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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600 字

阅 读 需 要 12 分 钟 

 

在冷兵器时代，战马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正所谓“有百万之兵，无马以壮军势，而用其胜力于追奔逐北之际，与无兵同”。古代著名的武将里，项羽有乌骓马，吕布有赤兔马，都是日行千里的名马，可见古人对于宝马的推崇。历代王朝也都十分重视马政，竭力培育出优质的战马。



然而，这些“养尊处优”的战马，与游牧民族散养在草原上的同类对抗时，却并未表现出多少优越之处。例如《史记》中的汉匈之战：汉军精心饲养的战马，在出击匈奴时经常损失惨重，即使在取得漠北之战这样的空前大胜时也不例外，“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可见汉军战马的折损率之高。


这不禁让我们疑惑：人类专为战斗而驯养出来的战马，是否反而还不如散养的野马？



圈养：从越野车到超跑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产马地之一。早在约五六千年前，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地区就已经出现了驯养的马匹，位居牛羊猪犬鸡等“六畜”之首。随着历史的发展，马匹作为拉动战车的工具，或骑兵的坐骑，被驯化为重要的战争资源——战马。它们与仍旧驰骋在草原上的同类相比，身体条件上也发生了变化。



根据现代运动生理学研究，动物的肌肉纤维类型会根据生存需求发生适应性变化。野马为了在草原上躲避天敌、寻找食物，每天需要奔跑数十公里，这种持续的高强度运动使得它们的肌肉中慢肌纤维比例高达60%以上。慢肌纤维富含线粒体和肌红蛋白，能通过有氧代谢持续供能，让野马在长途奔袭中保持耐力，就像一台装备了“长效发动机”的越野车。




与散养的野马不同，战马平日以圈养为主，中原王朝为了爱惜马力，增强战马在作战时的爆发力，在平时的军事训练中也不会过多驭驶战马，导致战马的运动量远小于野马。这种饲养方式虽然能使战马维持一个较为强壮的体魄，却也在无意中改变了其肌肉结构，导致快肌纤维比例显著上升。快肌纤维能通过无氧代谢快速爆发力量，适合短距离冲刺，但持续时间短，就像一台装备了“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超跑，爆发力强却耐力不足。



对于二者的优劣之处，中原王朝有着清醒的认识。例如，西汉大臣晁错在分析汉军与匈奴各自的优缺点时认为，匈奴马匹“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即在复杂地形作战时，汉朝战马便不如匈奴马匹，反映出二者越野能力的差距。为解决这一问题，汉武帝先后出兵讨伐乌孙、大宛，将更加优质的“汗血宝马”引入中原，与汉马相交配，繁育后代，提升了汉军战马的品质。



相比之下，唐高祖李渊的思路有所不同。为对抗“以弓矢为爪牙，以甲胄为常服”且“逐水草为居室，以羊马为军粮”的突厥人，李渊“乃简使能骑射者二千余人，饮食居止，一同突厥。随逐水草，远置斥堠”，完全模仿突厥人的游牧生活习惯，将战马的驯养方式野马化，最终用敌人的方式打败了敌人。


骨骼的健康状况是衡量马匹身体素质的另一项重要指标。古生物学家对考古遗迹中出土的野马化石和古代战马的骨骼进行对比后发现，两者的骨骼密度存在显著差异：野马的骨骼密度比战马更厚，排列也更为紧密有序。这种差异源于“沃尔夫定律”：骨骼会根据受力情况重塑结构。野马在野外奔跑时，四肢需要承受地面的反作用力和身体的重量，这种持续的机械刺激会促使骨骼不断沉积钙盐，增强强度。而战马由于长期被拴养，活动范围受限，骨骼受到的压力刺激不足，导致骨密度下降。



骨骼密度对马蹄骨的健康影响极大。在高强度运动中，骨骼密度低的马匹蹄骨更容易断裂。战马与野马间最著名的“骨骼较量”要属公元1241年的里格尼茨战役。是役，蒙古骑兵在东欧平原的泥泞地形中奔驰自如，大败波兰、德意志联军，斩杀了波兰大公亨利二世。两军交战时，波兰骑兵的战马因长期在城堡马厩中饲养，四肢骨骼纤细，在泥泞中屡屡“折蹄”；而蒙古战马日常在草原上游牧，其掌骨直径普遍更粗，骨骼的密度更是高于欧洲战马。这种身体结构让它们能像“天然越野车”一样适应复杂地形。因此，蒙古骑兵在客场作战反而如鱼得水，占据了主动，最终大获全胜。



由此可见，野马与战马的区别，恰如现代社会中的越野车和超跑。作为圈养的产物，战马强化了短期爆发力，能在瞬息万变的军事形势中最大程度上发挥自己的作用，把握获胜的战机。然而，一旦陷入长期消耗的僵局，或者复杂恶劣的环境，战马相比于野马耐力不足的劣势也就显露无遗了。这或许解释了汉匈战争中汉军为何总是损失大量战马。


战马也有富贵病？

 

除了骨骼肌肉等身体“硬件”外，战马的“软件”相比野马也有所不同，它们在优越的生活条件下得了一身“富贵病”。

为了使战马保持健硕的体型，驯养时所提供的饮食普遍既丰富又精细。一方面，有粟、豆为主的精饲料；另一方面，则是以禾稾和苜蓿等作为粗饲料，搭配起来可谓营养均衡。宋代名将岳飞曾有两匹宝马，“日啖刍豆数斗，饮泉一斛，然非精洁则不受”，甚至只以豆类和泉水为食，可见其娇贵。



然而，“精饲料喂养法”虽然能让战马膘肥体壮，却破坏了它们体内消化系统的平衡。长期食用精饲料的战马，胃部因为缺乏粗纤维刺激，蠕动功能下降，肠道内的益生菌数量也随之减少，这使得它们更容易患上消化不良和肠梗塞，古代称之为“大肠草结”。对此，明代兽医学经典《元亨疗马集》给出了治疗过程：首先以大黄、酥油、巴豆等药通肠，再以麻子仁、郁李仁、续随子润肠，随即用生猪脂、麻油、滑石等滑肠，最后以枳壳宽肠。而这种病症在野马中极为罕见，因为它们通过持续进食和运动，让消化系统始终处于“动态平衡”状态。



除饮食外，过度舒适的生活环境也削弱了战马的免疫系统，使它们更容易患病。早在战国时期，各国在如何为战马提供优越的生活环境这一问题上就已经颇具经验，名将吴起曾对魏武侯道：


“夫马必安其处所，适其水草，节其饥饱。冬则温厩，夏则凉庑。”


此后历代无不对战马呵护备至。然而，动物的免疫系统往往需要适度的外界刺激才能保持活力。野马在野外经常接触各种病原体、寄生虫和极端气候，这种持续的“免疫挑战”让它们的免疫系统时刻保持警惕，对病毒、寄生虫的抵抗力也大大增强。给战马过度保护，恰好使它们丧失了许多提升免疫能力的机会，反而比“摸爬滚打”成长起来的野马更容易感染疾病。



在南宋与蒙古的襄阳之战中，蒙古军队的战马多为草原上放养的蒙古马，来到湿润泥泞的环境中依然能自如活动；而南宋的战马长期圈养在干燥的马厩中，一旦进入潮湿环境，就大规模暴发蹄叶炎，严重削弱了宋军的战斗力。



此外，战马的心理素质与野马也有差距。野生动物在野外活动，时刻面临生存压力，这种持续的应激状态反而塑造了它们强大的心理适应能力，能让它们在危机中保持冷静，做出更理性的判断。而战马在人类的驯养下，平日过着优越安逸的生活，警惕性、判断力和抗压能力已经大为下降，这在战场上可能意味着致命的危险。如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前秦大军号称有步兵六十余万，骑兵二十七万。两军交战之时，前秦皇帝苻坚与皇弟苻融商议，想趁东晋军队渡河时，以铁骑半渡而击，于是下令大军后退。东晋降将朱序等人趁机散播战败谣言，导致后方军队误以为前线败退，军心涣散，阵型大乱。苻融企图恢复秩序，不料胯下战马在乱军中受惊，将他摔落马下，当场身亡。失去主将的前秦大军彻底崩溃，偌大的前秦也在不久后灭亡。由此可见，战马心理韧性的差异，往往在关键时刻决定成败。



过度的保护和精细化的养育，往往会削弱生物的自然本能。从战马与野马的对比中，我们能看到一幅生动的“进化博弈图”：野马在严酷的自然选择中，发展出了适应野外生存的完美身体机能；而战马在人类的驯化下，为了满足爆发力、美观等特定需求，牺牲了整体的生存能力，最终无法摆脱“驯化陷阱”的束缚。这或许正是大自然给我们的启示——真正的强大不仅在于身上骨骼的粗壮和肌肉的维度，更在于适应环境的韧性、应对挑战的智慧和持续进化的潜力。而这些从来不是温室所能培育的，只能在风雨中磨砺而成。



参考文献：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12年版

（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

（明）喻本元、喻本亨著，于船等校注：《元亨疗马集校注》，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瑞典）多桑著，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谢成侠：《中国养马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1年版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韩靖宇‍‍‍‍‍‍‍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张斌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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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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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击的士族

旁落的皇权

跨越五百年的权力对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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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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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6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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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兵器时代，战马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正所谓“有百万之兵，无马以壮军势，而用其胜力于追奔逐北之际，与无兵同”。古代著名的武将里，项羽有乌骓马，吕布有赤兔马，都是日行千里的名马，可见古人对于宝马的推崇。历代王朝也都十分重视马政，竭力培育出优质的战马。



然而，这些“养尊处优”的战马，与游牧民族散养在草原上的同类对抗时，却并未表现出多少优越之处。例如《史记》中的汉匈之战：汉军精心饲养的战马，在出击匈奴时经常损失惨重，即使在取得漠北之战这样的空前大胜时也不例外，“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可见汉军战马的折损率之高。


这不禁让我们疑惑：人类专为战斗而驯养出来的战马，是否反而还不如散养的野马？



圈养：从越野车到超跑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产马地之一。早在约五六千年前，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地区就已经出现了驯养的马匹，位居牛羊猪犬鸡等“六畜”之首。随着历史的发展，马匹作为拉动战车的工具，或骑兵的坐骑，被驯化为重要的战争资源——战马。它们与仍旧驰骋在草原上的同类相比，身体条件上也发生了变化。



根据现代运动生理学研究，动物的肌肉纤维类型会根据生存需求发生适应性变化。野马为了在草原上躲避天敌、寻找食物，每天需要奔跑数十公里，这种持续的高强度运动使得它们的肌肉中慢肌纤维比例高达60%以上。慢肌纤维富含线粒体和肌红蛋白，能通过有氧代谢持续供能，让野马在长途奔袭中保持耐力，就像一台装备了“长效发动机”的越野车。




与散养的野马不同，战马平日以圈养为主，中原王朝为了爱惜马力，增强战马在作战时的爆发力，在平时的军事训练中也不会过多驭驶战马，导致战马的运动量远小于野马。这种饲养方式虽然能使战马维持一个较为强壮的体魄，却也在无意中改变了其肌肉结构，导致快肌纤维比例显著上升。快肌纤维能通过无氧代谢快速爆发力量，适合短距离冲刺，但持续时间短，就像一台装备了“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超跑，爆发力强却耐力不足。



对于二者的优劣之处，中原王朝有着清醒的认识。例如，西汉大臣晁错在分析汉军与匈奴各自的优缺点时认为，匈奴马匹“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即在复杂地形作战时，汉朝战马便不如匈奴马匹，反映出二者越野能力的差距。为解决这一问题，汉武帝先后出兵讨伐乌孙、大宛，将更加优质的“汗血宝马”引入中原，与汉马相交配，繁育后代，提升了汉军战马的品质。



相比之下，唐高祖李渊的思路有所不同。为对抗“以弓矢为爪牙，以甲胄为常服”且“逐水草为居室，以羊马为军粮”的突厥人，李渊“乃简使能骑射者二千余人，饮食居止，一同突厥。随逐水草，远置斥堠”，完全模仿突厥人的游牧生活习惯，将战马的驯养方式野马化，最终用敌人的方式打败了敌人。


骨骼的健康状况是衡量马匹身体素质的另一项重要指标。古生物学家对考古遗迹中出土的野马化石和古代战马的骨骼进行对比后发现，两者的骨骼密度存在显著差异：野马的骨骼密度比战马更厚，排列也更为紧密有序。这种差异源于“沃尔夫定律”：骨骼会根据受力情况重塑结构。野马在野外奔跑时，四肢需要承受地面的反作用力和身体的重量，这种持续的机械刺激会促使骨骼不断沉积钙盐，增强强度。而战马由于长期被拴养，活动范围受限，骨骼受到的压力刺激不足，导致骨密度下降。



骨骼密度对马蹄骨的健康影响极大。在高强度运动中，骨骼密度低的马匹蹄骨更容易断裂。战马与野马间最著名的“骨骼较量”要属公元1241年的里格尼茨战役。是役，蒙古骑兵在东欧平原的泥泞地形中奔驰自如，大败波兰、德意志联军，斩杀了波兰大公亨利二世。两军交战时，波兰骑兵的战马因长期在城堡马厩中饲养，四肢骨骼纤细，在泥泞中屡屡“折蹄”；而蒙古战马日常在草原上游牧，其掌骨直径普遍更粗，骨骼的密度更是高于欧洲战马。这种身体结构让它们能像“天然越野车”一样适应复杂地形。因此，蒙古骑兵在客场作战反而如鱼得水，占据了主动，最终大获全胜。



由此可见，野马与战马的区别，恰如现代社会中的越野车和超跑。作为圈养的产物，战马强化了短期爆发力，能在瞬息万变的军事形势中最大程度上发挥自己的作用，把握获胜的战机。然而，一旦陷入长期消耗的僵局，或者复杂恶劣的环境，战马相比于野马耐力不足的劣势也就显露无遗了。这或许解释了汉匈战争中汉军为何总是损失大量战马。


战马也有富贵病？

 

除了骨骼肌肉等身体“硬件”外，战马的“软件”相比野马也有所不同，它们在优越的生活条件下得了一身“富贵病”。

为了使战马保持健硕的体型，驯养时所提供的饮食普遍既丰富又精细。一方面，有粟、豆为主的精饲料；另一方面，则是以禾稾和苜蓿等作为粗饲料，搭配起来可谓营养均衡。宋代名将岳飞曾有两匹宝马，“日啖刍豆数斗，饮泉一斛，然非精洁则不受”，甚至只以豆类和泉水为食，可见其娇贵。



然而，“精饲料喂养法”虽然能让战马膘肥体壮，却破坏了它们体内消化系统的平衡。长期食用精饲料的战马，胃部因为缺乏粗纤维刺激，蠕动功能下降，肠道内的益生菌数量也随之减少，这使得它们更容易患上消化不良和肠梗塞，古代称之为“大肠草结”。对此，明代兽医学经典《元亨疗马集》给出了治疗过程：首先以大黄、酥油、巴豆等药通肠，再以麻子仁、郁李仁、续随子润肠，随即用生猪脂、麻油、滑石等滑肠，最后以枳壳宽肠。而这种病症在野马中极为罕见，因为它们通过持续进食和运动，让消化系统始终处于“动态平衡”状态。



除饮食外，过度舒适的生活环境也削弱了战马的免疫系统，使它们更容易患病。早在战国时期，各国在如何为战马提供优越的生活环境这一问题上就已经颇具经验，名将吴起曾对魏武侯道：


“夫马必安其处所，适其水草，节其饥饱。冬则温厩，夏则凉庑。”


此后历代无不对战马呵护备至。然而，动物的免疫系统往往需要适度的外界刺激才能保持活力。野马在野外经常接触各种病原体、寄生虫和极端气候，这种持续的“免疫挑战”让它们的免疫系统时刻保持警惕，对病毒、寄生虫的抵抗力也大大增强。给战马过度保护，恰好使它们丧失了许多提升免疫能力的机会，反而比“摸爬滚打”成长起来的野马更容易感染疾病。



在南宋与蒙古的襄阳之战中，蒙古军队的战马多为草原上放养的蒙古马，来到湿润泥泞的环境中依然能自如活动；而南宋的战马长期圈养在干燥的马厩中，一旦进入潮湿环境，就大规模暴发蹄叶炎，严重削弱了宋军的战斗力。



此外，战马的心理素质与野马也有差距。野生动物在野外活动，时刻面临生存压力，这种持续的应激状态反而塑造了它们强大的心理适应能力，能让它们在危机中保持冷静，做出更理性的判断。而战马在人类的驯养下，平日过着优越安逸的生活，警惕性、判断力和抗压能力已经大为下降，这在战场上可能意味着致命的危险。如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前秦大军号称有步兵六十余万，骑兵二十七万。两军交战之时，前秦皇帝苻坚与皇弟苻融商议，想趁东晋军队渡河时，以铁骑半渡而击，于是下令大军后退。东晋降将朱序等人趁机散播战败谣言，导致后方军队误以为前线败退，军心涣散，阵型大乱。苻融企图恢复秩序，不料胯下战马在乱军中受惊，将他摔落马下，当场身亡。失去主将的前秦大军彻底崩溃，偌大的前秦也在不久后灭亡。由此可见，战马心理韧性的差异，往往在关键时刻决定成败。



过度的保护和精细化的养育，往往会削弱生物的自然本能。从战马与野马的对比中，我们能看到一幅生动的“进化博弈图”：野马在严酷的自然选择中，发展出了适应野外生存的完美身体机能；而战马在人类的驯化下，为了满足爆发力、美观等特定需求，牺牲了整体的生存能力，最终无法摆脱“驯化陷阱”的束缚。这或许正是大自然给我们的启示——真正的强大不仅在于身上骨骼的粗壮和肌肉的维度，更在于适应环境的韧性、应对挑战的智慧和持续进化的潜力。而这些从来不是温室所能培育的，只能在风雨中磨砺而成。



参考文献：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12年版

（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

（明）喻本元、喻本亨著，于船等校注：《元亨疗马集校注》，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瑞典）多桑著，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谢成侠：《中国养马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1年版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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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韩靖宇‍‍‍‍‍‍‍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张斌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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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5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钟


贞观四年（631），一位85岁的传奇老夫子在长安城溘然而逝。在中国历史上，这85年发生了太多事儿：魏周嬗代、周灭北齐、杨隋代周、隋灭南陈、隋唐易代……常言道，人活七十古来稀，何况是生逢这样“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时代。


当然，年纪奇还只是一方面，对这位老夫子，唐高祖下诏时不称他的名讳，唐太宗特准他乘步辇入宫，太子李承乾更是亲自扶他上殿才是真的传奇。



而更传奇的是，他一生三次担任太子老师，先后辅佐隋文帝太子杨勇、唐高祖太子李建成、唐太宗太子李承乾——三位太子或死或废，竟无一善终。难道这老头儿专门“克”太子？



想搞清这些问题，我们得先走进老夫子李纲的一生。


三朝老直臣


西魏大统十三年（547），李纲出生在观州蓚县一户官宦人家。他的祖父叫李元则，曾任清河太守。他的父亲名李制，在北周时官至车骑大将军。然而，李纲最初不叫李纲，他的本名叫李瑗，字伯玉。李瑗“少慷慨有志节，每以忠义自许”，当读到《后汉书·张纲传》时，他被张纲（字文纪）不避斧钺，弹劾大将军梁冀的忠义精神感动，遂改名李纲，字文纪。



北周时期，李纲入仕为官，在齐王宇文宪府中做参军。宇文宪堪称北周宗室第一“牛人”，曾都督益、宁、巴、泸等二十四州诸军事，又为攻灭北齐立下汗马功劳。建德七年（578），周武帝去世，继任者宣帝是位喜怒乖度、狂悖亵慢的昏君。宣帝忌惮宇文宪功高震主，在武帝尸骨未寒之际，便缢杀宇文宪。为了给杀害宇文宪披上合法外衣，宣帝召集宇文宪生前僚属，逼迫他们供认宇文宪谋反之罪，唯有李纲誓死不从，坚决不肯违心作证。宇文宪死后，李纲驾车运送他的遗体，齐王门生故吏无一敢靠近，唯有李纲抚棺痛哭，亲自将老上级入土安葬。



杨隋代周后，李纲亦因为官正直得到隋文帝重用。然而，“举世皆浊我独清”的正直性格注定他的官宦生涯不会一帆风顺。当时，权臣杨素、苏威掌权，李纲不为其权势所动，因此受到忌恨。杨、苏二人对李纲厌恶至极，必欲除之而后快。


隋文帝晚年，派大将军刘方征讨林邑。杨素趁机进言：“林邑多珍宝，自非正人不可委。”一面隆重推荐李纲出任行军司马，一面又授意刘方趁机迫害李纲，李纲差点因此丢掉性命。后来，苏威命李纲前往南海郡接待林邑使者，却长期不将他召还。眼见李纲回朝奏事，苏威立即指责他擅离职守，交付有司严刑拷问。遭遇这些磨难，李纲意志消沉，卦象师对他说：


“公易姓（改朝换代）之后，方可得志而为卿辅。宜早退；不然，有折足之败也。”


不久后，李纲被皇帝赦免，遂听从卦象师所言，前往鄠县隐居，不问世事。



隋炀帝年间，天下大乱，群雄蜂起。一位名叫何潘仁的义军领袖强迫李纲出山。后来，何潘仁被唐高祖之女平阳公主收编。高祖素闻李纲贤名，便命他做丞相府司录，封为新昌县公。李唐开国后，又拜为礼部尚书、太子詹事，负责教导太子李建成。


在大唐，李纲也不改正直本性。武德初年，李元吉任并州总管，负责太原地区防务，但他少不更事，纵容属下攘夺百姓财物。辅臣宇文歆屡谏不纳，只好向高祖汇报：


“王在州之日，多出微行，常共窦诞游猎，蹂践谷稼，放纵亲昵，公行攘夺，境内兽畜，取之殆尽。当衢而射，观人避箭以为笑乐。分遣左右，戏为攻战，至相击刺疻伤致死。夜开府门，宣淫他室。百姓怨毒，各怀愤叹。以此守城，安能自保！”


高祖竟充耳不闻，对爱子的纵容很快招来更大祸患。不久后，刘武周率五千精骑进攻并州，“抽象”的李元吉却强令车骑将军张达率领百余名步兵应战。张达毫无悬念地战败，愤而转做带路党，引导刘武周攻掠并州。



眼见形势急转直下，宇文歆认为李元吉断然守不住太原城。与其等死，不如保住他的性命，以图将来，遂建议李元吉弃城而走。“抽象”的李元吉自然没有“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决心，于是听从宇文歆的建议，欺骗守城司马刘德威说：“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强兵出战。”然后连夜率领重兵护送妻小突围而走，太原也因此落入刘武周手中。


得知此消息，高祖把罪责一股脑怪到宇文歆身上，还对李纲说：


“元吉幼小，未习时事，故遣窦诞、宇文歆辅之。强兵数万，食支十年，起义兴运之资，一朝而弃。宇文歆首画此计，我当斩之。”



李纲却认为，宇文歆保全了李元吉性命，不但不该治罪，反而要予以表彰。他向高祖详细解释道，宇文歆刚刚赴任就直言极谏，多次将李元吉失德行为上奏朝廷。元吉骄逸放纵，导致军士怨声载道，这才是太原陷落的根本原因。何况，若非宇文歆献计，李元吉早已成为刀下亡魂。问罪宇文歆，势必让天下仁人志士寒心。



转天，唐高祖醒悟，对李纲表示，“幸亏有了你，才使大唐的刑罚不被滥用！太原的局面不怪宇文歆，也不怪窦诞。这一切都是我儿子不成器导致的，若不是他结怨于人，太原也不会失守！”


 

由于李纲直言极谏，唐高祖给了他极高的政治待遇，甚至在撰写手敕时也不直书他的名讳，给他极大的尊重。太宗即位后，又拜李纲为太子少师，多次咨询治国之道。后来，李纲病重，太宗特命房玄龄前往探望。贞观五年（631），李纲病逝，享年85岁。史书对李纲予以高度评价，称他“直道事人，执心不回”。那么，如此正直的老师，为何会教出三个不成器的太子呢？


三度太子师


辅佐太子，往往意味着从龙之功。当然，若太子未能成功继位，一切就是水中月、镜中花。作为国家储君，太子们特殊的政治身份既是一种鞭策，也是一种迷药，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他们个人素质的发展。很不幸，李纲就碰上了三个不成器的学生。


开皇末年，李纲被任命为太子洗马，辅导杨勇。杨勇才智平平，又好声色犬马，因此不受隋文帝和独孤皇后待见。一次，杨勇宴请东宫属官。左庶子唐令则为了邀宠，自请弹奏琵琶，又唱起《武媚娘曲》。李纲实在看不下去，进言说：


“令则身任宫卿，职当调护，乃于宴座自比倡优，进淫声，秽视听。事若上闻，令则罪不测，岂不累于殿下？臣请遽正其罪。”

 

杨勇却表示：“我就听听音乐怎么啦？你别那么多事儿！”



后来，杨勇被废，隋文帝召集东宫属官，责问他们为何没有引导太子走上正道。全场鸦雀无声，唯有李纲敢直面硬刚，正色说：


“今日之事，乃陛下之过，非太子罪也。勇器非上品，性是常人，若得贤明之士辅导之，足堪继嗣皇业。方今多士盈朝，当择贤者居其任，奈何以弦歌鹰犬之才侍侧，至令致此？乃陛下训导不足，岂太子之罪耶？”



被呛了一下的文帝或许是出于教子无方的愧疚，不仅没有治罪李纲，还命他做尚书右丞。



唐朝建立后，高祖也命李纲辅导太子李建成。起初，建成对李纲言听计从，礼遇有加。甚至在吃饭时，向“生鱼片仙人”唐俭、赵元楷说，“制作鱼生，烹饪佳肴，没有能超出你们二位的。但论起教育开导，辅佐治理，无人能超过李纲。”


可惜，好景不长，后来李建成开始慢慢亲近奸佞小人，李纲屡次劝谏，建成都置若罔闻，李纲只好请求告老还乡。



高祖听说后骂道：


“连何潘仁那种贼人，你尚且能做他的长史，怎么到我儿子这里你就辅导不了了？”


李纲叩头，答曰：


“何潘仁虽然杀戮无辜，但尚能听进去我的劝谏，留百姓一条活路。您从开国后就变得自以为是，我的话就像扔进水里的石头，您压根儿就听不进去。太子也是这样，老臣无能为力，只好告老还乡。”



也被呛了一下的高祖意识到错怪李纲，道歉说：“我知道爱卿是正直的人，辅佐太子非你莫属！”于是又将他擢升为太子少保。



高祖的诚意打动了他，于是李纲选择再次向太子进言，说：


“纲耄矣，日过时流，坟树已拱，幸未就土，许傅圣躬，无以酬恩，请效愚直，伏愿殿下详之。窃见饮酒过多，诚非养生之术。且凡为人子者，务于孝友，以慰君父之心，不宜听受邪言，妄生猜忌。”


可惜，李建成未能体会老爹和李师傅的一片苦心，仍旧我行我素，不纳良言。李纲“郁郁不得志”，最终辞去了尚书职位。不久后，李建成便惨死于玄武门之变。



唐太宗即位后，拜李纲为太子少师，命他辅导李承乾。李纲依旧兢兢业业，在教导李承乾时备陈君臣父子之道、问寝视膳之方，据说“理顺辞直，听者忘倦”。承乾与东宫官员语及忠臣义士，李纲凛然曰：


“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以为难，纲以为易。”


辞色慷慨，俨然有不可夺之志。一年后，李纲走到人生尽头。太子李承乾感念李纲的教导，亲自为他竖立碑铭。


但令人扼腕的是，李纲生前辅佐的最后一位太子也没能得到善终。贞观十六年（642），眼见魏王李泰夺嫡之心越发明显，李承乾决定先发制人，发动政变，逼迫太宗禅位。政变被太宗轻易粉碎，承乾就此被废为庶民。



言至于此，三位太子的悲剧人生，到底和李纲有没有关系呢？


从李纲的人生轨迹看，他为官正直、不畏强权，敢于直言极谏，既非奸诈小人，也不是庸碌无能之辈。可见，三位太子走上邪路与他并没有直接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李纲一点责任也没有。


比如，他不止一次抱怨太子们不纳忠言，甚至还被杨勇当面警告“少管闲事”。可见，李纲行事虽直，却不大会处理与太子们的关系。每当闹僵时，就直接打算告老还乡。试想一下，如果李纲懂得变通之道，太子们未必不能听下他的逆耳忠言，也许就不会与皇位失之交臂。



当然，太子们的悲剧人生，更多是自己种下的因、结下的果。而且，他们的竞争对手也都堪称“超人”：杨勇资质平平，不得父母宠爱，偏巧还碰上一个工于心计的“好弟弟”杨广；李建成虽为大唐开国立下汗马功劳，无奈他的对手是千古一帝太宗李世民；比起杨勇和李建成，李承乾更加倒霉，既有一个极端强势的爹，又有一个才华横溢且痴心夺嫡的弟弟李泰，而他自己却身患足疾，无时无刻不在忧心太子之位能否保住。



三位太子各有“天崩开局”，这绝非李纲一人所能扭转的。何况，东宫属官、师傅本就不止李纲一人，调侃他是“太子杀手”，实在有些对不住这位正直的老夫子了。

 

参考文献：

1.（唐）吴兢：《贞观政要集校》，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2.（唐）刘肃：《大唐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3.（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4.（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5.（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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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陈昊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曲晨溪（实习）
校对 | 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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