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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700字
阅 读 需 要 12 分钟

 

2009年2月，西安唐大明宫遗址考古工作者在新发掘的建福门址两侧发现了两片特殊的等面积夯土痕迹：二者分别南北宽约十米，东西长约二十米，其上方的建筑已毁，只留存建筑基址。工作人员对照文献记载，最终确定这便是文武百官在宫门口等待早朝时的休息场所：百官待漏院。


大明宫外的“待漏院”自唐宪宗年间首建，经过唐与五代的发展，直到宋朝成为设置完备的民情机构，其作用也由为等候上朝的官员们遮风挡雨，转而成为紧连皇帝、官员与民众的纽带。



天子脚下的“茶水间”

也能“摸鱼”打盹儿

 

当长安城还沉浸在浓重夜色中时，建福门外的灯火早已率先刺破黑暗。寅时刚过，身着各色官袍的身影便已络绎汇聚于一座特殊建筑前——这里并非朝堂正殿，却承载着帝国日常最关键的运转。这座小楼即为被称作“待漏院”的交通枢纽。


“漏”指古代以滴水计时的器具漏刻，亦可泛称更次与时辰。李益《宫怨》诗云“似将海水添宫漏，共滴长门一夜长”便是借用海水无尽来比喻失宠嫔妃的夜夜漫长。“待漏”之名直白而又形象，即描述官员们在夜色未退之际，提早在宫外静候漏刻报时宫门启钥的行为。宫门五更寅时开启，即凌晨3至5点，百官必须提前到达，然而无论夏雨冬雪，天气如何，官员只能在露天的环境里站立等候，之中的艰辛可想而知，如果再住得离宫门远一些，披星戴月长途跋涉之后还要“罚站”，运动强度不亚于大学生军训。



一块块“望君石”在外苦苦等待：“三殿曙晖犹未启，九霄寒露已将多。”终于在宪宗元和二年（807）设置待漏院，作为百官上朝前的风雨庇护之所：


“六月丁巳朔，始置百官待漏院于建福门外。故事，建福、望仙等门，昏而闭，五更而啓，与诸坊门同时。”


唐朝的待漏院只有驿站歇脚的功用，但这却是最基础且至关重要的功能，官员们能在此遮风避雨，在觐见皇帝前，调整至上朝最佳状态。他们整理仪容、朝服、笏板，拂去身上的尘土，平复一路劳累的心情，做好面圣的正式准备。


虽说待漏院是个严肃场所，许多朝礼规范都要求官员们在待漏时需仪态端正，不得“行立失序”“谈笑喧哗”，但时间久了，官员们也会变着法地“摸鱼”让自己能轻松一些。最初，同僚们会利用等待的时间进行非正式的交流，由此能在上朝之前掌握更多的政治信息。无论是商议即将上奏的要事，还是沟通衙署间的公务协调，或是交换京城内外的见闻，待漏院都扮演了重要的信息集散中心的角色。这一现象到宋时愈演愈烈，甚至已成为“固定节目”。宋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便提到：


“百官早朝，必集于待漏院，以待开门。时或有所咨访议论。”



闲聊能让官员放松不假，但还有一种更为直接的放松方式被普遍采用：假寐。早朝要求大臣早早起床，许多人在昏睡中就已上路，于是选择在待漏时抓紧时间补觉。唐朝诗人权德舆在待漏时酣然入梦，思绪飞到了几千里外，事后还作诗《待漏假寐梦归江东旧居》一首，聊表梦醒后的惘然：


“觉后忽闻清漏晓，又随簪佩入君门。”


在京城做官固然是无上的荣耀，但上早朝实属是“力气活儿”苦差事，官员虽然不至于叫苦不迭却也在心中偷偷抱怨。好在有待漏院平地而起，不用“广厦千万间”，只要一个二百平方的小院，满朝文武便能知足“俱欢颜”了。



今早待漏是偷懒还是“补作业”？

这是一个问题

 

基于自身政变经历与过往的历史教训，宋代在确定治国方略和思想时，逐渐形成了崇文抑武的核心内容。受到重视的文官集团在待遇上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如终宋一代，刑不上士大夫，而待漏院的设立也是宋代文官政治确立以后，士大夫待遇提高的表现之一。


北宋都城开封是在唐末汴州城的基础上扩展而来，其城墙有里外两重，宫城在先前遗留的旧州城之内。宋廷仿前朝在宣德门外构造待漏院，又称待班閤（gé）子。较之唐朝，宋廷明显抬高了待漏院的地位，更加注意加强对它的管理。首先是颁布了一套严格的程序：由宫内打开宫门，大臣们按照官品排列好次序，才可上朝。《朝野类要》记载：


“宫内之前待漏院，所以俟候宫门开，及閤门呼报排班，则穿执而入也。”


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赵湘曾上书建议严格查控处于待漏院之中的官员：


“臣闻君臣之际，礼仪攸行；朝廷之仪，进止有度。故辩论而皆入，或假寐以待时，苟夙兴之不勤，何匪懈之能竭，况乎称疾尤属慢朝。若无察视之规，孰执旷官之咎。”



赵湘在上书中提到了官员们当勤于政事，应尽早去待漏院候早朝，且在等候时应沉默缄言，不可偷睡。对于一些晚到或者称病因故请假者进行批评，甚至建议以“旷官”处理。同时他还建议排两名专员每日“值班点名”：“有入晚者具名申奏。又风雨寒暑稍甚，即多称疾请假，望委御史台酌度闻奏，遣官诊视，如显有诳妄，即弹劾。”真可谓是当代“风纪委员”。


宋代待漏院由现象向制度推进的另一个证据，就是让朝臣们在待漏期间有了具体的工作任务。以最高官员宰相为例，宰执等高级臣僚在待漏院的“地盘”与普通官员有所区隔。他们在待漏院止息，通常并不纯粹是静候皇城开门而已，往往还要利用这段时间翻阅、处理案牍，为升殿奏事做准备，此时天未放亮，宰相只能在灯烛之下抓紧办公。


《玉壶清话》有载：


“旧例，丞相待漏于庐，然巨烛尺尽始晓，将入朝，尚有留桉遣决未尽。”


可见，宰执抵达待漏院的时间颇早，往往耗尽长达一尺的“巨烛”方才天亮入朝。待漏院本是为上朝而设置的辅助性建筑，“待漏”这段零碎时间，也被宰执们利用来处理公务，由此可见其工作之繁重，以及官员之勤政。


当时普遍应用的椅子多是胡床，椅身较矮，靠着坐则无法支撑身体，躺着坐则姿势不雅容易被参，非常不舒服。绍兴初年，梁仲谟主政临安，“有据胡床而假寐者，旁观者笑之，又一人云近见一交椅样甚佳，颇便于此”。后梁仲谟为众人置办了新样式的座椅，由硬板凳换成了“人体工学”，腰不酸了腿也不痛了，官员们无不欢伏感谢。



今职能层层叠加，逐步向朝房靠拢

 

宋代文学家王禹偁曾作散文《待漏院记》，畅想了贤相与奸相待漏时的不同思想状态，褒贬之意非常鲜明。若是“兆民未安，思所泰之”，那么“皇风于是乎清夷，苍生以之而富庶”；而如若“私心慆慆，假寐而坐”，则“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待漏院在宋代士大夫的心目中是勤政的象征，而他们在待漏院除了议论政事，还会受理官吏和民众的诉求。


宰相孙抃曾受理过申冤的上诉：“在中书日，冤人叩待漏院理诉，公缕缕问。”又如苏璀“诉其诬于待漏院，宰相吴正肃王文恭见其警敏，召至前语，奇之，事由是得白”。北宋初年，待漏院一度代替当时尚未建立的上奏院，处理各地方的上奏文书。“国初，沿旧制皆本州镇補人为进奏官……每日早集待漏院东廊下，承受宣敕司文字各就本州院发还。”



但待漏院并不是大理寺登闻鼓院那样专门受理上诉的司法机构，它本身也没有判罚的法律权利，所以待漏院的上诉申冤更多的是一种增强对己方有利舆论的手段，可以说是古代的“舆情公关”。当通过正常的申诉程序不能够达到申冤的目的的时候，就有人走投无路：“又请待漏诉之”。


虽说这样的方式过于极端，弄不好易担风险，但说到底也为平民百姓增添了一条上访的途径。于此之上，待漏院的职能还增添了如处理集体请愿、突发性事件、悬赏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朝廷处理政事的整体效率。


宋代虽多是恪尽职守的职官，但日复一日的待漏上朝还是为官员造成了很大的身心压力。张士逊久在政府，且与吕夷简为姻亲，当从吕氏那里得知自己即将外放的消息时高兴万分，因为终于可以不用每天起早，于是在诏令还没有发出的情况下便“令院子尽搬阁子内物色归家，更不趋待漏院”，一天都不想上班了。更有甚者在待漏院等候时急疾发作，不得不回家休息：“景德元年，沆（人名）待漏将朝，疾作而归。”可想而知，如若没有待漏院，百官上朝前还会吃更多的苦，幸好有待漏院这一把晴雨伞，避免了“没苦硬吃”的局面出现。



待漏院在唐宋期间不断得到完善，并在时间意识、勤政象征与礼仪规范上都衍生出了独特的政治文化。它虽非权力中心，却是唐宋朝廷日常运转不可或缺的齿轮，见证了官员们披星戴月的勤勉，也承载了朝堂内外的信息暗流。从简陋的廊庑、歇脚的院落、到宋时制度化的建筑，后期还演化成为明清巍峨宫墙下的朝房，待漏院形态虽变，但作为连接宫禁内外、黑夜与朝堂的关键地位却始终如一。


每一次宫门的开启，都始于待漏院中焦灼的等待。“待漏”二字本身，便凝固了古代王朝在时间刻度上精确运行的勤政观念，以及对各地民生按部就班发展的深切期望。当漏尽钟鸣，宫门洞开，官员们鱼贯而入，新一天的朝政便在待漏院积蓄的黎明中拉开序幕。


参考文献：

1、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2、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3、韩宏：《大明宫门五更启，待漏百官始入朝》，《文汇报》2009年2月14日

4、康武刚：《论宋代的待漏院》，《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

5、张祎：《北宋前期中书宰执的工作日程》，《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4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小山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李栋 张斌


\"图片\"

国历好物
\"图片\"

蓄势、顺势、借势、逆势

于危机中寻先机

于危局中开新局

历史的每一步转折

都是危机与机遇的博弈

《国家人文历史》团队最新力作

讲透中国古代多个关键转折时期

新旧更迭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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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n \n\n \n
\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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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700字
阅 读 需 要 12 分钟

 

2009年2月，西安唐大明宫遗址考古工作者在新发掘的建福门址两侧发现了两片特殊的等面积夯土痕迹：二者分别南北宽约十米，东西长约二十米，其上方的建筑已毁，只留存建筑基址。工作人员对照文献记载，最终确定这便是文武百官在宫门口等待早朝时的休息场所：百官待漏院。


大明宫外的“待漏院”自唐宪宗年间首建，经过唐与五代的发展，直到宋朝成为设置完备的民情机构，其作用也由为等候上朝的官员们遮风挡雨，转而成为紧连皇帝、官员与民众的纽带。



天子脚下的“茶水间”

也能“摸鱼”打盹儿

 

当长安城还沉浸在浓重夜色中时，建福门外的灯火早已率先刺破黑暗。寅时刚过，身着各色官袍的身影便已络绎汇聚于一座特殊建筑前——这里并非朝堂正殿，却承载着帝国日常最关键的运转。这座小楼即为被称作“待漏院”的交通枢纽。


“漏”指古代以滴水计时的器具漏刻，亦可泛称更次与时辰。李益《宫怨》诗云“似将海水添宫漏，共滴长门一夜长”便是借用海水无尽来比喻失宠嫔妃的夜夜漫长。“待漏”之名直白而又形象，即描述官员们在夜色未退之际，提早在宫外静候漏刻报时宫门启钥的行为。宫门五更寅时开启，即凌晨3至5点，百官必须提前到达，然而无论夏雨冬雪，天气如何，官员只能在露天的环境里站立等候，之中的艰辛可想而知，如果再住得离宫门远一些，披星戴月长途跋涉之后还要“罚站”，运动强度不亚于大学生军训。



一块块“望君石”在外苦苦等待：“三殿曙晖犹未启，九霄寒露已将多。”终于在宪宗元和二年（807）设置待漏院，作为百官上朝前的风雨庇护之所：


“六月丁巳朔，始置百官待漏院于建福门外。故事，建福、望仙等门，昏而闭，五更而啓，与诸坊门同时。”


唐朝的待漏院只有驿站歇脚的功用，但这却是最基础且至关重要的功能，官员们能在此遮风避雨，在觐见皇帝前，调整至上朝最佳状态。他们整理仪容、朝服、笏板，拂去身上的尘土，平复一路劳累的心情，做好面圣的正式准备。


虽说待漏院是个严肃场所，许多朝礼规范都要求官员们在待漏时需仪态端正，不得“行立失序”“谈笑喧哗”，但时间久了，官员们也会变着法地“摸鱼”让自己能轻松一些。最初，同僚们会利用等待的时间进行非正式的交流，由此能在上朝之前掌握更多的政治信息。无论是商议即将上奏的要事，还是沟通衙署间的公务协调，或是交换京城内外的见闻，待漏院都扮演了重要的信息集散中心的角色。这一现象到宋时愈演愈烈，甚至已成为“固定节目”。宋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便提到：


“百官早朝，必集于待漏院，以待开门。时或有所咨访议论。”



闲聊能让官员放松不假，但还有一种更为直接的放松方式被普遍采用：假寐。早朝要求大臣早早起床，许多人在昏睡中就已上路，于是选择在待漏时抓紧时间补觉。唐朝诗人权德舆在待漏时酣然入梦，思绪飞到了几千里外，事后还作诗《待漏假寐梦归江东旧居》一首，聊表梦醒后的惘然：


“觉后忽闻清漏晓，又随簪佩入君门。”


在京城做官固然是无上的荣耀，但上早朝实属是“力气活儿”苦差事，官员虽然不至于叫苦不迭却也在心中偷偷抱怨。好在有待漏院平地而起，不用“广厦千万间”，只要一个二百平方的小院，满朝文武便能知足“俱欢颜”了。



今早待漏是偷懒还是“补作业”？

这是一个问题

 

基于自身政变经历与过往的历史教训，宋代在确定治国方略和思想时，逐渐形成了崇文抑武的核心内容。受到重视的文官集团在待遇上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如终宋一代，刑不上士大夫，而待漏院的设立也是宋代文官政治确立以后，士大夫待遇提高的表现之一。


北宋都城开封是在唐末汴州城的基础上扩展而来，其城墙有里外两重，宫城在先前遗留的旧州城之内。宋廷仿前朝在宣德门外构造待漏院，又称待班閤（gé）子。较之唐朝，宋廷明显抬高了待漏院的地位，更加注意加强对它的管理。首先是颁布了一套严格的程序：由宫内打开宫门，大臣们按照官品排列好次序，才可上朝。《朝野类要》记载：


“宫内之前待漏院，所以俟候宫门开，及閤门呼报排班，则穿执而入也。”


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赵湘曾上书建议严格查控处于待漏院之中的官员：


“臣闻君臣之际，礼仪攸行；朝廷之仪，进止有度。故辩论而皆入，或假寐以待时，苟夙兴之不勤，何匪懈之能竭，况乎称疾尤属慢朝。若无察视之规，孰执旷官之咎。”



赵湘在上书中提到了官员们当勤于政事，应尽早去待漏院候早朝，且在等候时应沉默缄言，不可偷睡。对于一些晚到或者称病因故请假者进行批评，甚至建议以“旷官”处理。同时他还建议排两名专员每日“值班点名”：“有入晚者具名申奏。又风雨寒暑稍甚，即多称疾请假，望委御史台酌度闻奏，遣官诊视，如显有诳妄，即弹劾。”真可谓是当代“风纪委员”。


宋代待漏院由现象向制度推进的另一个证据，就是让朝臣们在待漏期间有了具体的工作任务。以最高官员宰相为例，宰执等高级臣僚在待漏院的“地盘”与普通官员有所区隔。他们在待漏院止息，通常并不纯粹是静候皇城开门而已，往往还要利用这段时间翻阅、处理案牍，为升殿奏事做准备，此时天未放亮，宰相只能在灯烛之下抓紧办公。


《玉壶清话》有载：


“旧例，丞相待漏于庐，然巨烛尺尽始晓，将入朝，尚有留桉遣决未尽。”


可见，宰执抵达待漏院的时间颇早，往往耗尽长达一尺的“巨烛”方才天亮入朝。待漏院本是为上朝而设置的辅助性建筑，“待漏”这段零碎时间，也被宰执们利用来处理公务，由此可见其工作之繁重，以及官员之勤政。


当时普遍应用的椅子多是胡床，椅身较矮，靠着坐则无法支撑身体，躺着坐则姿势不雅容易被参，非常不舒服。绍兴初年，梁仲谟主政临安，“有据胡床而假寐者，旁观者笑之，又一人云近见一交椅样甚佳，颇便于此”。后梁仲谟为众人置办了新样式的座椅，由硬板凳换成了“人体工学”，腰不酸了腿也不痛了，官员们无不欢伏感谢。



今职能层层叠加，逐步向朝房靠拢

 

宋代文学家王禹偁曾作散文《待漏院记》，畅想了贤相与奸相待漏时的不同思想状态，褒贬之意非常鲜明。若是“兆民未安，思所泰之”，那么“皇风于是乎清夷，苍生以之而富庶”；而如若“私心慆慆，假寐而坐”，则“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待漏院在宋代士大夫的心目中是勤政的象征，而他们在待漏院除了议论政事，还会受理官吏和民众的诉求。


宰相孙抃曾受理过申冤的上诉：“在中书日，冤人叩待漏院理诉，公缕缕问。”又如苏璀“诉其诬于待漏院，宰相吴正肃王文恭见其警敏，召至前语，奇之，事由是得白”。北宋初年，待漏院一度代替当时尚未建立的上奏院，处理各地方的上奏文书。“国初，沿旧制皆本州镇補人为进奏官……每日早集待漏院东廊下，承受宣敕司文字各就本州院发还。”



但待漏院并不是大理寺登闻鼓院那样专门受理上诉的司法机构，它本身也没有判罚的法律权利，所以待漏院的上诉申冤更多的是一种增强对己方有利舆论的手段，可以说是古代的“舆情公关”。当通过正常的申诉程序不能够达到申冤的目的的时候，就有人走投无路：“又请待漏诉之”。


虽说这样的方式过于极端，弄不好易担风险，但说到底也为平民百姓增添了一条上访的途径。于此之上，待漏院的职能还增添了如处理集体请愿、突发性事件、悬赏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朝廷处理政事的整体效率。


宋代虽多是恪尽职守的职官，但日复一日的待漏上朝还是为官员造成了很大的身心压力。张士逊久在政府，且与吕夷简为姻亲，当从吕氏那里得知自己即将外放的消息时高兴万分，因为终于可以不用每天起早，于是在诏令还没有发出的情况下便“令院子尽搬阁子内物色归家，更不趋待漏院”，一天都不想上班了。更有甚者在待漏院等候时急疾发作，不得不回家休息：“景德元年，沆（人名）待漏将朝，疾作而归。”可想而知，如若没有待漏院，百官上朝前还会吃更多的苦，幸好有待漏院这一把晴雨伞，避免了“没苦硬吃”的局面出现。



待漏院在唐宋期间不断得到完善，并在时间意识、勤政象征与礼仪规范上都衍生出了独特的政治文化。它虽非权力中心，却是唐宋朝廷日常运转不可或缺的齿轮，见证了官员们披星戴月的勤勉，也承载了朝堂内外的信息暗流。从简陋的廊庑、歇脚的院落、到宋时制度化的建筑，后期还演化成为明清巍峨宫墙下的朝房，待漏院形态虽变，但作为连接宫禁内外、黑夜与朝堂的关键地位却始终如一。


每一次宫门的开启，都始于待漏院中焦灼的等待。“待漏”二字本身，便凝固了古代王朝在时间刻度上精确运行的勤政观念，以及对各地民生按部就班发展的深切期望。当漏尽钟鸣，宫门洞开，官员们鱼贯而入，新一天的朝政便在待漏院积蓄的黎明中拉开序幕。


参考文献：

1、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2、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3、韩宏：《大明宫门五更启，待漏百官始入朝》，《文汇报》2009年2月14日

4、康武刚：《论宋代的待漏院》，《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

5、张祎：《北宋前期中书宰执的工作日程》，《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4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小山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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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李栋 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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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需 要 12 分钟

 

2009年2月，西安唐大明宫遗址考古工作者在新发掘的建福门址两侧发现了两片特殊的等面积夯土痕迹：二者分别南北宽约十米，东西长约二十米，其上方的建筑已毁，只留存建筑基址。工作人员对照文献记载，最终确定这便是文武百官在宫门口等待早朝时的休息场所：百官待漏院。


大明宫外的“待漏院”自唐宪宗年间首建，经过唐与五代的发展，直到宋朝成为设置完备的民情机构，其作用也由为等候上朝的官员们遮风挡雨，转而成为紧连皇帝、官员与民众的纽带。



天子脚下的“茶水间”

也能“摸鱼”打盹儿

 

当长安城还沉浸在浓重夜色中时，建福门外的灯火早已率先刺破黑暗。寅时刚过，身着各色官袍的身影便已络绎汇聚于一座特殊建筑前——这里并非朝堂正殿，却承载着帝国日常最关键的运转。这座小楼即为被称作“待漏院”的交通枢纽。


“漏”指古代以滴水计时的器具漏刻，亦可泛称更次与时辰。李益《宫怨》诗云“似将海水添宫漏，共滴长门一夜长”便是借用海水无尽来比喻失宠嫔妃的夜夜漫长。“待漏”之名直白而又形象，即描述官员们在夜色未退之际，提早在宫外静候漏刻报时宫门启钥的行为。宫门五更寅时开启，即凌晨3至5点，百官必须提前到达，然而无论夏雨冬雪，天气如何，官员只能在露天的环境里站立等候，之中的艰辛可想而知，如果再住得离宫门远一些，披星戴月长途跋涉之后还要“罚站”，运动强度不亚于大学生军训。



一块块“望君石”在外苦苦等待：“三殿曙晖犹未启，九霄寒露已将多。”终于在宪宗元和二年（807）设置待漏院，作为百官上朝前的风雨庇护之所：


“六月丁巳朔，始置百官待漏院于建福门外。故事，建福、望仙等门，昏而闭，五更而啓，与诸坊门同时。”


唐朝的待漏院只有驿站歇脚的功用，但这却是最基础且至关重要的功能，官员们能在此遮风避雨，在觐见皇帝前，调整至上朝最佳状态。他们整理仪容、朝服、笏板，拂去身上的尘土，平复一路劳累的心情，做好面圣的正式准备。


虽说待漏院是个严肃场所，许多朝礼规范都要求官员们在待漏时需仪态端正，不得“行立失序”“谈笑喧哗”，但时间久了，官员们也会变着法地“摸鱼”让自己能轻松一些。最初，同僚们会利用等待的时间进行非正式的交流，由此能在上朝之前掌握更多的政治信息。无论是商议即将上奏的要事，还是沟通衙署间的公务协调，或是交换京城内外的见闻，待漏院都扮演了重要的信息集散中心的角色。这一现象到宋时愈演愈烈，甚至已成为“固定节目”。宋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便提到：


“百官早朝，必集于待漏院，以待开门。时或有所咨访议论。”



闲聊能让官员放松不假，但还有一种更为直接的放松方式被普遍采用：假寐。早朝要求大臣早早起床，许多人在昏睡中就已上路，于是选择在待漏时抓紧时间补觉。唐朝诗人权德舆在待漏时酣然入梦，思绪飞到了几千里外，事后还作诗《待漏假寐梦归江东旧居》一首，聊表梦醒后的惘然：


“觉后忽闻清漏晓，又随簪佩入君门。”


在京城做官固然是无上的荣耀，但上早朝实属是“力气活儿”苦差事，官员虽然不至于叫苦不迭却也在心中偷偷抱怨。好在有待漏院平地而起，不用“广厦千万间”，只要一个二百平方的小院，满朝文武便能知足“俱欢颜”了。



今早待漏是偷懒还是“补作业”？

这是一个问题

 

基于自身政变经历与过往的历史教训，宋代在确定治国方略和思想时，逐渐形成了崇文抑武的核心内容。受到重视的文官集团在待遇上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如终宋一代，刑不上士大夫，而待漏院的设立也是宋代文官政治确立以后，士大夫待遇提高的表现之一。


北宋都城开封是在唐末汴州城的基础上扩展而来，其城墙有里外两重，宫城在先前遗留的旧州城之内。宋廷仿前朝在宣德门外构造待漏院，又称待班閤（gé）子。较之唐朝，宋廷明显抬高了待漏院的地位，更加注意加强对它的管理。首先是颁布了一套严格的程序：由宫内打开宫门，大臣们按照官品排列好次序，才可上朝。《朝野类要》记载：


“宫内之前待漏院，所以俟候宫门开，及閤门呼报排班，则穿执而入也。”


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赵湘曾上书建议严格查控处于待漏院之中的官员：


“臣闻君臣之际，礼仪攸行；朝廷之仪，进止有度。故辩论而皆入，或假寐以待时，苟夙兴之不勤，何匪懈之能竭，况乎称疾尤属慢朝。若无察视之规，孰执旷官之咎。”



赵湘在上书中提到了官员们当勤于政事，应尽早去待漏院候早朝，且在等候时应沉默缄言，不可偷睡。对于一些晚到或者称病因故请假者进行批评，甚至建议以“旷官”处理。同时他还建议排两名专员每日“值班点名”：“有入晚者具名申奏。又风雨寒暑稍甚，即多称疾请假，望委御史台酌度闻奏，遣官诊视，如显有诳妄，即弹劾。”真可谓是当代“风纪委员”。


宋代待漏院由现象向制度推进的另一个证据，就是让朝臣们在待漏期间有了具体的工作任务。以最高官员宰相为例，宰执等高级臣僚在待漏院的“地盘”与普通官员有所区隔。他们在待漏院止息，通常并不纯粹是静候皇城开门而已，往往还要利用这段时间翻阅、处理案牍，为升殿奏事做准备，此时天未放亮，宰相只能在灯烛之下抓紧办公。


《玉壶清话》有载：


“旧例，丞相待漏于庐，然巨烛尺尽始晓，将入朝，尚有留桉遣决未尽。”


可见，宰执抵达待漏院的时间颇早，往往耗尽长达一尺的“巨烛”方才天亮入朝。待漏院本是为上朝而设置的辅助性建筑，“待漏”这段零碎时间，也被宰执们利用来处理公务，由此可见其工作之繁重，以及官员之勤政。


当时普遍应用的椅子多是胡床，椅身较矮，靠着坐则无法支撑身体，躺着坐则姿势不雅容易被参，非常不舒服。绍兴初年，梁仲谟主政临安，“有据胡床而假寐者，旁观者笑之，又一人云近见一交椅样甚佳，颇便于此”。后梁仲谟为众人置办了新样式的座椅，由硬板凳换成了“人体工学”，腰不酸了腿也不痛了，官员们无不欢伏感谢。



今职能层层叠加，逐步向朝房靠拢

 

宋代文学家王禹偁曾作散文《待漏院记》，畅想了贤相与奸相待漏时的不同思想状态，褒贬之意非常鲜明。若是“兆民未安，思所泰之”，那么“皇风于是乎清夷，苍生以之而富庶”；而如若“私心慆慆，假寐而坐”，则“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待漏院在宋代士大夫的心目中是勤政的象征，而他们在待漏院除了议论政事，还会受理官吏和民众的诉求。


宰相孙抃曾受理过申冤的上诉：“在中书日，冤人叩待漏院理诉，公缕缕问。”又如苏璀“诉其诬于待漏院，宰相吴正肃王文恭见其警敏，召至前语，奇之，事由是得白”。北宋初年，待漏院一度代替当时尚未建立的上奏院，处理各地方的上奏文书。“国初，沿旧制皆本州镇補人为进奏官……每日早集待漏院东廊下，承受宣敕司文字各就本州院发还。”



但待漏院并不是大理寺登闻鼓院那样专门受理上诉的司法机构，它本身也没有判罚的法律权利，所以待漏院的上诉申冤更多的是一种增强对己方有利舆论的手段，可以说是古代的“舆情公关”。当通过正常的申诉程序不能够达到申冤的目的的时候，就有人走投无路：“又请待漏诉之”。


虽说这样的方式过于极端，弄不好易担风险，但说到底也为平民百姓增添了一条上访的途径。于此之上，待漏院的职能还增添了如处理集体请愿、突发性事件、悬赏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朝廷处理政事的整体效率。


宋代虽多是恪尽职守的职官，但日复一日的待漏上朝还是为官员造成了很大的身心压力。张士逊久在政府，且与吕夷简为姻亲，当从吕氏那里得知自己即将外放的消息时高兴万分，因为终于可以不用每天起早，于是在诏令还没有发出的情况下便“令院子尽搬阁子内物色归家，更不趋待漏院”，一天都不想上班了。更有甚者在待漏院等候时急疾发作，不得不回家休息：“景德元年，沆（人名）待漏将朝，疾作而归。”可想而知，如若没有待漏院，百官上朝前还会吃更多的苦，幸好有待漏院这一把晴雨伞，避免了“没苦硬吃”的局面出现。



待漏院在唐宋期间不断得到完善，并在时间意识、勤政象征与礼仪规范上都衍生出了独特的政治文化。它虽非权力中心，却是唐宋朝廷日常运转不可或缺的齿轮，见证了官员们披星戴月的勤勉，也承载了朝堂内外的信息暗流。从简陋的廊庑、歇脚的院落、到宋时制度化的建筑，后期还演化成为明清巍峨宫墙下的朝房，待漏院形态虽变，但作为连接宫禁内外、黑夜与朝堂的关键地位却始终如一。


每一次宫门的开启，都始于待漏院中焦灼的等待。“待漏”二字本身，便凝固了古代王朝在时间刻度上精确运行的勤政观念，以及对各地民生按部就班发展的深切期望。当漏尽钟鸣，宫门洞开，官员们鱼贯而入，新一天的朝政便在待漏院积蓄的黎明中拉开序幕。


参考文献：

1、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2、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3、韩宏：《大明宫门五更启，待漏百官始入朝》，《文汇报》2009年2月14日

4、康武刚：《论宋代的待漏院》，《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

5、张祎：《北宋前期中书宰执的工作日程》，《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4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小山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李栋 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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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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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势、顺势、借势、逆势

于危机中寻先机

于危局中开新局

历史的每一步转折

都是危机与机遇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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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透中国古代多个关键转折时期

新旧更迭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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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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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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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700字
阅 读 需 要 12 分钟

 

2009年2月，西安唐大明宫遗址考古工作者在新发掘的建福门址两侧发现了两片特殊的等面积夯土痕迹：二者分别南北宽约十米，东西长约二十米，其上方的建筑已毁，只留存建筑基址。工作人员对照文献记载，最终确定这便是文武百官在宫门口等待早朝时的休息场所：百官待漏院。


大明宫外的“待漏院”自唐宪宗年间首建，经过唐与五代的发展，直到宋朝成为设置完备的民情机构，其作用也由为等候上朝的官员们遮风挡雨，转而成为紧连皇帝、官员与民众的纽带。



天子脚下的“茶水间”

也能“摸鱼”打盹儿

 

当长安城还沉浸在浓重夜色中时，建福门外的灯火早已率先刺破黑暗。寅时刚过，身着各色官袍的身影便已络绎汇聚于一座特殊建筑前——这里并非朝堂正殿，却承载着帝国日常最关键的运转。这座小楼即为被称作“待漏院”的交通枢纽。


“漏”指古代以滴水计时的器具漏刻，亦可泛称更次与时辰。李益《宫怨》诗云“似将海水添宫漏，共滴长门一夜长”便是借用海水无尽来比喻失宠嫔妃的夜夜漫长。“待漏”之名直白而又形象，即描述官员们在夜色未退之际，提早在宫外静候漏刻报时宫门启钥的行为。宫门五更寅时开启，即凌晨3至5点，百官必须提前到达，然而无论夏雨冬雪，天气如何，官员只能在露天的环境里站立等候，之中的艰辛可想而知，如果再住得离宫门远一些，披星戴月长途跋涉之后还要“罚站”，运动强度不亚于大学生军训。



一块块“望君石”在外苦苦等待：“三殿曙晖犹未启，九霄寒露已将多。”终于在宪宗元和二年（807）设置待漏院，作为百官上朝前的风雨庇护之所：


“六月丁巳朔，始置百官待漏院于建福门外。故事，建福、望仙等门，昏而闭，五更而啓，与诸坊门同时。”


唐朝的待漏院只有驿站歇脚的功用，但这却是最基础且至关重要的功能，官员们能在此遮风避雨，在觐见皇帝前，调整至上朝最佳状态。他们整理仪容、朝服、笏板，拂去身上的尘土，平复一路劳累的心情，做好面圣的正式准备。


虽说待漏院是个严肃场所，许多朝礼规范都要求官员们在待漏时需仪态端正，不得“行立失序”“谈笑喧哗”，但时间久了，官员们也会变着法地“摸鱼”让自己能轻松一些。最初，同僚们会利用等待的时间进行非正式的交流，由此能在上朝之前掌握更多的政治信息。无论是商议即将上奏的要事，还是沟通衙署间的公务协调，或是交换京城内外的见闻，待漏院都扮演了重要的信息集散中心的角色。这一现象到宋时愈演愈烈，甚至已成为“固定节目”。宋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便提到：


“百官早朝，必集于待漏院，以待开门。时或有所咨访议论。”



闲聊能让官员放松不假，但还有一种更为直接的放松方式被普遍采用：假寐。早朝要求大臣早早起床，许多人在昏睡中就已上路，于是选择在待漏时抓紧时间补觉。唐朝诗人权德舆在待漏时酣然入梦，思绪飞到了几千里外，事后还作诗《待漏假寐梦归江东旧居》一首，聊表梦醒后的惘然：


“觉后忽闻清漏晓，又随簪佩入君门。”


在京城做官固然是无上的荣耀，但上早朝实属是“力气活儿”苦差事，官员虽然不至于叫苦不迭却也在心中偷偷抱怨。好在有待漏院平地而起，不用“广厦千万间”，只要一个二百平方的小院，满朝文武便能知足“俱欢颜”了。



今早待漏是偷懒还是“补作业”？

这是一个问题

 

基于自身政变经历与过往的历史教训，宋代在确定治国方略和思想时，逐渐形成了崇文抑武的核心内容。受到重视的文官集团在待遇上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如终宋一代，刑不上士大夫，而待漏院的设立也是宋代文官政治确立以后，士大夫待遇提高的表现之一。


北宋都城开封是在唐末汴州城的基础上扩展而来，其城墙有里外两重，宫城在先前遗留的旧州城之内。宋廷仿前朝在宣德门外构造待漏院，又称待班閤（gé）子。较之唐朝，宋廷明显抬高了待漏院的地位，更加注意加强对它的管理。首先是颁布了一套严格的程序：由宫内打开宫门，大臣们按照官品排列好次序，才可上朝。《朝野类要》记载：


“宫内之前待漏院，所以俟候宫门开，及閤门呼报排班，则穿执而入也。”


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赵湘曾上书建议严格查控处于待漏院之中的官员：


“臣闻君臣之际，礼仪攸行；朝廷之仪，进止有度。故辩论而皆入，或假寐以待时，苟夙兴之不勤，何匪懈之能竭，况乎称疾尤属慢朝。若无察视之规，孰执旷官之咎。”



赵湘在上书中提到了官员们当勤于政事，应尽早去待漏院候早朝，且在等候时应沉默缄言，不可偷睡。对于一些晚到或者称病因故请假者进行批评，甚至建议以“旷官”处理。同时他还建议排两名专员每日“值班点名”：“有入晚者具名申奏。又风雨寒暑稍甚，即多称疾请假，望委御史台酌度闻奏，遣官诊视，如显有诳妄，即弹劾。”真可谓是当代“风纪委员”。


宋代待漏院由现象向制度推进的另一个证据，就是让朝臣们在待漏期间有了具体的工作任务。以最高官员宰相为例，宰执等高级臣僚在待漏院的“地盘”与普通官员有所区隔。他们在待漏院止息，通常并不纯粹是静候皇城开门而已，往往还要利用这段时间翻阅、处理案牍，为升殿奏事做准备，此时天未放亮，宰相只能在灯烛之下抓紧办公。


《玉壶清话》有载：


“旧例，丞相待漏于庐，然巨烛尺尽始晓，将入朝，尚有留桉遣决未尽。”


可见，宰执抵达待漏院的时间颇早，往往耗尽长达一尺的“巨烛”方才天亮入朝。待漏院本是为上朝而设置的辅助性建筑，“待漏”这段零碎时间，也被宰执们利用来处理公务，由此可见其工作之繁重，以及官员之勤政。


当时普遍应用的椅子多是胡床，椅身较矮，靠着坐则无法支撑身体，躺着坐则姿势不雅容易被参，非常不舒服。绍兴初年，梁仲谟主政临安，“有据胡床而假寐者，旁观者笑之，又一人云近见一交椅样甚佳，颇便于此”。后梁仲谟为众人置办了新样式的座椅，由硬板凳换成了“人体工学”，腰不酸了腿也不痛了，官员们无不欢伏感谢。



今职能层层叠加，逐步向朝房靠拢

 

宋代文学家王禹偁曾作散文《待漏院记》，畅想了贤相与奸相待漏时的不同思想状态，褒贬之意非常鲜明。若是“兆民未安，思所泰之”，那么“皇风于是乎清夷，苍生以之而富庶”；而如若“私心慆慆，假寐而坐”，则“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待漏院在宋代士大夫的心目中是勤政的象征，而他们在待漏院除了议论政事，还会受理官吏和民众的诉求。


宰相孙抃曾受理过申冤的上诉：“在中书日，冤人叩待漏院理诉，公缕缕问。”又如苏璀“诉其诬于待漏院，宰相吴正肃王文恭见其警敏，召至前语，奇之，事由是得白”。北宋初年，待漏院一度代替当时尚未建立的上奏院，处理各地方的上奏文书。“国初，沿旧制皆本州镇補人为进奏官……每日早集待漏院东廊下，承受宣敕司文字各就本州院发还。”



但待漏院并不是大理寺登闻鼓院那样专门受理上诉的司法机构，它本身也没有判罚的法律权利，所以待漏院的上诉申冤更多的是一种增强对己方有利舆论的手段，可以说是古代的“舆情公关”。当通过正常的申诉程序不能够达到申冤的目的的时候，就有人走投无路：“又请待漏诉之”。


虽说这样的方式过于极端，弄不好易担风险，但说到底也为平民百姓增添了一条上访的途径。于此之上，待漏院的职能还增添了如处理集体请愿、突发性事件、悬赏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朝廷处理政事的整体效率。


宋代虽多是恪尽职守的职官，但日复一日的待漏上朝还是为官员造成了很大的身心压力。张士逊久在政府，且与吕夷简为姻亲，当从吕氏那里得知自己即将外放的消息时高兴万分，因为终于可以不用每天起早，于是在诏令还没有发出的情况下便“令院子尽搬阁子内物色归家，更不趋待漏院”，一天都不想上班了。更有甚者在待漏院等候时急疾发作，不得不回家休息：“景德元年，沆（人名）待漏将朝，疾作而归。”可想而知，如若没有待漏院，百官上朝前还会吃更多的苦，幸好有待漏院这一把晴雨伞，避免了“没苦硬吃”的局面出现。



待漏院在唐宋期间不断得到完善，并在时间意识、勤政象征与礼仪规范上都衍生出了独特的政治文化。它虽非权力中心，却是唐宋朝廷日常运转不可或缺的齿轮，见证了官员们披星戴月的勤勉，也承载了朝堂内外的信息暗流。从简陋的廊庑、歇脚的院落、到宋时制度化的建筑，后期还演化成为明清巍峨宫墙下的朝房，待漏院形态虽变，但作为连接宫禁内外、黑夜与朝堂的关键地位却始终如一。


每一次宫门的开启，都始于待漏院中焦灼的等待。“待漏”二字本身，便凝固了古代王朝在时间刻度上精确运行的勤政观念，以及对各地民生按部就班发展的深切期望。当漏尽钟鸣，宫门洞开，官员们鱼贯而入，新一天的朝政便在待漏院积蓄的黎明中拉开序幕。


参考文献：

1、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2、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3、韩宏：《大明宫门五更启，待漏百官始入朝》，《文汇报》2009年2月14日

4、康武刚：《论宋代的待漏院》，《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

5、张祎：《北宋前期中书宰执的工作日程》，《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4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小山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李栋 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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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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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势、顺势、借势、逆势

于危机中寻先机

于危局中开新局

历史的每一步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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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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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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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800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钟


提起历史上的暴君，商纣王可谓“臭名昭著”。他其实还有另一个世人不熟悉的名字——“帝辛”。作为亡国之君，他被后人褫夺了帝号，冠以“纣”（“残义损害”之意）的贬称。漫长的时间里，他一直被认定为凶残暴虐、荒淫无道的典型。

 


哪怕多年过去，许多人都对“纣王之死”印象深刻：《哪吒传奇》里，纣王与妲己各执杯酒对饮，决意自焚殉情，他们无惧摘星楼燃起的熊熊烈火，说着“大王请”“爱妃请”“就像我们初识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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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看到这里，只觉得邪不压正，大快人心——纣王昏庸，妲己歹毒，终于落得应有下场。但长大了再看，不免有些疑惑：武王伐纣、兵临朝歌，相比于战死沙场，纣王为何要选择退回宫内自焚这般惨烈却稍显窝囊的死法？这一情节，究竟是真实的历史，还是艺术化加工后的虚构故事？


纣王之死：自焚后被斩首说


动画片里，纣王在摘星楼里自焚而亡，只留下破败的宫城。但在很多史籍记载中，纣王不仅被活活烧死，就连尸身都无法保全，被周武王砍下头颅，甚至悬旗示众。

关于纣王自焚的说法，最早见于《逸周书》。《克殷》篇记载：

“商师大崩，商辛奔内，登于鹿台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武王来之后）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折县（悬）大白之旗。”
 
司马迁的《史记·周本纪》所载与之略同，只是增加了些细节：

“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至纣死所，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大白之旗。”

有人会质疑：自杀的方式那么多，为什么纣王要选择自焚这种漫长而痛苦的死法呢？支持自焚说的学者们给出了多种解释：

有的说纣王想要保证周武王亲眼看到自己被烧死，想用自己惨烈的死亡为自己的后人谋条生路；有的说纣王是为了维护自己作为君王的最后尊严，把自己的尸体烧毁，让周武王没有机会拿自己首级炫耀（虽然失败了）......



其中还有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说法：即纣王选择自焚，与“凤凰涅槃”的信念有关。时人坚信氏族的图腾会变为本氏族的特殊保护者，而据说殷商族属鸟图腾族，正所谓“天命玄乌，降而生商”（《诗·商颂·玄鸟》）。故殷纣死到临头，还有恃无恐，扬言：“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他的自焚，原是向死而生，希冀其图腾祖先“玄鸟”（即“凤凰”）能显灵庇护他，甚至让他不死重生，转败为胜。
 
如此一来，纣王死前要“蒙衣其珠玉”的做法也有了解释：除了彰显自身尊贵之外，更实际的用途是方便其图腾让祖先辨认——玉衣象征着凤凰“五彩以文”的鲜艳羽毛，而珠玉放在一起是为了模仿锵锵系珮环相击的玉声以引起注意，因为“凤皇于飞，和鸣锵锵”。

至于为什么在纣王死后还要破坏他的尸身，一方面也许是为了报复，毕竟周武王与纣王有着三代“世仇”，文丁杀季历（武王的祖父），而纣王更是“囚文王七年”，并且残忍杀害了武王的兄长伯邑考（烹以为羹）；另一方面或许与原始宗教中的厌胜巫术有关，在事事都要求神问卜、极端迷信鬼神的武王眼中，可能只有斩首才能彻底摧毁纣王。当然，也有学者将斩首视为古代战争中军礼的一种。

对于上述种种说法，有人深信不疑，有人却觉得过于牵强。然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千年过去，纣王自焚时的真实想法，武王斩尸时的内心思绪，早已不得而知，只凭后人揣测了。

纣王之死：被生擒后斩首说


事实上，纣王究竟是不是自焚的，仍然存疑。除了自焚，关于纣王之死，学界另有一说：即纣王是在与武王作战时遭生擒然后击杀的。

支撑这一说法的史籍也并不少，尤其在先秦典籍中常见。比如《韩非子·喻老》：“文王见詈于王门，颜色不变，而武王擒纣于牧野”;《吕氏春秋·简选》:“武王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以要甲子事于牧野而纣为禽”;《墨子·明鬼下》:“(武王)与殷人战乎牧野......(武王)折纣而系之赤环，载之白旗”。《尸子》中甚至还有这样一段令人悚然的血腥描写:“武王亲射恶来之口，亲斫殷纣之颈，手污于血，不温而食。当此之时，犹猛兽也!”


此外，还有《风俗通义》引《尚书》:“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八百人，禽纣于牧之野”;《竹书纪年》:“武王亲擒受(纣)于南单之台”;《贾谊新书·连语》:“(纣)身斗而死……纣之官卫与纣之躯，弃之玉门之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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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被擒获的地方有些不同，但核心事实却差异不大，难怪有学者感叹：“此事（纣王战场被杀）在古时大概已是人所共知。”

而诸多史料也证明，纣王死于战场上，必然要被斩首示众。武王伐纣，所率除本国军队外，还有各诸侯国的联军，实力分散——面对兵如林立的七十万商朝大军，要提振己方军心，最好的方法就是将纣王斩首于两军阵前，殷商士兵见主帅已死，必然失了战心，大崩而溃。银雀台汉墓出土的简书《六韬》残卷上就有记载：“禽受（纣），系其首于白”。
  
若单纯按年代远近来推断，似乎盛行于先秦时期的“被生擒后斩首”说更靠近商代，会更可靠一些。但为什么司马迁《史记》中却采用了自焚一说，且一直影响至今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司马迁个人受正统观念束缚，更倾向于相信他眼中的正史《逸周书》。所谓周书，即周人的官方文书记载，必不可能塑造其君王嗜杀血腥的形象，尤其推翻的还是以残暴著称的纣王。从小邦之主被拥护为大国之王，要想巩固统治，武王必须要立一个和纣王全然相反的正义人设。

《逸周书》安排纣王自焚而亡，然后才被武王斩首，不仅显示了后者的果敢英武，也不会破坏其成兵不血刃的圣人之德。倘若纣王不是自杀，而是在战场上被杀，那武王不仅成了杀人凶手，也成了弑君的逆臣贼子，将陷于伦理困境之中，无益于周王朝统治的合理性。

周人的宣传攻势再借助司马迁的“推波助澜”，圣人武王的形象逐渐固化下来，并获得了儒家学者的宣扬。“自焚说”因此取代“生擒被斩说”，逐渐成为主流。

纣王之死：善恶并不分明


在动画片《哪吒传奇》“纣王之死”那一集，其实还有一句经典台词：面对无法挽回的败局，妲己想向纣王坦白自己的狐妖身份，却没想到被纣王制止了，他说“寡人早就知道爱妃是狐狸变的，寡人宁负天下也绝不负你”。回过头来看，妲己和纣王的爱情也确有几分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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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也来了：纣王没有辜负妲己，那他究竟有没有负天下人呢？纣王与武王，真就是恶与善的两个极端吗？

事实上，曾有不少学者在深入研究后试图为纣王“翻案”。

在《封神演义》第九十五回《子牙暴纣王十罪》中，姜子牙振振有词地控诉了纣王的十宗罪，包括沉湎酒色、不敬上天、亲信谗言、穷奢极欲、滥杀无辜等等。也正因为有加诸于纣王身上的这些罪过，八方征讨商纣才有了正义的理由。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的学生子贡，就曾为纣王鸣不平，指出：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近代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纣王的罪恶的条例，因年代的久远而积迭得更丰富了。”

根据他的研究，时代越久，纣罪越多，也越不可信。

一朝被认定为昏君，后人就会一直把他当靶子攻击，不断捏造真相、混淆事实（夏桀王的许多恶行就被硬安给了纣王），从而导致纣王身上莫须有的罪名越积越多。这也符合“古史层层累计说”，即去古越远，偏离真相的可能性越大。

郭沫若也曾为纣王喊冤，称：

“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罪有莫须。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

听上去似乎夸张了些，但根据商周时期的记载，纣王的罪过确实被后人无限放大了，他没有挖心、煮羹、脯尸之类的离奇故事，他所犯的错误，总结起来就只有三条：

一、爱喝酒，摆酒席，喝多了会撒酒疯；
二、傲慢，自以为是，甚至不听上天的旨意；
三、肆意妄为，不顾百姓意愿，随意任用宗室子弟之外的外姓人。


公允地来看，纣王还做过不少贡献，比如推行一系列改革举措，以反对神权；打破奴隶主世袭制，大胆提拔新人乃至起用平民；开疆拓土，为古代中国的统一奠定部分基础......只不过这些举措，最终还是改变不了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阻止不了商朝的灭亡。

更值得一提的是，世人总说纣王暴虐，但从考古的发现来看，帝辛时代的活人祭祀要比之前的商朝国王少得多。

只能说真实的历史，远比我们想象地要复杂得多。一个“纣王之死”，便能延伸出无数种猜想和学说——这也只是掀开了一角。而历史的魅力，正在于他的神秘。

参考文献：
1、龚维英. 周武王惨虐纣尸因由初探[J]. 人文杂志, 1985(4):4.
2、张玉春. 殷纣王\"自焚而死\"考辨[J]. 史学集刊, 1993(03):30-34.
3、张锴泽. 重新认识商纣王的历史功绩[J]. 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 1997.
4、李小光.商代人神关系论略[J].宗教学研究,2005(04):112-117.
5、董琳利.简论“武王克商”的政治正当性问题[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26(05):60-67.
6、张晖.忠孝观念与革命困境——《封神演义》中的忠孝与武王伐纣的合法性[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5):115-121.
7、王刚.《尚书·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命在天”新诠[J].殷都学刊,2011,32(04):8-13.
8、李长银. 夏曾佑的\"新史学\"与\"古史辨运动\"[J]. 史学月刊, 2020(2):8.
9、高万鹏. 从历史到神史[D].天津师范大学,2013.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图片\"
END
作者 | 关禾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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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好物
\"图片\"

蓄势、顺势、借势、逆势

于危机中寻先机

于危局中开新局

历史的每一步转折

都是危机与机遇的博弈

《国家人文历史》团队最新力作

讲透中国古代多个关键转折时期

新旧更迭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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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n \n\n \n
\n\n \n 文章原文\n
\n \n\n \n\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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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800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钟


提起历史上的暴君，商纣王可谓“臭名昭著”。他其实还有另一个世人不熟悉的名字——“帝辛”。作为亡国之君，他被后人褫夺了帝号，冠以“纣”（“残义损害”之意）的贬称。漫长的时间里，他一直被认定为凶残暴虐、荒淫无道的典型。

 


哪怕多年过去，许多人都对“纣王之死”印象深刻：《哪吒传奇》里，纣王与妲己各执杯酒对饮，决意自焚殉情，他们无惧摘星楼燃起的熊熊烈火，说着“大王请”“爱妃请”“就像我们初识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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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看到这里，只觉得邪不压正，大快人心——纣王昏庸，妲己歹毒，终于落得应有下场。但长大了再看，不免有些疑惑：武王伐纣、兵临朝歌，相比于战死沙场，纣王为何要选择退回宫内自焚这般惨烈却稍显窝囊的死法？这一情节，究竟是真实的历史，还是艺术化加工后的虚构故事？


纣王之死：自焚后被斩首说


动画片里，纣王在摘星楼里自焚而亡，只留下破败的宫城。但在很多史籍记载中，纣王不仅被活活烧死，就连尸身都无法保全，被周武王砍下头颅，甚至悬旗示众。

关于纣王自焚的说法，最早见于《逸周书》。《克殷》篇记载：

“商师大崩，商辛奔内，登于鹿台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武王来之后）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折县（悬）大白之旗。”
 
司马迁的《史记·周本纪》所载与之略同，只是增加了些细节：

“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至纣死所，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大白之旗。”

有人会质疑：自杀的方式那么多，为什么纣王要选择自焚这种漫长而痛苦的死法呢？支持自焚说的学者们给出了多种解释：

有的说纣王想要保证周武王亲眼看到自己被烧死，想用自己惨烈的死亡为自己的后人谋条生路；有的说纣王是为了维护自己作为君王的最后尊严，把自己的尸体烧毁，让周武王没有机会拿自己首级炫耀（虽然失败了）......



其中还有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说法：即纣王选择自焚，与“凤凰涅槃”的信念有关。时人坚信氏族的图腾会变为本氏族的特殊保护者，而据说殷商族属鸟图腾族，正所谓“天命玄乌，降而生商”（《诗·商颂·玄鸟》）。故殷纣死到临头，还有恃无恐，扬言：“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他的自焚，原是向死而生，希冀其图腾祖先“玄鸟”（即“凤凰”）能显灵庇护他，甚至让他不死重生，转败为胜。
 
如此一来，纣王死前要“蒙衣其珠玉”的做法也有了解释：除了彰显自身尊贵之外，更实际的用途是方便其图腾让祖先辨认——玉衣象征着凤凰“五彩以文”的鲜艳羽毛，而珠玉放在一起是为了模仿锵锵系珮环相击的玉声以引起注意，因为“凤皇于飞，和鸣锵锵”。

至于为什么在纣王死后还要破坏他的尸身，一方面也许是为了报复，毕竟周武王与纣王有着三代“世仇”，文丁杀季历（武王的祖父），而纣王更是“囚文王七年”，并且残忍杀害了武王的兄长伯邑考（烹以为羹）；另一方面或许与原始宗教中的厌胜巫术有关，在事事都要求神问卜、极端迷信鬼神的武王眼中，可能只有斩首才能彻底摧毁纣王。当然，也有学者将斩首视为古代战争中军礼的一种。

对于上述种种说法，有人深信不疑，有人却觉得过于牵强。然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千年过去，纣王自焚时的真实想法，武王斩尸时的内心思绪，早已不得而知，只凭后人揣测了。

纣王之死：被生擒后斩首说


事实上，纣王究竟是不是自焚的，仍然存疑。除了自焚，关于纣王之死，学界另有一说：即纣王是在与武王作战时遭生擒然后击杀的。

支撑这一说法的史籍也并不少，尤其在先秦典籍中常见。比如《韩非子·喻老》：“文王见詈于王门，颜色不变，而武王擒纣于牧野”;《吕氏春秋·简选》:“武王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以要甲子事于牧野而纣为禽”;《墨子·明鬼下》:“(武王)与殷人战乎牧野......(武王)折纣而系之赤环，载之白旗”。《尸子》中甚至还有这样一段令人悚然的血腥描写:“武王亲射恶来之口，亲斫殷纣之颈，手污于血，不温而食。当此之时，犹猛兽也!”


此外，还有《风俗通义》引《尚书》:“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八百人，禽纣于牧之野”;《竹书纪年》:“武王亲擒受(纣)于南单之台”;《贾谊新书·连语》:“(纣)身斗而死……纣之官卫与纣之躯，弃之玉门之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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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被擒获的地方有些不同，但核心事实却差异不大，难怪有学者感叹：“此事（纣王战场被杀）在古时大概已是人所共知。”

而诸多史料也证明，纣王死于战场上，必然要被斩首示众。武王伐纣，所率除本国军队外，还有各诸侯国的联军，实力分散——面对兵如林立的七十万商朝大军，要提振己方军心，最好的方法就是将纣王斩首于两军阵前，殷商士兵见主帅已死，必然失了战心，大崩而溃。银雀台汉墓出土的简书《六韬》残卷上就有记载：“禽受（纣），系其首于白”。
  
若单纯按年代远近来推断，似乎盛行于先秦时期的“被生擒后斩首”说更靠近商代，会更可靠一些。但为什么司马迁《史记》中却采用了自焚一说，且一直影响至今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司马迁个人受正统观念束缚，更倾向于相信他眼中的正史《逸周书》。所谓周书，即周人的官方文书记载，必不可能塑造其君王嗜杀血腥的形象，尤其推翻的还是以残暴著称的纣王。从小邦之主被拥护为大国之王，要想巩固统治，武王必须要立一个和纣王全然相反的正义人设。

《逸周书》安排纣王自焚而亡，然后才被武王斩首，不仅显示了后者的果敢英武，也不会破坏其成兵不血刃的圣人之德。倘若纣王不是自杀，而是在战场上被杀，那武王不仅成了杀人凶手，也成了弑君的逆臣贼子，将陷于伦理困境之中，无益于周王朝统治的合理性。

周人的宣传攻势再借助司马迁的“推波助澜”，圣人武王的形象逐渐固化下来，并获得了儒家学者的宣扬。“自焚说”因此取代“生擒被斩说”，逐渐成为主流。

纣王之死：善恶并不分明


在动画片《哪吒传奇》“纣王之死”那一集，其实还有一句经典台词：面对无法挽回的败局，妲己想向纣王坦白自己的狐妖身份，却没想到被纣王制止了，他说“寡人早就知道爱妃是狐狸变的，寡人宁负天下也绝不负你”。回过头来看，妲己和纣王的爱情也确有几分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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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也来了：纣王没有辜负妲己，那他究竟有没有负天下人呢？纣王与武王，真就是恶与善的两个极端吗？

事实上，曾有不少学者在深入研究后试图为纣王“翻案”。

在《封神演义》第九十五回《子牙暴纣王十罪》中，姜子牙振振有词地控诉了纣王的十宗罪，包括沉湎酒色、不敬上天、亲信谗言、穷奢极欲、滥杀无辜等等。也正因为有加诸于纣王身上的这些罪过，八方征讨商纣才有了正义的理由。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的学生子贡，就曾为纣王鸣不平，指出：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近代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纣王的罪恶的条例，因年代的久远而积迭得更丰富了。”

根据他的研究，时代越久，纣罪越多，也越不可信。

一朝被认定为昏君，后人就会一直把他当靶子攻击，不断捏造真相、混淆事实（夏桀王的许多恶行就被硬安给了纣王），从而导致纣王身上莫须有的罪名越积越多。这也符合“古史层层累计说”，即去古越远，偏离真相的可能性越大。

郭沫若也曾为纣王喊冤，称：

“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罪有莫须。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

听上去似乎夸张了些，但根据商周时期的记载，纣王的罪过确实被后人无限放大了，他没有挖心、煮羹、脯尸之类的离奇故事，他所犯的错误，总结起来就只有三条：

一、爱喝酒，摆酒席，喝多了会撒酒疯；
二、傲慢，自以为是，甚至不听上天的旨意；
三、肆意妄为，不顾百姓意愿，随意任用宗室子弟之外的外姓人。


公允地来看，纣王还做过不少贡献，比如推行一系列改革举措，以反对神权；打破奴隶主世袭制，大胆提拔新人乃至起用平民；开疆拓土，为古代中国的统一奠定部分基础......只不过这些举措，最终还是改变不了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阻止不了商朝的灭亡。

更值得一提的是，世人总说纣王暴虐，但从考古的发现来看，帝辛时代的活人祭祀要比之前的商朝国王少得多。

只能说真实的历史，远比我们想象地要复杂得多。一个“纣王之死”，便能延伸出无数种猜想和学说——这也只是掀开了一角。而历史的魅力，正在于他的神秘。

参考文献：
1、龚维英. 周武王惨虐纣尸因由初探[J]. 人文杂志, 1985(4):4.
2、张玉春. 殷纣王\"自焚而死\"考辨[J]. 史学集刊, 1993(03):30-34.
3、张锴泽. 重新认识商纣王的历史功绩[J]. 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 1997.
4、李小光.商代人神关系论略[J].宗教学研究,2005(04):112-117.
5、董琳利.简论“武王克商”的政治正当性问题[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26(05):60-67.
6、张晖.忠孝观念与革命困境——《封神演义》中的忠孝与武王伐纣的合法性[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5):115-121.
7、王刚.《尚书·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命在天”新诠[J].殷都学刊,2011,32(04):8-13.
8、李长银. 夏曾佑的\"新史学\"与\"古史辨运动\"[J]. 史学月刊, 2020(2):8.
9、高万鹏. 从历史到神史[D].天津师范大学,2013.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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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关禾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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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800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钟


提起历史上的暴君，商纣王可谓“臭名昭著”。他其实还有另一个世人不熟悉的名字——“帝辛”。作为亡国之君，他被后人褫夺了帝号，冠以“纣”（“残义损害”之意）的贬称。漫长的时间里，他一直被认定为凶残暴虐、荒淫无道的典型。

 


哪怕多年过去，许多人都对“纣王之死”印象深刻：《哪吒传奇》里，纣王与妲己各执杯酒对饮，决意自焚殉情，他们无惧摘星楼燃起的熊熊烈火，说着“大王请”“爱妃请”“就像我们初识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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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看到这里，只觉得邪不压正，大快人心——纣王昏庸，妲己歹毒，终于落得应有下场。但长大了再看，不免有些疑惑：武王伐纣、兵临朝歌，相比于战死沙场，纣王为何要选择退回宫内自焚这般惨烈却稍显窝囊的死法？这一情节，究竟是真实的历史，还是艺术化加工后的虚构故事？


纣王之死：自焚后被斩首说


动画片里，纣王在摘星楼里自焚而亡，只留下破败的宫城。但在很多史籍记载中，纣王不仅被活活烧死，就连尸身都无法保全，被周武王砍下头颅，甚至悬旗示众。

关于纣王自焚的说法，最早见于《逸周书》。《克殷》篇记载：

“商师大崩，商辛奔内，登于鹿台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武王来之后）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折县（悬）大白之旗。”
 
司马迁的《史记·周本纪》所载与之略同，只是增加了些细节：

“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至纣死所，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大白之旗。”

有人会质疑：自杀的方式那么多，为什么纣王要选择自焚这种漫长而痛苦的死法呢？支持自焚说的学者们给出了多种解释：

有的说纣王想要保证周武王亲眼看到自己被烧死，想用自己惨烈的死亡为自己的后人谋条生路；有的说纣王是为了维护自己作为君王的最后尊严，把自己的尸体烧毁，让周武王没有机会拿自己首级炫耀（虽然失败了）......



其中还有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说法：即纣王选择自焚，与“凤凰涅槃”的信念有关。时人坚信氏族的图腾会变为本氏族的特殊保护者，而据说殷商族属鸟图腾族，正所谓“天命玄乌，降而生商”（《诗·商颂·玄鸟》）。故殷纣死到临头，还有恃无恐，扬言：“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他的自焚，原是向死而生，希冀其图腾祖先“玄鸟”（即“凤凰”）能显灵庇护他，甚至让他不死重生，转败为胜。
 
如此一来，纣王死前要“蒙衣其珠玉”的做法也有了解释：除了彰显自身尊贵之外，更实际的用途是方便其图腾让祖先辨认——玉衣象征着凤凰“五彩以文”的鲜艳羽毛，而珠玉放在一起是为了模仿锵锵系珮环相击的玉声以引起注意，因为“凤皇于飞，和鸣锵锵”。

至于为什么在纣王死后还要破坏他的尸身，一方面也许是为了报复，毕竟周武王与纣王有着三代“世仇”，文丁杀季历（武王的祖父），而纣王更是“囚文王七年”，并且残忍杀害了武王的兄长伯邑考（烹以为羹）；另一方面或许与原始宗教中的厌胜巫术有关，在事事都要求神问卜、极端迷信鬼神的武王眼中，可能只有斩首才能彻底摧毁纣王。当然，也有学者将斩首视为古代战争中军礼的一种。

对于上述种种说法，有人深信不疑，有人却觉得过于牵强。然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千年过去，纣王自焚时的真实想法，武王斩尸时的内心思绪，早已不得而知，只凭后人揣测了。

纣王之死：被生擒后斩首说


事实上，纣王究竟是不是自焚的，仍然存疑。除了自焚，关于纣王之死，学界另有一说：即纣王是在与武王作战时遭生擒然后击杀的。

支撑这一说法的史籍也并不少，尤其在先秦典籍中常见。比如《韩非子·喻老》：“文王见詈于王门，颜色不变，而武王擒纣于牧野”;《吕氏春秋·简选》:“武王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以要甲子事于牧野而纣为禽”;《墨子·明鬼下》:“(武王)与殷人战乎牧野......(武王)折纣而系之赤环，载之白旗”。《尸子》中甚至还有这样一段令人悚然的血腥描写:“武王亲射恶来之口，亲斫殷纣之颈，手污于血，不温而食。当此之时，犹猛兽也!”


此外，还有《风俗通义》引《尚书》:“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八百人，禽纣于牧之野”;《竹书纪年》:“武王亲擒受(纣)于南单之台”;《贾谊新书·连语》:“(纣)身斗而死……纣之官卫与纣之躯，弃之玉门之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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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被擒获的地方有些不同，但核心事实却差异不大，难怪有学者感叹：“此事（纣王战场被杀）在古时大概已是人所共知。”

而诸多史料也证明，纣王死于战场上，必然要被斩首示众。武王伐纣，所率除本国军队外，还有各诸侯国的联军，实力分散——面对兵如林立的七十万商朝大军，要提振己方军心，最好的方法就是将纣王斩首于两军阵前，殷商士兵见主帅已死，必然失了战心，大崩而溃。银雀台汉墓出土的简书《六韬》残卷上就有记载：“禽受（纣），系其首于白”。
  
若单纯按年代远近来推断，似乎盛行于先秦时期的“被生擒后斩首”说更靠近商代，会更可靠一些。但为什么司马迁《史记》中却采用了自焚一说，且一直影响至今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司马迁个人受正统观念束缚，更倾向于相信他眼中的正史《逸周书》。所谓周书，即周人的官方文书记载，必不可能塑造其君王嗜杀血腥的形象，尤其推翻的还是以残暴著称的纣王。从小邦之主被拥护为大国之王，要想巩固统治，武王必须要立一个和纣王全然相反的正义人设。

《逸周书》安排纣王自焚而亡，然后才被武王斩首，不仅显示了后者的果敢英武，也不会破坏其成兵不血刃的圣人之德。倘若纣王不是自杀，而是在战场上被杀，那武王不仅成了杀人凶手，也成了弑君的逆臣贼子，将陷于伦理困境之中，无益于周王朝统治的合理性。

周人的宣传攻势再借助司马迁的“推波助澜”，圣人武王的形象逐渐固化下来，并获得了儒家学者的宣扬。“自焚说”因此取代“生擒被斩说”，逐渐成为主流。

纣王之死：善恶并不分明


在动画片《哪吒传奇》“纣王之死”那一集，其实还有一句经典台词：面对无法挽回的败局，妲己想向纣王坦白自己的狐妖身份，却没想到被纣王制止了，他说“寡人早就知道爱妃是狐狸变的，寡人宁负天下也绝不负你”。回过头来看，妲己和纣王的爱情也确有几分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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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也来了：纣王没有辜负妲己，那他究竟有没有负天下人呢？纣王与武王，真就是恶与善的两个极端吗？

事实上，曾有不少学者在深入研究后试图为纣王“翻案”。

在《封神演义》第九十五回《子牙暴纣王十罪》中，姜子牙振振有词地控诉了纣王的十宗罪，包括沉湎酒色、不敬上天、亲信谗言、穷奢极欲、滥杀无辜等等。也正因为有加诸于纣王身上的这些罪过，八方征讨商纣才有了正义的理由。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的学生子贡，就曾为纣王鸣不平，指出：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近代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纣王的罪恶的条例，因年代的久远而积迭得更丰富了。”

根据他的研究，时代越久，纣罪越多，也越不可信。

一朝被认定为昏君，后人就会一直把他当靶子攻击，不断捏造真相、混淆事实（夏桀王的许多恶行就被硬安给了纣王），从而导致纣王身上莫须有的罪名越积越多。这也符合“古史层层累计说”，即去古越远，偏离真相的可能性越大。

郭沫若也曾为纣王喊冤，称：

“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罪有莫须。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

听上去似乎夸张了些，但根据商周时期的记载，纣王的罪过确实被后人无限放大了，他没有挖心、煮羹、脯尸之类的离奇故事，他所犯的错误，总结起来就只有三条：

一、爱喝酒，摆酒席，喝多了会撒酒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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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一提的是，世人总说纣王暴虐，但从考古的发现来看，帝辛时代的活人祭祀要比之前的商朝国王少得多。

只能说真实的历史，远比我们想象地要复杂得多。一个“纣王之死”，便能延伸出无数种猜想和学说——这也只是掀开了一角。而历史的魅力，正在于他的神秘。

参考文献：
1、龚维英. 周武王惨虐纣尸因由初探[J]. 人文杂志, 1985(4):4.
2、张玉春. 殷纣王\"自焚而死\"考辨[J]. 史学集刊, 1993(03):30-34.
3、张锴泽. 重新认识商纣王的历史功绩[J]. 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 1997.
4、李小光.商代人神关系论略[J].宗教学研究,2005(04):11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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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晖.忠孝观念与革命困境——《封神演义》中的忠孝与武王伐纣的合法性[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5):115-121.
7、王刚.《尚书·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命在天”新诠[J].殷都学刊,2011,32(04):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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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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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关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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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800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钟


提起历史上的暴君，商纣王可谓“臭名昭著”。他其实还有另一个世人不熟悉的名字——“帝辛”。作为亡国之君，他被后人褫夺了帝号，冠以“纣”（“残义损害”之意）的贬称。漫长的时间里，他一直被认定为凶残暴虐、荒淫无道的典型。

 


哪怕多年过去，许多人都对“纣王之死”印象深刻：《哪吒传奇》里，纣王与妲己各执杯酒对饮，决意自焚殉情，他们无惧摘星楼燃起的熊熊烈火，说着“大王请”“爱妃请”“就像我们初识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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纣王之死：自焚后被斩首说


动画片里，纣王在摘星楼里自焚而亡，只留下破败的宫城。但在很多史籍记载中，纣王不仅被活活烧死，就连尸身都无法保全，被周武王砍下头颅，甚至悬旗示众。

关于纣王自焚的说法，最早见于《逸周书》。《克殷》篇记载：

“商师大崩，商辛奔内，登于鹿台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武王来之后）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折县（悬）大白之旗。”
 
司马迁的《史记·周本纪》所载与之略同，只是增加了些细节：

“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至纣死所，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大白之旗。”

有人会质疑：自杀的方式那么多，为什么纣王要选择自焚这种漫长而痛苦的死法呢？支持自焚说的学者们给出了多种解释：

有的说纣王想要保证周武王亲眼看到自己被烧死，想用自己惨烈的死亡为自己的后人谋条生路；有的说纣王是为了维护自己作为君王的最后尊严，把自己的尸体烧毁，让周武王没有机会拿自己首级炫耀（虽然失败了）......



其中还有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说法：即纣王选择自焚，与“凤凰涅槃”的信念有关。时人坚信氏族的图腾会变为本氏族的特殊保护者，而据说殷商族属鸟图腾族，正所谓“天命玄乌，降而生商”（《诗·商颂·玄鸟》）。故殷纣死到临头，还有恃无恐，扬言：“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他的自焚，原是向死而生，希冀其图腾祖先“玄鸟”（即“凤凰”）能显灵庇护他，甚至让他不死重生，转败为胜。
 
如此一来，纣王死前要“蒙衣其珠玉”的做法也有了解释：除了彰显自身尊贵之外，更实际的用途是方便其图腾让祖先辨认——玉衣象征着凤凰“五彩以文”的鲜艳羽毛，而珠玉放在一起是为了模仿锵锵系珮环相击的玉声以引起注意，因为“凤皇于飞，和鸣锵锵”。

至于为什么在纣王死后还要破坏他的尸身，一方面也许是为了报复，毕竟周武王与纣王有着三代“世仇”，文丁杀季历（武王的祖父），而纣王更是“囚文王七年”，并且残忍杀害了武王的兄长伯邑考（烹以为羹）；另一方面或许与原始宗教中的厌胜巫术有关，在事事都要求神问卜、极端迷信鬼神的武王眼中，可能只有斩首才能彻底摧毁纣王。当然，也有学者将斩首视为古代战争中军礼的一种。

对于上述种种说法，有人深信不疑，有人却觉得过于牵强。然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千年过去，纣王自焚时的真实想法，武王斩尸时的内心思绪，早已不得而知，只凭后人揣测了。

纣王之死：被生擒后斩首说


事实上，纣王究竟是不是自焚的，仍然存疑。除了自焚，关于纣王之死，学界另有一说：即纣王是在与武王作战时遭生擒然后击杀的。

支撑这一说法的史籍也并不少，尤其在先秦典籍中常见。比如《韩非子·喻老》：“文王见詈于王门，颜色不变，而武王擒纣于牧野”;《吕氏春秋·简选》:“武王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以要甲子事于牧野而纣为禽”;《墨子·明鬼下》:“(武王)与殷人战乎牧野......(武王)折纣而系之赤环，载之白旗”。《尸子》中甚至还有这样一段令人悚然的血腥描写:“武王亲射恶来之口，亲斫殷纣之颈，手污于血，不温而食。当此之时，犹猛兽也!”


此外，还有《风俗通义》引《尚书》:“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八百人，禽纣于牧之野”;《竹书纪年》:“武王亲擒受(纣)于南单之台”;《贾谊新书·连语》:“(纣)身斗而死……纣之官卫与纣之躯，弃之玉门之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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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被擒获的地方有些不同，但核心事实却差异不大，难怪有学者感叹：“此事（纣王战场被杀）在古时大概已是人所共知。”

而诸多史料也证明，纣王死于战场上，必然要被斩首示众。武王伐纣，所率除本国军队外，还有各诸侯国的联军，实力分散——面对兵如林立的七十万商朝大军，要提振己方军心，最好的方法就是将纣王斩首于两军阵前，殷商士兵见主帅已死，必然失了战心，大崩而溃。银雀台汉墓出土的简书《六韬》残卷上就有记载：“禽受（纣），系其首于白”。
  
若单纯按年代远近来推断，似乎盛行于先秦时期的“被生擒后斩首”说更靠近商代，会更可靠一些。但为什么司马迁《史记》中却采用了自焚一说，且一直影响至今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司马迁个人受正统观念束缚，更倾向于相信他眼中的正史《逸周书》。所谓周书，即周人的官方文书记载，必不可能塑造其君王嗜杀血腥的形象，尤其推翻的还是以残暴著称的纣王。从小邦之主被拥护为大国之王，要想巩固统治，武王必须要立一个和纣王全然相反的正义人设。

《逸周书》安排纣王自焚而亡，然后才被武王斩首，不仅显示了后者的果敢英武，也不会破坏其成兵不血刃的圣人之德。倘若纣王不是自杀，而是在战场上被杀，那武王不仅成了杀人凶手，也成了弑君的逆臣贼子，将陷于伦理困境之中，无益于周王朝统治的合理性。

周人的宣传攻势再借助司马迁的“推波助澜”，圣人武王的形象逐渐固化下来，并获得了儒家学者的宣扬。“自焚说”因此取代“生擒被斩说”，逐渐成为主流。

纣王之死：善恶并不分明


在动画片《哪吒传奇》“纣王之死”那一集，其实还有一句经典台词：面对无法挽回的败局，妲己想向纣王坦白自己的狐妖身份，却没想到被纣王制止了，他说“寡人早就知道爱妃是狐狸变的，寡人宁负天下也绝不负你”。回过头来看，妲己和纣王的爱情也确有几分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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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也来了：纣王没有辜负妲己，那他究竟有没有负天下人呢？纣王与武王，真就是恶与善的两个极端吗？

事实上，曾有不少学者在深入研究后试图为纣王“翻案”。

在《封神演义》第九十五回《子牙暴纣王十罪》中，姜子牙振振有词地控诉了纣王的十宗罪，包括沉湎酒色、不敬上天、亲信谗言、穷奢极欲、滥杀无辜等等。也正因为有加诸于纣王身上的这些罪过，八方征讨商纣才有了正义的理由。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的学生子贡，就曾为纣王鸣不平，指出：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近代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纣王的罪恶的条例，因年代的久远而积迭得更丰富了。”

根据他的研究，时代越久，纣罪越多，也越不可信。

一朝被认定为昏君，后人就会一直把他当靶子攻击，不断捏造真相、混淆事实（夏桀王的许多恶行就被硬安给了纣王），从而导致纣王身上莫须有的罪名越积越多。这也符合“古史层层累计说”，即去古越远，偏离真相的可能性越大。

郭沫若也曾为纣王喊冤，称：

“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罪有莫须。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

听上去似乎夸张了些，但根据商周时期的记载，纣王的罪过确实被后人无限放大了，他没有挖心、煮羹、脯尸之类的离奇故事，他所犯的错误，总结起来就只有三条：

一、爱喝酒，摆酒席，喝多了会撒酒疯；
二、傲慢，自以为是，甚至不听上天的旨意；
三、肆意妄为，不顾百姓意愿，随意任用宗室子弟之外的外姓人。


公允地来看，纣王还做过不少贡献，比如推行一系列改革举措，以反对神权；打破奴隶主世袭制，大胆提拔新人乃至起用平民；开疆拓土，为古代中国的统一奠定部分基础......只不过这些举措，最终还是改变不了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阻止不了商朝的灭亡。

更值得一提的是，世人总说纣王暴虐，但从考古的发现来看，帝辛时代的活人祭祀要比之前的商朝国王少得多。

只能说真实的历史，远比我们想象地要复杂得多。一个“纣王之死”，便能延伸出无数种猜想和学说——这也只是掀开了一角。而历史的魅力，正在于他的神秘。

参考文献：
1、龚维英. 周武王惨虐纣尸因由初探[J]. 人文杂志, 1985(4):4.
2、张玉春. 殷纣王\"自焚而死\"考辨[J]. 史学集刊, 1993(03):30-34.
3、张锴泽. 重新认识商纣王的历史功绩[J]. 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 1997.
4、李小光.商代人神关系论略[J].宗教学研究,2005(04):112-117.
5、董琳利.简论“武王克商”的政治正当性问题[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26(05):60-67.
6、张晖.忠孝观念与革命困境——《封神演义》中的忠孝与武王伐纣的合法性[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5):115-121.
7、王刚.《尚书·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命在天”新诠[J].殷都学刊,2011,32(04):8-13.
8、李长银. 夏曾佑的\"新史学\"与\"古史辨运动\"[J]. 史学月刊, 2020(2):8.
9、高万鹏. 从历史到神史[D].天津师范大学,2013.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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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关禾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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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500 字
阅 读 需 要 15 分 钟


战火中的少年英雄


自古英雄出少年。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少年儿童纷纷投身战场，帮助游击队站岗、放哨，捉汉奸、打鬼子，为八路军递送信件，涌现出一大批少年英雄。


在抗战烽火中，华山（原名杨华宁）以战地记者身份亲身经历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42年反“扫荡”以及反日寇“铁壁合围”等战斗，书写了许多反映抗日英雄人物的报道。他将平日观察到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中众多儿童团员和小通讯员们的英勇事迹提炼、升华，创作了短篇小说《鸡毛信》（首发于1946年7月《长城》月刊创刊号），并在1954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将其拍成同名影片。


鸡毛信是抗战时期华北军民创造的传递紧急情报的特殊邮件。这种特殊信件通过在信封上粘贴鸡毛作为紧急标识，传递这种信的多是少年和儿童。《鸡毛信》主要讲述龙门村的儿童团长海娃奉命给八路军送鸡毛信路上所发生的故事。海娃的任务是一边放羊，一边放哨，一旦发现敌人，便给村里人打信号。他的父亲是民兵中队长，一天，父亲让海娃送一封有关攻打敌人炮楼的“鸡毛信”给八路军张连长。海娃以放羊作掩护，带信上路。不料途中遭遇日伪军，海娃临危不惧，与敌人斗智斗勇，巧妙地将信拴在一只羊的尾巴下，并将鬼子引入八路军的伏击圈。张连长根据鸡毛信提供的情况，迅速率队端了鬼子的炮楼，活捉作恶多端的日军军官。



“这是描写一个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它发生在华北抗日根据地里。在那个时候啊，有着千百个这样的故事，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孩子，他是个放羊娃，今年才12岁，他的名字叫海娃……”影片开头，伴随着给孩子们讲故事般的旁白，字幕像连环画一样一页页掀过。导演石挥认为：“这是一部儿童电影。首先考虑的不是别的，而是考虑儿童观众的接受问题。要合乎他们的爱好、要求、学习、兴趣、理解，首先掌握‘有头有尾、交代清楚’的宝贵启示。”



《鸡毛信》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展现少年儿童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对敌斗争的影片，而其后拍摄的《小兵张嘎》更是成为新中国儿童电影的经典之作。


曾任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的于蓝说过：“在中国，哪部电影影响了三代人？就是《小兵张嘎》。”这部电影拍摄于1963年，主要讲述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冀中白洋淀地区的少年张嘎在奶奶、侦察员罗金保、钟连长、区队长等人的哺育引领下，于艰难困苦中历经磨炼，成长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八路军小侦察员的故事。


《小兵张嘎》一经公映，立即引起轰动，风靡南北。这部电影在当年拍摄了520多个镜头，动用大批人力、物力资源，花费一年多时间。浓眉大眼、虎头虎脑，嘎子所表现出的机智、幽默和骨子里的坚忍，正是当年抗日小战士的特征。


“张嘎”的原型并非单一个体，其原著作者徐光耀表示，嘎子没有具体的原型，而是集中了众多抗日军民的形象而创作出的艺术人物，但他身上发生的各种嘎事，都是有来头的，比如“树上藏枪”，是他听说深县（今深州市）有一个叫李志强的，怕没收他缴获的手枪，就藏在了树上；“堵烟筒”是他和雄县一家合作社社长李民聊天时，李民说他小时特别淘，大年三十晚上人们煮饺子时，爬到屋顶挨家把烟筒都堵上了……这些嘎人嘎事在他脑子里存着，也在本上记着，用的时候随时就取出来了。


驾竹排、顶荷叶、打鬼子、炸敌船……在白洋淀有一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队伍——雁翎队，而雁翎队第三任队长赵波就是“小兵张嘎”的原型之一。



赵波和嘎子一样，都是少年英雄。1938年，16岁的赵波参加了冀中军分区白洋淀抗日武装雁翎队。因为其神出鬼没，被日伪军送外号“鬼难拿”。1943年秋，日寇租用100多只货船组成包运队，在天津装上大批军火、被服等军用物资，准备通过大清河运往保定，以支援他们在太行山区的“扫荡”。赵波在群众帮助下混进赵北口，冒充装卸工上了码头，把敌人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9月14日黎明，雁翎队根据赵波提供的情况，埋伏在安新县王家寨和赵庄子之间的苇塘里。上午8时左右，包运船开来，随着队长郑少臣一声枪响，战斗打响。毫无戒备的敌人慌忙还击，雁翎队队员跃上敌船，夺过敌人的机枪，一阵猛扫，压倒了敌人。这次战斗，我方牺牲3人，敌人却死伤过半，缴获轻重机枪各一挺、步枪百余支和几十只船的军用物资，大幅提升了士气。



烽火中淬炼的“金钢”


在反映晋察冀抗战英雄的影片中，《烈火金钢》（1991）虽拍摄较晚，但据其改编的同名小说早在1958年就已出版，后来，随着广播电台的普及，《烈火金钢》又被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改编成长篇评书，其中一些情节如“肖飞买药”“丁尚武耍大刀”“史更新死而复生”等可谓家喻户晓。影片《烈火金钢》将小说三十回的故事浓缩为上下两部，第一部《孤胆英雄》着重刻画了八路军排长史更新的生死经历；第二部《神奇英雄》则重点聚焦飞行侦察员肖飞的传奇故事。



1944年12月，晋察冀边区第二届群英大会在河北阜平县史家寨村召开。当时，在会务组工作的刘流有幸接触了许多英雄人物，在了解他们的抗日事迹后，内心产生了一种难以遏制的创作冲动，并萌生要以长篇小说形式来展现中国人民在伟大抗战中英勇斗争的壮丽画卷这样一个强烈愿望：“当我了解了英雄们以后，脑子里游过来飞过去的总是英雄们的影子。如何呢？他们就像生铁投进熔炉里一样，锤炼成钢……从此（我）把（他们的）形象印在心里……这就好比一粒写作的种子撞在我的心地，不能不让它生长起来。”


抗战胜利后，刘流回了趟老家河间。这里地处冀中，同样是重要的抗日战场，他在家乡收集了大量素材。正是由于这次返乡，才使得滹沱河下游的小李庄、同仇敌忾的冀中老百姓、华北大地纵横驰骋的游击健儿，不断在作者的脑海中日益丰满、灵动起来。1958年1月，他创作的长篇小说《烈火金钢》出版发行。小说情节虽有夸张，却从本质上揭示出八路军战士的智勇，可谓奇而不失其真。当年刘流的小说定稿后，编辑征求他的意见：“小说标题是‘烈火金刚’呢，还是‘烈火金钢’？”刘流非常肯定地说：“我写的是在抗日烽火中所锻炼出来的‘金’和‘钢’。”小说对每位英雄人物的塑造，都如同将生铁投入熔炉，经过战火的淬炼，最终锻造成金、百炼成钢，个个威武刚强，生动诠释了钢铁般的意志是如何铸就的。


“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这是当年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为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的题词。以共产党员、班长马宝玉为首的八路军5位英雄，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



1941年8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7万余人，对晋察冀边区所属的北岳、平西根据地进行毁灭性“扫荡”。9月25日，晋察冀军区第11团7连6班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和战士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等5人担负后卫阻击，掩护全连转移。为不让日伪军发现连队转移方向，他们边打边撤，将日伪军引向狼牙山峰顶绝路。日伪军误以为咬住了八路军主力，遂发起猛攻。


5位战士临危不惧，英勇阻击，子弹打光后，用石块还击，一直坚持战斗到日落。面对步步逼近的日伪军，他们宁死不屈，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牺牲；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树枝挂住，幸免于难。



1941年11月5日，《晋察冀日报》刊发了前线记者沈重采写的通讯《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之后，方冰、劫夫创作了歌曲《狼牙山五壮士歌》，魏巍、罗浪也创作了《五壮士之歌》，五壮士的英雄事迹迅速在边区传颂。1958年，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勇故事被拍成电影，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五位八路军战士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和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此外，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还被编进小学课本，传遍千家万户，其光辉形象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智慧与勇气的较量


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既有战场上的较量，又有隐蔽战线里的过招。正如李英儒在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序言中写的那样：“被党派往敌占区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为了党的事业，为了革命的胜利，他们毫不计较个人得失，随时准备付出自己的一切……那里没有硝烟，那里是智慧的较量，那里是生死考验的另一种方式，这就是地下斗争。”作为革命斗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隐蔽战线上，曾活跃着这样一群特殊的战士：他们虽不曾在看得见的战场上冲锋陷阵，却在一个看不见的战场上出生入死。1963年拍摄的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就是描写晋察冀根据地隐蔽战线斗争的经典之作。



《野火春风斗古城》讲述的是1943年游击队政委杨晓冬潜入华北古城保定，在地下交通员金环、银环姐妹俩的配合下，争取伪团长关敬陶带领队伍起义上山，表现了我党地下工作者机智勇敢地与日伪军英勇斗争的战斗精神，其中很多情节都源于原著作者的亲身经历。1942年5月开始，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五一大扫荡”，为继续敌后游击战争，冀中区党委和九地委计划派遣得力干部，深入敌人心脏去开展情报工作。区党委派李英儒潜入保定，开辟一条由冀中通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绥抗日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


李英儒一面谨慎地开辟地下安全交通线，一面利用伪省政府经理科文员身份了解伪省长吴赞同等信息，搜集保定城内日伪布防等情报。在完成建立地下交通线任务后，党组织又指示李英儒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对伪军的争取、教育和瓦解工作上，以配合八路军、武工队的军事斗争。于是，李英儒托关系进入保定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传递情报，打击敌人，动摇敌伪组织的军心。这些特殊的生活经历，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野火春风斗古城》中女主角银环的原型便是李英儒的妻子张淑文。张淑文老家在滹沱河岸边，是抗日的堡垒村。她13岁时就因为聪明机警当了儿童团团长，为干部群众站岗放哨送情报。16岁时，因为工作出色，被党组织发展为中共党员。1942年反“五一大扫荡”前，按组织要求，她准备到冀西抗日根据地学习戏曲表演，却因为和李英儒熟悉，又机警干练，被安排到保定城做地下交通员，配合李英儒做情报工作。为掩人耳目，二人经常居住在一起，日久生情，由此结下革命友谊，成为生死伴侣。


李英儒在保定城工作期间，不仅革命伴侣张淑文成了他的交通员，就是家中的老妈妈也参加了革命工作。家里成了联络站，接待过路的党政干部，传送情报。由于妈妈的细心、热情，很受来往干部们的好评。特别是在缺粮的情况下，他们自己家的人有饭也舍不得吃，而是留给前来联络站的人，让他们深受感动。


在晋察冀，除了这些经典电影，像儿歌《歌唱二小放牛郎》、儿童文学《小英雄雨来》等，讲述的也是晋察冀军区的抗战故事，成为代代传颂的经典。在晋察冀这片热土上，红色血脉生生不息，无数英雄先烈以难以想象的坚韧克服了千难万险，最终迎来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他们的英雄气概，千秋凛然，永存天地。


参考文献：

1、余波《老电影中的共产党人1949—1966》

2、谢忠厚《河北抗战史》

3、李延青、王律《向阳而生：红色经典背后的故事》

4、杜江《〈烈火金钢〉的精神传承》

5、常强. 鄢敬诚《50部电影与60年人生随笔》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8月上，原标题为《胶片里的烽火记忆 抗战电影与英雄往事》，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黄金生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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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500 字
阅 读 需 要 15 分 钟


战火中的少年英雄


自古英雄出少年。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少年儿童纷纷投身战场，帮助游击队站岗、放哨，捉汉奸、打鬼子，为八路军递送信件，涌现出一大批少年英雄。


在抗战烽火中，华山（原名杨华宁）以战地记者身份亲身经历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42年反“扫荡”以及反日寇“铁壁合围”等战斗，书写了许多反映抗日英雄人物的报道。他将平日观察到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中众多儿童团员和小通讯员们的英勇事迹提炼、升华，创作了短篇小说《鸡毛信》（首发于1946年7月《长城》月刊创刊号），并在1954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将其拍成同名影片。


鸡毛信是抗战时期华北军民创造的传递紧急情报的特殊邮件。这种特殊信件通过在信封上粘贴鸡毛作为紧急标识，传递这种信的多是少年和儿童。《鸡毛信》主要讲述龙门村的儿童团长海娃奉命给八路军送鸡毛信路上所发生的故事。海娃的任务是一边放羊，一边放哨，一旦发现敌人，便给村里人打信号。他的父亲是民兵中队长，一天，父亲让海娃送一封有关攻打敌人炮楼的“鸡毛信”给八路军张连长。海娃以放羊作掩护，带信上路。不料途中遭遇日伪军，海娃临危不惧，与敌人斗智斗勇，巧妙地将信拴在一只羊的尾巴下，并将鬼子引入八路军的伏击圈。张连长根据鸡毛信提供的情况，迅速率队端了鬼子的炮楼，活捉作恶多端的日军军官。



“这是描写一个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它发生在华北抗日根据地里。在那个时候啊，有着千百个这样的故事，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孩子，他是个放羊娃，今年才12岁，他的名字叫海娃……”影片开头，伴随着给孩子们讲故事般的旁白，字幕像连环画一样一页页掀过。导演石挥认为：“这是一部儿童电影。首先考虑的不是别的，而是考虑儿童观众的接受问题。要合乎他们的爱好、要求、学习、兴趣、理解，首先掌握‘有头有尾、交代清楚’的宝贵启示。”



《鸡毛信》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展现少年儿童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对敌斗争的影片，而其后拍摄的《小兵张嘎》更是成为新中国儿童电影的经典之作。


曾任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的于蓝说过：“在中国，哪部电影影响了三代人？就是《小兵张嘎》。”这部电影拍摄于1963年，主要讲述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冀中白洋淀地区的少年张嘎在奶奶、侦察员罗金保、钟连长、区队长等人的哺育引领下，于艰难困苦中历经磨炼，成长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八路军小侦察员的故事。


《小兵张嘎》一经公映，立即引起轰动，风靡南北。这部电影在当年拍摄了520多个镜头，动用大批人力、物力资源，花费一年多时间。浓眉大眼、虎头虎脑，嘎子所表现出的机智、幽默和骨子里的坚忍，正是当年抗日小战士的特征。


“张嘎”的原型并非单一个体，其原著作者徐光耀表示，嘎子没有具体的原型，而是集中了众多抗日军民的形象而创作出的艺术人物，但他身上发生的各种嘎事，都是有来头的，比如“树上藏枪”，是他听说深县（今深州市）有一个叫李志强的，怕没收他缴获的手枪，就藏在了树上；“堵烟筒”是他和雄县一家合作社社长李民聊天时，李民说他小时特别淘，大年三十晚上人们煮饺子时，爬到屋顶挨家把烟筒都堵上了……这些嘎人嘎事在他脑子里存着，也在本上记着，用的时候随时就取出来了。


驾竹排、顶荷叶、打鬼子、炸敌船……在白洋淀有一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队伍——雁翎队，而雁翎队第三任队长赵波就是“小兵张嘎”的原型之一。



赵波和嘎子一样，都是少年英雄。1938年，16岁的赵波参加了冀中军分区白洋淀抗日武装雁翎队。因为其神出鬼没，被日伪军送外号“鬼难拿”。1943年秋，日寇租用100多只货船组成包运队，在天津装上大批军火、被服等军用物资，准备通过大清河运往保定，以支援他们在太行山区的“扫荡”。赵波在群众帮助下混进赵北口，冒充装卸工上了码头，把敌人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9月14日黎明，雁翎队根据赵波提供的情况，埋伏在安新县王家寨和赵庄子之间的苇塘里。上午8时左右，包运船开来，随着队长郑少臣一声枪响，战斗打响。毫无戒备的敌人慌忙还击，雁翎队队员跃上敌船，夺过敌人的机枪，一阵猛扫，压倒了敌人。这次战斗，我方牺牲3人，敌人却死伤过半，缴获轻重机枪各一挺、步枪百余支和几十只船的军用物资，大幅提升了士气。



烽火中淬炼的“金钢”


在反映晋察冀抗战英雄的影片中，《烈火金钢》（1991）虽拍摄较晚，但据其改编的同名小说早在1958年就已出版，后来，随着广播电台的普及，《烈火金钢》又被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改编成长篇评书，其中一些情节如“肖飞买药”“丁尚武耍大刀”“史更新死而复生”等可谓家喻户晓。影片《烈火金钢》将小说三十回的故事浓缩为上下两部，第一部《孤胆英雄》着重刻画了八路军排长史更新的生死经历；第二部《神奇英雄》则重点聚焦飞行侦察员肖飞的传奇故事。



1944年12月，晋察冀边区第二届群英大会在河北阜平县史家寨村召开。当时，在会务组工作的刘流有幸接触了许多英雄人物，在了解他们的抗日事迹后，内心产生了一种难以遏制的创作冲动，并萌生要以长篇小说形式来展现中国人民在伟大抗战中英勇斗争的壮丽画卷这样一个强烈愿望：“当我了解了英雄们以后，脑子里游过来飞过去的总是英雄们的影子。如何呢？他们就像生铁投进熔炉里一样，锤炼成钢……从此（我）把（他们的）形象印在心里……这就好比一粒写作的种子撞在我的心地，不能不让它生长起来。”


抗战胜利后，刘流回了趟老家河间。这里地处冀中，同样是重要的抗日战场，他在家乡收集了大量素材。正是由于这次返乡，才使得滹沱河下游的小李庄、同仇敌忾的冀中老百姓、华北大地纵横驰骋的游击健儿，不断在作者的脑海中日益丰满、灵动起来。1958年1月，他创作的长篇小说《烈火金钢》出版发行。小说情节虽有夸张，却从本质上揭示出八路军战士的智勇，可谓奇而不失其真。当年刘流的小说定稿后，编辑征求他的意见：“小说标题是‘烈火金刚’呢，还是‘烈火金钢’？”刘流非常肯定地说：“我写的是在抗日烽火中所锻炼出来的‘金’和‘钢’。”小说对每位英雄人物的塑造，都如同将生铁投入熔炉，经过战火的淬炼，最终锻造成金、百炼成钢，个个威武刚强，生动诠释了钢铁般的意志是如何铸就的。


“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这是当年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为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的题词。以共产党员、班长马宝玉为首的八路军5位英雄，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



1941年8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7万余人，对晋察冀边区所属的北岳、平西根据地进行毁灭性“扫荡”。9月25日，晋察冀军区第11团7连6班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和战士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等5人担负后卫阻击，掩护全连转移。为不让日伪军发现连队转移方向，他们边打边撤，将日伪军引向狼牙山峰顶绝路。日伪军误以为咬住了八路军主力，遂发起猛攻。


5位战士临危不惧，英勇阻击，子弹打光后，用石块还击，一直坚持战斗到日落。面对步步逼近的日伪军，他们宁死不屈，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牺牲；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树枝挂住，幸免于难。



1941年11月5日，《晋察冀日报》刊发了前线记者沈重采写的通讯《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之后，方冰、劫夫创作了歌曲《狼牙山五壮士歌》，魏巍、罗浪也创作了《五壮士之歌》，五壮士的英雄事迹迅速在边区传颂。1958年，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勇故事被拍成电影，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五位八路军战士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和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此外，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还被编进小学课本，传遍千家万户，其光辉形象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智慧与勇气的较量


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既有战场上的较量，又有隐蔽战线里的过招。正如李英儒在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序言中写的那样：“被党派往敌占区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为了党的事业，为了革命的胜利，他们毫不计较个人得失，随时准备付出自己的一切……那里没有硝烟，那里是智慧的较量，那里是生死考验的另一种方式，这就是地下斗争。”作为革命斗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隐蔽战线上，曾活跃着这样一群特殊的战士：他们虽不曾在看得见的战场上冲锋陷阵，却在一个看不见的战场上出生入死。1963年拍摄的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就是描写晋察冀根据地隐蔽战线斗争的经典之作。



《野火春风斗古城》讲述的是1943年游击队政委杨晓冬潜入华北古城保定，在地下交通员金环、银环姐妹俩的配合下，争取伪团长关敬陶带领队伍起义上山，表现了我党地下工作者机智勇敢地与日伪军英勇斗争的战斗精神，其中很多情节都源于原著作者的亲身经历。1942年5月开始，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五一大扫荡”，为继续敌后游击战争，冀中区党委和九地委计划派遣得力干部，深入敌人心脏去开展情报工作。区党委派李英儒潜入保定，开辟一条由冀中通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绥抗日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


李英儒一面谨慎地开辟地下安全交通线，一面利用伪省政府经理科文员身份了解伪省长吴赞同等信息，搜集保定城内日伪布防等情报。在完成建立地下交通线任务后，党组织又指示李英儒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对伪军的争取、教育和瓦解工作上，以配合八路军、武工队的军事斗争。于是，李英儒托关系进入保定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传递情报，打击敌人，动摇敌伪组织的军心。这些特殊的生活经历，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野火春风斗古城》中女主角银环的原型便是李英儒的妻子张淑文。张淑文老家在滹沱河岸边，是抗日的堡垒村。她13岁时就因为聪明机警当了儿童团团长，为干部群众站岗放哨送情报。16岁时，因为工作出色，被党组织发展为中共党员。1942年反“五一大扫荡”前，按组织要求，她准备到冀西抗日根据地学习戏曲表演，却因为和李英儒熟悉，又机警干练，被安排到保定城做地下交通员，配合李英儒做情报工作。为掩人耳目，二人经常居住在一起，日久生情，由此结下革命友谊，成为生死伴侣。


李英儒在保定城工作期间，不仅革命伴侣张淑文成了他的交通员，就是家中的老妈妈也参加了革命工作。家里成了联络站，接待过路的党政干部，传送情报。由于妈妈的细心、热情，很受来往干部们的好评。特别是在缺粮的情况下，他们自己家的人有饭也舍不得吃，而是留给前来联络站的人，让他们深受感动。


在晋察冀，除了这些经典电影，像儿歌《歌唱二小放牛郎》、儿童文学《小英雄雨来》等，讲述的也是晋察冀军区的抗战故事，成为代代传颂的经典。在晋察冀这片热土上，红色血脉生生不息，无数英雄先烈以难以想象的坚韧克服了千难万险，最终迎来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他们的英雄气概，千秋凛然，永存天地。


参考文献：

1、余波《老电影中的共产党人1949—1966》

2、谢忠厚《河北抗战史》

3、李延青、王律《向阳而生：红色经典背后的故事》

4、杜江《〈烈火金钢〉的精神传承》

5、常强. 鄢敬诚《50部电影与60年人生随笔》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8月上，原标题为《胶片里的烽火记忆 抗战电影与英雄往事》，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黄金生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戈雨

推荐

晋察冀根据地

是华北抗战的核心战略支点

其以血肉之躯构筑了华北抗战的钢铁长城

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作出了卓越贡献

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其精神与经验

将永远铭刻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之上

本期，就让我们一同走进

这个被毛泽东誉为

“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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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n \n \n \n\n \n
\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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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500 字
阅 读 需 要 15 分 钟


战火中的少年英雄


自古英雄出少年。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少年儿童纷纷投身战场，帮助游击队站岗、放哨，捉汉奸、打鬼子，为八路军递送信件，涌现出一大批少年英雄。


在抗战烽火中，华山（原名杨华宁）以战地记者身份亲身经历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42年反“扫荡”以及反日寇“铁壁合围”等战斗，书写了许多反映抗日英雄人物的报道。他将平日观察到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中众多儿童团员和小通讯员们的英勇事迹提炼、升华，创作了短篇小说《鸡毛信》（首发于1946年7月《长城》月刊创刊号），并在1954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将其拍成同名影片。


鸡毛信是抗战时期华北军民创造的传递紧急情报的特殊邮件。这种特殊信件通过在信封上粘贴鸡毛作为紧急标识，传递这种信的多是少年和儿童。《鸡毛信》主要讲述龙门村的儿童团长海娃奉命给八路军送鸡毛信路上所发生的故事。海娃的任务是一边放羊，一边放哨，一旦发现敌人，便给村里人打信号。他的父亲是民兵中队长，一天，父亲让海娃送一封有关攻打敌人炮楼的“鸡毛信”给八路军张连长。海娃以放羊作掩护，带信上路。不料途中遭遇日伪军，海娃临危不惧，与敌人斗智斗勇，巧妙地将信拴在一只羊的尾巴下，并将鬼子引入八路军的伏击圈。张连长根据鸡毛信提供的情况，迅速率队端了鬼子的炮楼，活捉作恶多端的日军军官。



“这是描写一个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它发生在华北抗日根据地里。在那个时候啊，有着千百个这样的故事，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孩子，他是个放羊娃，今年才12岁，他的名字叫海娃……”影片开头，伴随着给孩子们讲故事般的旁白，字幕像连环画一样一页页掀过。导演石挥认为：“这是一部儿童电影。首先考虑的不是别的，而是考虑儿童观众的接受问题。要合乎他们的爱好、要求、学习、兴趣、理解，首先掌握‘有头有尾、交代清楚’的宝贵启示。”



《鸡毛信》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展现少年儿童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对敌斗争的影片，而其后拍摄的《小兵张嘎》更是成为新中国儿童电影的经典之作。


曾任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的于蓝说过：“在中国，哪部电影影响了三代人？就是《小兵张嘎》。”这部电影拍摄于1963年，主要讲述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冀中白洋淀地区的少年张嘎在奶奶、侦察员罗金保、钟连长、区队长等人的哺育引领下，于艰难困苦中历经磨炼，成长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八路军小侦察员的故事。


《小兵张嘎》一经公映，立即引起轰动，风靡南北。这部电影在当年拍摄了520多个镜头，动用大批人力、物力资源，花费一年多时间。浓眉大眼、虎头虎脑，嘎子所表现出的机智、幽默和骨子里的坚忍，正是当年抗日小战士的特征。


“张嘎”的原型并非单一个体，其原著作者徐光耀表示，嘎子没有具体的原型，而是集中了众多抗日军民的形象而创作出的艺术人物，但他身上发生的各种嘎事，都是有来头的，比如“树上藏枪”，是他听说深县（今深州市）有一个叫李志强的，怕没收他缴获的手枪，就藏在了树上；“堵烟筒”是他和雄县一家合作社社长李民聊天时，李民说他小时特别淘，大年三十晚上人们煮饺子时，爬到屋顶挨家把烟筒都堵上了……这些嘎人嘎事在他脑子里存着，也在本上记着，用的时候随时就取出来了。


驾竹排、顶荷叶、打鬼子、炸敌船……在白洋淀有一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队伍——雁翎队，而雁翎队第三任队长赵波就是“小兵张嘎”的原型之一。



赵波和嘎子一样，都是少年英雄。1938年，16岁的赵波参加了冀中军分区白洋淀抗日武装雁翎队。因为其神出鬼没，被日伪军送外号“鬼难拿”。1943年秋，日寇租用100多只货船组成包运队，在天津装上大批军火、被服等军用物资，准备通过大清河运往保定，以支援他们在太行山区的“扫荡”。赵波在群众帮助下混进赵北口，冒充装卸工上了码头，把敌人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9月14日黎明，雁翎队根据赵波提供的情况，埋伏在安新县王家寨和赵庄子之间的苇塘里。上午8时左右，包运船开来，随着队长郑少臣一声枪响，战斗打响。毫无戒备的敌人慌忙还击，雁翎队队员跃上敌船，夺过敌人的机枪，一阵猛扫，压倒了敌人。这次战斗，我方牺牲3人，敌人却死伤过半，缴获轻重机枪各一挺、步枪百余支和几十只船的军用物资，大幅提升了士气。



烽火中淬炼的“金钢”


在反映晋察冀抗战英雄的影片中，《烈火金钢》（1991）虽拍摄较晚，但据其改编的同名小说早在1958年就已出版，后来，随着广播电台的普及，《烈火金钢》又被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改编成长篇评书，其中一些情节如“肖飞买药”“丁尚武耍大刀”“史更新死而复生”等可谓家喻户晓。影片《烈火金钢》将小说三十回的故事浓缩为上下两部，第一部《孤胆英雄》着重刻画了八路军排长史更新的生死经历；第二部《神奇英雄》则重点聚焦飞行侦察员肖飞的传奇故事。



1944年12月，晋察冀边区第二届群英大会在河北阜平县史家寨村召开。当时，在会务组工作的刘流有幸接触了许多英雄人物，在了解他们的抗日事迹后，内心产生了一种难以遏制的创作冲动，并萌生要以长篇小说形式来展现中国人民在伟大抗战中英勇斗争的壮丽画卷这样一个强烈愿望：“当我了解了英雄们以后，脑子里游过来飞过去的总是英雄们的影子。如何呢？他们就像生铁投进熔炉里一样，锤炼成钢……从此（我）把（他们的）形象印在心里……这就好比一粒写作的种子撞在我的心地，不能不让它生长起来。”


抗战胜利后，刘流回了趟老家河间。这里地处冀中，同样是重要的抗日战场，他在家乡收集了大量素材。正是由于这次返乡，才使得滹沱河下游的小李庄、同仇敌忾的冀中老百姓、华北大地纵横驰骋的游击健儿，不断在作者的脑海中日益丰满、灵动起来。1958年1月，他创作的长篇小说《烈火金钢》出版发行。小说情节虽有夸张，却从本质上揭示出八路军战士的智勇，可谓奇而不失其真。当年刘流的小说定稿后，编辑征求他的意见：“小说标题是‘烈火金刚’呢，还是‘烈火金钢’？”刘流非常肯定地说：“我写的是在抗日烽火中所锻炼出来的‘金’和‘钢’。”小说对每位英雄人物的塑造，都如同将生铁投入熔炉，经过战火的淬炼，最终锻造成金、百炼成钢，个个威武刚强，生动诠释了钢铁般的意志是如何铸就的。


“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这是当年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为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的题词。以共产党员、班长马宝玉为首的八路军5位英雄，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



1941年8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7万余人，对晋察冀边区所属的北岳、平西根据地进行毁灭性“扫荡”。9月25日，晋察冀军区第11团7连6班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和战士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等5人担负后卫阻击，掩护全连转移。为不让日伪军发现连队转移方向，他们边打边撤，将日伪军引向狼牙山峰顶绝路。日伪军误以为咬住了八路军主力，遂发起猛攻。


5位战士临危不惧，英勇阻击，子弹打光后，用石块还击，一直坚持战斗到日落。面对步步逼近的日伪军，他们宁死不屈，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牺牲；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树枝挂住，幸免于难。



1941年11月5日，《晋察冀日报》刊发了前线记者沈重采写的通讯《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之后，方冰、劫夫创作了歌曲《狼牙山五壮士歌》，魏巍、罗浪也创作了《五壮士之歌》，五壮士的英雄事迹迅速在边区传颂。1958年，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勇故事被拍成电影，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五位八路军战士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和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此外，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还被编进小学课本，传遍千家万户，其光辉形象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智慧与勇气的较量


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既有战场上的较量，又有隐蔽战线里的过招。正如李英儒在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序言中写的那样：“被党派往敌占区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为了党的事业，为了革命的胜利，他们毫不计较个人得失，随时准备付出自己的一切……那里没有硝烟，那里是智慧的较量，那里是生死考验的另一种方式，这就是地下斗争。”作为革命斗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隐蔽战线上，曾活跃着这样一群特殊的战士：他们虽不曾在看得见的战场上冲锋陷阵，却在一个看不见的战场上出生入死。1963年拍摄的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就是描写晋察冀根据地隐蔽战线斗争的经典之作。



《野火春风斗古城》讲述的是1943年游击队政委杨晓冬潜入华北古城保定，在地下交通员金环、银环姐妹俩的配合下，争取伪团长关敬陶带领队伍起义上山，表现了我党地下工作者机智勇敢地与日伪军英勇斗争的战斗精神，其中很多情节都源于原著作者的亲身经历。1942年5月开始，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五一大扫荡”，为继续敌后游击战争，冀中区党委和九地委计划派遣得力干部，深入敌人心脏去开展情报工作。区党委派李英儒潜入保定，开辟一条由冀中通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绥抗日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


李英儒一面谨慎地开辟地下安全交通线，一面利用伪省政府经理科文员身份了解伪省长吴赞同等信息，搜集保定城内日伪布防等情报。在完成建立地下交通线任务后，党组织又指示李英儒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对伪军的争取、教育和瓦解工作上，以配合八路军、武工队的军事斗争。于是，李英儒托关系进入保定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传递情报，打击敌人，动摇敌伪组织的军心。这些特殊的生活经历，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野火春风斗古城》中女主角银环的原型便是李英儒的妻子张淑文。张淑文老家在滹沱河岸边，是抗日的堡垒村。她13岁时就因为聪明机警当了儿童团团长，为干部群众站岗放哨送情报。16岁时，因为工作出色，被党组织发展为中共党员。1942年反“五一大扫荡”前，按组织要求，她准备到冀西抗日根据地学习戏曲表演，却因为和李英儒熟悉，又机警干练，被安排到保定城做地下交通员，配合李英儒做情报工作。为掩人耳目，二人经常居住在一起，日久生情，由此结下革命友谊，成为生死伴侣。


李英儒在保定城工作期间，不仅革命伴侣张淑文成了他的交通员，就是家中的老妈妈也参加了革命工作。家里成了联络站，接待过路的党政干部，传送情报。由于妈妈的细心、热情，很受来往干部们的好评。特别是在缺粮的情况下，他们自己家的人有饭也舍不得吃，而是留给前来联络站的人，让他们深受感动。


在晋察冀，除了这些经典电影，像儿歌《歌唱二小放牛郎》、儿童文学《小英雄雨来》等，讲述的也是晋察冀军区的抗战故事，成为代代传颂的经典。在晋察冀这片热土上，红色血脉生生不息，无数英雄先烈以难以想象的坚韧克服了千难万险，最终迎来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他们的英雄气概，千秋凛然，永存天地。


参考文献：

1、余波《老电影中的共产党人1949—1966》

2、谢忠厚《河北抗战史》

3、李延青、王律《向阳而生：红色经典背后的故事》

4、杜江《〈烈火金钢〉的精神传承》

5、常强. 鄢敬诚《50部电影与60年人生随笔》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8月上，原标题为《胶片里的烽火记忆 抗战电影与英雄往事》，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黄金生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戈雨

推荐

晋察冀根据地

是华北抗战的核心战略支点

其以血肉之躯构筑了华北抗战的钢铁长城

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作出了卓越贡献

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其精神与经验

将永远铭刻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之上

本期，就让我们一同走进

这个被毛泽东誉为

“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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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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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500 字
阅 读 需 要 15 分 钟


战火中的少年英雄


自古英雄出少年。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少年儿童纷纷投身战场，帮助游击队站岗、放哨，捉汉奸、打鬼子，为八路军递送信件，涌现出一大批少年英雄。


在抗战烽火中，华山（原名杨华宁）以战地记者身份亲身经历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42年反“扫荡”以及反日寇“铁壁合围”等战斗，书写了许多反映抗日英雄人物的报道。他将平日观察到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中众多儿童团员和小通讯员们的英勇事迹提炼、升华，创作了短篇小说《鸡毛信》（首发于1946年7月《长城》月刊创刊号），并在1954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将其拍成同名影片。


鸡毛信是抗战时期华北军民创造的传递紧急情报的特殊邮件。这种特殊信件通过在信封上粘贴鸡毛作为紧急标识，传递这种信的多是少年和儿童。《鸡毛信》主要讲述龙门村的儿童团长海娃奉命给八路军送鸡毛信路上所发生的故事。海娃的任务是一边放羊，一边放哨，一旦发现敌人，便给村里人打信号。他的父亲是民兵中队长，一天，父亲让海娃送一封有关攻打敌人炮楼的“鸡毛信”给八路军张连长。海娃以放羊作掩护，带信上路。不料途中遭遇日伪军，海娃临危不惧，与敌人斗智斗勇，巧妙地将信拴在一只羊的尾巴下，并将鬼子引入八路军的伏击圈。张连长根据鸡毛信提供的情况，迅速率队端了鬼子的炮楼，活捉作恶多端的日军军官。



“这是描写一个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它发生在华北抗日根据地里。在那个时候啊，有着千百个这样的故事，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孩子，他是个放羊娃，今年才12岁，他的名字叫海娃……”影片开头，伴随着给孩子们讲故事般的旁白，字幕像连环画一样一页页掀过。导演石挥认为：“这是一部儿童电影。首先考虑的不是别的，而是考虑儿童观众的接受问题。要合乎他们的爱好、要求、学习、兴趣、理解，首先掌握‘有头有尾、交代清楚’的宝贵启示。”



《鸡毛信》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展现少年儿童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对敌斗争的影片，而其后拍摄的《小兵张嘎》更是成为新中国儿童电影的经典之作。


曾任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的于蓝说过：“在中国，哪部电影影响了三代人？就是《小兵张嘎》。”这部电影拍摄于1963年，主要讲述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冀中白洋淀地区的少年张嘎在奶奶、侦察员罗金保、钟连长、区队长等人的哺育引领下，于艰难困苦中历经磨炼，成长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八路军小侦察员的故事。


《小兵张嘎》一经公映，立即引起轰动，风靡南北。这部电影在当年拍摄了520多个镜头，动用大批人力、物力资源，花费一年多时间。浓眉大眼、虎头虎脑，嘎子所表现出的机智、幽默和骨子里的坚忍，正是当年抗日小战士的特征。


“张嘎”的原型并非单一个体，其原著作者徐光耀表示，嘎子没有具体的原型，而是集中了众多抗日军民的形象而创作出的艺术人物，但他身上发生的各种嘎事，都是有来头的，比如“树上藏枪”，是他听说深县（今深州市）有一个叫李志强的，怕没收他缴获的手枪，就藏在了树上；“堵烟筒”是他和雄县一家合作社社长李民聊天时，李民说他小时特别淘，大年三十晚上人们煮饺子时，爬到屋顶挨家把烟筒都堵上了……这些嘎人嘎事在他脑子里存着，也在本上记着，用的时候随时就取出来了。


驾竹排、顶荷叶、打鬼子、炸敌船……在白洋淀有一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队伍——雁翎队，而雁翎队第三任队长赵波就是“小兵张嘎”的原型之一。



赵波和嘎子一样，都是少年英雄。1938年，16岁的赵波参加了冀中军分区白洋淀抗日武装雁翎队。因为其神出鬼没，被日伪军送外号“鬼难拿”。1943年秋，日寇租用100多只货船组成包运队，在天津装上大批军火、被服等军用物资，准备通过大清河运往保定，以支援他们在太行山区的“扫荡”。赵波在群众帮助下混进赵北口，冒充装卸工上了码头，把敌人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9月14日黎明，雁翎队根据赵波提供的情况，埋伏在安新县王家寨和赵庄子之间的苇塘里。上午8时左右，包运船开来，随着队长郑少臣一声枪响，战斗打响。毫无戒备的敌人慌忙还击，雁翎队队员跃上敌船，夺过敌人的机枪，一阵猛扫，压倒了敌人。这次战斗，我方牺牲3人，敌人却死伤过半，缴获轻重机枪各一挺、步枪百余支和几十只船的军用物资，大幅提升了士气。



烽火中淬炼的“金钢”


在反映晋察冀抗战英雄的影片中，《烈火金钢》（1991）虽拍摄较晚，但据其改编的同名小说早在1958年就已出版，后来，随着广播电台的普及，《烈火金钢》又被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改编成长篇评书，其中一些情节如“肖飞买药”“丁尚武耍大刀”“史更新死而复生”等可谓家喻户晓。影片《烈火金钢》将小说三十回的故事浓缩为上下两部，第一部《孤胆英雄》着重刻画了八路军排长史更新的生死经历；第二部《神奇英雄》则重点聚焦飞行侦察员肖飞的传奇故事。



1944年12月，晋察冀边区第二届群英大会在河北阜平县史家寨村召开。当时，在会务组工作的刘流有幸接触了许多英雄人物，在了解他们的抗日事迹后，内心产生了一种难以遏制的创作冲动，并萌生要以长篇小说形式来展现中国人民在伟大抗战中英勇斗争的壮丽画卷这样一个强烈愿望：“当我了解了英雄们以后，脑子里游过来飞过去的总是英雄们的影子。如何呢？他们就像生铁投进熔炉里一样，锤炼成钢……从此（我）把（他们的）形象印在心里……这就好比一粒写作的种子撞在我的心地，不能不让它生长起来。”


抗战胜利后，刘流回了趟老家河间。这里地处冀中，同样是重要的抗日战场，他在家乡收集了大量素材。正是由于这次返乡，才使得滹沱河下游的小李庄、同仇敌忾的冀中老百姓、华北大地纵横驰骋的游击健儿，不断在作者的脑海中日益丰满、灵动起来。1958年1月，他创作的长篇小说《烈火金钢》出版发行。小说情节虽有夸张，却从本质上揭示出八路军战士的智勇，可谓奇而不失其真。当年刘流的小说定稿后，编辑征求他的意见：“小说标题是‘烈火金刚’呢，还是‘烈火金钢’？”刘流非常肯定地说：“我写的是在抗日烽火中所锻炼出来的‘金’和‘钢’。”小说对每位英雄人物的塑造，都如同将生铁投入熔炉，经过战火的淬炼，最终锻造成金、百炼成钢，个个威武刚强，生动诠释了钢铁般的意志是如何铸就的。


“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这是当年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为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的题词。以共产党员、班长马宝玉为首的八路军5位英雄，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



1941年8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7万余人，对晋察冀边区所属的北岳、平西根据地进行毁灭性“扫荡”。9月25日，晋察冀军区第11团7连6班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和战士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等5人担负后卫阻击，掩护全连转移。为不让日伪军发现连队转移方向，他们边打边撤，将日伪军引向狼牙山峰顶绝路。日伪军误以为咬住了八路军主力，遂发起猛攻。


5位战士临危不惧，英勇阻击，子弹打光后，用石块还击，一直坚持战斗到日落。面对步步逼近的日伪军，他们宁死不屈，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牺牲；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树枝挂住，幸免于难。



1941年11月5日，《晋察冀日报》刊发了前线记者沈重采写的通讯《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之后，方冰、劫夫创作了歌曲《狼牙山五壮士歌》，魏巍、罗浪也创作了《五壮士之歌》，五壮士的英雄事迹迅速在边区传颂。1958年，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勇故事被拍成电影，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五位八路军战士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和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此外，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还被编进小学课本，传遍千家万户，其光辉形象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智慧与勇气的较量


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既有战场上的较量，又有隐蔽战线里的过招。正如李英儒在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序言中写的那样：“被党派往敌占区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为了党的事业，为了革命的胜利，他们毫不计较个人得失，随时准备付出自己的一切……那里没有硝烟，那里是智慧的较量，那里是生死考验的另一种方式，这就是地下斗争。”作为革命斗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隐蔽战线上，曾活跃着这样一群特殊的战士：他们虽不曾在看得见的战场上冲锋陷阵，却在一个看不见的战场上出生入死。1963年拍摄的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就是描写晋察冀根据地隐蔽战线斗争的经典之作。



《野火春风斗古城》讲述的是1943年游击队政委杨晓冬潜入华北古城保定，在地下交通员金环、银环姐妹俩的配合下，争取伪团长关敬陶带领队伍起义上山，表现了我党地下工作者机智勇敢地与日伪军英勇斗争的战斗精神，其中很多情节都源于原著作者的亲身经历。1942年5月开始，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五一大扫荡”，为继续敌后游击战争，冀中区党委和九地委计划派遣得力干部，深入敌人心脏去开展情报工作。区党委派李英儒潜入保定，开辟一条由冀中通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绥抗日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


李英儒一面谨慎地开辟地下安全交通线，一面利用伪省政府经理科文员身份了解伪省长吴赞同等信息，搜集保定城内日伪布防等情报。在完成建立地下交通线任务后，党组织又指示李英儒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对伪军的争取、教育和瓦解工作上，以配合八路军、武工队的军事斗争。于是，李英儒托关系进入保定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传递情报，打击敌人，动摇敌伪组织的军心。这些特殊的生活经历，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野火春风斗古城》中女主角银环的原型便是李英儒的妻子张淑文。张淑文老家在滹沱河岸边，是抗日的堡垒村。她13岁时就因为聪明机警当了儿童团团长，为干部群众站岗放哨送情报。16岁时，因为工作出色，被党组织发展为中共党员。1942年反“五一大扫荡”前，按组织要求，她准备到冀西抗日根据地学习戏曲表演，却因为和李英儒熟悉，又机警干练，被安排到保定城做地下交通员，配合李英儒做情报工作。为掩人耳目，二人经常居住在一起，日久生情，由此结下革命友谊，成为生死伴侣。


李英儒在保定城工作期间，不仅革命伴侣张淑文成了他的交通员，就是家中的老妈妈也参加了革命工作。家里成了联络站，接待过路的党政干部，传送情报。由于妈妈的细心、热情，很受来往干部们的好评。特别是在缺粮的情况下，他们自己家的人有饭也舍不得吃，而是留给前来联络站的人，让他们深受感动。


在晋察冀，除了这些经典电影，像儿歌《歌唱二小放牛郎》、儿童文学《小英雄雨来》等，讲述的也是晋察冀军区的抗战故事，成为代代传颂的经典。在晋察冀这片热土上，红色血脉生生不息，无数英雄先烈以难以想象的坚韧克服了千难万险，最终迎来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他们的英雄气概，千秋凛然，永存天地。


参考文献：

1、余波《老电影中的共产党人1949—1966》

2、谢忠厚《河北抗战史》

3、李延青、王律《向阳而生：红色经典背后的故事》

4、杜江《〈烈火金钢〉的精神传承》

5、常强. 鄢敬诚《50部电影与60年人生随笔》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8月上，原标题为《胶片里的烽火记忆 抗战电影与英雄往事》，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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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黄金生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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