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c1a4f5ba5b9e03b801f0880ff329884aefd78c9d Mon Sep 17 00:00:00 2001 From: CrazyJasonwell Date: Tue, 26 Aug 2025 12:58:40 +0800 Subject: [PATCH] vault backup: 2025-08-26 12:58:40 --- .obsidian/plugins/cubox-sync/data.json | 2 +- .obsidian/plugins/rss-reader/data.json | 56 +++++++++++++------------- 2 files changed, 29 insertions(+), 29 deletions(-) diff --git a/.obsidian/plugins/cubox-sync/data.json b/.obsidian/plugins/cubox-sync/data.json index 889abc32..1a95ef13 100644 --- a/.obsidian/plugins/cubox-sync/data.json +++ b/.obsidian/plugins/cubox-sync/data.json @@ -34,7 +34,7 @@ "contentTemplate": "# {{{title}}}\n\n{{{description}}}\n\n{{{article_title}}} //文章内容标题\n{{{content}}} //文章正文\n\n\n[Read in Cubox]({{{cubox_url}}}) \n[Read Original]({{{url}}}) \n\n---\n\n{{#highlights.length}}\n## Annotations \n\n{{#highlights}}\n> {{{text}}} \n\n{{#note}}\n{{{note}}}\n{{/note}}\n[Link️]({{{cubox_url}}}) \n\n{{/highlights}}\n{{/highlights.length}}", "highlightInContent": true, "dateFormat": "yyyy-MM-dd", - "lastSyncTime": 1756181350264, + "lastSyncTime": 1756183150242, "lastSyncCardId": "7358083230366436785", "lastCardUpdateTime": "2025-08-21T13:52:28.950+0800", "syncing": false diff --git a/.obsidian/plugins/rss-reader/data.json b/.obsidian/plugins/rss-reader/data.json index 8af1dbdb..b72f3326 100644 --- a/.obsidian/plugins/rss-reader/data.json +++ b/.obsidian/plugins/rss-reader/data.json @@ -776,6 +776,28 @@ "image": null, "description": "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原名《文史参考》,“真相、趣味、良知”,为学术界搭建话语平台,为新锐者提供思想阵地,为文史爱好者营造精神家园。", "items": [ + { + "title": "打工人留学的现实成本与结局", + "description": "留学似乎更像是放大镜,它让原本不确定性和关系的分歧更快地浮现出来。所以,这些痛苦与失去也许是命中注定的磨难。查看全文", + "content": "留学似乎更像是放大镜,它让原本不确定性和关系的分歧更快地浮现出来。所以,这些痛苦与失去也许是命中注定的磨难。查看全文", + "category": "", + "link": "https://sspai.com/post/101882", + "creator": "Junio", + "pubDate": "Tue, 26 Aug 2025 11:35:08 +0800", + "enclosure": "", + "enclosureType": "", + "image": "", + "id": "", + "language": "zh", + "folder": "资讯", + "feed": "少数派", + "read": false, + "favorite": false, + "created": false, + "tags": [], + "hash": "ac60e93d502d9d4de79850c0cfbf1aaf", + "highlights": [] + }, { "title": "派早报:鸿蒙智行举办秋季新品发布会,钉钉推出首款 AI 硬件等", "description": "美团回应退款信息滞后问题,国行 Nintendo Switch 及相关配件维修服务 2026 年 12 月 31 日停止等查看全文", @@ -1341,8 +1363,8 @@ "items": [ { "title": "一场决定春秋战国走向的“午夜谈判”|三家分晋是如何爆发的?", - "description": "


本 文 约 40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


枭雄之所以难得,是因为他们能果断地抓住机会,以勇猛的身姿主动出击杀出一条血路。豪杰于乱世虎啸风生,其一举一动能扭转危难的局势,甚至能决定历史走向,为众人所仰慕。然而史书之中还藏着许许多多不为人所熟知的名字,或韬光养晦一鸣惊人,或默默无闻临危受难,在平凡的一生中写下极具轰动的一笔。战国时期晋国赵襄子的家臣张孟谈,就在紧急关头替宗主做了一件事,以至于改变了晋国四大家族,乃至整个春秋大局的未来。



宿敌的孙子怎么还是宿敌啊

 

公元前453年,智氏宗主智瑶登上了晋国正卿的执政宝座,实现了智氏家族史中的第三次腾飞。虽已手握大权,可安全感不足的智瑶依旧想要从晋国余下的赵氏、魏氏与韩氏手中谋求更多利益。司马迁形容这一时期的他,“知伯益骄”,至于究竟“骄”到什么地步,只看这一件事便知。



农耕社会,掌握权力先要掌握人口与土地。某日,智瑶以壮晋国、夺霸主的名义,向韩赵魏分别索取一百里的食邑,不用想也知道,三家必定不情愿。韩康子不想给,他手下的段规说:


“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向之以兵,然后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


他说服了韩康子,以让出封地为代价将祸水东引;魏桓子也舍不得,任章给他出主意:


“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


最终魏桓子也同意不逞一时之快,让出土地,以此来麻痹智伯,放任他膨胀,等待其肚皮涨破的那一天。



智瑶乐于见到这样的结果,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赵襄子本就与他有仇,此时断断忍不下这口气,只留下两字“弗与!”便挥袖而去。智瑶吃了瘪,气得他暗暗发誓必须立刻处理掉赵氏以绝后患。就这样,积蓄已久的矛盾轰然爆发。


要问智氏与赵氏是何时成为“宿敌”的,那要上述三代人说起。首先是董安于之死——他是赵鞅的贤臣,足智多谋,当时智瑶的祖父宗主智跞怕“不杀安于,使终为政于赵氏,赵氏必得晋国”,谎称董安于就是引起范、中行叛乱的罪魁祸首,最终逼迫董安于自杀,赵鞅痛失重臣。其二,当赵氏军队大败郑国援军、取得了对范、中行氏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后,赵鞅的谋臣傅傁提醒他不要高兴得太早:


“虽克郑,犹有知在,忧未艾也。”


可见对赵氏而言,智氏一直是他们的心头大患。其三,晋出公十一年(前464)智瑶伐郑,时为太子的毋卹(赵襄子)为帮助智氏“将而围郑”,然而只是因为拒绝了智瑶的出战要求,就惹得他醉后“以酒灌击毋卹”,并在回国后向赵鞅提议“使废毋卹”,这是赵襄子的耻辱,也是他最不能忘记的与智瑶的私怨。



试想这样一位“隔壁的坏叔叔”突然有一天想划走你家的后院,谁能同意?长久堆积的仇恨经导火索一引便爆,智瑶以赵氏拒绝纳地为借口,胁迫韩、魏一起出兵,于公元前454年攻打赵氏,晋国发生了继四十年前卿族之间“满六减二”大屠杀之后的第二次兼并战争。

 

四大卿族加起来共有多少个心眼子?

 

面对如此声势浩大的讨伐,逃还是不逃?这根本不能构成一个问题。眼看城门失火,赵襄子自知寡不敌众,唯一的选择就是弃城逃跑,可究竟能逃到哪里去呢?赵襄子问臣下:“吾何走乎?”他的臣属们给出了很多答案,有人说长子县“近,且城厚完”,还有人提议“邯郸之仓库实”,但这些建议都被赵襄子一一否决。长子县和邯郸虽然贮存丰厚,但都是百姓辛苦劳作所积累,“民罢力以完之”“浚民之膏泽以实之”,若就这样让他们几代的辛勤付之一炬,还会有谁为赵氏卖命呢?


思来想去,赵无恤想到了一个好地方:


“其晋阳乎,先主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



晋阳是宗主赵鞅的封地,家臣尹铎、董安于也都曾在此宽行政事,使得百姓们十分忠于赵氏。赵鞅临死之前曾嘱咐赵无恤,如果发生意外,“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适逢今日遭难,赵无恤想起父亲的话,迅速带着族人与臣子乃走晋阳。



逃只是一时上策,并非长久之计,智瑶带着韩康子与魏桓子追到了晋阳,看到赵襄子坚守不出,联军挖开汾水,准备引汾河之水淹没晋阳城,“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汾河水越积越深,晋阳城的城墙很大一截都被洪水淹没,露出水面的部分只剩六尺,城中已是一片狼藉,炉灶都被淹没在水里,到处爬着青蛙。但哪怕如此,晋阳城里的军民也丝毫没有退缩和投降的意思, 他们与赵襄子一直坚守不出。智、赵双方在晋阳一带,就此僵持三年之久。


某日,得意的智瑶邀请魏桓子与韩康子共乘马车前去观望水情,智瑶感叹说:“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听闻此言,魏韩两人仿佛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交头接耳,暗戳戳地你杵我一下我踩你一脚(“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说起了地狱笑话:


“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



安邑与平阳分别是二人的封地,此时隔岸观火,换到明日,未保不是自己和自己的臣民被困于城中。


没想到的是,二人的对话与表情都被智瑶的手下絺疵(chī cī)看在眼里。回去以后他对智伯汇报:


“韩、魏必反矣。”


智伯很震惊,问其缘由,絺疵回答说:


“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没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



从围城之日起三年已经过去了,剿灭赵氏指日可待,可魏桓子与韩康子居然半分喜色都没有,必定是联想到赵氏灭亡后接下来便会轮到他们与智为敌,抱持着这种想法,难免心生叛意。


可面对絺疵这番有理有据苦口婆心的劝说,智瑶却并不相信,反而转头第二天就将絺疵告状之事告知了魏韩二人,二人大惊,连忙反泼污水说絺疵必定已被赵氏所游说,“使主疑于二家而懈于攻赵氏也”。智瑶的刚愎自用在此时暴露无遗,他完全搁置了此事,絺疵非常失望,也预料到日后必生差池,转头奔赴齐国去了。


与此同时城内,赵襄子并不如我们所预想一般沉着冷静,如今晋阳已“财食将尽,士卒病羸”,他被眼前景象折磨得焦头烂额,甚至已经在纠结是否应投降于智瑶。千钧一发之际,张孟谈站了出来,像重生后通读过剧本一般向赵襄子献上他的计策。三家围赵,怎么看都是死局。可都说时势造英雄,有利也有弊,正是因为这个死局,才给了张孟谈力挽狂澜的机会。



“孟谈”非“梦谈”

 

张孟谈首先深刻明白一个道理,临到阵前,最先败的一定是最怕死不敢冒险的一方;其次他准确地预估了当前形势,目前双方实力相差悬殊,时间不等人,必须做一件既能削弱敌方阵营又能增添我军气势的事来实现一举两得。于是他找到赵襄子,慨然说道:


“臣闻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则无为贵知士也。”



自己身为谋士家臣,若不能在危难时刻替宗主解忧,那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张孟谈向赵襄子说明,韩、魏两家只是被智瑶逼迫着参与到战争中来的,他们之间并不团结,如若自己前去游说,便可以从内部瓦解他们。


当夜,张孟谈“潜出”去见了魏桓子与韩康子,向他们讲述了唇亡齿寒的道理:


“今智伯帅韩、魏以攻赵,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



这段话撕开了魏韩二人最后的遮羞布,与他们之前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他们也对张孟谈坦白:


“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谋泄,则祸立至矣。”


面对他们对事情败露的恐慌,张孟谈信誓旦旦地向二人保证:


“谋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伤也!”


事不宜迟,二人立刻与张孟谈约定了举事手段与日期,趁着夜色将他送回了晋阳城内。张孟谈把情况向赵襄子汇报,赵襄子十分开心,对着张孟谈拜了又拜。只是目前还有一事使他烦忧,便是晋阳城内的武器物资问题。赵襄子初来晋阳时,发现这里城郭完善、府库足用,唯独没有箭矢可以使用,如若要己方主动出击,必少不了金属与木材用以制作弓箭。


此事似也早就为张孟谈所料。他摸着墙壁说道,当年董安于治理晋阳的时候,公宫的墙壁都“以狄蒿苦楚墙之”,而公宫的内部“皆以炼铜为柱质”,这两种原料刚好可以制作箭矢,一下子体现出了晋阳城作为大后方的战略价值,也让人明白了赵氏先主为后人设下的含蓄的庇佑。赵襄子“发而用之”,果然,“其坚则箘簬之劲不能过也”,就是再好的美竹也不会比它们坚硬了。



当计划的实施者意志坚定时,具体的执行反而不必担心。到了与魏韩二人商定的那天,赵襄子趁夜使人杀死了看守堤坝的士兵,将堤坝放水去淹智伯的军队。智伯忙着去救决堤的水,军营中乱作一团,此时韩、魏军队突从两翼杀出夹击,赵襄子率领大军从正面进攻,三面围堵,大败智氏。



智瑶从一人之下的晋国正卿,到兵败被杀,皆因其独断专行固执己见。智果和郗疵都曾为他出谋划策,但他无一听取,导致良臣谋士们心灰意冷,一个改姓辅氏,一个请使于齐。这样一看,智氏走向覆灭似是历史的必然。


与智瑶的好大喜功相反,在助赵氏巩固地位后,张孟谈功成身退,主动逃避赵襄子的封赏,选择躲到肙山躬耕垄亩去了。《淮南鸿烈解》曾点评:


“晋阳之存,张孟谈之功也。”



赵襄子的转危为安,乃至赵氏最后立国,张孟谈都功不可没,他在挺身而出之时,却不会想到这一计策的成功会推开如此浩荡的波澜。智瑶自以为百战无前,坚信讨伐赵氏是一场必胜的仗,可正是这“易如反掌”的信心,使得未来三家分晋时,唯独少了智氏的影子。

 

未完待续,请关注下期


参考文献:

1、《左传》,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

2、《战国策》,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3、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4、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5、马卫东:《春秋时期晋国卿族政治的历史变迁》,《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1期。

6、沈乔:《浅论董安于、尹铎对晋阳城的贡献》,《太原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7、徐勇:《天时、地利、人和——赵氏立国智伯败亡的经过及经验教训》,《晋阳学刊》1990年第1期。

熊剑平:《促成“三家分晋”的说客张孟谈》,《文史天地》2011年第11期。

喻立:《决堤放水灭晋军——话说“三家分晋”之战》,《国防科技》2002年第5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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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小山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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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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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0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


枭雄之所以难得,是因为他们能果断地抓住机会,以勇猛的身姿主动出击杀出一条血路。豪杰于乱世虎啸风生,其一举一动能扭转危难的局势,甚至能决定历史走向,为众人所仰慕。然而史书之中还藏着许许多多不为人所熟知的名字,或韬光养晦一鸣惊人,或默默无闻临危受难,在平凡的一生中写下极具轰动的一笔。战国时期晋国赵襄子的家臣张孟谈,就在紧急关头替宗主做了一件事,以至于改变了晋国四大家族,乃至整个春秋大局的未来。



宿敌的孙子怎么还是宿敌啊

 

公元前453年,智氏宗主智瑶登上了晋国正卿的执政宝座,实现了智氏家族史中的第三次腾飞。虽已手握大权,可安全感不足的智瑶依旧想要从晋国余下的赵氏、魏氏与韩氏手中谋求更多利益。司马迁形容这一时期的他,“知伯益骄”,至于究竟“骄”到什么地步,只看这一件事便知。



农耕社会,掌握权力先要掌握人口与土地。某日,智瑶以壮晋国、夺霸主的名义,向韩赵魏分别索取一百里的食邑,不用想也知道,三家必定不情愿。韩康子不想给,他手下的段规说:


“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向之以兵,然后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


他说服了韩康子,以让出封地为代价将祸水东引;魏桓子也舍不得,任章给他出主意:


“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


最终魏桓子也同意不逞一时之快,让出土地,以此来麻痹智伯,放任他膨胀,等待其肚皮涨破的那一天。



智瑶乐于见到这样的结果,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赵襄子本就与他有仇,此时断断忍不下这口气,只留下两字“弗与!”便挥袖而去。智瑶吃了瘪,气得他暗暗发誓必须立刻处理掉赵氏以绝后患。就这样,积蓄已久的矛盾轰然爆发。


要问智氏与赵氏是何时成为“宿敌”的,那要上述三代人说起。首先是董安于之死——他是赵鞅的贤臣,足智多谋,当时智瑶的祖父宗主智跞怕“不杀安于,使终为政于赵氏,赵氏必得晋国”,谎称董安于就是引起范、中行叛乱的罪魁祸首,最终逼迫董安于自杀,赵鞅痛失重臣。其二,当赵氏军队大败郑国援军、取得了对范、中行氏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后,赵鞅的谋臣傅傁提醒他不要高兴得太早:


“虽克郑,犹有知在,忧未艾也。”


可见对赵氏而言,智氏一直是他们的心头大患。其三,晋出公十一年(前464)智瑶伐郑,时为太子的毋卹(赵襄子)为帮助智氏“将而围郑”,然而只是因为拒绝了智瑶的出战要求,就惹得他醉后“以酒灌击毋卹”,并在回国后向赵鞅提议“使废毋卹”,这是赵襄子的耻辱,也是他最不能忘记的与智瑶的私怨。



试想这样一位“隔壁的坏叔叔”突然有一天想划走你家的后院,谁能同意?长久堆积的仇恨经导火索一引便爆,智瑶以赵氏拒绝纳地为借口,胁迫韩、魏一起出兵,于公元前454年攻打赵氏,晋国发生了继四十年前卿族之间“满六减二”大屠杀之后的第二次兼并战争。

 

四大卿族加起来共有多少个心眼子?

 

面对如此声势浩大的讨伐,逃还是不逃?这根本不能构成一个问题。眼看城门失火,赵襄子自知寡不敌众,唯一的选择就是弃城逃跑,可究竟能逃到哪里去呢?赵襄子问臣下:“吾何走乎?”他的臣属们给出了很多答案,有人说长子县“近,且城厚完”,还有人提议“邯郸之仓库实”,但这些建议都被赵襄子一一否决。长子县和邯郸虽然贮存丰厚,但都是百姓辛苦劳作所积累,“民罢力以完之”“浚民之膏泽以实之”,若就这样让他们几代的辛勤付之一炬,还会有谁为赵氏卖命呢?


思来想去,赵无恤想到了一个好地方:


“其晋阳乎,先主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



晋阳是宗主赵鞅的封地,家臣尹铎、董安于也都曾在此宽行政事,使得百姓们十分忠于赵氏。赵鞅临死之前曾嘱咐赵无恤,如果发生意外,“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适逢今日遭难,赵无恤想起父亲的话,迅速带着族人与臣子乃走晋阳。



逃只是一时上策,并非长久之计,智瑶带着韩康子与魏桓子追到了晋阳,看到赵襄子坚守不出,联军挖开汾水,准备引汾河之水淹没晋阳城,“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汾河水越积越深,晋阳城的城墙很大一截都被洪水淹没,露出水面的部分只剩六尺,城中已是一片狼藉,炉灶都被淹没在水里,到处爬着青蛙。但哪怕如此,晋阳城里的军民也丝毫没有退缩和投降的意思, 他们与赵襄子一直坚守不出。智、赵双方在晋阳一带,就此僵持三年之久。


某日,得意的智瑶邀请魏桓子与韩康子共乘马车前去观望水情,智瑶感叹说:“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听闻此言,魏韩两人仿佛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交头接耳,暗戳戳地你杵我一下我踩你一脚(“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说起了地狱笑话:


“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



安邑与平阳分别是二人的封地,此时隔岸观火,换到明日,未保不是自己和自己的臣民被困于城中。


没想到的是,二人的对话与表情都被智瑶的手下絺疵(chī cī)看在眼里。回去以后他对智伯汇报:


“韩、魏必反矣。”


智伯很震惊,问其缘由,絺疵回答说:


“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没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



从围城之日起三年已经过去了,剿灭赵氏指日可待,可魏桓子与韩康子居然半分喜色都没有,必定是联想到赵氏灭亡后接下来便会轮到他们与智为敌,抱持着这种想法,难免心生叛意。


可面对絺疵这番有理有据苦口婆心的劝说,智瑶却并不相信,反而转头第二天就将絺疵告状之事告知了魏韩二人,二人大惊,连忙反泼污水说絺疵必定已被赵氏所游说,“使主疑于二家而懈于攻赵氏也”。智瑶的刚愎自用在此时暴露无遗,他完全搁置了此事,絺疵非常失望,也预料到日后必生差池,转头奔赴齐国去了。


与此同时城内,赵襄子并不如我们所预想一般沉着冷静,如今晋阳已“财食将尽,士卒病羸”,他被眼前景象折磨得焦头烂额,甚至已经在纠结是否应投降于智瑶。千钧一发之际,张孟谈站了出来,像重生后通读过剧本一般向赵襄子献上他的计策。三家围赵,怎么看都是死局。可都说时势造英雄,有利也有弊,正是因为这个死局,才给了张孟谈力挽狂澜的机会。



“孟谈”非“梦谈”

 

张孟谈首先深刻明白一个道理,临到阵前,最先败的一定是最怕死不敢冒险的一方;其次他准确地预估了当前形势,目前双方实力相差悬殊,时间不等人,必须做一件既能削弱敌方阵营又能增添我军气势的事来实现一举两得。于是他找到赵襄子,慨然说道:


“臣闻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则无为贵知士也。”



自己身为谋士家臣,若不能在危难时刻替宗主解忧,那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张孟谈向赵襄子说明,韩、魏两家只是被智瑶逼迫着参与到战争中来的,他们之间并不团结,如若自己前去游说,便可以从内部瓦解他们。


当夜,张孟谈“潜出”去见了魏桓子与韩康子,向他们讲述了唇亡齿寒的道理:


“今智伯帅韩、魏以攻赵,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



这段话撕开了魏韩二人最后的遮羞布,与他们之前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他们也对张孟谈坦白:


“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谋泄,则祸立至矣。”


面对他们对事情败露的恐慌,张孟谈信誓旦旦地向二人保证:


“谋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伤也!”


事不宜迟,二人立刻与张孟谈约定了举事手段与日期,趁着夜色将他送回了晋阳城内。张孟谈把情况向赵襄子汇报,赵襄子十分开心,对着张孟谈拜了又拜。只是目前还有一事使他烦忧,便是晋阳城内的武器物资问题。赵襄子初来晋阳时,发现这里城郭完善、府库足用,唯独没有箭矢可以使用,如若要己方主动出击,必少不了金属与木材用以制作弓箭。


此事似也早就为张孟谈所料。他摸着墙壁说道,当年董安于治理晋阳的时候,公宫的墙壁都“以狄蒿苦楚墙之”,而公宫的内部“皆以炼铜为柱质”,这两种原料刚好可以制作箭矢,一下子体现出了晋阳城作为大后方的战略价值,也让人明白了赵氏先主为后人设下的含蓄的庇佑。赵襄子“发而用之”,果然,“其坚则箘簬之劲不能过也”,就是再好的美竹也不会比它们坚硬了。



当计划的实施者意志坚定时,具体的执行反而不必担心。到了与魏韩二人商定的那天,赵襄子趁夜使人杀死了看守堤坝的士兵,将堤坝放水去淹智伯的军队。智伯忙着去救决堤的水,军营中乱作一团,此时韩、魏军队突从两翼杀出夹击,赵襄子率领大军从正面进攻,三面围堵,大败智氏。



智瑶从一人之下的晋国正卿,到兵败被杀,皆因其独断专行固执己见。智果和郗疵都曾为他出谋划策,但他无一听取,导致良臣谋士们心灰意冷,一个改姓辅氏,一个请使于齐。这样一看,智氏走向覆灭似是历史的必然。


与智瑶的好大喜功相反,在助赵氏巩固地位后,张孟谈功成身退,主动逃避赵襄子的封赏,选择躲到肙山躬耕垄亩去了。《淮南鸿烈解》曾点评:


“晋阳之存,张孟谈之功也。”



赵襄子的转危为安,乃至赵氏最后立国,张孟谈都功不可没,他在挺身而出之时,却不会想到这一计策的成功会推开如此浩荡的波澜。智瑶自以为百战无前,坚信讨伐赵氏是一场必胜的仗,可正是这“易如反掌”的信心,使得未来三家分晋时,唯独少了智氏的影子。

 

未完待续,请关注下期


参考文献:

1、《左传》,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

2、《战国策》,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3、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4、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5、马卫东:《春秋时期晋国卿族政治的历史变迁》,《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1期。

6、沈乔:《浅论董安于、尹铎对晋阳城的贡献》,《太原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7、徐勇:《天时、地利、人和——赵氏立国智伯败亡的经过及经验教训》,《晋阳学刊》1990年第1期。

熊剑平:《促成“三家分晋”的说客张孟谈》,《文史天地》2011年第11期。

喻立:《决堤放水灭晋军——话说“三家分晋”之战》,《国防科技》2002年第5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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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小山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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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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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击的士族

旁落的皇权

跨越五百年的权力对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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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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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0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


枭雄之所以难得,是因为他们能果断地抓住机会,以勇猛的身姿主动出击杀出一条血路。豪杰于乱世虎啸风生,其一举一动能扭转危难的局势,甚至能决定历史走向,为众人所仰慕。然而史书之中还藏着许许多多不为人所熟知的名字,或韬光养晦一鸣惊人,或默默无闻临危受难,在平凡的一生中写下极具轰动的一笔。战国时期晋国赵襄子的家臣张孟谈,就在紧急关头替宗主做了一件事,以至于改变了晋国四大家族,乃至整个春秋大局的未来。



宿敌的孙子怎么还是宿敌啊

 

公元前453年,智氏宗主智瑶登上了晋国正卿的执政宝座,实现了智氏家族史中的第三次腾飞。虽已手握大权,可安全感不足的智瑶依旧想要从晋国余下的赵氏、魏氏与韩氏手中谋求更多利益。司马迁形容这一时期的他,“知伯益骄”,至于究竟“骄”到什么地步,只看这一件事便知。



农耕社会,掌握权力先要掌握人口与土地。某日,智瑶以壮晋国、夺霸主的名义,向韩赵魏分别索取一百里的食邑,不用想也知道,三家必定不情愿。韩康子不想给,他手下的段规说:


“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向之以兵,然后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


他说服了韩康子,以让出封地为代价将祸水东引;魏桓子也舍不得,任章给他出主意:


“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


最终魏桓子也同意不逞一时之快,让出土地,以此来麻痹智伯,放任他膨胀,等待其肚皮涨破的那一天。



智瑶乐于见到这样的结果,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赵襄子本就与他有仇,此时断断忍不下这口气,只留下两字“弗与!”便挥袖而去。智瑶吃了瘪,气得他暗暗发誓必须立刻处理掉赵氏以绝后患。就这样,积蓄已久的矛盾轰然爆发。


要问智氏与赵氏是何时成为“宿敌”的,那要上述三代人说起。首先是董安于之死——他是赵鞅的贤臣,足智多谋,当时智瑶的祖父宗主智跞怕“不杀安于,使终为政于赵氏,赵氏必得晋国”,谎称董安于就是引起范、中行叛乱的罪魁祸首,最终逼迫董安于自杀,赵鞅痛失重臣。其二,当赵氏军队大败郑国援军、取得了对范、中行氏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后,赵鞅的谋臣傅傁提醒他不要高兴得太早:


“虽克郑,犹有知在,忧未艾也。”


可见对赵氏而言,智氏一直是他们的心头大患。其三,晋出公十一年(前464)智瑶伐郑,时为太子的毋卹(赵襄子)为帮助智氏“将而围郑”,然而只是因为拒绝了智瑶的出战要求,就惹得他醉后“以酒灌击毋卹”,并在回国后向赵鞅提议“使废毋卹”,这是赵襄子的耻辱,也是他最不能忘记的与智瑶的私怨。



试想这样一位“隔壁的坏叔叔”突然有一天想划走你家的后院,谁能同意?长久堆积的仇恨经导火索一引便爆,智瑶以赵氏拒绝纳地为借口,胁迫韩、魏一起出兵,于公元前454年攻打赵氏,晋国发生了继四十年前卿族之间“满六减二”大屠杀之后的第二次兼并战争。

 

四大卿族加起来共有多少个心眼子?

 

面对如此声势浩大的讨伐,逃还是不逃?这根本不能构成一个问题。眼看城门失火,赵襄子自知寡不敌众,唯一的选择就是弃城逃跑,可究竟能逃到哪里去呢?赵襄子问臣下:“吾何走乎?”他的臣属们给出了很多答案,有人说长子县“近,且城厚完”,还有人提议“邯郸之仓库实”,但这些建议都被赵襄子一一否决。长子县和邯郸虽然贮存丰厚,但都是百姓辛苦劳作所积累,“民罢力以完之”“浚民之膏泽以实之”,若就这样让他们几代的辛勤付之一炬,还会有谁为赵氏卖命呢?


思来想去,赵无恤想到了一个好地方:


“其晋阳乎,先主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



晋阳是宗主赵鞅的封地,家臣尹铎、董安于也都曾在此宽行政事,使得百姓们十分忠于赵氏。赵鞅临死之前曾嘱咐赵无恤,如果发生意外,“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适逢今日遭难,赵无恤想起父亲的话,迅速带着族人与臣子乃走晋阳。



逃只是一时上策,并非长久之计,智瑶带着韩康子与魏桓子追到了晋阳,看到赵襄子坚守不出,联军挖开汾水,准备引汾河之水淹没晋阳城,“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汾河水越积越深,晋阳城的城墙很大一截都被洪水淹没,露出水面的部分只剩六尺,城中已是一片狼藉,炉灶都被淹没在水里,到处爬着青蛙。但哪怕如此,晋阳城里的军民也丝毫没有退缩和投降的意思, 他们与赵襄子一直坚守不出。智、赵双方在晋阳一带,就此僵持三年之久。


某日,得意的智瑶邀请魏桓子与韩康子共乘马车前去观望水情,智瑶感叹说:“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听闻此言,魏韩两人仿佛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交头接耳,暗戳戳地你杵我一下我踩你一脚(“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说起了地狱笑话:


“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



安邑与平阳分别是二人的封地,此时隔岸观火,换到明日,未保不是自己和自己的臣民被困于城中。


没想到的是,二人的对话与表情都被智瑶的手下絺疵(chī cī)看在眼里。回去以后他对智伯汇报:


“韩、魏必反矣。”


智伯很震惊,问其缘由,絺疵回答说:


“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没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



从围城之日起三年已经过去了,剿灭赵氏指日可待,可魏桓子与韩康子居然半分喜色都没有,必定是联想到赵氏灭亡后接下来便会轮到他们与智为敌,抱持着这种想法,难免心生叛意。


可面对絺疵这番有理有据苦口婆心的劝说,智瑶却并不相信,反而转头第二天就将絺疵告状之事告知了魏韩二人,二人大惊,连忙反泼污水说絺疵必定已被赵氏所游说,“使主疑于二家而懈于攻赵氏也”。智瑶的刚愎自用在此时暴露无遗,他完全搁置了此事,絺疵非常失望,也预料到日后必生差池,转头奔赴齐国去了。


与此同时城内,赵襄子并不如我们所预想一般沉着冷静,如今晋阳已“财食将尽,士卒病羸”,他被眼前景象折磨得焦头烂额,甚至已经在纠结是否应投降于智瑶。千钧一发之际,张孟谈站了出来,像重生后通读过剧本一般向赵襄子献上他的计策。三家围赵,怎么看都是死局。可都说时势造英雄,有利也有弊,正是因为这个死局,才给了张孟谈力挽狂澜的机会。



“孟谈”非“梦谈”

 

张孟谈首先深刻明白一个道理,临到阵前,最先败的一定是最怕死不敢冒险的一方;其次他准确地预估了当前形势,目前双方实力相差悬殊,时间不等人,必须做一件既能削弱敌方阵营又能增添我军气势的事来实现一举两得。于是他找到赵襄子,慨然说道:


“臣闻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则无为贵知士也。”



自己身为谋士家臣,若不能在危难时刻替宗主解忧,那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张孟谈向赵襄子说明,韩、魏两家只是被智瑶逼迫着参与到战争中来的,他们之间并不团结,如若自己前去游说,便可以从内部瓦解他们。


当夜,张孟谈“潜出”去见了魏桓子与韩康子,向他们讲述了唇亡齿寒的道理:


“今智伯帅韩、魏以攻赵,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



这段话撕开了魏韩二人最后的遮羞布,与他们之前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他们也对张孟谈坦白:


“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谋泄,则祸立至矣。”


面对他们对事情败露的恐慌,张孟谈信誓旦旦地向二人保证:


“谋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伤也!”


事不宜迟,二人立刻与张孟谈约定了举事手段与日期,趁着夜色将他送回了晋阳城内。张孟谈把情况向赵襄子汇报,赵襄子十分开心,对着张孟谈拜了又拜。只是目前还有一事使他烦忧,便是晋阳城内的武器物资问题。赵襄子初来晋阳时,发现这里城郭完善、府库足用,唯独没有箭矢可以使用,如若要己方主动出击,必少不了金属与木材用以制作弓箭。


此事似也早就为张孟谈所料。他摸着墙壁说道,当年董安于治理晋阳的时候,公宫的墙壁都“以狄蒿苦楚墙之”,而公宫的内部“皆以炼铜为柱质”,这两种原料刚好可以制作箭矢,一下子体现出了晋阳城作为大后方的战略价值,也让人明白了赵氏先主为后人设下的含蓄的庇佑。赵襄子“发而用之”,果然,“其坚则箘簬之劲不能过也”,就是再好的美竹也不会比它们坚硬了。



当计划的实施者意志坚定时,具体的执行反而不必担心。到了与魏韩二人商定的那天,赵襄子趁夜使人杀死了看守堤坝的士兵,将堤坝放水去淹智伯的军队。智伯忙着去救决堤的水,军营中乱作一团,此时韩、魏军队突从两翼杀出夹击,赵襄子率领大军从正面进攻,三面围堵,大败智氏。



智瑶从一人之下的晋国正卿,到兵败被杀,皆因其独断专行固执己见。智果和郗疵都曾为他出谋划策,但他无一听取,导致良臣谋士们心灰意冷,一个改姓辅氏,一个请使于齐。这样一看,智氏走向覆灭似是历史的必然。


与智瑶的好大喜功相反,在助赵氏巩固地位后,张孟谈功成身退,主动逃避赵襄子的封赏,选择躲到肙山躬耕垄亩去了。《淮南鸿烈解》曾点评:


“晋阳之存,张孟谈之功也。”



赵襄子的转危为安,乃至赵氏最后立国,张孟谈都功不可没,他在挺身而出之时,却不会想到这一计策的成功会推开如此浩荡的波澜。智瑶自以为百战无前,坚信讨伐赵氏是一场必胜的仗,可正是这“易如反掌”的信心,使得未来三家分晋时,唯独少了智氏的影子。

 

未完待续,请关注下期


参考文献:

1、《左传》,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

2、《战国策》,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3、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4、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5、马卫东:《春秋时期晋国卿族政治的历史变迁》,《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1期。

6、沈乔:《浅论董安于、尹铎对晋阳城的贡献》,《太原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7、徐勇:《天时、地利、人和——赵氏立国智伯败亡的经过及经验教训》,《晋阳学刊》1990年第1期。

熊剑平:《促成“三家分晋”的说客张孟谈》,《文史天地》2011年第11期。

喻立:《决堤放水灭晋军——话说“三家分晋”之战》,《国防科技》2002年第5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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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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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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枭雄之所以难得,是因为他们能果断地抓住机会,以勇猛的身姿主动出击杀出一条血路。豪杰于乱世虎啸风生,其一举一动能扭转危难的局势,甚至能决定历史走向,为众人所仰慕。然而史书之中还藏着许许多多不为人所熟知的名字,或韬光养晦一鸣惊人,或默默无闻临危受难,在平凡的一生中写下极具轰动的一笔。战国时期晋国赵襄子的家臣张孟谈,就在紧急关头替宗主做了一件事,以至于改变了晋国四大家族,乃至整个春秋大局的未来。



宿敌的孙子怎么还是宿敌啊

 

公元前453年,智氏宗主智瑶登上了晋国正卿的执政宝座,实现了智氏家族史中的第三次腾飞。虽已手握大权,可安全感不足的智瑶依旧想要从晋国余下的赵氏、魏氏与韩氏手中谋求更多利益。司马迁形容这一时期的他,“知伯益骄”,至于究竟“骄”到什么地步,只看这一件事便知。



农耕社会,掌握权力先要掌握人口与土地。某日,智瑶以壮晋国、夺霸主的名义,向韩赵魏分别索取一百里的食邑,不用想也知道,三家必定不情愿。韩康子不想给,他手下的段规说:


“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向之以兵,然后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


他说服了韩康子,以让出封地为代价将祸水东引;魏桓子也舍不得,任章给他出主意:


“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


最终魏桓子也同意不逞一时之快,让出土地,以此来麻痹智伯,放任他膨胀,等待其肚皮涨破的那一天。



智瑶乐于见到这样的结果,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赵襄子本就与他有仇,此时断断忍不下这口气,只留下两字“弗与!”便挥袖而去。智瑶吃了瘪,气得他暗暗发誓必须立刻处理掉赵氏以绝后患。就这样,积蓄已久的矛盾轰然爆发。


要问智氏与赵氏是何时成为“宿敌”的,那要上述三代人说起。首先是董安于之死——他是赵鞅的贤臣,足智多谋,当时智瑶的祖父宗主智跞怕“不杀安于,使终为政于赵氏,赵氏必得晋国”,谎称董安于就是引起范、中行叛乱的罪魁祸首,最终逼迫董安于自杀,赵鞅痛失重臣。其二,当赵氏军队大败郑国援军、取得了对范、中行氏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后,赵鞅的谋臣傅傁提醒他不要高兴得太早:


“虽克郑,犹有知在,忧未艾也。”


可见对赵氏而言,智氏一直是他们的心头大患。其三,晋出公十一年(前464)智瑶伐郑,时为太子的毋卹(赵襄子)为帮助智氏“将而围郑”,然而只是因为拒绝了智瑶的出战要求,就惹得他醉后“以酒灌击毋卹”,并在回国后向赵鞅提议“使废毋卹”,这是赵襄子的耻辱,也是他最不能忘记的与智瑶的私怨。



试想这样一位“隔壁的坏叔叔”突然有一天想划走你家的后院,谁能同意?长久堆积的仇恨经导火索一引便爆,智瑶以赵氏拒绝纳地为借口,胁迫韩、魏一起出兵,于公元前454年攻打赵氏,晋国发生了继四十年前卿族之间“满六减二”大屠杀之后的第二次兼并战争。

 

四大卿族加起来共有多少个心眼子?

 

面对如此声势浩大的讨伐,逃还是不逃?这根本不能构成一个问题。眼看城门失火,赵襄子自知寡不敌众,唯一的选择就是弃城逃跑,可究竟能逃到哪里去呢?赵襄子问臣下:“吾何走乎?”他的臣属们给出了很多答案,有人说长子县“近,且城厚完”,还有人提议“邯郸之仓库实”,但这些建议都被赵襄子一一否决。长子县和邯郸虽然贮存丰厚,但都是百姓辛苦劳作所积累,“民罢力以完之”“浚民之膏泽以实之”,若就这样让他们几代的辛勤付之一炬,还会有谁为赵氏卖命呢?


思来想去,赵无恤想到了一个好地方:


“其晋阳乎,先主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



晋阳是宗主赵鞅的封地,家臣尹铎、董安于也都曾在此宽行政事,使得百姓们十分忠于赵氏。赵鞅临死之前曾嘱咐赵无恤,如果发生意外,“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适逢今日遭难,赵无恤想起父亲的话,迅速带着族人与臣子乃走晋阳。



逃只是一时上策,并非长久之计,智瑶带着韩康子与魏桓子追到了晋阳,看到赵襄子坚守不出,联军挖开汾水,准备引汾河之水淹没晋阳城,“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汾河水越积越深,晋阳城的城墙很大一截都被洪水淹没,露出水面的部分只剩六尺,城中已是一片狼藉,炉灶都被淹没在水里,到处爬着青蛙。但哪怕如此,晋阳城里的军民也丝毫没有退缩和投降的意思, 他们与赵襄子一直坚守不出。智、赵双方在晋阳一带,就此僵持三年之久。


某日,得意的智瑶邀请魏桓子与韩康子共乘马车前去观望水情,智瑶感叹说:“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听闻此言,魏韩两人仿佛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交头接耳,暗戳戳地你杵我一下我踩你一脚(“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说起了地狱笑话:


“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



安邑与平阳分别是二人的封地,此时隔岸观火,换到明日,未保不是自己和自己的臣民被困于城中。


没想到的是,二人的对话与表情都被智瑶的手下絺疵(chī cī)看在眼里。回去以后他对智伯汇报:


“韩、魏必反矣。”


智伯很震惊,问其缘由,絺疵回答说:


“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没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



从围城之日起三年已经过去了,剿灭赵氏指日可待,可魏桓子与韩康子居然半分喜色都没有,必定是联想到赵氏灭亡后接下来便会轮到他们与智为敌,抱持着这种想法,难免心生叛意。


可面对絺疵这番有理有据苦口婆心的劝说,智瑶却并不相信,反而转头第二天就将絺疵告状之事告知了魏韩二人,二人大惊,连忙反泼污水说絺疵必定已被赵氏所游说,“使主疑于二家而懈于攻赵氏也”。智瑶的刚愎自用在此时暴露无遗,他完全搁置了此事,絺疵非常失望,也预料到日后必生差池,转头奔赴齐国去了。


与此同时城内,赵襄子并不如我们所预想一般沉着冷静,如今晋阳已“财食将尽,士卒病羸”,他被眼前景象折磨得焦头烂额,甚至已经在纠结是否应投降于智瑶。千钧一发之际,张孟谈站了出来,像重生后通读过剧本一般向赵襄子献上他的计策。三家围赵,怎么看都是死局。可都说时势造英雄,有利也有弊,正是因为这个死局,才给了张孟谈力挽狂澜的机会。



“孟谈”非“梦谈”

 

张孟谈首先深刻明白一个道理,临到阵前,最先败的一定是最怕死不敢冒险的一方;其次他准确地预估了当前形势,目前双方实力相差悬殊,时间不等人,必须做一件既能削弱敌方阵营又能增添我军气势的事来实现一举两得。于是他找到赵襄子,慨然说道:


“臣闻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则无为贵知士也。”



自己身为谋士家臣,若不能在危难时刻替宗主解忧,那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张孟谈向赵襄子说明,韩、魏两家只是被智瑶逼迫着参与到战争中来的,他们之间并不团结,如若自己前去游说,便可以从内部瓦解他们。


当夜,张孟谈“潜出”去见了魏桓子与韩康子,向他们讲述了唇亡齿寒的道理:


“今智伯帅韩、魏以攻赵,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



这段话撕开了魏韩二人最后的遮羞布,与他们之前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他们也对张孟谈坦白:


“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谋泄,则祸立至矣。”


面对他们对事情败露的恐慌,张孟谈信誓旦旦地向二人保证:


“谋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伤也!”


事不宜迟,二人立刻与张孟谈约定了举事手段与日期,趁着夜色将他送回了晋阳城内。张孟谈把情况向赵襄子汇报,赵襄子十分开心,对着张孟谈拜了又拜。只是目前还有一事使他烦忧,便是晋阳城内的武器物资问题。赵襄子初来晋阳时,发现这里城郭完善、府库足用,唯独没有箭矢可以使用,如若要己方主动出击,必少不了金属与木材用以制作弓箭。


此事似也早就为张孟谈所料。他摸着墙壁说道,当年董安于治理晋阳的时候,公宫的墙壁都“以狄蒿苦楚墙之”,而公宫的内部“皆以炼铜为柱质”,这两种原料刚好可以制作箭矢,一下子体现出了晋阳城作为大后方的战略价值,也让人明白了赵氏先主为后人设下的含蓄的庇佑。赵襄子“发而用之”,果然,“其坚则箘簬之劲不能过也”,就是再好的美竹也不会比它们坚硬了。



当计划的实施者意志坚定时,具体的执行反而不必担心。到了与魏韩二人商定的那天,赵襄子趁夜使人杀死了看守堤坝的士兵,将堤坝放水去淹智伯的军队。智伯忙着去救决堤的水,军营中乱作一团,此时韩、魏军队突从两翼杀出夹击,赵襄子率领大军从正面进攻,三面围堵,大败智氏。



智瑶从一人之下的晋国正卿,到兵败被杀,皆因其独断专行固执己见。智果和郗疵都曾为他出谋划策,但他无一听取,导致良臣谋士们心灰意冷,一个改姓辅氏,一个请使于齐。这样一看,智氏走向覆灭似是历史的必然。


与智瑶的好大喜功相反,在助赵氏巩固地位后,张孟谈功成身退,主动逃避赵襄子的封赏,选择躲到肙山躬耕垄亩去了。《淮南鸿烈解》曾点评:


“晋阳之存,张孟谈之功也。”



赵襄子的转危为安,乃至赵氏最后立国,张孟谈都功不可没,他在挺身而出之时,却不会想到这一计策的成功会推开如此浩荡的波澜。智瑶自以为百战无前,坚信讨伐赵氏是一场必胜的仗,可正是这“易如反掌”的信心,使得未来三家分晋时,唯独少了智氏的影子。

 

未完待续,请关注下期


参考文献:

1、《左传》,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

2、《战国策》,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3、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4、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5、马卫东:《春秋时期晋国卿族政治的历史变迁》,《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1期。

6、沈乔:《浅论董安于、尹铎对晋阳城的贡献》,《太原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7、徐勇:《天时、地利、人和——赵氏立国智伯败亡的经过及经验教训》,《晋阳学刊》1990年第1期。

熊剑平:《促成“三家分晋”的说客张孟谈》,《文史天地》2011年第11期。

喻立:《决堤放水灭晋军——话说“三家分晋”之战》,《国防科技》2002年第5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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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500 字
阅 读 需 要 14 分钟

这位自绝双目的音乐家,可以说是晋国的“灵魂调音师”。

 

春秋乱世,礼乐崩坏。当其他乐师还在琢磨如何取悦君王耳朵时,晋国的盲眼乐师师旷,已经玩起了“高难度操作”:国君陶醉于靡靡之音?他直接按住琴弦叫停:“此乃亡国之音!”国君酒后得意宣称“唯我独尊”?他抄起古琴就砸了过去!周王室天才少年威胁晋国利益?他单刀赴会,愣是把外交危机扭转成晋国的高光时刻!



这位不走寻常路的狠角色,就是被后世尊为“乐圣”的师旷。身份虽是宫廷乐师,却官至太宰(宰相),以琴弦为剑,用音符治国。最“硬核”的是,他并非天生失明,而是为追求极致音感,亲手用艾草熏瞎了双眼。他谱写的《阳春》《白雪》成了后世“高雅艺术”的代名词,提出的“民贵君轻”思想比孟子早了近百年。在血火交织的春秋舞台,这位盲眼大师用生命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传奇。


 


自盲求道:琴弦上的通天之路


公元前572年,师旷生于晋国羊舌食邑(今山西洪洞)。少年时他便发现,看得见的“花花世界”会干扰他对声音的纯粹感知。于是,一日清晨,他点燃艾草,决然熏灼双目,从此遁入纯粹的声音宇宙。


这招“物理专注法”效果惊人。失明后的师旷,听觉敏锐至极。史载他抚琴时,马儿停止吃草,仰头倾听,飞鸟忘记振翅,掉落所衔之食。当晋平公新铸巨钟,众乐工皆称音准完美时,唯有师旷断言:“此钟不调!请更铸之。”数年后,卫国乐师验证了他的判断,留下“师旷之聪,天下之至聪也”的千古定评。


 

 

他的琴技造诣超凡入圣。《韩非子》记载了他充满神话色彩的演奏场景:师旷奏《清徵》,十六只玄鹤从南方飞来,列队啼鸣,舒展起舞;奏《清角》时,乌云骤聚,狂风撕裂帷幕,暴雨击碎屋瓦,满座王侯惊恐逃窜。这些描述虽经渲染,却生动印证了其音乐撼人心魄的魔力。



作为音乐理论的奠基者之一,他提出“夫乐以开山川之风,以耀德于广远也”的核心理念。在师旷看来,音乐的使命在于“弘德扬善”,与“礼”的教化作用相辅相成。他将五音(宫、商、角、徵、羽)对应五行(土、金、木、火、水),并赋予其社会意义(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构建了一套完整的音乐哲学体系。传世名曲《阳春》《白雪》正是其艺术思想的结晶——《阳春》取“万物知春,和风淡荡”之意,《白雪》蕴“凛然清洁,雪竹琳琅”之境,成为后世高雅艺术的典范。唐代袁皓在《书师旷庙文》中赞叹:


“天有至音,寄斯八物。先生不生,斯音郁郁。”

 

仿佛上天将至美之音寄于八音之中,师旷不来,它们便郁郁难鸣。


 


琴剑山河:音符中的治国方略


师旷的格局远不止于琴台。在晋悼公、平公时期,这位盲眼艺术家官拜太宰,真正将琴弦化作了治国的利器。


当卫国乐师在宴席上演奏时髦的“濮水新声”时,晋平公听得如痴如醉,师旷却断然喝止:


“此乃亡国之音……先闻此声者,其国必削,不可遂。”


原来,此曲是商朝末期乐师师延为商纣王所作的“靡靡之音”。师旷深知此曲非善乐,坚决阻止乐师继续弹奏。在师旷心中,音乐从来不是助兴的BGM,而是关乎国运兴衰的“精神风向标”。


他的政治理念极具前瞻性。当卫国百姓把暴君卫献公赶下台,晋悼公谴责卫国人“太过分”时,师旷反驳道:


“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


(如果君主让百姓陷入困境,缺乏对神明的祭祀,百姓绝望,国家失去依靠,还要这样的君主有什么用?不赶走他赶走谁呢?)


同时发出震古烁今的宣言:


“天生民而立之君!”(上天是为了百姓才设立君主!)


齐景公三次问政,他始终回答:


“君必惠民而已矣!”(君主只需一心施惠于民就够了!)


这些思想,简直是孟子“民贵君轻”理论的“超前点映”。

 

 

师旷的刚烈在治国实践中展露无遗。《韩非子》记载的“师旷援琴”故事,便是明证:一次,晋平公与群臣宴饮。酒酣耳热之际,平公得意忘形,感叹道:“没有比当君主更快乐的了!说什么都没人敢违背!”陪坐在前的师旷闻听此言,竟猛然操起面前的古琴,直向平公撞去!平公大惊失色,急忙撩起衣襟躲避,琴身“砰”的一声撞在墙壁上,当场碎裂。


平公惊魂未定,质问:“太师!你撞谁?”


师旷凛然回应:“方才有个小人在旁胡言乱语,臣故撞之。”


平公愕然:“说话的是寡人啊!”


师旷毫不退让,朗声道:“呀!这哪里是一国之君该说的话!”


左右侍臣见状,纷纷要求严惩师旷。平公沉默片刻,最终叹息道:“罢了,放了他吧。此事当为寡人之戒。”



君主酒后失言,本已有损威仪。而师旷竟敢以“犯上”之举直指其非,在等级森严、君权至上的时代,这般冒死直谏的场面,堪称惊世骇俗。

 

师旷亦重教化。当垂垂老矣的晋平公感叹“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时,师旷以烛火为喻劝学:


“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


(少年时爱好学习,如同初升的太阳;壮年时爱好学习,如同正午的阳光;老年时爱好学习,如同手持蜡烛的光亮。这烛火的光芒,难道不比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强得多吗?)


他以此告诫平公:老年求学虽光亮有限,却远胜于停止思考、在蒙昧中度过余生。平公深以为然,这便是“炳烛之明”典故的由来。


 


舌战王储:外交场的极限翻盘


公元前550年,一场外交危机降临晋国。大臣叔向出使周王室,与年仅十五却才智超群的太子姬晋(太子晋)交锋后,自愧弗如,仓皇归国。他力劝晋平公归还侵占周王室的土地:


“太子晋年方十五,臣却难以应对。若不归还,待其日后得天下,必来讨伐!”


而就在平公举棋不定时,师旷挺身而出:


“臣请前往!若不能胜,再归还不迟。”

 

面对少年天才,师旷以谦逊开场:


“吾闻王子言论高如泰山,吾夜不能寐,昼不得安,不远千里而来,愿闻教诲。”


太子晋畅谈圣王之德,师旷适时回应:


“吾国君亦常以古之圣贤为范。”


当太子晋详述《周礼》等级秩序时,师旷升华其义:


“各国制度虽殊,皆以安邦定国为旨。吾国君正力求在诸侯中树立典范。”


最后,师旷抚瑟而歌《无射》:


“国诚守矣,远人来观;修义经矣,好乐无荒。”



其歌既赞晋国尊周守义,亦暗含规劝君主勤政爱民之意。


这场智慧较量,师旷凭借渊博学识与沉稳气度主导局面。太子晋对这位盲眼大师由衷敬服。晋国不仅保全了利益,更重塑了威望。此次出使载入《逸周书·太子晋解》,成为古代外交史上的经典范例。


 


烛火长明:荆棘路上的悲壮终章


师旷一生刚直,他的言论和琴弦一样锋利。对晋平公的昏聩享乐,他直言痛斥;对祸国殃民的佞臣,他毫不留情。但这份刚直,如同芒刺在背,让朝中奸佞寝食难安。他们日夜在晋平公耳边进谗,将师旷的铮铮忠言污蔑成“恃功自傲”“藐视君威”。昏聩的晋平公被谗言蒙蔽,对这位老臣的信任逐渐瓦解。

 

一场精心设计的羞辱,终于在虒

(sī)祁台上演。在小人怂恿下,晋平公于虒祁台设宴,暗中却命人在师旷必经的台阶上布满了蒺藜(jí lí)。师旷履刺而上,足膝皆伤,鲜血淋漓。面对这恶毒的“玩笑”,听着平公轻佻的“今日与叟戏”,师旷悲愤填膺!他强忍剧痛,发出了泣血的怒吼与最后的警世之言:



“忧夫,肉自生虫,而还自食也;木自生蠹,而还自刻也;人自兴妖,而还自贼也。五鼎之具不当生藜藿,人主堂庙不当生蒺藜。“


(可悲啊!肉自己腐烂生蛆,结果反被蛆虫啃噬;木头自己生出蛀虫,结果反被蛀虫蛀空;人自己兴妖作怪,结果反害了自己。陈列五鼎的殿堂不该长满野草,君主议政的庙堂更不该布满蒺藜!)


师旷甚至大胆地预言了晋平公的死期。这番惊雷般的斥责和预言,彻底激怒了平公。暴怒的晋平公当即下令处死师旷。幸而,朝中仍有明眼人深知师旷的赤胆忠心,他们拼死力谏,才保住了师旷的性命。然而,死罪虽免,官职难保,师旷最终被削去官职,逐出了他倾注半生心血的宫廷。


 

 

但这位盲眼大师的生命之火,怎会轻易熄灭?离开了庙堂的樊笼,回到了故乡洪洞,他反将毕生所学倾注于黄土大地。他创立鼓乐班社,把深奥精妙的宫廷雅乐化繁为简,融入民间音乐的鲜活血脉,教给普通百姓。从此,那象征高洁的“阳春白雪”,不再是庙堂专属,它的雅韵在晋南的沃土中落地生根,响彻阡陌之间。今天,当我们聆听晋南民间那深沉雄浑、充满力量的鼓乐,那震撼人心的节奏里,奔流的正是师旷不屈的灵魂与不灭的乐章!



师旷身后,感念其恩泽的乡亲为他建祠立庙,香火不绝。元代重修庙宇时,隐士张守大在《师旷庙记》中这样写到:


“昔师之生也,为晋贤臣,其言行既有益于当时;殁能福兹土,而水旱灾疫,有祷斯应,又以利乎后世。是则师之存没,皆有功于民矣,祀之诚宜。”(师旷在世时,是晋国的贤臣,他的言论行为在当时就很有益处;他去世后又能福佑这片土地,每当遇到水灾、旱灾、瘟疫,向他祈祷就有回应,这又对后世有利。这样说来,师旷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对人民有功绩啊,祭祀他确实很应该。)


传闻师旷墓前曾有石人四尊,执琴、筝、箬、笛相伴,连庶民不得享用的周鼎商彝亦为他破例——这是对他的永恒礼赞。


尾声:心之所见,即是天下


两千六百年光阴流转,洪洞师旷墓园松柏常青。当我们吟“阳春白雪”,当我们论及“民贵君轻”,当学子领悟“炳烛之明”,这位熏目求道、以琴为剑的盲眼大师,仿佛仍在历史深处奏响着黄钟大吕。


 

 

盲眼“乐圣”师旷,以“自盲求道”叩开音乐至境,以琴为刃、“犯颜直谏”守护家国,借“炳烛之明”传递劝学之智,凭“舌战王储”破外交难题,晚年更将雅乐播撒民间,用一生的赤诚与才华,写就了一曲以乐治国、心系苍生的春秋传奇。

 

参考文献:

1、(春秋)左丘明撰:《左传》,北京:中华书局,1980.
2、(春秋)左丘明撰:《国语》,北京:中华书局,2017.

3、(战国)韩非著:《韩非子》,北京:中华书局,2010.

4、(战国)吕不韦著:《吕氏春秋》,北京:中华书局,2022.

5、(西汉)刘向辑:《说苑》,北京:中华书局,1987.

6、(雍正)余世堂修,董维等纂:《洪洞县志》,清雍正九年(1731)刻本.

7、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8、昶国伟.乐圣传奇:师旷的春秋华章[J].文史月刊,2025,(02):12-20.

9、贺亚妮.晋国师旷的历史文献概要及六则音乐史料汇考[D].山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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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文青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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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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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击的士族

旁落的皇权

跨越五百年的权力对抗史

国民历史读物《国家人文历史》专业团队

最新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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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n \n \n \n\n \n
\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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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500 字
阅 读 需 要 14 分钟

这位自绝双目的音乐家,可以说是晋国的“灵魂调音师”。

 

春秋乱世,礼乐崩坏。当其他乐师还在琢磨如何取悦君王耳朵时,晋国的盲眼乐师师旷,已经玩起了“高难度操作”:国君陶醉于靡靡之音?他直接按住琴弦叫停:“此乃亡国之音!”国君酒后得意宣称“唯我独尊”?他抄起古琴就砸了过去!周王室天才少年威胁晋国利益?他单刀赴会,愣是把外交危机扭转成晋国的高光时刻!



这位不走寻常路的狠角色,就是被后世尊为“乐圣”的师旷。身份虽是宫廷乐师,却官至太宰(宰相),以琴弦为剑,用音符治国。最“硬核”的是,他并非天生失明,而是为追求极致音感,亲手用艾草熏瞎了双眼。他谱写的《阳春》《白雪》成了后世“高雅艺术”的代名词,提出的“民贵君轻”思想比孟子早了近百年。在血火交织的春秋舞台,这位盲眼大师用生命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传奇。


 


自盲求道:琴弦上的通天之路


公元前572年,师旷生于晋国羊舌食邑(今山西洪洞)。少年时他便发现,看得见的“花花世界”会干扰他对声音的纯粹感知。于是,一日清晨,他点燃艾草,决然熏灼双目,从此遁入纯粹的声音宇宙。


这招“物理专注法”效果惊人。失明后的师旷,听觉敏锐至极。史载他抚琴时,马儿停止吃草,仰头倾听,飞鸟忘记振翅,掉落所衔之食。当晋平公新铸巨钟,众乐工皆称音准完美时,唯有师旷断言:“此钟不调!请更铸之。”数年后,卫国乐师验证了他的判断,留下“师旷之聪,天下之至聪也”的千古定评。


 

 

他的琴技造诣超凡入圣。《韩非子》记载了他充满神话色彩的演奏场景:师旷奏《清徵》,十六只玄鹤从南方飞来,列队啼鸣,舒展起舞;奏《清角》时,乌云骤聚,狂风撕裂帷幕,暴雨击碎屋瓦,满座王侯惊恐逃窜。这些描述虽经渲染,却生动印证了其音乐撼人心魄的魔力。



作为音乐理论的奠基者之一,他提出“夫乐以开山川之风,以耀德于广远也”的核心理念。在师旷看来,音乐的使命在于“弘德扬善”,与“礼”的教化作用相辅相成。他将五音(宫、商、角、徵、羽)对应五行(土、金、木、火、水),并赋予其社会意义(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构建了一套完整的音乐哲学体系。传世名曲《阳春》《白雪》正是其艺术思想的结晶——《阳春》取“万物知春,和风淡荡”之意,《白雪》蕴“凛然清洁,雪竹琳琅”之境,成为后世高雅艺术的典范。唐代袁皓在《书师旷庙文》中赞叹:


“天有至音,寄斯八物。先生不生,斯音郁郁。”

 

仿佛上天将至美之音寄于八音之中,师旷不来,它们便郁郁难鸣。


 


琴剑山河:音符中的治国方略


师旷的格局远不止于琴台。在晋悼公、平公时期,这位盲眼艺术家官拜太宰,真正将琴弦化作了治国的利器。


当卫国乐师在宴席上演奏时髦的“濮水新声”时,晋平公听得如痴如醉,师旷却断然喝止:


“此乃亡国之音……先闻此声者,其国必削,不可遂。”


原来,此曲是商朝末期乐师师延为商纣王所作的“靡靡之音”。师旷深知此曲非善乐,坚决阻止乐师继续弹奏。在师旷心中,音乐从来不是助兴的BGM,而是关乎国运兴衰的“精神风向标”。


他的政治理念极具前瞻性。当卫国百姓把暴君卫献公赶下台,晋悼公谴责卫国人“太过分”时,师旷反驳道:


“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


(如果君主让百姓陷入困境,缺乏对神明的祭祀,百姓绝望,国家失去依靠,还要这样的君主有什么用?不赶走他赶走谁呢?)


同时发出震古烁今的宣言:


“天生民而立之君!”(上天是为了百姓才设立君主!)


齐景公三次问政,他始终回答:


“君必惠民而已矣!”(君主只需一心施惠于民就够了!)


这些思想,简直是孟子“民贵君轻”理论的“超前点映”。

 

 

师旷的刚烈在治国实践中展露无遗。《韩非子》记载的“师旷援琴”故事,便是明证:一次,晋平公与群臣宴饮。酒酣耳热之际,平公得意忘形,感叹道:“没有比当君主更快乐的了!说什么都没人敢违背!”陪坐在前的师旷闻听此言,竟猛然操起面前的古琴,直向平公撞去!平公大惊失色,急忙撩起衣襟躲避,琴身“砰”的一声撞在墙壁上,当场碎裂。


平公惊魂未定,质问:“太师!你撞谁?”


师旷凛然回应:“方才有个小人在旁胡言乱语,臣故撞之。”


平公愕然:“说话的是寡人啊!”


师旷毫不退让,朗声道:“呀!这哪里是一国之君该说的话!”


左右侍臣见状,纷纷要求严惩师旷。平公沉默片刻,最终叹息道:“罢了,放了他吧。此事当为寡人之戒。”



君主酒后失言,本已有损威仪。而师旷竟敢以“犯上”之举直指其非,在等级森严、君权至上的时代,这般冒死直谏的场面,堪称惊世骇俗。

 

师旷亦重教化。当垂垂老矣的晋平公感叹“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时,师旷以烛火为喻劝学:


“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


(少年时爱好学习,如同初升的太阳;壮年时爱好学习,如同正午的阳光;老年时爱好学习,如同手持蜡烛的光亮。这烛火的光芒,难道不比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强得多吗?)


他以此告诫平公:老年求学虽光亮有限,却远胜于停止思考、在蒙昧中度过余生。平公深以为然,这便是“炳烛之明”典故的由来。


 


舌战王储:外交场的极限翻盘


公元前550年,一场外交危机降临晋国。大臣叔向出使周王室,与年仅十五却才智超群的太子姬晋(太子晋)交锋后,自愧弗如,仓皇归国。他力劝晋平公归还侵占周王室的土地:


“太子晋年方十五,臣却难以应对。若不归还,待其日后得天下,必来讨伐!”


而就在平公举棋不定时,师旷挺身而出:


“臣请前往!若不能胜,再归还不迟。”

 

面对少年天才,师旷以谦逊开场:


“吾闻王子言论高如泰山,吾夜不能寐,昼不得安,不远千里而来,愿闻教诲。”


太子晋畅谈圣王之德,师旷适时回应:


“吾国君亦常以古之圣贤为范。”


当太子晋详述《周礼》等级秩序时,师旷升华其义:


“各国制度虽殊,皆以安邦定国为旨。吾国君正力求在诸侯中树立典范。”


最后,师旷抚瑟而歌《无射》:


“国诚守矣,远人来观;修义经矣,好乐无荒。”



其歌既赞晋国尊周守义,亦暗含规劝君主勤政爱民之意。


这场智慧较量,师旷凭借渊博学识与沉稳气度主导局面。太子晋对这位盲眼大师由衷敬服。晋国不仅保全了利益,更重塑了威望。此次出使载入《逸周书·太子晋解》,成为古代外交史上的经典范例。


 


烛火长明:荆棘路上的悲壮终章


师旷一生刚直,他的言论和琴弦一样锋利。对晋平公的昏聩享乐,他直言痛斥;对祸国殃民的佞臣,他毫不留情。但这份刚直,如同芒刺在背,让朝中奸佞寝食难安。他们日夜在晋平公耳边进谗,将师旷的铮铮忠言污蔑成“恃功自傲”“藐视君威”。昏聩的晋平公被谗言蒙蔽,对这位老臣的信任逐渐瓦解。

 

一场精心设计的羞辱,终于在虒

(sī)祁台上演。在小人怂恿下,晋平公于虒祁台设宴,暗中却命人在师旷必经的台阶上布满了蒺藜(jí lí)。师旷履刺而上,足膝皆伤,鲜血淋漓。面对这恶毒的“玩笑”,听着平公轻佻的“今日与叟戏”,师旷悲愤填膺!他强忍剧痛,发出了泣血的怒吼与最后的警世之言:



“忧夫,肉自生虫,而还自食也;木自生蠹,而还自刻也;人自兴妖,而还自贼也。五鼎之具不当生藜藿,人主堂庙不当生蒺藜。“


(可悲啊!肉自己腐烂生蛆,结果反被蛆虫啃噬;木头自己生出蛀虫,结果反被蛀虫蛀空;人自己兴妖作怪,结果反害了自己。陈列五鼎的殿堂不该长满野草,君主议政的庙堂更不该布满蒺藜!)


师旷甚至大胆地预言了晋平公的死期。这番惊雷般的斥责和预言,彻底激怒了平公。暴怒的晋平公当即下令处死师旷。幸而,朝中仍有明眼人深知师旷的赤胆忠心,他们拼死力谏,才保住了师旷的性命。然而,死罪虽免,官职难保,师旷最终被削去官职,逐出了他倾注半生心血的宫廷。


 

 

但这位盲眼大师的生命之火,怎会轻易熄灭?离开了庙堂的樊笼,回到了故乡洪洞,他反将毕生所学倾注于黄土大地。他创立鼓乐班社,把深奥精妙的宫廷雅乐化繁为简,融入民间音乐的鲜活血脉,教给普通百姓。从此,那象征高洁的“阳春白雪”,不再是庙堂专属,它的雅韵在晋南的沃土中落地生根,响彻阡陌之间。今天,当我们聆听晋南民间那深沉雄浑、充满力量的鼓乐,那震撼人心的节奏里,奔流的正是师旷不屈的灵魂与不灭的乐章!



师旷身后,感念其恩泽的乡亲为他建祠立庙,香火不绝。元代重修庙宇时,隐士张守大在《师旷庙记》中这样写到:


“昔师之生也,为晋贤臣,其言行既有益于当时;殁能福兹土,而水旱灾疫,有祷斯应,又以利乎后世。是则师之存没,皆有功于民矣,祀之诚宜。”(师旷在世时,是晋国的贤臣,他的言论行为在当时就很有益处;他去世后又能福佑这片土地,每当遇到水灾、旱灾、瘟疫,向他祈祷就有回应,这又对后世有利。这样说来,师旷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对人民有功绩啊,祭祀他确实很应该。)


传闻师旷墓前曾有石人四尊,执琴、筝、箬、笛相伴,连庶民不得享用的周鼎商彝亦为他破例——这是对他的永恒礼赞。


尾声:心之所见,即是天下


两千六百年光阴流转,洪洞师旷墓园松柏常青。当我们吟“阳春白雪”,当我们论及“民贵君轻”,当学子领悟“炳烛之明”,这位熏目求道、以琴为剑的盲眼大师,仿佛仍在历史深处奏响着黄钟大吕。


 

 

盲眼“乐圣”师旷,以“自盲求道”叩开音乐至境,以琴为刃、“犯颜直谏”守护家国,借“炳烛之明”传递劝学之智,凭“舌战王储”破外交难题,晚年更将雅乐播撒民间,用一生的赤诚与才华,写就了一曲以乐治国、心系苍生的春秋传奇。

 

参考文献:

1、(春秋)左丘明撰:《左传》,北京:中华书局,1980.
2、(春秋)左丘明撰:《国语》,北京:中华书局,2017.

3、(战国)韩非著:《韩非子》,北京:中华书局,2010.

4、(战国)吕不韦著:《吕氏春秋》,北京:中华书局,2022.

5、(西汉)刘向辑:《说苑》,北京:中华书局,1987.

6、(雍正)余世堂修,董维等纂:《洪洞县志》,清雍正九年(1731)刻本.

7、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8、昶国伟.乐圣传奇:师旷的春秋华章[J].文史月刊,2025,(02):12-20.

9、贺亚妮.晋国师旷的历史文献概要及六则音乐史料汇考[D].山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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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文青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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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击的士族

旁落的皇权

跨越五百年的权力对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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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500 字
阅 读 需 要 14 分钟

这位自绝双目的音乐家,可以说是晋国的“灵魂调音师”。

 

春秋乱世,礼乐崩坏。当其他乐师还在琢磨如何取悦君王耳朵时,晋国的盲眼乐师师旷,已经玩起了“高难度操作”:国君陶醉于靡靡之音?他直接按住琴弦叫停:“此乃亡国之音!”国君酒后得意宣称“唯我独尊”?他抄起古琴就砸了过去!周王室天才少年威胁晋国利益?他单刀赴会,愣是把外交危机扭转成晋国的高光时刻!



这位不走寻常路的狠角色,就是被后世尊为“乐圣”的师旷。身份虽是宫廷乐师,却官至太宰(宰相),以琴弦为剑,用音符治国。最“硬核”的是,他并非天生失明,而是为追求极致音感,亲手用艾草熏瞎了双眼。他谱写的《阳春》《白雪》成了后世“高雅艺术”的代名词,提出的“民贵君轻”思想比孟子早了近百年。在血火交织的春秋舞台,这位盲眼大师用生命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传奇。


 


自盲求道:琴弦上的通天之路


公元前572年,师旷生于晋国羊舌食邑(今山西洪洞)。少年时他便发现,看得见的“花花世界”会干扰他对声音的纯粹感知。于是,一日清晨,他点燃艾草,决然熏灼双目,从此遁入纯粹的声音宇宙。


这招“物理专注法”效果惊人。失明后的师旷,听觉敏锐至极。史载他抚琴时,马儿停止吃草,仰头倾听,飞鸟忘记振翅,掉落所衔之食。当晋平公新铸巨钟,众乐工皆称音准完美时,唯有师旷断言:“此钟不调!请更铸之。”数年后,卫国乐师验证了他的判断,留下“师旷之聪,天下之至聪也”的千古定评。


 

 

他的琴技造诣超凡入圣。《韩非子》记载了他充满神话色彩的演奏场景:师旷奏《清徵》,十六只玄鹤从南方飞来,列队啼鸣,舒展起舞;奏《清角》时,乌云骤聚,狂风撕裂帷幕,暴雨击碎屋瓦,满座王侯惊恐逃窜。这些描述虽经渲染,却生动印证了其音乐撼人心魄的魔力。



作为音乐理论的奠基者之一,他提出“夫乐以开山川之风,以耀德于广远也”的核心理念。在师旷看来,音乐的使命在于“弘德扬善”,与“礼”的教化作用相辅相成。他将五音(宫、商、角、徵、羽)对应五行(土、金、木、火、水),并赋予其社会意义(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构建了一套完整的音乐哲学体系。传世名曲《阳春》《白雪》正是其艺术思想的结晶——《阳春》取“万物知春,和风淡荡”之意,《白雪》蕴“凛然清洁,雪竹琳琅”之境,成为后世高雅艺术的典范。唐代袁皓在《书师旷庙文》中赞叹:


“天有至音,寄斯八物。先生不生,斯音郁郁。”

 

仿佛上天将至美之音寄于八音之中,师旷不来,它们便郁郁难鸣。


 


琴剑山河:音符中的治国方略


师旷的格局远不止于琴台。在晋悼公、平公时期,这位盲眼艺术家官拜太宰,真正将琴弦化作了治国的利器。


当卫国乐师在宴席上演奏时髦的“濮水新声”时,晋平公听得如痴如醉,师旷却断然喝止:


“此乃亡国之音……先闻此声者,其国必削,不可遂。”


原来,此曲是商朝末期乐师师延为商纣王所作的“靡靡之音”。师旷深知此曲非善乐,坚决阻止乐师继续弹奏。在师旷心中,音乐从来不是助兴的BGM,而是关乎国运兴衰的“精神风向标”。


他的政治理念极具前瞻性。当卫国百姓把暴君卫献公赶下台,晋悼公谴责卫国人“太过分”时,师旷反驳道:


“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


(如果君主让百姓陷入困境,缺乏对神明的祭祀,百姓绝望,国家失去依靠,还要这样的君主有什么用?不赶走他赶走谁呢?)


同时发出震古烁今的宣言:


“天生民而立之君!”(上天是为了百姓才设立君主!)


齐景公三次问政,他始终回答:


“君必惠民而已矣!”(君主只需一心施惠于民就够了!)


这些思想,简直是孟子“民贵君轻”理论的“超前点映”。

 

 

师旷的刚烈在治国实践中展露无遗。《韩非子》记载的“师旷援琴”故事,便是明证:一次,晋平公与群臣宴饮。酒酣耳热之际,平公得意忘形,感叹道:“没有比当君主更快乐的了!说什么都没人敢违背!”陪坐在前的师旷闻听此言,竟猛然操起面前的古琴,直向平公撞去!平公大惊失色,急忙撩起衣襟躲避,琴身“砰”的一声撞在墙壁上,当场碎裂。


平公惊魂未定,质问:“太师!你撞谁?”


师旷凛然回应:“方才有个小人在旁胡言乱语,臣故撞之。”


平公愕然:“说话的是寡人啊!”


师旷毫不退让,朗声道:“呀!这哪里是一国之君该说的话!”


左右侍臣见状,纷纷要求严惩师旷。平公沉默片刻,最终叹息道:“罢了,放了他吧。此事当为寡人之戒。”



君主酒后失言,本已有损威仪。而师旷竟敢以“犯上”之举直指其非,在等级森严、君权至上的时代,这般冒死直谏的场面,堪称惊世骇俗。

 

师旷亦重教化。当垂垂老矣的晋平公感叹“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时,师旷以烛火为喻劝学:


“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


(少年时爱好学习,如同初升的太阳;壮年时爱好学习,如同正午的阳光;老年时爱好学习,如同手持蜡烛的光亮。这烛火的光芒,难道不比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强得多吗?)


他以此告诫平公:老年求学虽光亮有限,却远胜于停止思考、在蒙昧中度过余生。平公深以为然,这便是“炳烛之明”典故的由来。


 


舌战王储:外交场的极限翻盘


公元前550年,一场外交危机降临晋国。大臣叔向出使周王室,与年仅十五却才智超群的太子姬晋(太子晋)交锋后,自愧弗如,仓皇归国。他力劝晋平公归还侵占周王室的土地:


“太子晋年方十五,臣却难以应对。若不归还,待其日后得天下,必来讨伐!”


而就在平公举棋不定时,师旷挺身而出:


“臣请前往!若不能胜,再归还不迟。”

 

面对少年天才,师旷以谦逊开场:


“吾闻王子言论高如泰山,吾夜不能寐,昼不得安,不远千里而来,愿闻教诲。”


太子晋畅谈圣王之德,师旷适时回应:


“吾国君亦常以古之圣贤为范。”


当太子晋详述《周礼》等级秩序时,师旷升华其义:


“各国制度虽殊,皆以安邦定国为旨。吾国君正力求在诸侯中树立典范。”


最后,师旷抚瑟而歌《无射》:


“国诚守矣,远人来观;修义经矣,好乐无荒。”



其歌既赞晋国尊周守义,亦暗含规劝君主勤政爱民之意。


这场智慧较量,师旷凭借渊博学识与沉稳气度主导局面。太子晋对这位盲眼大师由衷敬服。晋国不仅保全了利益,更重塑了威望。此次出使载入《逸周书·太子晋解》,成为古代外交史上的经典范例。


 


烛火长明:荆棘路上的悲壮终章


师旷一生刚直,他的言论和琴弦一样锋利。对晋平公的昏聩享乐,他直言痛斥;对祸国殃民的佞臣,他毫不留情。但这份刚直,如同芒刺在背,让朝中奸佞寝食难安。他们日夜在晋平公耳边进谗,将师旷的铮铮忠言污蔑成“恃功自傲”“藐视君威”。昏聩的晋平公被谗言蒙蔽,对这位老臣的信任逐渐瓦解。

 

一场精心设计的羞辱,终于在虒

(sī)祁台上演。在小人怂恿下,晋平公于虒祁台设宴,暗中却命人在师旷必经的台阶上布满了蒺藜(jí lí)。师旷履刺而上,足膝皆伤,鲜血淋漓。面对这恶毒的“玩笑”,听着平公轻佻的“今日与叟戏”,师旷悲愤填膺!他强忍剧痛,发出了泣血的怒吼与最后的警世之言:



“忧夫,肉自生虫,而还自食也;木自生蠹,而还自刻也;人自兴妖,而还自贼也。五鼎之具不当生藜藿,人主堂庙不当生蒺藜。“


(可悲啊!肉自己腐烂生蛆,结果反被蛆虫啃噬;木头自己生出蛀虫,结果反被蛀虫蛀空;人自己兴妖作怪,结果反害了自己。陈列五鼎的殿堂不该长满野草,君主议政的庙堂更不该布满蒺藜!)


师旷甚至大胆地预言了晋平公的死期。这番惊雷般的斥责和预言,彻底激怒了平公。暴怒的晋平公当即下令处死师旷。幸而,朝中仍有明眼人深知师旷的赤胆忠心,他们拼死力谏,才保住了师旷的性命。然而,死罪虽免,官职难保,师旷最终被削去官职,逐出了他倾注半生心血的宫廷。


 

 

但这位盲眼大师的生命之火,怎会轻易熄灭?离开了庙堂的樊笼,回到了故乡洪洞,他反将毕生所学倾注于黄土大地。他创立鼓乐班社,把深奥精妙的宫廷雅乐化繁为简,融入民间音乐的鲜活血脉,教给普通百姓。从此,那象征高洁的“阳春白雪”,不再是庙堂专属,它的雅韵在晋南的沃土中落地生根,响彻阡陌之间。今天,当我们聆听晋南民间那深沉雄浑、充满力量的鼓乐,那震撼人心的节奏里,奔流的正是师旷不屈的灵魂与不灭的乐章!



师旷身后,感念其恩泽的乡亲为他建祠立庙,香火不绝。元代重修庙宇时,隐士张守大在《师旷庙记》中这样写到:


“昔师之生也,为晋贤臣,其言行既有益于当时;殁能福兹土,而水旱灾疫,有祷斯应,又以利乎后世。是则师之存没,皆有功于民矣,祀之诚宜。”(师旷在世时,是晋国的贤臣,他的言论行为在当时就很有益处;他去世后又能福佑这片土地,每当遇到水灾、旱灾、瘟疫,向他祈祷就有回应,这又对后世有利。这样说来,师旷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对人民有功绩啊,祭祀他确实很应该。)


传闻师旷墓前曾有石人四尊,执琴、筝、箬、笛相伴,连庶民不得享用的周鼎商彝亦为他破例——这是对他的永恒礼赞。


尾声:心之所见,即是天下


两千六百年光阴流转,洪洞师旷墓园松柏常青。当我们吟“阳春白雪”,当我们论及“民贵君轻”,当学子领悟“炳烛之明”,这位熏目求道、以琴为剑的盲眼大师,仿佛仍在历史深处奏响着黄钟大吕。


 

 

盲眼“乐圣”师旷,以“自盲求道”叩开音乐至境,以琴为刃、“犯颜直谏”守护家国,借“炳烛之明”传递劝学之智,凭“舌战王储”破外交难题,晚年更将雅乐播撒民间,用一生的赤诚与才华,写就了一曲以乐治国、心系苍生的春秋传奇。

 

参考文献:

1、(春秋)左丘明撰:《左传》,北京:中华书局,1980.
2、(春秋)左丘明撰:《国语》,北京:中华书局,2017.

3、(战国)韩非著:《韩非子》,北京:中华书局,2010.

4、(战国)吕不韦著:《吕氏春秋》,北京:中华书局,2022.

5、(西汉)刘向辑:《说苑》,北京:中华书局,1987.

6、(雍正)余世堂修,董维等纂:《洪洞县志》,清雍正九年(1731)刻本.

7、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8、昶国伟.乐圣传奇:师旷的春秋华章[J].文史月刊,2025,(02):12-20.

9、贺亚妮.晋国师旷的历史文献概要及六则音乐史料汇考[D].山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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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文青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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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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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击的士族

旁落的皇权

跨越五百年的权力对抗史

国民历史读物《国家人文历史》专业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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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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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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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500 字
阅 读 需 要 14 分钟

这位自绝双目的音乐家,可以说是晋国的“灵魂调音师”。

 

春秋乱世,礼乐崩坏。当其他乐师还在琢磨如何取悦君王耳朵时,晋国的盲眼乐师师旷,已经玩起了“高难度操作”:国君陶醉于靡靡之音?他直接按住琴弦叫停:“此乃亡国之音!”国君酒后得意宣称“唯我独尊”?他抄起古琴就砸了过去!周王室天才少年威胁晋国利益?他单刀赴会,愣是把外交危机扭转成晋国的高光时刻!



这位不走寻常路的狠角色,就是被后世尊为“乐圣”的师旷。身份虽是宫廷乐师,却官至太宰(宰相),以琴弦为剑,用音符治国。最“硬核”的是,他并非天生失明,而是为追求极致音感,亲手用艾草熏瞎了双眼。他谱写的《阳春》《白雪》成了后世“高雅艺术”的代名词,提出的“民贵君轻”思想比孟子早了近百年。在血火交织的春秋舞台,这位盲眼大师用生命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传奇。


 


自盲求道:琴弦上的通天之路


公元前572年,师旷生于晋国羊舌食邑(今山西洪洞)。少年时他便发现,看得见的“花花世界”会干扰他对声音的纯粹感知。于是,一日清晨,他点燃艾草,决然熏灼双目,从此遁入纯粹的声音宇宙。


这招“物理专注法”效果惊人。失明后的师旷,听觉敏锐至极。史载他抚琴时,马儿停止吃草,仰头倾听,飞鸟忘记振翅,掉落所衔之食。当晋平公新铸巨钟,众乐工皆称音准完美时,唯有师旷断言:“此钟不调!请更铸之。”数年后,卫国乐师验证了他的判断,留下“师旷之聪,天下之至聪也”的千古定评。


 

 

他的琴技造诣超凡入圣。《韩非子》记载了他充满神话色彩的演奏场景:师旷奏《清徵》,十六只玄鹤从南方飞来,列队啼鸣,舒展起舞;奏《清角》时,乌云骤聚,狂风撕裂帷幕,暴雨击碎屋瓦,满座王侯惊恐逃窜。这些描述虽经渲染,却生动印证了其音乐撼人心魄的魔力。



作为音乐理论的奠基者之一,他提出“夫乐以开山川之风,以耀德于广远也”的核心理念。在师旷看来,音乐的使命在于“弘德扬善”,与“礼”的教化作用相辅相成。他将五音(宫、商、角、徵、羽)对应五行(土、金、木、火、水),并赋予其社会意义(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构建了一套完整的音乐哲学体系。传世名曲《阳春》《白雪》正是其艺术思想的结晶——《阳春》取“万物知春,和风淡荡”之意,《白雪》蕴“凛然清洁,雪竹琳琅”之境,成为后世高雅艺术的典范。唐代袁皓在《书师旷庙文》中赞叹:


“天有至音,寄斯八物。先生不生,斯音郁郁。”

 

仿佛上天将至美之音寄于八音之中,师旷不来,它们便郁郁难鸣。


 


琴剑山河:音符中的治国方略


师旷的格局远不止于琴台。在晋悼公、平公时期,这位盲眼艺术家官拜太宰,真正将琴弦化作了治国的利器。


当卫国乐师在宴席上演奏时髦的“濮水新声”时,晋平公听得如痴如醉,师旷却断然喝止:


“此乃亡国之音……先闻此声者,其国必削,不可遂。”


原来,此曲是商朝末期乐师师延为商纣王所作的“靡靡之音”。师旷深知此曲非善乐,坚决阻止乐师继续弹奏。在师旷心中,音乐从来不是助兴的BGM,而是关乎国运兴衰的“精神风向标”。


他的政治理念极具前瞻性。当卫国百姓把暴君卫献公赶下台,晋悼公谴责卫国人“太过分”时,师旷反驳道:


“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


(如果君主让百姓陷入困境,缺乏对神明的祭祀,百姓绝望,国家失去依靠,还要这样的君主有什么用?不赶走他赶走谁呢?)


同时发出震古烁今的宣言:


“天生民而立之君!”(上天是为了百姓才设立君主!)


齐景公三次问政,他始终回答:


“君必惠民而已矣!”(君主只需一心施惠于民就够了!)


这些思想,简直是孟子“民贵君轻”理论的“超前点映”。

 

 

师旷的刚烈在治国实践中展露无遗。《韩非子》记载的“师旷援琴”故事,便是明证:一次,晋平公与群臣宴饮。酒酣耳热之际,平公得意忘形,感叹道:“没有比当君主更快乐的了!说什么都没人敢违背!”陪坐在前的师旷闻听此言,竟猛然操起面前的古琴,直向平公撞去!平公大惊失色,急忙撩起衣襟躲避,琴身“砰”的一声撞在墙壁上,当场碎裂。


平公惊魂未定,质问:“太师!你撞谁?”


师旷凛然回应:“方才有个小人在旁胡言乱语,臣故撞之。”


平公愕然:“说话的是寡人啊!”


师旷毫不退让,朗声道:“呀!这哪里是一国之君该说的话!”


左右侍臣见状,纷纷要求严惩师旷。平公沉默片刻,最终叹息道:“罢了,放了他吧。此事当为寡人之戒。”



君主酒后失言,本已有损威仪。而师旷竟敢以“犯上”之举直指其非,在等级森严、君权至上的时代,这般冒死直谏的场面,堪称惊世骇俗。

 

师旷亦重教化。当垂垂老矣的晋平公感叹“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时,师旷以烛火为喻劝学:


“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


(少年时爱好学习,如同初升的太阳;壮年时爱好学习,如同正午的阳光;老年时爱好学习,如同手持蜡烛的光亮。这烛火的光芒,难道不比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强得多吗?)


他以此告诫平公:老年求学虽光亮有限,却远胜于停止思考、在蒙昧中度过余生。平公深以为然,这便是“炳烛之明”典故的由来。


 


舌战王储:外交场的极限翻盘


公元前550年,一场外交危机降临晋国。大臣叔向出使周王室,与年仅十五却才智超群的太子姬晋(太子晋)交锋后,自愧弗如,仓皇归国。他力劝晋平公归还侵占周王室的土地:


“太子晋年方十五,臣却难以应对。若不归还,待其日后得天下,必来讨伐!”


而就在平公举棋不定时,师旷挺身而出:


“臣请前往!若不能胜,再归还不迟。”

 

面对少年天才,师旷以谦逊开场:


“吾闻王子言论高如泰山,吾夜不能寐,昼不得安,不远千里而来,愿闻教诲。”


太子晋畅谈圣王之德,师旷适时回应:


“吾国君亦常以古之圣贤为范。”


当太子晋详述《周礼》等级秩序时,师旷升华其义:


“各国制度虽殊,皆以安邦定国为旨。吾国君正力求在诸侯中树立典范。”


最后,师旷抚瑟而歌《无射》:


“国诚守矣,远人来观;修义经矣,好乐无荒。”



其歌既赞晋国尊周守义,亦暗含规劝君主勤政爱民之意。


这场智慧较量,师旷凭借渊博学识与沉稳气度主导局面。太子晋对这位盲眼大师由衷敬服。晋国不仅保全了利益,更重塑了威望。此次出使载入《逸周书·太子晋解》,成为古代外交史上的经典范例。


 


烛火长明:荆棘路上的悲壮终章


师旷一生刚直,他的言论和琴弦一样锋利。对晋平公的昏聩享乐,他直言痛斥;对祸国殃民的佞臣,他毫不留情。但这份刚直,如同芒刺在背,让朝中奸佞寝食难安。他们日夜在晋平公耳边进谗,将师旷的铮铮忠言污蔑成“恃功自傲”“藐视君威”。昏聩的晋平公被谗言蒙蔽,对这位老臣的信任逐渐瓦解。

 

一场精心设计的羞辱,终于在虒

(sī)祁台上演。在小人怂恿下,晋平公于虒祁台设宴,暗中却命人在师旷必经的台阶上布满了蒺藜(jí lí)。师旷履刺而上,足膝皆伤,鲜血淋漓。面对这恶毒的“玩笑”,听着平公轻佻的“今日与叟戏”,师旷悲愤填膺!他强忍剧痛,发出了泣血的怒吼与最后的警世之言:



“忧夫,肉自生虫,而还自食也;木自生蠹,而还自刻也;人自兴妖,而还自贼也。五鼎之具不当生藜藿,人主堂庙不当生蒺藜。“


(可悲啊!肉自己腐烂生蛆,结果反被蛆虫啃噬;木头自己生出蛀虫,结果反被蛀虫蛀空;人自己兴妖作怪,结果反害了自己。陈列五鼎的殿堂不该长满野草,君主议政的庙堂更不该布满蒺藜!)


师旷甚至大胆地预言了晋平公的死期。这番惊雷般的斥责和预言,彻底激怒了平公。暴怒的晋平公当即下令处死师旷。幸而,朝中仍有明眼人深知师旷的赤胆忠心,他们拼死力谏,才保住了师旷的性命。然而,死罪虽免,官职难保,师旷最终被削去官职,逐出了他倾注半生心血的宫廷。


 

 

但这位盲眼大师的生命之火,怎会轻易熄灭?离开了庙堂的樊笼,回到了故乡洪洞,他反将毕生所学倾注于黄土大地。他创立鼓乐班社,把深奥精妙的宫廷雅乐化繁为简,融入民间音乐的鲜活血脉,教给普通百姓。从此,那象征高洁的“阳春白雪”,不再是庙堂专属,它的雅韵在晋南的沃土中落地生根,响彻阡陌之间。今天,当我们聆听晋南民间那深沉雄浑、充满力量的鼓乐,那震撼人心的节奏里,奔流的正是师旷不屈的灵魂与不灭的乐章!



师旷身后,感念其恩泽的乡亲为他建祠立庙,香火不绝。元代重修庙宇时,隐士张守大在《师旷庙记》中这样写到:


“昔师之生也,为晋贤臣,其言行既有益于当时;殁能福兹土,而水旱灾疫,有祷斯应,又以利乎后世。是则师之存没,皆有功于民矣,祀之诚宜。”(师旷在世时,是晋国的贤臣,他的言论行为在当时就很有益处;他去世后又能福佑这片土地,每当遇到水灾、旱灾、瘟疫,向他祈祷就有回应,这又对后世有利。这样说来,师旷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对人民有功绩啊,祭祀他确实很应该。)


传闻师旷墓前曾有石人四尊,执琴、筝、箬、笛相伴,连庶民不得享用的周鼎商彝亦为他破例——这是对他的永恒礼赞。


尾声:心之所见,即是天下


两千六百年光阴流转,洪洞师旷墓园松柏常青。当我们吟“阳春白雪”,当我们论及“民贵君轻”,当学子领悟“炳烛之明”,这位熏目求道、以琴为剑的盲眼大师,仿佛仍在历史深处奏响着黄钟大吕。


 

 

盲眼“乐圣”师旷,以“自盲求道”叩开音乐至境,以琴为刃、“犯颜直谏”守护家国,借“炳烛之明”传递劝学之智,凭“舌战王储”破外交难题,晚年更将雅乐播撒民间,用一生的赤诚与才华,写就了一曲以乐治国、心系苍生的春秋传奇。

 

参考文献:

1、(春秋)左丘明撰:《左传》,北京:中华书局,1980.
2、(春秋)左丘明撰:《国语》,北京:中华书局,2017.

3、(战国)韩非著:《韩非子》,北京:中华书局,2010.

4、(战国)吕不韦著:《吕氏春秋》,北京:中华书局,2022.

5、(西汉)刘向辑:《说苑》,北京:中华书局,1987.

6、(雍正)余世堂修,董维等纂:《洪洞县志》,清雍正九年(1731)刻本.

7、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8、昶国伟.乐圣传奇:师旷的春秋华章[J].文史月刊,2025,(02):12-20.

9、贺亚妮.晋国师旷的历史文献概要及六则音乐史料汇考[D].山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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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文青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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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五百年的权力对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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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500 字
阅 读 需 要 18 分钟


据《礼记·内则》中记载,太子、世子出生后不久,即:


异为孺子室于宫中,择于诸母与可者,必求其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无事不往。


子师、慈母、保母合称“三母”,各司其职。其中子师负责世子行为规范的教育,慈母负责世子衣食及其他生活需要的供给,保姆负责世子居室的安置料理。除“三母”,当时的宫廷内还置有乳母,负责提供乳汁哺育王子们。乳母由于和孩子从小亲密接触,担当了一部分母亲的职责,因此孩子长大后,也往往和乳母感情很好,如果自己有权有势,也多半乐意优待乳母。如果这个有孝心的孩子恰好长大后成了皇帝,那么乳母的地位也就水涨船高,甚至能有参与政治的机会。



在历史上,乳母干政乃至掌权的,不在少数。只不过因为身份尴尬,她们的故事大部分并不为人所知。


谁开了乳母干政的头?


作为汉安帝刘祜的乳母,王圣的发迹起于汉安帝的政治野心。汉安帝是东汉第六任皇帝,被邓绥邓太后选择为帝,即位时年仅13岁,受邓氏外戚集团的操控。王圣作为乳母,担忧邓家势大威胁自身利益,于是常常和其他近侍一起在汉安帝面前说邓太后坏话。汉安帝听后,对邓太后及邓家人不免怀有敌意。



邓太后死后,王圣更是变本加厉。她联合对邓氏家族早已不满的阎皇后与宦官集团,举报邓氏兄弟[邓骘(zhì)、邓悝(kuī)等]曾图谋废立皇帝,意图拥立他人为帝。汉安帝本就对邓氏专权不满,听闻此讯勃然大怒,下令彻查。最后,邓骘被免职,邓悝、邓弘等兄弟或被贬黜,或被迫自杀,邓氏一族几乎被连根拔起。王圣也“因功”被汉安帝封为“野王君”,成为第一位被正式册封的皇帝乳母,开启了皇帝封赏乳母的先例。她的女儿伯荣也被封为“修义君”,史书记载,伯荣经常来往宫廷,作威作福,比公主还要嚣张:


“使者所过,威权翕赫,震动郡县,王侯二千石至为伯荣独拜车下,仪仗上僭,侔于人主。”


王圣母女还仗着皇帝的宠爱,公然卖官鬻爵,干涉朝政。朝中大臣如太尉杨震等人曾多次上书弹劾,称“伯荣之威重于陛下,陛下之栖在子臣妾”。但汉安帝仍念及乳母养育之恩,始终未加严惩,只是稍加训诫了事。



而王圣的野心也越发膨胀。汉安帝子嗣不丰,独子刘保曾由邓太后抚养,被立为太子。随着太子逐渐长大,王圣开始担忧自己陷害邓氏家族一事败露,被太子报复。并且,东汉皇帝大多短命,一旦汉安帝驾崩,刘保即位,她的权势必将不保。这么一想,王圣决定“先下手为强”,开始诱导汉安帝废掉太子。


她首先将矛头指向太子刘保的乳母王男,诬陷她犯下大罪,令王男幽禁致死。王圣自己也是乳母出身,却对同行毫不留情,真可谓“奶妈何苦为难奶妈”。王男之死让年幼的太子悲痛不已,王圣立刻趁机在汉安帝面前进谗言,声称太子心怀怨望,恐对皇帝不利。同时,她又联合宦官江京、樊丰等人,暗中搜集太子的过失,甚至捏造证据,诬陷刘保行为不端、不堪继承大统。



汉安帝本就性格优柔,加之对王圣的信任,渐渐对太子产生猜忌。延光三年(124),在王圣等人的不断挑唆下,汉安帝终于下诏废黜刘保的太子之位,贬为济阴王。


这一决定震惊朝野,而王圣的权势也达到了巅峰。刘保被废后,汉安帝并未另立太子,导致储位空虚,朝野人心浮动。王圣和宦官集团趁机揽权,大肆排除异己,朝政更加混乱。太尉杨震因多次弹劾王圣、江京等人贪腐专权,反遭诬陷,最终被罢官,愤而服毒自尽。


不过,王圣的好日子也并没有持续太久,延光四年(125)三月,汉安帝在南巡途中突然驾崩,年仅32岁。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王圣集团措手不及。汉安帝死后,阎皇后掌权,开始大张旗鼓地清算王圣。王圣被流放雁门,其女伯荣被处死,江京等宦官党羽也相继伏诛,王圣集团覆灭。



然而,王圣之死并未终结乳母的权力之路,相反,她的经历反而为乳母参与政治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模板。在王圣之后,汉顺帝乳母宋娥、汉灵帝乳母赵娆步其后尘,接连上演了一番与宦官勾结后权倾朝野的大戏。不过,东汉的乳母多半还要受制于皇帝真正的母族,而北魏的乳母们,真正将这一特殊身份的政治价值发挥到了极致。这要“得益”于一项特殊的制度——“立子杀母制”。


杀了亲妈,还有奶妈


“立子杀母制”是北魏开国君主道武帝拓跋珪鉴于以往后妃专权、外戚乱政的历史教训,仿效汉武帝立太子刘弗陵而赐死其生母钩弋夫人的做法,创立的皇位继承制度。凡皇子将立为太子,就必将其亲生母亲先行处死。



太子被册立时一般都是在幼年,此时母亲被赐死,他们只能寻找其他的精神寄托来抚慰幼小而受伤的心灵,这个时候对与其朝夕相处,实际上担任“母职”的乳母就很容易形成类似于母子之间的感情。在太子登上皇位时,往往会像对待亲生母亲一样对待乳母。


因此,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名号在北魏诞生了:保太后。


太武帝拓跋焘被立为太子后,按制生母刘氏被赐死。失去了生母的拓跋焘,十分依赖自己的乳母窦氏,他即位后将窦氏封为“保太后”,不久又晋升为皇太后。而之后北魏诞生的第二位“保太后”常氏,更是在太后的宝座上呼风唤雨,登上了乳母的地位巅峰。



常氏,是北魏文成帝拓跋濬的乳母,因罪入宫,被太武帝选中,成为皇孙的乳母。太武帝晚年多疑好杀,在宦官宗爱的蛊惑下逼死太子,文成帝以嫡皇孙的身份成为第一继承人。然而,不久后,宗爱谋杀太武帝,发动政变,立南安王拓跋余为帝。拓跋余和宗爱相互猜忌,北魏政局一片混乱。


在这种混乱中,年幼的文成帝自然无所适从,他能依赖的,唯有一直陪伴在身边的乳母常氏。当时,文成帝因并未正式被册封为太子,他的亲生母亲郁久闾氏尚存活于世,只是被迫与儿子隔离。拓跋余和宗爱被杀后,文成帝被立为皇帝。按理说,文成帝压根没有当过太子就直接当上了皇帝,他的亲妈算是“卡bug”成功,可以顺利上任皇太后。可是,天不遂人愿,郁久闾氏居然在文成帝登基后第三十六天突然暴毙了,并且死前并未得到皇太后的加封。



皇帝的亲生母亲死得不明不白,乳母却风光无限。常氏一家,除常氏被尊为“保太后”外,兄弟被封为大将军,位列公爵,姐妹被封为县君,父亲更是被追封为辽西献王,连妹夫、侄子、外甥都全部位列公爵。而与此同时,郁久闾氏全族无一人得封,如此区别对待,不禁令人咋舌。部分史学家推测,郁久闾氏的死可能和常氏脱不开关系。无论如何,这时的常氏已然成为事实上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然而,常氏并不满足于此。她担心文成帝长大后脱离自己的掌控,也担心未来皇后一族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兴光元年(454),文成帝的长子拓跋弘出世,两年后,拓跋弘被立为太子。按照旧例,太子生母李氏应被赐死。但此时文成帝与李氏感情甚笃,不愿立即赐死李氏。常氏担忧李氏母凭子贵,对己不利,便背着皇帝亲自前往李氏宫中。她逼迫李氏“依故事”自尽,让李氏详细列举在南方的兄弟和所结拜的同宗的哥哥李洪之,以亲人相威胁。最后,李氏“每一称兄弟,拊胸恸泣”,痛哭而死。



逼死李氏后,常氏进一步控制朝政大权,常氏一门占据北魏军政多个枢要位置。不久,常氏被正式册封为“皇太后”,她纵横北魏政坛数年后,才在和平元年(460)去世。常氏去世后,文成帝悲痛不已,诏令天下举哀三日,追谥其为“昭太后”,依惠太后窦氏故事,“别立寝庙,置守陵二百家,树碑颂德”——这是连文成帝的亲生母亲都没有得到的高规格待遇。


直到孝文帝拓跋宏即位,鉴于鲜卑旧制矫枉过正,“终革其失”,废除了“立子杀母制”,尊封乳母方才在北魏划上了句号。



乳母的制度化历程


北魏之后,唐宋君主仍沿袭册封乳母的传统。例如,唐哀帝曾同时册封三位乳母:杨氏为安圣君,王氏为福圣君,第二位王氏为康圣君。宋代也有类似情况,宋仁宗先后册封其保母为陈国夫人和楚国夫人,并将保母之女苗氏纳为贵妃,使得乳母及其亲属凭借这一身份获得显赫地位。



到了元代,这一做法更为普遍。皇帝不仅封赏自己的乳母,还惠及其他皇亲国戚的乳母,普遍给予她们封号,进一步扩大了乳母群体的尊荣。如元英宗在位之时,以公主速哥八剌为赵国大长公主,又封公主速哥八剌的乳母为顺国夫人。后来的元文宗,不再仅仅把报恩的对象停留在生者的身上,他还下令追封已故去的乳母完者为云国夫人,云国夫人丈夫斡罗思追赠太保、云国公,并且还册封她们的儿子。


到了明清时期,封建体制已经发展到了巅峰,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为防干政,建立了严密的乳母管理制度。乳母自入选后便被切割所有旧时关系,被送进专门的乳母供养机构,俗称“奶子府”。据《明宫史》记载,礼仪房负责选养奶口(乳母),由提督司礼监太监监管。奶子府隶属锦衣卫,每年春夏秋冬四仲月都要精选奶口(乳母)40名,其中生男孩和生女孩的各半,养于“奶子府”,以供内宫备用,称为“坐季奶口”。另外有80名候补奶口,在家等候以备不时之需,称为“点卯奶口”。“点卯奶口”作为候补人员,随时等待内廷的官召,如果“坐季奶口”不够用了,即以“点卯奶口”补充。选奶口的范围是北京附近的宛平、大兴二县的军民已婚育妇女,年龄在15到20之间,丈夫和所生孩子必须在世。一般挑选生完二胎或三胎第三个月,容貌端正的妇女作为候选人。经重重筛选,合格的奶口在奶子府居住,每遇宫中宣取,选取一人,易高髻新衣、宫妆以进,生男孩者哺育皇女,生女孩者哺育皇子。



最后的权力余晖


乳母一经入选,就是一辈子的“铁饭碗”,不仅生时衣食无忧,死后还能获得厚葬。自己的儿子与皇子一起长大,关系密切,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因此,来自民间的乳母们,总是对自己哺育的皇子万般讨好,投其所好,皇子们也就越发和乳母亲密。



明前期,由于政局还算清明,皇帝也大多头脑清醒,在严密的管理制度下,乳母尚不能有机会进入权力中心。但到了中后期,随着明朝国势渐衰,乳母群体确实开始对朝政产生微妙影响。


万历年间的乳母金氏虽未达到干政程度,但神宗对其家族的优渥待遇已超出常规。据《明神宗实录》记载,金氏不仅获赐大量田宅,其亲属更被授以锦衣卫闲职,这种“恩荫”实际上为乳母家族提供了接触权力的渠道。


天启朝客氏干政则是明代乳母介入政治最著名的案例。明熹宗即位后,其乳母客氏的地位骤然攀升。她获封“奉圣夫人”,获准继续居住宫中,成为明代唯一长期留居内廷的乳母。客氏深谙宫廷权术,她利用服侍熹宗用餐的机会,窥探朝政动向,并影响熹宗决策。



为维护自己在后宫的地位,客氏对后宫妃嫔的迫害尤为狠毒。裕妃张氏曾因对其奢侈无度稍有微词,便被客氏记恨。不久,客氏借故诬陷裕妃“诅咒圣躬”,唆使熹宗将其幽禁冷宫,断绝饮食。裕妃身怀六甲,却无人敢施以援手,最终母子俱亡,草草下葬。成妃李氏亦因得罪客氏,被贬为宫人,险些丧命。后宫嫔妃人人自危,再无人敢违逆其意。她又与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结为政治同盟,二人相互勾结,把持内外朝政。魏忠贤在外廷铲除异己,客氏在宫中排除威胁。她利用手中权力,大肆安插亲信,其子侯国兴被授锦衣卫指挥佥事,弟客光先任锦衣卫千户,家族势力迅速膨胀。朝中趋炎附势者争相投靠,咸安宫门庭若市,成为实际上的权力中心。客氏与魏忠贤把持朝政六年之久,迫害东林党人,令明朝政局一片混乱,暗无天日。


然而,客氏的权势完全依附于熹宗。天启七年(1627),熹宗病逝,新君崇祯即位后立即清算客魏集团。客氏被逐出宫廷,其宅邸遭查抄时,竟发现藏有数名怀孕宫女,意图冒充皇嗣。崇祯震怒,下令将客氏押赴浣衣局杖毙,其子侯国兴等人亦被处决。曾经不可一世的“奉圣夫人”,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清朝建立后,在继承明代乳母管理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严格限定哺育期限,断奶后立即遣送出宫,封赏仅限于财物不授官职,从而彻底杜绝了乳母干政的可能性。

 

乳母之所以能够干政,很大程度上是皇权独大的“副产品”。在君主专制体制下,皇帝的个人情感往往凌驾于制度规范之上,这就为乳母这类近侍人员干预朝政提供了可乘之机。北魏时期“立子杀母”制度的畸形发展,明代中后期皇帝怠政导致的权力真空,都是乳母得以涉足政事的重要诱因。不受制约的皇权体系常常滋生出畸形的政治生态,而乳母干政不过是其中一种特殊的病理表现,归根结底,还是人治大于法治的结果。

 

参考资料:

1.(南朝)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

2.(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4.(清)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5.李凭:《北魏平城时代》,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6.田余庆:《拓跋史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7.曹金华.东汉时期乳母干政的历史考察[J].南都学坛,1992,(02):1-7.

8.王德栋,曹金华.北魏乳母干政的历史考察[J].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04):104-109.

9.侯振龍.書寫“妖姆”:明熹宗乳母客氏形象生成考論[J].历史文献研究,2023,(01):285-297.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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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李宁馨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张斌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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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5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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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礼记·内则》中记载,太子、世子出生后不久,即:


异为孺子室于宫中,择于诸母与可者,必求其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无事不往。


子师、慈母、保母合称“三母”,各司其职。其中子师负责世子行为规范的教育,慈母负责世子衣食及其他生活需要的供给,保姆负责世子居室的安置料理。除“三母”,当时的宫廷内还置有乳母,负责提供乳汁哺育王子们。乳母由于和孩子从小亲密接触,担当了一部分母亲的职责,因此孩子长大后,也往往和乳母感情很好,如果自己有权有势,也多半乐意优待乳母。如果这个有孝心的孩子恰好长大后成了皇帝,那么乳母的地位也就水涨船高,甚至能有参与政治的机会。



在历史上,乳母干政乃至掌权的,不在少数。只不过因为身份尴尬,她们的故事大部分并不为人所知。


谁开了乳母干政的头?


作为汉安帝刘祜的乳母,王圣的发迹起于汉安帝的政治野心。汉安帝是东汉第六任皇帝,被邓绥邓太后选择为帝,即位时年仅13岁,受邓氏外戚集团的操控。王圣作为乳母,担忧邓家势大威胁自身利益,于是常常和其他近侍一起在汉安帝面前说邓太后坏话。汉安帝听后,对邓太后及邓家人不免怀有敌意。



邓太后死后,王圣更是变本加厉。她联合对邓氏家族早已不满的阎皇后与宦官集团,举报邓氏兄弟[邓骘(zhì)、邓悝(kuī)等]曾图谋废立皇帝,意图拥立他人为帝。汉安帝本就对邓氏专权不满,听闻此讯勃然大怒,下令彻查。最后,邓骘被免职,邓悝、邓弘等兄弟或被贬黜,或被迫自杀,邓氏一族几乎被连根拔起。王圣也“因功”被汉安帝封为“野王君”,成为第一位被正式册封的皇帝乳母,开启了皇帝封赏乳母的先例。她的女儿伯荣也被封为“修义君”,史书记载,伯荣经常来往宫廷,作威作福,比公主还要嚣张:


“使者所过,威权翕赫,震动郡县,王侯二千石至为伯荣独拜车下,仪仗上僭,侔于人主。”


王圣母女还仗着皇帝的宠爱,公然卖官鬻爵,干涉朝政。朝中大臣如太尉杨震等人曾多次上书弹劾,称“伯荣之威重于陛下,陛下之栖在子臣妾”。但汉安帝仍念及乳母养育之恩,始终未加严惩,只是稍加训诫了事。



而王圣的野心也越发膨胀。汉安帝子嗣不丰,独子刘保曾由邓太后抚养,被立为太子。随着太子逐渐长大,王圣开始担忧自己陷害邓氏家族一事败露,被太子报复。并且,东汉皇帝大多短命,一旦汉安帝驾崩,刘保即位,她的权势必将不保。这么一想,王圣决定“先下手为强”,开始诱导汉安帝废掉太子。


她首先将矛头指向太子刘保的乳母王男,诬陷她犯下大罪,令王男幽禁致死。王圣自己也是乳母出身,却对同行毫不留情,真可谓“奶妈何苦为难奶妈”。王男之死让年幼的太子悲痛不已,王圣立刻趁机在汉安帝面前进谗言,声称太子心怀怨望,恐对皇帝不利。同时,她又联合宦官江京、樊丰等人,暗中搜集太子的过失,甚至捏造证据,诬陷刘保行为不端、不堪继承大统。



汉安帝本就性格优柔,加之对王圣的信任,渐渐对太子产生猜忌。延光三年(124),在王圣等人的不断挑唆下,汉安帝终于下诏废黜刘保的太子之位,贬为济阴王。


这一决定震惊朝野,而王圣的权势也达到了巅峰。刘保被废后,汉安帝并未另立太子,导致储位空虚,朝野人心浮动。王圣和宦官集团趁机揽权,大肆排除异己,朝政更加混乱。太尉杨震因多次弹劾王圣、江京等人贪腐专权,反遭诬陷,最终被罢官,愤而服毒自尽。


不过,王圣的好日子也并没有持续太久,延光四年(125)三月,汉安帝在南巡途中突然驾崩,年仅32岁。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王圣集团措手不及。汉安帝死后,阎皇后掌权,开始大张旗鼓地清算王圣。王圣被流放雁门,其女伯荣被处死,江京等宦官党羽也相继伏诛,王圣集团覆灭。



然而,王圣之死并未终结乳母的权力之路,相反,她的经历反而为乳母参与政治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模板。在王圣之后,汉顺帝乳母宋娥、汉灵帝乳母赵娆步其后尘,接连上演了一番与宦官勾结后权倾朝野的大戏。不过,东汉的乳母多半还要受制于皇帝真正的母族,而北魏的乳母们,真正将这一特殊身份的政治价值发挥到了极致。这要“得益”于一项特殊的制度——“立子杀母制”。


杀了亲妈,还有奶妈


“立子杀母制”是北魏开国君主道武帝拓跋珪鉴于以往后妃专权、外戚乱政的历史教训,仿效汉武帝立太子刘弗陵而赐死其生母钩弋夫人的做法,创立的皇位继承制度。凡皇子将立为太子,就必将其亲生母亲先行处死。



太子被册立时一般都是在幼年,此时母亲被赐死,他们只能寻找其他的精神寄托来抚慰幼小而受伤的心灵,这个时候对与其朝夕相处,实际上担任“母职”的乳母就很容易形成类似于母子之间的感情。在太子登上皇位时,往往会像对待亲生母亲一样对待乳母。


因此,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名号在北魏诞生了:保太后。


太武帝拓跋焘被立为太子后,按制生母刘氏被赐死。失去了生母的拓跋焘,十分依赖自己的乳母窦氏,他即位后将窦氏封为“保太后”,不久又晋升为皇太后。而之后北魏诞生的第二位“保太后”常氏,更是在太后的宝座上呼风唤雨,登上了乳母的地位巅峰。



常氏,是北魏文成帝拓跋濬的乳母,因罪入宫,被太武帝选中,成为皇孙的乳母。太武帝晚年多疑好杀,在宦官宗爱的蛊惑下逼死太子,文成帝以嫡皇孙的身份成为第一继承人。然而,不久后,宗爱谋杀太武帝,发动政变,立南安王拓跋余为帝。拓跋余和宗爱相互猜忌,北魏政局一片混乱。


在这种混乱中,年幼的文成帝自然无所适从,他能依赖的,唯有一直陪伴在身边的乳母常氏。当时,文成帝因并未正式被册封为太子,他的亲生母亲郁久闾氏尚存活于世,只是被迫与儿子隔离。拓跋余和宗爱被杀后,文成帝被立为皇帝。按理说,文成帝压根没有当过太子就直接当上了皇帝,他的亲妈算是“卡bug”成功,可以顺利上任皇太后。可是,天不遂人愿,郁久闾氏居然在文成帝登基后第三十六天突然暴毙了,并且死前并未得到皇太后的加封。



皇帝的亲生母亲死得不明不白,乳母却风光无限。常氏一家,除常氏被尊为“保太后”外,兄弟被封为大将军,位列公爵,姐妹被封为县君,父亲更是被追封为辽西献王,连妹夫、侄子、外甥都全部位列公爵。而与此同时,郁久闾氏全族无一人得封,如此区别对待,不禁令人咋舌。部分史学家推测,郁久闾氏的死可能和常氏脱不开关系。无论如何,这时的常氏已然成为事实上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然而,常氏并不满足于此。她担心文成帝长大后脱离自己的掌控,也担心未来皇后一族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兴光元年(454),文成帝的长子拓跋弘出世,两年后,拓跋弘被立为太子。按照旧例,太子生母李氏应被赐死。但此时文成帝与李氏感情甚笃,不愿立即赐死李氏。常氏担忧李氏母凭子贵,对己不利,便背着皇帝亲自前往李氏宫中。她逼迫李氏“依故事”自尽,让李氏详细列举在南方的兄弟和所结拜的同宗的哥哥李洪之,以亲人相威胁。最后,李氏“每一称兄弟,拊胸恸泣”,痛哭而死。



逼死李氏后,常氏进一步控制朝政大权,常氏一门占据北魏军政多个枢要位置。不久,常氏被正式册封为“皇太后”,她纵横北魏政坛数年后,才在和平元年(460)去世。常氏去世后,文成帝悲痛不已,诏令天下举哀三日,追谥其为“昭太后”,依惠太后窦氏故事,“别立寝庙,置守陵二百家,树碑颂德”——这是连文成帝的亲生母亲都没有得到的高规格待遇。


直到孝文帝拓跋宏即位,鉴于鲜卑旧制矫枉过正,“终革其失”,废除了“立子杀母制”,尊封乳母方才在北魏划上了句号。



乳母的制度化历程


北魏之后,唐宋君主仍沿袭册封乳母的传统。例如,唐哀帝曾同时册封三位乳母:杨氏为安圣君,王氏为福圣君,第二位王氏为康圣君。宋代也有类似情况,宋仁宗先后册封其保母为陈国夫人和楚国夫人,并将保母之女苗氏纳为贵妃,使得乳母及其亲属凭借这一身份获得显赫地位。



到了元代,这一做法更为普遍。皇帝不仅封赏自己的乳母,还惠及其他皇亲国戚的乳母,普遍给予她们封号,进一步扩大了乳母群体的尊荣。如元英宗在位之时,以公主速哥八剌为赵国大长公主,又封公主速哥八剌的乳母为顺国夫人。后来的元文宗,不再仅仅把报恩的对象停留在生者的身上,他还下令追封已故去的乳母完者为云国夫人,云国夫人丈夫斡罗思追赠太保、云国公,并且还册封她们的儿子。


到了明清时期,封建体制已经发展到了巅峰,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为防干政,建立了严密的乳母管理制度。乳母自入选后便被切割所有旧时关系,被送进专门的乳母供养机构,俗称“奶子府”。据《明宫史》记载,礼仪房负责选养奶口(乳母),由提督司礼监太监监管。奶子府隶属锦衣卫,每年春夏秋冬四仲月都要精选奶口(乳母)40名,其中生男孩和生女孩的各半,养于“奶子府”,以供内宫备用,称为“坐季奶口”。另外有80名候补奶口,在家等候以备不时之需,称为“点卯奶口”。“点卯奶口”作为候补人员,随时等待内廷的官召,如果“坐季奶口”不够用了,即以“点卯奶口”补充。选奶口的范围是北京附近的宛平、大兴二县的军民已婚育妇女,年龄在15到20之间,丈夫和所生孩子必须在世。一般挑选生完二胎或三胎第三个月,容貌端正的妇女作为候选人。经重重筛选,合格的奶口在奶子府居住,每遇宫中宣取,选取一人,易高髻新衣、宫妆以进,生男孩者哺育皇女,生女孩者哺育皇子。



最后的权力余晖


乳母一经入选,就是一辈子的“铁饭碗”,不仅生时衣食无忧,死后还能获得厚葬。自己的儿子与皇子一起长大,关系密切,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因此,来自民间的乳母们,总是对自己哺育的皇子万般讨好,投其所好,皇子们也就越发和乳母亲密。



明前期,由于政局还算清明,皇帝也大多头脑清醒,在严密的管理制度下,乳母尚不能有机会进入权力中心。但到了中后期,随着明朝国势渐衰,乳母群体确实开始对朝政产生微妙影响。


万历年间的乳母金氏虽未达到干政程度,但神宗对其家族的优渥待遇已超出常规。据《明神宗实录》记载,金氏不仅获赐大量田宅,其亲属更被授以锦衣卫闲职,这种“恩荫”实际上为乳母家族提供了接触权力的渠道。


天启朝客氏干政则是明代乳母介入政治最著名的案例。明熹宗即位后,其乳母客氏的地位骤然攀升。她获封“奉圣夫人”,获准继续居住宫中,成为明代唯一长期留居内廷的乳母。客氏深谙宫廷权术,她利用服侍熹宗用餐的机会,窥探朝政动向,并影响熹宗决策。



为维护自己在后宫的地位,客氏对后宫妃嫔的迫害尤为狠毒。裕妃张氏曾因对其奢侈无度稍有微词,便被客氏记恨。不久,客氏借故诬陷裕妃“诅咒圣躬”,唆使熹宗将其幽禁冷宫,断绝饮食。裕妃身怀六甲,却无人敢施以援手,最终母子俱亡,草草下葬。成妃李氏亦因得罪客氏,被贬为宫人,险些丧命。后宫嫔妃人人自危,再无人敢违逆其意。她又与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结为政治同盟,二人相互勾结,把持内外朝政。魏忠贤在外廷铲除异己,客氏在宫中排除威胁。她利用手中权力,大肆安插亲信,其子侯国兴被授锦衣卫指挥佥事,弟客光先任锦衣卫千户,家族势力迅速膨胀。朝中趋炎附势者争相投靠,咸安宫门庭若市,成为实际上的权力中心。客氏与魏忠贤把持朝政六年之久,迫害东林党人,令明朝政局一片混乱,暗无天日。


然而,客氏的权势完全依附于熹宗。天启七年(1627),熹宗病逝,新君崇祯即位后立即清算客魏集团。客氏被逐出宫廷,其宅邸遭查抄时,竟发现藏有数名怀孕宫女,意图冒充皇嗣。崇祯震怒,下令将客氏押赴浣衣局杖毙,其子侯国兴等人亦被处决。曾经不可一世的“奉圣夫人”,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清朝建立后,在继承明代乳母管理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严格限定哺育期限,断奶后立即遣送出宫,封赏仅限于财物不授官职,从而彻底杜绝了乳母干政的可能性。

 

乳母之所以能够干政,很大程度上是皇权独大的“副产品”。在君主专制体制下,皇帝的个人情感往往凌驾于制度规范之上,这就为乳母这类近侍人员干预朝政提供了可乘之机。北魏时期“立子杀母”制度的畸形发展,明代中后期皇帝怠政导致的权力真空,都是乳母得以涉足政事的重要诱因。不受制约的皇权体系常常滋生出畸形的政治生态,而乳母干政不过是其中一种特殊的病理表现,归根结底,还是人治大于法治的结果。

 

参考资料:

1.(南朝)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

2.(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4.(清)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5.李凭:《北魏平城时代》,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6.田余庆:《拓跋史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7.曹金华.东汉时期乳母干政的历史考察[J].南都学坛,1992,(02):1-7.

8.王德栋,曹金华.北魏乳母干政的历史考察[J].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04):104-109.

9.侯振龍.書寫“妖姆”:明熹宗乳母客氏形象生成考論[J].历史文献研究,2023,(01):285-297.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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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李宁馨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张斌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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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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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500 字
阅 读 需 要 18 分钟


据《礼记·内则》中记载,太子、世子出生后不久,即:


异为孺子室于宫中,择于诸母与可者,必求其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无事不往。


子师、慈母、保母合称“三母”,各司其职。其中子师负责世子行为规范的教育,慈母负责世子衣食及其他生活需要的供给,保姆负责世子居室的安置料理。除“三母”,当时的宫廷内还置有乳母,负责提供乳汁哺育王子们。乳母由于和孩子从小亲密接触,担当了一部分母亲的职责,因此孩子长大后,也往往和乳母感情很好,如果自己有权有势,也多半乐意优待乳母。如果这个有孝心的孩子恰好长大后成了皇帝,那么乳母的地位也就水涨船高,甚至能有参与政治的机会。



在历史上,乳母干政乃至掌权的,不在少数。只不过因为身份尴尬,她们的故事大部分并不为人所知。


谁开了乳母干政的头?


作为汉安帝刘祜的乳母,王圣的发迹起于汉安帝的政治野心。汉安帝是东汉第六任皇帝,被邓绥邓太后选择为帝,即位时年仅13岁,受邓氏外戚集团的操控。王圣作为乳母,担忧邓家势大威胁自身利益,于是常常和其他近侍一起在汉安帝面前说邓太后坏话。汉安帝听后,对邓太后及邓家人不免怀有敌意。



邓太后死后,王圣更是变本加厉。她联合对邓氏家族早已不满的阎皇后与宦官集团,举报邓氏兄弟[邓骘(zhì)、邓悝(kuī)等]曾图谋废立皇帝,意图拥立他人为帝。汉安帝本就对邓氏专权不满,听闻此讯勃然大怒,下令彻查。最后,邓骘被免职,邓悝、邓弘等兄弟或被贬黜,或被迫自杀,邓氏一族几乎被连根拔起。王圣也“因功”被汉安帝封为“野王君”,成为第一位被正式册封的皇帝乳母,开启了皇帝封赏乳母的先例。她的女儿伯荣也被封为“修义君”,史书记载,伯荣经常来往宫廷,作威作福,比公主还要嚣张:


“使者所过,威权翕赫,震动郡县,王侯二千石至为伯荣独拜车下,仪仗上僭,侔于人主。”


王圣母女还仗着皇帝的宠爱,公然卖官鬻爵,干涉朝政。朝中大臣如太尉杨震等人曾多次上书弹劾,称“伯荣之威重于陛下,陛下之栖在子臣妾”。但汉安帝仍念及乳母养育之恩,始终未加严惩,只是稍加训诫了事。



而王圣的野心也越发膨胀。汉安帝子嗣不丰,独子刘保曾由邓太后抚养,被立为太子。随着太子逐渐长大,王圣开始担忧自己陷害邓氏家族一事败露,被太子报复。并且,东汉皇帝大多短命,一旦汉安帝驾崩,刘保即位,她的权势必将不保。这么一想,王圣决定“先下手为强”,开始诱导汉安帝废掉太子。


她首先将矛头指向太子刘保的乳母王男,诬陷她犯下大罪,令王男幽禁致死。王圣自己也是乳母出身,却对同行毫不留情,真可谓“奶妈何苦为难奶妈”。王男之死让年幼的太子悲痛不已,王圣立刻趁机在汉安帝面前进谗言,声称太子心怀怨望,恐对皇帝不利。同时,她又联合宦官江京、樊丰等人,暗中搜集太子的过失,甚至捏造证据,诬陷刘保行为不端、不堪继承大统。



汉安帝本就性格优柔,加之对王圣的信任,渐渐对太子产生猜忌。延光三年(124),在王圣等人的不断挑唆下,汉安帝终于下诏废黜刘保的太子之位,贬为济阴王。


这一决定震惊朝野,而王圣的权势也达到了巅峰。刘保被废后,汉安帝并未另立太子,导致储位空虚,朝野人心浮动。王圣和宦官集团趁机揽权,大肆排除异己,朝政更加混乱。太尉杨震因多次弹劾王圣、江京等人贪腐专权,反遭诬陷,最终被罢官,愤而服毒自尽。


不过,王圣的好日子也并没有持续太久,延光四年(125)三月,汉安帝在南巡途中突然驾崩,年仅32岁。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王圣集团措手不及。汉安帝死后,阎皇后掌权,开始大张旗鼓地清算王圣。王圣被流放雁门,其女伯荣被处死,江京等宦官党羽也相继伏诛,王圣集团覆灭。



然而,王圣之死并未终结乳母的权力之路,相反,她的经历反而为乳母参与政治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模板。在王圣之后,汉顺帝乳母宋娥、汉灵帝乳母赵娆步其后尘,接连上演了一番与宦官勾结后权倾朝野的大戏。不过,东汉的乳母多半还要受制于皇帝真正的母族,而北魏的乳母们,真正将这一特殊身份的政治价值发挥到了极致。这要“得益”于一项特殊的制度——“立子杀母制”。


杀了亲妈,还有奶妈


“立子杀母制”是北魏开国君主道武帝拓跋珪鉴于以往后妃专权、外戚乱政的历史教训,仿效汉武帝立太子刘弗陵而赐死其生母钩弋夫人的做法,创立的皇位继承制度。凡皇子将立为太子,就必将其亲生母亲先行处死。



太子被册立时一般都是在幼年,此时母亲被赐死,他们只能寻找其他的精神寄托来抚慰幼小而受伤的心灵,这个时候对与其朝夕相处,实际上担任“母职”的乳母就很容易形成类似于母子之间的感情。在太子登上皇位时,往往会像对待亲生母亲一样对待乳母。


因此,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名号在北魏诞生了:保太后。


太武帝拓跋焘被立为太子后,按制生母刘氏被赐死。失去了生母的拓跋焘,十分依赖自己的乳母窦氏,他即位后将窦氏封为“保太后”,不久又晋升为皇太后。而之后北魏诞生的第二位“保太后”常氏,更是在太后的宝座上呼风唤雨,登上了乳母的地位巅峰。



常氏,是北魏文成帝拓跋濬的乳母,因罪入宫,被太武帝选中,成为皇孙的乳母。太武帝晚年多疑好杀,在宦官宗爱的蛊惑下逼死太子,文成帝以嫡皇孙的身份成为第一继承人。然而,不久后,宗爱谋杀太武帝,发动政变,立南安王拓跋余为帝。拓跋余和宗爱相互猜忌,北魏政局一片混乱。


在这种混乱中,年幼的文成帝自然无所适从,他能依赖的,唯有一直陪伴在身边的乳母常氏。当时,文成帝因并未正式被册封为太子,他的亲生母亲郁久闾氏尚存活于世,只是被迫与儿子隔离。拓跋余和宗爱被杀后,文成帝被立为皇帝。按理说,文成帝压根没有当过太子就直接当上了皇帝,他的亲妈算是“卡bug”成功,可以顺利上任皇太后。可是,天不遂人愿,郁久闾氏居然在文成帝登基后第三十六天突然暴毙了,并且死前并未得到皇太后的加封。



皇帝的亲生母亲死得不明不白,乳母却风光无限。常氏一家,除常氏被尊为“保太后”外,兄弟被封为大将军,位列公爵,姐妹被封为县君,父亲更是被追封为辽西献王,连妹夫、侄子、外甥都全部位列公爵。而与此同时,郁久闾氏全族无一人得封,如此区别对待,不禁令人咋舌。部分史学家推测,郁久闾氏的死可能和常氏脱不开关系。无论如何,这时的常氏已然成为事实上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然而,常氏并不满足于此。她担心文成帝长大后脱离自己的掌控,也担心未来皇后一族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兴光元年(454),文成帝的长子拓跋弘出世,两年后,拓跋弘被立为太子。按照旧例,太子生母李氏应被赐死。但此时文成帝与李氏感情甚笃,不愿立即赐死李氏。常氏担忧李氏母凭子贵,对己不利,便背着皇帝亲自前往李氏宫中。她逼迫李氏“依故事”自尽,让李氏详细列举在南方的兄弟和所结拜的同宗的哥哥李洪之,以亲人相威胁。最后,李氏“每一称兄弟,拊胸恸泣”,痛哭而死。



逼死李氏后,常氏进一步控制朝政大权,常氏一门占据北魏军政多个枢要位置。不久,常氏被正式册封为“皇太后”,她纵横北魏政坛数年后,才在和平元年(460)去世。常氏去世后,文成帝悲痛不已,诏令天下举哀三日,追谥其为“昭太后”,依惠太后窦氏故事,“别立寝庙,置守陵二百家,树碑颂德”——这是连文成帝的亲生母亲都没有得到的高规格待遇。


直到孝文帝拓跋宏即位,鉴于鲜卑旧制矫枉过正,“终革其失”,废除了“立子杀母制”,尊封乳母方才在北魏划上了句号。



乳母的制度化历程


北魏之后,唐宋君主仍沿袭册封乳母的传统。例如,唐哀帝曾同时册封三位乳母:杨氏为安圣君,王氏为福圣君,第二位王氏为康圣君。宋代也有类似情况,宋仁宗先后册封其保母为陈国夫人和楚国夫人,并将保母之女苗氏纳为贵妃,使得乳母及其亲属凭借这一身份获得显赫地位。



到了元代,这一做法更为普遍。皇帝不仅封赏自己的乳母,还惠及其他皇亲国戚的乳母,普遍给予她们封号,进一步扩大了乳母群体的尊荣。如元英宗在位之时,以公主速哥八剌为赵国大长公主,又封公主速哥八剌的乳母为顺国夫人。后来的元文宗,不再仅仅把报恩的对象停留在生者的身上,他还下令追封已故去的乳母完者为云国夫人,云国夫人丈夫斡罗思追赠太保、云国公,并且还册封她们的儿子。


到了明清时期,封建体制已经发展到了巅峰,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为防干政,建立了严密的乳母管理制度。乳母自入选后便被切割所有旧时关系,被送进专门的乳母供养机构,俗称“奶子府”。据《明宫史》记载,礼仪房负责选养奶口(乳母),由提督司礼监太监监管。奶子府隶属锦衣卫,每年春夏秋冬四仲月都要精选奶口(乳母)40名,其中生男孩和生女孩的各半,养于“奶子府”,以供内宫备用,称为“坐季奶口”。另外有80名候补奶口,在家等候以备不时之需,称为“点卯奶口”。“点卯奶口”作为候补人员,随时等待内廷的官召,如果“坐季奶口”不够用了,即以“点卯奶口”补充。选奶口的范围是北京附近的宛平、大兴二县的军民已婚育妇女,年龄在15到20之间,丈夫和所生孩子必须在世。一般挑选生完二胎或三胎第三个月,容貌端正的妇女作为候选人。经重重筛选,合格的奶口在奶子府居住,每遇宫中宣取,选取一人,易高髻新衣、宫妆以进,生男孩者哺育皇女,生女孩者哺育皇子。



最后的权力余晖


乳母一经入选,就是一辈子的“铁饭碗”,不仅生时衣食无忧,死后还能获得厚葬。自己的儿子与皇子一起长大,关系密切,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因此,来自民间的乳母们,总是对自己哺育的皇子万般讨好,投其所好,皇子们也就越发和乳母亲密。



明前期,由于政局还算清明,皇帝也大多头脑清醒,在严密的管理制度下,乳母尚不能有机会进入权力中心。但到了中后期,随着明朝国势渐衰,乳母群体确实开始对朝政产生微妙影响。


万历年间的乳母金氏虽未达到干政程度,但神宗对其家族的优渥待遇已超出常规。据《明神宗实录》记载,金氏不仅获赐大量田宅,其亲属更被授以锦衣卫闲职,这种“恩荫”实际上为乳母家族提供了接触权力的渠道。


天启朝客氏干政则是明代乳母介入政治最著名的案例。明熹宗即位后,其乳母客氏的地位骤然攀升。她获封“奉圣夫人”,获准继续居住宫中,成为明代唯一长期留居内廷的乳母。客氏深谙宫廷权术,她利用服侍熹宗用餐的机会,窥探朝政动向,并影响熹宗决策。



为维护自己在后宫的地位,客氏对后宫妃嫔的迫害尤为狠毒。裕妃张氏曾因对其奢侈无度稍有微词,便被客氏记恨。不久,客氏借故诬陷裕妃“诅咒圣躬”,唆使熹宗将其幽禁冷宫,断绝饮食。裕妃身怀六甲,却无人敢施以援手,最终母子俱亡,草草下葬。成妃李氏亦因得罪客氏,被贬为宫人,险些丧命。后宫嫔妃人人自危,再无人敢违逆其意。她又与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结为政治同盟,二人相互勾结,把持内外朝政。魏忠贤在外廷铲除异己,客氏在宫中排除威胁。她利用手中权力,大肆安插亲信,其子侯国兴被授锦衣卫指挥佥事,弟客光先任锦衣卫千户,家族势力迅速膨胀。朝中趋炎附势者争相投靠,咸安宫门庭若市,成为实际上的权力中心。客氏与魏忠贤把持朝政六年之久,迫害东林党人,令明朝政局一片混乱,暗无天日。


然而,客氏的权势完全依附于熹宗。天启七年(1627),熹宗病逝,新君崇祯即位后立即清算客魏集团。客氏被逐出宫廷,其宅邸遭查抄时,竟发现藏有数名怀孕宫女,意图冒充皇嗣。崇祯震怒,下令将客氏押赴浣衣局杖毙,其子侯国兴等人亦被处决。曾经不可一世的“奉圣夫人”,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清朝建立后,在继承明代乳母管理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严格限定哺育期限,断奶后立即遣送出宫,封赏仅限于财物不授官职,从而彻底杜绝了乳母干政的可能性。

 

乳母之所以能够干政,很大程度上是皇权独大的“副产品”。在君主专制体制下,皇帝的个人情感往往凌驾于制度规范之上,这就为乳母这类近侍人员干预朝政提供了可乘之机。北魏时期“立子杀母”制度的畸形发展,明代中后期皇帝怠政导致的权力真空,都是乳母得以涉足政事的重要诱因。不受制约的皇权体系常常滋生出畸形的政治生态,而乳母干政不过是其中一种特殊的病理表现,归根结底,还是人治大于法治的结果。

 

参考资料:

1.(南朝)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

2.(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4.(清)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5.李凭:《北魏平城时代》,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6.田余庆:《拓跋史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7.曹金华.东汉时期乳母干政的历史考察[J].南都学坛,1992,(02):1-7.

8.王德栋,曹金华.北魏乳母干政的历史考察[J].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04):104-109.

9.侯振龍.書寫“妖姆”:明熹宗乳母客氏形象生成考論[J].历史文献研究,2023,(01):285-297.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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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李宁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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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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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5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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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礼记·内则》中记载,太子、世子出生后不久,即:


异为孺子室于宫中,择于诸母与可者,必求其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无事不往。


子师、慈母、保母合称“三母”,各司其职。其中子师负责世子行为规范的教育,慈母负责世子衣食及其他生活需要的供给,保姆负责世子居室的安置料理。除“三母”,当时的宫廷内还置有乳母,负责提供乳汁哺育王子们。乳母由于和孩子从小亲密接触,担当了一部分母亲的职责,因此孩子长大后,也往往和乳母感情很好,如果自己有权有势,也多半乐意优待乳母。如果这个有孝心的孩子恰好长大后成了皇帝,那么乳母的地位也就水涨船高,甚至能有参与政治的机会。



在历史上,乳母干政乃至掌权的,不在少数。只不过因为身份尴尬,她们的故事大部分并不为人所知。


谁开了乳母干政的头?


作为汉安帝刘祜的乳母,王圣的发迹起于汉安帝的政治野心。汉安帝是东汉第六任皇帝,被邓绥邓太后选择为帝,即位时年仅13岁,受邓氏外戚集团的操控。王圣作为乳母,担忧邓家势大威胁自身利益,于是常常和其他近侍一起在汉安帝面前说邓太后坏话。汉安帝听后,对邓太后及邓家人不免怀有敌意。



邓太后死后,王圣更是变本加厉。她联合对邓氏家族早已不满的阎皇后与宦官集团,举报邓氏兄弟[邓骘(zhì)、邓悝(kuī)等]曾图谋废立皇帝,意图拥立他人为帝。汉安帝本就对邓氏专权不满,听闻此讯勃然大怒,下令彻查。最后,邓骘被免职,邓悝、邓弘等兄弟或被贬黜,或被迫自杀,邓氏一族几乎被连根拔起。王圣也“因功”被汉安帝封为“野王君”,成为第一位被正式册封的皇帝乳母,开启了皇帝封赏乳母的先例。她的女儿伯荣也被封为“修义君”,史书记载,伯荣经常来往宫廷,作威作福,比公主还要嚣张:


“使者所过,威权翕赫,震动郡县,王侯二千石至为伯荣独拜车下,仪仗上僭,侔于人主。”


王圣母女还仗着皇帝的宠爱,公然卖官鬻爵,干涉朝政。朝中大臣如太尉杨震等人曾多次上书弹劾,称“伯荣之威重于陛下,陛下之栖在子臣妾”。但汉安帝仍念及乳母养育之恩,始终未加严惩,只是稍加训诫了事。



而王圣的野心也越发膨胀。汉安帝子嗣不丰,独子刘保曾由邓太后抚养,被立为太子。随着太子逐渐长大,王圣开始担忧自己陷害邓氏家族一事败露,被太子报复。并且,东汉皇帝大多短命,一旦汉安帝驾崩,刘保即位,她的权势必将不保。这么一想,王圣决定“先下手为强”,开始诱导汉安帝废掉太子。


她首先将矛头指向太子刘保的乳母王男,诬陷她犯下大罪,令王男幽禁致死。王圣自己也是乳母出身,却对同行毫不留情,真可谓“奶妈何苦为难奶妈”。王男之死让年幼的太子悲痛不已,王圣立刻趁机在汉安帝面前进谗言,声称太子心怀怨望,恐对皇帝不利。同时,她又联合宦官江京、樊丰等人,暗中搜集太子的过失,甚至捏造证据,诬陷刘保行为不端、不堪继承大统。



汉安帝本就性格优柔,加之对王圣的信任,渐渐对太子产生猜忌。延光三年(124),在王圣等人的不断挑唆下,汉安帝终于下诏废黜刘保的太子之位,贬为济阴王。


这一决定震惊朝野,而王圣的权势也达到了巅峰。刘保被废后,汉安帝并未另立太子,导致储位空虚,朝野人心浮动。王圣和宦官集团趁机揽权,大肆排除异己,朝政更加混乱。太尉杨震因多次弹劾王圣、江京等人贪腐专权,反遭诬陷,最终被罢官,愤而服毒自尽。


不过,王圣的好日子也并没有持续太久,延光四年(125)三月,汉安帝在南巡途中突然驾崩,年仅32岁。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王圣集团措手不及。汉安帝死后,阎皇后掌权,开始大张旗鼓地清算王圣。王圣被流放雁门,其女伯荣被处死,江京等宦官党羽也相继伏诛,王圣集团覆灭。



然而,王圣之死并未终结乳母的权力之路,相反,她的经历反而为乳母参与政治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模板。在王圣之后,汉顺帝乳母宋娥、汉灵帝乳母赵娆步其后尘,接连上演了一番与宦官勾结后权倾朝野的大戏。不过,东汉的乳母多半还要受制于皇帝真正的母族,而北魏的乳母们,真正将这一特殊身份的政治价值发挥到了极致。这要“得益”于一项特殊的制度——“立子杀母制”。


杀了亲妈,还有奶妈


“立子杀母制”是北魏开国君主道武帝拓跋珪鉴于以往后妃专权、外戚乱政的历史教训,仿效汉武帝立太子刘弗陵而赐死其生母钩弋夫人的做法,创立的皇位继承制度。凡皇子将立为太子,就必将其亲生母亲先行处死。



太子被册立时一般都是在幼年,此时母亲被赐死,他们只能寻找其他的精神寄托来抚慰幼小而受伤的心灵,这个时候对与其朝夕相处,实际上担任“母职”的乳母就很容易形成类似于母子之间的感情。在太子登上皇位时,往往会像对待亲生母亲一样对待乳母。


因此,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名号在北魏诞生了:保太后。


太武帝拓跋焘被立为太子后,按制生母刘氏被赐死。失去了生母的拓跋焘,十分依赖自己的乳母窦氏,他即位后将窦氏封为“保太后”,不久又晋升为皇太后。而之后北魏诞生的第二位“保太后”常氏,更是在太后的宝座上呼风唤雨,登上了乳母的地位巅峰。



常氏,是北魏文成帝拓跋濬的乳母,因罪入宫,被太武帝选中,成为皇孙的乳母。太武帝晚年多疑好杀,在宦官宗爱的蛊惑下逼死太子,文成帝以嫡皇孙的身份成为第一继承人。然而,不久后,宗爱谋杀太武帝,发动政变,立南安王拓跋余为帝。拓跋余和宗爱相互猜忌,北魏政局一片混乱。


在这种混乱中,年幼的文成帝自然无所适从,他能依赖的,唯有一直陪伴在身边的乳母常氏。当时,文成帝因并未正式被册封为太子,他的亲生母亲郁久闾氏尚存活于世,只是被迫与儿子隔离。拓跋余和宗爱被杀后,文成帝被立为皇帝。按理说,文成帝压根没有当过太子就直接当上了皇帝,他的亲妈算是“卡bug”成功,可以顺利上任皇太后。可是,天不遂人愿,郁久闾氏居然在文成帝登基后第三十六天突然暴毙了,并且死前并未得到皇太后的加封。



皇帝的亲生母亲死得不明不白,乳母却风光无限。常氏一家,除常氏被尊为“保太后”外,兄弟被封为大将军,位列公爵,姐妹被封为县君,父亲更是被追封为辽西献王,连妹夫、侄子、外甥都全部位列公爵。而与此同时,郁久闾氏全族无一人得封,如此区别对待,不禁令人咋舌。部分史学家推测,郁久闾氏的死可能和常氏脱不开关系。无论如何,这时的常氏已然成为事实上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然而,常氏并不满足于此。她担心文成帝长大后脱离自己的掌控,也担心未来皇后一族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兴光元年(454),文成帝的长子拓跋弘出世,两年后,拓跋弘被立为太子。按照旧例,太子生母李氏应被赐死。但此时文成帝与李氏感情甚笃,不愿立即赐死李氏。常氏担忧李氏母凭子贵,对己不利,便背着皇帝亲自前往李氏宫中。她逼迫李氏“依故事”自尽,让李氏详细列举在南方的兄弟和所结拜的同宗的哥哥李洪之,以亲人相威胁。最后,李氏“每一称兄弟,拊胸恸泣”,痛哭而死。



逼死李氏后,常氏进一步控制朝政大权,常氏一门占据北魏军政多个枢要位置。不久,常氏被正式册封为“皇太后”,她纵横北魏政坛数年后,才在和平元年(460)去世。常氏去世后,文成帝悲痛不已,诏令天下举哀三日,追谥其为“昭太后”,依惠太后窦氏故事,“别立寝庙,置守陵二百家,树碑颂德”——这是连文成帝的亲生母亲都没有得到的高规格待遇。


直到孝文帝拓跋宏即位,鉴于鲜卑旧制矫枉过正,“终革其失”,废除了“立子杀母制”,尊封乳母方才在北魏划上了句号。



乳母的制度化历程


北魏之后,唐宋君主仍沿袭册封乳母的传统。例如,唐哀帝曾同时册封三位乳母:杨氏为安圣君,王氏为福圣君,第二位王氏为康圣君。宋代也有类似情况,宋仁宗先后册封其保母为陈国夫人和楚国夫人,并将保母之女苗氏纳为贵妃,使得乳母及其亲属凭借这一身份获得显赫地位。



到了元代,这一做法更为普遍。皇帝不仅封赏自己的乳母,还惠及其他皇亲国戚的乳母,普遍给予她们封号,进一步扩大了乳母群体的尊荣。如元英宗在位之时,以公主速哥八剌为赵国大长公主,又封公主速哥八剌的乳母为顺国夫人。后来的元文宗,不再仅仅把报恩的对象停留在生者的身上,他还下令追封已故去的乳母完者为云国夫人,云国夫人丈夫斡罗思追赠太保、云国公,并且还册封她们的儿子。


到了明清时期,封建体制已经发展到了巅峰,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为防干政,建立了严密的乳母管理制度。乳母自入选后便被切割所有旧时关系,被送进专门的乳母供养机构,俗称“奶子府”。据《明宫史》记载,礼仪房负责选养奶口(乳母),由提督司礼监太监监管。奶子府隶属锦衣卫,每年春夏秋冬四仲月都要精选奶口(乳母)40名,其中生男孩和生女孩的各半,养于“奶子府”,以供内宫备用,称为“坐季奶口”。另外有80名候补奶口,在家等候以备不时之需,称为“点卯奶口”。“点卯奶口”作为候补人员,随时等待内廷的官召,如果“坐季奶口”不够用了,即以“点卯奶口”补充。选奶口的范围是北京附近的宛平、大兴二县的军民已婚育妇女,年龄在15到20之间,丈夫和所生孩子必须在世。一般挑选生完二胎或三胎第三个月,容貌端正的妇女作为候选人。经重重筛选,合格的奶口在奶子府居住,每遇宫中宣取,选取一人,易高髻新衣、宫妆以进,生男孩者哺育皇女,生女孩者哺育皇子。



最后的权力余晖


乳母一经入选,就是一辈子的“铁饭碗”,不仅生时衣食无忧,死后还能获得厚葬。自己的儿子与皇子一起长大,关系密切,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因此,来自民间的乳母们,总是对自己哺育的皇子万般讨好,投其所好,皇子们也就越发和乳母亲密。



明前期,由于政局还算清明,皇帝也大多头脑清醒,在严密的管理制度下,乳母尚不能有机会进入权力中心。但到了中后期,随着明朝国势渐衰,乳母群体确实开始对朝政产生微妙影响。


万历年间的乳母金氏虽未达到干政程度,但神宗对其家族的优渥待遇已超出常规。据《明神宗实录》记载,金氏不仅获赐大量田宅,其亲属更被授以锦衣卫闲职,这种“恩荫”实际上为乳母家族提供了接触权力的渠道。


天启朝客氏干政则是明代乳母介入政治最著名的案例。明熹宗即位后,其乳母客氏的地位骤然攀升。她获封“奉圣夫人”,获准继续居住宫中,成为明代唯一长期留居内廷的乳母。客氏深谙宫廷权术,她利用服侍熹宗用餐的机会,窥探朝政动向,并影响熹宗决策。



为维护自己在后宫的地位,客氏对后宫妃嫔的迫害尤为狠毒。裕妃张氏曾因对其奢侈无度稍有微词,便被客氏记恨。不久,客氏借故诬陷裕妃“诅咒圣躬”,唆使熹宗将其幽禁冷宫,断绝饮食。裕妃身怀六甲,却无人敢施以援手,最终母子俱亡,草草下葬。成妃李氏亦因得罪客氏,被贬为宫人,险些丧命。后宫嫔妃人人自危,再无人敢违逆其意。她又与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结为政治同盟,二人相互勾结,把持内外朝政。魏忠贤在外廷铲除异己,客氏在宫中排除威胁。她利用手中权力,大肆安插亲信,其子侯国兴被授锦衣卫指挥佥事,弟客光先任锦衣卫千户,家族势力迅速膨胀。朝中趋炎附势者争相投靠,咸安宫门庭若市,成为实际上的权力中心。客氏与魏忠贤把持朝政六年之久,迫害东林党人,令明朝政局一片混乱,暗无天日。


然而,客氏的权势完全依附于熹宗。天启七年(1627),熹宗病逝,新君崇祯即位后立即清算客魏集团。客氏被逐出宫廷,其宅邸遭查抄时,竟发现藏有数名怀孕宫女,意图冒充皇嗣。崇祯震怒,下令将客氏押赴浣衣局杖毙,其子侯国兴等人亦被处决。曾经不可一世的“奉圣夫人”,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清朝建立后,在继承明代乳母管理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严格限定哺育期限,断奶后立即遣送出宫,封赏仅限于财物不授官职,从而彻底杜绝了乳母干政的可能性。

 

乳母之所以能够干政,很大程度上是皇权独大的“副产品”。在君主专制体制下,皇帝的个人情感往往凌驾于制度规范之上,这就为乳母这类近侍人员干预朝政提供了可乘之机。北魏时期“立子杀母”制度的畸形发展,明代中后期皇帝怠政导致的权力真空,都是乳母得以涉足政事的重要诱因。不受制约的皇权体系常常滋生出畸形的政治生态,而乳母干政不过是其中一种特殊的病理表现,归根结底,还是人治大于法治的结果。

 

参考资料:

1.(南朝)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

2.(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4.(清)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5.李凭:《北魏平城时代》,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6.田余庆:《拓跋史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7.曹金华.东汉时期乳母干政的历史考察[J].南都学坛,1992,(02):1-7.

8.王德栋,曹金华.北魏乳母干政的历史考察[J].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04):104-109.

9.侯振龍.書寫“妖姆”:明熹宗乳母客氏形象生成考論[J].历史文献研究,2023,(01):285-297.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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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李宁馨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张斌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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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结论:题主对于“高价”的定义标准实在过于苛刻。首先要明确,在文物艺术品市场上书画、瓷器属于艺术品,而圣旨通常被归类为文献典籍。文献典籍的价格天然就要低于艺术品。其次确实有卖上千万的书画、瓷器,但它们在整个市场上也属于凤毛麟角,而且这些能卖上千万的书画、瓷器必然有其特别过人之处,尤其在稀有性以及艺术性的体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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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成化 斗彩鸡缸杯 HK 苏富比 2014 年春拍 2.8 亿释出 龙美术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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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 王羲之 草书《平安帖》中国嘉德 2010 年秋拍 3.08 亿释出 龙美术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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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陈容 《六龙图》NY 佳士得 2017 年春拍约人民币 3 亿(4896.75 万美元)释出 龙美术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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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存世能交易的圣旨,绝大多数的珍稀性就一般,更遑论其艺术性了,因此自然不会出现上千万成交价的圣旨。但坦率来说,我认为目前市场上类似下面这样的圣旨,其成交价格已经不算低了,至少绝对不是题主所谓的“不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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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乾隆庚辰(1760)圣旨诰命 LD 佳士得 2017 年 5 月 72.66 万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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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万历八年(1580)圣旨诰命 上海博古斋 2016 年春拍 71.3 万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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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对“圣旨”展开做些介绍与讨论,以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圣旨在市场上只能卖这个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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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旨是中国封建社会皇帝制、诏、诰、敕、谕、旨、批等命令的总称。现社会上流传的所谓“圣旨”,多为明清皇帝封赠官员及其先人、妻室的诰命与敕命。诰命 / 敕命是皇帝对臣僚或赐予官阶或封赠爵号并赋予一定特权的凭证文书,生者为封,死者为赠,按照授予对象不同的品级,以不同的材料进行缮写,即所谓“封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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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目前市场上所能见到的诰命 / 敕命都属于明、清两代的制品,因此我也只对这一时期的“封赠制度”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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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来说,接受封赠的人员包括以下四类:一、宗室及外戚;二、文武官员;三、边疆少数民族领袖或宗教领袖;四、藩属国的宗室。但现实市场上,我们能遇到的圣旨基本都来自第二类人员,这就注定了其文献价值高度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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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官员接受封赠的条件,明代通常是三年考满合格,个别时期严格点可能还要求有相应的政绩。清代在基本沿袭明代惯例的基础上,还对有功绩的官员额外有封赠。而不同品级的官员接受封赠的次数还不相同,明清两代循例“一品封赠三代,二、三品封赠二代,四品至七品封赠一代,八、九品只封赠本人”。这也意味着伴随仕途的迁升,官员会不断被“封赠”,潜台词也就是存世诰命 / 敕命的数量不会太少,尤其是清代中晚期以后的此类制品。而数量多也意味着其稀缺性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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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发了一条想法,里面便提到仅这个人的诰命,文保所就保存了一套共四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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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诰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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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明清两代的诰命形制虽然不同,但都遵循品级越高,材质越好这一规律。而市场上流通的圣旨基本都属于中低级官员,这也就意味着其材料本身就比较普通。加之存世绝大部分的圣旨都属于清代中晚期,国力的衰退更导致其制作上的粗疏,精美程度也随之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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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下面两件清代不同时期的诰命,很容易就能区分出材质精美程度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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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乾隆三十六年 圣旨诰命 北京保利 2013 春季拍卖会 55.2 万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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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光绪二十五年圣旨诰命 上海博海 2013 秋季拍卖会 3.45 万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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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提一点,诰命 / 敕命是属于个人色彩极其鲜明的文物,与之类似的还有被称为祖容像的画作。这种极具私密属性的文物,在中国人传统观念里,多少都带有忌讳的色彩,甚至会不可避免地与死亡相联系,故而其并不为绝大多数收藏者所喜好(圣旨相对祖容画还好一些),这自然也影响到了它们在市场的流通性与成交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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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下面这种画作,虽然画得很精彩;虽然外国人无所谓;虽然我本人是无神论者;虽然我本人是文博专业出身对之有相应的知识储备且专业从事中国书画交易二十余年,但让我掏钱,我肯定不会买!哪怕送我我都不要,而且会很严肃地告诉送礼者,你给我折现,哪怕打个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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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容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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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结论:题主对于“高价”的定义标准实在过于苛刻。首先要明确,在文物艺术品市场上书画、瓷器属于艺术品,而圣旨通常被归类为文献典籍。文献典籍的价格天然就要低于艺术品。其次确实有卖上千万的书画、瓷器,但它们在整个市场上也属于凤毛麟角,而且这些能卖上千万的书画、瓷器必然有其特别过人之处,尤其在稀有性以及艺术性的体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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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成化 斗彩鸡缸杯 HK 苏富比 2014 年春拍 2.8 亿释出 龙美术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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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 王羲之 草书《平安帖》中国嘉德 2010 年秋拍 3.08 亿释出 龙美术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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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陈容 《六龙图》NY 佳士得 2017 年春拍约人民币 3 亿(4896.75 万美元)释出 龙美术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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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存世能交易的圣旨,绝大多数的珍稀性就一般,更遑论其艺术性了,因此自然不会出现上千万成交价的圣旨。但坦率来说,我认为目前市场上类似下面这样的圣旨,其成交价格已经不算低了,至少绝对不是题主所谓的“不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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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乾隆庚辰(1760)圣旨诰命 LD 佳士得 2017 年 5 月 72.66 万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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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万历八年(1580)圣旨诰命 上海博古斋 2016 年春拍 71.3 万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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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对“圣旨”展开做些介绍与讨论,以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圣旨在市场上只能卖这个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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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旨是中国封建社会皇帝制、诏、诰、敕、谕、旨、批等命令的总称。现社会上流传的所谓“圣旨”,多为明清皇帝封赠官员及其先人、妻室的诰命与敕命。诰命 / 敕命是皇帝对臣僚或赐予官阶或封赠爵号并赋予一定特权的凭证文书,生者为封,死者为赠,按照授予对象不同的品级,以不同的材料进行缮写,即所谓“封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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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目前市场上所能见到的诰命 / 敕命都属于明、清两代的制品,因此我也只对这一时期的“封赠制度”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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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来说,接受封赠的人员包括以下四类:一、宗室及外戚;二、文武官员;三、边疆少数民族领袖或宗教领袖;四、藩属国的宗室。但现实市场上,我们能遇到的圣旨基本都来自第二类人员,这就注定了其文献价值高度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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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官员接受封赠的条件,明代通常是三年考满合格,个别时期严格点可能还要求有相应的政绩。清代在基本沿袭明代惯例的基础上,还对有功绩的官员额外有封赠。而不同品级的官员接受封赠的次数还不相同,明清两代循例“一品封赠三代,二、三品封赠二代,四品至七品封赠一代,八、九品只封赠本人”。这也意味着伴随仕途的迁升,官员会不断被“封赠”,潜台词也就是存世诰命 / 敕命的数量不会太少,尤其是清代中晚期以后的此类制品。而数量多也意味着其稀缺性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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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发了一条想法,里面便提到仅这个人的诰命,文保所就保存了一套共四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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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诰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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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明清两代的诰命形制虽然不同,但都遵循品级越高,材质越好这一规律。而市场上流通的圣旨基本都属于中低级官员,这也就意味着其材料本身就比较普通。加之存世绝大部分的圣旨都属于清代中晚期,国力的衰退更导致其制作上的粗疏,精美程度也随之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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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下面两件清代不同时期的诰命,很容易就能区分出材质精美程度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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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乾隆三十六年 圣旨诰命 北京保利 2013 春季拍卖会 55.2 万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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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光绪二十五年圣旨诰命 上海博海 2013 秋季拍卖会 3.45 万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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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提一点,诰命 / 敕命是属于个人色彩极其鲜明的文物,与之类似的还有被称为祖容像的画作。这种极具私密属性的文物,在中国人传统观念里,多少都带有忌讳的色彩,甚至会不可避免地与死亡相联系,故而其并不为绝大多数收藏者所喜好(圣旨相对祖容画还好一些),这自然也影响到了它们在市场的流通性与成交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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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下面这种画作,虽然画得很精彩;虽然外国人无所谓;虽然我本人是无神论者;虽然我本人是文博专业出身对之有相应的知识储备且专业从事中国书画交易二十余年,但让我掏钱,我肯定不会买!哪怕送我我都不要,而且会很严肃地告诉送礼者,你给我折现,哪怕打个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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