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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200 字
阅 读 需 要 11 分钟


“法国发布前所未有的（高温）预警”“西班牙经历了最热6月”“残酷的热浪给葡萄牙带来近47摄氏度的纪录”……最近几天，新一轮极端高温正在炙烤欧洲。



据西班牙《机密报》1日报道，该国多个地区当天气温预计将飙升至43摄氏度……


据法国BFMTV电视台、英国广播公司（BBC）1日报道，法国的高温天气已让本土96个省中的84个省、88%的人口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天，法国16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状态，68个省为橙色警戒状态……



近几年，欧洲气候尤其反常，就连常年平均温度最高不超过25摄氏度的英国伦敦，温度竟也多次突破40度。一想到这样炎热的天气，不开空调恐怕是难以坚持，但颇令人意外的是，作为工业革命的起源地，欧洲空调的安装率竟非常之低——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整个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制冷设备，英国仅为5%，德国更低，不足3%。



这是为什么呢？


空调——人类一部抗热史


空调顾名思义——空气调节（Air conditioning）。主要是指利用人工手段，对建筑内环境空气的温度进行调节控制的过程，一般是利用冷源设备、冷热介质输配系统，末端装置等几大部分和其他辅助设备。主要包括水泵、风机和管路系统。末端装置则负责利用输配来的冷热量，具体处理空气、温度，使目标环境的空气温度达到人们适宜的温度。


根据史料记载，早在公元10世纪左右，波斯人就发明了一种古老的空气调节系统，通过利用装置于屋顶上的风杆，来捕获屋顶处凉爽的自然风，同时使用风道来使其穿过凉水并吹入室内，从而使得室内的人来感到凉快。

在中国古代，唐朝长安一代的达官贵人会使用一种名为“凉屋”的设施，一般是临河流而建，在河水旁修建水车，用水车把活水抽到屋顶，顺着屋檐流下来，周而往复，流水就会带走整个屋子的热量。唐玄宗时期，更是修建了著名的大明宫含凉殿，含凉殿建筑内外都设置了许多水车，流水激起扇叶转动，冰凉的水汽和冷风就被送入殿内。《唐语林·豪爽》记载，夏日某天陈知节被请到李隆基的含凉殿时，他看到“（唐玄宗）座后水激扇车，风猎衣襟”，当他被“赐坐石榻”时，感到“阴霤沈吟，仰不见日，四隅积水成帘飞洒，座内含冻。”

毫无疑问，这样的方式在古代只有真正的达官显贵才能享用，从而在夏日享受到片刻的凉爽。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空调要等到19世纪才诞生。1842年，佛罗里达州医生约翰·B·戈里以压缩机技术制造冰，用来为他在佛罗里达州阿巴拉契科拉的医院病人提供凉爽的空气。他曾想用这种制冰技术来调节大楼的温度，并申请专利。但因缺乏资金，并未付诸实现。


1901年，威利斯·开利（Willis Carrier）刚刚从康纳尔大学的机械工程学读完硕士毕业，作为应届毕业生的开利此时供职于一家印刷出版公司，由于这间公司偶尔会因纸张及墨水受了热度及湿度的影响，无法印出准确的颜色，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02年，开利发明了首个现代化、电力推动的空气调节系统，现代空调由此诞生。

经过几年的反复试验，开利于1906年1月2日取得专利，并于1915年建立了著名的开利空调公司，开始专门生产空调设备，人类在对抗炎热上取得了关键性胜利。


但是，这一时期的空调由于体积过于庞大和价格昂贵只有大型企业与公共涉事单位才能负担其使用费用，因此，真正让所有人享受空调的美好，还需要一段时间。1922年，开利发明了离心式制冷机（Centrifugal Refrigeration Machine），使得制冷成本大为降低，1928年，以托马斯·米基利为首的科学家发明了氯氟烃（chlorofluorocarbon）用作冷藏器的冷冻剂，因为过往的冷冻剂（例如氨及二氧化硫）都易燃或有毒。氯氟烃的发明首次实现以不可燃液体用作制冷剂，大大改善了空调制冷设备的安全。

在制冷机与制冷剂都发明后，真正意义上的家用空调迅速诞生。1929年，一家中文直译为“冷冰冰”（Frigidaire）的公司推出人类历史上第一台室内空调。自此，空调真正走向千家万户，人类在对抗炎热的过程中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欧洲人不装空调的N个理由


空调已经发明了一个世纪多，为什么欧洲的空调普及率还是如此之低？是欧陆人颇为耐热吗？其实不然，欧洲人在过去的数十年间不喜欢安装空调是有历史原因的，可以从气候、安装费用以及环保三个方面来解释。

首先是气候原因，欧洲尤其是西欧各国由于临近大西洋与地中海，大部分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Temperate marine climate）。温带海洋性气候的特点是全年温和潮湿，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最冷月平均气温在0摄氏度以上，最热月平均气温在25摄氏度以下，年温差小，全年降水分配较为均匀。英国绅士出门时必备一把雨伞，因为真的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因此，欧洲普遍的空调安装率比较低，在这样（曾经）全年凉爽的气候氛围中，尤其是西北欧安装空调的需求明显不足，安装空调的传统也便没有形成。

其次，安装空调的费用着实高得吓人，经济上的担忧恐怕是很多欧洲家庭无法安装空调的主要原因。比如，在德国购买一台1.5匹空调的售价约为600至800欧元，但安装费用往往超过1500欧元，而且必须经过物业审批，手续繁琐。

而且对一些租房者而言，安装空调不仅要取得房东许可，搬家时还需恢复原状，无形中增加了使用门槛。


与此同时，欧洲大量老旧建筑缺乏空调预设管道，也成为推广难题。出于对建筑外立面保护的考量，许多历史建筑甚至禁止安装室外机，以维护市容协调。


即使顺利完成安装，后续的使用成本同样不容忽视：欧洲各国的电力费用价格都不低。根据欧洲数据公司（Statista）显示，2020年世界家用电费排行榜上，前三名均为欧洲国家，希腊创下欧洲地区最高月均电价水平，达每兆瓦时211.7欧元，相当于1.48欧元/度，欧盟最大电力净进口国意大利紧随其后，达到每兆瓦时210.5欧元，相当于1.47欧元/度。俄乌冲突之后，欧洲各国电费再次飙升。以柏林为例，电价在0.3至0.4欧元/度之间，夏季两个月连续使用空调，电费账单可能高达200欧元。


最后则是环保原因，欧洲人一直在鼓吹自己是为了环保而少用空调，并且开发出多种多样的避暑方式。例如，欧洲遍布着大量喷泉，喷泉可以成为人们解暑的好去处，同时，许多湖泊和森林免费开放，遇到高温天气，欧洲人更喜欢到室外纳凉避暑。德国人经常全家相聚在湖边休闲，法国人更喜欢去公共水域享受水的清凉。但是，伴随着高温的持续，原有的纳凉方式逐渐无法满足欧洲人需要，欧洲人自身对于空调的需求量也是大增，环保的说法不攻自破。


炎热的欧洲恐成常态


彼得里·塔拉斯（Petteri Taalas）表示，由于气候变化，新的高温纪录和热浪正变得越来越频繁。据气象组织数据显示，当前规模和程度的热浪在未来几十年中会频繁出现，气候变化的负面趋势将至少持续到本世纪60年代（哪怕人们立刻开始着手阻止气候变化）。

英国气象局首席专家斯蒂芬贝尔彻（Stephen Belcher）教授也指出，如今欧洲的气温上升，“主要原因是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导致平均气温至少上升1摄氏度左右。如果温室气体的排放得不到限制，在本世纪末之前，英国可能会经常出现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情况，英国人民需要适应这些极端事件”。


历史上的气候总在温暖与寒冷间循环穿梭，空调作为现代科技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对极端天气的适应。未来的高温天气是否会让欧洲人突破传统，扛下高昂费用，咬牙安装一台空调？或许还得看人们是否会再开发出几个低碳避暑方式吧。

参考资料：
[1]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721746/ac-demand-units-by-country-europe/
[2]https://www.metoffice.gov.uk/about-us/press-office/news/weather-and-climate/2022/record-temperatures-2022-a-review
[3] 【日】小原淳平编，刘军、王春生译：《百万人的空调技术》，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4] 新华社：《世界气象组织：欧洲热浪仍将持续 高温影响未来数十年》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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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陈志臻‍‍‍‍‍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曲晨溪（实习）
校对 | 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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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发布前所未有的（高温）预警”“西班牙经历了最热6月”“残酷的热浪给葡萄牙带来近47摄氏度的纪录”……最近几天，新一轮极端高温正在炙烤欧洲。



据西班牙《机密报》1日报道，该国多个地区当天气温预计将飙升至43摄氏度……


据法国BFMTV电视台、英国广播公司（BBC）1日报道，法国的高温天气已让本土96个省中的84个省、88%的人口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天，法国16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状态，68个省为橙色警戒状态……



近几年，欧洲气候尤其反常，就连常年平均温度最高不超过25摄氏度的英国伦敦，温度竟也多次突破40度。一想到这样炎热的天气，不开空调恐怕是难以坚持，但颇令人意外的是，作为工业革命的起源地，欧洲空调的安装率竟非常之低——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整个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制冷设备，英国仅为5%，德国更低，不足3%。



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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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顾名思义——空气调节（Air conditioning）。主要是指利用人工手段，对建筑内环境空气的温度进行调节控制的过程，一般是利用冷源设备、冷热介质输配系统，末端装置等几大部分和其他辅助设备。主要包括水泵、风机和管路系统。末端装置则负责利用输配来的冷热量，具体处理空气、温度，使目标环境的空气温度达到人们适宜的温度。


根据史料记载，早在公元10世纪左右，波斯人就发明了一种古老的空气调节系统，通过利用装置于屋顶上的风杆，来捕获屋顶处凉爽的自然风，同时使用风道来使其穿过凉水并吹入室内，从而使得室内的人来感到凉快。

在中国古代，唐朝长安一代的达官贵人会使用一种名为“凉屋”的设施，一般是临河流而建，在河水旁修建水车，用水车把活水抽到屋顶，顺着屋檐流下来，周而往复，流水就会带走整个屋子的热量。唐玄宗时期，更是修建了著名的大明宫含凉殿，含凉殿建筑内外都设置了许多水车，流水激起扇叶转动，冰凉的水汽和冷风就被送入殿内。《唐语林·豪爽》记载，夏日某天陈知节被请到李隆基的含凉殿时，他看到“（唐玄宗）座后水激扇车，风猎衣襟”，当他被“赐坐石榻”时，感到“阴霤沈吟，仰不见日，四隅积水成帘飞洒，座内含冻。”

毫无疑问，这样的方式在古代只有真正的达官显贵才能享用，从而在夏日享受到片刻的凉爽。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空调要等到19世纪才诞生。1842年，佛罗里达州医生约翰·B·戈里以压缩机技术制造冰，用来为他在佛罗里达州阿巴拉契科拉的医院病人提供凉爽的空气。他曾想用这种制冰技术来调节大楼的温度，并申请专利。但因缺乏资金，并未付诸实现。


1901年，威利斯·开利（Willis Carrier）刚刚从康纳尔大学的机械工程学读完硕士毕业，作为应届毕业生的开利此时供职于一家印刷出版公司，由于这间公司偶尔会因纸张及墨水受了热度及湿度的影响，无法印出准确的颜色，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02年，开利发明了首个现代化、电力推动的空气调节系统，现代空调由此诞生。

经过几年的反复试验，开利于1906年1月2日取得专利，并于1915年建立了著名的开利空调公司，开始专门生产空调设备，人类在对抗炎热上取得了关键性胜利。


但是，这一时期的空调由于体积过于庞大和价格昂贵只有大型企业与公共涉事单位才能负担其使用费用，因此，真正让所有人享受空调的美好，还需要一段时间。1922年，开利发明了离心式制冷机（Centrifugal Refrigeration Machine），使得制冷成本大为降低，1928年，以托马斯·米基利为首的科学家发明了氯氟烃（chlorofluorocarbon）用作冷藏器的冷冻剂，因为过往的冷冻剂（例如氨及二氧化硫）都易燃或有毒。氯氟烃的发明首次实现以不可燃液体用作制冷剂，大大改善了空调制冷设备的安全。

在制冷机与制冷剂都发明后，真正意义上的家用空调迅速诞生。1929年，一家中文直译为“冷冰冰”（Frigidaire）的公司推出人类历史上第一台室内空调。自此，空调真正走向千家万户，人类在对抗炎热的过程中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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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已经发明了一个世纪多，为什么欧洲的空调普及率还是如此之低？是欧陆人颇为耐热吗？其实不然，欧洲人在过去的数十年间不喜欢安装空调是有历史原因的，可以从气候、安装费用以及环保三个方面来解释。

首先是气候原因，欧洲尤其是西欧各国由于临近大西洋与地中海，大部分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Temperate marine climate）。温带海洋性气候的特点是全年温和潮湿，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最冷月平均气温在0摄氏度以上，最热月平均气温在25摄氏度以下，年温差小，全年降水分配较为均匀。英国绅士出门时必备一把雨伞，因为真的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因此，欧洲普遍的空调安装率比较低，在这样（曾经）全年凉爽的气候氛围中，尤其是西北欧安装空调的需求明显不足，安装空调的传统也便没有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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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顺利完成安装，后续的使用成本同样不容忽视：欧洲各国的电力费用价格都不低。根据欧洲数据公司（Statista）显示，2020年世界家用电费排行榜上，前三名均为欧洲国家，希腊创下欧洲地区最高月均电价水平，达每兆瓦时211.7欧元，相当于1.48欧元/度，欧盟最大电力净进口国意大利紧随其后，达到每兆瓦时210.5欧元，相当于1.47欧元/度。俄乌冲突之后，欧洲各国电费再次飙升。以柏林为例，电价在0.3至0.4欧元/度之间，夏季两个月连续使用空调，电费账单可能高达200欧元。


最后则是环保原因，欧洲人一直在鼓吹自己是为了环保而少用空调，并且开发出多种多样的避暑方式。例如，欧洲遍布着大量喷泉，喷泉可以成为人们解暑的好去处，同时，许多湖泊和森林免费开放，遇到高温天气，欧洲人更喜欢到室外纳凉避暑。德国人经常全家相聚在湖边休闲，法国人更喜欢去公共水域享受水的清凉。但是，伴随着高温的持续，原有的纳凉方式逐渐无法满足欧洲人需要，欧洲人自身对于空调的需求量也是大增，环保的说法不攻自破。


炎热的欧洲恐成常态


彼得里·塔拉斯（Petteri Taalas）表示，由于气候变化，新的高温纪录和热浪正变得越来越频繁。据气象组织数据显示，当前规模和程度的热浪在未来几十年中会频繁出现，气候变化的负面趋势将至少持续到本世纪60年代（哪怕人们立刻开始着手阻止气候变化）。

英国气象局首席专家斯蒂芬贝尔彻（Stephen Belcher）教授也指出，如今欧洲的气温上升，“主要原因是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导致平均气温至少上升1摄氏度左右。如果温室气体的排放得不到限制，在本世纪末之前，英国可能会经常出现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情况，英国人民需要适应这些极端事件”。


历史上的气候总在温暖与寒冷间循环穿梭，空调作为现代科技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对极端天气的适应。未来的高温天气是否会让欧洲人突破传统，扛下高昂费用，咬牙安装一台空调？或许还得看人们是否会再开发出几个低碳避暑方式吧。

参考资料：
[1]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721746/ac-demand-units-by-country-europe/
[2]https://www.metoffice.gov.uk/about-us/press-office/news/weather-and-climate/2022/record-temperatures-2022-a-review
[3] 【日】小原淳平编，刘军、王春生译：《百万人的空调技术》，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4] 新华社：《世界气象组织：欧洲热浪仍将持续 高温影响未来数十年》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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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陈志臻‍‍‍‍‍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曲晨溪（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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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落的皇权

跨越五百年的权力对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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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500 字
阅 读 需 要 15 分钟


1923年7月16日，细雨濛濛的北京城里，老百姓们在紫禁城周围看到了极不寻常的景象：千名太监（清代将侍奉皇帝及皇族的宦官均冠以太监之称）在卫兵的护送下，从宫中走出，这些太监有的在无奈叹息、有的在低声啜泣，也有的在高声咒骂，情况极为悲惨。

原来，就在当天早些时候，溥仪在未作任何预先通知的情况下，便宣布除洒扫侍候等必要人员外，其余太监将一概遣散出宫。

 

由于事发突然，加之溥仪并未提前考虑好安置措施，这些中国的最后一批太监突然被“辞退”后，将会面临怎样的局面？又是如何度过余生的呢？


 

太监们的养老之路


「置宅享受」 


对于极少数的上层太监来说，他们在宫内的生活颇为优渥，身边总会跟着四五个小太监，分别拿着衣包、烟袋和水壶等物件，随时伺候他们；有的还会牵着两三条哈巴狗，供其玩赏。由于在宫内积累了大量财富，他们在出宫后能够买房置地，身边依旧有不少奴仆侍奉，可以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以曾任总管太监的小德张为例，在1913年出宫后，他就到天津租界当起了寓公。溥仪在回忆录中曾专门提到他，说他：


“在英租界有一座豪华的大楼，有几个姨太太和一大群奴役伺候他，威风不下于一个军阀。”



1928年，小德张的母亲过世，出殡之日，小德张按照北京各王府的规格办事，其排场之大，在当时的天津无人能比。此后，虽然家境开始衰落，但他仍能维持悠闲的养老生活。1957年，小德张在天津睦南道辞世，享年81岁。



 「寻找亲人」


除了上层太监外，也有一些普通太监有机会回到亲人身边养老，甚至还能独自成家。


不过，社会舆论对太监充满歧视，因此他们的生活也困难重重，饱受邻里嘲讽之余，还会遭遇家庭矛盾。


1924年7月，曾在清宫当差50年的太监李简亭，攒下积蓄后与其弟一家人居住在雍和宫附近。后来因与弟弟意见不合，李简亭便计划收个义子，重组家庭。可惜最终遭遇诈骗，几乎被抢走了全部身家。另一位李姓太监，早在进宫之前就已娶妻成家。但因辛亥革命影响，他在宫中仅待数月便出宫，最后怀揣20多块大洋，回家干起了种地营生。可惜，由于乡人嘲笑和夫妻隔阂的影响，他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世，成为十里八村的闲谈笑话。



更有甚者，有些太监为了抚慰在宫中受到的屈辱，出宫后时常以虐待为能事，令妻妾不堪受辱，以至酿成惨剧。民国报刊中，便有不少太监妻女对丈夫提起诉讼的新闻。


此外，太监张修德等人曾回忆说：


“当太监的都是贫寒人出身，你在宫里待上几十年，你的家也许早就没处找了。而且有的太监从小就被人拐出来，连自己也不知道家乡住处在哪儿。”


因此，回家养老对不少太监而言，其实是遥不可及的梦。

 「组团养老」


出家为僧道，或加入“养老义会”，成为大多数太监的养老选择。


早在明代，太监势力强大，他们便兴建、捐助大量佛寺，并多在此养老安葬。至清中期，尽管清廷对太监的管控愈发严格，但借助寺庙养老的做法仍比较普遍。到清末，道教传播兴盛，大批太监开始皈依全真教龙门派，并从中分出“霍山派”这一专门的太监道教宗派，于是道观便成为太监更普遍的养老之所。



太监们对这些庙宇的控制权，主要通过经济手段获得。有的寺庙因资金短缺，被太监直接出资赎买；有的则通过出钱修缮或“入股合营”而逐渐掌握经营权。庙宇的资金来源则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组织养老义会集资，太监们出宫前缴纳会费，出宫后可入住庙中养老，这类庙被称为“兄弟庙”；二是由少数大太监个人出资购置庙产，其他太监可以免费入住，但需承担一定杂役劳务，这类庙俗称“子孙庙”。


不过，寺庙中的养老生活远不如想象中安逸——这些太监大多没什么积蓄，生活普遍困顿。例如在著名的万寿兴隆寺，许多太监只能吃宫里送来的残羹剩饭，冬天屋里无暖气，夏日蚊蝇横行，环境极为恶劣。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的生活才得到改善。


 「自谋生路」


也有少数没有参与“组团养老”的太监，他们往往会沦为乞丐或当街边小贩，时常面临饿死、冻死的危险。20世纪30年代，汉学家蒲乐道曾与一位宋姓太监有过交集，这位宋太监在宫中一直是负责端茶烧水的小角色，因为没有亲人，无处可去，主要依靠一位旧日主子的施舍，住在一所破旧房子里。



蒲乐道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对他的印象：


“他身形矮小、声音尖细、动作柔弱，看起来更像一位苍老的妇人。我们初次见面时，他正在烧水煮茶，动作小心翼翼，似乎每一滴水都是珍宝。


他习惯于卑微地说话，不敢直视我的眼睛，总是带着微微的笑容，仿佛怕得罪谁。我问他是否想过结婚，他只是摇头苦笑，说自己‘不是完整的男人’。他讲述了自己入宫的过程，年幼时家境贫寒，父母为了几个银元把他‘净身’后送进宫去。他说，手术过程是由几个老太监负责的，用的是刀子和热酒，没有麻醉。他当时只有9岁……


我问他是否后悔当初入宫，他苦笑着说：‘后悔也迟了。’又说，如果能重来一次，他宁可饿死也不愿过这种没有子嗣、没有尊严的生活。但他对宫中的生活也有些许怀念。他说那时宫中规矩井然，虽然阶级森严，但人人都有归属。他最怀念的，是每日清晨太和殿外鼓声响起、众人叩首朝天的那份庄严。


在他清贫的住所中，还有一面小鼓和一件宫中旧袍，是他唯一保留的‘辉煌’记忆。每当夜深人静，他会轻敲小鼓，自言自语地模仿早年的仪式，那是他打发寂寞的方式。晚年时，他靠帮人写字、打扫小庙为生，日子过得十分清苦。但每当讲到宫里的往事，他的眼睛仍会闪着微光，像是点燃了记忆中最后一丝光亮。”


当然，还有极少数太监会想方设法再回到宫内，继续供职。下文提到的中国最后一位太监孙耀庭便是其中的代表。

 

最后一位太监的人生


1902年12月，孙耀庭出生在直隶静海的一户贫农家庭。孙家有7分地，几间草房，尚可勉强度日。后来，村中恶霸霸占了孙家土地，并将孙耀庭的父亲和哥哥关进大狱。此案最终不了了之，一家子也在异乡团聚。


但为了生存，加上同乡小德张回乡耀祖的“刺激”，孙耀庭最终在父亲的帮助下，私自完成了“净身”。由于手术条件粗糙，整整三天三夜，孙耀庭都人事不知，发着高烧，嘴里还说着胡话。就在他身体刚要恢复的时候，一个噩耗传来——宣统退位。


《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曾提到：


“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但这一规定并未被严格执行。因此孙家人也没有放弃将他送入宫廷的想法。


15岁那年，经家中远亲帮助，孙耀庭来到京城，先在辅国公载涛府中做事。在载涛府上，孙耀庭已经娴熟地掌握了宫中的规矩。可是在这里做得再好，也无法成为第二个小德张，孙耀庭便下定决心离开载涛府去紫禁城。


后来没多久，孙耀庭便在别人的介绍下进入宫内当差。可惜，宫内生活完全不像孙耀庭想象的那样。当时的紫禁城已经不比从前，因为国库空虚，太监的俸禄少得可怜。好在孙耀庭聪明伶俐，他逐渐成为端康皇太妃戏班子中的一员，有时还能为太妃读一段报纸。


就在他认为日子终于有些盼头的时候，1923年紫禁城的大火打乱了他的计划。由于溥仪认定大火与清查太监偷窃宫中古玩有关，是太监们为了销赃灭迹而为，遂将包括孙耀庭在内的大部分太监驱逐出宫。



由于大批太监被赶走后人手不够，端康皇太妃想起了曾经在戏班里的孙耀庭，想让他重新回宫侍奉。因此，孙耀庭并未在家中待多长时间，就重新回宫。但紫禁城内到处缺人，阴差阳错间，孙耀庭被分到了皇后婉容的储秀宫当差。婉容对待下人温和友好，因此孙耀庭虽未能飞黄腾达，却也度过了一段难得的舒服日子。


1924年10月，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孙耀庭作为婉容的贴身太监，也一同来到什刹海的醇亲王府。不久后，溥仪投靠日本人，旧有的太监、宫女都被醇亲王遣散，孙耀庭只得再度回到家中。


回到静海老家的孙耀庭，没有土地，也不会干农活。虽然如愿进宫当了太监，但他积攒的钱财，已经为三弟的婚事消耗殆尽。为了减轻家人负担，孙耀庭最终又回到北京，在出宫太监的养老居所万寿兴隆寺居住。


1932年，溥仪抵达长春，成为伪满洲国的伪皇帝后，曾招募太监侍候。左思右想下，孙耀庭最终决定前往，并被安排进勤务班。此时的溥仪只是名义上的皇帝，处处要看日本人眼色，加上已与婉容等人关系恶化，脾气变得喜怒无常，太监们动辄会遭到一顿毒打。在这段如履薄冰的生活中，孙耀庭得了肺病，最终第三次出宫，领到500块钱，彻底结束了自己的太监职业生涯。


再次回到老家，乡民们以一种陌生鄙视的眼光看着孙耀庭，在他背后指指点点：“你们快瞧，那就是太监！”这让孙耀庭十分难受。加之静海地区的日本侵略者得知他曾侍奉过溥仪，三天两头来找他。孙耀庭生怕自己成了汉奸，便毅然决然地重回北京万寿兴隆寺，与师傅陈泽川一起居住。此后，他也辗转在离职太监扎堆的蓝靛厂立马关帝庙等处生活，最终还成了该庙实际意义上的住持。


1948年，北京解放前夕，孙耀庭担任了蓝靛厂“军民联合办事处”的粮秣委员，为解放军筹集到大批粮食和蔬菜，又召集了几十名青年为解放军带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孙耀庭有了体面的职业，他负责全市的寺庙管理，每月工资35元，后来又增加到了45元。抗美援朝时期，他亦曾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带头捐款。



在动荡时代，孙耀庭从未拥有过自由与选择的权利。直到垂暮之年，他才真正体会到作为一个人的尊严。20世纪80年代，全国仅剩三位太监——马德清、刘兴桥和孙耀庭。不久后，前两位也相继辞世，孙耀庭因此成为中国最后一位太监，为史学界提供了详实的末代清廷史料。


93岁时，他满怀感慨，挥笔写下“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十个大字，借此抒发内心的情怀。1996年12月17日，94岁的孙耀庭在北京广化寺溘然长逝。他的离去，也宣告了末代太监这一带有悲剧色彩群体的彻底落幕。

 

参考文献：

1、孙耀庭口述：《最后一个太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984年版。

2、天津市和平区委宣传部、天津市和平区文化局编：《天津市和平区历史印迹》，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2000年版。

4、贾英华：《末代太监孙耀庭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5、信修德等：《太监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

6、张仲忱：《我的祖父小德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静海县委员会编：《静海运河文化》，百花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8、吉林卫视《家事》栏目组：《远去的紫禁城》，光明日报出版社2018年版。

9、溥仪：《我的前半生》，光明日报出版社2022年版。

10、张雪松：《清代以来的太监庙探析》，《清史研究》2009年第1期。

11、张宝贵：《末代太监“养老院”》，《北京日报》2017年4月3日。

12、John Blofeld, City of Lingering Splendour: A Frank Account of Old Peking’s Exotic Pleasures, Boston: Shambhala, 1989.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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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伯凌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曲晨溪（实习）
校对 |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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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每一步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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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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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46,28 +668,6 @@ "hash": "1a445a6712d6dece501172e1a6a99094", "highlights": [] }, - { - "title": "在清代，怀孕离家出走的女人会面临什么境遇？", - "description": "



本 文 约 3600 字
阅 读 需 要 12 分钟


“她逃，他追，她插翅难飞”和“带球跑”后“追妻火葬场”是近几年古装短剧的常见套路。什么“自己给自己接生的落跑宫女”“复制粘贴的王爷爹和儿子”……让观众不禁直呼：“太癫了，太癫了。”



但现实社会并非短剧，在古代的环境下，真的会有人选择逃跑甚至孕期“带娃跑”吗？从现存史料来看，至少清代是真的有的。



那么，这些清代女子为何选择孕期出走？她们出走之后又面临着怎样的困境？


出走是为了更好地生活


在古代人的观念中，女子主动脱离夫家是非常出格的行为，更何况还是在怀孕期间，可以说是大逆不道，完全违背“三从四德”。这与当下网络小说、影视剧里靠“带球跑”来营造爽点、凸显女性独立的桥段截然不同，在礼法森严、社会包容度极低的古代，究竟是什么逼她们孤注一掷？


 


首先，就是困苦的生活。丈夫无能懒惰，家中贫苦不堪，怀孕期间还吃不上饭的她们，只能主动出走寻求生计。清代的《巴县档案》中就记录了周王氏的类似遭遇：她是一位怀有身孕的家庭妇女，因为丈夫外出，家中无所生计，走投无路的她只好从巴中去到重庆一带做工。讽刺的是，在异地他乡，她竟然见到了多日不见的丈夫。久久未归的丈夫质疑妻子私逃，将外出打工的妻子告上官府。周王氏面对县令的责问，无从为自己争辩，只能请求官府从轻处罚，并且承诺永远不再私自出走。


 

“小妇人幼嫁周宗庆为妻，生有子女。这陈家寅、范锡匠们与丈夫都是亲戚，素相往来。小妇人因家里贫苦，日食难过，来渝托范锡匠帮小妇人找寻帮工。不料本月初四日，丈夫周宗庆撞遇小妇人，就说与这陈家寅、范锡匠们私通逃走，扭送案下。今蒙审讯，小妇人不应背夫私走，理应责惩，姑念有孕，从宽免究，吩谕丈夫把小妇人领回，不准私逃就是。”（《巴县档案》）

 

除了生活困苦之外，潜在的暴力威胁更是让这些女性的家庭生活充满危机。尽管清代法律有规定丈夫不能随意殴打妻子，但翻阅清代的刑科档案，我们仍能发现很多丈夫因一点琐事便对妻子拳脚相向，甚至将妻子打死的案件也屡见不鲜。



如清代山东曹县的李氏，在私自离家回娘家后，因拒和丈夫回婆家，母女二人竟皆被丈夫杀死。


李氏为什么一定要回娘家？其母又为何阻止女儿回到婆家？推测其原因，很可能是女儿已经在夫家遭到了暴力虐待。



可惜，这一小小的抗争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李氏只是拒绝回到夫家，却被丈夫扎伤致死。

 

五月初五日，张广详来接李氏回归，未允，吵骂。张广详将李氏扎伤。张李氏帮护，亦被扎伤。李张氏当时身死，报蒙验讯。李氏延至初十日亦因伤殒命。（《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资料缉刊》）

 

在这些女性离家的案例中，她们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面对糟心且毫无尊严的婚姻、随时可能发生的暴力欺辱，她们能做的除了逃走还有什么？家内是无休止的生活琐事，门外或许另一种可能，主动走出家门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迈出了那一步之后，她们真的有希望迎来新生活吗？



“带娃出走”阻碍重重


家庭生活不如意，让这些女性选择出走。但是，出走之后的前路，也并非一片光明，而是充满了挑战与风险。尤其是怀孕的女子，出走之后她们又能去哪里？有可能只靠自己生活吗？



首先，怀孕的女子出走后肯定要面临生产困难的问题。看过古装剧的读者应该对古人生育的情况有所认知。在古代，医疗水平极为低下，且女子生育年龄普遍偏小，这使得古代女性怀孕生子风险极高。即便如《甄嬛传》《如懿传》等电视剧中所展现的，皇宫里的妃子们享受着当时最优质的医疗服务，也依然存在难产死亡的风险。在真实的历史中，康熙的原配皇后赫舍里便因难产不幸离世。而对于那些独自在外、生产条件简陋且经济实力有限的女性来说，她们遭遇难产、感染等突发状况的概率无疑会大幅增加。



其次，怀孕女子出走后，如何养活自己和孩子也是一大难题。清代女性虽可通过手工业劳作等途径获得合法经济收益，但对于出走在外且无家产基业的怀孕女子而言，怀孕本身会极大地限制她们的劳动能力，随着孕期的推进，身体的不适和行动的不便会让她们难以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在古代社会，女性就业机会本就稀少，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使得她们很难获得长久且足够的收入来维持自己和孩子的生活，更不用说独自将孩子抚养成人了。



出走的女子还需时刻警惕夫家派人追捕。网络小说中的“带球跑”情节过后，总有一段“她逃，他追，她插翅难飞”的追妻戏码。而在古代社会，面对出走的妻子，丈夫也绝不会坐视不管。特别是在重视家族继承的古代社会，血脉的延续被视为家族的头等大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下，儿子被视为家族香火的延续者、家族财产的继承者。在不知怀孕的妻子怀着的是不是“儿子”的情况下，夫家就更不可能轻易放走她。



且古代很多汉族妇女有缠足的习俗，这使得她们行走极为不便，且因缠足不能经常出门，导致只对家附近的区域相对熟悉，对其他地方则知之甚少。再加上盘缠短缺、远地无亲人故友照应等现实因素的制约，她们往往只能选择逃亡到附近的乡镇。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出走的女子在附近乡镇碰上熟人的概率会大大增加。一旦熟人将她们的消息告知其丈夫，丈夫便会选择报官寻人，最终将妻子领回家。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清代南部县的陈国宝在妻子出走后，几次三番打听到了出走妻子的下落，想要将妻子追回。却最终由于妻子不配合、官府不出力，陈国宝选择放弃追回妻子，结束婚姻关系。


但这种情况在古代社会毕竟属于少数，所以总的来说，“出走”甚至“带娃出走”在古代社会并不现实。古代女性在经济和法律上的弱势地位，让她们的出走之路充满了重重困难。


逃妻的法律审判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与现代社会不同，古代女性若是背着丈夫私自出走，是违背法律的。也就是说，就算出逃成功，被发现后也会面临残酷的刑罚。


清代《大清律例》中有关女性擅自出走的法律条款不仅严苛，而且根据不同情况细分罪责：


若夫无愿离之情，妻辄背夫在逃者杖一百。从夫嫁卖，其妻因逃而辄自改嫁者，绞监候。其因夫弃妻逃亡，三年之内不告官司而逃去者杖八十；擅自改嫁者杖一百。（《大清律例》）



如果大家对这个量刑是否严重没有概念，我们可以将其与泄露军情罪的处罚对比一下。


若私开官司文书印封看视者，杖六十。事干军情重事者，以漏泄论。为首，杖一百，徒三年，从减等。（《大清律例》）


由此可知，私自拆看官府文书的犯人，只杖六十，哪怕泄露了军事机密也不至于死罪，但若妇女出逃并随意改嫁，则有可能要判死刑（虽然实际操作中判罚并未如此严苛）。



不仅是妻子，妾私自出逃，也要受到法律的惩罚。与妻子相比，妾室的地位更低，她们甚至不是由丈夫明媒正娶入门，而是作为商品被购买和交换。在清代，若是正妻无子，丈夫常常选择买入一个女子，作为妾室传宗接代。


清代巴县，吴泰来为绵延子嗣，买来婢女春梅为妾。七年之后，妾室春梅因故选择逃走，而吴泰来一纸诉状将春梅告上了官府，以防止春梅再次出逃。


逆妾殴妻，复敢隐逃，捏控掩咎。诉电讯究刁唆，以杜后患，沾恩伏起。（《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



总而言之，古代女子的出走，是她们真实困境的体现。她们面临的不仅有贞洁观念、三从四德等社会观念的规范和压迫，还有法律条令的桎梏和约束。特别是对于普通人家的女性来说，除非有强势婆家的支持，走与不走，她们在历史的夹缝里都难以摆脱悲苦的命运。

 

参考文献：

[1]《大清律例》

[2]《刑案汇览三编》

[3]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

[4]毛立平，《清代下层女性研究——以南郡县、巴县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

[5]张晓霞，《清代巴县婚姻档案研究》，中华书局，2020.

[6]杜家骥编，《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资料缉刊》，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7]水越知,海丹.清代后期的妇女“诱拐”——以《巴县档案(同治朝)》为中心的研究[J].法律史译评,2022,10(00).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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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600 字
阅 读 需 要 12 分钟


“她逃，他追，她插翅难飞”和“带球跑”后“追妻火葬场”是近几年古装短剧的常见套路。什么“自己给自己接生的落跑宫女”“复制粘贴的王爷爹和儿子”……让观众不禁直呼：“太癫了，太癫了。”



但现实社会并非短剧，在古代的环境下，真的会有人选择逃跑甚至孕期“带娃跑”吗？从现存史料来看，至少清代是真的有的。



那么，这些清代女子为何选择孕期出走？她们出走之后又面临着怎样的困境？


出走是为了更好地生活


在古代人的观念中，女子主动脱离夫家是非常出格的行为，更何况还是在怀孕期间，可以说是大逆不道，完全违背“三从四德”。这与当下网络小说、影视剧里靠“带球跑”来营造爽点、凸显女性独立的桥段截然不同，在礼法森严、社会包容度极低的古代，究竟是什么逼她们孤注一掷？


 


首先，就是困苦的生活。丈夫无能懒惰，家中贫苦不堪，怀孕期间还吃不上饭的她们，只能主动出走寻求生计。清代的《巴县档案》中就记录了周王氏的类似遭遇：她是一位怀有身孕的家庭妇女，因为丈夫外出，家中无所生计，走投无路的她只好从巴中去到重庆一带做工。讽刺的是，在异地他乡，她竟然见到了多日不见的丈夫。久久未归的丈夫质疑妻子私逃，将外出打工的妻子告上官府。周王氏面对县令的责问，无从为自己争辩，只能请求官府从轻处罚，并且承诺永远不再私自出走。


 

“小妇人幼嫁周宗庆为妻，生有子女。这陈家寅、范锡匠们与丈夫都是亲戚，素相往来。小妇人因家里贫苦，日食难过，来渝托范锡匠帮小妇人找寻帮工。不料本月初四日，丈夫周宗庆撞遇小妇人，就说与这陈家寅、范锡匠们私通逃走，扭送案下。今蒙审讯，小妇人不应背夫私走，理应责惩，姑念有孕，从宽免究，吩谕丈夫把小妇人领回，不准私逃就是。”（《巴县档案》）

 

除了生活困苦之外，潜在的暴力威胁更是让这些女性的家庭生活充满危机。尽管清代法律有规定丈夫不能随意殴打妻子，但翻阅清代的刑科档案，我们仍能发现很多丈夫因一点琐事便对妻子拳脚相向，甚至将妻子打死的案件也屡见不鲜。



如清代山东曹县的李氏，在私自离家回娘家后，因拒和丈夫回婆家，母女二人竟皆被丈夫杀死。


李氏为什么一定要回娘家？其母又为何阻止女儿回到婆家？推测其原因，很可能是女儿已经在夫家遭到了暴力虐待。



可惜，这一小小的抗争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李氏只是拒绝回到夫家，却被丈夫扎伤致死。

 

五月初五日，张广详来接李氏回归，未允，吵骂。张广详将李氏扎伤。张李氏帮护，亦被扎伤。李张氏当时身死，报蒙验讯。李氏延至初十日亦因伤殒命。（《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资料缉刊》）

 

在这些女性离家的案例中，她们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面对糟心且毫无尊严的婚姻、随时可能发生的暴力欺辱，她们能做的除了逃走还有什么？家内是无休止的生活琐事，门外或许另一种可能，主动走出家门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迈出了那一步之后，她们真的有希望迎来新生活吗？



“带娃出走”阻碍重重


家庭生活不如意，让这些女性选择出走。但是，出走之后的前路，也并非一片光明，而是充满了挑战与风险。尤其是怀孕的女子，出走之后她们又能去哪里？有可能只靠自己生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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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怀孕女子出走后，如何养活自己和孩子也是一大难题。清代女性虽可通过手工业劳作等途径获得合法经济收益，但对于出走在外且无家产基业的怀孕女子而言，怀孕本身会极大地限制她们的劳动能力，随着孕期的推进，身体的不适和行动的不便会让她们难以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在古代社会，女性就业机会本就稀少，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使得她们很难获得长久且足够的收入来维持自己和孩子的生活，更不用说独自将孩子抚养成人了。



出走的女子还需时刻警惕夫家派人追捕。网络小说中的“带球跑”情节过后，总有一段“她逃，他追，她插翅难飞”的追妻戏码。而在古代社会，面对出走的妻子，丈夫也绝不会坐视不管。特别是在重视家族继承的古代社会，血脉的延续被视为家族的头等大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下，儿子被视为家族香火的延续者、家族财产的继承者。在不知怀孕的妻子怀着的是不是“儿子”的情况下，夫家就更不可能轻易放走她。



且古代很多汉族妇女有缠足的习俗，这使得她们行走极为不便，且因缠足不能经常出门，导致只对家附近的区域相对熟悉，对其他地方则知之甚少。再加上盘缠短缺、远地无亲人故友照应等现实因素的制约，她们往往只能选择逃亡到附近的乡镇。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出走的女子在附近乡镇碰上熟人的概率会大大增加。一旦熟人将她们的消息告知其丈夫，丈夫便会选择报官寻人，最终将妻子领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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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大清律例》中有关女性擅自出走的法律条款不仅严苛，而且根据不同情况细分罪责：


若夫无愿离之情，妻辄背夫在逃者杖一百。从夫嫁卖，其妻因逃而辄自改嫁者，绞监候。其因夫弃妻逃亡，三年之内不告官司而逃去者杖八十；擅自改嫁者杖一百。（《大清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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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巴县，吴泰来为绵延子嗣，买来婢女春梅为妾。七年之后，妾室春梅因故选择逃走，而吴泰来一纸诉状将春梅告上了官府，以防止春梅再次出逃。


逆妾殴妻，复敢隐逃，捏控掩咎。诉电讯究刁唆，以杜后患，沾恩伏起。（《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



总而言之，古代女子的出走，是她们真实困境的体现。她们面临的不仅有贞洁观念、三从四德等社会观念的规范和压迫，还有法律条令的桎梏和约束。特别是对于普通人家的女性来说，除非有强势婆家的支持，走与不走，她们在历史的夹缝里都难以摆脱悲苦的命运。

 

参考文献：

[1]《大清律例》

[2]《刑案汇览三编》

[3]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

[4]毛立平，《清代下层女性研究——以南郡县、巴县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

[5]张晓霞，《清代巴县婚姻档案研究》，中华书局，2020.

[6]杜家骥编，《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资料缉刊》，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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