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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400 字
阅 读 需 要 18 分钟

深秋的太行山中，枯黄的树木和遍地的落叶将山峦渲染成一片金黄。然而，就在大好河山的恬静和写意中，十余名荷枪实弹的日军身影却突兀地出现在山路之上。他们小心翼翼地靠近一处窑洞，根据情报，那里存放着当地百姓过冬的粮食。


突然，窑洞中的一阵异响引起他们的高度惊觉，黑洞洞的枪口瞬间便齐刷刷地指了过去。直至一只老鼠从窑洞中窜出，这些侵略者们才长出了一口气，可就在他们以为一切都是虚惊一场时，一阵清脆的枪声在河对岸的树上响起，领头的日军当即倒地，而不等其他人反应过来，接连的三声枪响又撂倒了3人，剩余的侵略者当即抱头鼠窜，连同伙的尸体都来不及带走……



以上这一幕，真实发生在1941年底辽县境内的小井坡，而孤身一人击毙4名日军的，正是被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亲自授予“杀敌英雄”锦旗的传奇民兵——刘二堂。


放牧打猎练就好枪法


刘二堂从15岁开始便在山中放牧打猎，练就了一手好枪法。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打破了刘二堂所在的羊角村的宁静。平津沦陷后，日军大举西进，从大同和张家口两个方向对太原盆地展开向心攻击。值此大厦将倾之际，开赴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各部成了英勇的“逆行者”。八路军129师师部便驻扎在辽县城西的西河头村。辽县也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以晋东南为中心，开创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军政枢纽。


羊角村也在这一时期建立起党支部，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先后成立民兵自卫队、武委会（全称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农会、青救会（全称青年救国会）、妇救会（全称妇女救国会）、儿童团等群众抗日救国组织。



1938年2月，晋察冀边区颁布《人民武装自卫队组织条例》，将16至45岁男性编入基于保甲制的民兵网络，形成“每村有分队、每区有中队、每县有大队”的三级体系。拥有一定狩猎、射击经验的刘二堂大致也是在这一时期成为羊角村的民兵之一。


随着各抗日根据地军分区的相继成立，对群众武装的领导得到加强，群众武装队伍也进行了调整。有的地方直接从农民自卫军中挑选骨干分子推荐入党，刘二堂成为其中一员。1939年春季光荣入党之后，刘二堂又被选派到了第129师随营学校。


脱胎换骨的军校生涯


我党我军历来重视创办学校，把培养人才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我们党除在陕甘宁边区昔日红军大学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外，挺进敌后的八路军各师也相继组建了自己的随营学校。


其中129师的随营学校于1938年2月由该师原教导团整编而成，校址选定于山西省长治市黎城县的东黄须村。当时的129师随营学校编制有4个营、每个营4个连，每期招收学员900余人。所学科目包括投弹、射击、刺杀、爆破和伏击战、运动战、游击战战术等。刘二堂等民兵也正是在这个过程，逐渐学习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基层指挥官。



可就在这时，战场的形势却陡然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在1940年6月20日至22日的“武（安）沙（河）战役”（又称“刘石岗战斗”）中，八路军129师调集第385旅、新11旅及随营学校部分学员，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灭日本扶持的“皇协军”精锐特务旅一个团的兵力。虽然刘二堂是否参加了这场发生在自己故乡的战斗，现有史料中并没有留下明确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为了抗战大业，刘二堂不得不和其他学员一起提前从正在筹备中的抗大第六分校毕业，奔赴各自的岗位，为即将展开的“百团大战”作准备。



“百团大战”中的“神枪手”


1940年7月22日清晨，八路军总部一项命令传达到分处敌后的各师、军区领导人。这正是由朱德、彭德怀、左权签署发布的《关于破击正太路的预备命令》。预备命令指出：为打击敌人“囚笼政策”，打破敌进犯西安之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并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决定趁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节，敌对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正太沿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击破正太路”。


命令下达之后，两大抗日根据地下属各部队便积极行动起来。有趣的是，此时日军虽然在华北方面布设了由宪兵、特高科及伪军侦察队组成的情报网络，也一度发现了八路军各部正在大规模进行兵力调动和弹药、粮食储备的蛛丝马迹。但自以为兵强马壮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却将其误认为八路军即将对国民党顽固派展开打击的信号，毕竟在他们的认知中既然国民党方面将“反共”视为首要任务，那么共产党方面没有理由引颈就戮，新一轮的国共内战自然即将爆发，他们只要等着坐收渔翁之利就好。



另一个令日军方面托大的原因还在于，根据日军对华北方面兵力对比的估算，他们认定1939年仅有24万兵力的八路军各部是无力对坐拥25万正规军及数十万伪军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发动主动进攻的，恰如其在1940年7月所总结的那样：


“共产党的军事力量还未强大到如此程度，其作战方法也以游击战为主体……尚不能集中部队对我军进行攻击。”


然而，向来自以为是的日本人显然漏算了八路军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的地方部队和民兵。根据相关记载，1939年至1940年间八路军各部新组建的地方部队和各级民兵已有16万人之多，并已然具备与主力部队协同作战的能力。


仅以刘二堂所在的辽县为例，日军虽然在平辽公路沿线的寒王、突堤和榆辽公路沿线的管头、小岭底、铺上、石匣等地修筑炮台，派兵驻守，控制沿线村庄，割裂抗日根据地。但遍布各村的党组织依旧在不断发展壮大。1940年8月20日夜，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打响后，中共辽县县委、辽县抗日政府迅速组织全县近万名民兵积极参战支前，在为主力部队运粮食，扛云梯、抬担架、送伤员、送水送饭之余，很多民兵小队还利用自身熟悉地形与驻防日伪军有过接触的便利性，承担了抵近侦察甚至混入敌据点内部里应外合的危险任务。


9月7日夜，辽县下庄、芹泉等区50余名民兵，便在区武委会的带领下，配合主力部队沿平辽公路袭扰了日伪军的寒王镇等据点。至9月11日，平辽公路辽县境内寒王、石港口军事据点，县城至寒王主要路段大部破坏，所有桥梁全部炸毁，日军在平辽公路的交通全线陷入瘫痪状态。


而在9月20日至10月5日的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中，辽县民兵又配合129师主力部队相继攻克榆辽公路沿线的小岭底、管头、铺上等敌据点。其中辽县民兵配合少数主力部队对日军管头炮楼展开了4天4夜的围困，最终导致该部日军在水源断绝的情况下仓皇出逃，最终为我主力部队及民兵全部歼灭。


1940年10月27日，在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反“扫荡”作战中，一队日伪军朝着羊角村的方向杀来。关键时刻，刘二堂沉着冷静地带领着他的民兵小队利用有利地形，对日军展开层层阻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战斗中，刘二堂利用自己早年在打猎中磨砺出的精准枪法和在129师随营学校中学习的军事知识，成功击毙日军2人，缴获步枪2支，令敌搜索部队铩羽而归，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轻易向羊角村方向派出兵力。



至12月5日，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把敌人煞费苦心装置起来的“囚笼”砸得粉碎，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的许多材料写道：


“中国百团大战之奇袭作战……完全是乘虚而进。共军的这次奇袭使华北方面均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整个战役中，辽县军民配合正规军或单独作战23次，派遣民工6193人，征调毛驴4130头，用工20余万个，保证了前线部队物资供应和伤病员、战利品的及时转运，参战支前成绩突出。战后，辽县抗日民主政府举行全县民兵武装检阅大会，刘二堂在会上介绍了杀敌经过。县政府奖励给他一支“七九”步枪和50发子弹，羊角村自卫队被太行军区命名为“二堂战斗队”。此后，全县掀起学习刘二堂的热潮。


1941年3月19日的《中国人》刊物上，曾登载了赵树理的一首诗歌《神枪手刘二堂》，诗歌这样写道：


辽县老百姓，都学刘二堂。去年10月初，鬼子来扫荡，进到窑门口，遇见刘二堂，砰砰两子弹，一对敌人亡。到了第二天，鬼子又逞强，进攻烟子岭，自寻苦头尝；二堂早等候，子弹装上膛；对准黑影子，一击中胸膛。收拾胜利品，步枪大衣裳。从此根据地，都知刘二堂。民兵大检阅，奖旗空中扬，上写“神枪手，辽县刘二堂”。


“杀敌英雄”


百团大战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华民族的抗战热情，有力回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的指责，粉碎了国民党投降派对日媾和的企图。但与此同时，胜利也令日军对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更趋疯狂。抗战由此进入最困难的时期。


为应对困难局面，1941年11月中央军委发文指出：


“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


在这一新阶段中，应对方针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化，在某些最困难的地区，取消主力军和地方军的区别，使全部武装地方化。八路军拨出超过1/3的兵力分散至各县及日军侧后进行游击活动，地方武装也缩小战斗单位进行活动。



作为对手，日军也借鉴吸收八路军游击战快速灵巧的特点，强调加强山地作战、夜间作战，强调急袭、突袭，尽量避免战术形式的固定化，力求做到出其不意，此外，日军还通过修筑碉堡和挖沟开路的办法来扩展控制范围，一时间双方虽然战斗规模明显变小，但突发的遭遇战数量却明显增长，斗争形势也变得更为残酷。


在这样的小规模战斗中，基干民兵的作用变得更为关键。一支精锐的民兵武装不仅能够第一时间拖住日军的奔袭小队，更能在地方化的主力部队配合下将其消灭。在1942年初的一次反“扫荡”作战中，刘二堂带领民兵小队便成功击毙日军2人、击伤2人，缴获步枪2枝、掷弹筒1个、炮弹1箱、子弹2箱，成为根据地民兵杀敌的标杆。


3月14日，《新华日报》（华北版）以《刘二堂率队显威羊角》为题对战绩予以报道。同年3月18日，刘二堂出席晋冀鲁豫边区民兵检阅大会，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授予“杀敌英雄”锦旗一面，并号召广大民兵学习英雄，开展杀敌竞赛运动。


然而，刘二堂的声名远播也引起了日军的注意。1942年5月，在反“扫荡”斗争中，日军以千余兵力围剿羊角村民兵队，其弟假报名为“刘二堂”，被捕遇害。辽县各村民兵闻讯万分悲愤，争为报仇，袭扰日军，一时自称“刘二堂”者不乏其人。敌军屡遭打击，慌恐惊呼：杀了一个“刘二堂”，为何又出现如此多的“刘二堂”。


1943年冬，刘二堂被任命为左权县五区抗日武委会副主任，次年其英勇杀敌和带领民兵练武的模范事迹被《太行民兵报》连续报道。1943年11月，刘二堂在太行区首届群英会上被授予“杀敌英雄”称号。在历次“反扫荡”斗争和对敌作战中，刘二堂先后亲手击毙日军23名，成为抗日战争期间名震太行的民兵杀敌英雄和神枪手。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刘二堂只是万千民兵的代表人物。创“一雷杀伤七个敌”纪录的于化虎、“爆炸英雄”李勇、创造了30余种地雷战术的“爆炸大王”赵守福、杀敌英雄郝庆山、徐顺孩、黄小旦、孙双保；神枪手李殿冰、高运成、陈丙昌……他们的故事至今仍在民间广为流传。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蕴含民兵智慧的战法层出不穷，人民战争伟力显现。从高山密林到江河湖泊，从平原地道到青纱帐里，抗日根据地的民兵摆开杀敌的战场，配合支援主力部队作战，“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为抗战胜利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9月上，原标题为《钢铁太行，遍地英雄  神枪手的淬炼与万千民兵的征程》，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赵恺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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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400 字
阅 读 需 要 18 分钟

深秋的太行山中，枯黄的树木和遍地的落叶将山峦渲染成一片金黄。然而，就在大好河山的恬静和写意中，十余名荷枪实弹的日军身影却突兀地出现在山路之上。他们小心翼翼地靠近一处窑洞，根据情报，那里存放着当地百姓过冬的粮食。


突然，窑洞中的一阵异响引起他们的高度惊觉，黑洞洞的枪口瞬间便齐刷刷地指了过去。直至一只老鼠从窑洞中窜出，这些侵略者们才长出了一口气，可就在他们以为一切都是虚惊一场时，一阵清脆的枪声在河对岸的树上响起，领头的日军当即倒地，而不等其他人反应过来，接连的三声枪响又撂倒了3人，剩余的侵略者当即抱头鼠窜，连同伙的尸体都来不及带走……



以上这一幕，真实发生在1941年底辽县境内的小井坡，而孤身一人击毙4名日军的，正是被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亲自授予“杀敌英雄”锦旗的传奇民兵——刘二堂。


放牧打猎练就好枪法


刘二堂从15岁开始便在山中放牧打猎，练就了一手好枪法。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打破了刘二堂所在的羊角村的宁静。平津沦陷后，日军大举西进，从大同和张家口两个方向对太原盆地展开向心攻击。值此大厦将倾之际，开赴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各部成了英勇的“逆行者”。八路军129师师部便驻扎在辽县城西的西河头村。辽县也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以晋东南为中心，开创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军政枢纽。


羊角村也在这一时期建立起党支部，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先后成立民兵自卫队、武委会（全称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农会、青救会（全称青年救国会）、妇救会（全称妇女救国会）、儿童团等群众抗日救国组织。



1938年2月，晋察冀边区颁布《人民武装自卫队组织条例》，将16至45岁男性编入基于保甲制的民兵网络，形成“每村有分队、每区有中队、每县有大队”的三级体系。拥有一定狩猎、射击经验的刘二堂大致也是在这一时期成为羊角村的民兵之一。


随着各抗日根据地军分区的相继成立，对群众武装的领导得到加强，群众武装队伍也进行了调整。有的地方直接从农民自卫军中挑选骨干分子推荐入党，刘二堂成为其中一员。1939年春季光荣入党之后，刘二堂又被选派到了第129师随营学校。


脱胎换骨的军校生涯


我党我军历来重视创办学校，把培养人才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我们党除在陕甘宁边区昔日红军大学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外，挺进敌后的八路军各师也相继组建了自己的随营学校。


其中129师的随营学校于1938年2月由该师原教导团整编而成，校址选定于山西省长治市黎城县的东黄须村。当时的129师随营学校编制有4个营、每个营4个连，每期招收学员900余人。所学科目包括投弹、射击、刺杀、爆破和伏击战、运动战、游击战战术等。刘二堂等民兵也正是在这个过程，逐渐学习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基层指挥官。



可就在这时，战场的形势却陡然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在1940年6月20日至22日的“武（安）沙（河）战役”（又称“刘石岗战斗”）中，八路军129师调集第385旅、新11旅及随营学校部分学员，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灭日本扶持的“皇协军”精锐特务旅一个团的兵力。虽然刘二堂是否参加了这场发生在自己故乡的战斗，现有史料中并没有留下明确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为了抗战大业，刘二堂不得不和其他学员一起提前从正在筹备中的抗大第六分校毕业，奔赴各自的岗位，为即将展开的“百团大战”作准备。



“百团大战”中的“神枪手”


1940年7月22日清晨，八路军总部一项命令传达到分处敌后的各师、军区领导人。这正是由朱德、彭德怀、左权签署发布的《关于破击正太路的预备命令》。预备命令指出：为打击敌人“囚笼政策”，打破敌进犯西安之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并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决定趁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节，敌对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正太沿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击破正太路”。


命令下达之后，两大抗日根据地下属各部队便积极行动起来。有趣的是，此时日军虽然在华北方面布设了由宪兵、特高科及伪军侦察队组成的情报网络，也一度发现了八路军各部正在大规模进行兵力调动和弹药、粮食储备的蛛丝马迹。但自以为兵强马壮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却将其误认为八路军即将对国民党顽固派展开打击的信号，毕竟在他们的认知中既然国民党方面将“反共”视为首要任务，那么共产党方面没有理由引颈就戮，新一轮的国共内战自然即将爆发，他们只要等着坐收渔翁之利就好。



另一个令日军方面托大的原因还在于，根据日军对华北方面兵力对比的估算，他们认定1939年仅有24万兵力的八路军各部是无力对坐拥25万正规军及数十万伪军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发动主动进攻的，恰如其在1940年7月所总结的那样：


“共产党的军事力量还未强大到如此程度，其作战方法也以游击战为主体……尚不能集中部队对我军进行攻击。”


然而，向来自以为是的日本人显然漏算了八路军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的地方部队和民兵。根据相关记载，1939年至1940年间八路军各部新组建的地方部队和各级民兵已有16万人之多，并已然具备与主力部队协同作战的能力。


仅以刘二堂所在的辽县为例，日军虽然在平辽公路沿线的寒王、突堤和榆辽公路沿线的管头、小岭底、铺上、石匣等地修筑炮台，派兵驻守，控制沿线村庄，割裂抗日根据地。但遍布各村的党组织依旧在不断发展壮大。1940年8月20日夜，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打响后，中共辽县县委、辽县抗日政府迅速组织全县近万名民兵积极参战支前，在为主力部队运粮食，扛云梯、抬担架、送伤员、送水送饭之余，很多民兵小队还利用自身熟悉地形与驻防日伪军有过接触的便利性，承担了抵近侦察甚至混入敌据点内部里应外合的危险任务。


9月7日夜，辽县下庄、芹泉等区50余名民兵，便在区武委会的带领下，配合主力部队沿平辽公路袭扰了日伪军的寒王镇等据点。至9月11日，平辽公路辽县境内寒王、石港口军事据点，县城至寒王主要路段大部破坏，所有桥梁全部炸毁，日军在平辽公路的交通全线陷入瘫痪状态。


而在9月20日至10月5日的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中，辽县民兵又配合129师主力部队相继攻克榆辽公路沿线的小岭底、管头、铺上等敌据点。其中辽县民兵配合少数主力部队对日军管头炮楼展开了4天4夜的围困，最终导致该部日军在水源断绝的情况下仓皇出逃，最终为我主力部队及民兵全部歼灭。


1940年10月27日，在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反“扫荡”作战中，一队日伪军朝着羊角村的方向杀来。关键时刻，刘二堂沉着冷静地带领着他的民兵小队利用有利地形，对日军展开层层阻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战斗中，刘二堂利用自己早年在打猎中磨砺出的精准枪法和在129师随营学校中学习的军事知识，成功击毙日军2人，缴获步枪2支，令敌搜索部队铩羽而归，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轻易向羊角村方向派出兵力。



至12月5日，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把敌人煞费苦心装置起来的“囚笼”砸得粉碎，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的许多材料写道：


“中国百团大战之奇袭作战……完全是乘虚而进。共军的这次奇袭使华北方面均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整个战役中，辽县军民配合正规军或单独作战23次，派遣民工6193人，征调毛驴4130头，用工20余万个，保证了前线部队物资供应和伤病员、战利品的及时转运，参战支前成绩突出。战后，辽县抗日民主政府举行全县民兵武装检阅大会，刘二堂在会上介绍了杀敌经过。县政府奖励给他一支“七九”步枪和50发子弹，羊角村自卫队被太行军区命名为“二堂战斗队”。此后，全县掀起学习刘二堂的热潮。


1941年3月19日的《中国人》刊物上，曾登载了赵树理的一首诗歌《神枪手刘二堂》，诗歌这样写道：


辽县老百姓，都学刘二堂。去年10月初，鬼子来扫荡，进到窑门口，遇见刘二堂，砰砰两子弹，一对敌人亡。到了第二天，鬼子又逞强，进攻烟子岭，自寻苦头尝；二堂早等候，子弹装上膛；对准黑影子，一击中胸膛。收拾胜利品，步枪大衣裳。从此根据地，都知刘二堂。民兵大检阅，奖旗空中扬，上写“神枪手，辽县刘二堂”。


“杀敌英雄”


百团大战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华民族的抗战热情，有力回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的指责，粉碎了国民党投降派对日媾和的企图。但与此同时，胜利也令日军对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更趋疯狂。抗战由此进入最困难的时期。


为应对困难局面，1941年11月中央军委发文指出：


“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


在这一新阶段中，应对方针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化，在某些最困难的地区，取消主力军和地方军的区别，使全部武装地方化。八路军拨出超过1/3的兵力分散至各县及日军侧后进行游击活动，地方武装也缩小战斗单位进行活动。



作为对手，日军也借鉴吸收八路军游击战快速灵巧的特点，强调加强山地作战、夜间作战，强调急袭、突袭，尽量避免战术形式的固定化，力求做到出其不意，此外，日军还通过修筑碉堡和挖沟开路的办法来扩展控制范围，一时间双方虽然战斗规模明显变小，但突发的遭遇战数量却明显增长，斗争形势也变得更为残酷。


在这样的小规模战斗中，基干民兵的作用变得更为关键。一支精锐的民兵武装不仅能够第一时间拖住日军的奔袭小队，更能在地方化的主力部队配合下将其消灭。在1942年初的一次反“扫荡”作战中，刘二堂带领民兵小队便成功击毙日军2人、击伤2人，缴获步枪2枝、掷弹筒1个、炮弹1箱、子弹2箱，成为根据地民兵杀敌的标杆。


3月14日，《新华日报》（华北版）以《刘二堂率队显威羊角》为题对战绩予以报道。同年3月18日，刘二堂出席晋冀鲁豫边区民兵检阅大会，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授予“杀敌英雄”锦旗一面，并号召广大民兵学习英雄，开展杀敌竞赛运动。


然而，刘二堂的声名远播也引起了日军的注意。1942年5月，在反“扫荡”斗争中，日军以千余兵力围剿羊角村民兵队，其弟假报名为“刘二堂”，被捕遇害。辽县各村民兵闻讯万分悲愤，争为报仇，袭扰日军，一时自称“刘二堂”者不乏其人。敌军屡遭打击，慌恐惊呼：杀了一个“刘二堂”，为何又出现如此多的“刘二堂”。


1943年冬，刘二堂被任命为左权县五区抗日武委会副主任，次年其英勇杀敌和带领民兵练武的模范事迹被《太行民兵报》连续报道。1943年11月，刘二堂在太行区首届群英会上被授予“杀敌英雄”称号。在历次“反扫荡”斗争和对敌作战中，刘二堂先后亲手击毙日军23名，成为抗日战争期间名震太行的民兵杀敌英雄和神枪手。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刘二堂只是万千民兵的代表人物。创“一雷杀伤七个敌”纪录的于化虎、“爆炸英雄”李勇、创造了30余种地雷战术的“爆炸大王”赵守福、杀敌英雄郝庆山、徐顺孩、黄小旦、孙双保；神枪手李殿冰、高运成、陈丙昌……他们的故事至今仍在民间广为流传。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蕴含民兵智慧的战法层出不穷，人民战争伟力显现。从高山密林到江河湖泊，从平原地道到青纱帐里，抗日根据地的民兵摆开杀敌的战场，配合支援主力部队作战，“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为抗战胜利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9月上，原标题为《钢铁太行，遍地英雄  神枪手的淬炼与万千民兵的征程》，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赵恺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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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国，哪来的家”

1944年初

台湾籍青年林正亨加入远征军赴缅对日作战

此时，他的第二个孩子正待出生……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

全体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

团结一致，挺身共赴，汇聚成全民族抗战的洪流

本期，让我们一同走进“全民族抗战”的那段历史

看八路军战士、民兵、堡垒户、儿童团

战地记者、文艺界人士、医护人员、科技工作者

爱国企业家、科普作家、宗教界人士……

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如何汇成全民抗战的磅礴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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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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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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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400 字
阅 读 需 要 18 分钟

深秋的太行山中，枯黄的树木和遍地的落叶将山峦渲染成一片金黄。然而，就在大好河山的恬静和写意中，十余名荷枪实弹的日军身影却突兀地出现在山路之上。他们小心翼翼地靠近一处窑洞，根据情报，那里存放着当地百姓过冬的粮食。


突然，窑洞中的一阵异响引起他们的高度惊觉，黑洞洞的枪口瞬间便齐刷刷地指了过去。直至一只老鼠从窑洞中窜出，这些侵略者们才长出了一口气，可就在他们以为一切都是虚惊一场时，一阵清脆的枪声在河对岸的树上响起，领头的日军当即倒地，而不等其他人反应过来，接连的三声枪响又撂倒了3人，剩余的侵略者当即抱头鼠窜，连同伙的尸体都来不及带走……



以上这一幕，真实发生在1941年底辽县境内的小井坡，而孤身一人击毙4名日军的，正是被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亲自授予“杀敌英雄”锦旗的传奇民兵——刘二堂。


放牧打猎练就好枪法


刘二堂从15岁开始便在山中放牧打猎，练就了一手好枪法。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打破了刘二堂所在的羊角村的宁静。平津沦陷后，日军大举西进，从大同和张家口两个方向对太原盆地展开向心攻击。值此大厦将倾之际，开赴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各部成了英勇的“逆行者”。八路军129师师部便驻扎在辽县城西的西河头村。辽县也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以晋东南为中心，开创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军政枢纽。


羊角村也在这一时期建立起党支部，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先后成立民兵自卫队、武委会（全称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农会、青救会（全称青年救国会）、妇救会（全称妇女救国会）、儿童团等群众抗日救国组织。



1938年2月，晋察冀边区颁布《人民武装自卫队组织条例》，将16至45岁男性编入基于保甲制的民兵网络，形成“每村有分队、每区有中队、每县有大队”的三级体系。拥有一定狩猎、射击经验的刘二堂大致也是在这一时期成为羊角村的民兵之一。


随着各抗日根据地军分区的相继成立，对群众武装的领导得到加强，群众武装队伍也进行了调整。有的地方直接从农民自卫军中挑选骨干分子推荐入党，刘二堂成为其中一员。1939年春季光荣入党之后，刘二堂又被选派到了第129师随营学校。


脱胎换骨的军校生涯


我党我军历来重视创办学校，把培养人才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我们党除在陕甘宁边区昔日红军大学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外，挺进敌后的八路军各师也相继组建了自己的随营学校。


其中129师的随营学校于1938年2月由该师原教导团整编而成，校址选定于山西省长治市黎城县的东黄须村。当时的129师随营学校编制有4个营、每个营4个连，每期招收学员900余人。所学科目包括投弹、射击、刺杀、爆破和伏击战、运动战、游击战战术等。刘二堂等民兵也正是在这个过程，逐渐学习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基层指挥官。



可就在这时，战场的形势却陡然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在1940年6月20日至22日的“武（安）沙（河）战役”（又称“刘石岗战斗”）中，八路军129师调集第385旅、新11旅及随营学校部分学员，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灭日本扶持的“皇协军”精锐特务旅一个团的兵力。虽然刘二堂是否参加了这场发生在自己故乡的战斗，现有史料中并没有留下明确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为了抗战大业，刘二堂不得不和其他学员一起提前从正在筹备中的抗大第六分校毕业，奔赴各自的岗位，为即将展开的“百团大战”作准备。



“百团大战”中的“神枪手”


1940年7月22日清晨，八路军总部一项命令传达到分处敌后的各师、军区领导人。这正是由朱德、彭德怀、左权签署发布的《关于破击正太路的预备命令》。预备命令指出：为打击敌人“囚笼政策”，打破敌进犯西安之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并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决定趁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节，敌对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正太沿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击破正太路”。


命令下达之后，两大抗日根据地下属各部队便积极行动起来。有趣的是，此时日军虽然在华北方面布设了由宪兵、特高科及伪军侦察队组成的情报网络，也一度发现了八路军各部正在大规模进行兵力调动和弹药、粮食储备的蛛丝马迹。但自以为兵强马壮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却将其误认为八路军即将对国民党顽固派展开打击的信号，毕竟在他们的认知中既然国民党方面将“反共”视为首要任务，那么共产党方面没有理由引颈就戮，新一轮的国共内战自然即将爆发，他们只要等着坐收渔翁之利就好。



另一个令日军方面托大的原因还在于，根据日军对华北方面兵力对比的估算，他们认定1939年仅有24万兵力的八路军各部是无力对坐拥25万正规军及数十万伪军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发动主动进攻的，恰如其在1940年7月所总结的那样：


“共产党的军事力量还未强大到如此程度，其作战方法也以游击战为主体……尚不能集中部队对我军进行攻击。”


然而，向来自以为是的日本人显然漏算了八路军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的地方部队和民兵。根据相关记载，1939年至1940年间八路军各部新组建的地方部队和各级民兵已有16万人之多，并已然具备与主力部队协同作战的能力。


仅以刘二堂所在的辽县为例，日军虽然在平辽公路沿线的寒王、突堤和榆辽公路沿线的管头、小岭底、铺上、石匣等地修筑炮台，派兵驻守，控制沿线村庄，割裂抗日根据地。但遍布各村的党组织依旧在不断发展壮大。1940年8月20日夜，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打响后，中共辽县县委、辽县抗日政府迅速组织全县近万名民兵积极参战支前，在为主力部队运粮食，扛云梯、抬担架、送伤员、送水送饭之余，很多民兵小队还利用自身熟悉地形与驻防日伪军有过接触的便利性，承担了抵近侦察甚至混入敌据点内部里应外合的危险任务。


9月7日夜，辽县下庄、芹泉等区50余名民兵，便在区武委会的带领下，配合主力部队沿平辽公路袭扰了日伪军的寒王镇等据点。至9月11日，平辽公路辽县境内寒王、石港口军事据点，县城至寒王主要路段大部破坏，所有桥梁全部炸毁，日军在平辽公路的交通全线陷入瘫痪状态。


而在9月20日至10月5日的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中，辽县民兵又配合129师主力部队相继攻克榆辽公路沿线的小岭底、管头、铺上等敌据点。其中辽县民兵配合少数主力部队对日军管头炮楼展开了4天4夜的围困，最终导致该部日军在水源断绝的情况下仓皇出逃，最终为我主力部队及民兵全部歼灭。


1940年10月27日，在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反“扫荡”作战中，一队日伪军朝着羊角村的方向杀来。关键时刻，刘二堂沉着冷静地带领着他的民兵小队利用有利地形，对日军展开层层阻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战斗中，刘二堂利用自己早年在打猎中磨砺出的精准枪法和在129师随营学校中学习的军事知识，成功击毙日军2人，缴获步枪2支，令敌搜索部队铩羽而归，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轻易向羊角村方向派出兵力。



至12月5日，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把敌人煞费苦心装置起来的“囚笼”砸得粉碎，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的许多材料写道：


“中国百团大战之奇袭作战……完全是乘虚而进。共军的这次奇袭使华北方面均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整个战役中，辽县军民配合正规军或单独作战23次，派遣民工6193人，征调毛驴4130头，用工20余万个，保证了前线部队物资供应和伤病员、战利品的及时转运，参战支前成绩突出。战后，辽县抗日民主政府举行全县民兵武装检阅大会，刘二堂在会上介绍了杀敌经过。县政府奖励给他一支“七九”步枪和50发子弹，羊角村自卫队被太行军区命名为“二堂战斗队”。此后，全县掀起学习刘二堂的热潮。


1941年3月19日的《中国人》刊物上，曾登载了赵树理的一首诗歌《神枪手刘二堂》，诗歌这样写道：


辽县老百姓，都学刘二堂。去年10月初，鬼子来扫荡，进到窑门口，遇见刘二堂，砰砰两子弹，一对敌人亡。到了第二天，鬼子又逞强，进攻烟子岭，自寻苦头尝；二堂早等候，子弹装上膛；对准黑影子，一击中胸膛。收拾胜利品，步枪大衣裳。从此根据地，都知刘二堂。民兵大检阅，奖旗空中扬，上写“神枪手，辽县刘二堂”。


“杀敌英雄”


百团大战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华民族的抗战热情，有力回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的指责，粉碎了国民党投降派对日媾和的企图。但与此同时，胜利也令日军对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更趋疯狂。抗战由此进入最困难的时期。


为应对困难局面，1941年11月中央军委发文指出：


“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


在这一新阶段中，应对方针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化，在某些最困难的地区，取消主力军和地方军的区别，使全部武装地方化。八路军拨出超过1/3的兵力分散至各县及日军侧后进行游击活动，地方武装也缩小战斗单位进行活动。



作为对手，日军也借鉴吸收八路军游击战快速灵巧的特点，强调加强山地作战、夜间作战，强调急袭、突袭，尽量避免战术形式的固定化，力求做到出其不意，此外，日军还通过修筑碉堡和挖沟开路的办法来扩展控制范围，一时间双方虽然战斗规模明显变小，但突发的遭遇战数量却明显增长，斗争形势也变得更为残酷。


在这样的小规模战斗中，基干民兵的作用变得更为关键。一支精锐的民兵武装不仅能够第一时间拖住日军的奔袭小队，更能在地方化的主力部队配合下将其消灭。在1942年初的一次反“扫荡”作战中，刘二堂带领民兵小队便成功击毙日军2人、击伤2人，缴获步枪2枝、掷弹筒1个、炮弹1箱、子弹2箱，成为根据地民兵杀敌的标杆。


3月14日，《新华日报》（华北版）以《刘二堂率队显威羊角》为题对战绩予以报道。同年3月18日，刘二堂出席晋冀鲁豫边区民兵检阅大会，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授予“杀敌英雄”锦旗一面，并号召广大民兵学习英雄，开展杀敌竞赛运动。


然而，刘二堂的声名远播也引起了日军的注意。1942年5月，在反“扫荡”斗争中，日军以千余兵力围剿羊角村民兵队，其弟假报名为“刘二堂”，被捕遇害。辽县各村民兵闻讯万分悲愤，争为报仇，袭扰日军，一时自称“刘二堂”者不乏其人。敌军屡遭打击，慌恐惊呼：杀了一个“刘二堂”，为何又出现如此多的“刘二堂”。


1943年冬，刘二堂被任命为左权县五区抗日武委会副主任，次年其英勇杀敌和带领民兵练武的模范事迹被《太行民兵报》连续报道。1943年11月，刘二堂在太行区首届群英会上被授予“杀敌英雄”称号。在历次“反扫荡”斗争和对敌作战中，刘二堂先后亲手击毙日军23名，成为抗日战争期间名震太行的民兵杀敌英雄和神枪手。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刘二堂只是万千民兵的代表人物。创“一雷杀伤七个敌”纪录的于化虎、“爆炸英雄”李勇、创造了30余种地雷战术的“爆炸大王”赵守福、杀敌英雄郝庆山、徐顺孩、黄小旦、孙双保；神枪手李殿冰、高运成、陈丙昌……他们的故事至今仍在民间广为流传。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蕴含民兵智慧的战法层出不穷，人民战争伟力显现。从高山密林到江河湖泊，从平原地道到青纱帐里，抗日根据地的民兵摆开杀敌的战场，配合支援主力部队作战，“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为抗战胜利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9月上，原标题为《钢铁太行，遍地英雄  神枪手的淬炼与万千民兵的征程》，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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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赵恺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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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初

台湾籍青年林正亨加入远征军赴缅对日作战

此时，他的第二个孩子正待出生……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

全体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

团结一致，挺身共赴，汇聚成全民族抗战的洪流

本期，让我们一同走进“全民族抗战”的那段历史

看八路军战士、民兵、堡垒户、儿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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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400 字
阅 读 需 要 18 分钟

深秋的太行山中，枯黄的树木和遍地的落叶将山峦渲染成一片金黄。然而，就在大好河山的恬静和写意中，十余名荷枪实弹的日军身影却突兀地出现在山路之上。他们小心翼翼地靠近一处窑洞，根据情报，那里存放着当地百姓过冬的粮食。


突然，窑洞中的一阵异响引起他们的高度惊觉，黑洞洞的枪口瞬间便齐刷刷地指了过去。直至一只老鼠从窑洞中窜出，这些侵略者们才长出了一口气，可就在他们以为一切都是虚惊一场时，一阵清脆的枪声在河对岸的树上响起，领头的日军当即倒地，而不等其他人反应过来，接连的三声枪响又撂倒了3人，剩余的侵略者当即抱头鼠窜，连同伙的尸体都来不及带走……



以上这一幕，真实发生在1941年底辽县境内的小井坡，而孤身一人击毙4名日军的，正是被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亲自授予“杀敌英雄”锦旗的传奇民兵——刘二堂。


放牧打猎练就好枪法


刘二堂从15岁开始便在山中放牧打猎，练就了一手好枪法。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打破了刘二堂所在的羊角村的宁静。平津沦陷后，日军大举西进，从大同和张家口两个方向对太原盆地展开向心攻击。值此大厦将倾之际，开赴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各部成了英勇的“逆行者”。八路军129师师部便驻扎在辽县城西的西河头村。辽县也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以晋东南为中心，开创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军政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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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晋察冀边区颁布《人民武装自卫队组织条例》，将16至45岁男性编入基于保甲制的民兵网络，形成“每村有分队、每区有中队、每县有大队”的三级体系。拥有一定狩猎、射击经验的刘二堂大致也是在这一时期成为羊角村的民兵之一。


随着各抗日根据地军分区的相继成立，对群众武装的领导得到加强，群众武装队伍也进行了调整。有的地方直接从农民自卫军中挑选骨干分子推荐入党，刘二堂成为其中一员。1939年春季光荣入党之后，刘二堂又被选派到了第129师随营学校。


脱胎换骨的军校生涯


我党我军历来重视创办学校，把培养人才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我们党除在陕甘宁边区昔日红军大学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外，挺进敌后的八路军各师也相继组建了自己的随营学校。


其中129师的随营学校于1938年2月由该师原教导团整编而成，校址选定于山西省长治市黎城县的东黄须村。当时的129师随营学校编制有4个营、每个营4个连，每期招收学员900余人。所学科目包括投弹、射击、刺杀、爆破和伏击战、运动战、游击战战术等。刘二堂等民兵也正是在这个过程，逐渐学习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基层指挥官。



可就在这时，战场的形势却陡然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在1940年6月20日至22日的“武（安）沙（河）战役”（又称“刘石岗战斗”）中，八路军129师调集第385旅、新11旅及随营学校部分学员，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灭日本扶持的“皇协军”精锐特务旅一个团的兵力。虽然刘二堂是否参加了这场发生在自己故乡的战斗，现有史料中并没有留下明确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为了抗战大业，刘二堂不得不和其他学员一起提前从正在筹备中的抗大第六分校毕业，奔赴各自的岗位，为即将展开的“百团大战”作准备。



“百团大战”中的“神枪手”


1940年7月22日清晨，八路军总部一项命令传达到分处敌后的各师、军区领导人。这正是由朱德、彭德怀、左权签署发布的《关于破击正太路的预备命令》。预备命令指出：为打击敌人“囚笼政策”，打破敌进犯西安之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并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决定趁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节，敌对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正太沿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击破正太路”。


命令下达之后，两大抗日根据地下属各部队便积极行动起来。有趣的是，此时日军虽然在华北方面布设了由宪兵、特高科及伪军侦察队组成的情报网络，也一度发现了八路军各部正在大规模进行兵力调动和弹药、粮食储备的蛛丝马迹。但自以为兵强马壮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却将其误认为八路军即将对国民党顽固派展开打击的信号，毕竟在他们的认知中既然国民党方面将“反共”视为首要任务，那么共产党方面没有理由引颈就戮，新一轮的国共内战自然即将爆发，他们只要等着坐收渔翁之利就好。



另一个令日军方面托大的原因还在于，根据日军对华北方面兵力对比的估算，他们认定1939年仅有24万兵力的八路军各部是无力对坐拥25万正规军及数十万伪军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发动主动进攻的，恰如其在1940年7月所总结的那样：


“共产党的军事力量还未强大到如此程度，其作战方法也以游击战为主体……尚不能集中部队对我军进行攻击。”


然而，向来自以为是的日本人显然漏算了八路军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的地方部队和民兵。根据相关记载，1939年至1940年间八路军各部新组建的地方部队和各级民兵已有16万人之多，并已然具备与主力部队协同作战的能力。


仅以刘二堂所在的辽县为例，日军虽然在平辽公路沿线的寒王、突堤和榆辽公路沿线的管头、小岭底、铺上、石匣等地修筑炮台，派兵驻守，控制沿线村庄，割裂抗日根据地。但遍布各村的党组织依旧在不断发展壮大。1940年8月20日夜，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打响后，中共辽县县委、辽县抗日政府迅速组织全县近万名民兵积极参战支前，在为主力部队运粮食，扛云梯、抬担架、送伤员、送水送饭之余，很多民兵小队还利用自身熟悉地形与驻防日伪军有过接触的便利性，承担了抵近侦察甚至混入敌据点内部里应外合的危险任务。


9月7日夜，辽县下庄、芹泉等区50余名民兵，便在区武委会的带领下，配合主力部队沿平辽公路袭扰了日伪军的寒王镇等据点。至9月11日，平辽公路辽县境内寒王、石港口军事据点，县城至寒王主要路段大部破坏，所有桥梁全部炸毁，日军在平辽公路的交通全线陷入瘫痪状态。


而在9月20日至10月5日的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中，辽县民兵又配合129师主力部队相继攻克榆辽公路沿线的小岭底、管头、铺上等敌据点。其中辽县民兵配合少数主力部队对日军管头炮楼展开了4天4夜的围困，最终导致该部日军在水源断绝的情况下仓皇出逃，最终为我主力部队及民兵全部歼灭。


1940年10月27日，在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反“扫荡”作战中，一队日伪军朝着羊角村的方向杀来。关键时刻，刘二堂沉着冷静地带领着他的民兵小队利用有利地形，对日军展开层层阻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战斗中，刘二堂利用自己早年在打猎中磨砺出的精准枪法和在129师随营学校中学习的军事知识，成功击毙日军2人，缴获步枪2支，令敌搜索部队铩羽而归，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轻易向羊角村方向派出兵力。



至12月5日，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把敌人煞费苦心装置起来的“囚笼”砸得粉碎，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的许多材料写道：


“中国百团大战之奇袭作战……完全是乘虚而进。共军的这次奇袭使华北方面均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整个战役中，辽县军民配合正规军或单独作战23次，派遣民工6193人，征调毛驴4130头，用工20余万个，保证了前线部队物资供应和伤病员、战利品的及时转运，参战支前成绩突出。战后，辽县抗日民主政府举行全县民兵武装检阅大会，刘二堂在会上介绍了杀敌经过。县政府奖励给他一支“七九”步枪和50发子弹，羊角村自卫队被太行军区命名为“二堂战斗队”。此后，全县掀起学习刘二堂的热潮。


1941年3月19日的《中国人》刊物上，曾登载了赵树理的一首诗歌《神枪手刘二堂》，诗歌这样写道：


辽县老百姓，都学刘二堂。去年10月初，鬼子来扫荡，进到窑门口，遇见刘二堂，砰砰两子弹，一对敌人亡。到了第二天，鬼子又逞强，进攻烟子岭，自寻苦头尝；二堂早等候，子弹装上膛；对准黑影子，一击中胸膛。收拾胜利品，步枪大衣裳。从此根据地，都知刘二堂。民兵大检阅，奖旗空中扬，上写“神枪手，辽县刘二堂”。


“杀敌英雄”


百团大战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华民族的抗战热情，有力回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的指责，粉碎了国民党投降派对日媾和的企图。但与此同时，胜利也令日军对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更趋疯狂。抗战由此进入最困难的时期。


为应对困难局面，1941年11月中央军委发文指出：


“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


在这一新阶段中，应对方针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化，在某些最困难的地区，取消主力军和地方军的区别，使全部武装地方化。八路军拨出超过1/3的兵力分散至各县及日军侧后进行游击活动，地方武装也缩小战斗单位进行活动。



作为对手，日军也借鉴吸收八路军游击战快速灵巧的特点，强调加强山地作战、夜间作战，强调急袭、突袭，尽量避免战术形式的固定化，力求做到出其不意，此外，日军还通过修筑碉堡和挖沟开路的办法来扩展控制范围，一时间双方虽然战斗规模明显变小，但突发的遭遇战数量却明显增长，斗争形势也变得更为残酷。


在这样的小规模战斗中，基干民兵的作用变得更为关键。一支精锐的民兵武装不仅能够第一时间拖住日军的奔袭小队，更能在地方化的主力部队配合下将其消灭。在1942年初的一次反“扫荡”作战中，刘二堂带领民兵小队便成功击毙日军2人、击伤2人，缴获步枪2枝、掷弹筒1个、炮弹1箱、子弹2箱，成为根据地民兵杀敌的标杆。


3月14日，《新华日报》（华北版）以《刘二堂率队显威羊角》为题对战绩予以报道。同年3月18日，刘二堂出席晋冀鲁豫边区民兵检阅大会，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授予“杀敌英雄”锦旗一面，并号召广大民兵学习英雄，开展杀敌竞赛运动。


然而，刘二堂的声名远播也引起了日军的注意。1942年5月，在反“扫荡”斗争中，日军以千余兵力围剿羊角村民兵队，其弟假报名为“刘二堂”，被捕遇害。辽县各村民兵闻讯万分悲愤，争为报仇，袭扰日军，一时自称“刘二堂”者不乏其人。敌军屡遭打击，慌恐惊呼：杀了一个“刘二堂”，为何又出现如此多的“刘二堂”。


1943年冬，刘二堂被任命为左权县五区抗日武委会副主任，次年其英勇杀敌和带领民兵练武的模范事迹被《太行民兵报》连续报道。1943年11月，刘二堂在太行区首届群英会上被授予“杀敌英雄”称号。在历次“反扫荡”斗争和对敌作战中，刘二堂先后亲手击毙日军23名，成为抗日战争期间名震太行的民兵杀敌英雄和神枪手。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刘二堂只是万千民兵的代表人物。创“一雷杀伤七个敌”纪录的于化虎、“爆炸英雄”李勇、创造了30余种地雷战术的“爆炸大王”赵守福、杀敌英雄郝庆山、徐顺孩、黄小旦、孙双保；神枪手李殿冰、高运成、陈丙昌……他们的故事至今仍在民间广为流传。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蕴含民兵智慧的战法层出不穷，人民战争伟力显现。从高山密林到江河湖泊，从平原地道到青纱帐里，抗日根据地的民兵摆开杀敌的战场，配合支援主力部队作战，“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为抗战胜利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9月上，原标题为《钢铁太行，遍地英雄  神枪手的淬炼与万千民兵的征程》，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赵恺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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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国，哪来的家”

1944年初

台湾籍青年林正亨加入远征军赴缅对日作战

此时，他的第二个孩子正待出生……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

全体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

团结一致，挺身共赴，汇聚成全民族抗战的洪流

本期，让我们一同走进“全民族抗战”的那段历史

看八路军战士、民兵、堡垒户、儿童团

战地记者、文艺界人士、医护人员、科技工作者

爱国企业家、科普作家、宗教界人士……

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如何汇成全民抗战的磅礴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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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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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5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


近期，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在庆祝大会上，盛大的阅兵分列式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也让无数网友为之激动。那么，阅兵分列式起源于哪里？人民军队的阅兵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分列式寻根

西方强军仪式的演进脉络


现代阅兵分列式的基因，深植于17至19世纪欧洲军事变革土壤。彼时线列战术取代冷兵器混战，军队对纪律性、整齐度要求空前提升，分列式作为检验部队战力、彰显军事威严的仪式，在欧洲强国中逐步成型，德国、俄罗斯的发展脉络尤为关键，英、法等国亦各具特色，共同推动分列式规范化发展。


现代分列式中的正步走又称“鹅步”，德国是现代分列式“鹅步”（Stechschritt）发源地。18世纪中叶，普鲁士军事家利安哈尔特-德绍亲王奥波德一世为强化部队战场协同能力，首创高抬腿、大步幅的“刺步”。士兵行进时左腿向前高抬，右腿蹬地发力，脚掌向前下方猛踏，这种步伐能让线列步兵冲锋时保持阵型不散，兼具威慑力与战术价值。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柏林胜利阅兵分列式成为国家象征。德军徒步方队以“鹅步”通过勃兰登堡门，炮兵方队牵引克虏伯火炮同步行进，空中飞艇编队低空掠过，“陆海空协同”的分列式形态，直接影响欧

洲多国军事仪式设计。




俄罗斯对分列式发展兼具借鉴与创新。18世纪初彼得一世推行军事改革，派贵族子弟赴普鲁士学习操典（规范军事操作与演练的典范性条例），将“鹅步”引入俄军，又结合哥萨克骑兵豪迈风格，调整为步伐宽大、踢腿时两腿夹角90至100度、通过主席台时头部上扬30度的“俄式正步”。1812年反法战争胜利后，莫斯科红场举行大规模分列式。近卫军步兵方队迈着调整后的正步，手持滑膛枪肩枪行进，哥萨克骑兵方队以数路纵队紧随其后，战马毛色统一、步伐协调，“徒步+骑兵”的分列式结构成为俄军传统。1945年红场胜利阅兵堪称经典。受阅部队均是参加过卫国战争的功勋部队，身着作战服，倒持着缴获的纳粹军旗，以“苏式正步”踏过红场，T-34坦克方队呈楔形编队行进，伊尔-2攻击机编队低空通场，分列式成为彰显反法西斯胜利、凝聚国家意志的载体。



英、法等欧洲强国在借鉴中形成特色分列式体系。英国1804年确立“皇家阅兵分列式”标准，皇家卫队身着红色制服、戴熊皮帽，以“小步幅正步”通过白金汉宫，海军方队手持弯刀行进，体现“海权优先”军事传统。法国在1880年国庆阅兵中，外籍军团以“法式鹅步”走过香榭丽舍大道，炮兵方队牵引野战炮同步前进，分列式融入大革命时期“公民士兵”精神符号。这些欧洲强国的分列式实践，不仅塑造现代军事仪式基本形态，更成为国家权力与军事文化的具象表达，通过统一步伐、规整阵型，将“纪律即战力”理念刻入军队基因，同时向国内外传递国家主权与军事威慑力，为后续分列式在全球传播奠定规范基础。


分列式入华

红色武装的仪式铸魂之路


现代分列式传入中国，始于清末军事变革浪潮，在黄埔军校时期迎来发展关键期，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中落地生根、迭代完善，成为凝聚军心、彰显革命意志的重要载体。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这一军事仪式已褪去西式操典的单一底色，融入红色基因，形成兼具规范形态与革命特质的独特体系。



洋务运动时期是分列式等西式操典进入中国之始。甲午战争惨败后，清政府痛定思痛，编练新军成为其应对危局的抓手之一。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特聘德国军事教官，首次系统引入普鲁士式操典，分列式作为检验部队纪律与战力的核心环节被纳入训练体系。新军士兵需每日练习高抬腿且步幅固定的正步走，徒步方队按营为单位、纵队行进、同步踏点标准训练，炮兵方队则由骡马牵引火炮保持匀速通过检阅区域。1906年，河南彰德秋操，新军各镇分列式首次公开亮相。步兵方队迈着规整步伐，枪托贴紧裤缝；骑兵方队按6路纵队行进，战马毛色统一；炮兵方队骡马步伐与步兵踏点呼应，已展现现代分列式的基本框架。不过，清末新军的分列式仅停留在“形似”层面，未能与军队信仰、国家意志深度绑定，最终也没能改变清王朝覆灭的历史大势。



黄埔军校时期，分列式成为塑造革命军队纪律意识的重要手段，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埋下仪式传承的种子。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军校师生举行阅兵式，接受孙中山先生的检阅。尽管当时学员们的训练时间不长，军事素质尚未成熟，但他们整齐的步伐、昂扬的斗志，让孙中山先生看到了一支新生革命力量的希望。正式开学后，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军校制定了操典规范，明确了正步走与分列式的标准。此后，从黄埔军校走出的一批又一批军事人才，在为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注入活力的同时，也将分列式的理念和训练方法带到了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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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诞生。这支新生的武装力量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不断成长壮大，以分列式为代表的操典也是训练的一环。1931年11月7日，江西瑞金举行了庆祝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阅兵。尽管这次阅兵没有华丽的装备，战士们的服装也不尽相同，但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以昂扬的姿态接受检阅。这次阅兵虽然规模有限，但已初步具备分列式的雏形，展示了人民军队为实现革命理想而不懈奋斗的坚定决心。



1933年8月1日，中央苏区又在江西瑞金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庆祝自己的建军节。为防国民党军空袭，阅兵定在8月1日17时到19时30分进行。8月1日17时，天色已暗，瑞金的阅兵场上，千万支火把照亮了夜空，礼炮声和军乐声交织在一起，气氛庄严肃穆。项英、朱德等阅兵员策马检阅长达600多米的红军指战员队列，红军战士们精神抖擞，以注目礼和热烈的欢呼声迎接检阅。阅兵式后，阅兵员致辞，红军将士们宣读誓词，表达了为工农解放奋斗到底的决心。随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向工人师、少共国际师授军旗，向红军学校授校旗，并向功勋卓著的红军指挥员颁发红星奖章。19时开始分列式。这次阅兵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士气，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是分列式在人民军队中得到实践的证明。



分列式铸魂

新中国强军征程的铿锵印记


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开启新中国分列式发展篇章。这一时期分列式以“苏式”正步为基，彰显武装力量规范化建设成果。20世纪90年代起，分列式动作标准持续完善，科技元素逐步融入。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阅兵，正步步幅规范为75厘米，教官用量尺、秒表确保动作统一，卫星测速技术首用于方队训练。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计算机模拟训练系统投入使用，装备方队借信息化设备精准控制行进。



随着时代发展，分列式更重实战化与多元化。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官兵着迷彩作战服、携单兵携行具，英模部队方队带荣誉番号、钢枪加战术附件，东风-21D等装备实战配置亮相。2017年朱日和沙场阅兵，受阅部队从演训场机动至阅兵地，徒步方队以战术队形行进，女性官兵混编其中显巾帼风采。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女将军首次领队，东风-41等新装备占比创新高，维和部队方队加入展大国担当。




前几天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人民军队的阅兵分列式更是亮点频频。无人忠诚僚机、新型无人潜航器、“惊雷1”空基远程导弹、“东风61”弹道导弹等新型装备频频出现，让不少军迷惊呼“军盲竟是我自己”的同时，也显示出人民军队近年来在武器装备发展上取得的长足进步，展现了人民军队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强大实力。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阅兵分列式起源于军队实际作战的需求，现在已经演变为盛大的庆典。从中央苏区到天安门广场，从小米步枪到陆海空天电一体，人民军队的阅兵分列式，早已经溢出了庆典的内涵，既有对辉煌过去的回顾，对牺牲英烈的缅怀，也是在传达着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坚强信念与强大实力。从战火中诞生的人民军队，他踏下的每一步都激荡着历史的回响，也必成为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起点！


参考文献：

①吉顺心、陈豆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庆阅兵仪式的历史演绎》，《中国军转民》2025年8月。

②姚远：《新中国历史上的五次大阅兵》，《党史纵横》2007年8月1日。

③井延坡工作室：《这场新时代的首次国庆阅兵，有哪些新亮点》，中国军网2019年10月1日。

④梅世雄、李秉宣：《开创改革强军新局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防和军队改革成就综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2024年7月2日。

⑤中国政府网综合：《建军节》，中国政府网2007年11月13日。

⑥饶翔：《阅兵趣话：各国正步走，哪里不一样？》，团结报团结网2015年9月4日。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成蹊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彦文 陈路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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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分列式中的正步走又称“鹅步”，德国是现代分列式“鹅步”（Stechschritt）发源地。18世纪中叶，普鲁士军事家利安哈尔特-德绍亲王奥波德一世为强化部队战场协同能力，首创高抬腿、大步幅的“刺步”。士兵行进时左腿向前高抬，右腿蹬地发力，脚掌向前下方猛踏，这种步伐能让线列步兵冲锋时保持阵型不散，兼具威慑力与战术价值。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柏林胜利阅兵分列式成为国家象征。德军徒步方队以“鹅步”通过勃兰登堡门，炮兵方队牵引克虏伯火炮同步行进，空中飞艇编队低空掠过，“陆海空协同”的分列式形态，直接影响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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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8月1日，中央苏区又在江西瑞金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庆祝自己的建军节。为防国民党军空袭，阅兵定在8月1日17时到19时30分进行。8月1日17时，天色已暗，瑞金的阅兵场上，千万支火把照亮了夜空，礼炮声和军乐声交织在一起，气氛庄严肃穆。项英、朱德等阅兵员策马检阅长达600多米的红军指战员队列，红军战士们精神抖擞，以注目礼和热烈的欢呼声迎接检阅。阅兵式后，阅兵员致辞，红军将士们宣读誓词，表达了为工农解放奋斗到底的决心。随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向工人师、少共国际师授军旗，向红军学校授校旗，并向功勋卓著的红军指挥员颁发红星奖章。19时开始分列式。这次阅兵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士气，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是分列式在人民军队中得到实践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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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发展，分列式更重实战化与多元化。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官兵着迷彩作战服、携单兵携行具，英模部队方队带荣誉番号、钢枪加战术附件，东风-21D等装备实战配置亮相。2017年朱日和沙场阅兵，受阅部队从演训场机动至阅兵地，徒步方队以战术队形行进，女性官兵混编其中显巾帼风采。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女将军首次领队，东风-41等新装备占比创新高，维和部队方队加入展大国担当。




前几天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人民军队的阅兵分列式更是亮点频频。无人忠诚僚机、新型无人潜航器、“惊雷1”空基远程导弹、“东风61”弹道导弹等新型装备频频出现，让不少军迷惊呼“军盲竟是我自己”的同时，也显示出人民军队近年来在武器装备发展上取得的长足进步，展现了人民军队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强大实力。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阅兵分列式起源于军队实际作战的需求，现在已经演变为盛大的庆典。从中央苏区到天安门广场，从小米步枪到陆海空天电一体，人民军队的阅兵分列式，早已经溢出了庆典的内涵，既有对辉煌过去的回顾，对牺牲英烈的缅怀，也是在传达着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坚强信念与强大实力。从战火中诞生的人民军队，他踏下的每一步都激荡着历史的回响，也必成为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起点！


参考文献：

①吉顺心、陈豆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庆阅兵仪式的历史演绎》，《中国军转民》2025年8月。

②姚远：《新中国历史上的五次大阅兵》，《党史纵横》2007年8月1日。

③井延坡工作室：《这场新时代的首次国庆阅兵，有哪些新亮点》，中国军网2019年10月1日。

④梅世雄、李秉宣：《开创改革强军新局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防和军队改革成就综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2024年7月2日。

⑤中国政府网综合：《建军节》，中国政府网2007年11月13日。

⑥饶翔：《阅兵趣话：各国正步走，哪里不一样？》，团结报团结网2015年9月4日。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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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成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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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列式寻根

西方强军仪式的演进脉络


现代阅兵分列式的基因，深植于17至19世纪欧洲军事变革土壤。彼时线列战术取代冷兵器混战，军队对纪律性、整齐度要求空前提升，分列式作为检验部队战力、彰显军事威严的仪式，在欧洲强国中逐步成型，德国、俄罗斯的发展脉络尤为关键，英、法等国亦各具特色，共同推动分列式规范化发展。


现代分列式中的正步走又称“鹅步”，德国是现代分列式“鹅步”（Stechschritt）发源地。18世纪中叶，普鲁士军事家利安哈尔特-德绍亲王奥波德一世为强化部队战场协同能力，首创高抬腿、大步幅的“刺步”。士兵行进时左腿向前高抬，右腿蹬地发力，脚掌向前下方猛踏，这种步伐能让线列步兵冲锋时保持阵型不散，兼具威慑力与战术价值。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柏林胜利阅兵分列式成为国家象征。德军徒步方队以“鹅步”通过勃兰登堡门，炮兵方队牵引克虏伯火炮同步行进，空中飞艇编队低空掠过，“陆海空协同”的分列式形态，直接影响欧

洲多国军事仪式设计。




俄罗斯对分列式发展兼具借鉴与创新。18世纪初彼得一世推行军事改革，派贵族子弟赴普鲁士学习操典（规范军事操作与演练的典范性条例），将“鹅步”引入俄军，又结合哥萨克骑兵豪迈风格，调整为步伐宽大、踢腿时两腿夹角90至100度、通过主席台时头部上扬30度的“俄式正步”。1812年反法战争胜利后，莫斯科红场举行大规模分列式。近卫军步兵方队迈着调整后的正步，手持滑膛枪肩枪行进，哥萨克骑兵方队以数路纵队紧随其后，战马毛色统一、步伐协调，“徒步+骑兵”的分列式结构成为俄军传统。1945年红场胜利阅兵堪称经典。受阅部队均是参加过卫国战争的功勋部队，身着作战服，倒持着缴获的纳粹军旗，以“苏式正步”踏过红场，T-34坦克方队呈楔形编队行进，伊尔-2攻击机编队低空通场，分列式成为彰显反法西斯胜利、凝聚国家意志的载体。



英、法等欧洲强国在借鉴中形成特色分列式体系。英国1804年确立“皇家阅兵分列式”标准，皇家卫队身着红色制服、戴熊皮帽，以“小步幅正步”通过白金汉宫，海军方队手持弯刀行进，体现“海权优先”军事传统。法国在1880年国庆阅兵中，外籍军团以“法式鹅步”走过香榭丽舍大道，炮兵方队牵引野战炮同步前进，分列式融入大革命时期“公民士兵”精神符号。这些欧洲强国的分列式实践，不仅塑造现代军事仪式基本形态，更成为国家权力与军事文化的具象表达，通过统一步伐、规整阵型，将“纪律即战力”理念刻入军队基因，同时向国内外传递国家主权与军事威慑力，为后续分列式在全球传播奠定规范基础。


分列式入华

红色武装的仪式铸魂之路


现代分列式传入中国，始于清末军事变革浪潮，在黄埔军校时期迎来发展关键期，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中落地生根、迭代完善，成为凝聚军心、彰显革命意志的重要载体。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这一军事仪式已褪去西式操典的单一底色，融入红色基因，形成兼具规范形态与革命特质的独特体系。



洋务运动时期是分列式等西式操典进入中国之始。甲午战争惨败后，清政府痛定思痛，编练新军成为其应对危局的抓手之一。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特聘德国军事教官，首次系统引入普鲁士式操典，分列式作为检验部队纪律与战力的核心环节被纳入训练体系。新军士兵需每日练习高抬腿且步幅固定的正步走，徒步方队按营为单位、纵队行进、同步踏点标准训练，炮兵方队则由骡马牵引火炮保持匀速通过检阅区域。1906年，河南彰德秋操，新军各镇分列式首次公开亮相。步兵方队迈着规整步伐，枪托贴紧裤缝；骑兵方队按6路纵队行进，战马毛色统一；炮兵方队骡马步伐与步兵踏点呼应，已展现现代分列式的基本框架。不过，清末新军的分列式仅停留在“形似”层面，未能与军队信仰、国家意志深度绑定，最终也没能改变清王朝覆灭的历史大势。



黄埔军校时期，分列式成为塑造革命军队纪律意识的重要手段，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埋下仪式传承的种子。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军校师生举行阅兵式，接受孙中山先生的检阅。尽管当时学员们的训练时间不长，军事素质尚未成熟，但他们整齐的步伐、昂扬的斗志，让孙中山先生看到了一支新生革命力量的希望。正式开学后，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军校制定了操典规范，明确了正步走与分列式的标准。此后，从黄埔军校走出的一批又一批军事人才，在为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注入活力的同时，也将分列式的理念和训练方法带到了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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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诞生。这支新生的武装力量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不断成长壮大，以分列式为代表的操典也是训练的一环。1931年11月7日，江西瑞金举行了庆祝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阅兵。尽管这次阅兵没有华丽的装备，战士们的服装也不尽相同，但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以昂扬的姿态接受检阅。这次阅兵虽然规模有限，但已初步具备分列式的雏形，展示了人民军队为实现革命理想而不懈奋斗的坚定决心。



1933年8月1日，中央苏区又在江西瑞金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庆祝自己的建军节。为防国民党军空袭，阅兵定在8月1日17时到19时30分进行。8月1日17时，天色已暗，瑞金的阅兵场上，千万支火把照亮了夜空，礼炮声和军乐声交织在一起，气氛庄严肃穆。项英、朱德等阅兵员策马检阅长达600多米的红军指战员队列，红军战士们精神抖擞，以注目礼和热烈的欢呼声迎接检阅。阅兵式后，阅兵员致辞，红军将士们宣读誓词，表达了为工农解放奋斗到底的决心。随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向工人师、少共国际师授军旗，向红军学校授校旗，并向功勋卓著的红军指挥员颁发红星奖章。19时开始分列式。这次阅兵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士气，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是分列式在人民军队中得到实践的证明。



分列式铸魂

新中国强军征程的铿锵印记


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开启新中国分列式发展篇章。这一时期分列式以“苏式”正步为基，彰显武装力量规范化建设成果。20世纪90年代起，分列式动作标准持续完善，科技元素逐步融入。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阅兵，正步步幅规范为75厘米，教官用量尺、秒表确保动作统一，卫星测速技术首用于方队训练。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计算机模拟训练系统投入使用，装备方队借信息化设备精准控制行进。



随着时代发展，分列式更重实战化与多元化。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官兵着迷彩作战服、携单兵携行具，英模部队方队带荣誉番号、钢枪加战术附件，东风-21D等装备实战配置亮相。2017年朱日和沙场阅兵，受阅部队从演训场机动至阅兵地，徒步方队以战术队形行进，女性官兵混编其中显巾帼风采。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女将军首次领队，东风-41等新装备占比创新高，维和部队方队加入展大国担当。




前几天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人民军队的阅兵分列式更是亮点频频。无人忠诚僚机、新型无人潜航器、“惊雷1”空基远程导弹、“东风61”弹道导弹等新型装备频频出现，让不少军迷惊呼“军盲竟是我自己”的同时，也显示出人民军队近年来在武器装备发展上取得的长足进步，展现了人民军队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强大实力。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阅兵分列式起源于军队实际作战的需求，现在已经演变为盛大的庆典。从中央苏区到天安门广场，从小米步枪到陆海空天电一体，人民军队的阅兵分列式，早已经溢出了庆典的内涵，既有对辉煌过去的回顾，对牺牲英烈的缅怀，也是在传达着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坚强信念与强大实力。从战火中诞生的人民军队，他踏下的每一步都激荡着历史的回响，也必成为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起点！


参考文献：

①吉顺心、陈豆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庆阅兵仪式的历史演绎》，《中国军转民》2025年8月。

②姚远：《新中国历史上的五次大阅兵》，《党史纵横》2007年8月1日。

③井延坡工作室：《这场新时代的首次国庆阅兵，有哪些新亮点》，中国军网2019年10月1日。

④梅世雄、李秉宣：《开创改革强军新局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防和军队改革成就综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2024年7月2日。

⑤中国政府网综合：《建军节》，中国政府网2007年11月13日。

⑥饶翔：《阅兵趣话：各国正步走，哪里不一样？》，团结报团结网2015年9月4日。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成蹊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彦文 陈路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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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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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击的士族

旁落的皇权

跨越五百年的权力对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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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的永远18岁~宣传解决了“道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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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5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


近期，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在庆祝大会上，盛大的阅兵分列式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也让无数网友为之激动。那么，阅兵分列式起源于哪里？人民军队的阅兵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分列式寻根

西方强军仪式的演进脉络


现代阅兵分列式的基因，深植于17至19世纪欧洲军事变革土壤。彼时线列战术取代冷兵器混战，军队对纪律性、整齐度要求空前提升，分列式作为检验部队战力、彰显军事威严的仪式，在欧洲强国中逐步成型，德国、俄罗斯的发展脉络尤为关键，英、法等国亦各具特色，共同推动分列式规范化发展。


现代分列式中的正步走又称“鹅步”，德国是现代分列式“鹅步”（Stechschritt）发源地。18世纪中叶，普鲁士军事家利安哈尔特-德绍亲王奥波德一世为强化部队战场协同能力，首创高抬腿、大步幅的“刺步”。士兵行进时左腿向前高抬，右腿蹬地发力，脚掌向前下方猛踏，这种步伐能让线列步兵冲锋时保持阵型不散，兼具威慑力与战术价值。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柏林胜利阅兵分列式成为国家象征。德军徒步方队以“鹅步”通过勃兰登堡门，炮兵方队牵引克虏伯火炮同步行进，空中飞艇编队低空掠过，“陆海空协同”的分列式形态，直接影响欧

洲多国军事仪式设计。




俄罗斯对分列式发展兼具借鉴与创新。18世纪初彼得一世推行军事改革，派贵族子弟赴普鲁士学习操典（规范军事操作与演练的典范性条例），将“鹅步”引入俄军，又结合哥萨克骑兵豪迈风格，调整为步伐宽大、踢腿时两腿夹角90至100度、通过主席台时头部上扬30度的“俄式正步”。1812年反法战争胜利后，莫斯科红场举行大规模分列式。近卫军步兵方队迈着调整后的正步，手持滑膛枪肩枪行进，哥萨克骑兵方队以数路纵队紧随其后，战马毛色统一、步伐协调，“徒步+骑兵”的分列式结构成为俄军传统。1945年红场胜利阅兵堪称经典。受阅部队均是参加过卫国战争的功勋部队，身着作战服，倒持着缴获的纳粹军旗，以“苏式正步”踏过红场，T-34坦克方队呈楔形编队行进，伊尔-2攻击机编队低空通场，分列式成为彰显反法西斯胜利、凝聚国家意志的载体。



英、法等欧洲强国在借鉴中形成特色分列式体系。英国1804年确立“皇家阅兵分列式”标准，皇家卫队身着红色制服、戴熊皮帽，以“小步幅正步”通过白金汉宫，海军方队手持弯刀行进，体现“海权优先”军事传统。法国在1880年国庆阅兵中，外籍军团以“法式鹅步”走过香榭丽舍大道，炮兵方队牵引野战炮同步前进，分列式融入大革命时期“公民士兵”精神符号。这些欧洲强国的分列式实践，不仅塑造现代军事仪式基本形态，更成为国家权力与军事文化的具象表达，通过统一步伐、规整阵型，将“纪律即战力”理念刻入军队基因，同时向国内外传递国家主权与军事威慑力，为后续分列式在全球传播奠定规范基础。


分列式入华

红色武装的仪式铸魂之路


现代分列式传入中国，始于清末军事变革浪潮，在黄埔军校时期迎来发展关键期，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中落地生根、迭代完善，成为凝聚军心、彰显革命意志的重要载体。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这一军事仪式已褪去西式操典的单一底色，融入红色基因，形成兼具规范形态与革命特质的独特体系。



洋务运动时期是分列式等西式操典进入中国之始。甲午战争惨败后，清政府痛定思痛，编练新军成为其应对危局的抓手之一。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特聘德国军事教官，首次系统引入普鲁士式操典，分列式作为检验部队纪律与战力的核心环节被纳入训练体系。新军士兵需每日练习高抬腿且步幅固定的正步走，徒步方队按营为单位、纵队行进、同步踏点标准训练，炮兵方队则由骡马牵引火炮保持匀速通过检阅区域。1906年，河南彰德秋操，新军各镇分列式首次公开亮相。步兵方队迈着规整步伐，枪托贴紧裤缝；骑兵方队按6路纵队行进，战马毛色统一；炮兵方队骡马步伐与步兵踏点呼应，已展现现代分列式的基本框架。不过，清末新军的分列式仅停留在“形似”层面，未能与军队信仰、国家意志深度绑定，最终也没能改变清王朝覆灭的历史大势。



黄埔军校时期，分列式成为塑造革命军队纪律意识的重要手段，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埋下仪式传承的种子。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军校师生举行阅兵式，接受孙中山先生的检阅。尽管当时学员们的训练时间不长，军事素质尚未成熟，但他们整齐的步伐、昂扬的斗志，让孙中山先生看到了一支新生革命力量的希望。正式开学后，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军校制定了操典规范，明确了正步走与分列式的标准。此后，从黄埔军校走出的一批又一批军事人才，在为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注入活力的同时，也将分列式的理念和训练方法带到了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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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诞生。这支新生的武装力量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不断成长壮大，以分列式为代表的操典也是训练的一环。1931年11月7日，江西瑞金举行了庆祝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阅兵。尽管这次阅兵没有华丽的装备，战士们的服装也不尽相同，但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以昂扬的姿态接受检阅。这次阅兵虽然规模有限，但已初步具备分列式的雏形，展示了人民军队为实现革命理想而不懈奋斗的坚定决心。



1933年8月1日，中央苏区又在江西瑞金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庆祝自己的建军节。为防国民党军空袭，阅兵定在8月1日17时到19时30分进行。8月1日17时，天色已暗，瑞金的阅兵场上，千万支火把照亮了夜空，礼炮声和军乐声交织在一起，气氛庄严肃穆。项英、朱德等阅兵员策马检阅长达600多米的红军指战员队列，红军战士们精神抖擞，以注目礼和热烈的欢呼声迎接检阅。阅兵式后，阅兵员致辞，红军将士们宣读誓词，表达了为工农解放奋斗到底的决心。随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向工人师、少共国际师授军旗，向红军学校授校旗，并向功勋卓著的红军指挥员颁发红星奖章。19时开始分列式。这次阅兵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士气，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是分列式在人民军队中得到实践的证明。



分列式铸魂

新中国强军征程的铿锵印记


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开启新中国分列式发展篇章。这一时期分列式以“苏式”正步为基，彰显武装力量规范化建设成果。20世纪90年代起，分列式动作标准持续完善，科技元素逐步融入。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阅兵，正步步幅规范为75厘米，教官用量尺、秒表确保动作统一，卫星测速技术首用于方队训练。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计算机模拟训练系统投入使用，装备方队借信息化设备精准控制行进。



随着时代发展，分列式更重实战化与多元化。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官兵着迷彩作战服、携单兵携行具，英模部队方队带荣誉番号、钢枪加战术附件，东风-21D等装备实战配置亮相。2017年朱日和沙场阅兵，受阅部队从演训场机动至阅兵地，徒步方队以战术队形行进，女性官兵混编其中显巾帼风采。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女将军首次领队，东风-41等新装备占比创新高，维和部队方队加入展大国担当。




前几天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人民军队的阅兵分列式更是亮点频频。无人忠诚僚机、新型无人潜航器、“惊雷1”空基远程导弹、“东风61”弹道导弹等新型装备频频出现，让不少军迷惊呼“军盲竟是我自己”的同时，也显示出人民军队近年来在武器装备发展上取得的长足进步，展现了人民军队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强大实力。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阅兵分列式起源于军队实际作战的需求，现在已经演变为盛大的庆典。从中央苏区到天安门广场，从小米步枪到陆海空天电一体，人民军队的阅兵分列式，早已经溢出了庆典的内涵，既有对辉煌过去的回顾，对牺牲英烈的缅怀，也是在传达着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坚强信念与强大实力。从战火中诞生的人民军队，他踏下的每一步都激荡着历史的回响，也必成为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起点！


参考文献：

①吉顺心、陈豆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庆阅兵仪式的历史演绎》，《中国军转民》2025年8月。

②姚远：《新中国历史上的五次大阅兵》，《党史纵横》2007年8月1日。

③井延坡工作室：《这场新时代的首次国庆阅兵，有哪些新亮点》，中国军网2019年10月1日。

④梅世雄、李秉宣：《开创改革强军新局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防和军队改革成就综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2024年7月2日。

⑤中国政府网综合：《建军节》，中国政府网2007年11月13日。

⑥饶翔：《阅兵趣话：各国正步走，哪里不一样？》，团结报团结网2015年9月4日。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成蹊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彦文 陈路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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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击的士族

旁落的皇权

跨越五百年的权力对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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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的永远18岁~宣传解决了“道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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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200 字
阅 读 需 要 14 分 钟

在今年的九三盛大阅兵仪式上，英姿飒爽的民兵方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熟悉抗日战争历史或看过相关影视作品的读者肯定对我国军民开展地道战、地雷战重创日寇的事迹耳熟能详，而这些战例的主要实施者正是广大民兵群体，他们是“人民战争汪洋大海”与“军民团结、全民皆兵”精神的最佳注脚。


事实上，古今中外，民兵在多场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写了历史进程。而在今天，民兵仍旧在抢险救灾、维稳处突等非战争军事运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下面，就让我们穿梭在历史时空中，去追寻和见证民兵所铸就的荣耀。



民兵制度的源起与演进


民兵制度早在商周时期出现，当时居住在城市及其近郊的“国人”平时务农、战时作战，以压服郊野地区的“野人”的反抗。虽然自商代后期起，名为“三军”的常备军制度开始兴起，但平民仍旧作为潜在的后备力量扮演着重要角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频仍，一些地方出现了以防御为主的“民兵”，比如，原本便已占据了大量田地的地方豪强建立坞堡以自保，吸引了更多寻求庇护的贫苦农民的依附，于是他们从中抽调士兵，称为部曲。这些人平时务农，战时为兵，成为乱世中各方极力争取的力量。北魏文成帝兴安二年（453），淮阳王皮豹子上表，称：


“臣所领之众，本自不多，唯仰民兵，专恃防固。”




唐朝，民兵队伍在诸多战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万岁通天元年（696），武则天下令在边境地区建立民众武装，配合军队守卫边疆，称团结兵。唐玄宗时期将该编制扩展至关内各处，“选丁户殷赡、身体强壮者充之”。


北宋开国时也定下了“守边急务非兵农合一不可”的政策，要求河北、山西、西北边境地区的农民农闲时节练习弓箭。北宋和西夏交战时，西北的民兵甚至得到了“劲悍出诸军右”的评价。明朝则组织民壮，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每年每“里”抽出二到五人充当民壮，其训练由卫所负责，春夏秋三季每月操练两次，冬天农闲时节每月操练三次。在永乐十四年（1416）的崇明东沙之战中，民壮协同明军作战，将占领县城的倭寇全部消灭。


职业化时代的考验与挑战


虽然民兵在多次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同以当兵为职业的常备军相比，民兵经常因训练不足而在战场上处于下风。公元前389年的秦魏阴晋之战中，吴起率五万魏武卒，“破秦五十万众”，展现出职业军队所具有的强大战力。因此，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强盛起来的王朝与国家无不建立起自身的常备军，替代过去以民兵为主的军队。



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代表的古希腊城邦与共和国时代的罗马，都将战时响应征召作为公民身份的重要方面，公民构成城邦与共和国军队的中坚，但征战四方的亚历山大帝国与罗马帝国所依仗的都是身经百战的职业军人，而以英格兰长弓手为代表的民兵尽管在克雷西、阿金库尔等中世纪战役中发挥耀眼的作用，但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君主仍旧摒弃了昔日依靠封臣提供兵员的做法，转而仰仗扩大了的财政收入，创立起由自身掌控的常备军。以火枪、火炮与线列步兵为标志的近代军事革命对军阵与队列的严格要求进一步凸显了日常训练与纪律的重要性，拉大了常备军同民兵间的距离。



军队职业化时代对传统民兵构成的挑战在晚清中国也有体现。两次鸦片战争中，清军屡遭败绩，装备方面的差距固然重要，但训练水平的落后同样致命。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清朝重新启用“团练”，即由地方士绅发起组织的民兵，用于地方自保，而其口粮费用也主要由地方自筹解决。但是这些团练战斗力低下，且装备落后，不堪大用。曾国藩的湘军与李鸿章的淮军固然脱胎于地方乡勇，但实际上皆为职业军队。各种形式的团练与乡勇虽然继续存在，但他们基本上仅在维持日常社会秩序与地方性冲突中发挥作用。


血与火铸就的辉煌与转型

 

就在民兵逐步为职业化军队所边缘化之际，一种新的战争形式为民兵提供了舞台。1808年，拿破仑入侵伊比利亚半岛，却未曾想遭遇了西班牙与葡萄牙军民的顽强抵抗，神出鬼没的游击队将半岛战争变成了令拿破仑懊恼不已的“胃溃疡”，让曾经横扫欧洲的法兰西大军团束手无策。由此，游击战成为战争中处于弱势的一方对抗强势者的重要法宝，在贯穿19世纪的多场殖民战争中上演。




作为新生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人，相当重视民兵力量，全民抗战将民兵组织。1922年1月，在香港海员大罢工中成立了第一支工人纠察队。作为我国农民运动的先行者之一，彭湃旗帜鲜明地提出“农民非有武装不成”。1924年8月，在广东省广宁县的农民运动中，诞生了第一支农民自卫军，以及《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在彭湃看来，农民自卫军“有事为兵，无事为农”。1925年1月的第四次党的代表大会提出，要普遍组织农民协会，发展农民自卫军。工人与农民自此便一直是民兵的核心来源，曾先后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7年夏，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将民兵组织再度推上历史前台。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一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强调：


“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



在正面战场逐步败退，国土大量沦陷的同时，八路军与新四军开赴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民兵队伍大量涌现，成为正规军的重要助力。1937年，在同美国总统特使、陆战队军官埃文斯·卡尔逊谈话时，徐向前大加夸赞民兵的作用：


“每个村子都有民兵组织……他们会将敌军的信息收集起来，还会多方阻挠日军获得关于我们的一切消息，帮助我们将伤员从前线运送到最近的医院。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就好像没了左右手一样。”


1938年2月，晋察冀边区颁布了《人民武装自卫队组织条例》，将16至45岁男性编入基于保甲制的民兵网络，形成“每村有分队、每区有中队、每县有大队”的三级体系。一则来自山西省武乡县的史料显示，当地民兵会定期举行战斗大演习，以锤炼战斗能力，表明民兵建设进一步规范化和制度化。1941年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在新形势下对敌斗争的方针是更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人民游击战争，民兵队伍得到进一步壮大。



在抗战的硝烟中，民兵队伍涌现出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白洋淀雁翎队、鲁南铁道游击队、冉庄民兵等耳熟能详的力量仅是其中的冰山一角，他们的背后，是无数默默牺牲奉献的身影。《抗战日报》多次报道民兵壮举，路五小、刘三儿、李喜定、翟白小、张有才、郝还喜、崔三娃、赵尚高，一个个朴实无华的名字，正是民兵队伍来源于人民、扎根于人民、全民皆兵、全民族抗战的生动写照。孙玉敏、王新、王新娥、李吉儿、王兰香、李桂芬、李瑞之、李秀芬，这一个个娟秀的名字背后，是不爱红装爱武装的传奇。他们中的许多人为全民族抗战事业牺牲了宝贵的生命，而幸存下来的则又前仆后继地投入到解放战争中，支援前线，补充兵员，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汗马功劳。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着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国继续维持着民兵队伍。1958年7月，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同年9月29日，毛泽东发出了“大办民兵师”的号召。到1958年底，参加民兵人数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35%。


随着国内外形势逐步缓和，尤其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民兵也相应地经历精简与转型。1981年，中央取消了县编民兵师、公社编民兵团的规定。四年后，又确立了民兵建设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指导思想，提出“减少数量、提高质量、抓好重点、打好基础”的工作方针，压缩基干民兵组训规模。



经过数轮调整，我国民兵组织力量结构得到明显优化。据2011年政府公开的数据，基干民兵规模为800万人，构成了重要的战略预备役力量。此外，他们还多次参与重大任务保障。2019年《国防白皮书》显示，2012年以来（至2019年），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共出动95万人次、组织民兵141万人次，动用车辆及工程机械19万台次、船艇2.6万艘次、飞机（直升机）820架次参加抢险救灾，为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西气东输到南水北调，从三峡大坝到青藏铁路，大批民兵栉风沐雨、攻坚克难。从北京奥运会到国庆大阅兵，从上海世博会到广州亚运会，在一次次重大活动中，众多民兵担负着安全警戒等保障性任务。在大兴安岭灭火、98抗洪、抗击南方雨雪冰冻灾害、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应急救援现场，民兵闻令而动，屡屡冲在一线。


数千年的硝烟业已远去，但民兵仍旧为社会生活做着贡献。



参考资料

1、彭云发，潘德怀：“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支民兵队伍”，《国防》1996年第6期

2、张玉兴，马龙祥：“20世纪以来府兵制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21年第2期

3、康艳艳：“《抗战日报》民兵英雄人物报道分析”，《吕梁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

4、“在创新发展中前行——改革开放以来民兵建设综述”，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1年12月15日

5、谷新光：“民兵百年：彭湃是一个最不能忘却的名字”，2024年3月18日

6、吴永庆，武春霞：“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的河北民兵组织”，《记忆》，2025年第3期

7、“寻访抗战烽火中的民兵足迹”，中国国防部网站，2025年7月2日

8、卡尔森：《对决：抗战时期美国驻华武官回忆录》

9、王士花：《山东抗日根据地创立与发展研究》

10、太行干部学院：《战火中的太行根据地：武乡史料》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许翔云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张斌 陈路 戈雨 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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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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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击的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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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200 字
阅 读 需 要 14 分 钟

在今年的九三盛大阅兵仪式上，英姿飒爽的民兵方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熟悉抗日战争历史或看过相关影视作品的读者肯定对我国军民开展地道战、地雷战重创日寇的事迹耳熟能详，而这些战例的主要实施者正是广大民兵群体，他们是“人民战争汪洋大海”与“军民团结、全民皆兵”精神的最佳注脚。


事实上，古今中外，民兵在多场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写了历史进程。而在今天，民兵仍旧在抢险救灾、维稳处突等非战争军事运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下面，就让我们穿梭在历史时空中，去追寻和见证民兵所铸就的荣耀。



民兵制度的源起与演进


民兵制度早在商周时期出现，当时居住在城市及其近郊的“国人”平时务农、战时作战，以压服郊野地区的“野人”的反抗。虽然自商代后期起，名为“三军”的常备军制度开始兴起，但平民仍旧作为潜在的后备力量扮演着重要角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频仍，一些地方出现了以防御为主的“民兵”，比如，原本便已占据了大量田地的地方豪强建立坞堡以自保，吸引了更多寻求庇护的贫苦农民的依附，于是他们从中抽调士兵，称为部曲。这些人平时务农，战时为兵，成为乱世中各方极力争取的力量。北魏文成帝兴安二年（453），淮阳王皮豹子上表，称：


“臣所领之众，本自不多，唯仰民兵，专恃防固。”




唐朝，民兵队伍在诸多战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万岁通天元年（696），武则天下令在边境地区建立民众武装，配合军队守卫边疆，称团结兵。唐玄宗时期将该编制扩展至关内各处，“选丁户殷赡、身体强壮者充之”。


北宋开国时也定下了“守边急务非兵农合一不可”的政策，要求河北、山西、西北边境地区的农民农闲时节练习弓箭。北宋和西夏交战时，西北的民兵甚至得到了“劲悍出诸军右”的评价。明朝则组织民壮，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每年每“里”抽出二到五人充当民壮，其训练由卫所负责，春夏秋三季每月操练两次，冬天农闲时节每月操练三次。在永乐十四年（1416）的崇明东沙之战中，民壮协同明军作战，将占领县城的倭寇全部消灭。


职业化时代的考验与挑战


虽然民兵在多次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同以当兵为职业的常备军相比，民兵经常因训练不足而在战场上处于下风。公元前389年的秦魏阴晋之战中，吴起率五万魏武卒，“破秦五十万众”，展现出职业军队所具有的强大战力。因此，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强盛起来的王朝与国家无不建立起自身的常备军，替代过去以民兵为主的军队。



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代表的古希腊城邦与共和国时代的罗马，都将战时响应征召作为公民身份的重要方面，公民构成城邦与共和国军队的中坚，但征战四方的亚历山大帝国与罗马帝国所依仗的都是身经百战的职业军人，而以英格兰长弓手为代表的民兵尽管在克雷西、阿金库尔等中世纪战役中发挥耀眼的作用，但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君主仍旧摒弃了昔日依靠封臣提供兵员的做法，转而仰仗扩大了的财政收入，创立起由自身掌控的常备军。以火枪、火炮与线列步兵为标志的近代军事革命对军阵与队列的严格要求进一步凸显了日常训练与纪律的重要性，拉大了常备军同民兵间的距离。



军队职业化时代对传统民兵构成的挑战在晚清中国也有体现。两次鸦片战争中，清军屡遭败绩，装备方面的差距固然重要，但训练水平的落后同样致命。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清朝重新启用“团练”，即由地方士绅发起组织的民兵，用于地方自保，而其口粮费用也主要由地方自筹解决。但是这些团练战斗力低下，且装备落后，不堪大用。曾国藩的湘军与李鸿章的淮军固然脱胎于地方乡勇，但实际上皆为职业军队。各种形式的团练与乡勇虽然继续存在，但他们基本上仅在维持日常社会秩序与地方性冲突中发挥作用。


血与火铸就的辉煌与转型

 

就在民兵逐步为职业化军队所边缘化之际，一种新的战争形式为民兵提供了舞台。1808年，拿破仑入侵伊比利亚半岛，却未曾想遭遇了西班牙与葡萄牙军民的顽强抵抗，神出鬼没的游击队将半岛战争变成了令拿破仑懊恼不已的“胃溃疡”，让曾经横扫欧洲的法兰西大军团束手无策。由此，游击战成为战争中处于弱势的一方对抗强势者的重要法宝，在贯穿19世纪的多场殖民战争中上演。




作为新生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人，相当重视民兵力量，全民抗战将民兵组织。1922年1月，在香港海员大罢工中成立了第一支工人纠察队。作为我国农民运动的先行者之一，彭湃旗帜鲜明地提出“农民非有武装不成”。1924年8月，在广东省广宁县的农民运动中，诞生了第一支农民自卫军，以及《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在彭湃看来，农民自卫军“有事为兵，无事为农”。1925年1月的第四次党的代表大会提出，要普遍组织农民协会，发展农民自卫军。工人与农民自此便一直是民兵的核心来源，曾先后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7年夏，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将民兵组织再度推上历史前台。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一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强调：


“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



在正面战场逐步败退，国土大量沦陷的同时，八路军与新四军开赴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民兵队伍大量涌现，成为正规军的重要助力。1937年，在同美国总统特使、陆战队军官埃文斯·卡尔逊谈话时，徐向前大加夸赞民兵的作用：


“每个村子都有民兵组织……他们会将敌军的信息收集起来，还会多方阻挠日军获得关于我们的一切消息，帮助我们将伤员从前线运送到最近的医院。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就好像没了左右手一样。”


1938年2月，晋察冀边区颁布了《人民武装自卫队组织条例》，将16至45岁男性编入基于保甲制的民兵网络，形成“每村有分队、每区有中队、每县有大队”的三级体系。一则来自山西省武乡县的史料显示，当地民兵会定期举行战斗大演习，以锤炼战斗能力，表明民兵建设进一步规范化和制度化。1941年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在新形势下对敌斗争的方针是更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人民游击战争，民兵队伍得到进一步壮大。



在抗战的硝烟中，民兵队伍涌现出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白洋淀雁翎队、鲁南铁道游击队、冉庄民兵等耳熟能详的力量仅是其中的冰山一角，他们的背后，是无数默默牺牲奉献的身影。《抗战日报》多次报道民兵壮举，路五小、刘三儿、李喜定、翟白小、张有才、郝还喜、崔三娃、赵尚高，一个个朴实无华的名字，正是民兵队伍来源于人民、扎根于人民、全民皆兵、全民族抗战的生动写照。孙玉敏、王新、王新娥、李吉儿、王兰香、李桂芬、李瑞之、李秀芬，这一个个娟秀的名字背后，是不爱红装爱武装的传奇。他们中的许多人为全民族抗战事业牺牲了宝贵的生命，而幸存下来的则又前仆后继地投入到解放战争中，支援前线，补充兵员，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汗马功劳。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着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国继续维持着民兵队伍。1958年7月，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同年9月29日，毛泽东发出了“大办民兵师”的号召。到1958年底，参加民兵人数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35%。


随着国内外形势逐步缓和，尤其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民兵也相应地经历精简与转型。1981年，中央取消了县编民兵师、公社编民兵团的规定。四年后，又确立了民兵建设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指导思想，提出“减少数量、提高质量、抓好重点、打好基础”的工作方针，压缩基干民兵组训规模。



经过数轮调整，我国民兵组织力量结构得到明显优化。据2011年政府公开的数据，基干民兵规模为800万人，构成了重要的战略预备役力量。此外，他们还多次参与重大任务保障。2019年《国防白皮书》显示，2012年以来（至2019年），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共出动95万人次、组织民兵141万人次，动用车辆及工程机械19万台次、船艇2.6万艘次、飞机（直升机）820架次参加抢险救灾，为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西气东输到南水北调，从三峡大坝到青藏铁路，大批民兵栉风沐雨、攻坚克难。从北京奥运会到国庆大阅兵，从上海世博会到广州亚运会，在一次次重大活动中，众多民兵担负着安全警戒等保障性任务。在大兴安岭灭火、98抗洪、抗击南方雨雪冰冻灾害、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应急救援现场，民兵闻令而动，屡屡冲在一线。


数千年的硝烟业已远去，但民兵仍旧为社会生活做着贡献。



参考资料

1、彭云发，潘德怀：“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支民兵队伍”，《国防》1996年第6期

2、张玉兴，马龙祥：“20世纪以来府兵制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21年第2期

3、康艳艳：“《抗战日报》民兵英雄人物报道分析”，《吕梁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

4、“在创新发展中前行——改革开放以来民兵建设综述”，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1年12月15日

5、谷新光：“民兵百年：彭湃是一个最不能忘却的名字”，2024年3月18日

6、吴永庆，武春霞：“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的河北民兵组织”，《记忆》，2025年第3期

7、“寻访抗战烽火中的民兵足迹”，中国国防部网站，2025年7月2日

8、卡尔森：《对决：抗战时期美国驻华武官回忆录》

9、王士花：《山东抗日根据地创立与发展研究》

10、太行干部学院：《战火中的太行根据地：武乡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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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许翔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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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需 要 14 分 钟

在今年的九三盛大阅兵仪式上，英姿飒爽的民兵方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熟悉抗日战争历史或看过相关影视作品的读者肯定对我国军民开展地道战、地雷战重创日寇的事迹耳熟能详，而这些战例的主要实施者正是广大民兵群体，他们是“人民战争汪洋大海”与“军民团结、全民皆兵”精神的最佳注脚。


事实上，古今中外，民兵在多场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写了历史进程。而在今天，民兵仍旧在抢险救灾、维稳处突等非战争军事运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下面，就让我们穿梭在历史时空中，去追寻和见证民兵所铸就的荣耀。



民兵制度的源起与演进


民兵制度早在商周时期出现，当时居住在城市及其近郊的“国人”平时务农、战时作战，以压服郊野地区的“野人”的反抗。虽然自商代后期起，名为“三军”的常备军制度开始兴起，但平民仍旧作为潜在的后备力量扮演着重要角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频仍，一些地方出现了以防御为主的“民兵”，比如，原本便已占据了大量田地的地方豪强建立坞堡以自保，吸引了更多寻求庇护的贫苦农民的依附，于是他们从中抽调士兵，称为部曲。这些人平时务农，战时为兵，成为乱世中各方极力争取的力量。北魏文成帝兴安二年（453），淮阳王皮豹子上表，称：


“臣所领之众，本自不多，唯仰民兵，专恃防固。”




唐朝，民兵队伍在诸多战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万岁通天元年（696），武则天下令在边境地区建立民众武装，配合军队守卫边疆，称团结兵。唐玄宗时期将该编制扩展至关内各处，“选丁户殷赡、身体强壮者充之”。


北宋开国时也定下了“守边急务非兵农合一不可”的政策，要求河北、山西、西北边境地区的农民农闲时节练习弓箭。北宋和西夏交战时，西北的民兵甚至得到了“劲悍出诸军右”的评价。明朝则组织民壮，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每年每“里”抽出二到五人充当民壮，其训练由卫所负责，春夏秋三季每月操练两次，冬天农闲时节每月操练三次。在永乐十四年（1416）的崇明东沙之战中，民壮协同明军作战，将占领县城的倭寇全部消灭。


职业化时代的考验与挑战


虽然民兵在多次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同以当兵为职业的常备军相比，民兵经常因训练不足而在战场上处于下风。公元前389年的秦魏阴晋之战中，吴起率五万魏武卒，“破秦五十万众”，展现出职业军队所具有的强大战力。因此，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强盛起来的王朝与国家无不建立起自身的常备军，替代过去以民兵为主的军队。



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代表的古希腊城邦与共和国时代的罗马，都将战时响应征召作为公民身份的重要方面，公民构成城邦与共和国军队的中坚，但征战四方的亚历山大帝国与罗马帝国所依仗的都是身经百战的职业军人，而以英格兰长弓手为代表的民兵尽管在克雷西、阿金库尔等中世纪战役中发挥耀眼的作用，但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君主仍旧摒弃了昔日依靠封臣提供兵员的做法，转而仰仗扩大了的财政收入，创立起由自身掌控的常备军。以火枪、火炮与线列步兵为标志的近代军事革命对军阵与队列的严格要求进一步凸显了日常训练与纪律的重要性，拉大了常备军同民兵间的距离。



军队职业化时代对传统民兵构成的挑战在晚清中国也有体现。两次鸦片战争中，清军屡遭败绩，装备方面的差距固然重要，但训练水平的落后同样致命。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清朝重新启用“团练”，即由地方士绅发起组织的民兵，用于地方自保，而其口粮费用也主要由地方自筹解决。但是这些团练战斗力低下，且装备落后，不堪大用。曾国藩的湘军与李鸿章的淮军固然脱胎于地方乡勇，但实际上皆为职业军队。各种形式的团练与乡勇虽然继续存在，但他们基本上仅在维持日常社会秩序与地方性冲突中发挥作用。


血与火铸就的辉煌与转型

 

就在民兵逐步为职业化军队所边缘化之际，一种新的战争形式为民兵提供了舞台。1808年，拿破仑入侵伊比利亚半岛，却未曾想遭遇了西班牙与葡萄牙军民的顽强抵抗，神出鬼没的游击队将半岛战争变成了令拿破仑懊恼不已的“胃溃疡”，让曾经横扫欧洲的法兰西大军团束手无策。由此，游击战成为战争中处于弱势的一方对抗强势者的重要法宝，在贯穿19世纪的多场殖民战争中上演。




作为新生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人，相当重视民兵力量，全民抗战将民兵组织。1922年1月，在香港海员大罢工中成立了第一支工人纠察队。作为我国农民运动的先行者之一，彭湃旗帜鲜明地提出“农民非有武装不成”。1924年8月，在广东省广宁县的农民运动中，诞生了第一支农民自卫军，以及《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在彭湃看来，农民自卫军“有事为兵，无事为农”。1925年1月的第四次党的代表大会提出，要普遍组织农民协会，发展农民自卫军。工人与农民自此便一直是民兵的核心来源，曾先后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7年夏，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将民兵组织再度推上历史前台。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一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强调：


“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



在正面战场逐步败退，国土大量沦陷的同时，八路军与新四军开赴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民兵队伍大量涌现，成为正规军的重要助力。1937年，在同美国总统特使、陆战队军官埃文斯·卡尔逊谈话时，徐向前大加夸赞民兵的作用：


“每个村子都有民兵组织……他们会将敌军的信息收集起来，还会多方阻挠日军获得关于我们的一切消息，帮助我们将伤员从前线运送到最近的医院。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就好像没了左右手一样。”


1938年2月，晋察冀边区颁布了《人民武装自卫队组织条例》，将16至45岁男性编入基于保甲制的民兵网络，形成“每村有分队、每区有中队、每县有大队”的三级体系。一则来自山西省武乡县的史料显示，当地民兵会定期举行战斗大演习，以锤炼战斗能力，表明民兵建设进一步规范化和制度化。1941年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在新形势下对敌斗争的方针是更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人民游击战争，民兵队伍得到进一步壮大。



在抗战的硝烟中，民兵队伍涌现出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白洋淀雁翎队、鲁南铁道游击队、冉庄民兵等耳熟能详的力量仅是其中的冰山一角，他们的背后，是无数默默牺牲奉献的身影。《抗战日报》多次报道民兵壮举，路五小、刘三儿、李喜定、翟白小、张有才、郝还喜、崔三娃、赵尚高，一个个朴实无华的名字，正是民兵队伍来源于人民、扎根于人民、全民皆兵、全民族抗战的生动写照。孙玉敏、王新、王新娥、李吉儿、王兰香、李桂芬、李瑞之、李秀芬，这一个个娟秀的名字背后，是不爱红装爱武装的传奇。他们中的许多人为全民族抗战事业牺牲了宝贵的生命，而幸存下来的则又前仆后继地投入到解放战争中，支援前线，补充兵员，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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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轮调整，我国民兵组织力量结构得到明显优化。据2011年政府公开的数据，基干民兵规模为800万人，构成了重要的战略预备役力量。此外，他们还多次参与重大任务保障。2019年《国防白皮书》显示，2012年以来（至2019年），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共出动95万人次、组织民兵141万人次，动用车辆及工程机械19万台次、船艇2.6万艘次、飞机（直升机）820架次参加抢险救灾，为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西气东输到南水北调，从三峡大坝到青藏铁路，大批民兵栉风沐雨、攻坚克难。从北京奥运会到国庆大阅兵，从上海世博会到广州亚运会，在一次次重大活动中，众多民兵担负着安全警戒等保障性任务。在大兴安岭灭火、98抗洪、抗击南方雨雪冰冻灾害、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应急救援现场，民兵闻令而动，屡屡冲在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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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彭云发，潘德怀：“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支民兵队伍”，《国防》199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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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康艳艳：“《抗战日报》民兵英雄人物报道分析”，《吕梁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

4、“在创新发展中前行——改革开放以来民兵建设综述”，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1年12月15日

5、谷新光：“民兵百年：彭湃是一个最不能忘却的名字”，2024年3月18日

6、吴永庆，武春霞：“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的河北民兵组织”，《记忆》，2025年第3期

7、“寻访抗战烽火中的民兵足迹”，中国国防部网站，2025年7月2日

8、卡尔森：《对决：抗战时期美国驻华武官回忆录》

9、王士花：《山东抗日根据地创立与发展研究》

10、太行干部学院：《战火中的太行根据地：武乡史料》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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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许翔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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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九三盛大阅兵仪式上，英姿飒爽的民兵方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熟悉抗日战争历史或看过相关影视作品的读者肯定对我国军民开展地道战、地雷战重创日寇的事迹耳熟能详，而这些战例的主要实施者正是广大民兵群体，他们是“人民战争汪洋大海”与“军民团结、全民皆兵”精神的最佳注脚。


事实上，古今中外，民兵在多场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写了历史进程。而在今天，民兵仍旧在抢险救灾、维稳处突等非战争军事运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下面，就让我们穿梭在历史时空中，去追寻和见证民兵所铸就的荣耀。



民兵制度的源起与演进


民兵制度早在商周时期出现，当时居住在城市及其近郊的“国人”平时务农、战时作战，以压服郊野地区的“野人”的反抗。虽然自商代后期起，名为“三军”的常备军制度开始兴起，但平民仍旧作为潜在的后备力量扮演着重要角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频仍，一些地方出现了以防御为主的“民兵”，比如，原本便已占据了大量田地的地方豪强建立坞堡以自保，吸引了更多寻求庇护的贫苦农民的依附，于是他们从中抽调士兵，称为部曲。这些人平时务农，战时为兵，成为乱世中各方极力争取的力量。北魏文成帝兴安二年（453），淮阳王皮豹子上表，称：


“臣所领之众，本自不多，唯仰民兵，专恃防固。”




唐朝，民兵队伍在诸多战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万岁通天元年（696），武则天下令在边境地区建立民众武装，配合军队守卫边疆，称团结兵。唐玄宗时期将该编制扩展至关内各处，“选丁户殷赡、身体强壮者充之”。


北宋开国时也定下了“守边急务非兵农合一不可”的政策，要求河北、山西、西北边境地区的农民农闲时节练习弓箭。北宋和西夏交战时，西北的民兵甚至得到了“劲悍出诸军右”的评价。明朝则组织民壮，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每年每“里”抽出二到五人充当民壮，其训练由卫所负责，春夏秋三季每月操练两次，冬天农闲时节每月操练三次。在永乐十四年（1416）的崇明东沙之战中，民壮协同明军作战，将占领县城的倭寇全部消灭。


职业化时代的考验与挑战


虽然民兵在多次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同以当兵为职业的常备军相比，民兵经常因训练不足而在战场上处于下风。公元前389年的秦魏阴晋之战中，吴起率五万魏武卒，“破秦五十万众”，展现出职业军队所具有的强大战力。因此，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强盛起来的王朝与国家无不建立起自身的常备军，替代过去以民兵为主的军队。



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代表的古希腊城邦与共和国时代的罗马，都将战时响应征召作为公民身份的重要方面，公民构成城邦与共和国军队的中坚，但征战四方的亚历山大帝国与罗马帝国所依仗的都是身经百战的职业军人，而以英格兰长弓手为代表的民兵尽管在克雷西、阿金库尔等中世纪战役中发挥耀眼的作用，但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君主仍旧摒弃了昔日依靠封臣提供兵员的做法，转而仰仗扩大了的财政收入，创立起由自身掌控的常备军。以火枪、火炮与线列步兵为标志的近代军事革命对军阵与队列的严格要求进一步凸显了日常训练与纪律的重要性，拉大了常备军同民兵间的距离。



军队职业化时代对传统民兵构成的挑战在晚清中国也有体现。两次鸦片战争中，清军屡遭败绩，装备方面的差距固然重要，但训练水平的落后同样致命。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清朝重新启用“团练”，即由地方士绅发起组织的民兵，用于地方自保，而其口粮费用也主要由地方自筹解决。但是这些团练战斗力低下，且装备落后，不堪大用。曾国藩的湘军与李鸿章的淮军固然脱胎于地方乡勇，但实际上皆为职业军队。各种形式的团练与乡勇虽然继续存在，但他们基本上仅在维持日常社会秩序与地方性冲突中发挥作用。


血与火铸就的辉煌与转型

 

就在民兵逐步为职业化军队所边缘化之际，一种新的战争形式为民兵提供了舞台。1808年，拿破仑入侵伊比利亚半岛，却未曾想遭遇了西班牙与葡萄牙军民的顽强抵抗，神出鬼没的游击队将半岛战争变成了令拿破仑懊恼不已的“胃溃疡”，让曾经横扫欧洲的法兰西大军团束手无策。由此，游击战成为战争中处于弱势的一方对抗强势者的重要法宝，在贯穿19世纪的多场殖民战争中上演。




作为新生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人，相当重视民兵力量，全民抗战将民兵组织。1922年1月，在香港海员大罢工中成立了第一支工人纠察队。作为我国农民运动的先行者之一，彭湃旗帜鲜明地提出“农民非有武装不成”。1924年8月，在广东省广宁县的农民运动中，诞生了第一支农民自卫军，以及《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在彭湃看来，农民自卫军“有事为兵，无事为农”。1925年1月的第四次党的代表大会提出，要普遍组织农民协会，发展农民自卫军。工人与农民自此便一直是民兵的核心来源，曾先后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7年夏，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将民兵组织再度推上历史前台。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一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强调：


“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



在正面战场逐步败退，国土大量沦陷的同时，八路军与新四军开赴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民兵队伍大量涌现，成为正规军的重要助力。1937年，在同美国总统特使、陆战队军官埃文斯·卡尔逊谈话时，徐向前大加夸赞民兵的作用：


“每个村子都有民兵组织……他们会将敌军的信息收集起来，还会多方阻挠日军获得关于我们的一切消息，帮助我们将伤员从前线运送到最近的医院。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就好像没了左右手一样。”


1938年2月，晋察冀边区颁布了《人民武装自卫队组织条例》，将16至45岁男性编入基于保甲制的民兵网络，形成“每村有分队、每区有中队、每县有大队”的三级体系。一则来自山西省武乡县的史料显示，当地民兵会定期举行战斗大演习，以锤炼战斗能力，表明民兵建设进一步规范化和制度化。1941年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在新形势下对敌斗争的方针是更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人民游击战争，民兵队伍得到进一步壮大。



在抗战的硝烟中，民兵队伍涌现出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白洋淀雁翎队、鲁南铁道游击队、冉庄民兵等耳熟能详的力量仅是其中的冰山一角，他们的背后，是无数默默牺牲奉献的身影。《抗战日报》多次报道民兵壮举，路五小、刘三儿、李喜定、翟白小、张有才、郝还喜、崔三娃、赵尚高，一个个朴实无华的名字，正是民兵队伍来源于人民、扎根于人民、全民皆兵、全民族抗战的生动写照。孙玉敏、王新、王新娥、李吉儿、王兰香、李桂芬、李瑞之、李秀芬，这一个个娟秀的名字背后，是不爱红装爱武装的传奇。他们中的许多人为全民族抗战事业牺牲了宝贵的生命，而幸存下来的则又前仆后继地投入到解放战争中，支援前线，补充兵员，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汗马功劳。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着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国继续维持着民兵队伍。1958年7月，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同年9月29日，毛泽东发出了“大办民兵师”的号召。到1958年底，参加民兵人数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35%。


随着国内外形势逐步缓和，尤其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民兵也相应地经历精简与转型。1981年，中央取消了县编民兵师、公社编民兵团的规定。四年后，又确立了民兵建设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指导思想，提出“减少数量、提高质量、抓好重点、打好基础”的工作方针，压缩基干民兵组训规模。



经过数轮调整，我国民兵组织力量结构得到明显优化。据2011年政府公开的数据，基干民兵规模为800万人，构成了重要的战略预备役力量。此外，他们还多次参与重大任务保障。2019年《国防白皮书》显示，2012年以来（至2019年），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共出动95万人次、组织民兵141万人次，动用车辆及工程机械19万台次、船艇2.6万艘次、飞机（直升机）820架次参加抢险救灾，为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西气东输到南水北调，从三峡大坝到青藏铁路，大批民兵栉风沐雨、攻坚克难。从北京奥运会到国庆大阅兵，从上海世博会到广州亚运会，在一次次重大活动中，众多民兵担负着安全警戒等保障性任务。在大兴安岭灭火、98抗洪、抗击南方雨雪冰冻灾害、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应急救援现场，民兵闻令而动，屡屡冲在一线。


数千年的硝烟业已远去，但民兵仍旧为社会生活做着贡献。



参考资料

1、彭云发，潘德怀：“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支民兵队伍”，《国防》1996年第6期

2、张玉兴，马龙祥：“20世纪以来府兵制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21年第2期

3、康艳艳：“《抗战日报》民兵英雄人物报道分析”，《吕梁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

4、“在创新发展中前行——改革开放以来民兵建设综述”，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1年12月15日

5、谷新光：“民兵百年：彭湃是一个最不能忘却的名字”，2024年3月18日

6、吴永庆，武春霞：“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的河北民兵组织”，《记忆》，2025年第3期

7、“寻访抗战烽火中的民兵足迹”，中国国防部网站，2025年7月2日

8、卡尔森：《对决：抗战时期美国驻华武官回忆录》

9、王士花：《山东抗日根据地创立与发展研究》

10、太行干部学院：《战火中的太行根据地：武乡史料》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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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许翔云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张斌 陈路 戈雨 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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