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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6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 

 

“霸道总裁爱上离异的她”“霸道总裁爱上离婚带娃的她”类型短剧频频爆火，引起了一些争议。不过，其实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出于政治或生育的原因，贵族群体会更倾向于娶离异的女人，“霸道总裁爱上离异、丧偶、带娃的她”之类的故事并不少见。诸如汉高祖刘邦娶了西魏王魏豹的妾薄姬、汉景帝娶了已婚生娃的王姪、汉昭烈帝刘备入川娶了遗孀吴氏，曹操娶了已婚带娃的秦氏、曹丕娶了二婚的甄宓……


接下来，就让我们具体来看看。



公元前205年，汉王的大将军韩信不费吹灰之力拿下魏地，俘获了魏王豹和他的家人。后来魏豹在荥阳被汉将周苛杀死，魏豹的妾薄姬在织室被刘邦发现后纳入宫中。于是丧偶的薄姬嫁给了汉王，并为刘邦生下一个儿子，即代王刘恒。在诸吕之变后，代王成为汉文帝。



关于薄姬与刘邦见面的故事比较传奇，刘邦在成皋召幸薄姬时，薄姬说“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苍龙在我肚子里”，刘邦听了很开心，说：“此贵徵也，吾为女遂成之。（《史记》）”值得一提的是，据说当时的相士非常看好薄姬，她还是魏豹妾的时候，算命大师许负就预言薄姬“当生天子”，魏豹听闻后大喜，认为自己将得天下，万万没想到薄姬确实生了天子，只是不是魏豹的。



公元前156年，垂暮之年的传奇女性薄姬抱着新生的重孙刘彻，而站在一旁的孙媳妇王娡比她还传奇。王娡没有太多政治背景，也不代表什么家族，但她有一个能“折腾”的母亲臧儿，臧儿是秦末群雄燕王臧荼的孙女，她在主导自己命运（先后嫁王家与田家）之后，也要主导孩子的选择。在她的主持下，王娡先嫁给金王孙，生下一个女儿金俗，后来又被送到太子刘启（薄姬的嫡孙）那里成为王美人。王娡在太子那里非常受宠，先后生下平阳公主等三个女儿，又生下后来的汉武帝刘彻。后来汉武帝带人去找到了异父同母的妹妹，给了她一生的富贵。

 


公元214年，汉景帝的后人刘备进入成都，取代同宗刘璋正式成为益州之主。这时候孙尚香已经回到东吴，众臣有感于刘备没有正妻，建议刘备娶个媳妇。并且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娶刘焉儿子、刘璋弟弟刘瑁（因狂疾已去世）的遗孀吴氏。



大家为啥一致让刘备娶离异的女人？这说来话长，刘焉主政益州的时候，有相面的说吴氏将是大贵之人（《三国志》记载刘焉“听相者之言，则求婚吴氏”），于是让吴氏嫁给了自己的儿子刘瑁。大家见到这则谶语效果这么明显，也就开始相信，慢慢就成了大家的共识。而且吴家不仅是中原侨居益州的大族，而且在益州军队中影响力也很大。观念与实力都让兄弟们觉得刘备应该娶她。


后来，刘备正式娶吴氏为夫人。刘备登基后，吴氏成为皇后。刘备死后，吴氏成为皇太后。



曹操曾追溯自己的祖先为汉朝的开国功臣曹参。按照这个逻辑，他和刘备是有亲缘关系的。公元199年，大汉司空曹操、大汉左将军刘备在徐州斩杀温侯吕布。关于战争遗产大家也进行了分配。吕布部将秦宜禄被安排为豫州沛国铚县（今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西南）的县长，他的妻子杜氏带着儿子秦朗到了曹操家。据说关羽专门向曹操请求纳杜氏为妻，后来曹操见到杜氏之后果断食言。在司空府，杜氏为曹操生下了曹林、曹衮二子及金乡公主。曹操对杜氏原先的儿子秦朗非常好，《三国志·明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明确记载：


“朗随母氏畜于公宫，太祖甚爱之，每坐席，谓宾客曰：‘世有人爱假子如孤者乎？’”



公元204年，曹军打进邺城。曹丕娶了袁绍次子袁熙的妻子甄宓，甄宓深受曹丕宠爱，生下曹叡（魏明帝）和东乡公主。曹丕和甄宓是典型的政治联姻。曹操占领冀州后，自领大将军、冀州牧，需要收拾冀州人心，曹丕娶袁绍的儿媳是很好的选择。


汉唐时期，这种事情也很常见。比如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把自己的十个侄儿杀掉。弟媳齐王妃杨氏成为他的情妇，并为他生下一个儿子——曹王李明。李世民的韦贵妃，跟前夫生有一女，李世民爱屋及乌，对她的女儿也很照顾，封为定襄县主。


到了宋以后，类似的事情就少了很多，而且需要专门解释。


1363年，在决定南方霸权的鄱阳湖大战中，陈友谅出动了全部巨型战舰与朱元璋决战。朱元璋却抓住傍晚风向有利的时机，在鄱阳湖水域实施火攻，一举焚毁陈友谅的主力舰队。这把大火不仅终结了陈友谅，还将朱元璋统一天下的梦想给燃烧了起来。战后，朱元璋率军顺利夺取武昌，并俘获了陈友谅全家。就这样，陈友谅的家人从武昌到了南京。朱元璋的卫士俞本目睹了全程，他晚年回忆时说：


“以陈理祖父及所生母并伯、叔、后、妃、嫔、宦载赴应天府。纳友谅次姬为妃。”


第一句字面意思很好理解，就是说朱元璋对他们的安置很好。确实，朱元璋封陈友谅的儿子陈理为归德侯、封陈友谅的父亲陈普才为承恩侯、大哥陈友富归仁伯、二哥陈友直怀恩伯、四弟陈友仁追封康山王。总之，朱元璋给了陈家极高的富贵与待遇。



但第二句就精彩了，“纳友谅次姬为妃”。


谁纳？朱元璋纳。


纳谁？纳陈友谅的次姬。


纳什么？纳为妃。


此时的朱元璋已经成为吴王，那他的媳妇自然就是王妃了。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朱元璋娶了陈友谅的妃子为妃，显然，朱元璋根本不在意次姬的丧偶问题。于是，次姬在朱元璋这儿成了“达定妃”，之后还生下了齐王朱榑和潭王朱梓。


关于娶陈友谅媳妇的事，朱元璋曾正面回应过：


“朕当未定之时，攻城略地，与群雄并驱十有四年余，军中未尝妄将一妇人女子。惟亲下武昌，怒陈友谅擅以兵入境，既破武昌，故有伊妾而归。”


这个故事收录在《大诰》里，故事内容很好理解，重点是在强调朱元璋很有原则，只是陈友谅太罪恶，不得已才娶了他的妾。


《大诰》是朱元璋面向全民发布的，具有宣传属性，所以，朱元璋娶陈友谅媳妇的事儿，大明老百姓很快就知道了。大明老百姓压根不关心朱元璋的解释，大家很关心朱元璋娶陈友谅媳妇这个八卦。而官方信息比较少，大家就只能脑补（这也符合八卦的变异属性），于是慢慢地，这事儿就传出很多版本，并且越来越离奇。



一百多年后，关于“霸道总裁娶丧偶的她”的故事，已经传出了新版本，甚至升级成了“霸道总裁爱上丧偶有孕的她”——


“我甚恨之，其妻氏可没入掖庭。未几生子，友谅遗腹也。封潭王，国于长沙。将之国，阇氏语之曰：‘尔乃汉王陈友谅子，汝父被杀，吾为汝忍死于此，他日当为父复此仇也。’”


写这段话的人是王世贞，他是蓟辽总督王忬的儿子、是当时的知名文人，相当于今天的大V或者全民追捧的大文豪。而阇氏即达定妃。在王世贞描述的故事里，达定妃成了烈女，潭王成了陈友谅的遗腹子，而且还要为父报仇。


这个八卦虽然有鼻子有眼，但可靠性不高，因为潭王是洪武二年（1369）生人，而陈友谅1363年时就已经死了。


让我们回到故事的最开始，朱元璋为什么要娶丧偶的她呢？站在陈家或者陈汉大臣的角度来看，朱元璋这么做是把他们当作一家人了，“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他的这一做法，非常有助于争取人心。但对于己方杀红了眼的将军和士兵而言，朱元璋这样做是为了进一步征服陈友谅，而且还等于他默许士兵拥有在战争期间得到的一切东西，毕竟“士卒所以争冒矢石，不顾其死者，贪虏获耳”。


所以说，霸道总裁朱元璋并不是真沉迷美色，他这一行为的背后有着深深的政治意图与权力考量，通过做一件事完成化敌为友和安抚军心，他何乐而不为呢？


无独有偶，1368年，元顺帝带着亲信离开大都，逃亡塞外。而被明军俘获的元朝官员、宫人都被徐达打包发往了南京，朱元璋在故元宫人中纳了妃。


这件事也传出了八卦，说碽妃其实怀了元顺帝的孩子，也就是后来的朱棣。这个故事在北方草原传播很广，还让草原人生出了一种自豪感——中原的皇帝实质就是我们草原的孩子。这对明朝而言，确实多少有点不舒服，但对招抚草原人很有帮助，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历史的精彩就在这里，古代顶级政治家看似反常的行为，背后都是深深的政治算计，甚至这个行为可以做到多方自洽以收取最大政治效果。因为信息不均衡和人类猎奇心理的存在，这些行为会以八卦的形式传播得极广，内容也会变得面目全非，而有心的政治家会用这些信息再做“一桌饭”用来宴请宾客，让多方再次自洽。


参考文献：

1. 《史记》

2. 《三国志》

3. 《明史》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晋右史‍‍‍‍‍‍‍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曲晨溪（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张斌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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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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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击的士族

旁落的皇权

跨越五百年的权力对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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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n \n\n \n
\n\n \n 文章原文\n
\n \n\n \n\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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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6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 

 

“霸道总裁爱上离异的她”“霸道总裁爱上离婚带娃的她”类型短剧频频爆火，引起了一些争议。不过，其实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出于政治或生育的原因，贵族群体会更倾向于娶离异的女人，“霸道总裁爱上离异、丧偶、带娃的她”之类的故事并不少见。诸如汉高祖刘邦娶了西魏王魏豹的妾薄姬、汉景帝娶了已婚生娃的王姪、汉昭烈帝刘备入川娶了遗孀吴氏，曹操娶了已婚带娃的秦氏、曹丕娶了二婚的甄宓……


接下来，就让我们具体来看看。



公元前205年，汉王的大将军韩信不费吹灰之力拿下魏地，俘获了魏王豹和他的家人。后来魏豹在荥阳被汉将周苛杀死，魏豹的妾薄姬在织室被刘邦发现后纳入宫中。于是丧偶的薄姬嫁给了汉王，并为刘邦生下一个儿子，即代王刘恒。在诸吕之变后，代王成为汉文帝。



关于薄姬与刘邦见面的故事比较传奇，刘邦在成皋召幸薄姬时，薄姬说“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苍龙在我肚子里”，刘邦听了很开心，说：“此贵徵也，吾为女遂成之。（《史记》）”值得一提的是，据说当时的相士非常看好薄姬，她还是魏豹妾的时候，算命大师许负就预言薄姬“当生天子”，魏豹听闻后大喜，认为自己将得天下，万万没想到薄姬确实生了天子，只是不是魏豹的。



公元前156年，垂暮之年的传奇女性薄姬抱着新生的重孙刘彻，而站在一旁的孙媳妇王娡比她还传奇。王娡没有太多政治背景，也不代表什么家族，但她有一个能“折腾”的母亲臧儿，臧儿是秦末群雄燕王臧荼的孙女，她在主导自己命运（先后嫁王家与田家）之后，也要主导孩子的选择。在她的主持下，王娡先嫁给金王孙，生下一个女儿金俗，后来又被送到太子刘启（薄姬的嫡孙）那里成为王美人。王娡在太子那里非常受宠，先后生下平阳公主等三个女儿，又生下后来的汉武帝刘彻。后来汉武帝带人去找到了异父同母的妹妹，给了她一生的富贵。

 


公元214年，汉景帝的后人刘备进入成都，取代同宗刘璋正式成为益州之主。这时候孙尚香已经回到东吴，众臣有感于刘备没有正妻，建议刘备娶个媳妇。并且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娶刘焉儿子、刘璋弟弟刘瑁（因狂疾已去世）的遗孀吴氏。



大家为啥一致让刘备娶离异的女人？这说来话长，刘焉主政益州的时候，有相面的说吴氏将是大贵之人（《三国志》记载刘焉“听相者之言，则求婚吴氏”），于是让吴氏嫁给了自己的儿子刘瑁。大家见到这则谶语效果这么明显，也就开始相信，慢慢就成了大家的共识。而且吴家不仅是中原侨居益州的大族，而且在益州军队中影响力也很大。观念与实力都让兄弟们觉得刘备应该娶她。


后来，刘备正式娶吴氏为夫人。刘备登基后，吴氏成为皇后。刘备死后，吴氏成为皇太后。



曹操曾追溯自己的祖先为汉朝的开国功臣曹参。按照这个逻辑，他和刘备是有亲缘关系的。公元199年，大汉司空曹操、大汉左将军刘备在徐州斩杀温侯吕布。关于战争遗产大家也进行了分配。吕布部将秦宜禄被安排为豫州沛国铚县（今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西南）的县长，他的妻子杜氏带着儿子秦朗到了曹操家。据说关羽专门向曹操请求纳杜氏为妻，后来曹操见到杜氏之后果断食言。在司空府，杜氏为曹操生下了曹林、曹衮二子及金乡公主。曹操对杜氏原先的儿子秦朗非常好，《三国志·明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明确记载：


“朗随母氏畜于公宫，太祖甚爱之，每坐席，谓宾客曰：‘世有人爱假子如孤者乎？’”



公元204年，曹军打进邺城。曹丕娶了袁绍次子袁熙的妻子甄宓，甄宓深受曹丕宠爱，生下曹叡（魏明帝）和东乡公主。曹丕和甄宓是典型的政治联姻。曹操占领冀州后，自领大将军、冀州牧，需要收拾冀州人心，曹丕娶袁绍的儿媳是很好的选择。


汉唐时期，这种事情也很常见。比如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把自己的十个侄儿杀掉。弟媳齐王妃杨氏成为他的情妇，并为他生下一个儿子——曹王李明。李世民的韦贵妃，跟前夫生有一女，李世民爱屋及乌，对她的女儿也很照顾，封为定襄县主。


到了宋以后，类似的事情就少了很多，而且需要专门解释。


1363年，在决定南方霸权的鄱阳湖大战中，陈友谅出动了全部巨型战舰与朱元璋决战。朱元璋却抓住傍晚风向有利的时机，在鄱阳湖水域实施火攻，一举焚毁陈友谅的主力舰队。这把大火不仅终结了陈友谅，还将朱元璋统一天下的梦想给燃烧了起来。战后，朱元璋率军顺利夺取武昌，并俘获了陈友谅全家。就这样，陈友谅的家人从武昌到了南京。朱元璋的卫士俞本目睹了全程，他晚年回忆时说：


“以陈理祖父及所生母并伯、叔、后、妃、嫔、宦载赴应天府。纳友谅次姬为妃。”


第一句字面意思很好理解，就是说朱元璋对他们的安置很好。确实，朱元璋封陈友谅的儿子陈理为归德侯、封陈友谅的父亲陈普才为承恩侯、大哥陈友富归仁伯、二哥陈友直怀恩伯、四弟陈友仁追封康山王。总之，朱元璋给了陈家极高的富贵与待遇。



但第二句就精彩了，“纳友谅次姬为妃”。


谁纳？朱元璋纳。


纳谁？纳陈友谅的次姬。


纳什么？纳为妃。


此时的朱元璋已经成为吴王，那他的媳妇自然就是王妃了。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朱元璋娶了陈友谅的妃子为妃，显然，朱元璋根本不在意次姬的丧偶问题。于是，次姬在朱元璋这儿成了“达定妃”，之后还生下了齐王朱榑和潭王朱梓。


关于娶陈友谅媳妇的事，朱元璋曾正面回应过：


“朕当未定之时，攻城略地，与群雄并驱十有四年余，军中未尝妄将一妇人女子。惟亲下武昌，怒陈友谅擅以兵入境，既破武昌，故有伊妾而归。”


这个故事收录在《大诰》里，故事内容很好理解，重点是在强调朱元璋很有原则，只是陈友谅太罪恶，不得已才娶了他的妾。


《大诰》是朱元璋面向全民发布的，具有宣传属性，所以，朱元璋娶陈友谅媳妇的事儿，大明老百姓很快就知道了。大明老百姓压根不关心朱元璋的解释，大家很关心朱元璋娶陈友谅媳妇这个八卦。而官方信息比较少，大家就只能脑补（这也符合八卦的变异属性），于是慢慢地，这事儿就传出很多版本，并且越来越离奇。



一百多年后，关于“霸道总裁娶丧偶的她”的故事，已经传出了新版本，甚至升级成了“霸道总裁爱上丧偶有孕的她”——


“我甚恨之，其妻氏可没入掖庭。未几生子，友谅遗腹也。封潭王，国于长沙。将之国，阇氏语之曰：‘尔乃汉王陈友谅子，汝父被杀，吾为汝忍死于此，他日当为父复此仇也。’”


写这段话的人是王世贞，他是蓟辽总督王忬的儿子、是当时的知名文人，相当于今天的大V或者全民追捧的大文豪。而阇氏即达定妃。在王世贞描述的故事里，达定妃成了烈女，潭王成了陈友谅的遗腹子，而且还要为父报仇。


这个八卦虽然有鼻子有眼，但可靠性不高，因为潭王是洪武二年（1369）生人，而陈友谅1363年时就已经死了。


让我们回到故事的最开始，朱元璋为什么要娶丧偶的她呢？站在陈家或者陈汉大臣的角度来看，朱元璋这么做是把他们当作一家人了，“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他的这一做法，非常有助于争取人心。但对于己方杀红了眼的将军和士兵而言，朱元璋这样做是为了进一步征服陈友谅，而且还等于他默许士兵拥有在战争期间得到的一切东西，毕竟“士卒所以争冒矢石，不顾其死者，贪虏获耳”。


所以说，霸道总裁朱元璋并不是真沉迷美色，他这一行为的背后有着深深的政治意图与权力考量，通过做一件事完成化敌为友和安抚军心，他何乐而不为呢？


无独有偶，1368年，元顺帝带着亲信离开大都，逃亡塞外。而被明军俘获的元朝官员、宫人都被徐达打包发往了南京，朱元璋在故元宫人中纳了妃。


这件事也传出了八卦，说碽妃其实怀了元顺帝的孩子，也就是后来的朱棣。这个故事在北方草原传播很广，还让草原人生出了一种自豪感——中原的皇帝实质就是我们草原的孩子。这对明朝而言，确实多少有点不舒服，但对招抚草原人很有帮助，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历史的精彩就在这里，古代顶级政治家看似反常的行为，背后都是深深的政治算计，甚至这个行为可以做到多方自洽以收取最大政治效果。因为信息不均衡和人类猎奇心理的存在，这些行为会以八卦的形式传播得极广，内容也会变得面目全非，而有心的政治家会用这些信息再做“一桌饭”用来宴请宾客，让多方再次自洽。


参考文献：

1. 《史记》

2. 《三国志》

3. 《明史》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晋右史‍‍‍‍‍‍‍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曲晨溪（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张斌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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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 

 

“霸道总裁爱上离异的她”“霸道总裁爱上离婚带娃的她”类型短剧频频爆火，引起了一些争议。不过，其实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出于政治或生育的原因，贵族群体会更倾向于娶离异的女人，“霸道总裁爱上离异、丧偶、带娃的她”之类的故事并不少见。诸如汉高祖刘邦娶了西魏王魏豹的妾薄姬、汉景帝娶了已婚生娃的王姪、汉昭烈帝刘备入川娶了遗孀吴氏，曹操娶了已婚带娃的秦氏、曹丕娶了二婚的甄宓……


接下来，就让我们具体来看看。



公元前205年，汉王的大将军韩信不费吹灰之力拿下魏地，俘获了魏王豹和他的家人。后来魏豹在荥阳被汉将周苛杀死，魏豹的妾薄姬在织室被刘邦发现后纳入宫中。于是丧偶的薄姬嫁给了汉王，并为刘邦生下一个儿子，即代王刘恒。在诸吕之变后，代王成为汉文帝。



关于薄姬与刘邦见面的故事比较传奇，刘邦在成皋召幸薄姬时，薄姬说“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苍龙在我肚子里”，刘邦听了很开心，说：“此贵徵也，吾为女遂成之。（《史记》）”值得一提的是，据说当时的相士非常看好薄姬，她还是魏豹妾的时候，算命大师许负就预言薄姬“当生天子”，魏豹听闻后大喜，认为自己将得天下，万万没想到薄姬确实生了天子，只是不是魏豹的。



公元前156年，垂暮之年的传奇女性薄姬抱着新生的重孙刘彻，而站在一旁的孙媳妇王娡比她还传奇。王娡没有太多政治背景，也不代表什么家族，但她有一个能“折腾”的母亲臧儿，臧儿是秦末群雄燕王臧荼的孙女，她在主导自己命运（先后嫁王家与田家）之后，也要主导孩子的选择。在她的主持下，王娡先嫁给金王孙，生下一个女儿金俗，后来又被送到太子刘启（薄姬的嫡孙）那里成为王美人。王娡在太子那里非常受宠，先后生下平阳公主等三个女儿，又生下后来的汉武帝刘彻。后来汉武帝带人去找到了异父同母的妹妹，给了她一生的富贵。

 


公元214年，汉景帝的后人刘备进入成都，取代同宗刘璋正式成为益州之主。这时候孙尚香已经回到东吴，众臣有感于刘备没有正妻，建议刘备娶个媳妇。并且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娶刘焉儿子、刘璋弟弟刘瑁（因狂疾已去世）的遗孀吴氏。



大家为啥一致让刘备娶离异的女人？这说来话长，刘焉主政益州的时候，有相面的说吴氏将是大贵之人（《三国志》记载刘焉“听相者之言，则求婚吴氏”），于是让吴氏嫁给了自己的儿子刘瑁。大家见到这则谶语效果这么明显，也就开始相信，慢慢就成了大家的共识。而且吴家不仅是中原侨居益州的大族，而且在益州军队中影响力也很大。观念与实力都让兄弟们觉得刘备应该娶她。


后来，刘备正式娶吴氏为夫人。刘备登基后，吴氏成为皇后。刘备死后，吴氏成为皇太后。



曹操曾追溯自己的祖先为汉朝的开国功臣曹参。按照这个逻辑，他和刘备是有亲缘关系的。公元199年，大汉司空曹操、大汉左将军刘备在徐州斩杀温侯吕布。关于战争遗产大家也进行了分配。吕布部将秦宜禄被安排为豫州沛国铚县（今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西南）的县长，他的妻子杜氏带着儿子秦朗到了曹操家。据说关羽专门向曹操请求纳杜氏为妻，后来曹操见到杜氏之后果断食言。在司空府，杜氏为曹操生下了曹林、曹衮二子及金乡公主。曹操对杜氏原先的儿子秦朗非常好，《三国志·明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明确记载：


“朗随母氏畜于公宫，太祖甚爱之，每坐席，谓宾客曰：‘世有人爱假子如孤者乎？’”



公元204年，曹军打进邺城。曹丕娶了袁绍次子袁熙的妻子甄宓，甄宓深受曹丕宠爱，生下曹叡（魏明帝）和东乡公主。曹丕和甄宓是典型的政治联姻。曹操占领冀州后，自领大将军、冀州牧，需要收拾冀州人心，曹丕娶袁绍的儿媳是很好的选择。


汉唐时期，这种事情也很常见。比如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把自己的十个侄儿杀掉。弟媳齐王妃杨氏成为他的情妇，并为他生下一个儿子——曹王李明。李世民的韦贵妃，跟前夫生有一女，李世民爱屋及乌，对她的女儿也很照顾，封为定襄县主。


到了宋以后，类似的事情就少了很多，而且需要专门解释。


1363年，在决定南方霸权的鄱阳湖大战中，陈友谅出动了全部巨型战舰与朱元璋决战。朱元璋却抓住傍晚风向有利的时机，在鄱阳湖水域实施火攻，一举焚毁陈友谅的主力舰队。这把大火不仅终结了陈友谅，还将朱元璋统一天下的梦想给燃烧了起来。战后，朱元璋率军顺利夺取武昌，并俘获了陈友谅全家。就这样，陈友谅的家人从武昌到了南京。朱元璋的卫士俞本目睹了全程，他晚年回忆时说：


“以陈理祖父及所生母并伯、叔、后、妃、嫔、宦载赴应天府。纳友谅次姬为妃。”


第一句字面意思很好理解，就是说朱元璋对他们的安置很好。确实，朱元璋封陈友谅的儿子陈理为归德侯、封陈友谅的父亲陈普才为承恩侯、大哥陈友富归仁伯、二哥陈友直怀恩伯、四弟陈友仁追封康山王。总之，朱元璋给了陈家极高的富贵与待遇。



但第二句就精彩了，“纳友谅次姬为妃”。


谁纳？朱元璋纳。


纳谁？纳陈友谅的次姬。


纳什么？纳为妃。


此时的朱元璋已经成为吴王，那他的媳妇自然就是王妃了。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朱元璋娶了陈友谅的妃子为妃，显然，朱元璋根本不在意次姬的丧偶问题。于是，次姬在朱元璋这儿成了“达定妃”，之后还生下了齐王朱榑和潭王朱梓。


关于娶陈友谅媳妇的事，朱元璋曾正面回应过：


“朕当未定之时，攻城略地，与群雄并驱十有四年余，军中未尝妄将一妇人女子。惟亲下武昌，怒陈友谅擅以兵入境，既破武昌，故有伊妾而归。”


这个故事收录在《大诰》里，故事内容很好理解，重点是在强调朱元璋很有原则，只是陈友谅太罪恶，不得已才娶了他的妾。


《大诰》是朱元璋面向全民发布的，具有宣传属性，所以，朱元璋娶陈友谅媳妇的事儿，大明老百姓很快就知道了。大明老百姓压根不关心朱元璋的解释，大家很关心朱元璋娶陈友谅媳妇这个八卦。而官方信息比较少，大家就只能脑补（这也符合八卦的变异属性），于是慢慢地，这事儿就传出很多版本，并且越来越离奇。



一百多年后，关于“霸道总裁娶丧偶的她”的故事，已经传出了新版本，甚至升级成了“霸道总裁爱上丧偶有孕的她”——


“我甚恨之，其妻氏可没入掖庭。未几生子，友谅遗腹也。封潭王，国于长沙。将之国，阇氏语之曰：‘尔乃汉王陈友谅子，汝父被杀，吾为汝忍死于此，他日当为父复此仇也。’”


写这段话的人是王世贞，他是蓟辽总督王忬的儿子、是当时的知名文人，相当于今天的大V或者全民追捧的大文豪。而阇氏即达定妃。在王世贞描述的故事里，达定妃成了烈女，潭王成了陈友谅的遗腹子，而且还要为父报仇。


这个八卦虽然有鼻子有眼，但可靠性不高，因为潭王是洪武二年（1369）生人，而陈友谅1363年时就已经死了。


让我们回到故事的最开始，朱元璋为什么要娶丧偶的她呢？站在陈家或者陈汉大臣的角度来看，朱元璋这么做是把他们当作一家人了，“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他的这一做法，非常有助于争取人心。但对于己方杀红了眼的将军和士兵而言，朱元璋这样做是为了进一步征服陈友谅，而且还等于他默许士兵拥有在战争期间得到的一切东西，毕竟“士卒所以争冒矢石，不顾其死者，贪虏获耳”。


所以说，霸道总裁朱元璋并不是真沉迷美色，他这一行为的背后有着深深的政治意图与权力考量，通过做一件事完成化敌为友和安抚军心，他何乐而不为呢？


无独有偶，1368年，元顺帝带着亲信离开大都，逃亡塞外。而被明军俘获的元朝官员、宫人都被徐达打包发往了南京，朱元璋在故元宫人中纳了妃。


这件事也传出了八卦，说碽妃其实怀了元顺帝的孩子，也就是后来的朱棣。这个故事在北方草原传播很广，还让草原人生出了一种自豪感——中原的皇帝实质就是我们草原的孩子。这对明朝而言，确实多少有点不舒服，但对招抚草原人很有帮助，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历史的精彩就在这里，古代顶级政治家看似反常的行为，背后都是深深的政治算计，甚至这个行为可以做到多方自洽以收取最大政治效果。因为信息不均衡和人类猎奇心理的存在，这些行为会以八卦的形式传播得极广，内容也会变得面目全非，而有心的政治家会用这些信息再做“一桌饭”用来宴请宾客，让多方再次自洽。


参考文献：

1. 《史记》

2. 《三国志》

3. 《明史》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晋右史‍‍‍‍‍‍‍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曲晨溪（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张斌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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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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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6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 

 

“霸道总裁爱上离异的她”“霸道总裁爱上离婚带娃的她”类型短剧频频爆火，引起了一些争议。不过，其实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出于政治或生育的原因，贵族群体会更倾向于娶离异的女人，“霸道总裁爱上离异、丧偶、带娃的她”之类的故事并不少见。诸如汉高祖刘邦娶了西魏王魏豹的妾薄姬、汉景帝娶了已婚生娃的王姪、汉昭烈帝刘备入川娶了遗孀吴氏，曹操娶了已婚带娃的秦氏、曹丕娶了二婚的甄宓……


接下来，就让我们具体来看看。



公元前205年，汉王的大将军韩信不费吹灰之力拿下魏地，俘获了魏王豹和他的家人。后来魏豹在荥阳被汉将周苛杀死，魏豹的妾薄姬在织室被刘邦发现后纳入宫中。于是丧偶的薄姬嫁给了汉王，并为刘邦生下一个儿子，即代王刘恒。在诸吕之变后，代王成为汉文帝。



关于薄姬与刘邦见面的故事比较传奇，刘邦在成皋召幸薄姬时，薄姬说“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苍龙在我肚子里”，刘邦听了很开心，说：“此贵徵也，吾为女遂成之。（《史记》）”值得一提的是，据说当时的相士非常看好薄姬，她还是魏豹妾的时候，算命大师许负就预言薄姬“当生天子”，魏豹听闻后大喜，认为自己将得天下，万万没想到薄姬确实生了天子，只是不是魏豹的。



公元前156年，垂暮之年的传奇女性薄姬抱着新生的重孙刘彻，而站在一旁的孙媳妇王娡比她还传奇。王娡没有太多政治背景，也不代表什么家族，但她有一个能“折腾”的母亲臧儿，臧儿是秦末群雄燕王臧荼的孙女，她在主导自己命运（先后嫁王家与田家）之后，也要主导孩子的选择。在她的主持下，王娡先嫁给金王孙，生下一个女儿金俗，后来又被送到太子刘启（薄姬的嫡孙）那里成为王美人。王娡在太子那里非常受宠，先后生下平阳公主等三个女儿，又生下后来的汉武帝刘彻。后来汉武帝带人去找到了异父同母的妹妹，给了她一生的富贵。

 


公元214年，汉景帝的后人刘备进入成都，取代同宗刘璋正式成为益州之主。这时候孙尚香已经回到东吴，众臣有感于刘备没有正妻，建议刘备娶个媳妇。并且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娶刘焉儿子、刘璋弟弟刘瑁（因狂疾已去世）的遗孀吴氏。



大家为啥一致让刘备娶离异的女人？这说来话长，刘焉主政益州的时候，有相面的说吴氏将是大贵之人（《三国志》记载刘焉“听相者之言，则求婚吴氏”），于是让吴氏嫁给了自己的儿子刘瑁。大家见到这则谶语效果这么明显，也就开始相信，慢慢就成了大家的共识。而且吴家不仅是中原侨居益州的大族，而且在益州军队中影响力也很大。观念与实力都让兄弟们觉得刘备应该娶她。


后来，刘备正式娶吴氏为夫人。刘备登基后，吴氏成为皇后。刘备死后，吴氏成为皇太后。



曹操曾追溯自己的祖先为汉朝的开国功臣曹参。按照这个逻辑，他和刘备是有亲缘关系的。公元199年，大汉司空曹操、大汉左将军刘备在徐州斩杀温侯吕布。关于战争遗产大家也进行了分配。吕布部将秦宜禄被安排为豫州沛国铚县（今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西南）的县长，他的妻子杜氏带着儿子秦朗到了曹操家。据说关羽专门向曹操请求纳杜氏为妻，后来曹操见到杜氏之后果断食言。在司空府，杜氏为曹操生下了曹林、曹衮二子及金乡公主。曹操对杜氏原先的儿子秦朗非常好，《三国志·明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明确记载：


“朗随母氏畜于公宫，太祖甚爱之，每坐席，谓宾客曰：‘世有人爱假子如孤者乎？’”



公元204年，曹军打进邺城。曹丕娶了袁绍次子袁熙的妻子甄宓，甄宓深受曹丕宠爱，生下曹叡（魏明帝）和东乡公主。曹丕和甄宓是典型的政治联姻。曹操占领冀州后，自领大将军、冀州牧，需要收拾冀州人心，曹丕娶袁绍的儿媳是很好的选择。


汉唐时期，这种事情也很常见。比如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把自己的十个侄儿杀掉。弟媳齐王妃杨氏成为他的情妇，并为他生下一个儿子——曹王李明。李世民的韦贵妃，跟前夫生有一女，李世民爱屋及乌，对她的女儿也很照顾，封为定襄县主。


到了宋以后，类似的事情就少了很多，而且需要专门解释。


1363年，在决定南方霸权的鄱阳湖大战中，陈友谅出动了全部巨型战舰与朱元璋决战。朱元璋却抓住傍晚风向有利的时机，在鄱阳湖水域实施火攻，一举焚毁陈友谅的主力舰队。这把大火不仅终结了陈友谅，还将朱元璋统一天下的梦想给燃烧了起来。战后，朱元璋率军顺利夺取武昌，并俘获了陈友谅全家。就这样，陈友谅的家人从武昌到了南京。朱元璋的卫士俞本目睹了全程，他晚年回忆时说：


“以陈理祖父及所生母并伯、叔、后、妃、嫔、宦载赴应天府。纳友谅次姬为妃。”


第一句字面意思很好理解，就是说朱元璋对他们的安置很好。确实，朱元璋封陈友谅的儿子陈理为归德侯、封陈友谅的父亲陈普才为承恩侯、大哥陈友富归仁伯、二哥陈友直怀恩伯、四弟陈友仁追封康山王。总之，朱元璋给了陈家极高的富贵与待遇。



但第二句就精彩了，“纳友谅次姬为妃”。


谁纳？朱元璋纳。


纳谁？纳陈友谅的次姬。


纳什么？纳为妃。


此时的朱元璋已经成为吴王，那他的媳妇自然就是王妃了。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朱元璋娶了陈友谅的妃子为妃，显然，朱元璋根本不在意次姬的丧偶问题。于是，次姬在朱元璋这儿成了“达定妃”，之后还生下了齐王朱榑和潭王朱梓。


关于娶陈友谅媳妇的事，朱元璋曾正面回应过：


“朕当未定之时，攻城略地，与群雄并驱十有四年余，军中未尝妄将一妇人女子。惟亲下武昌，怒陈友谅擅以兵入境，既破武昌，故有伊妾而归。”


这个故事收录在《大诰》里，故事内容很好理解，重点是在强调朱元璋很有原则，只是陈友谅太罪恶，不得已才娶了他的妾。


《大诰》是朱元璋面向全民发布的，具有宣传属性，所以，朱元璋娶陈友谅媳妇的事儿，大明老百姓很快就知道了。大明老百姓压根不关心朱元璋的解释，大家很关心朱元璋娶陈友谅媳妇这个八卦。而官方信息比较少，大家就只能脑补（这也符合八卦的变异属性），于是慢慢地，这事儿就传出很多版本，并且越来越离奇。



一百多年后，关于“霸道总裁娶丧偶的她”的故事，已经传出了新版本，甚至升级成了“霸道总裁爱上丧偶有孕的她”——


“我甚恨之，其妻氏可没入掖庭。未几生子，友谅遗腹也。封潭王，国于长沙。将之国，阇氏语之曰：‘尔乃汉王陈友谅子，汝父被杀，吾为汝忍死于此，他日当为父复此仇也。’”


写这段话的人是王世贞，他是蓟辽总督王忬的儿子、是当时的知名文人，相当于今天的大V或者全民追捧的大文豪。而阇氏即达定妃。在王世贞描述的故事里，达定妃成了烈女，潭王成了陈友谅的遗腹子，而且还要为父报仇。


这个八卦虽然有鼻子有眼，但可靠性不高，因为潭王是洪武二年（1369）生人，而陈友谅1363年时就已经死了。


让我们回到故事的最开始，朱元璋为什么要娶丧偶的她呢？站在陈家或者陈汉大臣的角度来看，朱元璋这么做是把他们当作一家人了，“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他的这一做法，非常有助于争取人心。但对于己方杀红了眼的将军和士兵而言，朱元璋这样做是为了进一步征服陈友谅，而且还等于他默许士兵拥有在战争期间得到的一切东西，毕竟“士卒所以争冒矢石，不顾其死者，贪虏获耳”。


所以说，霸道总裁朱元璋并不是真沉迷美色，他这一行为的背后有着深深的政治意图与权力考量，通过做一件事完成化敌为友和安抚军心，他何乐而不为呢？


无独有偶，1368年，元顺帝带着亲信离开大都，逃亡塞外。而被明军俘获的元朝官员、宫人都被徐达打包发往了南京，朱元璋在故元宫人中纳了妃。


这件事也传出了八卦，说碽妃其实怀了元顺帝的孩子，也就是后来的朱棣。这个故事在北方草原传播很广，还让草原人生出了一种自豪感——中原的皇帝实质就是我们草原的孩子。这对明朝而言，确实多少有点不舒服，但对招抚草原人很有帮助，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历史的精彩就在这里，古代顶级政治家看似反常的行为，背后都是深深的政治算计，甚至这个行为可以做到多方自洽以收取最大政治效果。因为信息不均衡和人类猎奇心理的存在，这些行为会以八卦的形式传播得极广，内容也会变得面目全非，而有心的政治家会用这些信息再做“一桌饭”用来宴请宾客，让多方再次自洽。


参考文献：

1. 《史记》

2. 《三国志》

3. 《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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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子功勋”—云南昆明西山上矗立着一座9米高的纪念碑，基座上刻着这四个大字。碑文这样写道：


三千多名热血奔腾的南洋华侨机工……以自己的生命、鲜血和汗水，在华侨爱国史上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39年至1942年，抗战危急时刻，在被称为“死亡公路”的滇缅公路上，3200余名南洋归国华侨青年，驾驶卡车穿越枪林弹雨，抢运军需物资、抢修运输车辆，为抗战筑起一条“不沉的补给线”。



硝烟散尽，功勋长存。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简称“南侨机工”）。今年4月15日，在赴吉隆坡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习近平主席在当地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指出：


“80多年前，马来西亚南侨机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奔赴云南，帮助打通滇缅公路这条生命线。这些佳话至今仍在中马两国人民中广为传颂。”



凭借胆魄与技术，在敌机轰炸下持续穿行


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沿海重要港口基本沦陷，西北公路和滇越铁路先后被切断，滇缅公路成为中国与外部联系的重要国际运输通道。


滇缅公路全长1146公里，从云南昆明通往缅甸，翻越高黎贡山、云岭等崇山峻岭，由20万筑路民众在9个月内徒手开凿而成，1938年8月通车后成为“中国抗战的生命线”。


路修通了，但问题依然严峻：当时中国严重缺乏熟悉汽车驾驶与维修的技术人员。


危急关头，时任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1939年2月在《南洋商报》上发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第六号通告》，征募懂驾驶、会修车的华侨青年回国服务，通告结尾写道：“事关祖国复兴大业，逼切注意办理是要。”



通告发出后，短短10天便有80人响应，后续报名者不断。他们中有教师、医生、商人、工程师，其中不乏家境殷实者。通告要求年龄在20—40岁之间，但前来报名的人中年纪最大的49岁，最小的仅13岁，他们瞒报、虚报年龄，甚至有人女扮男装，希望回国参与抗战。1939年，先后有9批共3200余名南侨机工回国支援。他们来自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泰国等国，其中至少有5名是女性。


临行前的合照定格了南侨机工曾经的风华：西装革履，领带整齐，发蜡锃亮。这是一群会吹口琴、能唱英文歌、爱喝咖啡的青年，为了抗战胜利，他们毫不犹豫离开南洋，奔向被战火侵袭的祖国。



在云南，南侨机工经过两个月左右的军事培训后上岗：会驾驶的担任卡车司机，负责运输物资；懂维修的驻扎在沿线主要车站和修理厂，负责车辆维护保障。


从昆明到缅甸，驾车单程需七八天。南侨机工以方向盘为武器，以货车为掩体，凭借胆魄与技术，在敌机轰炸下持续穿行。他们从缅甸运进武器弹药等军需物资，将中国的桐油、矿产等物资运往海外，为战时中国提供宝贵支援。


1939年至1942年，经滇缅公路运送的军需物资达50多万吨，还有不计其数的民用物资。



长期研究南侨机工历史的云南师范大学华文学院教授夏玉清说：


“1942年滇缅公路被切断后，一部分南侨机工投身中美联合开辟的驼峰航线，承担将各类军用物资转运至中国战场的任务；也有部分留在昆明，在盟军中担任翻译、文员等职务。”


抗战期间，海外华侨华人倾尽所能支援中国。一份《世界各地华侨输财助战统计表》显示：1937年至1945年，缅甸华侨华人捐赠飞机19架，南侨总会筹集卡车200辆，南洋地区捐赠御寒衣物逾700万件……在这场世界范围内的“侨心报国”行动中，南侨机工以血肉之躯书写了壮烈、动人的篇章。



平均每公里就有一名南侨机工为国捐躯


“当初从南洋回到云南的时候，已经准备好牺牲了，就没想过要活着回去。”2018年本报记者第一次采访罗开瑚时，这位已经百岁高龄的老人说。当时他身体硬朗，仍保留着当年在南洋喝咖啡、看报纸的习惯。


1939年7月，年仅21岁的罗开瑚与第八批南侨机工的300多名热血青年一起坐船回国。


滇缅公路上，处处是生死考验。山道在崇山峻岭间盘桓，驾车稍有不慎便会坠入万丈深渊。行驶在泥泞狭窄、临近悬崖的路段时，副驾驶员甚至需要“悬挂”在车外，充当“人肉导航”。路上蚊虫肆虐、疟疾流行，上千名机工倒在运输途中。敌机轰炸更是家常便饭，车辆一旦中弹，机工几无生还希望。


“打摆子（疟疾）、没有停过的炮火，我的好多战友都牺牲了。”罗开瑚平静的声音中透出岁月抹不去的痛楚。


南侨机工不仅是战士，还是工程师。他们凭借智慧应对重重困难：自制防滑三角木、冷却水箱、视线测量杆等工具，以应对滑坡、高温、急弯等恶劣条件。


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讲解员余有兰说：


“视线测量杆是南侨机工谢川周发明的。卡车视野受限，他就将竹子削成两段小竹竿，插在车灯两侧，作为测距标记，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车头，相当于现在汽车的保险杠。”


横跨澜沧江的功果桥是滇缅公路的“咽喉”，曾多次成为敌人重点轰炸的目标。日军炸毁功果桥后，日本电台曾扬言“滇缅公路已断，3个月内无通车希望”。南侨机工廖国雄回忆，为了尽快恢复滇缅公路交通线，南侨机工与当地民众用几百只空油桶扎成浮船，上铺木板，只用10小时就搭起长达300米的浮桥，保证了这条抗日运输大动脉的畅通。



不久前，南侨机工李月美的孙女杨婷，与一群机工后人重走滇缅公路，缅怀先辈的英勇事迹。杨婷小时候经常听家人讲南侨机工的故事。李月美驾驶技术出众、反应敏捷，是躲避轰炸的好手。日军飞机在天空盘旋时，她和战友配合默契，或用树枝遮挡车子反光的后视镜，或是争分夺秒地将车子开进茂密的树林。


“奶奶是女扮男装加入南侨机工队伍的。”杨婷说，李月美凭借过人的智慧和毅力顺利通过各项考核，“她长得高大结实，当时报名处的人都没看出破绽。”直到一次意外翻车，李月美被路过的机工发现并送往医院救治，急救过程中她的身份才被识破。“当代花木兰”的故事当时被广泛报道，轰动海内外。



像李月美这样的英雄，在南侨机工中还有许多：13岁归国参战的蒋印生，放弃南洋高薪工作的王文松，仅用一周自学驾驶奔赴前线的吴惠民……据不完全统计，3200余名南侨机工中，超过1/3在滇缅公路沿线英勇牺牲。滇缅公路上，平均每公里就有一名南侨机工为国捐躯。


硝烟散尽后，他们的名字留在这里


中缅边境线上，云南德宏畹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高高耸立。天刚微亮，守碑人叶晓东就骑着电瓶车来到碑下，爬上长长的台阶，擦拭碑面、给花木浇水、打扫地面上的落叶……二十年如一日。



纪念碑后方，记述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浮雕长廊里，雕刻着南侨机工英名录。每每行至此处，叶晓东的目光总会在“陈团圆”这个名字上停留，这是他的生父。


“父亲的名字在这儿，父亲就在这儿。”第一次在英名录上看到父亲的名字时，叶晓东这样想。作为南侨机工后代，叶晓东一出生便浸染国殇的悲怆。1944年，父亲陈团圆因不愿出卖战友惨遭日军活埋，当时叶晓东仅3个月大。


2005年，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畹町镇落成，叶晓东主动担任守碑人，每天为父亲和父亲的战友们清扫擦拭纪念碑、英名录。


20年来，叶晓东每天风雨无阻地守着碑。有海内外南侨机工后人来寻亲，抚着纪念碑上的名字痛哭，他会陪着一起哭，面对纪念碑深深鞠躬；有游客到此，他会不厌其烦地讲述南侨机工的英勇事迹。



南侨机工后人陈达娅携手其他机工后代，共同创作并演绎大型交响组歌《南侨颂》。这部作品从国内剧场走向海外舞台，让南侨机工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不少人不远万里赶来观看演出，很多观众泪洒当场。


如今，马来西亚、新加坡两国也建有南侨机工纪念碑，马来西亚正推动建设南侨机工纪念公园和南侨机工纪念馆。每年抗战胜利纪念日，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华人社团都会在纪念碑前举行活动，缅怀南侨机工为抗战作出的伟大贡献。


2020年，罗开瑚去世；2022年，蒋印生去世。此后，世上再无南侨机工，但他们“舍身而不顾，毁家而不怨”的故事将被永远铭记。


2018年，“南侨机工历史档案”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档案真实记录了抗战期间南洋华侨志愿回国抗日的全过程，也镌刻下海外华侨华人反抗暴政、维护人类和平的记忆。2019年，马来西亚二战历史研究会授予南侨机工“亚洲和平奖”。


罗开瑚生前接受采访时说：


“国家危难时尽力做贡献，是每一名中国人的责任，无论是生是死。”


“一边是富有安逸的生活，一边是炮火喧嚣的战场，南侨机工毅然选择后者，这源于中华民族血脉中割不断的联系。他们的壮举既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争取民族独立筑起流动的钢铁长城，也为世界和平事业刻下华侨群体的历史印记。为民族独立而抗争、为世界和平而奉献，南侨机工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史册与人类反法西斯的共同记忆之中。”夏玉清说，“今天，面对动荡的国际局势，我们纪念南侨机工，不只是回顾历史，更是在传承精神。他们跨越时空的信念提醒我们，和平需要守护，未来需要共建。”




 告别南洋

词：田汉

曲：聂耳



     再会吧，南洋！

　　你海波绿，海云长，

　　你是我们第二的故乡。

　　我们民族的血汗，

　　洒遍了这几百个荒凉的岛上。

　　再会吧，南洋！

　　你椰子肥，豆蔻香。

　　你受着自然丰富的供养，

　　但在帝国主义的剥削下，

　　千百万被压迫者都闹着饥荒！

　　再会吧，南洋！

　　你不见尸横着长白山，

　　血流着黑龙江？

　　这是中华民族的存亡！

　　再会吧，南洋！

　　再会吧，南洋！

　　我们要去争取一线光明的希望！


《告别南洋》是田汉、聂耳创作的歌曲，1934年问世，歌曲展现南洋华侨华人的离散经历和对中国的深厚感情。南侨机工回国支援抗战，离别之际经常唱起这首歌。




本文转发自《人民日报》2025年7月7日第15版，原标题为《抗战危急时刻，三千二百余名南侨机工毅然回国，筑起一条“不沉的补给线”——“国家危难时尽力做贡献，是每一名中国人的责任”（铭记历史 开创未来）》，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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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李茂颖 屈佩
编辑 | 侯露露 屈佩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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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子功勋”—云南昆明西山上矗立着一座9米高的纪念碑，基座上刻着这四个大字。碑文这样写道：


三千多名热血奔腾的南洋华侨机工……以自己的生命、鲜血和汗水，在华侨爱国史上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39年至1942年，抗战危急时刻，在被称为“死亡公路”的滇缅公路上，3200余名南洋归国华侨青年，驾驶卡车穿越枪林弹雨，抢运军需物资、抢修运输车辆，为抗战筑起一条“不沉的补给线”。



硝烟散尽，功勋长存。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简称“南侨机工”）。今年4月15日，在赴吉隆坡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习近平主席在当地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指出：


“80多年前，马来西亚南侨机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奔赴云南，帮助打通滇缅公路这条生命线。这些佳话至今仍在中马两国人民中广为传颂。”



凭借胆魄与技术，在敌机轰炸下持续穿行


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沿海重要港口基本沦陷，西北公路和滇越铁路先后被切断，滇缅公路成为中国与外部联系的重要国际运输通道。


滇缅公路全长1146公里，从云南昆明通往缅甸，翻越高黎贡山、云岭等崇山峻岭，由20万筑路民众在9个月内徒手开凿而成，1938年8月通车后成为“中国抗战的生命线”。


路修通了，但问题依然严峻：当时中国严重缺乏熟悉汽车驾驶与维修的技术人员。


危急关头，时任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1939年2月在《南洋商报》上发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第六号通告》，征募懂驾驶、会修车的华侨青年回国服务，通告结尾写道：“事关祖国复兴大业，逼切注意办理是要。”



通告发出后，短短10天便有80人响应，后续报名者不断。他们中有教师、医生、商人、工程师，其中不乏家境殷实者。通告要求年龄在20—40岁之间，但前来报名的人中年纪最大的49岁，最小的仅13岁，他们瞒报、虚报年龄，甚至有人女扮男装，希望回国参与抗战。1939年，先后有9批共3200余名南侨机工回国支援。他们来自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泰国等国，其中至少有5名是女性。


临行前的合照定格了南侨机工曾经的风华：西装革履，领带整齐，发蜡锃亮。这是一群会吹口琴、能唱英文歌、爱喝咖啡的青年，为了抗战胜利，他们毫不犹豫离开南洋，奔向被战火侵袭的祖国。



在云南，南侨机工经过两个月左右的军事培训后上岗：会驾驶的担任卡车司机，负责运输物资；懂维修的驻扎在沿线主要车站和修理厂，负责车辆维护保障。


从昆明到缅甸，驾车单程需七八天。南侨机工以方向盘为武器，以货车为掩体，凭借胆魄与技术，在敌机轰炸下持续穿行。他们从缅甸运进武器弹药等军需物资，将中国的桐油、矿产等物资运往海外，为战时中国提供宝贵支援。


1939年至1942年，经滇缅公路运送的军需物资达50多万吨，还有不计其数的民用物资。



长期研究南侨机工历史的云南师范大学华文学院教授夏玉清说：


“1942年滇缅公路被切断后，一部分南侨机工投身中美联合开辟的驼峰航线，承担将各类军用物资转运至中国战场的任务；也有部分留在昆明，在盟军中担任翻译、文员等职务。”


抗战期间，海外华侨华人倾尽所能支援中国。一份《世界各地华侨输财助战统计表》显示：1937年至1945年，缅甸华侨华人捐赠飞机19架，南侨总会筹集卡车200辆，南洋地区捐赠御寒衣物逾700万件……在这场世界范围内的“侨心报国”行动中，南侨机工以血肉之躯书写了壮烈、动人的篇章。



平均每公里就有一名南侨机工为国捐躯


“当初从南洋回到云南的时候，已经准备好牺牲了，就没想过要活着回去。”2018年本报记者第一次采访罗开瑚时，这位已经百岁高龄的老人说。当时他身体硬朗，仍保留着当年在南洋喝咖啡、看报纸的习惯。


1939年7月，年仅21岁的罗开瑚与第八批南侨机工的300多名热血青年一起坐船回国。


滇缅公路上，处处是生死考验。山道在崇山峻岭间盘桓，驾车稍有不慎便会坠入万丈深渊。行驶在泥泞狭窄、临近悬崖的路段时，副驾驶员甚至需要“悬挂”在车外，充当“人肉导航”。路上蚊虫肆虐、疟疾流行，上千名机工倒在运输途中。敌机轰炸更是家常便饭，车辆一旦中弹，机工几无生还希望。


“打摆子（疟疾）、没有停过的炮火，我的好多战友都牺牲了。”罗开瑚平静的声音中透出岁月抹不去的痛楚。


南侨机工不仅是战士，还是工程师。他们凭借智慧应对重重困难：自制防滑三角木、冷却水箱、视线测量杆等工具，以应对滑坡、高温、急弯等恶劣条件。


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讲解员余有兰说：


“视线测量杆是南侨机工谢川周发明的。卡车视野受限，他就将竹子削成两段小竹竿，插在车灯两侧，作为测距标记，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车头，相当于现在汽车的保险杠。”


横跨澜沧江的功果桥是滇缅公路的“咽喉”，曾多次成为敌人重点轰炸的目标。日军炸毁功果桥后，日本电台曾扬言“滇缅公路已断，3个月内无通车希望”。南侨机工廖国雄回忆，为了尽快恢复滇缅公路交通线，南侨机工与当地民众用几百只空油桶扎成浮船，上铺木板，只用10小时就搭起长达300米的浮桥，保证了这条抗日运输大动脉的畅通。



不久前，南侨机工李月美的孙女杨婷，与一群机工后人重走滇缅公路，缅怀先辈的英勇事迹。杨婷小时候经常听家人讲南侨机工的故事。李月美驾驶技术出众、反应敏捷，是躲避轰炸的好手。日军飞机在天空盘旋时，她和战友配合默契，或用树枝遮挡车子反光的后视镜，或是争分夺秒地将车子开进茂密的树林。


“奶奶是女扮男装加入南侨机工队伍的。”杨婷说，李月美凭借过人的智慧和毅力顺利通过各项考核，“她长得高大结实，当时报名处的人都没看出破绽。”直到一次意外翻车，李月美被路过的机工发现并送往医院救治，急救过程中她的身份才被识破。“当代花木兰”的故事当时被广泛报道，轰动海内外。



像李月美这样的英雄，在南侨机工中还有许多：13岁归国参战的蒋印生，放弃南洋高薪工作的王文松，仅用一周自学驾驶奔赴前线的吴惠民……据不完全统计，3200余名南侨机工中，超过1/3在滇缅公路沿线英勇牺牲。滇缅公路上，平均每公里就有一名南侨机工为国捐躯。


硝烟散尽后，他们的名字留在这里


中缅边境线上，云南德宏畹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高高耸立。天刚微亮，守碑人叶晓东就骑着电瓶车来到碑下，爬上长长的台阶，擦拭碑面、给花木浇水、打扫地面上的落叶……二十年如一日。



纪念碑后方，记述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浮雕长廊里，雕刻着南侨机工英名录。每每行至此处，叶晓东的目光总会在“陈团圆”这个名字上停留，这是他的生父。


“父亲的名字在这儿，父亲就在这儿。”第一次在英名录上看到父亲的名字时，叶晓东这样想。作为南侨机工后代，叶晓东一出生便浸染国殇的悲怆。1944年，父亲陈团圆因不愿出卖战友惨遭日军活埋，当时叶晓东仅3个月大。


2005年，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畹町镇落成，叶晓东主动担任守碑人，每天为父亲和父亲的战友们清扫擦拭纪念碑、英名录。


20年来，叶晓东每天风雨无阻地守着碑。有海内外南侨机工后人来寻亲，抚着纪念碑上的名字痛哭，他会陪着一起哭，面对纪念碑深深鞠躬；有游客到此，他会不厌其烦地讲述南侨机工的英勇事迹。



南侨机工后人陈达娅携手其他机工后代，共同创作并演绎大型交响组歌《南侨颂》。这部作品从国内剧场走向海外舞台，让南侨机工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不少人不远万里赶来观看演出，很多观众泪洒当场。


如今，马来西亚、新加坡两国也建有南侨机工纪念碑，马来西亚正推动建设南侨机工纪念公园和南侨机工纪念馆。每年抗战胜利纪念日，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华人社团都会在纪念碑前举行活动，缅怀南侨机工为抗战作出的伟大贡献。


2020年，罗开瑚去世；2022年，蒋印生去世。此后，世上再无南侨机工，但他们“舍身而不顾，毁家而不怨”的故事将被永远铭记。


2018年，“南侨机工历史档案”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档案真实记录了抗战期间南洋华侨志愿回国抗日的全过程，也镌刻下海外华侨华人反抗暴政、维护人类和平的记忆。2019年，马来西亚二战历史研究会授予南侨机工“亚洲和平奖”。


罗开瑚生前接受采访时说：


“国家危难时尽力做贡献，是每一名中国人的责任，无论是生是死。”


“一边是富有安逸的生活，一边是炮火喧嚣的战场，南侨机工毅然选择后者，这源于中华民族血脉中割不断的联系。他们的壮举既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争取民族独立筑起流动的钢铁长城，也为世界和平事业刻下华侨群体的历史印记。为民族独立而抗争、为世界和平而奉献，南侨机工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史册与人类反法西斯的共同记忆之中。”夏玉清说，“今天，面对动荡的国际局势，我们纪念南侨机工，不只是回顾历史，更是在传承精神。他们跨越时空的信念提醒我们，和平需要守护，未来需要共建。”




 告别南洋

词：田汉

曲：聂耳



     再会吧，南洋！

　　你海波绿，海云长，

　　你是我们第二的故乡。

　　我们民族的血汗，

　　洒遍了这几百个荒凉的岛上。

　　再会吧，南洋！

　　你椰子肥，豆蔻香。

　　你受着自然丰富的供养，

　　但在帝国主义的剥削下，

　　千百万被压迫者都闹着饥荒！

　　再会吧，南洋！

　　你不见尸横着长白山，

　　血流着黑龙江？

　　这是中华民族的存亡！

　　再会吧，南洋！

　　再会吧，南洋！

　　我们要去争取一线光明的希望！


《告别南洋》是田汉、聂耳创作的歌曲，1934年问世，歌曲展现南洋华侨华人的离散经历和对中国的深厚感情。南侨机工回国支援抗战，离别之际经常唱起这首歌。




本文转发自《人民日报》2025年7月7日第15版，原标题为《抗战危急时刻，三千二百余名南侨机工毅然回国，筑起一条“不沉的补给线”——“国家危难时尽力做贡献，是每一名中国人的责任”（铭记历史 开创未来）》，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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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李茂颖 屈佩
编辑 | 侯露露 屈佩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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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n \n\n \n
\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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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子功勋”—云南昆明西山上矗立着一座9米高的纪念碑，基座上刻着这四个大字。碑文这样写道：


三千多名热血奔腾的南洋华侨机工……以自己的生命、鲜血和汗水，在华侨爱国史上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39年至1942年，抗战危急时刻，在被称为“死亡公路”的滇缅公路上，3200余名南洋归国华侨青年，驾驶卡车穿越枪林弹雨，抢运军需物资、抢修运输车辆，为抗战筑起一条“不沉的补给线”。



硝烟散尽，功勋长存。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简称“南侨机工”）。今年4月15日，在赴吉隆坡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习近平主席在当地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指出：


“80多年前，马来西亚南侨机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奔赴云南，帮助打通滇缅公路这条生命线。这些佳话至今仍在中马两国人民中广为传颂。”



凭借胆魄与技术，在敌机轰炸下持续穿行


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沿海重要港口基本沦陷，西北公路和滇越铁路先后被切断，滇缅公路成为中国与外部联系的重要国际运输通道。


滇缅公路全长1146公里，从云南昆明通往缅甸，翻越高黎贡山、云岭等崇山峻岭，由20万筑路民众在9个月内徒手开凿而成，1938年8月通车后成为“中国抗战的生命线”。


路修通了，但问题依然严峻：当时中国严重缺乏熟悉汽车驾驶与维修的技术人员。


危急关头，时任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1939年2月在《南洋商报》上发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第六号通告》，征募懂驾驶、会修车的华侨青年回国服务，通告结尾写道：“事关祖国复兴大业，逼切注意办理是要。”



通告发出后，短短10天便有80人响应，后续报名者不断。他们中有教师、医生、商人、工程师，其中不乏家境殷实者。通告要求年龄在20—40岁之间，但前来报名的人中年纪最大的49岁，最小的仅13岁，他们瞒报、虚报年龄，甚至有人女扮男装，希望回国参与抗战。1939年，先后有9批共3200余名南侨机工回国支援。他们来自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泰国等国，其中至少有5名是女性。


临行前的合照定格了南侨机工曾经的风华：西装革履，领带整齐，发蜡锃亮。这是一群会吹口琴、能唱英文歌、爱喝咖啡的青年，为了抗战胜利，他们毫不犹豫离开南洋，奔向被战火侵袭的祖国。



在云南，南侨机工经过两个月左右的军事培训后上岗：会驾驶的担任卡车司机，负责运输物资；懂维修的驻扎在沿线主要车站和修理厂，负责车辆维护保障。


从昆明到缅甸，驾车单程需七八天。南侨机工以方向盘为武器，以货车为掩体，凭借胆魄与技术，在敌机轰炸下持续穿行。他们从缅甸运进武器弹药等军需物资，将中国的桐油、矿产等物资运往海外，为战时中国提供宝贵支援。


1939年至1942年，经滇缅公路运送的军需物资达50多万吨，还有不计其数的民用物资。



长期研究南侨机工历史的云南师范大学华文学院教授夏玉清说：


“1942年滇缅公路被切断后，一部分南侨机工投身中美联合开辟的驼峰航线，承担将各类军用物资转运至中国战场的任务；也有部分留在昆明，在盟军中担任翻译、文员等职务。”


抗战期间，海外华侨华人倾尽所能支援中国。一份《世界各地华侨输财助战统计表》显示：1937年至1945年，缅甸华侨华人捐赠飞机19架，南侨总会筹集卡车200辆，南洋地区捐赠御寒衣物逾700万件……在这场世界范围内的“侨心报国”行动中，南侨机工以血肉之躯书写了壮烈、动人的篇章。



平均每公里就有一名南侨机工为国捐躯


“当初从南洋回到云南的时候，已经准备好牺牲了，就没想过要活着回去。”2018年本报记者第一次采访罗开瑚时，这位已经百岁高龄的老人说。当时他身体硬朗，仍保留着当年在南洋喝咖啡、看报纸的习惯。


1939年7月，年仅21岁的罗开瑚与第八批南侨机工的300多名热血青年一起坐船回国。


滇缅公路上，处处是生死考验。山道在崇山峻岭间盘桓，驾车稍有不慎便会坠入万丈深渊。行驶在泥泞狭窄、临近悬崖的路段时，副驾驶员甚至需要“悬挂”在车外，充当“人肉导航”。路上蚊虫肆虐、疟疾流行，上千名机工倒在运输途中。敌机轰炸更是家常便饭，车辆一旦中弹，机工几无生还希望。


“打摆子（疟疾）、没有停过的炮火，我的好多战友都牺牲了。”罗开瑚平静的声音中透出岁月抹不去的痛楚。


南侨机工不仅是战士，还是工程师。他们凭借智慧应对重重困难：自制防滑三角木、冷却水箱、视线测量杆等工具，以应对滑坡、高温、急弯等恶劣条件。


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讲解员余有兰说：


“视线测量杆是南侨机工谢川周发明的。卡车视野受限，他就将竹子削成两段小竹竿，插在车灯两侧，作为测距标记，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车头，相当于现在汽车的保险杠。”


横跨澜沧江的功果桥是滇缅公路的“咽喉”，曾多次成为敌人重点轰炸的目标。日军炸毁功果桥后，日本电台曾扬言“滇缅公路已断，3个月内无通车希望”。南侨机工廖国雄回忆，为了尽快恢复滇缅公路交通线，南侨机工与当地民众用几百只空油桶扎成浮船，上铺木板，只用10小时就搭起长达300米的浮桥，保证了这条抗日运输大动脉的畅通。



不久前，南侨机工李月美的孙女杨婷，与一群机工后人重走滇缅公路，缅怀先辈的英勇事迹。杨婷小时候经常听家人讲南侨机工的故事。李月美驾驶技术出众、反应敏捷，是躲避轰炸的好手。日军飞机在天空盘旋时，她和战友配合默契，或用树枝遮挡车子反光的后视镜，或是争分夺秒地将车子开进茂密的树林。


“奶奶是女扮男装加入南侨机工队伍的。”杨婷说，李月美凭借过人的智慧和毅力顺利通过各项考核，“她长得高大结实，当时报名处的人都没看出破绽。”直到一次意外翻车，李月美被路过的机工发现并送往医院救治，急救过程中她的身份才被识破。“当代花木兰”的故事当时被广泛报道，轰动海内外。



像李月美这样的英雄，在南侨机工中还有许多：13岁归国参战的蒋印生，放弃南洋高薪工作的王文松，仅用一周自学驾驶奔赴前线的吴惠民……据不完全统计，3200余名南侨机工中，超过1/3在滇缅公路沿线英勇牺牲。滇缅公路上，平均每公里就有一名南侨机工为国捐躯。


硝烟散尽后，他们的名字留在这里


中缅边境线上，云南德宏畹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高高耸立。天刚微亮，守碑人叶晓东就骑着电瓶车来到碑下，爬上长长的台阶，擦拭碑面、给花木浇水、打扫地面上的落叶……二十年如一日。



纪念碑后方，记述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浮雕长廊里，雕刻着南侨机工英名录。每每行至此处，叶晓东的目光总会在“陈团圆”这个名字上停留，这是他的生父。


“父亲的名字在这儿，父亲就在这儿。”第一次在英名录上看到父亲的名字时，叶晓东这样想。作为南侨机工后代，叶晓东一出生便浸染国殇的悲怆。1944年，父亲陈团圆因不愿出卖战友惨遭日军活埋，当时叶晓东仅3个月大。


2005年，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畹町镇落成，叶晓东主动担任守碑人，每天为父亲和父亲的战友们清扫擦拭纪念碑、英名录。


20年来，叶晓东每天风雨无阻地守着碑。有海内外南侨机工后人来寻亲，抚着纪念碑上的名字痛哭，他会陪着一起哭，面对纪念碑深深鞠躬；有游客到此，他会不厌其烦地讲述南侨机工的英勇事迹。



南侨机工后人陈达娅携手其他机工后代，共同创作并演绎大型交响组歌《南侨颂》。这部作品从国内剧场走向海外舞台，让南侨机工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不少人不远万里赶来观看演出，很多观众泪洒当场。


如今，马来西亚、新加坡两国也建有南侨机工纪念碑，马来西亚正推动建设南侨机工纪念公园和南侨机工纪念馆。每年抗战胜利纪念日，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华人社团都会在纪念碑前举行活动，缅怀南侨机工为抗战作出的伟大贡献。


2020年，罗开瑚去世；2022年，蒋印生去世。此后，世上再无南侨机工，但他们“舍身而不顾，毁家而不怨”的故事将被永远铭记。


2018年，“南侨机工历史档案”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档案真实记录了抗战期间南洋华侨志愿回国抗日的全过程，也镌刻下海外华侨华人反抗暴政、维护人类和平的记忆。2019年，马来西亚二战历史研究会授予南侨机工“亚洲和平奖”。


罗开瑚生前接受采访时说：


“国家危难时尽力做贡献，是每一名中国人的责任，无论是生是死。”


“一边是富有安逸的生活，一边是炮火喧嚣的战场，南侨机工毅然选择后者，这源于中华民族血脉中割不断的联系。他们的壮举既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争取民族独立筑起流动的钢铁长城，也为世界和平事业刻下华侨群体的历史印记。为民族独立而抗争、为世界和平而奉献，南侨机工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史册与人类反法西斯的共同记忆之中。”夏玉清说，“今天，面对动荡的国际局势，我们纪念南侨机工，不只是回顾历史，更是在传承精神。他们跨越时空的信念提醒我们，和平需要守护，未来需要共建。”




 告别南洋

词：田汉

曲：聂耳



     再会吧，南洋！

　　你海波绿，海云长，

　　你是我们第二的故乡。

　　我们民族的血汗，

　　洒遍了这几百个荒凉的岛上。

　　再会吧，南洋！

　　你椰子肥，豆蔻香。

　　你受着自然丰富的供养，

　　但在帝国主义的剥削下，

　　千百万被压迫者都闹着饥荒！

　　再会吧，南洋！

　　你不见尸横着长白山，

　　血流着黑龙江？

　　这是中华民族的存亡！

　　再会吧，南洋！

　　再会吧，南洋！

　　我们要去争取一线光明的希望！


《告别南洋》是田汉、聂耳创作的歌曲，1934年问世，歌曲展现南洋华侨华人的离散经历和对中国的深厚感情。南侨机工回国支援抗战，离别之际经常唱起这首歌。




本文转发自《人民日报》2025年7月7日第15版，原标题为《抗战危急时刻，三千二百余名南侨机工毅然回国，筑起一条“不沉的补给线”——“国家危难时尽力做贡献，是每一名中国人的责任”（铭记历史 开创未来）》，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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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李茂颖 屈佩
编辑 | 侯露露 屈佩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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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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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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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子功勋”—云南昆明西山上矗立着一座9米高的纪念碑，基座上刻着这四个大字。碑文这样写道：


三千多名热血奔腾的南洋华侨机工……以自己的生命、鲜血和汗水，在华侨爱国史上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39年至1942年，抗战危急时刻，在被称为“死亡公路”的滇缅公路上，3200余名南洋归国华侨青年，驾驶卡车穿越枪林弹雨，抢运军需物资、抢修运输车辆，为抗战筑起一条“不沉的补给线”。



硝烟散尽，功勋长存。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简称“南侨机工”）。今年4月15日，在赴吉隆坡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习近平主席在当地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指出：


“80多年前，马来西亚南侨机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奔赴云南，帮助打通滇缅公路这条生命线。这些佳话至今仍在中马两国人民中广为传颂。”



凭借胆魄与技术，在敌机轰炸下持续穿行


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沿海重要港口基本沦陷，西北公路和滇越铁路先后被切断，滇缅公路成为中国与外部联系的重要国际运输通道。


滇缅公路全长1146公里，从云南昆明通往缅甸，翻越高黎贡山、云岭等崇山峻岭，由20万筑路民众在9个月内徒手开凿而成，1938年8月通车后成为“中国抗战的生命线”。


路修通了，但问题依然严峻：当时中国严重缺乏熟悉汽车驾驶与维修的技术人员。


危急关头，时任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1939年2月在《南洋商报》上发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第六号通告》，征募懂驾驶、会修车的华侨青年回国服务，通告结尾写道：“事关祖国复兴大业，逼切注意办理是要。”



通告发出后，短短10天便有80人响应，后续报名者不断。他们中有教师、医生、商人、工程师，其中不乏家境殷实者。通告要求年龄在20—40岁之间，但前来报名的人中年纪最大的49岁，最小的仅13岁，他们瞒报、虚报年龄，甚至有人女扮男装，希望回国参与抗战。1939年，先后有9批共3200余名南侨机工回国支援。他们来自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泰国等国，其中至少有5名是女性。


临行前的合照定格了南侨机工曾经的风华：西装革履，领带整齐，发蜡锃亮。这是一群会吹口琴、能唱英文歌、爱喝咖啡的青年，为了抗战胜利，他们毫不犹豫离开南洋，奔向被战火侵袭的祖国。



在云南，南侨机工经过两个月左右的军事培训后上岗：会驾驶的担任卡车司机，负责运输物资；懂维修的驻扎在沿线主要车站和修理厂，负责车辆维护保障。


从昆明到缅甸，驾车单程需七八天。南侨机工以方向盘为武器，以货车为掩体，凭借胆魄与技术，在敌机轰炸下持续穿行。他们从缅甸运进武器弹药等军需物资，将中国的桐油、矿产等物资运往海外，为战时中国提供宝贵支援。


1939年至1942年，经滇缅公路运送的军需物资达50多万吨，还有不计其数的民用物资。



长期研究南侨机工历史的云南师范大学华文学院教授夏玉清说：


“1942年滇缅公路被切断后，一部分南侨机工投身中美联合开辟的驼峰航线，承担将各类军用物资转运至中国战场的任务；也有部分留在昆明，在盟军中担任翻译、文员等职务。”


抗战期间，海外华侨华人倾尽所能支援中国。一份《世界各地华侨输财助战统计表》显示：1937年至1945年，缅甸华侨华人捐赠飞机19架，南侨总会筹集卡车200辆，南洋地区捐赠御寒衣物逾700万件……在这场世界范围内的“侨心报国”行动中，南侨机工以血肉之躯书写了壮烈、动人的篇章。



平均每公里就有一名南侨机工为国捐躯


“当初从南洋回到云南的时候，已经准备好牺牲了，就没想过要活着回去。”2018年本报记者第一次采访罗开瑚时，这位已经百岁高龄的老人说。当时他身体硬朗，仍保留着当年在南洋喝咖啡、看报纸的习惯。


1939年7月，年仅21岁的罗开瑚与第八批南侨机工的300多名热血青年一起坐船回国。


滇缅公路上，处处是生死考验。山道在崇山峻岭间盘桓，驾车稍有不慎便会坠入万丈深渊。行驶在泥泞狭窄、临近悬崖的路段时，副驾驶员甚至需要“悬挂”在车外，充当“人肉导航”。路上蚊虫肆虐、疟疾流行，上千名机工倒在运输途中。敌机轰炸更是家常便饭，车辆一旦中弹，机工几无生还希望。


“打摆子（疟疾）、没有停过的炮火，我的好多战友都牺牲了。”罗开瑚平静的声音中透出岁月抹不去的痛楚。


南侨机工不仅是战士，还是工程师。他们凭借智慧应对重重困难：自制防滑三角木、冷却水箱、视线测量杆等工具，以应对滑坡、高温、急弯等恶劣条件。


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讲解员余有兰说：


“视线测量杆是南侨机工谢川周发明的。卡车视野受限，他就将竹子削成两段小竹竿，插在车灯两侧，作为测距标记，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车头，相当于现在汽车的保险杠。”


横跨澜沧江的功果桥是滇缅公路的“咽喉”，曾多次成为敌人重点轰炸的目标。日军炸毁功果桥后，日本电台曾扬言“滇缅公路已断，3个月内无通车希望”。南侨机工廖国雄回忆，为了尽快恢复滇缅公路交通线，南侨机工与当地民众用几百只空油桶扎成浮船，上铺木板，只用10小时就搭起长达300米的浮桥，保证了这条抗日运输大动脉的畅通。



不久前，南侨机工李月美的孙女杨婷，与一群机工后人重走滇缅公路，缅怀先辈的英勇事迹。杨婷小时候经常听家人讲南侨机工的故事。李月美驾驶技术出众、反应敏捷，是躲避轰炸的好手。日军飞机在天空盘旋时，她和战友配合默契，或用树枝遮挡车子反光的后视镜，或是争分夺秒地将车子开进茂密的树林。


“奶奶是女扮男装加入南侨机工队伍的。”杨婷说，李月美凭借过人的智慧和毅力顺利通过各项考核，“她长得高大结实，当时报名处的人都没看出破绽。”直到一次意外翻车，李月美被路过的机工发现并送往医院救治，急救过程中她的身份才被识破。“当代花木兰”的故事当时被广泛报道，轰动海内外。



像李月美这样的英雄，在南侨机工中还有许多：13岁归国参战的蒋印生，放弃南洋高薪工作的王文松，仅用一周自学驾驶奔赴前线的吴惠民……据不完全统计，3200余名南侨机工中，超过1/3在滇缅公路沿线英勇牺牲。滇缅公路上，平均每公里就有一名南侨机工为国捐躯。


硝烟散尽后，他们的名字留在这里


中缅边境线上，云南德宏畹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高高耸立。天刚微亮，守碑人叶晓东就骑着电瓶车来到碑下，爬上长长的台阶，擦拭碑面、给花木浇水、打扫地面上的落叶……二十年如一日。



纪念碑后方，记述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浮雕长廊里，雕刻着南侨机工英名录。每每行至此处，叶晓东的目光总会在“陈团圆”这个名字上停留，这是他的生父。


“父亲的名字在这儿，父亲就在这儿。”第一次在英名录上看到父亲的名字时，叶晓东这样想。作为南侨机工后代，叶晓东一出生便浸染国殇的悲怆。1944年，父亲陈团圆因不愿出卖战友惨遭日军活埋，当时叶晓东仅3个月大。


2005年，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畹町镇落成，叶晓东主动担任守碑人，每天为父亲和父亲的战友们清扫擦拭纪念碑、英名录。


20年来，叶晓东每天风雨无阻地守着碑。有海内外南侨机工后人来寻亲，抚着纪念碑上的名字痛哭，他会陪着一起哭，面对纪念碑深深鞠躬；有游客到此，他会不厌其烦地讲述南侨机工的英勇事迹。



南侨机工后人陈达娅携手其他机工后代，共同创作并演绎大型交响组歌《南侨颂》。这部作品从国内剧场走向海外舞台，让南侨机工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不少人不远万里赶来观看演出，很多观众泪洒当场。


如今，马来西亚、新加坡两国也建有南侨机工纪念碑，马来西亚正推动建设南侨机工纪念公园和南侨机工纪念馆。每年抗战胜利纪念日，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华人社团都会在纪念碑前举行活动，缅怀南侨机工为抗战作出的伟大贡献。


2020年，罗开瑚去世；2022年，蒋印生去世。此后，世上再无南侨机工，但他们“舍身而不顾，毁家而不怨”的故事将被永远铭记。


2018年，“南侨机工历史档案”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档案真实记录了抗战期间南洋华侨志愿回国抗日的全过程，也镌刻下海外华侨华人反抗暴政、维护人类和平的记忆。2019年，马来西亚二战历史研究会授予南侨机工“亚洲和平奖”。


罗开瑚生前接受采访时说：


“国家危难时尽力做贡献，是每一名中国人的责任，无论是生是死。”


“一边是富有安逸的生活，一边是炮火喧嚣的战场，南侨机工毅然选择后者，这源于中华民族血脉中割不断的联系。他们的壮举既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争取民族独立筑起流动的钢铁长城，也为世界和平事业刻下华侨群体的历史印记。为民族独立而抗争、为世界和平而奉献，南侨机工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史册与人类反法西斯的共同记忆之中。”夏玉清说，“今天，面对动荡的国际局势，我们纪念南侨机工，不只是回顾历史，更是在传承精神。他们跨越时空的信念提醒我们，和平需要守护，未来需要共建。”




 告别南洋

词：田汉

曲：聂耳



     再会吧，南洋！

　　你海波绿，海云长，

　　你是我们第二的故乡。

　　我们民族的血汗，

　　洒遍了这几百个荒凉的岛上。

　　再会吧，南洋！

　　你椰子肥，豆蔻香。

　　你受着自然丰富的供养，

　　但在帝国主义的剥削下，

　　千百万被压迫者都闹着饥荒！

　　再会吧，南洋！

　　你不见尸横着长白山，

　　血流着黑龙江？

　　这是中华民族的存亡！

　　再会吧，南洋！

　　再会吧，南洋！

　　我们要去争取一线光明的希望！


《告别南洋》是田汉、聂耳创作的歌曲，1934年问世，歌曲展现南洋华侨华人的离散经历和对中国的深厚感情。南侨机工回国支援抗战，离别之际经常唱起这首歌。




本文转发自《人民日报》2025年7月7日第15版，原标题为《抗战危急时刻，三千二百余名南侨机工毅然回国，筑起一条“不沉的补给线”——“国家危难时尽力做贡献，是每一名中国人的责任”（铭记历史 开创未来）》，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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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李茂颖 屈佩
编辑 | 侯露露 屈佩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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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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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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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6000 字

阅 读 需 要 20 分 钟 



消失的士兵


1937年7月7日夜，北平城雷声阵阵，大雨将至。夜幕下，日本“支那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少佐大队长一木清直麾下的500余名日本兵携带6门步兵炮，气势汹汹地由丰台大营向卢沟桥进发，事态颇为严重。日军向中方提出交涉时，说明了他们这次行动的理由：有一名参与演习的日本士兵失踪，日方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失踪”的日本士兵叫志村菊次郎，是一名新来的传令兵。关于他的“失踪”，有观点认为完全是日方的“谎称”，但也有人认为“失踪”的确属实，是偶然事件引发的必然冲突。


1937年7月7日夜，北平城雷声阵阵，大雨将至。夜幕下，日本“支那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少佐大队长一木清直麾下的500余名日本兵携带6门步兵炮，气势汹汹地由丰台大营向卢沟桥进发，事态颇为严重。日军向中方提出交涉时，说明了他们这次行动的理由：有一名参与演习的日本士兵失踪，日方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失踪”的日本士兵叫志村菊次郎，是一名新来的传令兵。关于他的“失踪”，有观点认为完全是日方的“谎称”，但也有人认为“失踪”的确属实，是偶然事件引发的必然冲突。


日本学界有种观点认为志村菊次郎的确在7月7日夜离队解手，黑暗中因走向与部队相反的方向，故而误了归队的时间，但不久后就找到其所在部队，而此时日军已向中方提出进城搜查的要求。耐人寻味的是，事件并未因志村的归队而平息，作为局中人的志村也跟着部队继续寻找那个“失踪士兵”。


紧接着，日方收到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的回复：


“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军未经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搜查，致起误会。惟故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按理说，中方的态度已经很配合了，但问题在于日军不完全是为解决问题而来，士兵失踪好像让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理由，一定要好好利用，继续与中方强硬对峙，当时已是7月8日凌晨2时，双方剑拔弩张。


我们常说“七七事变”，顾名思义地认为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于7月7日。实际上冲突爆发的时间是在1937年7月8日凌晨。


那个深夜，带头挑衅的日军队长一木清直声称部队遭到中国军队射击，并报告给他的上司牟田口廉也。牟田口这个蛮横的皇道派大佐当即给一木下达了“被敌攻击，当然还击”的命令。尽管多年来中日双方在谁开的第一枪问题上争论不休，但牟田口这个命令无异于下令开火，其战争责任不可推卸。


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挑衅，驻守在卢沟桥头的第219团团长吉星文一夜未眠。吉星文是河南扶沟人，因儿时受到族叔吉鸿昌的影响，自幼怀有从戎报国之志向，1922年随吉鸿昌投效西北军。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第219团营长的吉星文曾带领全营官兵绕袭敌后，击退占领王家村、瓦房村等地的日军，因功被提升为219团团长。1937年的那个雨夜，他将再次走上历史前台。


7月8日凌晨3时30分左右，吉星文接到了副军长秦德纯发来的指示：


“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得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


吉星文接电后当即回复：


“请长官放心，吾团全体官兵已经做好一切战斗准备，誓与宛平城共存亡，卢沟桥不是吾人之坟墓就是敌人之坟墓。”


一木清直终于按捺不住，欲强行入城，被吉星文当即拦阻，宛平城外顿时枪声四起。随后日军又炮轰219团第3营（营长金振中）指挥部，当场炸死士兵2人，炸伤5人。面对入侵之敌，吉星文团立即奋起还击，全面抗战的第一枪就此打响。



战斗刚开始，日军迅速派兵杀害了我军在桥头堡的执勤官兵，并占领桥头堡。为保卫卢沟桥，吉星文赶赴位于最前线的第3营金振中部，向该部发表了坚定的抗日宣言，并亲自挑选了150名精壮官兵，组成敢死队。敢死队被编成5个组，每人带步枪1支，手榴弹2枚，大刀一把，悄然向桥头堡进攻。队员对地形十分熟悉，加上第29军中向来重视武术训练，他们很快摸上桥头堡，乘拒守的日军还比较少的时机一举将其歼灭，夺回阵地。日军失去桥头堡后以轻重炮向我守军猛烈轰击，由于吉星文团拼死抵抗，首次激烈冲突之后，中日双方进入打打谈谈的阶段。


或许当时连吉星文、金振中以及驻守桥头的第29军219团的将士们都没想到，7月8日的雨夜，他们坚定的抵抗意志已为中华民族揭开了卫国战争之序章。


战和之间


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大本营首先吵开了锅，日军高层对战事的主张分为“扩大派”和“不扩大派”，当初作为九一八事变始作俑者之一的石原莞尔此时竟成了“扩大派”的反对者，他甚至提出日军立即停止冲突，让在场“扩大派”军人瞠目结舌。8日的日本内阁会议上，支持所谓事件不扩大，就地解决方针的一派占据优势，但也正是这个信息麻痹了中方领导层。


直接当事人，第29军军长宋哲元同样没有意识到事态严重，认为冲突可以靠和谈解决。宋哲元之所以有此自信，主要是在北平，中国军队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日本驻屯华北的军队主力为混成第4旅，共6000人左右。而驻守冀察平津地区的第29军，连同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约10万人。事变爆发后，他严令29军坚守卢沟桥，并将事变向南京报告。

同时，也派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与日军交涉。9日，宋哲元
当局与日军达成协议：第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第二，日军撤退至永定河左岸，中国军队撤至右岸；第三，卢沟桥守备由河北保安队石友三部担任。北平形势看似转危为安，宋哲元也认为在守住大原则的情况下息事宁人是最好的。但就在协议达成的第二天，各方媒体纷纷报道，天津、古北口、榆关等处陆续有日军部队出现，携带有大炮、坦克等向卢沟桥前进。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最激进的主要是关东军，半年多前的绥远抗战让关东军一度吃瘪，终于等来这次“机会”，当然要亲自上阵，把“支那驻屯军”乃至整个日本军部绑上战车。大井村五里店等处被日军占领，平卢路也瘫痪，关东军来者不善。

果然，到了11日，日军的大炮就对准宛平城一带轰击，造成不少平民伤亡，吉星文将城内居民向城外比较安全的地带疏散，自己也在炮击中负伤。随后，八宝山、长辛店、廊坊、杨村等处也燃起战火。日军的飞机开始在北平上空频频出现，四处侦察。日军这么一打，平津当局在交涉中姿态放得更低了，与之达成协议，即：一、第29军代表声明向日军表示道歉，并惩办此次事变责任者；二、取缔共产党、蓝衣社及其他抗日团体的抗日活动；三、永定河以东不驻中国军队。宋哲元是打算向日军让步妥协了。

蒋介石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他相信日本关东军必会增援日军华北驻屯军，要第29军加紧备战。次日中午，蒋又电话告知秦德纯：“据确息，关东有五列车今日上午十一时到达天津与塘沽之间，请注意。”同时致电宋哲元，要他对卢沟桥的日军就地抵抗。从解密的第一手电文和手令来看，难免会觉得北平当局软弱，而身在南京的最高统帅蒋介石深谋远虑，知道全面抗战关头已来到，一再督促29军抵抗，不要再做和平幻想，着实高瞻远瞩。如此下定论恐怕还太早，翻开蒋介石的私人日记，委员长会亲自告诉你，他的强硬态度并非为了要和日本人大干一场，而是打着另一个算盘。


以战止战


前文说过，七七事变真正爆发冲突的时间是7月8日凌晨，蒋介石接到消息的时间自然也是8日，但他与宋哲元一样，都没有意识到全面战争会打响。蒋在当天晚上的日记中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日本人在卢沟桥挑衅，是想达到逼我屈服的目的？第二，或许他们是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第三，现在是与日本人决战的时候了吗？最后他还是认为“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全面战争不会爆发。


7月9日的日记显示，蒋介石将卢沟桥事变看作一次与日方博弈的机会，之所以要用强硬姿态唬住日军，是想“乘此次冲突之机，对倭可否进一步要求其撤退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东伪组织”。蒋介石“积极运兵北上备战”“准备动员，不避战争”等计划的动机有两种可能：其一，他意识到卢案可能引发全面战争，真的在积极备战。其二，备战的目的是为了像绥远那样，好好地打一场局部战争，打赢了即以外交手段迫使日本从丰台撤兵，再干掉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结合现有史料来看，第二种可能性高于第一种。10日，蒋介石得知日军反攻卢沟桥后，在日记中云：

“惟我已积极运兵北上备战，或可戢其野心，我军已开始北进，彼或于明日停战乎。”

11日至13日，蒋介石发给北平的电令几乎都是寸土不让，不要做和平幻想，不要避战等等，态度颇为坚决。但在他自己留下的日记中，这一系列动作又显然不是真正在准备全面抗战，而是想以战止战，火中取栗。

蒋介石将七七事变视为中国在华北问题上重新立于主动地位的机会，对宋哲元保守避战，生怕扩大事态的态度尤其不满。他始终相信日本挑衅的目的在于华北，而不会波及整个中国，日方增兵是为了迫使中方屈服，所以他偏要出兵华北，甚至不惜在华北打场小仗，只要中央军大军一到，日方或许就会停战。这种莫名的自信持续到12日才出现变化。这天，蒋介石接到情报，得知日本内阁宣言决定支持增兵中国，关东军也已抵达天津，他终于意识到卢案引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做出七七事变“势必扩大，不能避战矣”的推测，但仍坚持“非至万不得已，不宜宣战”。

箭在弦上


7月12日夜到7月13日晨，日本“支那驻屯军”高层与国民政府的领导者蒋介石都彻夜未眠。13日凌晨，日方参谋会议连夜草拟的《七月十三日的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出炉，其中有增援部队到达后，“必要时一举歼灭第29军”的计划。蒋介石经过一夜的考虑，也在13日决定：抽调高射炮部队增援，弹药武器立即启程送往华北。外交方面，他已经于两日前与英国大使说明运兵北上的原因是“日本关东军进入天津、丰台作大规模之战争，故不得不运兵预防”，打消列强势力的疑虑。接下来就是要发表对日宣言，公开中央军进驻保定的消息。

事态发展至此，日本与南京的态度都转向强硬，唯有处于风口浪尖的北平当局成了主和派。13日，中日双方在永定门外发生冲突，“支那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乘机向冀察政务委员会提出七项要求：一、彻底镇压共产党的策动；二、罢免排日要人；三、撤去驻在冀察的排日中央系统各机关；四、撤去冀察排日团体；五、取缔排日言论及宣传机关和学生、民众的排日运动；六、取缔学校、军队的排日教育；七、北平的警备将来由公安部队负责，城内不得驻屯军队。可以说完全是个城下之盟。

针对事变恶化，第29军高层召集会议，会上主战派与主和派发生争执，最后张自忠等主和派占了上风。平津当局最高负责人宋哲元也是倾向主和的，他在会后的公开谈话中说了一通大道理：

“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做无益社会之牺牲。合法合理，社会即可平安；能平即和，不平即不能和。希望负责任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也。”

对北平当局一系列妥协政策，南京方面大为惊骇，当天军政部长何应钦就给宋哲元发出紧急电报，告知“津市遍布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催促其到保定去作战。同日，宋哲元还收到了蒋介石发来的电文：

“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许其任何条件，而对方的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伪政权）。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国家与个人之人格……”

南京方面的态度不仅是催促第29军作战，从13日起，驻扎在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的部队陆续收到蒋介石下达的正式动员令，命令这些地区的部队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平汉铁路沿线集结。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也收到防卫津浦路北线的命令。此外，平汉、陇海、津浦三个铁路局奉命集结军用列车，所有轮船公司也将船舶回航到指定地点待命。局势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最后关头


庐山是民国时期的政治名山，南京酷暑，适合避暑的庐山成了南京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的“夏都”。从1937年6月23日起，中国社会各界的名流巨卿们，相继收到一份特殊的请柬，邀请他们到庐山开会。按照原计划，7月15日起的一个月内，分三期邀请200余人到庐山参加谈话，目的是为了征询各界对内政外交的意见。但因七七事变爆发，1937年的炎夏，齐聚庐山的军政要人、社会名流已没有游览避暑胜地的闲情，空气布满紧张的气氛，大战即将来临！

7月15日，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这一天，蒋介石接到北平宋哲元的来电，得知宋有想放弃天津的意思，蒋严令制止。

7月17日，庐山谈话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现场气氛严肃，主席台两旁“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对联格外醒目，所有人的关注点都聚焦在委员长蒋介石身上。一身戎装的他以激扬的言辞发表了头一天起草好的抗战宣言。对于卢沟桥事变，蒋介石表明立场，任何解决都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因为“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宣言中，他总结了自九一八事变到塘沽协定后的教训，中国已无路可退，言明我们希望和平但不要苟安，我们决不求战但随时准备迎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


7月20日，庐山抗战谈话一经公开发表，全国哗然，充满抗日热情的军民士气为之一振，纷纷表示拥护委员长领导抗战。但另一些对抗战前途持悲观态度的人士认为此宣言将使中国大祸临头，“低调俱乐部”的一干文人、政客甚至将蒋介石等力主抗战救亡的论调讥讽为“歇斯底里的风气”。

从7月7日夜的日本士兵失踪案到7月17日庐山抗战宣言，是中日两国走向全面战争的关键十日。

抛开自七七以来半个多月的打打停停，北平真正的激战只有4天。从7月25日晚起，大量前来增援的日军对廊坊第38师发起攻击，次日进攻广安门，北平形势急剧恶化。7月27日，蒋介石已经预料到北平凶多吉少，并开始郑重考虑“万一北平被陷，则战（宣战）与和（停战）以及不战不和（应战），与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国策”。这一天夜晚，第29军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也奉命抵达南苑，与副军长佟凌阁部署与制定作战计划。次日早上8时，日军对南苑展开了猛烈进攻，在空中与地面炮火支援的掩护下，日军第20师团高木义人旅团迅速攻至南苑机场。赵登禹闻讯，急忙赶往机场督战。第29军以大刀闻名，但此次面对强敌，仅凭血肉毕竟不能筑成真正御敌的长城，日军猛烈炮火攻势下，第29军伤亡惨重，被迫退入南苑主阵地，赵登禹也接到撤入北平城内的命令。


由于汉奸出卖情报，赵登禹撤退的路线被日军获知，“支那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事先进行埋伏。28日中午12时40分左右，当赵登禹将军的车队途经大红门时，突然遭到日军伏兵的袭击，赵登禹身中数弹，不幸牺牲。同日，第29军副军长佟凌阁将军率200余人撤退至大红门附近，忽然枪声四起，埋伏于此的日军展开攻击，混战中，佟凌阁腿部被日军的机枪射中，血流如注。卫士劝他先撤下火线，利用庄稼地撤出日军包围圈，但佟凌阁心系随行学生的安危，拒绝了这一建议。一场血战下来，佟凌阁身边仅剩数十人，祸不单行，部队刚突围至时村就被日本关东军飞行团的轰炸机发现，遭到猛烈轰炸，正在指挥作战的佟凌阁不幸头部中弹，当场牺牲，甚至没能留下一句遗言。而在其殉国后，报纸误将“佟凌阁”写成了“佟麟阁”，此名一直误传至今。

南苑失守，赵、佟两位将军殉国，宋哲元撤离北平……一连几天南京接到的都是坏消息，蒋介石闻之焦心如焚。29日，北平沦陷，第29军被迫撤离北平。同一天，天津也被日军占领。消息传来，蒋介石哀叹“可悲孰甚！”平津相继沦陷，举国震动，也使蒋介石意识到抗战之必要，彻底放弃和平幻想，明言：

“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战火从华北烧到华东，再由华东蔓延华南，中国并未如山杉元所断言的那样，一个月就被征服。北起卢沟桥，南至惠通桥，一寸河山一寸血，抗战从未停止，直至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最后，说说七七事变中几名日方关键人物的结局，罪魁牟田口廉也，二战后以战犯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3月被释放回国，死于1966年；侵略卢沟桥的急先锋一木清直，从侵华战场打到太平洋战场，1942年在瓜岛的泰纳鲁河口之战中，一木清直支队遭美军围困，一木本人于绝望中切腹自杀，该支队全军覆没；“消失的士兵”士兵志村菊次郎，七七事变后还是冲锋陷阵的士兵，一直活到1944年，随部在缅甸作战时被中国远征军击毙，这个影响历史的小人物终究还是成为昭和战争的祭品。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17年7月上，原标题为《卢沟晓月，雾掩庐山  走向全面战争的关键十日》，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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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周渝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曲晨溪（实习）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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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士兵


1937年7月7日夜，北平城雷声阵阵，大雨将至。夜幕下，日本“支那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少佐大队长一木清直麾下的500余名日本兵携带6门步兵炮，气势汹汹地由丰台大营向卢沟桥进发，事态颇为严重。日军向中方提出交涉时，说明了他们这次行动的理由：有一名参与演习的日本士兵失踪，日方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失踪”的日本士兵叫志村菊次郎，是一名新来的传令兵。关于他的“失踪”，有观点认为完全是日方的“谎称”，但也有人认为“失踪”的确属实，是偶然事件引发的必然冲突。


1937年7月7日夜，北平城雷声阵阵，大雨将至。夜幕下，日本“支那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少佐大队长一木清直麾下的500余名日本兵携带6门步兵炮，气势汹汹地由丰台大营向卢沟桥进发，事态颇为严重。日军向中方提出交涉时，说明了他们这次行动的理由：有一名参与演习的日本士兵失踪，日方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失踪”的日本士兵叫志村菊次郎，是一名新来的传令兵。关于他的“失踪”，有观点认为完全是日方的“谎称”，但也有人认为“失踪”的确属实，是偶然事件引发的必然冲突。


日本学界有种观点认为志村菊次郎的确在7月7日夜离队解手，黑暗中因走向与部队相反的方向，故而误了归队的时间，但不久后就找到其所在部队，而此时日军已向中方提出进城搜查的要求。耐人寻味的是，事件并未因志村的归队而平息，作为局中人的志村也跟着部队继续寻找那个“失踪士兵”。


紧接着，日方收到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的回复：


“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军未经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搜查，致起误会。惟故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按理说，中方的态度已经很配合了，但问题在于日军不完全是为解决问题而来，士兵失踪好像让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理由，一定要好好利用，继续与中方强硬对峙，当时已是7月8日凌晨2时，双方剑拔弩张。


我们常说“七七事变”，顾名思义地认为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于7月7日。实际上冲突爆发的时间是在1937年7月8日凌晨。


那个深夜，带头挑衅的日军队长一木清直声称部队遭到中国军队射击，并报告给他的上司牟田口廉也。牟田口这个蛮横的皇道派大佐当即给一木下达了“被敌攻击，当然还击”的命令。尽管多年来中日双方在谁开的第一枪问题上争论不休，但牟田口这个命令无异于下令开火，其战争责任不可推卸。


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挑衅，驻守在卢沟桥头的第219团团长吉星文一夜未眠。吉星文是河南扶沟人，因儿时受到族叔吉鸿昌的影响，自幼怀有从戎报国之志向，1922年随吉鸿昌投效西北军。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第219团营长的吉星文曾带领全营官兵绕袭敌后，击退占领王家村、瓦房村等地的日军，因功被提升为219团团长。1937年的那个雨夜，他将再次走上历史前台。


7月8日凌晨3时30分左右，吉星文接到了副军长秦德纯发来的指示：


“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得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


吉星文接电后当即回复：


“请长官放心，吾团全体官兵已经做好一切战斗准备，誓与宛平城共存亡，卢沟桥不是吾人之坟墓就是敌人之坟墓。”


一木清直终于按捺不住，欲强行入城，被吉星文当即拦阻，宛平城外顿时枪声四起。随后日军又炮轰219团第3营（营长金振中）指挥部，当场炸死士兵2人，炸伤5人。面对入侵之敌，吉星文团立即奋起还击，全面抗战的第一枪就此打响。



战斗刚开始，日军迅速派兵杀害了我军在桥头堡的执勤官兵，并占领桥头堡。为保卫卢沟桥，吉星文赶赴位于最前线的第3营金振中部，向该部发表了坚定的抗日宣言，并亲自挑选了150名精壮官兵，组成敢死队。敢死队被编成5个组，每人带步枪1支，手榴弹2枚，大刀一把，悄然向桥头堡进攻。队员对地形十分熟悉，加上第29军中向来重视武术训练，他们很快摸上桥头堡，乘拒守的日军还比较少的时机一举将其歼灭，夺回阵地。日军失去桥头堡后以轻重炮向我守军猛烈轰击，由于吉星文团拼死抵抗，首次激烈冲突之后，中日双方进入打打谈谈的阶段。


或许当时连吉星文、金振中以及驻守桥头的第29军219团的将士们都没想到，7月8日的雨夜，他们坚定的抵抗意志已为中华民族揭开了卫国战争之序章。


战和之间


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大本营首先吵开了锅，日军高层对战事的主张分为“扩大派”和“不扩大派”，当初作为九一八事变始作俑者之一的石原莞尔此时竟成了“扩大派”的反对者，他甚至提出日军立即停止冲突，让在场“扩大派”军人瞠目结舌。8日的日本内阁会议上，支持所谓事件不扩大，就地解决方针的一派占据优势，但也正是这个信息麻痹了中方领导层。


直接当事人，第29军军长宋哲元同样没有意识到事态严重，认为冲突可以靠和谈解决。宋哲元之所以有此自信，主要是在北平，中国军队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日本驻屯华北的军队主力为混成第4旅，共6000人左右。而驻守冀察平津地区的第29军，连同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约10万人。事变爆发后，他严令29军坚守卢沟桥，并将事变向南京报告。

同时，也派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与日军交涉。9日，宋哲元
当局与日军达成协议：第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第二，日军撤退至永定河左岸，中国军队撤至右岸；第三，卢沟桥守备由河北保安队石友三部担任。北平形势看似转危为安，宋哲元也认为在守住大原则的情况下息事宁人是最好的。但就在协议达成的第二天，各方媒体纷纷报道，天津、古北口、榆关等处陆续有日军部队出现，携带有大炮、坦克等向卢沟桥前进。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最激进的主要是关东军，半年多前的绥远抗战让关东军一度吃瘪，终于等来这次“机会”，当然要亲自上阵，把“支那驻屯军”乃至整个日本军部绑上战车。大井村五里店等处被日军占领，平卢路也瘫痪，关东军来者不善。

果然，到了11日，日军的大炮就对准宛平城一带轰击，造成不少平民伤亡，吉星文将城内居民向城外比较安全的地带疏散，自己也在炮击中负伤。随后，八宝山、长辛店、廊坊、杨村等处也燃起战火。日军的飞机开始在北平上空频频出现，四处侦察。日军这么一打，平津当局在交涉中姿态放得更低了，与之达成协议，即：一、第29军代表声明向日军表示道歉，并惩办此次事变责任者；二、取缔共产党、蓝衣社及其他抗日团体的抗日活动；三、永定河以东不驻中国军队。宋哲元是打算向日军让步妥协了。

蒋介石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他相信日本关东军必会增援日军华北驻屯军，要第29军加紧备战。次日中午，蒋又电话告知秦德纯：“据确息，关东有五列车今日上午十一时到达天津与塘沽之间，请注意。”同时致电宋哲元，要他对卢沟桥的日军就地抵抗。从解密的第一手电文和手令来看，难免会觉得北平当局软弱，而身在南京的最高统帅蒋介石深谋远虑，知道全面抗战关头已来到，一再督促29军抵抗，不要再做和平幻想，着实高瞻远瞩。如此下定论恐怕还太早，翻开蒋介石的私人日记，委员长会亲自告诉你，他的强硬态度并非为了要和日本人大干一场，而是打着另一个算盘。


以战止战


前文说过，七七事变真正爆发冲突的时间是7月8日凌晨，蒋介石接到消息的时间自然也是8日，但他与宋哲元一样，都没有意识到全面战争会打响。蒋在当天晚上的日记中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日本人在卢沟桥挑衅，是想达到逼我屈服的目的？第二，或许他们是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第三，现在是与日本人决战的时候了吗？最后他还是认为“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全面战争不会爆发。


7月9日的日记显示，蒋介石将卢沟桥事变看作一次与日方博弈的机会，之所以要用强硬姿态唬住日军，是想“乘此次冲突之机，对倭可否进一步要求其撤退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东伪组织”。蒋介石“积极运兵北上备战”“准备动员，不避战争”等计划的动机有两种可能：其一，他意识到卢案可能引发全面战争，真的在积极备战。其二，备战的目的是为了像绥远那样，好好地打一场局部战争，打赢了即以外交手段迫使日本从丰台撤兵，再干掉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结合现有史料来看，第二种可能性高于第一种。10日，蒋介石得知日军反攻卢沟桥后，在日记中云：

“惟我已积极运兵北上备战，或可戢其野心，我军已开始北进，彼或于明日停战乎。”

11日至13日，蒋介石发给北平的电令几乎都是寸土不让，不要做和平幻想，不要避战等等，态度颇为坚决。但在他自己留下的日记中，这一系列动作又显然不是真正在准备全面抗战，而是想以战止战，火中取栗。

蒋介石将七七事变视为中国在华北问题上重新立于主动地位的机会，对宋哲元保守避战，生怕扩大事态的态度尤其不满。他始终相信日本挑衅的目的在于华北，而不会波及整个中国，日方增兵是为了迫使中方屈服，所以他偏要出兵华北，甚至不惜在华北打场小仗，只要中央军大军一到，日方或许就会停战。这种莫名的自信持续到12日才出现变化。这天，蒋介石接到情报，得知日本内阁宣言决定支持增兵中国，关东军也已抵达天津，他终于意识到卢案引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做出七七事变“势必扩大，不能避战矣”的推测，但仍坚持“非至万不得已，不宜宣战”。

箭在弦上


7月12日夜到7月13日晨，日本“支那驻屯军”高层与国民政府的领导者蒋介石都彻夜未眠。13日凌晨，日方参谋会议连夜草拟的《七月十三日的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出炉，其中有增援部队到达后，“必要时一举歼灭第29军”的计划。蒋介石经过一夜的考虑，也在13日决定：抽调高射炮部队增援，弹药武器立即启程送往华北。外交方面，他已经于两日前与英国大使说明运兵北上的原因是“日本关东军进入天津、丰台作大规模之战争，故不得不运兵预防”，打消列强势力的疑虑。接下来就是要发表对日宣言，公开中央军进驻保定的消息。

事态发展至此，日本与南京的态度都转向强硬，唯有处于风口浪尖的北平当局成了主和派。13日，中日双方在永定门外发生冲突，“支那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乘机向冀察政务委员会提出七项要求：一、彻底镇压共产党的策动；二、罢免排日要人；三、撤去驻在冀察的排日中央系统各机关；四、撤去冀察排日团体；五、取缔排日言论及宣传机关和学生、民众的排日运动；六、取缔学校、军队的排日教育；七、北平的警备将来由公安部队负责，城内不得驻屯军队。可以说完全是个城下之盟。

针对事变恶化，第29军高层召集会议，会上主战派与主和派发生争执，最后张自忠等主和派占了上风。平津当局最高负责人宋哲元也是倾向主和的，他在会后的公开谈话中说了一通大道理：

“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做无益社会之牺牲。合法合理，社会即可平安；能平即和，不平即不能和。希望负责任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也。”

对北平当局一系列妥协政策，南京方面大为惊骇，当天军政部长何应钦就给宋哲元发出紧急电报，告知“津市遍布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催促其到保定去作战。同日，宋哲元还收到了蒋介石发来的电文：

“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许其任何条件，而对方的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伪政权）。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国家与个人之人格……”

南京方面的态度不仅是催促第29军作战，从13日起，驻扎在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的部队陆续收到蒋介石下达的正式动员令，命令这些地区的部队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平汉铁路沿线集结。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也收到防卫津浦路北线的命令。此外，平汉、陇海、津浦三个铁路局奉命集结军用列车，所有轮船公司也将船舶回航到指定地点待命。局势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最后关头


庐山是民国时期的政治名山，南京酷暑，适合避暑的庐山成了南京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的“夏都”。从1937年6月23日起，中国社会各界的名流巨卿们，相继收到一份特殊的请柬，邀请他们到庐山开会。按照原计划，7月15日起的一个月内，分三期邀请200余人到庐山参加谈话，目的是为了征询各界对内政外交的意见。但因七七事变爆发，1937年的炎夏，齐聚庐山的军政要人、社会名流已没有游览避暑胜地的闲情，空气布满紧张的气氛，大战即将来临！

7月15日，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这一天，蒋介石接到北平宋哲元的来电，得知宋有想放弃天津的意思，蒋严令制止。

7月17日，庐山谈话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现场气氛严肃，主席台两旁“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对联格外醒目，所有人的关注点都聚焦在委员长蒋介石身上。一身戎装的他以激扬的言辞发表了头一天起草好的抗战宣言。对于卢沟桥事变，蒋介石表明立场，任何解决都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因为“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宣言中，他总结了自九一八事变到塘沽协定后的教训，中国已无路可退，言明我们希望和平但不要苟安，我们决不求战但随时准备迎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


7月20日，庐山抗战谈话一经公开发表，全国哗然，充满抗日热情的军民士气为之一振，纷纷表示拥护委员长领导抗战。但另一些对抗战前途持悲观态度的人士认为此宣言将使中国大祸临头，“低调俱乐部”的一干文人、政客甚至将蒋介石等力主抗战救亡的论调讥讽为“歇斯底里的风气”。

从7月7日夜的日本士兵失踪案到7月17日庐山抗战宣言，是中日两国走向全面战争的关键十日。

抛开自七七以来半个多月的打打停停，北平真正的激战只有4天。从7月25日晚起，大量前来增援的日军对廊坊第38师发起攻击，次日进攻广安门，北平形势急剧恶化。7月27日，蒋介石已经预料到北平凶多吉少，并开始郑重考虑“万一北平被陷，则战（宣战）与和（停战）以及不战不和（应战），与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国策”。这一天夜晚，第29军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也奉命抵达南苑，与副军长佟凌阁部署与制定作战计划。次日早上8时，日军对南苑展开了猛烈进攻，在空中与地面炮火支援的掩护下，日军第20师团高木义人旅团迅速攻至南苑机场。赵登禹闻讯，急忙赶往机场督战。第29军以大刀闻名，但此次面对强敌，仅凭血肉毕竟不能筑成真正御敌的长城，日军猛烈炮火攻势下，第29军伤亡惨重，被迫退入南苑主阵地，赵登禹也接到撤入北平城内的命令。


由于汉奸出卖情报，赵登禹撤退的路线被日军获知，“支那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事先进行埋伏。28日中午12时40分左右，当赵登禹将军的车队途经大红门时，突然遭到日军伏兵的袭击，赵登禹身中数弹，不幸牺牲。同日，第29军副军长佟凌阁将军率200余人撤退至大红门附近，忽然枪声四起，埋伏于此的日军展开攻击，混战中，佟凌阁腿部被日军的机枪射中，血流如注。卫士劝他先撤下火线，利用庄稼地撤出日军包围圈，但佟凌阁心系随行学生的安危，拒绝了这一建议。一场血战下来，佟凌阁身边仅剩数十人，祸不单行，部队刚突围至时村就被日本关东军飞行团的轰炸机发现，遭到猛烈轰炸，正在指挥作战的佟凌阁不幸头部中弹，当场牺牲，甚至没能留下一句遗言。而在其殉国后，报纸误将“佟凌阁”写成了“佟麟阁”，此名一直误传至今。

南苑失守，赵、佟两位将军殉国，宋哲元撤离北平……一连几天南京接到的都是坏消息，蒋介石闻之焦心如焚。29日，北平沦陷，第29军被迫撤离北平。同一天，天津也被日军占领。消息传来，蒋介石哀叹“可悲孰甚！”平津相继沦陷，举国震动，也使蒋介石意识到抗战之必要，彻底放弃和平幻想，明言：

“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战火从华北烧到华东，再由华东蔓延华南，中国并未如山杉元所断言的那样，一个月就被征服。北起卢沟桥，南至惠通桥，一寸河山一寸血，抗战从未停止，直至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最后，说说七七事变中几名日方关键人物的结局，罪魁牟田口廉也，二战后以战犯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3月被释放回国，死于1966年；侵略卢沟桥的急先锋一木清直，从侵华战场打到太平洋战场，1942年在瓜岛的泰纳鲁河口之战中，一木清直支队遭美军围困，一木本人于绝望中切腹自杀，该支队全军覆没；“消失的士兵”士兵志村菊次郎，七七事变后还是冲锋陷阵的士兵，一直活到1944年，随部在缅甸作战时被中国远征军击毙，这个影响历史的小人物终究还是成为昭和战争的祭品。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17年7月上，原标题为《卢沟晓月，雾掩庐山  走向全面战争的关键十日》，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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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周渝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曲晨溪（实习）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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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6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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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士兵


1937年7月7日夜，北平城雷声阵阵，大雨将至。夜幕下，日本“支那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少佐大队长一木清直麾下的500余名日本兵携带6门步兵炮，气势汹汹地由丰台大营向卢沟桥进发，事态颇为严重。日军向中方提出交涉时，说明了他们这次行动的理由：有一名参与演习的日本士兵失踪，日方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失踪”的日本士兵叫志村菊次郎，是一名新来的传令兵。关于他的“失踪”，有观点认为完全是日方的“谎称”，但也有人认为“失踪”的确属实，是偶然事件引发的必然冲突。


1937年7月7日夜，北平城雷声阵阵，大雨将至。夜幕下，日本“支那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少佐大队长一木清直麾下的500余名日本兵携带6门步兵炮，气势汹汹地由丰台大营向卢沟桥进发，事态颇为严重。日军向中方提出交涉时，说明了他们这次行动的理由：有一名参与演习的日本士兵失踪，日方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失踪”的日本士兵叫志村菊次郎，是一名新来的传令兵。关于他的“失踪”，有观点认为完全是日方的“谎称”，但也有人认为“失踪”的确属实，是偶然事件引发的必然冲突。


日本学界有种观点认为志村菊次郎的确在7月7日夜离队解手，黑暗中因走向与部队相反的方向，故而误了归队的时间，但不久后就找到其所在部队，而此时日军已向中方提出进城搜查的要求。耐人寻味的是，事件并未因志村的归队而平息，作为局中人的志村也跟着部队继续寻找那个“失踪士兵”。


紧接着，日方收到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的回复：


“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军未经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搜查，致起误会。惟故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按理说，中方的态度已经很配合了，但问题在于日军不完全是为解决问题而来，士兵失踪好像让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理由，一定要好好利用，继续与中方强硬对峙，当时已是7月8日凌晨2时，双方剑拔弩张。


我们常说“七七事变”，顾名思义地认为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于7月7日。实际上冲突爆发的时间是在1937年7月8日凌晨。


那个深夜，带头挑衅的日军队长一木清直声称部队遭到中国军队射击，并报告给他的上司牟田口廉也。牟田口这个蛮横的皇道派大佐当即给一木下达了“被敌攻击，当然还击”的命令。尽管多年来中日双方在谁开的第一枪问题上争论不休，但牟田口这个命令无异于下令开火，其战争责任不可推卸。


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挑衅，驻守在卢沟桥头的第219团团长吉星文一夜未眠。吉星文是河南扶沟人，因儿时受到族叔吉鸿昌的影响，自幼怀有从戎报国之志向，1922年随吉鸿昌投效西北军。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第219团营长的吉星文曾带领全营官兵绕袭敌后，击退占领王家村、瓦房村等地的日军，因功被提升为219团团长。1937年的那个雨夜，他将再次走上历史前台。


7月8日凌晨3时30分左右，吉星文接到了副军长秦德纯发来的指示：


“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得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


吉星文接电后当即回复：


“请长官放心，吾团全体官兵已经做好一切战斗准备，誓与宛平城共存亡，卢沟桥不是吾人之坟墓就是敌人之坟墓。”


一木清直终于按捺不住，欲强行入城，被吉星文当即拦阻，宛平城外顿时枪声四起。随后日军又炮轰219团第3营（营长金振中）指挥部，当场炸死士兵2人，炸伤5人。面对入侵之敌，吉星文团立即奋起还击，全面抗战的第一枪就此打响。



战斗刚开始，日军迅速派兵杀害了我军在桥头堡的执勤官兵，并占领桥头堡。为保卫卢沟桥，吉星文赶赴位于最前线的第3营金振中部，向该部发表了坚定的抗日宣言，并亲自挑选了150名精壮官兵，组成敢死队。敢死队被编成5个组，每人带步枪1支，手榴弹2枚，大刀一把，悄然向桥头堡进攻。队员对地形十分熟悉，加上第29军中向来重视武术训练，他们很快摸上桥头堡，乘拒守的日军还比较少的时机一举将其歼灭，夺回阵地。日军失去桥头堡后以轻重炮向我守军猛烈轰击，由于吉星文团拼死抵抗，首次激烈冲突之后，中日双方进入打打谈谈的阶段。


或许当时连吉星文、金振中以及驻守桥头的第29军219团的将士们都没想到，7月8日的雨夜，他们坚定的抵抗意志已为中华民族揭开了卫国战争之序章。


战和之间


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大本营首先吵开了锅，日军高层对战事的主张分为“扩大派”和“不扩大派”，当初作为九一八事变始作俑者之一的石原莞尔此时竟成了“扩大派”的反对者，他甚至提出日军立即停止冲突，让在场“扩大派”军人瞠目结舌。8日的日本内阁会议上，支持所谓事件不扩大，就地解决方针的一派占据优势，但也正是这个信息麻痹了中方领导层。


直接当事人，第29军军长宋哲元同样没有意识到事态严重，认为冲突可以靠和谈解决。宋哲元之所以有此自信，主要是在北平，中国军队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日本驻屯华北的军队主力为混成第4旅，共6000人左右。而驻守冀察平津地区的第29军，连同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约10万人。事变爆发后，他严令29军坚守卢沟桥，并将事变向南京报告。

同时，也派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与日军交涉。9日，宋哲元
当局与日军达成协议：第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第二，日军撤退至永定河左岸，中国军队撤至右岸；第三，卢沟桥守备由河北保安队石友三部担任。北平形势看似转危为安，宋哲元也认为在守住大原则的情况下息事宁人是最好的。但就在协议达成的第二天，各方媒体纷纷报道，天津、古北口、榆关等处陆续有日军部队出现，携带有大炮、坦克等向卢沟桥前进。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最激进的主要是关东军，半年多前的绥远抗战让关东军一度吃瘪，终于等来这次“机会”，当然要亲自上阵，把“支那驻屯军”乃至整个日本军部绑上战车。大井村五里店等处被日军占领，平卢路也瘫痪，关东军来者不善。

果然，到了11日，日军的大炮就对准宛平城一带轰击，造成不少平民伤亡，吉星文将城内居民向城外比较安全的地带疏散，自己也在炮击中负伤。随后，八宝山、长辛店、廊坊、杨村等处也燃起战火。日军的飞机开始在北平上空频频出现，四处侦察。日军这么一打，平津当局在交涉中姿态放得更低了，与之达成协议，即：一、第29军代表声明向日军表示道歉，并惩办此次事变责任者；二、取缔共产党、蓝衣社及其他抗日团体的抗日活动；三、永定河以东不驻中国军队。宋哲元是打算向日军让步妥协了。

蒋介石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他相信日本关东军必会增援日军华北驻屯军，要第29军加紧备战。次日中午，蒋又电话告知秦德纯：“据确息，关东有五列车今日上午十一时到达天津与塘沽之间，请注意。”同时致电宋哲元，要他对卢沟桥的日军就地抵抗。从解密的第一手电文和手令来看，难免会觉得北平当局软弱，而身在南京的最高统帅蒋介石深谋远虑，知道全面抗战关头已来到，一再督促29军抵抗，不要再做和平幻想，着实高瞻远瞩。如此下定论恐怕还太早，翻开蒋介石的私人日记，委员长会亲自告诉你，他的强硬态度并非为了要和日本人大干一场，而是打着另一个算盘。


以战止战


前文说过，七七事变真正爆发冲突的时间是7月8日凌晨，蒋介石接到消息的时间自然也是8日，但他与宋哲元一样，都没有意识到全面战争会打响。蒋在当天晚上的日记中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日本人在卢沟桥挑衅，是想达到逼我屈服的目的？第二，或许他们是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第三，现在是与日本人决战的时候了吗？最后他还是认为“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全面战争不会爆发。


7月9日的日记显示，蒋介石将卢沟桥事变看作一次与日方博弈的机会，之所以要用强硬姿态唬住日军，是想“乘此次冲突之机，对倭可否进一步要求其撤退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东伪组织”。蒋介石“积极运兵北上备战”“准备动员，不避战争”等计划的动机有两种可能：其一，他意识到卢案可能引发全面战争，真的在积极备战。其二，备战的目的是为了像绥远那样，好好地打一场局部战争，打赢了即以外交手段迫使日本从丰台撤兵，再干掉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结合现有史料来看，第二种可能性高于第一种。10日，蒋介石得知日军反攻卢沟桥后，在日记中云：

“惟我已积极运兵北上备战，或可戢其野心，我军已开始北进，彼或于明日停战乎。”

11日至13日，蒋介石发给北平的电令几乎都是寸土不让，不要做和平幻想，不要避战等等，态度颇为坚决。但在他自己留下的日记中，这一系列动作又显然不是真正在准备全面抗战，而是想以战止战，火中取栗。

蒋介石将七七事变视为中国在华北问题上重新立于主动地位的机会，对宋哲元保守避战，生怕扩大事态的态度尤其不满。他始终相信日本挑衅的目的在于华北，而不会波及整个中国，日方增兵是为了迫使中方屈服，所以他偏要出兵华北，甚至不惜在华北打场小仗，只要中央军大军一到，日方或许就会停战。这种莫名的自信持续到12日才出现变化。这天，蒋介石接到情报，得知日本内阁宣言决定支持增兵中国，关东军也已抵达天津，他终于意识到卢案引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做出七七事变“势必扩大，不能避战矣”的推测，但仍坚持“非至万不得已，不宜宣战”。

箭在弦上


7月12日夜到7月13日晨，日本“支那驻屯军”高层与国民政府的领导者蒋介石都彻夜未眠。13日凌晨，日方参谋会议连夜草拟的《七月十三日的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出炉，其中有增援部队到达后，“必要时一举歼灭第29军”的计划。蒋介石经过一夜的考虑，也在13日决定：抽调高射炮部队增援，弹药武器立即启程送往华北。外交方面，他已经于两日前与英国大使说明运兵北上的原因是“日本关东军进入天津、丰台作大规模之战争，故不得不运兵预防”，打消列强势力的疑虑。接下来就是要发表对日宣言，公开中央军进驻保定的消息。

事态发展至此，日本与南京的态度都转向强硬，唯有处于风口浪尖的北平当局成了主和派。13日，中日双方在永定门外发生冲突，“支那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乘机向冀察政务委员会提出七项要求：一、彻底镇压共产党的策动；二、罢免排日要人；三、撤去驻在冀察的排日中央系统各机关；四、撤去冀察排日团体；五、取缔排日言论及宣传机关和学生、民众的排日运动；六、取缔学校、军队的排日教育；七、北平的警备将来由公安部队负责，城内不得驻屯军队。可以说完全是个城下之盟。

针对事变恶化，第29军高层召集会议，会上主战派与主和派发生争执，最后张自忠等主和派占了上风。平津当局最高负责人宋哲元也是倾向主和的，他在会后的公开谈话中说了一通大道理：

“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做无益社会之牺牲。合法合理，社会即可平安；能平即和，不平即不能和。希望负责任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也。”

对北平当局一系列妥协政策，南京方面大为惊骇，当天军政部长何应钦就给宋哲元发出紧急电报，告知“津市遍布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催促其到保定去作战。同日，宋哲元还收到了蒋介石发来的电文：

“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许其任何条件，而对方的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伪政权）。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国家与个人之人格……”

南京方面的态度不仅是催促第29军作战，从13日起，驻扎在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的部队陆续收到蒋介石下达的正式动员令，命令这些地区的部队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平汉铁路沿线集结。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也收到防卫津浦路北线的命令。此外，平汉、陇海、津浦三个铁路局奉命集结军用列车，所有轮船公司也将船舶回航到指定地点待命。局势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最后关头


庐山是民国时期的政治名山，南京酷暑，适合避暑的庐山成了南京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的“夏都”。从1937年6月23日起，中国社会各界的名流巨卿们，相继收到一份特殊的请柬，邀请他们到庐山开会。按照原计划，7月15日起的一个月内，分三期邀请200余人到庐山参加谈话，目的是为了征询各界对内政外交的意见。但因七七事变爆发，1937年的炎夏，齐聚庐山的军政要人、社会名流已没有游览避暑胜地的闲情，空气布满紧张的气氛，大战即将来临！

7月15日，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这一天，蒋介石接到北平宋哲元的来电，得知宋有想放弃天津的意思，蒋严令制止。

7月17日，庐山谈话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现场气氛严肃，主席台两旁“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对联格外醒目，所有人的关注点都聚焦在委员长蒋介石身上。一身戎装的他以激扬的言辞发表了头一天起草好的抗战宣言。对于卢沟桥事变，蒋介石表明立场，任何解决都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因为“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宣言中，他总结了自九一八事变到塘沽协定后的教训，中国已无路可退，言明我们希望和平但不要苟安，我们决不求战但随时准备迎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


7月20日，庐山抗战谈话一经公开发表，全国哗然，充满抗日热情的军民士气为之一振，纷纷表示拥护委员长领导抗战。但另一些对抗战前途持悲观态度的人士认为此宣言将使中国大祸临头，“低调俱乐部”的一干文人、政客甚至将蒋介石等力主抗战救亡的论调讥讽为“歇斯底里的风气”。

从7月7日夜的日本士兵失踪案到7月17日庐山抗战宣言，是中日两国走向全面战争的关键十日。

抛开自七七以来半个多月的打打停停，北平真正的激战只有4天。从7月25日晚起，大量前来增援的日军对廊坊第38师发起攻击，次日进攻广安门，北平形势急剧恶化。7月27日，蒋介石已经预料到北平凶多吉少，并开始郑重考虑“万一北平被陷，则战（宣战）与和（停战）以及不战不和（应战），与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国策”。这一天夜晚，第29军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也奉命抵达南苑，与副军长佟凌阁部署与制定作战计划。次日早上8时，日军对南苑展开了猛烈进攻，在空中与地面炮火支援的掩护下，日军第20师团高木义人旅团迅速攻至南苑机场。赵登禹闻讯，急忙赶往机场督战。第29军以大刀闻名，但此次面对强敌，仅凭血肉毕竟不能筑成真正御敌的长城，日军猛烈炮火攻势下，第29军伤亡惨重，被迫退入南苑主阵地，赵登禹也接到撤入北平城内的命令。


由于汉奸出卖情报，赵登禹撤退的路线被日军获知，“支那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事先进行埋伏。28日中午12时40分左右，当赵登禹将军的车队途经大红门时，突然遭到日军伏兵的袭击，赵登禹身中数弹，不幸牺牲。同日，第29军副军长佟凌阁将军率200余人撤退至大红门附近，忽然枪声四起，埋伏于此的日军展开攻击，混战中，佟凌阁腿部被日军的机枪射中，血流如注。卫士劝他先撤下火线，利用庄稼地撤出日军包围圈，但佟凌阁心系随行学生的安危，拒绝了这一建议。一场血战下来，佟凌阁身边仅剩数十人，祸不单行，部队刚突围至时村就被日本关东军飞行团的轰炸机发现，遭到猛烈轰炸，正在指挥作战的佟凌阁不幸头部中弹，当场牺牲，甚至没能留下一句遗言。而在其殉国后，报纸误将“佟凌阁”写成了“佟麟阁”，此名一直误传至今。

南苑失守，赵、佟两位将军殉国，宋哲元撤离北平……一连几天南京接到的都是坏消息，蒋介石闻之焦心如焚。29日，北平沦陷，第29军被迫撤离北平。同一天，天津也被日军占领。消息传来，蒋介石哀叹“可悲孰甚！”平津相继沦陷，举国震动，也使蒋介石意识到抗战之必要，彻底放弃和平幻想，明言：

“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战火从华北烧到华东，再由华东蔓延华南，中国并未如山杉元所断言的那样，一个月就被征服。北起卢沟桥，南至惠通桥，一寸河山一寸血，抗战从未停止，直至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最后，说说七七事变中几名日方关键人物的结局，罪魁牟田口廉也，二战后以战犯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3月被释放回国，死于1966年；侵略卢沟桥的急先锋一木清直，从侵华战场打到太平洋战场，1942年在瓜岛的泰纳鲁河口之战中，一木清直支队遭美军围困，一木本人于绝望中切腹自杀，该支队全军覆没；“消失的士兵”士兵志村菊次郎，七七事变后还是冲锋陷阵的士兵，一直活到1944年，随部在缅甸作战时被中国远征军击毙，这个影响历史的小人物终究还是成为昭和战争的祭品。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17年7月上，原标题为《卢沟晓月，雾掩庐山  走向全面战争的关键十日》，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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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周渝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曲晨溪（实习）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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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6000 字

阅 读 需 要 20 分 钟 



消失的士兵


1937年7月7日夜，北平城雷声阵阵，大雨将至。夜幕下，日本“支那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少佐大队长一木清直麾下的500余名日本兵携带6门步兵炮，气势汹汹地由丰台大营向卢沟桥进发，事态颇为严重。日军向中方提出交涉时，说明了他们这次行动的理由：有一名参与演习的日本士兵失踪，日方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失踪”的日本士兵叫志村菊次郎，是一名新来的传令兵。关于他的“失踪”，有观点认为完全是日方的“谎称”，但也有人认为“失踪”的确属实，是偶然事件引发的必然冲突。


1937年7月7日夜，北平城雷声阵阵，大雨将至。夜幕下，日本“支那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少佐大队长一木清直麾下的500余名日本兵携带6门步兵炮，气势汹汹地由丰台大营向卢沟桥进发，事态颇为严重。日军向中方提出交涉时，说明了他们这次行动的理由：有一名参与演习的日本士兵失踪，日方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失踪”的日本士兵叫志村菊次郎，是一名新来的传令兵。关于他的“失踪”，有观点认为完全是日方的“谎称”，但也有人认为“失踪”的确属实，是偶然事件引发的必然冲突。


日本学界有种观点认为志村菊次郎的确在7月7日夜离队解手，黑暗中因走向与部队相反的方向，故而误了归队的时间，但不久后就找到其所在部队，而此时日军已向中方提出进城搜查的要求。耐人寻味的是，事件并未因志村的归队而平息，作为局中人的志村也跟着部队继续寻找那个“失踪士兵”。


紧接着，日方收到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的回复：


“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军未经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搜查，致起误会。惟故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按理说，中方的态度已经很配合了，但问题在于日军不完全是为解决问题而来，士兵失踪好像让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理由，一定要好好利用，继续与中方强硬对峙，当时已是7月8日凌晨2时，双方剑拔弩张。


我们常说“七七事变”，顾名思义地认为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于7月7日。实际上冲突爆发的时间是在1937年7月8日凌晨。


那个深夜，带头挑衅的日军队长一木清直声称部队遭到中国军队射击，并报告给他的上司牟田口廉也。牟田口这个蛮横的皇道派大佐当即给一木下达了“被敌攻击，当然还击”的命令。尽管多年来中日双方在谁开的第一枪问题上争论不休，但牟田口这个命令无异于下令开火，其战争责任不可推卸。


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挑衅，驻守在卢沟桥头的第219团团长吉星文一夜未眠。吉星文是河南扶沟人，因儿时受到族叔吉鸿昌的影响，自幼怀有从戎报国之志向，1922年随吉鸿昌投效西北军。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第219团营长的吉星文曾带领全营官兵绕袭敌后，击退占领王家村、瓦房村等地的日军，因功被提升为219团团长。1937年的那个雨夜，他将再次走上历史前台。


7月8日凌晨3时30分左右，吉星文接到了副军长秦德纯发来的指示：


“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得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


吉星文接电后当即回复：


“请长官放心，吾团全体官兵已经做好一切战斗准备，誓与宛平城共存亡，卢沟桥不是吾人之坟墓就是敌人之坟墓。”


一木清直终于按捺不住，欲强行入城，被吉星文当即拦阻，宛平城外顿时枪声四起。随后日军又炮轰219团第3营（营长金振中）指挥部，当场炸死士兵2人，炸伤5人。面对入侵之敌，吉星文团立即奋起还击，全面抗战的第一枪就此打响。



战斗刚开始，日军迅速派兵杀害了我军在桥头堡的执勤官兵，并占领桥头堡。为保卫卢沟桥，吉星文赶赴位于最前线的第3营金振中部，向该部发表了坚定的抗日宣言，并亲自挑选了150名精壮官兵，组成敢死队。敢死队被编成5个组，每人带步枪1支，手榴弹2枚，大刀一把，悄然向桥头堡进攻。队员对地形十分熟悉，加上第29军中向来重视武术训练，他们很快摸上桥头堡，乘拒守的日军还比较少的时机一举将其歼灭，夺回阵地。日军失去桥头堡后以轻重炮向我守军猛烈轰击，由于吉星文团拼死抵抗，首次激烈冲突之后，中日双方进入打打谈谈的阶段。


或许当时连吉星文、金振中以及驻守桥头的第29军219团的将士们都没想到，7月8日的雨夜，他们坚定的抵抗意志已为中华民族揭开了卫国战争之序章。


战和之间


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大本营首先吵开了锅，日军高层对战事的主张分为“扩大派”和“不扩大派”，当初作为九一八事变始作俑者之一的石原莞尔此时竟成了“扩大派”的反对者，他甚至提出日军立即停止冲突，让在场“扩大派”军人瞠目结舌。8日的日本内阁会议上，支持所谓事件不扩大，就地解决方针的一派占据优势，但也正是这个信息麻痹了中方领导层。


直接当事人，第29军军长宋哲元同样没有意识到事态严重，认为冲突可以靠和谈解决。宋哲元之所以有此自信，主要是在北平，中国军队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日本驻屯华北的军队主力为混成第4旅，共6000人左右。而驻守冀察平津地区的第29军，连同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约10万人。事变爆发后，他严令29军坚守卢沟桥，并将事变向南京报告。

同时，也派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与日军交涉。9日，宋哲元
当局与日军达成协议：第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第二，日军撤退至永定河左岸，中国军队撤至右岸；第三，卢沟桥守备由河北保安队石友三部担任。北平形势看似转危为安，宋哲元也认为在守住大原则的情况下息事宁人是最好的。但就在协议达成的第二天，各方媒体纷纷报道，天津、古北口、榆关等处陆续有日军部队出现，携带有大炮、坦克等向卢沟桥前进。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最激进的主要是关东军，半年多前的绥远抗战让关东军一度吃瘪，终于等来这次“机会”，当然要亲自上阵，把“支那驻屯军”乃至整个日本军部绑上战车。大井村五里店等处被日军占领，平卢路也瘫痪，关东军来者不善。

果然，到了11日，日军的大炮就对准宛平城一带轰击，造成不少平民伤亡，吉星文将城内居民向城外比较安全的地带疏散，自己也在炮击中负伤。随后，八宝山、长辛店、廊坊、杨村等处也燃起战火。日军的飞机开始在北平上空频频出现，四处侦察。日军这么一打，平津当局在交涉中姿态放得更低了，与之达成协议，即：一、第29军代表声明向日军表示道歉，并惩办此次事变责任者；二、取缔共产党、蓝衣社及其他抗日团体的抗日活动；三、永定河以东不驻中国军队。宋哲元是打算向日军让步妥协了。

蒋介石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他相信日本关东军必会增援日军华北驻屯军，要第29军加紧备战。次日中午，蒋又电话告知秦德纯：“据确息，关东有五列车今日上午十一时到达天津与塘沽之间，请注意。”同时致电宋哲元，要他对卢沟桥的日军就地抵抗。从解密的第一手电文和手令来看，难免会觉得北平当局软弱，而身在南京的最高统帅蒋介石深谋远虑，知道全面抗战关头已来到，一再督促29军抵抗，不要再做和平幻想，着实高瞻远瞩。如此下定论恐怕还太早，翻开蒋介石的私人日记，委员长会亲自告诉你，他的强硬态度并非为了要和日本人大干一场，而是打着另一个算盘。


以战止战


前文说过，七七事变真正爆发冲突的时间是7月8日凌晨，蒋介石接到消息的时间自然也是8日，但他与宋哲元一样，都没有意识到全面战争会打响。蒋在当天晚上的日记中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日本人在卢沟桥挑衅，是想达到逼我屈服的目的？第二，或许他们是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第三，现在是与日本人决战的时候了吗？最后他还是认为“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全面战争不会爆发。


7月9日的日记显示，蒋介石将卢沟桥事变看作一次与日方博弈的机会，之所以要用强硬姿态唬住日军，是想“乘此次冲突之机，对倭可否进一步要求其撤退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东伪组织”。蒋介石“积极运兵北上备战”“准备动员，不避战争”等计划的动机有两种可能：其一，他意识到卢案可能引发全面战争，真的在积极备战。其二，备战的目的是为了像绥远那样，好好地打一场局部战争，打赢了即以外交手段迫使日本从丰台撤兵，再干掉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结合现有史料来看，第二种可能性高于第一种。10日，蒋介石得知日军反攻卢沟桥后，在日记中云：

“惟我已积极运兵北上备战，或可戢其野心，我军已开始北进，彼或于明日停战乎。”

11日至13日，蒋介石发给北平的电令几乎都是寸土不让，不要做和平幻想，不要避战等等，态度颇为坚决。但在他自己留下的日记中，这一系列动作又显然不是真正在准备全面抗战，而是想以战止战，火中取栗。

蒋介石将七七事变视为中国在华北问题上重新立于主动地位的机会，对宋哲元保守避战，生怕扩大事态的态度尤其不满。他始终相信日本挑衅的目的在于华北，而不会波及整个中国，日方增兵是为了迫使中方屈服，所以他偏要出兵华北，甚至不惜在华北打场小仗，只要中央军大军一到，日方或许就会停战。这种莫名的自信持续到12日才出现变化。这天，蒋介石接到情报，得知日本内阁宣言决定支持增兵中国，关东军也已抵达天津，他终于意识到卢案引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做出七七事变“势必扩大，不能避战矣”的推测，但仍坚持“非至万不得已，不宜宣战”。

箭在弦上


7月12日夜到7月13日晨，日本“支那驻屯军”高层与国民政府的领导者蒋介石都彻夜未眠。13日凌晨，日方参谋会议连夜草拟的《七月十三日的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出炉，其中有增援部队到达后，“必要时一举歼灭第29军”的计划。蒋介石经过一夜的考虑，也在13日决定：抽调高射炮部队增援，弹药武器立即启程送往华北。外交方面，他已经于两日前与英国大使说明运兵北上的原因是“日本关东军进入天津、丰台作大规模之战争，故不得不运兵预防”，打消列强势力的疑虑。接下来就是要发表对日宣言，公开中央军进驻保定的消息。

事态发展至此，日本与南京的态度都转向强硬，唯有处于风口浪尖的北平当局成了主和派。13日，中日双方在永定门外发生冲突，“支那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乘机向冀察政务委员会提出七项要求：一、彻底镇压共产党的策动；二、罢免排日要人；三、撤去驻在冀察的排日中央系统各机关；四、撤去冀察排日团体；五、取缔排日言论及宣传机关和学生、民众的排日运动；六、取缔学校、军队的排日教育；七、北平的警备将来由公安部队负责，城内不得驻屯军队。可以说完全是个城下之盟。

针对事变恶化，第29军高层召集会议，会上主战派与主和派发生争执，最后张自忠等主和派占了上风。平津当局最高负责人宋哲元也是倾向主和的，他在会后的公开谈话中说了一通大道理：

“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做无益社会之牺牲。合法合理，社会即可平安；能平即和，不平即不能和。希望负责任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也。”

对北平当局一系列妥协政策，南京方面大为惊骇，当天军政部长何应钦就给宋哲元发出紧急电报，告知“津市遍布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催促其到保定去作战。同日，宋哲元还收到了蒋介石发来的电文：

“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许其任何条件，而对方的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伪政权）。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国家与个人之人格……”

南京方面的态度不仅是催促第29军作战，从13日起，驻扎在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的部队陆续收到蒋介石下达的正式动员令，命令这些地区的部队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平汉铁路沿线集结。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也收到防卫津浦路北线的命令。此外，平汉、陇海、津浦三个铁路局奉命集结军用列车，所有轮船公司也将船舶回航到指定地点待命。局势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最后关头


庐山是民国时期的政治名山，南京酷暑，适合避暑的庐山成了南京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的“夏都”。从1937年6月23日起，中国社会各界的名流巨卿们，相继收到一份特殊的请柬，邀请他们到庐山开会。按照原计划，7月15日起的一个月内，分三期邀请200余人到庐山参加谈话，目的是为了征询各界对内政外交的意见。但因七七事变爆发，1937年的炎夏，齐聚庐山的军政要人、社会名流已没有游览避暑胜地的闲情，空气布满紧张的气氛，大战即将来临！

7月15日，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这一天，蒋介石接到北平宋哲元的来电，得知宋有想放弃天津的意思，蒋严令制止。

7月17日，庐山谈话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现场气氛严肃，主席台两旁“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对联格外醒目，所有人的关注点都聚焦在委员长蒋介石身上。一身戎装的他以激扬的言辞发表了头一天起草好的抗战宣言。对于卢沟桥事变，蒋介石表明立场，任何解决都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因为“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宣言中，他总结了自九一八事变到塘沽协定后的教训，中国已无路可退，言明我们希望和平但不要苟安，我们决不求战但随时准备迎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


7月20日，庐山抗战谈话一经公开发表，全国哗然，充满抗日热情的军民士气为之一振，纷纷表示拥护委员长领导抗战。但另一些对抗战前途持悲观态度的人士认为此宣言将使中国大祸临头，“低调俱乐部”的一干文人、政客甚至将蒋介石等力主抗战救亡的论调讥讽为“歇斯底里的风气”。

从7月7日夜的日本士兵失踪案到7月17日庐山抗战宣言，是中日两国走向全面战争的关键十日。

抛开自七七以来半个多月的打打停停，北平真正的激战只有4天。从7月25日晚起，大量前来增援的日军对廊坊第38师发起攻击，次日进攻广安门，北平形势急剧恶化。7月27日，蒋介石已经预料到北平凶多吉少，并开始郑重考虑“万一北平被陷，则战（宣战）与和（停战）以及不战不和（应战），与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国策”。这一天夜晚，第29军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也奉命抵达南苑，与副军长佟凌阁部署与制定作战计划。次日早上8时，日军对南苑展开了猛烈进攻，在空中与地面炮火支援的掩护下，日军第20师团高木义人旅团迅速攻至南苑机场。赵登禹闻讯，急忙赶往机场督战。第29军以大刀闻名，但此次面对强敌，仅凭血肉毕竟不能筑成真正御敌的长城，日军猛烈炮火攻势下，第29军伤亡惨重，被迫退入南苑主阵地，赵登禹也接到撤入北平城内的命令。


由于汉奸出卖情报，赵登禹撤退的路线被日军获知，“支那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事先进行埋伏。28日中午12时40分左右，当赵登禹将军的车队途经大红门时，突然遭到日军伏兵的袭击，赵登禹身中数弹，不幸牺牲。同日，第29军副军长佟凌阁将军率200余人撤退至大红门附近，忽然枪声四起，埋伏于此的日军展开攻击，混战中，佟凌阁腿部被日军的机枪射中，血流如注。卫士劝他先撤下火线，利用庄稼地撤出日军包围圈，但佟凌阁心系随行学生的安危，拒绝了这一建议。一场血战下来，佟凌阁身边仅剩数十人，祸不单行，部队刚突围至时村就被日本关东军飞行团的轰炸机发现，遭到猛烈轰炸，正在指挥作战的佟凌阁不幸头部中弹，当场牺牲，甚至没能留下一句遗言。而在其殉国后，报纸误将“佟凌阁”写成了“佟麟阁”，此名一直误传至今。

南苑失守，赵、佟两位将军殉国，宋哲元撤离北平……一连几天南京接到的都是坏消息，蒋介石闻之焦心如焚。29日，北平沦陷，第29军被迫撤离北平。同一天，天津也被日军占领。消息传来，蒋介石哀叹“可悲孰甚！”平津相继沦陷，举国震动，也使蒋介石意识到抗战之必要，彻底放弃和平幻想，明言：

“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战火从华北烧到华东，再由华东蔓延华南，中国并未如山杉元所断言的那样，一个月就被征服。北起卢沟桥，南至惠通桥，一寸河山一寸血，抗战从未停止，直至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最后，说说七七事变中几名日方关键人物的结局，罪魁牟田口廉也，二战后以战犯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3月被释放回国，死于1966年；侵略卢沟桥的急先锋一木清直，从侵华战场打到太平洋战场，1942年在瓜岛的泰纳鲁河口之战中，一木清直支队遭美军围困，一木本人于绝望中切腹自杀，该支队全军覆没；“消失的士兵”士兵志村菊次郎，七七事变后还是冲锋陷阵的士兵，一直活到1944年，随部在缅甸作战时被中国远征军击毙，这个影响历史的小人物终究还是成为昭和战争的祭品。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17年7月上，原标题为《卢沟晓月，雾掩庐山  走向全面战争的关键十日》，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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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周渝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曲晨溪（实习）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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