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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700 字
阅 读 需 要 16 分钟


经常关注日本新闻的朋友可能会发现，日本的“首相”都被称为“内閣総理大臣”。若依照文字来看，其中文简称似应为“总理”，而非“首相”。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矛盾的现象呢？是翻译问题吗？



想要揭开真相，需要先了解日本官职名称背后那段横跨千年的中日交流历史。


唐名东渡

律令制下日本职官的雅称变革


长安大明宫内灯火辉煌，那不仅是大唐的富丽繁华，更是烛照世界的荣光。在皇宫之内，乘风破浪来到大唐、代表国家出使的日本使臣粟田真人，正在频频举杯，向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敬酒。趁酒酣耳热之际，遣唐使粟田真人忽然伏地恳求，道出此行的真正目的：

 

“臣国名‘倭’，实不雅驯，愿陛下赐名‘日本’！”


已是醉意朦胧的武则天不以为意，挥袖应允，随后一道诏书，便让御赐的“日本”之名流传千年。



这一绘声绘色的演绎源头有二，一是亲历武后时代的张守节在《史记正义》里记载的：


“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北宋王溥《唐会要》（建隆二年，961）也记载：“咸亨元年三月，遣使贺高丽；则天时，自言其国近日所出，故号日本国。


尽管实际上日本国的来源尚有多种说法，但自公元八世纪起，不管是日方的史料记载还是相关的考古资料都显示，日本确实成为了官方性质的称呼。


汉光武帝亲封的“倭奴国”自此更名，那枚“汉倭奴国王金印”也因逐渐失去效力而隐于尘埃之中，直至18世纪才被九州福冈的农民发现，重见天日。



这场大唐酒宴上的国号更迭，是当时日本向中国求取一系列雅称的缩影。


公元7-8世纪，正是中日政治文化交流最为密切的时期，那时的留学僧、遣（隋）唐使可谓络绎不绝，而（隋）唐朝的建筑、艺术等诸多方面都是日本学习的对象，包括平城京（今奈良）的诞生——朱雀门、朱雀大路等名称皆源自长安，连棋盘式街道布局都与大唐都城如出一辙。不过，最为日本欣赏与倾慕的，还是大（隋）唐领先世界的政治制度，以及由此制度衍生的诸多唐名雅称。


唐名，又被称作汉名，系指日本某一官职有其对应的中国官职名称，这一称呼也印证了汉唐的国际影响力。与唐名相对的，是日本本土自称的官名，又被称为和名或倭名。诸如与《源氏物语》并称日本古典文学双璧的《平家物语》，其中的主角平清盛，被称为武家政权之祖（所谓武家指以武力服务朝廷的幕府、大名等势力，与之相对的公家，便是指以政务服务朝廷的公卿贵族势力），他曾出任太政大臣，按照当时唐名的称呼则是“平相国”。这种唐名的使用恰恰展现出古代日本对中国制度文化的倾慕，不过其吸收、改造，乃至本土化还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沉淀。



公元603年，圣德太子改革之际，明确提出仿效中国官制，制定了冠位十二阶。这一制度将官员分为十二个官阶等级，以德、仁、礼、信、义、智各分大小为阶，并用紫、青、赤、黄、白、黑六种颜色的冠帽加以区分。虽然其官名没有完全照搬中国，但这种等级结构的区分明显取法于隋。随后，为了进一步学习中国文化，日本派出小野妹子等人多次赴隋“取经”。小野妹子第一次面见隋炀帝时(607)，其国书写“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这封国书的称谓引得隋炀帝不悦，在他看来，中国皇帝才能被称为“天子”，蛮夷日本也配？隋炀帝直接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尽管如此，我们通过国书的称呼不难看出，日本因对“天子”这一中国所特有雅称的推崇，替换掉了原本使用的“大王”之名。随后，在隋朝使者裴世清访日后，小野妹子二次来朝时，国书又改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虽然这次日本采用“东天皇”自称，但明显还是有“天子”的影子。



圣德太子逝世后，日本的社会危机与统治危机再度出现。为解决这一局面，公元645年，中大兄皇子联合中臣（藤原）镰足刺杀大贵族苏我入鹿，随后中大兄皇子为皇太子，并拥戴轻皇子即位为孝德天皇。公元646年正月初一，趁政变后正是涤荡新风之便，日本孝德天皇颁布《改新之诏》，进行了一场意义重大的变革，因处于日本大化二年，故称“大化改新”。这次变革，使日本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完成了社会大转型。大化改新的基本内容之一，便是采用了初具雏形的“八省百官”制度。从这一制度的名称来看，与中国的五省六曹制或三省六部制颇为相似，事实上，也确实取经于中国，不过，它的完全成型还要经过时间的淬炼。


公元701年（日本大宝元年），日本文武天皇下令修订的《大宝律令》基本完成，这与十七年后（公元718）的《养老律令》均为日本律令法典之基石，律令制基本确立，并由此将“八省百官”制进一步推演为“二官八省”制。所谓二官，即掌管祭祀的神祇官与统括国政的太政官，太政官下设置中务省、宫内省、大藏省、治部省、式部省、刑部省、民部省及兵部省。这些部门与中国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之六部名称颇有相近之处。从负责关系来看，中务省约等于唐中书省与部分门下省，掌机要、诏敕；式部省则与唐吏部相对应，掌官吏选任、考课；治部省类似唐礼部，掌礼仪、外交；民部省则如唐户部，掌土地、赋税、户籍；大藏省的职能同户部与工部的部分功能相近，掌财政、仓库；宫内省权责类似唐殿中省与内侍省，掌皇室事务；至于兵部、刑部，中日之间几乎重叠，日本不仅完全使用唐名，而且职能所辖也基本一致。



随着中日古代行政部门的对应关系确立，职官唐名与和名也出现了一一对应的状态，且在日本古代社会既会使用和名，也会使用唐名。日本的最高行政长官（类似首相的前身）太政官，和名便是太政大臣（だじょうだいじん），总揽朝政，其唐名为相国或丞相，如前文提到《平家物语》中的“平相国”。而唐名的左右仆射为尚书省的实际执掌者（尚书令时常缺位），这也被日本学去，制为和名左大臣/右大臣（さだいじん/うだいじん）。至于六部长官的唐名皆为尚书之称，而日本的和名则称作“卿”。因清凉殿落雷事件而被奉为日本雷神、平安时代的日本文章大家——菅原道真，曾先后出任民部卿、右大臣，死后又被追赠正一位太政大臣，这些官称都是中国文化对日本产生深刻影响的历史明证。


当然，日本学习唐名而制和名时，也在不经意间将玄机暗藏在许多名称的背后。在《大宝律令》里官职分为长官、次官、判官、主典四等。而唐名的“侍郎”，为长官之副，在日本对应的官职恰为次官，念“すけ”（suke），这源自“介”字，意为辅佐者，与侍郎的意思相通。诸如近日完结的《长安的荔枝》里岳云鹏饰演的“陪酒侍郎”虽属戏称，但其在酒桌上相辅陪侍之意也展露无遗。而“判官”读作“じょう”（jō），实为唐代“丞”字的音译，诸如此类。最具深意的是主典“さかん”（sakan），既取“佐官”之音，又暗喻其如木匠（日语“左官”指泥瓦匠）般从事基础工作。



中西汇流

近代日本官职的中文称谓


古代日本向中国师法进行举国“唐化”，完成了大化改新，使日本从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步入近代，日本又开始学习西方政治体制，完成了明治维新，又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日本转益多师，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对其千余年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


1867年12月，在倒幕成功的日本维新人士推动下，重掌大政的日本天皇睦仁发布了《王政复古大号令》：


“圣意已决，实行王政复古，树立挽回国威之基。自此废除摄关、幕府等，先暂设总裁、议定、参与三职，使之处理万事。”


由此日本废除了公元858年出现的摄关政治与武家长期削弱天皇权力的大本营——幕府。



所谓的摄关政治，即由摄政与关白来代行日本天皇政务，这两个名称也都来自中国。摄政与关白皆取自汉代，即当时的权臣霍光以大将军领尚书事，行“摄政”之事，而《汉书·霍光金日磾传》也记载：“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天子。”而“幕府”一词也出自中国，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所载，“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幕）府”，此时的“幕”指行军所用帐幕，而“府”则为官属机构，至汉代则成为将军的配套机构，显然日本也是直接取用了这一层含义并沿用千载，直至倒幕成功方被废除。


公元1889年，日本公布《明治宪法》，其中第五十五条规定，“国務各大臣ハ天皇ヲ輔弼シ其ノ責ニ任ス”，这里提到的对日本天皇负辅弼之责的“国务各大臣”，便大多仍沿用唐名，称“某大臣”。具体部门的名称调整，则学习了近代西方政治制度，如外务大臣。正在狂热学习西方的日本，虽然仍沿用部分“唐名”的传统称呼，却自此不再为官职设置新的“唐名”。


至于内阁之首——“内阁总理大臣”，早在1885年日本废除太政官制时，便已确立，首届内阁总理大臣是后来和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的伊藤博文。内阁总理大臣虽与原本的太政大臣有一定相似性，却是建立在君主立宪的议会制度基础上，是本质区别，除了“大臣”之称，与唐名并无太多瓜葛。就翻译来看，日语中“総理”意为“总管、统领”，“大臣”为“部长”，而这一切的核心还是“内阁”，故该称呼可以直译为中文的“内阁的首席长官”。那么，既然日文里有“総理”，中国为什么不将其直接译成“总理”呢？



较早将这一职位译作首相（或宰相）的原因，还是来自甲午之后的痛定思痛。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目睹了日本的“反超奇迹”，开始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以图变革救国。如严复在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译作《原富》）时，将书中指英国等议会制国家政府首脑的“Prime Minister”译为“宰相”，后这一称呼又渐被“首相”替代（“相”为中国传统称呼，类“丞相”“宰相”。而“首相”整个词则取“首席辅弼”之意，以示与传统区别）。正因如此，与英国首相同一性质的“内阁总理大臣”，便顺理成章地被译作“首相”。梁启超赴日后撰写于《清议报》《新民丛报》的文章里论及日本政治时，更是频繁使用“日本首相伊藤氏”等表述，促进这一称谓的最终定型，逐渐成为中国人习以为常、日本人却不常使用的“新唐名”。


现代以来，这种翻译惯例更是几乎稳定下来。日本首相由国会中占多数党的领袖产生，对国会负责，拥有解散众议院、提出和签署法案等核心权力；而天皇则只保留礼仪性元首地位，实权完全集中于内阁总理大臣。二战后美方对日本宪政的重塑，进一步明确了首相与天皇的职权分离。因此内阁总理大臣更是在本质上就相当于欧英等国的 Prime Minister。例如英国、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等君主立宪制国家，政府首脑均翻译为“首相”。



古代日本因崇拜强盛的隋唐，在历次重大官制变革中，都采用了唐名与和名并存的两套系统，时至今日，我们仍能在日本部分官职称呼中看到唐名的影子。回头再看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中文名称“首相”，也可视作一种近代新式“唐名”，其背后印刻着中日文化的千年交流史。

 

参考资料：

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4年版。

2、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16年版。

3、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4、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2003年版。

5、黒板勝美国史大系編修会編輯：《新訂増補国史大系•尊卑分脉》、吉川弘文館1983年版。

6、黒板勝美国史大系編修会編輯：《新訂増補国史大系•続日本紀》、吉川弘文館1984年版。

7、林茂、辻清明編集：《日本内閣史録》，第一法規出版会1981年版。

8、万安侣：《古事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9、舍人亲王：《日本书纪》，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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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魏仕俊 李友园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李栋 戈雨 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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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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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势、顺势、借势、逆势

于危机中寻先机

于危局中开新局

历史的每一步转折

都是危机与机遇的博弈

《国家人文历史》团队最新力作

讲透中国古代多个关键转折时期

新旧更迭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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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n \n
\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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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700 字
阅 读 需 要 16 分钟


经常关注日本新闻的朋友可能会发现，日本的“首相”都被称为“内閣総理大臣”。若依照文字来看，其中文简称似应为“总理”，而非“首相”。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矛盾的现象呢？是翻译问题吗？



想要揭开真相，需要先了解日本官职名称背后那段横跨千年的中日交流历史。


唐名东渡

律令制下日本职官的雅称变革


长安大明宫内灯火辉煌，那不仅是大唐的富丽繁华，更是烛照世界的荣光。在皇宫之内，乘风破浪来到大唐、代表国家出使的日本使臣粟田真人，正在频频举杯，向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敬酒。趁酒酣耳热之际，遣唐使粟田真人忽然伏地恳求，道出此行的真正目的：

 

“臣国名‘倭’，实不雅驯，愿陛下赐名‘日本’！”


已是醉意朦胧的武则天不以为意，挥袖应允，随后一道诏书，便让御赐的“日本”之名流传千年。



这一绘声绘色的演绎源头有二，一是亲历武后时代的张守节在《史记正义》里记载的：


“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北宋王溥《唐会要》（建隆二年，961）也记载：“咸亨元年三月，遣使贺高丽；则天时，自言其国近日所出，故号日本国。


尽管实际上日本国的来源尚有多种说法，但自公元八世纪起，不管是日方的史料记载还是相关的考古资料都显示，日本确实成为了官方性质的称呼。


汉光武帝亲封的“倭奴国”自此更名，那枚“汉倭奴国王金印”也因逐渐失去效力而隐于尘埃之中，直至18世纪才被九州福冈的农民发现，重见天日。



这场大唐酒宴上的国号更迭，是当时日本向中国求取一系列雅称的缩影。


公元7-8世纪，正是中日政治文化交流最为密切的时期，那时的留学僧、遣（隋）唐使可谓络绎不绝，而（隋）唐朝的建筑、艺术等诸多方面都是日本学习的对象，包括平城京（今奈良）的诞生——朱雀门、朱雀大路等名称皆源自长安，连棋盘式街道布局都与大唐都城如出一辙。不过，最为日本欣赏与倾慕的，还是大（隋）唐领先世界的政治制度，以及由此制度衍生的诸多唐名雅称。


唐名，又被称作汉名，系指日本某一官职有其对应的中国官职名称，这一称呼也印证了汉唐的国际影响力。与唐名相对的，是日本本土自称的官名，又被称为和名或倭名。诸如与《源氏物语》并称日本古典文学双璧的《平家物语》，其中的主角平清盛，被称为武家政权之祖（所谓武家指以武力服务朝廷的幕府、大名等势力，与之相对的公家，便是指以政务服务朝廷的公卿贵族势力），他曾出任太政大臣，按照当时唐名的称呼则是“平相国”。这种唐名的使用恰恰展现出古代日本对中国制度文化的倾慕，不过其吸收、改造，乃至本土化还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沉淀。



公元603年，圣德太子改革之际，明确提出仿效中国官制，制定了冠位十二阶。这一制度将官员分为十二个官阶等级，以德、仁、礼、信、义、智各分大小为阶，并用紫、青、赤、黄、白、黑六种颜色的冠帽加以区分。虽然其官名没有完全照搬中国，但这种等级结构的区分明显取法于隋。随后，为了进一步学习中国文化，日本派出小野妹子等人多次赴隋“取经”。小野妹子第一次面见隋炀帝时(607)，其国书写“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这封国书的称谓引得隋炀帝不悦，在他看来，中国皇帝才能被称为“天子”，蛮夷日本也配？隋炀帝直接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尽管如此，我们通过国书的称呼不难看出，日本因对“天子”这一中国所特有雅称的推崇，替换掉了原本使用的“大王”之名。随后，在隋朝使者裴世清访日后，小野妹子二次来朝时，国书又改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虽然这次日本采用“东天皇”自称，但明显还是有“天子”的影子。



圣德太子逝世后，日本的社会危机与统治危机再度出现。为解决这一局面，公元645年，中大兄皇子联合中臣（藤原）镰足刺杀大贵族苏我入鹿，随后中大兄皇子为皇太子，并拥戴轻皇子即位为孝德天皇。公元646年正月初一，趁政变后正是涤荡新风之便，日本孝德天皇颁布《改新之诏》，进行了一场意义重大的变革，因处于日本大化二年，故称“大化改新”。这次变革，使日本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完成了社会大转型。大化改新的基本内容之一，便是采用了初具雏形的“八省百官”制度。从这一制度的名称来看，与中国的五省六曹制或三省六部制颇为相似，事实上，也确实取经于中国，不过，它的完全成型还要经过时间的淬炼。


公元701年（日本大宝元年），日本文武天皇下令修订的《大宝律令》基本完成，这与十七年后（公元718）的《养老律令》均为日本律令法典之基石，律令制基本确立，并由此将“八省百官”制进一步推演为“二官八省”制。所谓二官，即掌管祭祀的神祇官与统括国政的太政官，太政官下设置中务省、宫内省、大藏省、治部省、式部省、刑部省、民部省及兵部省。这些部门与中国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之六部名称颇有相近之处。从负责关系来看，中务省约等于唐中书省与部分门下省，掌机要、诏敕；式部省则与唐吏部相对应，掌官吏选任、考课；治部省类似唐礼部，掌礼仪、外交；民部省则如唐户部，掌土地、赋税、户籍；大藏省的职能同户部与工部的部分功能相近，掌财政、仓库；宫内省权责类似唐殿中省与内侍省，掌皇室事务；至于兵部、刑部，中日之间几乎重叠，日本不仅完全使用唐名，而且职能所辖也基本一致。



随着中日古代行政部门的对应关系确立，职官唐名与和名也出现了一一对应的状态，且在日本古代社会既会使用和名，也会使用唐名。日本的最高行政长官（类似首相的前身）太政官，和名便是太政大臣（だじょうだいじん），总揽朝政，其唐名为相国或丞相，如前文提到《平家物语》中的“平相国”。而唐名的左右仆射为尚书省的实际执掌者（尚书令时常缺位），这也被日本学去，制为和名左大臣/右大臣（さだいじん/うだいじん）。至于六部长官的唐名皆为尚书之称，而日本的和名则称作“卿”。因清凉殿落雷事件而被奉为日本雷神、平安时代的日本文章大家——菅原道真，曾先后出任民部卿、右大臣，死后又被追赠正一位太政大臣，这些官称都是中国文化对日本产生深刻影响的历史明证。


当然，日本学习唐名而制和名时，也在不经意间将玄机暗藏在许多名称的背后。在《大宝律令》里官职分为长官、次官、判官、主典四等。而唐名的“侍郎”，为长官之副，在日本对应的官职恰为次官，念“すけ”（suke），这源自“介”字，意为辅佐者，与侍郎的意思相通。诸如近日完结的《长安的荔枝》里岳云鹏饰演的“陪酒侍郎”虽属戏称，但其在酒桌上相辅陪侍之意也展露无遗。而“判官”读作“じょう”（jō），实为唐代“丞”字的音译，诸如此类。最具深意的是主典“さかん”（sakan），既取“佐官”之音，又暗喻其如木匠（日语“左官”指泥瓦匠）般从事基础工作。



中西汇流

近代日本官职的中文称谓


古代日本向中国师法进行举国“唐化”，完成了大化改新，使日本从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步入近代，日本又开始学习西方政治体制，完成了明治维新，又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日本转益多师，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对其千余年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


1867年12月，在倒幕成功的日本维新人士推动下，重掌大政的日本天皇睦仁发布了《王政复古大号令》：


“圣意已决，实行王政复古，树立挽回国威之基。自此废除摄关、幕府等，先暂设总裁、议定、参与三职，使之处理万事。”


由此日本废除了公元858年出现的摄关政治与武家长期削弱天皇权力的大本营——幕府。



所谓的摄关政治，即由摄政与关白来代行日本天皇政务，这两个名称也都来自中国。摄政与关白皆取自汉代，即当时的权臣霍光以大将军领尚书事，行“摄政”之事，而《汉书·霍光金日磾传》也记载：“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天子。”而“幕府”一词也出自中国，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所载，“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幕）府”，此时的“幕”指行军所用帐幕，而“府”则为官属机构，至汉代则成为将军的配套机构，显然日本也是直接取用了这一层含义并沿用千载，直至倒幕成功方被废除。


公元1889年，日本公布《明治宪法》，其中第五十五条规定，“国務各大臣ハ天皇ヲ輔弼シ其ノ責ニ任ス”，这里提到的对日本天皇负辅弼之责的“国务各大臣”，便大多仍沿用唐名，称“某大臣”。具体部门的名称调整，则学习了近代西方政治制度，如外务大臣。正在狂热学习西方的日本，虽然仍沿用部分“唐名”的传统称呼，却自此不再为官职设置新的“唐名”。


至于内阁之首——“内阁总理大臣”，早在1885年日本废除太政官制时，便已确立，首届内阁总理大臣是后来和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的伊藤博文。内阁总理大臣虽与原本的太政大臣有一定相似性，却是建立在君主立宪的议会制度基础上，是本质区别，除了“大臣”之称，与唐名并无太多瓜葛。就翻译来看，日语中“総理”意为“总管、统领”，“大臣”为“部长”，而这一切的核心还是“内阁”，故该称呼可以直译为中文的“内阁的首席长官”。那么，既然日文里有“総理”，中国为什么不将其直接译成“总理”呢？



较早将这一职位译作首相（或宰相）的原因，还是来自甲午之后的痛定思痛。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目睹了日本的“反超奇迹”，开始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以图变革救国。如严复在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译作《原富》）时，将书中指英国等议会制国家政府首脑的“Prime Minister”译为“宰相”，后这一称呼又渐被“首相”替代（“相”为中国传统称呼，类“丞相”“宰相”。而“首相”整个词则取“首席辅弼”之意，以示与传统区别）。正因如此，与英国首相同一性质的“内阁总理大臣”，便顺理成章地被译作“首相”。梁启超赴日后撰写于《清议报》《新民丛报》的文章里论及日本政治时，更是频繁使用“日本首相伊藤氏”等表述，促进这一称谓的最终定型，逐渐成为中国人习以为常、日本人却不常使用的“新唐名”。


现代以来，这种翻译惯例更是几乎稳定下来。日本首相由国会中占多数党的领袖产生，对国会负责，拥有解散众议院、提出和签署法案等核心权力；而天皇则只保留礼仪性元首地位，实权完全集中于内阁总理大臣。二战后美方对日本宪政的重塑，进一步明确了首相与天皇的职权分离。因此内阁总理大臣更是在本质上就相当于欧英等国的 Prime Minister。例如英国、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等君主立宪制国家，政府首脑均翻译为“首相”。



古代日本因崇拜强盛的隋唐，在历次重大官制变革中，都采用了唐名与和名并存的两套系统，时至今日，我们仍能在日本部分官职称呼中看到唐名的影子。回头再看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中文名称“首相”，也可视作一种近代新式“唐名”，其背后印刻着中日文化的千年交流史。

 

参考资料：

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4年版。

2、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16年版。

3、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4、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2003年版。

5、黒板勝美国史大系編修会編輯：《新訂増補国史大系•尊卑分脉》、吉川弘文館1983年版。

6、黒板勝美国史大系編修会編輯：《新訂増補国史大系•続日本紀》、吉川弘文館1984年版。

7、林茂、辻清明編集：《日本内閣史録》，第一法規出版会1981年版。

8、万安侣：《古事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9、舍人亲王：《日本书纪》，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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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魏仕俊 李友园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李栋 戈雨 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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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危机中寻先机

于危局中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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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危机与机遇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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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更迭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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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3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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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自青藏高原奔腾而下，狂暴的水流由西向东击中坚固的鄂尔多斯地块,却如同撞上一堵坚不可摧的铁壁，无奈下只得臣服于贺兰山构造带边缘的断裂，沿着断层带劈山造峡，硬生生地辟出一条长达数百里的河道。


这是黄河”几“字弯中起手的一“丿”，奔涌的河水贴着绵延起伏的山脉 滔滔向北，滋润着黄色的大地。而默默耸立的贺兰山不仅与黄河一起围住了窄窄的银川平原,更挡住了自西伯利亚南下的寒流，把冰冷而干燥的空气留在它头顶的黄沙之中。在贺兰山的这一侧，来自太平洋的最后一缕季风被它拥入怀中，潮湿的水汽在这里失去了全部的气力和手段，化作空气中的甘霖细雨。


这里是游牧与农耕的天然分界，匈奴、鲜卑、吐谷浑......一个个剽悍的民族从这里起，向农耕帝国发起冲击。而帝国则以屯田和渠灌作为回应——秦统一六国之后，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在贺兰山下屯田修渠，引黄河之水灌溉膏腴。此后西汉修光禄渠、御史渠；东汉修汉延渠；北魏修艾山渠；唐代开唐徕渠、特进渠......千年来无数先民挥汗如雨，以锹镐为剑，以土石为敌，在黄土高原上留下一条条纵横交错的人工水道。这些水道如经络般不断延伸，灌田百万，让昔日荒芜的边塞最终成为唐人口中“贺兰山下果园成”的塞上江南。


这里曾经是大唐的骄傲，狂野的突厥骑兵被盛唐的军阵拦阻于贺兰山下。“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的诗句是英雄们的注脚。而在安史之乱爆发后，随着吐蕃对陇右的侵吞，这里甚至一度成为大唐西北防线的核心。可当大唐的最后一抹荣光也从地平线上消散，中原大地陷入五代乱世的漫漫长夜后，另一种诱人的可能性却在贺兰山脚下悄然而生：是否有人能抓住这帝国最后的遗产，在这片已经被开垦过的土地上留下新的故事呢?


 

贞观之后，在大唐与吐蕃的战争中被迫内迁的党项人成了新时代的宠儿，他们趁着五代诸朝纷争动乱无暇西顾之际,时而俯首称臣，时而倚险自重，时而大肆护张，时而阴结叛臣，竟然由初唐时的内附部落摇身变为堂堂定难军节度使，最终在北宋时建立西夏，与宋、辽三足鼎立，在银夏大地上缔造了一段传奇的历史。而贺兰山脚下矗立的九座西夏王陵，则是这段历史最好的见证者。


贺兰山下的王陵


自公元1038年李元昊称帝起,到1227年蒙古铁骑踏平西夏为止，西夏政权绵延189年，共历10帝，分别是景宗李元昊、毅宗李谅祚、惠宗李秉常、崇宗李乾顺、仁宗李仁孝、桓宗李纯祐、襄宗李安全、神宗李遵顼，以及献宗李德旺和末主李晛。


 

丧葬乃是大事，王陵的选址更是大事中的大事，因此如何为王陵挑选合适的风水宝地便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虽然由于文献典籍的缺失，西夏为王陵选址的过程已不可考，但从结果来看，选址是相当成功的：宁夏地震多发，当年西夏末主被迫降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当时爆发了一场大地震，导致房倒屋塌、死伤无数。1920年，在距离银川只有200千米的海原所爆发的海原地震更被视为“环球大震”“有史以来最剧烈的地震之一”，附近的湖泊甚至因地震而迁移了几干米。但矗立在贺兰山东麓的9座西夏陵陵塔历经天灾人祸，外加被风吹雨淋了近干年，陵塔的主体结构依然清晰可辨，堪称奇迹。


如此”奇迹”，实则要归功于风水堪舆之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所谓风水之说大多是杂糅了阴阳五行和种种方术的无稽之谈，但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年代，风水堪舆之术中却也包含了许多经验之谈乃至地理勘探的手段。比如历代王朝为王陵选址定穴的”玄妙手段，若是换一种思路来看却是相当科学的：选陵就近——太远则祭拜不便；成势于山——如此则基础稳固；择高建陵——如此既能彰显皇家威严，又可避开水患。虽然党项人乃游牧出身，对丧葬之事不如中原重视，但好在党项人从初唐开始便已经内附，多年下来上层人士对中原的先进理念颇为认同。因此风水之术与历朝王陵选址理念便成为西夏陵选址的“理论基础”。


西夏都城兴庆府故址位于今日的银川市兴庆区老城，银川市附近西南略高,东北稍低而由兴庆区老城西去约七十里的贺兰山东麓，正是西夏陵所在，整个陵区海拔约在1130到1200米之间，较之于银川市1010到1150米的海拔高度超出了整整一截。因此“就近”与“择高”两个原则，便轻而易举地达成。更妙的是西夏人奉贺兰山为“神山”“圣山”，王陵背倚贺兰，将先祖安葬于都城与神山之间，从宗教学的角度来说充满了由人而神的象征意味。贺兰山山体坚固，构造稳定，山高坡陡，山洪暴发时水流往往携带山体碎屑滚滚而下，无数年寒来暑往，在山麓前形成了洪积扇前倾斜平原，这方土地表层为细碎沙，深处则是砾石与粗砂交错堆积，结构紧密、承载力强，排水条件好，简直是挖掘陵墓的绝佳基质。美中不足的是陵区跨越数条沟谷，偶有洪水之虞，但这点隐患与其他优势相比，却也算不得什么了。



远超想象的破坏


可惜的是，曾经选址的先祖们恐怕怎么也想不到，后来的西夏陵还是遭遇了远超常人想象的破坏。


成吉思汗在征讨西夏时坠马受伤，大家都认为最好暂时退兵，养伤之后卷土重来。成吉思汗思索再三，觉得自己若此时退兵，难免被西夏人耻笑，决定先派人试探一下西夏君臣态度。结果不试探还好，这一试探彻底出了事：西夏大臣阿沙敢不口出狂言，表示都说你蒙古人“夙以善战名”，我现在就在贺兰山下驻营，“汝与我战，胜则取之”。当然，若是你蒙古人不敢硬碰硬，只想来打家劫舍，那也无妨，“向中兴、西凉自取可也”。


如果是别人说这话也就算了，偏偏这位阿沙敢不乃是西夏与蒙古交恶的导火索之一：昔日蒙古西征花剌子模，命西夏出兵相助时正是这位讥讽成吉思汗“度力不足，何以为汗”。这下梅开二度，成吉思汗完全破防，咬牙切齿发誓“虽死，必往证其言”。《蒙古秘史》称他下诏要求将士们“每次吃饭时，都要说：把他们消灭干净，杀死，消灭掉！”结果成吉思汗本人却死在了征服西夏的前夜。如此深仇大恨，不仅导致西夏末主投降后惨遭杀戮，连带着整个西夏境内都遭遇了一场浩劫。虽说在察罕的劝解下蒙古人并未在中兴府进行屠城，但大规模的破坏却避无可避。西夏陵自然难逃一劫：以规模最大、残存最为完好的三号陵来说，其陵园月城入门后神道两侧的石像生全都被人为打碎，墓室上方则被掘出一个直径23米的巨大盗坑——估计蒙古人为了泄愤，将西夏先王们的尸首全都给刨了出来。


这般惨状几乎在每座陵上都重现了一遍，蒙古人将自己的怒火尽数倾泻到陵墓身上，因此陵区内的地表建筑几乎全部化为瓦砾。幸运的是，西夏自李元昊起大多笃信佛教，所以在墓穴后面另起陵塔，陵塔以夯土为主体结构，层层收敛，矮则十几米，高则二十余米，底座周长动辄上百米。纵然是蒙古铁骑强悍无比，面对这样一个实心土疙瘩也无从下手。西夏陵中最有特色也最为醒目的一部分就这样被保留下来。


惨烈的破坏使得贺兰山脚下这片富饶之地化作炼狱，但更加致命的是战争让党项人流散四方，忘掉了先人的荣光。等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庆王朱栴受封宁夏，当地人已不记得这里是什么地方了。当朱栴来到贺兰山下，为一座座高耸的圆锥形土堆所震撼时，当地人却告诉他这里乃是“西山昊王”之坟。昊王死后为防盗墓，连续出殡了整整一年，最后留下真坟一座，假坟三百六十座。而朱栴则从“昊王”的名字中察觉到一丝异样，最终他在《宁夏新志》中留下“李王墓，贺兰之东，数冢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诸陵是也”的记载，不过更关键的则是后面一句：“人有掘之者，无一物。”



显然，到明初时西夏陵中有价值的陪葬品早已被蒙古大军和随后而来的盗墓者们搜刮一空了，剩下的不过是断瓦残垣与夯土构筑成的陵塔和土墙。此后几百年间，陆续有人至此挖土取砖，将王陵的最后一点价值也彻底榨干，渐渐地风沙掩埋了昔日的帝陵。除高达十几甚至二十几米的夯土陵塔还能露出地表外，陵园边界都已模糊不清。


确认西夏陵


直到1971年冬，考古学者在这衰败的遗址附近发现了西夏文残碑块，才将这片陵区确认为西夏陵。



确定这里就是西夏陵遗址后，考古队马上对六号陵进行发掘。之所以选中六号陵，是因为陵前地表看上去颇为平整，似乎没有遭遇大规模盗挖。结果因为墓道堆土数量庞大，大家断断续续发掘了两年才算摸清六号陵的地下状况：原来这里并非侥幸逃过一劫，其甬道与地宫上部早已被盗坑破坏。只是因为有人给盗坑做了回填，再加上数百年风吹沙堆，所以外表地面看上去才会比较平整。以正常考古流程来说，理应将盗坑上的回填彻底挖开，然而由于经费有限加上时间紧迫，最终大家只得在地下搭棚支架，勉强发掘了甬道、地宫和部分地面遗迹。而地下所发现的东西则尤为触目惊心：厚约20厘米的石板被暴力击碎，甬道中散落着人骨和破碎的陪葬品——考虑到蒙古士兵不太可能自己砍下肢体的一部分丢到甬道之中，最合理的解释便是他们将墓主从棺材里面“请”了出来。

而30多年以后，为贯彻《西夏陵保护总体规划》，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再次趁着对六号陵加固保护的机会进行了大面积发掘，尤其是对出土文物进行了全面梳理。当种种迹象拼接到一起后，大家赫然发现这陵可能是李元昊父亲、夏太宗李德明的嘉陵。

于是一个西夏陵次序排列横空出世了：以李元昊的三号陵为中心，与其呈三角之势的四号陵、六号陵乃是太祖李继迁的裕陵、太宗李德明的嘉陵。由于李继迁和李德明生前并未称帝，因此四号陵与六号陵附近的陪葬墓较之于其他诸陵格外稀少；最南边的一号陵与二号年代接近、形式规模几乎一致，说明两人辈分应该相同，所以推测为襄宗李安全的康陵与桓宗李纯祐的庄陵；五号陵出土残碑中提及宋夏战事，又谈到当时西夏与吐蕃关系还算稳定，种种事件都跟能惠宗扯上关系，因此推测为惠宗李秉常的献陵；七号陵有碑文佐证，早已被定为仁宗李仁孝的寿陵；而八号陵与九号陵则被推测为毅宗李谅祚的安陵和崇宗李乾顺的显陵。只是由于缺乏实实在在的考古证据，这样的次序依然有待进一步考据验证。


2025年7月11日16时23分，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


贺兰山前的黄河滔滔不绝，奔涌向前，从未止歇。山脚下高高耸立的九座西夏陵塔不仅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迹保存最完整的王陵之一，更是西夏文化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实物遗存。在每一次考古发掘中，在每一块残碑的解读里，在每一座陵台的测绘下，西夏的形象正从模糊走向清晰。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6月上，原标题为《王陵考古——揭开尘封的王朝印记》，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刘志斌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张斌 古月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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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贺兰山东麓的旷野之上

9座王陵巍然矗立

用其气势恢宏的布局

颇具特色的陵园建筑

精美的琉璃构件和残碑石刻

向世人诉说着一个遥远而神秘的王朝往事

本期，让我们一同走进

中国2025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

西夏陵

这不仅是一次探寻历史之旅

更是一次感悟文明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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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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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做古代金属器科技史的科普和研学，这个问题本来也是一些场合我做线下科普的开场介绍部分，在这里赘述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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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与金属矿石打交道的时间很久远，比通常想象的更久远，要以万计，早于大家认知的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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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古人对金属矿和金属器的认认知，也比通常想象的更缓慢，即便是认知速度相对飞快的古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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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先放下我们作为现代人，对金属有着或多或少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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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矿石，首先也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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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个问题最早可以上溯到旧石器时代，人类对不同石头的挑选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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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出现了人类最早可以认知的第一类金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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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形成的自然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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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这些自然金属对于古人类而言，是一类特殊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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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金属类型非常有限，大致分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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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类极为罕见，来自外太空，比如天然铁，尽管地球的铁元素非常丰富，但地表没有能形成自然铁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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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种罕见来源——铁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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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原住民（被称作印第安人）就使用陨铁制作铁器。下图是一片陨铁，上面有原始加工痕迹，被有些学者认为是附近 2000 年前墓葬内铁器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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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此类物件，如出土自图坦卡蒙墓的铁匕首，就由铁陨石制成，并不代表当时古埃及拥有锻铁的技术，时间约 3300B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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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博物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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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是化学性质不活泼的贵金属，比如自然铂、金、银、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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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天然富集的大块金，又被称作狗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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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度高的金属，硬度普遍不足，但性质稳定、总量稀少，因此主要有两大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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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作为货币；二是作为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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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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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在这里首次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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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最开始对铜的使用，从现有的考古学证据来看，就是自然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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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限制早期人类使用自然铜的主要因素是地域分布和地表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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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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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限可以非常早，可能随着更多考古新发现继续往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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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对北美古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对（这是另一个很大的议题，这里不展开）以及 C14 测年显示，北美原住民（被称作印第安人）在 9500 年前就开始利用自然铜，但在 5000 年前中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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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家根据出土物仿制的投掷器锥形铜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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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论打破了此前一些学者认为的，进入金属器历史后不会再退回石器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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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仅仅使用自然铜的情况下，如前文所言，自然铜只会被认为是诸多石材之中的一种。在金属硬度并不显著的情况下，自然铜被其他石材替代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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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新大陆的情况，而在旧大陆，人们对自然铜的应用历史同样悠久，并进一步形成了对金属器的一系列热锻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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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冶炼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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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形成金属的量是非常有限的，但有另一颗科技树，可以获得金属——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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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高温的火堆就能还原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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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氛围必须分氧化性氛围和还原性氛围，而冶炼金属必须是还原性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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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性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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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牵扯到另一个与冶炼共用部分科技树的领域——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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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我国古代陶器的读者们知道，陶器有不同的颜色：比如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时期等流行的红陶、还有龙山文化时期流行的灰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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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大家会看到，明清时期很多城墙房屋使用青砖、而 20 世纪我国的建筑以红砖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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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其实就与氧化性氛围和还原性氛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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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窑文化红陶彩陶（左）、龙山文化灰陶蛋壳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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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的地表含有丰富的铁元素，但都是以二价铁（失去两个最外层电子）或三价铁（再失去一个次外层电子）的形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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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化学介绍：二价铁离子多为浅绿色，三价铁离子多为红褐色。这是在可溶性水溶液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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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壤这种混合的条件下，二价铁呈现出青灰色，三价铁呈现红色，红土的颜色也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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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砖的制作方式为例，就能看出氧化性氛围和还原性氛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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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砖基本都是氧化性氛围，高温烧砖带来的熊熊火焰，天然就是个氧化过程，后续冷却为自然冷却，也并未改变氧化性氛围，因此砖土中的铁是三价铁，呈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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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制作青砖，需要在烧砖时加水，这样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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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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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氧化碳和氢气都是还原性的，因此将砖土中的三价铁还原成二价铁，最终烧制成青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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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还原性氛围下，矿石才可能被还原成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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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在氧化性氛围下，不可能获得任何金属。除非你把地球烧穿了，可以从地核去拿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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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类掌握冶炼的历史要远比掌握用火的历史短，当时的人们必须从偶然制造还原性氛围到稳定制造还原性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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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可冶炼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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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到还原性氛围，且周边能捡拾到矿石的情况下，首先认识下什么是低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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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历史极其悠久的制陶方式称为——平地堆烧法，简单易行，是最早的制陶工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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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一般能达到 600℃，有时能更高（约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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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温度下的低温可冶炼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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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 Hg——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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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 Sn——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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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 Pb——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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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 Zn—— 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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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虽然存在钾 K——63℃，钠 Na——98℃这类低温金属，但都是化学性质极其活泼的碱金属，一方面无法通过碳等常规方式低温还原出来的，另一方面自然界也没有可供还原的直接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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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认识这几种金属的时间也比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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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这类纯金属很软，汞更是又毒又是液体，拿来打打杀杀太不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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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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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垫了这么久，终于开始聊到冶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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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急，让我们跟着人类认识金属的缓慢节奏来慢慢认识人类的冶炼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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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处理的偶然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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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块明显被高温洗礼过的混合物，其中能看到多孔的铜泛着黄色光泽，时间大约是 10800 年前，出土自安纳托利亚的 Gre Filla 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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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能说明当时的人们开始冶炼和获取铜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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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说，但这一标本非常好地为我们展示了人类认识金属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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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纳托利亚是自然铜和铜矿石都相对丰富的地区，因此，人们在制作石器，以及偶然遇火热加工后，会看到一类石头的异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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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类现象有点意思可以用用，哪怕只是玩一玩，那就可以去拿石头的地方多拿几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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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一现象可以复现，那这一族群就暂时拥有了某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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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该地也有自然铜和自然铜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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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因为各种原因拿火去烤自然铜器，再拿石头敲一敲，可能就逐渐学会了铜的基本热处理——热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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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可惜，倘若这一族群迁徙或者被并被灭，这一不成熟的技术就可能湮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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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称之为偶然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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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金的偶然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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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也参与到偶然所得这一环节之中，并且这一记录还不好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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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未谈论金属冶炼，更别提合金了，但就在约 6600 年前的关中临潼姜寨，考古出土了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黄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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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铜是铜 - 锌合金，前文提到过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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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铜的出现通常远晚于青铜，因为锌还有一个特性，低沸点——907℃，而铜的熔点是 1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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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铜 - 锌在激烈还原的过程中，可能铜尚未充分还原，锌就挥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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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黄铜器的首秀，锌含量高达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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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者使用铜矿和锌矿混合，做过模拟冶炼，推测与矿石的含锌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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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黄铜的冶炼技术并未因此就流传开，虽然后续在山东又出现个别黄铜器，也均为偶然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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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偶然并不一定都是运气，而是说对规律的认知不到位，以至于技术难以传承或推广，仅有极小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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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偶然所得，到总结出一项规律、掌握一项技术，在当时，可能都是上百年的积累、遗忘、消灭、再发现，直到不同的人群开始了解到：有一类石头，在还原性氛围的高温环境下，可以得到另一种特殊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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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冶炼模糊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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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矿和铜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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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金属当中，用途最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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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当时很可能不懂什么是金属，而是继续把铜当作一种特殊的石头，但早在八九千年前，不同地方的人群（包括古代中国），开始认识到冶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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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必须去寻找能得到铜的那种石头，我们称为铜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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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知，自然铜是存在，但又是非常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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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铜在化学性质上是非常亲硫 S 的，因此铜的大部分矿产以硫化矿的形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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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着急，那时候的人们根本用不了硫化的铜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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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剩一类重要的铜矿——铜的氧化矿，可以满足早期的冶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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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铜矿一定是地面浅表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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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开矿是不会有文物保护意识的，最初的古矿冶很难保存下来，因为最初开挖的区段很容易被后续的区段给覆盖掉，丧失了早期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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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找到铜的氧化矿，且听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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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铜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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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铜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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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铜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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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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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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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为早期寻找到地表和浅层矿提供了不小的方便，一些矿石在作为矿石用途之前，就因为其色彩而成为了装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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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石家河文化时期尚未出土任何金属器，但出土了孔雀石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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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殷商人群南下，在盘龙城建立城池时，不难向当地土著打探到，你的孔雀石是从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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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绿山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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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汉字里，矿写作“卝”，为竖井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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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古代中国已发现的早期铜矿，已经是人们对铜矿有了很深的认识之后才能开采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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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古铜矿里最著名的铜绿山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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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遗址是一座铁 - 铜混合矿，并且是铁矿在上层形成了铁帽，下方才是铜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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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对铜矿有足够的认识，不可能开采铜绿山，因此表层几乎全是当时无法开采的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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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载：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金。符合这一解释。一些典籍也记载了各地矿产情况和矿产知识，是古代中国采矿朴素的知识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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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绿山铜矿能保存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更是开采者有意先开采下层，先下后上，随后用矿渣和废弃物填下层，这样才创造了非常优异的古矿冶保存环境，得以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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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一些论文，不少人在探寻早期矿场时，会带入现代立场，从现代铜矿丰富的地方去想，忽视了早期只有开采地表浅层小型矿的能力，想象力极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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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我们现在想要找到确凿的古矿冶证据时，确实有些犯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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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上文提到的后采会破坏先采的痕迹，其次是缺少测年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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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 1982 年的铜矿铜器铅同位素比例方法，能帮助我们分析这类问题，近年来，又涌现出了铜同位素比例和锡同位素比例测试，希望在将来能获得更多的数据，帮助我们了解更多古人采矿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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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研学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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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字，其实基本上是我在线下做青铜（也包括陶瓷）研学时，开场所要介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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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通常从科技史这一少见的视角切入，梳理人类文明进步的演进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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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完上述内容后，再去探讨对铜器、铜合金、铁器乃至钢铁的不同认识与技术进步，并聚焦于它们在开采、冶炼、铸造、装饰等工艺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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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对于古代中国，虽然金属史成熟的晚，但成熟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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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古代中国对高温科技树的独到之处，使得古代中国的金属科技史出现了两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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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特殊、大量的青铜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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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独步古代世界史的快速金属技术迭代，和明代以前唯一能熔融铁的文明体系（含周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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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而言，如果缺少这个源头性的铺垫，讲解一场青铜展和金属史——尤其是青铜通史展——那些精美的器物，便如同“天生石猴”一般，仿佛凭空从石头缝里蹦出。因此，这段介绍至关重要，它为我们理解青铜器的缘由提供了必要的背景和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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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朋友们对这类科技史（青铜、陶瓷等）的研学活动感兴趣，欢迎私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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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在上博青铜馆科技史研学的简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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鸑鷟鹓鶵：青铜不语，科技有声——邀您来上海博物馆，探索青铜的科技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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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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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做古代金属器科技史的科普和研学，这个问题本来也是一些场合我做线下科普的开场介绍部分，在这里赘述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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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与金属矿石打交道的时间很久远，比通常想象的更久远，要以万计，早于大家认知的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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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古人对金属矿和金属器的认认知，也比通常想象的更缓慢，即便是认知速度相对飞快的古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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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先放下我们作为现代人，对金属有着或多或少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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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矿石，首先也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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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个问题最早可以上溯到旧石器时代，人类对不同石头的挑选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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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出现了人类最早可以认知的第一类金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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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形成的自然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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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这些自然金属对于古人类而言，是一类特殊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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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金属类型非常有限，大致分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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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类极为罕见，来自外太空，比如天然铁，尽管地球的铁元素非常丰富，但地表没有能形成自然铁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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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种罕见来源——铁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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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原住民（被称作印第安人）就使用陨铁制作铁器。下图是一片陨铁，上面有原始加工痕迹，被有些学者认为是附近 2000 年前墓葬内铁器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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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此类物件，如出土自图坦卡蒙墓的铁匕首，就由铁陨石制成，并不代表当时古埃及拥有锻铁的技术，时间约 3300B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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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博物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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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是化学性质不活泼的贵金属，比如自然铂、金、银、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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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天然富集的大块金，又被称作狗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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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度高的金属，硬度普遍不足，但性质稳定、总量稀少，因此主要有两大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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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作为货币；二是作为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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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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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在这里首次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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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最开始对铜的使用，从现有的考古学证据来看，就是自然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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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限制早期人类使用自然铜的主要因素是地域分布和地表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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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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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限可以非常早，可能随着更多考古新发现继续往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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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对北美古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对（这是另一个很大的议题，这里不展开）以及 C14 测年显示，北美原住民（被称作印第安人）在 9500 年前就开始利用自然铜，但在 5000 年前中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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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家根据出土物仿制的投掷器锥形铜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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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论打破了此前一些学者认为的，进入金属器历史后不会再退回石器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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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仅仅使用自然铜的情况下，如前文所言，自然铜只会被认为是诸多石材之中的一种。在金属硬度并不显著的情况下，自然铜被其他石材替代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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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新大陆的情况，而在旧大陆，人们对自然铜的应用历史同样悠久，并进一步形成了对金属器的一系列热锻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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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冶炼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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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形成金属的量是非常有限的，但有另一颗科技树，可以获得金属——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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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高温的火堆就能还原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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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氛围必须分氧化性氛围和还原性氛围，而冶炼金属必须是还原性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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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性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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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牵扯到另一个与冶炼共用部分科技树的领域——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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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我国古代陶器的读者们知道，陶器有不同的颜色：比如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时期等流行的红陶、还有龙山文化时期流行的灰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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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大家会看到，明清时期很多城墙房屋使用青砖、而 20 世纪我国的建筑以红砖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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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其实就与氧化性氛围和还原性氛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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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窑文化红陶彩陶（左）、龙山文化灰陶蛋壳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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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的地表含有丰富的铁元素，但都是以二价铁（失去两个最外层电子）或三价铁（再失去一个次外层电子）的形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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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化学介绍：二价铁离子多为浅绿色，三价铁离子多为红褐色。这是在可溶性水溶液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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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壤这种混合的条件下，二价铁呈现出青灰色，三价铁呈现红色，红土的颜色也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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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砖的制作方式为例，就能看出氧化性氛围和还原性氛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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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砖基本都是氧化性氛围，高温烧砖带来的熊熊火焰，天然就是个氧化过程，后续冷却为自然冷却，也并未改变氧化性氛围，因此砖土中的铁是三价铁，呈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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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制作青砖，需要在烧砖时加水，这样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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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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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氧化碳和氢气都是还原性的，因此将砖土中的三价铁还原成二价铁，最终烧制成青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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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还原性氛围下，矿石才可能被还原成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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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在氧化性氛围下，不可能获得任何金属。除非你把地球烧穿了，可以从地核去拿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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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类掌握冶炼的历史要远比掌握用火的历史短，当时的人们必须从偶然制造还原性氛围到稳定制造还原性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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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可冶炼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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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到还原性氛围，且周边能捡拾到矿石的情况下，首先认识下什么是低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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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历史极其悠久的制陶方式称为——平地堆烧法，简单易行，是最早的制陶工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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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一般能达到 600℃，有时能更高（约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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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温度下的低温可冶炼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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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 Hg——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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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 Sn——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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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 Pb——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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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 Zn—— 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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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虽然存在钾 K——63℃，钠 Na——98℃这类低温金属，但都是化学性质极其活泼的碱金属，一方面无法通过碳等常规方式低温还原出来的，另一方面自然界也没有可供还原的直接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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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认识这几种金属的时间也比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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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这类纯金属很软，汞更是又毒又是液体，拿来打打杀杀太不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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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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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垫了这么久，终于开始聊到冶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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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急，让我们跟着人类认识金属的缓慢节奏来慢慢认识人类的冶炼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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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处理的偶然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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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块明显被高温洗礼过的混合物，其中能看到多孔的铜泛着黄色光泽，时间大约是 10800 年前，出土自安纳托利亚的 Gre Filla 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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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能说明当时的人们开始冶炼和获取铜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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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说，但这一标本非常好地为我们展示了人类认识金属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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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纳托利亚是自然铜和铜矿石都相对丰富的地区，因此，人们在制作石器，以及偶然遇火热加工后，会看到一类石头的异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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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类现象有点意思可以用用，哪怕只是玩一玩，那就可以去拿石头的地方多拿几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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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一现象可以复现，那这一族群就暂时拥有了某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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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该地也有自然铜和自然铜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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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因为各种原因拿火去烤自然铜器，再拿石头敲一敲，可能就逐渐学会了铜的基本热处理——热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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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可惜，倘若这一族群迁徙或者被并被灭，这一不成熟的技术就可能湮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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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称之为偶然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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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金的偶然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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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也参与到偶然所得这一环节之中，并且这一记录还不好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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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未谈论金属冶炼，更别提合金了，但就在约 6600 年前的关中临潼姜寨，考古出土了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黄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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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铜是铜 - 锌合金，前文提到过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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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铜的出现通常远晚于青铜，因为锌还有一个特性，低沸点——907℃，而铜的熔点是 1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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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铜 - 锌在激烈还原的过程中，可能铜尚未充分还原，锌就挥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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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黄铜器的首秀，锌含量高达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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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者使用铜矿和锌矿混合，做过模拟冶炼，推测与矿石的含锌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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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黄铜的冶炼技术并未因此就流传开，虽然后续在山东又出现个别黄铜器，也均为偶然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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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偶然并不一定都是运气，而是说对规律的认知不到位，以至于技术难以传承或推广，仅有极小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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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偶然所得，到总结出一项规律、掌握一项技术，在当时，可能都是上百年的积累、遗忘、消灭、再发现，直到不同的人群开始了解到：有一类石头，在还原性氛围的高温环境下，可以得到另一种特殊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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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冶炼模糊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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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矿和铜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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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金属当中，用途最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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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当时很可能不懂什么是金属，而是继续把铜当作一种特殊的石头，但早在八九千年前，不同地方的人群（包括古代中国），开始认识到冶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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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必须去寻找能得到铜的那种石头，我们称为铜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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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知，自然铜是存在，但又是非常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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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铜在化学性质上是非常亲硫 S 的，因此铜的大部分矿产以硫化矿的形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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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着急，那时候的人们根本用不了硫化的铜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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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剩一类重要的铜矿——铜的氧化矿，可以满足早期的冶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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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铜矿一定是地面浅表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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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开矿是不会有文物保护意识的，最初的古矿冶很难保存下来，因为最初开挖的区段很容易被后续的区段给覆盖掉，丧失了早期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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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找到铜的氧化矿，且听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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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铜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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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铜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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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铜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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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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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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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为早期寻找到地表和浅层矿提供了不小的方便，一些矿石在作为矿石用途之前，就因为其色彩而成为了装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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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石家河文化时期尚未出土任何金属器，但出土了孔雀石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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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殷商人群南下，在盘龙城建立城池时，不难向当地土著打探到，你的孔雀石是从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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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绿山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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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汉字里，矿写作“卝”，为竖井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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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古代中国已发现的早期铜矿，已经是人们对铜矿有了很深的认识之后才能开采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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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古铜矿里最著名的铜绿山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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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遗址是一座铁 - 铜混合矿，并且是铁矿在上层形成了铁帽，下方才是铜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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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对铜矿有足够的认识，不可能开采铜绿山，因此表层几乎全是当时无法开采的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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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载：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金。符合这一解释。一些典籍也记载了各地矿产情况和矿产知识，是古代中国采矿朴素的知识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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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绿山铜矿能保存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更是开采者有意先开采下层，先下后上，随后用矿渣和废弃物填下层，这样才创造了非常优异的古矿冶保存环境，得以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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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一些论文，不少人在探寻早期矿场时，会带入现代立场，从现代铜矿丰富的地方去想，忽视了早期只有开采地表浅层小型矿的能力，想象力极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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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我们现在想要找到确凿的古矿冶证据时，确实有些犯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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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上文提到的后采会破坏先采的痕迹，其次是缺少测年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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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 1982 年的铜矿铜器铅同位素比例方法，能帮助我们分析这类问题，近年来，又涌现出了铜同位素比例和锡同位素比例测试，希望在将来能获得更多的数据，帮助我们了解更多古人采矿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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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研学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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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字，其实基本上是我在线下做青铜（也包括陶瓷）研学时，开场所要介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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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通常从科技史这一少见的视角切入，梳理人类文明进步的演进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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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完上述内容后，再去探讨对铜器、铜合金、铁器乃至钢铁的不同认识与技术进步，并聚焦于它们在开采、冶炼、铸造、装饰等工艺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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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对于古代中国，虽然金属史成熟的晚，但成熟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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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古代中国对高温科技树的独到之处，使得古代中国的金属科技史出现了两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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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特殊、大量的青铜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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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独步古代世界史的快速金属技术迭代，和明代以前唯一能熔融铁的文明体系（含周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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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而言，如果缺少这个源头性的铺垫，讲解一场青铜展和金属史——尤其是青铜通史展——那些精美的器物，便如同“天生石猴”一般，仿佛凭空从石头缝里蹦出。因此，这段介绍至关重要，它为我们理解青铜器的缘由提供了必要的背景和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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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朋友们对这类科技史（青铜、陶瓷等）的研学活动感兴趣，欢迎私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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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在上博青铜馆科技史研学的简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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鸑鷟鹓鶵：青铜不语，科技有声——邀您来上海博物馆，探索青铜的科技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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