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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九年(1883),身为两江总督的左宗棠在江宁为他所景仰的前辈陶澍、林则徐二人合建了一座专祠,并亲自题写楹联:
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皆不朽;
卅载接音尘,鸿泥偶踏,湘间邢上,今我复重来。
左宗棠的楹联在赞颂陶、林不朽业绩的同时,也以善治两江的后继者自居。陶、林两人曾分别任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两人和衷共济,志同道合,政绩显著。这一年73岁的左宗棠也总督两江,治水、理盐、兴漕、安民,这些当年陶、林在江南殚精竭虑的不朽功业,如今他亦需踵事增华。
1875年到1885年,是左宗棠晚年的最后十年,是他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十年,也是他功业与谤议交织的十年。在这最后的岁月里,他把一生的抱负与时代的困局、帝国的沉疴一并推向了临界:一方面是边疆险情——新疆收复、西北防务的重担——需要他以军略与行政双重手腕应对;另一方面是洋务自强的现实与守旧势力的反对,让他的言行常处舆论漩涡。再加上日渐消瘦的身体与未竟的政治理想频繁碰撞,使他个人的挣扎与成败折射出整个时代的结构性矛盾。
左宗棠的晚年实践体现了传统治理体系与近代化生存需求之间无法调和的撕裂,并浓缩了晚清最根本的困境:旧制度已无力承载王朝存续使命,而变革之路又遭遇层层阻滞。身处王朝崩塌前夜的宿命感,必将是饱含痛苦的。
收复新疆:70岁的“远征将军”
1875年,光绪朝任命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专责督办新疆军务,肩负起收复被阿古柏势力夺占的一片疆土。此时的左宗棠已是六十余岁,年近晚年仍意志刚烈。他以“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部署,首战乌鲁木齐,先打弱势之敌,待北疆收复后,分兵三路攻克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城,打开通往南疆的门户,然后千里跃进,由北向南,由东向西,节节深入,终得全胜,为进一步收复全疆奠定基础。
筹备与动员是这场远征的关键。左宗棠在兰州建立制造局,组织仿制与改良洋式枪炮,并从境内外购置德制克虏伯大炮和大量近代步枪,努力把参战湘军武装成近代化军队,这一举措在战场上显著提升了清军的火力与战斗力。为保障后勤,他铺设多条补给线,兴修屯田和粮局,力图把远征的后勤弱点补牢。
在指挥与通讯上,左宗棠也借助近代手段强化中央与前线的联络,战时利用电报与书牍进行外交与情报往来,使得与沙俄谈判以及对伊犁局势的掌握较以往更为及时。
然而这一切并非无争议。为筹军费,左宗棠动用借款、提前征收协饷,并在东南诸省加征厘金等科目以补兵饷,这种非常财政手段在朝野与舆论中引发激烈论争。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认为收复新疆代价高昂且难以久守,指责西征耗费国力,不如把有限经费用于海防建设。
于是,朝堂之上围绕“塞防”与“海防”的战略分歧,几乎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同时上演。
经过近两年鏖战,清军得以在新疆取得决定性胜利。1877年,阿古柏势力瓦解,清廷又通过《中俄伊犁条约》正式收回伊犁区域,彻底结束了十余年的战乱,令疆土得以安定。
洋务运动的“西北试验”
左宗棠认为守疆需“自给于器”,靠军队之外更要靠本地生产与后勤保障,因此兰州机器织呢局应运而生,成为西北以官办实业服务边防的试验场。他把洋务之策带入西北,不是简单复制江南模式,而是把工业化纳入守塞的整体战略。
兰州机器织呢局从筹建到开工,凝聚了左宗棠数年的谋划与财政支持。1876年前后,他督筹巨款买机器、聘技师,1879—1880年完成安装,1880年9月正式开工,机器设备多从德国引进,蒸汽动力与毛织机投入西北大规模生产,这是当时中国西部首例机器毛纺尝试,是晚清西部地区近代化的重要起点。
但技术移植遭遇了现实的顽症。西北地区的气候、原料、熟练工与市场体系未能同步,运输与维修依赖外方技师,致使成本居高不下,厂子仅运作数年后便难以为继,1883年前后停业。对此,左宗棠主张“以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把初期亏损视为国防与实业试验所必须的投入。
从更广的战略视角看,织呢局并非孤立工程,它与兰州制造局相互配合,体现出左宗棠以工业补军备、以实业固边防的总体思路。即便织厂经济回报有限,但其在增强边防后勤与推动地方现代化观念上的示范作用不可低估。
制度层面的变革也与洋务并行。左宗棠多次上疏建议以州县代军府、设行省以长治久安,他为新疆善后所拟的治理蓝图,最终被朝廷采纳,1884年,清廷下诏设新疆行省,废军府制、置州县,奠定了近代新疆行政格局的雏形。
当然,西北地区的洋务试验并非无争议。保守派与既得利益者对在边疆推行内地式行政、以官办实业推导地方经济的做法有诸多反对声音,一部分批评来自对同化政策的忧虑,另一部分则来自对财政负担与短期经济效益的现实考量。
但总体而言,兰州织呢局的兴衰与新疆建省的行政改制合成一项完整的“西北试验”,它在技术、财政与组织上遭遇挫折,但在边防战略与行政制度上留下了持久影响,成为我们理解晚清如何在危机中以制度创新应对外患的重要注脚。
个人生活:清廉与“绯闻”
左宗棠一生俭约为人所称。朝廷拨给他的养廉银数额可观,但他家中生活极为节省。长期的肺病与反复咯血,加之风湿与眼疾,使他行动多靠人搀扶,但他仍日夜批阅奏章、巡检边防。病苦与操劳交织成了左宗棠暮年的常态。
但左宗棠晚年性情愈发刚烈,他在治政与战略问题上与李鸿章等人公开分歧,主张坚守西北边塞以抵御俄患,反对把有限财力全部倾注海防,这种针锋相对的政治立场使他在朝中既得到拥趸也招致敌手,直到临终仍与一些同僚隔阂深重。
在个人生活方面,网上流传左宗棠70岁的时候娶了个17岁的小妾,而且这小妾还是慈禧赏赐的,左宗棠待此小妾如孙女,最后放她自由。如此戏剧化的故事是真的吗?
左宗棠确有妾室,但真实情况比坊间流传的故事更为朴素。《曾国藩真相录》记载,曾国藩到长沙时见左宗棠坐处闻得小妾洗脚,戏出上联“看如夫人洗脚”,左立即对出下联回怼曾“赐同进士出身”。左宗棠的下联直戳曾国藩的痛处,因为曾国藩虽官至两江总督、一等侯爵,但科举成绩仅是三甲的“同进士出身”,这是他一生耿耿于怀的遗憾,《南亭笔记》里就记载过曾国藩被幕僚私下称为“半个进士”的故事。拿同进士和如夫人类比,可见左宗棠毒舌。
话说回来,曾国藩在长沙看到的左家小妾是谁呢?左宗棠于咸丰二年(1852)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邀,以幕府幕僚身份出仕,当时年仅四十出头。所以这个小妾绝无可能是网传中慈禧赏赐给晚年左宗棠的少女,应是左宗棠的妾室张氏。
左宗棠的一生中,有书面记载的妻妾共三位。
原配周氏出身湘潭富户,才情兼备,著有《饰性斋遗稿》,育有三女一子。因周家富裕,左宗棠曾入赘,直到33岁才将家小迁回湘阴。夫妻情深,却因左宗棠常年征战,相聚极少。1870年周夫人在长沙病逝时,左宗棠远在甘肃,悲痛写下“衰老余年,不遑启处,失兹良助,内顾堪虞”的哀叹,后又在《亡妻周夫人墓志铭》中对其德行给予极高评价。
因周夫人体弱,道光十六年(1836),左宗棠纳了周夫人的陪嫁侍女张氏为妾。张氏勤恳持家,为左宗棠生下三子一女。按时间推断,曾国藩见到的那个洗脚的小妾,应该就是张氏。
据左焕奎所著《左宗棠略传》记载,1881年,70岁的左宗棠入值军机处,慈禧以“体恤无人照料”为由,将身边17岁的宫女章氏赐给他做侍妾。章氏本是西安知府千金,才貌出众入宫,命运却由不得自己,瞬间成为年逾古稀重臣的侍妾。她随左宗棠赴南京、福州任职,照料其晚年。
但是,官方文献《左文襄公年谱》里仅记载左宗棠与原配夫人周氏和小妾张氏共育四子四女,《清史稿》《清实录》及左宗棠家书信件,无一提及慈禧赏赐宫女给左宗棠做妾这件事。因此,左宗棠在晚年被赐小妾很可能仅是谣传,而这小妾姓什么、是否由慈禧所赠、后来又改嫁何人等传言都仅是附会之说。
中法战争:最后的“政治孤勇者”
马尾海战的败绩,把左宗棠晚年的理想与孤勇暴露在最刺目的光里。
1884年8月,法军在闽江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摧毁福建水师,福州船政局与沿岸炮台遭受毁灭性打击,清军多舰被击沉,战况之急促与惨烈触动了左宗棠最深的痛处。
战后朝廷震怒,遂以钦差大臣之名任命左宗棠出任督师,赴福建整顿海防、重建舰政。他已是古稀之年,身带旧疾,却仍带病南下,亲临马尾、巡视沿海炮台,力图以实务重振军心,整顿防务体系。目睹二十年船政之积累在瞬间化为灰烬,他愤然斥责船政局“二十年之积累,毁于一旦”的惨状。愤慨与悲痛交织,成为他生命最后阶段的浓烈情绪。
而左宗棠在福州的数月,除了军事建设,更多是与朝廷政策的博弈。他主张坚定抗争、巩固海防并推进制度性改革,反对因败绩而急于妥协的软弱做法,但朝廷却在内外压力与外交现实面前,选择了渐趋妥协的路线,左宗棠的主张在朝廷内屡屡受阻。这个久经沙场的实务家在晚年阶段,不得不以更为孤勇的姿态,单刀直入地捍卫自己对国家主权与军务建设的判断。
年老体弱的左宗棠坚持巡视要塞,亲见残舰断壁与官兵士气低落,心中的失望与愤怒不断累积。终其一生以实业、军务自励的左宗棠,在眼见船政与江海防务的脆弱中,走向了生命的尽头。
1885年9月5日,左宗棠在福州辞世,谥号“文襄”。“文”意涵盖经天纬地,“襄”寓意开疆拓土,可见朝廷对他的功绩赋予了高度认可。
左宗棠的形象似乎始终带着“矛盾”的光环,他如同一块投入时代激流的巨石,激起的既是力挽狂澜的巨浪,但也会形成争议不休的漩涡。清廷虽为其追赐太傅,但不久便撤销了部分新疆新政。梁启超盛赞其为“五百年以来的第一伟人”,李鸿章却私下给他取“曹阿瞒”的外号,讽刺其奸诈阴险。
不管争议如何,左宗棠作为能臣的形象留名史册。他以农业文明的资源体系,拼搏于工业时代的冲击之下,也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精神,深度参与近代中国的国防与政治。左宗棠的晚年,为我们理解那个巨变中的晚清,提供了一个充满悲壮张力的历史剖面。
参考资料:
左焕奎:《左宗棠略传》,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王林:《左宗棠》,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
刘江华:《左宗棠传信录基于清宫档案的真相还原》,长沙:岳麓书社,2017年。
易孟醇:《曾国藩真相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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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九年(1883),身为两江总督的左宗棠在江宁为他所景仰的前辈陶澍、林则徐二人合建了一座专祠,并亲自题写楹联:
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皆不朽;
卅载接音尘,鸿泥偶踏,湘间邢上,今我复重来。
左宗棠的楹联在赞颂陶、林不朽业绩的同时,也以善治两江的后继者自居。陶、林两人曾分别任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两人和衷共济,志同道合,政绩显著。这一年73岁的左宗棠也总督两江,治水、理盐、兴漕、安民,这些当年陶、林在江南殚精竭虑的不朽功业,如今他亦需踵事增华。
1875年到1885年,是左宗棠晚年的最后十年,是他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十年,也是他功业与谤议交织的十年。在这最后的岁月里,他把一生的抱负与时代的困局、帝国的沉疴一并推向了临界:一方面是边疆险情——新疆收复、西北防务的重担——需要他以军略与行政双重手腕应对;另一方面是洋务自强的现实与守旧势力的反对,让他的言行常处舆论漩涡。再加上日渐消瘦的身体与未竟的政治理想频繁碰撞,使他个人的挣扎与成败折射出整个时代的结构性矛盾。
左宗棠的晚年实践体现了传统治理体系与近代化生存需求之间无法调和的撕裂,并浓缩了晚清最根本的困境:旧制度已无力承载王朝存续使命,而变革之路又遭遇层层阻滞。身处王朝崩塌前夜的宿命感,必将是饱含痛苦的。
收复新疆:70岁的“远征将军”
1875年,光绪朝任命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专责督办新疆军务,肩负起收复被阿古柏势力夺占的一片疆土。此时的左宗棠已是六十余岁,年近晚年仍意志刚烈。他以“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部署,首战乌鲁木齐,先打弱势之敌,待北疆收复后,分兵三路攻克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城,打开通往南疆的门户,然后千里跃进,由北向南,由东向西,节节深入,终得全胜,为进一步收复全疆奠定基础。
筹备与动员是这场远征的关键。左宗棠在兰州建立制造局,组织仿制与改良洋式枪炮,并从境内外购置德制克虏伯大炮和大量近代步枪,努力把参战湘军武装成近代化军队,这一举措在战场上显著提升了清军的火力与战斗力。为保障后勤,他铺设多条补给线,兴修屯田和粮局,力图把远征的后勤弱点补牢。
在指挥与通讯上,左宗棠也借助近代手段强化中央与前线的联络,战时利用电报与书牍进行外交与情报往来,使得与沙俄谈判以及对伊犁局势的掌握较以往更为及时。
然而这一切并非无争议。为筹军费,左宗棠动用借款、提前征收协饷,并在东南诸省加征厘金等科目以补兵饷,这种非常财政手段在朝野与舆论中引发激烈论争。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认为收复新疆代价高昂且难以久守,指责西征耗费国力,不如把有限经费用于海防建设。
于是,朝堂之上围绕“塞防”与“海防”的战略分歧,几乎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同时上演。
经过近两年鏖战,清军得以在新疆取得决定性胜利。1877年,阿古柏势力瓦解,清廷又通过《中俄伊犁条约》正式收回伊犁区域,彻底结束了十余年的战乱,令疆土得以安定。
洋务运动的“西北试验”
左宗棠认为守疆需“自给于器”,靠军队之外更要靠本地生产与后勤保障,因此兰州机器织呢局应运而生,成为西北以官办实业服务边防的试验场。他把洋务之策带入西北,不是简单复制江南模式,而是把工业化纳入守塞的整体战略。
兰州机器织呢局从筹建到开工,凝聚了左宗棠数年的谋划与财政支持。1876年前后,他督筹巨款买机器、聘技师,1879—1880年完成安装,1880年9月正式开工,机器设备多从德国引进,蒸汽动力与毛织机投入西北大规模生产,这是当时中国西部首例机器毛纺尝试,是晚清西部地区近代化的重要起点。
但技术移植遭遇了现实的顽症。西北地区的气候、原料、熟练工与市场体系未能同步,运输与维修依赖外方技师,致使成本居高不下,厂子仅运作数年后便难以为继,1883年前后停业。对此,左宗棠主张“以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把初期亏损视为国防与实业试验所必须的投入。
从更广的战略视角看,织呢局并非孤立工程,它与兰州制造局相互配合,体现出左宗棠以工业补军备、以实业固边防的总体思路。即便织厂经济回报有限,但其在增强边防后勤与推动地方现代化观念上的示范作用不可低估。
制度层面的变革也与洋务并行。左宗棠多次上疏建议以州县代军府、设行省以长治久安,他为新疆善后所拟的治理蓝图,最终被朝廷采纳,1884年,清廷下诏设新疆行省,废军府制、置州县,奠定了近代新疆行政格局的雏形。
当然,西北地区的洋务试验并非无争议。保守派与既得利益者对在边疆推行内地式行政、以官办实业推导地方经济的做法有诸多反对声音,一部分批评来自对同化政策的忧虑,另一部分则来自对财政负担与短期经济效益的现实考量。
但总体而言,兰州织呢局的兴衰与新疆建省的行政改制合成一项完整的“西北试验”,它在技术、财政与组织上遭遇挫折,但在边防战略与行政制度上留下了持久影响,成为我们理解晚清如何在危机中以制度创新应对外患的重要注脚。
个人生活:清廉与“绯闻”
左宗棠一生俭约为人所称。朝廷拨给他的养廉银数额可观,但他家中生活极为节省。长期的肺病与反复咯血,加之风湿与眼疾,使他行动多靠人搀扶,但他仍日夜批阅奏章、巡检边防。病苦与操劳交织成了左宗棠暮年的常态。
但左宗棠晚年性情愈发刚烈,他在治政与战略问题上与李鸿章等人公开分歧,主张坚守西北边塞以抵御俄患,反对把有限财力全部倾注海防,这种针锋相对的政治立场使他在朝中既得到拥趸也招致敌手,直到临终仍与一些同僚隔阂深重。
在个人生活方面,网上流传左宗棠70岁的时候娶了个17岁的小妾,而且这小妾还是慈禧赏赐的,左宗棠待此小妾如孙女,最后放她自由。如此戏剧化的故事是真的吗?
左宗棠确有妾室,但真实情况比坊间流传的故事更为朴素。《曾国藩真相录》记载,曾国藩到长沙时见左宗棠坐处闻得小妾洗脚,戏出上联“看如夫人洗脚”,左立即对出下联回怼曾“赐同进士出身”。左宗棠的下联直戳曾国藩的痛处,因为曾国藩虽官至两江总督、一等侯爵,但科举成绩仅是三甲的“同进士出身”,这是他一生耿耿于怀的遗憾,《南亭笔记》里就记载过曾国藩被幕僚私下称为“半个进士”的故事。拿同进士和如夫人类比,可见左宗棠毒舌。
话说回来,曾国藩在长沙看到的左家小妾是谁呢?左宗棠于咸丰二年(1852)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邀,以幕府幕僚身份出仕,当时年仅四十出头。所以这个小妾绝无可能是网传中慈禧赏赐给晚年左宗棠的少女,应是左宗棠的妾室张氏。
左宗棠的一生中,有书面记载的妻妾共三位。
原配周氏出身湘潭富户,才情兼备,著有《饰性斋遗稿》,育有三女一子。因周家富裕,左宗棠曾入赘,直到33岁才将家小迁回湘阴。夫妻情深,却因左宗棠常年征战,相聚极少。1870年周夫人在长沙病逝时,左宗棠远在甘肃,悲痛写下“衰老余年,不遑启处,失兹良助,内顾堪虞”的哀叹,后又在《亡妻周夫人墓志铭》中对其德行给予极高评价。
因周夫人体弱,道光十六年(1836),左宗棠纳了周夫人的陪嫁侍女张氏为妾。张氏勤恳持家,为左宗棠生下三子一女。按时间推断,曾国藩见到的那个洗脚的小妾,应该就是张氏。
据左焕奎所著《左宗棠略传》记载,1881年,70岁的左宗棠入值军机处,慈禧以“体恤无人照料”为由,将身边17岁的宫女章氏赐给他做侍妾。章氏本是西安知府千金,才貌出众入宫,命运却由不得自己,瞬间成为年逾古稀重臣的侍妾。她随左宗棠赴南京、福州任职,照料其晚年。
但是,官方文献《左文襄公年谱》里仅记载左宗棠与原配夫人周氏和小妾张氏共育四子四女,《清史稿》《清实录》及左宗棠家书信件,无一提及慈禧赏赐宫女给左宗棠做妾这件事。因此,左宗棠在晚年被赐小妾很可能仅是谣传,而这小妾姓什么、是否由慈禧所赠、后来又改嫁何人等传言都仅是附会之说。
中法战争:最后的“政治孤勇者”
马尾海战的败绩,把左宗棠晚年的理想与孤勇暴露在最刺目的光里。
1884年8月,法军在闽江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摧毁福建水师,福州船政局与沿岸炮台遭受毁灭性打击,清军多舰被击沉,战况之急促与惨烈触动了左宗棠最深的痛处。
战后朝廷震怒,遂以钦差大臣之名任命左宗棠出任督师,赴福建整顿海防、重建舰政。他已是古稀之年,身带旧疾,却仍带病南下,亲临马尾、巡视沿海炮台,力图以实务重振军心,整顿防务体系。目睹二十年船政之积累在瞬间化为灰烬,他愤然斥责船政局“二十年之积累,毁于一旦”的惨状。愤慨与悲痛交织,成为他生命最后阶段的浓烈情绪。
而左宗棠在福州的数月,除了军事建设,更多是与朝廷政策的博弈。他主张坚定抗争、巩固海防并推进制度性改革,反对因败绩而急于妥协的软弱做法,但朝廷却在内外压力与外交现实面前,选择了渐趋妥协的路线,左宗棠的主张在朝廷内屡屡受阻。这个久经沙场的实务家在晚年阶段,不得不以更为孤勇的姿态,单刀直入地捍卫自己对国家主权与军务建设的判断。
年老体弱的左宗棠坚持巡视要塞,亲见残舰断壁与官兵士气低落,心中的失望与愤怒不断累积。终其一生以实业、军务自励的左宗棠,在眼见船政与江海防务的脆弱中,走向了生命的尽头。
1885年9月5日,左宗棠在福州辞世,谥号“文襄”。“文”意涵盖经天纬地,“襄”寓意开疆拓土,可见朝廷对他的功绩赋予了高度认可。
左宗棠的形象似乎始终带着“矛盾”的光环,他如同一块投入时代激流的巨石,激起的既是力挽狂澜的巨浪,但也会形成争议不休的漩涡。清廷虽为其追赐太傅,但不久便撤销了部分新疆新政。梁启超盛赞其为“五百年以来的第一伟人”,李鸿章却私下给他取“曹阿瞒”的外号,讽刺其奸诈阴险。
不管争议如何,左宗棠作为能臣的形象留名史册。他以农业文明的资源体系,拼搏于工业时代的冲击之下,也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精神,深度参与近代中国的国防与政治。左宗棠的晚年,为我们理解那个巨变中的晚清,提供了一个充满悲壮张力的历史剖面。
参考资料:
左焕奎:《左宗棠略传》,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王林:《左宗棠》,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
刘江华:《左宗棠传信录基于清宫档案的真相还原》,长沙:岳麓书社,2017年。
易孟醇:《曾国藩真相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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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追宅斗剧的你也许总被这些场景刷屏——正妻端坐主位不怒自威,小妾梨花带雨我见犹怜,嫡子庶女明争暗斗......不过看着看着就被里面的亲属称呼绕了进去,然后不禁产生一个疑问:古代人管哥哥的正妻叫“嫂嫂”,那对哥哥的妾室(侧室)该怎么称呼?总不能也像弹幕里一样,叫“小姐姐”吧?
你灵光一闪,想起电视剧《西游记》,孙悟空不是说过吗:“关系好叫二嫂子,关系不好叫狐狸精!”
停!打住!在古代中国,称呼,尤其是对亲属的称呼可不是随便叫的,那是宗法社会等级秩序的重要体现,是刻在DNA里的规矩!作为家中的弟弟妹妹,对兄长正妻和妾室的称呼可以说有着云泥之别,绝对不能乱套。
首先,明确一点:“嫂”或“嫂嫂”这个称呼,是正妻(嫡妻)的独家冠名权,神圣不可侵犯!就像皇后娘娘的凤冠,只有她一人能戴。《亲属记》中“嫂”释义为“兄之妻”。引用《尔雅》“女子谓兄之妻为嫂。”郑珍加按语,表示男子谓“兄之妻”亦为嫂。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
“嫂,兄妻也。从女,叟声。”
《仪礼·丧服》云:
“是嫂亦可谓之母乎?”郑玄注:“嫂者,尊严之称……嫂犹叟也。叟,老人称也。”
贾公意疏:
“叟是老人之替名,是以名为嫂。嫂,妇人之老称,故云老人之称。”
段玉裁注《说文》云:
“古者世男女之别。故于兄之妻尊严之。故‘嫂’字“形声中有会意。”
由此可知,一个“嫂”字包含着多少敬意。
那么,“嫂”这个称呼为啥这么金贵呢?根源在于古代社会延续千年的宗法制度。古代亲属间,重视长幼尊卑。尊敬兄长,亦尊敬嫂,因此也有“长嫂如母”的说法。
众所周知,古代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正妻是八抬大轿,三书六礼娶进家门的,拜过天地祖宗,名字写在族谱“正室”栏里的。她生的儿子是“嫡子”,享有对爵位、财产等的优先继承权,其地位受到礼俗和法律双重保护。
所以,面对这位家庭地位仅次于父母和兄长的“女主人”,弟弟妹妹们必须给予足够的尊重。当面最常用的就是亲切又尊敬的“嫂嫂”。在更书面或更郑重的场合,可能尊称“长嫂”“巨嫂”“丘嫂”等。一些文人雅士有时还会用“冢妇”这样的雅称(“冢”是大的意思,指嫡长子之妻)。总之,“嫂”这个字,是正妻身份的象征性符号。
那么,重点来了!兄长的妾室,无论她多么貌美如花、多么温柔体贴、多么受宠爱,她的地位在礼法层面也永远无法与正妻比肩。清代著名学者梁章钜在他的《称谓录》里说得明明白白:“兄之妾称姨,或称姨娘。”
《亲属记》中“姨”这个词有多个义项。第一种,表示“妻之姊妹同嫁一夫者”。《说文解字》中说:“姨,妻之女弟同出为姨。”“同出”意思是同嫁一夫。第二种,表示“妻之姊妹”。《释名》:“妻之姊妹曰姨。”第三种,表示“母之姊妹”。《亲属记》:“母之姊妹曰姨,曰从母。”
那妾为啥叫“姨”?这辈分不乱吗?
咱们先来看看妾在古代是什么身份。《唐律疏议·户婚律》冷酷地定义:
“妻者,齐也,秦、晋为匹。妾通买卖,等数相悬。”
这句话的意思是:妻子是丈夫的伴侣和平等的伙伴;妾是可以像商品一样被买卖赠送的。比如《红楼梦》里的贾赦就花了800两银子买嫣红做妾。
我们可以看出,妾的法律地位与正妻有着天壤之别。她们更像是高级奴婢。让弟弟用称呼正妻的尊称“嫂”来称呼一个妾?这在士大夫看来简直是“礼崩乐坏”,动摇国本。
所以家中的弟弟妹妹作为这些孩子的叔叔阿姨,从家族辈分和礼法角度,顺着侄子侄女的称呼,称这位妾室为“姨”或“姨娘”,是最自然、最不会出错、也最能体现身份差别的选择。这相当于默认了弟妹与这位妾室的关系,更接近“孩子的姨娘”而非“兄长的妻子”。
“姨”字,表明她相对于弟弟是长辈,需要弟弟给予一定的尊重。“娘”字,则暗示她作为孩子生母的这层生育价值。 所以,称“姨娘”,就是在承认其存在的同时,又明确将其与正妻“嫂嫂”区分开来。它既不是特别抬举,也不是刻意贬低,属于礼制要求的合规操作。
在《红楼梦》里,宝玉、贾环等晚辈称呼贾政的妾室一律都是赵姨娘、周姨娘,这就是最生动的例子。在《红楼梦》文本中,“姨娘”这个称呼经常用于妾室,堪称官方指定称呼。
当然,历史是复杂的,对兄长妾室的称呼在实际生活中也会有微妙的变化。
比如,如果这位妾室非常“争气”,为兄长生下了儿子(即你的庶出侄子),那么弟弟妹妹便需要在正式或侄子更强调其母亲身份的场合,偶尔尊称她为“庶母”。这意思是“我庶出侄子的母亲”。算是对其生育功劳的一种肯定,提升了她在家族中的一点体面。
但即便如此,这称呼的核心依然是“庶”,依然点明了她和她的孩子“非嫡出”的身份。这依然是“姨娘”称呼的一种升级版,而非“嫂”的替代品。《徽州千年契约文书》里的一些家书中,就常见“庶母某氏”的记载。
另外,在家谱、墓志铭、官方文书或者非常正式的场合,提到兄长的妾室常常会用更书面化、更直接标明身份的词汇,如侧室某氏、副室某氏或簉(zào )室某氏(“簉”,意为附属)。这些称呼清晰地标注了她在家庭结构中的辅助、非核心地位。不过,书面语是一回事,当面这么叫的话就太生硬,甚至有点不礼貌了,不如“姨娘”来得自然亲切。
还有一些如平民、商人家庭对亲属的称呼更口语化,更随意。比如会用“小姨”“小娘”等来称呼妾室。这里虽然也用了“姨”“娘”,但加了“小”字,区别嫡庶的意味更浓,也更“接地气”一些。不过这并非士大夫阶层推崇的规范。
我们再回到文章最开始的问题,猴哥说的关系好时叫“二嫂子”,在真实历史上存在吗?答案是:基本不可能且严重不合礼法。在严格讲究门第礼法的士大夫家庭,这种称呼是绝对的大忌。因为它模糊了最根本的“妻妾之别”,居然把“嫂”字用在了妾身上,这是对正妻地位的潜在挑战和侮辱,也是对宗法秩序的破坏。
在正史、礼书、严肃家训里,尚未找到对这种称呼的认可。它或许更像是一种“家庭内部的小昵称”,风险极高,随时可能被宗族长辈呵斥。所以,猴哥的说法,听听就好,千万别当真去实践!用了这个称呼,可能就不是“关系好”,而是不懂规矩了。
实际上,称呼背后折射的,是古代女性,尤其是妾室极其卑微的地位和悲惨的命运。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称谓选择,而是古代宗法制度、家庭伦理、社会等级在语言上最直接的体现。“嫂”与“姨”,一字之差,体现的是地位的云泥之别,是礼法不可逾越的红线。而一声看似平淡的“姨娘”背后,承载的是一位女性在森严宗法制度下的无奈身份,以及一段需要我们理性看待的、复杂沉重的历史。
参考文献:
[1]梁章钜. 称谓录[M].中华书局点校本,卷五妾部。
[2]高佳.古汉语妾称谓词的文化解读[J].中州学刊,2006,(06):234-236.
[3]卢琨.汉语妻妾称谓委婉语研究[D].湘潭大学,2016.
[4]徐清清.《亲属记》亲属称谓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24.
[5]吕玲娣.《红楼梦》女性称谓词研究[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28(05):17-23.
[6]《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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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武德年间,益州官衙里,皇甫无逸把苦心写了几天的表奏,反复读了数十遍,仍不放心,惧怕有误失,还令下属再三览读,检查错误,下属读了三遍,并没有不恰当的地方。终于,皇甫无逸把表奏密封好交给使者,令送往京城交于皇帝。然而使者上路后,皇甫无逸思来想去,总觉得自己有错误,又派人追回使者,又再次审查表奏。
这已经不是皇甫无逸第一次这样做了。每次都是这样,以至于每派遣一使者,就接连几天不得上道。
如此小心的皇甫无逸是官职低微的小吏吗?非也。他曾任刑部尚书、御史大夫,封滑国公,并且当朝皇帝李渊因为皇甫无逸是隋代旧臣,对他很尊敬礼待。对此,当时人不理解,史书称“议者以此少之”,意思是议论的人在这方面批评他——写个表奏,不至于吧?
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皇甫无逸很有I人的典型特点:偏好自我反省、倾向于深思熟虑后表达。(I人的苦只有I人才懂)
在当下,“I人”与“E人”的讨论可谓热火朝天,已然成为网络热梗。I人和E人,源于心理学的人格分类概念,是MBTI人格测试中的两种性格大类型,I人和E人分别对应英文单词“introvert”(内向者)和“extrovert”(外向者)的缩写,常用于描述两种不同的性格倾向。
I人代表内向型性格特质,用于形容性格内敛,在社交中消耗能量、偏好独处和内心思考补充能量的群体。
E人代表外向型性格特质,用于形容性格外向,热衷于社交,倾向于通过与他人互动交流获取能量的群体。
两者最大的区别是E人更愿意通过社交吸取能量,I人则消耗能量,更享受独处。因而在工作中各有其优势:
I人更注重自我感受,擅长深度思考与独立工作,敏感细腻,决策前倾向周密分析;E人则乐于表达,喜欢与人互动,能迅速建立联系,擅长快速融入社交场合和处理人际关系。
虽然古时候还没有MBTI人格测试,但不同的岗位适合不同性格的人,在适配的岗位做工作才能如鱼得水、发光发热。
古代适合I人的岗位
「御史大夫
铁面无私、明察秋毫的监察官」
在唐代,御史大夫无疑是很适合i人的岗位,前面说的皇甫无逸就曾担任此职。
长官有大夫一人,从三品;中丞二人,正五品上。大夫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中丞为副。下属有三院:一曰台院,侍御史隶属;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隶属;三曰察院,监察御史隶属。
职责有司法方面的,凡天下之人有称冤而无告者,与三司(御史大夫、中书令、门下省侍中)诘问;又有行政弹劾方面的,“凡中外百僚之事应弹劾者,御史言于大夫,大事则方幅奏弹,小事则署名而已”。
御史大夫需要公正刚直,“不讲人情”,同时能细致纠察百官罪恶。
I人皇甫无逸在担任御史大夫期间,奉命持节巡抚四川,工作能力相当好,史书写“蜀中甚赖之”(蜀中的百姓很依赖他)。
武德年间,蜀地刚刚归附,刑政未和,官吏专横放肆,赃污狼藉。李渊令御史大夫皇甫无逸持节巡抚,可以授任官吏。皇甫无逸宣扬朝化,严肃法令,蜀中很依赖他。皇甫无逸任职期间,闭门自守,不接待交游宾客,自己身边的人也不得出门。凡是需要购买的物品,都从辖境以外的州买来。每次巡视境内,需要的柴火都不使用百姓的。曾经夜宿人家,遇灯炷燃尽,主人将要续上,皇甫无逸抽佩刀割断衣服的带子作为灯炷,他的清廉正直就是这样。
这样的性格使皇甫无逸得罪了一些人,但也使他免于祸患。有族人皇甫希仁,是个小人,嫉妒皇甫无逸官高,便诬告皇甫无逸私下里派自己暗地和王世充沟通。李渊识出他的欺诈,说道:
“无逸在益州,极为清正。这大概是小人不喜欢,欲诬告他。这是离间我君臣,惑乱我视听。”
于是斩皇甫希仁于顺天门。
不久又有人告皇甫无逸暗地与萧铣交通,皇甫无逸当时与益州行台仆射窦琎不和,于是上表自理,又言窦琎罪状。李渊览表说:
“无逸当官执法,无所回避,必是邪佞之徒,恶直丑正,共相挑拨煽动。”
于是令刘世龙、温彦博审查此事,最终无证据而止,所告者问斩,窦琎亦被贬。李渊慰劳他说:
“你立身行己,朕是知道的。近来多诬告的人,只是正直以致邪佞憎恨罢了。”
「集贤校理
专注勤奋、严谨务实的史官」
司马光,史书记载他七岁便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听,回来给家人讲,即能说其大意。手不释书,以至于不知饥渴寒暑。宋仁宗宝元初年,二十岁中进士甲科。性不喜华靡,皇帝按例赐宴,在闻喜宴上,新科进士要在帽檐上插花,以示荣宠。但司马光独不戴,同列对他说:“皇帝的赏赐是不可以违背的。”才簪一枝。
司马光后来担任集贤校理,集贤校理为集贤殿书院属官,掌管图书校勘、史馆检讨。他立志成一家之书,虽然先后任谏议大夫、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等职,但始终不忘修史著书的志愿。
治平三年(1066),司马光将《通志》进呈宋英宗。宋英宗看后大为赞赏,命司马光在崇文院设书局,自行选择人员协助修编。治平四年(1067),宋英宗病死,宋神宗即位。
当时,宋朝冗员、冗兵、冗费问题严重,财政年年亏空,为此朝廷不断增加苛捐杂税,民众负担沉重,加之连年战事每每以失败告终,内忧外患,各地农民反抗斗争不断。年仅十九岁的宋神宗即位后,重用王安石,设想通过变法解决这些问题,而司马光竭力反对王安石变法。宋神宗不听,授予他为枢密副使,司马光坚辞不就,后退居洛阳,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专注于读书写书,他从起例至删削定稿,都亲自动笔,一做就是十几年。司马光好学如饥,执着于此,从治平三年(1066)奉命成立书局正式进行编写,至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历时十九年,他主持总编的《资治通鉴》终于完成。
当然,如果对入朝为官不感兴趣,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个职业
——适合E人的岗位
「国子监祭酒
有教育热情与领导力的校长」
同样是学识渊博,需要管理人才的行政岗,或许更适合E人。
战国思想家荀子,名荀卿,学问博大,善于辩论,来到齐国游说讲学,先后三次担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
古时候在举行盛大宴饮或祭祀时,会推举一位年长德高的老者举酒以祭,称祭酒,因此成为对人的尊称,后来演化为官职名。
稷下学宫,位于齐国国都临淄稷门附近,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当时的“百家争鸣”,便是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的。学宫规模宏大,在兴盛时期,曾几乎容纳了诸子百家中的各个学派,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其中有孟子(孟轲)、淳于髡、邹子(邹衍)、田骈、慎子(慎到)、申子(申不害)、驺子(驺奭)等人。因此,稷下学宫的祭酒除了学问渊博、能言善辩,还要主持“百家争鸣”的辩论,协调各学派的交流与争锋。
东汉有最高学府太学,核心官职为博士祭酒,负责太学教务管理与礼仪活动。隋唐中央官学,也就是最高学府正式定名国子监,最高长官称为国子监祭酒,并沿用至清末。国子监祭酒除了德高望重、学问渊博外,还需要主管教学,管理学生,主持礼仪活动等,需要频繁与皇帝、礼部官员、学者、学生沟通,协调各方关系,在祭祀、讲学等场合主持仪式,因而很适合学术型E人。
唐代文学家韩愈,史书记载其性格宽宏通达,与人交往,无论对方处于顺境(荣耀)还是逆境(困窘),都不会改变态度。同时,他很善于诱导勉励后辈读书人,招待住宿的后辈十有六七,即使有时自己早上的饭食都供应不上,也依然和悦自在,毫不介意。总共帮助内外亲属及朋友的孤女婚嫁近十人。(“愈性弘通,与人交,荣悴不易。颇能诱厉后进,馆之者十六七,虽晨炊不给,怡然不介意。凡嫁内外及友朋孤女近十人。”)
学生们都说:“韩公来担任祭酒,国子监不再寂寞了。”
「
鸿胪卿
有卓越口才与应变能力的外交官」
中国古代有很多优秀的外交官,如晏子、蔺相如等人。齐国大夫晏子面对楚王的刻意刁难,不卑不亢、以理服人,以智慧化解羞辱。赵国使者蔺相如面对秦王的傲慢与欺诈,临危不惧,最终“完璧归赵”。外交官也是适合E人的典型岗位。
唐朝初年的大臣唐俭,年少时落拓不守规矩,后来当官,每盛修肴馔,聚众举办宴会,陈列丰盛的饭菜,与亲朋宾客纵酒为乐,未曾以职务留意。但唐俭位列凌烟阁功臣第二十二位,封莒国公。唐俭有什么功劳呢?
隋末,李渊在大原留守,E人唐俭与李世民是朋友,因此从太原起兵,唐俭便参与其中。同为太原元勋,凌烟阁功臣排在唐俭前面的刘弘基、段志玄都是征战四方的将领,那唐俭一文吏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武德二年(619)四月,刘武周进犯太原,而李渊因为二儿子李世民军功太大,不派他出兵,派亲信裴寂等人作战,结果便是裴寂等人全军覆没,李元吉(李渊第四子)逃回长安,到武德二年十月,刘武周的军队已经一路占领太原、介州、晋州,直逼关中了。而紧邻关中的河东地区,蒲州城秘密和刘武周联合,甚至夏县一个县城也造反了,夏县人吕崇茂杀县令以城叛,响应刘武周,关中大骇。危急时刻,李渊派李世民率兵出战了。但是李渊还要插手,李世民率兵三万驻扎在前线柏壁城,和敌军相持,而李渊则派自己的堂弟永安王李孝基、表弟工部尚书独孤怀恩,还有陕州总管于筠、内史侍郎唐俭等人率兵讨伐夏县,结果非但迟迟不能攻克,又被刘武周的部将寻相、尉迟敬德打得大败,诸军并陷,四将俱没。
李孝基、于筠、独孤怀恩、唐俭,还有一众官吏一并被尉迟敬德俘虏,都进了战俘营。E人唐俭身在战俘营,也爱聊天,结交了一众朋友,和独孤怀恩的下属元君实熟络起来,元君实竟对唐俭透了底,说道:
“古人有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独孤尚书近来欲举兵图事,迟疑之间,以至于今日,难道不是因为不果断吗?”
唐俭一听,大惊,这意思是独孤怀恩想要谋反,但一直犹豫,如今被俘虏了。
过了一段时间,元君实又对唐俭说:
“独孤尚书如今拔难得还,又在蒲州屯守,可谓是王者不死。”
原来,独孤怀恩从战俘营逃回去了,李渊仍命他攻打蒲州,元君实说独孤怀恩这是王者不死。
唐俭听了,也不知道独孤怀恩要干什么,但惧怕他真的造反,可他身在战俘营,又能做什么呢?像独孤怀恩那样逃走?风险太大了,唐俭选择去找敌军将领尉迟敬德,擅言辞的他说通尉迟敬德放走了同被俘虏的刘世让,并秘密让刘世让表奏。
当时独孤怀恩邀请李渊来蒲州,阴有图谋,李渊就快走到了,浮舟至中流,刘世让拜见,李渊读奏,大惊,回舟而归,命人查验,果然如此,大为嘉赏唐俭。后来李世民封天策上将,唐俭担任天策府长史。
对于唐俭,李世民曾评价他的优点:
“唐俭言辞便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发言启齿。”
在李世民登基之初,授予了唐俭一个很适合他的工作——鸿胪卿。唐代鸿胪寺相当于主管民族事务与外事活动及凶丧礼仪的机关。最高长官鸿胪卿一人,从三品,掌管宾客及凶仪之事。其中,凡四夷君长来京朝见,鸿胪寺负责辨其官阶爵位,宴饮之数;朝廷对诸蕃有封赠命令,则持节前往册封。
这个职务相当“专业对口”,唐俭喜好聚众举办宴会,鸿胪卿负责官方招待;唐俭擅长和人聊天,鸿胪卿负责奉命出使各藩。
在古代的职场中,I人与E人并非各自为战,互不相干,他们的性格差异反而像拼图的不同板块,相互补充,共同推动着工作的进展,翻阅史书,无论是I人,还是E人,终归要有一技之长,人品正,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才能有所成就,绽放光彩。
参考文献:
1、《史记》
2、《旧唐书》
3、《唐六典》
4、《新唐书》
5、《宋史》
6、《唐韩昌黎集》
7、《唐俭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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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古时候还没有MBTI人格测试,但不同的岗位适合不同性格的人,在适配的岗位做工作才能如鱼得水、发光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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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大夫
铁面无私、明察秋毫的监察官」
在唐代,御史大夫无疑是很适合i人的岗位,前面说的皇甫无逸就曾担任此职。
长官有大夫一人,从三品;中丞二人,正五品上。大夫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中丞为副。下属有三院:一曰台院,侍御史隶属;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隶属;三曰察院,监察御史隶属。
职责有司法方面的,凡天下之人有称冤而无告者,与三司(御史大夫、中书令、门下省侍中)诘问;又有行政弹劾方面的,“凡中外百僚之事应弹劾者,御史言于大夫,大事则方幅奏弹,小事则署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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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年间,蜀地刚刚归附,刑政未和,官吏专横放肆,赃污狼藉。李渊令御史大夫皇甫无逸持节巡抚,可以授任官吏。皇甫无逸宣扬朝化,严肃法令,蜀中很依赖他。皇甫无逸任职期间,闭门自守,不接待交游宾客,自己身边的人也不得出门。凡是需要购买的物品,都从辖境以外的州买来。每次巡视境内,需要的柴火都不使用百姓的。曾经夜宿人家,遇灯炷燃尽,主人将要续上,皇甫无逸抽佩刀割断衣服的带子作为灯炷,他的清廉正直就是这样。
这样的性格使皇甫无逸得罪了一些人,但也使他免于祸患。有族人皇甫希仁,是个小人,嫉妒皇甫无逸官高,便诬告皇甫无逸私下里派自己暗地和王世充沟通。李渊识出他的欺诈,说道:
“无逸在益州,极为清正。这大概是小人不喜欢,欲诬告他。这是离间我君臣,惑乱我视听。”
于是斩皇甫希仁于顺天门。
不久又有人告皇甫无逸暗地与萧铣交通,皇甫无逸当时与益州行台仆射窦琎不和,于是上表自理,又言窦琎罪状。李渊览表说:
“无逸当官执法,无所回避,必是邪佞之徒,恶直丑正,共相挑拨煽动。”
于是令刘世龙、温彦博审查此事,最终无证据而止,所告者问斩,窦琎亦被贬。李渊慰劳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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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史书记载他七岁便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听,回来给家人讲,即能说其大意。手不释书,以至于不知饥渴寒暑。宋仁宗宝元初年,二十岁中进士甲科。性不喜华靡,皇帝按例赐宴,在闻喜宴上,新科进士要在帽檐上插花,以示荣宠。但司马光独不戴,同列对他说:“皇帝的赏赐是不可以违背的。”才簪一枝。
司马光后来担任集贤校理,集贤校理为集贤殿书院属官,掌管图书校勘、史馆检讨。他立志成一家之书,虽然先后任谏议大夫、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等职,但始终不忘修史著书的志愿。
治平三年(1066),司马光将《通志》进呈宋英宗。宋英宗看后大为赞赏,命司马光在崇文院设书局,自行选择人员协助修编。治平四年(1067),宋英宗病死,宋神宗即位。
当时,宋朝冗员、冗兵、冗费问题严重,财政年年亏空,为此朝廷不断增加苛捐杂税,民众负担沉重,加之连年战事每每以失败告终,内忧外患,各地农民反抗斗争不断。年仅十九岁的宋神宗即位后,重用王安石,设想通过变法解决这些问题,而司马光竭力反对王安石变法。宋神宗不听,授予他为枢密副使,司马光坚辞不就,后退居洛阳,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专注于读书写书,他从起例至删削定稿,都亲自动笔,一做就是十几年。司马光好学如饥,执着于此,从治平三年(1066)奉命成立书局正式进行编写,至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历时十九年,他主持总编的《资治通鉴》终于完成。
当然,如果对入朝为官不感兴趣,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个职业
——适合E人的岗位
「国子监祭酒
有教育热情与领导力的校长」
同样是学识渊博,需要管理人才的行政岗,或许更适合E人。
战国思想家荀子,名荀卿,学问博大,善于辩论,来到齐国游说讲学,先后三次担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
古时候在举行盛大宴饮或祭祀时,会推举一位年长德高的老者举酒以祭,称祭酒,因此成为对人的尊称,后来演化为官职名。
稷下学宫,位于齐国国都临淄稷门附近,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当时的“百家争鸣”,便是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的。学宫规模宏大,在兴盛时期,曾几乎容纳了诸子百家中的各个学派,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其中有孟子(孟轲)、淳于髡、邹子(邹衍)、田骈、慎子(慎到)、申子(申不害)、驺子(驺奭)等人。因此,稷下学宫的祭酒除了学问渊博、能言善辩,还要主持“百家争鸣”的辩论,协调各学派的交流与争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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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胪卿
有卓越口才与应变能力的外交官」
中国古代有很多优秀的外交官,如晏子、蔺相如等人。齐国大夫晏子面对楚王的刻意刁难,不卑不亢、以理服人,以智慧化解羞辱。赵国使者蔺相如面对秦王的傲慢与欺诈,临危不惧,最终“完璧归赵”。外交官也是适合E人的典型岗位。
唐朝初年的大臣唐俭,年少时落拓不守规矩,后来当官,每盛修肴馔,聚众举办宴会,陈列丰盛的饭菜,与亲朋宾客纵酒为乐,未曾以职务留意。但唐俭位列凌烟阁功臣第二十二位,封莒国公。唐俭有什么功劳呢?
隋末,李渊在大原留守,E人唐俭与李世民是朋友,因此从太原起兵,唐俭便参与其中。同为太原元勋,凌烟阁功臣排在唐俭前面的刘弘基、段志玄都是征战四方的将领,那唐俭一文吏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武德二年(619)四月,刘武周进犯太原,而李渊因为二儿子李世民军功太大,不派他出兵,派亲信裴寂等人作战,结果便是裴寂等人全军覆没,李元吉(李渊第四子)逃回长安,到武德二年十月,刘武周的军队已经一路占领太原、介州、晋州,直逼关中了。而紧邻关中的河东地区,蒲州城秘密和刘武周联合,甚至夏县一个县城也造反了,夏县人吕崇茂杀县令以城叛,响应刘武周,关中大骇。危急时刻,李渊派李世民率兵出战了。但是李渊还要插手,李世民率兵三万驻扎在前线柏壁城,和敌军相持,而李渊则派自己的堂弟永安王李孝基、表弟工部尚书独孤怀恩,还有陕州总管于筠、内史侍郎唐俭等人率兵讨伐夏县,结果非但迟迟不能攻克,又被刘武周的部将寻相、尉迟敬德打得大败,诸军并陷,四将俱没。
李孝基、于筠、独孤怀恩、唐俭,还有一众官吏一并被尉迟敬德俘虏,都进了战俘营。E人唐俭身在战俘营,也爱聊天,结交了一众朋友,和独孤怀恩的下属元君实熟络起来,元君实竟对唐俭透了底,说道:
“古人有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独孤尚书近来欲举兵图事,迟疑之间,以至于今日,难道不是因为不果断吗?”
唐俭一听,大惊,这意思是独孤怀恩想要谋反,但一直犹豫,如今被俘虏了。
过了一段时间,元君实又对唐俭说:
“独孤尚书如今拔难得还,又在蒲州屯守,可谓是王者不死。”
原来,独孤怀恩从战俘营逃回去了,李渊仍命他攻打蒲州,元君实说独孤怀恩这是王者不死。
唐俭听了,也不知道独孤怀恩要干什么,但惧怕他真的造反,可他身在战俘营,又能做什么呢?像独孤怀恩那样逃走?风险太大了,唐俭选择去找敌军将领尉迟敬德,擅言辞的他说通尉迟敬德放走了同被俘虏的刘世让,并秘密让刘世让表奏。
当时独孤怀恩邀请李渊来蒲州,阴有图谋,李渊就快走到了,浮舟至中流,刘世让拜见,李渊读奏,大惊,回舟而归,命人查验,果然如此,大为嘉赏唐俭。后来李世民封天策上将,唐俭担任天策府长史。
对于唐俭,李世民曾评价他的优点:
“唐俭言辞便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发言启齿。”
在李世民登基之初,授予了唐俭一个很适合他的工作——鸿胪卿。唐代鸿胪寺相当于主管民族事务与外事活动及凶丧礼仪的机关。最高长官鸿胪卿一人,从三品,掌管宾客及凶仪之事。其中,凡四夷君长来京朝见,鸿胪寺负责辨其官阶爵位,宴饮之数;朝廷对诸蕃有封赠命令,则持节前往册封。
这个职务相当“专业对口”,唐俭喜好聚众举办宴会,鸿胪卿负责官方招待;唐俭擅长和人聊天,鸿胪卿负责奉命出使各藩。
在古代的职场中,I人与E人并非各自为战,互不相干,他们的性格差异反而像拼图的不同板块,相互补充,共同推动着工作的进展,翻阅史书,无论是I人,还是E人,终归要有一技之长,人品正,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才能有所成就,绽放光彩。
参考文献:
1、《史记》
2、《旧唐书》
3、《唐六典》
4、《新唐书》
5、《宋史》
6、《唐韩昌黎集》
7、《唐俭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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