如何? （老旦）我儿，你力行忠孝，所志何患不就，何必刺字；毁伤身体，恐非孝道！（生）母亲，忠孝本乎一体；我本取志立名，非自毁身。想当今呵！……母亲，待孩儿脱下衣服，跪在堂前，把花针与孩儿刺成‘精忠报国’四字便了！



总体来看，给岳飞刺字之人的身份已无法分辨。但从常理推测，刺字之人是岳飞的母亲姚氏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文身刺字是一门特技，有严格的操作程序和技巧，是有门槛的，因此，“岳母刺字”显然是后人艺术加工创造出来的。当然，也不排除岳母为了鼓励岳飞参军报国，请匠人为岳飞刺字的可能。


“尽忠报国”如何变成了“精忠报国”

 

如前所叙，据《宋史·岳飞传》这一正史所载，岳飞背后所刺之字为“尽忠报国”，那为何后世又会有“精忠报国”一说？改“尽”为“精”的背后又有何深意呢？


岳飞与“精忠”二字产生关系，最早可追溯到宋高宗绍兴三年（1033）。当年，岳飞率部剿灭吉州、虔州的民变叛乱以后，“秋，（岳飞）入见，帝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以赐之”。鉴于岳飞的赫赫战功，宋高宗亲笔书写“精忠岳飞”四个大字，并制成一面锦旗，赐予岳飞。此后，岳飞便携带此锦旗作为行军大纛（dào，古时军队或仪仗队的大旗）。“精忠”与“尽忠”发音接近，后来出现“精忠报国”，恐怕是把刺字与赐旗二事混为一谈的结果。



清代时，戏曲中逐渐出现了岳母为岳飞刺“精忠报国”的情节，但这一说法尚未最终定型。直到清人钱彩著历史评书演义《说岳全传》后，才使得这一讹传几成确论。该书第二十二回《结义盟王佐假名 刺精忠岳母训子》中，生动描写了岳母姚氏给岳飞背后刺上“精忠报国”四字：


安人道：“做娘的见你不受叛贼之聘，甘守清贫，不贪浊富，是极好的了！但恐我死之后，又有那些不肖之徒前来勾引，倘我儿一时失志，做出些不忠之事，岂不把半世芳名丧于一旦？故我今日祝告天地祖宗，要在你背上刺下‘精忠报国’四字。但愿你做个忠臣，我做娘的死后，那些来来往往的人道：‘好个安人，教子成名，尽忠报国，流芳百世！’我就含笑于九泉矣！”……岳飞道：“母亲说得有理，就与孩儿刺字罢！”就将衣服脱下半边。


安人取笔，先在岳飞背上正脊之中写了“精忠报国”四字，然后将绣花计拿在手中，在他背上一刺，只见岳飞的肉一耸。安人道：“我儿痛么？”岳飞道：“母亲刺也不曾刺，怎么问孩儿痛不痛？”安人流泪道：“我儿！你恐怕做娘的手软，故说不痛。”就咬着牙根而刺。刺完，将醋墨涂上了，便永远不褪色的了。


钱彩的描写相当精辟生动，不但将岳母刺字的流程描绘清楚，还将岳飞被刺字时的表情描写到位，让人仿佛身临其境。由于《说岳全传》别出心裁，以其通俗的语言，契合了大众心理，且有利于倡导古代忠孝观念，故而版本众多，流传广泛，使得“精忠报国”的说法最终定型。



岳飞“精忠报国”故事的盛行，很大程度上出于时代与政治的需要。一般而言，“精忠”代表的是以帝王为首的外界评判，如宋高宗赐“精忠”旗，“尽忠”则更多代表了岳飞对自身行为的期许。明清以来，政府与民间着力宣扬岳飞的“精忠”，强调为人臣者对君王和父母的“忠孝观念”。如万历皇帝称岳飞“精忠贯日，大孝昭天”，乾隆皇帝称赞岳飞“文武兼备，仁智并施，精忠无二”等。可见这是社会与时代的需要，已与岳飞当初自许的“尽忠”不同。


因此，多方面的评价促使岳飞从“尽忠报国”变为“精忠报国”。在这种情况下，岳飞背上刺的到底是什么已不再重要。正如一些历史学者指出的，重要的不是文字的表象，而是其背后所蕴含的精神力量。“尽忠报国”的正史记载，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军人对国家的赤诚；“精忠报国”的广泛流传，让我们感受到一个民族对忠义的推崇。两者共同构成了岳飞精神的丰富内涵。


参考文献：

1、（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

2、朱瑞熙：《宋代的刺字和文身习俗》，《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

3、王曾瑜：《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吴启雷：《“尽忠报国”与“精忠报国”》，《国学》2013年第11期

5、赵耀文：《岳飞故事的民族记忆——以“岳母刺字”、“精忠报国”故事的承衍流变为视角》，《三峡论坛（三峡文学·理论版）》2017年第2期

6、李凤能：《岳母刺字的真伪及“精忠报国”的认知意义》，《文史杂志》2019年第5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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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韩靖宇
编辑 | 胡心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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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人横行中原，南宋苟安江南一隅。为收复昔日河山，重新实现一统，岳飞率领“岳家军”屡败金兵，虽然壮志未酬，也留下了“精忠报国”的千古美名。


在民间流传的许多故事里，就有“岳母刺字”——岳飞从军前，母亲在他后背刺下“精忠报国”四个大字。


但实际上，在一些历史记载以及当今语文老师眼中，岳飞背后刺的很可能是“尽忠报国”。这一字之差，也成了长期以来的一大争议性话题。


那么，岳飞背上刺的到底是啥？


到底是谁为岳飞刺字？


我们先回顾一下宋代“刺字”之风。


刺字在中国可追溯到五刑之一的“黥（qíng）”刑。黥刑又称墨刑，即刺字于受刑者面额上，涂以黑色，作为处罚的标志。唐末五代时期，军阀们强征百姓当兵，为防止逃亡，便在士兵脸上刺字，刺字内容大多是部队番号。这样一旦抓到逃兵便可知道他的部队番号，也方便遣返归队。宋代承袭此制，凡招募士兵，必定要在其面部或其他部位刺上小字，刺字成为军人身份的特殊标志。


例如，宋仁宗朝名将狄青起于行伍，尽管他最后官至枢密副使，也始终面带刺字，故又有“涅面将军”的称号。而有些军队和军人为了表达自己的某种志向，主动在身上刺字。如《水浒传》中梁山五虎将之一呼延灼的祖先——宋太宗朝名将呼延赞，为表达自己的杀敌报国之心，特意在身上遍刺“赤心杀贼”四字，其子耳后还刺有“出门忘家为国，临阵忘死为主”。宋高宗时，抗金名将王彦在太行山聚集义军，为表示抗敌的决心，皆面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因此被称为“八字军”。 



然而，宋人的笔记和野史，甚至包括岳飞之孙岳珂所著的《金陀粹编》，均未记载岳飞身上有刺字。


岳飞背上有刺字的说法始见于元人所编的《宋史·岳飞传》：


“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


但这里并未注明此四字出自岳母之手。《宋史·何铸传》中也有相同记载：


“铸引飞至庭，诘其反状。飞袒而示之背，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


《宋史》是元末脱脱等人利用旧有的宋朝国史编撰而成，其中《岳飞传》的原始史料来源是岳飞之孙岳珂收集整理而成的《鄂王行实编年》。因此，《宋史·岳飞传》的内容还是比较可信的，即岳飞背上定然有刺字。



《宋史》中关于岳飞背刺“尽忠报国”的记载，成为后来刺字故事演变的源头。因其未载究竟是何人所刺，这就给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后世故事中，先出现的是“张宪刺字”故事，后来才逐渐演变为“岳母刺字”，成为流传至今的故事。


例如，明末通俗文学家冯梦龙所著的《精忠旗》中有《岳飞刺字》一节，生动描写了“张宪刺字”的故事：


「其三」为臣的死有余，使君王踉跄道途。我那圣上呵，是谁贻祸？都因文臣爱钱，武臣惜死，以至如此。怎教人不怨文和武。张宪，你把刀来在我背上深深刻“尽忠报国”四字。［解袍露背介］［末］怕老爷疼痛。［生怒介］唉，我岳飞死且不惧，怕甚么疼痛？［末］既如此，小人大胆动手了。［作刻介］［生］我已拼头颅报效朝廷，便损肌肤有何凄楚！［末］刻完了。［生］与我以墨涅之。［末应涅介］


可见直到明末，为岳飞刺字之人尚被认为是张宪，且岳飞背上所刺之字仍为《宋史》中记载的“尽忠报国”。



“岳母刺字”的故事形成于清代，并在戏曲与文学作品之中流传开来。


清代剧本《精忠》写道：


“老妇人刺字，岳夫子把家离。”


清代中叶流行于北京的秦腔剧本《回府刺字》中，岳母所刺之字又成了“忠孝保国”：


“祖先堂与儿背后刺上四字，‘忠孝保国’忠孝自心。将字刺在儿身后，免去为娘一重心！”



而到了清虬髯白眉子所撰的《调精忠》中，刺字内容已变为“精忠报国”：


“况背后高高刻字‘精忠报国’。”


情节最为详细的当属《夺秋魁传奇》第四出《刺字》，岳飞奉命去打探二帝消息，母子话别时，岳飞主动要求刺字“精忠报国”：


孩儿欲将‘精忠报国’四字刺入皮肤：一则以报君父恩，二则少誓不从奸贼之意。母亲意下如何? （老旦）我儿，你力行忠孝，所志何患不就，何必刺字；毁伤身体，恐非孝道！（生）母亲，忠孝本乎一体；我本取志立名，非自毁身。想当今呵！……母亲，待孩儿脱下衣服，跪在堂前，把花针与孩儿刺成‘精忠报国’四字便了！



总体来看，给岳飞刺字之人的身份已无法分辨。但从常理推测，刺字之人是岳飞的母亲姚氏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文身刺字是一门特技，有严格的操作程序和技巧，是有门槛的，因此，“岳母刺字”显然是后人艺术加工创造出来的。当然，也不排除岳母为了鼓励岳飞参军报国，请匠人为岳飞刺字的可能。


“尽忠报国”如何变成了“精忠报国”

 

如前所叙，据《宋史·岳飞传》这一正史所载，岳飞背后所刺之字为“尽忠报国”，那为何后世又会有“精忠报国”一说？改“尽”为“精”的背后又有何深意呢？


岳飞与“精忠”二字产生关系，最早可追溯到宋高宗绍兴三年（1033）。当年，岳飞率部剿灭吉州、虔州的民变叛乱以后，“秋，（岳飞）入见，帝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以赐之”。鉴于岳飞的赫赫战功，宋高宗亲笔书写“精忠岳飞”四个大字，并制成一面锦旗，赐予岳飞。此后，岳飞便携带此锦旗作为行军大纛（dào，古时军队或仪仗队的大旗）。“精忠”与“尽忠”发音接近，后来出现“精忠报国”，恐怕是把刺字与赐旗二事混为一谈的结果。



清代时，戏曲中逐渐出现了岳母为岳飞刺“精忠报国”的情节，但这一说法尚未最终定型。直到清人钱彩著历史评书演义《说岳全传》后，才使得这一讹传几成确论。该书第二十二回《结义盟王佐假名 刺精忠岳母训子》中，生动描写了岳母姚氏给岳飞背后刺上“精忠报国”四字：


安人道：“做娘的见你不受叛贼之聘，甘守清贫，不贪浊富，是极好的了！但恐我死之后，又有那些不肖之徒前来勾引，倘我儿一时失志，做出些不忠之事，岂不把半世芳名丧于一旦？故我今日祝告天地祖宗，要在你背上刺下‘精忠报国’四字。但愿你做个忠臣，我做娘的死后，那些来来往往的人道：‘好个安人，教子成名，尽忠报国，流芳百世！’我就含笑于九泉矣！”……岳飞道：“母亲说得有理，就与孩儿刺字罢！”就将衣服脱下半边。


安人取笔，先在岳飞背上正脊之中写了“精忠报国”四字，然后将绣花计拿在手中，在他背上一刺，只见岳飞的肉一耸。安人道：“我儿痛么？”岳飞道：“母亲刺也不曾刺，怎么问孩儿痛不痛？”安人流泪道：“我儿！你恐怕做娘的手软，故说不痛。”就咬着牙根而刺。刺完，将醋墨涂上了，便永远不褪色的了。


钱彩的描写相当精辟生动，不但将岳母刺字的流程描绘清楚，还将岳飞被刺字时的表情描写到位，让人仿佛身临其境。由于《说岳全传》别出心裁，以其通俗的语言，契合了大众心理，且有利于倡导古代忠孝观念，故而版本众多，流传广泛，使得“精忠报国”的说法最终定型。



岳飞“精忠报国”故事的盛行，很大程度上出于时代与政治的需要。一般而言，“精忠”代表的是以帝王为首的外界评判，如宋高宗赐“精忠”旗，“尽忠”则更多代表了岳飞对自身行为的期许。明清以来，政府与民间着力宣扬岳飞的“精忠”，强调为人臣者对君王和父母的“忠孝观念”。如万历皇帝称岳飞“精忠贯日，大孝昭天”，乾隆皇帝称赞岳飞“文武兼备，仁智并施，精忠无二”等。可见这是社会与时代的需要，已与岳飞当初自许的“尽忠”不同。


因此，多方面的评价促使岳飞从“尽忠报国”变为“精忠报国”。在这种情况下，岳飞背上刺的到底是什么已不再重要。正如一些历史学者指出的，重要的不是文字的表象，而是其背后所蕴含的精神力量。“尽忠报国”的正史记载，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军人对国家的赤诚；“精忠报国”的广泛流传，让我们感受到一个民族对忠义的推崇。两者共同构成了岳飞精神的丰富内涵。


参考文献：

1、（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

2、朱瑞熙：《宋代的刺字和文身习俗》，《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

3、王曾瑜：《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吴启雷：《“尽忠报国”与“精忠报国”》，《国学》2013年第11期

5、赵耀文：《岳飞故事的民族记忆——以“岳母刺字”、“精忠报国”故事的承衍流变为视角》，《三峡论坛（三峡文学·理论版）》2017年第2期

6、李凤能：《岳母刺字的真伪及“精忠报国”的认知意义》，《文史杂志》2019年第5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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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韩靖宇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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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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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势、顺势、借势、逆势

于危机中寻先机

于危局中开新局

历史的每一步转折

都是危机与机遇的博弈

《国家人文历史》团队最新力作

讲透中国古代多个关键转折时期

新旧更迭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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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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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500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钟

金人横行中原，南宋苟安江南一隅。为收复昔日河山，重新实现一统，岳飞率领“岳家军”屡败金兵，虽然壮志未酬，也留下了“精忠报国”的千古美名。


在民间流传的许多故事里，就有“岳母刺字”——岳飞从军前，母亲在他后背刺下“精忠报国”四个大字。


但实际上，在一些历史记载以及当今语文老师眼中，岳飞背后刺的很可能是“尽忠报国”。这一字之差，也成了长期以来的一大争议性话题。


那么，岳飞背上刺的到底是啥？


到底是谁为岳飞刺字？


我们先回顾一下宋代“刺字”之风。


刺字在中国可追溯到五刑之一的“黥（qíng）”刑。黥刑又称墨刑，即刺字于受刑者面额上，涂以黑色，作为处罚的标志。唐末五代时期，军阀们强征百姓当兵，为防止逃亡，便在士兵脸上刺字，刺字内容大多是部队番号。这样一旦抓到逃兵便可知道他的部队番号，也方便遣返归队。宋代承袭此制，凡招募士兵，必定要在其面部或其他部位刺上小字，刺字成为军人身份的特殊标志。


例如，宋仁宗朝名将狄青起于行伍，尽管他最后官至枢密副使，也始终面带刺字，故又有“涅面将军”的称号。而有些军队和军人为了表达自己的某种志向，主动在身上刺字。如《水浒传》中梁山五虎将之一呼延灼的祖先——宋太宗朝名将呼延赞，为表达自己的杀敌报国之心，特意在身上遍刺“赤心杀贼”四字，其子耳后还刺有“出门忘家为国，临阵忘死为主”。宋高宗时，抗金名将王彦在太行山聚集义军，为表示抗敌的决心，皆面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因此被称为“八字军”。 



然而，宋人的笔记和野史，甚至包括岳飞之孙岳珂所著的《金陀粹编》，均未记载岳飞身上有刺字。


岳飞背上有刺字的说法始见于元人所编的《宋史·岳飞传》：


“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


但这里并未注明此四字出自岳母之手。《宋史·何铸传》中也有相同记载：


“铸引飞至庭，诘其反状。飞袒而示之背，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


《宋史》是元末脱脱等人利用旧有的宋朝国史编撰而成，其中《岳飞传》的原始史料来源是岳飞之孙岳珂收集整理而成的《鄂王行实编年》。因此，《宋史·岳飞传》的内容还是比较可信的，即岳飞背上定然有刺字。



《宋史》中关于岳飞背刺“尽忠报国”的记载，成为后来刺字故事演变的源头。因其未载究竟是何人所刺，这就给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后世故事中，先出现的是“张宪刺字”故事，后来才逐渐演变为“岳母刺字”，成为流传至今的故事。


例如，明末通俗文学家冯梦龙所著的《精忠旗》中有《岳飞刺字》一节，生动描写了“张宪刺字”的故事：


「其三」为臣的死有余，使君王踉跄道途。我那圣上呵，是谁贻祸？都因文臣爱钱，武臣惜死，以至如此。怎教人不怨文和武。张宪，你把刀来在我背上深深刻“尽忠报国”四字。［解袍露背介］［末］怕老爷疼痛。［生怒介］唉，我岳飞死且不惧，怕甚么疼痛？［末］既如此，小人大胆动手了。［作刻介］［生］我已拼头颅报效朝廷，便损肌肤有何凄楚！［末］刻完了。［生］与我以墨涅之。［末应涅介］


可见直到明末，为岳飞刺字之人尚被认为是张宪，且岳飞背上所刺之字仍为《宋史》中记载的“尽忠报国”。



“岳母刺字”的故事形成于清代，并在戏曲与文学作品之中流传开来。


清代剧本《精忠》写道：


“老妇人刺字，岳夫子把家离。”


清代中叶流行于北京的秦腔剧本《回府刺字》中，岳母所刺之字又成了“忠孝保国”：


“祖先堂与儿背后刺上四字，‘忠孝保国’忠孝自心。将字刺在儿身后，免去为娘一重心！”



而到了清虬髯白眉子所撰的《调精忠》中，刺字内容已变为“精忠报国”：


“况背后高高刻字‘精忠报国’。”


情节最为详细的当属《夺秋魁传奇》第四出《刺字》，岳飞奉命去打探二帝消息，母子话别时，岳飞主动要求刺字“精忠报国”：


孩儿欲将‘精忠报国’四字刺入皮肤：一则以报君父恩，二则少誓不从奸贼之意。母亲意下如何? （老旦）我儿，你力行忠孝，所志何患不就，何必刺字；毁伤身体，恐非孝道！（生）母亲，忠孝本乎一体；我本取志立名，非自毁身。想当今呵！……母亲，待孩儿脱下衣服，跪在堂前，把花针与孩儿刺成‘精忠报国’四字便了！



总体来看，给岳飞刺字之人的身份已无法分辨。但从常理推测，刺字之人是岳飞的母亲姚氏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文身刺字是一门特技，有严格的操作程序和技巧，是有门槛的，因此，“岳母刺字”显然是后人艺术加工创造出来的。当然，也不排除岳母为了鼓励岳飞参军报国，请匠人为岳飞刺字的可能。


“尽忠报国”如何变成了“精忠报国”

 

如前所叙，据《宋史·岳飞传》这一正史所载，岳飞背后所刺之字为“尽忠报国”，那为何后世又会有“精忠报国”一说？改“尽”为“精”的背后又有何深意呢？


岳飞与“精忠”二字产生关系，最早可追溯到宋高宗绍兴三年（1033）。当年，岳飞率部剿灭吉州、虔州的民变叛乱以后，“秋，（岳飞）入见，帝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以赐之”。鉴于岳飞的赫赫战功，宋高宗亲笔书写“精忠岳飞”四个大字，并制成一面锦旗，赐予岳飞。此后，岳飞便携带此锦旗作为行军大纛（dào，古时军队或仪仗队的大旗）。“精忠”与“尽忠”发音接近，后来出现“精忠报国”，恐怕是把刺字与赐旗二事混为一谈的结果。



清代时，戏曲中逐渐出现了岳母为岳飞刺“精忠报国”的情节，但这一说法尚未最终定型。直到清人钱彩著历史评书演义《说岳全传》后，才使得这一讹传几成确论。该书第二十二回《结义盟王佐假名 刺精忠岳母训子》中，生动描写了岳母姚氏给岳飞背后刺上“精忠报国”四字：


安人道：“做娘的见你不受叛贼之聘，甘守清贫，不贪浊富，是极好的了！但恐我死之后，又有那些不肖之徒前来勾引，倘我儿一时失志，做出些不忠之事，岂不把半世芳名丧于一旦？故我今日祝告天地祖宗，要在你背上刺下‘精忠报国’四字。但愿你做个忠臣，我做娘的死后，那些来来往往的人道：‘好个安人，教子成名，尽忠报国，流芳百世！’我就含笑于九泉矣！”……岳飞道：“母亲说得有理，就与孩儿刺字罢！”就将衣服脱下半边。


安人取笔，先在岳飞背上正脊之中写了“精忠报国”四字，然后将绣花计拿在手中，在他背上一刺，只见岳飞的肉一耸。安人道：“我儿痛么？”岳飞道：“母亲刺也不曾刺，怎么问孩儿痛不痛？”安人流泪道：“我儿！你恐怕做娘的手软，故说不痛。”就咬着牙根而刺。刺完，将醋墨涂上了，便永远不褪色的了。


钱彩的描写相当精辟生动，不但将岳母刺字的流程描绘清楚，还将岳飞被刺字时的表情描写到位，让人仿佛身临其境。由于《说岳全传》别出心裁，以其通俗的语言，契合了大众心理，且有利于倡导古代忠孝观念，故而版本众多，流传广泛，使得“精忠报国”的说法最终定型。



岳飞“精忠报国”故事的盛行，很大程度上出于时代与政治的需要。一般而言，“精忠”代表的是以帝王为首的外界评判，如宋高宗赐“精忠”旗，“尽忠”则更多代表了岳飞对自身行为的期许。明清以来，政府与民间着力宣扬岳飞的“精忠”，强调为人臣者对君王和父母的“忠孝观念”。如万历皇帝称岳飞“精忠贯日，大孝昭天”，乾隆皇帝称赞岳飞“文武兼备，仁智并施，精忠无二”等。可见这是社会与时代的需要，已与岳飞当初自许的“尽忠”不同。


因此，多方面的评价促使岳飞从“尽忠报国”变为“精忠报国”。在这种情况下，岳飞背上刺的到底是什么已不再重要。正如一些历史学者指出的，重要的不是文字的表象，而是其背后所蕴含的精神力量。“尽忠报国”的正史记载，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军人对国家的赤诚；“精忠报国”的广泛流传，让我们感受到一个民族对忠义的推崇。两者共同构成了岳飞精神的丰富内涵。


参考文献：

1、（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

2、朱瑞熙：《宋代的刺字和文身习俗》，《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

3、王曾瑜：《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吴启雷：《“尽忠报国”与“精忠报国”》，《国学》2013年第11期

5、赵耀文：《岳飞故事的民族记忆——以“岳母刺字”、“精忠报国”故事的承衍流变为视角》，《三峡论坛（三峡文学·理论版）》2017年第2期

6、李凤能：《岳母刺字的真伪及“精忠报国”的认知意义》，《文史杂志》2019年第5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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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韩靖宇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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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危机中寻先机

于危局中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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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危机与机遇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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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700字
阅 读 需 要 12 分钟

 

2009年2月，西安唐大明宫遗址考古工作者在新发掘的建福门址两侧发现了两片特殊的等面积夯土痕迹：二者分别南北宽约十米，东西长约二十米，其上方的建筑已毁，只留存建筑基址。工作人员对照文献记载，最终确定这便是文武百官在宫门口等待早朝时的休息场所：百官待漏院。


大明宫外的“待漏院”自唐宪宗年间首建，经过唐与五代的发展，直到宋朝成为设置完备的民情机构，其作用也由为等候上朝的官员们遮风挡雨，转而成为紧连皇帝、官员与民众的纽带。



天子脚下的“茶水间”

也能“摸鱼”打盹儿

 

当长安城还沉浸在浓重夜色中时，建福门外的灯火早已率先刺破黑暗。寅时刚过，身着各色官袍的身影便已络绎汇聚于一座特殊建筑前——这里并非朝堂正殿，却承载着帝国日常最关键的运转。这座小楼即为被称作“待漏院”的交通枢纽。


“漏”指古代以滴水计时的器具漏刻，亦可泛称更次与时辰。李益《宫怨》诗云“似将海水添宫漏，共滴长门一夜长”便是借用海水无尽来比喻失宠嫔妃的夜夜漫长。“待漏”之名直白而又形象，即描述官员们在夜色未退之际，提早在宫外静候漏刻报时宫门启钥的行为。宫门五更寅时开启，即凌晨3至5点，百官必须提前到达，然而无论夏雨冬雪，天气如何，官员只能在露天的环境里站立等候，之中的艰辛可想而知，如果再住得离宫门远一些，披星戴月长途跋涉之后还要“罚站”，运动强度不亚于大学生军训。



一块块“望君石”在外苦苦等待：“三殿曙晖犹未启，九霄寒露已将多。”终于在宪宗元和二年（807）设置待漏院，作为百官上朝前的风雨庇护之所：


“六月丁巳朔，始置百官待漏院于建福门外。故事，建福、望仙等门，昏而闭，五更而啓，与诸坊门同时。”


唐朝的待漏院只有驿站歇脚的功用，但这却是最基础且至关重要的功能，官员们能在此遮风避雨，在觐见皇帝前，调整至上朝最佳状态。他们整理仪容、朝服、笏板，拂去身上的尘土，平复一路劳累的心情，做好面圣的正式准备。


虽说待漏院是个严肃场所，许多朝礼规范都要求官员们在待漏时需仪态端正，不得“行立失序”“谈笑喧哗”，但时间久了，官员们也会变着法地“摸鱼”让自己能轻松一些。最初，同僚们会利用等待的时间进行非正式的交流，由此能在上朝之前掌握更多的政治信息。无论是商议即将上奏的要事，还是沟通衙署间的公务协调，或是交换京城内外的见闻，待漏院都扮演了重要的信息集散中心的角色。这一现象到宋时愈演愈烈，甚至已成为“固定节目”。宋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便提到：


“百官早朝，必集于待漏院，以待开门。时或有所咨访议论。”



闲聊能让官员放松不假，但还有一种更为直接的放松方式被普遍采用：假寐。早朝要求大臣早早起床，许多人在昏睡中就已上路，于是选择在待漏时抓紧时间补觉。唐朝诗人权德舆在待漏时酣然入梦，思绪飞到了几千里外，事后还作诗《待漏假寐梦归江东旧居》一首，聊表梦醒后的惘然：


“觉后忽闻清漏晓，又随簪佩入君门。”


在京城做官固然是无上的荣耀，但上早朝实属是“力气活儿”苦差事，官员虽然不至于叫苦不迭却也在心中偷偷抱怨。好在有待漏院平地而起，不用“广厦千万间”，只要一个二百平方的小院，满朝文武便能知足“俱欢颜”了。



今早待漏是偷懒还是“补作业”？

这是一个问题

 

基于自身政变经历与过往的历史教训，宋代在确定治国方略和思想时，逐渐形成了崇文抑武的核心内容。受到重视的文官集团在待遇上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如终宋一代，刑不上士大夫，而待漏院的设立也是宋代文官政治确立以后，士大夫待遇提高的表现之一。


北宋都城开封是在唐末汴州城的基础上扩展而来，其城墙有里外两重，宫城在先前遗留的旧州城之内。宋廷仿前朝在宣德门外构造待漏院，又称待班閤（gé）子。较之唐朝，宋廷明显抬高了待漏院的地位，更加注意加强对它的管理。首先是颁布了一套严格的程序：由宫内打开宫门，大臣们按照官品排列好次序，才可上朝。《朝野类要》记载：


“宫内之前待漏院，所以俟候宫门开，及閤门呼报排班，则穿执而入也。”


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赵湘曾上书建议严格查控处于待漏院之中的官员：


“臣闻君臣之际，礼仪攸行；朝廷之仪，进止有度。故辩论而皆入，或假寐以待时，苟夙兴之不勤，何匪懈之能竭，况乎称疾尤属慢朝。若无察视之规，孰执旷官之咎。”



赵湘在上书中提到了官员们当勤于政事，应尽早去待漏院候早朝，且在等候时应沉默缄言，不可偷睡。对于一些晚到或者称病因故请假者进行批评，甚至建议以“旷官”处理。同时他还建议排两名专员每日“值班点名”：“有入晚者具名申奏。又风雨寒暑稍甚，即多称疾请假，望委御史台酌度闻奏，遣官诊视，如显有诳妄，即弹劾。”真可谓是当代“风纪委员”。


宋代待漏院由现象向制度推进的另一个证据，就是让朝臣们在待漏期间有了具体的工作任务。以最高官员宰相为例，宰执等高级臣僚在待漏院的“地盘”与普通官员有所区隔。他们在待漏院止息，通常并不纯粹是静候皇城开门而已，往往还要利用这段时间翻阅、处理案牍，为升殿奏事做准备，此时天未放亮，宰相只能在灯烛之下抓紧办公。


《玉壶清话》有载：


“旧例，丞相待漏于庐，然巨烛尺尽始晓，将入朝，尚有留桉遣决未尽。”


可见，宰执抵达待漏院的时间颇早，往往耗尽长达一尺的“巨烛”方才天亮入朝。待漏院本是为上朝而设置的辅助性建筑，“待漏”这段零碎时间，也被宰执们利用来处理公务，由此可见其工作之繁重，以及官员之勤政。


当时普遍应用的椅子多是胡床，椅身较矮，靠着坐则无法支撑身体，躺着坐则姿势不雅容易被参，非常不舒服。绍兴初年，梁仲谟主政临安，“有据胡床而假寐者，旁观者笑之，又一人云近见一交椅样甚佳，颇便于此”。后梁仲谟为众人置办了新样式的座椅，由硬板凳换成了“人体工学”，腰不酸了腿也不痛了，官员们无不欢伏感谢。



今职能层层叠加，逐步向朝房靠拢

 

宋代文学家王禹偁曾作散文《待漏院记》，畅想了贤相与奸相待漏时的不同思想状态，褒贬之意非常鲜明。若是“兆民未安，思所泰之”，那么“皇风于是乎清夷，苍生以之而富庶”；而如若“私心慆慆，假寐而坐”，则“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待漏院在宋代士大夫的心目中是勤政的象征，而他们在待漏院除了议论政事，还会受理官吏和民众的诉求。


宰相孙抃曾受理过申冤的上诉：“在中书日，冤人叩待漏院理诉，公缕缕问。”又如苏璀“诉其诬于待漏院，宰相吴正肃王文恭见其警敏，召至前语，奇之，事由是得白”。北宋初年，待漏院一度代替当时尚未建立的上奏院，处理各地方的上奏文书。“国初，沿旧制皆本州镇補人为进奏官……每日早集待漏院东廊下，承受宣敕司文字各就本州院发还。”



但待漏院并不是大理寺登闻鼓院那样专门受理上诉的司法机构，它本身也没有判罚的法律权利，所以待漏院的上诉申冤更多的是一种增强对己方有利舆论的手段，可以说是古代的“舆情公关”。当通过正常的申诉程序不能够达到申冤的目的的时候，就有人走投无路：“又请待漏诉之”。


虽说这样的方式过于极端，弄不好易担风险，但说到底也为平民百姓增添了一条上访的途径。于此之上，待漏院的职能还增添了如处理集体请愿、突发性事件、悬赏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朝廷处理政事的整体效率。


宋代虽多是恪尽职守的职官，但日复一日的待漏上朝还是为官员造成了很大的身心压力。张士逊久在政府，且与吕夷简为姻亲，当从吕氏那里得知自己即将外放的消息时高兴万分，因为终于可以不用每天起早，于是在诏令还没有发出的情况下便“令院子尽搬阁子内物色归家，更不趋待漏院”，一天都不想上班了。更有甚者在待漏院等候时急疾发作，不得不回家休息：“景德元年，沆（人名）待漏将朝，疾作而归。”可想而知，如若没有待漏院，百官上朝前还会吃更多的苦，幸好有待漏院这一把晴雨伞，避免了“没苦硬吃”的局面出现。



待漏院在唐宋期间不断得到完善，并在时间意识、勤政象征与礼仪规范上都衍生出了独特的政治文化。它虽非权力中心，却是唐宋朝廷日常运转不可或缺的齿轮，见证了官员们披星戴月的勤勉，也承载了朝堂内外的信息暗流。从简陋的廊庑、歇脚的院落、到宋时制度化的建筑，后期还演化成为明清巍峨宫墙下的朝房，待漏院形态虽变，但作为连接宫禁内外、黑夜与朝堂的关键地位却始终如一。


每一次宫门的开启，都始于待漏院中焦灼的等待。“待漏”二字本身，便凝固了古代王朝在时间刻度上精确运行的勤政观念，以及对各地民生按部就班发展的深切期望。当漏尽钟鸣，宫门洞开，官员们鱼贯而入，新一天的朝政便在待漏院积蓄的黎明中拉开序幕。


参考文献：

1、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2、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3、韩宏：《大明宫门五更启，待漏百官始入朝》，《文汇报》2009年2月14日

4、康武刚：《论宋代的待漏院》，《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

5、张祎：《北宋前期中书宰执的工作日程》，《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4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小山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李栋 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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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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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势、顺势、借势、逆势

于危机中寻先机

于危局中开新局

历史的每一步转折

都是危机与机遇的博弈

《国家人文历史》团队最新力作

讲透中国古代多个关键转折时期

新旧更迭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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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n \n\n \n\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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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700字
阅 读 需 要 12 分钟

 

2009年2月，西安唐大明宫遗址考古工作者在新发掘的建福门址两侧发现了两片特殊的等面积夯土痕迹：二者分别南北宽约十米，东西长约二十米，其上方的建筑已毁，只留存建筑基址。工作人员对照文献记载，最终确定这便是文武百官在宫门口等待早朝时的休息场所：百官待漏院。


大明宫外的“待漏院”自唐宪宗年间首建，经过唐与五代的发展，直到宋朝成为设置完备的民情机构，其作用也由为等候上朝的官员们遮风挡雨，转而成为紧连皇帝、官员与民众的纽带。



天子脚下的“茶水间”

也能“摸鱼”打盹儿

 

当长安城还沉浸在浓重夜色中时，建福门外的灯火早已率先刺破黑暗。寅时刚过，身着各色官袍的身影便已络绎汇聚于一座特殊建筑前——这里并非朝堂正殿，却承载着帝国日常最关键的运转。这座小楼即为被称作“待漏院”的交通枢纽。


“漏”指古代以滴水计时的器具漏刻，亦可泛称更次与时辰。李益《宫怨》诗云“似将海水添宫漏，共滴长门一夜长”便是借用海水无尽来比喻失宠嫔妃的夜夜漫长。“待漏”之名直白而又形象，即描述官员们在夜色未退之际，提早在宫外静候漏刻报时宫门启钥的行为。宫门五更寅时开启，即凌晨3至5点，百官必须提前到达，然而无论夏雨冬雪，天气如何，官员只能在露天的环境里站立等候，之中的艰辛可想而知，如果再住得离宫门远一些，披星戴月长途跋涉之后还要“罚站”，运动强度不亚于大学生军训。



一块块“望君石”在外苦苦等待：“三殿曙晖犹未启，九霄寒露已将多。”终于在宪宗元和二年（807）设置待漏院，作为百官上朝前的风雨庇护之所：


“六月丁巳朔，始置百官待漏院于建福门外。故事，建福、望仙等门，昏而闭，五更而啓，与诸坊门同时。”


唐朝的待漏院只有驿站歇脚的功用，但这却是最基础且至关重要的功能，官员们能在此遮风避雨，在觐见皇帝前，调整至上朝最佳状态。他们整理仪容、朝服、笏板，拂去身上的尘土，平复一路劳累的心情，做好面圣的正式准备。


虽说待漏院是个严肃场所，许多朝礼规范都要求官员们在待漏时需仪态端正，不得“行立失序”“谈笑喧哗”，但时间久了，官员们也会变着法地“摸鱼”让自己能轻松一些。最初，同僚们会利用等待的时间进行非正式的交流，由此能在上朝之前掌握更多的政治信息。无论是商议即将上奏的要事，还是沟通衙署间的公务协调，或是交换京城内外的见闻，待漏院都扮演了重要的信息集散中心的角色。这一现象到宋时愈演愈烈，甚至已成为“固定节目”。宋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便提到：


“百官早朝，必集于待漏院，以待开门。时或有所咨访议论。”



闲聊能让官员放松不假，但还有一种更为直接的放松方式被普遍采用：假寐。早朝要求大臣早早起床，许多人在昏睡中就已上路，于是选择在待漏时抓紧时间补觉。唐朝诗人权德舆在待漏时酣然入梦，思绪飞到了几千里外，事后还作诗《待漏假寐梦归江东旧居》一首，聊表梦醒后的惘然：


“觉后忽闻清漏晓，又随簪佩入君门。”


在京城做官固然是无上的荣耀，但上早朝实属是“力气活儿”苦差事，官员虽然不至于叫苦不迭却也在心中偷偷抱怨。好在有待漏院平地而起，不用“广厦千万间”，只要一个二百平方的小院，满朝文武便能知足“俱欢颜”了。



今早待漏是偷懒还是“补作业”？

这是一个问题

 

基于自身政变经历与过往的历史教训，宋代在确定治国方略和思想时，逐渐形成了崇文抑武的核心内容。受到重视的文官集团在待遇上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如终宋一代，刑不上士大夫，而待漏院的设立也是宋代文官政治确立以后，士大夫待遇提高的表现之一。


北宋都城开封是在唐末汴州城的基础上扩展而来，其城墙有里外两重，宫城在先前遗留的旧州城之内。宋廷仿前朝在宣德门外构造待漏院，又称待班閤（gé）子。较之唐朝，宋廷明显抬高了待漏院的地位，更加注意加强对它的管理。首先是颁布了一套严格的程序：由宫内打开宫门，大臣们按照官品排列好次序，才可上朝。《朝野类要》记载：


“宫内之前待漏院，所以俟候宫门开，及閤门呼报排班，则穿执而入也。”


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赵湘曾上书建议严格查控处于待漏院之中的官员：


“臣闻君臣之际，礼仪攸行；朝廷之仪，进止有度。故辩论而皆入，或假寐以待时，苟夙兴之不勤，何匪懈之能竭，况乎称疾尤属慢朝。若无察视之规，孰执旷官之咎。”



赵湘在上书中提到了官员们当勤于政事，应尽早去待漏院候早朝，且在等候时应沉默缄言，不可偷睡。对于一些晚到或者称病因故请假者进行批评，甚至建议以“旷官”处理。同时他还建议排两名专员每日“值班点名”：“有入晚者具名申奏。又风雨寒暑稍甚，即多称疾请假，望委御史台酌度闻奏，遣官诊视，如显有诳妄，即弹劾。”真可谓是当代“风纪委员”。


宋代待漏院由现象向制度推进的另一个证据，就是让朝臣们在待漏期间有了具体的工作任务。以最高官员宰相为例，宰执等高级臣僚在待漏院的“地盘”与普通官员有所区隔。他们在待漏院止息，通常并不纯粹是静候皇城开门而已，往往还要利用这段时间翻阅、处理案牍，为升殿奏事做准备，此时天未放亮，宰相只能在灯烛之下抓紧办公。


《玉壶清话》有载：


“旧例，丞相待漏于庐，然巨烛尺尽始晓，将入朝，尚有留桉遣决未尽。”


可见，宰执抵达待漏院的时间颇早，往往耗尽长达一尺的“巨烛”方才天亮入朝。待漏院本是为上朝而设置的辅助性建筑，“待漏”这段零碎时间，也被宰执们利用来处理公务，由此可见其工作之繁重，以及官员之勤政。


当时普遍应用的椅子多是胡床，椅身较矮，靠着坐则无法支撑身体，躺着坐则姿势不雅容易被参，非常不舒服。绍兴初年，梁仲谟主政临安，“有据胡床而假寐者，旁观者笑之，又一人云近见一交椅样甚佳，颇便于此”。后梁仲谟为众人置办了新样式的座椅，由硬板凳换成了“人体工学”，腰不酸了腿也不痛了，官员们无不欢伏感谢。



今职能层层叠加，逐步向朝房靠拢

 

宋代文学家王禹偁曾作散文《待漏院记》，畅想了贤相与奸相待漏时的不同思想状态，褒贬之意非常鲜明。若是“兆民未安，思所泰之”，那么“皇风于是乎清夷，苍生以之而富庶”；而如若“私心慆慆，假寐而坐”，则“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待漏院在宋代士大夫的心目中是勤政的象征，而他们在待漏院除了议论政事，还会受理官吏和民众的诉求。


宰相孙抃曾受理过申冤的上诉：“在中书日，冤人叩待漏院理诉，公缕缕问。”又如苏璀“诉其诬于待漏院，宰相吴正肃王文恭见其警敏，召至前语，奇之，事由是得白”。北宋初年，待漏院一度代替当时尚未建立的上奏院，处理各地方的上奏文书。“国初，沿旧制皆本州镇補人为进奏官……每日早集待漏院东廊下，承受宣敕司文字各就本州院发还。”



但待漏院并不是大理寺登闻鼓院那样专门受理上诉的司法机构，它本身也没有判罚的法律权利，所以待漏院的上诉申冤更多的是一种增强对己方有利舆论的手段，可以说是古代的“舆情公关”。当通过正常的申诉程序不能够达到申冤的目的的时候，就有人走投无路：“又请待漏诉之”。


虽说这样的方式过于极端，弄不好易担风险，但说到底也为平民百姓增添了一条上访的途径。于此之上，待漏院的职能还增添了如处理集体请愿、突发性事件、悬赏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朝廷处理政事的整体效率。


宋代虽多是恪尽职守的职官，但日复一日的待漏上朝还是为官员造成了很大的身心压力。张士逊久在政府，且与吕夷简为姻亲，当从吕氏那里得知自己即将外放的消息时高兴万分，因为终于可以不用每天起早，于是在诏令还没有发出的情况下便“令院子尽搬阁子内物色归家，更不趋待漏院”，一天都不想上班了。更有甚者在待漏院等候时急疾发作，不得不回家休息：“景德元年，沆（人名）待漏将朝，疾作而归。”可想而知，如若没有待漏院，百官上朝前还会吃更多的苦，幸好有待漏院这一把晴雨伞，避免了“没苦硬吃”的局面出现。



待漏院在唐宋期间不断得到完善，并在时间意识、勤政象征与礼仪规范上都衍生出了独特的政治文化。它虽非权力中心，却是唐宋朝廷日常运转不可或缺的齿轮，见证了官员们披星戴月的勤勉，也承载了朝堂内外的信息暗流。从简陋的廊庑、歇脚的院落、到宋时制度化的建筑，后期还演化成为明清巍峨宫墙下的朝房，待漏院形态虽变，但作为连接宫禁内外、黑夜与朝堂的关键地位却始终如一。


每一次宫门的开启，都始于待漏院中焦灼的等待。“待漏”二字本身，便凝固了古代王朝在时间刻度上精确运行的勤政观念，以及对各地民生按部就班发展的深切期望。当漏尽钟鸣，宫门洞开，官员们鱼贯而入，新一天的朝政便在待漏院积蓄的黎明中拉开序幕。


参考文献：

1、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2、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3、韩宏：《大明宫门五更启，待漏百官始入朝》，《文汇报》2009年2月14日

4、康武刚：《论宋代的待漏院》，《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

5、张祎：《北宋前期中书宰执的工作日程》，《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4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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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小山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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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700字
阅 读 需 要 12 分钟

 

2009年2月，西安唐大明宫遗址考古工作者在新发掘的建福门址两侧发现了两片特殊的等面积夯土痕迹：二者分别南北宽约十米，东西长约二十米，其上方的建筑已毁，只留存建筑基址。工作人员对照文献记载，最终确定这便是文武百官在宫门口等待早朝时的休息场所：百官待漏院。


大明宫外的“待漏院”自唐宪宗年间首建，经过唐与五代的发展，直到宋朝成为设置完备的民情机构，其作用也由为等候上朝的官员们遮风挡雨，转而成为紧连皇帝、官员与民众的纽带。



天子脚下的“茶水间”

也能“摸鱼”打盹儿

 

当长安城还沉浸在浓重夜色中时，建福门外的灯火早已率先刺破黑暗。寅时刚过，身着各色官袍的身影便已络绎汇聚于一座特殊建筑前——这里并非朝堂正殿，却承载着帝国日常最关键的运转。这座小楼即为被称作“待漏院”的交通枢纽。


“漏”指古代以滴水计时的器具漏刻，亦可泛称更次与时辰。李益《宫怨》诗云“似将海水添宫漏，共滴长门一夜长”便是借用海水无尽来比喻失宠嫔妃的夜夜漫长。“待漏”之名直白而又形象，即描述官员们在夜色未退之际，提早在宫外静候漏刻报时宫门启钥的行为。宫门五更寅时开启，即凌晨3至5点，百官必须提前到达，然而无论夏雨冬雪，天气如何，官员只能在露天的环境里站立等候，之中的艰辛可想而知，如果再住得离宫门远一些，披星戴月长途跋涉之后还要“罚站”，运动强度不亚于大学生军训。



一块块“望君石”在外苦苦等待：“三殿曙晖犹未启，九霄寒露已将多。”终于在宪宗元和二年（807）设置待漏院，作为百官上朝前的风雨庇护之所：


“六月丁巳朔，始置百官待漏院于建福门外。故事，建福、望仙等门，昏而闭，五更而啓，与诸坊门同时。”


唐朝的待漏院只有驿站歇脚的功用，但这却是最基础且至关重要的功能，官员们能在此遮风避雨，在觐见皇帝前，调整至上朝最佳状态。他们整理仪容、朝服、笏板，拂去身上的尘土，平复一路劳累的心情，做好面圣的正式准备。


虽说待漏院是个严肃场所，许多朝礼规范都要求官员们在待漏时需仪态端正，不得“行立失序”“谈笑喧哗”，但时间久了，官员们也会变着法地“摸鱼”让自己能轻松一些。最初，同僚们会利用等待的时间进行非正式的交流，由此能在上朝之前掌握更多的政治信息。无论是商议即将上奏的要事，还是沟通衙署间的公务协调，或是交换京城内外的见闻，待漏院都扮演了重要的信息集散中心的角色。这一现象到宋时愈演愈烈，甚至已成为“固定节目”。宋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便提到：


“百官早朝，必集于待漏院，以待开门。时或有所咨访议论。”



闲聊能让官员放松不假，但还有一种更为直接的放松方式被普遍采用：假寐。早朝要求大臣早早起床，许多人在昏睡中就已上路，于是选择在待漏时抓紧时间补觉。唐朝诗人权德舆在待漏时酣然入梦，思绪飞到了几千里外，事后还作诗《待漏假寐梦归江东旧居》一首，聊表梦醒后的惘然：


“觉后忽闻清漏晓，又随簪佩入君门。”


在京城做官固然是无上的荣耀，但上早朝实属是“力气活儿”苦差事，官员虽然不至于叫苦不迭却也在心中偷偷抱怨。好在有待漏院平地而起，不用“广厦千万间”，只要一个二百平方的小院，满朝文武便能知足“俱欢颜”了。



今早待漏是偷懒还是“补作业”？

这是一个问题

 

基于自身政变经历与过往的历史教训，宋代在确定治国方略和思想时，逐渐形成了崇文抑武的核心内容。受到重视的文官集团在待遇上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如终宋一代，刑不上士大夫，而待漏院的设立也是宋代文官政治确立以后，士大夫待遇提高的表现之一。


北宋都城开封是在唐末汴州城的基础上扩展而来，其城墙有里外两重，宫城在先前遗留的旧州城之内。宋廷仿前朝在宣德门外构造待漏院，又称待班閤（gé）子。较之唐朝，宋廷明显抬高了待漏院的地位，更加注意加强对它的管理。首先是颁布了一套严格的程序：由宫内打开宫门，大臣们按照官品排列好次序，才可上朝。《朝野类要》记载：


“宫内之前待漏院，所以俟候宫门开，及閤门呼报排班，则穿执而入也。”


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赵湘曾上书建议严格查控处于待漏院之中的官员：


“臣闻君臣之际，礼仪攸行；朝廷之仪，进止有度。故辩论而皆入，或假寐以待时，苟夙兴之不勤，何匪懈之能竭，况乎称疾尤属慢朝。若无察视之规，孰执旷官之咎。”



赵湘在上书中提到了官员们当勤于政事，应尽早去待漏院候早朝，且在等候时应沉默缄言，不可偷睡。对于一些晚到或者称病因故请假者进行批评，甚至建议以“旷官”处理。同时他还建议排两名专员每日“值班点名”：“有入晚者具名申奏。又风雨寒暑稍甚，即多称疾请假，望委御史台酌度闻奏，遣官诊视，如显有诳妄，即弹劾。”真可谓是当代“风纪委员”。


宋代待漏院由现象向制度推进的另一个证据，就是让朝臣们在待漏期间有了具体的工作任务。以最高官员宰相为例，宰执等高级臣僚在待漏院的“地盘”与普通官员有所区隔。他们在待漏院止息，通常并不纯粹是静候皇城开门而已，往往还要利用这段时间翻阅、处理案牍，为升殿奏事做准备，此时天未放亮，宰相只能在灯烛之下抓紧办公。


《玉壶清话》有载：


“旧例，丞相待漏于庐，然巨烛尺尽始晓，将入朝，尚有留桉遣决未尽。”


可见，宰执抵达待漏院的时间颇早，往往耗尽长达一尺的“巨烛”方才天亮入朝。待漏院本是为上朝而设置的辅助性建筑，“待漏”这段零碎时间，也被宰执们利用来处理公务，由此可见其工作之繁重，以及官员之勤政。


当时普遍应用的椅子多是胡床，椅身较矮，靠着坐则无法支撑身体，躺着坐则姿势不雅容易被参，非常不舒服。绍兴初年，梁仲谟主政临安，“有据胡床而假寐者，旁观者笑之，又一人云近见一交椅样甚佳，颇便于此”。后梁仲谟为众人置办了新样式的座椅，由硬板凳换成了“人体工学”，腰不酸了腿也不痛了，官员们无不欢伏感谢。



今职能层层叠加，逐步向朝房靠拢

 

宋代文学家王禹偁曾作散文《待漏院记》，畅想了贤相与奸相待漏时的不同思想状态，褒贬之意非常鲜明。若是“兆民未安，思所泰之”，那么“皇风于是乎清夷，苍生以之而富庶”；而如若“私心慆慆，假寐而坐”，则“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待漏院在宋代士大夫的心目中是勤政的象征，而他们在待漏院除了议论政事，还会受理官吏和民众的诉求。


宰相孙抃曾受理过申冤的上诉：“在中书日，冤人叩待漏院理诉，公缕缕问。”又如苏璀“诉其诬于待漏院，宰相吴正肃王文恭见其警敏，召至前语，奇之，事由是得白”。北宋初年，待漏院一度代替当时尚未建立的上奏院，处理各地方的上奏文书。“国初，沿旧制皆本州镇補人为进奏官……每日早集待漏院东廊下，承受宣敕司文字各就本州院发还。”



但待漏院并不是大理寺登闻鼓院那样专门受理上诉的司法机构，它本身也没有判罚的法律权利，所以待漏院的上诉申冤更多的是一种增强对己方有利舆论的手段，可以说是古代的“舆情公关”。当通过正常的申诉程序不能够达到申冤的目的的时候，就有人走投无路：“又请待漏诉之”。


虽说这样的方式过于极端，弄不好易担风险，但说到底也为平民百姓增添了一条上访的途径。于此之上，待漏院的职能还增添了如处理集体请愿、突发性事件、悬赏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朝廷处理政事的整体效率。


宋代虽多是恪尽职守的职官，但日复一日的待漏上朝还是为官员造成了很大的身心压力。张士逊久在政府，且与吕夷简为姻亲，当从吕氏那里得知自己即将外放的消息时高兴万分，因为终于可以不用每天起早，于是在诏令还没有发出的情况下便“令院子尽搬阁子内物色归家，更不趋待漏院”，一天都不想上班了。更有甚者在待漏院等候时急疾发作，不得不回家休息：“景德元年，沆（人名）待漏将朝，疾作而归。”可想而知，如若没有待漏院，百官上朝前还会吃更多的苦，幸好有待漏院这一把晴雨伞，避免了“没苦硬吃”的局面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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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2、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3、韩宏：《大明宫门五更启，待漏百官始入朝》，《文汇报》2009年2月14日

4、康武刚：《论宋代的待漏院》，《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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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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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西安唐大明宫遗址考古工作者在新发掘的建福门址两侧发现了两片特殊的等面积夯土痕迹：二者分别南北宽约十米，东西长约二十米，其上方的建筑已毁，只留存建筑基址。工作人员对照文献记载，最终确定这便是文武百官在宫门口等待早朝时的休息场所：百官待漏院。


大明宫外的“待漏院”自唐宪宗年间首建，经过唐与五代的发展，直到宋朝成为设置完备的民情机构，其作用也由为等候上朝的官员们遮风挡雨，转而成为紧连皇帝、官员与民众的纽带。



天子脚下的“茶水间”

也能“摸鱼”打盹儿

 

当长安城还沉浸在浓重夜色中时，建福门外的灯火早已率先刺破黑暗。寅时刚过，身着各色官袍的身影便已络绎汇聚于一座特殊建筑前——这里并非朝堂正殿，却承载着帝国日常最关键的运转。这座小楼即为被称作“待漏院”的交通枢纽。


“漏”指古代以滴水计时的器具漏刻，亦可泛称更次与时辰。李益《宫怨》诗云“似将海水添宫漏，共滴长门一夜长”便是借用海水无尽来比喻失宠嫔妃的夜夜漫长。“待漏”之名直白而又形象，即描述官员们在夜色未退之际，提早在宫外静候漏刻报时宫门启钥的行为。宫门五更寅时开启，即凌晨3至5点，百官必须提前到达，然而无论夏雨冬雪，天气如何，官员只能在露天的环境里站立等候，之中的艰辛可想而知，如果再住得离宫门远一些，披星戴月长途跋涉之后还要“罚站”，运动强度不亚于大学生军训。



一块块“望君石”在外苦苦等待：“三殿曙晖犹未启，九霄寒露已将多。”终于在宪宗元和二年（807）设置待漏院，作为百官上朝前的风雨庇护之所：


“六月丁巳朔，始置百官待漏院于建福门外。故事，建福、望仙等门，昏而闭，五更而啓，与诸坊门同时。”


唐朝的待漏院只有驿站歇脚的功用，但这却是最基础且至关重要的功能，官员们能在此遮风避雨，在觐见皇帝前，调整至上朝最佳状态。他们整理仪容、朝服、笏板，拂去身上的尘土，平复一路劳累的心情，做好面圣的正式准备。


虽说待漏院是个严肃场所，许多朝礼规范都要求官员们在待漏时需仪态端正，不得“行立失序”“谈笑喧哗”，但时间久了，官员们也会变着法地“摸鱼”让自己能轻松一些。最初，同僚们会利用等待的时间进行非正式的交流，由此能在上朝之前掌握更多的政治信息。无论是商议即将上奏的要事，还是沟通衙署间的公务协调，或是交换京城内外的见闻，待漏院都扮演了重要的信息集散中心的角色。这一现象到宋时愈演愈烈，甚至已成为“固定节目”。宋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便提到：


“百官早朝，必集于待漏院，以待开门。时或有所咨访议论。”



闲聊能让官员放松不假，但还有一种更为直接的放松方式被普遍采用：假寐。早朝要求大臣早早起床，许多人在昏睡中就已上路，于是选择在待漏时抓紧时间补觉。唐朝诗人权德舆在待漏时酣然入梦，思绪飞到了几千里外，事后还作诗《待漏假寐梦归江东旧居》一首，聊表梦醒后的惘然：


“觉后忽闻清漏晓，又随簪佩入君门。”


在京城做官固然是无上的荣耀，但上早朝实属是“力气活儿”苦差事，官员虽然不至于叫苦不迭却也在心中偷偷抱怨。好在有待漏院平地而起，不用“广厦千万间”，只要一个二百平方的小院，满朝文武便能知足“俱欢颜”了。



今早待漏是偷懒还是“补作业”？

这是一个问题

 

基于自身政变经历与过往的历史教训，宋代在确定治国方略和思想时，逐渐形成了崇文抑武的核心内容。受到重视的文官集团在待遇上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如终宋一代，刑不上士大夫，而待漏院的设立也是宋代文官政治确立以后，士大夫待遇提高的表现之一。


北宋都城开封是在唐末汴州城的基础上扩展而来，其城墙有里外两重，宫城在先前遗留的旧州城之内。宋廷仿前朝在宣德门外构造待漏院，又称待班閤（gé）子。较之唐朝，宋廷明显抬高了待漏院的地位，更加注意加强对它的管理。首先是颁布了一套严格的程序：由宫内打开宫门，大臣们按照官品排列好次序，才可上朝。《朝野类要》记载：


“宫内之前待漏院，所以俟候宫门开，及閤门呼报排班，则穿执而入也。”


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赵湘曾上书建议严格查控处于待漏院之中的官员：


“臣闻君臣之际，礼仪攸行；朝廷之仪，进止有度。故辩论而皆入，或假寐以待时，苟夙兴之不勤，何匪懈之能竭，况乎称疾尤属慢朝。若无察视之规，孰执旷官之咎。”



赵湘在上书中提到了官员们当勤于政事，应尽早去待漏院候早朝，且在等候时应沉默缄言，不可偷睡。对于一些晚到或者称病因故请假者进行批评，甚至建议以“旷官”处理。同时他还建议排两名专员每日“值班点名”：“有入晚者具名申奏。又风雨寒暑稍甚，即多称疾请假，望委御史台酌度闻奏，遣官诊视，如显有诳妄，即弹劾。”真可谓是当代“风纪委员”。


宋代待漏院由现象向制度推进的另一个证据，就是让朝臣们在待漏期间有了具体的工作任务。以最高官员宰相为例，宰执等高级臣僚在待漏院的“地盘”与普通官员有所区隔。他们在待漏院止息，通常并不纯粹是静候皇城开门而已，往往还要利用这段时间翻阅、处理案牍，为升殿奏事做准备，此时天未放亮，宰相只能在灯烛之下抓紧办公。


《玉壶清话》有载：


“旧例，丞相待漏于庐，然巨烛尺尽始晓，将入朝，尚有留桉遣决未尽。”


可见，宰执抵达待漏院的时间颇早，往往耗尽长达一尺的“巨烛”方才天亮入朝。待漏院本是为上朝而设置的辅助性建筑，“待漏”这段零碎时间，也被宰执们利用来处理公务，由此可见其工作之繁重，以及官员之勤政。


当时普遍应用的椅子多是胡床，椅身较矮，靠着坐则无法支撑身体，躺着坐则姿势不雅容易被参，非常不舒服。绍兴初年，梁仲谟主政临安，“有据胡床而假寐者，旁观者笑之，又一人云近见一交椅样甚佳，颇便于此”。后梁仲谟为众人置办了新样式的座椅，由硬板凳换成了“人体工学”，腰不酸了腿也不痛了，官员们无不欢伏感谢。



今职能层层叠加，逐步向朝房靠拢

 

宋代文学家王禹偁曾作散文《待漏院记》，畅想了贤相与奸相待漏时的不同思想状态，褒贬之意非常鲜明。若是“兆民未安，思所泰之”，那么“皇风于是乎清夷，苍生以之而富庶”；而如若“私心慆慆，假寐而坐”，则“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待漏院在宋代士大夫的心目中是勤政的象征，而他们在待漏院除了议论政事，还会受理官吏和民众的诉求。


宰相孙抃曾受理过申冤的上诉：“在中书日，冤人叩待漏院理诉，公缕缕问。”又如苏璀“诉其诬于待漏院，宰相吴正肃王文恭见其警敏，召至前语，奇之，事由是得白”。北宋初年，待漏院一度代替当时尚未建立的上奏院，处理各地方的上奏文书。“国初，沿旧制皆本州镇補人为进奏官……每日早集待漏院东廊下，承受宣敕司文字各就本州院发还。”



但待漏院并不是大理寺登闻鼓院那样专门受理上诉的司法机构，它本身也没有判罚的法律权利，所以待漏院的上诉申冤更多的是一种增强对己方有利舆论的手段，可以说是古代的“舆情公关”。当通过正常的申诉程序不能够达到申冤的目的的时候，就有人走投无路：“又请待漏诉之”。


虽说这样的方式过于极端，弄不好易担风险，但说到底也为平民百姓增添了一条上访的途径。于此之上，待漏院的职能还增添了如处理集体请愿、突发性事件、悬赏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朝廷处理政事的整体效率。


宋代虽多是恪尽职守的职官，但日复一日的待漏上朝还是为官员造成了很大的身心压力。张士逊久在政府，且与吕夷简为姻亲，当从吕氏那里得知自己即将外放的消息时高兴万分，因为终于可以不用每天起早，于是在诏令还没有发出的情况下便“令院子尽搬阁子内物色归家，更不趋待漏院”，一天都不想上班了。更有甚者在待漏院等候时急疾发作，不得不回家休息：“景德元年，沆（人名）待漏将朝，疾作而归。”可想而知，如若没有待漏院，百官上朝前还会吃更多的苦，幸好有待漏院这一把晴雨伞，避免了“没苦硬吃”的局面出现。



待漏院在唐宋期间不断得到完善，并在时间意识、勤政象征与礼仪规范上都衍生出了独特的政治文化。它虽非权力中心，却是唐宋朝廷日常运转不可或缺的齿轮，见证了官员们披星戴月的勤勉，也承载了朝堂内外的信息暗流。从简陋的廊庑、歇脚的院落、到宋时制度化的建筑，后期还演化成为明清巍峨宫墙下的朝房，待漏院形态虽变，但作为连接宫禁内外、黑夜与朝堂的关键地位却始终如一。


每一次宫门的开启，都始于待漏院中焦灼的等待。“待漏”二字本身，便凝固了古代王朝在时间刻度上精确运行的勤政观念，以及对各地民生按部就班发展的深切期望。当漏尽钟鸣，宫门洞开，官员们鱼贯而入，新一天的朝政便在待漏院积蓄的黎明中拉开序幕。


参考文献：

1、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2、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3、韩宏：《大明宫门五更启，待漏百官始入朝》，《文汇报》2009年2月14日

4、康武刚：《论宋代的待漏院》，《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

5、张祎：《北宋前期中书宰执的工作日程》，《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4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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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小山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李栋 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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