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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400 字
阅 读 需 要 14 分 钟


“只见她梳着大纂儿，穿着破旧的棉袄，立在台上对大家娓娓而谈。”剧作家胡可第一次见到戎冠秀，是在1944年春节过后，晋察冀北岳区的第一次群英会上。当时，持续了三个月的一场艰苦的反“扫荡”斗争刚刚结束。为鼓舞斗志，表彰英模，会议开得很隆重，每个到会者都报告了自己的事迹。在这次大会上，戎冠秀被授予“北岳区拥军模范——子弟兵的母亲”光荣称号。


戎冠秀发言后，被授予“晋察冀边区子弟兵战斗英雄”称号的邓仕均跑过来，紧紧握住她的手，激动地说：“大娘，您还记得我吗？我就是您救的那个八路军啊！”戎冠秀看着他说：“不能吧，你是不是认错人了？”邓仕均说：“是你，是你，就是你！大娘，我没有认错！我叫邓仕均，没有您的救护，我一定活不到今天！谢谢您……”


两位英雄间的血肉深情


1943年，邓仕均在一次战斗中左胳膊负伤，还打摆子（发疟疾）。敌人“扫荡”时，邓仕均打摆子的病犯了，掉了队，和医院失去了联系，被日本鬼子追赶。他跌跌撞撞地跑到下盘松村大坟沟的山梁上，正好被在山梁上放哨的戎冠秀发现。她半搀扶半背着邓仕均踉踉跄跄地走向半山腰的一个秘密山洞。那个山坡斜面呈60度，洞口距地面有近3米高，身染重病、浑身无力的邓仕均怎么也爬不上去。关键时刻，戎冠秀蹲下身子，让邓仕均踩在自己的肩上。邓仕均起初不肯，一再催促下，他才踩着戎冠秀的肩膀翻身进了山洞。


安顿好伤员，戎冠秀又出去给他找来吃的喝的以及治疟疾的中草药，经过几天的细心照料，伤势好转后，邓仕均便重返前线。当时，他们只知道是自己人，却并不知道彼此的真实姓名。


戎冠秀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自幼饱尝辛酸苦难。八路军的到来不仅给这个小山村带来生机，也改变了戎冠秀的人生命运。特别是那一年寒冬腊月，八路军送给她的黑豆，一下子拉近了戎冠秀与八路军的距离。戎冠秀的孙女李秀玲说：


“八路军给了我家一瓢黑豆，我奶奶说没有这瓢黑豆，孩子没准就饿死了。”


此后，只要八路军有事相托，戎冠秀总是格外热情，忙前忙后。不久，凭着优异的工作成绩，她被推举为下盘松村的妇救会会长。刚一上任，她就立即组织全村准备军鞋、军粮等军需物资。晋察冀四分区后方供给部把周围十几个村做军鞋、军衣的任务交给戎冠秀安排。接到任务后，她整天奔走在各个村庄，查看各村的缝纫进度。戎冠秀收军鞋，要求特别严格：


“这鞋是给子弟兵穿的，子弟兵整天爬山越岭，鞋不结实，怎么跟鬼子打仗！”


在戎冠秀的带领下，下盘松村的军鞋做得又快又好，在根据地中十分出名。



“把最后一粒米送到前线”


1941年至1943年，日军对晋察冀边区根据地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扫荡”。在反“扫荡”的艰苦岁月里，戎冠秀带领全村妇女给战士们送水、送饭，转运伤员，冒着生命危险将伤势过重、已经昏迷的伤员接回家里。在她的精心救护下，很多身负重伤、生命垂危的八路军战士恢复了健康，重返前线。战士们都亲切地称她“戎妈妈”。


戎冠秀的孙女李秀玲说，奶奶总念叨：


“八路军把最后一口粮给了百姓，咱们就得把最后一粒米送到前线。”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珍藏着一只直径18厘米的粗瓷大碗，这是戎冠秀在抗日战争时期护理伤病员时曾经使用过的。



1942年反“扫荡”时，下盘松村成了临时医院，伤员们一个接一个被抬进来，家里能吃的东西早就见底了。有个重伤员连续高烧7天，昏迷不醒，大夫说必须得吃点东西补补身子。戎冠秀把家里仅剩的半升小米全拿了出来，守在灶台前，小心翼翼地熬着米粥。“那几天，奶奶自己一口米都没吃，就着冰冷的井水啃冻萝卜。可当香喷喷的米粥熬好，伤员却哭着不肯喝：‘大娘，您自己都没吃的，我怎么咽得下去！’奶奶急得把碗怼到他嘴边，‘你多活一天，就能多杀十个鬼子！这粥你必须喝！’”李秀玲回忆。



黎明钟声


“这位好老人，好比一盏灯。战士给她火，火把灯点明。她又举起来，来照八路军……”


著名诗人田间三上下盘松采访“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激情创作了长诗《戎冠秀赞歌》，传遍晋察冀边区。


当年，随军记者江波到下盘松村采访，在戎冠秀家里住了十几天。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响亮的钟声就会把江波从梦中惊醒。原来，这钟声既是指挥群众转移的报警信号，又是集合游击队员整装迎敌的战斗号角，还是平时催促全村百姓下地生产的动员令。江波仿佛看到，正是戎冠秀这样的先进人物，带领群众前进。在黎明即将到来之际，这位高举木棒的敲钟者，不正是中国人民革命精神的化身吗？于是，江波举起相机，拍下了这个场景，后来这张照片成为解放区摄影作品的优秀代表作之一。



像戎冠秀这样，在抗战期间救治伤病员的感人故事还有很多。冒死救助八路军战士的“沂蒙红嫂”明德英、祖秀莲，安全掩护27位首长和烈士的孩子、被尊称为“沂蒙母亲”的王换于，以及多次掩护抗日战士的劳动英雄刘再勤（荣林娘）、王秀鸾等等。抗战时期，组织起来的妇女焕发出炽热的革命热情，在抗战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她们以坚忍不拔的意志、毫不退缩的勇气，成为抗战的生力军。


战士救妇会


共产党在全面抗战伊始，便十分重视对妇女群众的政治动员和发动。1938年3月，晋察冀边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在阜平召开，大会通过了边区妇女救国联合会（妇救会）工作纲领和组织章程，明确规定妇救会以推动根据地妇运，组织与团结妇女参加抗战建国事业，争取最后胜利，促使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之实现并谋妇女解放为宗旨。之后，全边区各县、区、村各级妇救会陆续建立起来，自此有了统一的妇女抗日群众团体。


妇救会成员有的到前线为战士送饭送水，抬担架救伤员，有的在敌后为抗日军队准备军衣军鞋，运送粮食和各种军需物资。抗战初期，我军需要的被服、鞋袜，几乎完全由妇救会组织广大妇女来承做。据抗战时任盂县妇救会主任的韩建英等人回忆，当时由于战争环境，缺乏染料，不少军鞋都是用蓝布做鞋面。妇女们为表达自己的赤心和对抗日战士的勉励，在鞋上写上一些鼓励战士的话，比如“抗日光荣”“保卫家乡”“英勇杀敌”“抗战到底”等。妇女们都是夜以继日地赶制。白天没做完，晚上灯下再做。因为敌人封锁，常常没有灯点，就用松杖柴棒当灯使用，灯烟熏的眉黑眼黑，呛得流泪不止，但妇女们都毫无怨言。


配合自卫队、儿童团站岗放哨捉汉奸也是妇救会日常工作之一。她们坐在村口，一边做针线，一边放哨，其主要任务是盘查来往过路行人和进村的人，外地人必须持有路条才能通行，否则，就要把行人送往村里进行审讯。


同儿童团一样，妇救会的工作经常需要同鬼子、伪军、汉奸周旋，这都冒着生命危险。


1942年10月，部队撤离涞源县银坊村时，一个战士由于生病无法跟随大部队撤离，便交给村妇救会主任韩凤龄照料。半个月后，日军开始“扫荡”。韩凤龄和丈夫领着这个战士，躲到离银坊村5里远的泉子沟一个姓杨的家里，白天把战士送到崖壁缝里，每天送干粮和水，晚上深夜再接回来。


一天，韩凤龄把战士安顿好，刚回到家，鬼子就把她抓起来。鬼子见她留着短发，便问八路军伤员的下落。韩凤龄装聋作哑，问了几遍，她不言语。鬼子用枪托不分上下打她，把刺刀架在她脖子上。同村杨大娘上前给她求情，鬼子一枪托打在杨大娘的腰上，大娘倒在地上。鬼子折腾了将近1个小时，只好匆匆走了。鬼子“扫荡”完后，韩凤龄把战士接到家里，经过半个多月治疗和精心护理，等战士完全恢复健康后，才送他回部队。



甘愿征战血染衣


抗战中，还有许多妇救会成员直接走上战场。冀中区深泽县、安平县（中心县）妇救会主任刘毅就是冀中平原抗日游击战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刘毅回忆，在冀中抗日根据地有两位不满20岁就牺牲的女党员。一位是藳无县（今藁城和无极县部分地区）四区妇救会主任李剑飞。


1941年2月的一天，李剑飞腰里掖着两枚手榴弹，到刘家庄召集群众大会。不料，由于汉奸告密，一百多个日伪军气势汹汹地包围了会场。紧急关头，李剑飞掩护群众先撤离，自己拿着两枚手榴弹断后。当敌人喊着要活捉她的时候，李剑飞拉响手榴弹投向敌人，最终因寡不敌众，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下，时年仅19岁。另一位是新乐县三区妇救会主任梁振英。1940年春，梁振英来到木刀沟一带村庄宣传动员群众，开展对敌斗争，把抗战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梁振英遇到日本鬼子的“扫荡”队，不幸被捕。敌人用尽酷刑，对她进行审讯，梁振英始终没有屈服，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这是崔兰仙在1935年在日记里写下的抗日救国诗句。1938年12月，崔兰仙当选为冀鲁边区妇救会主任，先后指导组建盐山、庆云、乐陵、沧县、南皮、宁津等县的妇救会，组织发动妇女参加抗日斗争；筹办了边区第一份妇女刊物——《妇女解放》月刊，指导妇女工作的开展。


1942年6月12日，崔兰仙与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博带一个连的八路军战士，在东光县刘大瓮村南花子坟遭敌“扫荡”袭击。为掩护部队突围，崔兰仙跑向花子坟开枪吸引敌人，不幸被俘，壮烈牺牲，年仅27岁。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收藏着一部早已变黄、发脆，用当年安国县警察局登记户口的白纸背面密密麻麻写成的日记。这是当年河北省安国县妇救会主任田振亚把一个钢笔尖绑在秫秸秆上以染料当墨水写下的日记《狱中一百天》。


1943年2月16日，田振亚同冀中四分区妇救会的一名同志到安国县东吴家庄，去传达党对抗日斗争的有关指示，在夜晚越过一条交通沟时不幸被捕。日军派叛徒汉奸劝降无效之后，把她关进阴暗潮湿的监狱。


在狱中坚决斗争一个多月后，有一天田振亚忽然发现棉衣的右下角处有一个蘸水笔尖。她托人买来颜料当墨水，把伪军们用的户口纸背面当稿纸，开始一页页记录下狱中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日军是怎样杀害中国人、叛徒汉奸怎样无耻地为日军效劳的行径。又过了一段时间，当同狱难友被放出狱时，她把写好的日记托其带出交给安国县委。


经过长达112天的顽强斗争，经党组织营救，田振亚终于逃出敌人的魔掌并看到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她的狱中日记不仅是一位女性用生命和信仰写就的抗战史诗，更是广大人民群众在民族危难中用血肉之躯筑起铜墙铁壁的历史见证。


参考文献：

1、康小莉、郑建敏、胡利敏《光辉的印记》

2、何广华、何明圆《特等战斗英雄邓仕均的侠骨柔情》

3、陈春生《涞源女劳动英雄韩凤苓》

4、江怀《刘毅，一名妇救会主任的抗战记忆》

5、王建柱《你知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有哪些馆藏珍品吗》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9月上，原标题为《“子弟兵的母亲”“巾帼英烈” 她们筑起抗战的铜墙铁壁》，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黄金生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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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没有国，哪来的家”

1944年初

台湾籍青年林正亨加入远征军赴缅对日作战

此时，他的第二个孩子正待出生……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

全体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

团结一致，挺身共赴，汇聚成全民族抗战的洪流

本期，让我们一同走进“全民族抗战”的那段历史

看八路军战士、民兵、堡垒户、儿童团

战地记者、文艺界人士、医护人员、科技工作者

爱国企业家、科普作家、宗教界人士……

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如何汇成全民抗战的磅礴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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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的永远18岁~

\n \n\n \n
\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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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400 字
阅 读 需 要 14 分 钟


“只见她梳着大纂儿，穿着破旧的棉袄，立在台上对大家娓娓而谈。”剧作家胡可第一次见到戎冠秀，是在1944年春节过后，晋察冀北岳区的第一次群英会上。当时，持续了三个月的一场艰苦的反“扫荡”斗争刚刚结束。为鼓舞斗志，表彰英模，会议开得很隆重，每个到会者都报告了自己的事迹。在这次大会上，戎冠秀被授予“北岳区拥军模范——子弟兵的母亲”光荣称号。


戎冠秀发言后，被授予“晋察冀边区子弟兵战斗英雄”称号的邓仕均跑过来，紧紧握住她的手，激动地说：“大娘，您还记得我吗？我就是您救的那个八路军啊！”戎冠秀看着他说：“不能吧，你是不是认错人了？”邓仕均说：“是你，是你，就是你！大娘，我没有认错！我叫邓仕均，没有您的救护，我一定活不到今天！谢谢您……”


两位英雄间的血肉深情


1943年，邓仕均在一次战斗中左胳膊负伤，还打摆子（发疟疾）。敌人“扫荡”时，邓仕均打摆子的病犯了，掉了队，和医院失去了联系，被日本鬼子追赶。他跌跌撞撞地跑到下盘松村大坟沟的山梁上，正好被在山梁上放哨的戎冠秀发现。她半搀扶半背着邓仕均踉踉跄跄地走向半山腰的一个秘密山洞。那个山坡斜面呈60度，洞口距地面有近3米高，身染重病、浑身无力的邓仕均怎么也爬不上去。关键时刻，戎冠秀蹲下身子，让邓仕均踩在自己的肩上。邓仕均起初不肯，一再催促下，他才踩着戎冠秀的肩膀翻身进了山洞。


安顿好伤员，戎冠秀又出去给他找来吃的喝的以及治疟疾的中草药，经过几天的细心照料，伤势好转后，邓仕均便重返前线。当时，他们只知道是自己人，却并不知道彼此的真实姓名。


戎冠秀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自幼饱尝辛酸苦难。八路军的到来不仅给这个小山村带来生机，也改变了戎冠秀的人生命运。特别是那一年寒冬腊月，八路军送给她的黑豆，一下子拉近了戎冠秀与八路军的距离。戎冠秀的孙女李秀玲说：


“八路军给了我家一瓢黑豆，我奶奶说没有这瓢黑豆，孩子没准就饿死了。”


此后，只要八路军有事相托，戎冠秀总是格外热情，忙前忙后。不久，凭着优异的工作成绩，她被推举为下盘松村的妇救会会长。刚一上任，她就立即组织全村准备军鞋、军粮等军需物资。晋察冀四分区后方供给部把周围十几个村做军鞋、军衣的任务交给戎冠秀安排。接到任务后，她整天奔走在各个村庄，查看各村的缝纫进度。戎冠秀收军鞋，要求特别严格：


“这鞋是给子弟兵穿的，子弟兵整天爬山越岭，鞋不结实，怎么跟鬼子打仗！”


在戎冠秀的带领下，下盘松村的军鞋做得又快又好，在根据地中十分出名。



“把最后一粒米送到前线”


1941年至1943年，日军对晋察冀边区根据地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扫荡”。在反“扫荡”的艰苦岁月里，戎冠秀带领全村妇女给战士们送水、送饭，转运伤员，冒着生命危险将伤势过重、已经昏迷的伤员接回家里。在她的精心救护下，很多身负重伤、生命垂危的八路军战士恢复了健康，重返前线。战士们都亲切地称她“戎妈妈”。


戎冠秀的孙女李秀玲说，奶奶总念叨：


“八路军把最后一口粮给了百姓，咱们就得把最后一粒米送到前线。”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珍藏着一只直径18厘米的粗瓷大碗，这是戎冠秀在抗日战争时期护理伤病员时曾经使用过的。



1942年反“扫荡”时，下盘松村成了临时医院，伤员们一个接一个被抬进来，家里能吃的东西早就见底了。有个重伤员连续高烧7天，昏迷不醒，大夫说必须得吃点东西补补身子。戎冠秀把家里仅剩的半升小米全拿了出来，守在灶台前，小心翼翼地熬着米粥。“那几天，奶奶自己一口米都没吃，就着冰冷的井水啃冻萝卜。可当香喷喷的米粥熬好，伤员却哭着不肯喝：‘大娘，您自己都没吃的，我怎么咽得下去！’奶奶急得把碗怼到他嘴边，‘你多活一天，就能多杀十个鬼子！这粥你必须喝！’”李秀玲回忆。



黎明钟声


“这位好老人，好比一盏灯。战士给她火，火把灯点明。她又举起来，来照八路军……”


著名诗人田间三上下盘松采访“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激情创作了长诗《戎冠秀赞歌》，传遍晋察冀边区。


当年，随军记者江波到下盘松村采访，在戎冠秀家里住了十几天。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响亮的钟声就会把江波从梦中惊醒。原来，这钟声既是指挥群众转移的报警信号，又是集合游击队员整装迎敌的战斗号角，还是平时催促全村百姓下地生产的动员令。江波仿佛看到，正是戎冠秀这样的先进人物，带领群众前进。在黎明即将到来之际，这位高举木棒的敲钟者，不正是中国人民革命精神的化身吗？于是，江波举起相机，拍下了这个场景，后来这张照片成为解放区摄影作品的优秀代表作之一。



像戎冠秀这样，在抗战期间救治伤病员的感人故事还有很多。冒死救助八路军战士的“沂蒙红嫂”明德英、祖秀莲，安全掩护27位首长和烈士的孩子、被尊称为“沂蒙母亲”的王换于，以及多次掩护抗日战士的劳动英雄刘再勤（荣林娘）、王秀鸾等等。抗战时期，组织起来的妇女焕发出炽热的革命热情，在抗战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她们以坚忍不拔的意志、毫不退缩的勇气，成为抗战的生力军。


战士救妇会


共产党在全面抗战伊始，便十分重视对妇女群众的政治动员和发动。1938年3月，晋察冀边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在阜平召开，大会通过了边区妇女救国联合会（妇救会）工作纲领和组织章程，明确规定妇救会以推动根据地妇运，组织与团结妇女参加抗战建国事业，争取最后胜利，促使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之实现并谋妇女解放为宗旨。之后，全边区各县、区、村各级妇救会陆续建立起来，自此有了统一的妇女抗日群众团体。


妇救会成员有的到前线为战士送饭送水，抬担架救伤员，有的在敌后为抗日军队准备军衣军鞋，运送粮食和各种军需物资。抗战初期，我军需要的被服、鞋袜，几乎完全由妇救会组织广大妇女来承做。据抗战时任盂县妇救会主任的韩建英等人回忆，当时由于战争环境，缺乏染料，不少军鞋都是用蓝布做鞋面。妇女们为表达自己的赤心和对抗日战士的勉励，在鞋上写上一些鼓励战士的话，比如“抗日光荣”“保卫家乡”“英勇杀敌”“抗战到底”等。妇女们都是夜以继日地赶制。白天没做完，晚上灯下再做。因为敌人封锁，常常没有灯点，就用松杖柴棒当灯使用，灯烟熏的眉黑眼黑，呛得流泪不止，但妇女们都毫无怨言。


配合自卫队、儿童团站岗放哨捉汉奸也是妇救会日常工作之一。她们坐在村口，一边做针线，一边放哨，其主要任务是盘查来往过路行人和进村的人，外地人必须持有路条才能通行，否则，就要把行人送往村里进行审讯。


同儿童团一样，妇救会的工作经常需要同鬼子、伪军、汉奸周旋，这都冒着生命危险。


1942年10月，部队撤离涞源县银坊村时，一个战士由于生病无法跟随大部队撤离，便交给村妇救会主任韩凤龄照料。半个月后，日军开始“扫荡”。韩凤龄和丈夫领着这个战士，躲到离银坊村5里远的泉子沟一个姓杨的家里，白天把战士送到崖壁缝里，每天送干粮和水，晚上深夜再接回来。


一天，韩凤龄把战士安顿好，刚回到家，鬼子就把她抓起来。鬼子见她留着短发，便问八路军伤员的下落。韩凤龄装聋作哑，问了几遍，她不言语。鬼子用枪托不分上下打她，把刺刀架在她脖子上。同村杨大娘上前给她求情，鬼子一枪托打在杨大娘的腰上，大娘倒在地上。鬼子折腾了将近1个小时，只好匆匆走了。鬼子“扫荡”完后，韩凤龄把战士接到家里，经过半个多月治疗和精心护理，等战士完全恢复健康后，才送他回部队。



甘愿征战血染衣


抗战中，还有许多妇救会成员直接走上战场。冀中区深泽县、安平县（中心县）妇救会主任刘毅就是冀中平原抗日游击战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刘毅回忆，在冀中抗日根据地有两位不满20岁就牺牲的女党员。一位是藳无县（今藁城和无极县部分地区）四区妇救会主任李剑飞。


1941年2月的一天，李剑飞腰里掖着两枚手榴弹，到刘家庄召集群众大会。不料，由于汉奸告密，一百多个日伪军气势汹汹地包围了会场。紧急关头，李剑飞掩护群众先撤离，自己拿着两枚手榴弹断后。当敌人喊着要活捉她的时候，李剑飞拉响手榴弹投向敌人，最终因寡不敌众，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下，时年仅19岁。另一位是新乐县三区妇救会主任梁振英。1940年春，梁振英来到木刀沟一带村庄宣传动员群众，开展对敌斗争，把抗战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梁振英遇到日本鬼子的“扫荡”队，不幸被捕。敌人用尽酷刑，对她进行审讯，梁振英始终没有屈服，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这是崔兰仙在1935年在日记里写下的抗日救国诗句。1938年12月，崔兰仙当选为冀鲁边区妇救会主任，先后指导组建盐山、庆云、乐陵、沧县、南皮、宁津等县的妇救会，组织发动妇女参加抗日斗争；筹办了边区第一份妇女刊物——《妇女解放》月刊，指导妇女工作的开展。


1942年6月12日，崔兰仙与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博带一个连的八路军战士，在东光县刘大瓮村南花子坟遭敌“扫荡”袭击。为掩护部队突围，崔兰仙跑向花子坟开枪吸引敌人，不幸被俘，壮烈牺牲，年仅27岁。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收藏着一部早已变黄、发脆，用当年安国县警察局登记户口的白纸背面密密麻麻写成的日记。这是当年河北省安国县妇救会主任田振亚把一个钢笔尖绑在秫秸秆上以染料当墨水写下的日记《狱中一百天》。


1943年2月16日，田振亚同冀中四分区妇救会的一名同志到安国县东吴家庄，去传达党对抗日斗争的有关指示，在夜晚越过一条交通沟时不幸被捕。日军派叛徒汉奸劝降无效之后，把她关进阴暗潮湿的监狱。


在狱中坚决斗争一个多月后，有一天田振亚忽然发现棉衣的右下角处有一个蘸水笔尖。她托人买来颜料当墨水，把伪军们用的户口纸背面当稿纸，开始一页页记录下狱中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日军是怎样杀害中国人、叛徒汉奸怎样无耻地为日军效劳的行径。又过了一段时间，当同狱难友被放出狱时，她把写好的日记托其带出交给安国县委。


经过长达112天的顽强斗争，经党组织营救，田振亚终于逃出敌人的魔掌并看到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她的狱中日记不仅是一位女性用生命和信仰写就的抗战史诗，更是广大人民群众在民族危难中用血肉之躯筑起铜墙铁壁的历史见证。


参考文献：

1、康小莉、郑建敏、胡利敏《光辉的印记》

2、何广华、何明圆《特等战斗英雄邓仕均的侠骨柔情》

3、陈春生《涞源女劳动英雄韩凤苓》

4、江怀《刘毅，一名妇救会主任的抗战记忆》

5、王建柱《你知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有哪些馆藏珍品吗》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9月上，原标题为《“子弟兵的母亲”“巾帼英烈” 她们筑起抗战的铜墙铁壁》，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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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黄金生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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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国，哪来的家”

1944年初

台湾籍青年林正亨加入远征军赴缅对日作战

此时，他的第二个孩子正待出生……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

全体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

团结一致，挺身共赴，汇聚成全民族抗战的洪流

本期，让我们一同走进“全民族抗战”的那段历史

看八路军战士、民兵、堡垒户、儿童团

战地记者、文艺界人士、医护人员、科技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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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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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400 字
阅 读 需 要 14 分 钟


“只见她梳着大纂儿，穿着破旧的棉袄，立在台上对大家娓娓而谈。”剧作家胡可第一次见到戎冠秀，是在1944年春节过后，晋察冀北岳区的第一次群英会上。当时，持续了三个月的一场艰苦的反“扫荡”斗争刚刚结束。为鼓舞斗志，表彰英模，会议开得很隆重，每个到会者都报告了自己的事迹。在这次大会上，戎冠秀被授予“北岳区拥军模范——子弟兵的母亲”光荣称号。


戎冠秀发言后，被授予“晋察冀边区子弟兵战斗英雄”称号的邓仕均跑过来，紧紧握住她的手，激动地说：“大娘，您还记得我吗？我就是您救的那个八路军啊！”戎冠秀看着他说：“不能吧，你是不是认错人了？”邓仕均说：“是你，是你，就是你！大娘，我没有认错！我叫邓仕均，没有您的救护，我一定活不到今天！谢谢您……”


两位英雄间的血肉深情


1943年，邓仕均在一次战斗中左胳膊负伤，还打摆子（发疟疾）。敌人“扫荡”时，邓仕均打摆子的病犯了，掉了队，和医院失去了联系，被日本鬼子追赶。他跌跌撞撞地跑到下盘松村大坟沟的山梁上，正好被在山梁上放哨的戎冠秀发现。她半搀扶半背着邓仕均踉踉跄跄地走向半山腰的一个秘密山洞。那个山坡斜面呈60度，洞口距地面有近3米高，身染重病、浑身无力的邓仕均怎么也爬不上去。关键时刻，戎冠秀蹲下身子，让邓仕均踩在自己的肩上。邓仕均起初不肯，一再催促下，他才踩着戎冠秀的肩膀翻身进了山洞。


安顿好伤员，戎冠秀又出去给他找来吃的喝的以及治疟疾的中草药，经过几天的细心照料，伤势好转后，邓仕均便重返前线。当时，他们只知道是自己人，却并不知道彼此的真实姓名。


戎冠秀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自幼饱尝辛酸苦难。八路军的到来不仅给这个小山村带来生机，也改变了戎冠秀的人生命运。特别是那一年寒冬腊月，八路军送给她的黑豆，一下子拉近了戎冠秀与八路军的距离。戎冠秀的孙女李秀玲说：


“八路军给了我家一瓢黑豆，我奶奶说没有这瓢黑豆，孩子没准就饿死了。”


此后，只要八路军有事相托，戎冠秀总是格外热情，忙前忙后。不久，凭着优异的工作成绩，她被推举为下盘松村的妇救会会长。刚一上任，她就立即组织全村准备军鞋、军粮等军需物资。晋察冀四分区后方供给部把周围十几个村做军鞋、军衣的任务交给戎冠秀安排。接到任务后，她整天奔走在各个村庄，查看各村的缝纫进度。戎冠秀收军鞋，要求特别严格：


“这鞋是给子弟兵穿的，子弟兵整天爬山越岭，鞋不结实，怎么跟鬼子打仗！”


在戎冠秀的带领下，下盘松村的军鞋做得又快又好，在根据地中十分出名。



“把最后一粒米送到前线”


1941年至1943年，日军对晋察冀边区根据地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扫荡”。在反“扫荡”的艰苦岁月里，戎冠秀带领全村妇女给战士们送水、送饭，转运伤员，冒着生命危险将伤势过重、已经昏迷的伤员接回家里。在她的精心救护下，很多身负重伤、生命垂危的八路军战士恢复了健康，重返前线。战士们都亲切地称她“戎妈妈”。


戎冠秀的孙女李秀玲说，奶奶总念叨：


“八路军把最后一口粮给了百姓，咱们就得把最后一粒米送到前线。”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珍藏着一只直径18厘米的粗瓷大碗，这是戎冠秀在抗日战争时期护理伤病员时曾经使用过的。



1942年反“扫荡”时，下盘松村成了临时医院，伤员们一个接一个被抬进来，家里能吃的东西早就见底了。有个重伤员连续高烧7天，昏迷不醒，大夫说必须得吃点东西补补身子。戎冠秀把家里仅剩的半升小米全拿了出来，守在灶台前，小心翼翼地熬着米粥。“那几天，奶奶自己一口米都没吃，就着冰冷的井水啃冻萝卜。可当香喷喷的米粥熬好，伤员却哭着不肯喝：‘大娘，您自己都没吃的，我怎么咽得下去！’奶奶急得把碗怼到他嘴边，‘你多活一天，就能多杀十个鬼子！这粥你必须喝！’”李秀玲回忆。



黎明钟声


“这位好老人，好比一盏灯。战士给她火，火把灯点明。她又举起来，来照八路军……”


著名诗人田间三上下盘松采访“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激情创作了长诗《戎冠秀赞歌》，传遍晋察冀边区。


当年，随军记者江波到下盘松村采访，在戎冠秀家里住了十几天。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响亮的钟声就会把江波从梦中惊醒。原来，这钟声既是指挥群众转移的报警信号，又是集合游击队员整装迎敌的战斗号角，还是平时催促全村百姓下地生产的动员令。江波仿佛看到，正是戎冠秀这样的先进人物，带领群众前进。在黎明即将到来之际，这位高举木棒的敲钟者，不正是中国人民革命精神的化身吗？于是，江波举起相机，拍下了这个场景，后来这张照片成为解放区摄影作品的优秀代表作之一。



像戎冠秀这样，在抗战期间救治伤病员的感人故事还有很多。冒死救助八路军战士的“沂蒙红嫂”明德英、祖秀莲，安全掩护27位首长和烈士的孩子、被尊称为“沂蒙母亲”的王换于，以及多次掩护抗日战士的劳动英雄刘再勤（荣林娘）、王秀鸾等等。抗战时期，组织起来的妇女焕发出炽热的革命热情，在抗战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她们以坚忍不拔的意志、毫不退缩的勇气，成为抗战的生力军。


战士救妇会


共产党在全面抗战伊始，便十分重视对妇女群众的政治动员和发动。1938年3月，晋察冀边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在阜平召开，大会通过了边区妇女救国联合会（妇救会）工作纲领和组织章程，明确规定妇救会以推动根据地妇运，组织与团结妇女参加抗战建国事业，争取最后胜利，促使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之实现并谋妇女解放为宗旨。之后，全边区各县、区、村各级妇救会陆续建立起来，自此有了统一的妇女抗日群众团体。


妇救会成员有的到前线为战士送饭送水，抬担架救伤员，有的在敌后为抗日军队准备军衣军鞋，运送粮食和各种军需物资。抗战初期，我军需要的被服、鞋袜，几乎完全由妇救会组织广大妇女来承做。据抗战时任盂县妇救会主任的韩建英等人回忆，当时由于战争环境，缺乏染料，不少军鞋都是用蓝布做鞋面。妇女们为表达自己的赤心和对抗日战士的勉励，在鞋上写上一些鼓励战士的话，比如“抗日光荣”“保卫家乡”“英勇杀敌”“抗战到底”等。妇女们都是夜以继日地赶制。白天没做完，晚上灯下再做。因为敌人封锁，常常没有灯点，就用松杖柴棒当灯使用，灯烟熏的眉黑眼黑，呛得流泪不止，但妇女们都毫无怨言。


配合自卫队、儿童团站岗放哨捉汉奸也是妇救会日常工作之一。她们坐在村口，一边做针线，一边放哨，其主要任务是盘查来往过路行人和进村的人，外地人必须持有路条才能通行，否则，就要把行人送往村里进行审讯。


同儿童团一样，妇救会的工作经常需要同鬼子、伪军、汉奸周旋，这都冒着生命危险。


1942年10月，部队撤离涞源县银坊村时，一个战士由于生病无法跟随大部队撤离，便交给村妇救会主任韩凤龄照料。半个月后，日军开始“扫荡”。韩凤龄和丈夫领着这个战士，躲到离银坊村5里远的泉子沟一个姓杨的家里，白天把战士送到崖壁缝里，每天送干粮和水，晚上深夜再接回来。


一天，韩凤龄把战士安顿好，刚回到家，鬼子就把她抓起来。鬼子见她留着短发，便问八路军伤员的下落。韩凤龄装聋作哑，问了几遍，她不言语。鬼子用枪托不分上下打她，把刺刀架在她脖子上。同村杨大娘上前给她求情，鬼子一枪托打在杨大娘的腰上，大娘倒在地上。鬼子折腾了将近1个小时，只好匆匆走了。鬼子“扫荡”完后，韩凤龄把战士接到家里，经过半个多月治疗和精心护理，等战士完全恢复健康后，才送他回部队。



甘愿征战血染衣


抗战中，还有许多妇救会成员直接走上战场。冀中区深泽县、安平县（中心县）妇救会主任刘毅就是冀中平原抗日游击战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刘毅回忆，在冀中抗日根据地有两位不满20岁就牺牲的女党员。一位是藳无县（今藁城和无极县部分地区）四区妇救会主任李剑飞。


1941年2月的一天，李剑飞腰里掖着两枚手榴弹，到刘家庄召集群众大会。不料，由于汉奸告密，一百多个日伪军气势汹汹地包围了会场。紧急关头，李剑飞掩护群众先撤离，自己拿着两枚手榴弹断后。当敌人喊着要活捉她的时候，李剑飞拉响手榴弹投向敌人，最终因寡不敌众，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下，时年仅19岁。另一位是新乐县三区妇救会主任梁振英。1940年春，梁振英来到木刀沟一带村庄宣传动员群众，开展对敌斗争，把抗战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梁振英遇到日本鬼子的“扫荡”队，不幸被捕。敌人用尽酷刑，对她进行审讯，梁振英始终没有屈服，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这是崔兰仙在1935年在日记里写下的抗日救国诗句。1938年12月，崔兰仙当选为冀鲁边区妇救会主任，先后指导组建盐山、庆云、乐陵、沧县、南皮、宁津等县的妇救会，组织发动妇女参加抗日斗争；筹办了边区第一份妇女刊物——《妇女解放》月刊，指导妇女工作的开展。


1942年6月12日，崔兰仙与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博带一个连的八路军战士，在东光县刘大瓮村南花子坟遭敌“扫荡”袭击。为掩护部队突围，崔兰仙跑向花子坟开枪吸引敌人，不幸被俘，壮烈牺牲，年仅27岁。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收藏着一部早已变黄、发脆，用当年安国县警察局登记户口的白纸背面密密麻麻写成的日记。这是当年河北省安国县妇救会主任田振亚把一个钢笔尖绑在秫秸秆上以染料当墨水写下的日记《狱中一百天》。


1943年2月16日，田振亚同冀中四分区妇救会的一名同志到安国县东吴家庄，去传达党对抗日斗争的有关指示，在夜晚越过一条交通沟时不幸被捕。日军派叛徒汉奸劝降无效之后，把她关进阴暗潮湿的监狱。


在狱中坚决斗争一个多月后，有一天田振亚忽然发现棉衣的右下角处有一个蘸水笔尖。她托人买来颜料当墨水，把伪军们用的户口纸背面当稿纸，开始一页页记录下狱中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日军是怎样杀害中国人、叛徒汉奸怎样无耻地为日军效劳的行径。又过了一段时间，当同狱难友被放出狱时，她把写好的日记托其带出交给安国县委。


经过长达112天的顽强斗争，经党组织营救，田振亚终于逃出敌人的魔掌并看到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她的狱中日记不仅是一位女性用生命和信仰写就的抗战史诗，更是广大人民群众在民族危难中用血肉之躯筑起铜墙铁壁的历史见证。


参考文献：

1、康小莉、郑建敏、胡利敏《光辉的印记》

2、何广华、何明圆《特等战斗英雄邓仕均的侠骨柔情》

3、陈春生《涞源女劳动英雄韩凤苓》

4、江怀《刘毅，一名妇救会主任的抗战记忆》

5、王建柱《你知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有哪些馆藏珍品吗》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9月上，原标题为《“子弟兵的母亲”“巾帼英烈” 她们筑起抗战的铜墙铁壁》，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黄金生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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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没有国，哪来的家”

1944年初

台湾籍青年林正亨加入远征军赴缅对日作战

此时，他的第二个孩子正待出生……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

全体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

团结一致，挺身共赴，汇聚成全民族抗战的洪流

本期，让我们一同走进“全民族抗战”的那段历史

看八路军战士、民兵、堡垒户、儿童团

战地记者、文艺界人士、医护人员、科技工作者

爱国企业家、科普作家、宗教界人士……

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如何汇成全民抗战的磅礴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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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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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400 字
阅 读 需 要 14 分 钟


“只见她梳着大纂儿，穿着破旧的棉袄，立在台上对大家娓娓而谈。”剧作家胡可第一次见到戎冠秀，是在1944年春节过后，晋察冀北岳区的第一次群英会上。当时，持续了三个月的一场艰苦的反“扫荡”斗争刚刚结束。为鼓舞斗志，表彰英模，会议开得很隆重，每个到会者都报告了自己的事迹。在这次大会上，戎冠秀被授予“北岳区拥军模范——子弟兵的母亲”光荣称号。


戎冠秀发言后，被授予“晋察冀边区子弟兵战斗英雄”称号的邓仕均跑过来，紧紧握住她的手，激动地说：“大娘，您还记得我吗？我就是您救的那个八路军啊！”戎冠秀看着他说：“不能吧，你是不是认错人了？”邓仕均说：“是你，是你，就是你！大娘，我没有认错！我叫邓仕均，没有您的救护，我一定活不到今天！谢谢您……”


两位英雄间的血肉深情


1943年，邓仕均在一次战斗中左胳膊负伤，还打摆子（发疟疾）。敌人“扫荡”时，邓仕均打摆子的病犯了，掉了队，和医院失去了联系，被日本鬼子追赶。他跌跌撞撞地跑到下盘松村大坟沟的山梁上，正好被在山梁上放哨的戎冠秀发现。她半搀扶半背着邓仕均踉踉跄跄地走向半山腰的一个秘密山洞。那个山坡斜面呈60度，洞口距地面有近3米高，身染重病、浑身无力的邓仕均怎么也爬不上去。关键时刻，戎冠秀蹲下身子，让邓仕均踩在自己的肩上。邓仕均起初不肯，一再催促下，他才踩着戎冠秀的肩膀翻身进了山洞。


安顿好伤员，戎冠秀又出去给他找来吃的喝的以及治疟疾的中草药，经过几天的细心照料，伤势好转后，邓仕均便重返前线。当时，他们只知道是自己人，却并不知道彼此的真实姓名。


戎冠秀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自幼饱尝辛酸苦难。八路军的到来不仅给这个小山村带来生机，也改变了戎冠秀的人生命运。特别是那一年寒冬腊月，八路军送给她的黑豆，一下子拉近了戎冠秀与八路军的距离。戎冠秀的孙女李秀玲说：


“八路军给了我家一瓢黑豆，我奶奶说没有这瓢黑豆，孩子没准就饿死了。”


此后，只要八路军有事相托，戎冠秀总是格外热情，忙前忙后。不久，凭着优异的工作成绩，她被推举为下盘松村的妇救会会长。刚一上任，她就立即组织全村准备军鞋、军粮等军需物资。晋察冀四分区后方供给部把周围十几个村做军鞋、军衣的任务交给戎冠秀安排。接到任务后，她整天奔走在各个村庄，查看各村的缝纫进度。戎冠秀收军鞋，要求特别严格：


“这鞋是给子弟兵穿的，子弟兵整天爬山越岭，鞋不结实，怎么跟鬼子打仗！”


在戎冠秀的带领下，下盘松村的军鞋做得又快又好，在根据地中十分出名。



“把最后一粒米送到前线”


1941年至1943年，日军对晋察冀边区根据地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扫荡”。在反“扫荡”的艰苦岁月里，戎冠秀带领全村妇女给战士们送水、送饭，转运伤员，冒着生命危险将伤势过重、已经昏迷的伤员接回家里。在她的精心救护下，很多身负重伤、生命垂危的八路军战士恢复了健康，重返前线。战士们都亲切地称她“戎妈妈”。


戎冠秀的孙女李秀玲说，奶奶总念叨：


“八路军把最后一口粮给了百姓，咱们就得把最后一粒米送到前线。”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珍藏着一只直径18厘米的粗瓷大碗，这是戎冠秀在抗日战争时期护理伤病员时曾经使用过的。



1942年反“扫荡”时，下盘松村成了临时医院，伤员们一个接一个被抬进来，家里能吃的东西早就见底了。有个重伤员连续高烧7天，昏迷不醒，大夫说必须得吃点东西补补身子。戎冠秀把家里仅剩的半升小米全拿了出来，守在灶台前，小心翼翼地熬着米粥。“那几天，奶奶自己一口米都没吃，就着冰冷的井水啃冻萝卜。可当香喷喷的米粥熬好，伤员却哭着不肯喝：‘大娘，您自己都没吃的，我怎么咽得下去！’奶奶急得把碗怼到他嘴边，‘你多活一天，就能多杀十个鬼子！这粥你必须喝！’”李秀玲回忆。



黎明钟声


“这位好老人，好比一盏灯。战士给她火，火把灯点明。她又举起来，来照八路军……”


著名诗人田间三上下盘松采访“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激情创作了长诗《戎冠秀赞歌》，传遍晋察冀边区。


当年，随军记者江波到下盘松村采访，在戎冠秀家里住了十几天。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响亮的钟声就会把江波从梦中惊醒。原来，这钟声既是指挥群众转移的报警信号，又是集合游击队员整装迎敌的战斗号角，还是平时催促全村百姓下地生产的动员令。江波仿佛看到，正是戎冠秀这样的先进人物，带领群众前进。在黎明即将到来之际，这位高举木棒的敲钟者，不正是中国人民革命精神的化身吗？于是，江波举起相机，拍下了这个场景，后来这张照片成为解放区摄影作品的优秀代表作之一。



像戎冠秀这样，在抗战期间救治伤病员的感人故事还有很多。冒死救助八路军战士的“沂蒙红嫂”明德英、祖秀莲，安全掩护27位首长和烈士的孩子、被尊称为“沂蒙母亲”的王换于，以及多次掩护抗日战士的劳动英雄刘再勤（荣林娘）、王秀鸾等等。抗战时期，组织起来的妇女焕发出炽热的革命热情，在抗战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她们以坚忍不拔的意志、毫不退缩的勇气，成为抗战的生力军。


战士救妇会


共产党在全面抗战伊始，便十分重视对妇女群众的政治动员和发动。1938年3月，晋察冀边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在阜平召开，大会通过了边区妇女救国联合会（妇救会）工作纲领和组织章程，明确规定妇救会以推动根据地妇运，组织与团结妇女参加抗战建国事业，争取最后胜利，促使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之实现并谋妇女解放为宗旨。之后，全边区各县、区、村各级妇救会陆续建立起来，自此有了统一的妇女抗日群众团体。


妇救会成员有的到前线为战士送饭送水，抬担架救伤员，有的在敌后为抗日军队准备军衣军鞋，运送粮食和各种军需物资。抗战初期，我军需要的被服、鞋袜，几乎完全由妇救会组织广大妇女来承做。据抗战时任盂县妇救会主任的韩建英等人回忆，当时由于战争环境，缺乏染料，不少军鞋都是用蓝布做鞋面。妇女们为表达自己的赤心和对抗日战士的勉励，在鞋上写上一些鼓励战士的话，比如“抗日光荣”“保卫家乡”“英勇杀敌”“抗战到底”等。妇女们都是夜以继日地赶制。白天没做完，晚上灯下再做。因为敌人封锁，常常没有灯点，就用松杖柴棒当灯使用，灯烟熏的眉黑眼黑，呛得流泪不止，但妇女们都毫无怨言。


配合自卫队、儿童团站岗放哨捉汉奸也是妇救会日常工作之一。她们坐在村口，一边做针线，一边放哨，其主要任务是盘查来往过路行人和进村的人，外地人必须持有路条才能通行，否则，就要把行人送往村里进行审讯。


同儿童团一样，妇救会的工作经常需要同鬼子、伪军、汉奸周旋，这都冒着生命危险。


1942年10月，部队撤离涞源县银坊村时，一个战士由于生病无法跟随大部队撤离，便交给村妇救会主任韩凤龄照料。半个月后，日军开始“扫荡”。韩凤龄和丈夫领着这个战士，躲到离银坊村5里远的泉子沟一个姓杨的家里，白天把战士送到崖壁缝里，每天送干粮和水，晚上深夜再接回来。


一天，韩凤龄把战士安顿好，刚回到家，鬼子就把她抓起来。鬼子见她留着短发，便问八路军伤员的下落。韩凤龄装聋作哑，问了几遍，她不言语。鬼子用枪托不分上下打她，把刺刀架在她脖子上。同村杨大娘上前给她求情，鬼子一枪托打在杨大娘的腰上，大娘倒在地上。鬼子折腾了将近1个小时，只好匆匆走了。鬼子“扫荡”完后，韩凤龄把战士接到家里，经过半个多月治疗和精心护理，等战士完全恢复健康后，才送他回部队。



甘愿征战血染衣


抗战中，还有许多妇救会成员直接走上战场。冀中区深泽县、安平县（中心县）妇救会主任刘毅就是冀中平原抗日游击战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刘毅回忆，在冀中抗日根据地有两位不满20岁就牺牲的女党员。一位是藳无县（今藁城和无极县部分地区）四区妇救会主任李剑飞。


1941年2月的一天，李剑飞腰里掖着两枚手榴弹，到刘家庄召集群众大会。不料，由于汉奸告密，一百多个日伪军气势汹汹地包围了会场。紧急关头，李剑飞掩护群众先撤离，自己拿着两枚手榴弹断后。当敌人喊着要活捉她的时候，李剑飞拉响手榴弹投向敌人，最终因寡不敌众，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下，时年仅19岁。另一位是新乐县三区妇救会主任梁振英。1940年春，梁振英来到木刀沟一带村庄宣传动员群众，开展对敌斗争，把抗战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梁振英遇到日本鬼子的“扫荡”队，不幸被捕。敌人用尽酷刑，对她进行审讯，梁振英始终没有屈服，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这是崔兰仙在1935年在日记里写下的抗日救国诗句。1938年12月，崔兰仙当选为冀鲁边区妇救会主任，先后指导组建盐山、庆云、乐陵、沧县、南皮、宁津等县的妇救会，组织发动妇女参加抗日斗争；筹办了边区第一份妇女刊物——《妇女解放》月刊，指导妇女工作的开展。


1942年6月12日，崔兰仙与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博带一个连的八路军战士，在东光县刘大瓮村南花子坟遭敌“扫荡”袭击。为掩护部队突围，崔兰仙跑向花子坟开枪吸引敌人，不幸被俘，壮烈牺牲，年仅27岁。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收藏着一部早已变黄、发脆，用当年安国县警察局登记户口的白纸背面密密麻麻写成的日记。这是当年河北省安国县妇救会主任田振亚把一个钢笔尖绑在秫秸秆上以染料当墨水写下的日记《狱中一百天》。


1943年2月16日，田振亚同冀中四分区妇救会的一名同志到安国县东吴家庄，去传达党对抗日斗争的有关指示，在夜晚越过一条交通沟时不幸被捕。日军派叛徒汉奸劝降无效之后，把她关进阴暗潮湿的监狱。


在狱中坚决斗争一个多月后，有一天田振亚忽然发现棉衣的右下角处有一个蘸水笔尖。她托人买来颜料当墨水，把伪军们用的户口纸背面当稿纸，开始一页页记录下狱中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日军是怎样杀害中国人、叛徒汉奸怎样无耻地为日军效劳的行径。又过了一段时间，当同狱难友被放出狱时，她把写好的日记托其带出交给安国县委。


经过长达112天的顽强斗争，经党组织营救，田振亚终于逃出敌人的魔掌并看到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她的狱中日记不仅是一位女性用生命和信仰写就的抗战史诗，更是广大人民群众在民族危难中用血肉之躯筑起铜墙铁壁的历史见证。


参考文献：

1、康小莉、郑建敏、胡利敏《光辉的印记》

2、何广华、何明圆《特等战斗英雄邓仕均的侠骨柔情》

3、陈春生《涞源女劳动英雄韩凤苓》

4、江怀《刘毅，一名妇救会主任的抗战记忆》

5、王建柱《你知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有哪些馆藏珍品吗》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9月上，原标题为《“子弟兵的母亲”“巾帼英烈” 她们筑起抗战的铜墙铁壁》，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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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黄金生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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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国，哪来的家”

1944年初

台湾籍青年林正亨加入远征军赴缅对日作战

此时，他的第二个孩子正待出生……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

全体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

团结一致，挺身共赴，汇聚成全民族抗战的洪流

本期，让我们一同走进“全民族抗战”的那段历史

看八路军战士、民兵、堡垒户、儿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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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200 字
阅 读 需 要 17 分 钟


1945年10月10日的北平，已告别了酷热难耐的盛夏，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不觉让人精神抖擞，眉舒目展。这个秋天是不平凡的，不仅对北平人民而言，对中国人民，乃至世界各国人民都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北平，这座古老的帝都，见证过明清帝国兴衰、八国联军侵华的紫禁城，在历经了数十年的动荡不安，持续八年战火的蹂躏后，首次成为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舞台，也终于迎来了一个期盼已久的清晨。



就在这一天，北平城的盛况空前，超过全城十分之一人口数量，多达二十万的北平市民，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涌向了紫禁城。他们拥有一致的目标，要共同参与、亲眼见证那些犯下累累兽行，欠下笔笔血债的日本侵略者在太和殿前正式向中国投降。他们要倾听那礼炮震天，凯歌高奏的声音，那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更要如火山爆发般地集体欢呼——“中国万岁！胜利万岁！”让这呐喊声响彻云霄。



80年后的今天，回望中国16个受降区中规模最大、公众参与度最高的受降仪式，其背后是中华民族的苦难、抉择与重生。


秋风之前：北平的血色沉沦


“中国通”松井太久郎似乎在中国凶名不显，尽管他做过“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也出任过伪满洲国和汪伪政府的最高军事顾问，但是这些都远不如他在1937年7月7日扮演的角色要紧。当日午夜，正是时任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的松井太久郎给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打去了那通推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的电话。松井在电话中诡称，日本陆军某中队夜间正在卢沟桥演习，因听见宛平城内枪声产生混乱，随即丢失一名士兵，需要入城搜查。面对这种侵犯我国主权的无理要求，中国方面自然不能答应。随后中日双方交涉到7月8日凌晨5时许，日军随即对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炮轰宛平城，这便是在世界历史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卢沟桥事变。



事变发生后，不同于当时的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里明确提出的“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当时作为国家元首的蒋介石仍在考虑“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倭寇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因而只是电令时任第29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固守勿退。这时的宋哲元并未在任上，而正在山东安亭守孝。



1937年7月9日，日本采用惯用伎俩，释放了和谈的“幻影”。松井太久郎和时任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的秦德纯达成了三项口头协议，即双方立即停止射击，各自撤退，由三千人以内的保安队接管城防。7月11日晚8时，双方又签订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纸面约定：


（1）第29军代表声明向日军表示道歉，并惩办此次事变责任者；

（2）取缔共产党、蓝衣社及其他抗日团体的抗日活动；

（3）永定河以东不驻中国军队。看似一切正在走向风平浪静，但是纸面下的暗潮汹涌，正在积蓄等待爆发。


实际上，7月10日，各地报告仍如雪花一般涌来，日军已经陆续在天津、古北口、榆关等地准备，并且将大炮、塔克等重型武器向卢沟桥推进，战火随时可能复燃。7月11日，倾向谈判解决问题的日本驻中国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因“无故挑起战端”的罪名，成为日本军部的“背锅人”而遭免职，受此打击导致心脏病病危，随即去世。而作为他的接替者——香月清司更为好战。到任之后，他便令大批日本战车、炮车、载重车等开往北平方向，并一改外交口风，摆开了更为强硬的侵略态势。中日拉锯持续到7月26日，日本向中国第29军发起最后通牒，要求他们于7月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进攻行动。



中国现代作家朱自清在他的回忆文章《被沦陷这一天》里介绍了当时北平城的状况：


（7月28日）六点钟的样子，忽然有一架飞机嗡嗡地出现在高空中。大家都到院子里仰起头看，想看看是不是咱们中央的。飞机绕着弯儿，随着弯儿，均匀地撒着一搭一搭的纸片儿，像个长尾巴似的。纸片儿马上散开了，纷纷扬扬的像蝴蝶儿乱飞。我们明白了，这是敌人打得不好，派飞机来撒传单冤人了。仆人们开门出去，在胡同里捡了两张进来，果然是的。满纸荒谬的劝降的话。我们略看一看，便撕掉扔了。……二十九日天刚亮，电话铃响了。一个朋友用确定的口气说，宋哲元、秦德纯昨儿夜里都走了！北平的局面变了！就算归了敌人了！


7月29日，经过浴血奋战，佟麟阁、赵登禹已经相继壮烈殉国，最终因寡不敌众，北平还是沦陷了。这个在中国人心目中意义非凡，地位崇高的古都，被日本的阴霾遮蔽了整整八年。八年间北平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日本在北平制造的惨案中，无辜的北平百姓或被炸死、枪杀、焚烧，或被狼狗咬死，拷打、病毒、苦役、性暴力致死，黑暗的岁月如此漫长。



胜利之秋：太和殿前的历史瞬间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播放《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斯坦公告，标志日本无条件投降。经过十四年的艰苦抗战，胜利的曙光终于照耀在中华大地之上。9月2日，日本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了投降书，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原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随后各地的受降仪式也陆续开展，其中，华北战区的受降仪式选择在北平举行。



最初，华北受降仪式定于中南海怀仁堂室内举行。但在受降仪式前几天，美军得到蒋介石特批，在天津的一个小广场上举行了一场“天津受降”，场面很是轰动，这使得时任中国第11战区参谋长、华北受降区北平前进指挥所主任的吕文贞深受触动。作为受邀观礼嘉宾，这种公开场所受降的形式，以及现场天津市民得以目睹这一历史场景的强烈氛围，都使得他下定决心，要改在开阔地点举行北平的受降仪式。



于是，他向国民政府报告，取消原定在中南海怀仁堂的室内受降计划，转而选择一个能容纳万千民众的露天场所。随即选址团队便考虑到颇具历史象征意味的明清“献俘礼”举行之地——午门。然而，午门广场的视野仍旧受限，很多到场的观众可能无法看清仪式盛况。故而，他们仍在继续寻找，最终，当他们穿过太和门，太和殿前那广阔达3万余平方米的广场，令人豁然开朗——这座紫禁城中最大、最宏伟的殿堂，建于高耸的汉白玉台基之上，足以让广场上任何角落的人们，都能清晰目睹台上发生的一切。尽管当时故宫年久失修，地砖破损、杂草丛生，但太和殿的庄严气势无可替代。最终，吕文贞等决定，受降仪式就在太和殿前广场举行，并获得国民政府的肯定批复。


1945年10月10日，恰逢中华民国的“双十国庆节”，天气晴朗。这个清晨，身在北平的市民们，如潮水一般涌向故宫，整个太和殿广场更是人山人海，据称，人数多达二十万不止。除了北平市民，反法西斯国际阵营的代表们也参加观礼仪式，苏联代表巴斯里克耶夫、美国代表骆基中将和华顿参谋长、英国代表蓝来纳、法国代表马至礼、荷兰代表等盟国代表都赫然在列。这一天，太和殿门窗上悬挂着中、美、英、苏四国国旗，殿前摆放着写有金色“凯”字的匾额。



上午9时20分，军容整肃的第11战区特务团的两百人作为仪仗队入场，庄严郑重的姿态引来民众热烈欢呼。9时50分，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上将在中国军乐声中挺膺阔步地登上了太和殿台基，进入准备阶段。10时10分整，仪式正式开始。景山山顶军号长鸣，太和殿前礼炮响起，孙连仲立于受降礼堂正中，全场为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将士默哀，日军代表亦低头躬身谢罪。此时，司仪高呼：“引导日本投降代表入场！”全场顿时肃静无声。华北日军最高指挥官根本博中将、参谋长高桥坦中将、副参谋长渡边渡少将等20人，由太和门左侧门垂首入场，行至受降台前。根本博等人向孙连仲立正敬礼，孙连仲答礼后，日方代表退至左侧恭立。此时投降书一份与受领证三份正置于台上。根本博首先签字盖章，随后呈交孙连仲在“受降主官”处签字。接着，根本博及其身后军官依次解下佩刀，记有20把（另一说21把），恭恭敬敬地放置在铺有白布的桌上，以示放弃武力，彻底投降。这些曾耀武扬威、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军刀，由此成了侵略的罪证和战败的象征。



整个受降仪式仅历时约25分钟，但当日军代表黯然退场那一刻，压抑了八年的民族情感如山洪般爆发。“中国万岁！”“胜利万岁！”的欢呼声震耳欲聋，响彻云霄。在场者既有欢呼雀跃，更有激动得潸然泪下。军乐队高奏凯歌，全场军民无不扬眉吐气，沉浸在胜利的狂喜之中。即使仪式结束，民众仍然聚集不散，情绪至为热烈。在受降官协同中外来宾步入太和殿休息处，同饮“胜利酒”而退场时，民众皆在夹道欢呼“万岁”，孙连仲甚至无法行进，在人群的簇拥下频频以军帽向空中挥动作为回答，最终才顺利离开会场。


亲眼见证：亲历者的感动时刻


参加太和殿受降仪式的张翠萍，曾是国民革命军第15军卫生队的一员，在救护伤兵的医院里，与负伤的上尉连长戴福祥结婚，婚后先后随丈夫在第16军、第40军任职，进行救死扶伤的战地救护工作。1944年参加洛阳保卫战时，身为医护兵的女战士张翠萍也曾被分发一支中正式步枪、一挂子弹、三颗手榴弹，同日本军队展开巷战，这次战斗她始终记忆犹新：


我随着人群向南城门冲，冲一次被打回来一次，死人一堆一堆的，地上的血和成泥，跑起来很滑。后来，我随着人群上城墙，天黑，深一脚浅一脚的，踩着软的硬的净是死人。我头上被削掉一块头皮，流了很多血，用黄土裹住，用布扎紧，右胳膊和脚脖子也受了伤，耳朵也被震坏了，我们从城墙缺口往下跳，护城河里漂的死人一碰肚子就炸开了，臭气熏得人头发晕。过了护城河又过了一条大沟，我玩命地跑，终于跑出来了，后面的人又被鬼子打回去了，我又饿又累又困，就跑回家里治伤……



正是这些枪林弹雨，浴血奋战，使张翠萍巾帼不让须眉地成了一名抗战英雄，也让她深知战争的艰苦与和平胜利的来之不易。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张翠萍与丈夫戴福祥便渡过黄河经过永济、运城、洪洞、石家庄、保定，最后到达北平，也正是这次跋涉，让他们有幸见证终生难忘的历史时刻。


1945年10月10日，太和殿举行受降仪式时，张翠萍穿上了新军装，天还没亮便出门在排队，从天坛到前门、天安门直至太和殿广场，这一路沿街家家户户插着国旗，马路扫得干干净净，太和殿中间挂着国旗，两边挂着美、英、法、苏的国旗。在日本军官签字投降，双手献刀时，“人群沸腾了，我们热泪盈眶，大家高喊着：中国万岁！人群往前涌”，一时场面非常壮观，按张翠萍质朴的话来说：“整个受降仪式时间不长，但那天，大家都跟过年似的高兴。”



同样参加受降仪式的华北战区上校军械科长别志南，作为当时的受降先遣人员，亲历了这一重要历史时刻。在他的记忆里，日本军官的献刀仪式是最难忘记的场面。随着大典司仪官“传唤根本博”的令下，他（根本博）由八名士兵押送着进入殿堂西面而立，深深地向主席台行了90度三鞠躬的大礼，而后双手捧着战刀献上主席台，随着命令，根本博退下。而大典结束时，“这里看到的、听到的是一片欢腾”。其场面正如别志南所作即兴打油诗：


八年终挫不义师，受降将士一踌躇。庄严肃穆太和殿，阶下何人翼翼如！


不知不觉间，抗战胜利已经步入第80个年头，国已富，民已强，这盛世终如先烈所愿。当下，抗日战争与受降仪式的亲历者多已逝去，但太和殿前的那25分钟，早已融入民族的集体记忆。它还在时刻提醒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尊严系于国力。生活于强盛的今天，当我们再次漫步紫禁城，感受其恢宏与宁静时，不应忘记1945年那个秋天的上午，曾有过二十多万中国人在这里用震天的欢呼与奔流的泪水，告别曾经屈辱的过去，迎接美好未来的曙光。


参考文献：

1.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手稿）。

2.朱自清：《朱自清散文选集》，北京：知识出版社，2021年。

3.潍坊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正义必胜（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1995年。

4.北京日报特别报道部作：《重拾1860-1948 私藏老照片中的北京记忆》，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

5.谢荫明，董更然：《红迹  绵延赓续》，北京：北京出版社，2021年。

6.焦国强编：《河南抗战老兵口述录》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年。

7.周兆利：《抗战胜利》，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7年。

8.新华社记者陈新洲、肖春飞、李亚红：《古城的苦难——抗战时期北平沦陷八年间》，新华网，2015年7月7日。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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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魏仕俊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戈雨 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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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200 字
阅 读 需 要 17 分 钟


1945年10月10日的北平，已告别了酷热难耐的盛夏，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不觉让人精神抖擞，眉舒目展。这个秋天是不平凡的，不仅对北平人民而言，对中国人民，乃至世界各国人民都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北平，这座古老的帝都，见证过明清帝国兴衰、八国联军侵华的紫禁城，在历经了数十年的动荡不安，持续八年战火的蹂躏后，首次成为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舞台，也终于迎来了一个期盼已久的清晨。



就在这一天，北平城的盛况空前，超过全城十分之一人口数量，多达二十万的北平市民，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涌向了紫禁城。他们拥有一致的目标，要共同参与、亲眼见证那些犯下累累兽行，欠下笔笔血债的日本侵略者在太和殿前正式向中国投降。他们要倾听那礼炮震天，凯歌高奏的声音，那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更要如火山爆发般地集体欢呼——“中国万岁！胜利万岁！”让这呐喊声响彻云霄。



80年后的今天，回望中国16个受降区中规模最大、公众参与度最高的受降仪式，其背后是中华民族的苦难、抉择与重生。


秋风之前：北平的血色沉沦


“中国通”松井太久郎似乎在中国凶名不显，尽管他做过“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也出任过伪满洲国和汪伪政府的最高军事顾问，但是这些都远不如他在1937年7月7日扮演的角色要紧。当日午夜，正是时任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的松井太久郎给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打去了那通推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的电话。松井在电话中诡称，日本陆军某中队夜间正在卢沟桥演习，因听见宛平城内枪声产生混乱，随即丢失一名士兵，需要入城搜查。面对这种侵犯我国主权的无理要求，中国方面自然不能答应。随后中日双方交涉到7月8日凌晨5时许，日军随即对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炮轰宛平城，这便是在世界历史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卢沟桥事变。



事变发生后，不同于当时的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里明确提出的“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当时作为国家元首的蒋介石仍在考虑“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倭寇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因而只是电令时任第29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固守勿退。这时的宋哲元并未在任上，而正在山东安亭守孝。



1937年7月9日，日本采用惯用伎俩，释放了和谈的“幻影”。松井太久郎和时任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的秦德纯达成了三项口头协议，即双方立即停止射击，各自撤退，由三千人以内的保安队接管城防。7月11日晚8时，双方又签订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纸面约定：


（1）第29军代表声明向日军表示道歉，并惩办此次事变责任者；

（2）取缔共产党、蓝衣社及其他抗日团体的抗日活动；

（3）永定河以东不驻中国军队。看似一切正在走向风平浪静，但是纸面下的暗潮汹涌，正在积蓄等待爆发。


实际上，7月10日，各地报告仍如雪花一般涌来，日军已经陆续在天津、古北口、榆关等地准备，并且将大炮、塔克等重型武器向卢沟桥推进，战火随时可能复燃。7月11日，倾向谈判解决问题的日本驻中国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因“无故挑起战端”的罪名，成为日本军部的“背锅人”而遭免职，受此打击导致心脏病病危，随即去世。而作为他的接替者——香月清司更为好战。到任之后，他便令大批日本战车、炮车、载重车等开往北平方向，并一改外交口风，摆开了更为强硬的侵略态势。中日拉锯持续到7月26日，日本向中国第29军发起最后通牒，要求他们于7月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进攻行动。



中国现代作家朱自清在他的回忆文章《被沦陷这一天》里介绍了当时北平城的状况：


（7月28日）六点钟的样子，忽然有一架飞机嗡嗡地出现在高空中。大家都到院子里仰起头看，想看看是不是咱们中央的。飞机绕着弯儿，随着弯儿，均匀地撒着一搭一搭的纸片儿，像个长尾巴似的。纸片儿马上散开了，纷纷扬扬的像蝴蝶儿乱飞。我们明白了，这是敌人打得不好，派飞机来撒传单冤人了。仆人们开门出去，在胡同里捡了两张进来，果然是的。满纸荒谬的劝降的话。我们略看一看，便撕掉扔了。……二十九日天刚亮，电话铃响了。一个朋友用确定的口气说，宋哲元、秦德纯昨儿夜里都走了！北平的局面变了！就算归了敌人了！


7月29日，经过浴血奋战，佟麟阁、赵登禹已经相继壮烈殉国，最终因寡不敌众，北平还是沦陷了。这个在中国人心目中意义非凡，地位崇高的古都，被日本的阴霾遮蔽了整整八年。八年间北平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日本在北平制造的惨案中，无辜的北平百姓或被炸死、枪杀、焚烧，或被狼狗咬死，拷打、病毒、苦役、性暴力致死，黑暗的岁月如此漫长。



胜利之秋：太和殿前的历史瞬间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播放《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斯坦公告，标志日本无条件投降。经过十四年的艰苦抗战，胜利的曙光终于照耀在中华大地之上。9月2日，日本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了投降书，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原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随后各地的受降仪式也陆续开展，其中，华北战区的受降仪式选择在北平举行。



最初，华北受降仪式定于中南海怀仁堂室内举行。但在受降仪式前几天，美军得到蒋介石特批，在天津的一个小广场上举行了一场“天津受降”，场面很是轰动，这使得时任中国第11战区参谋长、华北受降区北平前进指挥所主任的吕文贞深受触动。作为受邀观礼嘉宾，这种公开场所受降的形式，以及现场天津市民得以目睹这一历史场景的强烈氛围，都使得他下定决心，要改在开阔地点举行北平的受降仪式。



于是，他向国民政府报告，取消原定在中南海怀仁堂的室内受降计划，转而选择一个能容纳万千民众的露天场所。随即选址团队便考虑到颇具历史象征意味的明清“献俘礼”举行之地——午门。然而，午门广场的视野仍旧受限，很多到场的观众可能无法看清仪式盛况。故而，他们仍在继续寻找，最终，当他们穿过太和门，太和殿前那广阔达3万余平方米的广场，令人豁然开朗——这座紫禁城中最大、最宏伟的殿堂，建于高耸的汉白玉台基之上，足以让广场上任何角落的人们，都能清晰目睹台上发生的一切。尽管当时故宫年久失修，地砖破损、杂草丛生，但太和殿的庄严气势无可替代。最终，吕文贞等决定，受降仪式就在太和殿前广场举行，并获得国民政府的肯定批复。


1945年10月10日，恰逢中华民国的“双十国庆节”，天气晴朗。这个清晨，身在北平的市民们，如潮水一般涌向故宫，整个太和殿广场更是人山人海，据称，人数多达二十万不止。除了北平市民，反法西斯国际阵营的代表们也参加观礼仪式，苏联代表巴斯里克耶夫、美国代表骆基中将和华顿参谋长、英国代表蓝来纳、法国代表马至礼、荷兰代表等盟国代表都赫然在列。这一天，太和殿门窗上悬挂着中、美、英、苏四国国旗，殿前摆放着写有金色“凯”字的匾额。



上午9时20分，军容整肃的第11战区特务团的两百人作为仪仗队入场，庄严郑重的姿态引来民众热烈欢呼。9时50分，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上将在中国军乐声中挺膺阔步地登上了太和殿台基，进入准备阶段。10时10分整，仪式正式开始。景山山顶军号长鸣，太和殿前礼炮响起，孙连仲立于受降礼堂正中，全场为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将士默哀，日军代表亦低头躬身谢罪。此时，司仪高呼：“引导日本投降代表入场！”全场顿时肃静无声。华北日军最高指挥官根本博中将、参谋长高桥坦中将、副参谋长渡边渡少将等20人，由太和门左侧门垂首入场，行至受降台前。根本博等人向孙连仲立正敬礼，孙连仲答礼后，日方代表退至左侧恭立。此时投降书一份与受领证三份正置于台上。根本博首先签字盖章，随后呈交孙连仲在“受降主官”处签字。接着，根本博及其身后军官依次解下佩刀，记有20把（另一说21把），恭恭敬敬地放置在铺有白布的桌上，以示放弃武力，彻底投降。这些曾耀武扬威、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军刀，由此成了侵略的罪证和战败的象征。



整个受降仪式仅历时约25分钟，但当日军代表黯然退场那一刻，压抑了八年的民族情感如山洪般爆发。“中国万岁！”“胜利万岁！”的欢呼声震耳欲聋，响彻云霄。在场者既有欢呼雀跃，更有激动得潸然泪下。军乐队高奏凯歌，全场军民无不扬眉吐气，沉浸在胜利的狂喜之中。即使仪式结束，民众仍然聚集不散，情绪至为热烈。在受降官协同中外来宾步入太和殿休息处，同饮“胜利酒”而退场时，民众皆在夹道欢呼“万岁”，孙连仲甚至无法行进，在人群的簇拥下频频以军帽向空中挥动作为回答，最终才顺利离开会场。


亲眼见证：亲历者的感动时刻


参加太和殿受降仪式的张翠萍，曾是国民革命军第15军卫生队的一员，在救护伤兵的医院里，与负伤的上尉连长戴福祥结婚，婚后先后随丈夫在第16军、第40军任职，进行救死扶伤的战地救护工作。1944年参加洛阳保卫战时，身为医护兵的女战士张翠萍也曾被分发一支中正式步枪、一挂子弹、三颗手榴弹，同日本军队展开巷战，这次战斗她始终记忆犹新：


我随着人群向南城门冲，冲一次被打回来一次，死人一堆一堆的，地上的血和成泥，跑起来很滑。后来，我随着人群上城墙，天黑，深一脚浅一脚的，踩着软的硬的净是死人。我头上被削掉一块头皮，流了很多血，用黄土裹住，用布扎紧，右胳膊和脚脖子也受了伤，耳朵也被震坏了，我们从城墙缺口往下跳，护城河里漂的死人一碰肚子就炸开了，臭气熏得人头发晕。过了护城河又过了一条大沟，我玩命地跑，终于跑出来了，后面的人又被鬼子打回去了，我又饿又累又困，就跑回家里治伤……



正是这些枪林弹雨，浴血奋战，使张翠萍巾帼不让须眉地成了一名抗战英雄，也让她深知战争的艰苦与和平胜利的来之不易。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张翠萍与丈夫戴福祥便渡过黄河经过永济、运城、洪洞、石家庄、保定，最后到达北平，也正是这次跋涉，让他们有幸见证终生难忘的历史时刻。


1945年10月10日，太和殿举行受降仪式时，张翠萍穿上了新军装，天还没亮便出门在排队，从天坛到前门、天安门直至太和殿广场，这一路沿街家家户户插着国旗，马路扫得干干净净，太和殿中间挂着国旗，两边挂着美、英、法、苏的国旗。在日本军官签字投降，双手献刀时，“人群沸腾了，我们热泪盈眶，大家高喊着：中国万岁！人群往前涌”，一时场面非常壮观，按张翠萍质朴的话来说：“整个受降仪式时间不长，但那天，大家都跟过年似的高兴。”



同样参加受降仪式的华北战区上校军械科长别志南，作为当时的受降先遣人员，亲历了这一重要历史时刻。在他的记忆里，日本军官的献刀仪式是最难忘记的场面。随着大典司仪官“传唤根本博”的令下，他（根本博）由八名士兵押送着进入殿堂西面而立，深深地向主席台行了90度三鞠躬的大礼，而后双手捧着战刀献上主席台，随着命令，根本博退下。而大典结束时，“这里看到的、听到的是一片欢腾”。其场面正如别志南所作即兴打油诗：


八年终挫不义师，受降将士一踌躇。庄严肃穆太和殿，阶下何人翼翼如！


不知不觉间，抗战胜利已经步入第80个年头，国已富，民已强，这盛世终如先烈所愿。当下，抗日战争与受降仪式的亲历者多已逝去，但太和殿前的那25分钟，早已融入民族的集体记忆。它还在时刻提醒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尊严系于国力。生活于强盛的今天，当我们再次漫步紫禁城，感受其恢宏与宁静时，不应忘记1945年那个秋天的上午，曾有过二十多万中国人在这里用震天的欢呼与奔流的泪水，告别曾经屈辱的过去，迎接美好未来的曙光。


参考文献：

1.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手稿）。

2.朱自清：《朱自清散文选集》，北京：知识出版社，2021年。

3.潍坊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正义必胜（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1995年。

4.北京日报特别报道部作：《重拾1860-1948 私藏老照片中的北京记忆》，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

5.谢荫明，董更然：《红迹  绵延赓续》，北京：北京出版社，2021年。

6.焦国强编：《河南抗战老兵口述录》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年。

7.周兆利：《抗战胜利》，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7年。

8.新华社记者陈新洲、肖春飞、李亚红：《古城的苦难——抗战时期北平沦陷八年间》，新华网，2015年7月7日。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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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魏仕俊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戈雨 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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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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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击的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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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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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200 字
阅 读 需 要 17 分 钟


1945年10月10日的北平，已告别了酷热难耐的盛夏，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不觉让人精神抖擞，眉舒目展。这个秋天是不平凡的，不仅对北平人民而言，对中国人民，乃至世界各国人民都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北平，这座古老的帝都，见证过明清帝国兴衰、八国联军侵华的紫禁城，在历经了数十年的动荡不安，持续八年战火的蹂躏后，首次成为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舞台，也终于迎来了一个期盼已久的清晨。



就在这一天，北平城的盛况空前，超过全城十分之一人口数量，多达二十万的北平市民，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涌向了紫禁城。他们拥有一致的目标，要共同参与、亲眼见证那些犯下累累兽行，欠下笔笔血债的日本侵略者在太和殿前正式向中国投降。他们要倾听那礼炮震天，凯歌高奏的声音，那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更要如火山爆发般地集体欢呼——“中国万岁！胜利万岁！”让这呐喊声响彻云霄。



80年后的今天，回望中国16个受降区中规模最大、公众参与度最高的受降仪式，其背后是中华民族的苦难、抉择与重生。


秋风之前：北平的血色沉沦


“中国通”松井太久郎似乎在中国凶名不显，尽管他做过“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也出任过伪满洲国和汪伪政府的最高军事顾问，但是这些都远不如他在1937年7月7日扮演的角色要紧。当日午夜，正是时任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的松井太久郎给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打去了那通推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的电话。松井在电话中诡称，日本陆军某中队夜间正在卢沟桥演习，因听见宛平城内枪声产生混乱，随即丢失一名士兵，需要入城搜查。面对这种侵犯我国主权的无理要求，中国方面自然不能答应。随后中日双方交涉到7月8日凌晨5时许，日军随即对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炮轰宛平城，这便是在世界历史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卢沟桥事变。



事变发生后，不同于当时的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里明确提出的“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当时作为国家元首的蒋介石仍在考虑“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倭寇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因而只是电令时任第29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固守勿退。这时的宋哲元并未在任上，而正在山东安亭守孝。



1937年7月9日，日本采用惯用伎俩，释放了和谈的“幻影”。松井太久郎和时任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的秦德纯达成了三项口头协议，即双方立即停止射击，各自撤退，由三千人以内的保安队接管城防。7月11日晚8时，双方又签订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纸面约定：


（1）第29军代表声明向日军表示道歉，并惩办此次事变责任者；

（2）取缔共产党、蓝衣社及其他抗日团体的抗日活动；

（3）永定河以东不驻中国军队。看似一切正在走向风平浪静，但是纸面下的暗潮汹涌，正在积蓄等待爆发。


实际上，7月10日，各地报告仍如雪花一般涌来，日军已经陆续在天津、古北口、榆关等地准备，并且将大炮、塔克等重型武器向卢沟桥推进，战火随时可能复燃。7月11日，倾向谈判解决问题的日本驻中国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因“无故挑起战端”的罪名，成为日本军部的“背锅人”而遭免职，受此打击导致心脏病病危，随即去世。而作为他的接替者——香月清司更为好战。到任之后，他便令大批日本战车、炮车、载重车等开往北平方向，并一改外交口风，摆开了更为强硬的侵略态势。中日拉锯持续到7月26日，日本向中国第29军发起最后通牒，要求他们于7月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进攻行动。



中国现代作家朱自清在他的回忆文章《被沦陷这一天》里介绍了当时北平城的状况：


（7月28日）六点钟的样子，忽然有一架飞机嗡嗡地出现在高空中。大家都到院子里仰起头看，想看看是不是咱们中央的。飞机绕着弯儿，随着弯儿，均匀地撒着一搭一搭的纸片儿，像个长尾巴似的。纸片儿马上散开了，纷纷扬扬的像蝴蝶儿乱飞。我们明白了，这是敌人打得不好，派飞机来撒传单冤人了。仆人们开门出去，在胡同里捡了两张进来，果然是的。满纸荒谬的劝降的话。我们略看一看，便撕掉扔了。……二十九日天刚亮，电话铃响了。一个朋友用确定的口气说，宋哲元、秦德纯昨儿夜里都走了！北平的局面变了！就算归了敌人了！


7月29日，经过浴血奋战，佟麟阁、赵登禹已经相继壮烈殉国，最终因寡不敌众，北平还是沦陷了。这个在中国人心目中意义非凡，地位崇高的古都，被日本的阴霾遮蔽了整整八年。八年间北平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日本在北平制造的惨案中，无辜的北平百姓或被炸死、枪杀、焚烧，或被狼狗咬死，拷打、病毒、苦役、性暴力致死，黑暗的岁月如此漫长。



胜利之秋：太和殿前的历史瞬间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播放《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斯坦公告，标志日本无条件投降。经过十四年的艰苦抗战，胜利的曙光终于照耀在中华大地之上。9月2日，日本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了投降书，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原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随后各地的受降仪式也陆续开展，其中，华北战区的受降仪式选择在北平举行。



最初，华北受降仪式定于中南海怀仁堂室内举行。但在受降仪式前几天，美军得到蒋介石特批，在天津的一个小广场上举行了一场“天津受降”，场面很是轰动，这使得时任中国第11战区参谋长、华北受降区北平前进指挥所主任的吕文贞深受触动。作为受邀观礼嘉宾，这种公开场所受降的形式，以及现场天津市民得以目睹这一历史场景的强烈氛围，都使得他下定决心，要改在开阔地点举行北平的受降仪式。



于是，他向国民政府报告，取消原定在中南海怀仁堂的室内受降计划，转而选择一个能容纳万千民众的露天场所。随即选址团队便考虑到颇具历史象征意味的明清“献俘礼”举行之地——午门。然而，午门广场的视野仍旧受限，很多到场的观众可能无法看清仪式盛况。故而，他们仍在继续寻找，最终，当他们穿过太和门，太和殿前那广阔达3万余平方米的广场，令人豁然开朗——这座紫禁城中最大、最宏伟的殿堂，建于高耸的汉白玉台基之上，足以让广场上任何角落的人们，都能清晰目睹台上发生的一切。尽管当时故宫年久失修，地砖破损、杂草丛生，但太和殿的庄严气势无可替代。最终，吕文贞等决定，受降仪式就在太和殿前广场举行，并获得国民政府的肯定批复。


1945年10月10日，恰逢中华民国的“双十国庆节”，天气晴朗。这个清晨，身在北平的市民们，如潮水一般涌向故宫，整个太和殿广场更是人山人海，据称，人数多达二十万不止。除了北平市民，反法西斯国际阵营的代表们也参加观礼仪式，苏联代表巴斯里克耶夫、美国代表骆基中将和华顿参谋长、英国代表蓝来纳、法国代表马至礼、荷兰代表等盟国代表都赫然在列。这一天，太和殿门窗上悬挂着中、美、英、苏四国国旗，殿前摆放着写有金色“凯”字的匾额。



上午9时20分，军容整肃的第11战区特务团的两百人作为仪仗队入场，庄严郑重的姿态引来民众热烈欢呼。9时50分，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上将在中国军乐声中挺膺阔步地登上了太和殿台基，进入准备阶段。10时10分整，仪式正式开始。景山山顶军号长鸣，太和殿前礼炮响起，孙连仲立于受降礼堂正中，全场为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将士默哀，日军代表亦低头躬身谢罪。此时，司仪高呼：“引导日本投降代表入场！”全场顿时肃静无声。华北日军最高指挥官根本博中将、参谋长高桥坦中将、副参谋长渡边渡少将等20人，由太和门左侧门垂首入场，行至受降台前。根本博等人向孙连仲立正敬礼，孙连仲答礼后，日方代表退至左侧恭立。此时投降书一份与受领证三份正置于台上。根本博首先签字盖章，随后呈交孙连仲在“受降主官”处签字。接着，根本博及其身后军官依次解下佩刀，记有20把（另一说21把），恭恭敬敬地放置在铺有白布的桌上，以示放弃武力，彻底投降。这些曾耀武扬威、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军刀，由此成了侵略的罪证和战败的象征。



整个受降仪式仅历时约25分钟，但当日军代表黯然退场那一刻，压抑了八年的民族情感如山洪般爆发。“中国万岁！”“胜利万岁！”的欢呼声震耳欲聋，响彻云霄。在场者既有欢呼雀跃，更有激动得潸然泪下。军乐队高奏凯歌，全场军民无不扬眉吐气，沉浸在胜利的狂喜之中。即使仪式结束，民众仍然聚集不散，情绪至为热烈。在受降官协同中外来宾步入太和殿休息处，同饮“胜利酒”而退场时，民众皆在夹道欢呼“万岁”，孙连仲甚至无法行进，在人群的簇拥下频频以军帽向空中挥动作为回答，最终才顺利离开会场。


亲眼见证：亲历者的感动时刻


参加太和殿受降仪式的张翠萍，曾是国民革命军第15军卫生队的一员，在救护伤兵的医院里，与负伤的上尉连长戴福祥结婚，婚后先后随丈夫在第16军、第40军任职，进行救死扶伤的战地救护工作。1944年参加洛阳保卫战时，身为医护兵的女战士张翠萍也曾被分发一支中正式步枪、一挂子弹、三颗手榴弹，同日本军队展开巷战，这次战斗她始终记忆犹新：


我随着人群向南城门冲，冲一次被打回来一次，死人一堆一堆的，地上的血和成泥，跑起来很滑。后来，我随着人群上城墙，天黑，深一脚浅一脚的，踩着软的硬的净是死人。我头上被削掉一块头皮，流了很多血，用黄土裹住，用布扎紧，右胳膊和脚脖子也受了伤，耳朵也被震坏了，我们从城墙缺口往下跳，护城河里漂的死人一碰肚子就炸开了，臭气熏得人头发晕。过了护城河又过了一条大沟，我玩命地跑，终于跑出来了，后面的人又被鬼子打回去了，我又饿又累又困，就跑回家里治伤……



正是这些枪林弹雨，浴血奋战，使张翠萍巾帼不让须眉地成了一名抗战英雄，也让她深知战争的艰苦与和平胜利的来之不易。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张翠萍与丈夫戴福祥便渡过黄河经过永济、运城、洪洞、石家庄、保定，最后到达北平，也正是这次跋涉，让他们有幸见证终生难忘的历史时刻。


1945年10月10日，太和殿举行受降仪式时，张翠萍穿上了新军装，天还没亮便出门在排队，从天坛到前门、天安门直至太和殿广场，这一路沿街家家户户插着国旗，马路扫得干干净净，太和殿中间挂着国旗，两边挂着美、英、法、苏的国旗。在日本军官签字投降，双手献刀时，“人群沸腾了，我们热泪盈眶，大家高喊着：中国万岁！人群往前涌”，一时场面非常壮观，按张翠萍质朴的话来说：“整个受降仪式时间不长，但那天，大家都跟过年似的高兴。”



同样参加受降仪式的华北战区上校军械科长别志南，作为当时的受降先遣人员，亲历了这一重要历史时刻。在他的记忆里，日本军官的献刀仪式是最难忘记的场面。随着大典司仪官“传唤根本博”的令下，他（根本博）由八名士兵押送着进入殿堂西面而立，深深地向主席台行了90度三鞠躬的大礼，而后双手捧着战刀献上主席台，随着命令，根本博退下。而大典结束时，“这里看到的、听到的是一片欢腾”。其场面正如别志南所作即兴打油诗：


八年终挫不义师，受降将士一踌躇。庄严肃穆太和殿，阶下何人翼翼如！


不知不觉间，抗战胜利已经步入第80个年头，国已富，民已强，这盛世终如先烈所愿。当下，抗日战争与受降仪式的亲历者多已逝去，但太和殿前的那25分钟，早已融入民族的集体记忆。它还在时刻提醒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尊严系于国力。生活于强盛的今天，当我们再次漫步紫禁城，感受其恢宏与宁静时，不应忘记1945年那个秋天的上午，曾有过二十多万中国人在这里用震天的欢呼与奔流的泪水，告别曾经屈辱的过去，迎接美好未来的曙光。


参考文献：

1.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手稿）。

2.朱自清：《朱自清散文选集》，北京：知识出版社，2021年。

3.潍坊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正义必胜（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1995年。

4.北京日报特别报道部作：《重拾1860-1948 私藏老照片中的北京记忆》，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

5.谢荫明，董更然：《红迹  绵延赓续》，北京：北京出版社，2021年。

6.焦国强编：《河南抗战老兵口述录》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年。

7.周兆利：《抗战胜利》，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7年。

8.新华社记者陈新洲、肖春飞、李亚红：《古城的苦难——抗战时期北平沦陷八年间》，新华网，2015年7月7日。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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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魏仕俊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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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200 字
阅 读 需 要 17 分 钟


1945年10月10日的北平，已告别了酷热难耐的盛夏，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不觉让人精神抖擞，眉舒目展。这个秋天是不平凡的，不仅对北平人民而言，对中国人民，乃至世界各国人民都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北平，这座古老的帝都，见证过明清帝国兴衰、八国联军侵华的紫禁城，在历经了数十年的动荡不安，持续八年战火的蹂躏后，首次成为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舞台，也终于迎来了一个期盼已久的清晨。



就在这一天，北平城的盛况空前，超过全城十分之一人口数量，多达二十万的北平市民，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涌向了紫禁城。他们拥有一致的目标，要共同参与、亲眼见证那些犯下累累兽行，欠下笔笔血债的日本侵略者在太和殿前正式向中国投降。他们要倾听那礼炮震天，凯歌高奏的声音，那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更要如火山爆发般地集体欢呼——“中国万岁！胜利万岁！”让这呐喊声响彻云霄。



80年后的今天，回望中国16个受降区中规模最大、公众参与度最高的受降仪式，其背后是中华民族的苦难、抉择与重生。


秋风之前：北平的血色沉沦


“中国通”松井太久郎似乎在中国凶名不显，尽管他做过“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也出任过伪满洲国和汪伪政府的最高军事顾问，但是这些都远不如他在1937年7月7日扮演的角色要紧。当日午夜，正是时任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的松井太久郎给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打去了那通推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的电话。松井在电话中诡称，日本陆军某中队夜间正在卢沟桥演习，因听见宛平城内枪声产生混乱，随即丢失一名士兵，需要入城搜查。面对这种侵犯我国主权的无理要求，中国方面自然不能答应。随后中日双方交涉到7月8日凌晨5时许，日军随即对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炮轰宛平城，这便是在世界历史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卢沟桥事变。



事变发生后，不同于当时的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里明确提出的“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当时作为国家元首的蒋介石仍在考虑“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倭寇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因而只是电令时任第29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固守勿退。这时的宋哲元并未在任上，而正在山东安亭守孝。



1937年7月9日，日本采用惯用伎俩，释放了和谈的“幻影”。松井太久郎和时任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的秦德纯达成了三项口头协议，即双方立即停止射击，各自撤退，由三千人以内的保安队接管城防。7月11日晚8时，双方又签订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纸面约定：


（1）第29军代表声明向日军表示道歉，并惩办此次事变责任者；

（2）取缔共产党、蓝衣社及其他抗日团体的抗日活动；

（3）永定河以东不驻中国军队。看似一切正在走向风平浪静，但是纸面下的暗潮汹涌，正在积蓄等待爆发。


实际上，7月10日，各地报告仍如雪花一般涌来，日军已经陆续在天津、古北口、榆关等地准备，并且将大炮、塔克等重型武器向卢沟桥推进，战火随时可能复燃。7月11日，倾向谈判解决问题的日本驻中国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因“无故挑起战端”的罪名，成为日本军部的“背锅人”而遭免职，受此打击导致心脏病病危，随即去世。而作为他的接替者——香月清司更为好战。到任之后，他便令大批日本战车、炮车、载重车等开往北平方向，并一改外交口风，摆开了更为强硬的侵略态势。中日拉锯持续到7月26日，日本向中国第29军发起最后通牒，要求他们于7月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进攻行动。



中国现代作家朱自清在他的回忆文章《被沦陷这一天》里介绍了当时北平城的状况：


（7月28日）六点钟的样子，忽然有一架飞机嗡嗡地出现在高空中。大家都到院子里仰起头看，想看看是不是咱们中央的。飞机绕着弯儿，随着弯儿，均匀地撒着一搭一搭的纸片儿，像个长尾巴似的。纸片儿马上散开了，纷纷扬扬的像蝴蝶儿乱飞。我们明白了，这是敌人打得不好，派飞机来撒传单冤人了。仆人们开门出去，在胡同里捡了两张进来，果然是的。满纸荒谬的劝降的话。我们略看一看，便撕掉扔了。……二十九日天刚亮，电话铃响了。一个朋友用确定的口气说，宋哲元、秦德纯昨儿夜里都走了！北平的局面变了！就算归了敌人了！


7月29日，经过浴血奋战，佟麟阁、赵登禹已经相继壮烈殉国，最终因寡不敌众，北平还是沦陷了。这个在中国人心目中意义非凡，地位崇高的古都，被日本的阴霾遮蔽了整整八年。八年间北平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日本在北平制造的惨案中，无辜的北平百姓或被炸死、枪杀、焚烧，或被狼狗咬死，拷打、病毒、苦役、性暴力致死，黑暗的岁月如此漫长。



胜利之秋：太和殿前的历史瞬间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播放《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斯坦公告，标志日本无条件投降。经过十四年的艰苦抗战，胜利的曙光终于照耀在中华大地之上。9月2日，日本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了投降书，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原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随后各地的受降仪式也陆续开展，其中，华北战区的受降仪式选择在北平举行。



最初，华北受降仪式定于中南海怀仁堂室内举行。但在受降仪式前几天，美军得到蒋介石特批，在天津的一个小广场上举行了一场“天津受降”，场面很是轰动，这使得时任中国第11战区参谋长、华北受降区北平前进指挥所主任的吕文贞深受触动。作为受邀观礼嘉宾，这种公开场所受降的形式，以及现场天津市民得以目睹这一历史场景的强烈氛围，都使得他下定决心，要改在开阔地点举行北平的受降仪式。



于是，他向国民政府报告，取消原定在中南海怀仁堂的室内受降计划，转而选择一个能容纳万千民众的露天场所。随即选址团队便考虑到颇具历史象征意味的明清“献俘礼”举行之地——午门。然而，午门广场的视野仍旧受限，很多到场的观众可能无法看清仪式盛况。故而，他们仍在继续寻找，最终，当他们穿过太和门，太和殿前那广阔达3万余平方米的广场，令人豁然开朗——这座紫禁城中最大、最宏伟的殿堂，建于高耸的汉白玉台基之上，足以让广场上任何角落的人们，都能清晰目睹台上发生的一切。尽管当时故宫年久失修，地砖破损、杂草丛生，但太和殿的庄严气势无可替代。最终，吕文贞等决定，受降仪式就在太和殿前广场举行，并获得国民政府的肯定批复。


1945年10月10日，恰逢中华民国的“双十国庆节”，天气晴朗。这个清晨，身在北平的市民们，如潮水一般涌向故宫，整个太和殿广场更是人山人海，据称，人数多达二十万不止。除了北平市民，反法西斯国际阵营的代表们也参加观礼仪式，苏联代表巴斯里克耶夫、美国代表骆基中将和华顿参谋长、英国代表蓝来纳、法国代表马至礼、荷兰代表等盟国代表都赫然在列。这一天，太和殿门窗上悬挂着中、美、英、苏四国国旗，殿前摆放着写有金色“凯”字的匾额。



上午9时20分，军容整肃的第11战区特务团的两百人作为仪仗队入场，庄严郑重的姿态引来民众热烈欢呼。9时50分，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上将在中国军乐声中挺膺阔步地登上了太和殿台基，进入准备阶段。10时10分整，仪式正式开始。景山山顶军号长鸣，太和殿前礼炮响起，孙连仲立于受降礼堂正中，全场为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将士默哀，日军代表亦低头躬身谢罪。此时，司仪高呼：“引导日本投降代表入场！”全场顿时肃静无声。华北日军最高指挥官根本博中将、参谋长高桥坦中将、副参谋长渡边渡少将等20人，由太和门左侧门垂首入场，行至受降台前。根本博等人向孙连仲立正敬礼，孙连仲答礼后，日方代表退至左侧恭立。此时投降书一份与受领证三份正置于台上。根本博首先签字盖章，随后呈交孙连仲在“受降主官”处签字。接着，根本博及其身后军官依次解下佩刀，记有20把（另一说21把），恭恭敬敬地放置在铺有白布的桌上，以示放弃武力，彻底投降。这些曾耀武扬威、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军刀，由此成了侵略的罪证和战败的象征。



整个受降仪式仅历时约25分钟，但当日军代表黯然退场那一刻，压抑了八年的民族情感如山洪般爆发。“中国万岁！”“胜利万岁！”的欢呼声震耳欲聋，响彻云霄。在场者既有欢呼雀跃，更有激动得潸然泪下。军乐队高奏凯歌，全场军民无不扬眉吐气，沉浸在胜利的狂喜之中。即使仪式结束，民众仍然聚集不散，情绪至为热烈。在受降官协同中外来宾步入太和殿休息处，同饮“胜利酒”而退场时，民众皆在夹道欢呼“万岁”，孙连仲甚至无法行进，在人群的簇拥下频频以军帽向空中挥动作为回答，最终才顺利离开会场。


亲眼见证：亲历者的感动时刻


参加太和殿受降仪式的张翠萍，曾是国民革命军第15军卫生队的一员，在救护伤兵的医院里，与负伤的上尉连长戴福祥结婚，婚后先后随丈夫在第16军、第40军任职，进行救死扶伤的战地救护工作。1944年参加洛阳保卫战时，身为医护兵的女战士张翠萍也曾被分发一支中正式步枪、一挂子弹、三颗手榴弹，同日本军队展开巷战，这次战斗她始终记忆犹新：


我随着人群向南城门冲，冲一次被打回来一次，死人一堆一堆的，地上的血和成泥，跑起来很滑。后来，我随着人群上城墙，天黑，深一脚浅一脚的，踩着软的硬的净是死人。我头上被削掉一块头皮，流了很多血，用黄土裹住，用布扎紧，右胳膊和脚脖子也受了伤，耳朵也被震坏了，我们从城墙缺口往下跳，护城河里漂的死人一碰肚子就炸开了，臭气熏得人头发晕。过了护城河又过了一条大沟，我玩命地跑，终于跑出来了，后面的人又被鬼子打回去了，我又饿又累又困，就跑回家里治伤……



正是这些枪林弹雨，浴血奋战，使张翠萍巾帼不让须眉地成了一名抗战英雄，也让她深知战争的艰苦与和平胜利的来之不易。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张翠萍与丈夫戴福祥便渡过黄河经过永济、运城、洪洞、石家庄、保定，最后到达北平，也正是这次跋涉，让他们有幸见证终生难忘的历史时刻。


1945年10月10日，太和殿举行受降仪式时，张翠萍穿上了新军装，天还没亮便出门在排队，从天坛到前门、天安门直至太和殿广场，这一路沿街家家户户插着国旗，马路扫得干干净净，太和殿中间挂着国旗，两边挂着美、英、法、苏的国旗。在日本军官签字投降，双手献刀时，“人群沸腾了，我们热泪盈眶，大家高喊着：中国万岁！人群往前涌”，一时场面非常壮观，按张翠萍质朴的话来说：“整个受降仪式时间不长，但那天，大家都跟过年似的高兴。”



同样参加受降仪式的华北战区上校军械科长别志南，作为当时的受降先遣人员，亲历了这一重要历史时刻。在他的记忆里，日本军官的献刀仪式是最难忘记的场面。随着大典司仪官“传唤根本博”的令下，他（根本博）由八名士兵押送着进入殿堂西面而立，深深地向主席台行了90度三鞠躬的大礼，而后双手捧着战刀献上主席台，随着命令，根本博退下。而大典结束时，“这里看到的、听到的是一片欢腾”。其场面正如别志南所作即兴打油诗：


八年终挫不义师，受降将士一踌躇。庄严肃穆太和殿，阶下何人翼翼如！


不知不觉间，抗战胜利已经步入第80个年头，国已富，民已强，这盛世终如先烈所愿。当下，抗日战争与受降仪式的亲历者多已逝去，但太和殿前的那25分钟，早已融入民族的集体记忆。它还在时刻提醒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尊严系于国力。生活于强盛的今天，当我们再次漫步紫禁城，感受其恢宏与宁静时，不应忘记1945年那个秋天的上午，曾有过二十多万中国人在这里用震天的欢呼与奔流的泪水，告别曾经屈辱的过去，迎接美好未来的曙光。


参考文献：

1.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手稿）。

2.朱自清：《朱自清散文选集》，北京：知识出版社，2021年。

3.潍坊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正义必胜（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1995年。

4.北京日报特别报道部作：《重拾1860-1948 私藏老照片中的北京记忆》，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

5.谢荫明，董更然：《红迹  绵延赓续》，北京：北京出版社，2021年。

6.焦国强编：《河南抗战老兵口述录》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年。

7.周兆利：《抗战胜利》，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7年。

8.新华社记者陈新洲、肖春飞、李亚红：《古城的苦难——抗战时期北平沦陷八年间》，新华网，2015年7月7日。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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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魏仕俊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戈雨 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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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900 字
阅 读 需 要 16 分 钟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九月的一天，朝鲜节日使（在一些特定的节日出使）郑陟从辽东给朝鲜世宗发来一封急报，文书中说：


“皇帝亲征达达，误陷虏庭。皇太后封正统庶子见深为皇太子，皇弟郕王祁钰即位，改元景泰，遥尊正统为太上皇帝。”


就在九月初一日，明英宗亲统二十万大军讨伐瓦剌，却在土木堡被也先击败，明朝“中央军”三大营（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损失惨重，大半出征文武官僚为国捐躯，甚至英宗本人都沦为阶下囚。朝鲜世宗君臣闻之惊骇，纷纷表示“中国之变，千古所无”，更是敏锐观察到“中国之变出于不意，观其疲弊，未有甚于此时者也”。



这场惨败可以说是标志着明朝由武德充沛彻底转向保守防御。那么，从武德充沛到疆土日蹙，再到全面崩坏，大明的拓疆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较之其他王朝，明朝在开拓疆土上的成绩又如何呢？


开疆拓土的历程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即皇帝位，创立大明王朝。洪武到永乐年间，尽管曾爆发靖难之役，但明朝开疆拓土的势头依旧强劲。


在北方，明太祖派徐达、常遇春攻克大都，迫使元顺帝北遁大漠。洪武年间，又陆续向漠北发动十三次扫除故元遗兵的军事行动，大败北元名将王保保、纳哈出，收复辽东，甚至生俘顺帝皇孙买的里八剌。永乐年间，明成祖“五征漠北，三犁虏庭”，病故于班师路上。在东北地区，成祖于永乐七年（1409）设置奴儿干都司，并在两年后命太监亦失哈率兵进驻，推行羁縻政策，收领女真部落方物。


在西南方向，明太祖于洪武十四年（1381）派傅友德、蓝玉讨伐盘踞云南的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次年初，明军攻克大理，段氏就擒，平定云南全境。太祖在当地设置都司卫所，留沐英永镇云南。永乐十一年（1413），成祖整合湖广、四川、云南交界地带，改土归流，设立贵州布政司，贵州自此成为独立省级行政区。对于更为广大的西南地区，明廷不追求直接统治，而是委任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世袭土司职务。各土司只需定期向朝廷缴纳贡赋、供给征调，享有很大自治权。


成祖还特别注意对南方及海外地区的经营。建文末年，安南发生内乱。成祖即位后，派兵护送安南宗室陈天平复国，却遭叛军伏杀。成祖遂命朱能、张辅出兵讨伐，并在永乐五年（1407）设立交趾布政使司，实现了中原王朝对越南地区的最后一次直属。永宣时期，命郑和七下西洋，走访三十余国，其舰队最远航行到东非、红海一带，堪称地理大发现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洋探险。




在东南沿海，太祖、成祖还极为注意防范、打击倭寇。太祖一面积极联络日本，要求其镇压倭寇；另一面强化沿海防御，命周德兴在福建沿海新筑城池16座，增设45个巡检司，又命汤和在浙江沿海筑城45座，充实守备官军。永乐十七年（1419），辽东总兵刘江在望海埚设伏，歼灭倭寇千余人，“自是倭大创，不敢复入辽东”。元末明初骚扰中国及朝鲜沿海的倭寇自此绝迹。


成祖去世后，明朝逐渐改变了积极的开疆拓土政策。宣德年间，由于安南镇而复叛，愈演愈烈，宣宗被迫裁撤交趾布政使司，册封叛军领袖黎利为安南国王。




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也先犯境，明英宗在太监王振鼓动下，统帅三大营出征北伐。大军行至土木堡，遭到瓦剌骑兵围攻，明军汲水不利，死伤大半，英宗被俘，张辅等一干文武重臣也战死沙场，史称土木堡之变。这场战争不仅使三大营损失殆尽，也彻底终结了明朝的积极开疆政策，特别是失去了对蒙古草原的压制状态。此后，明军只能依托“九边”和长城防御体系，杂以防秋烧荒策略，应付草原的威胁。嘉靖二十九年（1550）爆发庚戌之变，俺答汗由古北口入塞，一路如入无人之境，围困京城八日方撤兵北返。



在西北地区，明成祖曾于永乐四年（1406）设立哈密卫，册封当地首领为忠顺王。哈密卫地处要冲，“迎护朝使，统领诸番，为西陲屏蔽”，是明朝获取西北动向及保证丝绸之路的重要据点。但哈密内部种族混杂，外部强敌环伺，明廷鞭长莫及。自正统年间开始，哈密多次被瓦剌、吐鲁番侵扰。正德八年（1513），忠顺王拜牙即背叛明朝，归附吐鲁番。尽管明朝屡次计划“兴复哈密”，最终也只能无奈承认现实。


与此同时，由于严厉的海禁政策，东南沿海倭患日益严重。嘉靖二年（1523）“争贡之役”后，倭寇愈演愈烈。失意的日本武士、浪人联合中国沿海平民，结成海盗团体，四处骚扰劫掠。面对穷凶极恶的倭寇，早已形同虚设的卫所兵作鸟兽散，毫无战力。幸赖戚继光、俞大猷操练新兵，剿抚并用，才在嘉靖末年荡平倭寇。



神宗即位后，明朝边疆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万历二十年（1592），宁夏镇副总兵哱拜起兵叛乱，神宗遣麻贵、李如松出师平定，先后历时八个月，耗费饷金近二百万。同年四月，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神宗遣李如松等出兵援朝，经过七年苦战，方击败日本，维护了东亚区域秩序。万历二十七年（1599），地处西南的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神宗遣刘綎等人率军讨伐。次年，明军攻占海龙屯，杨应龙自杀。以上三场战争合称“万历三大征”，尽管明朝出师平叛，稳定了边疆秩序与宗藩关系，但高昂的军费严重消耗了国家财富，间接为明朝灭亡埋下伏笔。




万历末期，建州女真崛起。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拉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明朝的边疆秩序也就此全面瓦解。万历四十七年（1619），明军兵分四路讨伐后金，却遭遇萨尔浒惨败，辽东局面自此攻守易势。此后，后金连克开原、铁岭、广宁，直到袁崇焕取得宁锦大捷，明军方才止住颓势。后金遂绕过明朝苦心经营的辽东防线，经蒙古草原攻入塞内。崇祯十五年（1642），皇太极在松锦大战中歼灭明朝最后一支生力军，俘虏帝师洪承畴。两年后，李自成农民军攻破北京，明思宗自缢而亡。思宗死后，统一的中央政府不复存在，南明各朝廷更无力经营边疆。永历帝甚至逃亡到缅甸，依附于曾臣服大明的夷狄，最终被缅甸出卖，为吴三桂绞死于昆明。



边疆治理的得失


有明一代276年，边疆治理也同王朝盛衰规律基本一致，由最初的武德充沛到疆土日蹙，再到全面崩坏。那么，该如何评价大明王朝的边疆治理呢？


不可否认，明朝对于现代中国疆域的形成起到了奠基作用。其在东北设立奴儿干都司，在西藏设立乌斯藏都司，都将广大的边疆地区纳入统治版图。明朝通过羁縻统治、封贡关系维持着边远地区和中央的关系，并在部分地区开展改土归流。尽管随着国家实力的盈缩，实控疆域很快稳定在内地两京十三省，但其边疆经营还是为清朝打下基础。特别是改土归流政策为清朝所沿袭，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被朝廷牢固掌握。清朝通过百余年的经略，最终牢固掌握了边疆地区，使其与内地连成一体，彻底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基本疆域。




明朝开疆拓土中的海洋探索与文化辐射也值得充分肯定。郑和下西洋虽然昙花一现，但这场行动极大宣扬了明朝国威，扩展了中国人的域外知识，如《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域外史地著作，都是郑和下西洋的产物。郑和舰队在与西洋诸国往来的同时，还帮助其清理海盗、平定内乱，远播中华文化，这些举措对巩固宗藩秩序、发展对外交往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宗藩体系中，明朝坚持“厚往薄来”，优待朝贡诸国，给予大量经济赏赐。明朝还向周边民族与政权赠送《大统历》《性理大全》《农桑辑要》等书籍，并设置四夷馆培养翻译人才。这些经济往来与文化输出极大促进了周边民族的发展。但是，明朝在对外往来中缺乏平等互动，特别是其自视为“天朝上国”的心态，导致未能积极吸收外来文明。下西洋的探索也浅尝辄止，完全落后于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变革。始终未改变的“海禁”政策，以及在火器应用上的落后，也使得明朝丧失了海上优势，导致倭寇、西方殖民者乘虚而入，并最终在与清朝的对战中败下阵来。



另外，明朝边疆治理也缺乏持久战略，往往取决于君主个人好恶。明朝疆域的扩展基本定型于洪武、永乐时期，这与太祖、成祖锐意进取密切相关。其后的君主，要么志大才疏，盲目出兵反而自取其辱；要么甘于守成，借口“帝王之政，唯守在四夷”，采取消极的防御策略。即使在明初的进取期，仍有成祖内迁大宁都司、宣宗放弃开平的战略收缩。明后期，朝廷以北虏南倭为心腹大患，却忽视了东北地区即将崛起的建州女真。直至发动萨尔浒之役时，神宗君臣仍呓语天兵一到，必然“尽歼群丑”。这种盲目自大且缺乏远见的策略，最终加速了明朝边疆治理体系的全面崩溃。



经济成本失衡与沉重财政负担，成为明朝边疆治理的又一大问题。本着朝贡贸易下“厚往薄来”的原则，明朝对周边民族与政权赏赉丰厚，当地由于物产贫瘠，往往只能以土物输诚效忠。尽管明朝限制其朝贡次数，甚至一度索取金银、战马，但并不能改变入不敷出的局面。郑和下西洋亦是如此，空耗大量国家财富，经济上却收益寥寥。而为了维系边疆防御体系，明朝不得不投入巨大经济与人力成本。万历后期，辽东军费高达六百万两，几乎是明朝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沿边地区往往气候寒冷，土地贫瘠，并不能创造实际经济收益。与此同时，边军的军饷遭到层层盘剥，底层士兵大量逃亡，以致发生“发饷十万，到军不过二三”的旷世奇景。边疆防御体系的糜烂，最终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较之汉唐何如？


在古代中国，汉、唐、宋、元、明、清是代表性王朝。那么，姑且不论世界性帝国的元朝，与汉、唐、宋、清相比，明朝的边疆治理又能打几分呢？



汉唐时期，汉武帝北击匈奴，彻底扫除了北方威胁，汉代设立的西域都护府将天山南北纳入版图，丝绸之路更是成为中外文明交流的大动脉。唐朝则创立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实现了对中亚地区的有效控制，其都城长安也成为世界性城市。明朝虽然一度通过郑和下西洋和北伐蒙古，显示出了积极的边疆政策，但往往昙花一现，也未能对蒙古造成实质性打击，以致长期被“北虏”困扰。其对于周边民族与政权的统治，往往依赖羁縻与封贡，实际控制力要打折扣。


但与宋朝相比，明朝在边疆问题上更具主动性。宋朝未能收复燕云十六州，北宋中期，河西走廊又被西夏占据。靖康之变后，只能退据江南一隅，通过输送岁币求得外部安稳。明朝多次北征蒙古，给蒙古诸部造成较大打击。无力北征后，明朝又依靠“九边”及长城防线阻挡游牧民族南下，尽管遭遇庚戌之变，但仍长期保持了中原汉地核心区的安全，且在隆庆年间实现“俺答封贡”。终明一代，也没有出现输送岁币的屈辱情况。




清朝对边疆的成功治理，则是继承并发展明朝经验教训而来的。它完善了明朝开启的改土归流政策，并通过数次战争，成功稳定了西南边疆。清朝还创立理藩院、驻藏大臣，并通过满蒙联姻、金瓶掣签等制度，真正实现了对蒙古、西藏、新疆的有效管辖，从而彻底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这是明朝未能达到的历史高度。



总的来说，我们或许可以用“高开低走”来形容明朝的拓疆成绩。明朝的拓疆，既有天子亲征的豪迈，也有龟缩京城的屈辱；既有武德充沛的积极进取，也有不思进取的疆土日蹙。在大时代变局下，明朝最终选择了一条保守的大陆防御政策，并放弃了海洋带来的机遇。严重的阶级矛盾、周边民族的强势崛起、小冰期造成的环境压力，最终摧毁了这个尝试有限扩张的王朝。其在领土上，也最终未能突破传统中原汉地的框架。


参考文献：

1.《明实录》，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2.（清）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3.《朝鲜王朝实录》，汉城：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55-1958年。

4.方铁：《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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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夹心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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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900 字
阅 读 需 要 16 分 钟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九月的一天，朝鲜节日使（在一些特定的节日出使）郑陟从辽东给朝鲜世宗发来一封急报，文书中说：


“皇帝亲征达达，误陷虏庭。皇太后封正统庶子见深为皇太子，皇弟郕王祁钰即位，改元景泰，遥尊正统为太上皇帝。”


就在九月初一日，明英宗亲统二十万大军讨伐瓦剌，却在土木堡被也先击败，明朝“中央军”三大营（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损失惨重，大半出征文武官僚为国捐躯，甚至英宗本人都沦为阶下囚。朝鲜世宗君臣闻之惊骇，纷纷表示“中国之变，千古所无”，更是敏锐观察到“中国之变出于不意，观其疲弊，未有甚于此时者也”。



这场惨败可以说是标志着明朝由武德充沛彻底转向保守防御。那么，从武德充沛到疆土日蹙，再到全面崩坏，大明的拓疆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较之其他王朝，明朝在开拓疆土上的成绩又如何呢？


开疆拓土的历程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即皇帝位，创立大明王朝。洪武到永乐年间，尽管曾爆发靖难之役，但明朝开疆拓土的势头依旧强劲。


在北方，明太祖派徐达、常遇春攻克大都，迫使元顺帝北遁大漠。洪武年间，又陆续向漠北发动十三次扫除故元遗兵的军事行动，大败北元名将王保保、纳哈出，收复辽东，甚至生俘顺帝皇孙买的里八剌。永乐年间，明成祖“五征漠北，三犁虏庭”，病故于班师路上。在东北地区，成祖于永乐七年（1409）设置奴儿干都司，并在两年后命太监亦失哈率兵进驻，推行羁縻政策，收领女真部落方物。


在西南方向，明太祖于洪武十四年（1381）派傅友德、蓝玉讨伐盘踞云南的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次年初，明军攻克大理，段氏就擒，平定云南全境。太祖在当地设置都司卫所，留沐英永镇云南。永乐十一年（1413），成祖整合湖广、四川、云南交界地带，改土归流，设立贵州布政司，贵州自此成为独立省级行政区。对于更为广大的西南地区，明廷不追求直接统治，而是委任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世袭土司职务。各土司只需定期向朝廷缴纳贡赋、供给征调，享有很大自治权。


成祖还特别注意对南方及海外地区的经营。建文末年，安南发生内乱。成祖即位后，派兵护送安南宗室陈天平复国，却遭叛军伏杀。成祖遂命朱能、张辅出兵讨伐，并在永乐五年（1407）设立交趾布政使司，实现了中原王朝对越南地区的最后一次直属。永宣时期，命郑和七下西洋，走访三十余国，其舰队最远航行到东非、红海一带，堪称地理大发现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洋探险。




在东南沿海，太祖、成祖还极为注意防范、打击倭寇。太祖一面积极联络日本，要求其镇压倭寇；另一面强化沿海防御，命周德兴在福建沿海新筑城池16座，增设45个巡检司，又命汤和在浙江沿海筑城45座，充实守备官军。永乐十七年（1419），辽东总兵刘江在望海埚设伏，歼灭倭寇千余人，“自是倭大创，不敢复入辽东”。元末明初骚扰中国及朝鲜沿海的倭寇自此绝迹。


成祖去世后，明朝逐渐改变了积极的开疆拓土政策。宣德年间，由于安南镇而复叛，愈演愈烈，宣宗被迫裁撤交趾布政使司，册封叛军领袖黎利为安南国王。




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也先犯境，明英宗在太监王振鼓动下，统帅三大营出征北伐。大军行至土木堡，遭到瓦剌骑兵围攻，明军汲水不利，死伤大半，英宗被俘，张辅等一干文武重臣也战死沙场，史称土木堡之变。这场战争不仅使三大营损失殆尽，也彻底终结了明朝的积极开疆政策，特别是失去了对蒙古草原的压制状态。此后，明军只能依托“九边”和长城防御体系，杂以防秋烧荒策略，应付草原的威胁。嘉靖二十九年（1550）爆发庚戌之变，俺答汗由古北口入塞，一路如入无人之境，围困京城八日方撤兵北返。



在西北地区，明成祖曾于永乐四年（1406）设立哈密卫，册封当地首领为忠顺王。哈密卫地处要冲，“迎护朝使，统领诸番，为西陲屏蔽”，是明朝获取西北动向及保证丝绸之路的重要据点。但哈密内部种族混杂，外部强敌环伺，明廷鞭长莫及。自正统年间开始，哈密多次被瓦剌、吐鲁番侵扰。正德八年（1513），忠顺王拜牙即背叛明朝，归附吐鲁番。尽管明朝屡次计划“兴复哈密”，最终也只能无奈承认现实。


与此同时，由于严厉的海禁政策，东南沿海倭患日益严重。嘉靖二年（1523）“争贡之役”后，倭寇愈演愈烈。失意的日本武士、浪人联合中国沿海平民，结成海盗团体，四处骚扰劫掠。面对穷凶极恶的倭寇，早已形同虚设的卫所兵作鸟兽散，毫无战力。幸赖戚继光、俞大猷操练新兵，剿抚并用，才在嘉靖末年荡平倭寇。



神宗即位后，明朝边疆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万历二十年（1592），宁夏镇副总兵哱拜起兵叛乱，神宗遣麻贵、李如松出师平定，先后历时八个月，耗费饷金近二百万。同年四月，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神宗遣李如松等出兵援朝，经过七年苦战，方击败日本，维护了东亚区域秩序。万历二十七年（1599），地处西南的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神宗遣刘綎等人率军讨伐。次年，明军攻占海龙屯，杨应龙自杀。以上三场战争合称“万历三大征”，尽管明朝出师平叛，稳定了边疆秩序与宗藩关系，但高昂的军费严重消耗了国家财富，间接为明朝灭亡埋下伏笔。




万历末期，建州女真崛起。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拉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明朝的边疆秩序也就此全面瓦解。万历四十七年（1619），明军兵分四路讨伐后金，却遭遇萨尔浒惨败，辽东局面自此攻守易势。此后，后金连克开原、铁岭、广宁，直到袁崇焕取得宁锦大捷，明军方才止住颓势。后金遂绕过明朝苦心经营的辽东防线，经蒙古草原攻入塞内。崇祯十五年（1642），皇太极在松锦大战中歼灭明朝最后一支生力军，俘虏帝师洪承畴。两年后，李自成农民军攻破北京，明思宗自缢而亡。思宗死后，统一的中央政府不复存在，南明各朝廷更无力经营边疆。永历帝甚至逃亡到缅甸，依附于曾臣服大明的夷狄，最终被缅甸出卖，为吴三桂绞死于昆明。



边疆治理的得失


有明一代276年，边疆治理也同王朝盛衰规律基本一致，由最初的武德充沛到疆土日蹙，再到全面崩坏。那么，该如何评价大明王朝的边疆治理呢？


不可否认，明朝对于现代中国疆域的形成起到了奠基作用。其在东北设立奴儿干都司，在西藏设立乌斯藏都司，都将广大的边疆地区纳入统治版图。明朝通过羁縻统治、封贡关系维持着边远地区和中央的关系，并在部分地区开展改土归流。尽管随着国家实力的盈缩，实控疆域很快稳定在内地两京十三省，但其边疆经营还是为清朝打下基础。特别是改土归流政策为清朝所沿袭，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被朝廷牢固掌握。清朝通过百余年的经略，最终牢固掌握了边疆地区，使其与内地连成一体，彻底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基本疆域。




明朝开疆拓土中的海洋探索与文化辐射也值得充分肯定。郑和下西洋虽然昙花一现，但这场行动极大宣扬了明朝国威，扩展了中国人的域外知识，如《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域外史地著作，都是郑和下西洋的产物。郑和舰队在与西洋诸国往来的同时，还帮助其清理海盗、平定内乱，远播中华文化，这些举措对巩固宗藩秩序、发展对外交往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宗藩体系中，明朝坚持“厚往薄来”，优待朝贡诸国，给予大量经济赏赐。明朝还向周边民族与政权赠送《大统历》《性理大全》《农桑辑要》等书籍，并设置四夷馆培养翻译人才。这些经济往来与文化输出极大促进了周边民族的发展。但是，明朝在对外往来中缺乏平等互动，特别是其自视为“天朝上国”的心态，导致未能积极吸收外来文明。下西洋的探索也浅尝辄止，完全落后于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变革。始终未改变的“海禁”政策，以及在火器应用上的落后，也使得明朝丧失了海上优势，导致倭寇、西方殖民者乘虚而入，并最终在与清朝的对战中败下阵来。



另外，明朝边疆治理也缺乏持久战略，往往取决于君主个人好恶。明朝疆域的扩展基本定型于洪武、永乐时期，这与太祖、成祖锐意进取密切相关。其后的君主，要么志大才疏，盲目出兵反而自取其辱；要么甘于守成，借口“帝王之政，唯守在四夷”，采取消极的防御策略。即使在明初的进取期，仍有成祖内迁大宁都司、宣宗放弃开平的战略收缩。明后期，朝廷以北虏南倭为心腹大患，却忽视了东北地区即将崛起的建州女真。直至发动萨尔浒之役时，神宗君臣仍呓语天兵一到，必然“尽歼群丑”。这种盲目自大且缺乏远见的策略，最终加速了明朝边疆治理体系的全面崩溃。



经济成本失衡与沉重财政负担，成为明朝边疆治理的又一大问题。本着朝贡贸易下“厚往薄来”的原则，明朝对周边民族与政权赏赉丰厚，当地由于物产贫瘠，往往只能以土物输诚效忠。尽管明朝限制其朝贡次数，甚至一度索取金银、战马，但并不能改变入不敷出的局面。郑和下西洋亦是如此，空耗大量国家财富，经济上却收益寥寥。而为了维系边疆防御体系，明朝不得不投入巨大经济与人力成本。万历后期，辽东军费高达六百万两，几乎是明朝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沿边地区往往气候寒冷，土地贫瘠，并不能创造实际经济收益。与此同时，边军的军饷遭到层层盘剥，底层士兵大量逃亡，以致发生“发饷十万，到军不过二三”的旷世奇景。边疆防御体系的糜烂，最终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较之汉唐何如？


在古代中国，汉、唐、宋、元、明、清是代表性王朝。那么，姑且不论世界性帝国的元朝，与汉、唐、宋、清相比，明朝的边疆治理又能打几分呢？



汉唐时期，汉武帝北击匈奴，彻底扫除了北方威胁，汉代设立的西域都护府将天山南北纳入版图，丝绸之路更是成为中外文明交流的大动脉。唐朝则创立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实现了对中亚地区的有效控制，其都城长安也成为世界性城市。明朝虽然一度通过郑和下西洋和北伐蒙古，显示出了积极的边疆政策，但往往昙花一现，也未能对蒙古造成实质性打击，以致长期被“北虏”困扰。其对于周边民族与政权的统治，往往依赖羁縻与封贡，实际控制力要打折扣。


但与宋朝相比，明朝在边疆问题上更具主动性。宋朝未能收复燕云十六州，北宋中期，河西走廊又被西夏占据。靖康之变后，只能退据江南一隅，通过输送岁币求得外部安稳。明朝多次北征蒙古，给蒙古诸部造成较大打击。无力北征后，明朝又依靠“九边”及长城防线阻挡游牧民族南下，尽管遭遇庚戌之变，但仍长期保持了中原汉地核心区的安全，且在隆庆年间实现“俺答封贡”。终明一代，也没有出现输送岁币的屈辱情况。




清朝对边疆的成功治理，则是继承并发展明朝经验教训而来的。它完善了明朝开启的改土归流政策，并通过数次战争，成功稳定了西南边疆。清朝还创立理藩院、驻藏大臣，并通过满蒙联姻、金瓶掣签等制度，真正实现了对蒙古、西藏、新疆的有效管辖，从而彻底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这是明朝未能达到的历史高度。



总的来说，我们或许可以用“高开低走”来形容明朝的拓疆成绩。明朝的拓疆，既有天子亲征的豪迈，也有龟缩京城的屈辱；既有武德充沛的积极进取，也有不思进取的疆土日蹙。在大时代变局下，明朝最终选择了一条保守的大陆防御政策，并放弃了海洋带来的机遇。严重的阶级矛盾、周边民族的强势崛起、小冰期造成的环境压力，最终摧毁了这个尝试有限扩张的王朝。其在领土上，也最终未能突破传统中原汉地的框架。


参考文献：

1.《明实录》，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2.（清）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3.《朝鲜王朝实录》，汉城：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55-1958年。

4.方铁：《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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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夹心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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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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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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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900 字
阅 读 需 要 16 分 钟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九月的一天，朝鲜节日使（在一些特定的节日出使）郑陟从辽东给朝鲜世宗发来一封急报，文书中说：


“皇帝亲征达达，误陷虏庭。皇太后封正统庶子见深为皇太子，皇弟郕王祁钰即位，改元景泰，遥尊正统为太上皇帝。”


就在九月初一日，明英宗亲统二十万大军讨伐瓦剌，却在土木堡被也先击败，明朝“中央军”三大营（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损失惨重，大半出征文武官僚为国捐躯，甚至英宗本人都沦为阶下囚。朝鲜世宗君臣闻之惊骇，纷纷表示“中国之变，千古所无”，更是敏锐观察到“中国之变出于不意，观其疲弊，未有甚于此时者也”。



这场惨败可以说是标志着明朝由武德充沛彻底转向保守防御。那么，从武德充沛到疆土日蹙，再到全面崩坏，大明的拓疆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较之其他王朝，明朝在开拓疆土上的成绩又如何呢？


开疆拓土的历程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即皇帝位，创立大明王朝。洪武到永乐年间，尽管曾爆发靖难之役，但明朝开疆拓土的势头依旧强劲。


在北方，明太祖派徐达、常遇春攻克大都，迫使元顺帝北遁大漠。洪武年间，又陆续向漠北发动十三次扫除故元遗兵的军事行动，大败北元名将王保保、纳哈出，收复辽东，甚至生俘顺帝皇孙买的里八剌。永乐年间，明成祖“五征漠北，三犁虏庭”，病故于班师路上。在东北地区，成祖于永乐七年（1409）设置奴儿干都司，并在两年后命太监亦失哈率兵进驻，推行羁縻政策，收领女真部落方物。


在西南方向，明太祖于洪武十四年（1381）派傅友德、蓝玉讨伐盘踞云南的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次年初，明军攻克大理，段氏就擒，平定云南全境。太祖在当地设置都司卫所，留沐英永镇云南。永乐十一年（1413），成祖整合湖广、四川、云南交界地带，改土归流，设立贵州布政司，贵州自此成为独立省级行政区。对于更为广大的西南地区，明廷不追求直接统治，而是委任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世袭土司职务。各土司只需定期向朝廷缴纳贡赋、供给征调，享有很大自治权。


成祖还特别注意对南方及海外地区的经营。建文末年，安南发生内乱。成祖即位后，派兵护送安南宗室陈天平复国，却遭叛军伏杀。成祖遂命朱能、张辅出兵讨伐，并在永乐五年（1407）设立交趾布政使司，实现了中原王朝对越南地区的最后一次直属。永宣时期，命郑和七下西洋，走访三十余国，其舰队最远航行到东非、红海一带，堪称地理大发现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洋探险。




在东南沿海，太祖、成祖还极为注意防范、打击倭寇。太祖一面积极联络日本，要求其镇压倭寇；另一面强化沿海防御，命周德兴在福建沿海新筑城池16座，增设45个巡检司，又命汤和在浙江沿海筑城45座，充实守备官军。永乐十七年（1419），辽东总兵刘江在望海埚设伏，歼灭倭寇千余人，“自是倭大创，不敢复入辽东”。元末明初骚扰中国及朝鲜沿海的倭寇自此绝迹。


成祖去世后，明朝逐渐改变了积极的开疆拓土政策。宣德年间，由于安南镇而复叛，愈演愈烈，宣宗被迫裁撤交趾布政使司，册封叛军领袖黎利为安南国王。




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也先犯境，明英宗在太监王振鼓动下，统帅三大营出征北伐。大军行至土木堡，遭到瓦剌骑兵围攻，明军汲水不利，死伤大半，英宗被俘，张辅等一干文武重臣也战死沙场，史称土木堡之变。这场战争不仅使三大营损失殆尽，也彻底终结了明朝的积极开疆政策，特别是失去了对蒙古草原的压制状态。此后，明军只能依托“九边”和长城防御体系，杂以防秋烧荒策略，应付草原的威胁。嘉靖二十九年（1550）爆发庚戌之变，俺答汗由古北口入塞，一路如入无人之境，围困京城八日方撤兵北返。



在西北地区，明成祖曾于永乐四年（1406）设立哈密卫，册封当地首领为忠顺王。哈密卫地处要冲，“迎护朝使，统领诸番，为西陲屏蔽”，是明朝获取西北动向及保证丝绸之路的重要据点。但哈密内部种族混杂，外部强敌环伺，明廷鞭长莫及。自正统年间开始，哈密多次被瓦剌、吐鲁番侵扰。正德八年（1513），忠顺王拜牙即背叛明朝，归附吐鲁番。尽管明朝屡次计划“兴复哈密”，最终也只能无奈承认现实。


与此同时，由于严厉的海禁政策，东南沿海倭患日益严重。嘉靖二年（1523）“争贡之役”后，倭寇愈演愈烈。失意的日本武士、浪人联合中国沿海平民，结成海盗团体，四处骚扰劫掠。面对穷凶极恶的倭寇，早已形同虚设的卫所兵作鸟兽散，毫无战力。幸赖戚继光、俞大猷操练新兵，剿抚并用，才在嘉靖末年荡平倭寇。



神宗即位后，明朝边疆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万历二十年（1592），宁夏镇副总兵哱拜起兵叛乱，神宗遣麻贵、李如松出师平定，先后历时八个月，耗费饷金近二百万。同年四月，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神宗遣李如松等出兵援朝，经过七年苦战，方击败日本，维护了东亚区域秩序。万历二十七年（1599），地处西南的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神宗遣刘綎等人率军讨伐。次年，明军攻占海龙屯，杨应龙自杀。以上三场战争合称“万历三大征”，尽管明朝出师平叛，稳定了边疆秩序与宗藩关系，但高昂的军费严重消耗了国家财富，间接为明朝灭亡埋下伏笔。




万历末期，建州女真崛起。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拉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明朝的边疆秩序也就此全面瓦解。万历四十七年（1619），明军兵分四路讨伐后金，却遭遇萨尔浒惨败，辽东局面自此攻守易势。此后，后金连克开原、铁岭、广宁，直到袁崇焕取得宁锦大捷，明军方才止住颓势。后金遂绕过明朝苦心经营的辽东防线，经蒙古草原攻入塞内。崇祯十五年（1642），皇太极在松锦大战中歼灭明朝最后一支生力军，俘虏帝师洪承畴。两年后，李自成农民军攻破北京，明思宗自缢而亡。思宗死后，统一的中央政府不复存在，南明各朝廷更无力经营边疆。永历帝甚至逃亡到缅甸，依附于曾臣服大明的夷狄，最终被缅甸出卖，为吴三桂绞死于昆明。



边疆治理的得失


有明一代276年，边疆治理也同王朝盛衰规律基本一致，由最初的武德充沛到疆土日蹙，再到全面崩坏。那么，该如何评价大明王朝的边疆治理呢？


不可否认，明朝对于现代中国疆域的形成起到了奠基作用。其在东北设立奴儿干都司，在西藏设立乌斯藏都司，都将广大的边疆地区纳入统治版图。明朝通过羁縻统治、封贡关系维持着边远地区和中央的关系，并在部分地区开展改土归流。尽管随着国家实力的盈缩，实控疆域很快稳定在内地两京十三省，但其边疆经营还是为清朝打下基础。特别是改土归流政策为清朝所沿袭，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被朝廷牢固掌握。清朝通过百余年的经略，最终牢固掌握了边疆地区，使其与内地连成一体，彻底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基本疆域。




明朝开疆拓土中的海洋探索与文化辐射也值得充分肯定。郑和下西洋虽然昙花一现，但这场行动极大宣扬了明朝国威，扩展了中国人的域外知识，如《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域外史地著作，都是郑和下西洋的产物。郑和舰队在与西洋诸国往来的同时，还帮助其清理海盗、平定内乱，远播中华文化，这些举措对巩固宗藩秩序、发展对外交往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宗藩体系中，明朝坚持“厚往薄来”，优待朝贡诸国，给予大量经济赏赐。明朝还向周边民族与政权赠送《大统历》《性理大全》《农桑辑要》等书籍，并设置四夷馆培养翻译人才。这些经济往来与文化输出极大促进了周边民族的发展。但是，明朝在对外往来中缺乏平等互动，特别是其自视为“天朝上国”的心态，导致未能积极吸收外来文明。下西洋的探索也浅尝辄止，完全落后于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变革。始终未改变的“海禁”政策，以及在火器应用上的落后，也使得明朝丧失了海上优势，导致倭寇、西方殖民者乘虚而入，并最终在与清朝的对战中败下阵来。



另外，明朝边疆治理也缺乏持久战略，往往取决于君主个人好恶。明朝疆域的扩展基本定型于洪武、永乐时期，这与太祖、成祖锐意进取密切相关。其后的君主，要么志大才疏，盲目出兵反而自取其辱；要么甘于守成，借口“帝王之政，唯守在四夷”，采取消极的防御策略。即使在明初的进取期，仍有成祖内迁大宁都司、宣宗放弃开平的战略收缩。明后期，朝廷以北虏南倭为心腹大患，却忽视了东北地区即将崛起的建州女真。直至发动萨尔浒之役时，神宗君臣仍呓语天兵一到，必然“尽歼群丑”。这种盲目自大且缺乏远见的策略，最终加速了明朝边疆治理体系的全面崩溃。



经济成本失衡与沉重财政负担，成为明朝边疆治理的又一大问题。本着朝贡贸易下“厚往薄来”的原则，明朝对周边民族与政权赏赉丰厚，当地由于物产贫瘠，往往只能以土物输诚效忠。尽管明朝限制其朝贡次数，甚至一度索取金银、战马，但并不能改变入不敷出的局面。郑和下西洋亦是如此，空耗大量国家财富，经济上却收益寥寥。而为了维系边疆防御体系，明朝不得不投入巨大经济与人力成本。万历后期，辽东军费高达六百万两，几乎是明朝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沿边地区往往气候寒冷，土地贫瘠，并不能创造实际经济收益。与此同时，边军的军饷遭到层层盘剥，底层士兵大量逃亡，以致发生“发饷十万，到军不过二三”的旷世奇景。边疆防御体系的糜烂，最终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较之汉唐何如？


在古代中国，汉、唐、宋、元、明、清是代表性王朝。那么，姑且不论世界性帝国的元朝，与汉、唐、宋、清相比，明朝的边疆治理又能打几分呢？



汉唐时期，汉武帝北击匈奴，彻底扫除了北方威胁，汉代设立的西域都护府将天山南北纳入版图，丝绸之路更是成为中外文明交流的大动脉。唐朝则创立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实现了对中亚地区的有效控制，其都城长安也成为世界性城市。明朝虽然一度通过郑和下西洋和北伐蒙古，显示出了积极的边疆政策，但往往昙花一现，也未能对蒙古造成实质性打击，以致长期被“北虏”困扰。其对于周边民族与政权的统治，往往依赖羁縻与封贡，实际控制力要打折扣。


但与宋朝相比，明朝在边疆问题上更具主动性。宋朝未能收复燕云十六州，北宋中期，河西走廊又被西夏占据。靖康之变后，只能退据江南一隅，通过输送岁币求得外部安稳。明朝多次北征蒙古，给蒙古诸部造成较大打击。无力北征后，明朝又依靠“九边”及长城防线阻挡游牧民族南下，尽管遭遇庚戌之变，但仍长期保持了中原汉地核心区的安全，且在隆庆年间实现“俺答封贡”。终明一代，也没有出现输送岁币的屈辱情况。




清朝对边疆的成功治理，则是继承并发展明朝经验教训而来的。它完善了明朝开启的改土归流政策，并通过数次战争，成功稳定了西南边疆。清朝还创立理藩院、驻藏大臣，并通过满蒙联姻、金瓶掣签等制度，真正实现了对蒙古、西藏、新疆的有效管辖，从而彻底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这是明朝未能达到的历史高度。



总的来说，我们或许可以用“高开低走”来形容明朝的拓疆成绩。明朝的拓疆，既有天子亲征的豪迈，也有龟缩京城的屈辱；既有武德充沛的积极进取，也有不思进取的疆土日蹙。在大时代变局下，明朝最终选择了一条保守的大陆防御政策，并放弃了海洋带来的机遇。严重的阶级矛盾、周边民族的强势崛起、小冰期造成的环境压力，最终摧毁了这个尝试有限扩张的王朝。其在领土上，也最终未能突破传统中原汉地的框架。


参考文献：

1.《明实录》，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2.（清）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3.《朝鲜王朝实录》，汉城：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55-1958年。

4.方铁：《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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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夹心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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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900 字
阅 读 需 要 16 分 钟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九月的一天，朝鲜节日使（在一些特定的节日出使）郑陟从辽东给朝鲜世宗发来一封急报，文书中说：


“皇帝亲征达达，误陷虏庭。皇太后封正统庶子见深为皇太子，皇弟郕王祁钰即位，改元景泰，遥尊正统为太上皇帝。”


就在九月初一日，明英宗亲统二十万大军讨伐瓦剌，却在土木堡被也先击败，明朝“中央军”三大营（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损失惨重，大半出征文武官僚为国捐躯，甚至英宗本人都沦为阶下囚。朝鲜世宗君臣闻之惊骇，纷纷表示“中国之变，千古所无”，更是敏锐观察到“中国之变出于不意，观其疲弊，未有甚于此时者也”。



这场惨败可以说是标志着明朝由武德充沛彻底转向保守防御。那么，从武德充沛到疆土日蹙，再到全面崩坏，大明的拓疆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较之其他王朝，明朝在开拓疆土上的成绩又如何呢？


开疆拓土的历程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即皇帝位，创立大明王朝。洪武到永乐年间，尽管曾爆发靖难之役，但明朝开疆拓土的势头依旧强劲。


在北方，明太祖派徐达、常遇春攻克大都，迫使元顺帝北遁大漠。洪武年间，又陆续向漠北发动十三次扫除故元遗兵的军事行动，大败北元名将王保保、纳哈出，收复辽东，甚至生俘顺帝皇孙买的里八剌。永乐年间，明成祖“五征漠北，三犁虏庭”，病故于班师路上。在东北地区，成祖于永乐七年（1409）设置奴儿干都司，并在两年后命太监亦失哈率兵进驻，推行羁縻政策，收领女真部落方物。


在西南方向，明太祖于洪武十四年（1381）派傅友德、蓝玉讨伐盘踞云南的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次年初，明军攻克大理，段氏就擒，平定云南全境。太祖在当地设置都司卫所，留沐英永镇云南。永乐十一年（1413），成祖整合湖广、四川、云南交界地带，改土归流，设立贵州布政司，贵州自此成为独立省级行政区。对于更为广大的西南地区，明廷不追求直接统治，而是委任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世袭土司职务。各土司只需定期向朝廷缴纳贡赋、供给征调，享有很大自治权。


成祖还特别注意对南方及海外地区的经营。建文末年，安南发生内乱。成祖即位后，派兵护送安南宗室陈天平复国，却遭叛军伏杀。成祖遂命朱能、张辅出兵讨伐，并在永乐五年（1407）设立交趾布政使司，实现了中原王朝对越南地区的最后一次直属。永宣时期，命郑和七下西洋，走访三十余国，其舰队最远航行到东非、红海一带，堪称地理大发现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洋探险。




在东南沿海，太祖、成祖还极为注意防范、打击倭寇。太祖一面积极联络日本，要求其镇压倭寇；另一面强化沿海防御，命周德兴在福建沿海新筑城池16座，增设45个巡检司，又命汤和在浙江沿海筑城45座，充实守备官军。永乐十七年（1419），辽东总兵刘江在望海埚设伏，歼灭倭寇千余人，“自是倭大创，不敢复入辽东”。元末明初骚扰中国及朝鲜沿海的倭寇自此绝迹。


成祖去世后，明朝逐渐改变了积极的开疆拓土政策。宣德年间，由于安南镇而复叛，愈演愈烈，宣宗被迫裁撤交趾布政使司，册封叛军领袖黎利为安南国王。




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也先犯境，明英宗在太监王振鼓动下，统帅三大营出征北伐。大军行至土木堡，遭到瓦剌骑兵围攻，明军汲水不利，死伤大半，英宗被俘，张辅等一干文武重臣也战死沙场，史称土木堡之变。这场战争不仅使三大营损失殆尽，也彻底终结了明朝的积极开疆政策，特别是失去了对蒙古草原的压制状态。此后，明军只能依托“九边”和长城防御体系，杂以防秋烧荒策略，应付草原的威胁。嘉靖二十九年（1550）爆发庚戌之变，俺答汗由古北口入塞，一路如入无人之境，围困京城八日方撤兵北返。



在西北地区，明成祖曾于永乐四年（1406）设立哈密卫，册封当地首领为忠顺王。哈密卫地处要冲，“迎护朝使，统领诸番，为西陲屏蔽”，是明朝获取西北动向及保证丝绸之路的重要据点。但哈密内部种族混杂，外部强敌环伺，明廷鞭长莫及。自正统年间开始，哈密多次被瓦剌、吐鲁番侵扰。正德八年（1513），忠顺王拜牙即背叛明朝，归附吐鲁番。尽管明朝屡次计划“兴复哈密”，最终也只能无奈承认现实。


与此同时，由于严厉的海禁政策，东南沿海倭患日益严重。嘉靖二年（1523）“争贡之役”后，倭寇愈演愈烈。失意的日本武士、浪人联合中国沿海平民，结成海盗团体，四处骚扰劫掠。面对穷凶极恶的倭寇，早已形同虚设的卫所兵作鸟兽散，毫无战力。幸赖戚继光、俞大猷操练新兵，剿抚并用，才在嘉靖末年荡平倭寇。



神宗即位后，明朝边疆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万历二十年（1592），宁夏镇副总兵哱拜起兵叛乱，神宗遣麻贵、李如松出师平定，先后历时八个月，耗费饷金近二百万。同年四月，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神宗遣李如松等出兵援朝，经过七年苦战，方击败日本，维护了东亚区域秩序。万历二十七年（1599），地处西南的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神宗遣刘綎等人率军讨伐。次年，明军攻占海龙屯，杨应龙自杀。以上三场战争合称“万历三大征”，尽管明朝出师平叛，稳定了边疆秩序与宗藩关系，但高昂的军费严重消耗了国家财富，间接为明朝灭亡埋下伏笔。




万历末期，建州女真崛起。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拉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明朝的边疆秩序也就此全面瓦解。万历四十七年（1619），明军兵分四路讨伐后金，却遭遇萨尔浒惨败，辽东局面自此攻守易势。此后，后金连克开原、铁岭、广宁，直到袁崇焕取得宁锦大捷，明军方才止住颓势。后金遂绕过明朝苦心经营的辽东防线，经蒙古草原攻入塞内。崇祯十五年（1642），皇太极在松锦大战中歼灭明朝最后一支生力军，俘虏帝师洪承畴。两年后，李自成农民军攻破北京，明思宗自缢而亡。思宗死后，统一的中央政府不复存在，南明各朝廷更无力经营边疆。永历帝甚至逃亡到缅甸，依附于曾臣服大明的夷狄，最终被缅甸出卖，为吴三桂绞死于昆明。



边疆治理的得失


有明一代276年，边疆治理也同王朝盛衰规律基本一致，由最初的武德充沛到疆土日蹙，再到全面崩坏。那么，该如何评价大明王朝的边疆治理呢？


不可否认，明朝对于现代中国疆域的形成起到了奠基作用。其在东北设立奴儿干都司，在西藏设立乌斯藏都司，都将广大的边疆地区纳入统治版图。明朝通过羁縻统治、封贡关系维持着边远地区和中央的关系，并在部分地区开展改土归流。尽管随着国家实力的盈缩，实控疆域很快稳定在内地两京十三省，但其边疆经营还是为清朝打下基础。特别是改土归流政策为清朝所沿袭，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被朝廷牢固掌握。清朝通过百余年的经略，最终牢固掌握了边疆地区，使其与内地连成一体，彻底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基本疆域。




明朝开疆拓土中的海洋探索与文化辐射也值得充分肯定。郑和下西洋虽然昙花一现，但这场行动极大宣扬了明朝国威，扩展了中国人的域外知识，如《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域外史地著作，都是郑和下西洋的产物。郑和舰队在与西洋诸国往来的同时，还帮助其清理海盗、平定内乱，远播中华文化，这些举措对巩固宗藩秩序、发展对外交往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宗藩体系中，明朝坚持“厚往薄来”，优待朝贡诸国，给予大量经济赏赐。明朝还向周边民族与政权赠送《大统历》《性理大全》《农桑辑要》等书籍，并设置四夷馆培养翻译人才。这些经济往来与文化输出极大促进了周边民族的发展。但是，明朝在对外往来中缺乏平等互动，特别是其自视为“天朝上国”的心态，导致未能积极吸收外来文明。下西洋的探索也浅尝辄止，完全落后于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变革。始终未改变的“海禁”政策，以及在火器应用上的落后，也使得明朝丧失了海上优势，导致倭寇、西方殖民者乘虚而入，并最终在与清朝的对战中败下阵来。



另外，明朝边疆治理也缺乏持久战略，往往取决于君主个人好恶。明朝疆域的扩展基本定型于洪武、永乐时期，这与太祖、成祖锐意进取密切相关。其后的君主，要么志大才疏，盲目出兵反而自取其辱；要么甘于守成，借口“帝王之政，唯守在四夷”，采取消极的防御策略。即使在明初的进取期，仍有成祖内迁大宁都司、宣宗放弃开平的战略收缩。明后期，朝廷以北虏南倭为心腹大患，却忽视了东北地区即将崛起的建州女真。直至发动萨尔浒之役时，神宗君臣仍呓语天兵一到，必然“尽歼群丑”。这种盲目自大且缺乏远见的策略，最终加速了明朝边疆治理体系的全面崩溃。



经济成本失衡与沉重财政负担，成为明朝边疆治理的又一大问题。本着朝贡贸易下“厚往薄来”的原则，明朝对周边民族与政权赏赉丰厚，当地由于物产贫瘠，往往只能以土物输诚效忠。尽管明朝限制其朝贡次数，甚至一度索取金银、战马，但并不能改变入不敷出的局面。郑和下西洋亦是如此，空耗大量国家财富，经济上却收益寥寥。而为了维系边疆防御体系，明朝不得不投入巨大经济与人力成本。万历后期，辽东军费高达六百万两，几乎是明朝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沿边地区往往气候寒冷，土地贫瘠，并不能创造实际经济收益。与此同时，边军的军饷遭到层层盘剥，底层士兵大量逃亡，以致发生“发饷十万，到军不过二三”的旷世奇景。边疆防御体系的糜烂，最终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较之汉唐何如？


在古代中国，汉、唐、宋、元、明、清是代表性王朝。那么，姑且不论世界性帝国的元朝，与汉、唐、宋、清相比，明朝的边疆治理又能打几分呢？



汉唐时期，汉武帝北击匈奴，彻底扫除了北方威胁，汉代设立的西域都护府将天山南北纳入版图，丝绸之路更是成为中外文明交流的大动脉。唐朝则创立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实现了对中亚地区的有效控制，其都城长安也成为世界性城市。明朝虽然一度通过郑和下西洋和北伐蒙古，显示出了积极的边疆政策，但往往昙花一现，也未能对蒙古造成实质性打击，以致长期被“北虏”困扰。其对于周边民族与政权的统治，往往依赖羁縻与封贡，实际控制力要打折扣。


但与宋朝相比，明朝在边疆问题上更具主动性。宋朝未能收复燕云十六州，北宋中期，河西走廊又被西夏占据。靖康之变后，只能退据江南一隅，通过输送岁币求得外部安稳。明朝多次北征蒙古，给蒙古诸部造成较大打击。无力北征后，明朝又依靠“九边”及长城防线阻挡游牧民族南下，尽管遭遇庚戌之变，但仍长期保持了中原汉地核心区的安全，且在隆庆年间实现“俺答封贡”。终明一代，也没有出现输送岁币的屈辱情况。




清朝对边疆的成功治理，则是继承并发展明朝经验教训而来的。它完善了明朝开启的改土归流政策，并通过数次战争，成功稳定了西南边疆。清朝还创立理藩院、驻藏大臣，并通过满蒙联姻、金瓶掣签等制度，真正实现了对蒙古、西藏、新疆的有效管辖，从而彻底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这是明朝未能达到的历史高度。



总的来说，我们或许可以用“高开低走”来形容明朝的拓疆成绩。明朝的拓疆，既有天子亲征的豪迈，也有龟缩京城的屈辱；既有武德充沛的积极进取，也有不思进取的疆土日蹙。在大时代变局下，明朝最终选择了一条保守的大陆防御政策，并放弃了海洋带来的机遇。严重的阶级矛盾、周边民族的强势崛起、小冰期造成的环境压力，最终摧毁了这个尝试有限扩张的王朝。其在领土上，也最终未能突破传统中原汉地的框架。


参考文献：

1.《明实录》，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2.（清）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3.《朝鲜王朝实录》，汉城：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55-1958年。

4.方铁：《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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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夹心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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