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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59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钟
 


刘备在荆州时，遇到了一位上通天文、下晓地理，精通奇门遁甲、阴阳五行、兵书战策的高人——水镜先生司马徽。


司马徽向刘备推荐了自己的两个弟子——诸葛亮和庞统，说他们是能认清天下大势的俊杰。在《三国演义》中，司马徽更是把这两人吹上了天，“卧龙凤雏，二人得其一，便可得天下”。后来，刘备得到诸葛亮的辅佐，事业果然蒸蒸日上，离兴复汉室只一步之遥。


那么，司马徽为什么只把诸葛亮和庞统介绍给刘备，却不把司马懿一并介绍过去呢？毕竟二人都姓“司马”，说不定还有一些关系，而且司马懿也算一时俊杰，在后期也一度压制住了诸葛亮的北伐，有识人辩才之能的司马徽为什么会忽略他？



司马徽不熟悉司马懿


首先，司马懿并不是水镜先生司马徽的亲戚。

“司马”是当时北方的大姓，同姓不代表有亲属关系，正史中也从未提及司马懿是司马徽的侄子。


司马徽是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州）人，后来受刘表的邀请客居荆州。根据《重修太史庙记》记载，司马迁有两个儿子司马临、司马观，司马徽是司马临的后人，所以司马徽其实是太史公的后代。

而司马懿的高祖父是司马钧，为汉安帝时征西将军，曾祖父司马量为豫章太守，祖父司马儁为颍川太守，父亲司马防为京兆尹，世代为官，家族显赫。司马防有八子，因字中都有一个“达”字，当时号称司马八达。司马懿是司马防的次子，出生于汉灵帝光和二年（179）。司马懿的出生地河内，与司马徽的出生地阳翟相隔150多公里。不过，司马懿的祖父司马儁曾是颍川太守，颍川正是司马徽的家乡，所以，司马徽有可能见过小时候的司马懿，但此后肯应该再无交集。

既然司马徽跟司马懿没有什么交集，那么司马徽在举荐人才之时，就没有必要提到司马懿。


司马徽推荐的庞统，十八岁时就听从叔叔庞德公的建议，去颍川拜访司马徽。庞统来到司马徽家，看到司马徽正在树上摘桑叶。庞统站在树下，抬起头就开始跟司马徽聊了起来，司马徽也一边摘桑叶一边跟庞统侃大山，就这样从白天侃到晚上，两人滔滔不绝，侃得不亦乐乎。摘完桑叶，司马徽从树上跳下来，称赞庞统为“南州士之冠冕”。

后来，司马徽移居荆州，跟庞统住所只隔着一条水道，“望衡对宇”。两人近在咫尺，想去串个门，连小船都不用乘，卷起裤腿涉水走过去就行。此后，庞统和司马徽有事没事就在一起聊天，可谓无话不谈。


再看诸葛亮，他跟司马徽的互动没有庞统那么夸张，而且诸葛亮经常出门旅行，有时一走就是大半年，没有多少时间跟司马徽相处。但是两人的关系也是亦师亦友，司马徽深知诸葛亮有经天纬地之才，将来必成大器。

正是因为司马徽对庞统和诸葛亮熟悉，知道他们二人才干非凡，他才会向刘备推荐。


 人才推荐要考虑匹配度


其次，司马徽推荐人才，也要看双方的匹配度。

刘备当时的情况是，先后依附过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刘表等，没有自己的地盘。只是顶着左将军豫州牧的名头，领着数千兵卒，驻扎在从刘表那里借来的樊城，手下虽有关羽、张飞、赵云等顶级武将，但文臣谋士都无法与曹魏相比。由于没有顶级智囊，导致他一败再败，颠沛流离。在当时那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刘备的前景看起来非常惨淡。


司马懿是什么人？当初，光武帝刘秀靠着世家大族的支持登上皇位，因此优待门阀士族，经过近两百年的发展，至东汉末年，门阀士族已经垄断了东汉王朝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思想意识形态。门阀士族门生故吏遍天下，组织起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他们凭此就可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最为有名的就是四世三公的袁绍。相反，曹操由于出身不高，虽有权势，但非高门，一直受到轻视。

尽管河内的司马家族在名望上不算顶级，但也是妥妥的世家大族。以自身家族的声望和人脉，司马懿想要出山，可以说易如反掌。但正因为自身条件优越，所以司马懿选择阵营的眼光很高。曹操早就听说司马懿贤能，强制征召司马懿入仕，但是司马懿佯装患病，无法前往，让曹操相当尴尬。连曹操这样的实力派都请不动司马懿，像刘备这样朝不保夕的，司马懿自然也不会考虑。


另外，东汉世家大族为了自身壮大，也要谨慎选择支持的对象。如果实在是难以预测各个军阀的未来，那就索性都投资一遍。以颍川荀氏为例，荀彧与侄子荀攸辅佐曹操，荀彧族弟辅佐袁绍，另外太原王氏、博陵崔氏等门阀士族在各个军阀势力也都有投资。所以，司马懿要想出山，也得服从整个家族的战略安排。

我们再看庞统，他的家族在汉末荆州地区是著名大族。不过，庞统父亲的情况在史料中并没有留下介绍，只有庞统的叔叔庞德公在荆州很有名气，但他跟司马徽一样喜欢隐居，做世外高人。荆州牧刘表曾多次派人邀请他为官，甚至亲自前往庞德公家中拜访，但却请不动他。由此可见，庞氏家族到了庞统父亲这一代，就已经没有做官的了，所谓的名列荆州六大家族，也不过是前几代积累出的名声。



可以说，庞统出身于一个没落大族，以至于他想出名，还得靠司马徽帮助。当年，就是庞德公让庞统去拜会荆州司马徽，在司马徽得宣传下，庞统“凤雏”的名声才渐渐传开。之后，刘表任命庞统为南郡功曹，也就是当地县令的佐吏。试问，司马懿需要其他名士的宣传吗？

不过，即使庞统是庞德公的亲侄子，是司马徽的好学生，刘表也只是给了他一个很小的官职，并没有将他召入幕府。作为一个没落大族之人，很难挤进荆州的政治核心。由此可见，庞统是多么的不得志。

再来看诸葛亮，诸葛氏是琅琊望族，其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做过司隶校尉。诸葛亮的父亲诸葛珪在东汉末年做过泰山郡丞，汉制在郡守下设郡丞及长史，郡丞是太守的佐官。诸葛亮三岁丧母、八岁丧父，有一个不幸的少年时代。诸葛亮及其弟弟诸葛均还有两个姐姐，跟随其叔父诸葛玄，由琅琊至豫章（南昌），又由豫章至荆州，也算是颠沛流离。公元197年，诸葛玄投奔刘表两年后去世，两个姐姐已经出嫁，17岁的诸葛亮便带着弟弟诸葛均开始了在隆中的十年耕读生活。

诸葛亮深知，自己只有跟荆州地区的世家大族攀上关系，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于是，他凭籍叔父诸葛玄与荆州牧刘表是故旧关系，加上诸葛家族奉儒守家的良好名声，成功与荆州大族打成一片。此外，诸葛亮娶了黄承彦的女儿为妻，岳母蔡氏家族，也是荆襄一带最为显赫的豪强。刘表初到荆州作刺史时，就是依靠蔡瑁的势力稳定局势。蔡瑁有两个姐姐，一个嫁刘表为后妇，一个嫁黄承彦。也就是说，刘表是诸葛亮内人的姨夫，蔡瑁是诸葛亮内人的舅舅。

不过，诸葛亮虽然融进了荆州大族，但毕竟不是荆州出身，与他们总是有一层无形的隔阂。所以，在司马徽的眼里，庞统和诸葛亮这种没落家族的才子，非常适合刘备。


人才自身的诉求


司马徽为刘备推举人才，还要考虑到人才自身的规划。

庞统当时虽然在刘表手下，但不过是个芝麻小官，当时荆州的政局被以蔡瑁、蒯越为首的两大家族控制，庞统没有说话的机会。司马徽深知庞统胸怀大志，肯定不会甘心当一个小官吏，所以将庞统推荐给刘备，等于是让庞统有一个崭新的舞台。而郁郁不得志的庞统，想必也不会拒绝刘备的邀请。

诸葛亮少年时自比管仲和乐毅。这二位贤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出身低微却被君王信任，有机会倾其毕生才华建功立业。所以，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就是在渴望有一个类似齐桓公、燕昭王那样的雄主。

从《隆中对》中可知，诸葛亮对当时的各派势力已有成熟的看法。刘表、刘璋等碌碌之辈，他不屑一顾。诸葛亮要创造宏图伟业，可以投靠的英雄，只有曹操、孙权和刘备三人。曹操就不提了，诸葛亮十二三岁时，曹操两次征伐徐州，“所过多所残戮”，给当地老百姓带来惨痛的伤害。年少的诸葛亮也跟随着拖家带口的徐州百姓一起逃难，因此，诸葛亮对战乱的厌恶自不待言。至于孙权，诸葛亮一是担心他“能贤亮而不能尽亮”，二是荆襄集团与长江中下游集团长期存在矛盾与冲突，襄阳士人不太可能得到对方的信任。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后来庞统在孙权集团不受重用。


诸葛亮少年时代就听说过刘备的仁义之名，史载，曹操进攻徐州时，徐州牧陶谦向公孙瓒任命的青州刺史田楷求救。而刘备自高唐任上被贼兵击败以后，也投靠了老同学公孙瓒，此时正好和田楷一起在青州，于是跟着一起前往徐州。当时，刘备自有兵千余人以及幽州乌丸杂胡骑，又略得饥民数千人，陶谦又给刘备丹杨兵四千余人。为了感谢刘备，陶谦还提出把徐州牧职位让给刘备。刘备不但婉拒，还帮助陶谦抵抗曹操，留下了仁义爱民的英名。跟曹操比起来，他的仁义深入人心，当时还在徐州逃难的诸葛亮，自然会对他印象更好。

在诸葛亮心中，刘备虽然势力弱小，但目标坚定——那就是兴复汉室，这非常符合诸葛亮心中忠君爱国的儒家理想。刘备手下也没有一流谋士，诸葛亮一去，就可以获得尽情施展才华的空间。

所以，对庞统和诸葛亮非常了解的司马徽，一方面是在给刘备介绍人才，同时也是在将刘备推荐给他们。

参考文献：

[1] 陈寿：《三国志》

[2] 裴松之：《三国志注》

[3] 范晔：《后汉书》

[4] 罗贯中：《三国演义》

[5] 孙立群等：《乱世终结者司马懿》

[6] 沈忱、崔文：《三国谋士今日观：最真实的谋士群像》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柏舟
‍‍‍‍‍‍‍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曲晨溪（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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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击的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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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n \n
\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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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59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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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在荆州时，遇到了一位上通天文、下晓地理，精通奇门遁甲、阴阳五行、兵书战策的高人——水镜先生司马徽。


司马徽向刘备推荐了自己的两个弟子——诸葛亮和庞统，说他们是能认清天下大势的俊杰。在《三国演义》中，司马徽更是把这两人吹上了天，“卧龙凤雏，二人得其一，便可得天下”。后来，刘备得到诸葛亮的辅佐，事业果然蒸蒸日上，离兴复汉室只一步之遥。


那么，司马徽为什么只把诸葛亮和庞统介绍给刘备，却不把司马懿一并介绍过去呢？毕竟二人都姓“司马”，说不定还有一些关系，而且司马懿也算一时俊杰，在后期也一度压制住了诸葛亮的北伐，有识人辩才之能的司马徽为什么会忽略他？



司马徽不熟悉司马懿


首先，司马懿并不是水镜先生司马徽的亲戚。

“司马”是当时北方的大姓，同姓不代表有亲属关系，正史中也从未提及司马懿是司马徽的侄子。


司马徽是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州）人，后来受刘表的邀请客居荆州。根据《重修太史庙记》记载，司马迁有两个儿子司马临、司马观，司马徽是司马临的后人，所以司马徽其实是太史公的后代。

而司马懿的高祖父是司马钧，为汉安帝时征西将军，曾祖父司马量为豫章太守，祖父司马儁为颍川太守，父亲司马防为京兆尹，世代为官，家族显赫。司马防有八子，因字中都有一个“达”字，当时号称司马八达。司马懿是司马防的次子，出生于汉灵帝光和二年（179）。司马懿的出生地河内，与司马徽的出生地阳翟相隔150多公里。不过，司马懿的祖父司马儁曾是颍川太守，颍川正是司马徽的家乡，所以，司马徽有可能见过小时候的司马懿，但此后肯应该再无交集。

既然司马徽跟司马懿没有什么交集，那么司马徽在举荐人才之时，就没有必要提到司马懿。


司马徽推荐的庞统，十八岁时就听从叔叔庞德公的建议，去颍川拜访司马徽。庞统来到司马徽家，看到司马徽正在树上摘桑叶。庞统站在树下，抬起头就开始跟司马徽聊了起来，司马徽也一边摘桑叶一边跟庞统侃大山，就这样从白天侃到晚上，两人滔滔不绝，侃得不亦乐乎。摘完桑叶，司马徽从树上跳下来，称赞庞统为“南州士之冠冕”。

后来，司马徽移居荆州，跟庞统住所只隔着一条水道，“望衡对宇”。两人近在咫尺，想去串个门，连小船都不用乘，卷起裤腿涉水走过去就行。此后，庞统和司马徽有事没事就在一起聊天，可谓无话不谈。


再看诸葛亮，他跟司马徽的互动没有庞统那么夸张，而且诸葛亮经常出门旅行，有时一走就是大半年，没有多少时间跟司马徽相处。但是两人的关系也是亦师亦友，司马徽深知诸葛亮有经天纬地之才，将来必成大器。

正是因为司马徽对庞统和诸葛亮熟悉，知道他们二人才干非凡，他才会向刘备推荐。


 人才推荐要考虑匹配度


其次，司马徽推荐人才，也要看双方的匹配度。

刘备当时的情况是，先后依附过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刘表等，没有自己的地盘。只是顶着左将军豫州牧的名头，领着数千兵卒，驻扎在从刘表那里借来的樊城，手下虽有关羽、张飞、赵云等顶级武将，但文臣谋士都无法与曹魏相比。由于没有顶级智囊，导致他一败再败，颠沛流离。在当时那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刘备的前景看起来非常惨淡。


司马懿是什么人？当初，光武帝刘秀靠着世家大族的支持登上皇位，因此优待门阀士族，经过近两百年的发展，至东汉末年，门阀士族已经垄断了东汉王朝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思想意识形态。门阀士族门生故吏遍天下，组织起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他们凭此就可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最为有名的就是四世三公的袁绍。相反，曹操由于出身不高，虽有权势，但非高门，一直受到轻视。

尽管河内的司马家族在名望上不算顶级，但也是妥妥的世家大族。以自身家族的声望和人脉，司马懿想要出山，可以说易如反掌。但正因为自身条件优越，所以司马懿选择阵营的眼光很高。曹操早就听说司马懿贤能，强制征召司马懿入仕，但是司马懿佯装患病，无法前往，让曹操相当尴尬。连曹操这样的实力派都请不动司马懿，像刘备这样朝不保夕的，司马懿自然也不会考虑。


另外，东汉世家大族为了自身壮大，也要谨慎选择支持的对象。如果实在是难以预测各个军阀的未来，那就索性都投资一遍。以颍川荀氏为例，荀彧与侄子荀攸辅佐曹操，荀彧族弟辅佐袁绍，另外太原王氏、博陵崔氏等门阀士族在各个军阀势力也都有投资。所以，司马懿要想出山，也得服从整个家族的战略安排。

我们再看庞统，他的家族在汉末荆州地区是著名大族。不过，庞统父亲的情况在史料中并没有留下介绍，只有庞统的叔叔庞德公在荆州很有名气，但他跟司马徽一样喜欢隐居，做世外高人。荆州牧刘表曾多次派人邀请他为官，甚至亲自前往庞德公家中拜访，但却请不动他。由此可见，庞氏家族到了庞统父亲这一代，就已经没有做官的了，所谓的名列荆州六大家族，也不过是前几代积累出的名声。



可以说，庞统出身于一个没落大族，以至于他想出名，还得靠司马徽帮助。当年，就是庞德公让庞统去拜会荆州司马徽，在司马徽得宣传下，庞统“凤雏”的名声才渐渐传开。之后，刘表任命庞统为南郡功曹，也就是当地县令的佐吏。试问，司马懿需要其他名士的宣传吗？

不过，即使庞统是庞德公的亲侄子，是司马徽的好学生，刘表也只是给了他一个很小的官职，并没有将他召入幕府。作为一个没落大族之人，很难挤进荆州的政治核心。由此可见，庞统是多么的不得志。

再来看诸葛亮，诸葛氏是琅琊望族，其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做过司隶校尉。诸葛亮的父亲诸葛珪在东汉末年做过泰山郡丞，汉制在郡守下设郡丞及长史，郡丞是太守的佐官。诸葛亮三岁丧母、八岁丧父，有一个不幸的少年时代。诸葛亮及其弟弟诸葛均还有两个姐姐，跟随其叔父诸葛玄，由琅琊至豫章（南昌），又由豫章至荆州，也算是颠沛流离。公元197年，诸葛玄投奔刘表两年后去世，两个姐姐已经出嫁，17岁的诸葛亮便带着弟弟诸葛均开始了在隆中的十年耕读生活。

诸葛亮深知，自己只有跟荆州地区的世家大族攀上关系，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于是，他凭籍叔父诸葛玄与荆州牧刘表是故旧关系，加上诸葛家族奉儒守家的良好名声，成功与荆州大族打成一片。此外，诸葛亮娶了黄承彦的女儿为妻，岳母蔡氏家族，也是荆襄一带最为显赫的豪强。刘表初到荆州作刺史时，就是依靠蔡瑁的势力稳定局势。蔡瑁有两个姐姐，一个嫁刘表为后妇，一个嫁黄承彦。也就是说，刘表是诸葛亮内人的姨夫，蔡瑁是诸葛亮内人的舅舅。

不过，诸葛亮虽然融进了荆州大族，但毕竟不是荆州出身，与他们总是有一层无形的隔阂。所以，在司马徽的眼里，庞统和诸葛亮这种没落家族的才子，非常适合刘备。


人才自身的诉求


司马徽为刘备推举人才，还要考虑到人才自身的规划。

庞统当时虽然在刘表手下，但不过是个芝麻小官，当时荆州的政局被以蔡瑁、蒯越为首的两大家族控制，庞统没有说话的机会。司马徽深知庞统胸怀大志，肯定不会甘心当一个小官吏，所以将庞统推荐给刘备，等于是让庞统有一个崭新的舞台。而郁郁不得志的庞统，想必也不会拒绝刘备的邀请。

诸葛亮少年时自比管仲和乐毅。这二位贤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出身低微却被君王信任，有机会倾其毕生才华建功立业。所以，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就是在渴望有一个类似齐桓公、燕昭王那样的雄主。

从《隆中对》中可知，诸葛亮对当时的各派势力已有成熟的看法。刘表、刘璋等碌碌之辈，他不屑一顾。诸葛亮要创造宏图伟业，可以投靠的英雄，只有曹操、孙权和刘备三人。曹操就不提了，诸葛亮十二三岁时，曹操两次征伐徐州，“所过多所残戮”，给当地老百姓带来惨痛的伤害。年少的诸葛亮也跟随着拖家带口的徐州百姓一起逃难，因此，诸葛亮对战乱的厌恶自不待言。至于孙权，诸葛亮一是担心他“能贤亮而不能尽亮”，二是荆襄集团与长江中下游集团长期存在矛盾与冲突，襄阳士人不太可能得到对方的信任。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后来庞统在孙权集团不受重用。


诸葛亮少年时代就听说过刘备的仁义之名，史载，曹操进攻徐州时，徐州牧陶谦向公孙瓒任命的青州刺史田楷求救。而刘备自高唐任上被贼兵击败以后，也投靠了老同学公孙瓒，此时正好和田楷一起在青州，于是跟着一起前往徐州。当时，刘备自有兵千余人以及幽州乌丸杂胡骑，又略得饥民数千人，陶谦又给刘备丹杨兵四千余人。为了感谢刘备，陶谦还提出把徐州牧职位让给刘备。刘备不但婉拒，还帮助陶谦抵抗曹操，留下了仁义爱民的英名。跟曹操比起来，他的仁义深入人心，当时还在徐州逃难的诸葛亮，自然会对他印象更好。

在诸葛亮心中，刘备虽然势力弱小，但目标坚定——那就是兴复汉室，这非常符合诸葛亮心中忠君爱国的儒家理想。刘备手下也没有一流谋士，诸葛亮一去，就可以获得尽情施展才华的空间。

所以，对庞统和诸葛亮非常了解的司马徽，一方面是在给刘备介绍人才，同时也是在将刘备推荐给他们。

参考文献：

[1] 陈寿：《三国志》

[2] 裴松之：《三国志注》

[3] 范晔：《后汉书》

[4] 罗贯中：《三国演义》

[5] 孙立群等：《乱世终结者司马懿》

[6] 沈忱、崔文：《三国谋士今日观：最真实的谋士群像》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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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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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胡心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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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6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 

 

“霸道总裁爱上离异的她”“霸道总裁爱上离婚带娃的她”类型短剧频频爆火，引起了一些争议。不过，其实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出于政治或生育的原因，贵族群体会更倾向于娶离异的女人，“霸道总裁爱上离异、丧偶、带娃的她”之类的故事并不少见。诸如汉高祖刘邦娶了西魏王魏豹的妾薄姬、汉景帝娶了已婚生娃的王姪、汉昭烈帝刘备入川娶了遗孀吴氏，曹操娶了已婚带娃的秦氏、曹丕娶了二婚的甄宓……


接下来，就让我们具体来看看。



公元前205年，汉王的大将军韩信不费吹灰之力拿下魏地，俘获了魏王豹和他的家人。后来魏豹在荥阳被汉将周苛杀死，魏豹的妾薄姬在织室被刘邦发现后纳入宫中。于是丧偶的薄姬嫁给了汉王，并为刘邦生下一个儿子，即代王刘恒。在诸吕之变后，代王成为汉文帝。



关于薄姬与刘邦见面的故事比较传奇，刘邦在成皋召幸薄姬时，薄姬说“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苍龙在我肚子里”，刘邦听了很开心，说：“此贵徵也，吾为女遂成之。（《史记》）”值得一提的是，据说当时的相士非常看好薄姬，她还是魏豹妾的时候，算命大师许负就预言薄姬“当生天子”，魏豹听闻后大喜，认为自己将得天下，万万没想到薄姬确实生了天子，只是不是魏豹的。



公元前156年，垂暮之年的传奇女性薄姬抱着新生的重孙刘彻，而站在一旁的孙媳妇王娡比她还传奇。王娡没有太多政治背景，也不代表什么家族，但她有一个能“折腾”的母亲臧儿，臧儿是秦末群雄燕王臧荼的孙女，她在主导自己命运（先后嫁王家与田家）之后，也要主导孩子的选择。在她的主持下，王娡先嫁给金王孙，生下一个女儿金俗，后来又被送到太子刘启（薄姬的嫡孙）那里成为王美人。王娡在太子那里非常受宠，先后生下平阳公主等三个女儿，又生下后来的汉武帝刘彻。后来汉武帝带人去找到了异父同母的妹妹，给了她一生的富贵。

 


公元214年，汉景帝的后人刘备进入成都，取代同宗刘璋正式成为益州之主。这时候孙尚香已经回到东吴，众臣有感于刘备没有正妻，建议刘备娶个媳妇。并且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娶刘焉儿子、刘璋弟弟刘瑁（因狂疾已去世）的遗孀吴氏。



大家为啥一致让刘备娶离异的女人？这说来话长，刘焉主政益州的时候，有相面的说吴氏将是大贵之人（《三国志》记载刘焉“听相者之言，则求婚吴氏”），于是让吴氏嫁给了自己的儿子刘瑁。大家见到这则谶语效果这么明显，也就开始相信，慢慢就成了大家的共识。而且吴家不仅是中原侨居益州的大族，而且在益州军队中影响力也很大。观念与实力都让兄弟们觉得刘备应该娶她。


后来，刘备正式娶吴氏为夫人。刘备登基后，吴氏成为皇后。刘备死后，吴氏成为皇太后。



曹操曾追溯自己的祖先为汉朝的开国功臣曹参。按照这个逻辑，他和刘备是有亲缘关系的。公元199年，大汉司空曹操、大汉左将军刘备在徐州斩杀温侯吕布。关于战争遗产大家也进行了分配。吕布部将秦宜禄被安排为豫州沛国铚县（今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西南）的县长，他的妻子杜氏带着儿子秦朗到了曹操家。据说关羽专门向曹操请求纳杜氏为妻，后来曹操见到杜氏之后果断食言。在司空府，杜氏为曹操生下了曹林、曹衮二子及金乡公主。曹操对杜氏原先的儿子秦朗非常好，《三国志·明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明确记载：


“朗随母氏畜于公宫，太祖甚爱之，每坐席，谓宾客曰：‘世有人爱假子如孤者乎？’”



公元204年，曹军打进邺城。曹丕娶了袁绍次子袁熙的妻子甄宓，甄宓深受曹丕宠爱，生下曹叡（魏明帝）和东乡公主。曹丕和甄宓是典型的政治联姻。曹操占领冀州后，自领大将军、冀州牧，需要收拾冀州人心，曹丕娶袁绍的儿媳是很好的选择。


汉唐时期，这种事情也很常见。比如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把自己的十个侄儿杀掉。弟媳齐王妃杨氏成为他的情妇，并为他生下一个儿子——曹王李明。李世民的韦贵妃，跟前夫生有一女，李世民爱屋及乌，对她的女儿也很照顾，封为定襄县主。


到了宋以后，类似的事情就少了很多，而且需要专门解释。


1363年，在决定南方霸权的鄱阳湖大战中，陈友谅出动了全部巨型战舰与朱元璋决战。朱元璋却抓住傍晚风向有利的时机，在鄱阳湖水域实施火攻，一举焚毁陈友谅的主力舰队。这把大火不仅终结了陈友谅，还将朱元璋统一天下的梦想给燃烧了起来。战后，朱元璋率军顺利夺取武昌，并俘获了陈友谅全家。就这样，陈友谅的家人从武昌到了南京。朱元璋的卫士俞本目睹了全程，他晚年回忆时说：


“以陈理祖父及所生母并伯、叔、后、妃、嫔、宦载赴应天府。纳友谅次姬为妃。”


第一句字面意思很好理解，就是说朱元璋对他们的安置很好。确实，朱元璋封陈友谅的儿子陈理为归德侯、封陈友谅的父亲陈普才为承恩侯、大哥陈友富归仁伯、二哥陈友直怀恩伯、四弟陈友仁追封康山王。总之，朱元璋给了陈家极高的富贵与待遇。



但第二句就精彩了，“纳友谅次姬为妃”。


谁纳？朱元璋纳。


纳谁？纳陈友谅的次姬。


纳什么？纳为妃。


此时的朱元璋已经成为吴王，那他的媳妇自然就是王妃了。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朱元璋娶了陈友谅的妃子为妃，显然，朱元璋根本不在意次姬的丧偶问题。于是，次姬在朱元璋这儿成了“达定妃”，之后还生下了齐王朱榑和潭王朱梓。


关于娶陈友谅媳妇的事，朱元璋曾正面回应过：


“朕当未定之时，攻城略地，与群雄并驱十有四年余，军中未尝妄将一妇人女子。惟亲下武昌，怒陈友谅擅以兵入境，既破武昌，故有伊妾而归。”


这个故事收录在《大诰》里，故事内容很好理解，重点是在强调朱元璋很有原则，只是陈友谅太罪恶，不得已才娶了他的妾。


《大诰》是朱元璋面向全民发布的，具有宣传属性，所以，朱元璋娶陈友谅媳妇的事儿，大明老百姓很快就知道了。大明老百姓压根不关心朱元璋的解释，大家很关心朱元璋娶陈友谅媳妇这个八卦。而官方信息比较少，大家就只能脑补（这也符合八卦的变异属性），于是慢慢地，这事儿就传出很多版本，并且越来越离奇。



一百多年后，关于“霸道总裁娶丧偶的她”的故事，已经传出了新版本，甚至升级成了“霸道总裁爱上丧偶有孕的她”——


“我甚恨之，其妻氏可没入掖庭。未几生子，友谅遗腹也。封潭王，国于长沙。将之国，阇氏语之曰：‘尔乃汉王陈友谅子，汝父被杀，吾为汝忍死于此，他日当为父复此仇也。’”


写这段话的人是王世贞，他是蓟辽总督王忬的儿子、是当时的知名文人，相当于今天的大V或者全民追捧的大文豪。而阇氏即达定妃。在王世贞描述的故事里，达定妃成了烈女，潭王成了陈友谅的遗腹子，而且还要为父报仇。


这个八卦虽然有鼻子有眼，但可靠性不高，因为潭王是洪武二年（1369）生人，而陈友谅1363年时就已经死了。


让我们回到故事的最开始，朱元璋为什么要娶丧偶的她呢？站在陈家或者陈汉大臣的角度来看，朱元璋这么做是把他们当作一家人了，“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他的这一做法，非常有助于争取人心。但对于己方杀红了眼的将军和士兵而言，朱元璋这样做是为了进一步征服陈友谅，而且还等于他默许士兵拥有在战争期间得到的一切东西，毕竟“士卒所以争冒矢石，不顾其死者，贪虏获耳”。


所以说，霸道总裁朱元璋并不是真沉迷美色，他这一行为的背后有着深深的政治意图与权力考量，通过做一件事完成化敌为友和安抚军心，他何乐而不为呢？


无独有偶，1368年，元顺帝带着亲信离开大都，逃亡塞外。而被明军俘获的元朝官员、宫人都被徐达打包发往了南京，朱元璋在故元宫人中纳了妃。


这件事也传出了八卦，说碽妃其实怀了元顺帝的孩子，也就是后来的朱棣。这个故事在北方草原传播很广，还让草原人生出了一种自豪感——中原的皇帝实质就是我们草原的孩子。这对明朝而言，确实多少有点不舒服，但对招抚草原人很有帮助，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历史的精彩就在这里，古代顶级政治家看似反常的行为，背后都是深深的政治算计，甚至这个行为可以做到多方自洽以收取最大政治效果。因为信息不均衡和人类猎奇心理的存在，这些行为会以八卦的形式传播得极广，内容也会变得面目全非，而有心的政治家会用这些信息再做“一桌饭”用来宴请宾客，让多方再次自洽。


参考文献：

1. 《史记》

2. 《三国志》

3. 《明史》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晋右史‍‍‍‍‍‍‍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曲晨溪（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张斌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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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6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 

 

“霸道总裁爱上离异的她”“霸道总裁爱上离婚带娃的她”类型短剧频频爆火，引起了一些争议。不过，其实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出于政治或生育的原因，贵族群体会更倾向于娶离异的女人，“霸道总裁爱上离异、丧偶、带娃的她”之类的故事并不少见。诸如汉高祖刘邦娶了西魏王魏豹的妾薄姬、汉景帝娶了已婚生娃的王姪、汉昭烈帝刘备入川娶了遗孀吴氏，曹操娶了已婚带娃的秦氏、曹丕娶了二婚的甄宓……


接下来，就让我们具体来看看。



公元前205年，汉王的大将军韩信不费吹灰之力拿下魏地，俘获了魏王豹和他的家人。后来魏豹在荥阳被汉将周苛杀死，魏豹的妾薄姬在织室被刘邦发现后纳入宫中。于是丧偶的薄姬嫁给了汉王，并为刘邦生下一个儿子，即代王刘恒。在诸吕之变后，代王成为汉文帝。



关于薄姬与刘邦见面的故事比较传奇，刘邦在成皋召幸薄姬时，薄姬说“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苍龙在我肚子里”，刘邦听了很开心，说：“此贵徵也，吾为女遂成之。（《史记》）”值得一提的是，据说当时的相士非常看好薄姬，她还是魏豹妾的时候，算命大师许负就预言薄姬“当生天子”，魏豹听闻后大喜，认为自己将得天下，万万没想到薄姬确实生了天子，只是不是魏豹的。



公元前156年，垂暮之年的传奇女性薄姬抱着新生的重孙刘彻，而站在一旁的孙媳妇王娡比她还传奇。王娡没有太多政治背景，也不代表什么家族，但她有一个能“折腾”的母亲臧儿，臧儿是秦末群雄燕王臧荼的孙女，她在主导自己命运（先后嫁王家与田家）之后，也要主导孩子的选择。在她的主持下，王娡先嫁给金王孙，生下一个女儿金俗，后来又被送到太子刘启（薄姬的嫡孙）那里成为王美人。王娡在太子那里非常受宠，先后生下平阳公主等三个女儿，又生下后来的汉武帝刘彻。后来汉武帝带人去找到了异父同母的妹妹，给了她一生的富贵。

 


公元214年，汉景帝的后人刘备进入成都，取代同宗刘璋正式成为益州之主。这时候孙尚香已经回到东吴，众臣有感于刘备没有正妻，建议刘备娶个媳妇。并且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娶刘焉儿子、刘璋弟弟刘瑁（因狂疾已去世）的遗孀吴氏。



大家为啥一致让刘备娶离异的女人？这说来话长，刘焉主政益州的时候，有相面的说吴氏将是大贵之人（《三国志》记载刘焉“听相者之言，则求婚吴氏”），于是让吴氏嫁给了自己的儿子刘瑁。大家见到这则谶语效果这么明显，也就开始相信，慢慢就成了大家的共识。而且吴家不仅是中原侨居益州的大族，而且在益州军队中影响力也很大。观念与实力都让兄弟们觉得刘备应该娶她。


后来，刘备正式娶吴氏为夫人。刘备登基后，吴氏成为皇后。刘备死后，吴氏成为皇太后。



曹操曾追溯自己的祖先为汉朝的开国功臣曹参。按照这个逻辑，他和刘备是有亲缘关系的。公元199年，大汉司空曹操、大汉左将军刘备在徐州斩杀温侯吕布。关于战争遗产大家也进行了分配。吕布部将秦宜禄被安排为豫州沛国铚县（今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西南）的县长，他的妻子杜氏带着儿子秦朗到了曹操家。据说关羽专门向曹操请求纳杜氏为妻，后来曹操见到杜氏之后果断食言。在司空府，杜氏为曹操生下了曹林、曹衮二子及金乡公主。曹操对杜氏原先的儿子秦朗非常好，《三国志·明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明确记载：


“朗随母氏畜于公宫，太祖甚爱之，每坐席，谓宾客曰：‘世有人爱假子如孤者乎？’”



公元204年，曹军打进邺城。曹丕娶了袁绍次子袁熙的妻子甄宓，甄宓深受曹丕宠爱，生下曹叡（魏明帝）和东乡公主。曹丕和甄宓是典型的政治联姻。曹操占领冀州后，自领大将军、冀州牧，需要收拾冀州人心，曹丕娶袁绍的儿媳是很好的选择。


汉唐时期，这种事情也很常见。比如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把自己的十个侄儿杀掉。弟媳齐王妃杨氏成为他的情妇，并为他生下一个儿子——曹王李明。李世民的韦贵妃，跟前夫生有一女，李世民爱屋及乌，对她的女儿也很照顾，封为定襄县主。


到了宋以后，类似的事情就少了很多，而且需要专门解释。


1363年，在决定南方霸权的鄱阳湖大战中，陈友谅出动了全部巨型战舰与朱元璋决战。朱元璋却抓住傍晚风向有利的时机，在鄱阳湖水域实施火攻，一举焚毁陈友谅的主力舰队。这把大火不仅终结了陈友谅，还将朱元璋统一天下的梦想给燃烧了起来。战后，朱元璋率军顺利夺取武昌，并俘获了陈友谅全家。就这样，陈友谅的家人从武昌到了南京。朱元璋的卫士俞本目睹了全程，他晚年回忆时说：


“以陈理祖父及所生母并伯、叔、后、妃、嫔、宦载赴应天府。纳友谅次姬为妃。”


第一句字面意思很好理解，就是说朱元璋对他们的安置很好。确实，朱元璋封陈友谅的儿子陈理为归德侯、封陈友谅的父亲陈普才为承恩侯、大哥陈友富归仁伯、二哥陈友直怀恩伯、四弟陈友仁追封康山王。总之，朱元璋给了陈家极高的富贵与待遇。



但第二句就精彩了，“纳友谅次姬为妃”。


谁纳？朱元璋纳。


纳谁？纳陈友谅的次姬。


纳什么？纳为妃。


此时的朱元璋已经成为吴王，那他的媳妇自然就是王妃了。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朱元璋娶了陈友谅的妃子为妃，显然，朱元璋根本不在意次姬的丧偶问题。于是，次姬在朱元璋这儿成了“达定妃”，之后还生下了齐王朱榑和潭王朱梓。


关于娶陈友谅媳妇的事，朱元璋曾正面回应过：


“朕当未定之时，攻城略地，与群雄并驱十有四年余，军中未尝妄将一妇人女子。惟亲下武昌，怒陈友谅擅以兵入境，既破武昌，故有伊妾而归。”


这个故事收录在《大诰》里，故事内容很好理解，重点是在强调朱元璋很有原则，只是陈友谅太罪恶，不得已才娶了他的妾。


《大诰》是朱元璋面向全民发布的，具有宣传属性，所以，朱元璋娶陈友谅媳妇的事儿，大明老百姓很快就知道了。大明老百姓压根不关心朱元璋的解释，大家很关心朱元璋娶陈友谅媳妇这个八卦。而官方信息比较少，大家就只能脑补（这也符合八卦的变异属性），于是慢慢地，这事儿就传出很多版本，并且越来越离奇。



一百多年后，关于“霸道总裁娶丧偶的她”的故事，已经传出了新版本，甚至升级成了“霸道总裁爱上丧偶有孕的她”——


“我甚恨之，其妻氏可没入掖庭。未几生子，友谅遗腹也。封潭王，国于长沙。将之国，阇氏语之曰：‘尔乃汉王陈友谅子，汝父被杀，吾为汝忍死于此，他日当为父复此仇也。’”


写这段话的人是王世贞，他是蓟辽总督王忬的儿子、是当时的知名文人，相当于今天的大V或者全民追捧的大文豪。而阇氏即达定妃。在王世贞描述的故事里，达定妃成了烈女，潭王成了陈友谅的遗腹子，而且还要为父报仇。


这个八卦虽然有鼻子有眼，但可靠性不高，因为潭王是洪武二年（1369）生人，而陈友谅1363年时就已经死了。


让我们回到故事的最开始，朱元璋为什么要娶丧偶的她呢？站在陈家或者陈汉大臣的角度来看，朱元璋这么做是把他们当作一家人了，“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他的这一做法，非常有助于争取人心。但对于己方杀红了眼的将军和士兵而言，朱元璋这样做是为了进一步征服陈友谅，而且还等于他默许士兵拥有在战争期间得到的一切东西，毕竟“士卒所以争冒矢石，不顾其死者，贪虏获耳”。


所以说，霸道总裁朱元璋并不是真沉迷美色，他这一行为的背后有着深深的政治意图与权力考量，通过做一件事完成化敌为友和安抚军心，他何乐而不为呢？


无独有偶，1368年，元顺帝带着亲信离开大都，逃亡塞外。而被明军俘获的元朝官员、宫人都被徐达打包发往了南京，朱元璋在故元宫人中纳了妃。


这件事也传出了八卦，说碽妃其实怀了元顺帝的孩子，也就是后来的朱棣。这个故事在北方草原传播很广，还让草原人生出了一种自豪感——中原的皇帝实质就是我们草原的孩子。这对明朝而言，确实多少有点不舒服，但对招抚草原人很有帮助，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历史的精彩就在这里，古代顶级政治家看似反常的行为，背后都是深深的政治算计，甚至这个行为可以做到多方自洽以收取最大政治效果。因为信息不均衡和人类猎奇心理的存在，这些行为会以八卦的形式传播得极广，内容也会变得面目全非，而有心的政治家会用这些信息再做“一桌饭”用来宴请宾客，让多方再次自洽。


参考文献：

1. 《史记》

2. 《三国志》

3. 《明史》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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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400 字

阅 读 需 要 11 分 钟 


说起中国历史上的女性政治家，人们往往最先想到武则天、吕雉这些熟悉的名字。但广袤的蒙古草原上也曾出现过一位传奇的女性政治家——唆鲁禾帖尼。



她的故事，要从一场政治婚姻开始讲起。


  老公死了怎么办？

在线等，挺急的


唆鲁禾帖尼出身于当时蒙古高原最强大的部落之一——克烈部。她是克烈部王罕的弟弟札合敢不的女儿。成吉思汗灭克烈部后，将唆鲁禾帖尼许配给幼子拖雷为正妻。按照蒙古的传统，蒙古大汗只会从嫡子中选出。成吉思汗的正妻孛儿帖孕育了四个儿子：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和幼子拖雷。成吉思汗西征前，选定了窝阔台为汗位的继承人。同时，按照蒙古“幼子守灶”的传统习俗，幼子拖雷继承了核心领地和主要军队。1227年，成吉思汗病逝，根据蒙古的传统习俗，新大汗在举行忽里台大会后才能上任。因此，此时实际上是由幼子拖雷摄政监国。1229年，窝阔台登上汗位。次年，率军南下征金，拖雷同往，战后北还，但拖雷在途中病卒。



那么，拖雷去世后，他的财产与军队该由谁来继承？



拖雷去世时，他的孩子们尚且年幼，家族中的事务主要由其正妻唆鲁禾帖尼管理。蒙古传统习俗，规定：


“夫死以后，带领幼年子女的寡妇，全权掌管家庭财产，直到儿女长大成人以后，各自婚嫁为止，因此寡妇完全享有其丈夫的地位与权力。”（《蒙古社会制度史》）


因此，唆鲁禾帖尼便继承了拖雷的财产与权力，成为拖雷家族的实际掌控者。然而，窝阔台汗对拖雷家族的忌惮很快显现出来，窝阔台家族对拖雷系的压制也随即展开。严峻的形势下，唆鲁禾帖尼深知她必须确保家族的财产不被侵吞、政治权力不被削弱，她需要在强敌环伺的环境中，既要保全家族利益，又不能给对手留下可乘之机。


较量很快拉开帷幕。拖雷去世不久，窝阔台便未经宗亲会议同意，擅自将拖雷系属下的两千速勒都思部军队划归给自己的儿子阔端。群情激奋，但唆鲁禾帖尼却并未对此表现出不满，反而呼吁将士们服从大汗，以此巧妙地笼络了阔端，使他后来站在拖雷家族一边。



但是，窝阔台并未放弃，他想通过政治联姻进一步控制拖雷家族。依照蒙古的收继婚习俗，他提议让唆鲁禾帖尼改嫁其子贵由。这一提议表面上合乎礼法，实则暗藏陷阱：若唆鲁禾帖尼接受，拖雷家族的政治遗产将尽归窝阔台一系；若拒绝，则可能招致报复。对此，唆鲁禾帖尼以“诸子尚未成人”为由婉拒，既未直接违抗汗命，又巧妙争取了时间。唆鲁禾帖尼知道，此时与窝阔台系发生冲突将危及家族存亡，因此她选择隐忍。后来，由于贵由也没有非常坚持，此事便不了了之。



在窝阔台系的持续打压下，唆鲁禾帖尼看似始终保持顺从的姿态，但难道她会一直坐以待毙吗？


深藏不露

靠自己成为大女主

 

虽然唆鲁禾帖尼从未公开违抗大汗命令，也刻意避免直接参与汗位之争，但暗地里却从未停止政治布局。



唆鲁禾帖尼利用窝阔台在中原分封的机会，主动为家族争取封地，并推荐能臣布鲁海牙进行治理。她慧眼识珠，在布鲁海牙的治理下，家族经济实力大增。后来忽必烈继位，“择信臣宣抚十道”，布鲁海牙就是其一。布鲁海牙的儿子廉希宪也在后来忽必烈建立王朝时立下了汗马功劳。


1241年，窝阔台去世，蒙古帝国陷入动荡。许多宗王贵族趁机瓜分财富、争夺权柄，她却严令儿子们恪守本分，抚民养兵，静待时机，赢得了广泛的支持。按照蒙古习俗，部落首领死后，会由其遗孀主政，直到新的首领即位为止。因此，窝阔台死后，蒙古帝国进入了脱列哥那摄政时期。与窝阔台一样，脱列哥那也对拖雷家族十分忌惮，多次向唆鲁禾帖尼发难。但她始终以柔克刚，将锋芒藏于谦卑之下，避免被抓到把柄。



后来，贵由继承汗位。唆鲁禾帖尼又率先率家族宣誓拥护贵由汗，贵由汗在看到他们的忠心后，也有意拉拢拖雷家族，许多重大的赏赐活动，包括对妃主、亲王、大臣及其子弟的封赏，对诸翼将士及其家属的犒劳，乃至对外国使节的接待等事务，均会安排唆鲁禾帖尼全权主持。在此期间，她悄然编织人脉，她无声巩固势力……直到贵由暴毙、海迷失皇后摄政时，人们才惊觉，帝国权力格局已经发生变化，窝阔台系几乎没有能与拖雷系抗衡的人物了。



时机终于成熟，唆鲁禾帖尼韬光养晦多年，此时，她的孩子们都已长大成材。尤其是她的长子蒙哥，骁勇善战，已在草原各部中声名远播。更关键的是，唆鲁禾帖尼还赢得了术赤的嫡次子拔都的支持——拔都威望极高、势力极强，他欣赏蒙哥才能出众，力荐蒙哥为汗。


然而，窝阔台系的很多重要人物都持反对意见。面对重重阻力，唆鲁禾帖尼及蒙哥极有耐心，多次游说他们来参加忽里台大会。最后，唆鲁禾帖尼凭借多年积累的政治资源和人脉关系，成功争取到各方势力的支持。最终，在各方势力的共同拥戴下，蒙哥成功登基，实现了汗位从窝阔台系向拖雷系的转移。而这一切，无不是唆鲁禾帖尼毕生心血的结晶。



此后，为了巩固蒙哥的汗位，之前一直以温顺示人的唆鲁禾帖尼开始毫不留情地镇压反对者，并亲自下令处死海迷失（贵由可汗的皇后），以雷霆手段震慑所有心怀不轨之人。


然而命运总是充满戏剧性，就在蒙哥即位的第二年，唆鲁禾帖尼病逝。


教子有方的天才老妈


唆鲁禾帖尼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她经历了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等时期的宫廷斗争，并一直立于不败之地。除此之外，唆鲁禾帖尼还是一位杰出的母亲，被称为“四帝之母”：她培养出的四个儿子皆称汗称帝，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



唆鲁禾帖尼的嫡长子蒙哥在即位后，致力攻灭南宋、大理等国，并派遣旭烈兀西征西亚诸国。后来，蒙哥在征战南宋的过程中阵亡。



随后，唆鲁禾帖尼的嫡次子忽必烈即位，建立元朝。忽必烈特别重视汉文化的吸收与融合，任用大批汉族儒士，推行汉法，展现出不同于传统蒙古统治者的治国理念。



而唆鲁禾帖尼的第三子旭烈兀则征服了波斯，建立了伊利汗国，不仅延续了蒙古帝国的统治，更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至于最小的儿子阿里不哥，蒙哥阵亡后，他被蒙古贵族经由忽里勒台制度的推举而继位，此后与忽必烈展开四年之久的战争，最后阿里不哥战败后归降。


唆鲁禾帖尼在多年来与窝阔台系的若干次交锋都能不落下风，无疑对孩子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她十分注重对孩子们的培养，当长子蒙哥初露锋芒时，她就刻意安排其参与重要军事行动，让其在战火中淬炼威望与胆识。尤为难得的是，作为一名基督徒，她坚定推行宗教宽容政策，这种开明的执政理念深刻影响了她的子孙后代，尤其影响了元朝的宗教政策。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记载唆鲁禾帖尼的教育理念宛如四柱架构：


首先，确保儿子们有文化；其次，教导他们一些基本政治准则；再次，宗教宽容，最后，吸收汉人幕僚为其服务。


可以看出，唆鲁禾帖尼对孩子们的培养是十分全面的，她也对孩子们抱有很大期望。

 

作为拖雷的遗孀，唆鲁禾帖尼在丈夫早逝后独自承担起振兴家族的重任，在她的苦心经营下，蒙古帝国的最高统治权最终由拖雷家族牢牢掌控。


 

参考文献：

[1][俄]符拉基迷尔佐夫著，刘荣竣译，《蒙古社会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2][德]傅海波、[英]崔瑞德著，史卫民等译，陈高华等审校，《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李建辉，《唆鲁禾帖尼与大蒙古国汗位的转移》，内蒙古大学，2008.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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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400 字

阅 读 需 要 11 分 钟 


说起中国历史上的女性政治家，人们往往最先想到武则天、吕雉这些熟悉的名字。但广袤的蒙古草原上也曾出现过一位传奇的女性政治家——唆鲁禾帖尼。



她的故事，要从一场政治婚姻开始讲起。


  老公死了怎么办？

在线等，挺急的


唆鲁禾帖尼出身于当时蒙古高原最强大的部落之一——克烈部。她是克烈部王罕的弟弟札合敢不的女儿。成吉思汗灭克烈部后，将唆鲁禾帖尼许配给幼子拖雷为正妻。按照蒙古的传统，蒙古大汗只会从嫡子中选出。成吉思汗的正妻孛儿帖孕育了四个儿子：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和幼子拖雷。成吉思汗西征前，选定了窝阔台为汗位的继承人。同时，按照蒙古“幼子守灶”的传统习俗，幼子拖雷继承了核心领地和主要军队。1227年，成吉思汗病逝，根据蒙古的传统习俗，新大汗在举行忽里台大会后才能上任。因此，此时实际上是由幼子拖雷摄政监国。1229年，窝阔台登上汗位。次年，率军南下征金，拖雷同往，战后北还，但拖雷在途中病卒。



那么，拖雷去世后，他的财产与军队该由谁来继承？



拖雷去世时，他的孩子们尚且年幼，家族中的事务主要由其正妻唆鲁禾帖尼管理。蒙古传统习俗，规定：


“夫死以后，带领幼年子女的寡妇，全权掌管家庭财产，直到儿女长大成人以后，各自婚嫁为止，因此寡妇完全享有其丈夫的地位与权力。”（《蒙古社会制度史》）


因此，唆鲁禾帖尼便继承了拖雷的财产与权力，成为拖雷家族的实际掌控者。然而，窝阔台汗对拖雷家族的忌惮很快显现出来，窝阔台家族对拖雷系的压制也随即展开。严峻的形势下，唆鲁禾帖尼深知她必须确保家族的财产不被侵吞、政治权力不被削弱，她需要在强敌环伺的环境中，既要保全家族利益，又不能给对手留下可乘之机。


较量很快拉开帷幕。拖雷去世不久，窝阔台便未经宗亲会议同意，擅自将拖雷系属下的两千速勒都思部军队划归给自己的儿子阔端。群情激奋，但唆鲁禾帖尼却并未对此表现出不满，反而呼吁将士们服从大汗，以此巧妙地笼络了阔端，使他后来站在拖雷家族一边。



但是，窝阔台并未放弃，他想通过政治联姻进一步控制拖雷家族。依照蒙古的收继婚习俗，他提议让唆鲁禾帖尼改嫁其子贵由。这一提议表面上合乎礼法，实则暗藏陷阱：若唆鲁禾帖尼接受，拖雷家族的政治遗产将尽归窝阔台一系；若拒绝，则可能招致报复。对此，唆鲁禾帖尼以“诸子尚未成人”为由婉拒，既未直接违抗汗命，又巧妙争取了时间。唆鲁禾帖尼知道，此时与窝阔台系发生冲突将危及家族存亡，因此她选择隐忍。后来，由于贵由也没有非常坚持，此事便不了了之。



在窝阔台系的持续打压下，唆鲁禾帖尼看似始终保持顺从的姿态，但难道她会一直坐以待毙吗？


深藏不露

靠自己成为大女主

 

虽然唆鲁禾帖尼从未公开违抗大汗命令，也刻意避免直接参与汗位之争，但暗地里却从未停止政治布局。



唆鲁禾帖尼利用窝阔台在中原分封的机会，主动为家族争取封地，并推荐能臣布鲁海牙进行治理。她慧眼识珠，在布鲁海牙的治理下，家族经济实力大增。后来忽必烈继位，“择信臣宣抚十道”，布鲁海牙就是其一。布鲁海牙的儿子廉希宪也在后来忽必烈建立王朝时立下了汗马功劳。


1241年，窝阔台去世，蒙古帝国陷入动荡。许多宗王贵族趁机瓜分财富、争夺权柄，她却严令儿子们恪守本分，抚民养兵，静待时机，赢得了广泛的支持。按照蒙古习俗，部落首领死后，会由其遗孀主政，直到新的首领即位为止。因此，窝阔台死后，蒙古帝国进入了脱列哥那摄政时期。与窝阔台一样，脱列哥那也对拖雷家族十分忌惮，多次向唆鲁禾帖尼发难。但她始终以柔克刚，将锋芒藏于谦卑之下，避免被抓到把柄。



后来，贵由继承汗位。唆鲁禾帖尼又率先率家族宣誓拥护贵由汗，贵由汗在看到他们的忠心后，也有意拉拢拖雷家族，许多重大的赏赐活动，包括对妃主、亲王、大臣及其子弟的封赏，对诸翼将士及其家属的犒劳，乃至对外国使节的接待等事务，均会安排唆鲁禾帖尼全权主持。在此期间，她悄然编织人脉，她无声巩固势力……直到贵由暴毙、海迷失皇后摄政时，人们才惊觉，帝国权力格局已经发生变化，窝阔台系几乎没有能与拖雷系抗衡的人物了。



时机终于成熟，唆鲁禾帖尼韬光养晦多年，此时，她的孩子们都已长大成材。尤其是她的长子蒙哥，骁勇善战，已在草原各部中声名远播。更关键的是，唆鲁禾帖尼还赢得了术赤的嫡次子拔都的支持——拔都威望极高、势力极强，他欣赏蒙哥才能出众，力荐蒙哥为汗。


然而，窝阔台系的很多重要人物都持反对意见。面对重重阻力，唆鲁禾帖尼及蒙哥极有耐心，多次游说他们来参加忽里台大会。最后，唆鲁禾帖尼凭借多年积累的政治资源和人脉关系，成功争取到各方势力的支持。最终，在各方势力的共同拥戴下，蒙哥成功登基，实现了汗位从窝阔台系向拖雷系的转移。而这一切，无不是唆鲁禾帖尼毕生心血的结晶。



此后，为了巩固蒙哥的汗位，之前一直以温顺示人的唆鲁禾帖尼开始毫不留情地镇压反对者，并亲自下令处死海迷失（贵由可汗的皇后），以雷霆手段震慑所有心怀不轨之人。


然而命运总是充满戏剧性，就在蒙哥即位的第二年，唆鲁禾帖尼病逝。


教子有方的天才老妈


唆鲁禾帖尼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她经历了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等时期的宫廷斗争，并一直立于不败之地。除此之外，唆鲁禾帖尼还是一位杰出的母亲，被称为“四帝之母”：她培养出的四个儿子皆称汗称帝，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



唆鲁禾帖尼的嫡长子蒙哥在即位后，致力攻灭南宋、大理等国，并派遣旭烈兀西征西亚诸国。后来，蒙哥在征战南宋的过程中阵亡。



随后，唆鲁禾帖尼的嫡次子忽必烈即位，建立元朝。忽必烈特别重视汉文化的吸收与融合，任用大批汉族儒士，推行汉法，展现出不同于传统蒙古统治者的治国理念。



而唆鲁禾帖尼的第三子旭烈兀则征服了波斯，建立了伊利汗国，不仅延续了蒙古帝国的统治，更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至于最小的儿子阿里不哥，蒙哥阵亡后，他被蒙古贵族经由忽里勒台制度的推举而继位，此后与忽必烈展开四年之久的战争，最后阿里不哥战败后归降。


唆鲁禾帖尼在多年来与窝阔台系的若干次交锋都能不落下风，无疑对孩子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她十分注重对孩子们的培养，当长子蒙哥初露锋芒时，她就刻意安排其参与重要军事行动，让其在战火中淬炼威望与胆识。尤为难得的是，作为一名基督徒，她坚定推行宗教宽容政策，这种开明的执政理念深刻影响了她的子孙后代，尤其影响了元朝的宗教政策。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记载唆鲁禾帖尼的教育理念宛如四柱架构：


首先，确保儿子们有文化；其次，教导他们一些基本政治准则；再次，宗教宽容，最后，吸收汉人幕僚为其服务。


可以看出，唆鲁禾帖尼对孩子们的培养是十分全面的，她也对孩子们抱有很大期望。

 

作为拖雷的遗孀，唆鲁禾帖尼在丈夫早逝后独自承担起振兴家族的重任，在她的苦心经营下，蒙古帝国的最高统治权最终由拖雷家族牢牢掌控。


 

参考文献：

[1][俄]符拉基迷尔佐夫著，刘荣竣译，《蒙古社会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2][德]傅海波、[英]崔瑞德著，史卫民等译，陈高华等审校，《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李建辉，《唆鲁禾帖尼与大蒙古国汗位的转移》，内蒙古大学，2008.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夹心‍‍‍‍‍‍‍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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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子功勋”—云南昆明西山上矗立着一座9米高的纪念碑，基座上刻着这四个大字。碑文这样写道：


三千多名热血奔腾的南洋华侨机工……以自己的生命、鲜血和汗水，在华侨爱国史上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39年至1942年，抗战危急时刻，在被称为“死亡公路”的滇缅公路上，3200余名南洋归国华侨青年，驾驶卡车穿越枪林弹雨，抢运军需物资、抢修运输车辆，为抗战筑起一条“不沉的补给线”。



硝烟散尽，功勋长存。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简称“南侨机工”）。今年4月15日，在赴吉隆坡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习近平主席在当地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指出：


“80多年前，马来西亚南侨机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奔赴云南，帮助打通滇缅公路这条生命线。这些佳话至今仍在中马两国人民中广为传颂。”



凭借胆魄与技术，在敌机轰炸下持续穿行


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沿海重要港口基本沦陷，西北公路和滇越铁路先后被切断，滇缅公路成为中国与外部联系的重要国际运输通道。


滇缅公路全长1146公里，从云南昆明通往缅甸，翻越高黎贡山、云岭等崇山峻岭，由20万筑路民众在9个月内徒手开凿而成，1938年8月通车后成为“中国抗战的生命线”。


路修通了，但问题依然严峻：当时中国严重缺乏熟悉汽车驾驶与维修的技术人员。


危急关头，时任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1939年2月在《南洋商报》上发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第六号通告》，征募懂驾驶、会修车的华侨青年回国服务，通告结尾写道：“事关祖国复兴大业，逼切注意办理是要。”



通告发出后，短短10天便有80人响应，后续报名者不断。他们中有教师、医生、商人、工程师，其中不乏家境殷实者。通告要求年龄在20—40岁之间，但前来报名的人中年纪最大的49岁，最小的仅13岁，他们瞒报、虚报年龄，甚至有人女扮男装，希望回国参与抗战。1939年，先后有9批共3200余名南侨机工回国支援。他们来自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泰国等国，其中至少有5名是女性。


临行前的合照定格了南侨机工曾经的风华：西装革履，领带整齐，发蜡锃亮。这是一群会吹口琴、能唱英文歌、爱喝咖啡的青年，为了抗战胜利，他们毫不犹豫离开南洋，奔向被战火侵袭的祖国。



在云南，南侨机工经过两个月左右的军事培训后上岗：会驾驶的担任卡车司机，负责运输物资；懂维修的驻扎在沿线主要车站和修理厂，负责车辆维护保障。


从昆明到缅甸，驾车单程需七八天。南侨机工以方向盘为武器，以货车为掩体，凭借胆魄与技术，在敌机轰炸下持续穿行。他们从缅甸运进武器弹药等军需物资，将中国的桐油、矿产等物资运往海外，为战时中国提供宝贵支援。


1939年至1942年，经滇缅公路运送的军需物资达50多万吨，还有不计其数的民用物资。



长期研究南侨机工历史的云南师范大学华文学院教授夏玉清说：


“1942年滇缅公路被切断后，一部分南侨机工投身中美联合开辟的驼峰航线，承担将各类军用物资转运至中国战场的任务；也有部分留在昆明，在盟军中担任翻译、文员等职务。”


抗战期间，海外华侨华人倾尽所能支援中国。一份《世界各地华侨输财助战统计表》显示：1937年至1945年，缅甸华侨华人捐赠飞机19架，南侨总会筹集卡车200辆，南洋地区捐赠御寒衣物逾700万件……在这场世界范围内的“侨心报国”行动中，南侨机工以血肉之躯书写了壮烈、动人的篇章。



平均每公里就有一名南侨机工为国捐躯


“当初从南洋回到云南的时候，已经准备好牺牲了，就没想过要活着回去。”2018年本报记者第一次采访罗开瑚时，这位已经百岁高龄的老人说。当时他身体硬朗，仍保留着当年在南洋喝咖啡、看报纸的习惯。


1939年7月，年仅21岁的罗开瑚与第八批南侨机工的300多名热血青年一起坐船回国。


滇缅公路上，处处是生死考验。山道在崇山峻岭间盘桓，驾车稍有不慎便会坠入万丈深渊。行驶在泥泞狭窄、临近悬崖的路段时，副驾驶员甚至需要“悬挂”在车外，充当“人肉导航”。路上蚊虫肆虐、疟疾流行，上千名机工倒在运输途中。敌机轰炸更是家常便饭，车辆一旦中弹，机工几无生还希望。


“打摆子（疟疾）、没有停过的炮火，我的好多战友都牺牲了。”罗开瑚平静的声音中透出岁月抹不去的痛楚。


南侨机工不仅是战士，还是工程师。他们凭借智慧应对重重困难：自制防滑三角木、冷却水箱、视线测量杆等工具，以应对滑坡、高温、急弯等恶劣条件。


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讲解员余有兰说：


“视线测量杆是南侨机工谢川周发明的。卡车视野受限，他就将竹子削成两段小竹竿，插在车灯两侧，作为测距标记，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车头，相当于现在汽车的保险杠。”


横跨澜沧江的功果桥是滇缅公路的“咽喉”，曾多次成为敌人重点轰炸的目标。日军炸毁功果桥后，日本电台曾扬言“滇缅公路已断，3个月内无通车希望”。南侨机工廖国雄回忆，为了尽快恢复滇缅公路交通线，南侨机工与当地民众用几百只空油桶扎成浮船，上铺木板，只用10小时就搭起长达300米的浮桥，保证了这条抗日运输大动脉的畅通。



不久前，南侨机工李月美的孙女杨婷，与一群机工后人重走滇缅公路，缅怀先辈的英勇事迹。杨婷小时候经常听家人讲南侨机工的故事。李月美驾驶技术出众、反应敏捷，是躲避轰炸的好手。日军飞机在天空盘旋时，她和战友配合默契，或用树枝遮挡车子反光的后视镜，或是争分夺秒地将车子开进茂密的树林。


“奶奶是女扮男装加入南侨机工队伍的。”杨婷说，李月美凭借过人的智慧和毅力顺利通过各项考核，“她长得高大结实，当时报名处的人都没看出破绽。”直到一次意外翻车，李月美被路过的机工发现并送往医院救治，急救过程中她的身份才被识破。“当代花木兰”的故事当时被广泛报道，轰动海内外。



像李月美这样的英雄，在南侨机工中还有许多：13岁归国参战的蒋印生，放弃南洋高薪工作的王文松，仅用一周自学驾驶奔赴前线的吴惠民……据不完全统计，3200余名南侨机工中，超过1/3在滇缅公路沿线英勇牺牲。滇缅公路上，平均每公里就有一名南侨机工为国捐躯。


硝烟散尽后，他们的名字留在这里


中缅边境线上，云南德宏畹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高高耸立。天刚微亮，守碑人叶晓东就骑着电瓶车来到碑下，爬上长长的台阶，擦拭碑面、给花木浇水、打扫地面上的落叶……二十年如一日。



纪念碑后方，记述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浮雕长廊里，雕刻着南侨机工英名录。每每行至此处，叶晓东的目光总会在“陈团圆”这个名字上停留，这是他的生父。


“父亲的名字在这儿，父亲就在这儿。”第一次在英名录上看到父亲的名字时，叶晓东这样想。作为南侨机工后代，叶晓东一出生便浸染国殇的悲怆。1944年，父亲陈团圆因不愿出卖战友惨遭日军活埋，当时叶晓东仅3个月大。


2005年，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畹町镇落成，叶晓东主动担任守碑人，每天为父亲和父亲的战友们清扫擦拭纪念碑、英名录。


20年来，叶晓东每天风雨无阻地守着碑。有海内外南侨机工后人来寻亲，抚着纪念碑上的名字痛哭，他会陪着一起哭，面对纪念碑深深鞠躬；有游客到此，他会不厌其烦地讲述南侨机工的英勇事迹。



南侨机工后人陈达娅携手其他机工后代，共同创作并演绎大型交响组歌《南侨颂》。这部作品从国内剧场走向海外舞台，让南侨机工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不少人不远万里赶来观看演出，很多观众泪洒当场。


如今，马来西亚、新加坡两国也建有南侨机工纪念碑，马来西亚正推动建设南侨机工纪念公园和南侨机工纪念馆。每年抗战胜利纪念日，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华人社团都会在纪念碑前举行活动，缅怀南侨机工为抗战作出的伟大贡献。


2020年，罗开瑚去世；2022年，蒋印生去世。此后，世上再无南侨机工，但他们“舍身而不顾，毁家而不怨”的故事将被永远铭记。


2018年，“南侨机工历史档案”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档案真实记录了抗战期间南洋华侨志愿回国抗日的全过程，也镌刻下海外华侨华人反抗暴政、维护人类和平的记忆。2019年，马来西亚二战历史研究会授予南侨机工“亚洲和平奖”。


罗开瑚生前接受采访时说：


“国家危难时尽力做贡献，是每一名中国人的责任，无论是生是死。”


“一边是富有安逸的生活，一边是炮火喧嚣的战场，南侨机工毅然选择后者，这源于中华民族血脉中割不断的联系。他们的壮举既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争取民族独立筑起流动的钢铁长城，也为世界和平事业刻下华侨群体的历史印记。为民族独立而抗争、为世界和平而奉献，南侨机工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史册与人类反法西斯的共同记忆之中。”夏玉清说，“今天，面对动荡的国际局势，我们纪念南侨机工，不只是回顾历史，更是在传承精神。他们跨越时空的信念提醒我们，和平需要守护，未来需要共建。”




 告别南洋

词：田汉

曲：聂耳



     再会吧，南洋！

　　你海波绿，海云长，

　　你是我们第二的故乡。

　　我们民族的血汗，

　　洒遍了这几百个荒凉的岛上。

　　再会吧，南洋！

　　你椰子肥，豆蔻香。

　　你受着自然丰富的供养，

　　但在帝国主义的剥削下，

　　千百万被压迫者都闹着饥荒！

　　再会吧，南洋！

　　你不见尸横着长白山，

　　血流着黑龙江？

　　这是中华民族的存亡！

　　再会吧，南洋！

　　再会吧，南洋！

　　我们要去争取一线光明的希望！


《告别南洋》是田汉、聂耳创作的歌曲，1934年问世，歌曲展现南洋华侨华人的离散经历和对中国的深厚感情。南侨机工回国支援抗战，离别之际经常唱起这首歌。




本文转发自《人民日报》2025年7月7日第15版，原标题为《抗战危急时刻，三千二百余名南侨机工毅然回国，筑起一条“不沉的补给线”——“国家危难时尽力做贡献，是每一名中国人的责任”（铭记历史 开创未来）》，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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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李茂颖 屈佩
编辑 | 侯露露 屈佩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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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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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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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子功勋”—云南昆明西山上矗立着一座9米高的纪念碑，基座上刻着这四个大字。碑文这样写道：


三千多名热血奔腾的南洋华侨机工……以自己的生命、鲜血和汗水，在华侨爱国史上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39年至1942年，抗战危急时刻，在被称为“死亡公路”的滇缅公路上，3200余名南洋归国华侨青年，驾驶卡车穿越枪林弹雨，抢运军需物资、抢修运输车辆，为抗战筑起一条“不沉的补给线”。



硝烟散尽，功勋长存。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简称“南侨机工”）。今年4月15日，在赴吉隆坡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习近平主席在当地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指出：


“80多年前，马来西亚南侨机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奔赴云南，帮助打通滇缅公路这条生命线。这些佳话至今仍在中马两国人民中广为传颂。”



凭借胆魄与技术，在敌机轰炸下持续穿行


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沿海重要港口基本沦陷，西北公路和滇越铁路先后被切断，滇缅公路成为中国与外部联系的重要国际运输通道。


滇缅公路全长1146公里，从云南昆明通往缅甸，翻越高黎贡山、云岭等崇山峻岭，由20万筑路民众在9个月内徒手开凿而成，1938年8月通车后成为“中国抗战的生命线”。


路修通了，但问题依然严峻：当时中国严重缺乏熟悉汽车驾驶与维修的技术人员。


危急关头，时任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1939年2月在《南洋商报》上发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第六号通告》，征募懂驾驶、会修车的华侨青年回国服务，通告结尾写道：“事关祖国复兴大业，逼切注意办理是要。”



通告发出后，短短10天便有80人响应，后续报名者不断。他们中有教师、医生、商人、工程师，其中不乏家境殷实者。通告要求年龄在20—40岁之间，但前来报名的人中年纪最大的49岁，最小的仅13岁，他们瞒报、虚报年龄，甚至有人女扮男装，希望回国参与抗战。1939年，先后有9批共3200余名南侨机工回国支援。他们来自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泰国等国，其中至少有5名是女性。


临行前的合照定格了南侨机工曾经的风华：西装革履，领带整齐，发蜡锃亮。这是一群会吹口琴、能唱英文歌、爱喝咖啡的青年，为了抗战胜利，他们毫不犹豫离开南洋，奔向被战火侵袭的祖国。



在云南，南侨机工经过两个月左右的军事培训后上岗：会驾驶的担任卡车司机，负责运输物资；懂维修的驻扎在沿线主要车站和修理厂，负责车辆维护保障。


从昆明到缅甸，驾车单程需七八天。南侨机工以方向盘为武器，以货车为掩体，凭借胆魄与技术，在敌机轰炸下持续穿行。他们从缅甸运进武器弹药等军需物资，将中国的桐油、矿产等物资运往海外，为战时中国提供宝贵支援。


1939年至1942年，经滇缅公路运送的军需物资达50多万吨，还有不计其数的民用物资。



长期研究南侨机工历史的云南师范大学华文学院教授夏玉清说：


“1942年滇缅公路被切断后，一部分南侨机工投身中美联合开辟的驼峰航线，承担将各类军用物资转运至中国战场的任务；也有部分留在昆明，在盟军中担任翻译、文员等职务。”


抗战期间，海外华侨华人倾尽所能支援中国。一份《世界各地华侨输财助战统计表》显示：1937年至1945年，缅甸华侨华人捐赠飞机19架，南侨总会筹集卡车200辆，南洋地区捐赠御寒衣物逾700万件……在这场世界范围内的“侨心报国”行动中，南侨机工以血肉之躯书写了壮烈、动人的篇章。



平均每公里就有一名南侨机工为国捐躯


“当初从南洋回到云南的时候，已经准备好牺牲了，就没想过要活着回去。”2018年本报记者第一次采访罗开瑚时，这位已经百岁高龄的老人说。当时他身体硬朗，仍保留着当年在南洋喝咖啡、看报纸的习惯。


1939年7月，年仅21岁的罗开瑚与第八批南侨机工的300多名热血青年一起坐船回国。


滇缅公路上，处处是生死考验。山道在崇山峻岭间盘桓，驾车稍有不慎便会坠入万丈深渊。行驶在泥泞狭窄、临近悬崖的路段时，副驾驶员甚至需要“悬挂”在车外，充当“人肉导航”。路上蚊虫肆虐、疟疾流行，上千名机工倒在运输途中。敌机轰炸更是家常便饭，车辆一旦中弹，机工几无生还希望。


“打摆子（疟疾）、没有停过的炮火，我的好多战友都牺牲了。”罗开瑚平静的声音中透出岁月抹不去的痛楚。


南侨机工不仅是战士，还是工程师。他们凭借智慧应对重重困难：自制防滑三角木、冷却水箱、视线测量杆等工具，以应对滑坡、高温、急弯等恶劣条件。


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讲解员余有兰说：


“视线测量杆是南侨机工谢川周发明的。卡车视野受限，他就将竹子削成两段小竹竿，插在车灯两侧，作为测距标记，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车头，相当于现在汽车的保险杠。”


横跨澜沧江的功果桥是滇缅公路的“咽喉”，曾多次成为敌人重点轰炸的目标。日军炸毁功果桥后，日本电台曾扬言“滇缅公路已断，3个月内无通车希望”。南侨机工廖国雄回忆，为了尽快恢复滇缅公路交通线，南侨机工与当地民众用几百只空油桶扎成浮船，上铺木板，只用10小时就搭起长达300米的浮桥，保证了这条抗日运输大动脉的畅通。



不久前，南侨机工李月美的孙女杨婷，与一群机工后人重走滇缅公路，缅怀先辈的英勇事迹。杨婷小时候经常听家人讲南侨机工的故事。李月美驾驶技术出众、反应敏捷，是躲避轰炸的好手。日军飞机在天空盘旋时，她和战友配合默契，或用树枝遮挡车子反光的后视镜，或是争分夺秒地将车子开进茂密的树林。


“奶奶是女扮男装加入南侨机工队伍的。”杨婷说，李月美凭借过人的智慧和毅力顺利通过各项考核，“她长得高大结实，当时报名处的人都没看出破绽。”直到一次意外翻车，李月美被路过的机工发现并送往医院救治，急救过程中她的身份才被识破。“当代花木兰”的故事当时被广泛报道，轰动海内外。



像李月美这样的英雄，在南侨机工中还有许多：13岁归国参战的蒋印生，放弃南洋高薪工作的王文松，仅用一周自学驾驶奔赴前线的吴惠民……据不完全统计，3200余名南侨机工中，超过1/3在滇缅公路沿线英勇牺牲。滇缅公路上，平均每公里就有一名南侨机工为国捐躯。


硝烟散尽后，他们的名字留在这里


中缅边境线上，云南德宏畹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高高耸立。天刚微亮，守碑人叶晓东就骑着电瓶车来到碑下，爬上长长的台阶，擦拭碑面、给花木浇水、打扫地面上的落叶……二十年如一日。



纪念碑后方，记述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浮雕长廊里，雕刻着南侨机工英名录。每每行至此处，叶晓东的目光总会在“陈团圆”这个名字上停留，这是他的生父。


“父亲的名字在这儿，父亲就在这儿。”第一次在英名录上看到父亲的名字时，叶晓东这样想。作为南侨机工后代，叶晓东一出生便浸染国殇的悲怆。1944年，父亲陈团圆因不愿出卖战友惨遭日军活埋，当时叶晓东仅3个月大。


2005年，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畹町镇落成，叶晓东主动担任守碑人，每天为父亲和父亲的战友们清扫擦拭纪念碑、英名录。


20年来，叶晓东每天风雨无阻地守着碑。有海内外南侨机工后人来寻亲，抚着纪念碑上的名字痛哭，他会陪着一起哭，面对纪念碑深深鞠躬；有游客到此，他会不厌其烦地讲述南侨机工的英勇事迹。



南侨机工后人陈达娅携手其他机工后代，共同创作并演绎大型交响组歌《南侨颂》。这部作品从国内剧场走向海外舞台，让南侨机工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不少人不远万里赶来观看演出，很多观众泪洒当场。


如今，马来西亚、新加坡两国也建有南侨机工纪念碑，马来西亚正推动建设南侨机工纪念公园和南侨机工纪念馆。每年抗战胜利纪念日，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华人社团都会在纪念碑前举行活动，缅怀南侨机工为抗战作出的伟大贡献。


2020年，罗开瑚去世；2022年，蒋印生去世。此后，世上再无南侨机工，但他们“舍身而不顾，毁家而不怨”的故事将被永远铭记。


2018年，“南侨机工历史档案”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档案真实记录了抗战期间南洋华侨志愿回国抗日的全过程，也镌刻下海外华侨华人反抗暴政、维护人类和平的记忆。2019年，马来西亚二战历史研究会授予南侨机工“亚洲和平奖”。


罗开瑚生前接受采访时说：


“国家危难时尽力做贡献，是每一名中国人的责任，无论是生是死。”


“一边是富有安逸的生活，一边是炮火喧嚣的战场，南侨机工毅然选择后者，这源于中华民族血脉中割不断的联系。他们的壮举既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争取民族独立筑起流动的钢铁长城，也为世界和平事业刻下华侨群体的历史印记。为民族独立而抗争、为世界和平而奉献，南侨机工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史册与人类反法西斯的共同记忆之中。”夏玉清说，“今天，面对动荡的国际局势，我们纪念南侨机工，不只是回顾历史，更是在传承精神。他们跨越时空的信念提醒我们，和平需要守护，未来需要共建。”




 告别南洋

词：田汉

曲：聂耳



     再会吧，南洋！

　　你海波绿，海云长，

　　你是我们第二的故乡。

　　我们民族的血汗，

　　洒遍了这几百个荒凉的岛上。

　　再会吧，南洋！

　　你椰子肥，豆蔻香。

　　你受着自然丰富的供养，

　　但在帝国主义的剥削下，

　　千百万被压迫者都闹着饥荒！

　　再会吧，南洋！

　　你不见尸横着长白山，

　　血流着黑龙江？

　　这是中华民族的存亡！

　　再会吧，南洋！

　　再会吧，南洋！

　　我们要去争取一线光明的希望！


《告别南洋》是田汉、聂耳创作的歌曲，1934年问世，歌曲展现南洋华侨华人的离散经历和对中国的深厚感情。南侨机工回国支援抗战，离别之际经常唱起这首歌。




本文转发自《人民日报》2025年7月7日第15版，原标题为《抗战危急时刻，三千二百余名南侨机工毅然回国，筑起一条“不沉的补给线”——“国家危难时尽力做贡献，是每一名中国人的责任”（铭记历史 开创未来）》，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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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李茂颖 屈佩
编辑 | 侯露露 屈佩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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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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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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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000 字

阅 读 需 要 17 分 钟 


前段时间，《光明日报》的一篇《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在中国的历史与考古学界掀起了一场惊涛骇浪，一大批历史学者纷纷就这一石刻的篆刻字体、年代、文字内容以及当地自然环境发表了相关评论。众说纷纭中，大家最为关注的莫过于石刻对“昆仑”这一中国古代传奇圣山的地理定位，从先秦到明清，昆仑都堪称“神圣之巅”，它的存在曾被认为是传说中虚幻之处，也曾在从陕西到新疆之间的山川广域之中辗转腾挪。那么中国古代的“昆仑”究竟在何方？



茫茫山海：昆仑之墟何在？

 

关于昆仑的记载，最早起于先秦时代的典籍中，最初多被称为“昆仑之丘”或“昆仑之虚（墟）”，代指一片具有浓郁神话色彩的神秘领域，不仅有高耸入云、连绵巍峨的山群，更是有神兽守卫的“帝之下都”（天神在人间的都邑）。

 

《山海经·海内西经》载：

 

“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 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


 

《尔雅》载：

 

“河出昆仑虚，色白”“西北之美者 ，有昆仑虚之璆琳琅玕焉。”

 

早期昆仑的方位十分模糊，其有效的地理标识仅有“西北”“西次三经（山海经中西方山脉的第三序列）”，而能够产出“璆琳琅玕”这样的精美玉石，根据《山海经》其他已知山系的推测（如西山经中为首的是陕西华山），只能推断出昆仑位于从关中平原向西向北，包括甘肃、青海与新疆等地在内的广大群山之中，但有关真正的昆仑在何处，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方位记载。从此时开始，昆仑与黄河（古称“河水”）源头所在已被深度绑定，从而使后人总将探求“昆仑”与追寻“河源”两大地理使命合二为一。


 

昆仑之墟的神秘玄幻不仅牵动着历代探险家的探奇之心，更让古往今来的中原帝王心怀向往。据《穆天子传》记述，最早向西抵达昆仑之境的是周穆王，他在西征巡游时得河伯指引，到达从关中宗周西行8100里的昆仑。“（穆王）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丰隆之葬，以诏后世”，甚至有言，周穆王曾在昆仑山周边的瑶池与西王母相会结下不解之缘。此次周穆王在昆仑山上对黄帝之宫的参拜尽管存在争议，但先秦时期古代中原对于昆仑之域的内心崇拜显然已经贯穿于整个社会文化氛围之中，并为天子诸侯所共知。


乾坤大挪移：昆仑空间的斗转星移

 

秦汉时期，随着“华夏文化圈”和“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古人开始尝试拨开昆仑这一“上古神山”的神秘面纱，在不断拓展的边疆中追寻它的准确位置。


向西方探寻昆仑所在的契机来自秦国的西向扩张。战国末年，秦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秦人）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秦国三郡的设立标志着中原地区的直接管辖范围深入到黄河上游的宁夏甘肃一线，从而将《山海经》中渺茫的西土逐渐具象化。



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横扫六合统一华夏，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横空出世。与辉煌一统相伴的是秦始皇本人对大秦帝国的独特构想。首先，信奉传统秦国神祇的秦始皇想要通过“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的方式将整个东方六国的信仰体系融为一体，因而在统一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天下祭祀巡行，其中第一次巡行路线便是：

 

“（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



秦始皇将西方疆域山川放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也为当时官方与民间继续向西探求昆仑山川奠定了基础。而秦始皇个人对于长生不老的不懈追求，也为当时官方民间以寻仙问药为由的四方探寻提供了契机，所谓五大夫翳“采药昆仑”石刻上的这段史书上并未记载的神奇故事，或许正是在这一实地考察的背景下产生。



实际文献中对于昆仑的第一次官方认定出现在汉代。《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

 

这里穷“（黄）河源”的汉使便是张骞及其副使，他在两次出使西域之后断定黄河的起源在于阗（今新疆和田县）的山中，认为发源于于阗山中的河水向东汇入盐泽（也称蒲昌海，位于今天的新疆罗布泊）后就变成了潜行地下的隐河，随后在南方涌出地面变成黄河的源头。在获得这些关键信息之后，汉武帝依据玉石对比古图书，最终判定于阗的南山（今昆仑山西段一部）为昆仑山。这次官方定位基本上是依据“河源出昆仑”与“昆仑产美玉”两大特点认定的。今天来看，张骞关于“黄河潜行”地下的说法有些荒诞，但这依旧是第一次有史记载的对昆仑所在地进行实地考察，其定位的昆仑位置与今日昆仑山脉一部分相重叠，同时也交代了黄河在罗布泊之南某地（青藏高原之上）涌出地面这一基本事实，为后人进一步发掘昆仑山留下了可供思考的维度。


 

西汉末年以后，随着汉王朝与西羌部落（活跃于青海与甘肃交界地带）的持续作战，汉王朝对黄河上游的地理认知也不断深入，东汉经学家马融开始提出“昆仑在临羌西”，即昆仑在今天青海省西宁市一带，表明当时汉朝人已经对青藏高原东北隅有了初步的地理认知，但是仍受限于气候环境，无法进一步探寻昆仑所在。

 

魏晋以后，河西走廊一带在中原战乱背景下经济文化迅速发展，黄河上游地区相继出现了“五凉”政权，对黄河上游与祁连山以南的高原地区认识更为清晰。《晋书·张骏传》载：

 

“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无疆之福。”

 

这里认为的昆仑山在祁连山之中，将昆仑对中原的距离重新拉近到华夏的边缘地带。唐朝著名的历史地理学著作《括地志》云：“昆仑山在肃州酒泉县南八十里。”同样延续了《晋书》的看法。


 

在北方政权企图将昆仑山拉近的同时，佛教文化的传入则为昆仑山的位置增加了一条新的赛道。来自中亚西域的僧人力图将佛教与华夏文化融会贯通。前秦高僧释道安，为了更好地将佛教传播给广大中原之人，将印度传说中佛教圣地阿耨（nòu）达山（佛教文献中为印度河与恒河等四大河的发源地）附加了浓郁的中华神话色彩。《水经注》作者郦道元在引据道安《释氏西域记》的“阿耨达太山，其上有大渊水，宫殿楼观甚大焉”时解释说：“山即昆仑山也。”再如引《穆天子传》中“天子升于昆仑、观黄帝之宫”时解释：“黄帝宫，即阿耨达宫也。”郦道元对这一说法的认同展现出当时中原社会浓厚的佛教氛围以及西来佛教与华夏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昆仑”一度同时成为佛教与中国原始道教的圣山福地。而根据后世地理著作考证，阿耨达山的位置大致位于今天青藏高原西部的冈底斯山。


观览河源昆仑：大一统帝国的不懈追求


繁盛的唐代为昆仑的进一步具象化提供了契机。

 

贞观九年（635），唐朝对盘踞在今天青海北部的吐谷浑发起总攻，唐军从鄯州（今青海西宁）出现，分南北两道一路西进，从青海湖一线向黄河上游以轻骑快速深入，创造了中原王朝在青藏高原作战的空前胜利。史载唐朝北路大军：

 

“次且末之西，（吐谷浑可汗）伏允走图伦碛（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将托于阗，万均督锐骑追亡数百里，又破之。”

 

即相当于从青海湖向西贯穿格尔木盆地，翻越阿尔金山进入新疆南部。



而南路大军在侯君集率领下：

 

“经途二千余里，行空虚之地。盛夏降霜，山多积雪，转战过星宿川，至于柏海（今青海省鄂陵湖），频与虏遇，皆大克获。北望积石山，观河源之所出焉。”

 

即从青海湖溯黄河源头而上，途经两千余里雪山沼泽后抵达黄河源头附近的鄂陵湖。这一次军事远征对青海地区的探索可谓史无前例，中原王朝的军队与随行人员第一次深入青藏高原内部地区，也为“河源所出”的昆仑所在提供了珍贵的地理资料。



随着唐朝中期与吐蕃在青藏高原之上的长期拉锯战，中原人士对青藏高原的地理环境认知更为清晰。《新唐书•吐蕃传》记载，长庆二年（822）五月，唐朝和盟专使、大理寺卿刘元鼎率领使团前往吐蕃，与吐蕃以钵阐布·勃阑伽允丹为首的官员在逻些（今西藏拉萨）东郊会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长庆会盟（前一年双方在长安西郊会盟）。这次会盟是有史料记载以来，中原王朝首次派遣官方使节经过唐蕃古道全程往返青藏高原核心区域。会盟结束回朝的路上，盟使刘元鼎在沿途详细记载青藏高原山川地貌，尤其对黄河源头附近进行了详实介绍：

 

（刘）元鼎踰湟水，至龙泉谷。西北望杀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出濛谷，抵龙泉，与河合。河之上流繇洪济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秋夏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者也，虏曰闷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

 

此处记载从湟水与河水汇合处向上游溯源，在到达“洪济梁”（唐朝金天军所在，今青海贵德县黄河沿岸）后要再向西南行两千里，这一段的黄河春季可以步行涉水，夏秋可以乘舟，再向南三百里就可以到达古代羊同国故地的紫山，也就是古代昆仑，吐蕃当地人则称为闷摩黎山。而根据后世记载，此处吐蕃境内的闷摩黎山（紫山），据考即今巴颜喀拉山。此次唐朝使者认为的“黄河源头”昆仑山基本与我们今天给出的黄河源头相吻合，也将昆仑山的位置基本固定在黄河西南方向的青海一带。


 

13世纪下半叶，忽必烈建立大元，青藏高原第一次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行政管辖。元世祖忽必烈设置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并统辖吐蕃地区（今西藏及青海大部）军政事务的机构——宣政院。庞大的疆域和通畅的道路为内地人员对青藏高原进行全方位考察奠定了基础。当时的忽必烈为了建立汉唐都未能达到的功勋，彰显大元对寰宇一统的历史功绩，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也有说法为十七年（1280），派遣女真人都实从甘肃临夏出发穷探黄河之源头，完成“古无有也”的历史创举。

 

都实首先在唐人的基础上确认了星宿川为黄河源头所在：

 

“有泉百余，泓洳散涣，弗可逼视，方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脑儿，译言‘星宿’也。”

 

即将今天黄河上游星宿海星罗棋布的泉流地带清晰描述为黄河源头。随后又记载：

 

“朵甘思东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髙，译言腾乞里塔，即昆仑也。”

 

又言黄河先自西向东绕昆仑之南行，随后“河水北行，转西流，过昆仑北”。由此可见，元代定义的昆仑并不在黄河源头处，反而是黄河上游一串被黄河绵延环绕的巨大山脉，以今天的地图观之，恰好是三面为黄河所环绕的今阿尼玛卿山山脉，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也被称为“大积石山”，与《尚书·禹贡》中“导河积石”的记载不谋而合，而此处昆仑山的译音“腾乞里塔”很可能也与蒙古语中的腾格里词汇同源，有所谓“天山”之义，即当地人心目中的“神山”。

 

所以，这次对昆仑位置的界定，是古代历史上第一次具有明确记载的亲身地理科学探索的结论，是一次重要诠释。


 

古人对昆仑最为系统性的考察还是在清代。康熙年间，清廷全力平定西北新疆一带的准噶尔部落，当时的青海处于准噶尔、西藏与内地的交通要冲，位于青海境内的和硕特蒙古部落便被视为朝廷重点争取对象。康熙帝借探查河源的机会在当地宣扬朝廷恩威，作为勘察使者的侍卫拉锡与舒兰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不辱使命再次来到“星宿海”，得知其周围群山蒙古名为“库尔滚”，认为“即昆仑也”，同时认为从周边“库尔滚”群山中涌出的三条河流（包括黄河上的卡日曲与约古宗列曲）即黄河源头所在，这一发现再次佐证了《山海经》中“河出昆仑”的基本猜想，而此处的库尔滚（坤）山，即今巴颜喀拉山，这一结果也基本与今日现代地理考察所得出的结论相吻合。

 

现代地理学上的昆仑山脉从帕米尔高原发端，沿着塔里木盆地和青藏高原的交界一路向东，在进入青海之后，则沿柴达木盆地南缘向东南延伸，形成巴颜喀拉山脉与阿尼玛卿山等多列山系，而古人对于昆仑位置的探究尽管不尽相同，但终究处在“大昆仑”的范畴之中。


 

纵观古人对昆仑方位的认识，无不与同一时代的疆域广度与社会风貌相联结，昆仑的位置所在不仅是一个神话山脉的位置归属，更是有关华夏龙脉所在的终极探讨，堪舆之书言：

 

“万山一贯，起自昆仑。山龙之散见于地，虽有千万之多，而其龙脉之来，皆出于昆仑。”

 

大秦将昆仑视作求仙访药的神仙居所，汉武帝将昆仑视为汉家西域的明证，昆仑在大唐与吐蕃的交往中撤下隐藏的迷雾，在元代丈量寰宇的脚步中逐渐明晰，最终在清代的一统功业中找到了真实而确切的归宿。

 

巍峨的昆仑山，承载着华夏民族探寻世界寰宇的无限憧憬，矗立于祖国的茫茫西土，守望庇佑着龙之传人。

 


参考文献：

1. 沈婉婷：《中国古代昆仑观念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

2.（明）宋濂：《元史》 

3. 中华书局编：《清实录》

4.（宋）欧阳修：《新唐书》

5.（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王凯迪‍‍‍‍‍‍‍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曲晨溪（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张斌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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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光明日报》的一篇《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在中国的历史与考古学界掀起了一场惊涛骇浪，一大批历史学者纷纷就这一石刻的篆刻字体、年代、文字内容以及当地自然环境发表了相关评论。众说纷纭中，大家最为关注的莫过于石刻对“昆仑”这一中国古代传奇圣山的地理定位，从先秦到明清，昆仑都堪称“神圣之巅”，它的存在曾被认为是传说中虚幻之处，也曾在从陕西到新疆之间的山川广域之中辗转腾挪。那么中国古代的“昆仑”究竟在何方？



茫茫山海：昆仑之墟何在？

 

关于昆仑的记载，最早起于先秦时代的典籍中，最初多被称为“昆仑之丘”或“昆仑之虚（墟）”，代指一片具有浓郁神话色彩的神秘领域，不仅有高耸入云、连绵巍峨的山群，更是有神兽守卫的“帝之下都”（天神在人间的都邑）。

 

《山海经·海内西经》载：

 

“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 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


 

《尔雅》载：

 

“河出昆仑虚，色白”“西北之美者 ，有昆仑虚之璆琳琅玕焉。”

 

早期昆仑的方位十分模糊，其有效的地理标识仅有“西北”“西次三经（山海经中西方山脉的第三序列）”，而能够产出“璆琳琅玕”这样的精美玉石，根据《山海经》其他已知山系的推测（如西山经中为首的是陕西华山），只能推断出昆仑位于从关中平原向西向北，包括甘肃、青海与新疆等地在内的广大群山之中，但有关真正的昆仑在何处，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方位记载。从此时开始，昆仑与黄河（古称“河水”）源头所在已被深度绑定，从而使后人总将探求“昆仑”与追寻“河源”两大地理使命合二为一。


 

昆仑之墟的神秘玄幻不仅牵动着历代探险家的探奇之心，更让古往今来的中原帝王心怀向往。据《穆天子传》记述，最早向西抵达昆仑之境的是周穆王，他在西征巡游时得河伯指引，到达从关中宗周西行8100里的昆仑。“（穆王）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丰隆之葬，以诏后世”，甚至有言，周穆王曾在昆仑山周边的瑶池与西王母相会结下不解之缘。此次周穆王在昆仑山上对黄帝之宫的参拜尽管存在争议，但先秦时期古代中原对于昆仑之域的内心崇拜显然已经贯穿于整个社会文化氛围之中，并为天子诸侯所共知。


乾坤大挪移：昆仑空间的斗转星移

 

秦汉时期，随着“华夏文化圈”和“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古人开始尝试拨开昆仑这一“上古神山”的神秘面纱，在不断拓展的边疆中追寻它的准确位置。


向西方探寻昆仑所在的契机来自秦国的西向扩张。战国末年，秦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秦人）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秦国三郡的设立标志着中原地区的直接管辖范围深入到黄河上游的宁夏甘肃一线，从而将《山海经》中渺茫的西土逐渐具象化。



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横扫六合统一华夏，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横空出世。与辉煌一统相伴的是秦始皇本人对大秦帝国的独特构想。首先，信奉传统秦国神祇的秦始皇想要通过“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的方式将整个东方六国的信仰体系融为一体，因而在统一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天下祭祀巡行，其中第一次巡行路线便是：

 

“（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



秦始皇将西方疆域山川放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也为当时官方与民间继续向西探求昆仑山川奠定了基础。而秦始皇个人对于长生不老的不懈追求，也为当时官方民间以寻仙问药为由的四方探寻提供了契机，所谓五大夫翳“采药昆仑”石刻上的这段史书上并未记载的神奇故事，或许正是在这一实地考察的背景下产生。



实际文献中对于昆仑的第一次官方认定出现在汉代。《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

 

这里穷“（黄）河源”的汉使便是张骞及其副使，他在两次出使西域之后断定黄河的起源在于阗（今新疆和田县）的山中，认为发源于于阗山中的河水向东汇入盐泽（也称蒲昌海，位于今天的新疆罗布泊）后就变成了潜行地下的隐河，随后在南方涌出地面变成黄河的源头。在获得这些关键信息之后，汉武帝依据玉石对比古图书，最终判定于阗的南山（今昆仑山西段一部）为昆仑山。这次官方定位基本上是依据“河源出昆仑”与“昆仑产美玉”两大特点认定的。今天来看，张骞关于“黄河潜行”地下的说法有些荒诞，但这依旧是第一次有史记载的对昆仑所在地进行实地考察，其定位的昆仑位置与今日昆仑山脉一部分相重叠，同时也交代了黄河在罗布泊之南某地（青藏高原之上）涌出地面这一基本事实，为后人进一步发掘昆仑山留下了可供思考的维度。


 

西汉末年以后，随着汉王朝与西羌部落（活跃于青海与甘肃交界地带）的持续作战，汉王朝对黄河上游的地理认知也不断深入，东汉经学家马融开始提出“昆仑在临羌西”，即昆仑在今天青海省西宁市一带，表明当时汉朝人已经对青藏高原东北隅有了初步的地理认知，但是仍受限于气候环境，无法进一步探寻昆仑所在。

 

魏晋以后，河西走廊一带在中原战乱背景下经济文化迅速发展，黄河上游地区相继出现了“五凉”政权，对黄河上游与祁连山以南的高原地区认识更为清晰。《晋书·张骏传》载：

 

“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无疆之福。”

 

这里认为的昆仑山在祁连山之中，将昆仑对中原的距离重新拉近到华夏的边缘地带。唐朝著名的历史地理学著作《括地志》云：“昆仑山在肃州酒泉县南八十里。”同样延续了《晋书》的看法。


 

在北方政权企图将昆仑山拉近的同时，佛教文化的传入则为昆仑山的位置增加了一条新的赛道。来自中亚西域的僧人力图将佛教与华夏文化融会贯通。前秦高僧释道安，为了更好地将佛教传播给广大中原之人，将印度传说中佛教圣地阿耨（nòu）达山（佛教文献中为印度河与恒河等四大河的发源地）附加了浓郁的中华神话色彩。《水经注》作者郦道元在引据道安《释氏西域记》的“阿耨达太山，其上有大渊水，宫殿楼观甚大焉”时解释说：“山即昆仑山也。”再如引《穆天子传》中“天子升于昆仑、观黄帝之宫”时解释：“黄帝宫，即阿耨达宫也。”郦道元对这一说法的认同展现出当时中原社会浓厚的佛教氛围以及西来佛教与华夏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昆仑”一度同时成为佛教与中国原始道教的圣山福地。而根据后世地理著作考证，阿耨达山的位置大致位于今天青藏高原西部的冈底斯山。


观览河源昆仑：大一统帝国的不懈追求


繁盛的唐代为昆仑的进一步具象化提供了契机。

 

贞观九年（635），唐朝对盘踞在今天青海北部的吐谷浑发起总攻，唐军从鄯州（今青海西宁）出现，分南北两道一路西进，从青海湖一线向黄河上游以轻骑快速深入，创造了中原王朝在青藏高原作战的空前胜利。史载唐朝北路大军：

 

“次且末之西，（吐谷浑可汗）伏允走图伦碛（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将托于阗，万均督锐骑追亡数百里，又破之。”

 

即相当于从青海湖向西贯穿格尔木盆地，翻越阿尔金山进入新疆南部。



而南路大军在侯君集率领下：

 

“经途二千余里，行空虚之地。盛夏降霜，山多积雪，转战过星宿川，至于柏海（今青海省鄂陵湖），频与虏遇，皆大克获。北望积石山，观河源之所出焉。”

 

即从青海湖溯黄河源头而上，途经两千余里雪山沼泽后抵达黄河源头附近的鄂陵湖。这一次军事远征对青海地区的探索可谓史无前例，中原王朝的军队与随行人员第一次深入青藏高原内部地区，也为“河源所出”的昆仑所在提供了珍贵的地理资料。



随着唐朝中期与吐蕃在青藏高原之上的长期拉锯战，中原人士对青藏高原的地理环境认知更为清晰。《新唐书•吐蕃传》记载，长庆二年（822）五月，唐朝和盟专使、大理寺卿刘元鼎率领使团前往吐蕃，与吐蕃以钵阐布·勃阑伽允丹为首的官员在逻些（今西藏拉萨）东郊会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长庆会盟（前一年双方在长安西郊会盟）。这次会盟是有史料记载以来，中原王朝首次派遣官方使节经过唐蕃古道全程往返青藏高原核心区域。会盟结束回朝的路上，盟使刘元鼎在沿途详细记载青藏高原山川地貌，尤其对黄河源头附近进行了详实介绍：

 

（刘）元鼎踰湟水，至龙泉谷。西北望杀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出濛谷，抵龙泉，与河合。河之上流繇洪济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秋夏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者也，虏曰闷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

 

此处记载从湟水与河水汇合处向上游溯源，在到达“洪济梁”（唐朝金天军所在，今青海贵德县黄河沿岸）后要再向西南行两千里，这一段的黄河春季可以步行涉水，夏秋可以乘舟，再向南三百里就可以到达古代羊同国故地的紫山，也就是古代昆仑，吐蕃当地人则称为闷摩黎山。而根据后世记载，此处吐蕃境内的闷摩黎山（紫山），据考即今巴颜喀拉山。此次唐朝使者认为的“黄河源头”昆仑山基本与我们今天给出的黄河源头相吻合，也将昆仑山的位置基本固定在黄河西南方向的青海一带。


 

13世纪下半叶，忽必烈建立大元，青藏高原第一次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行政管辖。元世祖忽必烈设置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并统辖吐蕃地区（今西藏及青海大部）军政事务的机构——宣政院。庞大的疆域和通畅的道路为内地人员对青藏高原进行全方位考察奠定了基础。当时的忽必烈为了建立汉唐都未能达到的功勋，彰显大元对寰宇一统的历史功绩，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也有说法为十七年（1280），派遣女真人都实从甘肃临夏出发穷探黄河之源头，完成“古无有也”的历史创举。

 

都实首先在唐人的基础上确认了星宿川为黄河源头所在：

 

“有泉百余，泓洳散涣，弗可逼视，方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脑儿，译言‘星宿’也。”

 

即将今天黄河上游星宿海星罗棋布的泉流地带清晰描述为黄河源头。随后又记载：

 

“朵甘思东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髙，译言腾乞里塔，即昆仑也。”

 

又言黄河先自西向东绕昆仑之南行，随后“河水北行，转西流，过昆仑北”。由此可见，元代定义的昆仑并不在黄河源头处，反而是黄河上游一串被黄河绵延环绕的巨大山脉，以今天的地图观之，恰好是三面为黄河所环绕的今阿尼玛卿山山脉，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也被称为“大积石山”，与《尚书·禹贡》中“导河积石”的记载不谋而合，而此处昆仑山的译音“腾乞里塔”很可能也与蒙古语中的腾格里词汇同源，有所谓“天山”之义，即当地人心目中的“神山”。

 

所以，这次对昆仑位置的界定，是古代历史上第一次具有明确记载的亲身地理科学探索的结论，是一次重要诠释。


 

古人对昆仑最为系统性的考察还是在清代。康熙年间，清廷全力平定西北新疆一带的准噶尔部落，当时的青海处于准噶尔、西藏与内地的交通要冲，位于青海境内的和硕特蒙古部落便被视为朝廷重点争取对象。康熙帝借探查河源的机会在当地宣扬朝廷恩威，作为勘察使者的侍卫拉锡与舒兰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不辱使命再次来到“星宿海”，得知其周围群山蒙古名为“库尔滚”，认为“即昆仑也”，同时认为从周边“库尔滚”群山中涌出的三条河流（包括黄河上的卡日曲与约古宗列曲）即黄河源头所在，这一发现再次佐证了《山海经》中“河出昆仑”的基本猜想，而此处的库尔滚（坤）山，即今巴颜喀拉山，这一结果也基本与今日现代地理考察所得出的结论相吻合。

 

现代地理学上的昆仑山脉从帕米尔高原发端，沿着塔里木盆地和青藏高原的交界一路向东，在进入青海之后，则沿柴达木盆地南缘向东南延伸，形成巴颜喀拉山脉与阿尼玛卿山等多列山系，而古人对于昆仑位置的探究尽管不尽相同，但终究处在“大昆仑”的范畴之中。


 

纵观古人对昆仑方位的认识，无不与同一时代的疆域广度与社会风貌相联结，昆仑的位置所在不仅是一个神话山脉的位置归属，更是有关华夏龙脉所在的终极探讨，堪舆之书言：

 

“万山一贯，起自昆仑。山龙之散见于地，虽有千万之多，而其龙脉之来，皆出于昆仑。”

 

大秦将昆仑视作求仙访药的神仙居所，汉武帝将昆仑视为汉家西域的明证，昆仑在大唐与吐蕃的交往中撤下隐藏的迷雾，在元代丈量寰宇的脚步中逐渐明晰，最终在清代的一统功业中找到了真实而确切的归宿。

 

巍峨的昆仑山，承载着华夏民族探寻世界寰宇的无限憧憬，矗立于祖国的茫茫西土，守望庇佑着龙之传人。

 


参考文献：

1. 沈婉婷：《中国古代昆仑观念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

2.（明）宋濂：《元史》 

3. 中华书局编：《清实录》

4.（宋）欧阳修：《新唐书》

5.（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王凯迪‍‍‍‍‍‍‍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曲晨溪（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张斌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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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ident uses an umbrella to block the sun during the first high-temperature day of the year in Beijing, June 5, 2025. The Beijing Meteorological Observatory issued an orange heat alert at 6 p.m. on June 4. (China News Service/Chen Fang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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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ident uses an umbrella to block the sun during the first high-temperature day of the year in Beijing, June 5, 2025. The Beijing Meteorological Observatory issued an orange heat alert at 6 p.m. on June 4. (China News Service/Chen Fang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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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take sun protection measures during the first high-temperature day of the year in Beijing, June 5, 2025. The Beijing Meteorological Observatory issued an orange heat alert at 6 p.m. on June 4. (China News Service/Chen Fang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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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itizen shops for watermelons to cool off during the first high-temperature day of the year in Beijing, June 5, 2025. The Beijing Meteorological Observatory issued an orange heat alert at 6 p.m. on June 4. (China News Service/Chen Fangting)

Source: Ecn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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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June 5 (Xinhua) -- Chinese Vice President Han Zheng will attend the UN Ocean Conference in Nice, France and visit Spain upon invitation from June 7 to 13, a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announced on Thursday.

Source: Xi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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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AppleGuy 整理了 macOS 图标历史，包括系统偏好设置、文件夹、便笺、备忘录、信息、计算器等图标，记录了过去几十年来的 macOS 系统图标演变。@Appi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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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链接：https://basicappleguy.com/basicappleblog/macos-icon-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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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AppleGuy 还提到，他们将持续更新和补充这些图标。感兴趣的同学可以从上面前往原文关注。或者，关注小众软件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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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偏好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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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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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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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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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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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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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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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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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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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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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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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o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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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象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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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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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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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图片的制作还是挺麻烦的，青小蛙这次就当搬运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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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https://www.appinn.com/macos-icon-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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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 BackWay 帮你找到回去的路，不如说它只是悄悄为你标记下那些曾经踏足的地方，让你知晓自己与过往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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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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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Way 是一款简单、小巧的 iPhone 应用，只有 4 MB 大小，它通过一张照片，以及记录的地理位置，帮你导航回去的路。@Appi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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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款与 Daily Sparks 同开发者的应用，他们家的应用主打的就是小巧、单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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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Way 非常简单，就是在当前位置下，拍摄一张照片，添加文字（可选），结束。它会自动帮你记录下地理位置（本身照片也带地理位置 \"😂\"），然后你就可以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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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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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作为一款帮你找到回家的路的应用，它还是可以当做导航使用的。只不过青小蛙觉得，它的这个导航太弱，可有可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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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将 BackWay 当作一张图旅行日志，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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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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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https://www.appinn.com/backway-for-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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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ategory": "iOS", + "link": "https://www.appinn.com/backway-for-iphone/", + "creator": "青小蛙", + "pubDate": "Sun, 06 Jul 2025 08:42:24 +0000", + "enclosure": "", + "enclosureType": "", + "image": "", + "id": "", + "language": "zh", + "folder": "资讯", + "feed": "小众软件", + "read": false, + "favorite": false, + "created": false, + "tags": [], + "hash": "c433c8476fc40af7fce698c78dcc6452", + "highlights": [] + }, + { + "title": "BananaBin – 推荐一款电子鸡肋，超过 10GB 才有资格用", + "description": "先声明：纯付费#电子鸡肋，完全没用 看看就好 好难得碰到这样一款诚心如意的电子鸡肋。它是… BananaBin 好久没有见过这样有趣的 macOS 软件了。 BananaBin 是一个为 ", + "content": "\n

先声明：纯付费#电子鸡肋，完全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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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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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ana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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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难得碰到这样一款诚心如意的电子鸡肋。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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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ana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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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没有见过这样有趣的 macOS 软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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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anaBin 是一个为 macOS 的废纸篓添加图标特效的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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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还为此设置了门槛，只有在垃圾桶里超过 10GB 文件，才有资格做一名真正的垃圾囤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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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ana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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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个我都笑弯了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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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离谱了太离谱了，不行我要再看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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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完全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但就是好玩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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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这个图标，我有一种…感觉把它们扔出去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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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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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款 macOS 软件，无 Windows 版本。并且，还是一款付费软件，售价 4.99 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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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同学会为这样的设计和创意买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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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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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款软件是否有用的投票结果，在小众软件的微信公众号中，有 23% 的同学觉得有用，62%的同学表示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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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ana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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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居然只有15%的同学表示没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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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https://www.appinn.com/banana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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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标签：#电子鸡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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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6000 字

阅 读 需 要 20 分 钟 



消失的士兵


1937年7月7日夜，北平城雷声阵阵，大雨将至。夜幕下，日本“支那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少佐大队长一木清直麾下的500余名日本兵携带6门步兵炮，气势汹汹地由丰台大营向卢沟桥进发，事态颇为严重。日军向中方提出交涉时，说明了他们这次行动的理由：有一名参与演习的日本士兵失踪，日方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失踪”的日本士兵叫志村菊次郎，是一名新来的传令兵。关于他的“失踪”，有观点认为完全是日方的“谎称”，但也有人认为“失踪”的确属实，是偶然事件引发的必然冲突。


1937年7月7日夜，北平城雷声阵阵，大雨将至。夜幕下，日本“支那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少佐大队长一木清直麾下的500余名日本兵携带6门步兵炮，气势汹汹地由丰台大营向卢沟桥进发，事态颇为严重。日军向中方提出交涉时，说明了他们这次行动的理由：有一名参与演习的日本士兵失踪，日方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失踪”的日本士兵叫志村菊次郎，是一名新来的传令兵。关于他的“失踪”，有观点认为完全是日方的“谎称”，但也有人认为“失踪”的确属实，是偶然事件引发的必然冲突。


日本学界有种观点认为志村菊次郎的确在7月7日夜离队解手，黑暗中因走向与部队相反的方向，故而误了归队的时间，但不久后就找到其所在部队，而此时日军已向中方提出进城搜查的要求。耐人寻味的是，事件并未因志村的归队而平息，作为局中人的志村也跟着部队继续寻找那个“失踪士兵”。


紧接着，日方收到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的回复：


“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军未经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搜查，致起误会。惟故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按理说，中方的态度已经很配合了，但问题在于日军不完全是为解决问题而来，士兵失踪好像让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理由，一定要好好利用，继续与中方强硬对峙，当时已是7月8日凌晨2时，双方剑拔弩张。


我们常说“七七事变”，顾名思义地认为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于7月7日。实际上冲突爆发的时间是在1937年7月8日凌晨。


那个深夜，带头挑衅的日军队长一木清直声称部队遭到中国军队射击，并报告给他的上司牟田口廉也。牟田口这个蛮横的皇道派大佐当即给一木下达了“被敌攻击，当然还击”的命令。尽管多年来中日双方在谁开的第一枪问题上争论不休，但牟田口这个命令无异于下令开火，其战争责任不可推卸。


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挑衅，驻守在卢沟桥头的第219团团长吉星文一夜未眠。吉星文是河南扶沟人，因儿时受到族叔吉鸿昌的影响，自幼怀有从戎报国之志向，1922年随吉鸿昌投效西北军。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第219团营长的吉星文曾带领全营官兵绕袭敌后，击退占领王家村、瓦房村等地的日军，因功被提升为219团团长。1937年的那个雨夜，他将再次走上历史前台。


7月8日凌晨3时30分左右，吉星文接到了副军长秦德纯发来的指示：


“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得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


吉星文接电后当即回复：


“请长官放心，吾团全体官兵已经做好一切战斗准备，誓与宛平城共存亡，卢沟桥不是吾人之坟墓就是敌人之坟墓。”


一木清直终于按捺不住，欲强行入城，被吉星文当即拦阻，宛平城外顿时枪声四起。随后日军又炮轰219团第3营（营长金振中）指挥部，当场炸死士兵2人，炸伤5人。面对入侵之敌，吉星文团立即奋起还击，全面抗战的第一枪就此打响。



战斗刚开始，日军迅速派兵杀害了我军在桥头堡的执勤官兵，并占领桥头堡。为保卫卢沟桥，吉星文赶赴位于最前线的第3营金振中部，向该部发表了坚定的抗日宣言，并亲自挑选了150名精壮官兵，组成敢死队。敢死队被编成5个组，每人带步枪1支，手榴弹2枚，大刀一把，悄然向桥头堡进攻。队员对地形十分熟悉，加上第29军中向来重视武术训练，他们很快摸上桥头堡，乘拒守的日军还比较少的时机一举将其歼灭，夺回阵地。日军失去桥头堡后以轻重炮向我守军猛烈轰击，由于吉星文团拼死抵抗，首次激烈冲突之后，中日双方进入打打谈谈的阶段。


或许当时连吉星文、金振中以及驻守桥头的第29军219团的将士们都没想到，7月8日的雨夜，他们坚定的抵抗意志已为中华民族揭开了卫国战争之序章。


战和之间


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大本营首先吵开了锅，日军高层对战事的主张分为“扩大派”和“不扩大派”，当初作为九一八事变始作俑者之一的石原莞尔此时竟成了“扩大派”的反对者，他甚至提出日军立即停止冲突，让在场“扩大派”军人瞠目结舌。8日的日本内阁会议上，支持所谓事件不扩大，就地解决方针的一派占据优势，但也正是这个信息麻痹了中方领导层。


直接当事人，第29军军长宋哲元同样没有意识到事态严重，认为冲突可以靠和谈解决。宋哲元之所以有此自信，主要是在北平，中国军队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日本驻屯华北的军队主力为混成第4旅，共6000人左右。而驻守冀察平津地区的第29军，连同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约10万人。事变爆发后，他严令29军坚守卢沟桥，并将事变向南京报告。

同时，也派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与日军交涉。9日，宋哲元
当局与日军达成协议：第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第二，日军撤退至永定河左岸，中国军队撤至右岸；第三，卢沟桥守备由河北保安队石友三部担任。北平形势看似转危为安，宋哲元也认为在守住大原则的情况下息事宁人是最好的。但就在协议达成的第二天，各方媒体纷纷报道，天津、古北口、榆关等处陆续有日军部队出现，携带有大炮、坦克等向卢沟桥前进。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最激进的主要是关东军，半年多前的绥远抗战让关东军一度吃瘪，终于等来这次“机会”，当然要亲自上阵，把“支那驻屯军”乃至整个日本军部绑上战车。大井村五里店等处被日军占领，平卢路也瘫痪，关东军来者不善。

果然，到了11日，日军的大炮就对准宛平城一带轰击，造成不少平民伤亡，吉星文将城内居民向城外比较安全的地带疏散，自己也在炮击中负伤。随后，八宝山、长辛店、廊坊、杨村等处也燃起战火。日军的飞机开始在北平上空频频出现，四处侦察。日军这么一打，平津当局在交涉中姿态放得更低了，与之达成协议，即：一、第29军代表声明向日军表示道歉，并惩办此次事变责任者；二、取缔共产党、蓝衣社及其他抗日团体的抗日活动；三、永定河以东不驻中国军队。宋哲元是打算向日军让步妥协了。

蒋介石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他相信日本关东军必会增援日军华北驻屯军，要第29军加紧备战。次日中午，蒋又电话告知秦德纯：“据确息，关东有五列车今日上午十一时到达天津与塘沽之间，请注意。”同时致电宋哲元，要他对卢沟桥的日军就地抵抗。从解密的第一手电文和手令来看，难免会觉得北平当局软弱，而身在南京的最高统帅蒋介石深谋远虑，知道全面抗战关头已来到，一再督促29军抵抗，不要再做和平幻想，着实高瞻远瞩。如此下定论恐怕还太早，翻开蒋介石的私人日记，委员长会亲自告诉你，他的强硬态度并非为了要和日本人大干一场，而是打着另一个算盘。


以战止战


前文说过，七七事变真正爆发冲突的时间是7月8日凌晨，蒋介石接到消息的时间自然也是8日，但他与宋哲元一样，都没有意识到全面战争会打响。蒋在当天晚上的日记中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日本人在卢沟桥挑衅，是想达到逼我屈服的目的？第二，或许他们是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第三，现在是与日本人决战的时候了吗？最后他还是认为“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全面战争不会爆发。


7月9日的日记显示，蒋介石将卢沟桥事变看作一次与日方博弈的机会，之所以要用强硬姿态唬住日军，是想“乘此次冲突之机，对倭可否进一步要求其撤退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东伪组织”。蒋介石“积极运兵北上备战”“准备动员，不避战争”等计划的动机有两种可能：其一，他意识到卢案可能引发全面战争，真的在积极备战。其二，备战的目的是为了像绥远那样，好好地打一场局部战争，打赢了即以外交手段迫使日本从丰台撤兵，再干掉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结合现有史料来看，第二种可能性高于第一种。10日，蒋介石得知日军反攻卢沟桥后，在日记中云：

“惟我已积极运兵北上备战，或可戢其野心，我军已开始北进，彼或于明日停战乎。”

11日至13日，蒋介石发给北平的电令几乎都是寸土不让，不要做和平幻想，不要避战等等，态度颇为坚决。但在他自己留下的日记中，这一系列动作又显然不是真正在准备全面抗战，而是想以战止战，火中取栗。

蒋介石将七七事变视为中国在华北问题上重新立于主动地位的机会，对宋哲元保守避战，生怕扩大事态的态度尤其不满。他始终相信日本挑衅的目的在于华北，而不会波及整个中国，日方增兵是为了迫使中方屈服，所以他偏要出兵华北，甚至不惜在华北打场小仗，只要中央军大军一到，日方或许就会停战。这种莫名的自信持续到12日才出现变化。这天，蒋介石接到情报，得知日本内阁宣言决定支持增兵中国，关东军也已抵达天津，他终于意识到卢案引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做出七七事变“势必扩大，不能避战矣”的推测，但仍坚持“非至万不得已，不宜宣战”。

箭在弦上


7月12日夜到7月13日晨，日本“支那驻屯军”高层与国民政府的领导者蒋介石都彻夜未眠。13日凌晨，日方参谋会议连夜草拟的《七月十三日的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出炉，其中有增援部队到达后，“必要时一举歼灭第29军”的计划。蒋介石经过一夜的考虑，也在13日决定：抽调高射炮部队增援，弹药武器立即启程送往华北。外交方面，他已经于两日前与英国大使说明运兵北上的原因是“日本关东军进入天津、丰台作大规模之战争，故不得不运兵预防”，打消列强势力的疑虑。接下来就是要发表对日宣言，公开中央军进驻保定的消息。

事态发展至此，日本与南京的态度都转向强硬，唯有处于风口浪尖的北平当局成了主和派。13日，中日双方在永定门外发生冲突，“支那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乘机向冀察政务委员会提出七项要求：一、彻底镇压共产党的策动；二、罢免排日要人；三、撤去驻在冀察的排日中央系统各机关；四、撤去冀察排日团体；五、取缔排日言论及宣传机关和学生、民众的排日运动；六、取缔学校、军队的排日教育；七、北平的警备将来由公安部队负责，城内不得驻屯军队。可以说完全是个城下之盟。

针对事变恶化，第29军高层召集会议，会上主战派与主和派发生争执，最后张自忠等主和派占了上风。平津当局最高负责人宋哲元也是倾向主和的，他在会后的公开谈话中说了一通大道理：

“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做无益社会之牺牲。合法合理，社会即可平安；能平即和，不平即不能和。希望负责任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也。”

对北平当局一系列妥协政策，南京方面大为惊骇，当天军政部长何应钦就给宋哲元发出紧急电报，告知“津市遍布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催促其到保定去作战。同日，宋哲元还收到了蒋介石发来的电文：

“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许其任何条件，而对方的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伪政权）。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国家与个人之人格……”

南京方面的态度不仅是催促第29军作战，从13日起，驻扎在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的部队陆续收到蒋介石下达的正式动员令，命令这些地区的部队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平汉铁路沿线集结。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也收到防卫津浦路北线的命令。此外，平汉、陇海、津浦三个铁路局奉命集结军用列车，所有轮船公司也将船舶回航到指定地点待命。局势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最后关头


庐山是民国时期的政治名山，南京酷暑，适合避暑的庐山成了南京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的“夏都”。从1937年6月23日起，中国社会各界的名流巨卿们，相继收到一份特殊的请柬，邀请他们到庐山开会。按照原计划，7月15日起的一个月内，分三期邀请200余人到庐山参加谈话，目的是为了征询各界对内政外交的意见。但因七七事变爆发，1937年的炎夏，齐聚庐山的军政要人、社会名流已没有游览避暑胜地的闲情，空气布满紧张的气氛，大战即将来临！

7月15日，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这一天，蒋介石接到北平宋哲元的来电，得知宋有想放弃天津的意思，蒋严令制止。

7月17日，庐山谈话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现场气氛严肃，主席台两旁“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对联格外醒目，所有人的关注点都聚焦在委员长蒋介石身上。一身戎装的他以激扬的言辞发表了头一天起草好的抗战宣言。对于卢沟桥事变，蒋介石表明立场，任何解决都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因为“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宣言中，他总结了自九一八事变到塘沽协定后的教训，中国已无路可退，言明我们希望和平但不要苟安，我们决不求战但随时准备迎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


7月20日，庐山抗战谈话一经公开发表，全国哗然，充满抗日热情的军民士气为之一振，纷纷表示拥护委员长领导抗战。但另一些对抗战前途持悲观态度的人士认为此宣言将使中国大祸临头，“低调俱乐部”的一干文人、政客甚至将蒋介石等力主抗战救亡的论调讥讽为“歇斯底里的风气”。

从7月7日夜的日本士兵失踪案到7月17日庐山抗战宣言，是中日两国走向全面战争的关键十日。

抛开自七七以来半个多月的打打停停，北平真正的激战只有4天。从7月25日晚起，大量前来增援的日军对廊坊第38师发起攻击，次日进攻广安门，北平形势急剧恶化。7月27日，蒋介石已经预料到北平凶多吉少，并开始郑重考虑“万一北平被陷，则战（宣战）与和（停战）以及不战不和（应战），与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国策”。这一天夜晚，第29军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也奉命抵达南苑，与副军长佟凌阁部署与制定作战计划。次日早上8时，日军对南苑展开了猛烈进攻，在空中与地面炮火支援的掩护下，日军第20师团高木义人旅团迅速攻至南苑机场。赵登禹闻讯，急忙赶往机场督战。第29军以大刀闻名，但此次面对强敌，仅凭血肉毕竟不能筑成真正御敌的长城，日军猛烈炮火攻势下，第29军伤亡惨重，被迫退入南苑主阵地，赵登禹也接到撤入北平城内的命令。


由于汉奸出卖情报，赵登禹撤退的路线被日军获知，“支那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事先进行埋伏。28日中午12时40分左右，当赵登禹将军的车队途经大红门时，突然遭到日军伏兵的袭击，赵登禹身中数弹，不幸牺牲。同日，第29军副军长佟凌阁将军率200余人撤退至大红门附近，忽然枪声四起，埋伏于此的日军展开攻击，混战中，佟凌阁腿部被日军的机枪射中，血流如注。卫士劝他先撤下火线，利用庄稼地撤出日军包围圈，但佟凌阁心系随行学生的安危，拒绝了这一建议。一场血战下来，佟凌阁身边仅剩数十人，祸不单行，部队刚突围至时村就被日本关东军飞行团的轰炸机发现，遭到猛烈轰炸，正在指挥作战的佟凌阁不幸头部中弹，当场牺牲，甚至没能留下一句遗言。而在其殉国后，报纸误将“佟凌阁”写成了“佟麟阁”，此名一直误传至今。

南苑失守，赵、佟两位将军殉国，宋哲元撤离北平……一连几天南京接到的都是坏消息，蒋介石闻之焦心如焚。29日，北平沦陷，第29军被迫撤离北平。同一天，天津也被日军占领。消息传来，蒋介石哀叹“可悲孰甚！”平津相继沦陷，举国震动，也使蒋介石意识到抗战之必要，彻底放弃和平幻想，明言：

“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战火从华北烧到华东，再由华东蔓延华南，中国并未如山杉元所断言的那样，一个月就被征服。北起卢沟桥，南至惠通桥，一寸河山一寸血，抗战从未停止，直至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最后，说说七七事变中几名日方关键人物的结局，罪魁牟田口廉也，二战后以战犯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3月被释放回国，死于1966年；侵略卢沟桥的急先锋一木清直，从侵华战场打到太平洋战场，1942年在瓜岛的泰纳鲁河口之战中，一木清直支队遭美军围困，一木本人于绝望中切腹自杀，该支队全军覆没；“消失的士兵”士兵志村菊次郎，七七事变后还是冲锋陷阵的士兵，一直活到1944年，随部在缅甸作战时被中国远征军击毙，这个影响历史的小人物终究还是成为昭和战争的祭品。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17年7月上，原标题为《卢沟晓月，雾掩庐山  走向全面战争的关键十日》，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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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周渝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曲晨溪（实习）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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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6000 字

阅 读 需 要 20 分 钟 



消失的士兵


1937年7月7日夜，北平城雷声阵阵，大雨将至。夜幕下，日本“支那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少佐大队长一木清直麾下的500余名日本兵携带6门步兵炮，气势汹汹地由丰台大营向卢沟桥进发，事态颇为严重。日军向中方提出交涉时，说明了他们这次行动的理由：有一名参与演习的日本士兵失踪，日方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失踪”的日本士兵叫志村菊次郎，是一名新来的传令兵。关于他的“失踪”，有观点认为完全是日方的“谎称”，但也有人认为“失踪”的确属实，是偶然事件引发的必然冲突。


1937年7月7日夜，北平城雷声阵阵，大雨将至。夜幕下，日本“支那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少佐大队长一木清直麾下的500余名日本兵携带6门步兵炮，气势汹汹地由丰台大营向卢沟桥进发，事态颇为严重。日军向中方提出交涉时，说明了他们这次行动的理由：有一名参与演习的日本士兵失踪，日方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失踪”的日本士兵叫志村菊次郎，是一名新来的传令兵。关于他的“失踪”，有观点认为完全是日方的“谎称”，但也有人认为“失踪”的确属实，是偶然事件引发的必然冲突。


日本学界有种观点认为志村菊次郎的确在7月7日夜离队解手，黑暗中因走向与部队相反的方向，故而误了归队的时间，但不久后就找到其所在部队，而此时日军已向中方提出进城搜查的要求。耐人寻味的是，事件并未因志村的归队而平息，作为局中人的志村也跟着部队继续寻找那个“失踪士兵”。


紧接着，日方收到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的回复：


“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军未经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搜查，致起误会。惟故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按理说，中方的态度已经很配合了，但问题在于日军不完全是为解决问题而来，士兵失踪好像让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理由，一定要好好利用，继续与中方强硬对峙，当时已是7月8日凌晨2时，双方剑拔弩张。


我们常说“七七事变”，顾名思义地认为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于7月7日。实际上冲突爆发的时间是在1937年7月8日凌晨。


那个深夜，带头挑衅的日军队长一木清直声称部队遭到中国军队射击，并报告给他的上司牟田口廉也。牟田口这个蛮横的皇道派大佐当即给一木下达了“被敌攻击，当然还击”的命令。尽管多年来中日双方在谁开的第一枪问题上争论不休，但牟田口这个命令无异于下令开火，其战争责任不可推卸。


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挑衅，驻守在卢沟桥头的第219团团长吉星文一夜未眠。吉星文是河南扶沟人，因儿时受到族叔吉鸿昌的影响，自幼怀有从戎报国之志向，1922年随吉鸿昌投效西北军。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第219团营长的吉星文曾带领全营官兵绕袭敌后，击退占领王家村、瓦房村等地的日军，因功被提升为219团团长。1937年的那个雨夜，他将再次走上历史前台。


7月8日凌晨3时30分左右，吉星文接到了副军长秦德纯发来的指示：


“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得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


吉星文接电后当即回复：


“请长官放心，吾团全体官兵已经做好一切战斗准备，誓与宛平城共存亡，卢沟桥不是吾人之坟墓就是敌人之坟墓。”


一木清直终于按捺不住，欲强行入城，被吉星文当即拦阻，宛平城外顿时枪声四起。随后日军又炮轰219团第3营（营长金振中）指挥部，当场炸死士兵2人，炸伤5人。面对入侵之敌，吉星文团立即奋起还击，全面抗战的第一枪就此打响。



战斗刚开始，日军迅速派兵杀害了我军在桥头堡的执勤官兵，并占领桥头堡。为保卫卢沟桥，吉星文赶赴位于最前线的第3营金振中部，向该部发表了坚定的抗日宣言，并亲自挑选了150名精壮官兵，组成敢死队。敢死队被编成5个组，每人带步枪1支，手榴弹2枚，大刀一把，悄然向桥头堡进攻。队员对地形十分熟悉，加上第29军中向来重视武术训练，他们很快摸上桥头堡，乘拒守的日军还比较少的时机一举将其歼灭，夺回阵地。日军失去桥头堡后以轻重炮向我守军猛烈轰击，由于吉星文团拼死抵抗，首次激烈冲突之后，中日双方进入打打谈谈的阶段。


或许当时连吉星文、金振中以及驻守桥头的第29军219团的将士们都没想到，7月8日的雨夜，他们坚定的抵抗意志已为中华民族揭开了卫国战争之序章。


战和之间


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大本营首先吵开了锅，日军高层对战事的主张分为“扩大派”和“不扩大派”，当初作为九一八事变始作俑者之一的石原莞尔此时竟成了“扩大派”的反对者，他甚至提出日军立即停止冲突，让在场“扩大派”军人瞠目结舌。8日的日本内阁会议上，支持所谓事件不扩大，就地解决方针的一派占据优势，但也正是这个信息麻痹了中方领导层。


直接当事人，第29军军长宋哲元同样没有意识到事态严重，认为冲突可以靠和谈解决。宋哲元之所以有此自信，主要是在北平，中国军队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日本驻屯华北的军队主力为混成第4旅，共6000人左右。而驻守冀察平津地区的第29军，连同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约10万人。事变爆发后，他严令29军坚守卢沟桥，并将事变向南京报告。

同时，也派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与日军交涉。9日，宋哲元
当局与日军达成协议：第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第二，日军撤退至永定河左岸，中国军队撤至右岸；第三，卢沟桥守备由河北保安队石友三部担任。北平形势看似转危为安，宋哲元也认为在守住大原则的情况下息事宁人是最好的。但就在协议达成的第二天，各方媒体纷纷报道，天津、古北口、榆关等处陆续有日军部队出现，携带有大炮、坦克等向卢沟桥前进。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最激进的主要是关东军，半年多前的绥远抗战让关东军一度吃瘪，终于等来这次“机会”，当然要亲自上阵，把“支那驻屯军”乃至整个日本军部绑上战车。大井村五里店等处被日军占领，平卢路也瘫痪，关东军来者不善。

果然，到了11日，日军的大炮就对准宛平城一带轰击，造成不少平民伤亡，吉星文将城内居民向城外比较安全的地带疏散，自己也在炮击中负伤。随后，八宝山、长辛店、廊坊、杨村等处也燃起战火。日军的飞机开始在北平上空频频出现，四处侦察。日军这么一打，平津当局在交涉中姿态放得更低了，与之达成协议，即：一、第29军代表声明向日军表示道歉，并惩办此次事变责任者；二、取缔共产党、蓝衣社及其他抗日团体的抗日活动；三、永定河以东不驻中国军队。宋哲元是打算向日军让步妥协了。

蒋介石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他相信日本关东军必会增援日军华北驻屯军，要第29军加紧备战。次日中午，蒋又电话告知秦德纯：“据确息，关东有五列车今日上午十一时到达天津与塘沽之间，请注意。”同时致电宋哲元，要他对卢沟桥的日军就地抵抗。从解密的第一手电文和手令来看，难免会觉得北平当局软弱，而身在南京的最高统帅蒋介石深谋远虑，知道全面抗战关头已来到，一再督促29军抵抗，不要再做和平幻想，着实高瞻远瞩。如此下定论恐怕还太早，翻开蒋介石的私人日记，委员长会亲自告诉你，他的强硬态度并非为了要和日本人大干一场，而是打着另一个算盘。


以战止战


前文说过，七七事变真正爆发冲突的时间是7月8日凌晨，蒋介石接到消息的时间自然也是8日，但他与宋哲元一样，都没有意识到全面战争会打响。蒋在当天晚上的日记中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日本人在卢沟桥挑衅，是想达到逼我屈服的目的？第二，或许他们是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第三，现在是与日本人决战的时候了吗？最后他还是认为“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全面战争不会爆发。


7月9日的日记显示，蒋介石将卢沟桥事变看作一次与日方博弈的机会，之所以要用强硬姿态唬住日军，是想“乘此次冲突之机，对倭可否进一步要求其撤退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东伪组织”。蒋介石“积极运兵北上备战”“准备动员，不避战争”等计划的动机有两种可能：其一，他意识到卢案可能引发全面战争，真的在积极备战。其二，备战的目的是为了像绥远那样，好好地打一场局部战争，打赢了即以外交手段迫使日本从丰台撤兵，再干掉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结合现有史料来看，第二种可能性高于第一种。10日，蒋介石得知日军反攻卢沟桥后，在日记中云：

“惟我已积极运兵北上备战，或可戢其野心，我军已开始北进，彼或于明日停战乎。”

11日至13日，蒋介石发给北平的电令几乎都是寸土不让，不要做和平幻想，不要避战等等，态度颇为坚决。但在他自己留下的日记中，这一系列动作又显然不是真正在准备全面抗战，而是想以战止战，火中取栗。

蒋介石将七七事变视为中国在华北问题上重新立于主动地位的机会，对宋哲元保守避战，生怕扩大事态的态度尤其不满。他始终相信日本挑衅的目的在于华北，而不会波及整个中国，日方增兵是为了迫使中方屈服，所以他偏要出兵华北，甚至不惜在华北打场小仗，只要中央军大军一到，日方或许就会停战。这种莫名的自信持续到12日才出现变化。这天，蒋介石接到情报，得知日本内阁宣言决定支持增兵中国，关东军也已抵达天津，他终于意识到卢案引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做出七七事变“势必扩大，不能避战矣”的推测，但仍坚持“非至万不得已，不宜宣战”。

箭在弦上


7月12日夜到7月13日晨，日本“支那驻屯军”高层与国民政府的领导者蒋介石都彻夜未眠。13日凌晨，日方参谋会议连夜草拟的《七月十三日的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出炉，其中有增援部队到达后，“必要时一举歼灭第29军”的计划。蒋介石经过一夜的考虑，也在13日决定：抽调高射炮部队增援，弹药武器立即启程送往华北。外交方面，他已经于两日前与英国大使说明运兵北上的原因是“日本关东军进入天津、丰台作大规模之战争，故不得不运兵预防”，打消列强势力的疑虑。接下来就是要发表对日宣言，公开中央军进驻保定的消息。

事态发展至此，日本与南京的态度都转向强硬，唯有处于风口浪尖的北平当局成了主和派。13日，中日双方在永定门外发生冲突，“支那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乘机向冀察政务委员会提出七项要求：一、彻底镇压共产党的策动；二、罢免排日要人；三、撤去驻在冀察的排日中央系统各机关；四、撤去冀察排日团体；五、取缔排日言论及宣传机关和学生、民众的排日运动；六、取缔学校、军队的排日教育；七、北平的警备将来由公安部队负责，城内不得驻屯军队。可以说完全是个城下之盟。

针对事变恶化，第29军高层召集会议，会上主战派与主和派发生争执，最后张自忠等主和派占了上风。平津当局最高负责人宋哲元也是倾向主和的，他在会后的公开谈话中说了一通大道理：

“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做无益社会之牺牲。合法合理，社会即可平安；能平即和，不平即不能和。希望负责任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也。”

对北平当局一系列妥协政策，南京方面大为惊骇，当天军政部长何应钦就给宋哲元发出紧急电报，告知“津市遍布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催促其到保定去作战。同日，宋哲元还收到了蒋介石发来的电文：

“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许其任何条件，而对方的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伪政权）。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国家与个人之人格……”

南京方面的态度不仅是催促第29军作战，从13日起，驻扎在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的部队陆续收到蒋介石下达的正式动员令，命令这些地区的部队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平汉铁路沿线集结。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也收到防卫津浦路北线的命令。此外，平汉、陇海、津浦三个铁路局奉命集结军用列车，所有轮船公司也将船舶回航到指定地点待命。局势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最后关头


庐山是民国时期的政治名山，南京酷暑，适合避暑的庐山成了南京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的“夏都”。从1937年6月23日起，中国社会各界的名流巨卿们，相继收到一份特殊的请柬，邀请他们到庐山开会。按照原计划，7月15日起的一个月内，分三期邀请200余人到庐山参加谈话，目的是为了征询各界对内政外交的意见。但因七七事变爆发，1937年的炎夏，齐聚庐山的军政要人、社会名流已没有游览避暑胜地的闲情，空气布满紧张的气氛，大战即将来临！

7月15日，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这一天，蒋介石接到北平宋哲元的来电，得知宋有想放弃天津的意思，蒋严令制止。

7月17日，庐山谈话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现场气氛严肃，主席台两旁“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对联格外醒目，所有人的关注点都聚焦在委员长蒋介石身上。一身戎装的他以激扬的言辞发表了头一天起草好的抗战宣言。对于卢沟桥事变，蒋介石表明立场，任何解决都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因为“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宣言中，他总结了自九一八事变到塘沽协定后的教训，中国已无路可退，言明我们希望和平但不要苟安，我们决不求战但随时准备迎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


7月20日，庐山抗战谈话一经公开发表，全国哗然，充满抗日热情的军民士气为之一振，纷纷表示拥护委员长领导抗战。但另一些对抗战前途持悲观态度的人士认为此宣言将使中国大祸临头，“低调俱乐部”的一干文人、政客甚至将蒋介石等力主抗战救亡的论调讥讽为“歇斯底里的风气”。

从7月7日夜的日本士兵失踪案到7月17日庐山抗战宣言，是中日两国走向全面战争的关键十日。

抛开自七七以来半个多月的打打停停，北平真正的激战只有4天。从7月25日晚起，大量前来增援的日军对廊坊第38师发起攻击，次日进攻广安门，北平形势急剧恶化。7月27日，蒋介石已经预料到北平凶多吉少，并开始郑重考虑“万一北平被陷，则战（宣战）与和（停战）以及不战不和（应战），与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国策”。这一天夜晚，第29军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也奉命抵达南苑，与副军长佟凌阁部署与制定作战计划。次日早上8时，日军对南苑展开了猛烈进攻，在空中与地面炮火支援的掩护下，日军第20师团高木义人旅团迅速攻至南苑机场。赵登禹闻讯，急忙赶往机场督战。第29军以大刀闻名，但此次面对强敌，仅凭血肉毕竟不能筑成真正御敌的长城，日军猛烈炮火攻势下，第29军伤亡惨重，被迫退入南苑主阵地，赵登禹也接到撤入北平城内的命令。


由于汉奸出卖情报，赵登禹撤退的路线被日军获知，“支那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事先进行埋伏。28日中午12时40分左右，当赵登禹将军的车队途经大红门时，突然遭到日军伏兵的袭击，赵登禹身中数弹，不幸牺牲。同日，第29军副军长佟凌阁将军率200余人撤退至大红门附近，忽然枪声四起，埋伏于此的日军展开攻击，混战中，佟凌阁腿部被日军的机枪射中，血流如注。卫士劝他先撤下火线，利用庄稼地撤出日军包围圈，但佟凌阁心系随行学生的安危，拒绝了这一建议。一场血战下来，佟凌阁身边仅剩数十人，祸不单行，部队刚突围至时村就被日本关东军飞行团的轰炸机发现，遭到猛烈轰炸，正在指挥作战的佟凌阁不幸头部中弹，当场牺牲，甚至没能留下一句遗言。而在其殉国后，报纸误将“佟凌阁”写成了“佟麟阁”，此名一直误传至今。

南苑失守，赵、佟两位将军殉国，宋哲元撤离北平……一连几天南京接到的都是坏消息，蒋介石闻之焦心如焚。29日，北平沦陷，第29军被迫撤离北平。同一天，天津也被日军占领。消息传来，蒋介石哀叹“可悲孰甚！”平津相继沦陷，举国震动，也使蒋介石意识到抗战之必要，彻底放弃和平幻想，明言：

“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战火从华北烧到华东，再由华东蔓延华南，中国并未如山杉元所断言的那样，一个月就被征服。北起卢沟桥，南至惠通桥，一寸河山一寸血，抗战从未停止，直至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最后，说说七七事变中几名日方关键人物的结局，罪魁牟田口廉也，二战后以战犯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3月被释放回国，死于1966年；侵略卢沟桥的急先锋一木清直，从侵华战场打到太平洋战场，1942年在瓜岛的泰纳鲁河口之战中，一木清直支队遭美军围困，一木本人于绝望中切腹自杀，该支队全军覆没；“消失的士兵”士兵志村菊次郎，七七事变后还是冲锋陷阵的士兵，一直活到1944年，随部在缅甸作战时被中国远征军击毙，这个影响历史的小人物终究还是成为昭和战争的祭品。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17年7月上，原标题为《卢沟晓月，雾掩庐山  走向全面战争的关键十日》，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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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周渝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曲晨溪（实习）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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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甲”一词

从冷兵器时代的战马嘶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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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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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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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700 字

阅 读 需 要 12 分 钟 


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鞑靼部首领俺达汗在久围大同不克之后，移寇东去，自古北口长驱，杀掠怀柔、顺义吏民无算，明军一触即溃，立营于潞河东二十里之孤山（今通州东北）、汝口等处，兵锋直指京畿，京师戒严。

彼时的大明京师，自土木堡之变后久未遭兵祸，嘉靖皇帝急忙下令各镇边军入京畿勤王，此时的明军边帅仇鸾在居庸关暂住听征，当俺达突袭进入京畿后，仇鸾听诏八月十七日（戊寅）从居庸关出发，八月十八日（己卯）抵达通州列阵，仅仅一天一夜，急行约莫150里（此为明里计数，1明里为180丈，约莫现代560米），救援速度之快让嘉靖皇帝都感到十分惊喜。


那么，昼夜奔袭150里的急行军，在古代军队中是否很难实现，古代的急行军一天大多能走多少里？


困难重重：被制约的行军速度


“所谓踵军者，去大军百里，期于会地，为三日熟食，前军而行，为战合之表。”
                                               ——《尉缭子》

在先秦时期的兵法著作《尉缭子》中，记述了那个时代真实的行军速度，步兵日行仅为30-40里速度。虽然军事科技和道路条件在不断发展，但是自秦汉到明清，关于行军速度这一方面，一直没能取得太大的进步，《尉缭子》中提到的行军速度，也是古代军队普遍的速度，要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从古代行军条件身上说起。

军队规模、道路系统以及辎重补给，都是决定军队行军速度的重要因素，但这些条件在古代都饱受制约。


在古代，道路条件相对十分恶劣，一支庞大的军队行进时会面临诸多困难。而行军速度的快慢往往取决于其中最慢的部分，也就是辎重运输的速度。古代行军辎重的运输一般使用车辆、驮马，位于军队的后方，当辎重部队行进时，道路已然经过大部队踩踏，更加崎岖难行，势必会拖累行军的整体速度。

除此之外，行军路上的各种防护、探查等必要的安全措施，也会显著延缓军队的行进速度。

在影视剧中，士兵们甲胄齐整地行军是常见的场景，但在古代战场上，这种情况却很少出现。古代的甲胄重量很大，即便是明清时期流行起来的、因较为轻便而被推广的布面甲，也有20多斤的重量（《明会典》：“造甲，每副重二十四斤至二十五斤……”），加上其他的武器装备，长途行军对于士兵的体力会是一个不小的消耗。因而，古代的士兵并不会穿着盔甲行军，一般行军中，盔甲通常由牲畜或民夫驮着。至于兵士，则需要尽量节省行军中的体力以保证在肉搏战中能拼尽全力。


古代士兵在行军时不穿盔甲，也是偷袭战术屡屡奏效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旦遭遇突袭，未穿甲胄的军队往往会在装备精良的敌军面前遭受单方面的屠杀，结果自然是大败亏输。所以，如何防备敌军的偷袭十分考验古代将领的能力，通过游骑、侦骑等散布四方，从而来侦察敌情是否有埋伏成为防范偷袭的主要手段。

以明朝为例，明军中的塘报骑兵就是专门执行防范偷袭、探查敌情、汇报信息这类任务的。当军队开拔离开营寨之后，明军塘骑就要外出侦查。塘骑以塘为编制，每个塘有五人，这五个人在侦查时不能离开彼此的视线。同时，每人都要装备信炮，以便遭遇突发事件时给大军报警。


明军大军在行军时，不管军队兵分几路，每一路都要设置二十四塘骑兵，这些塘骑每人之间相距一里，广泛散布遥相呼应，最多可散布二十余里，之后游骑再将探查到的情况汇集给大部队，确保前路没有敌军的埋伏。此外，塘骑作为军队的眼睛侦测四方，行军前方的道路情况、水源情况等问题也需要了解清楚，在做到这些后，大部队才可以加速行军。

游骑的探查措施在行军中尤为必要，在历史上，即便是军事经验丰富的将官也会在这个问题上碰壁。洪武五年（1372），明军名将李文忠率军远征漠北，当李文忠在土剌河一带击败北元将领哈剌章、蛮子后，翻过燕然山一路追击元军至称海。在李文忠携胜而还的路上，李文忠军因为游骑探查工作不到位，夜里走错了路，一度找不到水源，数万百战之师险些尽数陨落草原。


游骑、侦骑的探查确保了大军行军路上的安全，也迟滞了大军整体行军的速度。不过事有例外，如果遇上某些特殊情况，轻装上路的军队也可能达到日行百里。一支规模不大的部队舍弃辎重，缩小探查范围，只是为了某个迫切的目标进行急行军，这在古代战争史上也算不上稀奇。

同光元年（923）十月，梁晋争霸进入后期，李存勖自杨刘渡河，进抵郓州，命令李嗣源为前锋，攻破中都，擒获王彦章后。李存勖否决了唐军诸将都认为应先攻占青州、齐州、徐州、兖州等地后窥伺梁军的建议。下令李嗣源丢弃辎重、攻城器械等物资，轻骑奔袭汴州，攻取后梁国都。李嗣源前军倍道兼行，初九日抵达汴州，不到十日内后唐前军纵横数百里疾进，完全打破了梁末帝朱友贞的部署，兵临城下之际，朱友贞自杀，后梁灭亡。


李存勖挥斥方遒、李嗣源奔袭灭梁的故事磅礴至今，不过李存勖、李嗣源此举并不冒进，而是审时度势之后的决定。彼时后梁各路大军在外难以支援，后唐军又素来耐苦，李存勖才得以灭梁成功，如果没有训练有素的军队和特殊的战场形势，这样丢弃辎重强行军的战法几乎是自取灭亡。

总的来说，在种种制约下，古代军队“常行军”的每日不过三十里到四十里左右，而一日行军一百多里，几乎是丢弃物资、轻装简行之后所能达到的行军速度极限。



困难重重：被制约的行军速度


《孙子兵法》说：

“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

也就是说，每天一百里的强行军，只有体力好的士卒可以跟上，体力差的只能落在后面，高强度的急行军会导致大量的士卒掉队。

在浩繁的史籍资料中，“倍道”一词频频出现，倍道，也就是用加倍的速度行进、兼程赶路的意思。历史上，诸如嘉靖时期仇鸾部众一昼夜的行军速度达到一百五十里的倍道行军并不鲜见，但能在急行军之后，像仇鸾军一样保持战斗力的却不多。


《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记载了曹操在当阳时急行军追击刘备的情况：

“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

在此次追击战中，曹操的轻骑兵一天一夜急行300里（汉里的距离短于明里，大约相当于后世的120公里）。对此，诸葛亮曾形容其为“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认为这样的军队难以保持强大的战斗力。事实上，曹操军能够达到如此惊人的行军速度，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派出的是一支舍弃了辎重、一人多马的精锐轻骑兵。



而无论什么样的军队，在长途奔袭后也很难维持后续作战能力。尽管轻骑兵在装备上尽量精简，但仍需配备基本的甲胄、弓箭和武器等。这些装备加上骑士本身的重量，对马匹来说是不小的负担。而在骑兵作战中，马匹的耐力极为有限，其优势主要在于奔跑时的冲击力。


在当今的马匹耐力赛中，无负重的最优秀赛马在接近一天的奔跑中可以保持每小时近二十公里的速度，但即便如此，一天下来，大量马匹会掉队，只有部分马匹能够完成一百多公里的赛程。在两汉三国时期，如果曹军轻骑兵敢于面对大量骑兵掉队、到达的骑兵马匹无力冲刺、甚至事后大量马匹残废报废等惨重损耗，他们确实可以实现如此高速的急行军，但代价极为惨烈。因此，长途奔袭之后，一方面由于舍弃了补给辎重，另一方面人马困乏，曹军的战斗力急剧下降几乎是必然的。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恐怕并非诸葛亮对曹军的贬低，而是基于实际情况的描述。



《三国志》正史中记载，张飞仅率二十骑兵便敢在长坂桥拦截曹军，曹军之中“敌皆无敢近者”。这一记载或许并非过分夸张。经过高强度行军后，曹军已然疲惫不堪，而张飞则占据有利地形，以逸待劳，体力充沛。尽管张飞身边只有数十骑士，但曹军虽然数量众多，却怯于一战，面对张飞的阻击，只能逡巡不前。


因此，避免行军后作战，是古代军队的重中之重，即便是以耐力颇佳闻名的唐末五代第一强军“沙陀鸦儿军”也是一样，鸦儿军的最高指挥者李存勖就对此十分重视。

在梁晋沿黄河对峙的时期，晋王李存勖在训练士卒和行军过程中，为了确保骑兵在作战时具备持续的作战能力，曾下令：“骑兵不见敌，不得骑马。”他严格约束士卒，对违反这一军令的军士，最高可处以斩刑。



李存勖并非不想利用马匹提高行军速度，而是为了保证骑兵在作战时能够发挥出足够的冲击力，才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安排。这种政策虽有不便，但在两害相权之下，只能选择相对更优的方案，这实在是无奈之举。


军队强行军下所产生的巨大损耗，实在需要古代将领慎重考虑。正所谓“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古代行军过程中，并非随时随地都要讲究“兵贵神速”。

 

参考文献：

杨生民《中国里的长度演变考》

唐玉萍《简论明代庚戌之变》

陈寿《三国志》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湘桥蓬蒿人‍‍‍‍‍‍‍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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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鞑靼部首领俺达汗在久围大同不克之后，移寇东去，自古北口长驱，杀掠怀柔、顺义吏民无算，明军一触即溃，立营于潞河东二十里之孤山（今通州东北）、汝口等处，兵锋直指京畿，京师戒严。

彼时的大明京师，自土木堡之变后久未遭兵祸，嘉靖皇帝急忙下令各镇边军入京畿勤王，此时的明军边帅仇鸾在居庸关暂住听征，当俺达突袭进入京畿后，仇鸾听诏八月十七日（戊寅）从居庸关出发，八月十八日（己卯）抵达通州列阵，仅仅一天一夜，急行约莫150里（此为明里计数，1明里为180丈，约莫现代560米），救援速度之快让嘉靖皇帝都感到十分惊喜。


那么，昼夜奔袭150里的急行军，在古代军队中是否很难实现，古代的急行军一天大多能走多少里？


困难重重：被制约的行军速度


“所谓踵军者，去大军百里，期于会地，为三日熟食，前军而行，为战合之表。”
                                               ——《尉缭子》

在先秦时期的兵法著作《尉缭子》中，记述了那个时代真实的行军速度，步兵日行仅为30-40里速度。虽然军事科技和道路条件在不断发展，但是自秦汉到明清，关于行军速度这一方面，一直没能取得太大的进步，《尉缭子》中提到的行军速度，也是古代军队普遍的速度，要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从古代行军条件身上说起。

军队规模、道路系统以及辎重补给，都是决定军队行军速度的重要因素，但这些条件在古代都饱受制约。


在古代，道路条件相对十分恶劣，一支庞大的军队行进时会面临诸多困难。而行军速度的快慢往往取决于其中最慢的部分，也就是辎重运输的速度。古代行军辎重的运输一般使用车辆、驮马，位于军队的后方，当辎重部队行进时，道路已然经过大部队踩踏，更加崎岖难行，势必会拖累行军的整体速度。

除此之外，行军路上的各种防护、探查等必要的安全措施，也会显著延缓军队的行进速度。

在影视剧中，士兵们甲胄齐整地行军是常见的场景，但在古代战场上，这种情况却很少出现。古代的甲胄重量很大，即便是明清时期流行起来的、因较为轻便而被推广的布面甲，也有20多斤的重量（《明会典》：“造甲，每副重二十四斤至二十五斤……”），加上其他的武器装备，长途行军对于士兵的体力会是一个不小的消耗。因而，古代的士兵并不会穿着盔甲行军，一般行军中，盔甲通常由牲畜或民夫驮着。至于兵士，则需要尽量节省行军中的体力以保证在肉搏战中能拼尽全力。


古代士兵在行军时不穿盔甲，也是偷袭战术屡屡奏效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旦遭遇突袭，未穿甲胄的军队往往会在装备精良的敌军面前遭受单方面的屠杀，结果自然是大败亏输。所以，如何防备敌军的偷袭十分考验古代将领的能力，通过游骑、侦骑等散布四方，从而来侦察敌情是否有埋伏成为防范偷袭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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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光元年（923）十月，梁晋争霸进入后期，李存勖自杨刘渡河，进抵郓州，命令李嗣源为前锋，攻破中都，擒获王彦章后。李存勖否决了唐军诸将都认为应先攻占青州、齐州、徐州、兖州等地后窥伺梁军的建议。下令李嗣源丢弃辎重、攻城器械等物资，轻骑奔袭汴州，攻取后梁国都。李嗣源前军倍道兼行，初九日抵达汴州，不到十日内后唐前军纵横数百里疾进，完全打破了梁末帝朱友贞的部署，兵临城下之际，朱友贞自杀，后梁灭亡。


李存勖挥斥方遒、李嗣源奔袭灭梁的故事磅礴至今，不过李存勖、李嗣源此举并不冒进，而是审时度势之后的决定。彼时后梁各路大军在外难以支援，后唐军又素来耐苦，李存勖才得以灭梁成功，如果没有训练有素的军队和特殊的战场形势，这样丢弃辎重强行军的战法几乎是自取灭亡。

总的来说，在种种制约下，古代军队“常行军”的每日不过三十里到四十里左右，而一日行军一百多里，几乎是丢弃物资、轻装简行之后所能达到的行军速度极限。



困难重重：被制约的行军速度


《孙子兵法》说：

“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

也就是说，每天一百里的强行军，只有体力好的士卒可以跟上，体力差的只能落在后面，高强度的急行军会导致大量的士卒掉队。

在浩繁的史籍资料中，“倍道”一词频频出现，倍道，也就是用加倍的速度行进、兼程赶路的意思。历史上，诸如嘉靖时期仇鸾部众一昼夜的行军速度达到一百五十里的倍道行军并不鲜见，但能在急行军之后，像仇鸾军一样保持战斗力的却不多。


《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记载了曹操在当阳时急行军追击刘备的情况：

“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

在此次追击战中，曹操的轻骑兵一天一夜急行300里（汉里的距离短于明里，大约相当于后世的120公里）。对此，诸葛亮曾形容其为“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认为这样的军队难以保持强大的战斗力。事实上，曹操军能够达到如此惊人的行军速度，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派出的是一支舍弃了辎重、一人多马的精锐轻骑兵。



而无论什么样的军队，在长途奔袭后也很难维持后续作战能力。尽管轻骑兵在装备上尽量精简，但仍需配备基本的甲胄、弓箭和武器等。这些装备加上骑士本身的重量，对马匹来说是不小的负担。而在骑兵作战中，马匹的耐力极为有限，其优势主要在于奔跑时的冲击力。


在当今的马匹耐力赛中，无负重的最优秀赛马在接近一天的奔跑中可以保持每小时近二十公里的速度，但即便如此，一天下来，大量马匹会掉队，只有部分马匹能够完成一百多公里的赛程。在两汉三国时期，如果曹军轻骑兵敢于面对大量骑兵掉队、到达的骑兵马匹无力冲刺、甚至事后大量马匹残废报废等惨重损耗，他们确实可以实现如此高速的急行军，但代价极为惨烈。因此，长途奔袭之后，一方面由于舍弃了补给辎重，另一方面人马困乏，曹军的战斗力急剧下降几乎是必然的。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恐怕并非诸葛亮对曹军的贬低，而是基于实际情况的描述。



《三国志》正史中记载，张飞仅率二十骑兵便敢在长坂桥拦截曹军，曹军之中“敌皆无敢近者”。这一记载或许并非过分夸张。经过高强度行军后，曹军已然疲惫不堪，而张飞则占据有利地形，以逸待劳，体力充沛。尽管张飞身边只有数十骑士，但曹军虽然数量众多，却怯于一战，面对张飞的阻击，只能逡巡不前。


因此，避免行军后作战，是古代军队的重中之重，即便是以耐力颇佳闻名的唐末五代第一强军“沙陀鸦儿军”也是一样，鸦儿军的最高指挥者李存勖就对此十分重视。

在梁晋沿黄河对峙的时期，晋王李存勖在训练士卒和行军过程中，为了确保骑兵在作战时具备持续的作战能力，曾下令：“骑兵不见敌，不得骑马。”他严格约束士卒，对违反这一军令的军士，最高可处以斩刑。



李存勖并非不想利用马匹提高行军速度，而是为了保证骑兵在作战时能够发挥出足够的冲击力，才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安排。这种政策虽有不便，但在两害相权之下，只能选择相对更优的方案，这实在是无奈之举。


军队强行军下所产生的巨大损耗，实在需要古代将领慎重考虑。正所谓“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古代行军过程中，并非随时随地都要讲究“兵贵神速”。

 

参考文献：

杨生民《中国里的长度演变考》

唐玉萍《简论明代庚戌之变》

陈寿《三国志》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湘桥蓬蒿人‍‍‍‍‍‍‍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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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000 字

阅 读 需 要 10 分 钟 


首先，大家来阅读一下这首古诗：


南巷有贵人，高盖驷马车。

我问何所苦，四十垂白须。

答云君不知，位重多忧虞。

北里有寒士，瓮牖绳为枢。

出扶桑枣杖，入卧蜗牛庐。

散贱无忧患，心安体亦舒。

东邻有富翁，藏货遍五都。

东京收粟帛，西市鬻金珠。

朝营暮计算，昼夜不安居。

西舍有贫者，匹妇配匹夫。

布裙行赁舂，裋褐坐佣书。

以此求口食，一饱欣有馀。

……

——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其十五）》



我们知道，东、南、西、北是四个最基本的地理方位词，古时我们的祖先根据太阳确定四方，日出之向为东，日落之向为西，阳光正射之向为南，背阳之向为北。但从词源上说，这四个字与其古字本义都没有直接的关系，是后来假借为四方之名，用来表示方位的概念。



语言是社会的折射。从这首诗中我们不难看出“东”“南”常与富贵相伴，而“西”“北”又与贫寒相随。这一首诗用了四个方位词充分展现出人们的传统文化观念。就像国人常说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而不说“西海”“北山”；说“喝西北风”而不说“喝东南风”，这其中都潜藏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心理。


东、南为尊

西、北为卑


古往今来，在我们的文化观念中，方位总是和尊卑等级联系在一起。东西相对时，往往以东为尊，以西为卑。东方是太阳升起的方向，而太阳给人们带来光明、温暖和希望，因此在古人眼里，东方就意味着光明和新生，所以在传统风俗中以东为大，以东为尊。



古人将司春之神称为“东后”“东君”，就是因为春从东来，由东生。古代在五侯之上的皇帝及皇太子的居室要讲究“东位”，如“东内”是唐大明宫的别称，“东宫”则是太子的代称。



《旧唐书·地理志一》：“东内曰大明宫，……高宗以后，天子常居东内。”


《诗·卫风·硕人》：“东宫之妹，邢侯之姨。”孔颖达疏：“太子居东宫，因以东宫表太子。” 


古代皇宫和官舍在“东堂”，王侯显贵者要住“东第”，帝王行封禅事昭告天下太平谓“东对”，贵族子弟学校称“东横”，科举考试及第为“东堂桂”。


这些词语十分直观地展现了东方的尊贵，可以说是当时人们社会理想的外化表现。《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也有：“位为通侯，居列东第。”后来，“东第”便泛指富贵人家的住宅。这种尊东的观念一直影响至今，在农村父母子女同住时，父母必须居住在东边的房间，长幼尊卑划分得十分清楚。



与“东”相对的“西”，是太阳下山的地方，因此，它象征着黑暗、死亡，常常让人感到恐怖和不祥。《论衡·四讳》中有：


“俗有大讳四，一曰讳西益宅。西益宅之不祥，不祥必有死亡，相惧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


古人将西方与不祥、死亡联系在一起，今天我们把“死亡”称为“上西天”“驾鹤西去”，就是这种传统观念的反映。纵观古代文学作品，“西”也常被借用到古诗中，烘托悲痛、伤感的情绪。



另外，古人还认为东属阳，西属阴，如此，东西方位还常与男女两性联系在一起。《古乐府·日出东南隅行》：“东方千馀骑，夫骑居上头。”诗中女子罗敷自述其夫居官高贵，以“东方千骑”，形容夫婿的显赫。后便以“东方骑”指女子找到一个极好的夫婿。



文学作品中，女子所在的方位也常常写在西边。如南朝梁武帝《拟明月照高楼》：“君如东扶景，妾似西柳烟。”还有“西厢”“西楼”都指女子的住所。这些都是西阴东阳文化内涵的反映。当然，一定程度上也是男尊女卑思想观念的体现。


当南北相对时，南往往处于尊位。由于我国位于北半球，阳光是从南面照射过来的，人类都有喜暖恶寒的倾向，因此卑阴而尊阳。有诗云：“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种春风有两般。”人的荣华富贵与草木的繁荣茂盛相似，所以“南”又有富贵的象征意义。


再说北方，学者吕洪年认为，由于太阳一天的运行经过东、南、西三方，北方是太阳不到之处，所以，在四方位空间观念最初形成之际，北方就被认为是阴间地狱所在的方位。古代埋葬死人时大都埋在居住区的北面，而且有的还讲究要朝北。《礼记·檀弓下》记载：


“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之幽之故也。”


历史上有名的墓葬场就位于洛阳城北面的北邙山上。

 

这也就很好地回答了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因为东南为尊，因此常常象征着权力、光明、富贵和繁荣；西北为卑，则代表着贫瘠、寒微和穷困潦倒。


我是谁，我在哪儿？


中国向来讲究礼仪和秩序，古代封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高低尊卑泾渭分明，尊卑在座次上也有着鲜明的体现，而“东西南北”已经被人们赋予了尊卑隐喻，那么就有了以方位安排座位来区别尊卑。


在古代文献典籍中，以方位体现尊卑观念的记载随处可见。例如《周礼·曲礼上》有：


“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主人坐东面西，客人坐西面东。”


所以，当家里来客人时，主人一般是将宾客安排在西边，面向东，而自己坐在东边，面向西，以此来表达对宾客的尊敬。



古代中国常将老师称作“西席”“西宾”，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自古就有尊师重道的传统，因此一定会把老师安排在西边的座位。东汉时期，汉明帝刘庄为太子刘炟（后为汉章帝）聘请经学大师桓荣为太傅。据《后汉书·桓荣传》记载，明帝亲临太学听桓荣讲经时，为表尊师之礼，特设坐席于讲堂西侧（面朝东方），自居东面听讲。唐代以后，“西席”逐渐脱离具体场景，成为对私塾先生、教师的泛称。如《红楼梦》第二回有“（贾雨村）做了林如海的西宾”，这里“西宾”即“西席”的同义表达。


当然，如果有不喜欢、瞧不起的人来赴宴，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把他安排在东边就座。



《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


“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


这就是那场著名的“鸿门宴”上的座次安排。项羽设鸿门宴欲杀刘邦，将对方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并不把对方作为尊客嘉宾看待，因此在席位的安排上，把己方放在尊位，对方则在卑位。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会将“尊者东面，卑者西面”与现在人们请客吃饭时说的“做东”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做东”一词与方位尊卑关系不大。“做东”是“做东道主”的简称。而“东道主”一词源于中国古代的一个著名历史事件。《左传·僖公三十年》记载，春秋时期，晋国联合秦国围攻郑国（今河南境内）。郑国弱小，危在旦夕。郑国大夫烛之武夜见秦穆公，以利害关系游说秦国退兵。烛之武对秦穆公说：


“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


意思是说如果秦国放过郑国，让郑国作为秦国东方道路上的主人（东道主），秦国的使者途经郑国时，郑国可提供物资补给，这对秦国有利无害。最终秦穆公被说服，撤兵并与郑国结盟。后来“东道主”逐渐开始泛指接待宾客的主人。 


 

出于维护礼制秩序的需要，古代的人们十分重视自己在四方之中的“位置”，古时的“南面”（面朝南边）“北面”（面向北边）还有着特殊的意义。


古代以坐北朝南为尊位，故天子、诸侯见群臣，或卿大夫见僚属，皆南面而坐，如《易经·说卦》说“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庄子·盗跖》也以“南面称孤”指代君主权威。后来“南面”便引申为泛指帝王的统治。中国古代的宫殿、都城、住宅也多以坐北朝南为正向，南方成为权力和正统的象征。


而臣子见天子或下属见诸侯、大夫则相反。古代臣子面北朝拜君主，《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强化了北方作为臣服方位的象征。


人生指南：

犹豫，就会败北



前文已述，在古代中国，南方被尊为至高无上的方位，在古代方位系统中，常以南作为基准。不过说到“指南”一词，我们就不得不提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了。早在战国时期，我们聪明的祖先就制造出了初代指南针——司南。



东汉学者王充在《论衡》中记载：


“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


因此“指南”成为约定俗成的说法。同时，从实用和习惯角度出发，“指南”相较于“指北”更易被理解和记忆。古代海图多采用“上南下北”布局，以南方为正向基准更直观，如《郑和航海图》就是以指南定位为主导。


而“败北”一词则要从“北”的甲骨文说起。甲骨文中的“北”，就好像两个人背靠背站立着，而金文、小篆将“北”会意为二人相背，认为“北”是“背”的古字。许慎在《说文解字》解释道：“北，苝也。从二人相背。”段玉裁注：“军奔曰北，其引申之义也。”



古代战争以战车和方阵为主，士兵转身逃跑会将后背暴露给敌人，是很危险的状态。因此“北”（背对敌人）成为战败的象征。《史记·项羽本纪》中有“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未尝败北”。《韩非子·五蠹》说“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这里的“降北”即为投降败逃之义。


所以“败北”一词和方向本身关系不大。战败的关键动作是“转身背敌”，而非逃向南方或北方。即使败军向南跑，依然称为“败北”。古代汉语中，“北”已固定为“败逃”的专称，如“追亡逐北”（追赶败逃的敌人）、“北军”（溃败的军队）。

 


中华民族文化历史悠久，所以汉语中大部分的词语，都与历史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方位”不仅是地理概念，还被赋予了多重意义，展现了我们的思想、观念、礼俗和情感，使汉语方位词承载了远超空间指示功能的丰富内涵，成为打开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


参考文献：

[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

[3]吴佳娣.浅谈自然方位词的文化内涵[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08,(02):28-29.

[4]纪国泰.试论《辞源》“西席”释义的引文不当[J].时代文学(理论学术版),2007,(05):43-44.

[5]贾吉峰.汉语空间方位词“东、西、南、北”浅论[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2,(12):147-149.

[6]程雅.“败北”史料考源及意义流变[J].汉字文化,2024,(13):126-128.

[7]靳雅姝.“东西南北”与方位文化[D].延边大学,2003.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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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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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000 字

阅 读 需 要 10 分 钟 


首先，大家来阅读一下这首古诗：


南巷有贵人，高盖驷马车。

我问何所苦，四十垂白须。

答云君不知，位重多忧虞。

北里有寒士，瓮牖绳为枢。

出扶桑枣杖，入卧蜗牛庐。

散贱无忧患，心安体亦舒。

东邻有富翁，藏货遍五都。

东京收粟帛，西市鬻金珠。

朝营暮计算，昼夜不安居。

西舍有贫者，匹妇配匹夫。

布裙行赁舂，裋褐坐佣书。

以此求口食，一饱欣有馀。

……

——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其十五）》



我们知道，东、南、西、北是四个最基本的地理方位词，古时我们的祖先根据太阳确定四方，日出之向为东，日落之向为西，阳光正射之向为南，背阳之向为北。但从词源上说，这四个字与其古字本义都没有直接的关系，是后来假借为四方之名，用来表示方位的概念。



语言是社会的折射。从这首诗中我们不难看出“东”“南”常与富贵相伴，而“西”“北”又与贫寒相随。这一首诗用了四个方位词充分展现出人们的传统文化观念。就像国人常说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而不说“西海”“北山”；说“喝西北风”而不说“喝东南风”，这其中都潜藏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心理。


东、南为尊

西、北为卑


古往今来，在我们的文化观念中，方位总是和尊卑等级联系在一起。东西相对时，往往以东为尊，以西为卑。东方是太阳升起的方向，而太阳给人们带来光明、温暖和希望，因此在古人眼里，东方就意味着光明和新生，所以在传统风俗中以东为大，以东为尊。



古人将司春之神称为“东后”“东君”，就是因为春从东来，由东生。古代在五侯之上的皇帝及皇太子的居室要讲究“东位”，如“东内”是唐大明宫的别称，“东宫”则是太子的代称。



《旧唐书·地理志一》：“东内曰大明宫，……高宗以后，天子常居东内。”


《诗·卫风·硕人》：“东宫之妹，邢侯之姨。”孔颖达疏：“太子居东宫，因以东宫表太子。” 


古代皇宫和官舍在“东堂”，王侯显贵者要住“东第”，帝王行封禅事昭告天下太平谓“东对”，贵族子弟学校称“东横”，科举考试及第为“东堂桂”。


这些词语十分直观地展现了东方的尊贵，可以说是当时人们社会理想的外化表现。《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也有：“位为通侯，居列东第。”后来，“东第”便泛指富贵人家的住宅。这种尊东的观念一直影响至今，在农村父母子女同住时，父母必须居住在东边的房间，长幼尊卑划分得十分清楚。



与“东”相对的“西”，是太阳下山的地方，因此，它象征着黑暗、死亡，常常让人感到恐怖和不祥。《论衡·四讳》中有：


“俗有大讳四，一曰讳西益宅。西益宅之不祥，不祥必有死亡，相惧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


古人将西方与不祥、死亡联系在一起，今天我们把“死亡”称为“上西天”“驾鹤西去”，就是这种传统观念的反映。纵观古代文学作品，“西”也常被借用到古诗中，烘托悲痛、伤感的情绪。



另外，古人还认为东属阳，西属阴，如此，东西方位还常与男女两性联系在一起。《古乐府·日出东南隅行》：“东方千馀骑，夫骑居上头。”诗中女子罗敷自述其夫居官高贵，以“东方千骑”，形容夫婿的显赫。后便以“东方骑”指女子找到一个极好的夫婿。



文学作品中，女子所在的方位也常常写在西边。如南朝梁武帝《拟明月照高楼》：“君如东扶景，妾似西柳烟。”还有“西厢”“西楼”都指女子的住所。这些都是西阴东阳文化内涵的反映。当然，一定程度上也是男尊女卑思想观念的体现。


当南北相对时，南往往处于尊位。由于我国位于北半球，阳光是从南面照射过来的，人类都有喜暖恶寒的倾向，因此卑阴而尊阳。有诗云：“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种春风有两般。”人的荣华富贵与草木的繁荣茂盛相似，所以“南”又有富贵的象征意义。


再说北方，学者吕洪年认为，由于太阳一天的运行经过东、南、西三方，北方是太阳不到之处，所以，在四方位空间观念最初形成之际，北方就被认为是阴间地狱所在的方位。古代埋葬死人时大都埋在居住区的北面，而且有的还讲究要朝北。《礼记·檀弓下》记载：


“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之幽之故也。”


历史上有名的墓葬场就位于洛阳城北面的北邙山上。

 

这也就很好地回答了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因为东南为尊，因此常常象征着权力、光明、富贵和繁荣；西北为卑，则代表着贫瘠、寒微和穷困潦倒。


我是谁，我在哪儿？


中国向来讲究礼仪和秩序，古代封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高低尊卑泾渭分明，尊卑在座次上也有着鲜明的体现，而“东西南北”已经被人们赋予了尊卑隐喻，那么就有了以方位安排座位来区别尊卑。


在古代文献典籍中，以方位体现尊卑观念的记载随处可见。例如《周礼·曲礼上》有：


“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主人坐东面西，客人坐西面东。”


所以，当家里来客人时，主人一般是将宾客安排在西边，面向东，而自己坐在东边，面向西，以此来表达对宾客的尊敬。



古代中国常将老师称作“西席”“西宾”，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自古就有尊师重道的传统，因此一定会把老师安排在西边的座位。东汉时期，汉明帝刘庄为太子刘炟（后为汉章帝）聘请经学大师桓荣为太傅。据《后汉书·桓荣传》记载，明帝亲临太学听桓荣讲经时，为表尊师之礼，特设坐席于讲堂西侧（面朝东方），自居东面听讲。唐代以后，“西席”逐渐脱离具体场景，成为对私塾先生、教师的泛称。如《红楼梦》第二回有“（贾雨村）做了林如海的西宾”，这里“西宾”即“西席”的同义表达。


当然，如果有不喜欢、瞧不起的人来赴宴，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把他安排在东边就座。



《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


“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


这就是那场著名的“鸿门宴”上的座次安排。项羽设鸿门宴欲杀刘邦，将对方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并不把对方作为尊客嘉宾看待，因此在席位的安排上，把己方放在尊位，对方则在卑位。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会将“尊者东面，卑者西面”与现在人们请客吃饭时说的“做东”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做东”一词与方位尊卑关系不大。“做东”是“做东道主”的简称。而“东道主”一词源于中国古代的一个著名历史事件。《左传·僖公三十年》记载，春秋时期，晋国联合秦国围攻郑国（今河南境内）。郑国弱小，危在旦夕。郑国大夫烛之武夜见秦穆公，以利害关系游说秦国退兵。烛之武对秦穆公说：


“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


意思是说如果秦国放过郑国，让郑国作为秦国东方道路上的主人（东道主），秦国的使者途经郑国时，郑国可提供物资补给，这对秦国有利无害。最终秦穆公被说服，撤兵并与郑国结盟。后来“东道主”逐渐开始泛指接待宾客的主人。 


 

出于维护礼制秩序的需要，古代的人们十分重视自己在四方之中的“位置”，古时的“南面”（面朝南边）“北面”（面向北边）还有着特殊的意义。


古代以坐北朝南为尊位，故天子、诸侯见群臣，或卿大夫见僚属，皆南面而坐，如《易经·说卦》说“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庄子·盗跖》也以“南面称孤”指代君主权威。后来“南面”便引申为泛指帝王的统治。中国古代的宫殿、都城、住宅也多以坐北朝南为正向，南方成为权力和正统的象征。


而臣子见天子或下属见诸侯、大夫则相反。古代臣子面北朝拜君主，《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强化了北方作为臣服方位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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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述，在古代中国，南方被尊为至高无上的方位，在古代方位系统中，常以南作为基准。不过说到“指南”一词，我们就不得不提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了。早在战国时期，我们聪明的祖先就制造出了初代指南针——司南。



东汉学者王充在《论衡》中记载：


“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


因此“指南”成为约定俗成的说法。同时，从实用和习惯角度出发，“指南”相较于“指北”更易被理解和记忆。古代海图多采用“上南下北”布局，以南方为正向基准更直观，如《郑和航海图》就是以指南定位为主导。


而“败北”一词则要从“北”的甲骨文说起。甲骨文中的“北”，就好像两个人背靠背站立着，而金文、小篆将“北”会意为二人相背，认为“北”是“背”的古字。许慎在《说文解字》解释道：“北，苝也。从二人相背。”段玉裁注：“军奔曰北，其引申之义也。”



古代战争以战车和方阵为主，士兵转身逃跑会将后背暴露给敌人，是很危险的状态。因此“北”（背对敌人）成为战败的象征。《史记·项羽本纪》中有“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未尝败北”。《韩非子·五蠹》说“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这里的“降北”即为投降败逃之义。


所以“败北”一词和方向本身关系不大。战败的关键动作是“转身背敌”，而非逃向南方或北方。即使败军向南跑，依然称为“败北”。古代汉语中，“北”已固定为“败逃”的专称，如“追亡逐北”（追赶败逃的敌人）、“北军”（溃败的军队）。

 


中华民族文化历史悠久，所以汉语中大部分的词语，都与历史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方位”不仅是地理概念，还被赋予了多重意义，展现了我们的思想、观念、礼俗和情感，使汉语方位词承载了远超空间指示功能的丰富内涵，成为打开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


参考文献：

[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

[3]吴佳娣.浅谈自然方位词的文化内涵[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08,(02):28-29.

[4]纪国泰.试论《辞源》“西席”释义的引文不当[J].时代文学(理论学术版),2007,(05):43-44.

[5]贾吉峰.汉语空间方位词“东、西、南、北”浅论[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2,(12):147-149.

[6]程雅.“败北”史料考源及意义流变[J].汉字文化,2024,(13):126-128.

[7]靳雅姝.“东西南北”与方位文化[D].延边大学,2003.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西洲‍‍‍‍‍‍‍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曲晨溪（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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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AppleGuy 整理了 macOS 图标历史，包括系统偏好设置、文件夹、便笺、备忘录、信息、计算器等图标，记录了过去几十年来的 macOS 系统图标演变。@Appi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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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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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链接：https://basicappleguy.com/basicappleblog/macos-icon-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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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AppleGuy 还提到，他们将持续更新和补充这些图标。感兴趣的同学可以从上面前往原文关注。或者，关注小众软件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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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偏好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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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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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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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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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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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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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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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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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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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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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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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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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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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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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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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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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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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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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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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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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o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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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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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象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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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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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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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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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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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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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图片的制作还是挺麻烦的，青小蛙这次就当搬运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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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https://www.appinn.com/macos-icon-history/

\n

[ 点击前往获取链接 ]

", - "category": "macOS", - "link": "https://www.appinn.com/macos-icon-history/", - "creator": "青小蛙", - "pubDate": "Tue, 08 Jul 2025 09:11:45 +0000", - "enclosure": "", - "enclosureType": "", - "image": "", - "id": "", - "language": "zh", - "folder": "资讯", - "feed": "小众软件", - "read": false, - "favorite": false, - "created": false, - "tags": [], - "hash": "1085a7d3796927fbff15e4e558474f22", - "highlights": [] - }, - { - "title": "Windows 重装大师：装完系统要付费怎么办？", - "description": "今天看到梨子分享的一张离谱图片： #当时我就震惊 里面的图片是这样的： 别管你信不信，肯定有人信啊。 而且，这让我想起另外两张经典图片： 每次看到，都忍不住想问一句：谁！买了！ 有没有中招的同学，来让 ", - "content": "\n
\"Windows
\n\n\n\n

今天看到梨子分享的一张离谱图片：

\n\n\n\n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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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就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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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的图片是这样的：

\n\n\n\n
\"Windows
\n\n\n\n

别管你信不信，肯定有人信啊。

\n\n\n\n

而且，这让我想起另外两张经典图片：

\n\n\n\n
\"Windows
\n\n\n\n
\"Windows
\n\n\n\n

每次看到，都忍不住想问一句：谁！买了！

\n\n\n\n

有没有中招的同学，来让我们乐一下

\n\n\n\n

不过，这两个有所不同，后面两个纯粹是骗，把免费的东西包装一下卖给你，纯骗啊。

\n\n\n\n

但前面那个 Windows，实际上是重装服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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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不离谱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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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这是重装服务费用，和你把电脑搬去电脑城，找人重装系统，干的是同一件事啊。只不过，曾经需要线下操作，现如今全在线完成了…

\n\n\n\n

你看页面提示，上面写着「恭喜您已完成Windows系统的重装」，很有礼貌的告诉你，我帮你重装完系统啦，付钱吧

\n\n\n\n

这让青小蛙有一个不好的感觉：这种服务，它可能还是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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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宝上，有很多类似的安装服务，这是一个很古老的行业，他们都能实现远程重装系统，甚至 macOS、路由器等等，都能装：

\n\n\n\n
\"Windows
\n\n\n\n

所以…你挑不出人家毛病

\n\n\n\n

而 PotPlayer 和 VS Code 不用考虑，妥妥的诈骗行为。

\n\n\n\n

只不过，唯一能吐槽的，就是事前没有和你商量价格，而且通过各种途径，让你安装了这个重装大师，先装机，再付费。

\n\n\n\n

真是一个完美的商业模式啊。

\n\n\n\n

青小蛙没有测试这个程序，猜测应该是修改了安装镜像，除了增加付款这个界面，还捆绑了一大堆垃圾软件，不光赚你的服务费用，连后期的弹窗广告费都赚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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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吃了苍蝇的感觉….

\n\n\n\n

这吃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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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了什么呢，去年3月份的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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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2025年7月7日，我又去了联想官网：

\n\n\n\n
\"Windows
\n\n\n\n

是的，它还涨价了…也是远程重装服务。

\n\n\n\n

再回过头看图片，人家只要98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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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50块钱就行，有人要找青小蛙重装系统吗？

\n\n\n\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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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了，以上没提到 Windows 本身的授权情况，就…还是有东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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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cksocial 这两天正在特价售卖 Windows 11 Pro 正版授权，只需要 15 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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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需要的同学可以找青小蛙代购，加群就好：

\n\n\n
\n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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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n\n

原文：https://www.appinn.com/windows-reinstallation-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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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前往获取链接 ]

", - "category": "业界消息", - "link": "https://www.appinn.com/windows-reinstallation-master/", - "creator": "青小蛙", - "pubDate": "Mon, 07 Jul 2025 12:43:05 +0000", - "enclosure": "", - "enclosureType": "", - "image": "", - "id": "", - "language": "zh", - "folder": "资讯", - "feed": "小众软件", - "read": false, - "favorite": false, - "created": false, - "tags": [], - "hash": "c0141cf98e0bcfdeefbe8605f9482fd3", - "highlights": [] - }, - { - "title": "BackWay – 一张照片，帮你找到与过往的距离", - "description": "与其说 BackWay 帮你找到回去的路，不如说它只是悄悄为你标记下那些曾经踏足的地方，让你知晓自己与过往的距离。 BackWay 是一款简单、小巧的 iPhone 应用，只有 4 MB 大小，它通过 ", - "content": "\n

与其说 BackWay 帮你找到回去的路，不如说它只是悄悄为你标记下那些曾经踏足的地方，让你知晓自己与过往的距离。

\n\n\n\n
\"BackWay
\n\n\n\n

BackWay 是一款简单、小巧的 iPhone 应用，只有 4 MB 大小，它通过一张照片，以及记录的地理位置，帮你导航回去的路。@Appinn

\n\n\n\n

这是一款与 Daily Sparks 同开发者的应用，他们家的应用主打的就是小巧、单一功能。

\n\n\n\n

BackWay 非常简单，就是在当前位置下，拍摄一张照片，添加文字（可选），结束。它会自动帮你记录下地理位置（本身照片也带地理位置 \"😂\"），然后你就可以离开了。

\n\n\n\n
\"BackWay
\n\n\n\n

当然了，作为一款帮你找到回家的路的应用，它还是可以当做导航使用的。只不过青小蛙觉得，它的这个导航太弱，可有可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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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将 BackWay 当作一张图旅行日志，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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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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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https://www.appinn.com/backway-for-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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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前往获取链接 ]

", - "category": "iOS", - "link": "https://www.appinn.com/backway-for-iphone/", - "creator": "青小蛙", - "pubDate": "Sun, 06 Jul 2025 08:42:24 +0000", - "enclosure": "", - "enclosureType": "", - "image": "", - "id": "", - "language": "zh", - "folder": "资讯", - "feed": "小众软件", - "read": false, - "favorite": false, - "created": false, - "tags": [], - "hash": "c433c8476fc40af7fce698c78dcc6452", - "highlights": [] - }, - { - "title": "甲骨文技术人才发展部？Oracle University 免费送两门认证考试：Race to Certification 2025", - "description": "Oracle University 是著名的云服务商 Oracle（甲骨文）官方的培训与认证平台，主要目标是帮助用户掌握 Oracle Cloud 产品并提供考试认证。 最近有活动： 甲骨文技术人才发 ", - "content": "\n

Oracle University 是著名的云服务商 Oracle（甲骨文）官方的培训与认证平台，主要目标是帮助用户掌握 Oracle Cloud 产品并提供考试认证。

\n\n\n\n

最近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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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技术人才发展部

\n\n\n\n

青小蛙随手切换了一下页面语言，当为简体中文时，标题中出现了甲骨文技术人才发展部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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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知道是哪个翻译鬼才，还是翻译AI干的，这个翻译…属实接地气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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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体中文中未翻译，依旧为 Oracl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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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技术人才发展部？Oracle
\n\n\n\n

来自小众软件论坛的 Tily 同学1个小时前发布消息称：https://meta.appinn.net/t/topic/7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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佬们，甲骨文大学有考试活动了，上次错过的这次可别错过了

\n\n\n\n

报名就送两次考试机会，应该是可以考两门，总共应该是可以考五个证书，具体大家可以先研究研究，不知道哪个含金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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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科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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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技术人才发展部？Oracle
\n\n\n\n

人工智能

\n\n\n\n\n\n\n\n

Oracle 云基础设施

\n\n\n\n\n\n\n\n

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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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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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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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是找工作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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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 Oracle 在国内没什么存在感。但，如果你的公司有出海需求，或者你自己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一证在手，尤其排行榜前列，找到合适的工作会更加方便。

\n\n\n\n

获取

\n\n\n\n\n\n\n\n

可以直接前往简体中文页面，围观甲骨文技术人才发展部 \"😂\"

\n

[ 点击前往获取链接 ]

", - "category": "业界消息", - "link": "https://www.appinn.com/race-to-certification-2025/", - "creator": "青小蛙", - "pubDate": "Sat, 05 Jul 2025 03:23:50 +0000", - "enclosure": "", - "enclosureType": "", - "image": "", - "id": "", - "language": "zh", - "folder": "资讯", - "feed": "小众软件", - "read": false, - "favorite": false, - "created": false, - "tags": [], - "hash": "aca0cf1e23a0eeab8b00bced237f9255", - "highlights": [] - }, - { - "title": "BananaBin – 推荐一款电子鸡肋，超过 10GB 才有资格用", - "description": "先声明：纯付费#电子鸡肋，完全没用 看看就好 好难得碰到这样一款诚心如意的电子鸡肋。它是… BananaBin 好久没有见过这样有趣的 macOS 软件了。 BananaBin 是一个为 ", - "content": "\n

先声明：纯付费#电子鸡肋，完全没用

\n\n\n\n

看看就好

\n\n\n\n
\"BananaBin
\n\n\n\n

好难得碰到这样一款诚心如意的电子鸡肋。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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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n\n\n

Banana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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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没有见过这样有趣的 macOS 软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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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anaBin 是一个为 macOS 的废纸篓添加图标特效的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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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还为此设置了门槛，只有在垃圾桶里超过 10GB 文件，才有资格做一名真正的垃圾囤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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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ana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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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个我都笑弯了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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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离谱了太离谱了，不行我要再看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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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完全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但就是好玩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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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这个图标，我有一种…感觉把它们扔出去的冲动。

\n\n\n\n

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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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款 macOS 软件，无 Windows 版本。并且，还是一款付费软件，售价 4.99 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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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同学会为这样的设计和创意买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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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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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款软件是否有用的投票结果，在小众软件的微信公众号中，有 23% 的同学觉得有用，62%的同学表示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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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anaBin
\n\n\n\n

不过居然只有15%的同学表示没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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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https://www.appinn.com/banana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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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标签：#电子鸡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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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ategory": "macOS", - "link": "https://www.appinn.com/bananabin/", - "creator": "青小蛙", - "pubDate": "Fri, 04 Jul 2025 04:06:40 +0000", - "enclosure": "https://do-cdn.appinn.com/static3/images/2025/07/07033.mp4", - "enclosureType": "video/mp4", - "image": "https://do-cdn.appinn.com/static3/images/2025/07/07033.mp4", - "id": "", - "language": "zh", - "folder": "资讯", - "feed": "小众软件", - "read": false, - "favorite": false, - "created": false, - "tags": [], - "hash": "2f91b12d1e52615591eb987bd53959d9", - "highlights": [] - }, - { - "title": "为啥中国古代那么多“霸道总裁爱上离婚有娃的我”？", - "description": "


本 文 约 36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 

 

“霸道总裁爱上离异的她”“霸道总裁爱上离婚带娃的她”类型短剧频频爆火，引起了一些争议。不过，其实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出于政治或生育的原因，贵族群体会更倾向于娶离异的女人，“霸道总裁爱上离异、丧偶、带娃的她”之类的故事并不少见。诸如汉高祖刘邦娶了西魏王魏豹的妾薄姬、汉景帝娶了已婚生娃的王姪、汉昭烈帝刘备入川娶了遗孀吴氏，曹操娶了已婚带娃的秦氏、曹丕娶了二婚的甄宓……


接下来，就让我们具体来看看。



公元前205年，汉王的大将军韩信不费吹灰之力拿下魏地，俘获了魏王豹和他的家人。后来魏豹在荥阳被汉将周苛杀死，魏豹的妾薄姬在织室被刘邦发现后纳入宫中。于是丧偶的薄姬嫁给了汉王，并为刘邦生下一个儿子，即代王刘恒。在诸吕之变后，代王成为汉文帝。



关于薄姬与刘邦见面的故事比较传奇，刘邦在成皋召幸薄姬时，薄姬说“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苍龙在我肚子里”，刘邦听了很开心，说：“此贵徵也，吾为女遂成之。（《史记》）”值得一提的是，据说当时的相士非常看好薄姬，她还是魏豹妾的时候，算命大师许负就预言薄姬“当生天子”，魏豹听闻后大喜，认为自己将得天下，万万没想到薄姬确实生了天子，只是不是魏豹的。



公元前156年，垂暮之年的传奇女性薄姬抱着新生的重孙刘彻，而站在一旁的孙媳妇王娡比她还传奇。王娡没有太多政治背景，也不代表什么家族，但她有一个能“折腾”的母亲臧儿，臧儿是秦末群雄燕王臧荼的孙女，她在主导自己命运（先后嫁王家与田家）之后，也要主导孩子的选择。在她的主持下，王娡先嫁给金王孙，生下一个女儿金俗，后来又被送到太子刘启（薄姬的嫡孙）那里成为王美人。王娡在太子那里非常受宠，先后生下平阳公主等三个女儿，又生下后来的汉武帝刘彻。后来汉武帝带人去找到了异父同母的妹妹，给了她一生的富贵。

 


公元214年，汉景帝的后人刘备进入成都，取代同宗刘璋正式成为益州之主。这时候孙尚香已经回到东吴，众臣有感于刘备没有正妻，建议刘备娶个媳妇。并且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娶刘焉儿子、刘璋弟弟刘瑁（因狂疾已去世）的遗孀吴氏。



大家为啥一致让刘备娶离异的女人？这说来话长，刘焉主政益州的时候，有相面的说吴氏将是大贵之人（《三国志》记载刘焉“听相者之言，则求婚吴氏”），于是让吴氏嫁给了自己的儿子刘瑁。大家见到这则谶语效果这么明显，也就开始相信，慢慢就成了大家的共识。而且吴家不仅是中原侨居益州的大族，而且在益州军队中影响力也很大。观念与实力都让兄弟们觉得刘备应该娶她。


后来，刘备正式娶吴氏为夫人。刘备登基后，吴氏成为皇后。刘备死后，吴氏成为皇太后。



曹操曾追溯自己的祖先为汉朝的开国功臣曹参。按照这个逻辑，他和刘备是有亲缘关系的。公元199年，大汉司空曹操、大汉左将军刘备在徐州斩杀温侯吕布。关于战争遗产大家也进行了分配。吕布部将秦宜禄被安排为豫州沛国铚县（今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西南）的县长，他的妻子杜氏带着儿子秦朗到了曹操家。据说关羽专门向曹操请求纳杜氏为妻，后来曹操见到杜氏之后果断食言。在司空府，杜氏为曹操生下了曹林、曹衮二子及金乡公主。曹操对杜氏原先的儿子秦朗非常好，《三国志·明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明确记载：


“朗随母氏畜于公宫，太祖甚爱之，每坐席，谓宾客曰：‘世有人爱假子如孤者乎？’”



公元204年，曹军打进邺城。曹丕娶了袁绍次子袁熙的妻子甄宓，甄宓深受曹丕宠爱，生下曹叡（魏明帝）和东乡公主。曹丕和甄宓是典型的政治联姻。曹操占领冀州后，自领大将军、冀州牧，需要收拾冀州人心，曹丕娶袁绍的儿媳是很好的选择。


汉唐时期，这种事情也很常见。比如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把自己的十个侄儿杀掉。弟媳齐王妃杨氏成为他的情妇，并为他生下一个儿子——曹王李明。李世民的韦贵妃，跟前夫生有一女，李世民爱屋及乌，对她的女儿也很照顾，封为定襄县主。


到了宋以后，类似的事情就少了很多，而且需要专门解释。


1363年，在决定南方霸权的鄱阳湖大战中，陈友谅出动了全部巨型战舰与朱元璋决战。朱元璋却抓住傍晚风向有利的时机，在鄱阳湖水域实施火攻，一举焚毁陈友谅的主力舰队。这把大火不仅终结了陈友谅，还将朱元璋统一天下的梦想给燃烧了起来。战后，朱元璋率军顺利夺取武昌，并俘获了陈友谅全家。就这样，陈友谅的家人从武昌到了南京。朱元璋的卫士俞本目睹了全程，他晚年回忆时说：


“以陈理祖父及所生母并伯、叔、后、妃、嫔、宦载赴应天府。纳友谅次姬为妃。”


第一句字面意思很好理解，就是说朱元璋对他们的安置很好。确实，朱元璋封陈友谅的儿子陈理为归德侯、封陈友谅的父亲陈普才为承恩侯、大哥陈友富归仁伯、二哥陈友直怀恩伯、四弟陈友仁追封康山王。总之，朱元璋给了陈家极高的富贵与待遇。



但第二句就精彩了，“纳友谅次姬为妃”。


谁纳？朱元璋纳。


纳谁？纳陈友谅的次姬。


纳什么？纳为妃。


此时的朱元璋已经成为吴王，那他的媳妇自然就是王妃了。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朱元璋娶了陈友谅的妃子为妃，显然，朱元璋根本不在意次姬的丧偶问题。于是，次姬在朱元璋这儿成了“达定妃”，之后还生下了齐王朱榑和潭王朱梓。


关于娶陈友谅媳妇的事，朱元璋曾正面回应过：


“朕当未定之时，攻城略地，与群雄并驱十有四年余，军中未尝妄将一妇人女子。惟亲下武昌，怒陈友谅擅以兵入境，既破武昌，故有伊妾而归。”


这个故事收录在《大诰》里，故事内容很好理解，重点是在强调朱元璋很有原则，只是陈友谅太罪恶，不得已才娶了他的妾。


《大诰》是朱元璋面向全民发布的，具有宣传属性，所以，朱元璋娶陈友谅媳妇的事儿，大明老百姓很快就知道了。大明老百姓压根不关心朱元璋的解释，大家很关心朱元璋娶陈友谅媳妇这个八卦。而官方信息比较少，大家就只能脑补（这也符合八卦的变异属性），于是慢慢地，这事儿就传出很多版本，并且越来越离奇。



一百多年后，关于“霸道总裁娶丧偶的她”的故事，已经传出了新版本，甚至升级成了“霸道总裁爱上丧偶有孕的她”——


“我甚恨之，其妻氏可没入掖庭。未几生子，友谅遗腹也。封潭王，国于长沙。将之国，阇氏语之曰：‘尔乃汉王陈友谅子，汝父被杀，吾为汝忍死于此，他日当为父复此仇也。’”


写这段话的人是王世贞，他是蓟辽总督王忬的儿子、是当时的知名文人，相当于今天的大V或者全民追捧的大文豪。而阇氏即达定妃。在王世贞描述的故事里，达定妃成了烈女，潭王成了陈友谅的遗腹子，而且还要为父报仇。


这个八卦虽然有鼻子有眼，但可靠性不高，因为潭王是洪武二年（1369）生人，而陈友谅1363年时就已经死了。


让我们回到故事的最开始，朱元璋为什么要娶丧偶的她呢？站在陈家或者陈汉大臣的角度来看，朱元璋这么做是把他们当作一家人了，“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他的这一做法，非常有助于争取人心。但对于己方杀红了眼的将军和士兵而言，朱元璋这样做是为了进一步征服陈友谅，而且还等于他默许士兵拥有在战争期间得到的一切东西，毕竟“士卒所以争冒矢石，不顾其死者，贪虏获耳”。


所以说，霸道总裁朱元璋并不是真沉迷美色，他这一行为的背后有着深深的政治意图与权力考量，通过做一件事完成化敌为友和安抚军心，他何乐而不为呢？


无独有偶，1368年，元顺帝带着亲信离开大都，逃亡塞外。而被明军俘获的元朝官员、宫人都被徐达打包发往了南京，朱元璋在故元宫人中纳了妃。


这件事也传出了八卦，说碽妃其实怀了元顺帝的孩子，也就是后来的朱棣。这个故事在北方草原传播很广，还让草原人生出了一种自豪感——中原的皇帝实质就是我们草原的孩子。这对明朝而言，确实多少有点不舒服，但对招抚草原人很有帮助，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历史的精彩就在这里，古代顶级政治家看似反常的行为，背后都是深深的政治算计，甚至这个行为可以做到多方自洽以收取最大政治效果。因为信息不均衡和人类猎奇心理的存在，这些行为会以八卦的形式传播得极广，内容也会变得面目全非，而有心的政治家会用这些信息再做“一桌饭”用来宴请宾客，让多方再次自洽。


参考文献：

1. 《史记》

2. 《三国志》

3. 《明史》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晋右史‍‍‍‍‍‍‍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曲晨溪（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张斌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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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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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6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 

 

“霸道总裁爱上离异的她”“霸道总裁爱上离婚带娃的她”类型短剧频频爆火，引起了一些争议。不过，其实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出于政治或生育的原因，贵族群体会更倾向于娶离异的女人，“霸道总裁爱上离异、丧偶、带娃的她”之类的故事并不少见。诸如汉高祖刘邦娶了西魏王魏豹的妾薄姬、汉景帝娶了已婚生娃的王姪、汉昭烈帝刘备入川娶了遗孀吴氏，曹操娶了已婚带娃的秦氏、曹丕娶了二婚的甄宓……


接下来，就让我们具体来看看。



公元前205年，汉王的大将军韩信不费吹灰之力拿下魏地，俘获了魏王豹和他的家人。后来魏豹在荥阳被汉将周苛杀死，魏豹的妾薄姬在织室被刘邦发现后纳入宫中。于是丧偶的薄姬嫁给了汉王，并为刘邦生下一个儿子，即代王刘恒。在诸吕之变后，代王成为汉文帝。



关于薄姬与刘邦见面的故事比较传奇，刘邦在成皋召幸薄姬时，薄姬说“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苍龙在我肚子里”，刘邦听了很开心，说：“此贵徵也，吾为女遂成之。（《史记》）”值得一提的是，据说当时的相士非常看好薄姬，她还是魏豹妾的时候，算命大师许负就预言薄姬“当生天子”，魏豹听闻后大喜，认为自己将得天下，万万没想到薄姬确实生了天子，只是不是魏豹的。



公元前156年，垂暮之年的传奇女性薄姬抱着新生的重孙刘彻，而站在一旁的孙媳妇王娡比她还传奇。王娡没有太多政治背景，也不代表什么家族，但她有一个能“折腾”的母亲臧儿，臧儿是秦末群雄燕王臧荼的孙女，她在主导自己命运（先后嫁王家与田家）之后，也要主导孩子的选择。在她的主持下，王娡先嫁给金王孙，生下一个女儿金俗，后来又被送到太子刘启（薄姬的嫡孙）那里成为王美人。王娡在太子那里非常受宠，先后生下平阳公主等三个女儿，又生下后来的汉武帝刘彻。后来汉武帝带人去找到了异父同母的妹妹，给了她一生的富贵。

 


公元214年，汉景帝的后人刘备进入成都，取代同宗刘璋正式成为益州之主。这时候孙尚香已经回到东吴，众臣有感于刘备没有正妻，建议刘备娶个媳妇。并且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娶刘焉儿子、刘璋弟弟刘瑁（因狂疾已去世）的遗孀吴氏。



大家为啥一致让刘备娶离异的女人？这说来话长，刘焉主政益州的时候，有相面的说吴氏将是大贵之人（《三国志》记载刘焉“听相者之言，则求婚吴氏”），于是让吴氏嫁给了自己的儿子刘瑁。大家见到这则谶语效果这么明显，也就开始相信，慢慢就成了大家的共识。而且吴家不仅是中原侨居益州的大族，而且在益州军队中影响力也很大。观念与实力都让兄弟们觉得刘备应该娶她。


后来，刘备正式娶吴氏为夫人。刘备登基后，吴氏成为皇后。刘备死后，吴氏成为皇太后。



曹操曾追溯自己的祖先为汉朝的开国功臣曹参。按照这个逻辑，他和刘备是有亲缘关系的。公元199年，大汉司空曹操、大汉左将军刘备在徐州斩杀温侯吕布。关于战争遗产大家也进行了分配。吕布部将秦宜禄被安排为豫州沛国铚县（今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西南）的县长，他的妻子杜氏带着儿子秦朗到了曹操家。据说关羽专门向曹操请求纳杜氏为妻，后来曹操见到杜氏之后果断食言。在司空府，杜氏为曹操生下了曹林、曹衮二子及金乡公主。曹操对杜氏原先的儿子秦朗非常好，《三国志·明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明确记载：


“朗随母氏畜于公宫，太祖甚爱之，每坐席，谓宾客曰：‘世有人爱假子如孤者乎？’”



公元204年，曹军打进邺城。曹丕娶了袁绍次子袁熙的妻子甄宓，甄宓深受曹丕宠爱，生下曹叡（魏明帝）和东乡公主。曹丕和甄宓是典型的政治联姻。曹操占领冀州后，自领大将军、冀州牧，需要收拾冀州人心，曹丕娶袁绍的儿媳是很好的选择。


汉唐时期，这种事情也很常见。比如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把自己的十个侄儿杀掉。弟媳齐王妃杨氏成为他的情妇，并为他生下一个儿子——曹王李明。李世民的韦贵妃，跟前夫生有一女，李世民爱屋及乌，对她的女儿也很照顾，封为定襄县主。


到了宋以后，类似的事情就少了很多，而且需要专门解释。


1363年，在决定南方霸权的鄱阳湖大战中，陈友谅出动了全部巨型战舰与朱元璋决战。朱元璋却抓住傍晚风向有利的时机，在鄱阳湖水域实施火攻，一举焚毁陈友谅的主力舰队。这把大火不仅终结了陈友谅，还将朱元璋统一天下的梦想给燃烧了起来。战后，朱元璋率军顺利夺取武昌，并俘获了陈友谅全家。就这样，陈友谅的家人从武昌到了南京。朱元璋的卫士俞本目睹了全程，他晚年回忆时说：


“以陈理祖父及所生母并伯、叔、后、妃、嫔、宦载赴应天府。纳友谅次姬为妃。”


第一句字面意思很好理解，就是说朱元璋对他们的安置很好。确实，朱元璋封陈友谅的儿子陈理为归德侯、封陈友谅的父亲陈普才为承恩侯、大哥陈友富归仁伯、二哥陈友直怀恩伯、四弟陈友仁追封康山王。总之，朱元璋给了陈家极高的富贵与待遇。



但第二句就精彩了，“纳友谅次姬为妃”。


谁纳？朱元璋纳。


纳谁？纳陈友谅的次姬。


纳什么？纳为妃。


此时的朱元璋已经成为吴王，那他的媳妇自然就是王妃了。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朱元璋娶了陈友谅的妃子为妃，显然，朱元璋根本不在意次姬的丧偶问题。于是，次姬在朱元璋这儿成了“达定妃”，之后还生下了齐王朱榑和潭王朱梓。


关于娶陈友谅媳妇的事，朱元璋曾正面回应过：


“朕当未定之时，攻城略地，与群雄并驱十有四年余，军中未尝妄将一妇人女子。惟亲下武昌，怒陈友谅擅以兵入境，既破武昌，故有伊妾而归。”


这个故事收录在《大诰》里，故事内容很好理解，重点是在强调朱元璋很有原则，只是陈友谅太罪恶，不得已才娶了他的妾。


《大诰》是朱元璋面向全民发布的，具有宣传属性，所以，朱元璋娶陈友谅媳妇的事儿，大明老百姓很快就知道了。大明老百姓压根不关心朱元璋的解释，大家很关心朱元璋娶陈友谅媳妇这个八卦。而官方信息比较少，大家就只能脑补（这也符合八卦的变异属性），于是慢慢地，这事儿就传出很多版本，并且越来越离奇。



一百多年后，关于“霸道总裁娶丧偶的她”的故事，已经传出了新版本，甚至升级成了“霸道总裁爱上丧偶有孕的她”——


“我甚恨之，其妻氏可没入掖庭。未几生子，友谅遗腹也。封潭王，国于长沙。将之国，阇氏语之曰：‘尔乃汉王陈友谅子，汝父被杀，吾为汝忍死于此，他日当为父复此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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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八卦虽然有鼻子有眼，但可靠性不高，因为潭王是洪武二年（1369）生人，而陈友谅1363年时就已经死了。


让我们回到故事的最开始，朱元璋为什么要娶丧偶的她呢？站在陈家或者陈汉大臣的角度来看，朱元璋这么做是把他们当作一家人了，“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他的这一做法，非常有助于争取人心。但对于己方杀红了眼的将军和士兵而言，朱元璋这样做是为了进一步征服陈友谅，而且还等于他默许士兵拥有在战争期间得到的一切东西，毕竟“士卒所以争冒矢石，不顾其死者，贪虏获耳”。


所以说，霸道总裁朱元璋并不是真沉迷美色，他这一行为的背后有着深深的政治意图与权力考量，通过做一件事完成化敌为友和安抚军心，他何乐而不为呢？


无独有偶，1368年，元顺帝带着亲信离开大都，逃亡塞外。而被明军俘获的元朝官员、宫人都被徐达打包发往了南京，朱元璋在故元宫人中纳了妃。


这件事也传出了八卦，说碽妃其实怀了元顺帝的孩子，也就是后来的朱棣。这个故事在北方草原传播很广，还让草原人生出了一种自豪感——中原的皇帝实质就是我们草原的孩子。这对明朝而言，确实多少有点不舒服，但对招抚草原人很有帮助，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历史的精彩就在这里，古代顶级政治家看似反常的行为，背后都是深深的政治算计，甚至这个行为可以做到多方自洽以收取最大政治效果。因为信息不均衡和人类猎奇心理的存在，这些行为会以八卦的形式传播得极广，内容也会变得面目全非，而有心的政治家会用这些信息再做“一桌饭”用来宴请宾客，让多方再次自洽。


参考文献：

1. 《史记》

2. 《三国志》

3. 《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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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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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400 字

阅 读 需 要 11 分 钟 


说起中国历史上的女性政治家，人们往往最先想到武则天、吕雉这些熟悉的名字。但广袤的蒙古草原上也曾出现过一位传奇的女性政治家——唆鲁禾帖尼。



她的故事，要从一场政治婚姻开始讲起。


  老公死了怎么办？

在线等，挺急的


唆鲁禾帖尼出身于当时蒙古高原最强大的部落之一——克烈部。她是克烈部王罕的弟弟札合敢不的女儿。成吉思汗灭克烈部后，将唆鲁禾帖尼许配给幼子拖雷为正妻。按照蒙古的传统，蒙古大汗只会从嫡子中选出。成吉思汗的正妻孛儿帖孕育了四个儿子：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和幼子拖雷。成吉思汗西征前，选定了窝阔台为汗位的继承人。同时，按照蒙古“幼子守灶”的传统习俗，幼子拖雷继承了核心领地和主要军队。1227年，成吉思汗病逝，根据蒙古的传统习俗，新大汗在举行忽里台大会后才能上任。因此，此时实际上是由幼子拖雷摄政监国。1229年，窝阔台登上汗位。次年，率军南下征金，拖雷同往，战后北还，但拖雷在途中病卒。



那么，拖雷去世后，他的财产与军队该由谁来继承？



拖雷去世时，他的孩子们尚且年幼，家族中的事务主要由其正妻唆鲁禾帖尼管理。蒙古传统习俗，规定：


“夫死以后，带领幼年子女的寡妇，全权掌管家庭财产，直到儿女长大成人以后，各自婚嫁为止，因此寡妇完全享有其丈夫的地位与权力。”（《蒙古社会制度史》）


因此，唆鲁禾帖尼便继承了拖雷的财产与权力，成为拖雷家族的实际掌控者。然而，窝阔台汗对拖雷家族的忌惮很快显现出来，窝阔台家族对拖雷系的压制也随即展开。严峻的形势下，唆鲁禾帖尼深知她必须确保家族的财产不被侵吞、政治权力不被削弱，她需要在强敌环伺的环境中，既要保全家族利益，又不能给对手留下可乘之机。


较量很快拉开帷幕。拖雷去世不久，窝阔台便未经宗亲会议同意，擅自将拖雷系属下的两千速勒都思部军队划归给自己的儿子阔端。群情激奋，但唆鲁禾帖尼却并未对此表现出不满，反而呼吁将士们服从大汗，以此巧妙地笼络了阔端，使他后来站在拖雷家族一边。



但是，窝阔台并未放弃，他想通过政治联姻进一步控制拖雷家族。依照蒙古的收继婚习俗，他提议让唆鲁禾帖尼改嫁其子贵由。这一提议表面上合乎礼法，实则暗藏陷阱：若唆鲁禾帖尼接受，拖雷家族的政治遗产将尽归窝阔台一系；若拒绝，则可能招致报复。对此，唆鲁禾帖尼以“诸子尚未成人”为由婉拒，既未直接违抗汗命，又巧妙争取了时间。唆鲁禾帖尼知道，此时与窝阔台系发生冲突将危及家族存亡，因此她选择隐忍。后来，由于贵由也没有非常坚持，此事便不了了之。



在窝阔台系的持续打压下，唆鲁禾帖尼看似始终保持顺从的姿态，但难道她会一直坐以待毙吗？


深藏不露

靠自己成为大女主

 

虽然唆鲁禾帖尼从未公开违抗大汗命令，也刻意避免直接参与汗位之争，但暗地里却从未停止政治布局。



唆鲁禾帖尼利用窝阔台在中原分封的机会，主动为家族争取封地，并推荐能臣布鲁海牙进行治理。她慧眼识珠，在布鲁海牙的治理下，家族经济实力大增。后来忽必烈继位，“择信臣宣抚十道”，布鲁海牙就是其一。布鲁海牙的儿子廉希宪也在后来忽必烈建立王朝时立下了汗马功劳。


1241年，窝阔台去世，蒙古帝国陷入动荡。许多宗王贵族趁机瓜分财富、争夺权柄，她却严令儿子们恪守本分，抚民养兵，静待时机，赢得了广泛的支持。按照蒙古习俗，部落首领死后，会由其遗孀主政，直到新的首领即位为止。因此，窝阔台死后，蒙古帝国进入了脱列哥那摄政时期。与窝阔台一样，脱列哥那也对拖雷家族十分忌惮，多次向唆鲁禾帖尼发难。但她始终以柔克刚，将锋芒藏于谦卑之下，避免被抓到把柄。



后来，贵由继承汗位。唆鲁禾帖尼又率先率家族宣誓拥护贵由汗，贵由汗在看到他们的忠心后，也有意拉拢拖雷家族，许多重大的赏赐活动，包括对妃主、亲王、大臣及其子弟的封赏，对诸翼将士及其家属的犒劳，乃至对外国使节的接待等事务，均会安排唆鲁禾帖尼全权主持。在此期间，她悄然编织人脉，她无声巩固势力……直到贵由暴毙、海迷失皇后摄政时，人们才惊觉，帝国权力格局已经发生变化，窝阔台系几乎没有能与拖雷系抗衡的人物了。



时机终于成熟，唆鲁禾帖尼韬光养晦多年，此时，她的孩子们都已长大成材。尤其是她的长子蒙哥，骁勇善战，已在草原各部中声名远播。更关键的是，唆鲁禾帖尼还赢得了术赤的嫡次子拔都的支持——拔都威望极高、势力极强，他欣赏蒙哥才能出众，力荐蒙哥为汗。


然而，窝阔台系的很多重要人物都持反对意见。面对重重阻力，唆鲁禾帖尼及蒙哥极有耐心，多次游说他们来参加忽里台大会。最后，唆鲁禾帖尼凭借多年积累的政治资源和人脉关系，成功争取到各方势力的支持。最终，在各方势力的共同拥戴下，蒙哥成功登基，实现了汗位从窝阔台系向拖雷系的转移。而这一切，无不是唆鲁禾帖尼毕生心血的结晶。



此后，为了巩固蒙哥的汗位，之前一直以温顺示人的唆鲁禾帖尼开始毫不留情地镇压反对者，并亲自下令处死海迷失（贵由可汗的皇后），以雷霆手段震慑所有心怀不轨之人。


然而命运总是充满戏剧性，就在蒙哥即位的第二年，唆鲁禾帖尼病逝。


教子有方的天才老妈


唆鲁禾帖尼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她经历了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等时期的宫廷斗争，并一直立于不败之地。除此之外，唆鲁禾帖尼还是一位杰出的母亲，被称为“四帝之母”：她培养出的四个儿子皆称汗称帝，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



唆鲁禾帖尼的嫡长子蒙哥在即位后，致力攻灭南宋、大理等国，并派遣旭烈兀西征西亚诸国。后来，蒙哥在征战南宋的过程中阵亡。



随后，唆鲁禾帖尼的嫡次子忽必烈即位，建立元朝。忽必烈特别重视汉文化的吸收与融合，任用大批汉族儒士，推行汉法，展现出不同于传统蒙古统治者的治国理念。



而唆鲁禾帖尼的第三子旭烈兀则征服了波斯，建立了伊利汗国，不仅延续了蒙古帝国的统治，更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至于最小的儿子阿里不哥，蒙哥阵亡后，他被蒙古贵族经由忽里勒台制度的推举而继位，此后与忽必烈展开四年之久的战争，最后阿里不哥战败后归降。


唆鲁禾帖尼在多年来与窝阔台系的若干次交锋都能不落下风，无疑对孩子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她十分注重对孩子们的培养，当长子蒙哥初露锋芒时，她就刻意安排其参与重要军事行动，让其在战火中淬炼威望与胆识。尤为难得的是，作为一名基督徒，她坚定推行宗教宽容政策，这种开明的执政理念深刻影响了她的子孙后代，尤其影响了元朝的宗教政策。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记载唆鲁禾帖尼的教育理念宛如四柱架构：


首先，确保儿子们有文化；其次，教导他们一些基本政治准则；再次，宗教宽容，最后，吸收汉人幕僚为其服务。


可以看出，唆鲁禾帖尼对孩子们的培养是十分全面的，她也对孩子们抱有很大期望。

 

作为拖雷的遗孀，唆鲁禾帖尼在丈夫早逝后独自承担起振兴家族的重任，在她的苦心经营下，蒙古帝国的最高统治权最终由拖雷家族牢牢掌控。


 

参考文献：

[1][俄]符拉基迷尔佐夫著，刘荣竣译，《蒙古社会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2][德]傅海波、[英]崔瑞德著，史卫民等译，陈高华等审校，《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李建辉，《唆鲁禾帖尼与大蒙古国汗位的转移》，内蒙古大学，2008.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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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需 要 11 分 钟 


说起中国历史上的女性政治家，人们往往最先想到武则天、吕雉这些熟悉的名字。但广袤的蒙古草原上也曾出现过一位传奇的女性政治家——唆鲁禾帖尼。



她的故事，要从一场政治婚姻开始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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唆鲁禾帖尼出身于当时蒙古高原最强大的部落之一——克烈部。她是克烈部王罕的弟弟札合敢不的女儿。成吉思汗灭克烈部后，将唆鲁禾帖尼许配给幼子拖雷为正妻。按照蒙古的传统，蒙古大汗只会从嫡子中选出。成吉思汗的正妻孛儿帖孕育了四个儿子：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和幼子拖雷。成吉思汗西征前，选定了窝阔台为汗位的继承人。同时，按照蒙古“幼子守灶”的传统习俗，幼子拖雷继承了核心领地和主要军队。1227年，成吉思汗病逝，根据蒙古的传统习俗，新大汗在举行忽里台大会后才能上任。因此，此时实际上是由幼子拖雷摄政监国。1229年，窝阔台登上汗位。次年，率军南下征金，拖雷同往，战后北还，但拖雷在途中病卒。



那么，拖雷去世后，他的财产与军队该由谁来继承？



拖雷去世时，他的孩子们尚且年幼，家族中的事务主要由其正妻唆鲁禾帖尼管理。蒙古传统习俗，规定：


“夫死以后，带领幼年子女的寡妇，全权掌管家庭财产，直到儿女长大成人以后，各自婚嫁为止，因此寡妇完全享有其丈夫的地位与权力。”（《蒙古社会制度史》）


因此，唆鲁禾帖尼便继承了拖雷的财产与权力，成为拖雷家族的实际掌控者。然而，窝阔台汗对拖雷家族的忌惮很快显现出来，窝阔台家族对拖雷系的压制也随即展开。严峻的形势下，唆鲁禾帖尼深知她必须确保家族的财产不被侵吞、政治权力不被削弱，她需要在强敌环伺的环境中，既要保全家族利益，又不能给对手留下可乘之机。


较量很快拉开帷幕。拖雷去世不久，窝阔台便未经宗亲会议同意，擅自将拖雷系属下的两千速勒都思部军队划归给自己的儿子阔端。群情激奋，但唆鲁禾帖尼却并未对此表现出不满，反而呼吁将士们服从大汗，以此巧妙地笼络了阔端，使他后来站在拖雷家族一边。



但是，窝阔台并未放弃，他想通过政治联姻进一步控制拖雷家族。依照蒙古的收继婚习俗，他提议让唆鲁禾帖尼改嫁其子贵由。这一提议表面上合乎礼法，实则暗藏陷阱：若唆鲁禾帖尼接受，拖雷家族的政治遗产将尽归窝阔台一系；若拒绝，则可能招致报复。对此，唆鲁禾帖尼以“诸子尚未成人”为由婉拒，既未直接违抗汗命，又巧妙争取了时间。唆鲁禾帖尼知道，此时与窝阔台系发生冲突将危及家族存亡，因此她选择隐忍。后来，由于贵由也没有非常坚持，此事便不了了之。



在窝阔台系的持续打压下，唆鲁禾帖尼看似始终保持顺从的姿态，但难道她会一直坐以待毙吗？


深藏不露

靠自己成为大女主

 

虽然唆鲁禾帖尼从未公开违抗大汗命令，也刻意避免直接参与汗位之争，但暗地里却从未停止政治布局。



唆鲁禾帖尼利用窝阔台在中原分封的机会，主动为家族争取封地，并推荐能臣布鲁海牙进行治理。她慧眼识珠，在布鲁海牙的治理下，家族经济实力大增。后来忽必烈继位，“择信臣宣抚十道”，布鲁海牙就是其一。布鲁海牙的儿子廉希宪也在后来忽必烈建立王朝时立下了汗马功劳。


1241年，窝阔台去世，蒙古帝国陷入动荡。许多宗王贵族趁机瓜分财富、争夺权柄，她却严令儿子们恪守本分，抚民养兵，静待时机，赢得了广泛的支持。按照蒙古习俗，部落首领死后，会由其遗孀主政，直到新的首领即位为止。因此，窝阔台死后，蒙古帝国进入了脱列哥那摄政时期。与窝阔台一样，脱列哥那也对拖雷家族十分忌惮，多次向唆鲁禾帖尼发难。但她始终以柔克刚，将锋芒藏于谦卑之下，避免被抓到把柄。



后来，贵由继承汗位。唆鲁禾帖尼又率先率家族宣誓拥护贵由汗，贵由汗在看到他们的忠心后，也有意拉拢拖雷家族，许多重大的赏赐活动，包括对妃主、亲王、大臣及其子弟的封赏，对诸翼将士及其家属的犒劳，乃至对外国使节的接待等事务，均会安排唆鲁禾帖尼全权主持。在此期间，她悄然编织人脉，她无声巩固势力……直到贵由暴毙、海迷失皇后摄政时，人们才惊觉，帝国权力格局已经发生变化，窝阔台系几乎没有能与拖雷系抗衡的人物了。



时机终于成熟，唆鲁禾帖尼韬光养晦多年，此时，她的孩子们都已长大成材。尤其是她的长子蒙哥，骁勇善战，已在草原各部中声名远播。更关键的是，唆鲁禾帖尼还赢得了术赤的嫡次子拔都的支持——拔都威望极高、势力极强，他欣赏蒙哥才能出众，力荐蒙哥为汗。


然而，窝阔台系的很多重要人物都持反对意见。面对重重阻力，唆鲁禾帖尼及蒙哥极有耐心，多次游说他们来参加忽里台大会。最后，唆鲁禾帖尼凭借多年积累的政治资源和人脉关系，成功争取到各方势力的支持。最终，在各方势力的共同拥戴下，蒙哥成功登基，实现了汗位从窝阔台系向拖雷系的转移。而这一切，无不是唆鲁禾帖尼毕生心血的结晶。



此后，为了巩固蒙哥的汗位，之前一直以温顺示人的唆鲁禾帖尼开始毫不留情地镇压反对者，并亲自下令处死海迷失（贵由可汗的皇后），以雷霆手段震慑所有心怀不轨之人。


然而命运总是充满戏剧性，就在蒙哥即位的第二年，唆鲁禾帖尼病逝。


教子有方的天才老妈


唆鲁禾帖尼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她经历了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等时期的宫廷斗争，并一直立于不败之地。除此之外，唆鲁禾帖尼还是一位杰出的母亲，被称为“四帝之母”：她培养出的四个儿子皆称汗称帝，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



唆鲁禾帖尼的嫡长子蒙哥在即位后，致力攻灭南宋、大理等国，并派遣旭烈兀西征西亚诸国。后来，蒙哥在征战南宋的过程中阵亡。



随后，唆鲁禾帖尼的嫡次子忽必烈即位，建立元朝。忽必烈特别重视汉文化的吸收与融合，任用大批汉族儒士，推行汉法，展现出不同于传统蒙古统治者的治国理念。



而唆鲁禾帖尼的第三子旭烈兀则征服了波斯，建立了伊利汗国，不仅延续了蒙古帝国的统治，更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至于最小的儿子阿里不哥，蒙哥阵亡后，他被蒙古贵族经由忽里勒台制度的推举而继位，此后与忽必烈展开四年之久的战争，最后阿里不哥战败后归降。


唆鲁禾帖尼在多年来与窝阔台系的若干次交锋都能不落下风，无疑对孩子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她十分注重对孩子们的培养，当长子蒙哥初露锋芒时，她就刻意安排其参与重要军事行动，让其在战火中淬炼威望与胆识。尤为难得的是，作为一名基督徒，她坚定推行宗教宽容政策，这种开明的执政理念深刻影响了她的子孙后代，尤其影响了元朝的宗教政策。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记载唆鲁禾帖尼的教育理念宛如四柱架构：


首先，确保儿子们有文化；其次，教导他们一些基本政治准则；再次，宗教宽容，最后，吸收汉人幕僚为其服务。


可以看出，唆鲁禾帖尼对孩子们的培养是十分全面的，她也对孩子们抱有很大期望。

 

作为拖雷的遗孀，唆鲁禾帖尼在丈夫早逝后独自承担起振兴家族的重任，在她的苦心经营下，蒙古帝国的最高统治权最终由拖雷家族牢牢掌控。


 

参考文献：

[1][俄]符拉基迷尔佐夫著，刘荣竣译，《蒙古社会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2][德]傅海波、[英]崔瑞德著，史卫民等译，陈高华等审校，《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李建辉，《唆鲁禾帖尼与大蒙古国汗位的转移》，内蒙古大学，2008.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夹心‍‍‍‍‍‍‍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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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子功勋”—云南昆明西山上矗立着一座9米高的纪念碑，基座上刻着这四个大字。碑文这样写道：


三千多名热血奔腾的南洋华侨机工……以自己的生命、鲜血和汗水，在华侨爱国史上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39年至1942年，抗战危急时刻，在被称为“死亡公路”的滇缅公路上，3200余名南洋归国华侨青年，驾驶卡车穿越枪林弹雨，抢运军需物资、抢修运输车辆，为抗战筑起一条“不沉的补给线”。



硝烟散尽，功勋长存。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简称“南侨机工”）。今年4月15日，在赴吉隆坡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习近平主席在当地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指出：


“80多年前，马来西亚南侨机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奔赴云南，帮助打通滇缅公路这条生命线。这些佳话至今仍在中马两国人民中广为传颂。”



凭借胆魄与技术，在敌机轰炸下持续穿行


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沿海重要港口基本沦陷，西北公路和滇越铁路先后被切断，滇缅公路成为中国与外部联系的重要国际运输通道。


滇缅公路全长1146公里，从云南昆明通往缅甸，翻越高黎贡山、云岭等崇山峻岭，由20万筑路民众在9个月内徒手开凿而成，1938年8月通车后成为“中国抗战的生命线”。


路修通了，但问题依然严峻：当时中国严重缺乏熟悉汽车驾驶与维修的技术人员。


危急关头，时任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1939年2月在《南洋商报》上发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第六号通告》，征募懂驾驶、会修车的华侨青年回国服务，通告结尾写道：“事关祖国复兴大业，逼切注意办理是要。”



通告发出后，短短10天便有80人响应，后续报名者不断。他们中有教师、医生、商人、工程师，其中不乏家境殷实者。通告要求年龄在20—40岁之间，但前来报名的人中年纪最大的49岁，最小的仅13岁，他们瞒报、虚报年龄，甚至有人女扮男装，希望回国参与抗战。1939年，先后有9批共3200余名南侨机工回国支援。他们来自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泰国等国，其中至少有5名是女性。


临行前的合照定格了南侨机工曾经的风华：西装革履，领带整齐，发蜡锃亮。这是一群会吹口琴、能唱英文歌、爱喝咖啡的青年，为了抗战胜利，他们毫不犹豫离开南洋，奔向被战火侵袭的祖国。



在云南，南侨机工经过两个月左右的军事培训后上岗：会驾驶的担任卡车司机，负责运输物资；懂维修的驻扎在沿线主要车站和修理厂，负责车辆维护保障。


从昆明到缅甸，驾车单程需七八天。南侨机工以方向盘为武器，以货车为掩体，凭借胆魄与技术，在敌机轰炸下持续穿行。他们从缅甸运进武器弹药等军需物资，将中国的桐油、矿产等物资运往海外，为战时中国提供宝贵支援。


1939年至1942年，经滇缅公路运送的军需物资达50多万吨，还有不计其数的民用物资。



长期研究南侨机工历史的云南师范大学华文学院教授夏玉清说：


“1942年滇缅公路被切断后，一部分南侨机工投身中美联合开辟的驼峰航线，承担将各类军用物资转运至中国战场的任务；也有部分留在昆明，在盟军中担任翻译、文员等职务。”


抗战期间，海外华侨华人倾尽所能支援中国。一份《世界各地华侨输财助战统计表》显示：1937年至1945年，缅甸华侨华人捐赠飞机19架，南侨总会筹集卡车200辆，南洋地区捐赠御寒衣物逾700万件……在这场世界范围内的“侨心报国”行动中，南侨机工以血肉之躯书写了壮烈、动人的篇章。



平均每公里就有一名南侨机工为国捐躯


“当初从南洋回到云南的时候，已经准备好牺牲了，就没想过要活着回去。”2018年本报记者第一次采访罗开瑚时，这位已经百岁高龄的老人说。当时他身体硬朗，仍保留着当年在南洋喝咖啡、看报纸的习惯。


1939年7月，年仅21岁的罗开瑚与第八批南侨机工的300多名热血青年一起坐船回国。


滇缅公路上，处处是生死考验。山道在崇山峻岭间盘桓，驾车稍有不慎便会坠入万丈深渊。行驶在泥泞狭窄、临近悬崖的路段时，副驾驶员甚至需要“悬挂”在车外，充当“人肉导航”。路上蚊虫肆虐、疟疾流行，上千名机工倒在运输途中。敌机轰炸更是家常便饭，车辆一旦中弹，机工几无生还希望。


“打摆子（疟疾）、没有停过的炮火，我的好多战友都牺牲了。”罗开瑚平静的声音中透出岁月抹不去的痛楚。


南侨机工不仅是战士，还是工程师。他们凭借智慧应对重重困难：自制防滑三角木、冷却水箱、视线测量杆等工具，以应对滑坡、高温、急弯等恶劣条件。


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讲解员余有兰说：


“视线测量杆是南侨机工谢川周发明的。卡车视野受限，他就将竹子削成两段小竹竿，插在车灯两侧，作为测距标记，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车头，相当于现在汽车的保险杠。”


横跨澜沧江的功果桥是滇缅公路的“咽喉”，曾多次成为敌人重点轰炸的目标。日军炸毁功果桥后，日本电台曾扬言“滇缅公路已断，3个月内无通车希望”。南侨机工廖国雄回忆，为了尽快恢复滇缅公路交通线，南侨机工与当地民众用几百只空油桶扎成浮船，上铺木板，只用10小时就搭起长达300米的浮桥，保证了这条抗日运输大动脉的畅通。



不久前，南侨机工李月美的孙女杨婷，与一群机工后人重走滇缅公路，缅怀先辈的英勇事迹。杨婷小时候经常听家人讲南侨机工的故事。李月美驾驶技术出众、反应敏捷，是躲避轰炸的好手。日军飞机在天空盘旋时，她和战友配合默契，或用树枝遮挡车子反光的后视镜，或是争分夺秒地将车子开进茂密的树林。


“奶奶是女扮男装加入南侨机工队伍的。”杨婷说，李月美凭借过人的智慧和毅力顺利通过各项考核，“她长得高大结实，当时报名处的人都没看出破绽。”直到一次意外翻车，李月美被路过的机工发现并送往医院救治，急救过程中她的身份才被识破。“当代花木兰”的故事当时被广泛报道，轰动海内外。



像李月美这样的英雄，在南侨机工中还有许多：13岁归国参战的蒋印生，放弃南洋高薪工作的王文松，仅用一周自学驾驶奔赴前线的吴惠民……据不完全统计，3200余名南侨机工中，超过1/3在滇缅公路沿线英勇牺牲。滇缅公路上，平均每公里就有一名南侨机工为国捐躯。


硝烟散尽后，他们的名字留在这里


中缅边境线上，云南德宏畹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高高耸立。天刚微亮，守碑人叶晓东就骑着电瓶车来到碑下，爬上长长的台阶，擦拭碑面、给花木浇水、打扫地面上的落叶……二十年如一日。



纪念碑后方，记述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浮雕长廊里，雕刻着南侨机工英名录。每每行至此处，叶晓东的目光总会在“陈团圆”这个名字上停留，这是他的生父。


“父亲的名字在这儿，父亲就在这儿。”第一次在英名录上看到父亲的名字时，叶晓东这样想。作为南侨机工后代，叶晓东一出生便浸染国殇的悲怆。1944年，父亲陈团圆因不愿出卖战友惨遭日军活埋，当时叶晓东仅3个月大。


2005年，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畹町镇落成，叶晓东主动担任守碑人，每天为父亲和父亲的战友们清扫擦拭纪念碑、英名录。


20年来，叶晓东每天风雨无阻地守着碑。有海内外南侨机工后人来寻亲，抚着纪念碑上的名字痛哭，他会陪着一起哭，面对纪念碑深深鞠躬；有游客到此，他会不厌其烦地讲述南侨机工的英勇事迹。



南侨机工后人陈达娅携手其他机工后代，共同创作并演绎大型交响组歌《南侨颂》。这部作品从国内剧场走向海外舞台，让南侨机工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不少人不远万里赶来观看演出，很多观众泪洒当场。


如今，马来西亚、新加坡两国也建有南侨机工纪念碑，马来西亚正推动建设南侨机工纪念公园和南侨机工纪念馆。每年抗战胜利纪念日，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华人社团都会在纪念碑前举行活动，缅怀南侨机工为抗战作出的伟大贡献。


2020年，罗开瑚去世；2022年，蒋印生去世。此后，世上再无南侨机工，但他们“舍身而不顾，毁家而不怨”的故事将被永远铭记。


2018年，“南侨机工历史档案”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档案真实记录了抗战期间南洋华侨志愿回国抗日的全过程，也镌刻下海外华侨华人反抗暴政、维护人类和平的记忆。2019年，马来西亚二战历史研究会授予南侨机工“亚洲和平奖”。


罗开瑚生前接受采访时说：


“国家危难时尽力做贡献，是每一名中国人的责任，无论是生是死。”


“一边是富有安逸的生活，一边是炮火喧嚣的战场，南侨机工毅然选择后者，这源于中华民族血脉中割不断的联系。他们的壮举既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争取民族独立筑起流动的钢铁长城，也为世界和平事业刻下华侨群体的历史印记。为民族独立而抗争、为世界和平而奉献，南侨机工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史册与人类反法西斯的共同记忆之中。”夏玉清说，“今天，面对动荡的国际局势，我们纪念南侨机工，不只是回顾历史，更是在传承精神。他们跨越时空的信念提醒我们，和平需要守护，未来需要共建。”




 告别南洋

词：田汉

曲：聂耳



     再会吧，南洋！

　　你海波绿，海云长，

　　你是我们第二的故乡。

　　我们民族的血汗，

　　洒遍了这几百个荒凉的岛上。

　　再会吧，南洋！

　　你椰子肥，豆蔻香。

　　你受着自然丰富的供养，

　　但在帝国主义的剥削下，

　　千百万被压迫者都闹着饥荒！

　　再会吧，南洋！

　　你不见尸横着长白山，

　　血流着黑龙江？

　　这是中华民族的存亡！

　　再会吧，南洋！

　　再会吧，南洋！

　　我们要去争取一线光明的希望！


《告别南洋》是田汉、聂耳创作的歌曲，1934年问世，歌曲展现南洋华侨华人的离散经历和对中国的深厚感情。南侨机工回国支援抗战，离别之际经常唱起这首歌。




本文转发自《人民日报》2025年7月7日第15版，原标题为《抗战危急时刻，三千二百余名南侨机工毅然回国，筑起一条“不沉的补给线”——“国家危难时尽力做贡献，是每一名中国人的责任”（铭记历史 开创未来）》，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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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李茂颖 屈佩
编辑 | 侯露露 屈佩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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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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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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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子功勋”—云南昆明西山上矗立着一座9米高的纪念碑，基座上刻着这四个大字。碑文这样写道：


三千多名热血奔腾的南洋华侨机工……以自己的生命、鲜血和汗水，在华侨爱国史上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39年至1942年，抗战危急时刻，在被称为“死亡公路”的滇缅公路上，3200余名南洋归国华侨青年，驾驶卡车穿越枪林弹雨，抢运军需物资、抢修运输车辆，为抗战筑起一条“不沉的补给线”。



硝烟散尽，功勋长存。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简称“南侨机工”）。今年4月15日，在赴吉隆坡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习近平主席在当地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指出：


“80多年前，马来西亚南侨机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奔赴云南，帮助打通滇缅公路这条生命线。这些佳话至今仍在中马两国人民中广为传颂。”



凭借胆魄与技术，在敌机轰炸下持续穿行


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沿海重要港口基本沦陷，西北公路和滇越铁路先后被切断，滇缅公路成为中国与外部联系的重要国际运输通道。


滇缅公路全长1146公里，从云南昆明通往缅甸，翻越高黎贡山、云岭等崇山峻岭，由20万筑路民众在9个月内徒手开凿而成，1938年8月通车后成为“中国抗战的生命线”。


路修通了，但问题依然严峻：当时中国严重缺乏熟悉汽车驾驶与维修的技术人员。


危急关头，时任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1939年2月在《南洋商报》上发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第六号通告》，征募懂驾驶、会修车的华侨青年回国服务，通告结尾写道：“事关祖国复兴大业，逼切注意办理是要。”



通告发出后，短短10天便有80人响应，后续报名者不断。他们中有教师、医生、商人、工程师，其中不乏家境殷实者。通告要求年龄在20—40岁之间，但前来报名的人中年纪最大的49岁，最小的仅13岁，他们瞒报、虚报年龄，甚至有人女扮男装，希望回国参与抗战。1939年，先后有9批共3200余名南侨机工回国支援。他们来自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泰国等国，其中至少有5名是女性。


临行前的合照定格了南侨机工曾经的风华：西装革履，领带整齐，发蜡锃亮。这是一群会吹口琴、能唱英文歌、爱喝咖啡的青年，为了抗战胜利，他们毫不犹豫离开南洋，奔向被战火侵袭的祖国。



在云南，南侨机工经过两个月左右的军事培训后上岗：会驾驶的担任卡车司机，负责运输物资；懂维修的驻扎在沿线主要车站和修理厂，负责车辆维护保障。


从昆明到缅甸，驾车单程需七八天。南侨机工以方向盘为武器，以货车为掩体，凭借胆魄与技术，在敌机轰炸下持续穿行。他们从缅甸运进武器弹药等军需物资，将中国的桐油、矿产等物资运往海外，为战时中国提供宝贵支援。


1939年至1942年，经滇缅公路运送的军需物资达50多万吨，还有不计其数的民用物资。



长期研究南侨机工历史的云南师范大学华文学院教授夏玉清说：


“1942年滇缅公路被切断后，一部分南侨机工投身中美联合开辟的驼峰航线，承担将各类军用物资转运至中国战场的任务；也有部分留在昆明，在盟军中担任翻译、文员等职务。”


抗战期间，海外华侨华人倾尽所能支援中国。一份《世界各地华侨输财助战统计表》显示：1937年至1945年，缅甸华侨华人捐赠飞机19架，南侨总会筹集卡车200辆，南洋地区捐赠御寒衣物逾700万件……在这场世界范围内的“侨心报国”行动中，南侨机工以血肉之躯书写了壮烈、动人的篇章。



平均每公里就有一名南侨机工为国捐躯


“当初从南洋回到云南的时候，已经准备好牺牲了，就没想过要活着回去。”2018年本报记者第一次采访罗开瑚时，这位已经百岁高龄的老人说。当时他身体硬朗，仍保留着当年在南洋喝咖啡、看报纸的习惯。


1939年7月，年仅21岁的罗开瑚与第八批南侨机工的300多名热血青年一起坐船回国。


滇缅公路上，处处是生死考验。山道在崇山峻岭间盘桓，驾车稍有不慎便会坠入万丈深渊。行驶在泥泞狭窄、临近悬崖的路段时，副驾驶员甚至需要“悬挂”在车外，充当“人肉导航”。路上蚊虫肆虐、疟疾流行，上千名机工倒在运输途中。敌机轰炸更是家常便饭，车辆一旦中弹，机工几无生还希望。


“打摆子（疟疾）、没有停过的炮火，我的好多战友都牺牲了。”罗开瑚平静的声音中透出岁月抹不去的痛楚。


南侨机工不仅是战士，还是工程师。他们凭借智慧应对重重困难：自制防滑三角木、冷却水箱、视线测量杆等工具，以应对滑坡、高温、急弯等恶劣条件。


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讲解员余有兰说：


“视线测量杆是南侨机工谢川周发明的。卡车视野受限，他就将竹子削成两段小竹竿，插在车灯两侧，作为测距标记，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车头，相当于现在汽车的保险杠。”


横跨澜沧江的功果桥是滇缅公路的“咽喉”，曾多次成为敌人重点轰炸的目标。日军炸毁功果桥后，日本电台曾扬言“滇缅公路已断，3个月内无通车希望”。南侨机工廖国雄回忆，为了尽快恢复滇缅公路交通线，南侨机工与当地民众用几百只空油桶扎成浮船，上铺木板，只用10小时就搭起长达300米的浮桥，保证了这条抗日运输大动脉的畅通。



不久前，南侨机工李月美的孙女杨婷，与一群机工后人重走滇缅公路，缅怀先辈的英勇事迹。杨婷小时候经常听家人讲南侨机工的故事。李月美驾驶技术出众、反应敏捷，是躲避轰炸的好手。日军飞机在天空盘旋时，她和战友配合默契，或用树枝遮挡车子反光的后视镜，或是争分夺秒地将车子开进茂密的树林。


“奶奶是女扮男装加入南侨机工队伍的。”杨婷说，李月美凭借过人的智慧和毅力顺利通过各项考核，“她长得高大结实，当时报名处的人都没看出破绽。”直到一次意外翻车，李月美被路过的机工发现并送往医院救治，急救过程中她的身份才被识破。“当代花木兰”的故事当时被广泛报道，轰动海内外。



像李月美这样的英雄，在南侨机工中还有许多：13岁归国参战的蒋印生，放弃南洋高薪工作的王文松，仅用一周自学驾驶奔赴前线的吴惠民……据不完全统计，3200余名南侨机工中，超过1/3在滇缅公路沿线英勇牺牲。滇缅公路上，平均每公里就有一名南侨机工为国捐躯。


硝烟散尽后，他们的名字留在这里


中缅边境线上，云南德宏畹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高高耸立。天刚微亮，守碑人叶晓东就骑着电瓶车来到碑下，爬上长长的台阶，擦拭碑面、给花木浇水、打扫地面上的落叶……二十年如一日。



纪念碑后方，记述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浮雕长廊里，雕刻着南侨机工英名录。每每行至此处，叶晓东的目光总会在“陈团圆”这个名字上停留，这是他的生父。


“父亲的名字在这儿，父亲就在这儿。”第一次在英名录上看到父亲的名字时，叶晓东这样想。作为南侨机工后代，叶晓东一出生便浸染国殇的悲怆。1944年，父亲陈团圆因不愿出卖战友惨遭日军活埋，当时叶晓东仅3个月大。


2005年，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畹町镇落成，叶晓东主动担任守碑人，每天为父亲和父亲的战友们清扫擦拭纪念碑、英名录。


20年来，叶晓东每天风雨无阻地守着碑。有海内外南侨机工后人来寻亲，抚着纪念碑上的名字痛哭，他会陪着一起哭，面对纪念碑深深鞠躬；有游客到此，他会不厌其烦地讲述南侨机工的英勇事迹。



南侨机工后人陈达娅携手其他机工后代，共同创作并演绎大型交响组歌《南侨颂》。这部作品从国内剧场走向海外舞台，让南侨机工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不少人不远万里赶来观看演出，很多观众泪洒当场。


如今，马来西亚、新加坡两国也建有南侨机工纪念碑，马来西亚正推动建设南侨机工纪念公园和南侨机工纪念馆。每年抗战胜利纪念日，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华人社团都会在纪念碑前举行活动，缅怀南侨机工为抗战作出的伟大贡献。


2020年，罗开瑚去世；2022年，蒋印生去世。此后，世上再无南侨机工，但他们“舍身而不顾，毁家而不怨”的故事将被永远铭记。


2018年，“南侨机工历史档案”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档案真实记录了抗战期间南洋华侨志愿回国抗日的全过程，也镌刻下海外华侨华人反抗暴政、维护人类和平的记忆。2019年，马来西亚二战历史研究会授予南侨机工“亚洲和平奖”。


罗开瑚生前接受采访时说：


“国家危难时尽力做贡献，是每一名中国人的责任，无论是生是死。”


“一边是富有安逸的生活，一边是炮火喧嚣的战场，南侨机工毅然选择后者，这源于中华民族血脉中割不断的联系。他们的壮举既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争取民族独立筑起流动的钢铁长城，也为世界和平事业刻下华侨群体的历史印记。为民族独立而抗争、为世界和平而奉献，南侨机工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史册与人类反法西斯的共同记忆之中。”夏玉清说，“今天，面对动荡的国际局势，我们纪念南侨机工，不只是回顾历史，更是在传承精神。他们跨越时空的信念提醒我们，和平需要守护，未来需要共建。”




 告别南洋

词：田汉

曲：聂耳



     再会吧，南洋！

　　你海波绿，海云长，

　　你是我们第二的故乡。

　　我们民族的血汗，

　　洒遍了这几百个荒凉的岛上。

　　再会吧，南洋！

　　你椰子肥，豆蔻香。

　　你受着自然丰富的供养，

　　但在帝国主义的剥削下，

　　千百万被压迫者都闹着饥荒！

　　再会吧，南洋！

　　你不见尸横着长白山，

　　血流着黑龙江？

　　这是中华民族的存亡！

　　再会吧，南洋！

　　再会吧，南洋！

　　我们要去争取一线光明的希望！


《告别南洋》是田汉、聂耳创作的歌曲，1934年问世，歌曲展现南洋华侨华人的离散经历和对中国的深厚感情。南侨机工回国支援抗战，离别之际经常唱起这首歌。




本文转发自《人民日报》2025年7月7日第15版，原标题为《抗战危急时刻，三千二百余名南侨机工毅然回国，筑起一条“不沉的补给线”——“国家危难时尽力做贡献，是每一名中国人的责任”（铭记历史 开创未来）》，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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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李茂颖 屈佩
编辑 | 侯露露 屈佩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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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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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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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000 字

阅 读 需 要 17 分 钟 


前段时间，《光明日报》的一篇《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在中国的历史与考古学界掀起了一场惊涛骇浪，一大批历史学者纷纷就这一石刻的篆刻字体、年代、文字内容以及当地自然环境发表了相关评论。众说纷纭中，大家最为关注的莫过于石刻对“昆仑”这一中国古代传奇圣山的地理定位，从先秦到明清，昆仑都堪称“神圣之巅”，它的存在曾被认为是传说中虚幻之处，也曾在从陕西到新疆之间的山川广域之中辗转腾挪。那么中国古代的“昆仑”究竟在何方？



茫茫山海：昆仑之墟何在？

 

关于昆仑的记载，最早起于先秦时代的典籍中，最初多被称为“昆仑之丘”或“昆仑之虚（墟）”，代指一片具有浓郁神话色彩的神秘领域，不仅有高耸入云、连绵巍峨的山群，更是有神兽守卫的“帝之下都”（天神在人间的都邑）。

 

《山海经·海内西经》载：

 

“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 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


 

《尔雅》载：

 

“河出昆仑虚，色白”“西北之美者 ，有昆仑虚之璆琳琅玕焉。”

 

早期昆仑的方位十分模糊，其有效的地理标识仅有“西北”“西次三经（山海经中西方山脉的第三序列）”，而能够产出“璆琳琅玕”这样的精美玉石，根据《山海经》其他已知山系的推测（如西山经中为首的是陕西华山），只能推断出昆仑位于从关中平原向西向北，包括甘肃、青海与新疆等地在内的广大群山之中，但有关真正的昆仑在何处，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方位记载。从此时开始，昆仑与黄河（古称“河水”）源头所在已被深度绑定，从而使后人总将探求“昆仑”与追寻“河源”两大地理使命合二为一。


 

昆仑之墟的神秘玄幻不仅牵动着历代探险家的探奇之心，更让古往今来的中原帝王心怀向往。据《穆天子传》记述，最早向西抵达昆仑之境的是周穆王，他在西征巡游时得河伯指引，到达从关中宗周西行8100里的昆仑。“（穆王）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丰隆之葬，以诏后世”，甚至有言，周穆王曾在昆仑山周边的瑶池与西王母相会结下不解之缘。此次周穆王在昆仑山上对黄帝之宫的参拜尽管存在争议，但先秦时期古代中原对于昆仑之域的内心崇拜显然已经贯穿于整个社会文化氛围之中，并为天子诸侯所共知。


乾坤大挪移：昆仑空间的斗转星移

 

秦汉时期，随着“华夏文化圈”和“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古人开始尝试拨开昆仑这一“上古神山”的神秘面纱，在不断拓展的边疆中追寻它的准确位置。


向西方探寻昆仑所在的契机来自秦国的西向扩张。战国末年，秦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秦人）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秦国三郡的设立标志着中原地区的直接管辖范围深入到黄河上游的宁夏甘肃一线，从而将《山海经》中渺茫的西土逐渐具象化。



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横扫六合统一华夏，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横空出世。与辉煌一统相伴的是秦始皇本人对大秦帝国的独特构想。首先，信奉传统秦国神祇的秦始皇想要通过“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的方式将整个东方六国的信仰体系融为一体，因而在统一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天下祭祀巡行，其中第一次巡行路线便是：

 

“（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



秦始皇将西方疆域山川放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也为当时官方与民间继续向西探求昆仑山川奠定了基础。而秦始皇个人对于长生不老的不懈追求，也为当时官方民间以寻仙问药为由的四方探寻提供了契机，所谓五大夫翳“采药昆仑”石刻上的这段史书上并未记载的神奇故事，或许正是在这一实地考察的背景下产生。



实际文献中对于昆仑的第一次官方认定出现在汉代。《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

 

这里穷“（黄）河源”的汉使便是张骞及其副使，他在两次出使西域之后断定黄河的起源在于阗（今新疆和田县）的山中，认为发源于于阗山中的河水向东汇入盐泽（也称蒲昌海，位于今天的新疆罗布泊）后就变成了潜行地下的隐河，随后在南方涌出地面变成黄河的源头。在获得这些关键信息之后，汉武帝依据玉石对比古图书，最终判定于阗的南山（今昆仑山西段一部）为昆仑山。这次官方定位基本上是依据“河源出昆仑”与“昆仑产美玉”两大特点认定的。今天来看，张骞关于“黄河潜行”地下的说法有些荒诞，但这依旧是第一次有史记载的对昆仑所在地进行实地考察，其定位的昆仑位置与今日昆仑山脉一部分相重叠，同时也交代了黄河在罗布泊之南某地（青藏高原之上）涌出地面这一基本事实，为后人进一步发掘昆仑山留下了可供思考的维度。


 

西汉末年以后，随着汉王朝与西羌部落（活跃于青海与甘肃交界地带）的持续作战，汉王朝对黄河上游的地理认知也不断深入，东汉经学家马融开始提出“昆仑在临羌西”，即昆仑在今天青海省西宁市一带，表明当时汉朝人已经对青藏高原东北隅有了初步的地理认知，但是仍受限于气候环境，无法进一步探寻昆仑所在。

 

魏晋以后，河西走廊一带在中原战乱背景下经济文化迅速发展，黄河上游地区相继出现了“五凉”政权，对黄河上游与祁连山以南的高原地区认识更为清晰。《晋书·张骏传》载：

 

“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无疆之福。”

 

这里认为的昆仑山在祁连山之中，将昆仑对中原的距离重新拉近到华夏的边缘地带。唐朝著名的历史地理学著作《括地志》云：“昆仑山在肃州酒泉县南八十里。”同样延续了《晋书》的看法。


 

在北方政权企图将昆仑山拉近的同时，佛教文化的传入则为昆仑山的位置增加了一条新的赛道。来自中亚西域的僧人力图将佛教与华夏文化融会贯通。前秦高僧释道安，为了更好地将佛教传播给广大中原之人，将印度传说中佛教圣地阿耨（nòu）达山（佛教文献中为印度河与恒河等四大河的发源地）附加了浓郁的中华神话色彩。《水经注》作者郦道元在引据道安《释氏西域记》的“阿耨达太山，其上有大渊水，宫殿楼观甚大焉”时解释说：“山即昆仑山也。”再如引《穆天子传》中“天子升于昆仑、观黄帝之宫”时解释：“黄帝宫，即阿耨达宫也。”郦道元对这一说法的认同展现出当时中原社会浓厚的佛教氛围以及西来佛教与华夏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昆仑”一度同时成为佛教与中国原始道教的圣山福地。而根据后世地理著作考证，阿耨达山的位置大致位于今天青藏高原西部的冈底斯山。


观览河源昆仑：大一统帝国的不懈追求


繁盛的唐代为昆仑的进一步具象化提供了契机。

 

贞观九年（635），唐朝对盘踞在今天青海北部的吐谷浑发起总攻，唐军从鄯州（今青海西宁）出现，分南北两道一路西进，从青海湖一线向黄河上游以轻骑快速深入，创造了中原王朝在青藏高原作战的空前胜利。史载唐朝北路大军：

 

“次且末之西，（吐谷浑可汗）伏允走图伦碛（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将托于阗，万均督锐骑追亡数百里，又破之。”

 

即相当于从青海湖向西贯穿格尔木盆地，翻越阿尔金山进入新疆南部。



而南路大军在侯君集率领下：

 

“经途二千余里，行空虚之地。盛夏降霜，山多积雪，转战过星宿川，至于柏海（今青海省鄂陵湖），频与虏遇，皆大克获。北望积石山，观河源之所出焉。”

 

即从青海湖溯黄河源头而上，途经两千余里雪山沼泽后抵达黄河源头附近的鄂陵湖。这一次军事远征对青海地区的探索可谓史无前例，中原王朝的军队与随行人员第一次深入青藏高原内部地区，也为“河源所出”的昆仑所在提供了珍贵的地理资料。



随着唐朝中期与吐蕃在青藏高原之上的长期拉锯战，中原人士对青藏高原的地理环境认知更为清晰。《新唐书•吐蕃传》记载，长庆二年（822）五月，唐朝和盟专使、大理寺卿刘元鼎率领使团前往吐蕃，与吐蕃以钵阐布·勃阑伽允丹为首的官员在逻些（今西藏拉萨）东郊会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长庆会盟（前一年双方在长安西郊会盟）。这次会盟是有史料记载以来，中原王朝首次派遣官方使节经过唐蕃古道全程往返青藏高原核心区域。会盟结束回朝的路上，盟使刘元鼎在沿途详细记载青藏高原山川地貌，尤其对黄河源头附近进行了详实介绍：

 

（刘）元鼎踰湟水，至龙泉谷。西北望杀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出濛谷，抵龙泉，与河合。河之上流繇洪济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秋夏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者也，虏曰闷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

 

此处记载从湟水与河水汇合处向上游溯源，在到达“洪济梁”（唐朝金天军所在，今青海贵德县黄河沿岸）后要再向西南行两千里，这一段的黄河春季可以步行涉水，夏秋可以乘舟，再向南三百里就可以到达古代羊同国故地的紫山，也就是古代昆仑，吐蕃当地人则称为闷摩黎山。而根据后世记载，此处吐蕃境内的闷摩黎山（紫山），据考即今巴颜喀拉山。此次唐朝使者认为的“黄河源头”昆仑山基本与我们今天给出的黄河源头相吻合，也将昆仑山的位置基本固定在黄河西南方向的青海一带。


 

13世纪下半叶，忽必烈建立大元，青藏高原第一次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行政管辖。元世祖忽必烈设置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并统辖吐蕃地区（今西藏及青海大部）军政事务的机构——宣政院。庞大的疆域和通畅的道路为内地人员对青藏高原进行全方位考察奠定了基础。当时的忽必烈为了建立汉唐都未能达到的功勋，彰显大元对寰宇一统的历史功绩，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也有说法为十七年（1280），派遣女真人都实从甘肃临夏出发穷探黄河之源头，完成“古无有也”的历史创举。

 

都实首先在唐人的基础上确认了星宿川为黄河源头所在：

 

“有泉百余，泓洳散涣，弗可逼视，方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脑儿，译言‘星宿’也。”

 

即将今天黄河上游星宿海星罗棋布的泉流地带清晰描述为黄河源头。随后又记载：

 

“朵甘思东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髙，译言腾乞里塔，即昆仑也。”

 

又言黄河先自西向东绕昆仑之南行，随后“河水北行，转西流，过昆仑北”。由此可见，元代定义的昆仑并不在黄河源头处，反而是黄河上游一串被黄河绵延环绕的巨大山脉，以今天的地图观之，恰好是三面为黄河所环绕的今阿尼玛卿山山脉，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也被称为“大积石山”，与《尚书·禹贡》中“导河积石”的记载不谋而合，而此处昆仑山的译音“腾乞里塔”很可能也与蒙古语中的腾格里词汇同源，有所谓“天山”之义，即当地人心目中的“神山”。

 

所以，这次对昆仑位置的界定，是古代历史上第一次具有明确记载的亲身地理科学探索的结论，是一次重要诠释。


 

古人对昆仑最为系统性的考察还是在清代。康熙年间，清廷全力平定西北新疆一带的准噶尔部落，当时的青海处于准噶尔、西藏与内地的交通要冲，位于青海境内的和硕特蒙古部落便被视为朝廷重点争取对象。康熙帝借探查河源的机会在当地宣扬朝廷恩威，作为勘察使者的侍卫拉锡与舒兰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不辱使命再次来到“星宿海”，得知其周围群山蒙古名为“库尔滚”，认为“即昆仑也”，同时认为从周边“库尔滚”群山中涌出的三条河流（包括黄河上的卡日曲与约古宗列曲）即黄河源头所在，这一发现再次佐证了《山海经》中“河出昆仑”的基本猜想，而此处的库尔滚（坤）山，即今巴颜喀拉山，这一结果也基本与今日现代地理考察所得出的结论相吻合。

 

现代地理学上的昆仑山脉从帕米尔高原发端，沿着塔里木盆地和青藏高原的交界一路向东，在进入青海之后，则沿柴达木盆地南缘向东南延伸，形成巴颜喀拉山脉与阿尼玛卿山等多列山系，而古人对于昆仑位置的探究尽管不尽相同，但终究处在“大昆仑”的范畴之中。


 

纵观古人对昆仑方位的认识，无不与同一时代的疆域广度与社会风貌相联结，昆仑的位置所在不仅是一个神话山脉的位置归属，更是有关华夏龙脉所在的终极探讨，堪舆之书言：

 

“万山一贯，起自昆仑。山龙之散见于地，虽有千万之多，而其龙脉之来，皆出于昆仑。”

 

大秦将昆仑视作求仙访药的神仙居所，汉武帝将昆仑视为汉家西域的明证，昆仑在大唐与吐蕃的交往中撤下隐藏的迷雾，在元代丈量寰宇的脚步中逐渐明晰，最终在清代的一统功业中找到了真实而确切的归宿。

 

巍峨的昆仑山，承载着华夏民族探寻世界寰宇的无限憧憬，矗立于祖国的茫茫西土，守望庇佑着龙之传人。

 


参考文献：

1. 沈婉婷：《中国古代昆仑观念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

2.（明）宋濂：《元史》 

3. 中华书局编：《清实录》

4.（宋）欧阳修：《新唐书》

5.（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王凯迪‍‍‍‍‍‍‍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曲晨溪（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张斌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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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000 字

阅 读 需 要 17 分 钟 


前段时间，《光明日报》的一篇《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在中国的历史与考古学界掀起了一场惊涛骇浪，一大批历史学者纷纷就这一石刻的篆刻字体、年代、文字内容以及当地自然环境发表了相关评论。众说纷纭中，大家最为关注的莫过于石刻对“昆仑”这一中国古代传奇圣山的地理定位，从先秦到明清，昆仑都堪称“神圣之巅”，它的存在曾被认为是传说中虚幻之处，也曾在从陕西到新疆之间的山川广域之中辗转腾挪。那么中国古代的“昆仑”究竟在何方？



茫茫山海：昆仑之墟何在？

 

关于昆仑的记载，最早起于先秦时代的典籍中，最初多被称为“昆仑之丘”或“昆仑之虚（墟）”，代指一片具有浓郁神话色彩的神秘领域，不仅有高耸入云、连绵巍峨的山群，更是有神兽守卫的“帝之下都”（天神在人间的都邑）。

 

《山海经·海内西经》载：

 

“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 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


 

《尔雅》载：

 

“河出昆仑虚，色白”“西北之美者 ，有昆仑虚之璆琳琅玕焉。”

 

早期昆仑的方位十分模糊，其有效的地理标识仅有“西北”“西次三经（山海经中西方山脉的第三序列）”，而能够产出“璆琳琅玕”这样的精美玉石，根据《山海经》其他已知山系的推测（如西山经中为首的是陕西华山），只能推断出昆仑位于从关中平原向西向北，包括甘肃、青海与新疆等地在内的广大群山之中，但有关真正的昆仑在何处，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方位记载。从此时开始，昆仑与黄河（古称“河水”）源头所在已被深度绑定，从而使后人总将探求“昆仑”与追寻“河源”两大地理使命合二为一。


 

昆仑之墟的神秘玄幻不仅牵动着历代探险家的探奇之心，更让古往今来的中原帝王心怀向往。据《穆天子传》记述，最早向西抵达昆仑之境的是周穆王，他在西征巡游时得河伯指引，到达从关中宗周西行8100里的昆仑。“（穆王）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丰隆之葬，以诏后世”，甚至有言，周穆王曾在昆仑山周边的瑶池与西王母相会结下不解之缘。此次周穆王在昆仑山上对黄帝之宫的参拜尽管存在争议，但先秦时期古代中原对于昆仑之域的内心崇拜显然已经贯穿于整个社会文化氛围之中，并为天子诸侯所共知。


乾坤大挪移：昆仑空间的斗转星移

 

秦汉时期，随着“华夏文化圈”和“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古人开始尝试拨开昆仑这一“上古神山”的神秘面纱，在不断拓展的边疆中追寻它的准确位置。


向西方探寻昆仑所在的契机来自秦国的西向扩张。战国末年，秦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秦人）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秦国三郡的设立标志着中原地区的直接管辖范围深入到黄河上游的宁夏甘肃一线，从而将《山海经》中渺茫的西土逐渐具象化。



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横扫六合统一华夏，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横空出世。与辉煌一统相伴的是秦始皇本人对大秦帝国的独特构想。首先，信奉传统秦国神祇的秦始皇想要通过“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的方式将整个东方六国的信仰体系融为一体，因而在统一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天下祭祀巡行，其中第一次巡行路线便是：

 

“（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



秦始皇将西方疆域山川放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也为当时官方与民间继续向西探求昆仑山川奠定了基础。而秦始皇个人对于长生不老的不懈追求，也为当时官方民间以寻仙问药为由的四方探寻提供了契机，所谓五大夫翳“采药昆仑”石刻上的这段史书上并未记载的神奇故事，或许正是在这一实地考察的背景下产生。



实际文献中对于昆仑的第一次官方认定出现在汉代。《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

 

这里穷“（黄）河源”的汉使便是张骞及其副使，他在两次出使西域之后断定黄河的起源在于阗（今新疆和田县）的山中，认为发源于于阗山中的河水向东汇入盐泽（也称蒲昌海，位于今天的新疆罗布泊）后就变成了潜行地下的隐河，随后在南方涌出地面变成黄河的源头。在获得这些关键信息之后，汉武帝依据玉石对比古图书，最终判定于阗的南山（今昆仑山西段一部）为昆仑山。这次官方定位基本上是依据“河源出昆仑”与“昆仑产美玉”两大特点认定的。今天来看，张骞关于“黄河潜行”地下的说法有些荒诞，但这依旧是第一次有史记载的对昆仑所在地进行实地考察，其定位的昆仑位置与今日昆仑山脉一部分相重叠，同时也交代了黄河在罗布泊之南某地（青藏高原之上）涌出地面这一基本事实，为后人进一步发掘昆仑山留下了可供思考的维度。


 

西汉末年以后，随着汉王朝与西羌部落（活跃于青海与甘肃交界地带）的持续作战，汉王朝对黄河上游的地理认知也不断深入，东汉经学家马融开始提出“昆仑在临羌西”，即昆仑在今天青海省西宁市一带，表明当时汉朝人已经对青藏高原东北隅有了初步的地理认知，但是仍受限于气候环境，无法进一步探寻昆仑所在。

 

魏晋以后，河西走廊一带在中原战乱背景下经济文化迅速发展，黄河上游地区相继出现了“五凉”政权，对黄河上游与祁连山以南的高原地区认识更为清晰。《晋书·张骏传》载：

 

“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无疆之福。”

 

这里认为的昆仑山在祁连山之中，将昆仑对中原的距离重新拉近到华夏的边缘地带。唐朝著名的历史地理学著作《括地志》云：“昆仑山在肃州酒泉县南八十里。”同样延续了《晋书》的看法。


 

在北方政权企图将昆仑山拉近的同时，佛教文化的传入则为昆仑山的位置增加了一条新的赛道。来自中亚西域的僧人力图将佛教与华夏文化融会贯通。前秦高僧释道安，为了更好地将佛教传播给广大中原之人，将印度传说中佛教圣地阿耨（nòu）达山（佛教文献中为印度河与恒河等四大河的发源地）附加了浓郁的中华神话色彩。《水经注》作者郦道元在引据道安《释氏西域记》的“阿耨达太山，其上有大渊水，宫殿楼观甚大焉”时解释说：“山即昆仑山也。”再如引《穆天子传》中“天子升于昆仑、观黄帝之宫”时解释：“黄帝宫，即阿耨达宫也。”郦道元对这一说法的认同展现出当时中原社会浓厚的佛教氛围以及西来佛教与华夏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昆仑”一度同时成为佛教与中国原始道教的圣山福地。而根据后世地理著作考证，阿耨达山的位置大致位于今天青藏高原西部的冈底斯山。


观览河源昆仑：大一统帝国的不懈追求


繁盛的唐代为昆仑的进一步具象化提供了契机。

 

贞观九年（635），唐朝对盘踞在今天青海北部的吐谷浑发起总攻，唐军从鄯州（今青海西宁）出现，分南北两道一路西进，从青海湖一线向黄河上游以轻骑快速深入，创造了中原王朝在青藏高原作战的空前胜利。史载唐朝北路大军：

 

“次且末之西，（吐谷浑可汗）伏允走图伦碛（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将托于阗，万均督锐骑追亡数百里，又破之。”

 

即相当于从青海湖向西贯穿格尔木盆地，翻越阿尔金山进入新疆南部。



而南路大军在侯君集率领下：

 

“经途二千余里，行空虚之地。盛夏降霜，山多积雪，转战过星宿川，至于柏海（今青海省鄂陵湖），频与虏遇，皆大克获。北望积石山，观河源之所出焉。”

 

即从青海湖溯黄河源头而上，途经两千余里雪山沼泽后抵达黄河源头附近的鄂陵湖。这一次军事远征对青海地区的探索可谓史无前例，中原王朝的军队与随行人员第一次深入青藏高原内部地区，也为“河源所出”的昆仑所在提供了珍贵的地理资料。



随着唐朝中期与吐蕃在青藏高原之上的长期拉锯战，中原人士对青藏高原的地理环境认知更为清晰。《新唐书•吐蕃传》记载，长庆二年（822）五月，唐朝和盟专使、大理寺卿刘元鼎率领使团前往吐蕃，与吐蕃以钵阐布·勃阑伽允丹为首的官员在逻些（今西藏拉萨）东郊会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长庆会盟（前一年双方在长安西郊会盟）。这次会盟是有史料记载以来，中原王朝首次派遣官方使节经过唐蕃古道全程往返青藏高原核心区域。会盟结束回朝的路上，盟使刘元鼎在沿途详细记载青藏高原山川地貌，尤其对黄河源头附近进行了详实介绍：

 

（刘）元鼎踰湟水，至龙泉谷。西北望杀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出濛谷，抵龙泉，与河合。河之上流繇洪济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秋夏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者也，虏曰闷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

 

此处记载从湟水与河水汇合处向上游溯源，在到达“洪济梁”（唐朝金天军所在，今青海贵德县黄河沿岸）后要再向西南行两千里，这一段的黄河春季可以步行涉水，夏秋可以乘舟，再向南三百里就可以到达古代羊同国故地的紫山，也就是古代昆仑，吐蕃当地人则称为闷摩黎山。而根据后世记载，此处吐蕃境内的闷摩黎山（紫山），据考即今巴颜喀拉山。此次唐朝使者认为的“黄河源头”昆仑山基本与我们今天给出的黄河源头相吻合，也将昆仑山的位置基本固定在黄河西南方向的青海一带。


 

13世纪下半叶，忽必烈建立大元，青藏高原第一次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行政管辖。元世祖忽必烈设置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并统辖吐蕃地区（今西藏及青海大部）军政事务的机构——宣政院。庞大的疆域和通畅的道路为内地人员对青藏高原进行全方位考察奠定了基础。当时的忽必烈为了建立汉唐都未能达到的功勋，彰显大元对寰宇一统的历史功绩，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也有说法为十七年（1280），派遣女真人都实从甘肃临夏出发穷探黄河之源头，完成“古无有也”的历史创举。

 

都实首先在唐人的基础上确认了星宿川为黄河源头所在：

 

“有泉百余，泓洳散涣，弗可逼视，方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脑儿，译言‘星宿’也。”

 

即将今天黄河上游星宿海星罗棋布的泉流地带清晰描述为黄河源头。随后又记载：

 

“朵甘思东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髙，译言腾乞里塔，即昆仑也。”

 

又言黄河先自西向东绕昆仑之南行，随后“河水北行，转西流，过昆仑北”。由此可见，元代定义的昆仑并不在黄河源头处，反而是黄河上游一串被黄河绵延环绕的巨大山脉，以今天的地图观之，恰好是三面为黄河所环绕的今阿尼玛卿山山脉，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也被称为“大积石山”，与《尚书·禹贡》中“导河积石”的记载不谋而合，而此处昆仑山的译音“腾乞里塔”很可能也与蒙古语中的腾格里词汇同源，有所谓“天山”之义，即当地人心目中的“神山”。

 

所以，这次对昆仑位置的界定，是古代历史上第一次具有明确记载的亲身地理科学探索的结论，是一次重要诠释。


 

古人对昆仑最为系统性的考察还是在清代。康熙年间，清廷全力平定西北新疆一带的准噶尔部落，当时的青海处于准噶尔、西藏与内地的交通要冲，位于青海境内的和硕特蒙古部落便被视为朝廷重点争取对象。康熙帝借探查河源的机会在当地宣扬朝廷恩威，作为勘察使者的侍卫拉锡与舒兰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不辱使命再次来到“星宿海”，得知其周围群山蒙古名为“库尔滚”，认为“即昆仑也”，同时认为从周边“库尔滚”群山中涌出的三条河流（包括黄河上的卡日曲与约古宗列曲）即黄河源头所在，这一发现再次佐证了《山海经》中“河出昆仑”的基本猜想，而此处的库尔滚（坤）山，即今巴颜喀拉山，这一结果也基本与今日现代地理考察所得出的结论相吻合。

 

现代地理学上的昆仑山脉从帕米尔高原发端，沿着塔里木盆地和青藏高原的交界一路向东，在进入青海之后，则沿柴达木盆地南缘向东南延伸，形成巴颜喀拉山脉与阿尼玛卿山等多列山系，而古人对于昆仑位置的探究尽管不尽相同，但终究处在“大昆仑”的范畴之中。


 

纵观古人对昆仑方位的认识，无不与同一时代的疆域广度与社会风貌相联结，昆仑的位置所在不仅是一个神话山脉的位置归属，更是有关华夏龙脉所在的终极探讨，堪舆之书言：

 

“万山一贯，起自昆仑。山龙之散见于地，虽有千万之多，而其龙脉之来，皆出于昆仑。”

 

大秦将昆仑视作求仙访药的神仙居所，汉武帝将昆仑视为汉家西域的明证，昆仑在大唐与吐蕃的交往中撤下隐藏的迷雾，在元代丈量寰宇的脚步中逐渐明晰，最终在清代的一统功业中找到了真实而确切的归宿。

 

巍峨的昆仑山，承载着华夏民族探寻世界寰宇的无限憧憬，矗立于祖国的茫茫西土，守望庇佑着龙之传人。

 


参考文献：

1. 沈婉婷：《中国古代昆仑观念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

2.（明）宋濂：《元史》 

3. 中华书局编：《清实录》

4.（宋）欧阳修：《新唐书》

5.（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王凯迪‍‍‍‍‍‍‍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曲晨溪（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张斌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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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6000 字

阅 读 需 要 20 分 钟 



消失的士兵


1937年7月7日夜，北平城雷声阵阵，大雨将至。夜幕下，日本“支那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少佐大队长一木清直麾下的500余名日本兵携带6门步兵炮，气势汹汹地由丰台大营向卢沟桥进发，事态颇为严重。日军向中方提出交涉时，说明了他们这次行动的理由：有一名参与演习的日本士兵失踪，日方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失踪”的日本士兵叫志村菊次郎，是一名新来的传令兵。关于他的“失踪”，有观点认为完全是日方的“谎称”，但也有人认为“失踪”的确属实，是偶然事件引发的必然冲突。


1937年7月7日夜，北平城雷声阵阵，大雨将至。夜幕下，日本“支那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少佐大队长一木清直麾下的500余名日本兵携带6门步兵炮，气势汹汹地由丰台大营向卢沟桥进发，事态颇为严重。日军向中方提出交涉时，说明了他们这次行动的理由：有一名参与演习的日本士兵失踪，日方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失踪”的日本士兵叫志村菊次郎，是一名新来的传令兵。关于他的“失踪”，有观点认为完全是日方的“谎称”，但也有人认为“失踪”的确属实，是偶然事件引发的必然冲突。


日本学界有种观点认为志村菊次郎的确在7月7日夜离队解手，黑暗中因走向与部队相反的方向，故而误了归队的时间，但不久后就找到其所在部队，而此时日军已向中方提出进城搜查的要求。耐人寻味的是，事件并未因志村的归队而平息，作为局中人的志村也跟着部队继续寻找那个“失踪士兵”。


紧接着，日方收到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的回复：


“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军未经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搜查，致起误会。惟故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按理说，中方的态度已经很配合了，但问题在于日军不完全是为解决问题而来，士兵失踪好像让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理由，一定要好好利用，继续与中方强硬对峙，当时已是7月8日凌晨2时，双方剑拔弩张。


我们常说“七七事变”，顾名思义地认为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于7月7日。实际上冲突爆发的时间是在1937年7月8日凌晨。


那个深夜，带头挑衅的日军队长一木清直声称部队遭到中国军队射击，并报告给他的上司牟田口廉也。牟田口这个蛮横的皇道派大佐当即给一木下达了“被敌攻击，当然还击”的命令。尽管多年来中日双方在谁开的第一枪问题上争论不休，但牟田口这个命令无异于下令开火，其战争责任不可推卸。


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挑衅，驻守在卢沟桥头的第219团团长吉星文一夜未眠。吉星文是河南扶沟人，因儿时受到族叔吉鸿昌的影响，自幼怀有从戎报国之志向，1922年随吉鸿昌投效西北军。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第219团营长的吉星文曾带领全营官兵绕袭敌后，击退占领王家村、瓦房村等地的日军，因功被提升为219团团长。1937年的那个雨夜，他将再次走上历史前台。


7月8日凌晨3时30分左右，吉星文接到了副军长秦德纯发来的指示：


“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得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


吉星文接电后当即回复：


“请长官放心，吾团全体官兵已经做好一切战斗准备，誓与宛平城共存亡，卢沟桥不是吾人之坟墓就是敌人之坟墓。”


一木清直终于按捺不住，欲强行入城，被吉星文当即拦阻，宛平城外顿时枪声四起。随后日军又炮轰219团第3营（营长金振中）指挥部，当场炸死士兵2人，炸伤5人。面对入侵之敌，吉星文团立即奋起还击，全面抗战的第一枪就此打响。



战斗刚开始，日军迅速派兵杀害了我军在桥头堡的执勤官兵，并占领桥头堡。为保卫卢沟桥，吉星文赶赴位于最前线的第3营金振中部，向该部发表了坚定的抗日宣言，并亲自挑选了150名精壮官兵，组成敢死队。敢死队被编成5个组，每人带步枪1支，手榴弹2枚，大刀一把，悄然向桥头堡进攻。队员对地形十分熟悉，加上第29军中向来重视武术训练，他们很快摸上桥头堡，乘拒守的日军还比较少的时机一举将其歼灭，夺回阵地。日军失去桥头堡后以轻重炮向我守军猛烈轰击，由于吉星文团拼死抵抗，首次激烈冲突之后，中日双方进入打打谈谈的阶段。


或许当时连吉星文、金振中以及驻守桥头的第29军219团的将士们都没想到，7月8日的雨夜，他们坚定的抵抗意志已为中华民族揭开了卫国战争之序章。


战和之间


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大本营首先吵开了锅，日军高层对战事的主张分为“扩大派”和“不扩大派”，当初作为九一八事变始作俑者之一的石原莞尔此时竟成了“扩大派”的反对者，他甚至提出日军立即停止冲突，让在场“扩大派”军人瞠目结舌。8日的日本内阁会议上，支持所谓事件不扩大，就地解决方针的一派占据优势，但也正是这个信息麻痹了中方领导层。


直接当事人，第29军军长宋哲元同样没有意识到事态严重，认为冲突可以靠和谈解决。宋哲元之所以有此自信，主要是在北平，中国军队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日本驻屯华北的军队主力为混成第4旅，共6000人左右。而驻守冀察平津地区的第29军，连同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约10万人。事变爆发后，他严令29军坚守卢沟桥，并将事变向南京报告。

同时，也派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与日军交涉。9日，宋哲元
当局与日军达成协议：第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第二，日军撤退至永定河左岸，中国军队撤至右岸；第三，卢沟桥守备由河北保安队石友三部担任。北平形势看似转危为安，宋哲元也认为在守住大原则的情况下息事宁人是最好的。但就在协议达成的第二天，各方媒体纷纷报道，天津、古北口、榆关等处陆续有日军部队出现，携带有大炮、坦克等向卢沟桥前进。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最激进的主要是关东军，半年多前的绥远抗战让关东军一度吃瘪，终于等来这次“机会”，当然要亲自上阵，把“支那驻屯军”乃至整个日本军部绑上战车。大井村五里店等处被日军占领，平卢路也瘫痪，关东军来者不善。

果然，到了11日，日军的大炮就对准宛平城一带轰击，造成不少平民伤亡，吉星文将城内居民向城外比较安全的地带疏散，自己也在炮击中负伤。随后，八宝山、长辛店、廊坊、杨村等处也燃起战火。日军的飞机开始在北平上空频频出现，四处侦察。日军这么一打，平津当局在交涉中姿态放得更低了，与之达成协议，即：一、第29军代表声明向日军表示道歉，并惩办此次事变责任者；二、取缔共产党、蓝衣社及其他抗日团体的抗日活动；三、永定河以东不驻中国军队。宋哲元是打算向日军让步妥协了。

蒋介石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他相信日本关东军必会增援日军华北驻屯军，要第29军加紧备战。次日中午，蒋又电话告知秦德纯：“据确息，关东有五列车今日上午十一时到达天津与塘沽之间，请注意。”同时致电宋哲元，要他对卢沟桥的日军就地抵抗。从解密的第一手电文和手令来看，难免会觉得北平当局软弱，而身在南京的最高统帅蒋介石深谋远虑，知道全面抗战关头已来到，一再督促29军抵抗，不要再做和平幻想，着实高瞻远瞩。如此下定论恐怕还太早，翻开蒋介石的私人日记，委员长会亲自告诉你，他的强硬态度并非为了要和日本人大干一场，而是打着另一个算盘。


以战止战


前文说过，七七事变真正爆发冲突的时间是7月8日凌晨，蒋介石接到消息的时间自然也是8日，但他与宋哲元一样，都没有意识到全面战争会打响。蒋在当天晚上的日记中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日本人在卢沟桥挑衅，是想达到逼我屈服的目的？第二，或许他们是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第三，现在是与日本人决战的时候了吗？最后他还是认为“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全面战争不会爆发。


7月9日的日记显示，蒋介石将卢沟桥事变看作一次与日方博弈的机会，之所以要用强硬姿态唬住日军，是想“乘此次冲突之机，对倭可否进一步要求其撤退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东伪组织”。蒋介石“积极运兵北上备战”“准备动员，不避战争”等计划的动机有两种可能：其一，他意识到卢案可能引发全面战争，真的在积极备战。其二，备战的目的是为了像绥远那样，好好地打一场局部战争，打赢了即以外交手段迫使日本从丰台撤兵，再干掉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结合现有史料来看，第二种可能性高于第一种。10日，蒋介石得知日军反攻卢沟桥后，在日记中云：

“惟我已积极运兵北上备战，或可戢其野心，我军已开始北进，彼或于明日停战乎。”

11日至13日，蒋介石发给北平的电令几乎都是寸土不让，不要做和平幻想，不要避战等等，态度颇为坚决。但在他自己留下的日记中，这一系列动作又显然不是真正在准备全面抗战，而是想以战止战，火中取栗。

蒋介石将七七事变视为中国在华北问题上重新立于主动地位的机会，对宋哲元保守避战，生怕扩大事态的态度尤其不满。他始终相信日本挑衅的目的在于华北，而不会波及整个中国，日方增兵是为了迫使中方屈服，所以他偏要出兵华北，甚至不惜在华北打场小仗，只要中央军大军一到，日方或许就会停战。这种莫名的自信持续到12日才出现变化。这天，蒋介石接到情报，得知日本内阁宣言决定支持增兵中国，关东军也已抵达天津，他终于意识到卢案引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做出七七事变“势必扩大，不能避战矣”的推测，但仍坚持“非至万不得已，不宜宣战”。

箭在弦上


7月12日夜到7月13日晨，日本“支那驻屯军”高层与国民政府的领导者蒋介石都彻夜未眠。13日凌晨，日方参谋会议连夜草拟的《七月十三日的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出炉，其中有增援部队到达后，“必要时一举歼灭第29军”的计划。蒋介石经过一夜的考虑，也在13日决定：抽调高射炮部队增援，弹药武器立即启程送往华北。外交方面，他已经于两日前与英国大使说明运兵北上的原因是“日本关东军进入天津、丰台作大规模之战争，故不得不运兵预防”，打消列强势力的疑虑。接下来就是要发表对日宣言，公开中央军进驻保定的消息。

事态发展至此，日本与南京的态度都转向强硬，唯有处于风口浪尖的北平当局成了主和派。13日，中日双方在永定门外发生冲突，“支那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乘机向冀察政务委员会提出七项要求：一、彻底镇压共产党的策动；二、罢免排日要人；三、撤去驻在冀察的排日中央系统各机关；四、撤去冀察排日团体；五、取缔排日言论及宣传机关和学生、民众的排日运动；六、取缔学校、军队的排日教育；七、北平的警备将来由公安部队负责，城内不得驻屯军队。可以说完全是个城下之盟。

针对事变恶化，第29军高层召集会议，会上主战派与主和派发生争执，最后张自忠等主和派占了上风。平津当局最高负责人宋哲元也是倾向主和的，他在会后的公开谈话中说了一通大道理：

“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做无益社会之牺牲。合法合理，社会即可平安；能平即和，不平即不能和。希望负责任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也。”

对北平当局一系列妥协政策，南京方面大为惊骇，当天军政部长何应钦就给宋哲元发出紧急电报，告知“津市遍布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催促其到保定去作战。同日，宋哲元还收到了蒋介石发来的电文：

“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许其任何条件，而对方的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伪政权）。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国家与个人之人格……”

南京方面的态度不仅是催促第29军作战，从13日起，驻扎在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的部队陆续收到蒋介石下达的正式动员令，命令这些地区的部队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平汉铁路沿线集结。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也收到防卫津浦路北线的命令。此外，平汉、陇海、津浦三个铁路局奉命集结军用列车，所有轮船公司也将船舶回航到指定地点待命。局势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最后关头


庐山是民国时期的政治名山，南京酷暑，适合避暑的庐山成了南京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的“夏都”。从1937年6月23日起，中国社会各界的名流巨卿们，相继收到一份特殊的请柬，邀请他们到庐山开会。按照原计划，7月15日起的一个月内，分三期邀请200余人到庐山参加谈话，目的是为了征询各界对内政外交的意见。但因七七事变爆发，1937年的炎夏，齐聚庐山的军政要人、社会名流已没有游览避暑胜地的闲情，空气布满紧张的气氛，大战即将来临！

7月15日，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这一天，蒋介石接到北平宋哲元的来电，得知宋有想放弃天津的意思，蒋严令制止。

7月17日，庐山谈话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现场气氛严肃，主席台两旁“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对联格外醒目，所有人的关注点都聚焦在委员长蒋介石身上。一身戎装的他以激扬的言辞发表了头一天起草好的抗战宣言。对于卢沟桥事变，蒋介石表明立场，任何解决都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因为“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宣言中，他总结了自九一八事变到塘沽协定后的教训，中国已无路可退，言明我们希望和平但不要苟安，我们决不求战但随时准备迎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


7月20日，庐山抗战谈话一经公开发表，全国哗然，充满抗日热情的军民士气为之一振，纷纷表示拥护委员长领导抗战。但另一些对抗战前途持悲观态度的人士认为此宣言将使中国大祸临头，“低调俱乐部”的一干文人、政客甚至将蒋介石等力主抗战救亡的论调讥讽为“歇斯底里的风气”。

从7月7日夜的日本士兵失踪案到7月17日庐山抗战宣言，是中日两国走向全面战争的关键十日。

抛开自七七以来半个多月的打打停停，北平真正的激战只有4天。从7月25日晚起，大量前来增援的日军对廊坊第38师发起攻击，次日进攻广安门，北平形势急剧恶化。7月27日，蒋介石已经预料到北平凶多吉少，并开始郑重考虑“万一北平被陷，则战（宣战）与和（停战）以及不战不和（应战），与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国策”。这一天夜晚，第29军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也奉命抵达南苑，与副军长佟凌阁部署与制定作战计划。次日早上8时，日军对南苑展开了猛烈进攻，在空中与地面炮火支援的掩护下，日军第20师团高木义人旅团迅速攻至南苑机场。赵登禹闻讯，急忙赶往机场督战。第29军以大刀闻名，但此次面对强敌，仅凭血肉毕竟不能筑成真正御敌的长城，日军猛烈炮火攻势下，第29军伤亡惨重，被迫退入南苑主阵地，赵登禹也接到撤入北平城内的命令。


由于汉奸出卖情报，赵登禹撤退的路线被日军获知，“支那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事先进行埋伏。28日中午12时40分左右，当赵登禹将军的车队途经大红门时，突然遭到日军伏兵的袭击，赵登禹身中数弹，不幸牺牲。同日，第29军副军长佟凌阁将军率200余人撤退至大红门附近，忽然枪声四起，埋伏于此的日军展开攻击，混战中，佟凌阁腿部被日军的机枪射中，血流如注。卫士劝他先撤下火线，利用庄稼地撤出日军包围圈，但佟凌阁心系随行学生的安危，拒绝了这一建议。一场血战下来，佟凌阁身边仅剩数十人，祸不单行，部队刚突围至时村就被日本关东军飞行团的轰炸机发现，遭到猛烈轰炸，正在指挥作战的佟凌阁不幸头部中弹，当场牺牲，甚至没能留下一句遗言。而在其殉国后，报纸误将“佟凌阁”写成了“佟麟阁”，此名一直误传至今。

南苑失守，赵、佟两位将军殉国，宋哲元撤离北平……一连几天南京接到的都是坏消息，蒋介石闻之焦心如焚。29日，北平沦陷，第29军被迫撤离北平。同一天，天津也被日军占领。消息传来，蒋介石哀叹“可悲孰甚！”平津相继沦陷，举国震动，也使蒋介石意识到抗战之必要，彻底放弃和平幻想，明言：

“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战火从华北烧到华东，再由华东蔓延华南，中国并未如山杉元所断言的那样，一个月就被征服。北起卢沟桥，南至惠通桥，一寸河山一寸血，抗战从未停止，直至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最后，说说七七事变中几名日方关键人物的结局，罪魁牟田口廉也，二战后以战犯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3月被释放回国，死于1966年；侵略卢沟桥的急先锋一木清直，从侵华战场打到太平洋战场，1942年在瓜岛的泰纳鲁河口之战中，一木清直支队遭美军围困，一木本人于绝望中切腹自杀，该支队全军覆没；“消失的士兵”士兵志村菊次郎，七七事变后还是冲锋陷阵的士兵，一直活到1944年，随部在缅甸作战时被中国远征军击毙，这个影响历史的小人物终究还是成为昭和战争的祭品。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17年7月上，原标题为《卢沟晓月，雾掩庐山  走向全面战争的关键十日》，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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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周渝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曲晨溪（实习）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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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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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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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6000 字

阅 读 需 要 20 分 钟 



消失的士兵


1937年7月7日夜，北平城雷声阵阵，大雨将至。夜幕下，日本“支那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少佐大队长一木清直麾下的500余名日本兵携带6门步兵炮，气势汹汹地由丰台大营向卢沟桥进发，事态颇为严重。日军向中方提出交涉时，说明了他们这次行动的理由：有一名参与演习的日本士兵失踪，日方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失踪”的日本士兵叫志村菊次郎，是一名新来的传令兵。关于他的“失踪”，有观点认为完全是日方的“谎称”，但也有人认为“失踪”的确属实，是偶然事件引发的必然冲突。


1937年7月7日夜，北平城雷声阵阵，大雨将至。夜幕下，日本“支那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少佐大队长一木清直麾下的500余名日本兵携带6门步兵炮，气势汹汹地由丰台大营向卢沟桥进发，事态颇为严重。日军向中方提出交涉时，说明了他们这次行动的理由：有一名参与演习的日本士兵失踪，日方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失踪”的日本士兵叫志村菊次郎，是一名新来的传令兵。关于他的“失踪”，有观点认为完全是日方的“谎称”，但也有人认为“失踪”的确属实，是偶然事件引发的必然冲突。


日本学界有种观点认为志村菊次郎的确在7月7日夜离队解手，黑暗中因走向与部队相反的方向，故而误了归队的时间，但不久后就找到其所在部队，而此时日军已向中方提出进城搜查的要求。耐人寻味的是，事件并未因志村的归队而平息，作为局中人的志村也跟着部队继续寻找那个“失踪士兵”。


紧接着，日方收到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的回复：


“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军未经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搜查，致起误会。惟故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按理说，中方的态度已经很配合了，但问题在于日军不完全是为解决问题而来，士兵失踪好像让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理由，一定要好好利用，继续与中方强硬对峙，当时已是7月8日凌晨2时，双方剑拔弩张。


我们常说“七七事变”，顾名思义地认为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于7月7日。实际上冲突爆发的时间是在1937年7月8日凌晨。


那个深夜，带头挑衅的日军队长一木清直声称部队遭到中国军队射击，并报告给他的上司牟田口廉也。牟田口这个蛮横的皇道派大佐当即给一木下达了“被敌攻击，当然还击”的命令。尽管多年来中日双方在谁开的第一枪问题上争论不休，但牟田口这个命令无异于下令开火，其战争责任不可推卸。


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挑衅，驻守在卢沟桥头的第219团团长吉星文一夜未眠。吉星文是河南扶沟人，因儿时受到族叔吉鸿昌的影响，自幼怀有从戎报国之志向，1922年随吉鸿昌投效西北军。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第219团营长的吉星文曾带领全营官兵绕袭敌后，击退占领王家村、瓦房村等地的日军，因功被提升为219团团长。1937年的那个雨夜，他将再次走上历史前台。


7月8日凌晨3时30分左右，吉星文接到了副军长秦德纯发来的指示：


“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得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


吉星文接电后当即回复：


“请长官放心，吾团全体官兵已经做好一切战斗准备，誓与宛平城共存亡，卢沟桥不是吾人之坟墓就是敌人之坟墓。”


一木清直终于按捺不住，欲强行入城，被吉星文当即拦阻，宛平城外顿时枪声四起。随后日军又炮轰219团第3营（营长金振中）指挥部，当场炸死士兵2人，炸伤5人。面对入侵之敌，吉星文团立即奋起还击，全面抗战的第一枪就此打响。



战斗刚开始，日军迅速派兵杀害了我军在桥头堡的执勤官兵，并占领桥头堡。为保卫卢沟桥，吉星文赶赴位于最前线的第3营金振中部，向该部发表了坚定的抗日宣言，并亲自挑选了150名精壮官兵，组成敢死队。敢死队被编成5个组，每人带步枪1支，手榴弹2枚，大刀一把，悄然向桥头堡进攻。队员对地形十分熟悉，加上第29军中向来重视武术训练，他们很快摸上桥头堡，乘拒守的日军还比较少的时机一举将其歼灭，夺回阵地。日军失去桥头堡后以轻重炮向我守军猛烈轰击，由于吉星文团拼死抵抗，首次激烈冲突之后，中日双方进入打打谈谈的阶段。


或许当时连吉星文、金振中以及驻守桥头的第29军219团的将士们都没想到，7月8日的雨夜，他们坚定的抵抗意志已为中华民族揭开了卫国战争之序章。


战和之间


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大本营首先吵开了锅，日军高层对战事的主张分为“扩大派”和“不扩大派”，当初作为九一八事变始作俑者之一的石原莞尔此时竟成了“扩大派”的反对者，他甚至提出日军立即停止冲突，让在场“扩大派”军人瞠目结舌。8日的日本内阁会议上，支持所谓事件不扩大，就地解决方针的一派占据优势，但也正是这个信息麻痹了中方领导层。


直接当事人，第29军军长宋哲元同样没有意识到事态严重，认为冲突可以靠和谈解决。宋哲元之所以有此自信，主要是在北平，中国军队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日本驻屯华北的军队主力为混成第4旅，共6000人左右。而驻守冀察平津地区的第29军，连同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约10万人。事变爆发后，他严令29军坚守卢沟桥，并将事变向南京报告。

同时，也派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与日军交涉。9日，宋哲元
当局与日军达成协议：第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第二，日军撤退至永定河左岸，中国军队撤至右岸；第三，卢沟桥守备由河北保安队石友三部担任。北平形势看似转危为安，宋哲元也认为在守住大原则的情况下息事宁人是最好的。但就在协议达成的第二天，各方媒体纷纷报道，天津、古北口、榆关等处陆续有日军部队出现，携带有大炮、坦克等向卢沟桥前进。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最激进的主要是关东军，半年多前的绥远抗战让关东军一度吃瘪，终于等来这次“机会”，当然要亲自上阵，把“支那驻屯军”乃至整个日本军部绑上战车。大井村五里店等处被日军占领，平卢路也瘫痪，关东军来者不善。

果然，到了11日，日军的大炮就对准宛平城一带轰击，造成不少平民伤亡，吉星文将城内居民向城外比较安全的地带疏散，自己也在炮击中负伤。随后，八宝山、长辛店、廊坊、杨村等处也燃起战火。日军的飞机开始在北平上空频频出现，四处侦察。日军这么一打，平津当局在交涉中姿态放得更低了，与之达成协议，即：一、第29军代表声明向日军表示道歉，并惩办此次事变责任者；二、取缔共产党、蓝衣社及其他抗日团体的抗日活动；三、永定河以东不驻中国军队。宋哲元是打算向日军让步妥协了。

蒋介石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他相信日本关东军必会增援日军华北驻屯军，要第29军加紧备战。次日中午，蒋又电话告知秦德纯：“据确息，关东有五列车今日上午十一时到达天津与塘沽之间，请注意。”同时致电宋哲元，要他对卢沟桥的日军就地抵抗。从解密的第一手电文和手令来看，难免会觉得北平当局软弱，而身在南京的最高统帅蒋介石深谋远虑，知道全面抗战关头已来到，一再督促29军抵抗，不要再做和平幻想，着实高瞻远瞩。如此下定论恐怕还太早，翻开蒋介石的私人日记，委员长会亲自告诉你，他的强硬态度并非为了要和日本人大干一场，而是打着另一个算盘。


以战止战


前文说过，七七事变真正爆发冲突的时间是7月8日凌晨，蒋介石接到消息的时间自然也是8日，但他与宋哲元一样，都没有意识到全面战争会打响。蒋在当天晚上的日记中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日本人在卢沟桥挑衅，是想达到逼我屈服的目的？第二，或许他们是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第三，现在是与日本人决战的时候了吗？最后他还是认为“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全面战争不会爆发。


7月9日的日记显示，蒋介石将卢沟桥事变看作一次与日方博弈的机会，之所以要用强硬姿态唬住日军，是想“乘此次冲突之机，对倭可否进一步要求其撤退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东伪组织”。蒋介石“积极运兵北上备战”“准备动员，不避战争”等计划的动机有两种可能：其一，他意识到卢案可能引发全面战争，真的在积极备战。其二，备战的目的是为了像绥远那样，好好地打一场局部战争，打赢了即以外交手段迫使日本从丰台撤兵，再干掉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结合现有史料来看，第二种可能性高于第一种。10日，蒋介石得知日军反攻卢沟桥后，在日记中云：

“惟我已积极运兵北上备战，或可戢其野心，我军已开始北进，彼或于明日停战乎。”

11日至13日，蒋介石发给北平的电令几乎都是寸土不让，不要做和平幻想，不要避战等等，态度颇为坚决。但在他自己留下的日记中，这一系列动作又显然不是真正在准备全面抗战，而是想以战止战，火中取栗。

蒋介石将七七事变视为中国在华北问题上重新立于主动地位的机会，对宋哲元保守避战，生怕扩大事态的态度尤其不满。他始终相信日本挑衅的目的在于华北，而不会波及整个中国，日方增兵是为了迫使中方屈服，所以他偏要出兵华北，甚至不惜在华北打场小仗，只要中央军大军一到，日方或许就会停战。这种莫名的自信持续到12日才出现变化。这天，蒋介石接到情报，得知日本内阁宣言决定支持增兵中国，关东军也已抵达天津，他终于意识到卢案引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做出七七事变“势必扩大，不能避战矣”的推测，但仍坚持“非至万不得已，不宜宣战”。

箭在弦上


7月12日夜到7月13日晨，日本“支那驻屯军”高层与国民政府的领导者蒋介石都彻夜未眠。13日凌晨，日方参谋会议连夜草拟的《七月十三日的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出炉，其中有增援部队到达后，“必要时一举歼灭第29军”的计划。蒋介石经过一夜的考虑，也在13日决定：抽调高射炮部队增援，弹药武器立即启程送往华北。外交方面，他已经于两日前与英国大使说明运兵北上的原因是“日本关东军进入天津、丰台作大规模之战争，故不得不运兵预防”，打消列强势力的疑虑。接下来就是要发表对日宣言，公开中央军进驻保定的消息。

事态发展至此，日本与南京的态度都转向强硬，唯有处于风口浪尖的北平当局成了主和派。13日，中日双方在永定门外发生冲突，“支那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乘机向冀察政务委员会提出七项要求：一、彻底镇压共产党的策动；二、罢免排日要人；三、撤去驻在冀察的排日中央系统各机关；四、撤去冀察排日团体；五、取缔排日言论及宣传机关和学生、民众的排日运动；六、取缔学校、军队的排日教育；七、北平的警备将来由公安部队负责，城内不得驻屯军队。可以说完全是个城下之盟。

针对事变恶化，第29军高层召集会议，会上主战派与主和派发生争执，最后张自忠等主和派占了上风。平津当局最高负责人宋哲元也是倾向主和的，他在会后的公开谈话中说了一通大道理：

“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做无益社会之牺牲。合法合理，社会即可平安；能平即和，不平即不能和。希望负责任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也。”

对北平当局一系列妥协政策，南京方面大为惊骇，当天军政部长何应钦就给宋哲元发出紧急电报，告知“津市遍布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催促其到保定去作战。同日，宋哲元还收到了蒋介石发来的电文：

“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许其任何条件，而对方的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伪政权）。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国家与个人之人格……”

南京方面的态度不仅是催促第29军作战，从13日起，驻扎在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的部队陆续收到蒋介石下达的正式动员令，命令这些地区的部队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平汉铁路沿线集结。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也收到防卫津浦路北线的命令。此外，平汉、陇海、津浦三个铁路局奉命集结军用列车，所有轮船公司也将船舶回航到指定地点待命。局势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最后关头


庐山是民国时期的政治名山，南京酷暑，适合避暑的庐山成了南京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的“夏都”。从1937年6月23日起，中国社会各界的名流巨卿们，相继收到一份特殊的请柬，邀请他们到庐山开会。按照原计划，7月15日起的一个月内，分三期邀请200余人到庐山参加谈话，目的是为了征询各界对内政外交的意见。但因七七事变爆发，1937年的炎夏，齐聚庐山的军政要人、社会名流已没有游览避暑胜地的闲情，空气布满紧张的气氛，大战即将来临！

7月15日，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这一天，蒋介石接到北平宋哲元的来电，得知宋有想放弃天津的意思，蒋严令制止。

7月17日，庐山谈话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现场气氛严肃，主席台两旁“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对联格外醒目，所有人的关注点都聚焦在委员长蒋介石身上。一身戎装的他以激扬的言辞发表了头一天起草好的抗战宣言。对于卢沟桥事变，蒋介石表明立场，任何解决都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因为“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宣言中，他总结了自九一八事变到塘沽协定后的教训，中国已无路可退，言明我们希望和平但不要苟安，我们决不求战但随时准备迎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


7月20日，庐山抗战谈话一经公开发表，全国哗然，充满抗日热情的军民士气为之一振，纷纷表示拥护委员长领导抗战。但另一些对抗战前途持悲观态度的人士认为此宣言将使中国大祸临头，“低调俱乐部”的一干文人、政客甚至将蒋介石等力主抗战救亡的论调讥讽为“歇斯底里的风气”。

从7月7日夜的日本士兵失踪案到7月17日庐山抗战宣言，是中日两国走向全面战争的关键十日。

抛开自七七以来半个多月的打打停停，北平真正的激战只有4天。从7月25日晚起，大量前来增援的日军对廊坊第38师发起攻击，次日进攻广安门，北平形势急剧恶化。7月27日，蒋介石已经预料到北平凶多吉少，并开始郑重考虑“万一北平被陷，则战（宣战）与和（停战）以及不战不和（应战），与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国策”。这一天夜晚，第29军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也奉命抵达南苑，与副军长佟凌阁部署与制定作战计划。次日早上8时，日军对南苑展开了猛烈进攻，在空中与地面炮火支援的掩护下，日军第20师团高木义人旅团迅速攻至南苑机场。赵登禹闻讯，急忙赶往机场督战。第29军以大刀闻名，但此次面对强敌，仅凭血肉毕竟不能筑成真正御敌的长城，日军猛烈炮火攻势下，第29军伤亡惨重，被迫退入南苑主阵地，赵登禹也接到撤入北平城内的命令。


由于汉奸出卖情报，赵登禹撤退的路线被日军获知，“支那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事先进行埋伏。28日中午12时40分左右，当赵登禹将军的车队途经大红门时，突然遭到日军伏兵的袭击，赵登禹身中数弹，不幸牺牲。同日，第29军副军长佟凌阁将军率200余人撤退至大红门附近，忽然枪声四起，埋伏于此的日军展开攻击，混战中，佟凌阁腿部被日军的机枪射中，血流如注。卫士劝他先撤下火线，利用庄稼地撤出日军包围圈，但佟凌阁心系随行学生的安危，拒绝了这一建议。一场血战下来，佟凌阁身边仅剩数十人，祸不单行，部队刚突围至时村就被日本关东军飞行团的轰炸机发现，遭到猛烈轰炸，正在指挥作战的佟凌阁不幸头部中弹，当场牺牲，甚至没能留下一句遗言。而在其殉国后，报纸误将“佟凌阁”写成了“佟麟阁”，此名一直误传至今。

南苑失守，赵、佟两位将军殉国，宋哲元撤离北平……一连几天南京接到的都是坏消息，蒋介石闻之焦心如焚。29日，北平沦陷，第29军被迫撤离北平。同一天，天津也被日军占领。消息传来，蒋介石哀叹“可悲孰甚！”平津相继沦陷，举国震动，也使蒋介石意识到抗战之必要，彻底放弃和平幻想，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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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700 字

阅 读 需 要 12 分 钟 


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鞑靼部首领俺达汗在久围大同不克之后，移寇东去，自古北口长驱，杀掠怀柔、顺义吏民无算，明军一触即溃，立营于潞河东二十里之孤山（今通州东北）、汝口等处，兵锋直指京畿，京师戒严。

彼时的大明京师，自土木堡之变后久未遭兵祸，嘉靖皇帝急忙下令各镇边军入京畿勤王，此时的明军边帅仇鸾在居庸关暂住听征，当俺达突袭进入京畿后，仇鸾听诏八月十七日（戊寅）从居庸关出发，八月十八日（己卯）抵达通州列阵，仅仅一天一夜，急行约莫150里（此为明里计数，1明里为180丈，约莫现代560米），救援速度之快让嘉靖皇帝都感到十分惊喜。


那么，昼夜奔袭150里的急行军，在古代军队中是否很难实现，古代的急行军一天大多能走多少里？


困难重重：被制约的行军速度


“所谓踵军者，去大军百里，期于会地，为三日熟食，前军而行，为战合之表。”
                                               ——《尉缭子》

在先秦时期的兵法著作《尉缭子》中，记述了那个时代真实的行军速度，步兵日行仅为30-40里速度。虽然军事科技和道路条件在不断发展，但是自秦汉到明清，关于行军速度这一方面，一直没能取得太大的进步，《尉缭子》中提到的行军速度，也是古代军队普遍的速度，要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从古代行军条件身上说起。

军队规模、道路系统以及辎重补给，都是决定军队行军速度的重要因素，但这些条件在古代都饱受制约。


在古代，道路条件相对十分恶劣，一支庞大的军队行进时会面临诸多困难。而行军速度的快慢往往取决于其中最慢的部分，也就是辎重运输的速度。古代行军辎重的运输一般使用车辆、驮马，位于军队的后方，当辎重部队行进时，道路已然经过大部队踩踏，更加崎岖难行，势必会拖累行军的整体速度。

除此之外，行军路上的各种防护、探查等必要的安全措施，也会显著延缓军队的行进速度。

在影视剧中，士兵们甲胄齐整地行军是常见的场景，但在古代战场上，这种情况却很少出现。古代的甲胄重量很大，即便是明清时期流行起来的、因较为轻便而被推广的布面甲，也有20多斤的重量（《明会典》：“造甲，每副重二十四斤至二十五斤……”），加上其他的武器装备，长途行军对于士兵的体力会是一个不小的消耗。因而，古代的士兵并不会穿着盔甲行军，一般行军中，盔甲通常由牲畜或民夫驮着。至于兵士，则需要尽量节省行军中的体力以保证在肉搏战中能拼尽全力。


古代士兵在行军时不穿盔甲，也是偷袭战术屡屡奏效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旦遭遇突袭，未穿甲胄的军队往往会在装备精良的敌军面前遭受单方面的屠杀，结果自然是大败亏输。所以，如何防备敌军的偷袭十分考验古代将领的能力，通过游骑、侦骑等散布四方，从而来侦察敌情是否有埋伏成为防范偷袭的主要手段。

以明朝为例，明军中的塘报骑兵就是专门执行防范偷袭、探查敌情、汇报信息这类任务的。当军队开拔离开营寨之后，明军塘骑就要外出侦查。塘骑以塘为编制，每个塘有五人，这五个人在侦查时不能离开彼此的视线。同时，每人都要装备信炮，以便遭遇突发事件时给大军报警。


明军大军在行军时，不管军队兵分几路，每一路都要设置二十四塘骑兵，这些塘骑每人之间相距一里，广泛散布遥相呼应，最多可散布二十余里，之后游骑再将探查到的情况汇集给大部队，确保前路没有敌军的埋伏。此外，塘骑作为军队的眼睛侦测四方，行军前方的道路情况、水源情况等问题也需要了解清楚，在做到这些后，大部队才可以加速行军。

游骑的探查措施在行军中尤为必要，在历史上，即便是军事经验丰富的将官也会在这个问题上碰壁。洪武五年（1372），明军名将李文忠率军远征漠北，当李文忠在土剌河一带击败北元将领哈剌章、蛮子后，翻过燕然山一路追击元军至称海。在李文忠携胜而还的路上，李文忠军因为游骑探查工作不到位，夜里走错了路，一度找不到水源，数万百战之师险些尽数陨落草原。


游骑、侦骑的探查确保了大军行军路上的安全，也迟滞了大军整体行军的速度。不过事有例外，如果遇上某些特殊情况，轻装上路的军队也可能达到日行百里。一支规模不大的部队舍弃辎重，缩小探查范围，只是为了某个迫切的目标进行急行军，这在古代战争史上也算不上稀奇。

同光元年（923）十月，梁晋争霸进入后期，李存勖自杨刘渡河，进抵郓州，命令李嗣源为前锋，攻破中都，擒获王彦章后。李存勖否决了唐军诸将都认为应先攻占青州、齐州、徐州、兖州等地后窥伺梁军的建议。下令李嗣源丢弃辎重、攻城器械等物资，轻骑奔袭汴州，攻取后梁国都。李嗣源前军倍道兼行，初九日抵达汴州，不到十日内后唐前军纵横数百里疾进，完全打破了梁末帝朱友贞的部署，兵临城下之际，朱友贞自杀，后梁灭亡。


李存勖挥斥方遒、李嗣源奔袭灭梁的故事磅礴至今，不过李存勖、李嗣源此举并不冒进，而是审时度势之后的决定。彼时后梁各路大军在外难以支援，后唐军又素来耐苦，李存勖才得以灭梁成功，如果没有训练有素的军队和特殊的战场形势，这样丢弃辎重强行军的战法几乎是自取灭亡。

总的来说，在种种制约下，古代军队“常行军”的每日不过三十里到四十里左右，而一日行军一百多里，几乎是丢弃物资、轻装简行之后所能达到的行军速度极限。



困难重重：被制约的行军速度


《孙子兵法》说：

“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

也就是说，每天一百里的强行军，只有体力好的士卒可以跟上，体力差的只能落在后面，高强度的急行军会导致大量的士卒掉队。

在浩繁的史籍资料中，“倍道”一词频频出现，倍道，也就是用加倍的速度行进、兼程赶路的意思。历史上，诸如嘉靖时期仇鸾部众一昼夜的行军速度达到一百五十里的倍道行军并不鲜见，但能在急行军之后，像仇鸾军一样保持战斗力的却不多。


《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记载了曹操在当阳时急行军追击刘备的情况：

“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

在此次追击战中，曹操的轻骑兵一天一夜急行300里（汉里的距离短于明里，大约相当于后世的120公里）。对此，诸葛亮曾形容其为“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认为这样的军队难以保持强大的战斗力。事实上，曹操军能够达到如此惊人的行军速度，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派出的是一支舍弃了辎重、一人多马的精锐轻骑兵。



而无论什么样的军队，在长途奔袭后也很难维持后续作战能力。尽管轻骑兵在装备上尽量精简，但仍需配备基本的甲胄、弓箭和武器等。这些装备加上骑士本身的重量，对马匹来说是不小的负担。而在骑兵作战中，马匹的耐力极为有限，其优势主要在于奔跑时的冲击力。


在当今的马匹耐力赛中，无负重的最优秀赛马在接近一天的奔跑中可以保持每小时近二十公里的速度，但即便如此，一天下来，大量马匹会掉队，只有部分马匹能够完成一百多公里的赛程。在两汉三国时期，如果曹军轻骑兵敢于面对大量骑兵掉队、到达的骑兵马匹无力冲刺、甚至事后大量马匹残废报废等惨重损耗，他们确实可以实现如此高速的急行军，但代价极为惨烈。因此，长途奔袭之后，一方面由于舍弃了补给辎重，另一方面人马困乏，曹军的战斗力急剧下降几乎是必然的。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恐怕并非诸葛亮对曹军的贬低，而是基于实际情况的描述。



《三国志》正史中记载，张飞仅率二十骑兵便敢在长坂桥拦截曹军，曹军之中“敌皆无敢近者”。这一记载或许并非过分夸张。经过高强度行军后，曹军已然疲惫不堪，而张飞则占据有利地形，以逸待劳，体力充沛。尽管张飞身边只有数十骑士，但曹军虽然数量众多，却怯于一战，面对张飞的阻击，只能逡巡不前。


因此，避免行军后作战，是古代军队的重中之重，即便是以耐力颇佳闻名的唐末五代第一强军“沙陀鸦儿军”也是一样，鸦儿军的最高指挥者李存勖就对此十分重视。

在梁晋沿黄河对峙的时期，晋王李存勖在训练士卒和行军过程中，为了确保骑兵在作战时具备持续的作战能力，曾下令：“骑兵不见敌，不得骑马。”他严格约束士卒，对违反这一军令的军士，最高可处以斩刑。



李存勖并非不想利用马匹提高行军速度，而是为了保证骑兵在作战时能够发挥出足够的冲击力，才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安排。这种政策虽有不便，但在两害相权之下，只能选择相对更优的方案，这实在是无奈之举。


军队强行军下所产生的巨大损耗，实在需要古代将领慎重考虑。正所谓“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古代行军过程中，并非随时随地都要讲究“兵贵神速”。

 

参考文献：

杨生民《中国里的长度演变考》

唐玉萍《简论明代庚戌之变》

陈寿《三国志》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湘桥蓬蒿人‍‍‍‍‍‍‍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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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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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700 字

阅 读 需 要 12 分 钟 


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鞑靼部首领俺达汗在久围大同不克之后，移寇东去，自古北口长驱，杀掠怀柔、顺义吏民无算，明军一触即溃，立营于潞河东二十里之孤山（今通州东北）、汝口等处，兵锋直指京畿，京师戒严。

彼时的大明京师，自土木堡之变后久未遭兵祸，嘉靖皇帝急忙下令各镇边军入京畿勤王，此时的明军边帅仇鸾在居庸关暂住听征，当俺达突袭进入京畿后，仇鸾听诏八月十七日（戊寅）从居庸关出发，八月十八日（己卯）抵达通州列阵，仅仅一天一夜，急行约莫150里（此为明里计数，1明里为180丈，约莫现代560米），救援速度之快让嘉靖皇帝都感到十分惊喜。


那么，昼夜奔袭150里的急行军，在古代军队中是否很难实现，古代的急行军一天大多能走多少里？


困难重重：被制约的行军速度


“所谓踵军者，去大军百里，期于会地，为三日熟食，前军而行，为战合之表。”
                                               ——《尉缭子》

在先秦时期的兵法著作《尉缭子》中，记述了那个时代真实的行军速度，步兵日行仅为30-40里速度。虽然军事科技和道路条件在不断发展，但是自秦汉到明清，关于行军速度这一方面，一直没能取得太大的进步，《尉缭子》中提到的行军速度，也是古代军队普遍的速度，要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从古代行军条件身上说起。

军队规模、道路系统以及辎重补给，都是决定军队行军速度的重要因素，但这些条件在古代都饱受制约。


在古代，道路条件相对十分恶劣，一支庞大的军队行进时会面临诸多困难。而行军速度的快慢往往取决于其中最慢的部分，也就是辎重运输的速度。古代行军辎重的运输一般使用车辆、驮马，位于军队的后方，当辎重部队行进时，道路已然经过大部队踩踏，更加崎岖难行，势必会拖累行军的整体速度。

除此之外，行军路上的各种防护、探查等必要的安全措施，也会显著延缓军队的行进速度。

在影视剧中，士兵们甲胄齐整地行军是常见的场景，但在古代战场上，这种情况却很少出现。古代的甲胄重量很大，即便是明清时期流行起来的、因较为轻便而被推广的布面甲，也有20多斤的重量（《明会典》：“造甲，每副重二十四斤至二十五斤……”），加上其他的武器装备，长途行军对于士兵的体力会是一个不小的消耗。因而，古代的士兵并不会穿着盔甲行军，一般行军中，盔甲通常由牲畜或民夫驮着。至于兵士，则需要尽量节省行军中的体力以保证在肉搏战中能拼尽全力。


古代士兵在行军时不穿盔甲，也是偷袭战术屡屡奏效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旦遭遇突袭，未穿甲胄的军队往往会在装备精良的敌军面前遭受单方面的屠杀，结果自然是大败亏输。所以，如何防备敌军的偷袭十分考验古代将领的能力，通过游骑、侦骑等散布四方，从而来侦察敌情是否有埋伏成为防范偷袭的主要手段。

以明朝为例，明军中的塘报骑兵就是专门执行防范偷袭、探查敌情、汇报信息这类任务的。当军队开拔离开营寨之后，明军塘骑就要外出侦查。塘骑以塘为编制，每个塘有五人，这五个人在侦查时不能离开彼此的视线。同时，每人都要装备信炮，以便遭遇突发事件时给大军报警。


明军大军在行军时，不管军队兵分几路，每一路都要设置二十四塘骑兵，这些塘骑每人之间相距一里，广泛散布遥相呼应，最多可散布二十余里，之后游骑再将探查到的情况汇集给大部队，确保前路没有敌军的埋伏。此外，塘骑作为军队的眼睛侦测四方，行军前方的道路情况、水源情况等问题也需要了解清楚，在做到这些后，大部队才可以加速行军。

游骑的探查措施在行军中尤为必要，在历史上，即便是军事经验丰富的将官也会在这个问题上碰壁。洪武五年（1372），明军名将李文忠率军远征漠北，当李文忠在土剌河一带击败北元将领哈剌章、蛮子后，翻过燕然山一路追击元军至称海。在李文忠携胜而还的路上，李文忠军因为游骑探查工作不到位，夜里走错了路，一度找不到水源，数万百战之师险些尽数陨落草原。


游骑、侦骑的探查确保了大军行军路上的安全，也迟滞了大军整体行军的速度。不过事有例外，如果遇上某些特殊情况，轻装上路的军队也可能达到日行百里。一支规模不大的部队舍弃辎重，缩小探查范围，只是为了某个迫切的目标进行急行军，这在古代战争史上也算不上稀奇。

同光元年（923）十月，梁晋争霸进入后期，李存勖自杨刘渡河，进抵郓州，命令李嗣源为前锋，攻破中都，擒获王彦章后。李存勖否决了唐军诸将都认为应先攻占青州、齐州、徐州、兖州等地后窥伺梁军的建议。下令李嗣源丢弃辎重、攻城器械等物资，轻骑奔袭汴州，攻取后梁国都。李嗣源前军倍道兼行，初九日抵达汴州，不到十日内后唐前军纵横数百里疾进，完全打破了梁末帝朱友贞的部署，兵临城下之际，朱友贞自杀，后梁灭亡。


李存勖挥斥方遒、李嗣源奔袭灭梁的故事磅礴至今，不过李存勖、李嗣源此举并不冒进，而是审时度势之后的决定。彼时后梁各路大军在外难以支援，后唐军又素来耐苦，李存勖才得以灭梁成功，如果没有训练有素的军队和特殊的战场形势，这样丢弃辎重强行军的战法几乎是自取灭亡。

总的来说，在种种制约下，古代军队“常行军”的每日不过三十里到四十里左右，而一日行军一百多里，几乎是丢弃物资、轻装简行之后所能达到的行军速度极限。



困难重重：被制约的行军速度


《孙子兵法》说：

“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

也就是说，每天一百里的强行军，只有体力好的士卒可以跟上，体力差的只能落在后面，高强度的急行军会导致大量的士卒掉队。

在浩繁的史籍资料中，“倍道”一词频频出现，倍道，也就是用加倍的速度行进、兼程赶路的意思。历史上，诸如嘉靖时期仇鸾部众一昼夜的行军速度达到一百五十里的倍道行军并不鲜见，但能在急行军之后，像仇鸾军一样保持战斗力的却不多。


《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记载了曹操在当阳时急行军追击刘备的情况：

“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

在此次追击战中，曹操的轻骑兵一天一夜急行300里（汉里的距离短于明里，大约相当于后世的120公里）。对此，诸葛亮曾形容其为“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认为这样的军队难以保持强大的战斗力。事实上，曹操军能够达到如此惊人的行军速度，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派出的是一支舍弃了辎重、一人多马的精锐轻骑兵。



而无论什么样的军队，在长途奔袭后也很难维持后续作战能力。尽管轻骑兵在装备上尽量精简，但仍需配备基本的甲胄、弓箭和武器等。这些装备加上骑士本身的重量，对马匹来说是不小的负担。而在骑兵作战中，马匹的耐力极为有限，其优势主要在于奔跑时的冲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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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正史中记载，张飞仅率二十骑兵便敢在长坂桥拦截曹军，曹军之中“敌皆无敢近者”。这一记载或许并非过分夸张。经过高强度行军后，曹军已然疲惫不堪，而张飞则占据有利地形，以逸待劳，体力充沛。尽管张飞身边只有数十骑士，但曹军虽然数量众多，却怯于一战，面对张飞的阻击，只能逡巡不前。


因此，避免行军后作战，是古代军队的重中之重，即便是以耐力颇佳闻名的唐末五代第一强军“沙陀鸦儿军”也是一样，鸦儿军的最高指挥者李存勖就对此十分重视。

在梁晋沿黄河对峙的时期，晋王李存勖在训练士卒和行军过程中，为了确保骑兵在作战时具备持续的作战能力，曾下令：“骑兵不见敌，不得骑马。”他严格约束士卒，对违反这一军令的军士，最高可处以斩刑。



李存勖并非不想利用马匹提高行军速度，而是为了保证骑兵在作战时能够发挥出足够的冲击力，才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安排。这种政策虽有不便，但在两害相权之下，只能选择相对更优的方案，这实在是无奈之举。


军队强行军下所产生的巨大损耗，实在需要古代将领慎重考虑。正所谓“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古代行军过程中，并非随时随地都要讲究“兵贵神速”。

 

参考文献：

杨生民《中国里的长度演变考》

唐玉萍《简论明代庚戌之变》

陈寿《三国志》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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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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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000 字

阅 读 需 要 10 分 钟 


首先，大家来阅读一下这首古诗：


南巷有贵人，高盖驷马车。

我问何所苦，四十垂白须。

答云君不知，位重多忧虞。

北里有寒士，瓮牖绳为枢。

出扶桑枣杖，入卧蜗牛庐。

散贱无忧患，心安体亦舒。

东邻有富翁，藏货遍五都。

东京收粟帛，西市鬻金珠。

朝营暮计算，昼夜不安居。

西舍有贫者，匹妇配匹夫。

布裙行赁舂，裋褐坐佣书。

以此求口食，一饱欣有馀。

……

——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其十五）》



我们知道，东、南、西、北是四个最基本的地理方位词，古时我们的祖先根据太阳确定四方，日出之向为东，日落之向为西，阳光正射之向为南，背阳之向为北。但从词源上说，这四个字与其古字本义都没有直接的关系，是后来假借为四方之名，用来表示方位的概念。



语言是社会的折射。从这首诗中我们不难看出“东”“南”常与富贵相伴，而“西”“北”又与贫寒相随。这一首诗用了四个方位词充分展现出人们的传统文化观念。就像国人常说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而不说“西海”“北山”；说“喝西北风”而不说“喝东南风”，这其中都潜藏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心理。


东、南为尊

西、北为卑


古往今来，在我们的文化观念中，方位总是和尊卑等级联系在一起。东西相对时，往往以东为尊，以西为卑。东方是太阳升起的方向，而太阳给人们带来光明、温暖和希望，因此在古人眼里，东方就意味着光明和新生，所以在传统风俗中以东为大，以东为尊。



古人将司春之神称为“东后”“东君”，就是因为春从东来，由东生。古代在五侯之上的皇帝及皇太子的居室要讲究“东位”，如“东内”是唐大明宫的别称，“东宫”则是太子的代称。



《旧唐书·地理志一》：“东内曰大明宫，……高宗以后，天子常居东内。”


《诗·卫风·硕人》：“东宫之妹，邢侯之姨。”孔颖达疏：“太子居东宫，因以东宫表太子。” 


古代皇宫和官舍在“东堂”，王侯显贵者要住“东第”，帝王行封禅事昭告天下太平谓“东对”，贵族子弟学校称“东横”，科举考试及第为“东堂桂”。


这些词语十分直观地展现了东方的尊贵，可以说是当时人们社会理想的外化表现。《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也有：“位为通侯，居列东第。”后来，“东第”便泛指富贵人家的住宅。这种尊东的观念一直影响至今，在农村父母子女同住时，父母必须居住在东边的房间，长幼尊卑划分得十分清楚。



与“东”相对的“西”，是太阳下山的地方，因此，它象征着黑暗、死亡，常常让人感到恐怖和不祥。《论衡·四讳》中有：


“俗有大讳四，一曰讳西益宅。西益宅之不祥，不祥必有死亡，相惧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


古人将西方与不祥、死亡联系在一起，今天我们把“死亡”称为“上西天”“驾鹤西去”，就是这种传统观念的反映。纵观古代文学作品，“西”也常被借用到古诗中，烘托悲痛、伤感的情绪。



另外，古人还认为东属阳，西属阴，如此，东西方位还常与男女两性联系在一起。《古乐府·日出东南隅行》：“东方千馀骑，夫骑居上头。”诗中女子罗敷自述其夫居官高贵，以“东方千骑”，形容夫婿的显赫。后便以“东方骑”指女子找到一个极好的夫婿。



文学作品中，女子所在的方位也常常写在西边。如南朝梁武帝《拟明月照高楼》：“君如东扶景，妾似西柳烟。”还有“西厢”“西楼”都指女子的住所。这些都是西阴东阳文化内涵的反映。当然，一定程度上也是男尊女卑思想观念的体现。


当南北相对时，南往往处于尊位。由于我国位于北半球，阳光是从南面照射过来的，人类都有喜暖恶寒的倾向，因此卑阴而尊阳。有诗云：“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种春风有两般。”人的荣华富贵与草木的繁荣茂盛相似，所以“南”又有富贵的象征意义。


再说北方，学者吕洪年认为，由于太阳一天的运行经过东、南、西三方，北方是太阳不到之处，所以，在四方位空间观念最初形成之际，北方就被认为是阴间地狱所在的方位。古代埋葬死人时大都埋在居住区的北面，而且有的还讲究要朝北。《礼记·檀弓下》记载：


“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之幽之故也。”


历史上有名的墓葬场就位于洛阳城北面的北邙山上。

 

这也就很好地回答了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因为东南为尊，因此常常象征着权力、光明、富贵和繁荣；西北为卑，则代表着贫瘠、寒微和穷困潦倒。


我是谁，我在哪儿？


中国向来讲究礼仪和秩序，古代封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高低尊卑泾渭分明，尊卑在座次上也有着鲜明的体现，而“东西南北”已经被人们赋予了尊卑隐喻，那么就有了以方位安排座位来区别尊卑。


在古代文献典籍中，以方位体现尊卑观念的记载随处可见。例如《周礼·曲礼上》有：


“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主人坐东面西，客人坐西面东。”


所以，当家里来客人时，主人一般是将宾客安排在西边，面向东，而自己坐在东边，面向西，以此来表达对宾客的尊敬。



古代中国常将老师称作“西席”“西宾”，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自古就有尊师重道的传统，因此一定会把老师安排在西边的座位。东汉时期，汉明帝刘庄为太子刘炟（后为汉章帝）聘请经学大师桓荣为太傅。据《后汉书·桓荣传》记载，明帝亲临太学听桓荣讲经时，为表尊师之礼，特设坐席于讲堂西侧（面朝东方），自居东面听讲。唐代以后，“西席”逐渐脱离具体场景，成为对私塾先生、教师的泛称。如《红楼梦》第二回有“（贾雨村）做了林如海的西宾”，这里“西宾”即“西席”的同义表达。


当然，如果有不喜欢、瞧不起的人来赴宴，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把他安排在东边就座。



《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


“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


这就是那场著名的“鸿门宴”上的座次安排。项羽设鸿门宴欲杀刘邦，将对方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并不把对方作为尊客嘉宾看待，因此在席位的安排上，把己方放在尊位，对方则在卑位。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会将“尊者东面，卑者西面”与现在人们请客吃饭时说的“做东”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做东”一词与方位尊卑关系不大。“做东”是“做东道主”的简称。而“东道主”一词源于中国古代的一个著名历史事件。《左传·僖公三十年》记载，春秋时期，晋国联合秦国围攻郑国（今河南境内）。郑国弱小，危在旦夕。郑国大夫烛之武夜见秦穆公，以利害关系游说秦国退兵。烛之武对秦穆公说：


“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


意思是说如果秦国放过郑国，让郑国作为秦国东方道路上的主人（东道主），秦国的使者途经郑国时，郑国可提供物资补给，这对秦国有利无害。最终秦穆公被说服，撤兵并与郑国结盟。后来“东道主”逐渐开始泛指接待宾客的主人。 


 

出于维护礼制秩序的需要，古代的人们十分重视自己在四方之中的“位置”，古时的“南面”（面朝南边）“北面”（面向北边）还有着特殊的意义。


古代以坐北朝南为尊位，故天子、诸侯见群臣，或卿大夫见僚属，皆南面而坐，如《易经·说卦》说“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庄子·盗跖》也以“南面称孤”指代君主权威。后来“南面”便引申为泛指帝王的统治。中国古代的宫殿、都城、住宅也多以坐北朝南为正向，南方成为权力和正统的象征。


而臣子见天子或下属见诸侯、大夫则相反。古代臣子面北朝拜君主，《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强化了北方作为臣服方位的象征。


人生指南：

犹豫，就会败北



前文已述，在古代中国，南方被尊为至高无上的方位，在古代方位系统中，常以南作为基准。不过说到“指南”一词，我们就不得不提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了。早在战国时期，我们聪明的祖先就制造出了初代指南针——司南。



东汉学者王充在《论衡》中记载：


“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


因此“指南”成为约定俗成的说法。同时，从实用和习惯角度出发，“指南”相较于“指北”更易被理解和记忆。古代海图多采用“上南下北”布局，以南方为正向基准更直观，如《郑和航海图》就是以指南定位为主导。


而“败北”一词则要从“北”的甲骨文说起。甲骨文中的“北”，就好像两个人背靠背站立着，而金文、小篆将“北”会意为二人相背，认为“北”是“背”的古字。许慎在《说文解字》解释道：“北，苝也。从二人相背。”段玉裁注：“军奔曰北，其引申之义也。”



古代战争以战车和方阵为主，士兵转身逃跑会将后背暴露给敌人，是很危险的状态。因此“北”（背对敌人）成为战败的象征。《史记·项羽本纪》中有“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未尝败北”。《韩非子·五蠹》说“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这里的“降北”即为投降败逃之义。


所以“败北”一词和方向本身关系不大。战败的关键动作是“转身背敌”，而非逃向南方或北方。即使败军向南跑，依然称为“败北”。古代汉语中，“北”已固定为“败逃”的专称，如“追亡逐北”（追赶败逃的敌人）、“北军”（溃败的军队）。

 


中华民族文化历史悠久，所以汉语中大部分的词语，都与历史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方位”不仅是地理概念，还被赋予了多重意义，展现了我们的思想、观念、礼俗和情感，使汉语方位词承载了远超空间指示功能的丰富内涵，成为打开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


参考文献：

[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

[3]吴佳娣.浅谈自然方位词的文化内涵[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08,(02):28-29.

[4]纪国泰.试论《辞源》“西席”释义的引文不当[J].时代文学(理论学术版),2007,(05):43-44.

[5]贾吉峰.汉语空间方位词“东、西、南、北”浅论[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2,(12):147-149.

[6]程雅.“败北”史料考源及意义流变[J].汉字文化,2024,(13):126-128.

[7]靳雅姝.“东西南北”与方位文化[D].延边大学,2003.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西洲‍‍‍‍‍‍‍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曲晨溪（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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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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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000 字

阅 读 需 要 10 分 钟 


首先，大家来阅读一下这首古诗：


南巷有贵人，高盖驷马车。

我问何所苦，四十垂白须。

答云君不知，位重多忧虞。

北里有寒士，瓮牖绳为枢。

出扶桑枣杖，入卧蜗牛庐。

散贱无忧患，心安体亦舒。

东邻有富翁，藏货遍五都。

东京收粟帛，西市鬻金珠。

朝营暮计算，昼夜不安居。

西舍有贫者，匹妇配匹夫。

布裙行赁舂，裋褐坐佣书。

以此求口食，一饱欣有馀。

……

——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其十五）》



我们知道，东、南、西、北是四个最基本的地理方位词，古时我们的祖先根据太阳确定四方，日出之向为东，日落之向为西，阳光正射之向为南，背阳之向为北。但从词源上说，这四个字与其古字本义都没有直接的关系，是后来假借为四方之名，用来表示方位的概念。



语言是社会的折射。从这首诗中我们不难看出“东”“南”常与富贵相伴，而“西”“北”又与贫寒相随。这一首诗用了四个方位词充分展现出人们的传统文化观念。就像国人常说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而不说“西海”“北山”；说“喝西北风”而不说“喝东南风”，这其中都潜藏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心理。


东、南为尊

西、北为卑


古往今来，在我们的文化观念中，方位总是和尊卑等级联系在一起。东西相对时，往往以东为尊，以西为卑。东方是太阳升起的方向，而太阳给人们带来光明、温暖和希望，因此在古人眼里，东方就意味着光明和新生，所以在传统风俗中以东为大，以东为尊。



古人将司春之神称为“东后”“东君”，就是因为春从东来，由东生。古代在五侯之上的皇帝及皇太子的居室要讲究“东位”，如“东内”是唐大明宫的别称，“东宫”则是太子的代称。



《旧唐书·地理志一》：“东内曰大明宫，……高宗以后，天子常居东内。”


《诗·卫风·硕人》：“东宫之妹，邢侯之姨。”孔颖达疏：“太子居东宫，因以东宫表太子。” 


古代皇宫和官舍在“东堂”，王侯显贵者要住“东第”，帝王行封禅事昭告天下太平谓“东对”，贵族子弟学校称“东横”，科举考试及第为“东堂桂”。


这些词语十分直观地展现了东方的尊贵，可以说是当时人们社会理想的外化表现。《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也有：“位为通侯，居列东第。”后来，“东第”便泛指富贵人家的住宅。这种尊东的观念一直影响至今，在农村父母子女同住时，父母必须居住在东边的房间，长幼尊卑划分得十分清楚。



与“东”相对的“西”，是太阳下山的地方，因此，它象征着黑暗、死亡，常常让人感到恐怖和不祥。《论衡·四讳》中有：


“俗有大讳四，一曰讳西益宅。西益宅之不祥，不祥必有死亡，相惧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


古人将西方与不祥、死亡联系在一起，今天我们把“死亡”称为“上西天”“驾鹤西去”，就是这种传统观念的反映。纵观古代文学作品，“西”也常被借用到古诗中，烘托悲痛、伤感的情绪。



另外，古人还认为东属阳，西属阴，如此，东西方位还常与男女两性联系在一起。《古乐府·日出东南隅行》：“东方千馀骑，夫骑居上头。”诗中女子罗敷自述其夫居官高贵，以“东方千骑”，形容夫婿的显赫。后便以“东方骑”指女子找到一个极好的夫婿。



文学作品中，女子所在的方位也常常写在西边。如南朝梁武帝《拟明月照高楼》：“君如东扶景，妾似西柳烟。”还有“西厢”“西楼”都指女子的住所。这些都是西阴东阳文化内涵的反映。当然，一定程度上也是男尊女卑思想观念的体现。


当南北相对时，南往往处于尊位。由于我国位于北半球，阳光是从南面照射过来的，人类都有喜暖恶寒的倾向，因此卑阴而尊阳。有诗云：“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种春风有两般。”人的荣华富贵与草木的繁荣茂盛相似，所以“南”又有富贵的象征意义。


再说北方，学者吕洪年认为，由于太阳一天的运行经过东、南、西三方，北方是太阳不到之处，所以，在四方位空间观念最初形成之际，北方就被认为是阴间地狱所在的方位。古代埋葬死人时大都埋在居住区的北面，而且有的还讲究要朝北。《礼记·檀弓下》记载：


“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之幽之故也。”


历史上有名的墓葬场就位于洛阳城北面的北邙山上。

 

这也就很好地回答了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因为东南为尊，因此常常象征着权力、光明、富贵和繁荣；西北为卑，则代表着贫瘠、寒微和穷困潦倒。


我是谁，我在哪儿？


中国向来讲究礼仪和秩序，古代封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高低尊卑泾渭分明，尊卑在座次上也有着鲜明的体现，而“东西南北”已经被人们赋予了尊卑隐喻，那么就有了以方位安排座位来区别尊卑。


在古代文献典籍中，以方位体现尊卑观念的记载随处可见。例如《周礼·曲礼上》有：


“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主人坐东面西，客人坐西面东。”


所以，当家里来客人时，主人一般是将宾客安排在西边，面向东，而自己坐在东边，面向西，以此来表达对宾客的尊敬。



古代中国常将老师称作“西席”“西宾”，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自古就有尊师重道的传统，因此一定会把老师安排在西边的座位。东汉时期，汉明帝刘庄为太子刘炟（后为汉章帝）聘请经学大师桓荣为太傅。据《后汉书·桓荣传》记载，明帝亲临太学听桓荣讲经时，为表尊师之礼，特设坐席于讲堂西侧（面朝东方），自居东面听讲。唐代以后，“西席”逐渐脱离具体场景，成为对私塾先生、教师的泛称。如《红楼梦》第二回有“（贾雨村）做了林如海的西宾”，这里“西宾”即“西席”的同义表达。


当然，如果有不喜欢、瞧不起的人来赴宴，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把他安排在东边就座。



《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


“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


这就是那场著名的“鸿门宴”上的座次安排。项羽设鸿门宴欲杀刘邦，将对方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并不把对方作为尊客嘉宾看待，因此在席位的安排上，把己方放在尊位，对方则在卑位。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会将“尊者东面，卑者西面”与现在人们请客吃饭时说的“做东”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做东”一词与方位尊卑关系不大。“做东”是“做东道主”的简称。而“东道主”一词源于中国古代的一个著名历史事件。《左传·僖公三十年》记载，春秋时期，晋国联合秦国围攻郑国（今河南境内）。郑国弱小，危在旦夕。郑国大夫烛之武夜见秦穆公，以利害关系游说秦国退兵。烛之武对秦穆公说：


“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


意思是说如果秦国放过郑国，让郑国作为秦国东方道路上的主人（东道主），秦国的使者途经郑国时，郑国可提供物资补给，这对秦国有利无害。最终秦穆公被说服，撤兵并与郑国结盟。后来“东道主”逐渐开始泛指接待宾客的主人。 


 

出于维护礼制秩序的需要，古代的人们十分重视自己在四方之中的“位置”，古时的“南面”（面朝南边）“北面”（面向北边）还有着特殊的意义。


古代以坐北朝南为尊位，故天子、诸侯见群臣，或卿大夫见僚属，皆南面而坐，如《易经·说卦》说“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庄子·盗跖》也以“南面称孤”指代君主权威。后来“南面”便引申为泛指帝王的统治。中国古代的宫殿、都城、住宅也多以坐北朝南为正向，南方成为权力和正统的象征。


而臣子见天子或下属见诸侯、大夫则相反。古代臣子面北朝拜君主，《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强化了北方作为臣服方位的象征。


人生指南：

犹豫，就会败北



前文已述，在古代中国，南方被尊为至高无上的方位，在古代方位系统中，常以南作为基准。不过说到“指南”一词，我们就不得不提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了。早在战国时期，我们聪明的祖先就制造出了初代指南针——司南。



东汉学者王充在《论衡》中记载：


“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


因此“指南”成为约定俗成的说法。同时，从实用和习惯角度出发，“指南”相较于“指北”更易被理解和记忆。古代海图多采用“上南下北”布局，以南方为正向基准更直观，如《郑和航海图》就是以指南定位为主导。


而“败北”一词则要从“北”的甲骨文说起。甲骨文中的“北”，就好像两个人背靠背站立着，而金文、小篆将“北”会意为二人相背，认为“北”是“背”的古字。许慎在《说文解字》解释道：“北，苝也。从二人相背。”段玉裁注：“军奔曰北，其引申之义也。”



古代战争以战车和方阵为主，士兵转身逃跑会将后背暴露给敌人，是很危险的状态。因此“北”（背对敌人）成为战败的象征。《史记·项羽本纪》中有“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未尝败北”。《韩非子·五蠹》说“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这里的“降北”即为投降败逃之义。


所以“败北”一词和方向本身关系不大。战败的关键动作是“转身背敌”，而非逃向南方或北方。即使败军向南跑，依然称为“败北”。古代汉语中，“北”已固定为“败逃”的专称，如“追亡逐北”（追赶败逃的敌人）、“北军”（溃败的军队）。

 


中华民族文化历史悠久，所以汉语中大部分的词语，都与历史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方位”不仅是地理概念，还被赋予了多重意义，展现了我们的思想、观念、礼俗和情感，使汉语方位词承载了远超空间指示功能的丰富内涵，成为打开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


参考文献：

[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

[3]吴佳娣.浅谈自然方位词的文化内涵[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08,(02):28-29.

[4]纪国泰.试论《辞源》“西席”释义的引文不当[J].时代文学(理论学术版),2007,(05):43-44.

[5]贾吉峰.汉语空间方位词“东、西、南、北”浅论[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2,(12):147-149.

[6]程雅.“败北”史料考源及意义流变[J].汉字文化,2024,(13):126-128.

[7]靳雅姝.“东西南北”与方位文化[D].延边大学,2003.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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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西洲‍‍‍‍‍‍‍
编辑 | 胡心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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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 dent- 和 tooth 是同源的，意思也相同，只不过前者借自拉丁语(或法语)而后者是英语本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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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止这俩，英语还有第三个表示牙齿的词根——odont-，比如 odontology(牙科学)，odontoid(齿状的)，这个词根来自希腊语，和前面提到过的拉丁词根 dent-、英语本土 tooth 全部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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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英语、拉丁语、希腊语都属于印欧语系，在很多年前是同一种语言，因此他们彼此之间有大量同源词是很正常的事情，「牙齿」就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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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这三种语言分开之前，原始印欧语是怎么说牙齿的呢？——*h₃dó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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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之后这个词走了三条路，演变为了英语中的三个词 / 词根：*h₃dónts>*tanþs(原始日耳曼语，词首辅音前喉音消失，格林定律推移 d>t>þ，短元音 o 变 a)>tōþ(古英语，北海日耳曼语擦音前鼻音消失，并导致前面的短 a 延长再高化至ō)>tooth(现代英语)
    2. \n
  2. *h₃dónts>*h₃dn̩ts(零级形式)>*dents(原始意大利语，词首辅音前喉音消失)>dēns(拉丁语，dēns 是主格，很多变形依然保留了 dent- 的形式，比如宾格为 dentem。后代包括意大利语 dente，葡萄牙语 dente，西班牙语 diente，罗马尼亚语 dinte，加泰罗尼亚语 / 奥克语 dent，法语 dent 等)→借入英语 dent-
    3. \n
  3. *h₃dónts>*odónts(原始希腊语，词首辅音前的第三喉音 h₃元音化为 o)>odoús(古典希腊语(已拉丁转写)，odoús 是主格，很多变形依然保留了 odont- 的形式，比如宾格 odónta)→借入英语 odont-
    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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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为什么英语会通过借词整出这三个同源同义不同形的词或词根……因为很长一段时间盎撒人以尊法、拉丁、希腊为荣，借了大量法语 / 拉丁 / 希腊词汇，同在造高级词汇时也倾向于使用法语 / 拉丁 / 希腊词根而非本土词(这点其实不止盎撒人，整个欧洲或多或少都有这种倾向，只是盎撒人的这种倾向很大)，就类似于——近代日本人在造高级词汇时也倾向于使用汉语词(音读)而非和语词。日本人造了不少和制汉语，盎撒人同样造了不少「盎制拉丁语 / 希腊语」，比如 internet 就是美国人用拉丁词根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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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一些英语中类似的「同源同义不同形」词 / 词根例子(按本土，拉丁，希腊的顺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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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ver,super-,hyper-
    • \n
  • un-,in-(im-/ir-/il-),a-(元音或 h 前作 an-)
    • \n
  • heart,cordi-/core,cardio-
    • \n
  • night,nocto-,nycto-
    • \n
  • foot-,pedo-,podo-
    • \n
  • tear,lacrimal,dacr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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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wo-,duo-/bi-,di-/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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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ree,tri-,t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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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our,quart-/quadr-,tetra-
    • \n
  • five,quint-,penta-
    • \n
  • six-,sex-,he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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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ven,sept-,h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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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ight,octo-,octo-/octa-
    • \n
  • nine,nona-,ennea-
    • \n
  • ten,deci-,d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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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undred,centi-/cent-,hecato-/he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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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 dent- 和 tooth 是同源的，意思也相同，只不过前者借自拉丁语(或法语)而后者是英语本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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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止这俩，英语还有第三个表示牙齿的词根——odont-，比如 odontology(牙科学)，odontoid(齿状的)，这个词根来自希腊语，和前面提到过的拉丁词根 dent-、英语本土 tooth 全部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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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英语、拉丁语、希腊语都属于印欧语系，在很多年前是同一种语言，因此他们彼此之间有大量同源词是很正常的事情，「牙齿」就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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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这三种语言分开之前，原始印欧语是怎么说牙齿的呢？——*h₃dó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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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之后这个词走了三条路，演变为了英语中的三个词 / 词根：*h₃dónts>*tanþs(原始日耳曼语，词首辅音前喉音消失，格林定律推移 d>t>þ，短元音 o 变 a)>tōþ(古英语，北海日耳曼语擦音前鼻音消失，并导致前面的短 a 延长再高化至ō)>tooth(现代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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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为什么英语会通过借词整出这三个同源同义不同形的词或词根……因为很长一段时间盎撒人以尊法、拉丁、希腊为荣，借了大量法语 / 拉丁 / 希腊词汇，同在造高级词汇时也倾向于使用法语 / 拉丁 / 希腊词根而非本土词(这点其实不止盎撒人，整个欧洲或多或少都有这种倾向，只是盎撒人的这种倾向很大)，就类似于——近代日本人在造高级词汇时也倾向于使用汉语词(音读)而非和语词。日本人造了不少和制汉语，盎撒人同样造了不少「盎制拉丁语 / 希腊语」，比如 internet 就是美国人用拉丁词根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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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一些英语中类似的「同源同义不同形」词 / 词根例子(按本土，拉丁，希腊的顺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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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从几何分析和进球概率上来看，上角球最刁钻也难守。但刁钻的射门角度又会带来另一个风险：球容易射到球门外或撞到球门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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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点球大战中罚失点球的原因很多，但归结起来主要有两方面：门将扑救水平和主罚球员罚球的质量。点球射门的方向是影响罚球质量的重要因素。一记高质量的点球，除了要有力量外，还要有刁钻的角度。例如在 2018 年世界杯 1/8 决赛哥伦比亚对阵英格兰的点球大战中，哥伦比亚队主罚球员夸德拉多射向左上角的点球角度就非常刁钻（图 1）。这种情况下，即使守门员判断出了正确方向，也很难守得住。然而刁钻的射门角度又会带来另一个风险：球射到球门外或撞到球门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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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哥伦比亚队夸德拉多的左上角点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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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球大战中，主罚球员到底应该往哪个方向射？研究表明[1]，守门员容易扑救的范围是有限的，这个范围近似为一个半圆（跳跃包线）区域，我们称为“扑救区”（红色），扑救区外的球门区域称为“死亡区”（图 2）。根据每个门将身高、臂长以及反应速度不同，扑救区的范围又有大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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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跳跃包线和扑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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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向扑救区的点球被扑住的概率约为 50%，而射向死亡区的点球被扑住的概率只有不到 20%[2]。因此，点球想要让对方守门员难以扑住，就应该瞄准球门左右两侧的死亡区射门。但为了不让点球射到球门外或撞到球门框上，又应该尽可能地让球远离球门左右两侧的立柱和上方的横梁。那有没有完美的点球瞄准点，既能让守门员难以扑住，又能最大程度确保球不射到球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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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几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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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 中不难看出，当我们将点球的瞄准点从球门的底角往上移动到顶角时，球门死亡区的宽度逐渐增大了。因此，球门左右两侧的底角并不是最好的选择。此外，低位射门时球还很容易触及地面，这会降低球的速度并降低守门员扑球的难度。因此，点球应瞄准死亡区较高的位置，并让球尽可能远离跳跃包线、球门横梁和立柱。为了找到这样的瞄准点，本文建立如图 5 所示的坐标系，其中 a = 3.66 m 为球门的半长，b = 2.44 m 为球门的高度，R 为跳跃包线的半径，本文假定 R = 2.85 m。从几何角度来讲，最满足条件的点是与跳跃包线、球门横梁和立柱同时相切的圆的圆心，即图 3 中的 P 点。在球门左侧对称的位置还有一个这样满足条件的点，下文仅以右侧的 P 点为例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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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最佳瞄准点的几何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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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确定 P 点的准确位置并不难，假定其坐标为 (x, y)，根据图 3 中几何关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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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x = a - r 和 y = b - r 代入上式并稍加整理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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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是 r 的一元二次方程，由求根公式可知方程的两个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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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a =3.66 m，b = 2.44 m 和 R = 2.85 m 代入上式，可得一元二次方程的两个解：r = 0.65 m 和 r = 17.25 m。两个解对应的几何情况如图 4 所示，显然 r = 17.25 m 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因此，我们取 r = 0.65 m。这表明，我们要瞄准的目标点 P 位于距离球门横梁和立柱都为 0.65 m 的位置。当然我们也可以给出 P 的坐标 (3.01,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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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一元二次方程的两个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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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模型和求解过程对点球大战的主罚球员有参考意义吗？当主罚球员准备罚球点时，他们会去考虑一元二次方程吗？当然不会，而且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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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最佳瞄准点的参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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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我们有更有效的方法来确定 P 的大致位置：0.65 m 差不多是一个正常身高守门员的臂长。如果让守门员以图 5 的方式站立在门柱旁，P 点刚好位于守门员的头右侧一点点。包括女子足球在内的专业比赛中，守门员的身高都比较高。例如克罗地亚队门将多米尼克·利瓦科维奇身高 188 cm，而中国女足门将赵丽娜身高也是 188 cm。因此这种确定 P 点大致位置的方式既适用于男足，也适用于女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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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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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中几何模型给出了点球最佳瞄准点的精确位置，但我们没有足够精细的数据来确认这个精确位置。罚点球的运动员不会瞄准一个精确的点，而是一个大致的区域。几何模型确定的最佳瞄准点位于球门的右上角。因此，只要实际数据表明瞄准右上角的点球得分频率高于其它区域就能一定程度上证明几何模型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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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数据集对球门区域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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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通过分析 Kaggle 数据集[3,4]来证明几何模型的合理性。该数据集给出了 1982 年至 2018 年世界杯点球大战中所有点球的数据。数据集将球门划分为了左上、中上、右上、左中、中、右中、左下，中下和右下 9 个区域（图 6），并记录了每一次点球射向的区域和是否得分。通过对数据的简单统计，我们得到了球门各区射门的次数 N(i), i = 1, 2, ..., 9（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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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各区射门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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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7 中不难看出，射向球门下部的点球明显高于中部和上部，这可能是因为瞄准球门底部相对容易和稳妥。射向球门左侧区域的点球数量明显高于中间和右侧区域，这可能是因为大多数球员都习惯用右脚罚点球。这两个原因的叠加，使得射向左下区的点球数量最多，而射向右上区的点球数量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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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各区进球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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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瞄准一个区域的点球数量多并不意味着进球的次数就多。为此，我们还统计了射入每个区域得分的点球数量 n(i), i = 1, 2, ..., 9（图 8），结果表明，各区进球次数的分布与各区射门次数类似，也是下部高于中部和上部、左侧高于中间和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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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每个区域的射门次数或进球次数并不能看出每个区域的射门成功率。但我们可以用每个区域的进球次数 n(i) 除以射门次数 N(i) 来计算出每个区域的得分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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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图 9 所示。从图中不难发现，射向球门右侧区域的点球得分频率高于左侧和中间区域，这可能是因为大多守门员的左手不如右手灵活（注意：守门员的左右和主罚球员的左右是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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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各区进球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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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们预想的一样，左右两侧的进球频率高于中间区域，而左右两侧区域的上部得分频率也高于中部和下部。左侧区域的得分频率略低于右侧，这表明守门员左右手的差别会使射向左侧区域的点球得分频率略低于右侧。总而言之，射向右上区的点球得分频率最高、其次是右中和左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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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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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确定点球大战中最佳瞄准位置，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点球得分的成功率。根据分析，最佳瞄准点应尽可能远离跳跃包线、球门横梁和立柱。为了找到这样的瞄准点，本文建立了几何模型，确定了最佳瞄准点是与跳跃包线、球门横梁和立柱同时相切的圆的圆心，并通过一元二次方程的求解得到了该点的精确位置：球门内距离横梁和立柱都为 0.65 m 的点。为了能在实践中应用模型的结果，我们还给出了一个快速确定最佳瞄准点大致位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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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验证几何模型的结果，我们对 1982 年至 2018 年世界杯点球大战中所有点球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左右两侧的进球频率高于中间区域，而左右两侧区域的上部得分频率也高于中部和下部。射向右上区的点球得分频率最高、其次是右中和左上区。这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我们几何模型的合理性，因为几何模型给出的点球最佳瞄准点就位于球门的右（或左）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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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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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en Bray. How to take a perfect penalty, 201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bxb9wyH_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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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en Bray. Hitting the spot, 2014: https://plus.maths.org/content/hitting-spot-eu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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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aggle. World cup penalty shootouts: Data for every penalty kick in a world cup shootout from 1982 to 2018, 2020: https://www.kaggle.com/datasets/pablollanderos33/world-cup-penalty-shooto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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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nish Ravilla and Ishika Sanghi. Deciding where to finish: The math behind the penalty shootout, 2021: https://www.bruinsportsanalytics.com/post/penalty_shoot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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