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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400 字
阅 读 需 要 15 分 钟


秦王朝，一个印象中标准的强大帝国，但细究史书的字里行间就会发现，那时针对皇帝的刺杀屡见不鲜，日后纷起的群雄也早早就能逃脱法网的制裁，活跃于乡野之间——这岂不是巨大的荒谬吗？

 


在教科书上，一场朝堂上的辩论决定了中国历史未来的转向。以王绾、淳于越为首的人建议复古效法周代制度，分封宗亲，而李斯独主张罢侯置守：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


最终，秦始皇采取了李斯的建议，在全国建立起郡县制度。郡县的主政官员皆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随时罢免。郡有郡守、郡尉、郡监，分管民事，军事和监察，其中，郡守又是区域内的最高行政长官。在地方上，秦实行乡里制度，十里为一乡，并对民众进行严格的户籍管制，禁止更籍和随意流动。



但是，以上仅仅是为了方便说明进行的简单归类。真实的历史，远比这复杂。


秦简上的秘密：郡、乡、民的全面崩盘


「秦郡虚空」


王夫之说：“郡县之法，已在秦先。”这是被很多学者所认可的观点。简单来说，早在春秋中叶，出于奖赏功臣的需要，“强兼弱削，列国已半为郡县”。特别地，此时郡和县只是行政单位的名称，并不存在隶属关系，甚至县反而被视作更为优渥的去处。赵简子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这便是明证。郡县之间建立起上下关系，并获得相应地方治理职能，是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动员当地的需要而逐步发展的。岳麓秦简和兵器铭文非常直观地展现了这一发展历程：秦惠文王时期，出现了郡监督县铸造兵器的记录，军事属性明显。而到秦昭襄王四十二年（前265）以后，公文里才出现了允郡自主任免属吏的内容，郡获得了对县的人事权。秦王政元年（前246）后，郡开始取得对管辖属郡的司法权。至于财政权，则尚无相应公文记录。秦始皇的统一战争加速了这一进程，自然，在战后实行郡县制度也理所应当。然而，洞庭秦简的发现，又将引起新的疑问，暗示着那场封建制和郡县制之争背后的更深意味。



洞庭郡的名字从未出现在过往的典籍中，但关键之处并不在这里，而是洞庭秦简上的文字，出现了明显的所谓“假守文书”的行政现象。学者发现，这些文书的签发地来自多个县城，换言之，这些文书并不是真正由郡守发出，而是在具体的日常治理当中，各县廷的长官，或许都可以假借郡守的名义，上报和处理郡务。因此，传统以为的郡县二级制度，很可能并不如以往想象的那般严格，甚至有可能并不存在。一个郡内存在着多元的行政中心，可以代行郡守之事，与此同时，中央也可以直接插手最低一级的地区事务，而把郡彻底架空。学者们还发现，有一位叫“承熙”的郡守，特地向中央请示，“洞庭郡欲自除有秩以下不备其县官员者”云云，最后该人事经批准后执行。这就说明，郡守在秦王国时期获得的置吏权，似乎在秦帝国时期又失去了。但是，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仅仅将郡县制的推行视作地方行政区划的转型，就忽略了人，忽略了秦国变法以来经四处征伐而发展起来的庞大军功集团。严格来说，秦国其实实行的是封建、郡县并行的制度。商鞅说：“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他本人就因身为列侯，而受封十五邑。至于比较出名的武信君张仪，也有五邑的封土。除此之外，军事将领和地方郡守相互转任，以方便军事磨合和巩固统治，也是非常常见的情况。举例来说，司马错平蜀之后，就“因而守之”，即留在蜀地作为郡守，白起等大将也都有过出任地方郡守的经历。当然，在功臣之外，秦惠文王、昭襄王也的确将自己的子嗣封为诸侯。而当秦一统六国，再无可征之地的时候，以土地和封爵犒赏军功集团的做法，就势必不可持续。由此，重看那场辩论，其性质就很微妙了。熊永、高天雨等学者指出，这背后很可能是以分封皇子之名，隐晦地商讨高级军功集团的安置问题。李斯提出公赋税，就是通过改供厚禄，来根除功臣与郡县关联的土壤，以彻底完成由军功爵本位向郡县官僚本位的转型，实现治理水平的提升，并真正将权柄归于皇帝。换言之，上市成功了，但老板只想定时分红发钱，再也不愿给公司股份，给话语权了，更不允许创业员工们搞自己的子公司、小圈子。毫无疑问，这势必遭到抵制，而秦始皇是以自己的权威强行地推行了它。在这一矛盾和斗争的背景下，洞庭郡郡守被架空，也便解释得通了。秦始皇日夜批复奏折，“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赵高劝秦二世诛杀有罪之郡县守尉，“振威天下”，是否也有不得不如此的无奈与恐惧呢？



或许正是在高层的暗流涌动之中，作为博弈的场所，秦郡也在无声中走向虚无。


「新吏还乡」


如果秦始皇希望直接插手地方，那么除了挑战他个人精力极限之外，还会遇到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那就是事实上也不存在那么多的官吏能给他干活。


秦国用短短十年席卷六国，而广阔的、被称为“新地”的原六国地区，不可避免地为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官吏空缺和治理黑洞。一份秦简上的报告触目惊心：


迁陵吏志：吏员百三人。令史廿八人，【其十】人繇（徭）使，【今见】十八人。官啬夫十人。其二人缺，三人繇（徭）使，今见五人。校长六人，其四人缺，今见二人。官佐五十三人，其七人缺，廿二人繇（徭）使，今见廿四人。牢监一人。长吏三人，其二人缺，今见一人。凡见吏五十一人。


简单来说，迁陵县政府本应有103人的编制，但目前只有51人在职（这还是存在大批临时工的情况下），各岗位都普遍存在空缺。



为了彻底贯彻秦法，这些新地吏，一部分抽调自原本的秦吏，也就是故地吏。但是，这群人的素质却一言难尽。因为在新地任职，变相地成了一种惩罚措施，而不是工作调动。举例来说，南郡司马庆诈课，按律当废，但是他选择了“以故秩为新地吏四岁”，即去原六国地担任官员四年，就保住了工作，没有被免职。这些人被称作“迁吏”，通常，他们会有在考察中诈伪，病缺，失期等罪过。指望这群人用心处理地方事务，增强当地民众对秦国的向心力，岂不是太过荒谬了吗？




由于官吏的缺口实在无法补足，秦国事实上选择大量留用原六国官吏。一个案例是，里耶秦简上仍有楚国字体的痕迹，说明书写者很可能是曾经的楚吏。当然，秦国也选拔了“新黔首”，来充实新地吏的队伍。黔首，就是百姓的意思。官府唯一的选拔标准，就是“毋害”，也就是作为小官不曾误事，作为平民不曾犯法。但是，相比这些远地而来、不通语言、不晓民俗，甚至自身还多存缺陷的秦吏，真正发挥影响力，处理当地事务的实际是当地的地头蛇。而秦吏若还希望站稳脚跟，就必须融入当地，甚至于随波逐流，走向对于违法行为和反秦动向的放纵。


举例来说，沛县主吏掾萧何和泗水亭长刘邦也都勉强算是广义上的新地吏。根据秦国律法，“新地吏及其舍人敢受新黔首钱财酒肉它物……与盗同法”，但是刘邦正是以好会豪杰，以及酒馆赊账出名，其与吕雉的结缘，也始于他大大方方地假称贺万钱出现在吕公的宴会上。



同时，项梁、项羽作为贵族遗民、“反贼世家”，甚至明确存在着杀人逃匿的行为，却不仅能主办当地的徭役，还能直接和会稽郡郡守密切交往，后者考虑起兵反秦时，居然也邀请他们一同谋反。


至于各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占公家便宜的行为，那更是屡见不鲜。律法规定，被迁徙的黔首或者徭役人员，可以从官府领取生产生活用具，甚至武器暂用，这便被称作“叚（假）公器”。假，也就是借的意思，这些器具的区别和标识，仅仅在于上面刻了所属官府的名称，也称作“久”。根据律法，在销毁损坏官器之前，需要先把这个“久”磨掉。而出土的文献记载，却反映出很多在回收工具时，上面的“久”已经被磨掉，或者被明显地另外仿造重刻的情况——这很可能是民间尝试私扣，或者调包所导致的。


尽管秦吏在理论上具有强大的权力，但越是扩张自己的范围，也就越会在人数不足之时，因有限的执行，最终导致秦法的全面失守。



事实上，秦国的虚空不仅体现在郡、乡一级，还直接出现在自己的基本盘——关中地区上。在已经达到吞并六国的极限后，秦始皇并没有停下自己扩张的步伐。驱匈奴，克百越，每一次战争过后，在士卒死亡之余，秦始皇还会为了控制当地，采取“移民实边”政策。除了大规模移民，再兼其路上的死伤、大兴土木、营造宫殿……关中秦民人口的迅速衰减便可以预见了。这也是为何当秦二世听闻反秦势力逼近咸阳时，只能任由少府章邯赦免骊山囚徒，充作兵卒。


「重刑苛政，故国难忘」


如果说，记载帝国统治体系运转日常一角的竹简，还原出的是一个空虚的巨人。那么，其迅猛的吞食，粗糙的咀嚼，则导向了消化的不良，肚里的六国，终于在其倒地时破腹而出。秦国没能消化六国，令民众接受其统治，是存在多方面的原因和失误的。



六国遗民对于秦国的反抗其实非常容易理解，一来，秦灭六国太快，他们还没来得及在长期的交流、治理中培养起对秦的习惯和认同；二来，秦的风俗原本就被六国视为鄙视链的最底层：


“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


因此，当秦用粗暴严酷的手段强行推行法令时，不仅让他们顿感束缚，更添一层“被蛮夷征服反被指野蛮”的羞辱。正因如此，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言，原楚南郡在为秦所据的半个世纪之后，当地仍然“乡俗之心不变”，而秦法则“吏民莫用”。



而如果仅仅是树立新法，或许时过境迁，民众也能慢慢接受，但是法律的不公加剧了矛盾。比如秦始皇虽然鼓励官吏赢得民心，但官民之间刑罚的不平等却撕破了他虚伪的面具。如果前者想逃脱劳务改造的判决，只需要“貲一盾”，类似于罚钱；但百姓逃脱徭役，就会“笞五十”，鞭打五十。尽管秦法在今天的眼光中，非常先进地规定“吏自佐、史以上负从马、守书私卒，令市取钱焉，皆迁”，也即惩处贪腐受贿，以权谋私。但是，微薄不涨的薪水，征伐民夫的上级传导的压迫（严刑酷法以便系统性地制造服役囚徒），和事实上存在的新黔首的全方位法律弱势，都导向了官僚团队的堕落和苛政。




秦帝国向辽阔的土地伸出空前威势的大手，然而越是摊开，其指缝也便露出愈多的空间，供怨憎的势力逃逸与增长。当人们群起反抗时，咸阳宫迅速化作焦土。


参考文献

1.李映：《论秦朝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法律特权》，《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

2.董平均：《李斯“罢侯置守”之议简论》，《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13年。

3.李禹阶、赵昆生：《秦帝国统治思想的狭隘性与局限性》，《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

4.董飞：《秦王朝“新地”治理研究——以故楚地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21年。

5.陈光：《简牍所见秦新地统治政策——兼论秦朝骤亡的原因》，《古代文明》2022年。

6.岳丽：《秦朝的政治整合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22年。

7.熊永、高天雨：《秦郡虚空：秦王朝央地关系建设及治理限度》，《社会科学》2025年。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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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曾亦嘉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编辑 | 李语馨（实习）
校对 | 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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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击的士族

旁落的皇权

跨越五百年的权力对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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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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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400 字
阅 读 需 要 15 分 钟


秦王朝，一个印象中标准的强大帝国，但细究史书的字里行间就会发现，那时针对皇帝的刺杀屡见不鲜，日后纷起的群雄也早早就能逃脱法网的制裁，活跃于乡野之间——这岂不是巨大的荒谬吗？

 


在教科书上，一场朝堂上的辩论决定了中国历史未来的转向。以王绾、淳于越为首的人建议复古效法周代制度，分封宗亲，而李斯独主张罢侯置守：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


最终，秦始皇采取了李斯的建议，在全国建立起郡县制度。郡县的主政官员皆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随时罢免。郡有郡守、郡尉、郡监，分管民事，军事和监察，其中，郡守又是区域内的最高行政长官。在地方上，秦实行乡里制度，十里为一乡，并对民众进行严格的户籍管制，禁止更籍和随意流动。



但是，以上仅仅是为了方便说明进行的简单归类。真实的历史，远比这复杂。


秦简上的秘密：郡、乡、民的全面崩盘


「秦郡虚空」


王夫之说：“郡县之法，已在秦先。”这是被很多学者所认可的观点。简单来说，早在春秋中叶，出于奖赏功臣的需要，“强兼弱削，列国已半为郡县”。特别地，此时郡和县只是行政单位的名称，并不存在隶属关系，甚至县反而被视作更为优渥的去处。赵简子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这便是明证。郡县之间建立起上下关系，并获得相应地方治理职能，是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动员当地的需要而逐步发展的。岳麓秦简和兵器铭文非常直观地展现了这一发展历程：秦惠文王时期，出现了郡监督县铸造兵器的记录，军事属性明显。而到秦昭襄王四十二年（前265）以后，公文里才出现了允郡自主任免属吏的内容，郡获得了对县的人事权。秦王政元年（前246）后，郡开始取得对管辖属郡的司法权。至于财政权，则尚无相应公文记录。秦始皇的统一战争加速了这一进程，自然，在战后实行郡县制度也理所应当。然而，洞庭秦简的发现，又将引起新的疑问，暗示着那场封建制和郡县制之争背后的更深意味。



洞庭郡的名字从未出现在过往的典籍中，但关键之处并不在这里，而是洞庭秦简上的文字，出现了明显的所谓“假守文书”的行政现象。学者发现，这些文书的签发地来自多个县城，换言之，这些文书并不是真正由郡守发出，而是在具体的日常治理当中，各县廷的长官，或许都可以假借郡守的名义，上报和处理郡务。因此，传统以为的郡县二级制度，很可能并不如以往想象的那般严格，甚至有可能并不存在。一个郡内存在着多元的行政中心，可以代行郡守之事，与此同时，中央也可以直接插手最低一级的地区事务，而把郡彻底架空。学者们还发现，有一位叫“承熙”的郡守，特地向中央请示，“洞庭郡欲自除有秩以下不备其县官员者”云云，最后该人事经批准后执行。这就说明，郡守在秦王国时期获得的置吏权，似乎在秦帝国时期又失去了。但是，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仅仅将郡县制的推行视作地方行政区划的转型，就忽略了人，忽略了秦国变法以来经四处征伐而发展起来的庞大军功集团。严格来说，秦国其实实行的是封建、郡县并行的制度。商鞅说：“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他本人就因身为列侯，而受封十五邑。至于比较出名的武信君张仪，也有五邑的封土。除此之外，军事将领和地方郡守相互转任，以方便军事磨合和巩固统治，也是非常常见的情况。举例来说，司马错平蜀之后，就“因而守之”，即留在蜀地作为郡守，白起等大将也都有过出任地方郡守的经历。当然，在功臣之外，秦惠文王、昭襄王也的确将自己的子嗣封为诸侯。而当秦一统六国，再无可征之地的时候，以土地和封爵犒赏军功集团的做法，就势必不可持续。由此，重看那场辩论，其性质就很微妙了。熊永、高天雨等学者指出，这背后很可能是以分封皇子之名，隐晦地商讨高级军功集团的安置问题。李斯提出公赋税，就是通过改供厚禄，来根除功臣与郡县关联的土壤，以彻底完成由军功爵本位向郡县官僚本位的转型，实现治理水平的提升，并真正将权柄归于皇帝。换言之，上市成功了，但老板只想定时分红发钱，再也不愿给公司股份，给话语权了，更不允许创业员工们搞自己的子公司、小圈子。毫无疑问，这势必遭到抵制，而秦始皇是以自己的权威强行地推行了它。在这一矛盾和斗争的背景下，洞庭郡郡守被架空，也便解释得通了。秦始皇日夜批复奏折，“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赵高劝秦二世诛杀有罪之郡县守尉，“振威天下”，是否也有不得不如此的无奈与恐惧呢？



或许正是在高层的暗流涌动之中，作为博弈的场所，秦郡也在无声中走向虚无。


「新吏还乡」


如果秦始皇希望直接插手地方，那么除了挑战他个人精力极限之外，还会遇到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那就是事实上也不存在那么多的官吏能给他干活。


秦国用短短十年席卷六国，而广阔的、被称为“新地”的原六国地区，不可避免地为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官吏空缺和治理黑洞。一份秦简上的报告触目惊心：


迁陵吏志：吏员百三人。令史廿八人，【其十】人繇（徭）使，【今见】十八人。官啬夫十人。其二人缺，三人繇（徭）使，今见五人。校长六人，其四人缺，今见二人。官佐五十三人，其七人缺，廿二人繇（徭）使，今见廿四人。牢监一人。长吏三人，其二人缺，今见一人。凡见吏五十一人。


简单来说，迁陵县政府本应有103人的编制，但目前只有51人在职（这还是存在大批临时工的情况下），各岗位都普遍存在空缺。



为了彻底贯彻秦法，这些新地吏，一部分抽调自原本的秦吏，也就是故地吏。但是，这群人的素质却一言难尽。因为在新地任职，变相地成了一种惩罚措施，而不是工作调动。举例来说，南郡司马庆诈课，按律当废，但是他选择了“以故秩为新地吏四岁”，即去原六国地担任官员四年，就保住了工作，没有被免职。这些人被称作“迁吏”，通常，他们会有在考察中诈伪，病缺，失期等罪过。指望这群人用心处理地方事务，增强当地民众对秦国的向心力，岂不是太过荒谬了吗？




由于官吏的缺口实在无法补足，秦国事实上选择大量留用原六国官吏。一个案例是，里耶秦简上仍有楚国字体的痕迹，说明书写者很可能是曾经的楚吏。当然，秦国也选拔了“新黔首”，来充实新地吏的队伍。黔首，就是百姓的意思。官府唯一的选拔标准，就是“毋害”，也就是作为小官不曾误事，作为平民不曾犯法。但是，相比这些远地而来、不通语言、不晓民俗，甚至自身还多存缺陷的秦吏，真正发挥影响力，处理当地事务的实际是当地的地头蛇。而秦吏若还希望站稳脚跟，就必须融入当地，甚至于随波逐流，走向对于违法行为和反秦动向的放纵。


举例来说，沛县主吏掾萧何和泗水亭长刘邦也都勉强算是广义上的新地吏。根据秦国律法，“新地吏及其舍人敢受新黔首钱财酒肉它物……与盗同法”，但是刘邦正是以好会豪杰，以及酒馆赊账出名，其与吕雉的结缘，也始于他大大方方地假称贺万钱出现在吕公的宴会上。



同时，项梁、项羽作为贵族遗民、“反贼世家”，甚至明确存在着杀人逃匿的行为，却不仅能主办当地的徭役，还能直接和会稽郡郡守密切交往，后者考虑起兵反秦时，居然也邀请他们一同谋反。


至于各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占公家便宜的行为，那更是屡见不鲜。律法规定，被迁徙的黔首或者徭役人员，可以从官府领取生产生活用具，甚至武器暂用，这便被称作“叚（假）公器”。假，也就是借的意思，这些器具的区别和标识，仅仅在于上面刻了所属官府的名称，也称作“久”。根据律法，在销毁损坏官器之前，需要先把这个“久”磨掉。而出土的文献记载，却反映出很多在回收工具时，上面的“久”已经被磨掉，或者被明显地另外仿造重刻的情况——这很可能是民间尝试私扣，或者调包所导致的。


尽管秦吏在理论上具有强大的权力，但越是扩张自己的范围，也就越会在人数不足之时，因有限的执行，最终导致秦法的全面失守。



事实上，秦国的虚空不仅体现在郡、乡一级，还直接出现在自己的基本盘——关中地区上。在已经达到吞并六国的极限后，秦始皇并没有停下自己扩张的步伐。驱匈奴，克百越，每一次战争过后，在士卒死亡之余，秦始皇还会为了控制当地，采取“移民实边”政策。除了大规模移民，再兼其路上的死伤、大兴土木、营造宫殿……关中秦民人口的迅速衰减便可以预见了。这也是为何当秦二世听闻反秦势力逼近咸阳时，只能任由少府章邯赦免骊山囚徒，充作兵卒。


「重刑苛政，故国难忘」


如果说，记载帝国统治体系运转日常一角的竹简，还原出的是一个空虚的巨人。那么，其迅猛的吞食，粗糙的咀嚼，则导向了消化的不良，肚里的六国，终于在其倒地时破腹而出。秦国没能消化六国，令民众接受其统治，是存在多方面的原因和失误的。



六国遗民对于秦国的反抗其实非常容易理解，一来，秦灭六国太快，他们还没来得及在长期的交流、治理中培养起对秦的习惯和认同；二来，秦的风俗原本就被六国视为鄙视链的最底层：


“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


因此，当秦用粗暴严酷的手段强行推行法令时，不仅让他们顿感束缚，更添一层“被蛮夷征服反被指野蛮”的羞辱。正因如此，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言，原楚南郡在为秦所据的半个世纪之后，当地仍然“乡俗之心不变”，而秦法则“吏民莫用”。



而如果仅仅是树立新法，或许时过境迁，民众也能慢慢接受，但是法律的不公加剧了矛盾。比如秦始皇虽然鼓励官吏赢得民心，但官民之间刑罚的不平等却撕破了他虚伪的面具。如果前者想逃脱劳务改造的判决，只需要“貲一盾”，类似于罚钱；但百姓逃脱徭役，就会“笞五十”，鞭打五十。尽管秦法在今天的眼光中，非常先进地规定“吏自佐、史以上负从马、守书私卒，令市取钱焉，皆迁”，也即惩处贪腐受贿，以权谋私。但是，微薄不涨的薪水，征伐民夫的上级传导的压迫（严刑酷法以便系统性地制造服役囚徒），和事实上存在的新黔首的全方位法律弱势，都导向了官僚团队的堕落和苛政。




秦帝国向辽阔的土地伸出空前威势的大手，然而越是摊开，其指缝也便露出愈多的空间，供怨憎的势力逃逸与增长。当人们群起反抗时，咸阳宫迅速化作焦土。


参考文献

1.李映：《论秦朝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法律特权》，《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

2.董平均：《李斯“罢侯置守”之议简论》，《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13年。

3.李禹阶、赵昆生：《秦帝国统治思想的狭隘性与局限性》，《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

4.董飞：《秦王朝“新地”治理研究——以故楚地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21年。

5.陈光：《简牍所见秦新地统治政策——兼论秦朝骤亡的原因》，《古代文明》2022年。

6.岳丽：《秦朝的政治整合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22年。

7.熊永、高天雨：《秦郡虚空：秦王朝央地关系建设及治理限度》，《社会科学》2025年。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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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胡心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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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编辑 | 李语馨（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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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需 要 15 分 钟


秦王朝，一个印象中标准的强大帝国，但细究史书的字里行间就会发现，那时针对皇帝的刺杀屡见不鲜，日后纷起的群雄也早早就能逃脱法网的制裁，活跃于乡野之间——这岂不是巨大的荒谬吗？

 


在教科书上，一场朝堂上的辩论决定了中国历史未来的转向。以王绾、淳于越为首的人建议复古效法周代制度，分封宗亲，而李斯独主张罢侯置守：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


最终，秦始皇采取了李斯的建议，在全国建立起郡县制度。郡县的主政官员皆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随时罢免。郡有郡守、郡尉、郡监，分管民事，军事和监察，其中，郡守又是区域内的最高行政长官。在地方上，秦实行乡里制度，十里为一乡，并对民众进行严格的户籍管制，禁止更籍和随意流动。



但是，以上仅仅是为了方便说明进行的简单归类。真实的历史，远比这复杂。


秦简上的秘密：郡、乡、民的全面崩盘


「秦郡虚空」


王夫之说：“郡县之法，已在秦先。”这是被很多学者所认可的观点。简单来说，早在春秋中叶，出于奖赏功臣的需要，“强兼弱削，列国已半为郡县”。特别地，此时郡和县只是行政单位的名称，并不存在隶属关系，甚至县反而被视作更为优渥的去处。赵简子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这便是明证。郡县之间建立起上下关系，并获得相应地方治理职能，是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动员当地的需要而逐步发展的。岳麓秦简和兵器铭文非常直观地展现了这一发展历程：秦惠文王时期，出现了郡监督县铸造兵器的记录，军事属性明显。而到秦昭襄王四十二年（前265）以后，公文里才出现了允郡自主任免属吏的内容，郡获得了对县的人事权。秦王政元年（前246）后，郡开始取得对管辖属郡的司法权。至于财政权，则尚无相应公文记录。秦始皇的统一战争加速了这一进程，自然，在战后实行郡县制度也理所应当。然而，洞庭秦简的发现，又将引起新的疑问，暗示着那场封建制和郡县制之争背后的更深意味。



洞庭郡的名字从未出现在过往的典籍中，但关键之处并不在这里，而是洞庭秦简上的文字，出现了明显的所谓“假守文书”的行政现象。学者发现，这些文书的签发地来自多个县城，换言之，这些文书并不是真正由郡守发出，而是在具体的日常治理当中，各县廷的长官，或许都可以假借郡守的名义，上报和处理郡务。因此，传统以为的郡县二级制度，很可能并不如以往想象的那般严格，甚至有可能并不存在。一个郡内存在着多元的行政中心，可以代行郡守之事，与此同时，中央也可以直接插手最低一级的地区事务，而把郡彻底架空。学者们还发现，有一位叫“承熙”的郡守，特地向中央请示，“洞庭郡欲自除有秩以下不备其县官员者”云云，最后该人事经批准后执行。这就说明，郡守在秦王国时期获得的置吏权，似乎在秦帝国时期又失去了。但是，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仅仅将郡县制的推行视作地方行政区划的转型，就忽略了人，忽略了秦国变法以来经四处征伐而发展起来的庞大军功集团。严格来说，秦国其实实行的是封建、郡县并行的制度。商鞅说：“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他本人就因身为列侯，而受封十五邑。至于比较出名的武信君张仪，也有五邑的封土。除此之外，军事将领和地方郡守相互转任，以方便军事磨合和巩固统治，也是非常常见的情况。举例来说，司马错平蜀之后，就“因而守之”，即留在蜀地作为郡守，白起等大将也都有过出任地方郡守的经历。当然，在功臣之外，秦惠文王、昭襄王也的确将自己的子嗣封为诸侯。而当秦一统六国，再无可征之地的时候，以土地和封爵犒赏军功集团的做法，就势必不可持续。由此，重看那场辩论，其性质就很微妙了。熊永、高天雨等学者指出，这背后很可能是以分封皇子之名，隐晦地商讨高级军功集团的安置问题。李斯提出公赋税，就是通过改供厚禄，来根除功臣与郡县关联的土壤，以彻底完成由军功爵本位向郡县官僚本位的转型，实现治理水平的提升，并真正将权柄归于皇帝。换言之，上市成功了，但老板只想定时分红发钱，再也不愿给公司股份，给话语权了，更不允许创业员工们搞自己的子公司、小圈子。毫无疑问，这势必遭到抵制，而秦始皇是以自己的权威强行地推行了它。在这一矛盾和斗争的背景下，洞庭郡郡守被架空，也便解释得通了。秦始皇日夜批复奏折，“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赵高劝秦二世诛杀有罪之郡县守尉，“振威天下”，是否也有不得不如此的无奈与恐惧呢？



或许正是在高层的暗流涌动之中，作为博弈的场所，秦郡也在无声中走向虚无。


「新吏还乡」


如果秦始皇希望直接插手地方，那么除了挑战他个人精力极限之外，还会遇到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那就是事实上也不存在那么多的官吏能给他干活。


秦国用短短十年席卷六国，而广阔的、被称为“新地”的原六国地区，不可避免地为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官吏空缺和治理黑洞。一份秦简上的报告触目惊心：


迁陵吏志：吏员百三人。令史廿八人，【其十】人繇（徭）使，【今见】十八人。官啬夫十人。其二人缺，三人繇（徭）使，今见五人。校长六人，其四人缺，今见二人。官佐五十三人，其七人缺，廿二人繇（徭）使，今见廿四人。牢监一人。长吏三人，其二人缺，今见一人。凡见吏五十一人。


简单来说，迁陵县政府本应有103人的编制，但目前只有51人在职（这还是存在大批临时工的情况下），各岗位都普遍存在空缺。



为了彻底贯彻秦法，这些新地吏，一部分抽调自原本的秦吏，也就是故地吏。但是，这群人的素质却一言难尽。因为在新地任职，变相地成了一种惩罚措施，而不是工作调动。举例来说，南郡司马庆诈课，按律当废，但是他选择了“以故秩为新地吏四岁”，即去原六国地担任官员四年，就保住了工作，没有被免职。这些人被称作“迁吏”，通常，他们会有在考察中诈伪，病缺，失期等罪过。指望这群人用心处理地方事务，增强当地民众对秦国的向心力，岂不是太过荒谬了吗？




由于官吏的缺口实在无法补足，秦国事实上选择大量留用原六国官吏。一个案例是，里耶秦简上仍有楚国字体的痕迹，说明书写者很可能是曾经的楚吏。当然，秦国也选拔了“新黔首”，来充实新地吏的队伍。黔首，就是百姓的意思。官府唯一的选拔标准，就是“毋害”，也就是作为小官不曾误事，作为平民不曾犯法。但是，相比这些远地而来、不通语言、不晓民俗，甚至自身还多存缺陷的秦吏，真正发挥影响力，处理当地事务的实际是当地的地头蛇。而秦吏若还希望站稳脚跟，就必须融入当地，甚至于随波逐流，走向对于违法行为和反秦动向的放纵。


举例来说，沛县主吏掾萧何和泗水亭长刘邦也都勉强算是广义上的新地吏。根据秦国律法，“新地吏及其舍人敢受新黔首钱财酒肉它物……与盗同法”，但是刘邦正是以好会豪杰，以及酒馆赊账出名，其与吕雉的结缘，也始于他大大方方地假称贺万钱出现在吕公的宴会上。



同时，项梁、项羽作为贵族遗民、“反贼世家”，甚至明确存在着杀人逃匿的行为，却不仅能主办当地的徭役，还能直接和会稽郡郡守密切交往，后者考虑起兵反秦时，居然也邀请他们一同谋反。


至于各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占公家便宜的行为，那更是屡见不鲜。律法规定，被迁徙的黔首或者徭役人员，可以从官府领取生产生活用具，甚至武器暂用，这便被称作“叚（假）公器”。假，也就是借的意思，这些器具的区别和标识，仅仅在于上面刻了所属官府的名称，也称作“久”。根据律法，在销毁损坏官器之前，需要先把这个“久”磨掉。而出土的文献记载，却反映出很多在回收工具时，上面的“久”已经被磨掉，或者被明显地另外仿造重刻的情况——这很可能是民间尝试私扣，或者调包所导致的。


尽管秦吏在理论上具有强大的权力，但越是扩张自己的范围，也就越会在人数不足之时，因有限的执行，最终导致秦法的全面失守。



事实上，秦国的虚空不仅体现在郡、乡一级，还直接出现在自己的基本盘——关中地区上。在已经达到吞并六国的极限后，秦始皇并没有停下自己扩张的步伐。驱匈奴，克百越，每一次战争过后，在士卒死亡之余，秦始皇还会为了控制当地，采取“移民实边”政策。除了大规模移民，再兼其路上的死伤、大兴土木、营造宫殿……关中秦民人口的迅速衰减便可以预见了。这也是为何当秦二世听闻反秦势力逼近咸阳时，只能任由少府章邯赦免骊山囚徒，充作兵卒。


「重刑苛政，故国难忘」


如果说，记载帝国统治体系运转日常一角的竹简，还原出的是一个空虚的巨人。那么，其迅猛的吞食，粗糙的咀嚼，则导向了消化的不良，肚里的六国，终于在其倒地时破腹而出。秦国没能消化六国，令民众接受其统治，是存在多方面的原因和失误的。



六国遗民对于秦国的反抗其实非常容易理解，一来，秦灭六国太快，他们还没来得及在长期的交流、治理中培养起对秦的习惯和认同；二来，秦的风俗原本就被六国视为鄙视链的最底层：


“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


因此，当秦用粗暴严酷的手段强行推行法令时，不仅让他们顿感束缚，更添一层“被蛮夷征服反被指野蛮”的羞辱。正因如此，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言，原楚南郡在为秦所据的半个世纪之后，当地仍然“乡俗之心不变”，而秦法则“吏民莫用”。



而如果仅仅是树立新法，或许时过境迁，民众也能慢慢接受，但是法律的不公加剧了矛盾。比如秦始皇虽然鼓励官吏赢得民心，但官民之间刑罚的不平等却撕破了他虚伪的面具。如果前者想逃脱劳务改造的判决，只需要“貲一盾”，类似于罚钱；但百姓逃脱徭役，就会“笞五十”，鞭打五十。尽管秦法在今天的眼光中，非常先进地规定“吏自佐、史以上负从马、守书私卒，令市取钱焉，皆迁”，也即惩处贪腐受贿，以权谋私。但是，微薄不涨的薪水，征伐民夫的上级传导的压迫（严刑酷法以便系统性地制造服役囚徒），和事实上存在的新黔首的全方位法律弱势，都导向了官僚团队的堕落和苛政。




秦帝国向辽阔的土地伸出空前威势的大手，然而越是摊开，其指缝也便露出愈多的空间，供怨憎的势力逃逸与增长。当人们群起反抗时，咸阳宫迅速化作焦土。


参考文献

1.李映：《论秦朝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法律特权》，《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

2.董平均：《李斯“罢侯置守”之议简论》，《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13年。

3.李禹阶、赵昆生：《秦帝国统治思想的狭隘性与局限性》，《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

4.董飞：《秦王朝“新地”治理研究——以故楚地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21年。

5.陈光：《简牍所见秦新地统治政策——兼论秦朝骤亡的原因》，《古代文明》2022年。

6.岳丽：《秦朝的政治整合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22年。

7.熊永、高天雨：《秦郡虚空：秦王朝央地关系建设及治理限度》，《社会科学》2025年。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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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曾亦嘉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编辑 | 李语馨（实习）
校对 | 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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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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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400 字
阅 读 需 要 15 分 钟


秦王朝，一个印象中标准的强大帝国，但细究史书的字里行间就会发现，那时针对皇帝的刺杀屡见不鲜，日后纷起的群雄也早早就能逃脱法网的制裁，活跃于乡野之间——这岂不是巨大的荒谬吗？

 


在教科书上，一场朝堂上的辩论决定了中国历史未来的转向。以王绾、淳于越为首的人建议复古效法周代制度，分封宗亲，而李斯独主张罢侯置守：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


最终，秦始皇采取了李斯的建议，在全国建立起郡县制度。郡县的主政官员皆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随时罢免。郡有郡守、郡尉、郡监，分管民事，军事和监察，其中，郡守又是区域内的最高行政长官。在地方上，秦实行乡里制度，十里为一乡，并对民众进行严格的户籍管制，禁止更籍和随意流动。



但是，以上仅仅是为了方便说明进行的简单归类。真实的历史，远比这复杂。


秦简上的秘密：郡、乡、民的全面崩盘


「秦郡虚空」


王夫之说：“郡县之法，已在秦先。”这是被很多学者所认可的观点。简单来说，早在春秋中叶，出于奖赏功臣的需要，“强兼弱削，列国已半为郡县”。特别地，此时郡和县只是行政单位的名称，并不存在隶属关系，甚至县反而被视作更为优渥的去处。赵简子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这便是明证。郡县之间建立起上下关系，并获得相应地方治理职能，是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动员当地的需要而逐步发展的。岳麓秦简和兵器铭文非常直观地展现了这一发展历程：秦惠文王时期，出现了郡监督县铸造兵器的记录，军事属性明显。而到秦昭襄王四十二年（前265）以后，公文里才出现了允郡自主任免属吏的内容，郡获得了对县的人事权。秦王政元年（前246）后，郡开始取得对管辖属郡的司法权。至于财政权，则尚无相应公文记录。秦始皇的统一战争加速了这一进程，自然，在战后实行郡县制度也理所应当。然而，洞庭秦简的发现，又将引起新的疑问，暗示着那场封建制和郡县制之争背后的更深意味。



洞庭郡的名字从未出现在过往的典籍中，但关键之处并不在这里，而是洞庭秦简上的文字，出现了明显的所谓“假守文书”的行政现象。学者发现，这些文书的签发地来自多个县城，换言之，这些文书并不是真正由郡守发出，而是在具体的日常治理当中，各县廷的长官，或许都可以假借郡守的名义，上报和处理郡务。因此，传统以为的郡县二级制度，很可能并不如以往想象的那般严格，甚至有可能并不存在。一个郡内存在着多元的行政中心，可以代行郡守之事，与此同时，中央也可以直接插手最低一级的地区事务，而把郡彻底架空。学者们还发现，有一位叫“承熙”的郡守，特地向中央请示，“洞庭郡欲自除有秩以下不备其县官员者”云云，最后该人事经批准后执行。这就说明，郡守在秦王国时期获得的置吏权，似乎在秦帝国时期又失去了。但是，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仅仅将郡县制的推行视作地方行政区划的转型，就忽略了人，忽略了秦国变法以来经四处征伐而发展起来的庞大军功集团。严格来说，秦国其实实行的是封建、郡县并行的制度。商鞅说：“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他本人就因身为列侯，而受封十五邑。至于比较出名的武信君张仪，也有五邑的封土。除此之外，军事将领和地方郡守相互转任，以方便军事磨合和巩固统治，也是非常常见的情况。举例来说，司马错平蜀之后，就“因而守之”，即留在蜀地作为郡守，白起等大将也都有过出任地方郡守的经历。当然，在功臣之外，秦惠文王、昭襄王也的确将自己的子嗣封为诸侯。而当秦一统六国，再无可征之地的时候，以土地和封爵犒赏军功集团的做法，就势必不可持续。由此，重看那场辩论，其性质就很微妙了。熊永、高天雨等学者指出，这背后很可能是以分封皇子之名，隐晦地商讨高级军功集团的安置问题。李斯提出公赋税，就是通过改供厚禄，来根除功臣与郡县关联的土壤，以彻底完成由军功爵本位向郡县官僚本位的转型，实现治理水平的提升，并真正将权柄归于皇帝。换言之，上市成功了，但老板只想定时分红发钱，再也不愿给公司股份，给话语权了，更不允许创业员工们搞自己的子公司、小圈子。毫无疑问，这势必遭到抵制，而秦始皇是以自己的权威强行地推行了它。在这一矛盾和斗争的背景下，洞庭郡郡守被架空，也便解释得通了。秦始皇日夜批复奏折，“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赵高劝秦二世诛杀有罪之郡县守尉，“振威天下”，是否也有不得不如此的无奈与恐惧呢？



或许正是在高层的暗流涌动之中，作为博弈的场所，秦郡也在无声中走向虚无。


「新吏还乡」


如果秦始皇希望直接插手地方，那么除了挑战他个人精力极限之外，还会遇到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那就是事实上也不存在那么多的官吏能给他干活。


秦国用短短十年席卷六国，而广阔的、被称为“新地”的原六国地区，不可避免地为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官吏空缺和治理黑洞。一份秦简上的报告触目惊心：


迁陵吏志：吏员百三人。令史廿八人，【其十】人繇（徭）使，【今见】十八人。官啬夫十人。其二人缺，三人繇（徭）使，今见五人。校长六人，其四人缺，今见二人。官佐五十三人，其七人缺，廿二人繇（徭）使，今见廿四人。牢监一人。长吏三人，其二人缺，今见一人。凡见吏五十一人。


简单来说，迁陵县政府本应有103人的编制，但目前只有51人在职（这还是存在大批临时工的情况下），各岗位都普遍存在空缺。



为了彻底贯彻秦法，这些新地吏，一部分抽调自原本的秦吏，也就是故地吏。但是，这群人的素质却一言难尽。因为在新地任职，变相地成了一种惩罚措施，而不是工作调动。举例来说，南郡司马庆诈课，按律当废，但是他选择了“以故秩为新地吏四岁”，即去原六国地担任官员四年，就保住了工作，没有被免职。这些人被称作“迁吏”，通常，他们会有在考察中诈伪，病缺，失期等罪过。指望这群人用心处理地方事务，增强当地民众对秦国的向心力，岂不是太过荒谬了吗？




由于官吏的缺口实在无法补足，秦国事实上选择大量留用原六国官吏。一个案例是，里耶秦简上仍有楚国字体的痕迹，说明书写者很可能是曾经的楚吏。当然，秦国也选拔了“新黔首”，来充实新地吏的队伍。黔首，就是百姓的意思。官府唯一的选拔标准，就是“毋害”，也就是作为小官不曾误事，作为平民不曾犯法。但是，相比这些远地而来、不通语言、不晓民俗，甚至自身还多存缺陷的秦吏，真正发挥影响力，处理当地事务的实际是当地的地头蛇。而秦吏若还希望站稳脚跟，就必须融入当地，甚至于随波逐流，走向对于违法行为和反秦动向的放纵。


举例来说，沛县主吏掾萧何和泗水亭长刘邦也都勉强算是广义上的新地吏。根据秦国律法，“新地吏及其舍人敢受新黔首钱财酒肉它物……与盗同法”，但是刘邦正是以好会豪杰，以及酒馆赊账出名，其与吕雉的结缘，也始于他大大方方地假称贺万钱出现在吕公的宴会上。



同时，项梁、项羽作为贵族遗民、“反贼世家”，甚至明确存在着杀人逃匿的行为，却不仅能主办当地的徭役，还能直接和会稽郡郡守密切交往，后者考虑起兵反秦时，居然也邀请他们一同谋反。


至于各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占公家便宜的行为，那更是屡见不鲜。律法规定，被迁徙的黔首或者徭役人员，可以从官府领取生产生活用具，甚至武器暂用，这便被称作“叚（假）公器”。假，也就是借的意思，这些器具的区别和标识，仅仅在于上面刻了所属官府的名称，也称作“久”。根据律法，在销毁损坏官器之前，需要先把这个“久”磨掉。而出土的文献记载，却反映出很多在回收工具时，上面的“久”已经被磨掉，或者被明显地另外仿造重刻的情况——这很可能是民间尝试私扣，或者调包所导致的。


尽管秦吏在理论上具有强大的权力，但越是扩张自己的范围，也就越会在人数不足之时，因有限的执行，最终导致秦法的全面失守。



事实上，秦国的虚空不仅体现在郡、乡一级，还直接出现在自己的基本盘——关中地区上。在已经达到吞并六国的极限后，秦始皇并没有停下自己扩张的步伐。驱匈奴，克百越，每一次战争过后，在士卒死亡之余，秦始皇还会为了控制当地，采取“移民实边”政策。除了大规模移民，再兼其路上的死伤、大兴土木、营造宫殿……关中秦民人口的迅速衰减便可以预见了。这也是为何当秦二世听闻反秦势力逼近咸阳时，只能任由少府章邯赦免骊山囚徒，充作兵卒。


「重刑苛政，故国难忘」


如果说，记载帝国统治体系运转日常一角的竹简，还原出的是一个空虚的巨人。那么，其迅猛的吞食，粗糙的咀嚼，则导向了消化的不良，肚里的六国，终于在其倒地时破腹而出。秦国没能消化六国，令民众接受其统治，是存在多方面的原因和失误的。



六国遗民对于秦国的反抗其实非常容易理解，一来，秦灭六国太快，他们还没来得及在长期的交流、治理中培养起对秦的习惯和认同；二来，秦的风俗原本就被六国视为鄙视链的最底层：


“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


因此，当秦用粗暴严酷的手段强行推行法令时，不仅让他们顿感束缚，更添一层“被蛮夷征服反被指野蛮”的羞辱。正因如此，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言，原楚南郡在为秦所据的半个世纪之后，当地仍然“乡俗之心不变”，而秦法则“吏民莫用”。



而如果仅仅是树立新法，或许时过境迁，民众也能慢慢接受，但是法律的不公加剧了矛盾。比如秦始皇虽然鼓励官吏赢得民心，但官民之间刑罚的不平等却撕破了他虚伪的面具。如果前者想逃脱劳务改造的判决，只需要“貲一盾”，类似于罚钱；但百姓逃脱徭役，就会“笞五十”，鞭打五十。尽管秦法在今天的眼光中，非常先进地规定“吏自佐、史以上负从马、守书私卒，令市取钱焉，皆迁”，也即惩处贪腐受贿，以权谋私。但是，微薄不涨的薪水，征伐民夫的上级传导的压迫（严刑酷法以便系统性地制造服役囚徒），和事实上存在的新黔首的全方位法律弱势，都导向了官僚团队的堕落和苛政。




秦帝国向辽阔的土地伸出空前威势的大手，然而越是摊开，其指缝也便露出愈多的空间，供怨憎的势力逃逸与增长。当人们群起反抗时，咸阳宫迅速化作焦土。


参考文献

1.李映：《论秦朝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法律特权》，《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

2.董平均：《李斯“罢侯置守”之议简论》，《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13年。

3.李禹阶、赵昆生：《秦帝国统治思想的狭隘性与局限性》，《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

4.董飞：《秦王朝“新地”治理研究——以故楚地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21年。

5.陈光：《简牍所见秦新地统治政策——兼论秦朝骤亡的原因》，《古代文明》2022年。

6.岳丽：《秦朝的政治整合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22年。

7.熊永、高天雨：《秦郡虚空：秦王朝央地关系建设及治理限度》，《社会科学》2025年。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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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编辑 | 李语馨（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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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3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

 

在《西游记》的取经故事里，唐僧有一件极具传奇色彩的宝物，那就是锦襕袈裟。读过原著或看过影视剧的人或许会有疑问，纵观全程，唐僧极少真正穿上这件袈裟，多数时候只是将其妥善收藏，可即便如此，他却始终将其带在身边，从未丢弃，让人疑问：这是为什么呢？


国历君自制唐僧表情包。来源/影视剧《西游记》截图


压箱礼服：袈裟是啥？啥时候才能穿？


按佛教老规矩，袈裟本是印度僧人随身的“三衣”总称，也就是安陀会、郁多罗僧、僧伽梨这三件衣服，各自有不同用途。安陀会是五条布缝的“内衣”，干活、睡觉时穿；郁多罗僧是七条布的“上衣”，日常礼拜、听经时穿；最讲究的是僧伽梨，九条到二十五条布缝的“大衣”，相当于现在的“正装”，只有托钵化缘、见国王或者重大佛事才会穿。玄奘那身锦襕袈裟，就是观世音菩萨说“闲时折叠，遇圣才穿”的僧伽梨，难怪平时舍不得拿出来。


影视作品中玄奘所穿的普通僧衣。来源/纪录片《玄奘之路》


袈裟传到中国后，没有一直保持印度原样，早早就跟着汉地的风俗“入乡随俗”了。先说颜色，印度原版袈裟讲究“坏色”，就是不用青、黄、赤、白、黑这五种“正色”，专门染成浑浊的杂色，比如用树叶、果浆调的木兰色，为的是“毁其形好，僧俗有别”，让僧人断了对服饰的贪念。但到了汉传佛教这里，颜色慢慢有了讲究，现在咱们看到的僧伽梨多是赤色，七条衣、五条衣常用黄色，既保留了“坏色”传统，又符合中国人的审美。


形制上变化更大。印度的袈裟要“绕身三匝”，可中国气候与印度不同，冬天冷不说，传统礼仪也不兴露胳膊露肩。隋唐开始，袈裟的长度就悄悄变短了，不再追求“绕三匝”，更注重象征性。毕竟僧人里面要穿袍服，袈裟更多是披在外面当“法服”，尺寸小一点反而方便。还有袈裟上的“田相”纹路，也是汉地慢慢定型的，五条衣是一长一短拼布，七条衣二长一短，大衣三长一短，像一块块整齐的稻田，所以也叫“福田衣”，寓意僧人能为众生种“善因”，这可是印度早期“缦衣”（没田相的袈裟）没有的讲究。


材质上也跟随物产差异发生变化。佛教刚传入时，中国僧人用麻布做袈裟，到了宋朝，棉花普及后就改成棉布；要是遇到信徒布施丝绸，也会做成更精致的袈裟。不过不管用啥料，“朴素”的原则没丢，早期还有“粪扫衣”的传统，就是捡别人丢弃的破布缝补成衣，提醒僧人安于清贫。


佛陀弟子身穿袈裟。来源/易县三彩罗汉像，大英博物馆藏


因此，“讲究”的袈裟，只有正式场合才会拿出来“亮相”。比如唐代僧人，要是被皇帝召见或参加大型法会，肯定要穿最正式的僧伽梨；平时在寺里干活、念经，穿七条衣或五条衣就够了。最风光的要数“赐紫袈裟”，唐代官制里，三品以上官员才能穿紫衣服，因此皇帝也会把紫色袈裟赐给高僧。唐诗里说“满朝朱紫贵”，能穿上皇帝赐的紫袈裟，在当时的僧人里堪称“顶流”，既显佛法威严，也透着朝廷对佛教的重视。


玄奘带着锦襕袈裟西天取经，不常穿正是因为它太正式。赶路时风餐露宿，穿朴素僧袍更方便；可一旦遇到国王、高僧，或者到了灵山见佛祖，这件“僧伽梨”就成了必备的礼仪服饰。难怪玄奘再累也会好好带着，毕竟这可不是普通的“行李”，而是他取经路上最庄重的“精神徽章”。


师徒四人取经成功时，唐僧身着“宝贝袈裟”。来源/影视剧《西游记》1986年版


日常穿着：从汉服演变而来的“听衣”


另一个问题来了，既然玄奘不轻易穿锦襕袈裟，那他赶路、念经时裹的素色宽袍是啥？其实这正是唐代僧人最常穿的“听衣”。与袈裟这类“正装”不同，听衣是僧人“随俗改穿”的日常服，照着汉服的样子改，舒服又实用。


纯金单轮十二环锡杖。来源/法门寺博物馆


要聊听衣，得先搞懂它和“制衣”（袈裟）的区别。制衣是佛陀定的“三衣”，是必须遵守的规矩；听衣则是“灵活选项”，只要符合戒律，能顺着当地风俗改。唐代僧人日常穿的基本都是听衣，毕竟袈裟要“遇圣才穿”，平时扫地、念经、化缘，穿听衣才方便。当时的听衣主要有三类：海青、直裰（duō）、偏衫，每一种都带着浓浓的汉服影子，藏着不少贴心设计。


最常见的“海青”简直是汉服的“僧版改良款”，腰宽袖阔，圆领方襟，跟汉代袍服几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但它比普通汉服多了不少佛教细节，袖口是缝死的，不像俗家袍子那样敞着，刮风时不灌风，干活时也不会勾到东西；衣领叫“三宝领”，用三层布叠着缝，暗合“佛、法、僧”三宝，既结实耐穿，又有象征意义；衣领前面还绣着五十三道蓝线，叫“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讲的是善财童子拜访五十三位名师求道的故事，既添了佛法味，又让衣领不容易磨破。


海青的适用场景特别广，堪称唐代僧人的万能常服。在寺里日常走动，比如去斋堂吃饭、跟同门聊佛法；或做些轻活，像整理经卷、给佛像擦灰；就算出门化缘，穿件青黑色海青走在路上，既显僧人身份，又不会像穿袈裟那样惹眼。而且穿海青还有规矩，在家居士只能穿青黑色，只有庙里的长老才能穿黄褐色，颜色一看，就能分清身份高低，既守了礼仪，又不张扬。


菱地飞鸟纹绫海青衣。来源/中国丝绸博物馆


再说说“直裰”，这衣服是听衣里的“实用派代表”，是把汉服的“偏衫”和“裙”拼起来改的。最早印度僧人穿“僧祇支”，只盖左肩，露着右肩，可中国不兴露胳膊，北魏时宫人就给僧祇支加了右袖，变成两袖齐全的“偏衫”；后来僧人觉得光穿偏衫没下装不方便，又把偏衫和裙子缝在一起，就成了直裰。它既有上衣的袖子，又有下装的裙身，弯腰干活不卡裆，走路时裙摆也不会绊腿，简直是为日常劳作量身定做的。


直裰在唐代僧人的生活里，出场率比海青还高。在田里种菜、在院里扫地，穿直裰不怕弄脏；去山下挑水、帮村民做点杂活，穿直裰行动利索；就算在禅房里打坐，宽松的直裰也比紧绷的衣服舒服。从龙门石窟的唐代造像能看到，不少弟子像穿的就是直裰，有的是半袖，露出里面偏衫的窄袖；有的是长袖，胳膊上还搭块帔帛，既实用又好看。敦煌莫高窟的壁画里更常见，画中僧人要么穿直裰挑水，要么穿直裰讲经，透着一股烟火气，完全没有穿袈裟时的庄重感。


莫高窟第323窟主室北壁（局部）。来源/“数字敦煌”资源库


还有“偏衫”，算是听衣里的“轻便款”，是直裰的“前身”，也是从汉服改来的。它交领右衽，袖子窄窄的，比海青轻便，比直裰简洁，特别适合做细活。比如在藏经阁整理经书，翻页时窄袖子不会勾到纸张；在禅房里抄经，胳膊动起来也灵活；就算夏天天热，穿件薄布偏衫，也比穿厚海青凉快。偏衫还常跟其他听衣搭配穿，里面穿件贴身布衫，外面套偏衫，再系条腰带，既整齐又保暖，从炳灵寺石窟的唐代弟子像上能看到，不少僧人都这么穿，里面的偏衫露出交领，外面再披件薄薄的上衣，清爽又利落。


再看《西游记》里的玄奘，赶路时穿的其实就是听衣，素色的圆领袍，宽袖子，跟唐代僧人日常穿的海青、直裰一模一样。要是他天天披袈裟赶路，不仅扛不住风吹日晒，还容易招来妖怪抢宝；穿听衣既低调又舒服，正好符合“日常便服”的规矩。这也难怪唐代诗人写僧人，总提“方袍”“衲衣”（听衣的别称），却很少写袈裟，毕竟诗人看到的僧人，大多是在田里劳作、在庙里念经的日常模样，穿的都是这些带着汉服影子的听衣，透着一股平和朴素的生活气。


师徒四人西行途中用饭，唐僧着听衣。来源/影视剧《西游记》1986年版


西行便服：平民日常藏着的烟火气


历史上真实的玄奘西行时，穿的不仅有“听衣”，还有平民衣服。在风沙漫天的路上，平民服饰有时比僧袍更实用。


玄奘像，南宋。来源/《玄奘三藏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隋唐西北平民的衣装，最讲究“因地制宜”。就拿头上所戴来说，男子日常最常戴的是能遮风挡沙的笠子和幞头。敦煌莫高窟的壁画里的船夫、纤夫，头上都顶着圆圆的笠子，这种用竹篾或芦苇编成的帽子，既能挡住西北毒辣的太阳，又能在起风沙时护着头发，简直是劳作必备。要是赶上稍微正式点的场合，比如去集市赶集，男人们就会裹上幞头，一块布往头上一缠，前面扎紧、后面垂着，既利落又显精神，就连戍边的兵士，朝廷发放的衣物里也少不了“幞头”这一项，可见它有多普及。


西北平民只选舒服耐穿的衣服。男子最常穿的是“衫”，尤其是短衫，长度到膝盖上下，两侧还开着衩，不管是在田里耕作，还是在作坊里织布，抬手抬腿都方便。莫高窟壁画上耕作的农民、修房子的泥匠，穿的都是这种短衫，有的还在外面套一件“半臂”。这是一种短袖外套，长不过腰，两袖只到肘部，干活时套着能挡点寒风，热了随手一脱也省事，连戍边的兵士，军装里都少不了半臂。


莫高窟第116窟主室北壁（局部），白袍内暗红带碧斓的半臂衣。来源/《因时而衣中国服饰的搭配》 ，故宫博物院


下身的裤子更有讲究，平民穿的“袴（kù）”分单袴和复袴（夹裤），裤管都做得比较窄，这样走路、骑马才利索。要是家里条件差点，买不起完整的袴子，就穿“裈（kūn）”，也就是有裆的短裤，直接贴身穿，虽然看着朴素，却比没裆的“胫衣”方便多了。


唐，白花绫裈。来源/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隋唐时期，最能体现“西北特色”的还要数脚上穿的。这里的平民可不像中原人常穿丝履，而是以皮靴、麻鞋、草鞋为主。皮靴大多是没靴筒的“皮鞋”，用牛皮简单缝制，耐穿还防水，不管是走在戈壁滩的碎石路上，还是踩在田间的泥地里，都不怕磨坏。敦煌雇工契里就常把“皮鞋壹量”当作雇工的工钱之一，可见它在平民生活里的重要性。要是平时在家干活，大家就穿麻鞋或草鞋，麻鞋用麻线编织，透气又便宜；草鞋则是用麦秆或芨芨草编的，下雨下雪天穿还能防滑，虽然朴素，却比任何华丽的鞋子都接地气。


回望《西游记》里玄奘的锦襕袈裟，再看看隋唐西北平民的日常衣装，忽然明白，袈裟是一种精神符号，而听衣、平民服饰才是日常选择。从玄奘的袈裟配法会、听衣适日常，到平民的笠子挡风沙、皮鞋耐奔波，服饰的选择始终围绕不同的场景展开。这种对礼仪的尊重、对生活的适配，也是唐僧历经万难也要西行取经的精神动力。


玄奘穿越沙漠。来源/纪录片《玄奘之路》


参考文献：

①叶娇：《唐五代西北平民服饰浅谈》，《求索》2010年8月。

②宋东：《佛教中国化视域下的僧衣演变研究——以济南灵岩寺彩塑罗汉群像僧衣为中心》，《中国宗教》2023年12月。

③孙茂霞：《汉传佛教僧衣漫谈》，《中国宗教》2016年8月。

④陈悦新：《龙门石窟唐代佛像着衣类型》，《文物》2020年第7期。

⑤张含悦：《唐代弟子像法服的横披式上衣——以佛教石窟造像及壁画为例》，《敦煌研究》2023年第2期。

⑥李宁：《3-7世纪高昌服饰文化研究》，西北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⑦刘烨：《基于的唐代服饰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9年博士学位论文。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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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成蹊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 喻露加（实习）
校对 | 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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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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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击的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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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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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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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3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

 

在《西游记》的取经故事里，唐僧有一件极具传奇色彩的宝物，那就是锦襕袈裟。读过原著或看过影视剧的人或许会有疑问，纵观全程，唐僧极少真正穿上这件袈裟，多数时候只是将其妥善收藏，可即便如此，他却始终将其带在身边，从未丢弃，让人疑问：这是为什么呢？


国历君自制唐僧表情包。来源/影视剧《西游记》截图


压箱礼服：袈裟是啥？啥时候才能穿？


按佛教老规矩，袈裟本是印度僧人随身的“三衣”总称，也就是安陀会、郁多罗僧、僧伽梨这三件衣服，各自有不同用途。安陀会是五条布缝的“内衣”，干活、睡觉时穿；郁多罗僧是七条布的“上衣”，日常礼拜、听经时穿；最讲究的是僧伽梨，九条到二十五条布缝的“大衣”，相当于现在的“正装”，只有托钵化缘、见国王或者重大佛事才会穿。玄奘那身锦襕袈裟，就是观世音菩萨说“闲时折叠，遇圣才穿”的僧伽梨，难怪平时舍不得拿出来。


影视作品中玄奘所穿的普通僧衣。来源/纪录片《玄奘之路》


袈裟传到中国后，没有一直保持印度原样，早早就跟着汉地的风俗“入乡随俗”了。先说颜色，印度原版袈裟讲究“坏色”，就是不用青、黄、赤、白、黑这五种“正色”，专门染成浑浊的杂色，比如用树叶、果浆调的木兰色，为的是“毁其形好，僧俗有别”，让僧人断了对服饰的贪念。但到了汉传佛教这里，颜色慢慢有了讲究，现在咱们看到的僧伽梨多是赤色，七条衣、五条衣常用黄色，既保留了“坏色”传统，又符合中国人的审美。


形制上变化更大。印度的袈裟要“绕身三匝”，可中国气候与印度不同，冬天冷不说，传统礼仪也不兴露胳膊露肩。隋唐开始，袈裟的长度就悄悄变短了，不再追求“绕三匝”，更注重象征性。毕竟僧人里面要穿袍服，袈裟更多是披在外面当“法服”，尺寸小一点反而方便。还有袈裟上的“田相”纹路，也是汉地慢慢定型的，五条衣是一长一短拼布，七条衣二长一短，大衣三长一短，像一块块整齐的稻田，所以也叫“福田衣”，寓意僧人能为众生种“善因”，这可是印度早期“缦衣”（没田相的袈裟）没有的讲究。


材质上也跟随物产差异发生变化。佛教刚传入时，中国僧人用麻布做袈裟，到了宋朝，棉花普及后就改成棉布；要是遇到信徒布施丝绸，也会做成更精致的袈裟。不过不管用啥料，“朴素”的原则没丢，早期还有“粪扫衣”的传统，就是捡别人丢弃的破布缝补成衣，提醒僧人安于清贫。


佛陀弟子身穿袈裟。来源/易县三彩罗汉像，大英博物馆藏


因此，“讲究”的袈裟，只有正式场合才会拿出来“亮相”。比如唐代僧人，要是被皇帝召见或参加大型法会，肯定要穿最正式的僧伽梨；平时在寺里干活、念经，穿七条衣或五条衣就够了。最风光的要数“赐紫袈裟”，唐代官制里，三品以上官员才能穿紫衣服，因此皇帝也会把紫色袈裟赐给高僧。唐诗里说“满朝朱紫贵”，能穿上皇帝赐的紫袈裟，在当时的僧人里堪称“顶流”，既显佛法威严，也透着朝廷对佛教的重视。


玄奘带着锦襕袈裟西天取经，不常穿正是因为它太正式。赶路时风餐露宿，穿朴素僧袍更方便；可一旦遇到国王、高僧，或者到了灵山见佛祖，这件“僧伽梨”就成了必备的礼仪服饰。难怪玄奘再累也会好好带着，毕竟这可不是普通的“行李”，而是他取经路上最庄重的“精神徽章”。


师徒四人取经成功时，唐僧身着“宝贝袈裟”。来源/影视剧《西游记》1986年版


日常穿着：从汉服演变而来的“听衣”


另一个问题来了，既然玄奘不轻易穿锦襕袈裟，那他赶路、念经时裹的素色宽袍是啥？其实这正是唐代僧人最常穿的“听衣”。与袈裟这类“正装”不同，听衣是僧人“随俗改穿”的日常服，照着汉服的样子改，舒服又实用。


纯金单轮十二环锡杖。来源/法门寺博物馆


要聊听衣，得先搞懂它和“制衣”（袈裟）的区别。制衣是佛陀定的“三衣”，是必须遵守的规矩；听衣则是“灵活选项”，只要符合戒律，能顺着当地风俗改。唐代僧人日常穿的基本都是听衣，毕竟袈裟要“遇圣才穿”，平时扫地、念经、化缘，穿听衣才方便。当时的听衣主要有三类：海青、直裰（duō）、偏衫，每一种都带着浓浓的汉服影子，藏着不少贴心设计。


最常见的“海青”简直是汉服的“僧版改良款”，腰宽袖阔，圆领方襟，跟汉代袍服几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但它比普通汉服多了不少佛教细节，袖口是缝死的，不像俗家袍子那样敞着，刮风时不灌风，干活时也不会勾到东西；衣领叫“三宝领”，用三层布叠着缝，暗合“佛、法、僧”三宝，既结实耐穿，又有象征意义；衣领前面还绣着五十三道蓝线，叫“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讲的是善财童子拜访五十三位名师求道的故事，既添了佛法味，又让衣领不容易磨破。


海青的适用场景特别广，堪称唐代僧人的万能常服。在寺里日常走动，比如去斋堂吃饭、跟同门聊佛法；或做些轻活，像整理经卷、给佛像擦灰；就算出门化缘，穿件青黑色海青走在路上，既显僧人身份，又不会像穿袈裟那样惹眼。而且穿海青还有规矩，在家居士只能穿青黑色，只有庙里的长老才能穿黄褐色，颜色一看，就能分清身份高低，既守了礼仪，又不张扬。


菱地飞鸟纹绫海青衣。来源/中国丝绸博物馆


再说说“直裰”，这衣服是听衣里的“实用派代表”，是把汉服的“偏衫”和“裙”拼起来改的。最早印度僧人穿“僧祇支”，只盖左肩，露着右肩，可中国不兴露胳膊，北魏时宫人就给僧祇支加了右袖，变成两袖齐全的“偏衫”；后来僧人觉得光穿偏衫没下装不方便，又把偏衫和裙子缝在一起，就成了直裰。它既有上衣的袖子，又有下装的裙身，弯腰干活不卡裆，走路时裙摆也不会绊腿，简直是为日常劳作量身定做的。


直裰在唐代僧人的生活里，出场率比海青还高。在田里种菜、在院里扫地，穿直裰不怕弄脏；去山下挑水、帮村民做点杂活，穿直裰行动利索；就算在禅房里打坐，宽松的直裰也比紧绷的衣服舒服。从龙门石窟的唐代造像能看到，不少弟子像穿的就是直裰，有的是半袖，露出里面偏衫的窄袖；有的是长袖，胳膊上还搭块帔帛，既实用又好看。敦煌莫高窟的壁画里更常见，画中僧人要么穿直裰挑水，要么穿直裰讲经，透着一股烟火气，完全没有穿袈裟时的庄重感。


莫高窟第323窟主室北壁（局部）。来源/“数字敦煌”资源库


还有“偏衫”，算是听衣里的“轻便款”，是直裰的“前身”，也是从汉服改来的。它交领右衽，袖子窄窄的，比海青轻便，比直裰简洁，特别适合做细活。比如在藏经阁整理经书，翻页时窄袖子不会勾到纸张；在禅房里抄经，胳膊动起来也灵活；就算夏天天热，穿件薄布偏衫，也比穿厚海青凉快。偏衫还常跟其他听衣搭配穿，里面穿件贴身布衫，外面套偏衫，再系条腰带，既整齐又保暖，从炳灵寺石窟的唐代弟子像上能看到，不少僧人都这么穿，里面的偏衫露出交领，外面再披件薄薄的上衣，清爽又利落。


再看《西游记》里的玄奘，赶路时穿的其实就是听衣，素色的圆领袍，宽袖子，跟唐代僧人日常穿的海青、直裰一模一样。要是他天天披袈裟赶路，不仅扛不住风吹日晒，还容易招来妖怪抢宝；穿听衣既低调又舒服，正好符合“日常便服”的规矩。这也难怪唐代诗人写僧人，总提“方袍”“衲衣”（听衣的别称），却很少写袈裟，毕竟诗人看到的僧人，大多是在田里劳作、在庙里念经的日常模样，穿的都是这些带着汉服影子的听衣，透着一股平和朴素的生活气。


师徒四人西行途中用饭，唐僧着听衣。来源/影视剧《西游记》1986年版


西行便服：平民日常藏着的烟火气


历史上真实的玄奘西行时，穿的不仅有“听衣”，还有平民衣服。在风沙漫天的路上，平民服饰有时比僧袍更实用。


玄奘像，南宋。来源/《玄奘三藏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隋唐西北平民的衣装，最讲究“因地制宜”。就拿头上所戴来说，男子日常最常戴的是能遮风挡沙的笠子和幞头。敦煌莫高窟的壁画里的船夫、纤夫，头上都顶着圆圆的笠子，这种用竹篾或芦苇编成的帽子，既能挡住西北毒辣的太阳，又能在起风沙时护着头发，简直是劳作必备。要是赶上稍微正式点的场合，比如去集市赶集，男人们就会裹上幞头，一块布往头上一缠，前面扎紧、后面垂着，既利落又显精神，就连戍边的兵士，朝廷发放的衣物里也少不了“幞头”这一项，可见它有多普及。


西北平民只选舒服耐穿的衣服。男子最常穿的是“衫”，尤其是短衫，长度到膝盖上下，两侧还开着衩，不管是在田里耕作，还是在作坊里织布，抬手抬腿都方便。莫高窟壁画上耕作的农民、修房子的泥匠，穿的都是这种短衫，有的还在外面套一件“半臂”。这是一种短袖外套，长不过腰，两袖只到肘部，干活时套着能挡点寒风，热了随手一脱也省事，连戍边的兵士，军装里都少不了半臂。


莫高窟第116窟主室北壁（局部），白袍内暗红带碧斓的半臂衣。来源/《因时而衣中国服饰的搭配》 ，故宫博物院


下身的裤子更有讲究，平民穿的“袴（kù）”分单袴和复袴（夹裤），裤管都做得比较窄，这样走路、骑马才利索。要是家里条件差点，买不起完整的袴子，就穿“裈（kūn）”，也就是有裆的短裤，直接贴身穿，虽然看着朴素，却比没裆的“胫衣”方便多了。


唐，白花绫裈。来源/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隋唐时期，最能体现“西北特色”的还要数脚上穿的。这里的平民可不像中原人常穿丝履，而是以皮靴、麻鞋、草鞋为主。皮靴大多是没靴筒的“皮鞋”，用牛皮简单缝制，耐穿还防水，不管是走在戈壁滩的碎石路上，还是踩在田间的泥地里，都不怕磨坏。敦煌雇工契里就常把“皮鞋壹量”当作雇工的工钱之一，可见它在平民生活里的重要性。要是平时在家干活，大家就穿麻鞋或草鞋，麻鞋用麻线编织，透气又便宜；草鞋则是用麦秆或芨芨草编的，下雨下雪天穿还能防滑，虽然朴素，却比任何华丽的鞋子都接地气。


回望《西游记》里玄奘的锦襕袈裟，再看看隋唐西北平民的日常衣装，忽然明白，袈裟是一种精神符号，而听衣、平民服饰才是日常选择。从玄奘的袈裟配法会、听衣适日常，到平民的笠子挡风沙、皮鞋耐奔波，服饰的选择始终围绕不同的场景展开。这种对礼仪的尊重、对生活的适配，也是唐僧历经万难也要西行取经的精神动力。


玄奘穿越沙漠。来源/纪录片《玄奘之路》


参考文献：

①叶娇：《唐五代西北平民服饰浅谈》，《求索》2010年8月。

②宋东：《佛教中国化视域下的僧衣演变研究——以济南灵岩寺彩塑罗汉群像僧衣为中心》，《中国宗教》2023年12月。

③孙茂霞：《汉传佛教僧衣漫谈》，《中国宗教》2016年8月。

④陈悦新：《龙门石窟唐代佛像着衣类型》，《文物》2020年第7期。

⑤张含悦：《唐代弟子像法服的横披式上衣——以佛教石窟造像及壁画为例》，《敦煌研究》2023年第2期。

⑥李宁：《3-7世纪高昌服饰文化研究》，西北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⑦刘烨：《基于的唐代服饰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9年博士学位论文。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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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成蹊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 喻露加（实习）
校对 | 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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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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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击的士族

旁落的皇权

跨越五百年的权力对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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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3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

 

在《西游记》的取经故事里，唐僧有一件极具传奇色彩的宝物，那就是锦襕袈裟。读过原著或看过影视剧的人或许会有疑问，纵观全程，唐僧极少真正穿上这件袈裟，多数时候只是将其妥善收藏，可即便如此，他却始终将其带在身边，从未丢弃，让人疑问：这是为什么呢？


国历君自制唐僧表情包。来源/影视剧《西游记》截图


压箱礼服：袈裟是啥？啥时候才能穿？


按佛教老规矩，袈裟本是印度僧人随身的“三衣”总称，也就是安陀会、郁多罗僧、僧伽梨这三件衣服，各自有不同用途。安陀会是五条布缝的“内衣”，干活、睡觉时穿；郁多罗僧是七条布的“上衣”，日常礼拜、听经时穿；最讲究的是僧伽梨，九条到二十五条布缝的“大衣”，相当于现在的“正装”，只有托钵化缘、见国王或者重大佛事才会穿。玄奘那身锦襕袈裟，就是观世音菩萨说“闲时折叠，遇圣才穿”的僧伽梨，难怪平时舍不得拿出来。


影视作品中玄奘所穿的普通僧衣。来源/纪录片《玄奘之路》


袈裟传到中国后，没有一直保持印度原样，早早就跟着汉地的风俗“入乡随俗”了。先说颜色，印度原版袈裟讲究“坏色”，就是不用青、黄、赤、白、黑这五种“正色”，专门染成浑浊的杂色，比如用树叶、果浆调的木兰色，为的是“毁其形好，僧俗有别”，让僧人断了对服饰的贪念。但到了汉传佛教这里，颜色慢慢有了讲究，现在咱们看到的僧伽梨多是赤色，七条衣、五条衣常用黄色，既保留了“坏色”传统，又符合中国人的审美。


形制上变化更大。印度的袈裟要“绕身三匝”，可中国气候与印度不同，冬天冷不说，传统礼仪也不兴露胳膊露肩。隋唐开始，袈裟的长度就悄悄变短了，不再追求“绕三匝”，更注重象征性。毕竟僧人里面要穿袍服，袈裟更多是披在外面当“法服”，尺寸小一点反而方便。还有袈裟上的“田相”纹路，也是汉地慢慢定型的，五条衣是一长一短拼布，七条衣二长一短，大衣三长一短，像一块块整齐的稻田，所以也叫“福田衣”，寓意僧人能为众生种“善因”，这可是印度早期“缦衣”（没田相的袈裟）没有的讲究。


材质上也跟随物产差异发生变化。佛教刚传入时，中国僧人用麻布做袈裟，到了宋朝，棉花普及后就改成棉布；要是遇到信徒布施丝绸，也会做成更精致的袈裟。不过不管用啥料，“朴素”的原则没丢，早期还有“粪扫衣”的传统，就是捡别人丢弃的破布缝补成衣，提醒僧人安于清贫。


佛陀弟子身穿袈裟。来源/易县三彩罗汉像，大英博物馆藏


因此，“讲究”的袈裟，只有正式场合才会拿出来“亮相”。比如唐代僧人，要是被皇帝召见或参加大型法会，肯定要穿最正式的僧伽梨；平时在寺里干活、念经，穿七条衣或五条衣就够了。最风光的要数“赐紫袈裟”，唐代官制里，三品以上官员才能穿紫衣服，因此皇帝也会把紫色袈裟赐给高僧。唐诗里说“满朝朱紫贵”，能穿上皇帝赐的紫袈裟，在当时的僧人里堪称“顶流”，既显佛法威严，也透着朝廷对佛教的重视。


玄奘带着锦襕袈裟西天取经，不常穿正是因为它太正式。赶路时风餐露宿，穿朴素僧袍更方便；可一旦遇到国王、高僧，或者到了灵山见佛祖，这件“僧伽梨”就成了必备的礼仪服饰。难怪玄奘再累也会好好带着，毕竟这可不是普通的“行李”，而是他取经路上最庄重的“精神徽章”。


师徒四人取经成功时，唐僧身着“宝贝袈裟”。来源/影视剧《西游记》1986年版


日常穿着：从汉服演变而来的“听衣”


另一个问题来了，既然玄奘不轻易穿锦襕袈裟，那他赶路、念经时裹的素色宽袍是啥？其实这正是唐代僧人最常穿的“听衣”。与袈裟这类“正装”不同，听衣是僧人“随俗改穿”的日常服，照着汉服的样子改，舒服又实用。


纯金单轮十二环锡杖。来源/法门寺博物馆


要聊听衣，得先搞懂它和“制衣”（袈裟）的区别。制衣是佛陀定的“三衣”，是必须遵守的规矩；听衣则是“灵活选项”，只要符合戒律，能顺着当地风俗改。唐代僧人日常穿的基本都是听衣，毕竟袈裟要“遇圣才穿”，平时扫地、念经、化缘，穿听衣才方便。当时的听衣主要有三类：海青、直裰（duō）、偏衫，每一种都带着浓浓的汉服影子，藏着不少贴心设计。


最常见的“海青”简直是汉服的“僧版改良款”，腰宽袖阔，圆领方襟，跟汉代袍服几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但它比普通汉服多了不少佛教细节，袖口是缝死的，不像俗家袍子那样敞着，刮风时不灌风，干活时也不会勾到东西；衣领叫“三宝领”，用三层布叠着缝，暗合“佛、法、僧”三宝，既结实耐穿，又有象征意义；衣领前面还绣着五十三道蓝线，叫“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讲的是善财童子拜访五十三位名师求道的故事，既添了佛法味，又让衣领不容易磨破。


海青的适用场景特别广，堪称唐代僧人的万能常服。在寺里日常走动，比如去斋堂吃饭、跟同门聊佛法；或做些轻活，像整理经卷、给佛像擦灰；就算出门化缘，穿件青黑色海青走在路上，既显僧人身份，又不会像穿袈裟那样惹眼。而且穿海青还有规矩，在家居士只能穿青黑色，只有庙里的长老才能穿黄褐色，颜色一看，就能分清身份高低，既守了礼仪，又不张扬。


菱地飞鸟纹绫海青衣。来源/中国丝绸博物馆


再说说“直裰”，这衣服是听衣里的“实用派代表”，是把汉服的“偏衫”和“裙”拼起来改的。最早印度僧人穿“僧祇支”，只盖左肩，露着右肩，可中国不兴露胳膊，北魏时宫人就给僧祇支加了右袖，变成两袖齐全的“偏衫”；后来僧人觉得光穿偏衫没下装不方便，又把偏衫和裙子缝在一起，就成了直裰。它既有上衣的袖子，又有下装的裙身，弯腰干活不卡裆，走路时裙摆也不会绊腿，简直是为日常劳作量身定做的。


直裰在唐代僧人的生活里，出场率比海青还高。在田里种菜、在院里扫地，穿直裰不怕弄脏；去山下挑水、帮村民做点杂活，穿直裰行动利索；就算在禅房里打坐，宽松的直裰也比紧绷的衣服舒服。从龙门石窟的唐代造像能看到，不少弟子像穿的就是直裰，有的是半袖，露出里面偏衫的窄袖；有的是长袖，胳膊上还搭块帔帛，既实用又好看。敦煌莫高窟的壁画里更常见，画中僧人要么穿直裰挑水，要么穿直裰讲经，透着一股烟火气，完全没有穿袈裟时的庄重感。


莫高窟第323窟主室北壁（局部）。来源/“数字敦煌”资源库


还有“偏衫”，算是听衣里的“轻便款”，是直裰的“前身”，也是从汉服改来的。它交领右衽，袖子窄窄的，比海青轻便，比直裰简洁，特别适合做细活。比如在藏经阁整理经书，翻页时窄袖子不会勾到纸张；在禅房里抄经，胳膊动起来也灵活；就算夏天天热，穿件薄布偏衫，也比穿厚海青凉快。偏衫还常跟其他听衣搭配穿，里面穿件贴身布衫，外面套偏衫，再系条腰带，既整齐又保暖，从炳灵寺石窟的唐代弟子像上能看到，不少僧人都这么穿，里面的偏衫露出交领，外面再披件薄薄的上衣，清爽又利落。


再看《西游记》里的玄奘，赶路时穿的其实就是听衣，素色的圆领袍，宽袖子，跟唐代僧人日常穿的海青、直裰一模一样。要是他天天披袈裟赶路，不仅扛不住风吹日晒，还容易招来妖怪抢宝；穿听衣既低调又舒服，正好符合“日常便服”的规矩。这也难怪唐代诗人写僧人，总提“方袍”“衲衣”（听衣的别称），却很少写袈裟，毕竟诗人看到的僧人，大多是在田里劳作、在庙里念经的日常模样，穿的都是这些带着汉服影子的听衣，透着一股平和朴素的生活气。


师徒四人西行途中用饭，唐僧着听衣。来源/影视剧《西游记》1986年版


西行便服：平民日常藏着的烟火气


历史上真实的玄奘西行时，穿的不仅有“听衣”，还有平民衣服。在风沙漫天的路上，平民服饰有时比僧袍更实用。


玄奘像，南宋。来源/《玄奘三藏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隋唐西北平民的衣装，最讲究“因地制宜”。就拿头上所戴来说，男子日常最常戴的是能遮风挡沙的笠子和幞头。敦煌莫高窟的壁画里的船夫、纤夫，头上都顶着圆圆的笠子，这种用竹篾或芦苇编成的帽子，既能挡住西北毒辣的太阳，又能在起风沙时护着头发，简直是劳作必备。要是赶上稍微正式点的场合，比如去集市赶集，男人们就会裹上幞头，一块布往头上一缠，前面扎紧、后面垂着，既利落又显精神，就连戍边的兵士，朝廷发放的衣物里也少不了“幞头”这一项，可见它有多普及。


西北平民只选舒服耐穿的衣服。男子最常穿的是“衫”，尤其是短衫，长度到膝盖上下，两侧还开着衩，不管是在田里耕作，还是在作坊里织布，抬手抬腿都方便。莫高窟壁画上耕作的农民、修房子的泥匠，穿的都是这种短衫，有的还在外面套一件“半臂”。这是一种短袖外套，长不过腰，两袖只到肘部，干活时套着能挡点寒风，热了随手一脱也省事，连戍边的兵士，军装里都少不了半臂。


莫高窟第116窟主室北壁（局部），白袍内暗红带碧斓的半臂衣。来源/《因时而衣中国服饰的搭配》 ，故宫博物院


下身的裤子更有讲究，平民穿的“袴（kù）”分单袴和复袴（夹裤），裤管都做得比较窄，这样走路、骑马才利索。要是家里条件差点，买不起完整的袴子，就穿“裈（kūn）”，也就是有裆的短裤，直接贴身穿，虽然看着朴素，却比没裆的“胫衣”方便多了。


唐，白花绫裈。来源/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隋唐时期，最能体现“西北特色”的还要数脚上穿的。这里的平民可不像中原人常穿丝履，而是以皮靴、麻鞋、草鞋为主。皮靴大多是没靴筒的“皮鞋”，用牛皮简单缝制，耐穿还防水，不管是走在戈壁滩的碎石路上，还是踩在田间的泥地里，都不怕磨坏。敦煌雇工契里就常把“皮鞋壹量”当作雇工的工钱之一，可见它在平民生活里的重要性。要是平时在家干活，大家就穿麻鞋或草鞋，麻鞋用麻线编织，透气又便宜；草鞋则是用麦秆或芨芨草编的，下雨下雪天穿还能防滑，虽然朴素，却比任何华丽的鞋子都接地气。


回望《西游记》里玄奘的锦襕袈裟，再看看隋唐西北平民的日常衣装，忽然明白，袈裟是一种精神符号，而听衣、平民服饰才是日常选择。从玄奘的袈裟配法会、听衣适日常，到平民的笠子挡风沙、皮鞋耐奔波，服饰的选择始终围绕不同的场景展开。这种对礼仪的尊重、对生活的适配，也是唐僧历经万难也要西行取经的精神动力。


玄奘穿越沙漠。来源/纪录片《玄奘之路》


参考文献：

①叶娇：《唐五代西北平民服饰浅谈》，《求索》2010年8月。

②宋东：《佛教中国化视域下的僧衣演变研究——以济南灵岩寺彩塑罗汉群像僧衣为中心》，《中国宗教》2023年12月。

③孙茂霞：《汉传佛教僧衣漫谈》，《中国宗教》2016年8月。

④陈悦新：《龙门石窟唐代佛像着衣类型》，《文物》2020年第7期。

⑤张含悦：《唐代弟子像法服的横披式上衣——以佛教石窟造像及壁画为例》，《敦煌研究》2023年第2期。

⑥李宁：《3-7世纪高昌服饰文化研究》，西北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⑦刘烨：《基于的唐代服饰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9年博士学位论文。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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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成蹊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 喻露加（实习）
校对 | 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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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3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

 

在《西游记》的取经故事里，唐僧有一件极具传奇色彩的宝物，那就是锦襕袈裟。读过原著或看过影视剧的人或许会有疑问，纵观全程，唐僧极少真正穿上这件袈裟，多数时候只是将其妥善收藏，可即便如此，他却始终将其带在身边，从未丢弃，让人疑问：这是为什么呢？


国历君自制唐僧表情包。来源/影视剧《西游记》截图


压箱礼服：袈裟是啥？啥时候才能穿？


按佛教老规矩，袈裟本是印度僧人随身的“三衣”总称，也就是安陀会、郁多罗僧、僧伽梨这三件衣服，各自有不同用途。安陀会是五条布缝的“内衣”，干活、睡觉时穿；郁多罗僧是七条布的“上衣”，日常礼拜、听经时穿；最讲究的是僧伽梨，九条到二十五条布缝的“大衣”，相当于现在的“正装”，只有托钵化缘、见国王或者重大佛事才会穿。玄奘那身锦襕袈裟，就是观世音菩萨说“闲时折叠，遇圣才穿”的僧伽梨，难怪平时舍不得拿出来。


影视作品中玄奘所穿的普通僧衣。来源/纪录片《玄奘之路》


袈裟传到中国后，没有一直保持印度原样，早早就跟着汉地的风俗“入乡随俗”了。先说颜色，印度原版袈裟讲究“坏色”，就是不用青、黄、赤、白、黑这五种“正色”，专门染成浑浊的杂色，比如用树叶、果浆调的木兰色，为的是“毁其形好，僧俗有别”，让僧人断了对服饰的贪念。但到了汉传佛教这里，颜色慢慢有了讲究，现在咱们看到的僧伽梨多是赤色，七条衣、五条衣常用黄色，既保留了“坏色”传统，又符合中国人的审美。


形制上变化更大。印度的袈裟要“绕身三匝”，可中国气候与印度不同，冬天冷不说，传统礼仪也不兴露胳膊露肩。隋唐开始，袈裟的长度就悄悄变短了，不再追求“绕三匝”，更注重象征性。毕竟僧人里面要穿袍服，袈裟更多是披在外面当“法服”，尺寸小一点反而方便。还有袈裟上的“田相”纹路，也是汉地慢慢定型的，五条衣是一长一短拼布，七条衣二长一短，大衣三长一短，像一块块整齐的稻田，所以也叫“福田衣”，寓意僧人能为众生种“善因”，这可是印度早期“缦衣”（没田相的袈裟）没有的讲究。


材质上也跟随物产差异发生变化。佛教刚传入时，中国僧人用麻布做袈裟，到了宋朝，棉花普及后就改成棉布；要是遇到信徒布施丝绸，也会做成更精致的袈裟。不过不管用啥料，“朴素”的原则没丢，早期还有“粪扫衣”的传统，就是捡别人丢弃的破布缝补成衣，提醒僧人安于清贫。


佛陀弟子身穿袈裟。来源/易县三彩罗汉像，大英博物馆藏


因此，“讲究”的袈裟，只有正式场合才会拿出来“亮相”。比如唐代僧人，要是被皇帝召见或参加大型法会，肯定要穿最正式的僧伽梨；平时在寺里干活、念经，穿七条衣或五条衣就够了。最风光的要数“赐紫袈裟”，唐代官制里，三品以上官员才能穿紫衣服，因此皇帝也会把紫色袈裟赐给高僧。唐诗里说“满朝朱紫贵”，能穿上皇帝赐的紫袈裟，在当时的僧人里堪称“顶流”，既显佛法威严，也透着朝廷对佛教的重视。


玄奘带着锦襕袈裟西天取经，不常穿正是因为它太正式。赶路时风餐露宿，穿朴素僧袍更方便；可一旦遇到国王、高僧，或者到了灵山见佛祖，这件“僧伽梨”就成了必备的礼仪服饰。难怪玄奘再累也会好好带着，毕竟这可不是普通的“行李”，而是他取经路上最庄重的“精神徽章”。


师徒四人取经成功时，唐僧身着“宝贝袈裟”。来源/影视剧《西游记》1986年版


日常穿着：从汉服演变而来的“听衣”


另一个问题来了，既然玄奘不轻易穿锦襕袈裟，那他赶路、念经时裹的素色宽袍是啥？其实这正是唐代僧人最常穿的“听衣”。与袈裟这类“正装”不同，听衣是僧人“随俗改穿”的日常服，照着汉服的样子改，舒服又实用。


纯金单轮十二环锡杖。来源/法门寺博物馆


要聊听衣，得先搞懂它和“制衣”（袈裟）的区别。制衣是佛陀定的“三衣”，是必须遵守的规矩；听衣则是“灵活选项”，只要符合戒律，能顺着当地风俗改。唐代僧人日常穿的基本都是听衣，毕竟袈裟要“遇圣才穿”，平时扫地、念经、化缘，穿听衣才方便。当时的听衣主要有三类：海青、直裰（duō）、偏衫，每一种都带着浓浓的汉服影子，藏着不少贴心设计。


最常见的“海青”简直是汉服的“僧版改良款”，腰宽袖阔，圆领方襟，跟汉代袍服几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但它比普通汉服多了不少佛教细节，袖口是缝死的，不像俗家袍子那样敞着，刮风时不灌风，干活时也不会勾到东西；衣领叫“三宝领”，用三层布叠着缝，暗合“佛、法、僧”三宝，既结实耐穿，又有象征意义；衣领前面还绣着五十三道蓝线，叫“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讲的是善财童子拜访五十三位名师求道的故事，既添了佛法味，又让衣领不容易磨破。


海青的适用场景特别广，堪称唐代僧人的万能常服。在寺里日常走动，比如去斋堂吃饭、跟同门聊佛法；或做些轻活，像整理经卷、给佛像擦灰；就算出门化缘，穿件青黑色海青走在路上，既显僧人身份，又不会像穿袈裟那样惹眼。而且穿海青还有规矩，在家居士只能穿青黑色，只有庙里的长老才能穿黄褐色，颜色一看，就能分清身份高低，既守了礼仪，又不张扬。


菱地飞鸟纹绫海青衣。来源/中国丝绸博物馆


再说说“直裰”，这衣服是听衣里的“实用派代表”，是把汉服的“偏衫”和“裙”拼起来改的。最早印度僧人穿“僧祇支”，只盖左肩，露着右肩，可中国不兴露胳膊，北魏时宫人就给僧祇支加了右袖，变成两袖齐全的“偏衫”；后来僧人觉得光穿偏衫没下装不方便，又把偏衫和裙子缝在一起，就成了直裰。它既有上衣的袖子，又有下装的裙身，弯腰干活不卡裆，走路时裙摆也不会绊腿，简直是为日常劳作量身定做的。


直裰在唐代僧人的生活里，出场率比海青还高。在田里种菜、在院里扫地，穿直裰不怕弄脏；去山下挑水、帮村民做点杂活，穿直裰行动利索；就算在禅房里打坐，宽松的直裰也比紧绷的衣服舒服。从龙门石窟的唐代造像能看到，不少弟子像穿的就是直裰，有的是半袖，露出里面偏衫的窄袖；有的是长袖，胳膊上还搭块帔帛，既实用又好看。敦煌莫高窟的壁画里更常见，画中僧人要么穿直裰挑水，要么穿直裰讲经，透着一股烟火气，完全没有穿袈裟时的庄重感。


莫高窟第323窟主室北壁（局部）。来源/“数字敦煌”资源库


还有“偏衫”，算是听衣里的“轻便款”，是直裰的“前身”，也是从汉服改来的。它交领右衽，袖子窄窄的，比海青轻便，比直裰简洁，特别适合做细活。比如在藏经阁整理经书，翻页时窄袖子不会勾到纸张；在禅房里抄经，胳膊动起来也灵活；就算夏天天热，穿件薄布偏衫，也比穿厚海青凉快。偏衫还常跟其他听衣搭配穿，里面穿件贴身布衫，外面套偏衫，再系条腰带，既整齐又保暖，从炳灵寺石窟的唐代弟子像上能看到，不少僧人都这么穿，里面的偏衫露出交领，外面再披件薄薄的上衣，清爽又利落。


再看《西游记》里的玄奘，赶路时穿的其实就是听衣，素色的圆领袍，宽袖子，跟唐代僧人日常穿的海青、直裰一模一样。要是他天天披袈裟赶路，不仅扛不住风吹日晒，还容易招来妖怪抢宝；穿听衣既低调又舒服，正好符合“日常便服”的规矩。这也难怪唐代诗人写僧人，总提“方袍”“衲衣”（听衣的别称），却很少写袈裟，毕竟诗人看到的僧人，大多是在田里劳作、在庙里念经的日常模样，穿的都是这些带着汉服影子的听衣，透着一股平和朴素的生活气。


师徒四人西行途中用饭，唐僧着听衣。来源/影视剧《西游记》1986年版


西行便服：平民日常藏着的烟火气


历史上真实的玄奘西行时，穿的不仅有“听衣”，还有平民衣服。在风沙漫天的路上，平民服饰有时比僧袍更实用。


玄奘像，南宋。来源/《玄奘三藏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隋唐西北平民的衣装，最讲究“因地制宜”。就拿头上所戴来说，男子日常最常戴的是能遮风挡沙的笠子和幞头。敦煌莫高窟的壁画里的船夫、纤夫，头上都顶着圆圆的笠子，这种用竹篾或芦苇编成的帽子，既能挡住西北毒辣的太阳，又能在起风沙时护着头发，简直是劳作必备。要是赶上稍微正式点的场合，比如去集市赶集，男人们就会裹上幞头，一块布往头上一缠，前面扎紧、后面垂着，既利落又显精神，就连戍边的兵士，朝廷发放的衣物里也少不了“幞头”这一项，可见它有多普及。


西北平民只选舒服耐穿的衣服。男子最常穿的是“衫”，尤其是短衫，长度到膝盖上下，两侧还开着衩，不管是在田里耕作，还是在作坊里织布，抬手抬腿都方便。莫高窟壁画上耕作的农民、修房子的泥匠，穿的都是这种短衫，有的还在外面套一件“半臂”。这是一种短袖外套，长不过腰，两袖只到肘部，干活时套着能挡点寒风，热了随手一脱也省事，连戍边的兵士，军装里都少不了半臂。


莫高窟第116窟主室北壁（局部），白袍内暗红带碧斓的半臂衣。来源/《因时而衣中国服饰的搭配》 ，故宫博物院


下身的裤子更有讲究，平民穿的“袴（kù）”分单袴和复袴（夹裤），裤管都做得比较窄，这样走路、骑马才利索。要是家里条件差点，买不起完整的袴子，就穿“裈（kūn）”，也就是有裆的短裤，直接贴身穿，虽然看着朴素，却比没裆的“胫衣”方便多了。


唐，白花绫裈。来源/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隋唐时期，最能体现“西北特色”的还要数脚上穿的。这里的平民可不像中原人常穿丝履，而是以皮靴、麻鞋、草鞋为主。皮靴大多是没靴筒的“皮鞋”，用牛皮简单缝制，耐穿还防水，不管是走在戈壁滩的碎石路上，还是踩在田间的泥地里，都不怕磨坏。敦煌雇工契里就常把“皮鞋壹量”当作雇工的工钱之一，可见它在平民生活里的重要性。要是平时在家干活，大家就穿麻鞋或草鞋，麻鞋用麻线编织，透气又便宜；草鞋则是用麦秆或芨芨草编的，下雨下雪天穿还能防滑，虽然朴素，却比任何华丽的鞋子都接地气。


回望《西游记》里玄奘的锦襕袈裟，再看看隋唐西北平民的日常衣装，忽然明白，袈裟是一种精神符号，而听衣、平民服饰才是日常选择。从玄奘的袈裟配法会、听衣适日常，到平民的笠子挡风沙、皮鞋耐奔波，服饰的选择始终围绕不同的场景展开。这种对礼仪的尊重、对生活的适配，也是唐僧历经万难也要西行取经的精神动力。


玄奘穿越沙漠。来源/纪录片《玄奘之路》


参考文献：

①叶娇：《唐五代西北平民服饰浅谈》，《求索》2010年8月。

②宋东：《佛教中国化视域下的僧衣演变研究——以济南灵岩寺彩塑罗汉群像僧衣为中心》，《中国宗教》2023年12月。

③孙茂霞：《汉传佛教僧衣漫谈》，《中国宗教》2016年8月。

④陈悦新：《龙门石窟唐代佛像着衣类型》，《文物》2020年第7期。

⑤张含悦：《唐代弟子像法服的横披式上衣——以佛教石窟造像及壁画为例》，《敦煌研究》2023年第2期。

⑥李宁：《3-7世纪高昌服饰文化研究》，西北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⑦刘烨：《基于的唐代服饰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9年博士学位论文。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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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成蹊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 喻露加（实习）
校对 | 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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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击的士族

旁落的皇权

跨越五百年的权力对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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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0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钟


历史上许多显赫的家族，因为与政治深度绑定，难逃兴衰周期。在这场“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权力游戏中，还是有成功特例的，崛起于汉末三国时期的吴郡顾氏便是其中之一。



顾雍和东汉三国时期吴郡顾氏的崛起


按照唐代编撰的《元和姓纂》的相关记载，顾氏出自妃姓，为夏王朝的藩属小国。只是在商汤起兵攻伐夏桀时，顾国站在了夏朝一方。结果与韦国等夏朝的卫星国一同被灭。顾国遗民便选择以国名为姓氏。顾国位于今河南省范县东南，因此这一支的顾氏子孙也被称为“北顾”。

与“北顾”相对的“南顾”，则源于越王勾践自诩的姒姓。战国中期，一度称霸东南的越国为楚国所灭后，勾践的子孙迁居浙南，定都东瓯，史称东瓯国。东瓯国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期为汉朝兼并。第七代东瓯王之子被封为顾余侯，子孙选择以顾为氏。

\"东瓯疆域图\"

凭借东瓯国王室积累的土地财富和政治资本，“南顾”的发展显然优于“北顾”。至东汉末年，顾氏已经发展为在吴郡地区颇有影响力的大族。三国时期，顾氏成了江南首屈一指的士族门阀，并与割据江东的孙氏集团进行一系列勾兑与合作。

后世史学家大多以孙坚、孙策父子通过武力控制江东的过程中屠戮众多豪杰、名士为由，认定这一时期以顾氏为首的吴郡士族对孙氏集团采取了“非暴力不合作”甚至是“对立”的态度，但从这一时期顾氏子弟中的佼佼者顾雍的选择来看，答案似乎并非如此。

顾雍出生于汉灵帝执政的建宁元年（168），《三国志》中并未记录其父亲及祖父的相关信息，仅有裴松之引用今已散佚的《吴录》，称顾雍的曾祖父顾奉曾担任过颍川郡的太守。作为一部完全站在孙吴政权立场上叙事的史书，《吴录》竟然也没有对顾雍的身世进行渲染，想必是家族真的没有什么亮点可言了。

能够跟随东汉名士蔡邕学习琴技和书法，可谓顾雍人生的转折点。当时的蔡邕为了躲避政治迫害，长期避祸于江东，并非是依附董卓后位高权重的情状，对于顾雍这样的学生自然是鼓励为主，顾雍也通过这段求学经历积累了足够的声望和人脉。


中平五年（188）左右，顾雍成功通过举荐被任命为合肥县长。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又先后任职于娄县、曲阿和上虞，所到之处都获得当地百姓和官员的一致肯定。值得一提的是，顾雍历任的这些地方恰恰都位于孙策自庐江南下平定江东的进军路线之上。因此不能排除这段时间里，顾雍一直是在为孙氏集团治理地方。

建安五年（200），孙策遇刺，孙权被推举为孙氏集团的首领。正在与袁绍拉锯官渡的曹操为了削弱孙氏集团，刻意将孙权任命为会稽郡太守。孙权自然不愿离开吴郡这一核心势力范围，任命顾雍为会稽郡丞，代行太守之职。因此，顾氏家族属于江东诸多士族之中最早能够审时度势与孙氏集团展开合作的，正是出于对这份支持的回报，孙权此后不断为顾雍加官晋爵，最终封其为醴陵县侯和孙吴政权的丞相。


《三国志》中将顾雍能够得到孙权的高度信任，归结于其谨言慎行的处世哲学，宣称顾雍平时“不饮酒，寡言语，举动时当”，甚至在被封侯之后，其家人很长时间都不知情，更表示顾雍在深思熟虑之后，一旦发表意见便常常能够一语中的。是以，孙权有“顾君不言，言必有中”的评价。但仔细分析却不难发现，顾雍的成功更在于他能够很好地维护孙权的政治形象，平衡孙吴集团内部的政治派系。

赤乌六年（243），七十六岁的顾雍病逝。顾氏家族已然成为孙吴集团内部数一数二的政治豪门。“顾、陆、朱、张”被并称为“吴郡四姓”，甚至孙吴四大家族的政治局面，大体也是在顾雍这一代人的手中得以实现的。然而，太康元年（280），孙吴政权覆灭于晋朝顺江而下的楼船舰队时，四大家族的子弟们又不得不面对新一轮的政治洗牌。

顾荣在八王之乱的生存哲学


元康二年（292），顾雍的孙子顾荣与陆逊的孙子陆机、陆云一同来到西晋首都洛阳。这三位并称江东的少年俊彦虽然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学，但一干晋朝权贵也依旧没有给予这些孙吴遗臣以足够的肯定和重视。

面对傲慢与偏见，陆机采取了决绝的态度予以回击，而顾荣却选择了积极融入，为此甚至一度引来昔日好友陆机的不满和挖苦。讽刺的是，席卷洛阳的“八王之乱”中，自诩清高的陆机却到处政治投机，甚至通过依附成都王司马颖而成为数十万大军的统帅。可惜，陆机终究没有其祖父陆逊、父亲陆抗那般的军事才能，最终兵败于洛阳郊外的鹿苑，被成都王司马颖处决于军中。

与陆机相比，顾荣似乎有气节的多。他一度担任过赵王司马伦之子司马虔的长史，却在司马伦屠戮淮南王司马允的僚属时，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救下了很多人。而在为齐王司马冏从刑场直接招入麾下后，不甘于同流合污的顾荣又选择以醇酒自污。借助着酒精的自我麻痹，顾荣熬到永安元年（304），终于在八王之乱的尾声中回到了故土。


然而，此时的江东也同样不太平。就在顾荣回家的一年之前，荆州流民顺江而下，试图攻占江东，最终被广陵度支陈敏率兵击退，但这一军事上的胜利却令陈敏产生了割据自雄的念头。而为了拉拢江东的世家大族，陆机兄弟去世后，成为江东士族“首望”的顾荣更成为陈敏的重点拉拢对象。

顾荣并非没有考虑过辅佐陈敏一统江东甚至北上争雄，但很快便清醒地认识到，寒门小吏出身的陈敏根本不具备应有的政治才干。为了免于江东黎庶再遭遇不必要的刀兵劫难，顾荣等作内应，与征东大将军刘准联合攻打陈敏。顾荣又劝说甘卓背叛陈敏，陈敏率一万多人将与甘卓交战，还未渡河，其部众溃散，陈敏单骑逃跑，被擒后问斩于建业。

顾荣的这一表现得到了身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的琅琊王司马睿的高度重视，其抵达建康后，便首先前往顾荣府邸进行拜会。这份以礼相待自然得到顾荣的全力拥护。借着上巳节众人出游之际，顾荣率一干江东名士在道旁跪拜司马睿，以表态度。自此之后，“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渐相崇举，君臣之礼始定”。顾荣也由此成为东晋的首批从龙之臣。

不过，经历过“八王之乱”的顾荣深知政治的凶险，因此他始终保持着超然的游离状态。一方面，顾荣不断向司马睿和王导举荐江东士族子弟，一方面又不断称赞王导安定江东的功绩，表达江东愿意接纳晋室的态度。


可以说，正是有了顾荣这座桥梁，司马氏才能在江东立足。是以，王夫之在《读通鉴论》才对顾荣等人给予了“率江东而定八王已乱之天下，抗五胡窥吞之雄心，立国百年而允定”的高度评价。永嘉六年（312），顾荣去世。司马睿临丧尽哀；建武元年（317）追封其为嘉兴公。

顾恺之的处世哲学


东晋一朝乃至整个南朝时期的顾氏名人并不在少数，其中最鲜活有趣的或许当属有着“才绝”“画绝”和“痴绝”三绝之称的顾恺之。

顾恺之是否是顾荣的后裔，正史之中并无明确交代。但《无锡顾氏宗谱》之中却记载顾恺之祖父是顾荣之子，晋康帝时任散骑常侍、后迁光禄卿的顾毗；父亲顾悦之，则历任扬州别驾、尚书右丞等职务。与这些看似显赫的出身相比，顾恺之幼年丧母，为了追忆母亲的音容笑貌而苦练画功的故事显然更为脍炙人口。


过人的天赋加上多年的苦练，令顾恺之一跃成为东晋的文化名人。不过，谢安对顾恺之的画技“苍生以来未之有也”的评价并不客观，事实上，顾恺之的艺术造诣有师承来历，更是三国两晋三代画家的不断积累。

顾恺之是三国时代东吴著名画师曹不兴的再传弟子。曹不兴擅画动物和人物，据说曹不兴曾在为孙权画屏风时，画了一篮杨梅，曹不兴因为周围观看的人啧啧称赞分心，不小心误落笔墨，于是他顺手将墨点绘成一只苍蝇。孙权来看画好的屏风时以为真有一只苍蝇飞到了画上，便举起手想要把苍蝇轰走，没想到苍蝇竟然是画上去的，这就是著名的“落墨为蝇”的故事。

曹不兴的弟子中最为出名的是西晋时代并称为“画圣”的卫协和张墨，顾恺之不仅沿袭了卫协“白描细如蛛网，而有笔力”的绘画技巧，同时把卫协“其画人物，不敢点睛”的留白手法也照单全收。

顾恺之的一生始终仕途不顺，很大一部分是由他的性格造成的。顾恺之是一个喜欢戏谑的人，这样的人很难得到权贵的信任。顾恺之也知道自己性格的缺陷，因此早在少年时代便评价自己：“吾赋之比嵇康琴，不赏者必以后出相遗，深识者亦当以高奇见贵。”在桓温手下任职时，一向不拘小节的桓温对顾恺之还是赏识的，因此在桓温死后，顾恺之拜谒其墓时当场赋诗感慨：“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


顾恺之的最后一任领导是桓温之子桓玄，从年龄上来看，顾恺之自然是桓玄的长辈，但从级别上说又是下属。已经成熟圆滑的顾恺之虽然时常和桓玄开开玩笑，却始终保持着适度的分寸，桓玄对顾恺之颇为信任，任命顾恺之为散骑常侍。

吴郡顾氏屹立千年的真正原因


整个南朝时期，顾家依旧在吴郡等地颇有声望，家族从刘宋到南陈，绵延数代，经久不衰，经历了宋元的短暂沉寂后，在明清重新大放光彩，明朝重臣顾宪成重建东林书院，题写了著名的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鼓励读书人当胸怀天下、勇于承担，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更延续了祖先博学的家风，撰写经济、地理著作，影响深远，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族优良的家风家学传统。


六朝时期，九品中正制使得社会上出现互相标榜称扬之风，世族更爱品评之风。为了更好地获取仕进机会，家族内长辈常对晚辈进行褒扬以提高家族声誉，通过家族成员赞誉子弟、予以扶持也显现出浓郁的宗族情谊。清人李慈铭指出：

“晋、宋、六朝膏粱门第，父誉其子，兄夸其弟，以为声价。”

顾氏家族到东晋后期开始显现衰落之迹，家族长辈便采用此方法表示对后辈成才的殷切之情。《晋书·顾和传》载：

“和二岁丧父，总角便有清操，族叔荣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兴吾宗者，必此子也。’”

吴郡顾氏与其他世家大族大多具有姻亲关系，荣辱进退皆为一体，因此世族子弟除受到本族长辈标榜之外，外戚也常常出于维护家族门第之旨，对子侄辈进行褒扬。顾协年幼时便因玄学才能被外祖父张永叹曰“顾氏兴于此子”。

吴郡顾氏家族在进行家庭教育时，除对家风传统重视之外，还包括以具体事件为因由，顺势对子弟进行训导，即所谓的“机会教育”。此外，父辈临终前的遗命之言，亦是教育子弟的重要内容。


在顾氏家族成员存世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作品是对国家政务和民生福祉的关心。这些作品或针对政治问题提出建议；或对关系到百姓生活的政策实施发表意见决策，针砭时弊、指出利害；或对国家礼乐制度文化的建设提出肯綮意见。顾氏家族在动荡的朝政更替中不遗余力地发挥着家族自身的影响力，同时在这些作品中彰显着顾氏家族成员忠君为国、关心民瘼、坚守礼乐治国的情怀与操守。

在战乱频仍、朝政屡次更替的六朝风云之中，江东地区的世家大族也不得已面临鼎革之变、改换门庭的窘境，许多官员在面对繁芜的朝政时往往采取懈怠懒散的消极态度，将此视为逃避时事、明哲保身的重要法宝，很难做到从一而终的跟随某一朝廷。正是在此背景下，顾氏家族具有鲜明的独特性。顾氏家族成员自幼便接受儒学文化的浸染与熏陶，加上家族内部长辈的有意培养与提携，因此，对国家的忠诚与对百姓的爱护深深渗透在每位家族成员的血液之中。

顾氏家族能够在六朝传承十几代，延续数百年，到明清再次大放光彩，不是偶然现象，是政治环境、经济基础、文化功能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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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赵恺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编辑 | 喻露加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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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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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击的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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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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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0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钟


历史上许多显赫的家族，因为与政治深度绑定，难逃兴衰周期。在这场“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权力游戏中，还是有成功特例的，崛起于汉末三国时期的吴郡顾氏便是其中之一。



顾雍和东汉三国时期吴郡顾氏的崛起


按照唐代编撰的《元和姓纂》的相关记载，顾氏出自妃姓，为夏王朝的藩属小国。只是在商汤起兵攻伐夏桀时，顾国站在了夏朝一方。结果与韦国等夏朝的卫星国一同被灭。顾国遗民便选择以国名为姓氏。顾国位于今河南省范县东南，因此这一支的顾氏子孙也被称为“北顾”。

与“北顾”相对的“南顾”，则源于越王勾践自诩的姒姓。战国中期，一度称霸东南的越国为楚国所灭后，勾践的子孙迁居浙南，定都东瓯，史称东瓯国。东瓯国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期为汉朝兼并。第七代东瓯王之子被封为顾余侯，子孙选择以顾为氏。

\"东瓯疆域图\"

凭借东瓯国王室积累的土地财富和政治资本，“南顾”的发展显然优于“北顾”。至东汉末年，顾氏已经发展为在吴郡地区颇有影响力的大族。三国时期，顾氏成了江南首屈一指的士族门阀，并与割据江东的孙氏集团进行一系列勾兑与合作。

后世史学家大多以孙坚、孙策父子通过武力控制江东的过程中屠戮众多豪杰、名士为由，认定这一时期以顾氏为首的吴郡士族对孙氏集团采取了“非暴力不合作”甚至是“对立”的态度，但从这一时期顾氏子弟中的佼佼者顾雍的选择来看，答案似乎并非如此。

顾雍出生于汉灵帝执政的建宁元年（168），《三国志》中并未记录其父亲及祖父的相关信息，仅有裴松之引用今已散佚的《吴录》，称顾雍的曾祖父顾奉曾担任过颍川郡的太守。作为一部完全站在孙吴政权立场上叙事的史书，《吴录》竟然也没有对顾雍的身世进行渲染，想必是家族真的没有什么亮点可言了。

能够跟随东汉名士蔡邕学习琴技和书法，可谓顾雍人生的转折点。当时的蔡邕为了躲避政治迫害，长期避祸于江东，并非是依附董卓后位高权重的情状，对于顾雍这样的学生自然是鼓励为主，顾雍也通过这段求学经历积累了足够的声望和人脉。


中平五年（188）左右，顾雍成功通过举荐被任命为合肥县长。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又先后任职于娄县、曲阿和上虞，所到之处都获得当地百姓和官员的一致肯定。值得一提的是，顾雍历任的这些地方恰恰都位于孙策自庐江南下平定江东的进军路线之上。因此不能排除这段时间里，顾雍一直是在为孙氏集团治理地方。

建安五年（200），孙策遇刺，孙权被推举为孙氏集团的首领。正在与袁绍拉锯官渡的曹操为了削弱孙氏集团，刻意将孙权任命为会稽郡太守。孙权自然不愿离开吴郡这一核心势力范围，任命顾雍为会稽郡丞，代行太守之职。因此，顾氏家族属于江东诸多士族之中最早能够审时度势与孙氏集团展开合作的，正是出于对这份支持的回报，孙权此后不断为顾雍加官晋爵，最终封其为醴陵县侯和孙吴政权的丞相。


《三国志》中将顾雍能够得到孙权的高度信任，归结于其谨言慎行的处世哲学，宣称顾雍平时“不饮酒，寡言语，举动时当”，甚至在被封侯之后，其家人很长时间都不知情，更表示顾雍在深思熟虑之后，一旦发表意见便常常能够一语中的。是以，孙权有“顾君不言，言必有中”的评价。但仔细分析却不难发现，顾雍的成功更在于他能够很好地维护孙权的政治形象，平衡孙吴集团内部的政治派系。

赤乌六年（243），七十六岁的顾雍病逝。顾氏家族已然成为孙吴集团内部数一数二的政治豪门。“顾、陆、朱、张”被并称为“吴郡四姓”，甚至孙吴四大家族的政治局面，大体也是在顾雍这一代人的手中得以实现的。然而，太康元年（280），孙吴政权覆灭于晋朝顺江而下的楼船舰队时，四大家族的子弟们又不得不面对新一轮的政治洗牌。

顾荣在八王之乱的生存哲学


元康二年（292），顾雍的孙子顾荣与陆逊的孙子陆机、陆云一同来到西晋首都洛阳。这三位并称江东的少年俊彦虽然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学，但一干晋朝权贵也依旧没有给予这些孙吴遗臣以足够的肯定和重视。

面对傲慢与偏见，陆机采取了决绝的态度予以回击，而顾荣却选择了积极融入，为此甚至一度引来昔日好友陆机的不满和挖苦。讽刺的是，席卷洛阳的“八王之乱”中，自诩清高的陆机却到处政治投机，甚至通过依附成都王司马颖而成为数十万大军的统帅。可惜，陆机终究没有其祖父陆逊、父亲陆抗那般的军事才能，最终兵败于洛阳郊外的鹿苑，被成都王司马颖处决于军中。

与陆机相比，顾荣似乎有气节的多。他一度担任过赵王司马伦之子司马虔的长史，却在司马伦屠戮淮南王司马允的僚属时，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救下了很多人。而在为齐王司马冏从刑场直接招入麾下后，不甘于同流合污的顾荣又选择以醇酒自污。借助着酒精的自我麻痹，顾荣熬到永安元年（304），终于在八王之乱的尾声中回到了故土。


然而，此时的江东也同样不太平。就在顾荣回家的一年之前，荆州流民顺江而下，试图攻占江东，最终被广陵度支陈敏率兵击退，但这一军事上的胜利却令陈敏产生了割据自雄的念头。而为了拉拢江东的世家大族，陆机兄弟去世后，成为江东士族“首望”的顾荣更成为陈敏的重点拉拢对象。

顾荣并非没有考虑过辅佐陈敏一统江东甚至北上争雄，但很快便清醒地认识到，寒门小吏出身的陈敏根本不具备应有的政治才干。为了免于江东黎庶再遭遇不必要的刀兵劫难，顾荣等作内应，与征东大将军刘准联合攻打陈敏。顾荣又劝说甘卓背叛陈敏，陈敏率一万多人将与甘卓交战，还未渡河，其部众溃散，陈敏单骑逃跑，被擒后问斩于建业。

顾荣的这一表现得到了身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的琅琊王司马睿的高度重视，其抵达建康后，便首先前往顾荣府邸进行拜会。这份以礼相待自然得到顾荣的全力拥护。借着上巳节众人出游之际，顾荣率一干江东名士在道旁跪拜司马睿，以表态度。自此之后，“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渐相崇举，君臣之礼始定”。顾荣也由此成为东晋的首批从龙之臣。

不过，经历过“八王之乱”的顾荣深知政治的凶险，因此他始终保持着超然的游离状态。一方面，顾荣不断向司马睿和王导举荐江东士族子弟，一方面又不断称赞王导安定江东的功绩，表达江东愿意接纳晋室的态度。


可以说，正是有了顾荣这座桥梁，司马氏才能在江东立足。是以，王夫之在《读通鉴论》才对顾荣等人给予了“率江东而定八王已乱之天下，抗五胡窥吞之雄心，立国百年而允定”的高度评价。永嘉六年（312），顾荣去世。司马睿临丧尽哀；建武元年（317）追封其为嘉兴公。

顾恺之的处世哲学


东晋一朝乃至整个南朝时期的顾氏名人并不在少数，其中最鲜活有趣的或许当属有着“才绝”“画绝”和“痴绝”三绝之称的顾恺之。

顾恺之是否是顾荣的后裔，正史之中并无明确交代。但《无锡顾氏宗谱》之中却记载顾恺之祖父是顾荣之子，晋康帝时任散骑常侍、后迁光禄卿的顾毗；父亲顾悦之，则历任扬州别驾、尚书右丞等职务。与这些看似显赫的出身相比，顾恺之幼年丧母，为了追忆母亲的音容笑貌而苦练画功的故事显然更为脍炙人口。


过人的天赋加上多年的苦练，令顾恺之一跃成为东晋的文化名人。不过，谢安对顾恺之的画技“苍生以来未之有也”的评价并不客观，事实上，顾恺之的艺术造诣有师承来历，更是三国两晋三代画家的不断积累。

顾恺之是三国时代东吴著名画师曹不兴的再传弟子。曹不兴擅画动物和人物，据说曹不兴曾在为孙权画屏风时，画了一篮杨梅，曹不兴因为周围观看的人啧啧称赞分心，不小心误落笔墨，于是他顺手将墨点绘成一只苍蝇。孙权来看画好的屏风时以为真有一只苍蝇飞到了画上，便举起手想要把苍蝇轰走，没想到苍蝇竟然是画上去的，这就是著名的“落墨为蝇”的故事。

曹不兴的弟子中最为出名的是西晋时代并称为“画圣”的卫协和张墨，顾恺之不仅沿袭了卫协“白描细如蛛网，而有笔力”的绘画技巧，同时把卫协“其画人物，不敢点睛”的留白手法也照单全收。

顾恺之的一生始终仕途不顺，很大一部分是由他的性格造成的。顾恺之是一个喜欢戏谑的人，这样的人很难得到权贵的信任。顾恺之也知道自己性格的缺陷，因此早在少年时代便评价自己：“吾赋之比嵇康琴，不赏者必以后出相遗，深识者亦当以高奇见贵。”在桓温手下任职时，一向不拘小节的桓温对顾恺之还是赏识的，因此在桓温死后，顾恺之拜谒其墓时当场赋诗感慨：“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


顾恺之的最后一任领导是桓温之子桓玄，从年龄上来看，顾恺之自然是桓玄的长辈，但从级别上说又是下属。已经成熟圆滑的顾恺之虽然时常和桓玄开开玩笑，却始终保持着适度的分寸，桓玄对顾恺之颇为信任，任命顾恺之为散骑常侍。

吴郡顾氏屹立千年的真正原因


整个南朝时期，顾家依旧在吴郡等地颇有声望，家族从刘宋到南陈，绵延数代，经久不衰，经历了宋元的短暂沉寂后，在明清重新大放光彩，明朝重臣顾宪成重建东林书院，题写了著名的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鼓励读书人当胸怀天下、勇于承担，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更延续了祖先博学的家风，撰写经济、地理著作，影响深远，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族优良的家风家学传统。


六朝时期，九品中正制使得社会上出现互相标榜称扬之风，世族更爱品评之风。为了更好地获取仕进机会，家族内长辈常对晚辈进行褒扬以提高家族声誉，通过家族成员赞誉子弟、予以扶持也显现出浓郁的宗族情谊。清人李慈铭指出：

“晋、宋、六朝膏粱门第，父誉其子，兄夸其弟，以为声价。”

顾氏家族到东晋后期开始显现衰落之迹，家族长辈便采用此方法表示对后辈成才的殷切之情。《晋书·顾和传》载：

“和二岁丧父，总角便有清操，族叔荣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兴吾宗者，必此子也。’”

吴郡顾氏与其他世家大族大多具有姻亲关系，荣辱进退皆为一体，因此世族子弟除受到本族长辈标榜之外，外戚也常常出于维护家族门第之旨，对子侄辈进行褒扬。顾协年幼时便因玄学才能被外祖父张永叹曰“顾氏兴于此子”。

吴郡顾氏家族在进行家庭教育时，除对家风传统重视之外，还包括以具体事件为因由，顺势对子弟进行训导，即所谓的“机会教育”。此外，父辈临终前的遗命之言，亦是教育子弟的重要内容。


在顾氏家族成员存世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作品是对国家政务和民生福祉的关心。这些作品或针对政治问题提出建议；或对关系到百姓生活的政策实施发表意见决策，针砭时弊、指出利害；或对国家礼乐制度文化的建设提出肯綮意见。顾氏家族在动荡的朝政更替中不遗余力地发挥着家族自身的影响力，同时在这些作品中彰显着顾氏家族成员忠君为国、关心民瘼、坚守礼乐治国的情怀与操守。

在战乱频仍、朝政屡次更替的六朝风云之中，江东地区的世家大族也不得已面临鼎革之变、改换门庭的窘境，许多官员在面对繁芜的朝政时往往采取懈怠懒散的消极态度，将此视为逃避时事、明哲保身的重要法宝，很难做到从一而终的跟随某一朝廷。正是在此背景下，顾氏家族具有鲜明的独特性。顾氏家族成员自幼便接受儒学文化的浸染与熏陶，加上家族内部长辈的有意培养与提携，因此，对国家的忠诚与对百姓的爱护深深渗透在每位家族成员的血液之中。

顾氏家族能够在六朝传承十几代，延续数百年，到明清再次大放光彩，不是偶然现象，是政治环境、经济基础、文化功能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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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赵恺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编辑 | 喻露加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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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需 要 13 分钟


历史上许多显赫的家族，因为与政治深度绑定，难逃兴衰周期。在这场“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权力游戏中，还是有成功特例的，崛起于汉末三国时期的吴郡顾氏便是其中之一。



顾雍和东汉三国时期吴郡顾氏的崛起


按照唐代编撰的《元和姓纂》的相关记载，顾氏出自妃姓，为夏王朝的藩属小国。只是在商汤起兵攻伐夏桀时，顾国站在了夏朝一方。结果与韦国等夏朝的卫星国一同被灭。顾国遗民便选择以国名为姓氏。顾国位于今河南省范县东南，因此这一支的顾氏子孙也被称为“北顾”。

与“北顾”相对的“南顾”，则源于越王勾践自诩的姒姓。战国中期，一度称霸东南的越国为楚国所灭后，勾践的子孙迁居浙南，定都东瓯，史称东瓯国。东瓯国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期为汉朝兼并。第七代东瓯王之子被封为顾余侯，子孙选择以顾为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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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东瓯国王室积累的土地财富和政治资本，“南顾”的发展显然优于“北顾”。至东汉末年，顾氏已经发展为在吴郡地区颇有影响力的大族。三国时期，顾氏成了江南首屈一指的士族门阀，并与割据江东的孙氏集团进行一系列勾兑与合作。

后世史学家大多以孙坚、孙策父子通过武力控制江东的过程中屠戮众多豪杰、名士为由，认定这一时期以顾氏为首的吴郡士族对孙氏集团采取了“非暴力不合作”甚至是“对立”的态度，但从这一时期顾氏子弟中的佼佼者顾雍的选择来看，答案似乎并非如此。

顾雍出生于汉灵帝执政的建宁元年（168），《三国志》中并未记录其父亲及祖父的相关信息，仅有裴松之引用今已散佚的《吴录》，称顾雍的曾祖父顾奉曾担任过颍川郡的太守。作为一部完全站在孙吴政权立场上叙事的史书，《吴录》竟然也没有对顾雍的身世进行渲染，想必是家族真的没有什么亮点可言了。

能够跟随东汉名士蔡邕学习琴技和书法，可谓顾雍人生的转折点。当时的蔡邕为了躲避政治迫害，长期避祸于江东，并非是依附董卓后位高权重的情状，对于顾雍这样的学生自然是鼓励为主，顾雍也通过这段求学经历积累了足够的声望和人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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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五年（200），孙策遇刺，孙权被推举为孙氏集团的首领。正在与袁绍拉锯官渡的曹操为了削弱孙氏集团，刻意将孙权任命为会稽郡太守。孙权自然不愿离开吴郡这一核心势力范围，任命顾雍为会稽郡丞，代行太守之职。因此，顾氏家族属于江东诸多士族之中最早能够审时度势与孙氏集团展开合作的，正是出于对这份支持的回报，孙权此后不断为顾雍加官晋爵，最终封其为醴陵县侯和孙吴政权的丞相。


《三国志》中将顾雍能够得到孙权的高度信任，归结于其谨言慎行的处世哲学，宣称顾雍平时“不饮酒，寡言语，举动时当”，甚至在被封侯之后，其家人很长时间都不知情，更表示顾雍在深思熟虑之后，一旦发表意见便常常能够一语中的。是以，孙权有“顾君不言，言必有中”的评价。但仔细分析却不难发现，顾雍的成功更在于他能够很好地维护孙权的政治形象，平衡孙吴集团内部的政治派系。

赤乌六年（243），七十六岁的顾雍病逝。顾氏家族已然成为孙吴集团内部数一数二的政治豪门。“顾、陆、朱、张”被并称为“吴郡四姓”，甚至孙吴四大家族的政治局面，大体也是在顾雍这一代人的手中得以实现的。然而，太康元年（280），孙吴政权覆灭于晋朝顺江而下的楼船舰队时，四大家族的子弟们又不得不面对新一轮的政治洗牌。

顾荣在八王之乱的生存哲学


元康二年（292），顾雍的孙子顾荣与陆逊的孙子陆机、陆云一同来到西晋首都洛阳。这三位并称江东的少年俊彦虽然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学，但一干晋朝权贵也依旧没有给予这些孙吴遗臣以足够的肯定和重视。

面对傲慢与偏见，陆机采取了决绝的态度予以回击，而顾荣却选择了积极融入，为此甚至一度引来昔日好友陆机的不满和挖苦。讽刺的是，席卷洛阳的“八王之乱”中，自诩清高的陆机却到处政治投机，甚至通过依附成都王司马颖而成为数十万大军的统帅。可惜，陆机终究没有其祖父陆逊、父亲陆抗那般的军事才能，最终兵败于洛阳郊外的鹿苑，被成都王司马颖处决于军中。

与陆机相比，顾荣似乎有气节的多。他一度担任过赵王司马伦之子司马虔的长史，却在司马伦屠戮淮南王司马允的僚属时，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救下了很多人。而在为齐王司马冏从刑场直接招入麾下后，不甘于同流合污的顾荣又选择以醇酒自污。借助着酒精的自我麻痹，顾荣熬到永安元年（304），终于在八王之乱的尾声中回到了故土。


然而，此时的江东也同样不太平。就在顾荣回家的一年之前，荆州流民顺江而下，试图攻占江东，最终被广陵度支陈敏率兵击退，但这一军事上的胜利却令陈敏产生了割据自雄的念头。而为了拉拢江东的世家大族，陆机兄弟去世后，成为江东士族“首望”的顾荣更成为陈敏的重点拉拢对象。

顾荣并非没有考虑过辅佐陈敏一统江东甚至北上争雄，但很快便清醒地认识到，寒门小吏出身的陈敏根本不具备应有的政治才干。为了免于江东黎庶再遭遇不必要的刀兵劫难，顾荣等作内应，与征东大将军刘准联合攻打陈敏。顾荣又劝说甘卓背叛陈敏，陈敏率一万多人将与甘卓交战，还未渡河，其部众溃散，陈敏单骑逃跑，被擒后问斩于建业。

顾荣的这一表现得到了身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的琅琊王司马睿的高度重视，其抵达建康后，便首先前往顾荣府邸进行拜会。这份以礼相待自然得到顾荣的全力拥护。借着上巳节众人出游之际，顾荣率一干江东名士在道旁跪拜司马睿，以表态度。自此之后，“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渐相崇举，君臣之礼始定”。顾荣也由此成为东晋的首批从龙之臣。

不过，经历过“八王之乱”的顾荣深知政治的凶险，因此他始终保持着超然的游离状态。一方面，顾荣不断向司马睿和王导举荐江东士族子弟，一方面又不断称赞王导安定江东的功绩，表达江东愿意接纳晋室的态度。


可以说，正是有了顾荣这座桥梁，司马氏才能在江东立足。是以，王夫之在《读通鉴论》才对顾荣等人给予了“率江东而定八王已乱之天下，抗五胡窥吞之雄心，立国百年而允定”的高度评价。永嘉六年（312），顾荣去世。司马睿临丧尽哀；建武元年（317）追封其为嘉兴公。

顾恺之的处世哲学


东晋一朝乃至整个南朝时期的顾氏名人并不在少数，其中最鲜活有趣的或许当属有着“才绝”“画绝”和“痴绝”三绝之称的顾恺之。

顾恺之是否是顾荣的后裔，正史之中并无明确交代。但《无锡顾氏宗谱》之中却记载顾恺之祖父是顾荣之子，晋康帝时任散骑常侍、后迁光禄卿的顾毗；父亲顾悦之，则历任扬州别驾、尚书右丞等职务。与这些看似显赫的出身相比，顾恺之幼年丧母，为了追忆母亲的音容笑貌而苦练画功的故事显然更为脍炙人口。


过人的天赋加上多年的苦练，令顾恺之一跃成为东晋的文化名人。不过，谢安对顾恺之的画技“苍生以来未之有也”的评价并不客观，事实上，顾恺之的艺术造诣有师承来历，更是三国两晋三代画家的不断积累。

顾恺之是三国时代东吴著名画师曹不兴的再传弟子。曹不兴擅画动物和人物，据说曹不兴曾在为孙权画屏风时，画了一篮杨梅，曹不兴因为周围观看的人啧啧称赞分心，不小心误落笔墨，于是他顺手将墨点绘成一只苍蝇。孙权来看画好的屏风时以为真有一只苍蝇飞到了画上，便举起手想要把苍蝇轰走，没想到苍蝇竟然是画上去的，这就是著名的“落墨为蝇”的故事。

曹不兴的弟子中最为出名的是西晋时代并称为“画圣”的卫协和张墨，顾恺之不仅沿袭了卫协“白描细如蛛网，而有笔力”的绘画技巧，同时把卫协“其画人物，不敢点睛”的留白手法也照单全收。

顾恺之的一生始终仕途不顺，很大一部分是由他的性格造成的。顾恺之是一个喜欢戏谑的人，这样的人很难得到权贵的信任。顾恺之也知道自己性格的缺陷，因此早在少年时代便评价自己：“吾赋之比嵇康琴，不赏者必以后出相遗，深识者亦当以高奇见贵。”在桓温手下任职时，一向不拘小节的桓温对顾恺之还是赏识的，因此在桓温死后，顾恺之拜谒其墓时当场赋诗感慨：“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


顾恺之的最后一任领导是桓温之子桓玄，从年龄上来看，顾恺之自然是桓玄的长辈，但从级别上说又是下属。已经成熟圆滑的顾恺之虽然时常和桓玄开开玩笑，却始终保持着适度的分寸，桓玄对顾恺之颇为信任，任命顾恺之为散骑常侍。

吴郡顾氏屹立千年的真正原因


整个南朝时期，顾家依旧在吴郡等地颇有声望，家族从刘宋到南陈，绵延数代，经久不衰，经历了宋元的短暂沉寂后，在明清重新大放光彩，明朝重臣顾宪成重建东林书院，题写了著名的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鼓励读书人当胸怀天下、勇于承担，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更延续了祖先博学的家风，撰写经济、地理著作，影响深远，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族优良的家风家学传统。


六朝时期，九品中正制使得社会上出现互相标榜称扬之风，世族更爱品评之风。为了更好地获取仕进机会，家族内长辈常对晚辈进行褒扬以提高家族声誉，通过家族成员赞誉子弟、予以扶持也显现出浓郁的宗族情谊。清人李慈铭指出：

“晋、宋、六朝膏粱门第，父誉其子，兄夸其弟，以为声价。”

顾氏家族到东晋后期开始显现衰落之迹，家族长辈便采用此方法表示对后辈成才的殷切之情。《晋书·顾和传》载：

“和二岁丧父，总角便有清操，族叔荣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兴吾宗者，必此子也。’”

吴郡顾氏与其他世家大族大多具有姻亲关系，荣辱进退皆为一体，因此世族子弟除受到本族长辈标榜之外，外戚也常常出于维护家族门第之旨，对子侄辈进行褒扬。顾协年幼时便因玄学才能被外祖父张永叹曰“顾氏兴于此子”。

吴郡顾氏家族在进行家庭教育时，除对家风传统重视之外，还包括以具体事件为因由，顺势对子弟进行训导，即所谓的“机会教育”。此外，父辈临终前的遗命之言，亦是教育子弟的重要内容。


在顾氏家族成员存世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作品是对国家政务和民生福祉的关心。这些作品或针对政治问题提出建议；或对关系到百姓生活的政策实施发表意见决策，针砭时弊、指出利害；或对国家礼乐制度文化的建设提出肯綮意见。顾氏家族在动荡的朝政更替中不遗余力地发挥着家族自身的影响力，同时在这些作品中彰显着顾氏家族成员忠君为国、关心民瘼、坚守礼乐治国的情怀与操守。

在战乱频仍、朝政屡次更替的六朝风云之中，江东地区的世家大族也不得已面临鼎革之变、改换门庭的窘境，许多官员在面对繁芜的朝政时往往采取懈怠懒散的消极态度，将此视为逃避时事、明哲保身的重要法宝，很难做到从一而终的跟随某一朝廷。正是在此背景下，顾氏家族具有鲜明的独特性。顾氏家族成员自幼便接受儒学文化的浸染与熏陶，加上家族内部长辈的有意培养与提携，因此，对国家的忠诚与对百姓的爱护深深渗透在每位家族成员的血液之中。

顾氏家族能够在六朝传承十几代，延续数百年，到明清再次大放光彩，不是偶然现象，是政治环境、经济基础、文化功能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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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赵恺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编辑 | 喻露加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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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许多显赫的家族，因为与政治深度绑定，难逃兴衰周期。在这场“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权力游戏中，还是有成功特例的，崛起于汉末三国时期的吴郡顾氏便是其中之一。



顾雍和东汉三国时期吴郡顾氏的崛起


按照唐代编撰的《元和姓纂》的相关记载，顾氏出自妃姓，为夏王朝的藩属小国。只是在商汤起兵攻伐夏桀时，顾国站在了夏朝一方。结果与韦国等夏朝的卫星国一同被灭。顾国遗民便选择以国名为姓氏。顾国位于今河南省范县东南，因此这一支的顾氏子孙也被称为“北顾”。

与“北顾”相对的“南顾”，则源于越王勾践自诩的姒姓。战国中期，一度称霸东南的越国为楚国所灭后，勾践的子孙迁居浙南，定都东瓯，史称东瓯国。东瓯国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期为汉朝兼并。第七代东瓯王之子被封为顾余侯，子孙选择以顾为氏。

\"东瓯疆域图\"

凭借东瓯国王室积累的土地财富和政治资本，“南顾”的发展显然优于“北顾”。至东汉末年，顾氏已经发展为在吴郡地区颇有影响力的大族。三国时期，顾氏成了江南首屈一指的士族门阀，并与割据江东的孙氏集团进行一系列勾兑与合作。

后世史学家大多以孙坚、孙策父子通过武力控制江东的过程中屠戮众多豪杰、名士为由，认定这一时期以顾氏为首的吴郡士族对孙氏集团采取了“非暴力不合作”甚至是“对立”的态度，但从这一时期顾氏子弟中的佼佼者顾雍的选择来看，答案似乎并非如此。

顾雍出生于汉灵帝执政的建宁元年（168），《三国志》中并未记录其父亲及祖父的相关信息，仅有裴松之引用今已散佚的《吴录》，称顾雍的曾祖父顾奉曾担任过颍川郡的太守。作为一部完全站在孙吴政权立场上叙事的史书，《吴录》竟然也没有对顾雍的身世进行渲染，想必是家族真的没有什么亮点可言了。

能够跟随东汉名士蔡邕学习琴技和书法，可谓顾雍人生的转折点。当时的蔡邕为了躲避政治迫害，长期避祸于江东，并非是依附董卓后位高权重的情状，对于顾雍这样的学生自然是鼓励为主，顾雍也通过这段求学经历积累了足够的声望和人脉。


中平五年（188）左右，顾雍成功通过举荐被任命为合肥县长。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又先后任职于娄县、曲阿和上虞，所到之处都获得当地百姓和官员的一致肯定。值得一提的是，顾雍历任的这些地方恰恰都位于孙策自庐江南下平定江东的进军路线之上。因此不能排除这段时间里，顾雍一直是在为孙氏集团治理地方。

建安五年（200），孙策遇刺，孙权被推举为孙氏集团的首领。正在与袁绍拉锯官渡的曹操为了削弱孙氏集团，刻意将孙权任命为会稽郡太守。孙权自然不愿离开吴郡这一核心势力范围，任命顾雍为会稽郡丞，代行太守之职。因此，顾氏家族属于江东诸多士族之中最早能够审时度势与孙氏集团展开合作的，正是出于对这份支持的回报，孙权此后不断为顾雍加官晋爵，最终封其为醴陵县侯和孙吴政权的丞相。


《三国志》中将顾雍能够得到孙权的高度信任，归结于其谨言慎行的处世哲学，宣称顾雍平时“不饮酒，寡言语，举动时当”，甚至在被封侯之后，其家人很长时间都不知情，更表示顾雍在深思熟虑之后，一旦发表意见便常常能够一语中的。是以，孙权有“顾君不言，言必有中”的评价。但仔细分析却不难发现，顾雍的成功更在于他能够很好地维护孙权的政治形象，平衡孙吴集团内部的政治派系。

赤乌六年（243），七十六岁的顾雍病逝。顾氏家族已然成为孙吴集团内部数一数二的政治豪门。“顾、陆、朱、张”被并称为“吴郡四姓”，甚至孙吴四大家族的政治局面，大体也是在顾雍这一代人的手中得以实现的。然而，太康元年（280），孙吴政权覆灭于晋朝顺江而下的楼船舰队时，四大家族的子弟们又不得不面对新一轮的政治洗牌。

顾荣在八王之乱的生存哲学


元康二年（292），顾雍的孙子顾荣与陆逊的孙子陆机、陆云一同来到西晋首都洛阳。这三位并称江东的少年俊彦虽然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学，但一干晋朝权贵也依旧没有给予这些孙吴遗臣以足够的肯定和重视。

面对傲慢与偏见，陆机采取了决绝的态度予以回击，而顾荣却选择了积极融入，为此甚至一度引来昔日好友陆机的不满和挖苦。讽刺的是，席卷洛阳的“八王之乱”中，自诩清高的陆机却到处政治投机，甚至通过依附成都王司马颖而成为数十万大军的统帅。可惜，陆机终究没有其祖父陆逊、父亲陆抗那般的军事才能，最终兵败于洛阳郊外的鹿苑，被成都王司马颖处决于军中。

与陆机相比，顾荣似乎有气节的多。他一度担任过赵王司马伦之子司马虔的长史，却在司马伦屠戮淮南王司马允的僚属时，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救下了很多人。而在为齐王司马冏从刑场直接招入麾下后，不甘于同流合污的顾荣又选择以醇酒自污。借助着酒精的自我麻痹，顾荣熬到永安元年（304），终于在八王之乱的尾声中回到了故土。


然而，此时的江东也同样不太平。就在顾荣回家的一年之前，荆州流民顺江而下，试图攻占江东，最终被广陵度支陈敏率兵击退，但这一军事上的胜利却令陈敏产生了割据自雄的念头。而为了拉拢江东的世家大族，陆机兄弟去世后，成为江东士族“首望”的顾荣更成为陈敏的重点拉拢对象。

顾荣并非没有考虑过辅佐陈敏一统江东甚至北上争雄，但很快便清醒地认识到，寒门小吏出身的陈敏根本不具备应有的政治才干。为了免于江东黎庶再遭遇不必要的刀兵劫难，顾荣等作内应，与征东大将军刘准联合攻打陈敏。顾荣又劝说甘卓背叛陈敏，陈敏率一万多人将与甘卓交战，还未渡河，其部众溃散，陈敏单骑逃跑，被擒后问斩于建业。

顾荣的这一表现得到了身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的琅琊王司马睿的高度重视，其抵达建康后，便首先前往顾荣府邸进行拜会。这份以礼相待自然得到顾荣的全力拥护。借着上巳节众人出游之际，顾荣率一干江东名士在道旁跪拜司马睿，以表态度。自此之后，“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渐相崇举，君臣之礼始定”。顾荣也由此成为东晋的首批从龙之臣。

不过，经历过“八王之乱”的顾荣深知政治的凶险，因此他始终保持着超然的游离状态。一方面，顾荣不断向司马睿和王导举荐江东士族子弟，一方面又不断称赞王导安定江东的功绩，表达江东愿意接纳晋室的态度。


可以说，正是有了顾荣这座桥梁，司马氏才能在江东立足。是以，王夫之在《读通鉴论》才对顾荣等人给予了“率江东而定八王已乱之天下，抗五胡窥吞之雄心，立国百年而允定”的高度评价。永嘉六年（312），顾荣去世。司马睿临丧尽哀；建武元年（317）追封其为嘉兴公。

顾恺之的处世哲学


东晋一朝乃至整个南朝时期的顾氏名人并不在少数，其中最鲜活有趣的或许当属有着“才绝”“画绝”和“痴绝”三绝之称的顾恺之。

顾恺之是否是顾荣的后裔，正史之中并无明确交代。但《无锡顾氏宗谱》之中却记载顾恺之祖父是顾荣之子，晋康帝时任散骑常侍、后迁光禄卿的顾毗；父亲顾悦之，则历任扬州别驾、尚书右丞等职务。与这些看似显赫的出身相比，顾恺之幼年丧母，为了追忆母亲的音容笑貌而苦练画功的故事显然更为脍炙人口。


过人的天赋加上多年的苦练，令顾恺之一跃成为东晋的文化名人。不过，谢安对顾恺之的画技“苍生以来未之有也”的评价并不客观，事实上，顾恺之的艺术造诣有师承来历，更是三国两晋三代画家的不断积累。

顾恺之是三国时代东吴著名画师曹不兴的再传弟子。曹不兴擅画动物和人物，据说曹不兴曾在为孙权画屏风时，画了一篮杨梅，曹不兴因为周围观看的人啧啧称赞分心，不小心误落笔墨，于是他顺手将墨点绘成一只苍蝇。孙权来看画好的屏风时以为真有一只苍蝇飞到了画上，便举起手想要把苍蝇轰走，没想到苍蝇竟然是画上去的，这就是著名的“落墨为蝇”的故事。

曹不兴的弟子中最为出名的是西晋时代并称为“画圣”的卫协和张墨，顾恺之不仅沿袭了卫协“白描细如蛛网，而有笔力”的绘画技巧，同时把卫协“其画人物，不敢点睛”的留白手法也照单全收。

顾恺之的一生始终仕途不顺，很大一部分是由他的性格造成的。顾恺之是一个喜欢戏谑的人，这样的人很难得到权贵的信任。顾恺之也知道自己性格的缺陷，因此早在少年时代便评价自己：“吾赋之比嵇康琴，不赏者必以后出相遗，深识者亦当以高奇见贵。”在桓温手下任职时，一向不拘小节的桓温对顾恺之还是赏识的，因此在桓温死后，顾恺之拜谒其墓时当场赋诗感慨：“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


顾恺之的最后一任领导是桓温之子桓玄，从年龄上来看，顾恺之自然是桓玄的长辈，但从级别上说又是下属。已经成熟圆滑的顾恺之虽然时常和桓玄开开玩笑，却始终保持着适度的分寸，桓玄对顾恺之颇为信任，任命顾恺之为散骑常侍。

吴郡顾氏屹立千年的真正原因


整个南朝时期，顾家依旧在吴郡等地颇有声望，家族从刘宋到南陈，绵延数代，经久不衰，经历了宋元的短暂沉寂后，在明清重新大放光彩，明朝重臣顾宪成重建东林书院，题写了著名的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鼓励读书人当胸怀天下、勇于承担，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更延续了祖先博学的家风，撰写经济、地理著作，影响深远，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族优良的家风家学传统。


六朝时期，九品中正制使得社会上出现互相标榜称扬之风，世族更爱品评之风。为了更好地获取仕进机会，家族内长辈常对晚辈进行褒扬以提高家族声誉，通过家族成员赞誉子弟、予以扶持也显现出浓郁的宗族情谊。清人李慈铭指出：

“晋、宋、六朝膏粱门第，父誉其子，兄夸其弟，以为声价。”

顾氏家族到东晋后期开始显现衰落之迹，家族长辈便采用此方法表示对后辈成才的殷切之情。《晋书·顾和传》载：

“和二岁丧父，总角便有清操，族叔荣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兴吾宗者，必此子也。’”

吴郡顾氏与其他世家大族大多具有姻亲关系，荣辱进退皆为一体，因此世族子弟除受到本族长辈标榜之外，外戚也常常出于维护家族门第之旨，对子侄辈进行褒扬。顾协年幼时便因玄学才能被外祖父张永叹曰“顾氏兴于此子”。

吴郡顾氏家族在进行家庭教育时，除对家风传统重视之外，还包括以具体事件为因由，顺势对子弟进行训导，即所谓的“机会教育”。此外，父辈临终前的遗命之言，亦是教育子弟的重要内容。


在顾氏家族成员存世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作品是对国家政务和民生福祉的关心。这些作品或针对政治问题提出建议；或对关系到百姓生活的政策实施发表意见决策，针砭时弊、指出利害；或对国家礼乐制度文化的建设提出肯綮意见。顾氏家族在动荡的朝政更替中不遗余力地发挥着家族自身的影响力，同时在这些作品中彰显着顾氏家族成员忠君为国、关心民瘼、坚守礼乐治国的情怀与操守。

在战乱频仍、朝政屡次更替的六朝风云之中，江东地区的世家大族也不得已面临鼎革之变、改换门庭的窘境，许多官员在面对繁芜的朝政时往往采取懈怠懒散的消极态度，将此视为逃避时事、明哲保身的重要法宝，很难做到从一而终的跟随某一朝廷。正是在此背景下，顾氏家族具有鲜明的独特性。顾氏家族成员自幼便接受儒学文化的浸染与熏陶，加上家族内部长辈的有意培养与提携，因此，对国家的忠诚与对百姓的爱护深深渗透在每位家族成员的血液之中。

顾氏家族能够在六朝传承十几代，延续数百年，到明清再次大放光彩，不是偶然现象，是政治环境、经济基础、文化功能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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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赵恺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编辑 | 喻露加 刘是琪（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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