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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9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

历史既有波澜壮阔的景象，也有满目疮痍的真实，而这一切可能就藏在那并不起眼的物什之中，那是通往历史现场的密钥。待后人拂去时光积下的点点尘埃，透过吉光片羽、断砖残瓦，在蛛丝马迹的考证里抽茧剥丝，那看似早已远去的历史真相，终能重现于世间，超越民族国家的共同历史记忆也将得以回溯，记忆之场由此展开。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藏有这样一本巴掌大的泛黄的旧相册，它的封面手绘有一柄锐利的刺刀与一颗滴血的心脏，旁边还配着一个大大的“耻”字。就是这样一本只装有16张相片的相册，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被定为“京字第一号罪证”。它的传奇故事还要从其主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罗瑾谈起。


一本“耻”字相册的流转


1923年出生的罗瑾在南京城长大。1935年，12岁的罗瑾辍学后在南京中山东路雨花巷口估衣廊旁的上海照相馆，得到了一份学徒工作，并逐渐掌握了照相与冲洗等技术。此时尚属年少的罗瑾不会想到，他会凭借这份工作与这门手艺幸免于屠杀，并且为国家与民族伸张正义。


1937年，随着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启了全面侵华战争，并计划溯江作战，经昆山、嘉兴、湖州等地直取当时国民政府首府所在的南京城。12月13日，日军第六师团中将师团长谷寿夫率军攻破南京中华门，宣称“打下南京放假一星期”，任由日军屠杀南京城内中国百姓，制造了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血案，整个南京城仿佛堕入炼狱。



在日本溯江作战的入侵过程中，日本士兵曾拍摄了诸多“引以为傲”的“暴行纪念照”，其中尤为著名的，便是震惊世界的那张“百人斩照”，即南京大屠杀前夕，刊登在《东京日日新闻》上的日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与野田毅竞赛斩首照。南京大屠杀期间，为求活命，罗瑾选择随家人一同逃到了国际安全区，暂时寄居于海宁路32号，以期得到庇护。然而，安全区也非绝对安全，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罗瑾亲眼看见了日军四处放火，肆意杀戮，甚至有多名日本士兵闯入其所在的海宁路32号为非作歹。



1938年1月，经历了残酷的血洗后，南京城内勉强恢复了部分秩序，年仅15岁的罗瑾，为了维持生计，来到了恢复营业的“华东照相馆”，继续充当学徒糊口。当时还有心情来照相馆冲洗照片的，大多为沉浸在施暴“乐趣”中的日本随军记者与官兵。某次，一位日本军官拿着两卷日本樱花牌的底片，来到罗瑾打工的照相馆里，兴致勃勃地要求立即为他冲洗照片。这些照片仿佛是日本军官的“奖状”“勋章”，令他满怀期待。然而，在冲洗的过程中，罗瑾震惊地发现这三十余张照片的内容，大都是抢劫、杀害与强暴中国人民等屠城之举。因此，罗瑾冒着生命危险，暗中多加印了一套照片，并悄悄保存下来。随后他精选了最有代表性的16张照片，以硬壳纸装订成了一本小册子，并将它偷藏起来，作为日后公开日军暴行的有力“罪证”。这便是开头所说的那本旧相册的实际由来。



1940年5月，刚满18岁的罗瑾看到报纸上刊登一则招生广告，发现了藏匿相册的好地点，便决定忍辱前往应聘。这家招生单位是汪伪政府警卫旅直属的交通电讯集训队（简称“通讯队”），当时设置于南京维新路毗卢寺大殿内。此次招生为专门培训电讯技术人才，以备从事特务工作。罗瑾进入通讯队培训班后，便将那本相册藏在宿舍床下。1941年，因毗卢寺内伪宪兵团在准备迎接汪精卫训话的筹备阶段，意外发现了一只不明来历的手榴弹，遂展开了全寺范围内大搜查。为了防止相册在搜查中被发现，罗瑾将其转移到毗卢寺后院厕所墙洞的砖缝中，并用泥糊上。


当他等风头过去之后想去拿回相册时，相册竟不翼而飞。


虽然没有任何风吹草动，但罗瑾知道证据已失，唯有先保全自身。在家人帮助下，他南下隐居到福建大田。时光荏苒，1993年，在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时，罗瑾意外发现，多年前丢失的相册竟现身在展品之中。两年后，他与当时的汪伪“通讯队”同学吴旋（连凯）相见叙旧时，才知道了这本相册后来的故事。



原来罗瑾偷藏墙中的相册，因墙体受到日晒雨淋开裂，随即掉落在草地上。所幸因地面杂草丛生而未被伪军察觉，却被其同学吴连凯意外发现。吴连凯曾在与要好同学洪宗炎的交谈中，隐约获悉这本相册的主人是罗瑾，但并不能十分确定。考虑到这一相册干系重大，吴连凯选择不予声张，主动承担起保护相册的责任，将其秘密转藏于寺内一尊佛像底座下。1941年秋，吴连凯培训结束后，被分配至通济门外伪警卫师五团工作。临行前，吴连凯将这本相册偷偷取回，放入皮箱内直接带走并继续小心收藏。


相册化身“京字第一号罪证”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了庆祝凯旋，吴连凯选择改名吴旋。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设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2月15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并开始积极筹备参与“东京审判”相关事宜。10月3日，曾在东京被捕继而引渡至上海战犯拘留所（提篮桥监狱）等待审判的乙级战犯，那位曾在南京纵兵烧杀抢掠的日本中将谷寿夫，又根据规定从上海被押往南京“国际部战犯拘留所”，等待进一步审判。



面对多轮审讯，日本战犯谷寿夫拒绝承认罪行，只是一味狡辩抵赖，称其指挥的第六师团只是在南京有过短暂驻扎，绝口不提士兵屠杀、虐杀、奸杀中国百姓，致使三十万中国同胞遇难的历史真相。为能及时伸张正义，为死难同胞讨回公道，要把这些“魔鬼”打回地狱，南京政府发布通告，号召全城百姓、知情人士提供人证物证，揭发侵华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累累罪行。10月17日，《中央日报》报道了当时的筹备审讯情况称：


南京大屠杀案主角日战犯谷寿夫，经由国防部军事法庭陈检察官光虞连日积极搜集罪证。并经市参议会提供人证柏鸿恩、殷有余、李秀英等三人。又有前军政部卫生担架队队长梁廷芳及看护长白增荣等二人，均曾留京，目睹敌寇罪行，自愿出庭作证。陈检察官顷已决定于星期六（十九日）下午三时，在小营战犯拘留所开第一次侦察庭，传讯证人，提讯谷寿夫。


其中证人李秀英作为南京大屠杀幸存的妇女同胞代表，曾经历日军残忍虐待。1937年12月19日上午9时，怀胎七月的李秀英与其父为了躲避日本士兵的暴行，躲在南京某所小学地下室内，却还是被成群结队的日本兵发现了踪迹。随即，数名日本兵准备奸污李秀英和共同躲藏的其他妇女。性情刚烈的刘秀英不愿受辱，当即撞墙昏死过去。待她醒后，日本士兵已不知所踪。不过，到中午时分，又来了三名日本兵准备施暴，李秀英趁其不备，出手抢夺一柄日本兵佩刀与之周旋。可惜终究寡不敌众，李秀英被日本士兵用刺刀乱戳头部与身上，共计三十余刀，直至一刀猛刺其腹部，李秀英便失去意识。日本士兵走后，众人合力准备将李秀英抬走下葬。然而，李秀英实则并未身死，而是被风吹过缓缓苏醒过来。又经七个月的救治，李秀英最终恢复，但腹中胎儿自是无法保全。敢于出庭指证凶手暴行的李秀英无疑是最有力的人证之一。


在已有大量人证的前提下，南京大屠杀亲历者提供的物证也随即出现，为揭露日军罪行提供了关键的证据支持。新闻报道的次日，南京市临参会秘书处又向军事法庭提交了“检送战犯罪行资料”，其中吴旋呈送的相册成为审判铁证：“旋在民国二十六年未及退出南京，当由友人处获得敌寇自行拍摄之日军残杀及奸淫我南京同胞之照片一册共十六张。现闻日寇战犯已引渡来京审讯，特呈请转送有关机关备作确证。”



1947年2月6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谷寿夫开庭公审，旁听者多达千人，庭外广播设施同样被收听的市民围得水泄不通。而这本相册则被定为“京字第一号罪证”，是“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据。面对铁证如山，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谷寿夫一改此前拒不认罪的“淡定”，“面色变，慌乱不能自持”，最终认罪授首。4月26日上午11时，谷寿夫从南京国防部法庭看守所被押赴雨花台刑场，沿途百姓几乎阻断道路，恨不得当场将之分尸，无数国仇家恨都在叫骂声与肢体冲撞中释放着，直至一声枪响，这位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被送回地狱。



事实证明，迟来的正义不会缺席。那些不忘图存、择时反击的“无名英雄”，可能没有直接在战场浴血杀敌，但殚精竭虑地保留历史证据与希望火种，同样值得我们铭记于心。


日本军国主义惨无人道的侵略行径、令人发指的屠杀罪行、野蛮疯狂的掠夺破坏，给中国人民和广大亚洲国家人民带来了惨绝人寰的灾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2009年，南京市正式启动申遗项目，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联合申报。2014年，在国家档案局牵头下，我国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秘书处提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等提名表。其中提交的11组档案名录材料里，那本相册赫然在列，是记录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权威性一手史料。2015年，经过我国的不懈努力，所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最终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国际社会应该坚定捍卫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维护历史真相，坚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保存战争记忆的出发点，只为守护今天与未来的和平。


参考文献：

1、胡菊蓉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24南京审判》，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版

2、林治波主编：《中国抗日战争秘闻》，京华出版社2007年版

3、张纯如：《南京大屠杀》，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4、郑毅：《虚像与实像—一东亚世界的战争记忆》，长春出版社2015年版

5、郑毅：《中韩日 “战争记忆”的差异与历史认识重构》《日本学刊》，2016年第3期

6、朱成山，李慧：《从城祭到国祭》，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7、滕新书：《一名记者的红色印记寻访》，2019年版

8、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魏仕俊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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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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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势、顺势、借势、逆势

于危机中寻先机

于危局中开新局

历史的每一步转折

都是危机与机遇的博弈

《国家人文历史》团队最新力作

讲透中国古代多个关键转折时期

新旧更迭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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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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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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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9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

历史既有波澜壮阔的景象，也有满目疮痍的真实，而这一切可能就藏在那并不起眼的物什之中，那是通往历史现场的密钥。待后人拂去时光积下的点点尘埃，透过吉光片羽、断砖残瓦，在蛛丝马迹的考证里抽茧剥丝，那看似早已远去的历史真相，终能重现于世间，超越民族国家的共同历史记忆也将得以回溯，记忆之场由此展开。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藏有这样一本巴掌大的泛黄的旧相册，它的封面手绘有一柄锐利的刺刀与一颗滴血的心脏，旁边还配着一个大大的“耻”字。就是这样一本只装有16张相片的相册，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被定为“京字第一号罪证”。它的传奇故事还要从其主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罗瑾谈起。


一本“耻”字相册的流转


1923年出生的罗瑾在南京城长大。1935年，12岁的罗瑾辍学后在南京中山东路雨花巷口估衣廊旁的上海照相馆，得到了一份学徒工作，并逐渐掌握了照相与冲洗等技术。此时尚属年少的罗瑾不会想到，他会凭借这份工作与这门手艺幸免于屠杀，并且为国家与民族伸张正义。


1937年，随着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启了全面侵华战争，并计划溯江作战，经昆山、嘉兴、湖州等地直取当时国民政府首府所在的南京城。12月13日，日军第六师团中将师团长谷寿夫率军攻破南京中华门，宣称“打下南京放假一星期”，任由日军屠杀南京城内中国百姓，制造了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血案，整个南京城仿佛堕入炼狱。



在日本溯江作战的入侵过程中，日本士兵曾拍摄了诸多“引以为傲”的“暴行纪念照”，其中尤为著名的，便是震惊世界的那张“百人斩照”，即南京大屠杀前夕，刊登在《东京日日新闻》上的日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与野田毅竞赛斩首照。南京大屠杀期间，为求活命，罗瑾选择随家人一同逃到了国际安全区，暂时寄居于海宁路32号，以期得到庇护。然而，安全区也非绝对安全，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罗瑾亲眼看见了日军四处放火，肆意杀戮，甚至有多名日本士兵闯入其所在的海宁路32号为非作歹。



1938年1月，经历了残酷的血洗后，南京城内勉强恢复了部分秩序，年仅15岁的罗瑾，为了维持生计，来到了恢复营业的“华东照相馆”，继续充当学徒糊口。当时还有心情来照相馆冲洗照片的，大多为沉浸在施暴“乐趣”中的日本随军记者与官兵。某次，一位日本军官拿着两卷日本樱花牌的底片，来到罗瑾打工的照相馆里，兴致勃勃地要求立即为他冲洗照片。这些照片仿佛是日本军官的“奖状”“勋章”，令他满怀期待。然而，在冲洗的过程中，罗瑾震惊地发现这三十余张照片的内容，大都是抢劫、杀害与强暴中国人民等屠城之举。因此，罗瑾冒着生命危险，暗中多加印了一套照片，并悄悄保存下来。随后他精选了最有代表性的16张照片，以硬壳纸装订成了一本小册子，并将它偷藏起来，作为日后公开日军暴行的有力“罪证”。这便是开头所说的那本旧相册的实际由来。



1940年5月，刚满18岁的罗瑾看到报纸上刊登一则招生广告，发现了藏匿相册的好地点，便决定忍辱前往应聘。这家招生单位是汪伪政府警卫旅直属的交通电讯集训队（简称“通讯队”），当时设置于南京维新路毗卢寺大殿内。此次招生为专门培训电讯技术人才，以备从事特务工作。罗瑾进入通讯队培训班后，便将那本相册藏在宿舍床下。1941年，因毗卢寺内伪宪兵团在准备迎接汪精卫训话的筹备阶段，意外发现了一只不明来历的手榴弹，遂展开了全寺范围内大搜查。为了防止相册在搜查中被发现，罗瑾将其转移到毗卢寺后院厕所墙洞的砖缝中，并用泥糊上。


当他等风头过去之后想去拿回相册时，相册竟不翼而飞。


虽然没有任何风吹草动，但罗瑾知道证据已失，唯有先保全自身。在家人帮助下，他南下隐居到福建大田。时光荏苒，1993年，在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时，罗瑾意外发现，多年前丢失的相册竟现身在展品之中。两年后，他与当时的汪伪“通讯队”同学吴旋（连凯）相见叙旧时，才知道了这本相册后来的故事。



原来罗瑾偷藏墙中的相册，因墙体受到日晒雨淋开裂，随即掉落在草地上。所幸因地面杂草丛生而未被伪军察觉，却被其同学吴连凯意外发现。吴连凯曾在与要好同学洪宗炎的交谈中，隐约获悉这本相册的主人是罗瑾，但并不能十分确定。考虑到这一相册干系重大，吴连凯选择不予声张，主动承担起保护相册的责任，将其秘密转藏于寺内一尊佛像底座下。1941年秋，吴连凯培训结束后，被分配至通济门外伪警卫师五团工作。临行前，吴连凯将这本相册偷偷取回，放入皮箱内直接带走并继续小心收藏。


相册化身“京字第一号罪证”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了庆祝凯旋，吴连凯选择改名吴旋。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设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2月15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并开始积极筹备参与“东京审判”相关事宜。10月3日，曾在东京被捕继而引渡至上海战犯拘留所（提篮桥监狱）等待审判的乙级战犯，那位曾在南京纵兵烧杀抢掠的日本中将谷寿夫，又根据规定从上海被押往南京“国际部战犯拘留所”，等待进一步审判。



面对多轮审讯，日本战犯谷寿夫拒绝承认罪行，只是一味狡辩抵赖，称其指挥的第六师团只是在南京有过短暂驻扎，绝口不提士兵屠杀、虐杀、奸杀中国百姓，致使三十万中国同胞遇难的历史真相。为能及时伸张正义，为死难同胞讨回公道，要把这些“魔鬼”打回地狱，南京政府发布通告，号召全城百姓、知情人士提供人证物证，揭发侵华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累累罪行。10月17日，《中央日报》报道了当时的筹备审讯情况称：


南京大屠杀案主角日战犯谷寿夫，经由国防部军事法庭陈检察官光虞连日积极搜集罪证。并经市参议会提供人证柏鸿恩、殷有余、李秀英等三人。又有前军政部卫生担架队队长梁廷芳及看护长白增荣等二人，均曾留京，目睹敌寇罪行，自愿出庭作证。陈检察官顷已决定于星期六（十九日）下午三时，在小营战犯拘留所开第一次侦察庭，传讯证人，提讯谷寿夫。


其中证人李秀英作为南京大屠杀幸存的妇女同胞代表，曾经历日军残忍虐待。1937年12月19日上午9时，怀胎七月的李秀英与其父为了躲避日本士兵的暴行，躲在南京某所小学地下室内，却还是被成群结队的日本兵发现了踪迹。随即，数名日本兵准备奸污李秀英和共同躲藏的其他妇女。性情刚烈的刘秀英不愿受辱，当即撞墙昏死过去。待她醒后，日本士兵已不知所踪。不过，到中午时分，又来了三名日本兵准备施暴，李秀英趁其不备，出手抢夺一柄日本兵佩刀与之周旋。可惜终究寡不敌众，李秀英被日本士兵用刺刀乱戳头部与身上，共计三十余刀，直至一刀猛刺其腹部，李秀英便失去意识。日本士兵走后，众人合力准备将李秀英抬走下葬。然而，李秀英实则并未身死，而是被风吹过缓缓苏醒过来。又经七个月的救治，李秀英最终恢复，但腹中胎儿自是无法保全。敢于出庭指证凶手暴行的李秀英无疑是最有力的人证之一。


在已有大量人证的前提下，南京大屠杀亲历者提供的物证也随即出现，为揭露日军罪行提供了关键的证据支持。新闻报道的次日，南京市临参会秘书处又向军事法庭提交了“检送战犯罪行资料”，其中吴旋呈送的相册成为审判铁证：“旋在民国二十六年未及退出南京，当由友人处获得敌寇自行拍摄之日军残杀及奸淫我南京同胞之照片一册共十六张。现闻日寇战犯已引渡来京审讯，特呈请转送有关机关备作确证。”



1947年2月6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谷寿夫开庭公审，旁听者多达千人，庭外广播设施同样被收听的市民围得水泄不通。而这本相册则被定为“京字第一号罪证”，是“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据。面对铁证如山，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谷寿夫一改此前拒不认罪的“淡定”，“面色变，慌乱不能自持”，最终认罪授首。4月26日上午11时，谷寿夫从南京国防部法庭看守所被押赴雨花台刑场，沿途百姓几乎阻断道路，恨不得当场将之分尸，无数国仇家恨都在叫骂声与肢体冲撞中释放着，直至一声枪响，这位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被送回地狱。



事实证明，迟来的正义不会缺席。那些不忘图存、择时反击的“无名英雄”，可能没有直接在战场浴血杀敌，但殚精竭虑地保留历史证据与希望火种，同样值得我们铭记于心。


日本军国主义惨无人道的侵略行径、令人发指的屠杀罪行、野蛮疯狂的掠夺破坏，给中国人民和广大亚洲国家人民带来了惨绝人寰的灾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2009年，南京市正式启动申遗项目，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联合申报。2014年，在国家档案局牵头下，我国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秘书处提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等提名表。其中提交的11组档案名录材料里，那本相册赫然在列，是记录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权威性一手史料。2015年，经过我国的不懈努力，所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最终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国际社会应该坚定捍卫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维护历史真相，坚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保存战争记忆的出发点，只为守护今天与未来的和平。


参考文献：

1、胡菊蓉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24南京审判》，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版

2、林治波主编：《中国抗日战争秘闻》，京华出版社2007年版

3、张纯如：《南京大屠杀》，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4、郑毅：《虚像与实像—一东亚世界的战争记忆》，长春出版社2015年版

5、郑毅：《中韩日 “战争记忆”的差异与历史认识重构》《日本学刊》，2016年第3期

6、朱成山，李慧：《从城祭到国祭》，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7、滕新书：《一名记者的红色印记寻访》，2019年版

8、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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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魏仕俊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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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9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

历史既有波澜壮阔的景象，也有满目疮痍的真实，而这一切可能就藏在那并不起眼的物什之中，那是通往历史现场的密钥。待后人拂去时光积下的点点尘埃，透过吉光片羽、断砖残瓦，在蛛丝马迹的考证里抽茧剥丝，那看似早已远去的历史真相，终能重现于世间，超越民族国家的共同历史记忆也将得以回溯，记忆之场由此展开。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藏有这样一本巴掌大的泛黄的旧相册，它的封面手绘有一柄锐利的刺刀与一颗滴血的心脏，旁边还配着一个大大的“耻”字。就是这样一本只装有16张相片的相册，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被定为“京字第一号罪证”。它的传奇故事还要从其主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罗瑾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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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出生的罗瑾在南京城长大。1935年，12岁的罗瑾辍学后在南京中山东路雨花巷口估衣廊旁的上海照相馆，得到了一份学徒工作，并逐渐掌握了照相与冲洗等技术。此时尚属年少的罗瑾不会想到，他会凭借这份工作与这门手艺幸免于屠杀，并且为国家与民族伸张正义。


1937年，随着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启了全面侵华战争，并计划溯江作战，经昆山、嘉兴、湖州等地直取当时国民政府首府所在的南京城。12月13日，日军第六师团中将师团长谷寿夫率军攻破南京中华门，宣称“打下南京放假一星期”，任由日军屠杀南京城内中国百姓，制造了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血案，整个南京城仿佛堕入炼狱。



在日本溯江作战的入侵过程中，日本士兵曾拍摄了诸多“引以为傲”的“暴行纪念照”，其中尤为著名的，便是震惊世界的那张“百人斩照”，即南京大屠杀前夕，刊登在《东京日日新闻》上的日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与野田毅竞赛斩首照。南京大屠杀期间，为求活命，罗瑾选择随家人一同逃到了国际安全区，暂时寄居于海宁路32号，以期得到庇护。然而，安全区也非绝对安全，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罗瑾亲眼看见了日军四处放火，肆意杀戮，甚至有多名日本士兵闯入其所在的海宁路32号为非作歹。



1938年1月，经历了残酷的血洗后，南京城内勉强恢复了部分秩序，年仅15岁的罗瑾，为了维持生计，来到了恢复营业的“华东照相馆”，继续充当学徒糊口。当时还有心情来照相馆冲洗照片的，大多为沉浸在施暴“乐趣”中的日本随军记者与官兵。某次，一位日本军官拿着两卷日本樱花牌的底片，来到罗瑾打工的照相馆里，兴致勃勃地要求立即为他冲洗照片。这些照片仿佛是日本军官的“奖状”“勋章”，令他满怀期待。然而，在冲洗的过程中，罗瑾震惊地发现这三十余张照片的内容，大都是抢劫、杀害与强暴中国人民等屠城之举。因此，罗瑾冒着生命危险，暗中多加印了一套照片，并悄悄保存下来。随后他精选了最有代表性的16张照片，以硬壳纸装订成了一本小册子，并将它偷藏起来，作为日后公开日军暴行的有力“罪证”。这便是开头所说的那本旧相册的实际由来。



1940年5月，刚满18岁的罗瑾看到报纸上刊登一则招生广告，发现了藏匿相册的好地点，便决定忍辱前往应聘。这家招生单位是汪伪政府警卫旅直属的交通电讯集训队（简称“通讯队”），当时设置于南京维新路毗卢寺大殿内。此次招生为专门培训电讯技术人才，以备从事特务工作。罗瑾进入通讯队培训班后，便将那本相册藏在宿舍床下。1941年，因毗卢寺内伪宪兵团在准备迎接汪精卫训话的筹备阶段，意外发现了一只不明来历的手榴弹，遂展开了全寺范围内大搜查。为了防止相册在搜查中被发现，罗瑾将其转移到毗卢寺后院厕所墙洞的砖缝中，并用泥糊上。


当他等风头过去之后想去拿回相册时，相册竟不翼而飞。


虽然没有任何风吹草动，但罗瑾知道证据已失，唯有先保全自身。在家人帮助下，他南下隐居到福建大田。时光荏苒，1993年，在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时，罗瑾意外发现，多年前丢失的相册竟现身在展品之中。两年后，他与当时的汪伪“通讯队”同学吴旋（连凯）相见叙旧时，才知道了这本相册后来的故事。



原来罗瑾偷藏墙中的相册，因墙体受到日晒雨淋开裂，随即掉落在草地上。所幸因地面杂草丛生而未被伪军察觉，却被其同学吴连凯意外发现。吴连凯曾在与要好同学洪宗炎的交谈中，隐约获悉这本相册的主人是罗瑾，但并不能十分确定。考虑到这一相册干系重大，吴连凯选择不予声张，主动承担起保护相册的责任，将其秘密转藏于寺内一尊佛像底座下。1941年秋，吴连凯培训结束后，被分配至通济门外伪警卫师五团工作。临行前，吴连凯将这本相册偷偷取回，放入皮箱内直接带走并继续小心收藏。


相册化身“京字第一号罪证”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了庆祝凯旋，吴连凯选择改名吴旋。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设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2月15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并开始积极筹备参与“东京审判”相关事宜。10月3日，曾在东京被捕继而引渡至上海战犯拘留所（提篮桥监狱）等待审判的乙级战犯，那位曾在南京纵兵烧杀抢掠的日本中将谷寿夫，又根据规定从上海被押往南京“国际部战犯拘留所”，等待进一步审判。



面对多轮审讯，日本战犯谷寿夫拒绝承认罪行，只是一味狡辩抵赖，称其指挥的第六师团只是在南京有过短暂驻扎，绝口不提士兵屠杀、虐杀、奸杀中国百姓，致使三十万中国同胞遇难的历史真相。为能及时伸张正义，为死难同胞讨回公道，要把这些“魔鬼”打回地狱，南京政府发布通告，号召全城百姓、知情人士提供人证物证，揭发侵华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累累罪行。10月17日，《中央日报》报道了当时的筹备审讯情况称：


南京大屠杀案主角日战犯谷寿夫，经由国防部军事法庭陈检察官光虞连日积极搜集罪证。并经市参议会提供人证柏鸿恩、殷有余、李秀英等三人。又有前军政部卫生担架队队长梁廷芳及看护长白增荣等二人，均曾留京，目睹敌寇罪行，自愿出庭作证。陈检察官顷已决定于星期六（十九日）下午三时，在小营战犯拘留所开第一次侦察庭，传讯证人，提讯谷寿夫。


其中证人李秀英作为南京大屠杀幸存的妇女同胞代表，曾经历日军残忍虐待。1937年12月19日上午9时，怀胎七月的李秀英与其父为了躲避日本士兵的暴行，躲在南京某所小学地下室内，却还是被成群结队的日本兵发现了踪迹。随即，数名日本兵准备奸污李秀英和共同躲藏的其他妇女。性情刚烈的刘秀英不愿受辱，当即撞墙昏死过去。待她醒后，日本士兵已不知所踪。不过，到中午时分，又来了三名日本兵准备施暴，李秀英趁其不备，出手抢夺一柄日本兵佩刀与之周旋。可惜终究寡不敌众，李秀英被日本士兵用刺刀乱戳头部与身上，共计三十余刀，直至一刀猛刺其腹部，李秀英便失去意识。日本士兵走后，众人合力准备将李秀英抬走下葬。然而，李秀英实则并未身死，而是被风吹过缓缓苏醒过来。又经七个月的救治，李秀英最终恢复，但腹中胎儿自是无法保全。敢于出庭指证凶手暴行的李秀英无疑是最有力的人证之一。


在已有大量人证的前提下，南京大屠杀亲历者提供的物证也随即出现，为揭露日军罪行提供了关键的证据支持。新闻报道的次日，南京市临参会秘书处又向军事法庭提交了“检送战犯罪行资料”，其中吴旋呈送的相册成为审判铁证：“旋在民国二十六年未及退出南京，当由友人处获得敌寇自行拍摄之日军残杀及奸淫我南京同胞之照片一册共十六张。现闻日寇战犯已引渡来京审讯，特呈请转送有关机关备作确证。”



1947年2月6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谷寿夫开庭公审，旁听者多达千人，庭外广播设施同样被收听的市民围得水泄不通。而这本相册则被定为“京字第一号罪证”，是“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据。面对铁证如山，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谷寿夫一改此前拒不认罪的“淡定”，“面色变，慌乱不能自持”，最终认罪授首。4月26日上午11时，谷寿夫从南京国防部法庭看守所被押赴雨花台刑场，沿途百姓几乎阻断道路，恨不得当场将之分尸，无数国仇家恨都在叫骂声与肢体冲撞中释放着，直至一声枪响，这位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被送回地狱。



事实证明，迟来的正义不会缺席。那些不忘图存、择时反击的“无名英雄”，可能没有直接在战场浴血杀敌，但殚精竭虑地保留历史证据与希望火种，同样值得我们铭记于心。


日本军国主义惨无人道的侵略行径、令人发指的屠杀罪行、野蛮疯狂的掠夺破坏，给中国人民和广大亚洲国家人民带来了惨绝人寰的灾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2009年，南京市正式启动申遗项目，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联合申报。2014年，在国家档案局牵头下，我国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秘书处提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等提名表。其中提交的11组档案名录材料里，那本相册赫然在列，是记录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权威性一手史料。2015年，经过我国的不懈努力，所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最终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国际社会应该坚定捍卫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维护历史真相，坚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保存战争记忆的出发点，只为守护今天与未来的和平。


参考文献：

1、胡菊蓉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24南京审判》，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版

2、林治波主编：《中国抗日战争秘闻》，京华出版社2007年版

3、张纯如：《南京大屠杀》，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4、郑毅：《虚像与实像—一东亚世界的战争记忆》，长春出版社2015年版

5、郑毅：《中韩日 “战争记忆”的差异与历史认识重构》《日本学刊》，2016年第3期

6、朱成山，李慧：《从城祭到国祭》，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7、滕新书：《一名记者的红色印记寻访》，2019年版

8、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魏仕俊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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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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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势、顺势、借势、逆势

于危机中寻先机

于危局中开新局

历史的每一步转折

都是危机与机遇的博弈

《国家人文历史》团队最新力作

讲透中国古代多个关键转折时期

新旧更迭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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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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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9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

历史既有波澜壮阔的景象，也有满目疮痍的真实，而这一切可能就藏在那并不起眼的物什之中，那是通往历史现场的密钥。待后人拂去时光积下的点点尘埃，透过吉光片羽、断砖残瓦，在蛛丝马迹的考证里抽茧剥丝，那看似早已远去的历史真相，终能重现于世间，超越民族国家的共同历史记忆也将得以回溯，记忆之场由此展开。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藏有这样一本巴掌大的泛黄的旧相册，它的封面手绘有一柄锐利的刺刀与一颗滴血的心脏，旁边还配着一个大大的“耻”字。就是这样一本只装有16张相片的相册，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被定为“京字第一号罪证”。它的传奇故事还要从其主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罗瑾谈起。


一本“耻”字相册的流转


1923年出生的罗瑾在南京城长大。1935年，12岁的罗瑾辍学后在南京中山东路雨花巷口估衣廊旁的上海照相馆，得到了一份学徒工作，并逐渐掌握了照相与冲洗等技术。此时尚属年少的罗瑾不会想到，他会凭借这份工作与这门手艺幸免于屠杀，并且为国家与民族伸张正义。


1937年，随着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启了全面侵华战争，并计划溯江作战，经昆山、嘉兴、湖州等地直取当时国民政府首府所在的南京城。12月13日，日军第六师团中将师团长谷寿夫率军攻破南京中华门，宣称“打下南京放假一星期”，任由日军屠杀南京城内中国百姓，制造了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血案，整个南京城仿佛堕入炼狱。



在日本溯江作战的入侵过程中，日本士兵曾拍摄了诸多“引以为傲”的“暴行纪念照”，其中尤为著名的，便是震惊世界的那张“百人斩照”，即南京大屠杀前夕，刊登在《东京日日新闻》上的日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与野田毅竞赛斩首照。南京大屠杀期间，为求活命，罗瑾选择随家人一同逃到了国际安全区，暂时寄居于海宁路32号，以期得到庇护。然而，安全区也非绝对安全，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罗瑾亲眼看见了日军四处放火，肆意杀戮，甚至有多名日本士兵闯入其所在的海宁路32号为非作歹。



1938年1月，经历了残酷的血洗后，南京城内勉强恢复了部分秩序，年仅15岁的罗瑾，为了维持生计，来到了恢复营业的“华东照相馆”，继续充当学徒糊口。当时还有心情来照相馆冲洗照片的，大多为沉浸在施暴“乐趣”中的日本随军记者与官兵。某次，一位日本军官拿着两卷日本樱花牌的底片，来到罗瑾打工的照相馆里，兴致勃勃地要求立即为他冲洗照片。这些照片仿佛是日本军官的“奖状”“勋章”，令他满怀期待。然而，在冲洗的过程中，罗瑾震惊地发现这三十余张照片的内容，大都是抢劫、杀害与强暴中国人民等屠城之举。因此，罗瑾冒着生命危险，暗中多加印了一套照片，并悄悄保存下来。随后他精选了最有代表性的16张照片，以硬壳纸装订成了一本小册子，并将它偷藏起来，作为日后公开日军暴行的有力“罪证”。这便是开头所说的那本旧相册的实际由来。



1940年5月，刚满18岁的罗瑾看到报纸上刊登一则招生广告，发现了藏匿相册的好地点，便决定忍辱前往应聘。这家招生单位是汪伪政府警卫旅直属的交通电讯集训队（简称“通讯队”），当时设置于南京维新路毗卢寺大殿内。此次招生为专门培训电讯技术人才，以备从事特务工作。罗瑾进入通讯队培训班后，便将那本相册藏在宿舍床下。1941年，因毗卢寺内伪宪兵团在准备迎接汪精卫训话的筹备阶段，意外发现了一只不明来历的手榴弹，遂展开了全寺范围内大搜查。为了防止相册在搜查中被发现，罗瑾将其转移到毗卢寺后院厕所墙洞的砖缝中，并用泥糊上。


当他等风头过去之后想去拿回相册时，相册竟不翼而飞。


虽然没有任何风吹草动，但罗瑾知道证据已失，唯有先保全自身。在家人帮助下，他南下隐居到福建大田。时光荏苒，1993年，在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时，罗瑾意外发现，多年前丢失的相册竟现身在展品之中。两年后，他与当时的汪伪“通讯队”同学吴旋（连凯）相见叙旧时，才知道了这本相册后来的故事。



原来罗瑾偷藏墙中的相册，因墙体受到日晒雨淋开裂，随即掉落在草地上。所幸因地面杂草丛生而未被伪军察觉，却被其同学吴连凯意外发现。吴连凯曾在与要好同学洪宗炎的交谈中，隐约获悉这本相册的主人是罗瑾，但并不能十分确定。考虑到这一相册干系重大，吴连凯选择不予声张，主动承担起保护相册的责任，将其秘密转藏于寺内一尊佛像底座下。1941年秋，吴连凯培训结束后，被分配至通济门外伪警卫师五团工作。临行前，吴连凯将这本相册偷偷取回，放入皮箱内直接带走并继续小心收藏。


相册化身“京字第一号罪证”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了庆祝凯旋，吴连凯选择改名吴旋。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设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2月15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并开始积极筹备参与“东京审判”相关事宜。10月3日，曾在东京被捕继而引渡至上海战犯拘留所（提篮桥监狱）等待审判的乙级战犯，那位曾在南京纵兵烧杀抢掠的日本中将谷寿夫，又根据规定从上海被押往南京“国际部战犯拘留所”，等待进一步审判。



面对多轮审讯，日本战犯谷寿夫拒绝承认罪行，只是一味狡辩抵赖，称其指挥的第六师团只是在南京有过短暂驻扎，绝口不提士兵屠杀、虐杀、奸杀中国百姓，致使三十万中国同胞遇难的历史真相。为能及时伸张正义，为死难同胞讨回公道，要把这些“魔鬼”打回地狱，南京政府发布通告，号召全城百姓、知情人士提供人证物证，揭发侵华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累累罪行。10月17日，《中央日报》报道了当时的筹备审讯情况称：


南京大屠杀案主角日战犯谷寿夫，经由国防部军事法庭陈检察官光虞连日积极搜集罪证。并经市参议会提供人证柏鸿恩、殷有余、李秀英等三人。又有前军政部卫生担架队队长梁廷芳及看护长白增荣等二人，均曾留京，目睹敌寇罪行，自愿出庭作证。陈检察官顷已决定于星期六（十九日）下午三时，在小营战犯拘留所开第一次侦察庭，传讯证人，提讯谷寿夫。


其中证人李秀英作为南京大屠杀幸存的妇女同胞代表，曾经历日军残忍虐待。1937年12月19日上午9时，怀胎七月的李秀英与其父为了躲避日本士兵的暴行，躲在南京某所小学地下室内，却还是被成群结队的日本兵发现了踪迹。随即，数名日本兵准备奸污李秀英和共同躲藏的其他妇女。性情刚烈的刘秀英不愿受辱，当即撞墙昏死过去。待她醒后，日本士兵已不知所踪。不过，到中午时分，又来了三名日本兵准备施暴，李秀英趁其不备，出手抢夺一柄日本兵佩刀与之周旋。可惜终究寡不敌众，李秀英被日本士兵用刺刀乱戳头部与身上，共计三十余刀，直至一刀猛刺其腹部，李秀英便失去意识。日本士兵走后，众人合力准备将李秀英抬走下葬。然而，李秀英实则并未身死，而是被风吹过缓缓苏醒过来。又经七个月的救治，李秀英最终恢复，但腹中胎儿自是无法保全。敢于出庭指证凶手暴行的李秀英无疑是最有力的人证之一。


在已有大量人证的前提下，南京大屠杀亲历者提供的物证也随即出现，为揭露日军罪行提供了关键的证据支持。新闻报道的次日，南京市临参会秘书处又向军事法庭提交了“检送战犯罪行资料”，其中吴旋呈送的相册成为审判铁证：“旋在民国二十六年未及退出南京，当由友人处获得敌寇自行拍摄之日军残杀及奸淫我南京同胞之照片一册共十六张。现闻日寇战犯已引渡来京审讯，特呈请转送有关机关备作确证。”



1947年2月6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谷寿夫开庭公审，旁听者多达千人，庭外广播设施同样被收听的市民围得水泄不通。而这本相册则被定为“京字第一号罪证”，是“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据。面对铁证如山，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谷寿夫一改此前拒不认罪的“淡定”，“面色变，慌乱不能自持”，最终认罪授首。4月26日上午11时，谷寿夫从南京国防部法庭看守所被押赴雨花台刑场，沿途百姓几乎阻断道路，恨不得当场将之分尸，无数国仇家恨都在叫骂声与肢体冲撞中释放着，直至一声枪响，这位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被送回地狱。



事实证明，迟来的正义不会缺席。那些不忘图存、择时反击的“无名英雄”，可能没有直接在战场浴血杀敌，但殚精竭虑地保留历史证据与希望火种，同样值得我们铭记于心。


日本军国主义惨无人道的侵略行径、令人发指的屠杀罪行、野蛮疯狂的掠夺破坏，给中国人民和广大亚洲国家人民带来了惨绝人寰的灾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2009年，南京市正式启动申遗项目，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联合申报。2014年，在国家档案局牵头下，我国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秘书处提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等提名表。其中提交的11组档案名录材料里，那本相册赫然在列，是记录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权威性一手史料。2015年，经过我国的不懈努力，所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最终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国际社会应该坚定捍卫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维护历史真相，坚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保存战争记忆的出发点，只为守护今天与未来的和平。


参考文献：

1、胡菊蓉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24南京审判》，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版

2、林治波主编：《中国抗日战争秘闻》，京华出版社2007年版

3、张纯如：《南京大屠杀》，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4、郑毅：《虚像与实像—一东亚世界的战争记忆》，长春出版社2015年版

5、郑毅：《中韩日 “战争记忆”的差异与历史认识重构》《日本学刊》，2016年第3期

6、朱成山，李慧：《从城祭到国祭》，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7、滕新书：《一名记者的红色印记寻访》，2019年版

8、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魏仕俊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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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势、顺势、借势、逆势

于危机中寻先机

于危局中开新局

历史的每一步转折

都是危机与机遇的博弈

《国家人文历史》团队最新力作

讲透中国古代多个关键转折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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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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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200 字
阅 读 需 要 11 分钟


清同治七年（1868），山东有一名叫刘省身的男子，与族兄刘三来到寡嫂孟氏的家中，呼人不应，却闻到一股恶臭味，走进屋内，竟发现床上地面尽是血迹，孟氏一只手露在床底之外。二人于是将尸身从床下拖出，孟氏尸体冰冷，死亡已久，胸膛、心坎等多处有刀扎痕迹，血污遍地，死状甚惨。



二人当即报官，县令勘讯，刘省身在堂下悲泣，一边用袖子掩面一边对县令说：“嫂子竟然被盗贼杀死了。”县令问：“你怎么知道是盗贼杀的呢？”刘省身惊道：“那还能有谁？”然后又说：“亡兄家中富裕，定是被盗贼惦记上了。如今，嫂子被杀，家中的财物也被盗，我与兄长刘三还看到屋子的墙壁上有洞窟，想必是盗贼挖洞进入，又穿洞逃跑了。”


如果真如他所说，盗贼早就跑远了，现场没有留下任何作案工具，也没有目击者，这罪犯恐怕很难找到，就在县令苦恼时，却发现了重重疑点。


次日，又升堂，县令对刘省身说：“你的兄长刘省己家道殷实，田产很多，亡故后无子。”刘省身点头。县令又说：“有人说你多次向寡嫂孟氏索要钱财，孟氏不给，对吗？”刘省身不敢点头。县令再三追问下，刘省身心慌，究出前情。


原来，孟氏夫亡无子，家道殷实。刘省身屡次向她索要财产不遂，想到如孟氏身死，自己的儿子按例可以继嗣为刘省己的儿子，承继刘省己的香火，自己就能得到遗产，便与妻子王氏和族兄刘三、刘二商议，假装贼人，将孟氏杀害。刘省身还向刘三等言明事成之后，会重重酬谢。


当日，刘省身、刘三分携菜刀、枪头，挖洞窟入室。刘三用刀扎伤孟氏胸膛，相连心坎等处，又因做贼心虚，欲装点被窃情状，与刘省身将尸身拖落床下，各从原窟逸出。之后，刘省身捏报盗杀，以为嫂子既死，则照例立嗣，所遗产业都能由自己的儿子承受，却不想罪情揭露，刘省身等人都被处死。



谋财害命的罪案虽属极端，但在古代，女子面临这样“吃绝户”的事却实属常见。


族人吃绝户


在古代，当一户人家丈夫去世，没有儿子，即男性继承人时，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就会趁机侵吞这户人家的财产。族人为了争夺遗产，会强迫寡妇改嫁，或者强迫将自己的儿子过继到亡人名下，号为继嗣，以便得到遗产。这都被称为“吃绝户”。


道光十四年（1834），陕西王秀兰图占胞弟王秀朋遗产，屡劝弟妻李氏改嫁……


道光二十六年（1846），武氏亡故后，有妻子张氏及幼子，张氏虽有儿子，但已出五服的远支族侄武怀汶见张氏夫故子幼，垂涎遗产，欲将其子继嗣给张氏，不允，便时常向张氏寻闹。又劝令别人娶张氏为妻，纠人同往抢娶……



还有光绪十年（1884），马新盛亡故无子，只留下一名已成年的女儿马氏。按《大清律例·户律·户役》中“卑幼私擅用财”第二条例文：


“户绝，财产果无同宗应继之人，所有亲女承受，无女者，听地方官详明上司，酌拨充公。”


马新盛的遗产应该交给女儿马氏继承，按照律法，此产即为马氏之产。可马新盛却有一个远支族人马得钰，关系已经超出了五服，他见马新盛没有儿子，又没有立嗣（过继儿子），又无近支亲属，竟觊觎他的产业，逼马新盛的女儿马氏交产搬出，致相口角，马得钰用手将马氏殴伤，致令马氏忿迫难堪，投井身死。


 

中国古代社会是宗法社会，《大清律例·户律·户役》中，“立嫡子违法”第二条例文规定：


“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之人继嗣。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此条系明律旧例，清律不改。）


然而，实际中“族长择嗣”“改嫁”往往成为夺产借口，变成逼迫继嗣、逼迫改嫁。


那么，如果真遇到这样的事，古代女子又该如何解决呢？



成书于乾隆年间的《儒林外史》中，就有一则这样的故事。

 

先由宗族商议


故事的主人公是读书人，名严大位，字致中，为贡生，人称严贡生。其同胞弟弟严大育，字致和，为监生，人称严监生。



严监生家有十多万银子，他的妻子王氏，病重无子，卧床不起。生儿子的妾赵氏在旁侍奉汤药，极其殷勤，还在夜晚时，抱孩子在床脚头哭泣，说道：


“我而今只求菩萨把我带了去，保佑大娘好了罢。……我死了值得甚么，大娘若有些长短，他爷少不得又娶个大娘，各养的各疼。这孩子料想不能长大，我也是个死数，不如早些替了大娘去，还保得这孩子一命。”


王氏听了，似信不信，也不答应。后来赵氏含着眼泪，日夜煨药煨粥，寸步不离，又哭着讲这些话。王氏后来道：“何不向你爷说，明日我若死了，就把你扶正做个填房？”赵氏忙叫请爷进来，把奶奶的话说了。严监生便请了王氏的两位哥哥王德、王仁做主，行礼娶赵氏。


不料，严监生、赵氏的儿子先后病故，赵氏请了两位舅爷王德、王仁来商量，要立大房里第五个侄子，也就是兄长严贡生的小儿子承嗣。而严贡生此时正在省城给二儿子娶亲，赵氏便遣人连夜赴省城接严贡生。



严贡生回来后，却自有算盘，他想占严监生的高房大厦，要把刚娶妻的二儿子过继给严监生为嗣，还让二儿子夫妇搬过去住。并且，严贡生只认赵氏是妾，因为按律，妾无权承分财产。


几日后，严贡生和二儿子夫妇来到严监生的家，说要把正宅打扫出来，供他们居住，还让赵氏搬去住群屋。各人管的田房、利息账目，都要先送与严贡生查看。赵氏当然不依，告到县衙。汤知县下令：“仰族亲处置。” 



赵氏备酒席，请来族长严振先等人。族长严振先，平日最怕的就是严贡生，便支持严贡生。那两位舅爷——王德、王仁，也坐着不发一言。赵氏哭喊起来，众人散了，只得等知县决断。


上告官府


次日，商议给汤知县写覆呈，严振先便写：


“赵氏本是妾扶正，也是有的；据严贡生说与律例不合，不肯叫儿子认作母亲，也是有的。总候太老爷天断。”


可严贡生没想到那汤知县也是妾生的儿子。汤知县见了覆呈，说：


“赵氏既扶过正，不应只管说是妾。如严贡生不愿将儿子承继，听赵氏自行拣择，立贤立爱可也。”


严贡生气急，随即写呈到府里去告。


府尊看着觉得多事，便批文“仰高要县查案”。严贡生更急了，又告到省里，省按察司批：“细碎小事赴府县办理。”严贡生没法了，想到周学道是亲家一族，于是赶到京里，求了周学道在部里告下状来，务必要正名分。


在严贡生的到处活动下，最终还是立了他的二儿子为严监生的嗣子。将严监生的家产三七分开，赵氏只分得三股家产过日子。


官府办案徇私，使得很多时候上告官府非但不能成为解决的途径，反而成为要挟的手段。



嘉庆年间，刘义陇因堂兄妻李氏孀居无子，还有一七岁幼女，便觊觎其遗产，欲将己子过继，未允，于是起意谎骗取得地契挟制。李氏向他索要地契，刘义陇答以承继议定再还。李氏又向索取，刘义陇霸留不给，并威逼要控告官府等候决断，以致李氏愁急难堪，竟携带幼女投井殒命……



在古代社会，虽然有法律规定，但在实际中，寡妇、女儿如果遭遇族人恶意“吃绝户”，无论是依靠宗族、娘家花钱息事宁人，还是控告官府，都很难保证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大家族本该敦亲睦伦、守望相助，一旦被利益驱使，蜜糖顷刻变成了毒药。


参考文献：

《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主编: 马建石 / 杨育棠 出版社: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沈辑刑案汇览三编（全10册）》作者：沈家本 纂辑 / 李贵连 孙家红 主编 / 沈厚铎 总顾问 出版社：广西民族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刑案汇览三编》祝庆祺等编北京古籍出版社

《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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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青水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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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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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势、顺势、借势、逆势

于危机中寻先机

于危局中开新局

历史的每一步转折

都是危机与机遇的博弈

《国家人文历史》团队最新力作

讲透中国古代多个关键转折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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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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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ntent": "



本 文 约 3200 字
阅 读 需 要 11 分钟


清同治七年（1868），山东有一名叫刘省身的男子，与族兄刘三来到寡嫂孟氏的家中，呼人不应，却闻到一股恶臭味，走进屋内，竟发现床上地面尽是血迹，孟氏一只手露在床底之外。二人于是将尸身从床下拖出，孟氏尸体冰冷，死亡已久，胸膛、心坎等多处有刀扎痕迹，血污遍地，死状甚惨。



二人当即报官，县令勘讯，刘省身在堂下悲泣，一边用袖子掩面一边对县令说：“嫂子竟然被盗贼杀死了。”县令问：“你怎么知道是盗贼杀的呢？”刘省身惊道：“那还能有谁？”然后又说：“亡兄家中富裕，定是被盗贼惦记上了。如今，嫂子被杀，家中的财物也被盗，我与兄长刘三还看到屋子的墙壁上有洞窟，想必是盗贼挖洞进入，又穿洞逃跑了。”


如果真如他所说，盗贼早就跑远了，现场没有留下任何作案工具，也没有目击者，这罪犯恐怕很难找到，就在县令苦恼时，却发现了重重疑点。


次日，又升堂，县令对刘省身说：“你的兄长刘省己家道殷实，田产很多，亡故后无子。”刘省身点头。县令又说：“有人说你多次向寡嫂孟氏索要钱财，孟氏不给，对吗？”刘省身不敢点头。县令再三追问下，刘省身心慌，究出前情。


原来，孟氏夫亡无子，家道殷实。刘省身屡次向她索要财产不遂，想到如孟氏身死，自己的儿子按例可以继嗣为刘省己的儿子，承继刘省己的香火，自己就能得到遗产，便与妻子王氏和族兄刘三、刘二商议，假装贼人，将孟氏杀害。刘省身还向刘三等言明事成之后，会重重酬谢。


当日，刘省身、刘三分携菜刀、枪头，挖洞窟入室。刘三用刀扎伤孟氏胸膛，相连心坎等处，又因做贼心虚，欲装点被窃情状，与刘省身将尸身拖落床下，各从原窟逸出。之后，刘省身捏报盗杀，以为嫂子既死，则照例立嗣，所遗产业都能由自己的儿子承受，却不想罪情揭露，刘省身等人都被处死。



谋财害命的罪案虽属极端，但在古代，女子面临这样“吃绝户”的事却实属常见。


族人吃绝户


在古代，当一户人家丈夫去世，没有儿子，即男性继承人时，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就会趁机侵吞这户人家的财产。族人为了争夺遗产，会强迫寡妇改嫁，或者强迫将自己的儿子过继到亡人名下，号为继嗣，以便得到遗产。这都被称为“吃绝户”。


道光十四年（1834），陕西王秀兰图占胞弟王秀朋遗产，屡劝弟妻李氏改嫁……


道光二十六年（1846），武氏亡故后，有妻子张氏及幼子，张氏虽有儿子，但已出五服的远支族侄武怀汶见张氏夫故子幼，垂涎遗产，欲将其子继嗣给张氏，不允，便时常向张氏寻闹。又劝令别人娶张氏为妻，纠人同往抢娶……



还有光绪十年（1884），马新盛亡故无子，只留下一名已成年的女儿马氏。按《大清律例·户律·户役》中“卑幼私擅用财”第二条例文：


“户绝，财产果无同宗应继之人，所有亲女承受，无女者，听地方官详明上司，酌拨充公。”


马新盛的遗产应该交给女儿马氏继承，按照律法，此产即为马氏之产。可马新盛却有一个远支族人马得钰，关系已经超出了五服，他见马新盛没有儿子，又没有立嗣（过继儿子），又无近支亲属，竟觊觎他的产业，逼马新盛的女儿马氏交产搬出，致相口角，马得钰用手将马氏殴伤，致令马氏忿迫难堪，投井身死。


 

中国古代社会是宗法社会，《大清律例·户律·户役》中，“立嫡子违法”第二条例文规定：


“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之人继嗣。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此条系明律旧例，清律不改。）


然而，实际中“族长择嗣”“改嫁”往往成为夺产借口，变成逼迫继嗣、逼迫改嫁。


那么，如果真遇到这样的事，古代女子又该如何解决呢？



成书于乾隆年间的《儒林外史》中，就有一则这样的故事。

 

先由宗族商议


故事的主人公是读书人，名严大位，字致中，为贡生，人称严贡生。其同胞弟弟严大育，字致和，为监生，人称严监生。



严监生家有十多万银子，他的妻子王氏，病重无子，卧床不起。生儿子的妾赵氏在旁侍奉汤药，极其殷勤，还在夜晚时，抱孩子在床脚头哭泣，说道：


“我而今只求菩萨把我带了去，保佑大娘好了罢。……我死了值得甚么，大娘若有些长短，他爷少不得又娶个大娘，各养的各疼。这孩子料想不能长大，我也是个死数，不如早些替了大娘去，还保得这孩子一命。”


王氏听了，似信不信，也不答应。后来赵氏含着眼泪，日夜煨药煨粥，寸步不离，又哭着讲这些话。王氏后来道：“何不向你爷说，明日我若死了，就把你扶正做个填房？”赵氏忙叫请爷进来，把奶奶的话说了。严监生便请了王氏的两位哥哥王德、王仁做主，行礼娶赵氏。


不料，严监生、赵氏的儿子先后病故，赵氏请了两位舅爷王德、王仁来商量，要立大房里第五个侄子，也就是兄长严贡生的小儿子承嗣。而严贡生此时正在省城给二儿子娶亲，赵氏便遣人连夜赴省城接严贡生。



严贡生回来后，却自有算盘，他想占严监生的高房大厦，要把刚娶妻的二儿子过继给严监生为嗣，还让二儿子夫妇搬过去住。并且，严贡生只认赵氏是妾，因为按律，妾无权承分财产。


几日后，严贡生和二儿子夫妇来到严监生的家，说要把正宅打扫出来，供他们居住，还让赵氏搬去住群屋。各人管的田房、利息账目，都要先送与严贡生查看。赵氏当然不依，告到县衙。汤知县下令：“仰族亲处置。” 



赵氏备酒席，请来族长严振先等人。族长严振先，平日最怕的就是严贡生，便支持严贡生。那两位舅爷——王德、王仁，也坐着不发一言。赵氏哭喊起来，众人散了，只得等知县决断。


上告官府


次日，商议给汤知县写覆呈，严振先便写：


“赵氏本是妾扶正，也是有的；据严贡生说与律例不合，不肯叫儿子认作母亲，也是有的。总候太老爷天断。”


可严贡生没想到那汤知县也是妾生的儿子。汤知县见了覆呈，说：


“赵氏既扶过正，不应只管说是妾。如严贡生不愿将儿子承继，听赵氏自行拣择，立贤立爱可也。”


严贡生气急，随即写呈到府里去告。


府尊看着觉得多事，便批文“仰高要县查案”。严贡生更急了，又告到省里，省按察司批：“细碎小事赴府县办理。”严贡生没法了，想到周学道是亲家一族，于是赶到京里，求了周学道在部里告下状来，务必要正名分。


在严贡生的到处活动下，最终还是立了他的二儿子为严监生的嗣子。将严监生的家产三七分开，赵氏只分得三股家产过日子。


官府办案徇私，使得很多时候上告官府非但不能成为解决的途径，反而成为要挟的手段。



嘉庆年间，刘义陇因堂兄妻李氏孀居无子，还有一七岁幼女，便觊觎其遗产，欲将己子过继，未允，于是起意谎骗取得地契挟制。李氏向他索要地契，刘义陇答以承继议定再还。李氏又向索取，刘义陇霸留不给，并威逼要控告官府等候决断，以致李氏愁急难堪，竟携带幼女投井殒命……



在古代社会，虽然有法律规定，但在实际中，寡妇、女儿如果遭遇族人恶意“吃绝户”，无论是依靠宗族、娘家花钱息事宁人，还是控告官府，都很难保证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大家族本该敦亲睦伦、守望相助，一旦被利益驱使，蜜糖顷刻变成了毒药。


参考文献：

《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主编: 马建石 / 杨育棠 出版社: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沈辑刑案汇览三编（全10册）》作者：沈家本 纂辑 / 李贵连 孙家红 主编 / 沈厚铎 总顾问 出版社：广西民族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刑案汇览三编》祝庆祺等编北京古籍出版社

《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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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青水
编辑 | 胡心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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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七年（1868），山东有一名叫刘省身的男子，与族兄刘三来到寡嫂孟氏的家中，呼人不应，却闻到一股恶臭味，走进屋内，竟发现床上地面尽是血迹，孟氏一只手露在床底之外。二人于是将尸身从床下拖出，孟氏尸体冰冷，死亡已久，胸膛、心坎等多处有刀扎痕迹，血污遍地，死状甚惨。



二人当即报官，县令勘讯，刘省身在堂下悲泣，一边用袖子掩面一边对县令说：“嫂子竟然被盗贼杀死了。”县令问：“你怎么知道是盗贼杀的呢？”刘省身惊道：“那还能有谁？”然后又说：“亡兄家中富裕，定是被盗贼惦记上了。如今，嫂子被杀，家中的财物也被盗，我与兄长刘三还看到屋子的墙壁上有洞窟，想必是盗贼挖洞进入，又穿洞逃跑了。”


如果真如他所说，盗贼早就跑远了，现场没有留下任何作案工具，也没有目击者，这罪犯恐怕很难找到，就在县令苦恼时，却发现了重重疑点。


次日，又升堂，县令对刘省身说：“你的兄长刘省己家道殷实，田产很多，亡故后无子。”刘省身点头。县令又说：“有人说你多次向寡嫂孟氏索要钱财，孟氏不给，对吗？”刘省身不敢点头。县令再三追问下，刘省身心慌，究出前情。


原来，孟氏夫亡无子，家道殷实。刘省身屡次向她索要财产不遂，想到如孟氏身死，自己的儿子按例可以继嗣为刘省己的儿子，承继刘省己的香火，自己就能得到遗产，便与妻子王氏和族兄刘三、刘二商议，假装贼人，将孟氏杀害。刘省身还向刘三等言明事成之后，会重重酬谢。


当日，刘省身、刘三分携菜刀、枪头，挖洞窟入室。刘三用刀扎伤孟氏胸膛，相连心坎等处，又因做贼心虚，欲装点被窃情状，与刘省身将尸身拖落床下，各从原窟逸出。之后，刘省身捏报盗杀，以为嫂子既死，则照例立嗣，所遗产业都能由自己的儿子承受，却不想罪情揭露，刘省身等人都被处死。



谋财害命的罪案虽属极端，但在古代，女子面临这样“吃绝户”的事却实属常见。


族人吃绝户


在古代，当一户人家丈夫去世，没有儿子，即男性继承人时，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就会趁机侵吞这户人家的财产。族人为了争夺遗产，会强迫寡妇改嫁，或者强迫将自己的儿子过继到亡人名下，号为继嗣，以便得到遗产。这都被称为“吃绝户”。


道光十四年（1834），陕西王秀兰图占胞弟王秀朋遗产，屡劝弟妻李氏改嫁……


道光二十六年（1846），武氏亡故后，有妻子张氏及幼子，张氏虽有儿子，但已出五服的远支族侄武怀汶见张氏夫故子幼，垂涎遗产，欲将其子继嗣给张氏，不允，便时常向张氏寻闹。又劝令别人娶张氏为妻，纠人同往抢娶……



还有光绪十年（1884），马新盛亡故无子，只留下一名已成年的女儿马氏。按《大清律例·户律·户役》中“卑幼私擅用财”第二条例文：


“户绝，财产果无同宗应继之人，所有亲女承受，无女者，听地方官详明上司，酌拨充公。”


马新盛的遗产应该交给女儿马氏继承，按照律法，此产即为马氏之产。可马新盛却有一个远支族人马得钰，关系已经超出了五服，他见马新盛没有儿子，又没有立嗣（过继儿子），又无近支亲属，竟觊觎他的产业，逼马新盛的女儿马氏交产搬出，致相口角，马得钰用手将马氏殴伤，致令马氏忿迫难堪，投井身死。


 

中国古代社会是宗法社会，《大清律例·户律·户役》中，“立嫡子违法”第二条例文规定：


“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之人继嗣。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此条系明律旧例，清律不改。）


然而，实际中“族长择嗣”“改嫁”往往成为夺产借口，变成逼迫继嗣、逼迫改嫁。


那么，如果真遇到这样的事，古代女子又该如何解决呢？



成书于乾隆年间的《儒林外史》中，就有一则这样的故事。

 

先由宗族商议


故事的主人公是读书人，名严大位，字致中，为贡生，人称严贡生。其同胞弟弟严大育，字致和，为监生，人称严监生。



严监生家有十多万银子，他的妻子王氏，病重无子，卧床不起。生儿子的妾赵氏在旁侍奉汤药，极其殷勤，还在夜晚时，抱孩子在床脚头哭泣，说道：


“我而今只求菩萨把我带了去，保佑大娘好了罢。……我死了值得甚么，大娘若有些长短，他爷少不得又娶个大娘，各养的各疼。这孩子料想不能长大，我也是个死数，不如早些替了大娘去，还保得这孩子一命。”


王氏听了，似信不信，也不答应。后来赵氏含着眼泪，日夜煨药煨粥，寸步不离，又哭着讲这些话。王氏后来道：“何不向你爷说，明日我若死了，就把你扶正做个填房？”赵氏忙叫请爷进来，把奶奶的话说了。严监生便请了王氏的两位哥哥王德、王仁做主，行礼娶赵氏。


不料，严监生、赵氏的儿子先后病故，赵氏请了两位舅爷王德、王仁来商量，要立大房里第五个侄子，也就是兄长严贡生的小儿子承嗣。而严贡生此时正在省城给二儿子娶亲，赵氏便遣人连夜赴省城接严贡生。



严贡生回来后，却自有算盘，他想占严监生的高房大厦，要把刚娶妻的二儿子过继给严监生为嗣，还让二儿子夫妇搬过去住。并且，严贡生只认赵氏是妾，因为按律，妾无权承分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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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年间，刘义陇因堂兄妻李氏孀居无子，还有一七岁幼女，便觊觎其遗产，欲将己子过继，未允，于是起意谎骗取得地契挟制。李氏向他索要地契，刘义陇答以承继议定再还。李氏又向索取，刘义陇霸留不给，并威逼要控告官府等候决断，以致李氏愁急难堪，竟携带幼女投井殒命……



在古代社会，虽然有法律规定，但在实际中，寡妇、女儿如果遭遇族人恶意“吃绝户”，无论是依靠宗族、娘家花钱息事宁人，还是控告官府，都很难保证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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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主编: 马建石 / 杨育棠 出版社: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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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当即报官，县令勘讯，刘省身在堂下悲泣，一边用袖子掩面一边对县令说：“嫂子竟然被盗贼杀死了。”县令问：“你怎么知道是盗贼杀的呢？”刘省身惊道：“那还能有谁？”然后又说：“亡兄家中富裕，定是被盗贼惦记上了。如今，嫂子被杀，家中的财物也被盗，我与兄长刘三还看到屋子的墙壁上有洞窟，想必是盗贼挖洞进入，又穿洞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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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又升堂，县令对刘省身说：“你的兄长刘省己家道殷实，田产很多，亡故后无子。”刘省身点头。县令又说：“有人说你多次向寡嫂孟氏索要钱财，孟氏不给，对吗？”刘省身不敢点头。县令再三追问下，刘省身心慌，究出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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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刘省身、刘三分携菜刀、枪头，挖洞窟入室。刘三用刀扎伤孟氏胸膛，相连心坎等处，又因做贼心虚，欲装点被窃情状，与刘省身将尸身拖落床下，各从原窟逸出。之后，刘省身捏报盗杀，以为嫂子既死，则照例立嗣，所遗产业都能由自己的儿子承受，却不想罪情揭露，刘省身等人都被处死。



谋财害命的罪案虽属极端，但在古代，女子面临这样“吃绝户”的事却实属常见。


族人吃绝户


在古代，当一户人家丈夫去世，没有儿子，即男性继承人时，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就会趁机侵吞这户人家的财产。族人为了争夺遗产，会强迫寡妇改嫁，或者强迫将自己的儿子过继到亡人名下，号为继嗣，以便得到遗产。这都被称为“吃绝户”。


道光十四年（1834），陕西王秀兰图占胞弟王秀朋遗产，屡劝弟妻李氏改嫁……


道光二十六年（1846），武氏亡故后，有妻子张氏及幼子，张氏虽有儿子，但已出五服的远支族侄武怀汶见张氏夫故子幼，垂涎遗产，欲将其子继嗣给张氏，不允，便时常向张氏寻闹。又劝令别人娶张氏为妻，纠人同往抢娶……



还有光绪十年（1884），马新盛亡故无子，只留下一名已成年的女儿马氏。按《大清律例·户律·户役》中“卑幼私擅用财”第二条例文：


“户绝，财产果无同宗应继之人，所有亲女承受，无女者，听地方官详明上司，酌拨充公。”


马新盛的遗产应该交给女儿马氏继承，按照律法，此产即为马氏之产。可马新盛却有一个远支族人马得钰，关系已经超出了五服，他见马新盛没有儿子，又没有立嗣（过继儿子），又无近支亲属，竟觊觎他的产业，逼马新盛的女儿马氏交产搬出，致相口角，马得钰用手将马氏殴伤，致令马氏忿迫难堪，投井身死。


 

中国古代社会是宗法社会，《大清律例·户律·户役》中，“立嫡子违法”第二条例文规定：


“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之人继嗣。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此条系明律旧例，清律不改。）


然而，实际中“族长择嗣”“改嫁”往往成为夺产借口，变成逼迫继嗣、逼迫改嫁。


那么，如果真遇到这样的事，古代女子又该如何解决呢？



成书于乾隆年间的《儒林外史》中，就有一则这样的故事。

 

先由宗族商议


故事的主人公是读书人，名严大位，字致中，为贡生，人称严贡生。其同胞弟弟严大育，字致和，为监生，人称严监生。



严监生家有十多万银子，他的妻子王氏，病重无子，卧床不起。生儿子的妾赵氏在旁侍奉汤药，极其殷勤，还在夜晚时，抱孩子在床脚头哭泣，说道：


“我而今只求菩萨把我带了去，保佑大娘好了罢。……我死了值得甚么，大娘若有些长短，他爷少不得又娶个大娘，各养的各疼。这孩子料想不能长大，我也是个死数，不如早些替了大娘去，还保得这孩子一命。”


王氏听了，似信不信，也不答应。后来赵氏含着眼泪，日夜煨药煨粥，寸步不离，又哭着讲这些话。王氏后来道：“何不向你爷说，明日我若死了，就把你扶正做个填房？”赵氏忙叫请爷进来，把奶奶的话说了。严监生便请了王氏的两位哥哥王德、王仁做主，行礼娶赵氏。


不料，严监生、赵氏的儿子先后病故，赵氏请了两位舅爷王德、王仁来商量，要立大房里第五个侄子，也就是兄长严贡生的小儿子承嗣。而严贡生此时正在省城给二儿子娶亲，赵氏便遣人连夜赴省城接严贡生。



严贡生回来后，却自有算盘，他想占严监生的高房大厦，要把刚娶妻的二儿子过继给严监生为嗣，还让二儿子夫妇搬过去住。并且，严贡生只认赵氏是妾，因为按律，妾无权承分财产。


几日后，严贡生和二儿子夫妇来到严监生的家，说要把正宅打扫出来，供他们居住，还让赵氏搬去住群屋。各人管的田房、利息账目，都要先送与严贡生查看。赵氏当然不依，告到县衙。汤知县下令：“仰族亲处置。” 



赵氏备酒席，请来族长严振先等人。族长严振先，平日最怕的就是严贡生，便支持严贡生。那两位舅爷——王德、王仁，也坐着不发一言。赵氏哭喊起来，众人散了，只得等知县决断。


上告官府


次日，商议给汤知县写覆呈，严振先便写：


“赵氏本是妾扶正，也是有的；据严贡生说与律例不合，不肯叫儿子认作母亲，也是有的。总候太老爷天断。”


可严贡生没想到那汤知县也是妾生的儿子。汤知县见了覆呈，说：


“赵氏既扶过正，不应只管说是妾。如严贡生不愿将儿子承继，听赵氏自行拣择，立贤立爱可也。”


严贡生气急，随即写呈到府里去告。


府尊看着觉得多事，便批文“仰高要县查案”。严贡生更急了，又告到省里，省按察司批：“细碎小事赴府县办理。”严贡生没法了，想到周学道是亲家一族，于是赶到京里，求了周学道在部里告下状来，务必要正名分。


在严贡生的到处活动下，最终还是立了他的二儿子为严监生的嗣子。将严监生的家产三七分开，赵氏只分得三股家产过日子。


官府办案徇私，使得很多时候上告官府非但不能成为解决的途径，反而成为要挟的手段。



嘉庆年间，刘义陇因堂兄妻李氏孀居无子，还有一七岁幼女，便觊觎其遗产，欲将己子过继，未允，于是起意谎骗取得地契挟制。李氏向他索要地契，刘义陇答以承继议定再还。李氏又向索取，刘义陇霸留不给，并威逼要控告官府等候决断，以致李氏愁急难堪，竟携带幼女投井殒命……



在古代社会，虽然有法律规定，但在实际中，寡妇、女儿如果遭遇族人恶意“吃绝户”，无论是依靠宗族、娘家花钱息事宁人，还是控告官府，都很难保证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大家族本该敦亲睦伦、守望相助，一旦被利益驱使，蜜糖顷刻变成了毒药。


参考文献：

《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主编: 马建石 / 杨育棠 出版社: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沈辑刑案汇览三编（全10册）》作者：沈家本 纂辑 / 李贵连 孙家红 主编 / 沈厚铎 总顾问 出版社：广西民族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刑案汇览三编》祝庆祺等编北京古籍出版社

《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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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青水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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