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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200 字
阅 读 需 要 14 分钟


在“搭子”文化盛行的当下，不知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在古人中评选出一位最佳“搭子”，这个名头会花落谁家？其实，不管怎么提名，西晋名士刘琨总是能占据一席之地。毕竟，流传至今的成语“闻鸡起舞”，讲的便是作为自律搭子的刘琨和朋友祖逖相互监督激励，共同练武报国的佳话。



然而，自律勤奋只是刘琨最为平常的一笔，这位叱咤在西晋政廷的名士，远不同于搭档祖逖的悲壮决绝，他在官场名利、派系斗争、狼烟战火中颠沛起伏半生，曾满怀壮志登顶权臣高位，也曾失意落魄走向英雄末路。


可以说，成语中的意气畅快，截留了这位奇士短暂而难得的静好，故事之外的人生跌宕与踟蹰抉择，才是刘琨留给历史与后人的，真正余味。


才子年少


元好问曾作诗道：“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诗中的“曹刘”是曹植和刘桢，而“刘越石”指向的正是刘琨。


刘琨出身大族，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良好的出身为刘琨创造了优越的学习条件与环境，在贵族家庭的教育与影响下，刘琨很早便精通了文学音律，素以雄豪文明，还有了“纵横之才”。



不巧的是，此时的西晋政廷已成风中残烛，朝堂政局的混沌黑暗逐渐蔓延，连带着庙堂之外的风气也受到影响。昔日盛行的老庄思想彻底变味，成了上层社会全然不理世事、一味纵情享乐的精神借口。身处其中的刘琨也未能幸免，开始沉溺声色犬马，时常肥马轻裘、饮酒作乐，留下了“辄复纵逸”的名声。也是在这一时期，由于中央政权旁落和世家门阀崛起，攀附权贵成了文人保全自身乃至飞黄腾达的惯常捷径，刘琨和哥哥刘舆也因此凭仗才华游走于权贵之中，对诱人的名利权柄主动展开逢迎。



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刘琨和西晋“大富豪”石崇的结交。石崇是西晋开国元勋石苞之子，曾靠强取豪夺积累了大量财富，生活极度奢靡。




石崇非常欣赏文采斐然、仪表堂堂的刘琨，还在后者得罪权贵而招致杀身之祸时出手相助，刘琨也对石崇的阔绰慷慨心生仰慕。当时石崇在洛阳城外十里金谷涧中有一处别业，园内竹柏丛立，溪流潺潺，石崇经常在此处举办文学集会，刘琨也经常参与其中，所赋诗文广受称赞，成为文坛极负盛名的重要人物。这些石崇引来的名士还逐渐形成了一个交流团体，不久后，当朝皇后贾南风的亲眷贾谧得势，他们中的大多数开始以诗文示好，极尽所能地依附，因而也被时人称为“贾谧二十四友”。


身为“二十四友”之一的刘琨并未真正堕落。相反，二十六岁时，这位青年才俊正式踏上仕途，成为司隶校尉的属官。尽管官位不高，刘琨却难掩热血与志向，他和好友祖逖相互勉励，枕戈待旦、闻鸡起舞，共同期许着建立功业，在西晋的政坛崭露头角，大展宏图。



意气风发的两人不曾料到，频繁的权力博弈与派系斗法已将西晋推向了悬崖边沿，看似平静的政局下已然风起云涌、暗礁丛生。在即将涌起的惊涛骇浪中，所有人的命运，注定裹挟其中，被彻底改写。


权臣迷失


祸事在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时就埋下了伏笔。



公元266年，司马炎从魏元帝手中接下滚烫的皇位，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提防地方豪强的壮大，这位乱世君主一口气分封了二十七个同姓王，然而，以藩王拱卫中央的构想还没有实现半分，权力分散带来的祸乱就已经显出端倪。


公元290年，司马炎之子司马衷即位，史称晋惠帝。随之上位的皇后贾南风大肆揽权，联合汝南王司马亮和楚王司马玮共同铲除了权倾朝野的外戚杨俊。大权在握的贾后野心膨胀，转头挑拨起两位藩王之间的矛盾冲突，成功杀害二人后，又将手伸向当朝太子，屡进谗言诬陷其心怀不轨，最终导致太子殒命。



贾后所为很快引起了朝野愤恨，赵王司马伦趁此发难，举兵谋反，废掉了晋惠帝的皇位。司马伦的“成功”无异于一把烈火，直接点燃了其他藩王心照不宣却难以掩盖的欲望，他们先后打出“复位司马衷”的旗号，一场皇族间的权力争斗因此酝酿开来。这场被后世称为“八王之乱”的皇权厮杀，既是西晋王朝的末日丧钟，也是刘琨真正的人生转折。 


影视中的司马伦形象


纷争之初，刘琨凭借审时度势的敏锐短暂保全了自身。虽然同贾谧一党打得火热，但在司马伦登位后，他火速投入其麾下，并被任命为记室督，后转为从事中郎。后来刘琨的姐姐嫁给了司马伦的儿子，刘琨一家得势，被司马伦重用。这种平静并没有维持太久，随着其他藩王举起反抗司马伦的大旗，刘琨也被迫出征“平叛”，带兵抗击成都王司马颖。场场恶战后，司马伦败亡，其党羽被尽数降罪诛杀。刘琨一家因为声名显赫而被掌权的齐王司马冏赦免，继续留职朝中。严峻的朝廷局势和残酷的党争彻底粉碎了刘琨心中的纯臣妄念，他开始以更加圆滑的姿态奔波徘徊于诸方势力之间。直到东海王司马越在“混战”中取得了最终胜利，司马炽被立为傀儡皇帝。八王之乱由此落幕，刘琨也凭借迎返惠帝之功被封为广武侯，登临人生高位。



此时刘琨已然心生迷茫。作为此前纷乱的亲历者，他愈发胆寒于权力的潮涌更替与自身命运的浮沉难持。深思熟虑后，名利双收的刘琨选择转身，逃离权力中枢，经司马越同意后，出任并州（今山西中南部）刺史。


公元306年，刘琨离开洛阳，向并州出发。


这一去，昔日高官避开了争权夺利的纷扰混乱，却也在狼烟四起的家国倾颓中，迎来了更为苛刻的锉磨与挑战。


迟暮悲哀


向并州行进的一路上，刘琨的心中并不轻松。


在这位世家子弟颠簸于内讧乱斗中时，藩王间的角逐较量，也如利刃划开了西晋统治最后的稳定体面，随着防御体系的崩裂，早已虎视眈眈的匈奴人趁虚而入，肆意掠财夺物，大口侵吞着中原的生命。公元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公开起兵反晋，还建国号为汉。刘琨所前往的并州，正如板上鱼肉被匈奴力量重重包围，已是岌岌可危。


离并州越来越近，强敌在前的警钟也愈鸣愈响。深谙权贵之道而叱咤得意的权臣逐渐褪去了往日的油滑，开始拨开官位权势的虚假缭眼，真正一看脚下土地的疮痍百孔和芸芸百姓的苦痛凄冷。



为党争遮蔽迷失的士人责任和臣子丹心，也在此过程中逐渐回到了原位。到达山西附近后，刘琨提笔写下长诗《扶风歌》，字句中再也寻不到往日的浮夸浪荡，取而代之的是国难将至的忧心惧虑——


“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 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


忧虑之外，属地凋敝的民生更直接刺痛了刘琨，他在到达长治附近的壶关之后，直接向朝廷上了一封奏折，直白描述着一路所见惨况，悲痛难掩，字字泣血——


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幼，不绝于路…… 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


奏折中，他言辞恳切地祈求朝廷拨来米粮，得到了同意。刘琨也没有辜负上位者难得的慷慨，他在路途中拉起了千余流亡百姓组成的队伍，进入晋阳后，又着手收敛逝者骸骨，一面招抚流民，组织人民重新投入生产，一面积极应战。刘琨的努力获得了回报，尽管几乎是“从零开始”，他却短暂抵挡住了匈奴的锋芒，让晋阳地区恢复了些许生气。“吹笳退敌”的佳话也发生在这一时期。彼时刘渊发起了一次凶猛的攻击，晋阳被匈奴大军围城，眼见战况胶着，援军不来，刘琨存了死志，打算带领将士孤注一掷，恰在这时，精通音律的他突然想起四面楚歌的典故，号令将士用胡笳吹起自己创作的乐曲，敌营的匈奴士兵听到这些“家乡”曲调，思愁顿起，很快爆发了骚乱，刘琨也因此成功打破困局，不战而胜。



然而，这些难得的胜利却无法真正扭转战局。随着匈奴势大，大片土地接连沦陷，刘琨和自己一心守护的西晋王朝一样，难敌时势齿轮的碾压，只能在孤绝中一步步地走向命运的迟暮。


刘琨的危机从永嘉六年（312）拉开序幕。此前，由于对民族羁廉政策的灵活运用，刘琨成功将鲜卑人拓跋猗卢变成了自己的外援。然而，这一年，刘琨被乐人徐润所迷，时常被此人干预政务决策，奋威护军令狐盛奋力劝谏，刘琨却不为所动，反而听信徐润谗言，杀掉了令狐盛。令狐盛的儿子令狐泥心灰意冷下投靠了刘琨的劲敌、刘渊之子刘聪，得知刘琨虚实后，刘聪派儿子刘粲和令狐泥一起，乘虚攻入晋阳，很快晋阳沦陷，刘琨的父母也为敌军所害。虽然在猗卢的出兵援助下，刘粲兵败，但刘琨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历经此战，这位执守一方的大将虽然多次言明身死报国的决心，却再难阻挡家国的颓势，开始了绝境中的最后苦撑。



建兴四年（316），猗卢家族因争斗死伤败落，在猗卢手下为质的刘琨儿子刘遵顺势接管了猗卢部族，重新投奔刘琨。不久后石勒围攻乐平，太守韩据求援刘琨，扩充了兵马的刘琨自觉有了底气，不听劝告执意同石勒展开决战。这一次，赌上全部兵马的刘琨没有获得命运垂青，大将兵败，并州沦陷。


折戟的刘琨心灰意冷，写下了留名于世的《答卢谌书》。卢谌是刘琨友人的儿子，也是刘琨昔日的部下，在看似家常的书信中，刘琨沉痛地检视着自己大半辈子的人生起伏，诚恳地反思往日的空洞放浪与取巧投机。然而，正如他在信中的悲叹——“哀我皇晋，痛心在目”，大厦将倾、暴雨将至的残局中，这些真挚深刻的忏悔与誓言，只能成了英雄行至陌路时，悲痛而无奈的最后几声哀鸣。



带着力保晋室、守国卫疆的决念，刘琨将希望寄托于幽州刺史段匹磾上，带着队伍依附投靠，还和段家结为姻亲，只求对方兑现诺言，捍卫朝廷。故事却径直走向结尾——公元318年，段匹碑与兄弟之间爆发争斗，刘琨儿子刘群无辜卷入其中，连带刘琨也被段匹碑所疑，误会之下，段匹碑听从他人劝说杀害了刘琨的庶长子刘遵，闭门自守的刘琨也被兵临城下，最终兵败被囚。不久后，刘琨被段匹碑缢杀，时年四十八岁。


据说，在这场横祸之前，刘琨得知友人祖逖被任命为徐州刺史，于是在《亲故书》中再度表明了自己的心迹：


“我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著鞭。”


那个多年曾前军营闻鸡起舞的勤勉英姿，终是湮灭于乱世离析的萧瑟苍凉。


《晋书》之中，史臣们曾用“佻巧之徒”描摹刘琨的权豪人生，然而后世之人，提起夹缝求存、御敌守土的柔韧与悲壮，却从不曾忘记那个誓言“被坚执锐，致身寇仇”的悲情勇士。



正如诗人陆游在诗中留下的痛心唏嘘：


“刘琨死后无奇士，独听荒鸡泪满衣。”


这一滴泪，痛着时代更迭间凡夫单影的孱弱与哀悯，也赞着穿梭于命运罅隙者，张弛而存，守心而立的通达与刚毅。


参考文献：

刘持生,先秦两汉文学史稿,西北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05页

师旭东，宋萍,数风流人物-太原历代名人图谱,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

郭彦著,中国盒子 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存空间,四川大学出版社,2021.

刘文忠,左思·刘琨,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0，65页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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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念缓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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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200 字
阅 读 需 要 14 分钟


在“搭子”文化盛行的当下，不知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在古人中评选出一位最佳“搭子”，这个名头会花落谁家？其实，不管怎么提名，西晋名士刘琨总是能占据一席之地。毕竟，流传至今的成语“闻鸡起舞”，讲的便是作为自律搭子的刘琨和朋友祖逖相互监督激励，共同练武报国的佳话。



然而，自律勤奋只是刘琨最为平常的一笔，这位叱咤在西晋政廷的名士，远不同于搭档祖逖的悲壮决绝，他在官场名利、派系斗争、狼烟战火中颠沛起伏半生，曾满怀壮志登顶权臣高位，也曾失意落魄走向英雄末路。


可以说，成语中的意气畅快，截留了这位奇士短暂而难得的静好，故事之外的人生跌宕与踟蹰抉择，才是刘琨留给历史与后人的，真正余味。


才子年少


元好问曾作诗道：“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诗中的“曹刘”是曹植和刘桢，而“刘越石”指向的正是刘琨。


刘琨出身大族，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良好的出身为刘琨创造了优越的学习条件与环境，在贵族家庭的教育与影响下，刘琨很早便精通了文学音律，素以雄豪文明，还有了“纵横之才”。



不巧的是，此时的西晋政廷已成风中残烛，朝堂政局的混沌黑暗逐渐蔓延，连带着庙堂之外的风气也受到影响。昔日盛行的老庄思想彻底变味，成了上层社会全然不理世事、一味纵情享乐的精神借口。身处其中的刘琨也未能幸免，开始沉溺声色犬马，时常肥马轻裘、饮酒作乐，留下了“辄复纵逸”的名声。也是在这一时期，由于中央政权旁落和世家门阀崛起，攀附权贵成了文人保全自身乃至飞黄腾达的惯常捷径，刘琨和哥哥刘舆也因此凭仗才华游走于权贵之中，对诱人的名利权柄主动展开逢迎。



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刘琨和西晋“大富豪”石崇的结交。石崇是西晋开国元勋石苞之子，曾靠强取豪夺积累了大量财富，生活极度奢靡。




石崇非常欣赏文采斐然、仪表堂堂的刘琨，还在后者得罪权贵而招致杀身之祸时出手相助，刘琨也对石崇的阔绰慷慨心生仰慕。当时石崇在洛阳城外十里金谷涧中有一处别业，园内竹柏丛立，溪流潺潺，石崇经常在此处举办文学集会，刘琨也经常参与其中，所赋诗文广受称赞，成为文坛极负盛名的重要人物。这些石崇引来的名士还逐渐形成了一个交流团体，不久后，当朝皇后贾南风的亲眷贾谧得势，他们中的大多数开始以诗文示好，极尽所能地依附，因而也被时人称为“贾谧二十四友”。


身为“二十四友”之一的刘琨并未真正堕落。相反，二十六岁时，这位青年才俊正式踏上仕途，成为司隶校尉的属官。尽管官位不高，刘琨却难掩热血与志向，他和好友祖逖相互勉励，枕戈待旦、闻鸡起舞，共同期许着建立功业，在西晋的政坛崭露头角，大展宏图。



意气风发的两人不曾料到，频繁的权力博弈与派系斗法已将西晋推向了悬崖边沿，看似平静的政局下已然风起云涌、暗礁丛生。在即将涌起的惊涛骇浪中，所有人的命运，注定裹挟其中，被彻底改写。


权臣迷失


祸事在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时就埋下了伏笔。



公元266年，司马炎从魏元帝手中接下滚烫的皇位，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提防地方豪强的壮大，这位乱世君主一口气分封了二十七个同姓王，然而，以藩王拱卫中央的构想还没有实现半分，权力分散带来的祸乱就已经显出端倪。


公元290年，司马炎之子司马衷即位，史称晋惠帝。随之上位的皇后贾南风大肆揽权，联合汝南王司马亮和楚王司马玮共同铲除了权倾朝野的外戚杨俊。大权在握的贾后野心膨胀，转头挑拨起两位藩王之间的矛盾冲突，成功杀害二人后，又将手伸向当朝太子，屡进谗言诬陷其心怀不轨，最终导致太子殒命。



贾后所为很快引起了朝野愤恨，赵王司马伦趁此发难，举兵谋反，废掉了晋惠帝的皇位。司马伦的“成功”无异于一把烈火，直接点燃了其他藩王心照不宣却难以掩盖的欲望，他们先后打出“复位司马衷”的旗号，一场皇族间的权力争斗因此酝酿开来。这场被后世称为“八王之乱”的皇权厮杀，既是西晋王朝的末日丧钟，也是刘琨真正的人生转折。 


影视中的司马伦形象


纷争之初，刘琨凭借审时度势的敏锐短暂保全了自身。虽然同贾谧一党打得火热，但在司马伦登位后，他火速投入其麾下，并被任命为记室督，后转为从事中郎。后来刘琨的姐姐嫁给了司马伦的儿子，刘琨一家得势，被司马伦重用。这种平静并没有维持太久，随着其他藩王举起反抗司马伦的大旗，刘琨也被迫出征“平叛”，带兵抗击成都王司马颖。场场恶战后，司马伦败亡，其党羽被尽数降罪诛杀。刘琨一家因为声名显赫而被掌权的齐王司马冏赦免，继续留职朝中。严峻的朝廷局势和残酷的党争彻底粉碎了刘琨心中的纯臣妄念，他开始以更加圆滑的姿态奔波徘徊于诸方势力之间。直到东海王司马越在“混战”中取得了最终胜利，司马炽被立为傀儡皇帝。八王之乱由此落幕，刘琨也凭借迎返惠帝之功被封为广武侯，登临人生高位。



此时刘琨已然心生迷茫。作为此前纷乱的亲历者，他愈发胆寒于权力的潮涌更替与自身命运的浮沉难持。深思熟虑后，名利双收的刘琨选择转身，逃离权力中枢，经司马越同意后，出任并州（今山西中南部）刺史。


公元306年，刘琨离开洛阳，向并州出发。


这一去，昔日高官避开了争权夺利的纷扰混乱，却也在狼烟四起的家国倾颓中，迎来了更为苛刻的锉磨与挑战。


迟暮悲哀


向并州行进的一路上，刘琨的心中并不轻松。


在这位世家子弟颠簸于内讧乱斗中时，藩王间的角逐较量，也如利刃划开了西晋统治最后的稳定体面，随着防御体系的崩裂，早已虎视眈眈的匈奴人趁虚而入，肆意掠财夺物，大口侵吞着中原的生命。公元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公开起兵反晋，还建国号为汉。刘琨所前往的并州，正如板上鱼肉被匈奴力量重重包围，已是岌岌可危。


离并州越来越近，强敌在前的警钟也愈鸣愈响。深谙权贵之道而叱咤得意的权臣逐渐褪去了往日的油滑，开始拨开官位权势的虚假缭眼，真正一看脚下土地的疮痍百孔和芸芸百姓的苦痛凄冷。



为党争遮蔽迷失的士人责任和臣子丹心，也在此过程中逐渐回到了原位。到达山西附近后，刘琨提笔写下长诗《扶风歌》，字句中再也寻不到往日的浮夸浪荡，取而代之的是国难将至的忧心惧虑——


“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 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


忧虑之外，属地凋敝的民生更直接刺痛了刘琨，他在到达长治附近的壶关之后，直接向朝廷上了一封奏折，直白描述着一路所见惨况，悲痛难掩，字字泣血——


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幼，不绝于路…… 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


奏折中，他言辞恳切地祈求朝廷拨来米粮，得到了同意。刘琨也没有辜负上位者难得的慷慨，他在路途中拉起了千余流亡百姓组成的队伍，进入晋阳后，又着手收敛逝者骸骨，一面招抚流民，组织人民重新投入生产，一面积极应战。刘琨的努力获得了回报，尽管几乎是“从零开始”，他却短暂抵挡住了匈奴的锋芒，让晋阳地区恢复了些许生气。“吹笳退敌”的佳话也发生在这一时期。彼时刘渊发起了一次凶猛的攻击，晋阳被匈奴大军围城，眼见战况胶着，援军不来，刘琨存了死志，打算带领将士孤注一掷，恰在这时，精通音律的他突然想起四面楚歌的典故，号令将士用胡笳吹起自己创作的乐曲，敌营的匈奴士兵听到这些“家乡”曲调，思愁顿起，很快爆发了骚乱，刘琨也因此成功打破困局，不战而胜。



然而，这些难得的胜利却无法真正扭转战局。随着匈奴势大，大片土地接连沦陷，刘琨和自己一心守护的西晋王朝一样，难敌时势齿轮的碾压，只能在孤绝中一步步地走向命运的迟暮。


刘琨的危机从永嘉六年（312）拉开序幕。此前，由于对民族羁廉政策的灵活运用，刘琨成功将鲜卑人拓跋猗卢变成了自己的外援。然而，这一年，刘琨被乐人徐润所迷，时常被此人干预政务决策，奋威护军令狐盛奋力劝谏，刘琨却不为所动，反而听信徐润谗言，杀掉了令狐盛。令狐盛的儿子令狐泥心灰意冷下投靠了刘琨的劲敌、刘渊之子刘聪，得知刘琨虚实后，刘聪派儿子刘粲和令狐泥一起，乘虚攻入晋阳，很快晋阳沦陷，刘琨的父母也为敌军所害。虽然在猗卢的出兵援助下，刘粲兵败，但刘琨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历经此战，这位执守一方的大将虽然多次言明身死报国的决心，却再难阻挡家国的颓势，开始了绝境中的最后苦撑。



建兴四年（316），猗卢家族因争斗死伤败落，在猗卢手下为质的刘琨儿子刘遵顺势接管了猗卢部族，重新投奔刘琨。不久后石勒围攻乐平，太守韩据求援刘琨，扩充了兵马的刘琨自觉有了底气，不听劝告执意同石勒展开决战。这一次，赌上全部兵马的刘琨没有获得命运垂青，大将兵败，并州沦陷。


折戟的刘琨心灰意冷，写下了留名于世的《答卢谌书》。卢谌是刘琨友人的儿子，也是刘琨昔日的部下，在看似家常的书信中，刘琨沉痛地检视着自己大半辈子的人生起伏，诚恳地反思往日的空洞放浪与取巧投机。然而，正如他在信中的悲叹——“哀我皇晋，痛心在目”，大厦将倾、暴雨将至的残局中，这些真挚深刻的忏悔与誓言，只能成了英雄行至陌路时，悲痛而无奈的最后几声哀鸣。



带着力保晋室、守国卫疆的决念，刘琨将希望寄托于幽州刺史段匹磾上，带着队伍依附投靠，还和段家结为姻亲，只求对方兑现诺言，捍卫朝廷。故事却径直走向结尾——公元318年，段匹碑与兄弟之间爆发争斗，刘琨儿子刘群无辜卷入其中，连带刘琨也被段匹碑所疑，误会之下，段匹碑听从他人劝说杀害了刘琨的庶长子刘遵，闭门自守的刘琨也被兵临城下，最终兵败被囚。不久后，刘琨被段匹碑缢杀，时年四十八岁。


据说，在这场横祸之前，刘琨得知友人祖逖被任命为徐州刺史，于是在《亲故书》中再度表明了自己的心迹：


“我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著鞭。”


那个多年曾前军营闻鸡起舞的勤勉英姿，终是湮灭于乱世离析的萧瑟苍凉。


《晋书》之中，史臣们曾用“佻巧之徒”描摹刘琨的权豪人生，然而后世之人，提起夹缝求存、御敌守土的柔韧与悲壮，却从不曾忘记那个誓言“被坚执锐，致身寇仇”的悲情勇士。



正如诗人陆游在诗中留下的痛心唏嘘：


“刘琨死后无奇士，独听荒鸡泪满衣。”


这一滴泪，痛着时代更迭间凡夫单影的孱弱与哀悯，也赞着穿梭于命运罅隙者，张弛而存，守心而立的通达与刚毅。


参考文献：

刘持生,先秦两汉文学史稿,西北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05页

师旭东，宋萍,数风流人物-太原历代名人图谱,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

郭彦著,中国盒子 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存空间,四川大学出版社,2021.

刘文忠,左思·刘琨,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0，65页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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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念缓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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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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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势、顺势、借势、逆势

于危机中寻先机

于危局中开新局

历史的每一步转折

都是危机与机遇的博弈

《国家人文历史》团队最新力作

讲透中国古代多个关键转折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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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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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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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800字
阅 读 需 要 15 分钟


蒙古攻夏的战争在所难免。铁木真的蒙古部虽然统一了整个漠北草原，但连绵几十年的混战已经给社会生产力带来极大破坏。而在经济上，西夏对于新兴的蒙古来说，恰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西夏自从1119年与北宋停战算起，已有近百年时间没有爆发过大规模战争。由于承平已久，民不习兵、国不习战，毫无战争准备。


因此，当成吉思汗先后征服克烈、乃蛮部后，原来与克烈、乃蛮接界的西夏整个北部边境已与蒙古接壤，也就很自然地成为成吉思汗下一个目标。



初遇蒙古


铁木真于1205年出兵，这是蒙古第一次进攻西夏，目的在于试探西夏之虚实，未有扩大疆域、据守城池的战略意图。同时，也因为蒙古兵是突然南下，西夏未能及时组织有力的抵抗。这场战事规模并不大，其历史意义在于开启了长达20多年的蒙夏战争之序幕。



1207年，成吉思汗借口西夏不纳贡和嵬名安全废主自立（夏桓宗被堂弟嵬名安全，即夏襄宗废黜，在囚禁中去世），亲率蒙古铁骑，第二次踏进西夏。这一次，蒙古兵锋指向斡罗孩（兀剌海）城。“斡罗孩”是党项语“长城中通道”之意，它是西夏防御北方敌人的军事重镇，也是河套及宁夏平原的大门。


斡罗孩城地势险要，又有西夏重兵把守，成吉思汗不得不进行一场全然陌生的攻城战。在过去的草原统一战争中，蒙古军擅长在开阔的原野、山地乘马鏖战，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规模的攻城作战（只有在灭塔塔儿部和乃蛮部时，遇到过攻取小寨的战斗）。蒙古军不得不舍骑就步，架云梯、运炮台，还向畏兀儿、契丹等各族人学习攻城技法，但在坚固的斡罗孩城下，蒙古军队还是打得十分艰苦。激战40余日后，蒙古军才攻陷此城，并派兵四处劫掠。但突然袭击的战机已经错过了，夏襄宗调集右厢诸路军，前来应战。


按西夏军制，元昊“置十二监军司，委豪右分统其众”“诸军兵总计五十余万”，以后又陆续有改置或增置，故史载亦有“十八监军司”之说，实是具有军区性质的地方军事建置。右厢诸路军其数不少，在兵力上很可能对蒙古军占有优势——成吉思汗建号时一共分封了95个千户，可用之兵不过十万，而且不可能倾巢而出前来进攻西夏。在这种相当不利的军力对比下，再加上蒙古部队长期在外作战，粮草匮乏，成吉思汗便下令将大批财宝及制造兵器和手工业品的工匠带回漠北。“三年（1208）戊辰春，帝至自西夏。”成吉思汗率师返回蒙古草原。蒙古第二次进攻西夏的军事行动就此宣告结束。可以说，这仍然是一次武力试探行动。



对蒙古称臣纳贡


经过前两次出征，成吉思汗对西夏的地理、军情已经了如指掌。西夏的地理条件是一个天然的练兵场，山地、河川、沙漠、平川、城市、草原无所不有。蒙古军经两次伐西夏，在实战中已经锻炼和提高了自身的战斗力，特别在攻城战方面，已有初步的经验。成吉思汗为了在攻金之前，尽快降服西夏，消除侧翼威胁，西夏应天四年（1209）七月，再次引军南下，第三次进攻西夏。


这是一次真正的大举进攻。蒙古铁骑再次进逼斡罗孩城。西夏方面也已有所准备，下令“严守州城，无令者出戍”，在全境范围内，采取以城为营、以战为守的防守战略，而把主力集中配置在中兴府地区，准备适当时机，与蒙古军决战。夏襄宗任命自己的世子李承祯为元帅，大都督府令公高逸为副元帅，率军5万迎战。无奈西夏军太平已久，早已不是当年李元昊手下攻辽伐宋的健卒。因此，西夏军队刚与长于野战、如狼似虎的蒙古军队交上手，就阵脚松动、全线溃退。高逸舍命抵抗，最后被俘，不屈而死。蒙古军队乘胜前进，再次包围斡罗孩城。该城由西夏太傅西壁讹答负责守卫，虽然斡罗孩城守军抵抗顽强，但成吉思汗有了攻城战争的经验，不久就攻占城池，西壁讹答被俘。


斡罗孩城既失，蒙古军直捣西夏都城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夏军据守克夷门（约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黄河大桥西岸的贺兰山尾端），挡住去路。此处“两山对峙，中通一径，悬绝不可登”，诚为天险。西夏在此原驻有兵力7万余。夏襄宗获悉蒙古军逼近的消息后，急忙复命嵬名令公率5万精兵增援克夷门，企图在这里挫败蒙古军队。


“嵬名”是西夏皇室的姓氏，“令公”则是唐代以来对位高权重者的尊称。嵬名令公不是真实姓名，但其人的身份应是西夏的一位宗室重臣。他率兵抵达克夷门后，在山间埋设伏兵，待“蒙古兵至，嵬名令公自山坂驰下，击败之”。蒙古军遂退出山口，与西夏军队对垒相峙。于是，成吉思汗改变强攻硬夺的战法，转而不断向敌人阵地前沿派遣游兵袭扰。嵬名令公果然中计，率军出击，企图追歼游兵。



这正是13世纪蒙古军队屡试不爽的战术：先以一支部队分散并逃跑，以诱使敌人穷追不舍。敌人奋勇追击逃跑的蒙古军队，以为自己马上就要胜利了；可是在后方看不到的地方，蒙古骑射手们却设下埋伏，当敌人来到弓箭手们面前时，便陷入箭雨之中。趁着对方陷入混乱和遭受严重伤亡的时候，蒙古军队的重骑兵则会发动决定性的进攻。他们手持弯刀，刀刃向外，借助马的速度以加速度砍向敌人，显得势不可挡。在日后的蒙古西征中，罗斯（卡尔卡河战役，1223）与德意志及波兰（莱格尼察战役，1241）的骑士遇到蒙古军队的这种战术先后遭遇惨败，而嵬名令公也没有逃脱蒙古人设下的陷阱，西夏军大败而溃，嵬名令公也被擒获。蒙古军乘胜攻陷克夷门，直入河套平原，包围了中兴府。


中兴府是西夏历代苦心经营一个多世纪的坚城。夏襄宗亲督军士凭城池据守，坚决抵抗。蒙古军多次猛攻不下。成吉思汗无计可施，于是求助于黄河之水。中兴府地势低洼，其西为唐徕渠，其南为红花渠，其东为黄河，城外四周湖塘密布。蒙古军围城至九月，连日大雨，城外渠、湖之水暴涨，成吉思汗在中兴府周围筑起堤坝，遏水直灌中兴府城，城内水深数尺，房屋倒塌，居民被溺死者无数。


中兴府岌岌可危，西夏派使突围，向金朝求援。此时金朝已挫败南宋北伐，重订《嘉定和议》，金宋由叔侄之国升格为伯侄之国。按理说，挟此新胜余威，与西夏首尾呼应，夹攻羽翼未丰的蒙古军队，实属上策。可是当时新立的金主完颜永济（卫绍王）却幸灾乐祸道：“敌人相攻，吾国之福，何患焉？”一国之君如此鼠目寸光，不懂唇亡齿寒的道理，不过几年后就轮到自己在成吉思汗的进攻面前自受其咎了。


金朝外援不至，夏军只得继续坚守，至十二月，因水久淹，中兴府城墙和蒙古军所筑堤坝都有崩塌溃决的危险。成吉思汗派人招降，和议未成。此时，堤坝溃决，大水反淹蒙古军营，迫使蒙古军撤围停战。成吉思汗遣送被俘的西壁讹答入中兴府谕降。夏襄宗走投无路，只得接受蒙军提出的约和条件，对蒙古称臣纳贡。



降伏与背离


蒙古军第三次进攻西夏还有一个收获。这就是西夏与金朝反目成仇：


“金主新立，不能援……夏人恨之，遂叛。”


不久后，蒙古伐金。西夏乘金兵败，开始袭扰金朝边境。1211年，西夏再次发生宫廷政变，齐王嵬名遵顼废襄宗安全，自立为帝，是为神宗。此人在位期间，彻底实行“附蒙侵金”的外交政策。夏金战事迅速升级，金朝军队虽然不是蒙古军的对手，对西夏却尚能应付。结果“以致构难，十年不解，一胜一负，精锐皆尽，而两国俱敝”。夏金战争前，双方边境的兰州、环州、保安、绥德等地置榷场进行互市贸易。此外，西夏还通过派往金朝的使者，在金国都城进行贸易，从中获利。自夏金关系破裂后，金朝关闭榷场，停止夏使在京城的贸易，造成西夏在经济上的巨大损失。


西夏一面要对金作战，一面还要作为附庸承担蒙古的役使，日久天长，遂“不堪奔命，礼意渐疏”。1217年，成吉思汗率大军西征，一些属国也奉命派军从征。但西夏接到派兵助攻的通知后，朝廷内部怨声四起。《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派使节至西夏，要求西夏履行当初“为汝右手”的承诺，夏神宗尚未开言，大将阿沙敢不却说：“气力既不能，何以称汗？”西夏拒绝出兵，以狂妄的语言遣走了蒙古使者。


成吉思汗闻讯大怒，虽然西征不能因此中止，他仍派遣留守中原的大将木华黎第四次出兵攻夏，以示惩戒。当时，西夏主力军队全在对金作战，对来自“宗主国”的进攻毫无戒备。蒙古军渡过黄河，长驱直入，进围中兴府，夏神宗惊恐万状，留下太子守护中兴府，自己却与亲信逃往西凉府避难。西夏再一次遣使请降，蒙古军才告撤兵。


尽管暂时逃过一劫，但对于西夏来说，“附蒙侵金”实在是条走不通的死路。1223年，西夏出兵十万之众，跟从蒙古军进攻金朝在陕西的重镇凤翔，“东自扶风、岐山，西至汧、陇”，在数百里一线，蒙夏联军立下营栅，发起猛攻。结果遭遇金兵顽强抵抗，夏军将领“知不能克，遂不告蒙古，引众先归”。此举又一次引来蒙古猛烈报复。1224年，蒙古军队第五次进攻西夏，攻破银州（今陕西省榆林市南鱼河镇），俘获守将塔海，杀西夏军兵数万名，掳掠牛羊马驼数十万，并派出蒙古将士守备要隘，给西夏以沉重的打击。


西夏攻金无从得利，又遭到蒙古军的报复性攻击。


这时，执意“附蒙侵金”的夏神宗因畏惧蒙古遣使问罪进退失据，退位为太上皇。皇位传到夏献宗手中。“附蒙侵金”既然行不通，夏献宗只能改弦更张。一方面，在成吉思汗西征未还的情况下，夏献宗遣使结漠北诸部为外援，组成抗击蒙古的联盟，用以牵制抵御蒙古的入侵。另一方面，夏使如金，终于达成和议：双方以兄弟相称，各用本国年号，如遇他国入侵，互相声援。这就结束了旷日持久且两败俱伤的夏金战争，使得西夏可以将全部精力，用于抵御蒙古的进犯。


只不过，西夏已经没有时间了。成吉思汗自西征战场返回，立即遣使西夏问罪，却听到使臣汇报西夏方面的傲慢态度，发誓要雪洗耻辱。


西夏的终结


1226年，成吉思汗亲自率领10万大军，对西夏进行第六次征讨。这一次进攻不同以往，成吉思汗决心将西夏彻底兼并。



东路的蒙古军主力在贺兰山遇到那位夸下海口的阿沙敢不，一战就将其击败擒获。西路的蒙古军进展也很顺利，先后攻占沙、肃二州。随后两路大军会合东进，攻取甘州。从甘肃的一端到另一端，蒙古军都可以在各个城池集中兵力，对守城的西夏军形成人数优势。西征归来的蒙古军队已经拥有了强大的攻城器械，可以轻易地沿路进行攻城略地。到秋天，河西走廊大部已为蒙古所占，仅剩西凉府一座孤城。西夏守将见势难支撑，遂献城投降。西凉府一失，整个河西走廊尽属蒙古，西夏只剩东部一小块土地，当年德明、元昊两代开疆拓土的成果全都付诸东流了。夏献宗见国势日蹙，城邑不守，蒙古大军日益逼近京城，惊悸而死。其侄南平王被拥立即位，是为西夏末帝。


这年十一月，蒙古军已经沿黄河北上，直刺西夏的心脏地带，兵围灵州城。



灵州城陷落后，蒙古军遂扫荡西夏河东地区，从盐州川向中兴府推进，包围了中兴府。1227年初，成吉思汗留下部分兵力围攻中兴府，自己率军渡黄河，进攻积石州，进入金国辖境，先后攻破金临洮以及河、西宁诸州，切断了西夏与金的联系。这时西夏在北方的要地斡罗孩城也被蒙古军攻克，中兴府已成一座孤城。就在中兴府坚守半载后，城中食尽，军民多病，已完全失去抵抗能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西夏只得向成吉思汗请降。


西夏使节“带着以金佛为首的金银器皿九九，男孩、女子九九，骟马、骆驼九九，以各色九九礼物前来觐见”，请求成吉思汗给予一个月的期限，以准备迁出城内百姓。成吉思汗答应了请求，但这时，成吉思汗的病情和伤势正在一天天恶化，他看不到西夏彻底降伏的这一天了。“一代天骄”留下的遗嘱是，死后秘不发丧，待西夏君主献城投降后，将其杀死。不久之后，西夏末主奉图籍出降。“诸将遵遗命杀之。西夏亡”。


曾经辉煌的西夏文明，最终只化作史书上冰冷的记载，与那至今矗立在银川平原上的九座孤冢……


参考文献：

1、李范文《西夏通史》
2、王天顺《西夏战史》
3、杜建录《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6月上，原标题为《落日余晖，贺兰山下的王朝遗章》，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郭晔旻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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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800字
阅 读 需 要 15 分钟


蒙古攻夏的战争在所难免。铁木真的蒙古部虽然统一了整个漠北草原，但连绵几十年的混战已经给社会生产力带来极大破坏。而在经济上，西夏对于新兴的蒙古来说，恰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西夏自从1119年与北宋停战算起，已有近百年时间没有爆发过大规模战争。由于承平已久，民不习兵、国不习战，毫无战争准备。


因此，当成吉思汗先后征服克烈、乃蛮部后，原来与克烈、乃蛮接界的西夏整个北部边境已与蒙古接壤，也就很自然地成为成吉思汗下一个目标。



初遇蒙古


铁木真于1205年出兵，这是蒙古第一次进攻西夏，目的在于试探西夏之虚实，未有扩大疆域、据守城池的战略意图。同时，也因为蒙古兵是突然南下，西夏未能及时组织有力的抵抗。这场战事规模并不大，其历史意义在于开启了长达20多年的蒙夏战争之序幕。



1207年，成吉思汗借口西夏不纳贡和嵬名安全废主自立（夏桓宗被堂弟嵬名安全，即夏襄宗废黜，在囚禁中去世），亲率蒙古铁骑，第二次踏进西夏。这一次，蒙古兵锋指向斡罗孩（兀剌海）城。“斡罗孩”是党项语“长城中通道”之意，它是西夏防御北方敌人的军事重镇，也是河套及宁夏平原的大门。


斡罗孩城地势险要，又有西夏重兵把守，成吉思汗不得不进行一场全然陌生的攻城战。在过去的草原统一战争中，蒙古军擅长在开阔的原野、山地乘马鏖战，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规模的攻城作战（只有在灭塔塔儿部和乃蛮部时，遇到过攻取小寨的战斗）。蒙古军不得不舍骑就步，架云梯、运炮台，还向畏兀儿、契丹等各族人学习攻城技法，但在坚固的斡罗孩城下，蒙古军队还是打得十分艰苦。激战40余日后，蒙古军才攻陷此城，并派兵四处劫掠。但突然袭击的战机已经错过了，夏襄宗调集右厢诸路军，前来应战。


按西夏军制，元昊“置十二监军司，委豪右分统其众”“诸军兵总计五十余万”，以后又陆续有改置或增置，故史载亦有“十八监军司”之说，实是具有军区性质的地方军事建置。右厢诸路军其数不少，在兵力上很可能对蒙古军占有优势——成吉思汗建号时一共分封了95个千户，可用之兵不过十万，而且不可能倾巢而出前来进攻西夏。在这种相当不利的军力对比下，再加上蒙古部队长期在外作战，粮草匮乏，成吉思汗便下令将大批财宝及制造兵器和手工业品的工匠带回漠北。“三年（1208）戊辰春，帝至自西夏。”成吉思汗率师返回蒙古草原。蒙古第二次进攻西夏的军事行动就此宣告结束。可以说，这仍然是一次武力试探行动。



对蒙古称臣纳贡


经过前两次出征，成吉思汗对西夏的地理、军情已经了如指掌。西夏的地理条件是一个天然的练兵场，山地、河川、沙漠、平川、城市、草原无所不有。蒙古军经两次伐西夏，在实战中已经锻炼和提高了自身的战斗力，特别在攻城战方面，已有初步的经验。成吉思汗为了在攻金之前，尽快降服西夏，消除侧翼威胁，西夏应天四年（1209）七月，再次引军南下，第三次进攻西夏。


这是一次真正的大举进攻。蒙古铁骑再次进逼斡罗孩城。西夏方面也已有所准备，下令“严守州城，无令者出戍”，在全境范围内，采取以城为营、以战为守的防守战略，而把主力集中配置在中兴府地区，准备适当时机，与蒙古军决战。夏襄宗任命自己的世子李承祯为元帅，大都督府令公高逸为副元帅，率军5万迎战。无奈西夏军太平已久，早已不是当年李元昊手下攻辽伐宋的健卒。因此，西夏军队刚与长于野战、如狼似虎的蒙古军队交上手，就阵脚松动、全线溃退。高逸舍命抵抗，最后被俘，不屈而死。蒙古军队乘胜前进，再次包围斡罗孩城。该城由西夏太傅西壁讹答负责守卫，虽然斡罗孩城守军抵抗顽强，但成吉思汗有了攻城战争的经验，不久就攻占城池，西壁讹答被俘。


斡罗孩城既失，蒙古军直捣西夏都城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夏军据守克夷门（约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黄河大桥西岸的贺兰山尾端），挡住去路。此处“两山对峙，中通一径，悬绝不可登”，诚为天险。西夏在此原驻有兵力7万余。夏襄宗获悉蒙古军逼近的消息后，急忙复命嵬名令公率5万精兵增援克夷门，企图在这里挫败蒙古军队。


“嵬名”是西夏皇室的姓氏，“令公”则是唐代以来对位高权重者的尊称。嵬名令公不是真实姓名，但其人的身份应是西夏的一位宗室重臣。他率兵抵达克夷门后，在山间埋设伏兵，待“蒙古兵至，嵬名令公自山坂驰下，击败之”。蒙古军遂退出山口，与西夏军队对垒相峙。于是，成吉思汗改变强攻硬夺的战法，转而不断向敌人阵地前沿派遣游兵袭扰。嵬名令公果然中计，率军出击，企图追歼游兵。



这正是13世纪蒙古军队屡试不爽的战术：先以一支部队分散并逃跑，以诱使敌人穷追不舍。敌人奋勇追击逃跑的蒙古军队，以为自己马上就要胜利了；可是在后方看不到的地方，蒙古骑射手们却设下埋伏，当敌人来到弓箭手们面前时，便陷入箭雨之中。趁着对方陷入混乱和遭受严重伤亡的时候，蒙古军队的重骑兵则会发动决定性的进攻。他们手持弯刀，刀刃向外，借助马的速度以加速度砍向敌人，显得势不可挡。在日后的蒙古西征中，罗斯（卡尔卡河战役，1223）与德意志及波兰（莱格尼察战役，1241）的骑士遇到蒙古军队的这种战术先后遭遇惨败，而嵬名令公也没有逃脱蒙古人设下的陷阱，西夏军大败而溃，嵬名令公也被擒获。蒙古军乘胜攻陷克夷门，直入河套平原，包围了中兴府。


中兴府是西夏历代苦心经营一个多世纪的坚城。夏襄宗亲督军士凭城池据守，坚决抵抗。蒙古军多次猛攻不下。成吉思汗无计可施，于是求助于黄河之水。中兴府地势低洼，其西为唐徕渠，其南为红花渠，其东为黄河，城外四周湖塘密布。蒙古军围城至九月，连日大雨，城外渠、湖之水暴涨，成吉思汗在中兴府周围筑起堤坝，遏水直灌中兴府城，城内水深数尺，房屋倒塌，居民被溺死者无数。


中兴府岌岌可危，西夏派使突围，向金朝求援。此时金朝已挫败南宋北伐，重订《嘉定和议》，金宋由叔侄之国升格为伯侄之国。按理说，挟此新胜余威，与西夏首尾呼应，夹攻羽翼未丰的蒙古军队，实属上策。可是当时新立的金主完颜永济（卫绍王）却幸灾乐祸道：“敌人相攻，吾国之福，何患焉？”一国之君如此鼠目寸光，不懂唇亡齿寒的道理，不过几年后就轮到自己在成吉思汗的进攻面前自受其咎了。


金朝外援不至，夏军只得继续坚守，至十二月，因水久淹，中兴府城墙和蒙古军所筑堤坝都有崩塌溃决的危险。成吉思汗派人招降，和议未成。此时，堤坝溃决，大水反淹蒙古军营，迫使蒙古军撤围停战。成吉思汗遣送被俘的西壁讹答入中兴府谕降。夏襄宗走投无路，只得接受蒙军提出的约和条件，对蒙古称臣纳贡。



降伏与背离


蒙古军第三次进攻西夏还有一个收获。这就是西夏与金朝反目成仇：


“金主新立，不能援……夏人恨之，遂叛。”


不久后，蒙古伐金。西夏乘金兵败，开始袭扰金朝边境。1211年，西夏再次发生宫廷政变，齐王嵬名遵顼废襄宗安全，自立为帝，是为神宗。此人在位期间，彻底实行“附蒙侵金”的外交政策。夏金战事迅速升级，金朝军队虽然不是蒙古军的对手，对西夏却尚能应付。结果“以致构难，十年不解，一胜一负，精锐皆尽，而两国俱敝”。夏金战争前，双方边境的兰州、环州、保安、绥德等地置榷场进行互市贸易。此外，西夏还通过派往金朝的使者，在金国都城进行贸易，从中获利。自夏金关系破裂后，金朝关闭榷场，停止夏使在京城的贸易，造成西夏在经济上的巨大损失。


西夏一面要对金作战，一面还要作为附庸承担蒙古的役使，日久天长，遂“不堪奔命，礼意渐疏”。1217年，成吉思汗率大军西征，一些属国也奉命派军从征。但西夏接到派兵助攻的通知后，朝廷内部怨声四起。《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派使节至西夏，要求西夏履行当初“为汝右手”的承诺，夏神宗尚未开言，大将阿沙敢不却说：“气力既不能，何以称汗？”西夏拒绝出兵，以狂妄的语言遣走了蒙古使者。


成吉思汗闻讯大怒，虽然西征不能因此中止，他仍派遣留守中原的大将木华黎第四次出兵攻夏，以示惩戒。当时，西夏主力军队全在对金作战，对来自“宗主国”的进攻毫无戒备。蒙古军渡过黄河，长驱直入，进围中兴府，夏神宗惊恐万状，留下太子守护中兴府，自己却与亲信逃往西凉府避难。西夏再一次遣使请降，蒙古军才告撤兵。


尽管暂时逃过一劫，但对于西夏来说，“附蒙侵金”实在是条走不通的死路。1223年，西夏出兵十万之众，跟从蒙古军进攻金朝在陕西的重镇凤翔，“东自扶风、岐山，西至汧、陇”，在数百里一线，蒙夏联军立下营栅，发起猛攻。结果遭遇金兵顽强抵抗，夏军将领“知不能克，遂不告蒙古，引众先归”。此举又一次引来蒙古猛烈报复。1224年，蒙古军队第五次进攻西夏，攻破银州（今陕西省榆林市南鱼河镇），俘获守将塔海，杀西夏军兵数万名，掳掠牛羊马驼数十万，并派出蒙古将士守备要隘，给西夏以沉重的打击。


西夏攻金无从得利，又遭到蒙古军的报复性攻击。


这时，执意“附蒙侵金”的夏神宗因畏惧蒙古遣使问罪进退失据，退位为太上皇。皇位传到夏献宗手中。“附蒙侵金”既然行不通，夏献宗只能改弦更张。一方面，在成吉思汗西征未还的情况下，夏献宗遣使结漠北诸部为外援，组成抗击蒙古的联盟，用以牵制抵御蒙古的入侵。另一方面，夏使如金，终于达成和议：双方以兄弟相称，各用本国年号，如遇他国入侵，互相声援。这就结束了旷日持久且两败俱伤的夏金战争，使得西夏可以将全部精力，用于抵御蒙古的进犯。


只不过，西夏已经没有时间了。成吉思汗自西征战场返回，立即遣使西夏问罪，却听到使臣汇报西夏方面的傲慢态度，发誓要雪洗耻辱。


西夏的终结


1226年，成吉思汗亲自率领10万大军，对西夏进行第六次征讨。这一次进攻不同以往，成吉思汗决心将西夏彻底兼并。



东路的蒙古军主力在贺兰山遇到那位夸下海口的阿沙敢不，一战就将其击败擒获。西路的蒙古军进展也很顺利，先后攻占沙、肃二州。随后两路大军会合东进，攻取甘州。从甘肃的一端到另一端，蒙古军都可以在各个城池集中兵力，对守城的西夏军形成人数优势。西征归来的蒙古军队已经拥有了强大的攻城器械，可以轻易地沿路进行攻城略地。到秋天，河西走廊大部已为蒙古所占，仅剩西凉府一座孤城。西夏守将见势难支撑，遂献城投降。西凉府一失，整个河西走廊尽属蒙古，西夏只剩东部一小块土地，当年德明、元昊两代开疆拓土的成果全都付诸东流了。夏献宗见国势日蹙，城邑不守，蒙古大军日益逼近京城，惊悸而死。其侄南平王被拥立即位，是为西夏末帝。


这年十一月，蒙古军已经沿黄河北上，直刺西夏的心脏地带，兵围灵州城。



灵州城陷落后，蒙古军遂扫荡西夏河东地区，从盐州川向中兴府推进，包围了中兴府。1227年初，成吉思汗留下部分兵力围攻中兴府，自己率军渡黄河，进攻积石州，进入金国辖境，先后攻破金临洮以及河、西宁诸州，切断了西夏与金的联系。这时西夏在北方的要地斡罗孩城也被蒙古军攻克，中兴府已成一座孤城。就在中兴府坚守半载后，城中食尽，军民多病，已完全失去抵抗能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西夏只得向成吉思汗请降。


西夏使节“带着以金佛为首的金银器皿九九，男孩、女子九九，骟马、骆驼九九，以各色九九礼物前来觐见”，请求成吉思汗给予一个月的期限，以准备迁出城内百姓。成吉思汗答应了请求，但这时，成吉思汗的病情和伤势正在一天天恶化，他看不到西夏彻底降伏的这一天了。“一代天骄”留下的遗嘱是，死后秘不发丧，待西夏君主献城投降后，将其杀死。不久之后，西夏末主奉图籍出降。“诸将遵遗命杀之。西夏亡”。


曾经辉煌的西夏文明，最终只化作史书上冰冷的记载，与那至今矗立在银川平原上的九座孤冢……


参考文献：

1、李范文《西夏通史》
2、王天顺《西夏战史》
3、杜建录《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6月上，原标题为《落日余晖，贺兰山下的王朝遗章》，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郭晔旻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张斌

推荐

晋察冀根据地

是华北抗战的核心战略支点

其以血肉之躯构筑了华北抗战的钢铁长城

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作出了卓越贡献

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其精神与经验

将永远铭刻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之上

本期，就让我们一同走进

这个被毛泽东誉为

“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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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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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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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800字
阅 读 需 要 15 分钟


蒙古攻夏的战争在所难免。铁木真的蒙古部虽然统一了整个漠北草原，但连绵几十年的混战已经给社会生产力带来极大破坏。而在经济上，西夏对于新兴的蒙古来说，恰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西夏自从1119年与北宋停战算起，已有近百年时间没有爆发过大规模战争。由于承平已久，民不习兵、国不习战，毫无战争准备。


因此，当成吉思汗先后征服克烈、乃蛮部后，原来与克烈、乃蛮接界的西夏整个北部边境已与蒙古接壤，也就很自然地成为成吉思汗下一个目标。



初遇蒙古


铁木真于1205年出兵，这是蒙古第一次进攻西夏，目的在于试探西夏之虚实，未有扩大疆域、据守城池的战略意图。同时，也因为蒙古兵是突然南下，西夏未能及时组织有力的抵抗。这场战事规模并不大，其历史意义在于开启了长达20多年的蒙夏战争之序幕。



1207年，成吉思汗借口西夏不纳贡和嵬名安全废主自立（夏桓宗被堂弟嵬名安全，即夏襄宗废黜，在囚禁中去世），亲率蒙古铁骑，第二次踏进西夏。这一次，蒙古兵锋指向斡罗孩（兀剌海）城。“斡罗孩”是党项语“长城中通道”之意，它是西夏防御北方敌人的军事重镇，也是河套及宁夏平原的大门。


斡罗孩城地势险要，又有西夏重兵把守，成吉思汗不得不进行一场全然陌生的攻城战。在过去的草原统一战争中，蒙古军擅长在开阔的原野、山地乘马鏖战，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规模的攻城作战（只有在灭塔塔儿部和乃蛮部时，遇到过攻取小寨的战斗）。蒙古军不得不舍骑就步，架云梯、运炮台，还向畏兀儿、契丹等各族人学习攻城技法，但在坚固的斡罗孩城下，蒙古军队还是打得十分艰苦。激战40余日后，蒙古军才攻陷此城，并派兵四处劫掠。但突然袭击的战机已经错过了，夏襄宗调集右厢诸路军，前来应战。


按西夏军制，元昊“置十二监军司，委豪右分统其众”“诸军兵总计五十余万”，以后又陆续有改置或增置，故史载亦有“十八监军司”之说，实是具有军区性质的地方军事建置。右厢诸路军其数不少，在兵力上很可能对蒙古军占有优势——成吉思汗建号时一共分封了95个千户，可用之兵不过十万，而且不可能倾巢而出前来进攻西夏。在这种相当不利的军力对比下，再加上蒙古部队长期在外作战，粮草匮乏，成吉思汗便下令将大批财宝及制造兵器和手工业品的工匠带回漠北。“三年（1208）戊辰春，帝至自西夏。”成吉思汗率师返回蒙古草原。蒙古第二次进攻西夏的军事行动就此宣告结束。可以说，这仍然是一次武力试探行动。



对蒙古称臣纳贡


经过前两次出征，成吉思汗对西夏的地理、军情已经了如指掌。西夏的地理条件是一个天然的练兵场，山地、河川、沙漠、平川、城市、草原无所不有。蒙古军经两次伐西夏，在实战中已经锻炼和提高了自身的战斗力，特别在攻城战方面，已有初步的经验。成吉思汗为了在攻金之前，尽快降服西夏，消除侧翼威胁，西夏应天四年（1209）七月，再次引军南下，第三次进攻西夏。


这是一次真正的大举进攻。蒙古铁骑再次进逼斡罗孩城。西夏方面也已有所准备，下令“严守州城，无令者出戍”，在全境范围内，采取以城为营、以战为守的防守战略，而把主力集中配置在中兴府地区，准备适当时机，与蒙古军决战。夏襄宗任命自己的世子李承祯为元帅，大都督府令公高逸为副元帅，率军5万迎战。无奈西夏军太平已久，早已不是当年李元昊手下攻辽伐宋的健卒。因此，西夏军队刚与长于野战、如狼似虎的蒙古军队交上手，就阵脚松动、全线溃退。高逸舍命抵抗，最后被俘，不屈而死。蒙古军队乘胜前进，再次包围斡罗孩城。该城由西夏太傅西壁讹答负责守卫，虽然斡罗孩城守军抵抗顽强，但成吉思汗有了攻城战争的经验，不久就攻占城池，西壁讹答被俘。


斡罗孩城既失，蒙古军直捣西夏都城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夏军据守克夷门（约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黄河大桥西岸的贺兰山尾端），挡住去路。此处“两山对峙，中通一径，悬绝不可登”，诚为天险。西夏在此原驻有兵力7万余。夏襄宗获悉蒙古军逼近的消息后，急忙复命嵬名令公率5万精兵增援克夷门，企图在这里挫败蒙古军队。


“嵬名”是西夏皇室的姓氏，“令公”则是唐代以来对位高权重者的尊称。嵬名令公不是真实姓名，但其人的身份应是西夏的一位宗室重臣。他率兵抵达克夷门后，在山间埋设伏兵，待“蒙古兵至，嵬名令公自山坂驰下，击败之”。蒙古军遂退出山口，与西夏军队对垒相峙。于是，成吉思汗改变强攻硬夺的战法，转而不断向敌人阵地前沿派遣游兵袭扰。嵬名令公果然中计，率军出击，企图追歼游兵。



这正是13世纪蒙古军队屡试不爽的战术：先以一支部队分散并逃跑，以诱使敌人穷追不舍。敌人奋勇追击逃跑的蒙古军队，以为自己马上就要胜利了；可是在后方看不到的地方，蒙古骑射手们却设下埋伏，当敌人来到弓箭手们面前时，便陷入箭雨之中。趁着对方陷入混乱和遭受严重伤亡的时候，蒙古军队的重骑兵则会发动决定性的进攻。他们手持弯刀，刀刃向外，借助马的速度以加速度砍向敌人，显得势不可挡。在日后的蒙古西征中，罗斯（卡尔卡河战役，1223）与德意志及波兰（莱格尼察战役，1241）的骑士遇到蒙古军队的这种战术先后遭遇惨败，而嵬名令公也没有逃脱蒙古人设下的陷阱，西夏军大败而溃，嵬名令公也被擒获。蒙古军乘胜攻陷克夷门，直入河套平原，包围了中兴府。


中兴府是西夏历代苦心经营一个多世纪的坚城。夏襄宗亲督军士凭城池据守，坚决抵抗。蒙古军多次猛攻不下。成吉思汗无计可施，于是求助于黄河之水。中兴府地势低洼，其西为唐徕渠，其南为红花渠，其东为黄河，城外四周湖塘密布。蒙古军围城至九月，连日大雨，城外渠、湖之水暴涨，成吉思汗在中兴府周围筑起堤坝，遏水直灌中兴府城，城内水深数尺，房屋倒塌，居民被溺死者无数。


中兴府岌岌可危，西夏派使突围，向金朝求援。此时金朝已挫败南宋北伐，重订《嘉定和议》，金宋由叔侄之国升格为伯侄之国。按理说，挟此新胜余威，与西夏首尾呼应，夹攻羽翼未丰的蒙古军队，实属上策。可是当时新立的金主完颜永济（卫绍王）却幸灾乐祸道：“敌人相攻，吾国之福，何患焉？”一国之君如此鼠目寸光，不懂唇亡齿寒的道理，不过几年后就轮到自己在成吉思汗的进攻面前自受其咎了。


金朝外援不至，夏军只得继续坚守，至十二月，因水久淹，中兴府城墙和蒙古军所筑堤坝都有崩塌溃决的危险。成吉思汗派人招降，和议未成。此时，堤坝溃决，大水反淹蒙古军营，迫使蒙古军撤围停战。成吉思汗遣送被俘的西壁讹答入中兴府谕降。夏襄宗走投无路，只得接受蒙军提出的约和条件，对蒙古称臣纳贡。



降伏与背离


蒙古军第三次进攻西夏还有一个收获。这就是西夏与金朝反目成仇：


“金主新立，不能援……夏人恨之，遂叛。”


不久后，蒙古伐金。西夏乘金兵败，开始袭扰金朝边境。1211年，西夏再次发生宫廷政变，齐王嵬名遵顼废襄宗安全，自立为帝，是为神宗。此人在位期间，彻底实行“附蒙侵金”的外交政策。夏金战事迅速升级，金朝军队虽然不是蒙古军的对手，对西夏却尚能应付。结果“以致构难，十年不解，一胜一负，精锐皆尽，而两国俱敝”。夏金战争前，双方边境的兰州、环州、保安、绥德等地置榷场进行互市贸易。此外，西夏还通过派往金朝的使者，在金国都城进行贸易，从中获利。自夏金关系破裂后，金朝关闭榷场，停止夏使在京城的贸易，造成西夏在经济上的巨大损失。


西夏一面要对金作战，一面还要作为附庸承担蒙古的役使，日久天长，遂“不堪奔命，礼意渐疏”。1217年，成吉思汗率大军西征，一些属国也奉命派军从征。但西夏接到派兵助攻的通知后，朝廷内部怨声四起。《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派使节至西夏，要求西夏履行当初“为汝右手”的承诺，夏神宗尚未开言，大将阿沙敢不却说：“气力既不能，何以称汗？”西夏拒绝出兵，以狂妄的语言遣走了蒙古使者。


成吉思汗闻讯大怒，虽然西征不能因此中止，他仍派遣留守中原的大将木华黎第四次出兵攻夏，以示惩戒。当时，西夏主力军队全在对金作战，对来自“宗主国”的进攻毫无戒备。蒙古军渡过黄河，长驱直入，进围中兴府，夏神宗惊恐万状，留下太子守护中兴府，自己却与亲信逃往西凉府避难。西夏再一次遣使请降，蒙古军才告撤兵。


尽管暂时逃过一劫，但对于西夏来说，“附蒙侵金”实在是条走不通的死路。1223年，西夏出兵十万之众，跟从蒙古军进攻金朝在陕西的重镇凤翔，“东自扶风、岐山，西至汧、陇”，在数百里一线，蒙夏联军立下营栅，发起猛攻。结果遭遇金兵顽强抵抗，夏军将领“知不能克，遂不告蒙古，引众先归”。此举又一次引来蒙古猛烈报复。1224年，蒙古军队第五次进攻西夏，攻破银州（今陕西省榆林市南鱼河镇），俘获守将塔海，杀西夏军兵数万名，掳掠牛羊马驼数十万，并派出蒙古将士守备要隘，给西夏以沉重的打击。


西夏攻金无从得利，又遭到蒙古军的报复性攻击。


这时，执意“附蒙侵金”的夏神宗因畏惧蒙古遣使问罪进退失据，退位为太上皇。皇位传到夏献宗手中。“附蒙侵金”既然行不通，夏献宗只能改弦更张。一方面，在成吉思汗西征未还的情况下，夏献宗遣使结漠北诸部为外援，组成抗击蒙古的联盟，用以牵制抵御蒙古的入侵。另一方面，夏使如金，终于达成和议：双方以兄弟相称，各用本国年号，如遇他国入侵，互相声援。这就结束了旷日持久且两败俱伤的夏金战争，使得西夏可以将全部精力，用于抵御蒙古的进犯。


只不过，西夏已经没有时间了。成吉思汗自西征战场返回，立即遣使西夏问罪，却听到使臣汇报西夏方面的傲慢态度，发誓要雪洗耻辱。


西夏的终结


1226年，成吉思汗亲自率领10万大军，对西夏进行第六次征讨。这一次进攻不同以往，成吉思汗决心将西夏彻底兼并。



东路的蒙古军主力在贺兰山遇到那位夸下海口的阿沙敢不，一战就将其击败擒获。西路的蒙古军进展也很顺利，先后攻占沙、肃二州。随后两路大军会合东进，攻取甘州。从甘肃的一端到另一端，蒙古军都可以在各个城池集中兵力，对守城的西夏军形成人数优势。西征归来的蒙古军队已经拥有了强大的攻城器械，可以轻易地沿路进行攻城略地。到秋天，河西走廊大部已为蒙古所占，仅剩西凉府一座孤城。西夏守将见势难支撑，遂献城投降。西凉府一失，整个河西走廊尽属蒙古，西夏只剩东部一小块土地，当年德明、元昊两代开疆拓土的成果全都付诸东流了。夏献宗见国势日蹙，城邑不守，蒙古大军日益逼近京城，惊悸而死。其侄南平王被拥立即位，是为西夏末帝。


这年十一月，蒙古军已经沿黄河北上，直刺西夏的心脏地带，兵围灵州城。



灵州城陷落后，蒙古军遂扫荡西夏河东地区，从盐州川向中兴府推进，包围了中兴府。1227年初，成吉思汗留下部分兵力围攻中兴府，自己率军渡黄河，进攻积石州，进入金国辖境，先后攻破金临洮以及河、西宁诸州，切断了西夏与金的联系。这时西夏在北方的要地斡罗孩城也被蒙古军攻克，中兴府已成一座孤城。就在中兴府坚守半载后，城中食尽，军民多病，已完全失去抵抗能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西夏只得向成吉思汗请降。


西夏使节“带着以金佛为首的金银器皿九九，男孩、女子九九，骟马、骆驼九九，以各色九九礼物前来觐见”，请求成吉思汗给予一个月的期限，以准备迁出城内百姓。成吉思汗答应了请求，但这时，成吉思汗的病情和伤势正在一天天恶化，他看不到西夏彻底降伏的这一天了。“一代天骄”留下的遗嘱是，死后秘不发丧，待西夏君主献城投降后，将其杀死。不久之后，西夏末主奉图籍出降。“诸将遵遗命杀之。西夏亡”。


曾经辉煌的西夏文明，最终只化作史书上冰冷的记载，与那至今矗立在银川平原上的九座孤冢……


参考文献：

1、李范文《西夏通史》
2、王天顺《西夏战史》
3、杜建录《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6月上，原标题为《落日余晖，贺兰山下的王朝遗章》，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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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郭晔旻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张斌

推荐

晋察冀根据地

是华北抗战的核心战略支点

其以血肉之躯构筑了华北抗战的钢铁长城

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作出了卓越贡献

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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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需 要 15 分钟


蒙古攻夏的战争在所难免。铁木真的蒙古部虽然统一了整个漠北草原，但连绵几十年的混战已经给社会生产力带来极大破坏。而在经济上，西夏对于新兴的蒙古来说，恰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西夏自从1119年与北宋停战算起，已有近百年时间没有爆发过大规模战争。由于承平已久，民不习兵、国不习战，毫无战争准备。


因此，当成吉思汗先后征服克烈、乃蛮部后，原来与克烈、乃蛮接界的西夏整个北部边境已与蒙古接壤，也就很自然地成为成吉思汗下一个目标。



初遇蒙古


铁木真于1205年出兵，这是蒙古第一次进攻西夏，目的在于试探西夏之虚实，未有扩大疆域、据守城池的战略意图。同时，也因为蒙古兵是突然南下，西夏未能及时组织有力的抵抗。这场战事规模并不大，其历史意义在于开启了长达20多年的蒙夏战争之序幕。



1207年，成吉思汗借口西夏不纳贡和嵬名安全废主自立（夏桓宗被堂弟嵬名安全，即夏襄宗废黜，在囚禁中去世），亲率蒙古铁骑，第二次踏进西夏。这一次，蒙古兵锋指向斡罗孩（兀剌海）城。“斡罗孩”是党项语“长城中通道”之意，它是西夏防御北方敌人的军事重镇，也是河套及宁夏平原的大门。


斡罗孩城地势险要，又有西夏重兵把守，成吉思汗不得不进行一场全然陌生的攻城战。在过去的草原统一战争中，蒙古军擅长在开阔的原野、山地乘马鏖战，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规模的攻城作战（只有在灭塔塔儿部和乃蛮部时，遇到过攻取小寨的战斗）。蒙古军不得不舍骑就步，架云梯、运炮台，还向畏兀儿、契丹等各族人学习攻城技法，但在坚固的斡罗孩城下，蒙古军队还是打得十分艰苦。激战40余日后，蒙古军才攻陷此城，并派兵四处劫掠。但突然袭击的战机已经错过了，夏襄宗调集右厢诸路军，前来应战。


按西夏军制，元昊“置十二监军司，委豪右分统其众”“诸军兵总计五十余万”，以后又陆续有改置或增置，故史载亦有“十八监军司”之说，实是具有军区性质的地方军事建置。右厢诸路军其数不少，在兵力上很可能对蒙古军占有优势——成吉思汗建号时一共分封了95个千户，可用之兵不过十万，而且不可能倾巢而出前来进攻西夏。在这种相当不利的军力对比下，再加上蒙古部队长期在外作战，粮草匮乏，成吉思汗便下令将大批财宝及制造兵器和手工业品的工匠带回漠北。“三年（1208）戊辰春，帝至自西夏。”成吉思汗率师返回蒙古草原。蒙古第二次进攻西夏的军事行动就此宣告结束。可以说，这仍然是一次武力试探行动。



对蒙古称臣纳贡


经过前两次出征，成吉思汗对西夏的地理、军情已经了如指掌。西夏的地理条件是一个天然的练兵场，山地、河川、沙漠、平川、城市、草原无所不有。蒙古军经两次伐西夏，在实战中已经锻炼和提高了自身的战斗力，特别在攻城战方面，已有初步的经验。成吉思汗为了在攻金之前，尽快降服西夏，消除侧翼威胁，西夏应天四年（1209）七月，再次引军南下，第三次进攻西夏。


这是一次真正的大举进攻。蒙古铁骑再次进逼斡罗孩城。西夏方面也已有所准备，下令“严守州城，无令者出戍”，在全境范围内，采取以城为营、以战为守的防守战略，而把主力集中配置在中兴府地区，准备适当时机，与蒙古军决战。夏襄宗任命自己的世子李承祯为元帅，大都督府令公高逸为副元帅，率军5万迎战。无奈西夏军太平已久，早已不是当年李元昊手下攻辽伐宋的健卒。因此，西夏军队刚与长于野战、如狼似虎的蒙古军队交上手，就阵脚松动、全线溃退。高逸舍命抵抗，最后被俘，不屈而死。蒙古军队乘胜前进，再次包围斡罗孩城。该城由西夏太傅西壁讹答负责守卫，虽然斡罗孩城守军抵抗顽强，但成吉思汗有了攻城战争的经验，不久就攻占城池，西壁讹答被俘。


斡罗孩城既失，蒙古军直捣西夏都城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夏军据守克夷门（约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黄河大桥西岸的贺兰山尾端），挡住去路。此处“两山对峙，中通一径，悬绝不可登”，诚为天险。西夏在此原驻有兵力7万余。夏襄宗获悉蒙古军逼近的消息后，急忙复命嵬名令公率5万精兵增援克夷门，企图在这里挫败蒙古军队。


“嵬名”是西夏皇室的姓氏，“令公”则是唐代以来对位高权重者的尊称。嵬名令公不是真实姓名，但其人的身份应是西夏的一位宗室重臣。他率兵抵达克夷门后，在山间埋设伏兵，待“蒙古兵至，嵬名令公自山坂驰下，击败之”。蒙古军遂退出山口，与西夏军队对垒相峙。于是，成吉思汗改变强攻硬夺的战法，转而不断向敌人阵地前沿派遣游兵袭扰。嵬名令公果然中计，率军出击，企图追歼游兵。



这正是13世纪蒙古军队屡试不爽的战术：先以一支部队分散并逃跑，以诱使敌人穷追不舍。敌人奋勇追击逃跑的蒙古军队，以为自己马上就要胜利了；可是在后方看不到的地方，蒙古骑射手们却设下埋伏，当敌人来到弓箭手们面前时，便陷入箭雨之中。趁着对方陷入混乱和遭受严重伤亡的时候，蒙古军队的重骑兵则会发动决定性的进攻。他们手持弯刀，刀刃向外，借助马的速度以加速度砍向敌人，显得势不可挡。在日后的蒙古西征中，罗斯（卡尔卡河战役，1223）与德意志及波兰（莱格尼察战役，1241）的骑士遇到蒙古军队的这种战术先后遭遇惨败，而嵬名令公也没有逃脱蒙古人设下的陷阱，西夏军大败而溃，嵬名令公也被擒获。蒙古军乘胜攻陷克夷门，直入河套平原，包围了中兴府。


中兴府是西夏历代苦心经营一个多世纪的坚城。夏襄宗亲督军士凭城池据守，坚决抵抗。蒙古军多次猛攻不下。成吉思汗无计可施，于是求助于黄河之水。中兴府地势低洼，其西为唐徕渠，其南为红花渠，其东为黄河，城外四周湖塘密布。蒙古军围城至九月，连日大雨，城外渠、湖之水暴涨，成吉思汗在中兴府周围筑起堤坝，遏水直灌中兴府城，城内水深数尺，房屋倒塌，居民被溺死者无数。


中兴府岌岌可危，西夏派使突围，向金朝求援。此时金朝已挫败南宋北伐，重订《嘉定和议》，金宋由叔侄之国升格为伯侄之国。按理说，挟此新胜余威，与西夏首尾呼应，夹攻羽翼未丰的蒙古军队，实属上策。可是当时新立的金主完颜永济（卫绍王）却幸灾乐祸道：“敌人相攻，吾国之福，何患焉？”一国之君如此鼠目寸光，不懂唇亡齿寒的道理，不过几年后就轮到自己在成吉思汗的进攻面前自受其咎了。


金朝外援不至，夏军只得继续坚守，至十二月，因水久淹，中兴府城墙和蒙古军所筑堤坝都有崩塌溃决的危险。成吉思汗派人招降，和议未成。此时，堤坝溃决，大水反淹蒙古军营，迫使蒙古军撤围停战。成吉思汗遣送被俘的西壁讹答入中兴府谕降。夏襄宗走投无路，只得接受蒙军提出的约和条件，对蒙古称臣纳贡。



降伏与背离


蒙古军第三次进攻西夏还有一个收获。这就是西夏与金朝反目成仇：


“金主新立，不能援……夏人恨之，遂叛。”


不久后，蒙古伐金。西夏乘金兵败，开始袭扰金朝边境。1211年，西夏再次发生宫廷政变，齐王嵬名遵顼废襄宗安全，自立为帝，是为神宗。此人在位期间，彻底实行“附蒙侵金”的外交政策。夏金战事迅速升级，金朝军队虽然不是蒙古军的对手，对西夏却尚能应付。结果“以致构难，十年不解，一胜一负，精锐皆尽，而两国俱敝”。夏金战争前，双方边境的兰州、环州、保安、绥德等地置榷场进行互市贸易。此外，西夏还通过派往金朝的使者，在金国都城进行贸易，从中获利。自夏金关系破裂后，金朝关闭榷场，停止夏使在京城的贸易，造成西夏在经济上的巨大损失。


西夏一面要对金作战，一面还要作为附庸承担蒙古的役使，日久天长，遂“不堪奔命，礼意渐疏”。1217年，成吉思汗率大军西征，一些属国也奉命派军从征。但西夏接到派兵助攻的通知后，朝廷内部怨声四起。《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派使节至西夏，要求西夏履行当初“为汝右手”的承诺，夏神宗尚未开言，大将阿沙敢不却说：“气力既不能，何以称汗？”西夏拒绝出兵，以狂妄的语言遣走了蒙古使者。


成吉思汗闻讯大怒，虽然西征不能因此中止，他仍派遣留守中原的大将木华黎第四次出兵攻夏，以示惩戒。当时，西夏主力军队全在对金作战，对来自“宗主国”的进攻毫无戒备。蒙古军渡过黄河，长驱直入，进围中兴府，夏神宗惊恐万状，留下太子守护中兴府，自己却与亲信逃往西凉府避难。西夏再一次遣使请降，蒙古军才告撤兵。


尽管暂时逃过一劫，但对于西夏来说，“附蒙侵金”实在是条走不通的死路。1223年，西夏出兵十万之众，跟从蒙古军进攻金朝在陕西的重镇凤翔，“东自扶风、岐山，西至汧、陇”，在数百里一线，蒙夏联军立下营栅，发起猛攻。结果遭遇金兵顽强抵抗，夏军将领“知不能克，遂不告蒙古，引众先归”。此举又一次引来蒙古猛烈报复。1224年，蒙古军队第五次进攻西夏，攻破银州（今陕西省榆林市南鱼河镇），俘获守将塔海，杀西夏军兵数万名，掳掠牛羊马驼数十万，并派出蒙古将士守备要隘，给西夏以沉重的打击。


西夏攻金无从得利，又遭到蒙古军的报复性攻击。


这时，执意“附蒙侵金”的夏神宗因畏惧蒙古遣使问罪进退失据，退位为太上皇。皇位传到夏献宗手中。“附蒙侵金”既然行不通，夏献宗只能改弦更张。一方面，在成吉思汗西征未还的情况下，夏献宗遣使结漠北诸部为外援，组成抗击蒙古的联盟，用以牵制抵御蒙古的入侵。另一方面，夏使如金，终于达成和议：双方以兄弟相称，各用本国年号，如遇他国入侵，互相声援。这就结束了旷日持久且两败俱伤的夏金战争，使得西夏可以将全部精力，用于抵御蒙古的进犯。


只不过，西夏已经没有时间了。成吉思汗自西征战场返回，立即遣使西夏问罪，却听到使臣汇报西夏方面的傲慢态度，发誓要雪洗耻辱。


西夏的终结


1226年，成吉思汗亲自率领10万大军，对西夏进行第六次征讨。这一次进攻不同以往，成吉思汗决心将西夏彻底兼并。



东路的蒙古军主力在贺兰山遇到那位夸下海口的阿沙敢不，一战就将其击败擒获。西路的蒙古军进展也很顺利，先后攻占沙、肃二州。随后两路大军会合东进，攻取甘州。从甘肃的一端到另一端，蒙古军都可以在各个城池集中兵力，对守城的西夏军形成人数优势。西征归来的蒙古军队已经拥有了强大的攻城器械，可以轻易地沿路进行攻城略地。到秋天，河西走廊大部已为蒙古所占，仅剩西凉府一座孤城。西夏守将见势难支撑，遂献城投降。西凉府一失，整个河西走廊尽属蒙古，西夏只剩东部一小块土地，当年德明、元昊两代开疆拓土的成果全都付诸东流了。夏献宗见国势日蹙，城邑不守，蒙古大军日益逼近京城，惊悸而死。其侄南平王被拥立即位，是为西夏末帝。


这年十一月，蒙古军已经沿黄河北上，直刺西夏的心脏地带，兵围灵州城。



灵州城陷落后，蒙古军遂扫荡西夏河东地区，从盐州川向中兴府推进，包围了中兴府。1227年初，成吉思汗留下部分兵力围攻中兴府，自己率军渡黄河，进攻积石州，进入金国辖境，先后攻破金临洮以及河、西宁诸州，切断了西夏与金的联系。这时西夏在北方的要地斡罗孩城也被蒙古军攻克，中兴府已成一座孤城。就在中兴府坚守半载后，城中食尽，军民多病，已完全失去抵抗能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西夏只得向成吉思汗请降。


西夏使节“带着以金佛为首的金银器皿九九，男孩、女子九九，骟马、骆驼九九，以各色九九礼物前来觐见”，请求成吉思汗给予一个月的期限，以准备迁出城内百姓。成吉思汗答应了请求，但这时，成吉思汗的病情和伤势正在一天天恶化，他看不到西夏彻底降伏的这一天了。“一代天骄”留下的遗嘱是，死后秘不发丧，待西夏君主献城投降后，将其杀死。不久之后，西夏末主奉图籍出降。“诸将遵遗命杀之。西夏亡”。


曾经辉煌的西夏文明，最终只化作史书上冰冷的记载，与那至今矗立在银川平原上的九座孤冢……


参考文献：

1、李范文《西夏通史》
2、王天顺《西夏战史》
3、杜建录《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6月上，原标题为《落日余晖，贺兰山下的王朝遗章》，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郭晔旻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张斌

推荐

晋察冀根据地

是华北抗战的核心战略支点

其以血肉之躯构筑了华北抗战的钢铁长城

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作出了卓越贡献

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其精神与经验

将永远铭刻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之上

本期，就让我们一同走进

这个被毛泽东誉为

“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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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500 字
阅 读 需 要 15 分 钟


1938年徐州会战结束后，日军就企图通过“扫荡”摧毁抗日根据地，歼灭后方抗日武装。日军对华北占领的一大目的是掠夺资源，“以战养战”，而八路军留在平原农村的小股游击队成为插入敌人后方的楔子，既能滋养、巩固自身，又能对敌人进行扰乱和破坏。为解决根据地威胁，日军在1938年秋季大举围攻晋察冀边区的军事行动基本宣告失败后，调整战略，改为首先肃清平原后转入山地的作战方针，遂调转枪口“扫荡”晋察冀边区的平原带冀中区。当年冬季，日军调集驻平汉铁路北段的第110师团一部，驻津浦路北段的第27师团一部以及分驻各地的1万多伪军，准备以重兵迅速肃清平地，妄图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


1938年11月12日，日伪出动6000余兵力向大清河以北的雄县、霸县（今霸州市）、容城、新城、固安等地发起进攻，标志着新一轮针对根据地的“扫荡”开始。这次日伪对诸县进行长达26日的围攻，目的是将大清河以北的抗日武装一举消灭或将其驱逐到大清河以南。但在发动进攻之初日军就领教了人民战争的威力，连续遭到我军游击队打击而受挫，冀中军民共同与敌战斗29次，取得击毙日伪军600余人，俘虏伪军1000余人的战绩。



敌人第一次进攻被粉碎后，又陆续针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了四次“扫荡”，皆以失败告终经过五个月反“扫荡”作战，冀中军民提高了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信心，巩固了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


冬季风暴


1939年是晋察冀根据地史上的关键一年。自根据地成立以来，发展至1938年底，部队已发展至9.4万人，为了更好担负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从1939年2月10日，八路军总部发出整军训令起，根据地就开始分期、分批进行整训，以便更好负担巩固敌后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与此同时，冀中地区反“扫荡”斗争取得重大战果，八路军第120师在冀中区转战的8个月中，圆满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巩固冀中、帮助三纵队和扩大部队的三项任务。期间，该师共与敌人进行大小战斗116次，歼灭日伪军4900余人，部队扩大两倍以上。120师进入冀中时为6300余人，于9月撤离时已达到21900余人。


华北敌后抗战力量的暴增则让日本方面大为头疼，他们认为“由于共军势力广泛渗透、顽强进行活动，我各部队对其警备地区周围，经常反复进行肃正讨伐”，遂开始实施第三期作战，时间为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即冬季“扫荡”作战。不过在10月到来之前，日军华北方面军企图以所谓“牛刀子战术”，远距离奔袭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方机关和学校驻地陈庄，结果收到消息的八路军及时将后方机关、学校人员和群众安全转移，9月25日敌人占领陈庄时，“扫荡”扑空。八路军第120师则调整部署，对攻占陈庄的日军实施反包围，持续数日战斗，取得歼敌1380余人的战绩，成为又一场“模范歼灭战”。


进入1939年10月，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平汉路西基本区进行疯狂的冬季大“扫荡”，企图消灭军区部队主力，摧毁根据地，日军蒙疆驻屯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成为这次作战的刀锋。但令日军没想到的是，第三期作战刚开始，驻蒙军第2旅团就出事了——1939年10月28日，第2旅团在山西广灵地区遭到八路军袭击，伤亡惨重。据当事人回忆，战斗开始后，时任八路军第120师359旅719团营政治教导员彭清云瞄准了一位日本胖军官射击，开枪后胖军官便应声倒下，日军阵营顿时大乱。事后得知，被彭清云击中的那个胖军官就是日军驻蒙军第2旅团旅团长常冈宽治少将。由于此役后常冈宽治再也没有出现在中国，长期以来被认为此人在广灵被我军击毙。直到近些年通过日方资料才得知，常冈宽治并未死亡，而是中枪负伤，不久后被调回日本本土。


阿部规秀之死


常冈宽治的接替者很有名——阿部规秀。


阿部规秀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9期，七七事变后，调任关东军第1师团步兵第1旅团旅团长，驻屯黑龙江省孙吴地区，早在1937年8月就晋升为陆军少将。到1939年10月接替驻蒙军第2旅团旅团长时，阿部规秀刚晋升中将，比前任旅团长的军衔还要高一级。


阿部规秀以“山地战专家”著称，到任后的他不惧八路军利用山地进行的游击战术，又急于建功，几乎第一时间就组织部队进行“扫荡”。此前日军作战往往都在平原地区，以县城为核心展开，而这次阿部规秀却大胆地直接挺进山区寻找八路军主力。11月3日拂晓，日军驻蒙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第1、第4大队由涞源出动，向深山峡谷、地势险要的银坊、走马驿一带进犯，试图直扑根据地。其先头部队为大队长辻村宪吉所部数百人。


我军方面，时任晋察冀军区二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是一位红军老将，反“围剿”和长征时期屡立战功，七七事变后，又参与平型关等诸多战役，加上此前经过一年多反“扫荡”斗争，杨成武以及晋察冀抗日军民早就积累的丰富作战经验，为打击日军嚣张气焰，他们决定把设伏地点选在山岭陡峭的雁宿崖地带，由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1、第3团各一部完成部署，切断日军退路和封锁前进谷口。而后第3大队与进犯到银坊的日军先行交战，而后边打边撤，将日军诱至雁宿崖一带，等到日军行至雁宿崖以南的险峻山地，杨成武率领的三个老红军团从峡谷两侧发动突袭，激战竟日，日军先头部队辻村宪吉以下500余人被全部歼灭。与此同时，八路军第120师715团一部，阻击了另一路进犯日军，有效配合了雁宿崖的战斗。



报捷后，晋察冀军区和120师根据日军遭到打击后必来报复的规律，迅速组织部队撤离战场。果不出所料，首战受挫让“山地战专家”阿部规秀恼羞成怒，他迅速集结1500人准备发起更大规模的复仇式“扫荡”。11月4日，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一部在阿部规秀的率领下进犯雁宿崖，但此时八路军早已人去崖空，日军顺利通过雁宿崖，向黄土岭推进，继续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



黄土岭位于今河北涞源县境内，处于太行山北部群山之中，地势险要，有一处峡口形似一条长“口袋”，是设伏的极佳地点。早已掌握日军动态的杨成武采取“诱敌入瓮、据险伏击、牵制增援”的战法，以少数兵力采取“时堵时撤、若即若离、激怒日军”的方式节节抗击，将敌军诱至黄土岭以东的峡谷地区。6日，阿部规秀率部抵达黄土岭地区时，八路军已完成部署，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1、第3、第25团、第3支队，第三军分区第2团和八路军第120师特务团乘机在一夜之间完成了对日军的包围。



7日，天空下起绵绵细雨，阿部规秀的队伍从清早就出发，至15时左右，全部进入黄土岭地区的峡谷山道。伏击时机成熟，八路军从四面八方一齐攻向日军，著名的黄土岭之战打响。据《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史》记载，战斗开始后，八路军利用地形优势，对日军形成四面包围之势，又调动100多挺轻重机枪一齐射向日军，将其压缩在长约1.5千米、宽约100米的山谷内。中国共产党一向重视发展、动员群众参战，认为人民战争是抗战的主体和胜利之本，平时注重的群众工作也在此役收获极大效果，战斗期间，附近涞源、易县、满城、完县（今河北顺平县）的基干自卫队，踊跃参加巡逻警戒，运送伤员和弹药；人民群众还到前线为八路军送饭、送水，极大鼓舞了参战将士。


军民齐心协力抗战，加上八路军对地形的巧妙运用，黄土岭峡谷里的日军在机枪压制下死伤惨重，尸横遍野。已成瓮中之鳖的阿部规秀一面发电向友军求援，一面指挥部队负隅顽抗，企图强行打开一个缺口，冲出我军包围圈。激战中，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1团团长陈正湘，通过观察，发现了日军的指挥所和观察所，他立即指挥军分区炮兵连摧毁这两个重要目标。当时八路军缺少重武器，更不可能有飞机、坦克助阵，在进行伏击战时，能够充当炮击主力的，是能随带随走的迫击炮。82迫击炮与60迫击炮并称为二战中国战场两大迫击炮。尤其是生产于1931年的国造82迫击炮，重69千克，但可拆分为三个部分，结构简单，运输方便，同时造价低廉，故而成为中国军队的首选。



随着陈正湘一声令下，八路军战士们操作一排迫击炮打向目标，爆炸声响彻山谷。这一阵炮击之后，八路军发现山谷里的日军变得惊慌失措，开始左突右冲，秩序混乱。后来才得知，这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指挥系统所致，正是刚才那阵炮击，让他们的旅团长阿部规秀命丧黄泉。


捷报传来


阿部规秀被击毙时，黄土岭战斗还在持续。剩余日军在失去指挥官后，被迫收缩兵力固守。激战至8日中午，日军第26、第110师团前往增援，准备与独立混成第2旅团残部会合进而对黄土岭地区的八路军形成反包围。八路军方面发现战况不利，且7日伏击战已取得重大战果，遂在日军援军抵达前适时撤出战斗。


黄土岭之战，我军歼灭日军旅团长以下900余人，极大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关于阿部规秀之死的细节，多年以来出现过多种说法，例如在日本新闻报道里，阿部规秀是指挥作战时被炸，右腹部及双腿数处受伤，但仍指挥战斗，直到当晚伤重不治身亡，死前竟然还俯首向东方遥拜，离谱得像演义小说。而主流观点认为，阿部规秀死于八路军战士李二喜操作的82迫击炮，而且是当场就被炮弹炸得支离破碎，也正因指挥官突然死亡，日军才一度陷入无序混乱，这种说法显然更符合逻辑。击毙阿部规秀的这门迫击炮，至今仍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击毙日军中将，这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鲜有的战绩，国内各大报刊争相登载这一捷报。晋察冀军区闻讯后给战斗部队发去嘉奖令，称：“在黄土岭战斗中，我第一军分区炮兵连充分发挥了炮兵的作用，给予敌人以极大的杀伤和威胁，以准确的射击命中敌酋，使敌失去指挥与掌握，致全线动摇而陷于极端混乱状态中，并密切配合我之步兵获得黄土岭的胜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也致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予以嘉奖。


“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1939年11月20日，日本报纸《朝日新闻》发出如此哀叹。也在同一天，日军出动兵力2万人左右，分路向边区中心阜平进攻。经历此前一系列挫败后，日军不得不增兵进行更大规模的全面“扫荡”，企图将军区主力部队压缩于阜平地区聚而歼之。面对敌人更疯狂的反扑，晋察冀军区确立避免与敌人决战，适当分散于敌人周围，以积极的游击动作迷惑和疲惫敌军，抓住有利战机歼灭敌人的指导方针，于12月4日在高洪口地区再次取胜，歼灭日军木内大队长以下300余人。



1939年12月8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历时40余天的冬季反“扫荡”战役以胜利告终。据《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载，此次作战期间，北岳区部队与敌人战斗108次，毙伤敌军36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与军用物资。军区部队也付出了伤亡2000人左右的代价。冬季反“扫荡”作战中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不仅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对日伪形成极大震慑。尤其在黄土岭一役击毙阿部规秀，使得日军在此后“扫荡”作战中不敢轻易以1个大队的兵力深入根据地进行袭击，而其大部分兵力又被游击队所牵制，胶着在各“点”“线”上，难以抽调。从而，为晋察冀根据地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客观上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8月上，原标题为《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 根据地反“扫荡”经典战例》，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周渝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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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察冀根据地

是华北抗战的核心战略支点

其以血肉之躯构筑了华北抗战的钢铁长城

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作出了卓越贡献

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其精神与经验

将永远铭刻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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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500 字
阅 读 需 要 15 分 钟


1938年徐州会战结束后，日军就企图通过“扫荡”摧毁抗日根据地，歼灭后方抗日武装。日军对华北占领的一大目的是掠夺资源，“以战养战”，而八路军留在平原农村的小股游击队成为插入敌人后方的楔子，既能滋养、巩固自身，又能对敌人进行扰乱和破坏。为解决根据地威胁，日军在1938年秋季大举围攻晋察冀边区的军事行动基本宣告失败后，调整战略，改为首先肃清平原后转入山地的作战方针，遂调转枪口“扫荡”晋察冀边区的平原带冀中区。当年冬季，日军调集驻平汉铁路北段的第110师团一部，驻津浦路北段的第27师团一部以及分驻各地的1万多伪军，准备以重兵迅速肃清平地，妄图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


1938年11月12日，日伪出动6000余兵力向大清河以北的雄县、霸县（今霸州市）、容城、新城、固安等地发起进攻，标志着新一轮针对根据地的“扫荡”开始。这次日伪对诸县进行长达26日的围攻，目的是将大清河以北的抗日武装一举消灭或将其驱逐到大清河以南。但在发动进攻之初日军就领教了人民战争的威力，连续遭到我军游击队打击而受挫，冀中军民共同与敌战斗29次，取得击毙日伪军600余人，俘虏伪军1000余人的战绩。



敌人第一次进攻被粉碎后，又陆续针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了四次“扫荡”，皆以失败告终经过五个月反“扫荡”作战，冀中军民提高了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信心，巩固了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


冬季风暴


1939年是晋察冀根据地史上的关键一年。自根据地成立以来，发展至1938年底，部队已发展至9.4万人，为了更好担负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从1939年2月10日，八路军总部发出整军训令起，根据地就开始分期、分批进行整训，以便更好负担巩固敌后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与此同时，冀中地区反“扫荡”斗争取得重大战果，八路军第120师在冀中区转战的8个月中，圆满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巩固冀中、帮助三纵队和扩大部队的三项任务。期间，该师共与敌人进行大小战斗116次，歼灭日伪军4900余人，部队扩大两倍以上。120师进入冀中时为6300余人，于9月撤离时已达到21900余人。


华北敌后抗战力量的暴增则让日本方面大为头疼，他们认为“由于共军势力广泛渗透、顽强进行活动，我各部队对其警备地区周围，经常反复进行肃正讨伐”，遂开始实施第三期作战，时间为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即冬季“扫荡”作战。不过在10月到来之前，日军华北方面军企图以所谓“牛刀子战术”，远距离奔袭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方机关和学校驻地陈庄，结果收到消息的八路军及时将后方机关、学校人员和群众安全转移，9月25日敌人占领陈庄时，“扫荡”扑空。八路军第120师则调整部署，对攻占陈庄的日军实施反包围，持续数日战斗，取得歼敌1380余人的战绩，成为又一场“模范歼灭战”。


进入1939年10月，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平汉路西基本区进行疯狂的冬季大“扫荡”，企图消灭军区部队主力，摧毁根据地，日军蒙疆驻屯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成为这次作战的刀锋。但令日军没想到的是，第三期作战刚开始，驻蒙军第2旅团就出事了——1939年10月28日，第2旅团在山西广灵地区遭到八路军袭击，伤亡惨重。据当事人回忆，战斗开始后，时任八路军第120师359旅719团营政治教导员彭清云瞄准了一位日本胖军官射击，开枪后胖军官便应声倒下，日军阵营顿时大乱。事后得知，被彭清云击中的那个胖军官就是日军驻蒙军第2旅团旅团长常冈宽治少将。由于此役后常冈宽治再也没有出现在中国，长期以来被认为此人在广灵被我军击毙。直到近些年通过日方资料才得知，常冈宽治并未死亡，而是中枪负伤，不久后被调回日本本土。


阿部规秀之死


常冈宽治的接替者很有名——阿部规秀。


阿部规秀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9期，七七事变后，调任关东军第1师团步兵第1旅团旅团长，驻屯黑龙江省孙吴地区，早在1937年8月就晋升为陆军少将。到1939年10月接替驻蒙军第2旅团旅团长时，阿部规秀刚晋升中将，比前任旅团长的军衔还要高一级。


阿部规秀以“山地战专家”著称，到任后的他不惧八路军利用山地进行的游击战术，又急于建功，几乎第一时间就组织部队进行“扫荡”。此前日军作战往往都在平原地区，以县城为核心展开，而这次阿部规秀却大胆地直接挺进山区寻找八路军主力。11月3日拂晓，日军驻蒙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第1、第4大队由涞源出动，向深山峡谷、地势险要的银坊、走马驿一带进犯，试图直扑根据地。其先头部队为大队长辻村宪吉所部数百人。


我军方面，时任晋察冀军区二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是一位红军老将，反“围剿”和长征时期屡立战功，七七事变后，又参与平型关等诸多战役，加上此前经过一年多反“扫荡”斗争，杨成武以及晋察冀抗日军民早就积累的丰富作战经验，为打击日军嚣张气焰，他们决定把设伏地点选在山岭陡峭的雁宿崖地带，由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1、第3团各一部完成部署，切断日军退路和封锁前进谷口。而后第3大队与进犯到银坊的日军先行交战，而后边打边撤，将日军诱至雁宿崖一带，等到日军行至雁宿崖以南的险峻山地，杨成武率领的三个老红军团从峡谷两侧发动突袭，激战竟日，日军先头部队辻村宪吉以下500余人被全部歼灭。与此同时，八路军第120师715团一部，阻击了另一路进犯日军，有效配合了雁宿崖的战斗。



报捷后，晋察冀军区和120师根据日军遭到打击后必来报复的规律，迅速组织部队撤离战场。果不出所料，首战受挫让“山地战专家”阿部规秀恼羞成怒，他迅速集结1500人准备发起更大规模的复仇式“扫荡”。11月4日，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一部在阿部规秀的率领下进犯雁宿崖，但此时八路军早已人去崖空，日军顺利通过雁宿崖，向黄土岭推进，继续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



黄土岭位于今河北涞源县境内，处于太行山北部群山之中，地势险要，有一处峡口形似一条长“口袋”，是设伏的极佳地点。早已掌握日军动态的杨成武采取“诱敌入瓮、据险伏击、牵制增援”的战法，以少数兵力采取“时堵时撤、若即若离、激怒日军”的方式节节抗击，将敌军诱至黄土岭以东的峡谷地区。6日，阿部规秀率部抵达黄土岭地区时，八路军已完成部署，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1、第3、第25团、第3支队，第三军分区第2团和八路军第120师特务团乘机在一夜之间完成了对日军的包围。



7日，天空下起绵绵细雨，阿部规秀的队伍从清早就出发，至15时左右，全部进入黄土岭地区的峡谷山道。伏击时机成熟，八路军从四面八方一齐攻向日军，著名的黄土岭之战打响。据《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史》记载，战斗开始后，八路军利用地形优势，对日军形成四面包围之势，又调动100多挺轻重机枪一齐射向日军，将其压缩在长约1.5千米、宽约100米的山谷内。中国共产党一向重视发展、动员群众参战，认为人民战争是抗战的主体和胜利之本，平时注重的群众工作也在此役收获极大效果，战斗期间，附近涞源、易县、满城、完县（今河北顺平县）的基干自卫队，踊跃参加巡逻警戒，运送伤员和弹药；人民群众还到前线为八路军送饭、送水，极大鼓舞了参战将士。


军民齐心协力抗战，加上八路军对地形的巧妙运用，黄土岭峡谷里的日军在机枪压制下死伤惨重，尸横遍野。已成瓮中之鳖的阿部规秀一面发电向友军求援，一面指挥部队负隅顽抗，企图强行打开一个缺口，冲出我军包围圈。激战中，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1团团长陈正湘，通过观察，发现了日军的指挥所和观察所，他立即指挥军分区炮兵连摧毁这两个重要目标。当时八路军缺少重武器，更不可能有飞机、坦克助阵，在进行伏击战时，能够充当炮击主力的，是能随带随走的迫击炮。82迫击炮与60迫击炮并称为二战中国战场两大迫击炮。尤其是生产于1931年的国造82迫击炮，重69千克，但可拆分为三个部分，结构简单，运输方便，同时造价低廉，故而成为中国军队的首选。



随着陈正湘一声令下，八路军战士们操作一排迫击炮打向目标，爆炸声响彻山谷。这一阵炮击之后，八路军发现山谷里的日军变得惊慌失措，开始左突右冲，秩序混乱。后来才得知，这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指挥系统所致，正是刚才那阵炮击，让他们的旅团长阿部规秀命丧黄泉。


捷报传来


阿部规秀被击毙时，黄土岭战斗还在持续。剩余日军在失去指挥官后，被迫收缩兵力固守。激战至8日中午，日军第26、第110师团前往增援，准备与独立混成第2旅团残部会合进而对黄土岭地区的八路军形成反包围。八路军方面发现战况不利，且7日伏击战已取得重大战果，遂在日军援军抵达前适时撤出战斗。


黄土岭之战，我军歼灭日军旅团长以下900余人，极大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关于阿部规秀之死的细节，多年以来出现过多种说法，例如在日本新闻报道里，阿部规秀是指挥作战时被炸，右腹部及双腿数处受伤，但仍指挥战斗，直到当晚伤重不治身亡，死前竟然还俯首向东方遥拜，离谱得像演义小说。而主流观点认为，阿部规秀死于八路军战士李二喜操作的82迫击炮，而且是当场就被炮弹炸得支离破碎，也正因指挥官突然死亡，日军才一度陷入无序混乱，这种说法显然更符合逻辑。击毙阿部规秀的这门迫击炮，至今仍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击毙日军中将，这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鲜有的战绩，国内各大报刊争相登载这一捷报。晋察冀军区闻讯后给战斗部队发去嘉奖令，称：“在黄土岭战斗中，我第一军分区炮兵连充分发挥了炮兵的作用，给予敌人以极大的杀伤和威胁，以准确的射击命中敌酋，使敌失去指挥与掌握，致全线动摇而陷于极端混乱状态中，并密切配合我之步兵获得黄土岭的胜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也致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予以嘉奖。


“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1939年11月20日，日本报纸《朝日新闻》发出如此哀叹。也在同一天，日军出动兵力2万人左右，分路向边区中心阜平进攻。经历此前一系列挫败后，日军不得不增兵进行更大规模的全面“扫荡”，企图将军区主力部队压缩于阜平地区聚而歼之。面对敌人更疯狂的反扑，晋察冀军区确立避免与敌人决战，适当分散于敌人周围，以积极的游击动作迷惑和疲惫敌军，抓住有利战机歼灭敌人的指导方针，于12月4日在高洪口地区再次取胜，歼灭日军木内大队长以下300余人。



1939年12月8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历时40余天的冬季反“扫荡”战役以胜利告终。据《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载，此次作战期间，北岳区部队与敌人战斗108次，毙伤敌军36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与军用物资。军区部队也付出了伤亡2000人左右的代价。冬季反“扫荡”作战中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不仅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对日伪形成极大震慑。尤其在黄土岭一役击毙阿部规秀，使得日军在此后“扫荡”作战中不敢轻易以1个大队的兵力深入根据地进行袭击，而其大部分兵力又被游击队所牵制，胶着在各“点”“线”上，难以抽调。从而，为晋察冀根据地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客观上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8月上，原标题为《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 根据地反“扫荡”经典战例》，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周渝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戈雨

推荐

晋察冀根据地

是华北抗战的核心战略支点

其以血肉之躯构筑了华北抗战的钢铁长城

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作出了卓越贡献

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其精神与经验

将永远铭刻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之上

本期，就让我们一同走进

这个被毛泽东誉为

“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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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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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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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500 字
阅 读 需 要 15 分 钟


1938年徐州会战结束后，日军就企图通过“扫荡”摧毁抗日根据地，歼灭后方抗日武装。日军对华北占领的一大目的是掠夺资源，“以战养战”，而八路军留在平原农村的小股游击队成为插入敌人后方的楔子，既能滋养、巩固自身，又能对敌人进行扰乱和破坏。为解决根据地威胁，日军在1938年秋季大举围攻晋察冀边区的军事行动基本宣告失败后，调整战略，改为首先肃清平原后转入山地的作战方针，遂调转枪口“扫荡”晋察冀边区的平原带冀中区。当年冬季，日军调集驻平汉铁路北段的第110师团一部，驻津浦路北段的第27师团一部以及分驻各地的1万多伪军，准备以重兵迅速肃清平地，妄图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


1938年11月12日，日伪出动6000余兵力向大清河以北的雄县、霸县（今霸州市）、容城、新城、固安等地发起进攻，标志着新一轮针对根据地的“扫荡”开始。这次日伪对诸县进行长达26日的围攻，目的是将大清河以北的抗日武装一举消灭或将其驱逐到大清河以南。但在发动进攻之初日军就领教了人民战争的威力，连续遭到我军游击队打击而受挫，冀中军民共同与敌战斗29次，取得击毙日伪军600余人，俘虏伪军1000余人的战绩。



敌人第一次进攻被粉碎后，又陆续针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了四次“扫荡”，皆以失败告终经过五个月反“扫荡”作战，冀中军民提高了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信心，巩固了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


冬季风暴


1939年是晋察冀根据地史上的关键一年。自根据地成立以来，发展至1938年底，部队已发展至9.4万人，为了更好担负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从1939年2月10日，八路军总部发出整军训令起，根据地就开始分期、分批进行整训，以便更好负担巩固敌后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与此同时，冀中地区反“扫荡”斗争取得重大战果，八路军第120师在冀中区转战的8个月中，圆满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巩固冀中、帮助三纵队和扩大部队的三项任务。期间，该师共与敌人进行大小战斗116次，歼灭日伪军4900余人，部队扩大两倍以上。120师进入冀中时为6300余人，于9月撤离时已达到21900余人。


华北敌后抗战力量的暴增则让日本方面大为头疼，他们认为“由于共军势力广泛渗透、顽强进行活动，我各部队对其警备地区周围，经常反复进行肃正讨伐”，遂开始实施第三期作战，时间为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即冬季“扫荡”作战。不过在10月到来之前，日军华北方面军企图以所谓“牛刀子战术”，远距离奔袭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方机关和学校驻地陈庄，结果收到消息的八路军及时将后方机关、学校人员和群众安全转移，9月25日敌人占领陈庄时，“扫荡”扑空。八路军第120师则调整部署，对攻占陈庄的日军实施反包围，持续数日战斗，取得歼敌1380余人的战绩，成为又一场“模范歼灭战”。


进入1939年10月，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平汉路西基本区进行疯狂的冬季大“扫荡”，企图消灭军区部队主力，摧毁根据地，日军蒙疆驻屯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成为这次作战的刀锋。但令日军没想到的是，第三期作战刚开始，驻蒙军第2旅团就出事了——1939年10月28日，第2旅团在山西广灵地区遭到八路军袭击，伤亡惨重。据当事人回忆，战斗开始后，时任八路军第120师359旅719团营政治教导员彭清云瞄准了一位日本胖军官射击，开枪后胖军官便应声倒下，日军阵营顿时大乱。事后得知，被彭清云击中的那个胖军官就是日军驻蒙军第2旅团旅团长常冈宽治少将。由于此役后常冈宽治再也没有出现在中国，长期以来被认为此人在广灵被我军击毙。直到近些年通过日方资料才得知，常冈宽治并未死亡，而是中枪负伤，不久后被调回日本本土。


阿部规秀之死


常冈宽治的接替者很有名——阿部规秀。


阿部规秀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9期，七七事变后，调任关东军第1师团步兵第1旅团旅团长，驻屯黑龙江省孙吴地区，早在1937年8月就晋升为陆军少将。到1939年10月接替驻蒙军第2旅团旅团长时，阿部规秀刚晋升中将，比前任旅团长的军衔还要高一级。


阿部规秀以“山地战专家”著称，到任后的他不惧八路军利用山地进行的游击战术，又急于建功，几乎第一时间就组织部队进行“扫荡”。此前日军作战往往都在平原地区，以县城为核心展开，而这次阿部规秀却大胆地直接挺进山区寻找八路军主力。11月3日拂晓，日军驻蒙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第1、第4大队由涞源出动，向深山峡谷、地势险要的银坊、走马驿一带进犯，试图直扑根据地。其先头部队为大队长辻村宪吉所部数百人。


我军方面，时任晋察冀军区二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是一位红军老将，反“围剿”和长征时期屡立战功，七七事变后，又参与平型关等诸多战役，加上此前经过一年多反“扫荡”斗争，杨成武以及晋察冀抗日军民早就积累的丰富作战经验，为打击日军嚣张气焰，他们决定把设伏地点选在山岭陡峭的雁宿崖地带，由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1、第3团各一部完成部署，切断日军退路和封锁前进谷口。而后第3大队与进犯到银坊的日军先行交战，而后边打边撤，将日军诱至雁宿崖一带，等到日军行至雁宿崖以南的险峻山地，杨成武率领的三个老红军团从峡谷两侧发动突袭，激战竟日，日军先头部队辻村宪吉以下500余人被全部歼灭。与此同时，八路军第120师715团一部，阻击了另一路进犯日军，有效配合了雁宿崖的战斗。



报捷后，晋察冀军区和120师根据日军遭到打击后必来报复的规律，迅速组织部队撤离战场。果不出所料，首战受挫让“山地战专家”阿部规秀恼羞成怒，他迅速集结1500人准备发起更大规模的复仇式“扫荡”。11月4日，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一部在阿部规秀的率领下进犯雁宿崖，但此时八路军早已人去崖空，日军顺利通过雁宿崖，向黄土岭推进，继续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



黄土岭位于今河北涞源县境内，处于太行山北部群山之中，地势险要，有一处峡口形似一条长“口袋”，是设伏的极佳地点。早已掌握日军动态的杨成武采取“诱敌入瓮、据险伏击、牵制增援”的战法，以少数兵力采取“时堵时撤、若即若离、激怒日军”的方式节节抗击，将敌军诱至黄土岭以东的峡谷地区。6日，阿部规秀率部抵达黄土岭地区时，八路军已完成部署，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1、第3、第25团、第3支队，第三军分区第2团和八路军第120师特务团乘机在一夜之间完成了对日军的包围。



7日，天空下起绵绵细雨，阿部规秀的队伍从清早就出发，至15时左右，全部进入黄土岭地区的峡谷山道。伏击时机成熟，八路军从四面八方一齐攻向日军，著名的黄土岭之战打响。据《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史》记载，战斗开始后，八路军利用地形优势，对日军形成四面包围之势，又调动100多挺轻重机枪一齐射向日军，将其压缩在长约1.5千米、宽约100米的山谷内。中国共产党一向重视发展、动员群众参战，认为人民战争是抗战的主体和胜利之本，平时注重的群众工作也在此役收获极大效果，战斗期间，附近涞源、易县、满城、完县（今河北顺平县）的基干自卫队，踊跃参加巡逻警戒，运送伤员和弹药；人民群众还到前线为八路军送饭、送水，极大鼓舞了参战将士。


军民齐心协力抗战，加上八路军对地形的巧妙运用，黄土岭峡谷里的日军在机枪压制下死伤惨重，尸横遍野。已成瓮中之鳖的阿部规秀一面发电向友军求援，一面指挥部队负隅顽抗，企图强行打开一个缺口，冲出我军包围圈。激战中，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1团团长陈正湘，通过观察，发现了日军的指挥所和观察所，他立即指挥军分区炮兵连摧毁这两个重要目标。当时八路军缺少重武器，更不可能有飞机、坦克助阵，在进行伏击战时，能够充当炮击主力的，是能随带随走的迫击炮。82迫击炮与60迫击炮并称为二战中国战场两大迫击炮。尤其是生产于1931年的国造82迫击炮，重69千克，但可拆分为三个部分，结构简单，运输方便，同时造价低廉，故而成为中国军队的首选。



随着陈正湘一声令下，八路军战士们操作一排迫击炮打向目标，爆炸声响彻山谷。这一阵炮击之后，八路军发现山谷里的日军变得惊慌失措，开始左突右冲，秩序混乱。后来才得知，这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指挥系统所致，正是刚才那阵炮击，让他们的旅团长阿部规秀命丧黄泉。


捷报传来


阿部规秀被击毙时，黄土岭战斗还在持续。剩余日军在失去指挥官后，被迫收缩兵力固守。激战至8日中午，日军第26、第110师团前往增援，准备与独立混成第2旅团残部会合进而对黄土岭地区的八路军形成反包围。八路军方面发现战况不利，且7日伏击战已取得重大战果，遂在日军援军抵达前适时撤出战斗。


黄土岭之战，我军歼灭日军旅团长以下900余人，极大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关于阿部规秀之死的细节，多年以来出现过多种说法，例如在日本新闻报道里，阿部规秀是指挥作战时被炸，右腹部及双腿数处受伤，但仍指挥战斗，直到当晚伤重不治身亡，死前竟然还俯首向东方遥拜，离谱得像演义小说。而主流观点认为，阿部规秀死于八路军战士李二喜操作的82迫击炮，而且是当场就被炮弹炸得支离破碎，也正因指挥官突然死亡，日军才一度陷入无序混乱，这种说法显然更符合逻辑。击毙阿部规秀的这门迫击炮，至今仍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击毙日军中将，这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鲜有的战绩，国内各大报刊争相登载这一捷报。晋察冀军区闻讯后给战斗部队发去嘉奖令，称：“在黄土岭战斗中，我第一军分区炮兵连充分发挥了炮兵的作用，给予敌人以极大的杀伤和威胁，以准确的射击命中敌酋，使敌失去指挥与掌握，致全线动摇而陷于极端混乱状态中，并密切配合我之步兵获得黄土岭的胜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也致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予以嘉奖。


“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1939年11月20日，日本报纸《朝日新闻》发出如此哀叹。也在同一天，日军出动兵力2万人左右，分路向边区中心阜平进攻。经历此前一系列挫败后，日军不得不增兵进行更大规模的全面“扫荡”，企图将军区主力部队压缩于阜平地区聚而歼之。面对敌人更疯狂的反扑，晋察冀军区确立避免与敌人决战，适当分散于敌人周围，以积极的游击动作迷惑和疲惫敌军，抓住有利战机歼灭敌人的指导方针，于12月4日在高洪口地区再次取胜，歼灭日军木内大队长以下300余人。



1939年12月8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历时40余天的冬季反“扫荡”战役以胜利告终。据《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载，此次作战期间，北岳区部队与敌人战斗108次，毙伤敌军36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与军用物资。军区部队也付出了伤亡2000人左右的代价。冬季反“扫荡”作战中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不仅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对日伪形成极大震慑。尤其在黄土岭一役击毙阿部规秀，使得日军在此后“扫荡”作战中不敢轻易以1个大队的兵力深入根据地进行袭击，而其大部分兵力又被游击队所牵制，胶着在各“点”“线”上，难以抽调。从而，为晋察冀根据地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客观上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8月上，原标题为《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 根据地反“扫荡”经典战例》，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周渝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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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察冀根据地

是华北抗战的核心战略支点

其以血肉之躯构筑了华北抗战的钢铁长城

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作出了卓越贡献

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其精神与经验

将永远铭刻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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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500 字
阅 读 需 要 15 分 钟


1938年徐州会战结束后，日军就企图通过“扫荡”摧毁抗日根据地，歼灭后方抗日武装。日军对华北占领的一大目的是掠夺资源，“以战养战”，而八路军留在平原农村的小股游击队成为插入敌人后方的楔子，既能滋养、巩固自身，又能对敌人进行扰乱和破坏。为解决根据地威胁，日军在1938年秋季大举围攻晋察冀边区的军事行动基本宣告失败后，调整战略，改为首先肃清平原后转入山地的作战方针，遂调转枪口“扫荡”晋察冀边区的平原带冀中区。当年冬季，日军调集驻平汉铁路北段的第110师团一部，驻津浦路北段的第27师团一部以及分驻各地的1万多伪军，准备以重兵迅速肃清平地，妄图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


1938年11月12日，日伪出动6000余兵力向大清河以北的雄县、霸县（今霸州市）、容城、新城、固安等地发起进攻，标志着新一轮针对根据地的“扫荡”开始。这次日伪对诸县进行长达26日的围攻，目的是将大清河以北的抗日武装一举消灭或将其驱逐到大清河以南。但在发动进攻之初日军就领教了人民战争的威力，连续遭到我军游击队打击而受挫，冀中军民共同与敌战斗29次，取得击毙日伪军600余人，俘虏伪军1000余人的战绩。



敌人第一次进攻被粉碎后，又陆续针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了四次“扫荡”，皆以失败告终经过五个月反“扫荡”作战，冀中军民提高了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信心，巩固了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


冬季风暴


1939年是晋察冀根据地史上的关键一年。自根据地成立以来，发展至1938年底，部队已发展至9.4万人，为了更好担负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从1939年2月10日，八路军总部发出整军训令起，根据地就开始分期、分批进行整训，以便更好负担巩固敌后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与此同时，冀中地区反“扫荡”斗争取得重大战果，八路军第120师在冀中区转战的8个月中，圆满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巩固冀中、帮助三纵队和扩大部队的三项任务。期间，该师共与敌人进行大小战斗116次，歼灭日伪军4900余人，部队扩大两倍以上。120师进入冀中时为6300余人，于9月撤离时已达到21900余人。


华北敌后抗战力量的暴增则让日本方面大为头疼，他们认为“由于共军势力广泛渗透、顽强进行活动，我各部队对其警备地区周围，经常反复进行肃正讨伐”，遂开始实施第三期作战，时间为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即冬季“扫荡”作战。不过在10月到来之前，日军华北方面军企图以所谓“牛刀子战术”，远距离奔袭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方机关和学校驻地陈庄，结果收到消息的八路军及时将后方机关、学校人员和群众安全转移，9月25日敌人占领陈庄时，“扫荡”扑空。八路军第120师则调整部署，对攻占陈庄的日军实施反包围，持续数日战斗，取得歼敌1380余人的战绩，成为又一场“模范歼灭战”。


进入1939年10月，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平汉路西基本区进行疯狂的冬季大“扫荡”，企图消灭军区部队主力，摧毁根据地，日军蒙疆驻屯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成为这次作战的刀锋。但令日军没想到的是，第三期作战刚开始，驻蒙军第2旅团就出事了——1939年10月28日，第2旅团在山西广灵地区遭到八路军袭击，伤亡惨重。据当事人回忆，战斗开始后，时任八路军第120师359旅719团营政治教导员彭清云瞄准了一位日本胖军官射击，开枪后胖军官便应声倒下，日军阵营顿时大乱。事后得知，被彭清云击中的那个胖军官就是日军驻蒙军第2旅团旅团长常冈宽治少将。由于此役后常冈宽治再也没有出现在中国，长期以来被认为此人在广灵被我军击毙。直到近些年通过日方资料才得知，常冈宽治并未死亡，而是中枪负伤，不久后被调回日本本土。


阿部规秀之死


常冈宽治的接替者很有名——阿部规秀。


阿部规秀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9期，七七事变后，调任关东军第1师团步兵第1旅团旅团长，驻屯黑龙江省孙吴地区，早在1937年8月就晋升为陆军少将。到1939年10月接替驻蒙军第2旅团旅团长时，阿部规秀刚晋升中将，比前任旅团长的军衔还要高一级。


阿部规秀以“山地战专家”著称，到任后的他不惧八路军利用山地进行的游击战术，又急于建功，几乎第一时间就组织部队进行“扫荡”。此前日军作战往往都在平原地区，以县城为核心展开，而这次阿部规秀却大胆地直接挺进山区寻找八路军主力。11月3日拂晓，日军驻蒙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第1、第4大队由涞源出动，向深山峡谷、地势险要的银坊、走马驿一带进犯，试图直扑根据地。其先头部队为大队长辻村宪吉所部数百人。


我军方面，时任晋察冀军区二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是一位红军老将，反“围剿”和长征时期屡立战功，七七事变后，又参与平型关等诸多战役，加上此前经过一年多反“扫荡”斗争，杨成武以及晋察冀抗日军民早就积累的丰富作战经验，为打击日军嚣张气焰，他们决定把设伏地点选在山岭陡峭的雁宿崖地带，由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1、第3团各一部完成部署，切断日军退路和封锁前进谷口。而后第3大队与进犯到银坊的日军先行交战，而后边打边撤，将日军诱至雁宿崖一带，等到日军行至雁宿崖以南的险峻山地，杨成武率领的三个老红军团从峡谷两侧发动突袭，激战竟日，日军先头部队辻村宪吉以下500余人被全部歼灭。与此同时，八路军第120师715团一部，阻击了另一路进犯日军，有效配合了雁宿崖的战斗。



报捷后，晋察冀军区和120师根据日军遭到打击后必来报复的规律，迅速组织部队撤离战场。果不出所料，首战受挫让“山地战专家”阿部规秀恼羞成怒，他迅速集结1500人准备发起更大规模的复仇式“扫荡”。11月4日，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一部在阿部规秀的率领下进犯雁宿崖，但此时八路军早已人去崖空，日军顺利通过雁宿崖，向黄土岭推进，继续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



黄土岭位于今河北涞源县境内，处于太行山北部群山之中，地势险要，有一处峡口形似一条长“口袋”，是设伏的极佳地点。早已掌握日军动态的杨成武采取“诱敌入瓮、据险伏击、牵制增援”的战法，以少数兵力采取“时堵时撤、若即若离、激怒日军”的方式节节抗击，将敌军诱至黄土岭以东的峡谷地区。6日，阿部规秀率部抵达黄土岭地区时，八路军已完成部署，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1、第3、第25团、第3支队，第三军分区第2团和八路军第120师特务团乘机在一夜之间完成了对日军的包围。



7日，天空下起绵绵细雨，阿部规秀的队伍从清早就出发，至15时左右，全部进入黄土岭地区的峡谷山道。伏击时机成熟，八路军从四面八方一齐攻向日军，著名的黄土岭之战打响。据《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史》记载，战斗开始后，八路军利用地形优势，对日军形成四面包围之势，又调动100多挺轻重机枪一齐射向日军，将其压缩在长约1.5千米、宽约100米的山谷内。中国共产党一向重视发展、动员群众参战，认为人民战争是抗战的主体和胜利之本，平时注重的群众工作也在此役收获极大效果，战斗期间，附近涞源、易县、满城、完县（今河北顺平县）的基干自卫队，踊跃参加巡逻警戒，运送伤员和弹药；人民群众还到前线为八路军送饭、送水，极大鼓舞了参战将士。


军民齐心协力抗战，加上八路军对地形的巧妙运用，黄土岭峡谷里的日军在机枪压制下死伤惨重，尸横遍野。已成瓮中之鳖的阿部规秀一面发电向友军求援，一面指挥部队负隅顽抗，企图强行打开一个缺口，冲出我军包围圈。激战中，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1团团长陈正湘，通过观察，发现了日军的指挥所和观察所，他立即指挥军分区炮兵连摧毁这两个重要目标。当时八路军缺少重武器，更不可能有飞机、坦克助阵，在进行伏击战时，能够充当炮击主力的，是能随带随走的迫击炮。82迫击炮与60迫击炮并称为二战中国战场两大迫击炮。尤其是生产于1931年的国造82迫击炮，重69千克，但可拆分为三个部分，结构简单，运输方便，同时造价低廉，故而成为中国军队的首选。



随着陈正湘一声令下，八路军战士们操作一排迫击炮打向目标，爆炸声响彻山谷。这一阵炮击之后，八路军发现山谷里的日军变得惊慌失措，开始左突右冲，秩序混乱。后来才得知，这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指挥系统所致，正是刚才那阵炮击，让他们的旅团长阿部规秀命丧黄泉。


捷报传来


阿部规秀被击毙时，黄土岭战斗还在持续。剩余日军在失去指挥官后，被迫收缩兵力固守。激战至8日中午，日军第26、第110师团前往增援，准备与独立混成第2旅团残部会合进而对黄土岭地区的八路军形成反包围。八路军方面发现战况不利，且7日伏击战已取得重大战果，遂在日军援军抵达前适时撤出战斗。


黄土岭之战，我军歼灭日军旅团长以下900余人，极大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关于阿部规秀之死的细节，多年以来出现过多种说法，例如在日本新闻报道里，阿部规秀是指挥作战时被炸，右腹部及双腿数处受伤，但仍指挥战斗，直到当晚伤重不治身亡，死前竟然还俯首向东方遥拜，离谱得像演义小说。而主流观点认为，阿部规秀死于八路军战士李二喜操作的82迫击炮，而且是当场就被炮弹炸得支离破碎，也正因指挥官突然死亡，日军才一度陷入无序混乱，这种说法显然更符合逻辑。击毙阿部规秀的这门迫击炮，至今仍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击毙日军中将，这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鲜有的战绩，国内各大报刊争相登载这一捷报。晋察冀军区闻讯后给战斗部队发去嘉奖令，称：“在黄土岭战斗中，我第一军分区炮兵连充分发挥了炮兵的作用，给予敌人以极大的杀伤和威胁，以准确的射击命中敌酋，使敌失去指挥与掌握，致全线动摇而陷于极端混乱状态中，并密切配合我之步兵获得黄土岭的胜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也致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予以嘉奖。


“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1939年11月20日，日本报纸《朝日新闻》发出如此哀叹。也在同一天，日军出动兵力2万人左右，分路向边区中心阜平进攻。经历此前一系列挫败后，日军不得不增兵进行更大规模的全面“扫荡”，企图将军区主力部队压缩于阜平地区聚而歼之。面对敌人更疯狂的反扑，晋察冀军区确立避免与敌人决战，适当分散于敌人周围，以积极的游击动作迷惑和疲惫敌军，抓住有利战机歼灭敌人的指导方针，于12月4日在高洪口地区再次取胜，歼灭日军木内大队长以下300余人。



1939年12月8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历时40余天的冬季反“扫荡”战役以胜利告终。据《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载，此次作战期间，北岳区部队与敌人战斗108次，毙伤敌军36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与军用物资。军区部队也付出了伤亡2000人左右的代价。冬季反“扫荡”作战中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不仅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对日伪形成极大震慑。尤其在黄土岭一役击毙阿部规秀，使得日军在此后“扫荡”作战中不敢轻易以1个大队的兵力深入根据地进行袭击，而其大部分兵力又被游击队所牵制，胶着在各“点”“线”上，难以抽调。从而，为晋察冀根据地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客观上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8月上，原标题为《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 根据地反“扫荡”经典战例》，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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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周渝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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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6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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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龙元年（705），武则天在上阳宫的仙居殿病逝，一代女皇的统治就此终结。武则天在位时，对武氏族人或重用或打击，但总体而言，武氏家族的际遇与女皇的命运紧密相连，当武则天掌握大权时，武氏家族风生水起，神龙政变后，武氏家族势力也随之衰落。一代女皇陨落之后，武氏后人又会面对什么样的命运呢？



失败的野心家


神龙政变后，太子李显复位为唐中宗，安乐公主便是唐中宗之女。史料记载，安乐公主出生，正值李显被废，贬迁于房州之时，“（李显）解衣以褓之，名曰裹儿”（《新唐书》卷九十六列传第八），所以安乐公主小名为李裹儿，作为李显和韦氏的幼女，又出生在李显人生最为艰难的时刻，李裹儿的出生无疑给当时被废为庐陵王的李显巨大的心理安慰。长大后，备受父母宠爱的李裹儿以安乐郡主的身份嫁给了武崇训。


武崇训的身份在武周时期可不一般，作为武氏族人，武崇训是武三思的第二个儿子，也就是武则天的侄孙。李裹儿和武崇训的联姻，增强了武姓家族与李唐皇室的联系，这场武周女皇家族与李唐皇族的联姻，在当时盛极一时，成亲当日，显贵纷纷前来祝贺，不少人还留下诗文称颂：


“三思又令宰臣李峤、苏味道，词人沈佺期、宋之问、徐彦伯、张说、 阎朝隐、崔融、崔湜、郑愔等赋《花烛行》以美之。”（《旧唐书》列传·卷一百三十三）



武则天去世、中宗复位后，李裹儿更加恃宠而骄，“侯王柄臣多出其门”，她还希望中宗废黜当时的太子李重俊，册立她为皇太女。另一方面，武崇训的父亲武三思也担心太子李重俊会危及自身地位，对他十分忌惮，因此时常教唆武崇训和李裹儿凌辱李重俊。忍无可忍之后，愤怒的李重俊选择了发动宫变，神龙三年（707）七月，李重俊率领自己的亲信诛杀了武三思和武崇训等人，之后闯入皇城并意图诛杀韦后、安乐公主和昭容上官婉儿。危急时刻，中宗登上玄武门楼，劝降了李重俊的手下，导致李重俊宫变失败。武崇训死后，安乐公主将李重俊的首级致祭于武三思及武崇训的灵柩前，不久后，安乐公主便开启了她的第二段婚姻。



安乐公主的第二任丈夫依然出身武氏，且依然是武则天的侄孙，是魏王武承嗣次子——武延秀。与武崇训相比，武延秀的经历更加传奇。武则天在位时，突厥首领默啜可汗请求和亲，武则天便下令让武延秀迎娶默啜可汗的女儿为妻，然而，等武延秀到达突厥后，默啜可汗却将其关押在别所，并发兵入侵赵州、定州等地，武则天派兵逆击突厥，直到神龙初年，默啜可汗求和，才把武延秀放回，此时武延秀已在突厥生活了六年。


武延秀回国之后，面对的是其父武承嗣抑郁而亡、武则天被迫退位、武氏家族权势衰颓的局面，为了维持自身及家族的地位，他必须选择依附于已经恢复帝位的李唐势力。在突厥的六年，武延秀学会了突厥语和突厥歌舞，回到长安后，武崇训时常邀请武延秀来公主府中，武延秀经常为公主唱突厥歌，跳胡旋舞，姿态妖娆妩媚，深得公主喜爱。武崇训死后，武延秀便成了安乐公主的第二任丈夫。


《旧唐书·列传·卷一百三十三》：延秀久在蕃中，解突厥语，常于主第，延秀唱突厥歌，作胡旋舞，有姿媚，主甚喜之。及崇训死，延秀得幸，遂尚公主。



武延秀与安乐公主成婚后，依仗中宗对安乐公主的宠爱十分肆意妄为，他的不臣之心也逐渐显露出来。安乐公主府里的仓曹（官署名）符凤察觉其有谋反之心，就劝说他：“如今天下的百姓，心里还惦念着武周，大周必定可以再次复兴。”还编造了“黑衣神孙披天裳”的谶言，劝说武延秀应该穿上黑色短袍登基为帝。


武延秀的父亲武承嗣就有成为太子的愿望，最后因为武则天册立李显为太子，其心愿破灭，最终忧愤而死。武延秀作为武则天的侄孙，也继承了其父之志，意图称帝，恢复武周。景龙四年（710），唐中宗李显去世，韦皇后与安乐公主想要效仿武则天临朝称制，但被太平公主与临淄王李隆基联合发兵诛杀，武延秀也死于政变中。武延秀死后，武氏家族进一步衰落，随着唐睿宗的即位，李唐皇室最终掌握了唐朝帝位的传承，武氏族人再也没有了恢复武周权力和野心，最终衰落。




盛极避祸的隐居派


武则天登基后，为巩固自身统治，封赏了一大批武氏族人，她的侄子如武三思和武承嗣由此获授要职，跻身权力核心，而同样是武则天侄子的武攸绪却选择在家族极盛之时隐居嵩山，成为武氏家族中另类的“隐居派”。


武攸绪是武则天堂兄武惟良的儿子，自小喜好研读《周易》和庄子的著作。《新唐书》中载，武攸绪年少时曾改名换姓在长安市中给人占卜，赚到钱后随手将钱财丢弃。（《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一　隐逸：少变姓名，卖卜长安市，得钱辄委去。）


武则天掌权后，授予他太子通事舍人的官职，逐步升迁至扬州大都督府长史、鸿胪少卿。武则天称帝后，封他为安平郡王。武攸绪还曾跟随武则天到中岳嵩山封禅，到了嵩山后，他向女皇提出要辞去官职，请求归隐。


武攸绪在盛极之时选择急流勇退，辞官归隐，和他的性格和人生经历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他自幼“恬淡寡欲”，对权势没有什么追求，另一方面，武攸绪的父亲武惟良曾因奉武则天之命毒害韩国夫人之女贺兰氏获罪被诛，父亲因姑母而死，这种家族内斗想必会成为武攸绪的心理阴影，加之当时武则天的侄子中已有武三思、武承嗣为巩固武氏家族势力残害李唐皇室，种种原因最终使得武攸绪做出了归隐避祸的决定。



武攸绪向武则天提出辞官的请求后，武则天怀疑他是在作假，便在答应他之后，暗中观察他的行为，没想到武攸绪在岩石下搭建茅屋居住，如同真正的隐士，他在龙门山和嵩山少室山一带隐居盘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也从不使用武则天赏赐给他的金银铛鬲和野服，以及王公贵族赠送的鹿皮裘、素色屏风、瘿木杯等物品。他在颍阳购置了一些田地，让家里的奴仆们去耕种劳作，自己则混迹于普通百姓之中。


《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一　隐逸：盘桓龙门、少室间，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赐金银铛鬲、野服，王公所遗鹿裘、素障、瘿杯，尘皆流积，不御也。市田颍阳，使家奴杂作，自混于民。晚年肌肉消眚，瞳有紫光，昼能见星。


就这样，在武周时期，武攸绪一直隐居避世，也因此躲开了武则天晚年的政治动乱。


唐中宗复位以后，曾多次邀请武攸绪返回京城，武攸绪因此两次回京，但都很快返回嵩山。韦后被诛后，武氏家族受到株连，武攸绪再次因为隐居躲过了连坐。唐睿宗李旦继位后，担心他内心不安，特意下诏安慰褒奖他，即使被诬陷谋反，也有中书令姚元崇上奏，认为他久居嵩山，不会有谋反之心。睿宗之后，玄宗登基，依然对这位隐居的武姓长辈十分尊重，“仍令州县数加存问，不令外人侵扰。”直到开元十一年(723)，武攸绪病死，年69岁，结束了他隐居的大半生。



与武攸绪类似，选择在武氏家族兴盛之时主动避让的，还有武则天族孙——武平一。武平一是颍川郡王武载德之子，学识渊博，通晓《春秋》，武则天在位时，他因为害怕灾祸，和武攸绪一样选择隐居嵩山，“畏祸不与事，隐嵩山，修浮屠法，屡诏不应”。中宗复位后，武平一正在为母亲守丧，但被朝廷强行征召为起居舍人，他请求守完丧期，但未被允许。景龙二年（708），他兼任修文馆直学士，此时正值韦后与武三思勾结乱政的时期，鉴于时局，武平一主动上奏，提出要抑制自己母族（武氏）的势力，中宗看了奏章后安慰勉励了他，但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后来，太平公主和安乐公主各自树立党羽，互相争斗，中宗深感忧虑，向武平一询问调和二者矛盾的方法，武平一建议中宗将大家召集起来，告诉大家和睦相处之道，若不能成功，则希望中宗抑制慈爱，显示威严，中宗听后再次赞赏了他的忠诚恳切，但受制于复杂激烈的党派矛盾，依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武平一在中宗一朝很受中宗宠信，他的应制诗写得很好，颇受中宗赞赏，景龙四年（710），金城公主远嫁吐蕃，武平一作《送金城公主适西蕃》：


广化三边静，通烟四海安。还将膝下爱，特副域中欢。圣念飞玄藻，仙仪下白兰。日斜征盖没，归骑动鸣鸾。


中宗死后，武平一虽然没受到韦氏乱党的影响，但在玄宗即位后还是遭到了贬谪，“玄宗立，贬苏州参军，徙金坛令”，开元末年，武平一卒。



武氏家族最后的荣光 


武平一育有两子，武就与武登，武就生子武元衡，武登生子武儒衡，这两个“衡”字辈的子孙，在武则天死后的一百多年后，成就了武氏权势最后的荣光。



不同于武周时期女皇会封赏武氏族人官职，没有恩荫的武元衡的青云路并不容易。武元衡自幼博览群书，德宗建中四年（783），武元衡通过科举考试，登进士第，任华原县令。当时京城附近有些镇军的督将依仗皇帝的恩宠居功自傲，常常侵扰地方官吏和百姓，武元衡对此深感苦恼，选择了和祖父武平一一样的处理办法，辞官远离是非。


武元衡擅长作诗，晚唐诗人张为在其所著的《诗人主客图》中称武元衡与白居易齐名，认为他的诗“瑰奇美丽”。辞官后，他“放情事外，沉浮宴咏者久之”，德宗听闻了他的才能，授予他比部员外郎一职，一年后，他升任左司郎中。贞元二十年（804），武元衡升任御史中丞，在向德宗奏对后，德宗目送他，指着他对左右侍臣说：“元衡真宰相器也。”可见德宗对他的器重。



唐顺宗即位后，册立李纯为皇太子，武元衡负责引导礼仪，因此李纯认识了他，并认为他进退有度、恪守正道。李纯（唐宪宗）登基后，再次任命武元衡为御史中丞，久升任户部侍郎。元和二年（807）正月，武元衡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实际上，武元衡此时已掌握了相权。同年，武元衡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开启了七年的治蜀生涯，他在任期间：


“庶事节约，务以便人。比三年，公私稍济。抚蛮夷，约束明具，不辄生事。重慎端谨，虽淡于接物，而开府极一时之选”。（《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八）


八年之后，武元衡回到长安，仍拜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重归朝堂。不过武元衡力主削藩，遭到藩镇忌恨，元和十年（815）六月三日，武元衡在前往皇城上朝途中，被淄青藩帅李师道所遣的刺客暗杀，诗人宰相就此陨落。


 


武元衡死后，他的从弟武儒衡受到了唐宪宗的关注。史书中记载，武儒衡才能卓越，气度威严，容貌庄重，与人交朋友，始终如一。


《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八：才度俊伟，气直貌庄，言不妄发，与人交友，终始不渝。


宪宗常对武元衡的死感到惋惜，因此对武元衡的从弟武儒衡十分亲厚。武儒衡为官刚正，也正因为其“守道不回，嫉恶太甚，终不至大任”，没有像武元衡一样成为宰相，最后卒于兵部侍郎任上。


武元衡和武儒衡可以称得上是武则天女皇逝世一百年之后，武氏家族为官最为杰出的代表。除了“双衡”外，武元衡的儿子武翊黄在科举考试中连中三元，三试独占鳌头，人称“武三头”，官至大理卿，但他在晚年宠爱妾室，长期虐待正妻，最后被贬谪，流落他乡至终。武翊黄后，唐朝史书上再难寻觅到武氏家族的痕迹……


武氏的“她们”并未消失


武则天死后，武姓女子依然活跃在大唐的后宫与朝堂之中，用自身命运书写家族存续。武则天的侄孙女们，在唐玄宗时期或是成为宰相之妻，或是成为后宫嫔妃，她们并未随着女皇的逝世而消失，反而也都或多或少在史书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中宗复位后，武三思之女嫁给了初唐名臣裴行俭之子裴光庭。虽然裴行俭曾反对武则天为后，但在其死后，武则天对裴氏家族示好拉拢，转变了裴氏对她的态度，这也为武裴联姻打下了基础。《唐故正平郡夫人武氏墓志铭》中称这位武三思之女：


“卓尔殊操，矜庄静仪。尽恭孝以事先姑，体谦柔以接群姒。”

说她操守非凡，仪态沉静，侍奉婆婆恭敬，对待妯娌谦逊。



裴光庭死后，其妻武氏还曾为李林甫求官，《旧唐书·李林甫传》中载：


“初，侍中裴光庭妻武三思女，诡谲有才略，与林甫私。中官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氏衔哀祈于力士，请林甫代其夫位，力士未敢言，玄宗使中书令萧嵩择相，嵩久之以右丞韩休对，玄宗然之，乃令草诏。力士遽漏于武氏，乃令林甫白休。休既入相，甚德林甫，与嵩不和，乃荐林甫堪为宰相，惠妃阴助之，因拜黄门侍郎，玄宗眷遇益深。”


裴光庭死后，其妻武氏向高力士建议由李林甫接替裴光庭的职位，高力士虽未答应，却将玄宗任命韩休为宰相的命令私下透露给武氏，武氏得知消息后，让李林甫将这一诏令提前透露给韩休，使韩休认为他担任宰相与李林甫的推动有关，韩休因此十分感激李林甫，举荐李林甫为相。在这段记载中，武氏“诡谲有材略”，与李林甫私交甚笃。


记载中出现的另一位武氏女子惠妃也“阴助之”，在两方合力下，最终促成了玄宗对李林甫的厚待。这里提到的武惠妃也是武则天的侄孙女，其父武攸止死后，武惠妃被武则天养在宫中，唐玄宗即位后，初封婕妤，后晋封惠妃，礼节等同皇后。武惠妃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唐玄宗之子寿王之母，也是杨贵妃的婆婆，为了扶持亲子寿王李瑁为太子，她与李林甫勾结，构陷太子李瑛兄弟三人谋反，促使玄宗“一日杀三子”，她却在事后惊吓过度而亡。



除了裴光庭之妻和武惠妃，玄宗时期，后宫中出身武氏的还有武贤仪；德宗时期有武充容,她们也都是武姓女子。


宫廷之外，还有两位武周宗室女性，在李唐复辟后分别受封为太原郡夫人、平阳郡夫人，先后与吐谷浑王族慕容曦光和慕容威联姻，她们的祖父是武承嗣，裴光庭的武夫人和武惠妃是她们的姑母，姑母尚能与勋贵联姻，子侄却只能远嫁吐谷浑，这也反映了玄宗之后武氏家族势力的进一步衰落。



武氏家族兴起于隋，凭借千古女帝武则天而盛极于武周。武则天在世时曾力图缓和武氏家族与李唐家族的关系，还曾“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与武攸暨为誓文，告天地于明堂，铭之铁券，藏于史馆”，希望通过明堂盟誓，保全武氏家族。中宗复位后，对武氏族人依旧亲厚，并未像汉刘皇室灭绝吕氏那样对武氏赶尽杀绝。然而武氏家族与李唐皇室的权势斗争在中宗去世后愈演愈烈，最终在玄宗时期，盛极一时的武氏家族，终究随着女皇的陨落而消逝。


参考文献：

《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梁恒唐：《谈武氏家族的起源与繁衍》，《武则天研究论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

吴雨晴：《墓志所见唐前期政治变局中的武氏女性——以裴光庭妻武氏墓志为中心》，《丝绸之路研究集刊》2021年第2期，第201-212+3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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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文青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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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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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龙元年（705），武则天在上阳宫的仙居殿病逝，一代女皇的统治就此终结。武则天在位时，对武氏族人或重用或打击，但总体而言，武氏家族的际遇与女皇的命运紧密相连，当武则天掌握大权时，武氏家族风生水起，神龙政变后，武氏家族势力也随之衰落。一代女皇陨落之后，武氏后人又会面对什么样的命运呢？



失败的野心家


神龙政变后，太子李显复位为唐中宗，安乐公主便是唐中宗之女。史料记载，安乐公主出生，正值李显被废，贬迁于房州之时，“（李显）解衣以褓之，名曰裹儿”（《新唐书》卷九十六列传第八），所以安乐公主小名为李裹儿，作为李显和韦氏的幼女，又出生在李显人生最为艰难的时刻，李裹儿的出生无疑给当时被废为庐陵王的李显巨大的心理安慰。长大后，备受父母宠爱的李裹儿以安乐郡主的身份嫁给了武崇训。


武崇训的身份在武周时期可不一般，作为武氏族人，武崇训是武三思的第二个儿子，也就是武则天的侄孙。李裹儿和武崇训的联姻，增强了武姓家族与李唐皇室的联系，这场武周女皇家族与李唐皇族的联姻，在当时盛极一时，成亲当日，显贵纷纷前来祝贺，不少人还留下诗文称颂：


“三思又令宰臣李峤、苏味道，词人沈佺期、宋之问、徐彦伯、张说、 阎朝隐、崔融、崔湜、郑愔等赋《花烛行》以美之。”（《旧唐书》列传·卷一百三十三）



武则天去世、中宗复位后，李裹儿更加恃宠而骄，“侯王柄臣多出其门”，她还希望中宗废黜当时的太子李重俊，册立她为皇太女。另一方面，武崇训的父亲武三思也担心太子李重俊会危及自身地位，对他十分忌惮，因此时常教唆武崇训和李裹儿凌辱李重俊。忍无可忍之后，愤怒的李重俊选择了发动宫变，神龙三年（707）七月，李重俊率领自己的亲信诛杀了武三思和武崇训等人，之后闯入皇城并意图诛杀韦后、安乐公主和昭容上官婉儿。危急时刻，中宗登上玄武门楼，劝降了李重俊的手下，导致李重俊宫变失败。武崇训死后，安乐公主将李重俊的首级致祭于武三思及武崇训的灵柩前，不久后，安乐公主便开启了她的第二段婚姻。



安乐公主的第二任丈夫依然出身武氏，且依然是武则天的侄孙，是魏王武承嗣次子——武延秀。与武崇训相比，武延秀的经历更加传奇。武则天在位时，突厥首领默啜可汗请求和亲，武则天便下令让武延秀迎娶默啜可汗的女儿为妻，然而，等武延秀到达突厥后，默啜可汗却将其关押在别所，并发兵入侵赵州、定州等地，武则天派兵逆击突厥，直到神龙初年，默啜可汗求和，才把武延秀放回，此时武延秀已在突厥生活了六年。


武延秀回国之后，面对的是其父武承嗣抑郁而亡、武则天被迫退位、武氏家族权势衰颓的局面，为了维持自身及家族的地位，他必须选择依附于已经恢复帝位的李唐势力。在突厥的六年，武延秀学会了突厥语和突厥歌舞，回到长安后，武崇训时常邀请武延秀来公主府中，武延秀经常为公主唱突厥歌，跳胡旋舞，姿态妖娆妩媚，深得公主喜爱。武崇训死后，武延秀便成了安乐公主的第二任丈夫。


《旧唐书·列传·卷一百三十三》：延秀久在蕃中，解突厥语，常于主第，延秀唱突厥歌，作胡旋舞，有姿媚，主甚喜之。及崇训死，延秀得幸，遂尚公主。



武延秀与安乐公主成婚后，依仗中宗对安乐公主的宠爱十分肆意妄为，他的不臣之心也逐渐显露出来。安乐公主府里的仓曹（官署名）符凤察觉其有谋反之心，就劝说他：“如今天下的百姓，心里还惦念着武周，大周必定可以再次复兴。”还编造了“黑衣神孙披天裳”的谶言，劝说武延秀应该穿上黑色短袍登基为帝。


武延秀的父亲武承嗣就有成为太子的愿望，最后因为武则天册立李显为太子，其心愿破灭，最终忧愤而死。武延秀作为武则天的侄孙，也继承了其父之志，意图称帝，恢复武周。景龙四年（710），唐中宗李显去世，韦皇后与安乐公主想要效仿武则天临朝称制，但被太平公主与临淄王李隆基联合发兵诛杀，武延秀也死于政变中。武延秀死后，武氏家族进一步衰落，随着唐睿宗的即位，李唐皇室最终掌握了唐朝帝位的传承，武氏族人再也没有了恢复武周权力和野心，最终衰落。




盛极避祸的隐居派


武则天登基后，为巩固自身统治，封赏了一大批武氏族人，她的侄子如武三思和武承嗣由此获授要职，跻身权力核心，而同样是武则天侄子的武攸绪却选择在家族极盛之时隐居嵩山，成为武氏家族中另类的“隐居派”。


武攸绪是武则天堂兄武惟良的儿子，自小喜好研读《周易》和庄子的著作。《新唐书》中载，武攸绪年少时曾改名换姓在长安市中给人占卜，赚到钱后随手将钱财丢弃。（《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一　隐逸：少变姓名，卖卜长安市，得钱辄委去。）


武则天掌权后，授予他太子通事舍人的官职，逐步升迁至扬州大都督府长史、鸿胪少卿。武则天称帝后，封他为安平郡王。武攸绪还曾跟随武则天到中岳嵩山封禅，到了嵩山后，他向女皇提出要辞去官职，请求归隐。


武攸绪在盛极之时选择急流勇退，辞官归隐，和他的性格和人生经历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他自幼“恬淡寡欲”，对权势没有什么追求，另一方面，武攸绪的父亲武惟良曾因奉武则天之命毒害韩国夫人之女贺兰氏获罪被诛，父亲因姑母而死，这种家族内斗想必会成为武攸绪的心理阴影，加之当时武则天的侄子中已有武三思、武承嗣为巩固武氏家族势力残害李唐皇室，种种原因最终使得武攸绪做出了归隐避祸的决定。



武攸绪向武则天提出辞官的请求后，武则天怀疑他是在作假，便在答应他之后，暗中观察他的行为，没想到武攸绪在岩石下搭建茅屋居住，如同真正的隐士，他在龙门山和嵩山少室山一带隐居盘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也从不使用武则天赏赐给他的金银铛鬲和野服，以及王公贵族赠送的鹿皮裘、素色屏风、瘿木杯等物品。他在颍阳购置了一些田地，让家里的奴仆们去耕种劳作，自己则混迹于普通百姓之中。


《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一　隐逸：盘桓龙门、少室间，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赐金银铛鬲、野服，王公所遗鹿裘、素障、瘿杯，尘皆流积，不御也。市田颍阳，使家奴杂作，自混于民。晚年肌肉消眚，瞳有紫光，昼能见星。


就这样，在武周时期，武攸绪一直隐居避世，也因此躲开了武则天晚年的政治动乱。


唐中宗复位以后，曾多次邀请武攸绪返回京城，武攸绪因此两次回京，但都很快返回嵩山。韦后被诛后，武氏家族受到株连，武攸绪再次因为隐居躲过了连坐。唐睿宗李旦继位后，担心他内心不安，特意下诏安慰褒奖他，即使被诬陷谋反，也有中书令姚元崇上奏，认为他久居嵩山，不会有谋反之心。睿宗之后，玄宗登基，依然对这位隐居的武姓长辈十分尊重，“仍令州县数加存问，不令外人侵扰。”直到开元十一年(723)，武攸绪病死，年69岁，结束了他隐居的大半生。



与武攸绪类似，选择在武氏家族兴盛之时主动避让的，还有武则天族孙——武平一。武平一是颍川郡王武载德之子，学识渊博，通晓《春秋》，武则天在位时，他因为害怕灾祸，和武攸绪一样选择隐居嵩山，“畏祸不与事，隐嵩山，修浮屠法，屡诏不应”。中宗复位后，武平一正在为母亲守丧，但被朝廷强行征召为起居舍人，他请求守完丧期，但未被允许。景龙二年（708），他兼任修文馆直学士，此时正值韦后与武三思勾结乱政的时期，鉴于时局，武平一主动上奏，提出要抑制自己母族（武氏）的势力，中宗看了奏章后安慰勉励了他，但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后来，太平公主和安乐公主各自树立党羽，互相争斗，中宗深感忧虑，向武平一询问调和二者矛盾的方法，武平一建议中宗将大家召集起来，告诉大家和睦相处之道，若不能成功，则希望中宗抑制慈爱，显示威严，中宗听后再次赞赏了他的忠诚恳切，但受制于复杂激烈的党派矛盾，依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武平一在中宗一朝很受中宗宠信，他的应制诗写得很好，颇受中宗赞赏，景龙四年（710），金城公主远嫁吐蕃，武平一作《送金城公主适西蕃》：


广化三边静，通烟四海安。还将膝下爱，特副域中欢。圣念飞玄藻，仙仪下白兰。日斜征盖没，归骑动鸣鸾。


中宗死后，武平一虽然没受到韦氏乱党的影响，但在玄宗即位后还是遭到了贬谪，“玄宗立，贬苏州参军，徙金坛令”，开元末年，武平一卒。



武氏家族最后的荣光 


武平一育有两子，武就与武登，武就生子武元衡，武登生子武儒衡，这两个“衡”字辈的子孙，在武则天死后的一百多年后，成就了武氏权势最后的荣光。



不同于武周时期女皇会封赏武氏族人官职，没有恩荫的武元衡的青云路并不容易。武元衡自幼博览群书，德宗建中四年（783），武元衡通过科举考试，登进士第，任华原县令。当时京城附近有些镇军的督将依仗皇帝的恩宠居功自傲，常常侵扰地方官吏和百姓，武元衡对此深感苦恼，选择了和祖父武平一一样的处理办法，辞官远离是非。


武元衡擅长作诗，晚唐诗人张为在其所著的《诗人主客图》中称武元衡与白居易齐名，认为他的诗“瑰奇美丽”。辞官后，他“放情事外，沉浮宴咏者久之”，德宗听闻了他的才能，授予他比部员外郎一职，一年后，他升任左司郎中。贞元二十年（804），武元衡升任御史中丞，在向德宗奏对后，德宗目送他，指着他对左右侍臣说：“元衡真宰相器也。”可见德宗对他的器重。



唐顺宗即位后，册立李纯为皇太子，武元衡负责引导礼仪，因此李纯认识了他，并认为他进退有度、恪守正道。李纯（唐宪宗）登基后，再次任命武元衡为御史中丞，久升任户部侍郎。元和二年（807）正月，武元衡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实际上，武元衡此时已掌握了相权。同年，武元衡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开启了七年的治蜀生涯，他在任期间：


“庶事节约，务以便人。比三年，公私稍济。抚蛮夷，约束明具，不辄生事。重慎端谨，虽淡于接物，而开府极一时之选”。（《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八）


八年之后，武元衡回到长安，仍拜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重归朝堂。不过武元衡力主削藩，遭到藩镇忌恨，元和十年（815）六月三日，武元衡在前往皇城上朝途中，被淄青藩帅李师道所遣的刺客暗杀，诗人宰相就此陨落。


 


武元衡死后，他的从弟武儒衡受到了唐宪宗的关注。史书中记载，武儒衡才能卓越，气度威严，容貌庄重，与人交朋友，始终如一。


《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八：才度俊伟，气直貌庄，言不妄发，与人交友，终始不渝。


宪宗常对武元衡的死感到惋惜，因此对武元衡的从弟武儒衡十分亲厚。武儒衡为官刚正，也正因为其“守道不回，嫉恶太甚，终不至大任”，没有像武元衡一样成为宰相，最后卒于兵部侍郎任上。


武元衡和武儒衡可以称得上是武则天女皇逝世一百年之后，武氏家族为官最为杰出的代表。除了“双衡”外，武元衡的儿子武翊黄在科举考试中连中三元，三试独占鳌头，人称“武三头”，官至大理卿，但他在晚年宠爱妾室，长期虐待正妻，最后被贬谪，流落他乡至终。武翊黄后，唐朝史书上再难寻觅到武氏家族的痕迹……


武氏的“她们”并未消失


武则天死后，武姓女子依然活跃在大唐的后宫与朝堂之中，用自身命运书写家族存续。武则天的侄孙女们，在唐玄宗时期或是成为宰相之妻，或是成为后宫嫔妃，她们并未随着女皇的逝世而消失，反而也都或多或少在史书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中宗复位后，武三思之女嫁给了初唐名臣裴行俭之子裴光庭。虽然裴行俭曾反对武则天为后，但在其死后，武则天对裴氏家族示好拉拢，转变了裴氏对她的态度，这也为武裴联姻打下了基础。《唐故正平郡夫人武氏墓志铭》中称这位武三思之女：


“卓尔殊操，矜庄静仪。尽恭孝以事先姑，体谦柔以接群姒。”

说她操守非凡，仪态沉静，侍奉婆婆恭敬，对待妯娌谦逊。



裴光庭死后，其妻武氏还曾为李林甫求官，《旧唐书·李林甫传》中载：


“初，侍中裴光庭妻武三思女，诡谲有才略，与林甫私。中官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氏衔哀祈于力士，请林甫代其夫位，力士未敢言，玄宗使中书令萧嵩择相，嵩久之以右丞韩休对，玄宗然之，乃令草诏。力士遽漏于武氏，乃令林甫白休。休既入相，甚德林甫，与嵩不和，乃荐林甫堪为宰相，惠妃阴助之，因拜黄门侍郎，玄宗眷遇益深。”


裴光庭死后，其妻武氏向高力士建议由李林甫接替裴光庭的职位，高力士虽未答应，却将玄宗任命韩休为宰相的命令私下透露给武氏，武氏得知消息后，让李林甫将这一诏令提前透露给韩休，使韩休认为他担任宰相与李林甫的推动有关，韩休因此十分感激李林甫，举荐李林甫为相。在这段记载中，武氏“诡谲有材略”，与李林甫私交甚笃。


记载中出现的另一位武氏女子惠妃也“阴助之”，在两方合力下，最终促成了玄宗对李林甫的厚待。这里提到的武惠妃也是武则天的侄孙女，其父武攸止死后，武惠妃被武则天养在宫中，唐玄宗即位后，初封婕妤，后晋封惠妃，礼节等同皇后。武惠妃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唐玄宗之子寿王之母，也是杨贵妃的婆婆，为了扶持亲子寿王李瑁为太子，她与李林甫勾结，构陷太子李瑛兄弟三人谋反，促使玄宗“一日杀三子”，她却在事后惊吓过度而亡。



除了裴光庭之妻和武惠妃，玄宗时期，后宫中出身武氏的还有武贤仪；德宗时期有武充容,她们也都是武姓女子。


宫廷之外，还有两位武周宗室女性，在李唐复辟后分别受封为太原郡夫人、平阳郡夫人，先后与吐谷浑王族慕容曦光和慕容威联姻，她们的祖父是武承嗣，裴光庭的武夫人和武惠妃是她们的姑母，姑母尚能与勋贵联姻，子侄却只能远嫁吐谷浑，这也反映了玄宗之后武氏家族势力的进一步衰落。



武氏家族兴起于隋，凭借千古女帝武则天而盛极于武周。武则天在世时曾力图缓和武氏家族与李唐家族的关系，还曾“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与武攸暨为誓文，告天地于明堂，铭之铁券，藏于史馆”，希望通过明堂盟誓，保全武氏家族。中宗复位后，对武氏族人依旧亲厚，并未像汉刘皇室灭绝吕氏那样对武氏赶尽杀绝。然而武氏家族与李唐皇室的权势斗争在中宗去世后愈演愈烈，最终在玄宗时期，盛极一时的武氏家族，终究随着女皇的陨落而消逝。


参考文献：

《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梁恒唐：《谈武氏家族的起源与繁衍》，《武则天研究论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

吴雨晴：《墓志所见唐前期政治变局中的武氏女性——以裴光庭妻武氏墓志为中心》，《丝绸之路研究集刊》2021年第2期，第201-212+392页。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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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文青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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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ident uses an umbrella to block the sun during the first high-temperature day of the year in Beijing, June 5, 2025. The Beijing Meteorological Observatory issued an orange heat alert at 6 p.m. on June 4. (China News Service/Chen Fang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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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ident uses an umbrella to block the sun during the first high-temperature day of the year in Beijing, June 5, 2025. The Beijing Meteorological Observatory issued an orange heat alert at 6 p.m. on June 4. (China News Service/Chen Fang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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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take sun protection measures during the first high-temperature day of the year in Beijing, June 5, 2025. The Beijing Meteorological Observatory issued an orange heat alert at 6 p.m. on June 4. (China News Service/Chen Fang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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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take sun protection measures during the first high-temperature day of the year in Beijing, June 5, 2025. The Beijing Meteorological Observatory issued an orange heat alert at 6 p.m. on June 4. (China News Service/Chen Fang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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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itizen shops for watermelons to cool off during the first high-temperature day of the year in Beijing, June 5, 2025. The Beijing Meteorological Observatory issued an orange heat alert at 6 p.m. on June 4. (China News Service/Chen Fangting)

Source: Ecn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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