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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500 字
阅 读 需 要 15 分钟


1923年7月16日，细雨濛濛的北京城里，老百姓们在紫禁城周围看到了极不寻常的景象：千名太监（清代将侍奉皇帝及皇族的宦官均冠以太监之称）在卫兵的护送下，从宫中走出，这些太监有的在无奈叹息、有的在低声啜泣，也有的在高声咒骂，情况极为悲惨。

原来，就在当天早些时候，溥仪在未作任何预先通知的情况下，便宣布除洒扫侍候等必要人员外，其余太监将一概遣散出宫。

 

由于事发突然，加之溥仪并未提前考虑好安置措施，这些中国的最后一批太监突然被“辞退”后，将会面临怎样的局面？又是如何度过余生的呢？


 

太监们的养老之路


「置宅享受」 


对于极少数的上层太监来说，他们在宫内的生活颇为优渥，身边总会跟着四五个小太监，分别拿着衣包、烟袋和水壶等物件，随时伺候他们；有的还会牵着两三条哈巴狗，供其玩赏。由于在宫内积累了大量财富，他们在出宫后能够买房置地，身边依旧有不少奴仆侍奉，可以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以曾任总管太监的小德张为例，在1913年出宫后，他就到天津租界当起了寓公。溥仪在回忆录中曾专门提到他，说他：


“在英租界有一座豪华的大楼，有几个姨太太和一大群奴役伺候他，威风不下于一个军阀。”



1928年，小德张的母亲过世，出殡之日，小德张按照北京各王府的规格办事，其排场之大，在当时的天津无人能比。此后，虽然家境开始衰落，但他仍能维持悠闲的养老生活。1957年，小德张在天津睦南道辞世，享年81岁。



 「寻找亲人」


除了上层太监外，也有一些普通太监有机会回到亲人身边养老，甚至还能独自成家。


不过，社会舆论对太监充满歧视，因此他们的生活也困难重重，饱受邻里嘲讽之余，还会遭遇家庭矛盾。


1924年7月，曾在清宫当差50年的太监李简亭，攒下积蓄后与其弟一家人居住在雍和宫附近。后来因与弟弟意见不合，李简亭便计划收个义子，重组家庭。可惜最终遭遇诈骗，几乎被抢走了全部身家。另一位李姓太监，早在进宫之前就已娶妻成家。但因辛亥革命影响，他在宫中仅待数月便出宫，最后怀揣20多块大洋，回家干起了种地营生。可惜，由于乡人嘲笑和夫妻隔阂的影响，他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世，成为十里八村的闲谈笑话。



更有甚者，有些太监为了抚慰在宫中受到的屈辱，出宫后时常以虐待为能事，令妻妾不堪受辱，以至酿成惨剧。民国报刊中，便有不少太监妻女对丈夫提起诉讼的新闻。


此外，太监张修德等人曾回忆说：


“当太监的都是贫寒人出身，你在宫里待上几十年，你的家也许早就没处找了。而且有的太监从小就被人拐出来，连自己也不知道家乡住处在哪儿。”


因此，回家养老对不少太监而言，其实是遥不可及的梦。

 「组团养老」


出家为僧道，或加入“养老义会”，成为大多数太监的养老选择。


早在明代，太监势力强大，他们便兴建、捐助大量佛寺，并多在此养老安葬。至清中期，尽管清廷对太监的管控愈发严格，但借助寺庙养老的做法仍比较普遍。到清末，道教传播兴盛，大批太监开始皈依全真教龙门派，并从中分出“霍山派”这一专门的太监道教宗派，于是道观便成为太监更普遍的养老之所。



太监们对这些庙宇的控制权，主要通过经济手段获得。有的寺庙因资金短缺，被太监直接出资赎买；有的则通过出钱修缮或“入股合营”而逐渐掌握经营权。庙宇的资金来源则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组织养老义会集资，太监们出宫前缴纳会费，出宫后可入住庙中养老，这类庙被称为“兄弟庙”；二是由少数大太监个人出资购置庙产，其他太监可以免费入住，但需承担一定杂役劳务，这类庙俗称“子孙庙”。


不过，寺庙中的养老生活远不如想象中安逸——这些太监大多没什么积蓄，生活普遍困顿。例如在著名的万寿兴隆寺，许多太监只能吃宫里送来的残羹剩饭，冬天屋里无暖气，夏日蚊蝇横行，环境极为恶劣。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的生活才得到改善。


 「自谋生路」


也有少数没有参与“组团养老”的太监，他们往往会沦为乞丐或当街边小贩，时常面临饿死、冻死的危险。20世纪30年代，汉学家蒲乐道曾与一位宋姓太监有过交集，这位宋太监在宫中一直是负责端茶烧水的小角色，因为没有亲人，无处可去，主要依靠一位旧日主子的施舍，住在一所破旧房子里。



蒲乐道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对他的印象：


“他身形矮小、声音尖细、动作柔弱，看起来更像一位苍老的妇人。我们初次见面时，他正在烧水煮茶，动作小心翼翼，似乎每一滴水都是珍宝。


他习惯于卑微地说话，不敢直视我的眼睛，总是带着微微的笑容，仿佛怕得罪谁。我问他是否想过结婚，他只是摇头苦笑，说自己‘不是完整的男人’。他讲述了自己入宫的过程，年幼时家境贫寒，父母为了几个银元把他‘净身’后送进宫去。他说，手术过程是由几个老太监负责的，用的是刀子和热酒，没有麻醉。他当时只有9岁……


我问他是否后悔当初入宫，他苦笑着说：‘后悔也迟了。’又说，如果能重来一次，他宁可饿死也不愿过这种没有子嗣、没有尊严的生活。但他对宫中的生活也有些许怀念。他说那时宫中规矩井然，虽然阶级森严，但人人都有归属。他最怀念的，是每日清晨太和殿外鼓声响起、众人叩首朝天的那份庄严。


在他清贫的住所中，还有一面小鼓和一件宫中旧袍，是他唯一保留的‘辉煌’记忆。每当夜深人静，他会轻敲小鼓，自言自语地模仿早年的仪式，那是他打发寂寞的方式。晚年时，他靠帮人写字、打扫小庙为生，日子过得十分清苦。但每当讲到宫里的往事，他的眼睛仍会闪着微光，像是点燃了记忆中最后一丝光亮。”


当然，还有极少数太监会想方设法再回到宫内，继续供职。下文提到的中国最后一位太监孙耀庭便是其中的代表。

 

最后一位太监的人生


1902年12月，孙耀庭出生在直隶静海的一户贫农家庭。孙家有7分地，几间草房，尚可勉强度日。后来，村中恶霸霸占了孙家土地，并将孙耀庭的父亲和哥哥关进大狱。此案最终不了了之，一家子也在异乡团聚。


但为了生存，加上同乡小德张回乡耀祖的“刺激”，孙耀庭最终在父亲的帮助下，私自完成了“净身”。由于手术条件粗糙，整整三天三夜，孙耀庭都人事不知，发着高烧，嘴里还说着胡话。就在他身体刚要恢复的时候，一个噩耗传来——宣统退位。


《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曾提到：


“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但这一规定并未被严格执行。因此孙家人也没有放弃将他送入宫廷的想法。


15岁那年，经家中远亲帮助，孙耀庭来到京城，先在辅国公载涛府中做事。在载涛府上，孙耀庭已经娴熟地掌握了宫中的规矩。可是在这里做得再好，也无法成为第二个小德张，孙耀庭便下定决心离开载涛府去紫禁城。


后来没多久，孙耀庭便在别人的介绍下进入宫内当差。可惜，宫内生活完全不像孙耀庭想象的那样。当时的紫禁城已经不比从前，因为国库空虚，太监的俸禄少得可怜。好在孙耀庭聪明伶俐，他逐渐成为端康皇太妃戏班子中的一员，有时还能为太妃读一段报纸。


就在他认为日子终于有些盼头的时候，1923年紫禁城的大火打乱了他的计划。由于溥仪认定大火与清查太监偷窃宫中古玩有关，是太监们为了销赃灭迹而为，遂将包括孙耀庭在内的大部分太监驱逐出宫。



由于大批太监被赶走后人手不够，端康皇太妃想起了曾经在戏班里的孙耀庭，想让他重新回宫侍奉。因此，孙耀庭并未在家中待多长时间，就重新回宫。但紫禁城内到处缺人，阴差阳错间，孙耀庭被分到了皇后婉容的储秀宫当差。婉容对待下人温和友好，因此孙耀庭虽未能飞黄腾达，却也度过了一段难得的舒服日子。


1924年10月，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孙耀庭作为婉容的贴身太监，也一同来到什刹海的醇亲王府。不久后，溥仪投靠日本人，旧有的太监、宫女都被醇亲王遣散，孙耀庭只得再度回到家中。


回到静海老家的孙耀庭，没有土地，也不会干农活。虽然如愿进宫当了太监，但他积攒的钱财，已经为三弟的婚事消耗殆尽。为了减轻家人负担，孙耀庭最终又回到北京，在出宫太监的养老居所万寿兴隆寺居住。


1932年，溥仪抵达长春，成为伪满洲国的伪皇帝后，曾招募太监侍候。左思右想下，孙耀庭最终决定前往，并被安排进勤务班。此时的溥仪只是名义上的皇帝，处处要看日本人眼色，加上已与婉容等人关系恶化，脾气变得喜怒无常，太监们动辄会遭到一顿毒打。在这段如履薄冰的生活中，孙耀庭得了肺病，最终第三次出宫，领到500块钱，彻底结束了自己的太监职业生涯。


再次回到老家，乡民们以一种陌生鄙视的眼光看着孙耀庭，在他背后指指点点：“你们快瞧，那就是太监！”这让孙耀庭十分难受。加之静海地区的日本侵略者得知他曾侍奉过溥仪，三天两头来找他。孙耀庭生怕自己成了汉奸，便毅然决然地重回北京万寿兴隆寺，与师傅陈泽川一起居住。此后，他也辗转在离职太监扎堆的蓝靛厂立马关帝庙等处生活，最终还成了该庙实际意义上的住持。


1948年，北京解放前夕，孙耀庭担任了蓝靛厂“军民联合办事处”的粮秣委员，为解放军筹集到大批粮食和蔬菜，又召集了几十名青年为解放军带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孙耀庭有了体面的职业，他负责全市的寺庙管理，每月工资35元，后来又增加到了45元。抗美援朝时期，他亦曾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带头捐款。



在动荡时代，孙耀庭从未拥有过自由与选择的权利。直到垂暮之年，他才真正体会到作为一个人的尊严。20世纪80年代，全国仅剩三位太监——马德清、刘兴桥和孙耀庭。不久后，前两位也相继辞世，孙耀庭因此成为中国最后一位太监，为史学界提供了详实的末代清廷史料。


93岁时，他满怀感慨，挥笔写下“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十个大字，借此抒发内心的情怀。1996年12月17日，94岁的孙耀庭在北京广化寺溘然长逝。他的离去，也宣告了末代太监这一带有悲剧色彩群体的彻底落幕。

 

参考文献：

1、孙耀庭口述：《最后一个太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984年版。

2、天津市和平区委宣传部、天津市和平区文化局编：《天津市和平区历史印迹》，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2000年版。

4、贾英华：《末代太监孙耀庭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5、信修德等：《太监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

6、张仲忱：《我的祖父小德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静海县委员会编：《静海运河文化》，百花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8、吉林卫视《家事》栏目组：《远去的紫禁城》，光明日报出版社2018年版。

9、溥仪：《我的前半生》，光明日报出版社2022年版。

10、张雪松：《清代以来的太监庙探析》，《清史研究》2009年第1期。

11、张宝贵：《末代太监“养老院”》，《北京日报》2017年4月3日。

12、John Blofeld, City of Lingering Splendour: A Frank Account of Old Peking’s Exotic Pleasures, Boston: Shambhala, 1989.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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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伯凌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曲晨溪（实习）
校对 |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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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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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势、顺势、借势、逆势

于危机中寻先机

于危局中开新局

历史的每一步转折

都是危机与机遇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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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透中国古代多个关键转折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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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n \n\n \n
\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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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500 字
阅 读 需 要 15 分钟


1923年7月16日，细雨濛濛的北京城里，老百姓们在紫禁城周围看到了极不寻常的景象：千名太监（清代将侍奉皇帝及皇族的宦官均冠以太监之称）在卫兵的护送下，从宫中走出，这些太监有的在无奈叹息、有的在低声啜泣，也有的在高声咒骂，情况极为悲惨。

原来，就在当天早些时候，溥仪在未作任何预先通知的情况下，便宣布除洒扫侍候等必要人员外，其余太监将一概遣散出宫。

 

由于事发突然，加之溥仪并未提前考虑好安置措施，这些中国的最后一批太监突然被“辞退”后，将会面临怎样的局面？又是如何度过余生的呢？


 

太监们的养老之路


「置宅享受」 


对于极少数的上层太监来说，他们在宫内的生活颇为优渥，身边总会跟着四五个小太监，分别拿着衣包、烟袋和水壶等物件，随时伺候他们；有的还会牵着两三条哈巴狗，供其玩赏。由于在宫内积累了大量财富，他们在出宫后能够买房置地，身边依旧有不少奴仆侍奉，可以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以曾任总管太监的小德张为例，在1913年出宫后，他就到天津租界当起了寓公。溥仪在回忆录中曾专门提到他，说他：


“在英租界有一座豪华的大楼，有几个姨太太和一大群奴役伺候他，威风不下于一个军阀。”



1928年，小德张的母亲过世，出殡之日，小德张按照北京各王府的规格办事，其排场之大，在当时的天津无人能比。此后，虽然家境开始衰落，但他仍能维持悠闲的养老生活。1957年，小德张在天津睦南道辞世，享年81岁。



 「寻找亲人」


除了上层太监外，也有一些普通太监有机会回到亲人身边养老，甚至还能独自成家。


不过，社会舆论对太监充满歧视，因此他们的生活也困难重重，饱受邻里嘲讽之余，还会遭遇家庭矛盾。


1924年7月，曾在清宫当差50年的太监李简亭，攒下积蓄后与其弟一家人居住在雍和宫附近。后来因与弟弟意见不合，李简亭便计划收个义子，重组家庭。可惜最终遭遇诈骗，几乎被抢走了全部身家。另一位李姓太监，早在进宫之前就已娶妻成家。但因辛亥革命影响，他在宫中仅待数月便出宫，最后怀揣20多块大洋，回家干起了种地营生。可惜，由于乡人嘲笑和夫妻隔阂的影响，他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世，成为十里八村的闲谈笑话。



更有甚者，有些太监为了抚慰在宫中受到的屈辱，出宫后时常以虐待为能事，令妻妾不堪受辱，以至酿成惨剧。民国报刊中，便有不少太监妻女对丈夫提起诉讼的新闻。


此外，太监张修德等人曾回忆说：


“当太监的都是贫寒人出身，你在宫里待上几十年，你的家也许早就没处找了。而且有的太监从小就被人拐出来，连自己也不知道家乡住处在哪儿。”


因此，回家养老对不少太监而言，其实是遥不可及的梦。

 「组团养老」


出家为僧道，或加入“养老义会”，成为大多数太监的养老选择。


早在明代，太监势力强大，他们便兴建、捐助大量佛寺，并多在此养老安葬。至清中期，尽管清廷对太监的管控愈发严格，但借助寺庙养老的做法仍比较普遍。到清末，道教传播兴盛，大批太监开始皈依全真教龙门派，并从中分出“霍山派”这一专门的太监道教宗派，于是道观便成为太监更普遍的养老之所。



太监们对这些庙宇的控制权，主要通过经济手段获得。有的寺庙因资金短缺，被太监直接出资赎买；有的则通过出钱修缮或“入股合营”而逐渐掌握经营权。庙宇的资金来源则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组织养老义会集资，太监们出宫前缴纳会费，出宫后可入住庙中养老，这类庙被称为“兄弟庙”；二是由少数大太监个人出资购置庙产，其他太监可以免费入住，但需承担一定杂役劳务，这类庙俗称“子孙庙”。


不过，寺庙中的养老生活远不如想象中安逸——这些太监大多没什么积蓄，生活普遍困顿。例如在著名的万寿兴隆寺，许多太监只能吃宫里送来的残羹剩饭，冬天屋里无暖气，夏日蚊蝇横行，环境极为恶劣。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的生活才得到改善。


 「自谋生路」


也有少数没有参与“组团养老”的太监，他们往往会沦为乞丐或当街边小贩，时常面临饿死、冻死的危险。20世纪30年代，汉学家蒲乐道曾与一位宋姓太监有过交集，这位宋太监在宫中一直是负责端茶烧水的小角色，因为没有亲人，无处可去，主要依靠一位旧日主子的施舍，住在一所破旧房子里。



蒲乐道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对他的印象：


“他身形矮小、声音尖细、动作柔弱，看起来更像一位苍老的妇人。我们初次见面时，他正在烧水煮茶，动作小心翼翼，似乎每一滴水都是珍宝。


他习惯于卑微地说话，不敢直视我的眼睛，总是带着微微的笑容，仿佛怕得罪谁。我问他是否想过结婚，他只是摇头苦笑，说自己‘不是完整的男人’。他讲述了自己入宫的过程，年幼时家境贫寒，父母为了几个银元把他‘净身’后送进宫去。他说，手术过程是由几个老太监负责的，用的是刀子和热酒，没有麻醉。他当时只有9岁……


我问他是否后悔当初入宫，他苦笑着说：‘后悔也迟了。’又说，如果能重来一次，他宁可饿死也不愿过这种没有子嗣、没有尊严的生活。但他对宫中的生活也有些许怀念。他说那时宫中规矩井然，虽然阶级森严，但人人都有归属。他最怀念的，是每日清晨太和殿外鼓声响起、众人叩首朝天的那份庄严。


在他清贫的住所中，还有一面小鼓和一件宫中旧袍，是他唯一保留的‘辉煌’记忆。每当夜深人静，他会轻敲小鼓，自言自语地模仿早年的仪式，那是他打发寂寞的方式。晚年时，他靠帮人写字、打扫小庙为生，日子过得十分清苦。但每当讲到宫里的往事，他的眼睛仍会闪着微光，像是点燃了记忆中最后一丝光亮。”


当然，还有极少数太监会想方设法再回到宫内，继续供职。下文提到的中国最后一位太监孙耀庭便是其中的代表。

 

最后一位太监的人生


1902年12月，孙耀庭出生在直隶静海的一户贫农家庭。孙家有7分地，几间草房，尚可勉强度日。后来，村中恶霸霸占了孙家土地，并将孙耀庭的父亲和哥哥关进大狱。此案最终不了了之，一家子也在异乡团聚。


但为了生存，加上同乡小德张回乡耀祖的“刺激”，孙耀庭最终在父亲的帮助下，私自完成了“净身”。由于手术条件粗糙，整整三天三夜，孙耀庭都人事不知，发着高烧，嘴里还说着胡话。就在他身体刚要恢复的时候，一个噩耗传来——宣统退位。


《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曾提到：


“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但这一规定并未被严格执行。因此孙家人也没有放弃将他送入宫廷的想法。


15岁那年，经家中远亲帮助，孙耀庭来到京城，先在辅国公载涛府中做事。在载涛府上，孙耀庭已经娴熟地掌握了宫中的规矩。可是在这里做得再好，也无法成为第二个小德张，孙耀庭便下定决心离开载涛府去紫禁城。


后来没多久，孙耀庭便在别人的介绍下进入宫内当差。可惜，宫内生活完全不像孙耀庭想象的那样。当时的紫禁城已经不比从前，因为国库空虚，太监的俸禄少得可怜。好在孙耀庭聪明伶俐，他逐渐成为端康皇太妃戏班子中的一员，有时还能为太妃读一段报纸。


就在他认为日子终于有些盼头的时候，1923年紫禁城的大火打乱了他的计划。由于溥仪认定大火与清查太监偷窃宫中古玩有关，是太监们为了销赃灭迹而为，遂将包括孙耀庭在内的大部分太监驱逐出宫。



由于大批太监被赶走后人手不够，端康皇太妃想起了曾经在戏班里的孙耀庭，想让他重新回宫侍奉。因此，孙耀庭并未在家中待多长时间，就重新回宫。但紫禁城内到处缺人，阴差阳错间，孙耀庭被分到了皇后婉容的储秀宫当差。婉容对待下人温和友好，因此孙耀庭虽未能飞黄腾达，却也度过了一段难得的舒服日子。


1924年10月，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孙耀庭作为婉容的贴身太监，也一同来到什刹海的醇亲王府。不久后，溥仪投靠日本人，旧有的太监、宫女都被醇亲王遣散，孙耀庭只得再度回到家中。


回到静海老家的孙耀庭，没有土地，也不会干农活。虽然如愿进宫当了太监，但他积攒的钱财，已经为三弟的婚事消耗殆尽。为了减轻家人负担，孙耀庭最终又回到北京，在出宫太监的养老居所万寿兴隆寺居住。


1932年，溥仪抵达长春，成为伪满洲国的伪皇帝后，曾招募太监侍候。左思右想下，孙耀庭最终决定前往，并被安排进勤务班。此时的溥仪只是名义上的皇帝，处处要看日本人眼色，加上已与婉容等人关系恶化，脾气变得喜怒无常，太监们动辄会遭到一顿毒打。在这段如履薄冰的生活中，孙耀庭得了肺病，最终第三次出宫，领到500块钱，彻底结束了自己的太监职业生涯。


再次回到老家，乡民们以一种陌生鄙视的眼光看着孙耀庭，在他背后指指点点：“你们快瞧，那就是太监！”这让孙耀庭十分难受。加之静海地区的日本侵略者得知他曾侍奉过溥仪，三天两头来找他。孙耀庭生怕自己成了汉奸，便毅然决然地重回北京万寿兴隆寺，与师傅陈泽川一起居住。此后，他也辗转在离职太监扎堆的蓝靛厂立马关帝庙等处生活，最终还成了该庙实际意义上的住持。


1948年，北京解放前夕，孙耀庭担任了蓝靛厂“军民联合办事处”的粮秣委员，为解放军筹集到大批粮食和蔬菜，又召集了几十名青年为解放军带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孙耀庭有了体面的职业，他负责全市的寺庙管理，每月工资35元，后来又增加到了45元。抗美援朝时期，他亦曾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带头捐款。



在动荡时代，孙耀庭从未拥有过自由与选择的权利。直到垂暮之年，他才真正体会到作为一个人的尊严。20世纪80年代，全国仅剩三位太监——马德清、刘兴桥和孙耀庭。不久后，前两位也相继辞世，孙耀庭因此成为中国最后一位太监，为史学界提供了详实的末代清廷史料。


93岁时，他满怀感慨，挥笔写下“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十个大字，借此抒发内心的情怀。1996年12月17日，94岁的孙耀庭在北京广化寺溘然长逝。他的离去，也宣告了末代太监这一带有悲剧色彩群体的彻底落幕。

 

参考文献：

1、孙耀庭口述：《最后一个太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984年版。

2、天津市和平区委宣传部、天津市和平区文化局编：《天津市和平区历史印迹》，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2000年版。

4、贾英华：《末代太监孙耀庭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5、信修德等：《太监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

6、张仲忱：《我的祖父小德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静海县委员会编：《静海运河文化》，百花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8、吉林卫视《家事》栏目组：《远去的紫禁城》，光明日报出版社2018年版。

9、溥仪：《我的前半生》，光明日报出版社2022年版。

10、张雪松：《清代以来的太监庙探析》，《清史研究》2009年第1期。

11、张宝贵：《末代太监“养老院”》，《北京日报》2017年4月3日。

12、John Blofeld, City of Lingering Splendour: A Frank Account of Old Peking’s Exotic Pleasures, Boston: Shambhala, 1989.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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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伯凌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曲晨溪（实习）
校对 |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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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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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势、顺势、借势、逆势

于危机中寻先机

于危局中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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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危机与机遇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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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透中国古代多个关键转折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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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需 要 15 分钟


1923年7月16日，细雨濛濛的北京城里，老百姓们在紫禁城周围看到了极不寻常的景象：千名太监（清代将侍奉皇帝及皇族的宦官均冠以太监之称）在卫兵的护送下，从宫中走出，这些太监有的在无奈叹息、有的在低声啜泣，也有的在高声咒骂，情况极为悲惨。

原来，就在当天早些时候，溥仪在未作任何预先通知的情况下，便宣布除洒扫侍候等必要人员外，其余太监将一概遣散出宫。

 

由于事发突然，加之溥仪并未提前考虑好安置措施，这些中国的最后一批太监突然被“辞退”后，将会面临怎样的局面？又是如何度过余生的呢？


 

太监们的养老之路


「置宅享受」 


对于极少数的上层太监来说，他们在宫内的生活颇为优渥，身边总会跟着四五个小太监，分别拿着衣包、烟袋和水壶等物件，随时伺候他们；有的还会牵着两三条哈巴狗，供其玩赏。由于在宫内积累了大量财富，他们在出宫后能够买房置地，身边依旧有不少奴仆侍奉，可以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以曾任总管太监的小德张为例，在1913年出宫后，他就到天津租界当起了寓公。溥仪在回忆录中曾专门提到他，说他：


“在英租界有一座豪华的大楼，有几个姨太太和一大群奴役伺候他，威风不下于一个军阀。”



1928年，小德张的母亲过世，出殡之日，小德张按照北京各王府的规格办事，其排场之大，在当时的天津无人能比。此后，虽然家境开始衰落，但他仍能维持悠闲的养老生活。1957年，小德张在天津睦南道辞世，享年81岁。



 「寻找亲人」


除了上层太监外，也有一些普通太监有机会回到亲人身边养老，甚至还能独自成家。


不过，社会舆论对太监充满歧视，因此他们的生活也困难重重，饱受邻里嘲讽之余，还会遭遇家庭矛盾。


1924年7月，曾在清宫当差50年的太监李简亭，攒下积蓄后与其弟一家人居住在雍和宫附近。后来因与弟弟意见不合，李简亭便计划收个义子，重组家庭。可惜最终遭遇诈骗，几乎被抢走了全部身家。另一位李姓太监，早在进宫之前就已娶妻成家。但因辛亥革命影响，他在宫中仅待数月便出宫，最后怀揣20多块大洋，回家干起了种地营生。可惜，由于乡人嘲笑和夫妻隔阂的影响，他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世，成为十里八村的闲谈笑话。



更有甚者，有些太监为了抚慰在宫中受到的屈辱，出宫后时常以虐待为能事，令妻妾不堪受辱，以至酿成惨剧。民国报刊中，便有不少太监妻女对丈夫提起诉讼的新闻。


此外，太监张修德等人曾回忆说：


“当太监的都是贫寒人出身，你在宫里待上几十年，你的家也许早就没处找了。而且有的太监从小就被人拐出来，连自己也不知道家乡住处在哪儿。”


因此，回家养老对不少太监而言，其实是遥不可及的梦。

 「组团养老」


出家为僧道，或加入“养老义会”，成为大多数太监的养老选择。


早在明代，太监势力强大，他们便兴建、捐助大量佛寺，并多在此养老安葬。至清中期，尽管清廷对太监的管控愈发严格，但借助寺庙养老的做法仍比较普遍。到清末，道教传播兴盛，大批太监开始皈依全真教龙门派，并从中分出“霍山派”这一专门的太监道教宗派，于是道观便成为太监更普遍的养老之所。



太监们对这些庙宇的控制权，主要通过经济手段获得。有的寺庙因资金短缺，被太监直接出资赎买；有的则通过出钱修缮或“入股合营”而逐渐掌握经营权。庙宇的资金来源则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组织养老义会集资，太监们出宫前缴纳会费，出宫后可入住庙中养老，这类庙被称为“兄弟庙”；二是由少数大太监个人出资购置庙产，其他太监可以免费入住，但需承担一定杂役劳务，这类庙俗称“子孙庙”。


不过，寺庙中的养老生活远不如想象中安逸——这些太监大多没什么积蓄，生活普遍困顿。例如在著名的万寿兴隆寺，许多太监只能吃宫里送来的残羹剩饭，冬天屋里无暖气，夏日蚊蝇横行，环境极为恶劣。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的生活才得到改善。


 「自谋生路」


也有少数没有参与“组团养老”的太监，他们往往会沦为乞丐或当街边小贩，时常面临饿死、冻死的危险。20世纪30年代，汉学家蒲乐道曾与一位宋姓太监有过交集，这位宋太监在宫中一直是负责端茶烧水的小角色，因为没有亲人，无处可去，主要依靠一位旧日主子的施舍，住在一所破旧房子里。



蒲乐道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对他的印象：


“他身形矮小、声音尖细、动作柔弱，看起来更像一位苍老的妇人。我们初次见面时，他正在烧水煮茶，动作小心翼翼，似乎每一滴水都是珍宝。


他习惯于卑微地说话，不敢直视我的眼睛，总是带着微微的笑容，仿佛怕得罪谁。我问他是否想过结婚，他只是摇头苦笑，说自己‘不是完整的男人’。他讲述了自己入宫的过程，年幼时家境贫寒，父母为了几个银元把他‘净身’后送进宫去。他说，手术过程是由几个老太监负责的，用的是刀子和热酒，没有麻醉。他当时只有9岁……


我问他是否后悔当初入宫，他苦笑着说：‘后悔也迟了。’又说，如果能重来一次，他宁可饿死也不愿过这种没有子嗣、没有尊严的生活。但他对宫中的生活也有些许怀念。他说那时宫中规矩井然，虽然阶级森严，但人人都有归属。他最怀念的，是每日清晨太和殿外鼓声响起、众人叩首朝天的那份庄严。


在他清贫的住所中，还有一面小鼓和一件宫中旧袍，是他唯一保留的‘辉煌’记忆。每当夜深人静，他会轻敲小鼓，自言自语地模仿早年的仪式，那是他打发寂寞的方式。晚年时，他靠帮人写字、打扫小庙为生，日子过得十分清苦。但每当讲到宫里的往事，他的眼睛仍会闪着微光，像是点燃了记忆中最后一丝光亮。”


当然，还有极少数太监会想方设法再回到宫内，继续供职。下文提到的中国最后一位太监孙耀庭便是其中的代表。

 

最后一位太监的人生


1902年12月，孙耀庭出生在直隶静海的一户贫农家庭。孙家有7分地，几间草房，尚可勉强度日。后来，村中恶霸霸占了孙家土地，并将孙耀庭的父亲和哥哥关进大狱。此案最终不了了之，一家子也在异乡团聚。


但为了生存，加上同乡小德张回乡耀祖的“刺激”，孙耀庭最终在父亲的帮助下，私自完成了“净身”。由于手术条件粗糙，整整三天三夜，孙耀庭都人事不知，发着高烧，嘴里还说着胡话。就在他身体刚要恢复的时候，一个噩耗传来——宣统退位。


《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曾提到：


“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但这一规定并未被严格执行。因此孙家人也没有放弃将他送入宫廷的想法。


15岁那年，经家中远亲帮助，孙耀庭来到京城，先在辅国公载涛府中做事。在载涛府上，孙耀庭已经娴熟地掌握了宫中的规矩。可是在这里做得再好，也无法成为第二个小德张，孙耀庭便下定决心离开载涛府去紫禁城。


后来没多久，孙耀庭便在别人的介绍下进入宫内当差。可惜，宫内生活完全不像孙耀庭想象的那样。当时的紫禁城已经不比从前，因为国库空虚，太监的俸禄少得可怜。好在孙耀庭聪明伶俐，他逐渐成为端康皇太妃戏班子中的一员，有时还能为太妃读一段报纸。


就在他认为日子终于有些盼头的时候，1923年紫禁城的大火打乱了他的计划。由于溥仪认定大火与清查太监偷窃宫中古玩有关，是太监们为了销赃灭迹而为，遂将包括孙耀庭在内的大部分太监驱逐出宫。



由于大批太监被赶走后人手不够，端康皇太妃想起了曾经在戏班里的孙耀庭，想让他重新回宫侍奉。因此，孙耀庭并未在家中待多长时间，就重新回宫。但紫禁城内到处缺人，阴差阳错间，孙耀庭被分到了皇后婉容的储秀宫当差。婉容对待下人温和友好，因此孙耀庭虽未能飞黄腾达，却也度过了一段难得的舒服日子。


1924年10月，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孙耀庭作为婉容的贴身太监，也一同来到什刹海的醇亲王府。不久后，溥仪投靠日本人，旧有的太监、宫女都被醇亲王遣散，孙耀庭只得再度回到家中。


回到静海老家的孙耀庭，没有土地，也不会干农活。虽然如愿进宫当了太监，但他积攒的钱财，已经为三弟的婚事消耗殆尽。为了减轻家人负担，孙耀庭最终又回到北京，在出宫太监的养老居所万寿兴隆寺居住。


1932年，溥仪抵达长春，成为伪满洲国的伪皇帝后，曾招募太监侍候。左思右想下，孙耀庭最终决定前往，并被安排进勤务班。此时的溥仪只是名义上的皇帝，处处要看日本人眼色，加上已与婉容等人关系恶化，脾气变得喜怒无常，太监们动辄会遭到一顿毒打。在这段如履薄冰的生活中，孙耀庭得了肺病，最终第三次出宫，领到500块钱，彻底结束了自己的太监职业生涯。


再次回到老家，乡民们以一种陌生鄙视的眼光看着孙耀庭，在他背后指指点点：“你们快瞧，那就是太监！”这让孙耀庭十分难受。加之静海地区的日本侵略者得知他曾侍奉过溥仪，三天两头来找他。孙耀庭生怕自己成了汉奸，便毅然决然地重回北京万寿兴隆寺，与师傅陈泽川一起居住。此后，他也辗转在离职太监扎堆的蓝靛厂立马关帝庙等处生活，最终还成了该庙实际意义上的住持。


1948年，北京解放前夕，孙耀庭担任了蓝靛厂“军民联合办事处”的粮秣委员，为解放军筹集到大批粮食和蔬菜，又召集了几十名青年为解放军带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孙耀庭有了体面的职业，他负责全市的寺庙管理，每月工资35元，后来又增加到了45元。抗美援朝时期，他亦曾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带头捐款。



在动荡时代，孙耀庭从未拥有过自由与选择的权利。直到垂暮之年，他才真正体会到作为一个人的尊严。20世纪80年代，全国仅剩三位太监——马德清、刘兴桥和孙耀庭。不久后，前两位也相继辞世，孙耀庭因此成为中国最后一位太监，为史学界提供了详实的末代清廷史料。


93岁时，他满怀感慨，挥笔写下“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十个大字，借此抒发内心的情怀。1996年12月17日，94岁的孙耀庭在北京广化寺溘然长逝。他的离去，也宣告了末代太监这一带有悲剧色彩群体的彻底落幕。

 

参考文献：

1、孙耀庭口述：《最后一个太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984年版。

2、天津市和平区委宣传部、天津市和平区文化局编：《天津市和平区历史印迹》，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2000年版。

4、贾英华：《末代太监孙耀庭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5、信修德等：《太监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

6、张仲忱：《我的祖父小德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静海县委员会编：《静海运河文化》，百花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8、吉林卫视《家事》栏目组：《远去的紫禁城》，光明日报出版社2018年版。

9、溥仪：《我的前半生》，光明日报出版社2022年版。

10、张雪松：《清代以来的太监庙探析》，《清史研究》2009年第1期。

11、张宝贵：《末代太监“养老院”》，《北京日报》2017年4月3日。

12、John Blofeld, City of Lingering Splendour: A Frank Account of Old Peking’s Exotic Pleasures, Boston: Shambhala, 1989.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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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伯凌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曲晨溪（实习）
校对 |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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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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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势、顺势、借势、逆势

于危机中寻先机

于危局中开新局

历史的每一步转折

都是危机与机遇的博弈

《国家人文历史》团队最新力作

讲透中国古代多个关键转折时期

新旧更迭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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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n \n\n \n
\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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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500 字
阅 读 需 要 15 分钟


1923年7月16日，细雨濛濛的北京城里，老百姓们在紫禁城周围看到了极不寻常的景象：千名太监（清代将侍奉皇帝及皇族的宦官均冠以太监之称）在卫兵的护送下，从宫中走出，这些太监有的在无奈叹息、有的在低声啜泣，也有的在高声咒骂，情况极为悲惨。

原来，就在当天早些时候，溥仪在未作任何预先通知的情况下，便宣布除洒扫侍候等必要人员外，其余太监将一概遣散出宫。

 

由于事发突然，加之溥仪并未提前考虑好安置措施，这些中国的最后一批太监突然被“辞退”后，将会面临怎样的局面？又是如何度过余生的呢？


 

太监们的养老之路


「置宅享受」 


对于极少数的上层太监来说，他们在宫内的生活颇为优渥，身边总会跟着四五个小太监，分别拿着衣包、烟袋和水壶等物件，随时伺候他们；有的还会牵着两三条哈巴狗，供其玩赏。由于在宫内积累了大量财富，他们在出宫后能够买房置地，身边依旧有不少奴仆侍奉，可以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以曾任总管太监的小德张为例，在1913年出宫后，他就到天津租界当起了寓公。溥仪在回忆录中曾专门提到他，说他：


“在英租界有一座豪华的大楼，有几个姨太太和一大群奴役伺候他，威风不下于一个军阀。”



1928年，小德张的母亲过世，出殡之日，小德张按照北京各王府的规格办事，其排场之大，在当时的天津无人能比。此后，虽然家境开始衰落，但他仍能维持悠闲的养老生活。1957年，小德张在天津睦南道辞世，享年81岁。



 「寻找亲人」


除了上层太监外，也有一些普通太监有机会回到亲人身边养老，甚至还能独自成家。


不过，社会舆论对太监充满歧视，因此他们的生活也困难重重，饱受邻里嘲讽之余，还会遭遇家庭矛盾。


1924年7月，曾在清宫当差50年的太监李简亭，攒下积蓄后与其弟一家人居住在雍和宫附近。后来因与弟弟意见不合，李简亭便计划收个义子，重组家庭。可惜最终遭遇诈骗，几乎被抢走了全部身家。另一位李姓太监，早在进宫之前就已娶妻成家。但因辛亥革命影响，他在宫中仅待数月便出宫，最后怀揣20多块大洋，回家干起了种地营生。可惜，由于乡人嘲笑和夫妻隔阂的影响，他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世，成为十里八村的闲谈笑话。



更有甚者，有些太监为了抚慰在宫中受到的屈辱，出宫后时常以虐待为能事，令妻妾不堪受辱，以至酿成惨剧。民国报刊中，便有不少太监妻女对丈夫提起诉讼的新闻。


此外，太监张修德等人曾回忆说：


“当太监的都是贫寒人出身，你在宫里待上几十年，你的家也许早就没处找了。而且有的太监从小就被人拐出来，连自己也不知道家乡住处在哪儿。”


因此，回家养老对不少太监而言，其实是遥不可及的梦。

 「组团养老」


出家为僧道，或加入“养老义会”，成为大多数太监的养老选择。


早在明代，太监势力强大，他们便兴建、捐助大量佛寺，并多在此养老安葬。至清中期，尽管清廷对太监的管控愈发严格，但借助寺庙养老的做法仍比较普遍。到清末，道教传播兴盛，大批太监开始皈依全真教龙门派，并从中分出“霍山派”这一专门的太监道教宗派，于是道观便成为太监更普遍的养老之所。



太监们对这些庙宇的控制权，主要通过经济手段获得。有的寺庙因资金短缺，被太监直接出资赎买；有的则通过出钱修缮或“入股合营”而逐渐掌握经营权。庙宇的资金来源则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组织养老义会集资，太监们出宫前缴纳会费，出宫后可入住庙中养老，这类庙被称为“兄弟庙”；二是由少数大太监个人出资购置庙产，其他太监可以免费入住，但需承担一定杂役劳务，这类庙俗称“子孙庙”。


不过，寺庙中的养老生活远不如想象中安逸——这些太监大多没什么积蓄，生活普遍困顿。例如在著名的万寿兴隆寺，许多太监只能吃宫里送来的残羹剩饭，冬天屋里无暖气，夏日蚊蝇横行，环境极为恶劣。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的生活才得到改善。


 「自谋生路」


也有少数没有参与“组团养老”的太监，他们往往会沦为乞丐或当街边小贩，时常面临饿死、冻死的危险。20世纪30年代，汉学家蒲乐道曾与一位宋姓太监有过交集，这位宋太监在宫中一直是负责端茶烧水的小角色，因为没有亲人，无处可去，主要依靠一位旧日主子的施舍，住在一所破旧房子里。



蒲乐道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对他的印象：


“他身形矮小、声音尖细、动作柔弱，看起来更像一位苍老的妇人。我们初次见面时，他正在烧水煮茶，动作小心翼翼，似乎每一滴水都是珍宝。


他习惯于卑微地说话，不敢直视我的眼睛，总是带着微微的笑容，仿佛怕得罪谁。我问他是否想过结婚，他只是摇头苦笑，说自己‘不是完整的男人’。他讲述了自己入宫的过程，年幼时家境贫寒，父母为了几个银元把他‘净身’后送进宫去。他说，手术过程是由几个老太监负责的，用的是刀子和热酒，没有麻醉。他当时只有9岁……


我问他是否后悔当初入宫，他苦笑着说：‘后悔也迟了。’又说，如果能重来一次，他宁可饿死也不愿过这种没有子嗣、没有尊严的生活。但他对宫中的生活也有些许怀念。他说那时宫中规矩井然，虽然阶级森严，但人人都有归属。他最怀念的，是每日清晨太和殿外鼓声响起、众人叩首朝天的那份庄严。


在他清贫的住所中，还有一面小鼓和一件宫中旧袍，是他唯一保留的‘辉煌’记忆。每当夜深人静，他会轻敲小鼓，自言自语地模仿早年的仪式，那是他打发寂寞的方式。晚年时，他靠帮人写字、打扫小庙为生，日子过得十分清苦。但每当讲到宫里的往事，他的眼睛仍会闪着微光，像是点燃了记忆中最后一丝光亮。”


当然，还有极少数太监会想方设法再回到宫内，继续供职。下文提到的中国最后一位太监孙耀庭便是其中的代表。

 

最后一位太监的人生


1902年12月，孙耀庭出生在直隶静海的一户贫农家庭。孙家有7分地，几间草房，尚可勉强度日。后来，村中恶霸霸占了孙家土地，并将孙耀庭的父亲和哥哥关进大狱。此案最终不了了之，一家子也在异乡团聚。


但为了生存，加上同乡小德张回乡耀祖的“刺激”，孙耀庭最终在父亲的帮助下，私自完成了“净身”。由于手术条件粗糙，整整三天三夜，孙耀庭都人事不知，发着高烧，嘴里还说着胡话。就在他身体刚要恢复的时候，一个噩耗传来——宣统退位。


《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曾提到：


“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但这一规定并未被严格执行。因此孙家人也没有放弃将他送入宫廷的想法。


15岁那年，经家中远亲帮助，孙耀庭来到京城，先在辅国公载涛府中做事。在载涛府上，孙耀庭已经娴熟地掌握了宫中的规矩。可是在这里做得再好，也无法成为第二个小德张，孙耀庭便下定决心离开载涛府去紫禁城。


后来没多久，孙耀庭便在别人的介绍下进入宫内当差。可惜，宫内生活完全不像孙耀庭想象的那样。当时的紫禁城已经不比从前，因为国库空虚，太监的俸禄少得可怜。好在孙耀庭聪明伶俐，他逐渐成为端康皇太妃戏班子中的一员，有时还能为太妃读一段报纸。


就在他认为日子终于有些盼头的时候，1923年紫禁城的大火打乱了他的计划。由于溥仪认定大火与清查太监偷窃宫中古玩有关，是太监们为了销赃灭迹而为，遂将包括孙耀庭在内的大部分太监驱逐出宫。



由于大批太监被赶走后人手不够，端康皇太妃想起了曾经在戏班里的孙耀庭，想让他重新回宫侍奉。因此，孙耀庭并未在家中待多长时间，就重新回宫。但紫禁城内到处缺人，阴差阳错间，孙耀庭被分到了皇后婉容的储秀宫当差。婉容对待下人温和友好，因此孙耀庭虽未能飞黄腾达，却也度过了一段难得的舒服日子。


1924年10月，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孙耀庭作为婉容的贴身太监，也一同来到什刹海的醇亲王府。不久后，溥仪投靠日本人，旧有的太监、宫女都被醇亲王遣散，孙耀庭只得再度回到家中。


回到静海老家的孙耀庭，没有土地，也不会干农活。虽然如愿进宫当了太监，但他积攒的钱财，已经为三弟的婚事消耗殆尽。为了减轻家人负担，孙耀庭最终又回到北京，在出宫太监的养老居所万寿兴隆寺居住。


1932年，溥仪抵达长春，成为伪满洲国的伪皇帝后，曾招募太监侍候。左思右想下，孙耀庭最终决定前往，并被安排进勤务班。此时的溥仪只是名义上的皇帝，处处要看日本人眼色，加上已与婉容等人关系恶化，脾气变得喜怒无常，太监们动辄会遭到一顿毒打。在这段如履薄冰的生活中，孙耀庭得了肺病，最终第三次出宫，领到500块钱，彻底结束了自己的太监职业生涯。


再次回到老家，乡民们以一种陌生鄙视的眼光看着孙耀庭，在他背后指指点点：“你们快瞧，那就是太监！”这让孙耀庭十分难受。加之静海地区的日本侵略者得知他曾侍奉过溥仪，三天两头来找他。孙耀庭生怕自己成了汉奸，便毅然决然地重回北京万寿兴隆寺，与师傅陈泽川一起居住。此后，他也辗转在离职太监扎堆的蓝靛厂立马关帝庙等处生活，最终还成了该庙实际意义上的住持。


1948年，北京解放前夕，孙耀庭担任了蓝靛厂“军民联合办事处”的粮秣委员，为解放军筹集到大批粮食和蔬菜，又召集了几十名青年为解放军带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孙耀庭有了体面的职业，他负责全市的寺庙管理，每月工资35元，后来又增加到了45元。抗美援朝时期，他亦曾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带头捐款。



在动荡时代，孙耀庭从未拥有过自由与选择的权利。直到垂暮之年，他才真正体会到作为一个人的尊严。20世纪80年代，全国仅剩三位太监——马德清、刘兴桥和孙耀庭。不久后，前两位也相继辞世，孙耀庭因此成为中国最后一位太监，为史学界提供了详实的末代清廷史料。


93岁时，他满怀感慨，挥笔写下“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十个大字，借此抒发内心的情怀。1996年12月17日，94岁的孙耀庭在北京广化寺溘然长逝。他的离去，也宣告了末代太监这一带有悲剧色彩群体的彻底落幕。

 

参考文献：

1、孙耀庭口述：《最后一个太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984年版。

2、天津市和平区委宣传部、天津市和平区文化局编：《天津市和平区历史印迹》，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2000年版。

4、贾英华：《末代太监孙耀庭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5、信修德等：《太监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

6、张仲忱：《我的祖父小德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静海县委员会编：《静海运河文化》，百花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8、吉林卫视《家事》栏目组：《远去的紫禁城》，光明日报出版社2018年版。

9、溥仪：《我的前半生》，光明日报出版社2022年版。

10、张雪松：《清代以来的太监庙探析》，《清史研究》2009年第1期。

11、张宝贵：《末代太监“养老院”》，《北京日报》2017年4月3日。

12、John Blofeld, City of Lingering Splendour: A Frank Account of Old Peking’s Exotic Pleasures, Boston: Shambhala, 1989.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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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伯凌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曲晨溪（实习）
校对 |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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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势、顺势、借势、逆势

于危机中寻先机

于危局中开新局

历史的每一步转折

都是危机与机遇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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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透中国古代多个关键转折时期

新旧更迭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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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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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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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300 字
阅 读 需 要 11 分钟

 

谁说大龄单身是现代社会专利？隋唐顶配白富美杨女士，一心向佛，四十多岁了还没嫁人，结果被皇帝李渊“强行分配”对象！更绝的是，她高龄产女，生下的二女儿几乎改变了整个大唐历史走向……这波“催婚”，李渊陛下您后悔了吗？



最“佛系”的赐婚对象


“青灯古佛，了此余生”，在长安城弘农杨家大院中，四十余岁的杨氏笃信佛教，立誓愿意“六尘不染”“拒缛礼于移天”——什么豪门联姻？什么相夫教子？统统都不如眼前经卷来得清净自在。



这位杨女士，搁现代就是妥妥的老钱独立大女主——论家世，她是前朝皇室近支，弘农杨氏的贵女（父亲是隋朝观德王杨雄的弟弟杨达）；论才学，她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尤其对深奥的佛学典籍颇有心得……顶着“大龄剩女”的压力，一心向佛，活成了长安城一道特立独行的风景线。



就在杨女士以为人生剧本会按“佛系路线”平稳运行到结局时，一道圣旨哐当一声砸进了她岁月静好的生活！


《册府元龟》中记载：


“武士彟（yuē）武德中，检校右厢宿卫，既丧妻，高祖谓士彟曰：朕自为卿更择佳偶，随曰：有纳言杨达英才冠绝，奕叶亲贤，今有女，志行贤明，可以辅德，遂令桂阳公主与杨家作婚，主降敕结亲，庶事官给。”



就这样，当朝开国皇帝李渊赐下婚旨，命她与应国公武士彟结为夫妻。而此刻的她，还完全无法预料，这场“强制组队”，给未来的大唐王朝培养出了个超级大BOSS……



一场“镀金”婚姻的台前幕后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这场“包办婚姻”的男主角——武士彟。都说乱世出英雄，眼光好、提早“投资”英雄的人也能随之逆袭。这位武先生便是散尽家财资助李渊起兵的开国功臣之一。



《旧唐书》卷五八《武士彠传》：


家富于财，颇好交结。高祖初行军于汾、晋，休止其家；因蒙顾接，及为太原留守，引为行军司铠。……武德中，累迁工部尚书，进封应国公，又历利州、荆州都督。贞观九年卒官，……史臣曰：……武士首参起义，例封功臣，无戡难之劳，有因人之迹，载窥他传，过为褒词。


《太平广记》卷一三七所引《太原事迹》“武士彠”条记载如下：


唐武士彠，太原文水县人。微时，与邑人许文宝，以鬻材为事，常聚材木数万茎。一旦化为丛林森茂，因致大富。士彠与文宝读书林下，自称为厚材，文宝自称枯木，私言必当大贵。及高祖起义兵，以铠胄从入关。故乡人云：士彠以鬻材之故，果逢构夏之秋。及士彠贵达，文宝依之，位终刺史。


从木材商人到开国功臣，武士彠实现了阶级的跳跃。但几百年的门阀士族观念根深蒂固，在顶级社交圈层眼里（比如“五姓七家”），武士彠本质上仍属于商贾之流，无法真正融入统治核心圈。比武士彠更着急的，却是皇帝李渊，新兴功臣与旧贵族之间的矛盾无法缓和消解，不利的是新王朝的稳定——



婚姻，作为传统的政治平衡手段，此时此刻便被搬上舞台。


那么，为什么是这位杨女士呢？



李渊看中的是她身上闪闪发光的“硬核标签”：弘农杨氏（汉魏以来的顶级门阀）、前朝宗室身份（杨达之女，这身份就像一块“活化石”，能有效安抚和拉拢那些还对隋朝有感情的旧势力），以及与武氏年龄相仿等其他优点……


通过这场联姻，李渊把新贵功臣集团和旧士族势力联结起来：你看，连“卖木头”的都娶了士族女，大家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嘛，还分什么彼此？



这场赐婚，不仅是李渊陛下亲自做媒，他的妹妹桂阳公主更是作为主婚人参加主持，更为夸张的是，本次婚姻所需费用全部由朝廷报销——“遂令桂阳公主与杨家作婚主，降敕结亲，庶事官给。”（《册府元龟》）


武氏与杨氏的人生就这样被系在了一处，然而，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是，这场源于帝王心术的婚姻，即将开启的，不仅仅是寻常豪门士族的内部争夺，更孕育着一个千古女帝的“养成计划”！



从佛系才女到护雏母狮

——杨氏的绝地反击


44岁的杨氏进入武家，不仅仅受到权贵们的注视，更大的压力来自武家内部。武士彠早年已娶相里氏为妻，育有武元庆、武元爽两个儿子，相里氏病逝后，才迎娶了杨氏。杨氏和武士彠一起生活了十二三年，他们生下三个女儿，即长女武顺，次女武则天，三女（名字不详）。只是还没等到女儿出嫁，武士彠就撒手人寰了。



《攀龙台碑》记载，武德九年唐高祖崩后，武士彟闻之，“奉讳号恸，道路相望，医以病候将深，劝令进药。帝因举声大哭，呕血而崩。


武士護五十九岁时去世，当时杨氏五十七岁。她带着三个女儿安葬丈夫后，受尽了武家家族成员的欺凌——


《旧唐书·武承嗣传》载：


“士彟卒后，兄子惟良、怀运及元爽等，遇杨氏失礼。”


《新唐书·武士彟传》载：


“诸子事杨不尽礼，衔之（杨氏恨他们）。”


杨氏在少女时，就曾写下“当使恶无闻于九族，善有布于四方”的箴言藏在墙壁中，她知道此时的她们没有能力反抗，更懂得“藏恶”以保全家族，于是在审时度势后毅然带着女儿们迁居长安，寄居在堂兄杨师道家中，这一决定既保证女儿的教养环境，更为日后埋下了关键伏笔。



在武则天初入宫廷时，杨氏始终是女儿最坚实的后盾。她将世家大族的处世智慧融入日常教导，培养出武则天“美容止”的优雅举止，和“多智计，兼涉文史”“巧慧，多权数”的文才与能力。后期，在武则天立后的关键时刻，杨氏又从袁公瑜口中得知裴行检言“立武昭仪为后，以国家之祸必自此始”（《资治通鉴》），随后立即采取行动，将消息传递给女儿，不久裴行检就被贬为西州都督府长史；当高宗与武则天拉拢长孙无忌受挫时，杨氏又亲自登门——“诣无忌第，屡有祈请”。用刚柔并济的手段，为女儿竭尽全力。


随着武则天登上后位，杨氏终于迎来人生巅峰。她被册为正一品代国夫人，后来又转拜荣国夫人，带着大女儿和外孙、外孙女入住宫廷。昔日欺凌过她们的武氏族人也相继遭到严惩——两个异母哥哥，武元庆和武元爽，被武则天流放致死；堂哥武惟良、武怀运被武则天以下毒误杀外甥女贺兰氏为由处死，逐出武氏，改姓蝮氏；堂嫂善氏 “尤不礼于荣国，坐惟良等没入掖庭”，最后她“以他事束棘鞭之，肉尽见骨而死。”（《资治通鉴》）


武则天登基后，更是追封母亲为“孝明高皇后”，将她的陵墓“顺陵”扩建得比肩帝陵；长安二年（702）六月，武则天又在顺陵为杨氏立下一通巨碑——《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详细叙述了杨氏的籍贯、姓氏起源、一生的经历与美德。

 


 

谁能想到呢？唐高祖李渊当年煞费苦心策划的那场政治联姻，本意是给新生的王朝系上稳固的纽带，最终却好像是亲手给李唐江山套上了一道绳索。那位被他从佛经旁“请”出来、“塞”给武士彠的弘农杨氏之女，竟然在命运的风刀霜剑中，培养出了足以撼动李唐权力大厦的千古女帝。李渊若地下有知，会不会捶胸顿足，懊悔这步棋走得南辕北辙？在历史的棋盘桌上，杨氏这颗看似被动的“棋子”，走出了让后世千年都为之瞠目的棋路。



参考文献：

[1]陈寅恪. 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J]. 历史研究，1954(01)：33-51.

[2]牛致功. 从太原留守到建唐称帝的李渊[J]. 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03)：71-80+56.

[3]胡如雷. 门阀士族兴衰的根本原因及士族在唐代的地位和作用[J]. 唐史论丛，1987(02)：62-108.

[4]牛志平. 唐代婚姻的开放风气[J]. 历史研究，1987(04)：80-88.

[5]韩昇. 武则天的家世与生年新探[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1)：64-71.

[6]卫丽. 唐代工部尚书研究[D]. 青岛：山东大学，2010.

[7]司海迪. 武则天的人格与重要人际关系考论[D]. 武汉：武汉大学，2014.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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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宁境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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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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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势、顺势、借势、逆势

于危机中寻先机

于危局中开新局

历史的每一步转折

都是危机与机遇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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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透中国古代多个关键转折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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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n \n
\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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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300 字
阅 读 需 要 11 分钟

 

谁说大龄单身是现代社会专利？隋唐顶配白富美杨女士，一心向佛，四十多岁了还没嫁人，结果被皇帝李渊“强行分配”对象！更绝的是，她高龄产女，生下的二女儿几乎改变了整个大唐历史走向……这波“催婚”，李渊陛下您后悔了吗？



最“佛系”的赐婚对象


“青灯古佛，了此余生”，在长安城弘农杨家大院中，四十余岁的杨氏笃信佛教，立誓愿意“六尘不染”“拒缛礼于移天”——什么豪门联姻？什么相夫教子？统统都不如眼前经卷来得清净自在。



这位杨女士，搁现代就是妥妥的老钱独立大女主——论家世，她是前朝皇室近支，弘农杨氏的贵女（父亲是隋朝观德王杨雄的弟弟杨达）；论才学，她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尤其对深奥的佛学典籍颇有心得……顶着“大龄剩女”的压力，一心向佛，活成了长安城一道特立独行的风景线。



就在杨女士以为人生剧本会按“佛系路线”平稳运行到结局时，一道圣旨哐当一声砸进了她岁月静好的生活！


《册府元龟》中记载：


“武士彟（yuē）武德中，检校右厢宿卫，既丧妻，高祖谓士彟曰：朕自为卿更择佳偶，随曰：有纳言杨达英才冠绝，奕叶亲贤，今有女，志行贤明，可以辅德，遂令桂阳公主与杨家作婚，主降敕结亲，庶事官给。”



就这样，当朝开国皇帝李渊赐下婚旨，命她与应国公武士彟结为夫妻。而此刻的她，还完全无法预料，这场“强制组队”，给未来的大唐王朝培养出了个超级大BOSS……



一场“镀金”婚姻的台前幕后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这场“包办婚姻”的男主角——武士彟。都说乱世出英雄，眼光好、提早“投资”英雄的人也能随之逆袭。这位武先生便是散尽家财资助李渊起兵的开国功臣之一。



《旧唐书》卷五八《武士彠传》：


家富于财，颇好交结。高祖初行军于汾、晋，休止其家；因蒙顾接，及为太原留守，引为行军司铠。……武德中，累迁工部尚书，进封应国公，又历利州、荆州都督。贞观九年卒官，……史臣曰：……武士首参起义，例封功臣，无戡难之劳，有因人之迹，载窥他传，过为褒词。


《太平广记》卷一三七所引《太原事迹》“武士彠”条记载如下：


唐武士彠，太原文水县人。微时，与邑人许文宝，以鬻材为事，常聚材木数万茎。一旦化为丛林森茂，因致大富。士彠与文宝读书林下，自称为厚材，文宝自称枯木，私言必当大贵。及高祖起义兵，以铠胄从入关。故乡人云：士彠以鬻材之故，果逢构夏之秋。及士彠贵达，文宝依之，位终刺史。


从木材商人到开国功臣，武士彠实现了阶级的跳跃。但几百年的门阀士族观念根深蒂固，在顶级社交圈层眼里（比如“五姓七家”），武士彠本质上仍属于商贾之流，无法真正融入统治核心圈。比武士彠更着急的，却是皇帝李渊，新兴功臣与旧贵族之间的矛盾无法缓和消解，不利的是新王朝的稳定——



婚姻，作为传统的政治平衡手段，此时此刻便被搬上舞台。


那么，为什么是这位杨女士呢？



李渊看中的是她身上闪闪发光的“硬核标签”：弘农杨氏（汉魏以来的顶级门阀）、前朝宗室身份（杨达之女，这身份就像一块“活化石”，能有效安抚和拉拢那些还对隋朝有感情的旧势力），以及与武氏年龄相仿等其他优点……


通过这场联姻，李渊把新贵功臣集团和旧士族势力联结起来：你看，连“卖木头”的都娶了士族女，大家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嘛，还分什么彼此？



这场赐婚，不仅是李渊陛下亲自做媒，他的妹妹桂阳公主更是作为主婚人参加主持，更为夸张的是，本次婚姻所需费用全部由朝廷报销——“遂令桂阳公主与杨家作婚主，降敕结亲，庶事官给。”（《册府元龟》）


武氏与杨氏的人生就这样被系在了一处，然而，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是，这场源于帝王心术的婚姻，即将开启的，不仅仅是寻常豪门士族的内部争夺，更孕育着一个千古女帝的“养成计划”！



从佛系才女到护雏母狮

——杨氏的绝地反击


44岁的杨氏进入武家，不仅仅受到权贵们的注视，更大的压力来自武家内部。武士彠早年已娶相里氏为妻，育有武元庆、武元爽两个儿子，相里氏病逝后，才迎娶了杨氏。杨氏和武士彠一起生活了十二三年，他们生下三个女儿，即长女武顺，次女武则天，三女（名字不详）。只是还没等到女儿出嫁，武士彠就撒手人寰了。



《攀龙台碑》记载，武德九年唐高祖崩后，武士彟闻之，“奉讳号恸，道路相望，医以病候将深，劝令进药。帝因举声大哭，呕血而崩。


武士護五十九岁时去世，当时杨氏五十七岁。她带着三个女儿安葬丈夫后，受尽了武家家族成员的欺凌——


《旧唐书·武承嗣传》载：


“士彟卒后，兄子惟良、怀运及元爽等，遇杨氏失礼。”


《新唐书·武士彟传》载：


“诸子事杨不尽礼，衔之（杨氏恨他们）。”


杨氏在少女时，就曾写下“当使恶无闻于九族，善有布于四方”的箴言藏在墙壁中，她知道此时的她们没有能力反抗，更懂得“藏恶”以保全家族，于是在审时度势后毅然带着女儿们迁居长安，寄居在堂兄杨师道家中，这一决定既保证女儿的教养环境，更为日后埋下了关键伏笔。



在武则天初入宫廷时，杨氏始终是女儿最坚实的后盾。她将世家大族的处世智慧融入日常教导，培养出武则天“美容止”的优雅举止，和“多智计，兼涉文史”“巧慧，多权数”的文才与能力。后期，在武则天立后的关键时刻，杨氏又从袁公瑜口中得知裴行检言“立武昭仪为后，以国家之祸必自此始”（《资治通鉴》），随后立即采取行动，将消息传递给女儿，不久裴行检就被贬为西州都督府长史；当高宗与武则天拉拢长孙无忌受挫时，杨氏又亲自登门——“诣无忌第，屡有祈请”。用刚柔并济的手段，为女儿竭尽全力。


随着武则天登上后位，杨氏终于迎来人生巅峰。她被册为正一品代国夫人，后来又转拜荣国夫人，带着大女儿和外孙、外孙女入住宫廷。昔日欺凌过她们的武氏族人也相继遭到严惩——两个异母哥哥，武元庆和武元爽，被武则天流放致死；堂哥武惟良、武怀运被武则天以下毒误杀外甥女贺兰氏为由处死，逐出武氏，改姓蝮氏；堂嫂善氏 “尤不礼于荣国，坐惟良等没入掖庭”，最后她“以他事束棘鞭之，肉尽见骨而死。”（《资治通鉴》）


武则天登基后，更是追封母亲为“孝明高皇后”，将她的陵墓“顺陵”扩建得比肩帝陵；长安二年（702）六月，武则天又在顺陵为杨氏立下一通巨碑——《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详细叙述了杨氏的籍贯、姓氏起源、一生的经历与美德。

 


 

谁能想到呢？唐高祖李渊当年煞费苦心策划的那场政治联姻，本意是给新生的王朝系上稳固的纽带，最终却好像是亲手给李唐江山套上了一道绳索。那位被他从佛经旁“请”出来、“塞”给武士彠的弘农杨氏之女，竟然在命运的风刀霜剑中，培养出了足以撼动李唐权力大厦的千古女帝。李渊若地下有知，会不会捶胸顿足，懊悔这步棋走得南辕北辙？在历史的棋盘桌上，杨氏这颗看似被动的“棋子”，走出了让后世千年都为之瞠目的棋路。



参考文献：

[1]陈寅恪. 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J]. 历史研究，1954(01)：33-51.

[2]牛致功. 从太原留守到建唐称帝的李渊[J]. 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03)：71-80+56.

[3]胡如雷. 门阀士族兴衰的根本原因及士族在唐代的地位和作用[J]. 唐史论丛，1987(02)：62-108.

[4]牛志平. 唐代婚姻的开放风气[J]. 历史研究，1987(04)：80-88.

[5]韩昇. 武则天的家世与生年新探[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1)：64-71.

[6]卫丽. 唐代工部尚书研究[D]. 青岛：山东大学，2010.

[7]司海迪. 武则天的人格与重要人际关系考论[D]. 武汉：武汉大学，2014.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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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宁境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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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危机中寻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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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需 要 11 分钟

 

谁说大龄单身是现代社会专利？隋唐顶配白富美杨女士，一心向佛，四十多岁了还没嫁人，结果被皇帝李渊“强行分配”对象！更绝的是，她高龄产女，生下的二女儿几乎改变了整个大唐历史走向……这波“催婚”，李渊陛下您后悔了吗？



最“佛系”的赐婚对象


“青灯古佛，了此余生”，在长安城弘农杨家大院中，四十余岁的杨氏笃信佛教，立誓愿意“六尘不染”“拒缛礼于移天”——什么豪门联姻？什么相夫教子？统统都不如眼前经卷来得清净自在。



这位杨女士，搁现代就是妥妥的老钱独立大女主——论家世，她是前朝皇室近支，弘农杨氏的贵女（父亲是隋朝观德王杨雄的弟弟杨达）；论才学，她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尤其对深奥的佛学典籍颇有心得……顶着“大龄剩女”的压力，一心向佛，活成了长安城一道特立独行的风景线。



就在杨女士以为人生剧本会按“佛系路线”平稳运行到结局时，一道圣旨哐当一声砸进了她岁月静好的生活！


《册府元龟》中记载：


“武士彟（yuē）武德中，检校右厢宿卫，既丧妻，高祖谓士彟曰：朕自为卿更择佳偶，随曰：有纳言杨达英才冠绝，奕叶亲贤，今有女，志行贤明，可以辅德，遂令桂阳公主与杨家作婚，主降敕结亲，庶事官给。”



就这样，当朝开国皇帝李渊赐下婚旨，命她与应国公武士彟结为夫妻。而此刻的她，还完全无法预料，这场“强制组队”，给未来的大唐王朝培养出了个超级大BOSS……



一场“镀金”婚姻的台前幕后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这场“包办婚姻”的男主角——武士彟。都说乱世出英雄，眼光好、提早“投资”英雄的人也能随之逆袭。这位武先生便是散尽家财资助李渊起兵的开国功臣之一。



《旧唐书》卷五八《武士彠传》：


家富于财，颇好交结。高祖初行军于汾、晋，休止其家；因蒙顾接，及为太原留守，引为行军司铠。……武德中，累迁工部尚书，进封应国公，又历利州、荆州都督。贞观九年卒官，……史臣曰：……武士首参起义，例封功臣，无戡难之劳，有因人之迹，载窥他传，过为褒词。


《太平广记》卷一三七所引《太原事迹》“武士彠”条记载如下：


唐武士彠，太原文水县人。微时，与邑人许文宝，以鬻材为事，常聚材木数万茎。一旦化为丛林森茂，因致大富。士彠与文宝读书林下，自称为厚材，文宝自称枯木，私言必当大贵。及高祖起义兵，以铠胄从入关。故乡人云：士彠以鬻材之故，果逢构夏之秋。及士彠贵达，文宝依之，位终刺史。


从木材商人到开国功臣，武士彠实现了阶级的跳跃。但几百年的门阀士族观念根深蒂固，在顶级社交圈层眼里（比如“五姓七家”），武士彠本质上仍属于商贾之流，无法真正融入统治核心圈。比武士彠更着急的，却是皇帝李渊，新兴功臣与旧贵族之间的矛盾无法缓和消解，不利的是新王朝的稳定——



婚姻，作为传统的政治平衡手段，此时此刻便被搬上舞台。


那么，为什么是这位杨女士呢？



李渊看中的是她身上闪闪发光的“硬核标签”：弘农杨氏（汉魏以来的顶级门阀）、前朝宗室身份（杨达之女，这身份就像一块“活化石”，能有效安抚和拉拢那些还对隋朝有感情的旧势力），以及与武氏年龄相仿等其他优点……


通过这场联姻，李渊把新贵功臣集团和旧士族势力联结起来：你看，连“卖木头”的都娶了士族女，大家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嘛，还分什么彼此？



这场赐婚，不仅是李渊陛下亲自做媒，他的妹妹桂阳公主更是作为主婚人参加主持，更为夸张的是，本次婚姻所需费用全部由朝廷报销——“遂令桂阳公主与杨家作婚主，降敕结亲，庶事官给。”（《册府元龟》）


武氏与杨氏的人生就这样被系在了一处，然而，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是，这场源于帝王心术的婚姻，即将开启的，不仅仅是寻常豪门士族的内部争夺，更孕育着一个千古女帝的“养成计划”！



从佛系才女到护雏母狮

——杨氏的绝地反击


44岁的杨氏进入武家，不仅仅受到权贵们的注视，更大的压力来自武家内部。武士彠早年已娶相里氏为妻，育有武元庆、武元爽两个儿子，相里氏病逝后，才迎娶了杨氏。杨氏和武士彠一起生活了十二三年，他们生下三个女儿，即长女武顺，次女武则天，三女（名字不详）。只是还没等到女儿出嫁，武士彠就撒手人寰了。



《攀龙台碑》记载，武德九年唐高祖崩后，武士彟闻之，“奉讳号恸，道路相望，医以病候将深，劝令进药。帝因举声大哭，呕血而崩。


武士護五十九岁时去世，当时杨氏五十七岁。她带着三个女儿安葬丈夫后，受尽了武家家族成员的欺凌——


《旧唐书·武承嗣传》载：


“士彟卒后，兄子惟良、怀运及元爽等，遇杨氏失礼。”


《新唐书·武士彟传》载：


“诸子事杨不尽礼，衔之（杨氏恨他们）。”


杨氏在少女时，就曾写下“当使恶无闻于九族，善有布于四方”的箴言藏在墙壁中，她知道此时的她们没有能力反抗，更懂得“藏恶”以保全家族，于是在审时度势后毅然带着女儿们迁居长安，寄居在堂兄杨师道家中，这一决定既保证女儿的教养环境，更为日后埋下了关键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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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登基后，更是追封母亲为“孝明高皇后”，将她的陵墓“顺陵”扩建得比肩帝陵；长安二年（702）六月，武则天又在顺陵为杨氏立下一通巨碑——《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详细叙述了杨氏的籍贯、姓氏起源、一生的经历与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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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如雷. 门阀士族兴衰的根本原因及士族在唐代的地位和作用[J]. 唐史论丛，1987(02)：6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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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大龄单身是现代社会专利？隋唐顶配白富美杨女士，一心向佛，四十多岁了还没嫁人，结果被皇帝李渊“强行分配”对象！更绝的是，她高龄产女，生下的二女儿几乎改变了整个大唐历史走向……这波“催婚”，李渊陛下您后悔了吗？



最“佛系”的赐婚对象


“青灯古佛，了此余生”，在长安城弘农杨家大院中，四十余岁的杨氏笃信佛教，立誓愿意“六尘不染”“拒缛礼于移天”——什么豪门联姻？什么相夫教子？统统都不如眼前经卷来得清净自在。



这位杨女士，搁现代就是妥妥的老钱独立大女主——论家世，她是前朝皇室近支，弘农杨氏的贵女（父亲是隋朝观德王杨雄的弟弟杨达）；论才学，她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尤其对深奥的佛学典籍颇有心得……顶着“大龄剩女”的压力，一心向佛，活成了长安城一道特立独行的风景线。



就在杨女士以为人生剧本会按“佛系路线”平稳运行到结局时，一道圣旨哐当一声砸进了她岁月静好的生活！


《册府元龟》中记载：


“武士彟（yuē）武德中，检校右厢宿卫，既丧妻，高祖谓士彟曰：朕自为卿更择佳偶，随曰：有纳言杨达英才冠绝，奕叶亲贤，今有女，志行贤明，可以辅德，遂令桂阳公主与杨家作婚，主降敕结亲，庶事官给。”



就这样，当朝开国皇帝李渊赐下婚旨，命她与应国公武士彟结为夫妻。而此刻的她，还完全无法预料，这场“强制组队”，给未来的大唐王朝培养出了个超级大BOSS……



一场“镀金”婚姻的台前幕后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这场“包办婚姻”的男主角——武士彟。都说乱世出英雄，眼光好、提早“投资”英雄的人也能随之逆袭。这位武先生便是散尽家财资助李渊起兵的开国功臣之一。



《旧唐书》卷五八《武士彠传》：


家富于财，颇好交结。高祖初行军于汾、晋，休止其家；因蒙顾接，及为太原留守，引为行军司铠。……武德中，累迁工部尚书，进封应国公，又历利州、荆州都督。贞观九年卒官，……史臣曰：……武士首参起义，例封功臣，无戡难之劳，有因人之迹，载窥他传，过为褒词。


《太平广记》卷一三七所引《太原事迹》“武士彠”条记载如下：


唐武士彠，太原文水县人。微时，与邑人许文宝，以鬻材为事，常聚材木数万茎。一旦化为丛林森茂，因致大富。士彠与文宝读书林下，自称为厚材，文宝自称枯木，私言必当大贵。及高祖起义兵，以铠胄从入关。故乡人云：士彠以鬻材之故，果逢构夏之秋。及士彠贵达，文宝依之，位终刺史。


从木材商人到开国功臣，武士彠实现了阶级的跳跃。但几百年的门阀士族观念根深蒂固，在顶级社交圈层眼里（比如“五姓七家”），武士彠本质上仍属于商贾之流，无法真正融入统治核心圈。比武士彠更着急的，却是皇帝李渊，新兴功臣与旧贵族之间的矛盾无法缓和消解，不利的是新王朝的稳定——



婚姻，作为传统的政治平衡手段，此时此刻便被搬上舞台。


那么，为什么是这位杨女士呢？



李渊看中的是她身上闪闪发光的“硬核标签”：弘农杨氏（汉魏以来的顶级门阀）、前朝宗室身份（杨达之女，这身份就像一块“活化石”，能有效安抚和拉拢那些还对隋朝有感情的旧势力），以及与武氏年龄相仿等其他优点……


通过这场联姻，李渊把新贵功臣集团和旧士族势力联结起来：你看，连“卖木头”的都娶了士族女，大家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嘛，还分什么彼此？



这场赐婚，不仅是李渊陛下亲自做媒，他的妹妹桂阳公主更是作为主婚人参加主持，更为夸张的是，本次婚姻所需费用全部由朝廷报销——“遂令桂阳公主与杨家作婚主，降敕结亲，庶事官给。”（《册府元龟》）


武氏与杨氏的人生就这样被系在了一处，然而，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是，这场源于帝王心术的婚姻，即将开启的，不仅仅是寻常豪门士族的内部争夺，更孕育着一个千古女帝的“养成计划”！



从佛系才女到护雏母狮

——杨氏的绝地反击


44岁的杨氏进入武家，不仅仅受到权贵们的注视，更大的压力来自武家内部。武士彠早年已娶相里氏为妻，育有武元庆、武元爽两个儿子，相里氏病逝后，才迎娶了杨氏。杨氏和武士彠一起生活了十二三年，他们生下三个女儿，即长女武顺，次女武则天，三女（名字不详）。只是还没等到女儿出嫁，武士彠就撒手人寰了。



《攀龙台碑》记载，武德九年唐高祖崩后，武士彟闻之，“奉讳号恸，道路相望，医以病候将深，劝令进药。帝因举声大哭，呕血而崩。


武士護五十九岁时去世，当时杨氏五十七岁。她带着三个女儿安葬丈夫后，受尽了武家家族成员的欺凌——


《旧唐书·武承嗣传》载：


“士彟卒后，兄子惟良、怀运及元爽等，遇杨氏失礼。”


《新唐书·武士彟传》载：


“诸子事杨不尽礼，衔之（杨氏恨他们）。”


杨氏在少女时，就曾写下“当使恶无闻于九族，善有布于四方”的箴言藏在墙壁中，她知道此时的她们没有能力反抗，更懂得“藏恶”以保全家族，于是在审时度势后毅然带着女儿们迁居长安，寄居在堂兄杨师道家中，这一决定既保证女儿的教养环境，更为日后埋下了关键伏笔。



在武则天初入宫廷时，杨氏始终是女儿最坚实的后盾。她将世家大族的处世智慧融入日常教导，培养出武则天“美容止”的优雅举止，和“多智计，兼涉文史”“巧慧，多权数”的文才与能力。后期，在武则天立后的关键时刻，杨氏又从袁公瑜口中得知裴行检言“立武昭仪为后，以国家之祸必自此始”（《资治通鉴》），随后立即采取行动，将消息传递给女儿，不久裴行检就被贬为西州都督府长史；当高宗与武则天拉拢长孙无忌受挫时，杨氏又亲自登门——“诣无忌第，屡有祈请”。用刚柔并济的手段，为女儿竭尽全力。


随着武则天登上后位，杨氏终于迎来人生巅峰。她被册为正一品代国夫人，后来又转拜荣国夫人，带着大女儿和外孙、外孙女入住宫廷。昔日欺凌过她们的武氏族人也相继遭到严惩——两个异母哥哥，武元庆和武元爽，被武则天流放致死；堂哥武惟良、武怀运被武则天以下毒误杀外甥女贺兰氏为由处死，逐出武氏，改姓蝮氏；堂嫂善氏 “尤不礼于荣国，坐惟良等没入掖庭”，最后她“以他事束棘鞭之，肉尽见骨而死。”（《资治通鉴》）


武则天登基后，更是追封母亲为“孝明高皇后”，将她的陵墓“顺陵”扩建得比肩帝陵；长安二年（702）六月，武则天又在顺陵为杨氏立下一通巨碑——《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详细叙述了杨氏的籍贯、姓氏起源、一生的经历与美德。

 


 

谁能想到呢？唐高祖李渊当年煞费苦心策划的那场政治联姻，本意是给新生的王朝系上稳固的纽带，最终却好像是亲手给李唐江山套上了一道绳索。那位被他从佛经旁“请”出来、“塞”给武士彠的弘农杨氏之女，竟然在命运的风刀霜剑中，培养出了足以撼动李唐权力大厦的千古女帝。李渊若地下有知，会不会捶胸顿足，懊悔这步棋走得南辕北辙？在历史的棋盘桌上，杨氏这颗看似被动的“棋子”，走出了让后世千年都为之瞠目的棋路。



参考文献：

[1]陈寅恪. 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J]. 历史研究，1954(01)：33-51.

[2]牛致功. 从太原留守到建唐称帝的李渊[J]. 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03)：71-80+56.

[3]胡如雷. 门阀士族兴衰的根本原因及士族在唐代的地位和作用[J]. 唐史论丛，1987(02)：62-108.

[4]牛志平. 唐代婚姻的开放风气[J]. 历史研究，1987(04)：80-88.

[5]韩昇. 武则天的家世与生年新探[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1)：64-71.

[6]卫丽. 唐代工部尚书研究[D]. 青岛：山东大学，2010.

[7]司海迪. 武则天的人格与重要人际关系考论[D]. 武汉：武汉大学，2014.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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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宁境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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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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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势、顺势、借势、逆势

于危机中寻先机

于危局中开新局

历史的每一步转折

都是危机与机遇的博弈

《国家人文历史》团队最新力作

讲透中国古代多个关键转折时期

新旧更迭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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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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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600 字
阅 读 需 要 12 分钟


“她逃，他追，她插翅难飞”和“带球跑”后“追妻火葬场”是近几年古装短剧的常见套路。什么“自己给自己接生的落跑宫女”“复制粘贴的王爷爹和儿子”……让观众不禁直呼：“太癫了，太癫了。”



但现实社会并非短剧，在古代的环境下，真的会有人选择逃跑甚至孕期“带娃跑”吗？从现存史料来看，至少清代是真的有的。



那么，这些清代女子为何选择孕期出走？她们出走之后又面临着怎样的困境？


出走是为了更好地生活


在古代人的观念中，女子主动脱离夫家是非常出格的行为，更何况还是在怀孕期间，可以说是大逆不道，完全违背“三从四德”。这与当下网络小说、影视剧里靠“带球跑”来营造爽点、凸显女性独立的桥段截然不同，在礼法森严、社会包容度极低的古代，究竟是什么逼她们孤注一掷？


 


首先，就是困苦的生活。丈夫无能懒惰，家中贫苦不堪，怀孕期间还吃不上饭的她们，只能主动出走寻求生计。清代的《巴县档案》中就记录了周王氏的类似遭遇：她是一位怀有身孕的家庭妇女，因为丈夫外出，家中无所生计，走投无路的她只好从巴中去到重庆一带做工。讽刺的是，在异地他乡，她竟然见到了多日不见的丈夫。久久未归的丈夫质疑妻子私逃，将外出打工的妻子告上官府。周王氏面对县令的责问，无从为自己争辩，只能请求官府从轻处罚，并且承诺永远不再私自出走。


 

“小妇人幼嫁周宗庆为妻，生有子女。这陈家寅、范锡匠们与丈夫都是亲戚，素相往来。小妇人因家里贫苦，日食难过，来渝托范锡匠帮小妇人找寻帮工。不料本月初四日，丈夫周宗庆撞遇小妇人，就说与这陈家寅、范锡匠们私通逃走，扭送案下。今蒙审讯，小妇人不应背夫私走，理应责惩，姑念有孕，从宽免究，吩谕丈夫把小妇人领回，不准私逃就是。”（《巴县档案》）

 

除了生活困苦之外，潜在的暴力威胁更是让这些女性的家庭生活充满危机。尽管清代法律有规定丈夫不能随意殴打妻子，但翻阅清代的刑科档案，我们仍能发现很多丈夫因一点琐事便对妻子拳脚相向，甚至将妻子打死的案件也屡见不鲜。



如清代山东曹县的李氏，在私自离家回娘家后，因拒和丈夫回婆家，母女二人竟皆被丈夫杀死。


李氏为什么一定要回娘家？其母又为何阻止女儿回到婆家？推测其原因，很可能是女儿已经在夫家遭到了暴力虐待。



可惜，这一小小的抗争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李氏只是拒绝回到夫家，却被丈夫扎伤致死。

 

五月初五日，张广详来接李氏回归，未允，吵骂。张广详将李氏扎伤。张李氏帮护，亦被扎伤。李张氏当时身死，报蒙验讯。李氏延至初十日亦因伤殒命。（《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资料缉刊》）

 

在这些女性离家的案例中，她们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面对糟心且毫无尊严的婚姻、随时可能发生的暴力欺辱，她们能做的除了逃走还有什么？家内是无休止的生活琐事，门外或许另一种可能，主动走出家门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迈出了那一步之后，她们真的有希望迎来新生活吗？



“带娃出走”阻碍重重


家庭生活不如意，让这些女性选择出走。但是，出走之后的前路，也并非一片光明，而是充满了挑战与风险。尤其是怀孕的女子，出走之后她们又能去哪里？有可能只靠自己生活吗？



首先，怀孕的女子出走后肯定要面临生产困难的问题。看过古装剧的读者应该对古人生育的情况有所认知。在古代，医疗水平极为低下，且女子生育年龄普遍偏小，这使得古代女性怀孕生子风险极高。即便如《甄嬛传》《如懿传》等电视剧中所展现的，皇宫里的妃子们享受着当时最优质的医疗服务，也依然存在难产死亡的风险。在真实的历史中，康熙的原配皇后赫舍里便因难产不幸离世。而对于那些独自在外、生产条件简陋且经济实力有限的女性来说，她们遭遇难产、感染等突发状况的概率无疑会大幅增加。



其次，怀孕女子出走后，如何养活自己和孩子也是一大难题。清代女性虽可通过手工业劳作等途径获得合法经济收益，但对于出走在外且无家产基业的怀孕女子而言，怀孕本身会极大地限制她们的劳动能力，随着孕期的推进，身体的不适和行动的不便会让她们难以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在古代社会，女性就业机会本就稀少，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使得她们很难获得长久且足够的收入来维持自己和孩子的生活，更不用说独自将孩子抚养成人了。



出走的女子还需时刻警惕夫家派人追捕。网络小说中的“带球跑”情节过后，总有一段“她逃，他追，她插翅难飞”的追妻戏码。而在古代社会，面对出走的妻子，丈夫也绝不会坐视不管。特别是在重视家族继承的古代社会，血脉的延续被视为家族的头等大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下，儿子被视为家族香火的延续者、家族财产的继承者。在不知怀孕的妻子怀着的是不是“儿子”的情况下，夫家就更不可能轻易放走她。



且古代很多汉族妇女有缠足的习俗，这使得她们行走极为不便，且因缠足不能经常出门，导致只对家附近的区域相对熟悉，对其他地方则知之甚少。再加上盘缠短缺、远地无亲人故友照应等现实因素的制约，她们往往只能选择逃亡到附近的乡镇。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出走的女子在附近乡镇碰上熟人的概率会大大增加。一旦熟人将她们的消息告知其丈夫，丈夫便会选择报官寻人，最终将妻子领回家。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清代南部县的陈国宝在妻子出走后，几次三番打听到了出走妻子的下落，想要将妻子追回。却最终由于妻子不配合、官府不出力，陈国宝选择放弃追回妻子，结束婚姻关系。


但这种情况在古代社会毕竟属于少数，所以总的来说，“出走”甚至“带娃出走”在古代社会并不现实。古代女性在经济和法律上的弱势地位，让她们的出走之路充满了重重困难。


逃妻的法律审判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与现代社会不同，古代女性若是背着丈夫私自出走，是违背法律的。也就是说，就算出逃成功，被发现后也会面临残酷的刑罚。


清代《大清律例》中有关女性擅自出走的法律条款不仅严苛，而且根据不同情况细分罪责：


若夫无愿离之情，妻辄背夫在逃者杖一百。从夫嫁卖，其妻因逃而辄自改嫁者，绞监候。其因夫弃妻逃亡，三年之内不告官司而逃去者杖八十；擅自改嫁者杖一百。（《大清律例》）



如果大家对这个量刑是否严重没有概念，我们可以将其与泄露军情罪的处罚对比一下。


若私开官司文书印封看视者，杖六十。事干军情重事者，以漏泄论。为首，杖一百，徒三年，从减等。（《大清律例》）


由此可知，私自拆看官府文书的犯人，只杖六十，哪怕泄露了军事机密也不至于死罪，但若妇女出逃并随意改嫁，则有可能要判死刑（虽然实际操作中判罚并未如此严苛）。



不仅是妻子，妾私自出逃，也要受到法律的惩罚。与妻子相比，妾室的地位更低，她们甚至不是由丈夫明媒正娶入门，而是作为商品被购买和交换。在清代，若是正妻无子，丈夫常常选择买入一个女子，作为妾室传宗接代。


清代巴县，吴泰来为绵延子嗣，买来婢女春梅为妾。七年之后，妾室春梅因故选择逃走，而吴泰来一纸诉状将春梅告上了官府，以防止春梅再次出逃。


逆妾殴妻，复敢隐逃，捏控掩咎。诉电讯究刁唆，以杜后患，沾恩伏起。（《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



总而言之，古代女子的出走，是她们真实困境的体现。她们面临的不仅有贞洁观念、三从四德等社会观念的规范和压迫，还有法律条令的桎梏和约束。特别是对于普通人家的女性来说，除非有强势婆家的支持，走与不走，她们在历史的夹缝里都难以摆脱悲苦的命运。

 

参考文献：

[1]《大清律例》

[2]《刑案汇览三编》

[3]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

[4]毛立平，《清代下层女性研究——以南郡县、巴县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

[5]张晓霞，《清代巴县婚姻档案研究》，中华书局，2020.

[6]杜家骥编，《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资料缉刊》，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7]水越知,海丹.清代后期的妇女“诱拐”——以《巴县档案(同治朝)》为中心的研究[J].法律史译评,202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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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木川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曲晨溪（实习）
校对 |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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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危机中寻先机

于危局中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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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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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6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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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逃，他追，她插翅难飞”和“带球跑”后“追妻火葬场”是近几年古装短剧的常见套路。什么“自己给自己接生的落跑宫女”“复制粘贴的王爷爹和儿子”……让观众不禁直呼：“太癫了，太癫了。”



但现实社会并非短剧，在古代的环境下，真的会有人选择逃跑甚至孕期“带娃跑”吗？从现存史料来看，至少清代是真的有的。



那么，这些清代女子为何选择孕期出走？她们出走之后又面临着怎样的困境？


出走是为了更好地生活


在古代人的观念中，女子主动脱离夫家是非常出格的行为，更何况还是在怀孕期间，可以说是大逆不道，完全违背“三从四德”。这与当下网络小说、影视剧里靠“带球跑”来营造爽点、凸显女性独立的桥段截然不同，在礼法森严、社会包容度极低的古代，究竟是什么逼她们孤注一掷？


 


首先，就是困苦的生活。丈夫无能懒惰，家中贫苦不堪，怀孕期间还吃不上饭的她们，只能主动出走寻求生计。清代的《巴县档案》中就记录了周王氏的类似遭遇：她是一位怀有身孕的家庭妇女，因为丈夫外出，家中无所生计，走投无路的她只好从巴中去到重庆一带做工。讽刺的是，在异地他乡，她竟然见到了多日不见的丈夫。久久未归的丈夫质疑妻子私逃，将外出打工的妻子告上官府。周王氏面对县令的责问，无从为自己争辩，只能请求官府从轻处罚，并且承诺永远不再私自出走。


 

“小妇人幼嫁周宗庆为妻，生有子女。这陈家寅、范锡匠们与丈夫都是亲戚，素相往来。小妇人因家里贫苦，日食难过，来渝托范锡匠帮小妇人找寻帮工。不料本月初四日，丈夫周宗庆撞遇小妇人，就说与这陈家寅、范锡匠们私通逃走，扭送案下。今蒙审讯，小妇人不应背夫私走，理应责惩，姑念有孕，从宽免究，吩谕丈夫把小妇人领回，不准私逃就是。”（《巴县档案》）

 

除了生活困苦之外，潜在的暴力威胁更是让这些女性的家庭生活充满危机。尽管清代法律有规定丈夫不能随意殴打妻子，但翻阅清代的刑科档案，我们仍能发现很多丈夫因一点琐事便对妻子拳脚相向，甚至将妻子打死的案件也屡见不鲜。



如清代山东曹县的李氏，在私自离家回娘家后，因拒和丈夫回婆家，母女二人竟皆被丈夫杀死。


李氏为什么一定要回娘家？其母又为何阻止女儿回到婆家？推测其原因，很可能是女儿已经在夫家遭到了暴力虐待。



可惜，这一小小的抗争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李氏只是拒绝回到夫家，却被丈夫扎伤致死。

 

五月初五日，张广详来接李氏回归，未允，吵骂。张广详将李氏扎伤。张李氏帮护，亦被扎伤。李张氏当时身死，报蒙验讯。李氏延至初十日亦因伤殒命。（《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资料缉刊》）

 

在这些女性离家的案例中，她们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面对糟心且毫无尊严的婚姻、随时可能发生的暴力欺辱，她们能做的除了逃走还有什么？家内是无休止的生活琐事，门外或许另一种可能，主动走出家门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迈出了那一步之后，她们真的有希望迎来新生活吗？



“带娃出走”阻碍重重


家庭生活不如意，让这些女性选择出走。但是，出走之后的前路，也并非一片光明，而是充满了挑战与风险。尤其是怀孕的女子，出走之后她们又能去哪里？有可能只靠自己生活吗？



首先，怀孕的女子出走后肯定要面临生产困难的问题。看过古装剧的读者应该对古人生育的情况有所认知。在古代，医疗水平极为低下，且女子生育年龄普遍偏小，这使得古代女性怀孕生子风险极高。即便如《甄嬛传》《如懿传》等电视剧中所展现的，皇宫里的妃子们享受着当时最优质的医疗服务，也依然存在难产死亡的风险。在真实的历史中，康熙的原配皇后赫舍里便因难产不幸离世。而对于那些独自在外、生产条件简陋且经济实力有限的女性来说，她们遭遇难产、感染等突发状况的概率无疑会大幅增加。



其次，怀孕女子出走后，如何养活自己和孩子也是一大难题。清代女性虽可通过手工业劳作等途径获得合法经济收益，但对于出走在外且无家产基业的怀孕女子而言，怀孕本身会极大地限制她们的劳动能力，随着孕期的推进，身体的不适和行动的不便会让她们难以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在古代社会，女性就业机会本就稀少，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使得她们很难获得长久且足够的收入来维持自己和孩子的生活，更不用说独自将孩子抚养成人了。



出走的女子还需时刻警惕夫家派人追捕。网络小说中的“带球跑”情节过后，总有一段“她逃，他追，她插翅难飞”的追妻戏码。而在古代社会，面对出走的妻子，丈夫也绝不会坐视不管。特别是在重视家族继承的古代社会，血脉的延续被视为家族的头等大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下，儿子被视为家族香火的延续者、家族财产的继承者。在不知怀孕的妻子怀着的是不是“儿子”的情况下，夫家就更不可能轻易放走她。



且古代很多汉族妇女有缠足的习俗，这使得她们行走极为不便，且因缠足不能经常出门，导致只对家附近的区域相对熟悉，对其他地方则知之甚少。再加上盘缠短缺、远地无亲人故友照应等现实因素的制约，她们往往只能选择逃亡到附近的乡镇。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出走的女子在附近乡镇碰上熟人的概率会大大增加。一旦熟人将她们的消息告知其丈夫，丈夫便会选择报官寻人，最终将妻子领回家。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清代南部县的陈国宝在妻子出走后，几次三番打听到了出走妻子的下落，想要将妻子追回。却最终由于妻子不配合、官府不出力，陈国宝选择放弃追回妻子，结束婚姻关系。


但这种情况在古代社会毕竟属于少数，所以总的来说，“出走”甚至“带娃出走”在古代社会并不现实。古代女性在经济和法律上的弱势地位，让她们的出走之路充满了重重困难。


逃妻的法律审判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与现代社会不同，古代女性若是背着丈夫私自出走，是违背法律的。也就是说，就算出逃成功，被发现后也会面临残酷的刑罚。


清代《大清律例》中有关女性擅自出走的法律条款不仅严苛，而且根据不同情况细分罪责：


若夫无愿离之情，妻辄背夫在逃者杖一百。从夫嫁卖，其妻因逃而辄自改嫁者，绞监候。其因夫弃妻逃亡，三年之内不告官司而逃去者杖八十；擅自改嫁者杖一百。（《大清律例》）



如果大家对这个量刑是否严重没有概念，我们可以将其与泄露军情罪的处罚对比一下。


若私开官司文书印封看视者，杖六十。事干军情重事者，以漏泄论。为首，杖一百，徒三年，从减等。（《大清律例》）


由此可知，私自拆看官府文书的犯人，只杖六十，哪怕泄露了军事机密也不至于死罪，但若妇女出逃并随意改嫁，则有可能要判死刑（虽然实际操作中判罚并未如此严苛）。



不仅是妻子，妾私自出逃，也要受到法律的惩罚。与妻子相比，妾室的地位更低，她们甚至不是由丈夫明媒正娶入门，而是作为商品被购买和交换。在清代，若是正妻无子，丈夫常常选择买入一个女子，作为妾室传宗接代。


清代巴县，吴泰来为绵延子嗣，买来婢女春梅为妾。七年之后，妾室春梅因故选择逃走，而吴泰来一纸诉状将春梅告上了官府，以防止春梅再次出逃。


逆妾殴妻，复敢隐逃，捏控掩咎。诉电讯究刁唆，以杜后患，沾恩伏起。（《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



总而言之，古代女子的出走，是她们真实困境的体现。她们面临的不仅有贞洁观念、三从四德等社会观念的规范和压迫，还有法律条令的桎梏和约束。特别是对于普通人家的女性来说，除非有强势婆家的支持，走与不走，她们在历史的夹缝里都难以摆脱悲苦的命运。

 

参考文献：

[1]《大清律例》

[2]《刑案汇览三编》

[3]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

[4]毛立平，《清代下层女性研究——以南郡县、巴县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

[5]张晓霞，《清代巴县婚姻档案研究》，中华书局，2020.

[6]杜家骥编，《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资料缉刊》，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7]水越知,海丹.清代后期的妇女“诱拐”——以《巴县档案(同治朝)》为中心的研究[J].法律史译评,2022,10(00).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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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木川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曲晨溪（实习）
校对 |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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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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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势、顺势、借势、逆势

于危机中寻先机

于危局中开新局

历史的每一步转折

都是危机与机遇的博弈

《国家人文历史》团队最新力作

讲透中国古代多个关键转折时期

新旧更迭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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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n \n\n \n
\n\n \n 文章原文\n
\n \n\n \n\n \"\"
", + "description": "



本 文 约 3600 字
阅 读 需 要 12 分钟


“她逃，他追，她插翅难飞”和“带球跑”后“追妻火葬场”是近几年古装短剧的常见套路。什么“自己给自己接生的落跑宫女”“复制粘贴的王爷爹和儿子”……让观众不禁直呼：“太癫了，太癫了。”



但现实社会并非短剧，在古代的环境下，真的会有人选择逃跑甚至孕期“带娃跑”吗？从现存史料来看，至少清代是真的有的。



那么，这些清代女子为何选择孕期出走？她们出走之后又面临着怎样的困境？


出走是为了更好地生活


在古代人的观念中，女子主动脱离夫家是非常出格的行为，更何况还是在怀孕期间，可以说是大逆不道，完全违背“三从四德”。这与当下网络小说、影视剧里靠“带球跑”来营造爽点、凸显女性独立的桥段截然不同，在礼法森严、社会包容度极低的古代，究竟是什么逼她们孤注一掷？


 


首先，就是困苦的生活。丈夫无能懒惰，家中贫苦不堪，怀孕期间还吃不上饭的她们，只能主动出走寻求生计。清代的《巴县档案》中就记录了周王氏的类似遭遇：她是一位怀有身孕的家庭妇女，因为丈夫外出，家中无所生计，走投无路的她只好从巴中去到重庆一带做工。讽刺的是，在异地他乡，她竟然见到了多日不见的丈夫。久久未归的丈夫质疑妻子私逃，将外出打工的妻子告上官府。周王氏面对县令的责问，无从为自己争辩，只能请求官府从轻处罚，并且承诺永远不再私自出走。


 

“小妇人幼嫁周宗庆为妻，生有子女。这陈家寅、范锡匠们与丈夫都是亲戚，素相往来。小妇人因家里贫苦，日食难过，来渝托范锡匠帮小妇人找寻帮工。不料本月初四日，丈夫周宗庆撞遇小妇人，就说与这陈家寅、范锡匠们私通逃走，扭送案下。今蒙审讯，小妇人不应背夫私走，理应责惩，姑念有孕，从宽免究，吩谕丈夫把小妇人领回，不准私逃就是。”（《巴县档案》）

 

除了生活困苦之外，潜在的暴力威胁更是让这些女性的家庭生活充满危机。尽管清代法律有规定丈夫不能随意殴打妻子，但翻阅清代的刑科档案，我们仍能发现很多丈夫因一点琐事便对妻子拳脚相向，甚至将妻子打死的案件也屡见不鲜。



如清代山东曹县的李氏，在私自离家回娘家后，因拒和丈夫回婆家，母女二人竟皆被丈夫杀死。


李氏为什么一定要回娘家？其母又为何阻止女儿回到婆家？推测其原因，很可能是女儿已经在夫家遭到了暴力虐待。



可惜，这一小小的抗争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李氏只是拒绝回到夫家，却被丈夫扎伤致死。

 

五月初五日，张广详来接李氏回归，未允，吵骂。张广详将李氏扎伤。张李氏帮护，亦被扎伤。李张氏当时身死，报蒙验讯。李氏延至初十日亦因伤殒命。（《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资料缉刊》）

 

在这些女性离家的案例中，她们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面对糟心且毫无尊严的婚姻、随时可能发生的暴力欺辱，她们能做的除了逃走还有什么？家内是无休止的生活琐事，门外或许另一种可能，主动走出家门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迈出了那一步之后，她们真的有希望迎来新生活吗？



“带娃出走”阻碍重重


家庭生活不如意，让这些女性选择出走。但是，出走之后的前路，也并非一片光明，而是充满了挑战与风险。尤其是怀孕的女子，出走之后她们又能去哪里？有可能只靠自己生活吗？



首先，怀孕的女子出走后肯定要面临生产困难的问题。看过古装剧的读者应该对古人生育的情况有所认知。在古代，医疗水平极为低下，且女子生育年龄普遍偏小，这使得古代女性怀孕生子风险极高。即便如《甄嬛传》《如懿传》等电视剧中所展现的，皇宫里的妃子们享受着当时最优质的医疗服务，也依然存在难产死亡的风险。在真实的历史中，康熙的原配皇后赫舍里便因难产不幸离世。而对于那些独自在外、生产条件简陋且经济实力有限的女性来说，她们遭遇难产、感染等突发状况的概率无疑会大幅增加。



其次，怀孕女子出走后，如何养活自己和孩子也是一大难题。清代女性虽可通过手工业劳作等途径获得合法经济收益，但对于出走在外且无家产基业的怀孕女子而言，怀孕本身会极大地限制她们的劳动能力，随着孕期的推进，身体的不适和行动的不便会让她们难以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在古代社会，女性就业机会本就稀少，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使得她们很难获得长久且足够的收入来维持自己和孩子的生活，更不用说独自将孩子抚养成人了。



出走的女子还需时刻警惕夫家派人追捕。网络小说中的“带球跑”情节过后，总有一段“她逃，他追，她插翅难飞”的追妻戏码。而在古代社会，面对出走的妻子，丈夫也绝不会坐视不管。特别是在重视家族继承的古代社会，血脉的延续被视为家族的头等大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下，儿子被视为家族香火的延续者、家族财产的继承者。在不知怀孕的妻子怀着的是不是“儿子”的情况下，夫家就更不可能轻易放走她。



且古代很多汉族妇女有缠足的习俗，这使得她们行走极为不便，且因缠足不能经常出门，导致只对家附近的区域相对熟悉，对其他地方则知之甚少。再加上盘缠短缺、远地无亲人故友照应等现实因素的制约，她们往往只能选择逃亡到附近的乡镇。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出走的女子在附近乡镇碰上熟人的概率会大大增加。一旦熟人将她们的消息告知其丈夫，丈夫便会选择报官寻人，最终将妻子领回家。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清代南部县的陈国宝在妻子出走后，几次三番打听到了出走妻子的下落，想要将妻子追回。却最终由于妻子不配合、官府不出力，陈国宝选择放弃追回妻子，结束婚姻关系。


但这种情况在古代社会毕竟属于少数，所以总的来说，“出走”甚至“带娃出走”在古代社会并不现实。古代女性在经济和法律上的弱势地位，让她们的出走之路充满了重重困难。


逃妻的法律审判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与现代社会不同，古代女性若是背着丈夫私自出走，是违背法律的。也就是说，就算出逃成功，被发现后也会面临残酷的刑罚。


清代《大清律例》中有关女性擅自出走的法律条款不仅严苛，而且根据不同情况细分罪责：


若夫无愿离之情，妻辄背夫在逃者杖一百。从夫嫁卖，其妻因逃而辄自改嫁者，绞监候。其因夫弃妻逃亡，三年之内不告官司而逃去者杖八十；擅自改嫁者杖一百。（《大清律例》）



如果大家对这个量刑是否严重没有概念，我们可以将其与泄露军情罪的处罚对比一下。


若私开官司文书印封看视者，杖六十。事干军情重事者，以漏泄论。为首，杖一百，徒三年，从减等。（《大清律例》）


由此可知，私自拆看官府文书的犯人，只杖六十，哪怕泄露了军事机密也不至于死罪，但若妇女出逃并随意改嫁，则有可能要判死刑（虽然实际操作中判罚并未如此严苛）。



不仅是妻子，妾私自出逃，也要受到法律的惩罚。与妻子相比，妾室的地位更低，她们甚至不是由丈夫明媒正娶入门，而是作为商品被购买和交换。在清代，若是正妻无子，丈夫常常选择买入一个女子，作为妾室传宗接代。


清代巴县，吴泰来为绵延子嗣，买来婢女春梅为妾。七年之后，妾室春梅因故选择逃走，而吴泰来一纸诉状将春梅告上了官府，以防止春梅再次出逃。


逆妾殴妻，复敢隐逃，捏控掩咎。诉电讯究刁唆，以杜后患，沾恩伏起。（《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



总而言之，古代女子的出走，是她们真实困境的体现。她们面临的不仅有贞洁观念、三从四德等社会观念的规范和压迫，还有法律条令的桎梏和约束。特别是对于普通人家的女性来说，除非有强势婆家的支持，走与不走，她们在历史的夹缝里都难以摆脱悲苦的命运。

 

参考文献：

[1]《大清律例》

[2]《刑案汇览三编》

[3]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

[4]毛立平，《清代下层女性研究——以南郡县、巴县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

[5]张晓霞，《清代巴县婚姻档案研究》，中华书局，2020.

[6]杜家骥编，《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资料缉刊》，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7]水越知,海丹.清代后期的妇女“诱拐”——以《巴县档案(同治朝)》为中心的研究[J].法律史译评,2022,10(00).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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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木川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曲晨溪（实习）
校对 |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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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势、顺势、借势、逆势

于危机中寻先机

于危局中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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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600 字
阅 读 需 要 12 分钟


“她逃，他追，她插翅难飞”和“带球跑”后“追妻火葬场”是近几年古装短剧的常见套路。什么“自己给自己接生的落跑宫女”“复制粘贴的王爷爹和儿子”……让观众不禁直呼：“太癫了，太癫了。”



但现实社会并非短剧，在古代的环境下，真的会有人选择逃跑甚至孕期“带娃跑”吗？从现存史料来看，至少清代是真的有的。



那么，这些清代女子为何选择孕期出走？她们出走之后又面临着怎样的困境？


出走是为了更好地生活


在古代人的观念中，女子主动脱离夫家是非常出格的行为，更何况还是在怀孕期间，可以说是大逆不道，完全违背“三从四德”。这与当下网络小说、影视剧里靠“带球跑”来营造爽点、凸显女性独立的桥段截然不同，在礼法森严、社会包容度极低的古代，究竟是什么逼她们孤注一掷？


 


首先，就是困苦的生活。丈夫无能懒惰，家中贫苦不堪，怀孕期间还吃不上饭的她们，只能主动出走寻求生计。清代的《巴县档案》中就记录了周王氏的类似遭遇：她是一位怀有身孕的家庭妇女，因为丈夫外出，家中无所生计，走投无路的她只好从巴中去到重庆一带做工。讽刺的是，在异地他乡，她竟然见到了多日不见的丈夫。久久未归的丈夫质疑妻子私逃，将外出打工的妻子告上官府。周王氏面对县令的责问，无从为自己争辩，只能请求官府从轻处罚，并且承诺永远不再私自出走。


 

“小妇人幼嫁周宗庆为妻，生有子女。这陈家寅、范锡匠们与丈夫都是亲戚，素相往来。小妇人因家里贫苦，日食难过，来渝托范锡匠帮小妇人找寻帮工。不料本月初四日，丈夫周宗庆撞遇小妇人，就说与这陈家寅、范锡匠们私通逃走，扭送案下。今蒙审讯，小妇人不应背夫私走，理应责惩，姑念有孕，从宽免究，吩谕丈夫把小妇人领回，不准私逃就是。”（《巴县档案》）

 

除了生活困苦之外，潜在的暴力威胁更是让这些女性的家庭生活充满危机。尽管清代法律有规定丈夫不能随意殴打妻子，但翻阅清代的刑科档案，我们仍能发现很多丈夫因一点琐事便对妻子拳脚相向，甚至将妻子打死的案件也屡见不鲜。



如清代山东曹县的李氏，在私自离家回娘家后，因拒和丈夫回婆家，母女二人竟皆被丈夫杀死。


李氏为什么一定要回娘家？其母又为何阻止女儿回到婆家？推测其原因，很可能是女儿已经在夫家遭到了暴力虐待。



可惜，这一小小的抗争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李氏只是拒绝回到夫家，却被丈夫扎伤致死。

 

五月初五日，张广详来接李氏回归，未允，吵骂。张广详将李氏扎伤。张李氏帮护，亦被扎伤。李张氏当时身死，报蒙验讯。李氏延至初十日亦因伤殒命。（《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资料缉刊》）

 

在这些女性离家的案例中，她们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面对糟心且毫无尊严的婚姻、随时可能发生的暴力欺辱，她们能做的除了逃走还有什么？家内是无休止的生活琐事，门外或许另一种可能，主动走出家门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迈出了那一步之后，她们真的有希望迎来新生活吗？



“带娃出走”阻碍重重


家庭生活不如意，让这些女性选择出走。但是，出走之后的前路，也并非一片光明，而是充满了挑战与风险。尤其是怀孕的女子，出走之后她们又能去哪里？有可能只靠自己生活吗？



首先，怀孕的女子出走后肯定要面临生产困难的问题。看过古装剧的读者应该对古人生育的情况有所认知。在古代，医疗水平极为低下，且女子生育年龄普遍偏小，这使得古代女性怀孕生子风险极高。即便如《甄嬛传》《如懿传》等电视剧中所展现的，皇宫里的妃子们享受着当时最优质的医疗服务，也依然存在难产死亡的风险。在真实的历史中，康熙的原配皇后赫舍里便因难产不幸离世。而对于那些独自在外、生产条件简陋且经济实力有限的女性来说，她们遭遇难产、感染等突发状况的概率无疑会大幅增加。



其次，怀孕女子出走后，如何养活自己和孩子也是一大难题。清代女性虽可通过手工业劳作等途径获得合法经济收益，但对于出走在外且无家产基业的怀孕女子而言，怀孕本身会极大地限制她们的劳动能力，随着孕期的推进，身体的不适和行动的不便会让她们难以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在古代社会，女性就业机会本就稀少，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使得她们很难获得长久且足够的收入来维持自己和孩子的生活，更不用说独自将孩子抚养成人了。



出走的女子还需时刻警惕夫家派人追捕。网络小说中的“带球跑”情节过后，总有一段“她逃，他追，她插翅难飞”的追妻戏码。而在古代社会，面对出走的妻子，丈夫也绝不会坐视不管。特别是在重视家族继承的古代社会，血脉的延续被视为家族的头等大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下，儿子被视为家族香火的延续者、家族财产的继承者。在不知怀孕的妻子怀着的是不是“儿子”的情况下，夫家就更不可能轻易放走她。



且古代很多汉族妇女有缠足的习俗，这使得她们行走极为不便，且因缠足不能经常出门，导致只对家附近的区域相对熟悉，对其他地方则知之甚少。再加上盘缠短缺、远地无亲人故友照应等现实因素的制约，她们往往只能选择逃亡到附近的乡镇。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出走的女子在附近乡镇碰上熟人的概率会大大增加。一旦熟人将她们的消息告知其丈夫，丈夫便会选择报官寻人，最终将妻子领回家。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清代南部县的陈国宝在妻子出走后，几次三番打听到了出走妻子的下落，想要将妻子追回。却最终由于妻子不配合、官府不出力，陈国宝选择放弃追回妻子，结束婚姻关系。


但这种情况在古代社会毕竟属于少数，所以总的来说，“出走”甚至“带娃出走”在古代社会并不现实。古代女性在经济和法律上的弱势地位，让她们的出走之路充满了重重困难。


逃妻的法律审判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与现代社会不同，古代女性若是背着丈夫私自出走，是违背法律的。也就是说，就算出逃成功，被发现后也会面临残酷的刑罚。


清代《大清律例》中有关女性擅自出走的法律条款不仅严苛，而且根据不同情况细分罪责：


若夫无愿离之情，妻辄背夫在逃者杖一百。从夫嫁卖，其妻因逃而辄自改嫁者，绞监候。其因夫弃妻逃亡，三年之内不告官司而逃去者杖八十；擅自改嫁者杖一百。（《大清律例》）



如果大家对这个量刑是否严重没有概念，我们可以将其与泄露军情罪的处罚对比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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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私自拆看官府文书的犯人，只杖六十，哪怕泄露了军事机密也不至于死罪，但若妇女出逃并随意改嫁，则有可能要判死刑（虽然实际操作中判罚并未如此严苛）。



不仅是妻子，妾私自出逃，也要受到法律的惩罚。与妻子相比，妾室的地位更低，她们甚至不是由丈夫明媒正娶入门，而是作为商品被购买和交换。在清代，若是正妻无子，丈夫常常选择买入一个女子，作为妾室传宗接代。


清代巴县，吴泰来为绵延子嗣，买来婢女春梅为妾。七年之后，妾室春梅因故选择逃走，而吴泰来一纸诉状将春梅告上了官府，以防止春梅再次出逃。


逆妾殴妻，复敢隐逃，捏控掩咎。诉电讯究刁唆，以杜后患，沾恩伏起。（《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



总而言之，古代女子的出走，是她们真实困境的体现。她们面临的不仅有贞洁观念、三从四德等社会观念的规范和压迫，还有法律条令的桎梏和约束。特别是对于普通人家的女性来说，除非有强势婆家的支持，走与不走，她们在历史的夹缝里都难以摆脱悲苦的命运。

 

参考文献：

[1]《大清律例》

[2]《刑案汇览三编》

[3]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

[4]毛立平，《清代下层女性研究——以南郡县、巴县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

[5]张晓霞，《清代巴县婚姻档案研究》，中华书局，2020.

[6]杜家骥编，《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资料缉刊》，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7]水越知,海丹.清代后期的妇女“诱拐”——以《巴县档案(同治朝)》为中心的研究[J].法律史译评,2022,10(00).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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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木川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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