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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900 字
阅 读 需 要 16 分 钟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九月的一天,朝鲜节日使(在一些特定的节日出使)郑陟从辽东给朝鲜世宗发来一封急报,文书中说:


“皇帝亲征达达,误陷虏庭。皇太后封正统庶子见深为皇太子,皇弟郕王祁钰即位,改元景泰,遥尊正统为太上皇帝。”


就在九月初一日,明英宗亲统二十万大军讨伐瓦剌,却在土木堡被也先击败,明朝“中央军”三大营(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损失惨重,大半出征文武官僚为国捐躯,甚至英宗本人都沦为阶下囚。朝鲜世宗君臣闻之惊骇,纷纷表示“中国之变,千古所无”,更是敏锐观察到“中国之变出于不意,观其疲弊,未有甚于此时者也”。



这场惨败可以说是标志着明朝由武德充沛彻底转向保守防御。那么,从武德充沛到疆土日蹙,再到全面崩坏,大明的拓疆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较之其他王朝,明朝在开拓疆土上的成绩又如何呢?


开疆拓土的历程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即皇帝位,创立大明王朝。洪武到永乐年间,尽管曾爆发靖难之役,但明朝开疆拓土的势头依旧强劲。


在北方,明太祖派徐达、常遇春攻克大都,迫使元顺帝北遁大漠。洪武年间,又陆续向漠北发动十三次扫除故元遗兵的军事行动,大败北元名将王保保、纳哈出,收复辽东,甚至生俘顺帝皇孙买的里八剌。永乐年间,明成祖“五征漠北,三犁虏庭”,病故于班师路上。在东北地区,成祖于永乐七年(1409)设置奴儿干都司,并在两年后命太监亦失哈率兵进驻,推行羁縻政策,收领女真部落方物。


在西南方向,明太祖于洪武十四年(1381)派傅友德、蓝玉讨伐盘踞云南的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次年初,明军攻克大理,段氏就擒,平定云南全境。太祖在当地设置都司卫所,留沐英永镇云南。永乐十一年(1413),成祖整合湖广、四川、云南交界地带,改土归流,设立贵州布政司,贵州自此成为独立省级行政区。对于更为广大的西南地区,明廷不追求直接统治,而是委任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世袭土司职务。各土司只需定期向朝廷缴纳贡赋、供给征调,享有很大自治权。


成祖还特别注意对南方及海外地区的经营。建文末年,安南发生内乱。成祖即位后,派兵护送安南宗室陈天平复国,却遭叛军伏杀。成祖遂命朱能、张辅出兵讨伐,并在永乐五年(1407)设立交趾布政使司,实现了中原王朝对越南地区的最后一次直属。永宣时期,命郑和七下西洋,走访三十余国,其舰队最远航行到东非、红海一带,堪称地理大发现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洋探险。




在东南沿海,太祖、成祖还极为注意防范、打击倭寇。太祖一面积极联络日本,要求其镇压倭寇;另一面强化沿海防御,命周德兴在福建沿海新筑城池16座,增设45个巡检司,又命汤和在浙江沿海筑城45座,充实守备官军。永乐十七年(1419),辽东总兵刘江在望海埚设伏,歼灭倭寇千余人,“自是倭大创,不敢复入辽东”。元末明初骚扰中国及朝鲜沿海的倭寇自此绝迹。


成祖去世后,明朝逐渐改变了积极的开疆拓土政策。宣德年间,由于安南镇而复叛,愈演愈烈,宣宗被迫裁撤交趾布政使司,册封叛军领袖黎利为安南国王。




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也先犯境,明英宗在太监王振鼓动下,统帅三大营出征北伐。大军行至土木堡,遭到瓦剌骑兵围攻,明军汲水不利,死伤大半,英宗被俘,张辅等一干文武重臣也战死沙场,史称土木堡之变。这场战争不仅使三大营损失殆尽,也彻底终结了明朝的积极开疆政策,特别是失去了对蒙古草原的压制状态。此后,明军只能依托“九边”和长城防御体系,杂以防秋烧荒策略,应付草原的威胁。嘉靖二十九年(1550)爆发庚戌之变,俺答汗由古北口入塞,一路如入无人之境,围困京城八日方撤兵北返。



在西北地区,明成祖曾于永乐四年(1406)设立哈密卫,册封当地首领为忠顺王。哈密卫地处要冲,“迎护朝使,统领诸番,为西陲屏蔽”,是明朝获取西北动向及保证丝绸之路的重要据点。但哈密内部种族混杂,外部强敌环伺,明廷鞭长莫及。自正统年间开始,哈密多次被瓦剌、吐鲁番侵扰。正德八年(1513),忠顺王拜牙即背叛明朝,归附吐鲁番。尽管明朝屡次计划“兴复哈密”,最终也只能无奈承认现实。


与此同时,由于严厉的海禁政策,东南沿海倭患日益严重。嘉靖二年(1523)“争贡之役”后,倭寇愈演愈烈。失意的日本武士、浪人联合中国沿海平民,结成海盗团体,四处骚扰劫掠。面对穷凶极恶的倭寇,早已形同虚设的卫所兵作鸟兽散,毫无战力。幸赖戚继光、俞大猷操练新兵,剿抚并用,才在嘉靖末年荡平倭寇。



神宗即位后,明朝边疆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万历二十年(1592),宁夏镇副总兵哱拜起兵叛乱,神宗遣麻贵、李如松出师平定,先后历时八个月,耗费饷金近二百万。同年四月,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神宗遣李如松等出兵援朝,经过七年苦战,方击败日本,维护了东亚区域秩序。万历二十七年(1599),地处西南的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神宗遣刘綎等人率军讨伐。次年,明军攻占海龙屯,杨应龙自杀。以上三场战争合称“万历三大征”,尽管明朝出师平叛,稳定了边疆秩序与宗藩关系,但高昂的军费严重消耗了国家财富,间接为明朝灭亡埋下伏笔。




万历末期,建州女真崛起。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拉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明朝的边疆秩序也就此全面瓦解。万历四十七年(1619),明军兵分四路讨伐后金,却遭遇萨尔浒惨败,辽东局面自此攻守易势。此后,后金连克开原、铁岭、广宁,直到袁崇焕取得宁锦大捷,明军方才止住颓势。后金遂绕过明朝苦心经营的辽东防线,经蒙古草原攻入塞内。崇祯十五年(1642),皇太极在松锦大战中歼灭明朝最后一支生力军,俘虏帝师洪承畴。两年后,李自成农民军攻破北京,明思宗自缢而亡。思宗死后,统一的中央政府不复存在,南明各朝廷更无力经营边疆。永历帝甚至逃亡到缅甸,依附于曾臣服大明的夷狄,最终被缅甸出卖,为吴三桂绞死于昆明。



边疆治理的得失


有明一代276年,边疆治理也同王朝盛衰规律基本一致,由最初的武德充沛到疆土日蹙,再到全面崩坏。那么,该如何评价大明王朝的边疆治理呢?


不可否认,明朝对于现代中国疆域的形成起到了奠基作用。其在东北设立奴儿干都司,在西藏设立乌斯藏都司,都将广大的边疆地区纳入统治版图。明朝通过羁縻统治、封贡关系维持着边远地区和中央的关系,并在部分地区开展改土归流。尽管随着国家实力的盈缩,实控疆域很快稳定在内地两京十三省,但其边疆经营还是为清朝打下基础。特别是改土归流政策为清朝所沿袭,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被朝廷牢固掌握。清朝通过百余年的经略,最终牢固掌握了边疆地区,使其与内地连成一体,彻底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基本疆域。




明朝开疆拓土中的海洋探索与文化辐射也值得充分肯定。郑和下西洋虽然昙花一现,但这场行动极大宣扬了明朝国威,扩展了中国人的域外知识,如《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域外史地著作,都是郑和下西洋的产物。郑和舰队在与西洋诸国往来的同时,还帮助其清理海盗、平定内乱,远播中华文化,这些举措对巩固宗藩秩序、发展对外交往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宗藩体系中,明朝坚持“厚往薄来”,优待朝贡诸国,给予大量经济赏赐。明朝还向周边民族与政权赠送《大统历》《性理大全》《农桑辑要》等书籍,并设置四夷馆培养翻译人才。这些经济往来与文化输出极大促进了周边民族的发展。但是,明朝在对外往来中缺乏平等互动,特别是其自视为“天朝上国”的心态,导致未能积极吸收外来文明。下西洋的探索也浅尝辄止,完全落后于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变革。始终未改变的“海禁”政策,以及在火器应用上的落后,也使得明朝丧失了海上优势,导致倭寇、西方殖民者乘虚而入,并最终在与清朝的对战中败下阵来。



另外,明朝边疆治理也缺乏持久战略,往往取决于君主个人好恶。明朝疆域的扩展基本定型于洪武、永乐时期,这与太祖、成祖锐意进取密切相关。其后的君主,要么志大才疏,盲目出兵反而自取其辱;要么甘于守成,借口“帝王之政,唯守在四夷”,采取消极的防御策略。即使在明初的进取期,仍有成祖内迁大宁都司、宣宗放弃开平的战略收缩。明后期,朝廷以北虏南倭为心腹大患,却忽视了东北地区即将崛起的建州女真。直至发动萨尔浒之役时,神宗君臣仍呓语天兵一到,必然“尽歼群丑”。这种盲目自大且缺乏远见的策略,最终加速了明朝边疆治理体系的全面崩溃。



经济成本失衡与沉重财政负担,成为明朝边疆治理的又一大问题。本着朝贡贸易下“厚往薄来”的原则,明朝对周边民族与政权赏赉丰厚,当地由于物产贫瘠,往往只能以土物输诚效忠。尽管明朝限制其朝贡次数,甚至一度索取金银、战马,但并不能改变入不敷出的局面。郑和下西洋亦是如此,空耗大量国家财富,经济上却收益寥寥。而为了维系边疆防御体系,明朝不得不投入巨大经济与人力成本。万历后期,辽东军费高达六百万两,几乎是明朝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沿边地区往往气候寒冷,土地贫瘠,并不能创造实际经济收益。与此同时,边军的军饷遭到层层盘剥,底层士兵大量逃亡,以致发生“发饷十万,到军不过二三”的旷世奇景。边疆防御体系的糜烂,最终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较之汉唐何如?


在古代中国,汉、唐、宋、元、明、清是代表性王朝。那么,姑且不论世界性帝国的元朝,与汉、唐、宋、清相比,明朝的边疆治理又能打几分呢?



汉唐时期,汉武帝北击匈奴,彻底扫除了北方威胁,汉代设立的西域都护府将天山南北纳入版图,丝绸之路更是成为中外文明交流的大动脉。唐朝则创立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实现了对中亚地区的有效控制,其都城长安也成为世界性城市。明朝虽然一度通过郑和下西洋和北伐蒙古,显示出了积极的边疆政策,但往往昙花一现,也未能对蒙古造成实质性打击,以致长期被“北虏”困扰。其对于周边民族与政权的统治,往往依赖羁縻与封贡,实际控制力要打折扣。


但与宋朝相比,明朝在边疆问题上更具主动性。宋朝未能收复燕云十六州,北宋中期,河西走廊又被西夏占据。靖康之变后,只能退据江南一隅,通过输送岁币求得外部安稳。明朝多次北征蒙古,给蒙古诸部造成较大打击。无力北征后,明朝又依靠“九边”及长城防线阻挡游牧民族南下,尽管遭遇庚戌之变,但仍长期保持了中原汉地核心区的安全,且在隆庆年间实现“俺答封贡”。终明一代,也没有出现输送岁币的屈辱情况。




清朝对边疆的成功治理,则是继承并发展明朝经验教训而来的。它完善了明朝开启的改土归流政策,并通过数次战争,成功稳定了西南边疆。清朝还创立理藩院、驻藏大臣,并通过满蒙联姻、金瓶掣签等制度,真正实现了对蒙古、西藏、新疆的有效管辖,从而彻底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这是明朝未能达到的历史高度。



总的来说,我们或许可以用“高开低走”来形容明朝的拓疆成绩。明朝的拓疆,既有天子亲征的豪迈,也有龟缩京城的屈辱;既有武德充沛的积极进取,也有不思进取的疆土日蹙。在大时代变局下,明朝最终选择了一条保守的大陆防御政策,并放弃了海洋带来的机遇。严重的阶级矛盾、周边民族的强势崛起、小冰期造成的环境压力,最终摧毁了这个尝试有限扩张的王朝。其在领土上,也最终未能突破传统中原汉地的框架。


参考文献:

1.《明实录》,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2.(清)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3.《朝鲜王朝实录》,汉城: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55-1958年。

4.方铁:《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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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夹心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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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900 字
阅 读 需 要 16 分 钟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九月的一天,朝鲜节日使(在一些特定的节日出使)郑陟从辽东给朝鲜世宗发来一封急报,文书中说:


“皇帝亲征达达,误陷虏庭。皇太后封正统庶子见深为皇太子,皇弟郕王祁钰即位,改元景泰,遥尊正统为太上皇帝。”


就在九月初一日,明英宗亲统二十万大军讨伐瓦剌,却在土木堡被也先击败,明朝“中央军”三大营(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损失惨重,大半出征文武官僚为国捐躯,甚至英宗本人都沦为阶下囚。朝鲜世宗君臣闻之惊骇,纷纷表示“中国之变,千古所无”,更是敏锐观察到“中国之变出于不意,观其疲弊,未有甚于此时者也”。



这场惨败可以说是标志着明朝由武德充沛彻底转向保守防御。那么,从武德充沛到疆土日蹙,再到全面崩坏,大明的拓疆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较之其他王朝,明朝在开拓疆土上的成绩又如何呢?


开疆拓土的历程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即皇帝位,创立大明王朝。洪武到永乐年间,尽管曾爆发靖难之役,但明朝开疆拓土的势头依旧强劲。


在北方,明太祖派徐达、常遇春攻克大都,迫使元顺帝北遁大漠。洪武年间,又陆续向漠北发动十三次扫除故元遗兵的军事行动,大败北元名将王保保、纳哈出,收复辽东,甚至生俘顺帝皇孙买的里八剌。永乐年间,明成祖“五征漠北,三犁虏庭”,病故于班师路上。在东北地区,成祖于永乐七年(1409)设置奴儿干都司,并在两年后命太监亦失哈率兵进驻,推行羁縻政策,收领女真部落方物。


在西南方向,明太祖于洪武十四年(1381)派傅友德、蓝玉讨伐盘踞云南的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次年初,明军攻克大理,段氏就擒,平定云南全境。太祖在当地设置都司卫所,留沐英永镇云南。永乐十一年(1413),成祖整合湖广、四川、云南交界地带,改土归流,设立贵州布政司,贵州自此成为独立省级行政区。对于更为广大的西南地区,明廷不追求直接统治,而是委任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世袭土司职务。各土司只需定期向朝廷缴纳贡赋、供给征调,享有很大自治权。


成祖还特别注意对南方及海外地区的经营。建文末年,安南发生内乱。成祖即位后,派兵护送安南宗室陈天平复国,却遭叛军伏杀。成祖遂命朱能、张辅出兵讨伐,并在永乐五年(1407)设立交趾布政使司,实现了中原王朝对越南地区的最后一次直属。永宣时期,命郑和七下西洋,走访三十余国,其舰队最远航行到东非、红海一带,堪称地理大发现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洋探险。




在东南沿海,太祖、成祖还极为注意防范、打击倭寇。太祖一面积极联络日本,要求其镇压倭寇;另一面强化沿海防御,命周德兴在福建沿海新筑城池16座,增设45个巡检司,又命汤和在浙江沿海筑城45座,充实守备官军。永乐十七年(1419),辽东总兵刘江在望海埚设伏,歼灭倭寇千余人,“自是倭大创,不敢复入辽东”。元末明初骚扰中国及朝鲜沿海的倭寇自此绝迹。


成祖去世后,明朝逐渐改变了积极的开疆拓土政策。宣德年间,由于安南镇而复叛,愈演愈烈,宣宗被迫裁撤交趾布政使司,册封叛军领袖黎利为安南国王。




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也先犯境,明英宗在太监王振鼓动下,统帅三大营出征北伐。大军行至土木堡,遭到瓦剌骑兵围攻,明军汲水不利,死伤大半,英宗被俘,张辅等一干文武重臣也战死沙场,史称土木堡之变。这场战争不仅使三大营损失殆尽,也彻底终结了明朝的积极开疆政策,特别是失去了对蒙古草原的压制状态。此后,明军只能依托“九边”和长城防御体系,杂以防秋烧荒策略,应付草原的威胁。嘉靖二十九年(1550)爆发庚戌之变,俺答汗由古北口入塞,一路如入无人之境,围困京城八日方撤兵北返。



在西北地区,明成祖曾于永乐四年(1406)设立哈密卫,册封当地首领为忠顺王。哈密卫地处要冲,“迎护朝使,统领诸番,为西陲屏蔽”,是明朝获取西北动向及保证丝绸之路的重要据点。但哈密内部种族混杂,外部强敌环伺,明廷鞭长莫及。自正统年间开始,哈密多次被瓦剌、吐鲁番侵扰。正德八年(1513),忠顺王拜牙即背叛明朝,归附吐鲁番。尽管明朝屡次计划“兴复哈密”,最终也只能无奈承认现实。


与此同时,由于严厉的海禁政策,东南沿海倭患日益严重。嘉靖二年(1523)“争贡之役”后,倭寇愈演愈烈。失意的日本武士、浪人联合中国沿海平民,结成海盗团体,四处骚扰劫掠。面对穷凶极恶的倭寇,早已形同虚设的卫所兵作鸟兽散,毫无战力。幸赖戚继光、俞大猷操练新兵,剿抚并用,才在嘉靖末年荡平倭寇。



神宗即位后,明朝边疆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万历二十年(1592),宁夏镇副总兵哱拜起兵叛乱,神宗遣麻贵、李如松出师平定,先后历时八个月,耗费饷金近二百万。同年四月,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神宗遣李如松等出兵援朝,经过七年苦战,方击败日本,维护了东亚区域秩序。万历二十七年(1599),地处西南的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神宗遣刘綎等人率军讨伐。次年,明军攻占海龙屯,杨应龙自杀。以上三场战争合称“万历三大征”,尽管明朝出师平叛,稳定了边疆秩序与宗藩关系,但高昂的军费严重消耗了国家财富,间接为明朝灭亡埋下伏笔。




万历末期,建州女真崛起。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拉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明朝的边疆秩序也就此全面瓦解。万历四十七年(1619),明军兵分四路讨伐后金,却遭遇萨尔浒惨败,辽东局面自此攻守易势。此后,后金连克开原、铁岭、广宁,直到袁崇焕取得宁锦大捷,明军方才止住颓势。后金遂绕过明朝苦心经营的辽东防线,经蒙古草原攻入塞内。崇祯十五年(1642),皇太极在松锦大战中歼灭明朝最后一支生力军,俘虏帝师洪承畴。两年后,李自成农民军攻破北京,明思宗自缢而亡。思宗死后,统一的中央政府不复存在,南明各朝廷更无力经营边疆。永历帝甚至逃亡到缅甸,依附于曾臣服大明的夷狄,最终被缅甸出卖,为吴三桂绞死于昆明。



边疆治理的得失


有明一代276年,边疆治理也同王朝盛衰规律基本一致,由最初的武德充沛到疆土日蹙,再到全面崩坏。那么,该如何评价大明王朝的边疆治理呢?


不可否认,明朝对于现代中国疆域的形成起到了奠基作用。其在东北设立奴儿干都司,在西藏设立乌斯藏都司,都将广大的边疆地区纳入统治版图。明朝通过羁縻统治、封贡关系维持着边远地区和中央的关系,并在部分地区开展改土归流。尽管随着国家实力的盈缩,实控疆域很快稳定在内地两京十三省,但其边疆经营还是为清朝打下基础。特别是改土归流政策为清朝所沿袭,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被朝廷牢固掌握。清朝通过百余年的经略,最终牢固掌握了边疆地区,使其与内地连成一体,彻底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基本疆域。




明朝开疆拓土中的海洋探索与文化辐射也值得充分肯定。郑和下西洋虽然昙花一现,但这场行动极大宣扬了明朝国威,扩展了中国人的域外知识,如《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域外史地著作,都是郑和下西洋的产物。郑和舰队在与西洋诸国往来的同时,还帮助其清理海盗、平定内乱,远播中华文化,这些举措对巩固宗藩秩序、发展对外交往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宗藩体系中,明朝坚持“厚往薄来”,优待朝贡诸国,给予大量经济赏赐。明朝还向周边民族与政权赠送《大统历》《性理大全》《农桑辑要》等书籍,并设置四夷馆培养翻译人才。这些经济往来与文化输出极大促进了周边民族的发展。但是,明朝在对外往来中缺乏平等互动,特别是其自视为“天朝上国”的心态,导致未能积极吸收外来文明。下西洋的探索也浅尝辄止,完全落后于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变革。始终未改变的“海禁”政策,以及在火器应用上的落后,也使得明朝丧失了海上优势,导致倭寇、西方殖民者乘虚而入,并最终在与清朝的对战中败下阵来。



另外,明朝边疆治理也缺乏持久战略,往往取决于君主个人好恶。明朝疆域的扩展基本定型于洪武、永乐时期,这与太祖、成祖锐意进取密切相关。其后的君主,要么志大才疏,盲目出兵反而自取其辱;要么甘于守成,借口“帝王之政,唯守在四夷”,采取消极的防御策略。即使在明初的进取期,仍有成祖内迁大宁都司、宣宗放弃开平的战略收缩。明后期,朝廷以北虏南倭为心腹大患,却忽视了东北地区即将崛起的建州女真。直至发动萨尔浒之役时,神宗君臣仍呓语天兵一到,必然“尽歼群丑”。这种盲目自大且缺乏远见的策略,最终加速了明朝边疆治理体系的全面崩溃。



经济成本失衡与沉重财政负担,成为明朝边疆治理的又一大问题。本着朝贡贸易下“厚往薄来”的原则,明朝对周边民族与政权赏赉丰厚,当地由于物产贫瘠,往往只能以土物输诚效忠。尽管明朝限制其朝贡次数,甚至一度索取金银、战马,但并不能改变入不敷出的局面。郑和下西洋亦是如此,空耗大量国家财富,经济上却收益寥寥。而为了维系边疆防御体系,明朝不得不投入巨大经济与人力成本。万历后期,辽东军费高达六百万两,几乎是明朝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沿边地区往往气候寒冷,土地贫瘠,并不能创造实际经济收益。与此同时,边军的军饷遭到层层盘剥,底层士兵大量逃亡,以致发生“发饷十万,到军不过二三”的旷世奇景。边疆防御体系的糜烂,最终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较之汉唐何如?


在古代中国,汉、唐、宋、元、明、清是代表性王朝。那么,姑且不论世界性帝国的元朝,与汉、唐、宋、清相比,明朝的边疆治理又能打几分呢?



汉唐时期,汉武帝北击匈奴,彻底扫除了北方威胁,汉代设立的西域都护府将天山南北纳入版图,丝绸之路更是成为中外文明交流的大动脉。唐朝则创立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实现了对中亚地区的有效控制,其都城长安也成为世界性城市。明朝虽然一度通过郑和下西洋和北伐蒙古,显示出了积极的边疆政策,但往往昙花一现,也未能对蒙古造成实质性打击,以致长期被“北虏”困扰。其对于周边民族与政权的统治,往往依赖羁縻与封贡,实际控制力要打折扣。


但与宋朝相比,明朝在边疆问题上更具主动性。宋朝未能收复燕云十六州,北宋中期,河西走廊又被西夏占据。靖康之变后,只能退据江南一隅,通过输送岁币求得外部安稳。明朝多次北征蒙古,给蒙古诸部造成较大打击。无力北征后,明朝又依靠“九边”及长城防线阻挡游牧民族南下,尽管遭遇庚戌之变,但仍长期保持了中原汉地核心区的安全,且在隆庆年间实现“俺答封贡”。终明一代,也没有出现输送岁币的屈辱情况。




清朝对边疆的成功治理,则是继承并发展明朝经验教训而来的。它完善了明朝开启的改土归流政策,并通过数次战争,成功稳定了西南边疆。清朝还创立理藩院、驻藏大臣,并通过满蒙联姻、金瓶掣签等制度,真正实现了对蒙古、西藏、新疆的有效管辖,从而彻底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这是明朝未能达到的历史高度。



总的来说,我们或许可以用“高开低走”来形容明朝的拓疆成绩。明朝的拓疆,既有天子亲征的豪迈,也有龟缩京城的屈辱;既有武德充沛的积极进取,也有不思进取的疆土日蹙。在大时代变局下,明朝最终选择了一条保守的大陆防御政策,并放弃了海洋带来的机遇。严重的阶级矛盾、周边民族的强势崛起、小冰期造成的环境压力,最终摧毁了这个尝试有限扩张的王朝。其在领土上,也最终未能突破传统中原汉地的框架。


参考文献:

1.《明实录》,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2.(清)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3.《朝鲜王朝实录》,汉城: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55-1958年。

4.方铁:《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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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夹心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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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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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900 字
阅 读 需 要 16 分 钟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九月的一天,朝鲜节日使(在一些特定的节日出使)郑陟从辽东给朝鲜世宗发来一封急报,文书中说:


“皇帝亲征达达,误陷虏庭。皇太后封正统庶子见深为皇太子,皇弟郕王祁钰即位,改元景泰,遥尊正统为太上皇帝。”


就在九月初一日,明英宗亲统二十万大军讨伐瓦剌,却在土木堡被也先击败,明朝“中央军”三大营(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损失惨重,大半出征文武官僚为国捐躯,甚至英宗本人都沦为阶下囚。朝鲜世宗君臣闻之惊骇,纷纷表示“中国之变,千古所无”,更是敏锐观察到“中国之变出于不意,观其疲弊,未有甚于此时者也”。



这场惨败可以说是标志着明朝由武德充沛彻底转向保守防御。那么,从武德充沛到疆土日蹙,再到全面崩坏,大明的拓疆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较之其他王朝,明朝在开拓疆土上的成绩又如何呢?


开疆拓土的历程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即皇帝位,创立大明王朝。洪武到永乐年间,尽管曾爆发靖难之役,但明朝开疆拓土的势头依旧强劲。


在北方,明太祖派徐达、常遇春攻克大都,迫使元顺帝北遁大漠。洪武年间,又陆续向漠北发动十三次扫除故元遗兵的军事行动,大败北元名将王保保、纳哈出,收复辽东,甚至生俘顺帝皇孙买的里八剌。永乐年间,明成祖“五征漠北,三犁虏庭”,病故于班师路上。在东北地区,成祖于永乐七年(1409)设置奴儿干都司,并在两年后命太监亦失哈率兵进驻,推行羁縻政策,收领女真部落方物。


在西南方向,明太祖于洪武十四年(1381)派傅友德、蓝玉讨伐盘踞云南的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次年初,明军攻克大理,段氏就擒,平定云南全境。太祖在当地设置都司卫所,留沐英永镇云南。永乐十一年(1413),成祖整合湖广、四川、云南交界地带,改土归流,设立贵州布政司,贵州自此成为独立省级行政区。对于更为广大的西南地区,明廷不追求直接统治,而是委任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世袭土司职务。各土司只需定期向朝廷缴纳贡赋、供给征调,享有很大自治权。


成祖还特别注意对南方及海外地区的经营。建文末年,安南发生内乱。成祖即位后,派兵护送安南宗室陈天平复国,却遭叛军伏杀。成祖遂命朱能、张辅出兵讨伐,并在永乐五年(1407)设立交趾布政使司,实现了中原王朝对越南地区的最后一次直属。永宣时期,命郑和七下西洋,走访三十余国,其舰队最远航行到东非、红海一带,堪称地理大发现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洋探险。




在东南沿海,太祖、成祖还极为注意防范、打击倭寇。太祖一面积极联络日本,要求其镇压倭寇;另一面强化沿海防御,命周德兴在福建沿海新筑城池16座,增设45个巡检司,又命汤和在浙江沿海筑城45座,充实守备官军。永乐十七年(1419),辽东总兵刘江在望海埚设伏,歼灭倭寇千余人,“自是倭大创,不敢复入辽东”。元末明初骚扰中国及朝鲜沿海的倭寇自此绝迹。


成祖去世后,明朝逐渐改变了积极的开疆拓土政策。宣德年间,由于安南镇而复叛,愈演愈烈,宣宗被迫裁撤交趾布政使司,册封叛军领袖黎利为安南国王。




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也先犯境,明英宗在太监王振鼓动下,统帅三大营出征北伐。大军行至土木堡,遭到瓦剌骑兵围攻,明军汲水不利,死伤大半,英宗被俘,张辅等一干文武重臣也战死沙场,史称土木堡之变。这场战争不仅使三大营损失殆尽,也彻底终结了明朝的积极开疆政策,特别是失去了对蒙古草原的压制状态。此后,明军只能依托“九边”和长城防御体系,杂以防秋烧荒策略,应付草原的威胁。嘉靖二十九年(1550)爆发庚戌之变,俺答汗由古北口入塞,一路如入无人之境,围困京城八日方撤兵北返。



在西北地区,明成祖曾于永乐四年(1406)设立哈密卫,册封当地首领为忠顺王。哈密卫地处要冲,“迎护朝使,统领诸番,为西陲屏蔽”,是明朝获取西北动向及保证丝绸之路的重要据点。但哈密内部种族混杂,外部强敌环伺,明廷鞭长莫及。自正统年间开始,哈密多次被瓦剌、吐鲁番侵扰。正德八年(1513),忠顺王拜牙即背叛明朝,归附吐鲁番。尽管明朝屡次计划“兴复哈密”,最终也只能无奈承认现实。


与此同时,由于严厉的海禁政策,东南沿海倭患日益严重。嘉靖二年(1523)“争贡之役”后,倭寇愈演愈烈。失意的日本武士、浪人联合中国沿海平民,结成海盗团体,四处骚扰劫掠。面对穷凶极恶的倭寇,早已形同虚设的卫所兵作鸟兽散,毫无战力。幸赖戚继光、俞大猷操练新兵,剿抚并用,才在嘉靖末年荡平倭寇。



神宗即位后,明朝边疆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万历二十年(1592),宁夏镇副总兵哱拜起兵叛乱,神宗遣麻贵、李如松出师平定,先后历时八个月,耗费饷金近二百万。同年四月,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神宗遣李如松等出兵援朝,经过七年苦战,方击败日本,维护了东亚区域秩序。万历二十七年(1599),地处西南的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神宗遣刘綎等人率军讨伐。次年,明军攻占海龙屯,杨应龙自杀。以上三场战争合称“万历三大征”,尽管明朝出师平叛,稳定了边疆秩序与宗藩关系,但高昂的军费严重消耗了国家财富,间接为明朝灭亡埋下伏笔。




万历末期,建州女真崛起。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拉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明朝的边疆秩序也就此全面瓦解。万历四十七年(1619),明军兵分四路讨伐后金,却遭遇萨尔浒惨败,辽东局面自此攻守易势。此后,后金连克开原、铁岭、广宁,直到袁崇焕取得宁锦大捷,明军方才止住颓势。后金遂绕过明朝苦心经营的辽东防线,经蒙古草原攻入塞内。崇祯十五年(1642),皇太极在松锦大战中歼灭明朝最后一支生力军,俘虏帝师洪承畴。两年后,李自成农民军攻破北京,明思宗自缢而亡。思宗死后,统一的中央政府不复存在,南明各朝廷更无力经营边疆。永历帝甚至逃亡到缅甸,依附于曾臣服大明的夷狄,最终被缅甸出卖,为吴三桂绞死于昆明。



边疆治理的得失


有明一代276年,边疆治理也同王朝盛衰规律基本一致,由最初的武德充沛到疆土日蹙,再到全面崩坏。那么,该如何评价大明王朝的边疆治理呢?


不可否认,明朝对于现代中国疆域的形成起到了奠基作用。其在东北设立奴儿干都司,在西藏设立乌斯藏都司,都将广大的边疆地区纳入统治版图。明朝通过羁縻统治、封贡关系维持着边远地区和中央的关系,并在部分地区开展改土归流。尽管随着国家实力的盈缩,实控疆域很快稳定在内地两京十三省,但其边疆经营还是为清朝打下基础。特别是改土归流政策为清朝所沿袭,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被朝廷牢固掌握。清朝通过百余年的经略,最终牢固掌握了边疆地区,使其与内地连成一体,彻底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基本疆域。




明朝开疆拓土中的海洋探索与文化辐射也值得充分肯定。郑和下西洋虽然昙花一现,但这场行动极大宣扬了明朝国威,扩展了中国人的域外知识,如《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域外史地著作,都是郑和下西洋的产物。郑和舰队在与西洋诸国往来的同时,还帮助其清理海盗、平定内乱,远播中华文化,这些举措对巩固宗藩秩序、发展对外交往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宗藩体系中,明朝坚持“厚往薄来”,优待朝贡诸国,给予大量经济赏赐。明朝还向周边民族与政权赠送《大统历》《性理大全》《农桑辑要》等书籍,并设置四夷馆培养翻译人才。这些经济往来与文化输出极大促进了周边民族的发展。但是,明朝在对外往来中缺乏平等互动,特别是其自视为“天朝上国”的心态,导致未能积极吸收外来文明。下西洋的探索也浅尝辄止,完全落后于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变革。始终未改变的“海禁”政策,以及在火器应用上的落后,也使得明朝丧失了海上优势,导致倭寇、西方殖民者乘虚而入,并最终在与清朝的对战中败下阵来。



另外,明朝边疆治理也缺乏持久战略,往往取决于君主个人好恶。明朝疆域的扩展基本定型于洪武、永乐时期,这与太祖、成祖锐意进取密切相关。其后的君主,要么志大才疏,盲目出兵反而自取其辱;要么甘于守成,借口“帝王之政,唯守在四夷”,采取消极的防御策略。即使在明初的进取期,仍有成祖内迁大宁都司、宣宗放弃开平的战略收缩。明后期,朝廷以北虏南倭为心腹大患,却忽视了东北地区即将崛起的建州女真。直至发动萨尔浒之役时,神宗君臣仍呓语天兵一到,必然“尽歼群丑”。这种盲目自大且缺乏远见的策略,最终加速了明朝边疆治理体系的全面崩溃。



经济成本失衡与沉重财政负担,成为明朝边疆治理的又一大问题。本着朝贡贸易下“厚往薄来”的原则,明朝对周边民族与政权赏赉丰厚,当地由于物产贫瘠,往往只能以土物输诚效忠。尽管明朝限制其朝贡次数,甚至一度索取金银、战马,但并不能改变入不敷出的局面。郑和下西洋亦是如此,空耗大量国家财富,经济上却收益寥寥。而为了维系边疆防御体系,明朝不得不投入巨大经济与人力成本。万历后期,辽东军费高达六百万两,几乎是明朝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沿边地区往往气候寒冷,土地贫瘠,并不能创造实际经济收益。与此同时,边军的军饷遭到层层盘剥,底层士兵大量逃亡,以致发生“发饷十万,到军不过二三”的旷世奇景。边疆防御体系的糜烂,最终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较之汉唐何如?


在古代中国,汉、唐、宋、元、明、清是代表性王朝。那么,姑且不论世界性帝国的元朝,与汉、唐、宋、清相比,明朝的边疆治理又能打几分呢?



汉唐时期,汉武帝北击匈奴,彻底扫除了北方威胁,汉代设立的西域都护府将天山南北纳入版图,丝绸之路更是成为中外文明交流的大动脉。唐朝则创立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实现了对中亚地区的有效控制,其都城长安也成为世界性城市。明朝虽然一度通过郑和下西洋和北伐蒙古,显示出了积极的边疆政策,但往往昙花一现,也未能对蒙古造成实质性打击,以致长期被“北虏”困扰。其对于周边民族与政权的统治,往往依赖羁縻与封贡,实际控制力要打折扣。


但与宋朝相比,明朝在边疆问题上更具主动性。宋朝未能收复燕云十六州,北宋中期,河西走廊又被西夏占据。靖康之变后,只能退据江南一隅,通过输送岁币求得外部安稳。明朝多次北征蒙古,给蒙古诸部造成较大打击。无力北征后,明朝又依靠“九边”及长城防线阻挡游牧民族南下,尽管遭遇庚戌之变,但仍长期保持了中原汉地核心区的安全,且在隆庆年间实现“俺答封贡”。终明一代,也没有出现输送岁币的屈辱情况。




清朝对边疆的成功治理,则是继承并发展明朝经验教训而来的。它完善了明朝开启的改土归流政策,并通过数次战争,成功稳定了西南边疆。清朝还创立理藩院、驻藏大臣,并通过满蒙联姻、金瓶掣签等制度,真正实现了对蒙古、西藏、新疆的有效管辖,从而彻底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这是明朝未能达到的历史高度。



总的来说,我们或许可以用“高开低走”来形容明朝的拓疆成绩。明朝的拓疆,既有天子亲征的豪迈,也有龟缩京城的屈辱;既有武德充沛的积极进取,也有不思进取的疆土日蹙。在大时代变局下,明朝最终选择了一条保守的大陆防御政策,并放弃了海洋带来的机遇。严重的阶级矛盾、周边民族的强势崛起、小冰期造成的环境压力,最终摧毁了这个尝试有限扩张的王朝。其在领土上,也最终未能突破传统中原汉地的框架。


参考文献:

1.《明实录》,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2.(清)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3.《朝鲜王朝实录》,汉城: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55-1958年。

4.方铁:《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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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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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900 字
阅 读 需 要 16 分 钟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九月的一天,朝鲜节日使(在一些特定的节日出使)郑陟从辽东给朝鲜世宗发来一封急报,文书中说:


“皇帝亲征达达,误陷虏庭。皇太后封正统庶子见深为皇太子,皇弟郕王祁钰即位,改元景泰,遥尊正统为太上皇帝。”


就在九月初一日,明英宗亲统二十万大军讨伐瓦剌,却在土木堡被也先击败,明朝“中央军”三大营(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损失惨重,大半出征文武官僚为国捐躯,甚至英宗本人都沦为阶下囚。朝鲜世宗君臣闻之惊骇,纷纷表示“中国之变,千古所无”,更是敏锐观察到“中国之变出于不意,观其疲弊,未有甚于此时者也”。



这场惨败可以说是标志着明朝由武德充沛彻底转向保守防御。那么,从武德充沛到疆土日蹙,再到全面崩坏,大明的拓疆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较之其他王朝,明朝在开拓疆土上的成绩又如何呢?


开疆拓土的历程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即皇帝位,创立大明王朝。洪武到永乐年间,尽管曾爆发靖难之役,但明朝开疆拓土的势头依旧强劲。


在北方,明太祖派徐达、常遇春攻克大都,迫使元顺帝北遁大漠。洪武年间,又陆续向漠北发动十三次扫除故元遗兵的军事行动,大败北元名将王保保、纳哈出,收复辽东,甚至生俘顺帝皇孙买的里八剌。永乐年间,明成祖“五征漠北,三犁虏庭”,病故于班师路上。在东北地区,成祖于永乐七年(1409)设置奴儿干都司,并在两年后命太监亦失哈率兵进驻,推行羁縻政策,收领女真部落方物。


在西南方向,明太祖于洪武十四年(1381)派傅友德、蓝玉讨伐盘踞云南的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次年初,明军攻克大理,段氏就擒,平定云南全境。太祖在当地设置都司卫所,留沐英永镇云南。永乐十一年(1413),成祖整合湖广、四川、云南交界地带,改土归流,设立贵州布政司,贵州自此成为独立省级行政区。对于更为广大的西南地区,明廷不追求直接统治,而是委任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世袭土司职务。各土司只需定期向朝廷缴纳贡赋、供给征调,享有很大自治权。


成祖还特别注意对南方及海外地区的经营。建文末年,安南发生内乱。成祖即位后,派兵护送安南宗室陈天平复国,却遭叛军伏杀。成祖遂命朱能、张辅出兵讨伐,并在永乐五年(1407)设立交趾布政使司,实现了中原王朝对越南地区的最后一次直属。永宣时期,命郑和七下西洋,走访三十余国,其舰队最远航行到东非、红海一带,堪称地理大发现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洋探险。




在东南沿海,太祖、成祖还极为注意防范、打击倭寇。太祖一面积极联络日本,要求其镇压倭寇;另一面强化沿海防御,命周德兴在福建沿海新筑城池16座,增设45个巡检司,又命汤和在浙江沿海筑城45座,充实守备官军。永乐十七年(1419),辽东总兵刘江在望海埚设伏,歼灭倭寇千余人,“自是倭大创,不敢复入辽东”。元末明初骚扰中国及朝鲜沿海的倭寇自此绝迹。


成祖去世后,明朝逐渐改变了积极的开疆拓土政策。宣德年间,由于安南镇而复叛,愈演愈烈,宣宗被迫裁撤交趾布政使司,册封叛军领袖黎利为安南国王。




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也先犯境,明英宗在太监王振鼓动下,统帅三大营出征北伐。大军行至土木堡,遭到瓦剌骑兵围攻,明军汲水不利,死伤大半,英宗被俘,张辅等一干文武重臣也战死沙场,史称土木堡之变。这场战争不仅使三大营损失殆尽,也彻底终结了明朝的积极开疆政策,特别是失去了对蒙古草原的压制状态。此后,明军只能依托“九边”和长城防御体系,杂以防秋烧荒策略,应付草原的威胁。嘉靖二十九年(1550)爆发庚戌之变,俺答汗由古北口入塞,一路如入无人之境,围困京城八日方撤兵北返。



在西北地区,明成祖曾于永乐四年(1406)设立哈密卫,册封当地首领为忠顺王。哈密卫地处要冲,“迎护朝使,统领诸番,为西陲屏蔽”,是明朝获取西北动向及保证丝绸之路的重要据点。但哈密内部种族混杂,外部强敌环伺,明廷鞭长莫及。自正统年间开始,哈密多次被瓦剌、吐鲁番侵扰。正德八年(1513),忠顺王拜牙即背叛明朝,归附吐鲁番。尽管明朝屡次计划“兴复哈密”,最终也只能无奈承认现实。


与此同时,由于严厉的海禁政策,东南沿海倭患日益严重。嘉靖二年(1523)“争贡之役”后,倭寇愈演愈烈。失意的日本武士、浪人联合中国沿海平民,结成海盗团体,四处骚扰劫掠。面对穷凶极恶的倭寇,早已形同虚设的卫所兵作鸟兽散,毫无战力。幸赖戚继光、俞大猷操练新兵,剿抚并用,才在嘉靖末年荡平倭寇。



神宗即位后,明朝边疆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万历二十年(1592),宁夏镇副总兵哱拜起兵叛乱,神宗遣麻贵、李如松出师平定,先后历时八个月,耗费饷金近二百万。同年四月,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神宗遣李如松等出兵援朝,经过七年苦战,方击败日本,维护了东亚区域秩序。万历二十七年(1599),地处西南的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神宗遣刘綎等人率军讨伐。次年,明军攻占海龙屯,杨应龙自杀。以上三场战争合称“万历三大征”,尽管明朝出师平叛,稳定了边疆秩序与宗藩关系,但高昂的军费严重消耗了国家财富,间接为明朝灭亡埋下伏笔。




万历末期,建州女真崛起。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拉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明朝的边疆秩序也就此全面瓦解。万历四十七年(1619),明军兵分四路讨伐后金,却遭遇萨尔浒惨败,辽东局面自此攻守易势。此后,后金连克开原、铁岭、广宁,直到袁崇焕取得宁锦大捷,明军方才止住颓势。后金遂绕过明朝苦心经营的辽东防线,经蒙古草原攻入塞内。崇祯十五年(1642),皇太极在松锦大战中歼灭明朝最后一支生力军,俘虏帝师洪承畴。两年后,李自成农民军攻破北京,明思宗自缢而亡。思宗死后,统一的中央政府不复存在,南明各朝廷更无力经营边疆。永历帝甚至逃亡到缅甸,依附于曾臣服大明的夷狄,最终被缅甸出卖,为吴三桂绞死于昆明。



边疆治理的得失


有明一代276年,边疆治理也同王朝盛衰规律基本一致,由最初的武德充沛到疆土日蹙,再到全面崩坏。那么,该如何评价大明王朝的边疆治理呢?


不可否认,明朝对于现代中国疆域的形成起到了奠基作用。其在东北设立奴儿干都司,在西藏设立乌斯藏都司,都将广大的边疆地区纳入统治版图。明朝通过羁縻统治、封贡关系维持着边远地区和中央的关系,并在部分地区开展改土归流。尽管随着国家实力的盈缩,实控疆域很快稳定在内地两京十三省,但其边疆经营还是为清朝打下基础。特别是改土归流政策为清朝所沿袭,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被朝廷牢固掌握。清朝通过百余年的经略,最终牢固掌握了边疆地区,使其与内地连成一体,彻底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基本疆域。




明朝开疆拓土中的海洋探索与文化辐射也值得充分肯定。郑和下西洋虽然昙花一现,但这场行动极大宣扬了明朝国威,扩展了中国人的域外知识,如《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域外史地著作,都是郑和下西洋的产物。郑和舰队在与西洋诸国往来的同时,还帮助其清理海盗、平定内乱,远播中华文化,这些举措对巩固宗藩秩序、发展对外交往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宗藩体系中,明朝坚持“厚往薄来”,优待朝贡诸国,给予大量经济赏赐。明朝还向周边民族与政权赠送《大统历》《性理大全》《农桑辑要》等书籍,并设置四夷馆培养翻译人才。这些经济往来与文化输出极大促进了周边民族的发展。但是,明朝在对外往来中缺乏平等互动,特别是其自视为“天朝上国”的心态,导致未能积极吸收外来文明。下西洋的探索也浅尝辄止,完全落后于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变革。始终未改变的“海禁”政策,以及在火器应用上的落后,也使得明朝丧失了海上优势,导致倭寇、西方殖民者乘虚而入,并最终在与清朝的对战中败下阵来。



另外,明朝边疆治理也缺乏持久战略,往往取决于君主个人好恶。明朝疆域的扩展基本定型于洪武、永乐时期,这与太祖、成祖锐意进取密切相关。其后的君主,要么志大才疏,盲目出兵反而自取其辱;要么甘于守成,借口“帝王之政,唯守在四夷”,采取消极的防御策略。即使在明初的进取期,仍有成祖内迁大宁都司、宣宗放弃开平的战略收缩。明后期,朝廷以北虏南倭为心腹大患,却忽视了东北地区即将崛起的建州女真。直至发动萨尔浒之役时,神宗君臣仍呓语天兵一到,必然“尽歼群丑”。这种盲目自大且缺乏远见的策略,最终加速了明朝边疆治理体系的全面崩溃。



经济成本失衡与沉重财政负担,成为明朝边疆治理的又一大问题。本着朝贡贸易下“厚往薄来”的原则,明朝对周边民族与政权赏赉丰厚,当地由于物产贫瘠,往往只能以土物输诚效忠。尽管明朝限制其朝贡次数,甚至一度索取金银、战马,但并不能改变入不敷出的局面。郑和下西洋亦是如此,空耗大量国家财富,经济上却收益寥寥。而为了维系边疆防御体系,明朝不得不投入巨大经济与人力成本。万历后期,辽东军费高达六百万两,几乎是明朝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沿边地区往往气候寒冷,土地贫瘠,并不能创造实际经济收益。与此同时,边军的军饷遭到层层盘剥,底层士兵大量逃亡,以致发生“发饷十万,到军不过二三”的旷世奇景。边疆防御体系的糜烂,最终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较之汉唐何如?


在古代中国,汉、唐、宋、元、明、清是代表性王朝。那么,姑且不论世界性帝国的元朝,与汉、唐、宋、清相比,明朝的边疆治理又能打几分呢?



汉唐时期,汉武帝北击匈奴,彻底扫除了北方威胁,汉代设立的西域都护府将天山南北纳入版图,丝绸之路更是成为中外文明交流的大动脉。唐朝则创立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实现了对中亚地区的有效控制,其都城长安也成为世界性城市。明朝虽然一度通过郑和下西洋和北伐蒙古,显示出了积极的边疆政策,但往往昙花一现,也未能对蒙古造成实质性打击,以致长期被“北虏”困扰。其对于周边民族与政权的统治,往往依赖羁縻与封贡,实际控制力要打折扣。


但与宋朝相比,明朝在边疆问题上更具主动性。宋朝未能收复燕云十六州,北宋中期,河西走廊又被西夏占据。靖康之变后,只能退据江南一隅,通过输送岁币求得外部安稳。明朝多次北征蒙古,给蒙古诸部造成较大打击。无力北征后,明朝又依靠“九边”及长城防线阻挡游牧民族南下,尽管遭遇庚戌之变,但仍长期保持了中原汉地核心区的安全,且在隆庆年间实现“俺答封贡”。终明一代,也没有出现输送岁币的屈辱情况。




清朝对边疆的成功治理,则是继承并发展明朝经验教训而来的。它完善了明朝开启的改土归流政策,并通过数次战争,成功稳定了西南边疆。清朝还创立理藩院、驻藏大臣,并通过满蒙联姻、金瓶掣签等制度,真正实现了对蒙古、西藏、新疆的有效管辖,从而彻底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这是明朝未能达到的历史高度。



总的来说,我们或许可以用“高开低走”来形容明朝的拓疆成绩。明朝的拓疆,既有天子亲征的豪迈,也有龟缩京城的屈辱;既有武德充沛的积极进取,也有不思进取的疆土日蹙。在大时代变局下,明朝最终选择了一条保守的大陆防御政策,并放弃了海洋带来的机遇。严重的阶级矛盾、周边民族的强势崛起、小冰期造成的环境压力,最终摧毁了这个尝试有限扩张的王朝。其在领土上,也最终未能突破传统中原汉地的框架。


参考文献:

1.《明实录》,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2.(清)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3.《朝鲜王朝实录》,汉城: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55-1958年。

4.方铁:《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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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夹心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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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6500 字
阅 读 需 要 22 分 钟

公元317年,南渡江左的皇族司马睿,在世家大族的支持下,于建康(今南京)即位,史称晋元帝,东晋王朝就此建立。


登基大典上,一个出人意料的场景出现了。皇帝司马睿竟邀请大臣王导与他并肩而坐。王导再三推辞,说出“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司马睿才作罢。



这一举动令朝堂为之震动。尽管最终未能成真,皇帝如此姿态,已折射出东晋政权建立之初的先天不足——皇权依赖于世家大族的支撑,皇权威严自开国便蒙上了阴影。正是这种结构性弱势,为日后权臣迭起、架空皇室埋下了伏笔。


而东晋既因北方少数民族南迁被迫偏安江左,北伐中原便成为每一位掌权者无法回避的政治命题。也正由此,北伐逐渐演变为权臣巩固权力、积累威望的政治手段——旌旗所指,既是故土山河,更是庙堂权柄。


先天不足的东晋政权


东晋开国之初的局势,堪称“四面楚歌”。论及出身,司马睿只能算宗室疏脉,与西晋皇族的嫡系血统相距甚远,故而他继承皇位的合法性并不被普遍认可。更兼他平素为人“恭俭退让,不显灼然之迹,故时人未之识焉”,因此从一开始,司马睿就没有得到过江东本土大族的支持,甚至他们中的代表人物还曾多次发动或密谋发动叛乱。


于是,作为南渡士族中势力最强的琅琊王氏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出身于这一家族的王导,堪称东晋立国的“元勋柱石”,想尽办法为司马睿笼络江东的本土大族。王导的堂弟王敦则在军事上对司马睿进行强有力的支持。他统率大军,以铁腕政策平定暴动,迫使江东大族不得不屈从于东晋朝廷,维持表面的顺服。


就这样,王导与王敦二人从文、武两个层面双管齐下,才让东晋政权得以在江东勉强站稳脚跟,磕磕绊绊地草创基业。而作为皇帝的司马睿,他很清楚,自己在相当长时间内只能跟南渡的世家大族合作,分享皇权,共治天下,以此来换取他们的支持,让自己能够坐稳皇位。


自东晋建国开始便广为流传的民谣:“王与马,共天下”,就是这种现状最真实的写照。



东晋北伐,举步维艰


这份先天不足,一言以蔽之:“主弱臣强”。


可以说,终东晋国祚103年,主弱臣强的局面从未改变过,先是琅琊王氏,然后是颍川庾氏,紧接着是龙亢桓氏、陈郡谢氏。所谓的“豪门甲第”和“衣冠望族”,你方唱罢我登场,此起彼伏地掌控着东晋的朝政大权。身为皇族的司马家反倒越来越没有存在感,常年隐身幕后,根本没人在意皇帝到底是谁。



也正因为主弱臣强,皇帝不具备一言九鼎的权威,所以东晋的内部野心家频出,权力斗争始终未能平息。先有王敦发动叛乱,后有苏峻起兵犯上,东晋的首都建康在建国未满二十年的时间内,接连被攻破两次,几乎走向崩溃的边缘。


在这种国力损耗严重的现状之下,东晋王朝的北伐开始变得越来越尴尬。



平心而论,东晋建国伊始,南渡士族的精英阶层,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心怀恢复之志,对北伐抱有一份热忱。《世说新语》记载的著名典故“新亭对泣”,便是这种心态的最好体现: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要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

                                                                      ——《世说新语·言语》


对东晋朝廷来说,光复中原,夺回故土,更是天然的政治义务。毕竟东晋作为西晋的正统继承者,如果不能做到为祖辈父辈一雪前耻,那么这个政权的立国合法性从何而来?朝廷内外的人心又怎么凝聚?




因此纵观整段东晋历史,“北伐”自始至终都是一以贯之的宣传目标。东晋的政治强人,如庾亮、殷浩之辈,只要掌握了一定的实权,就会把“北伐”当成是自己下一步的任务,为自己谋取名望。因此,关于东晋北伐的记载,也屡不绝书:


丞相睿闻长安不守,出师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刻日北征。

——《资治通鉴·晋纪十一》


时石勒新死,亮有开复中原之谋,乃解豫州授辅国将军毛宝。

——《晋书·卷七十三》


及石季龙死,胡中大乱,朝过欲遂荡平关河……浩既受命,以中原为己任……

——《晋书·卷七十七》


当然,这些以喊口号为主的北伐活动,最后的结局往往都是武装巡游一番,然后转进回朝,空耗良饷。



不过,当面对那些真正想要北伐的仁人志士时,东晋朝廷便会换成另一副嘴脸,对其口惠而实不至——嘴上极力支持,实际上态度冷淡,作壁上观。


例如“闻鸡起舞”的主角祖逖,他跟随司马睿刚刚来到江东的时候,就向司马睿进言“今遗黎既被残酷,人有奋击之志”,试图说服司马睿全力支持自己带兵北伐,恢复中原。


那么司马睿是怎么做的呢?“给千人禀,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招募。”就给了祖逖供给千人的粮食和三千匹布,士兵和兵甲都没有,就让祖逖自己看着办。


等到后来祖逖确实取得了丰硕的战果,恢复了大片中原失地之时,司马睿反过来派出自己的亲信戴渊来接替祖逖的位置,打算收割祖逖的战果,为自己对抗王敦积累力量。



而祖逖也因为司马睿的一系列行为而“意甚怏怏”,最终“内怀忧愤,俄卒于雍丘”,这年他刚满56岁,一代名将竟被自己人活活气死。


祖逖的命运,可以说是东晋王朝所有忠君爱国之士的缩影,他们为国家和民族殚精竭虑,却得不到执政集团的信任,反倒常常跟自己光复中原的理想一起沦为争权夺利的工具。于是乎,劣币驱逐良币,东晋王朝的野心家们逐步接过了忠志之士的北伐大旗,在他们眼里,北伐不光是崇高的理想,而是自己攫取权利的工具。


桓温:北伐背后的易代野心


桓温便是其中的代表。他出身龙亢桓氏,家族的门第原本不算太高。但架不住桓温这个人才雄心狠,他年纪轻轻就做了一件大事,直接让自己的社会声望拉满了。


桓温的父亲桓彝,在苏峻之乱中被泾县县令江播谋害,死在了战场上,那年桓温只有十五岁,但是这个仇他却一直记得很清楚,于是在几年后,他伪装成吊丧的客人混到了江播的葬礼之上,把江播三个儿子全部杀光,灭了江家满门。


魏晋时期最讲究人物的风评,像桓温这种敢于以身复仇的孝子,相当符合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再加上龙亢桓氏虽不算高贵,但也绝对不是寒门庶族,于是桓温很快被司马氏皇族看上,娶了南康公主,成为晋明帝司马绍的女婿。



早早就名满天下,又成了驸马,获得了皇族的支持,公元345年,桓温接受了全新的任命:


(八月)庚辰,以辅国将军、徐州刺史桓温为安西将军、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

——《晋书·康帝本纪》


荆州是东晋半壁江山中,人口最为稠密,物资也最为丰富的辖区之一,可以说获得了荆州,约等于能够动用东晋大半的军事力量。成为荆州刺史的桓温,已然是东晋朝廷相当信任的重臣。



桓温在荆州刺史任上,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大功:收复川蜀之地,灭亡十六国中的成汉。


在进攻成汉之前,桓温预先做了相当周密的规划和部署。选择成汉是因为它距离东晋的领土较近,而且力量相对较弱,属于“软柿子”。并且此时成汉的末代国君李势为人残暴,荒淫无度,国内民怨沸腾,桓温率兵出征成汉,几乎等同于“吊民伐罪”,在大义名分上完全占据优势。




因此,这场灭国之战,总体打得非常顺利,从公元346年到公元347年,前后不到一年,成汉便束手投降:


“势遂夜遁九十里,至晋寿葭萌城,其将邓嵩、昝坚劝势降,乃面缚舆榇请命。温解缚焚榇,送于京师。”

——《晋书·桓温传》


不得不说,桓温这一灭国兼收土之功,堪称东晋草创以来所未有,朝廷上下,对他也一改往日的笼络,而变得倍加忌惮。这很可能跟他的出身有关,按照著名史学家田余庆先生的考证,桓温的先祖正是三国末期“高平陵事变”中,跟曹爽一起被司马懿诛杀的大司农桓范。


所以龙亢桓氏跟司马家之间,大概是有相当深远的矛盾,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后来桓温一直有想要改朝换代的篡位想法,其中恐怕不乏有想要替先祖复仇的心理。




当然对桓温来说,朝廷越是忌惮自己,自己反而越要表现出比朝廷更优秀的一面,以此来向世人证明,桓家取代司马家乃是天命所归。怎么办呢?最好的方式自然是北伐建功立业,把司马家丢掉的土地夺回来,最好能够光复中原,那自己当皇帝就更是顺理成章了。


不过很显然,桓温个人的能力,与他的野心背道而驰。从公元354年开始,至公元369年,整整15年时间,桓温一伐前秦,二伐姚襄,三伐前燕,几乎都是劳而无功,甚至还被反杀了好几次:


呼延毒帅众一万从温还。秦太子苌等随温击之,比至潼关,温军屡败,失亡以万数。

——《资治通鉴·卷九十九》


真讨谯梁皆平之,而不能开石门,军粮竭尽。温焚舟步退。垂以八千骑追之,战于襄邑,温军败绩,死者三万人。

——《晋书·桓温传》



事后去分析桓温的失败,不难看出他在这三次北伐上,几乎是连续犯了相似的错误,那就是“既不知彼,也不知己”。要知道,跟轻而易举便被消灭的成汉不同,桓温面对的前秦和前燕,都是数倍于成汉的大国。并且在桓温北伐之时,国势都处在上升期,前燕更是有慕容垂这样的一流名将,在用兵作战上明显优于桓温,此时的晋军,既没有国力上的明显优势,军事将领上更无法做到指挥才能的碾压,失败也就成了必然。


而在三次失败后,桓温也彻底放弃了在北伐方面取得军功,进而回转江南逼迫司马氏将帝位禅让给自己的想法。仅仅四年后,公元373年,桓温便病重而死。自此,东晋朝廷的北伐战略被彻底搁置,等到再次被捡起来,便是30年后的公元409年,刘裕北伐之时了。




刘裕:北伐垂成,晋祚终焉


跟桓温这种正儿八经的士族子弟截然相反,刘裕的成功之路算是不折不扣的“草根逆袭”。虽然历史学家陈寅恪经过考证,分析刘裕是二流士族出身,家境还算不上特别差,但是史书的字里行间并没有给刘裕留太多面子:


初,高祖产而皇妣殂,孝皇帝贫薄,无由得乳人,议欲举高祖。

——《宋书·卷四十七》


刘裕家都已经穷到在他刚出生的时候就打算抛弃他了,那这个“二流士族”恐怕也是名不副实。



可想而知,出生于这种家庭,刘裕能接受的教育也相当有限,长大后也大字不识几个,跟社会盲流一样,整天混日子:


裕家本寒微,住在京口,恒以卖履为业。意气楚剌,仅识文字,樗蒲倾产,为时贱薄。

——《魏书·卷九十七》


此时已经是东晋后期,在淝水之战中侥幸没被消灭的东晋,在目睹北方前秦崩溃后,自以为国势安稳、高枕无忧。于是世家大族开始把精力都放在内部的争权夺利上,国家的政治环境也日益腐败,于是在公元399年,东晋民间的野心家孙恩利用“五斗米道”掀起动乱,整个朝野上下为之震惊。


而这种环境对刘裕而言,恰恰是崛起的机会,于是他毅然去报名参加了东晋的核心武装力量北府军,并且在多次会战中屡立战功,一步一步开始成长为北府军中举足轻重的将领。




有句诗说得好:时来天地皆同力。孙恩之乱仅仅是刘裕辉煌人生的起点,靠着自己出色的军事才能,在孙恩之后,刘裕又先后平定了桓玄和卢循、徐道覆等人的叛乱。顺带一提,这个桓玄就是桓温的儿子,他对自己爹的野心迟迟未能实现一直耿耿于怀,所以想要趁着东晋国力衰退,起兵完成老爹的“理想”,没想到给刘裕送了人头。


到了公元409年,刘裕已经成为东晋王朝实际上的顶梁柱了。这种人生的变化,也让刘裕的心中,涌现出了跟曾经的桓温一样的野心——彼可取而代之。




这样的想法,从《宋书》这三条记载中,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穆之曰:“昔晋朝失政,非复一日,加以桓玄篡夺,天命已移。公兴复皇祚,勋高万古。既有大功,便有大位。位大勋高,非可持久。公今日形势,岂得居谦自弱,遂为守藩之将邪?”

——《宋书·卷四十二》


六月,更授公太尉、中书监,加黄钺。受黄钺,余固辞。

——《宋书·卷一:武帝纪》


天子复重申前命,授太傅、扬州牧,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

——《宋书·卷二:武帝纪》


《宋书》中的这三个记载都在刘裕正式北伐前,比较能够具体表现出刘裕此时的野心。第一条记载,虽然说这话的人是刘裕的头号幕僚刘穆之,但谋士出主意,往往会按照主公的心思走,刘穆之点名了刘裕此时面临的处境:


“位大勋高,非可持久。公今日形势,岂得居谦自弱,遂为守藩之将邪?”

你现在的地位和功勋,已经功高盖主了,难道还能当一个守卫边疆的将领吗?


至于第二和第三条记载就更耐人寻味了,第二条记载里,东晋朝廷赐给刘裕太尉和中书监的官职,但刘裕却拒绝了,只留下了“黄钺”这个赏赐,“黄钺”是什么?《尚书·牧誓》中记载:“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也就是说“黄钺”象征着专断一方的权力,一定程度上可以另立朝廷,自行其是而不完全依托于朝廷的指挥。




第三条记载更是不用说:“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除了汉初的萧何和西汉中期的霍光以外,这妥妥就是“篡位三件套”,后世权臣有了这三个待遇,改朝换代,只是时间问题。



不过同样是篡位,刘裕的难度比桓温要大很多,毕竟持续了百年的门阀观念早已经在东晋朝堂上下根深蒂固,单论出身,刘裕也确实拿不上台面,所以他如果想要改朝换代,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取得比桓温更大的业绩。


什么业绩呢?


自然只有北伐了。


于是在公元409年和公元416年,刘裕展开了自己的两次北伐,先后消灭了南燕和后秦两个国家,这两战的过程虽然多有波折,但是最后都还算比较圆满。



不过,北伐的大好形势,也就在刘裕收复长安、洛阳后戛然而止。在刘裕消灭后秦,结束第二次北伐后,一个噩耗传来:一直为他坐镇后方,也是刘裕最信任的谋士刘穆之因病去世,在刘穆之活着的时候,他可以独立决断不少朝政方面的大事,刘裕跟他也有心照不宣的默契,能够放心大胆在北方完成自己的北伐大业。


然而刘穆之这么一死,刘裕觉得自己根基不稳。原本刘裕也未尝不想继续北伐、统一中原之后再迫使司马氏让位,这样自己更加名副其实,在历史上的名声也更好,这点就连刘裕的对手,胡夏皇帝赫连勃勃的谋士王买德都看得很清楚:


买德曰:“关中形胜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狈而归,正欲急成篡事耳,不暇复以中原为意。”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八》


本欲顿驾关中,经略赵、魏。穆之既卒,京邑任虚,乃驰还彭城……。

——《宋书·卷四十二》


始,裕欲留长安经略西北,而诸将佐皆久役思归,多不欲留。会穆之卒,裕以根本无托,遂决意东还。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八》



不过显然,刘穆之的死让刘裕的期望破灭了。于是他只能抓紧时候回到南方。而在他走后,他留下的代理人,儿子刘义真年龄太小,根本镇不住场面,留下的部队内部矛盾又非常严重,两位将领沈田子和王镇恶相互火并,最终被胡夏皇帝赫连勃勃的军队一网打尽。北伐的战果,就这么化为乌有。


十一月,前将军刘穆之卒,乃归。十二月庚子,发自长安,以桂阳公义真为雍州刺史,镇长安,留腹心将佐以辅之。

——《南史·卷一:宋本纪》



不过,即使如此,消灭北方两国的功绩摆在这里,哪怕是功败垂成,北伐所建立的人望和威望,也已经足够刘裕占据国族大义的至高点,取代早已腐朽不堪,奄奄一息的东晋了。在公元420年,刘裕逼迫东晋末代皇帝司马德文让位,东晋王朝正式宣告终结。


参考文献:

1.薛晋晴:北府武人与东晋后期政局,镇江高专学报,2025年第4期

2.刘雅君:名士亡国论——东晋门阀政治中的历史议题及其展开,江苏社会科学,2024年第11期

3.胡天健:桓温文史形象及其符号化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24年硕士论文

4.李祎凝:旧将焉在:晋末宋初北府的权力重组,史学月刊,2024年第7期

5.王杰:南雍州与江左政局研究,重庆师范大学2023年硕士论文

6.赵健廷、马彪:晋末门阀变迁考——以皇权、门阀集团及士族性格为视角,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年第5期

7.单宸:北伐与东晋政局,山东大学2022年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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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胡心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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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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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65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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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17年,南渡江左的皇族司马睿,在世家大族的支持下,于建康(今南京)即位,史称晋元帝,东晋王朝就此建立。


登基大典上,一个出人意料的场景出现了。皇帝司马睿竟邀请大臣王导与他并肩而坐。王导再三推辞,说出“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司马睿才作罢。



这一举动令朝堂为之震动。尽管最终未能成真,皇帝如此姿态,已折射出东晋政权建立之初的先天不足——皇权依赖于世家大族的支撑,皇权威严自开国便蒙上了阴影。正是这种结构性弱势,为日后权臣迭起、架空皇室埋下了伏笔。


而东晋既因北方少数民族南迁被迫偏安江左,北伐中原便成为每一位掌权者无法回避的政治命题。也正由此,北伐逐渐演变为权臣巩固权力、积累威望的政治手段——旌旗所指,既是故土山河,更是庙堂权柄。


先天不足的东晋政权


东晋开国之初的局势,堪称“四面楚歌”。论及出身,司马睿只能算宗室疏脉,与西晋皇族的嫡系血统相距甚远,故而他继承皇位的合法性并不被普遍认可。更兼他平素为人“恭俭退让,不显灼然之迹,故时人未之识焉”,因此从一开始,司马睿就没有得到过江东本土大族的支持,甚至他们中的代表人物还曾多次发动或密谋发动叛乱。


于是,作为南渡士族中势力最强的琅琊王氏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出身于这一家族的王导,堪称东晋立国的“元勋柱石”,想尽办法为司马睿笼络江东的本土大族。王导的堂弟王敦则在军事上对司马睿进行强有力的支持。他统率大军,以铁腕政策平定暴动,迫使江东大族不得不屈从于东晋朝廷,维持表面的顺服。


就这样,王导与王敦二人从文、武两个层面双管齐下,才让东晋政权得以在江东勉强站稳脚跟,磕磕绊绊地草创基业。而作为皇帝的司马睿,他很清楚,自己在相当长时间内只能跟南渡的世家大族合作,分享皇权,共治天下,以此来换取他们的支持,让自己能够坐稳皇位。


自东晋建国开始便广为流传的民谣:“王与马,共天下”,就是这种现状最真实的写照。



东晋北伐,举步维艰


这份先天不足,一言以蔽之:“主弱臣强”。


可以说,终东晋国祚103年,主弱臣强的局面从未改变过,先是琅琊王氏,然后是颍川庾氏,紧接着是龙亢桓氏、陈郡谢氏。所谓的“豪门甲第”和“衣冠望族”,你方唱罢我登场,此起彼伏地掌控着东晋的朝政大权。身为皇族的司马家反倒越来越没有存在感,常年隐身幕后,根本没人在意皇帝到底是谁。



也正因为主弱臣强,皇帝不具备一言九鼎的权威,所以东晋的内部野心家频出,权力斗争始终未能平息。先有王敦发动叛乱,后有苏峻起兵犯上,东晋的首都建康在建国未满二十年的时间内,接连被攻破两次,几乎走向崩溃的边缘。


在这种国力损耗严重的现状之下,东晋王朝的北伐开始变得越来越尴尬。



平心而论,东晋建国伊始,南渡士族的精英阶层,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心怀恢复之志,对北伐抱有一份热忱。《世说新语》记载的著名典故“新亭对泣”,便是这种心态的最好体现: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要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

                                                                      ——《世说新语·言语》


对东晋朝廷来说,光复中原,夺回故土,更是天然的政治义务。毕竟东晋作为西晋的正统继承者,如果不能做到为祖辈父辈一雪前耻,那么这个政权的立国合法性从何而来?朝廷内外的人心又怎么凝聚?




因此纵观整段东晋历史,“北伐”自始至终都是一以贯之的宣传目标。东晋的政治强人,如庾亮、殷浩之辈,只要掌握了一定的实权,就会把“北伐”当成是自己下一步的任务,为自己谋取名望。因此,关于东晋北伐的记载,也屡不绝书:


丞相睿闻长安不守,出师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刻日北征。

——《资治通鉴·晋纪十一》


时石勒新死,亮有开复中原之谋,乃解豫州授辅国将军毛宝。

——《晋书·卷七十三》


及石季龙死,胡中大乱,朝过欲遂荡平关河……浩既受命,以中原为己任……

——《晋书·卷七十七》


当然,这些以喊口号为主的北伐活动,最后的结局往往都是武装巡游一番,然后转进回朝,空耗良饷。



不过,当面对那些真正想要北伐的仁人志士时,东晋朝廷便会换成另一副嘴脸,对其口惠而实不至——嘴上极力支持,实际上态度冷淡,作壁上观。


例如“闻鸡起舞”的主角祖逖,他跟随司马睿刚刚来到江东的时候,就向司马睿进言“今遗黎既被残酷,人有奋击之志”,试图说服司马睿全力支持自己带兵北伐,恢复中原。


那么司马睿是怎么做的呢?“给千人禀,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招募。”就给了祖逖供给千人的粮食和三千匹布,士兵和兵甲都没有,就让祖逖自己看着办。


等到后来祖逖确实取得了丰硕的战果,恢复了大片中原失地之时,司马睿反过来派出自己的亲信戴渊来接替祖逖的位置,打算收割祖逖的战果,为自己对抗王敦积累力量。



而祖逖也因为司马睿的一系列行为而“意甚怏怏”,最终“内怀忧愤,俄卒于雍丘”,这年他刚满56岁,一代名将竟被自己人活活气死。


祖逖的命运,可以说是东晋王朝所有忠君爱国之士的缩影,他们为国家和民族殚精竭虑,却得不到执政集团的信任,反倒常常跟自己光复中原的理想一起沦为争权夺利的工具。于是乎,劣币驱逐良币,东晋王朝的野心家们逐步接过了忠志之士的北伐大旗,在他们眼里,北伐不光是崇高的理想,而是自己攫取权利的工具。


桓温:北伐背后的易代野心


桓温便是其中的代表。他出身龙亢桓氏,家族的门第原本不算太高。但架不住桓温这个人才雄心狠,他年纪轻轻就做了一件大事,直接让自己的社会声望拉满了。


桓温的父亲桓彝,在苏峻之乱中被泾县县令江播谋害,死在了战场上,那年桓温只有十五岁,但是这个仇他却一直记得很清楚,于是在几年后,他伪装成吊丧的客人混到了江播的葬礼之上,把江播三个儿子全部杀光,灭了江家满门。


魏晋时期最讲究人物的风评,像桓温这种敢于以身复仇的孝子,相当符合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再加上龙亢桓氏虽不算高贵,但也绝对不是寒门庶族,于是桓温很快被司马氏皇族看上,娶了南康公主,成为晋明帝司马绍的女婿。



早早就名满天下,又成了驸马,获得了皇族的支持,公元345年,桓温接受了全新的任命:


(八月)庚辰,以辅国将军、徐州刺史桓温为安西将军、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

——《晋书·康帝本纪》


荆州是东晋半壁江山中,人口最为稠密,物资也最为丰富的辖区之一,可以说获得了荆州,约等于能够动用东晋大半的军事力量。成为荆州刺史的桓温,已然是东晋朝廷相当信任的重臣。



桓温在荆州刺史任上,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大功:收复川蜀之地,灭亡十六国中的成汉。


在进攻成汉之前,桓温预先做了相当周密的规划和部署。选择成汉是因为它距离东晋的领土较近,而且力量相对较弱,属于“软柿子”。并且此时成汉的末代国君李势为人残暴,荒淫无度,国内民怨沸腾,桓温率兵出征成汉,几乎等同于“吊民伐罪”,在大义名分上完全占据优势。




因此,这场灭国之战,总体打得非常顺利,从公元346年到公元347年,前后不到一年,成汉便束手投降:


“势遂夜遁九十里,至晋寿葭萌城,其将邓嵩、昝坚劝势降,乃面缚舆榇请命。温解缚焚榇,送于京师。”

——《晋书·桓温传》


不得不说,桓温这一灭国兼收土之功,堪称东晋草创以来所未有,朝廷上下,对他也一改往日的笼络,而变得倍加忌惮。这很可能跟他的出身有关,按照著名史学家田余庆先生的考证,桓温的先祖正是三国末期“高平陵事变”中,跟曹爽一起被司马懿诛杀的大司农桓范。


所以龙亢桓氏跟司马家之间,大概是有相当深远的矛盾,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后来桓温一直有想要改朝换代的篡位想法,其中恐怕不乏有想要替先祖复仇的心理。




当然对桓温来说,朝廷越是忌惮自己,自己反而越要表现出比朝廷更优秀的一面,以此来向世人证明,桓家取代司马家乃是天命所归。怎么办呢?最好的方式自然是北伐建功立业,把司马家丢掉的土地夺回来,最好能够光复中原,那自己当皇帝就更是顺理成章了。


不过很显然,桓温个人的能力,与他的野心背道而驰。从公元354年开始,至公元369年,整整15年时间,桓温一伐前秦,二伐姚襄,三伐前燕,几乎都是劳而无功,甚至还被反杀了好几次:


呼延毒帅众一万从温还。秦太子苌等随温击之,比至潼关,温军屡败,失亡以万数。

——《资治通鉴·卷九十九》


真讨谯梁皆平之,而不能开石门,军粮竭尽。温焚舟步退。垂以八千骑追之,战于襄邑,温军败绩,死者三万人。

——《晋书·桓温传》



事后去分析桓温的失败,不难看出他在这三次北伐上,几乎是连续犯了相似的错误,那就是“既不知彼,也不知己”。要知道,跟轻而易举便被消灭的成汉不同,桓温面对的前秦和前燕,都是数倍于成汉的大国。并且在桓温北伐之时,国势都处在上升期,前燕更是有慕容垂这样的一流名将,在用兵作战上明显优于桓温,此时的晋军,既没有国力上的明显优势,军事将领上更无法做到指挥才能的碾压,失败也就成了必然。


而在三次失败后,桓温也彻底放弃了在北伐方面取得军功,进而回转江南逼迫司马氏将帝位禅让给自己的想法。仅仅四年后,公元373年,桓温便病重而死。自此,东晋朝廷的北伐战略被彻底搁置,等到再次被捡起来,便是30年后的公元409年,刘裕北伐之时了。




刘裕:北伐垂成,晋祚终焉


跟桓温这种正儿八经的士族子弟截然相反,刘裕的成功之路算是不折不扣的“草根逆袭”。虽然历史学家陈寅恪经过考证,分析刘裕是二流士族出身,家境还算不上特别差,但是史书的字里行间并没有给刘裕留太多面子:


初,高祖产而皇妣殂,孝皇帝贫薄,无由得乳人,议欲举高祖。

——《宋书·卷四十七》


刘裕家都已经穷到在他刚出生的时候就打算抛弃他了,那这个“二流士族”恐怕也是名不副实。



可想而知,出生于这种家庭,刘裕能接受的教育也相当有限,长大后也大字不识几个,跟社会盲流一样,整天混日子:


裕家本寒微,住在京口,恒以卖履为业。意气楚剌,仅识文字,樗蒲倾产,为时贱薄。

——《魏书·卷九十七》


此时已经是东晋后期,在淝水之战中侥幸没被消灭的东晋,在目睹北方前秦崩溃后,自以为国势安稳、高枕无忧。于是世家大族开始把精力都放在内部的争权夺利上,国家的政治环境也日益腐败,于是在公元399年,东晋民间的野心家孙恩利用“五斗米道”掀起动乱,整个朝野上下为之震惊。


而这种环境对刘裕而言,恰恰是崛起的机会,于是他毅然去报名参加了东晋的核心武装力量北府军,并且在多次会战中屡立战功,一步一步开始成长为北府军中举足轻重的将领。




有句诗说得好:时来天地皆同力。孙恩之乱仅仅是刘裕辉煌人生的起点,靠着自己出色的军事才能,在孙恩之后,刘裕又先后平定了桓玄和卢循、徐道覆等人的叛乱。顺带一提,这个桓玄就是桓温的儿子,他对自己爹的野心迟迟未能实现一直耿耿于怀,所以想要趁着东晋国力衰退,起兵完成老爹的“理想”,没想到给刘裕送了人头。


到了公元409年,刘裕已经成为东晋王朝实际上的顶梁柱了。这种人生的变化,也让刘裕的心中,涌现出了跟曾经的桓温一样的野心——彼可取而代之。




这样的想法,从《宋书》这三条记载中,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穆之曰:“昔晋朝失政,非复一日,加以桓玄篡夺,天命已移。公兴复皇祚,勋高万古。既有大功,便有大位。位大勋高,非可持久。公今日形势,岂得居谦自弱,遂为守藩之将邪?”

——《宋书·卷四十二》


六月,更授公太尉、中书监,加黄钺。受黄钺,余固辞。

——《宋书·卷一:武帝纪》


天子复重申前命,授太傅、扬州牧,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

——《宋书·卷二:武帝纪》


《宋书》中的这三个记载都在刘裕正式北伐前,比较能够具体表现出刘裕此时的野心。第一条记载,虽然说这话的人是刘裕的头号幕僚刘穆之,但谋士出主意,往往会按照主公的心思走,刘穆之点名了刘裕此时面临的处境:


“位大勋高,非可持久。公今日形势,岂得居谦自弱,遂为守藩之将邪?”

你现在的地位和功勋,已经功高盖主了,难道还能当一个守卫边疆的将领吗?


至于第二和第三条记载就更耐人寻味了,第二条记载里,东晋朝廷赐给刘裕太尉和中书监的官职,但刘裕却拒绝了,只留下了“黄钺”这个赏赐,“黄钺”是什么?《尚书·牧誓》中记载:“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也就是说“黄钺”象征着专断一方的权力,一定程度上可以另立朝廷,自行其是而不完全依托于朝廷的指挥。




第三条记载更是不用说:“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除了汉初的萧何和西汉中期的霍光以外,这妥妥就是“篡位三件套”,后世权臣有了这三个待遇,改朝换代,只是时间问题。



不过同样是篡位,刘裕的难度比桓温要大很多,毕竟持续了百年的门阀观念早已经在东晋朝堂上下根深蒂固,单论出身,刘裕也确实拿不上台面,所以他如果想要改朝换代,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取得比桓温更大的业绩。


什么业绩呢?


自然只有北伐了。


于是在公元409年和公元416年,刘裕展开了自己的两次北伐,先后消灭了南燕和后秦两个国家,这两战的过程虽然多有波折,但是最后都还算比较圆满。



不过,北伐的大好形势,也就在刘裕收复长安、洛阳后戛然而止。在刘裕消灭后秦,结束第二次北伐后,一个噩耗传来:一直为他坐镇后方,也是刘裕最信任的谋士刘穆之因病去世,在刘穆之活着的时候,他可以独立决断不少朝政方面的大事,刘裕跟他也有心照不宣的默契,能够放心大胆在北方完成自己的北伐大业。


然而刘穆之这么一死,刘裕觉得自己根基不稳。原本刘裕也未尝不想继续北伐、统一中原之后再迫使司马氏让位,这样自己更加名副其实,在历史上的名声也更好,这点就连刘裕的对手,胡夏皇帝赫连勃勃的谋士王买德都看得很清楚:


买德曰:“关中形胜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狈而归,正欲急成篡事耳,不暇复以中原为意。”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八》


本欲顿驾关中,经略赵、魏。穆之既卒,京邑任虚,乃驰还彭城……。

——《宋书·卷四十二》


始,裕欲留长安经略西北,而诸将佐皆久役思归,多不欲留。会穆之卒,裕以根本无托,遂决意东还。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八》



不过显然,刘穆之的死让刘裕的期望破灭了。于是他只能抓紧时候回到南方。而在他走后,他留下的代理人,儿子刘义真年龄太小,根本镇不住场面,留下的部队内部矛盾又非常严重,两位将领沈田子和王镇恶相互火并,最终被胡夏皇帝赫连勃勃的军队一网打尽。北伐的战果,就这么化为乌有。


十一月,前将军刘穆之卒,乃归。十二月庚子,发自长安,以桂阳公义真为雍州刺史,镇长安,留腹心将佐以辅之。

——《南史·卷一:宋本纪》



不过,即使如此,消灭北方两国的功绩摆在这里,哪怕是功败垂成,北伐所建立的人望和威望,也已经足够刘裕占据国族大义的至高点,取代早已腐朽不堪,奄奄一息的东晋了。在公元420年,刘裕逼迫东晋末代皇帝司马德文让位,东晋王朝正式宣告终结。


参考文献:

1.薛晋晴:北府武人与东晋后期政局,镇江高专学报,2025年第4期

2.刘雅君:名士亡国论——东晋门阀政治中的历史议题及其展开,江苏社会科学,2024年第11期

3.胡天健:桓温文史形象及其符号化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24年硕士论文

4.李祎凝:旧将焉在:晋末宋初北府的权力重组,史学月刊,2024年第7期

5.王杰:南雍州与江左政局研究,重庆师范大学2023年硕士论文

6.赵健廷、马彪:晋末门阀变迁考——以皇权、门阀集团及士族性格为视角,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年第5期

7.单宸:北伐与东晋政局,山东大学2022年硕士论文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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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Spike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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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17年,南渡江左的皇族司马睿,在世家大族的支持下,于建康(今南京)即位,史称晋元帝,东晋王朝就此建立。


登基大典上,一个出人意料的场景出现了。皇帝司马睿竟邀请大臣王导与他并肩而坐。王导再三推辞,说出“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司马睿才作罢。



这一举动令朝堂为之震动。尽管最终未能成真,皇帝如此姿态,已折射出东晋政权建立之初的先天不足——皇权依赖于世家大族的支撑,皇权威严自开国便蒙上了阴影。正是这种结构性弱势,为日后权臣迭起、架空皇室埋下了伏笔。


而东晋既因北方少数民族南迁被迫偏安江左,北伐中原便成为每一位掌权者无法回避的政治命题。也正由此,北伐逐渐演变为权臣巩固权力、积累威望的政治手段——旌旗所指,既是故土山河,更是庙堂权柄。


先天不足的东晋政权


东晋开国之初的局势,堪称“四面楚歌”。论及出身,司马睿只能算宗室疏脉,与西晋皇族的嫡系血统相距甚远,故而他继承皇位的合法性并不被普遍认可。更兼他平素为人“恭俭退让,不显灼然之迹,故时人未之识焉”,因此从一开始,司马睿就没有得到过江东本土大族的支持,甚至他们中的代表人物还曾多次发动或密谋发动叛乱。


于是,作为南渡士族中势力最强的琅琊王氏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出身于这一家族的王导,堪称东晋立国的“元勋柱石”,想尽办法为司马睿笼络江东的本土大族。王导的堂弟王敦则在军事上对司马睿进行强有力的支持。他统率大军,以铁腕政策平定暴动,迫使江东大族不得不屈从于东晋朝廷,维持表面的顺服。


就这样,王导与王敦二人从文、武两个层面双管齐下,才让东晋政权得以在江东勉强站稳脚跟,磕磕绊绊地草创基业。而作为皇帝的司马睿,他很清楚,自己在相当长时间内只能跟南渡的世家大族合作,分享皇权,共治天下,以此来换取他们的支持,让自己能够坐稳皇位。


自东晋建国开始便广为流传的民谣:“王与马,共天下”,就是这种现状最真实的写照。



东晋北伐,举步维艰


这份先天不足,一言以蔽之:“主弱臣强”。


可以说,终东晋国祚103年,主弱臣强的局面从未改变过,先是琅琊王氏,然后是颍川庾氏,紧接着是龙亢桓氏、陈郡谢氏。所谓的“豪门甲第”和“衣冠望族”,你方唱罢我登场,此起彼伏地掌控着东晋的朝政大权。身为皇族的司马家反倒越来越没有存在感,常年隐身幕后,根本没人在意皇帝到底是谁。



也正因为主弱臣强,皇帝不具备一言九鼎的权威,所以东晋的内部野心家频出,权力斗争始终未能平息。先有王敦发动叛乱,后有苏峻起兵犯上,东晋的首都建康在建国未满二十年的时间内,接连被攻破两次,几乎走向崩溃的边缘。


在这种国力损耗严重的现状之下,东晋王朝的北伐开始变得越来越尴尬。



平心而论,东晋建国伊始,南渡士族的精英阶层,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心怀恢复之志,对北伐抱有一份热忱。《世说新语》记载的著名典故“新亭对泣”,便是这种心态的最好体现: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要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

                                                                      ——《世说新语·言语》


对东晋朝廷来说,光复中原,夺回故土,更是天然的政治义务。毕竟东晋作为西晋的正统继承者,如果不能做到为祖辈父辈一雪前耻,那么这个政权的立国合法性从何而来?朝廷内外的人心又怎么凝聚?




因此纵观整段东晋历史,“北伐”自始至终都是一以贯之的宣传目标。东晋的政治强人,如庾亮、殷浩之辈,只要掌握了一定的实权,就会把“北伐”当成是自己下一步的任务,为自己谋取名望。因此,关于东晋北伐的记载,也屡不绝书:


丞相睿闻长安不守,出师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刻日北征。

——《资治通鉴·晋纪十一》


时石勒新死,亮有开复中原之谋,乃解豫州授辅国将军毛宝。

——《晋书·卷七十三》


及石季龙死,胡中大乱,朝过欲遂荡平关河……浩既受命,以中原为己任……

——《晋书·卷七十七》


当然,这些以喊口号为主的北伐活动,最后的结局往往都是武装巡游一番,然后转进回朝,空耗良饷。



不过,当面对那些真正想要北伐的仁人志士时,东晋朝廷便会换成另一副嘴脸,对其口惠而实不至——嘴上极力支持,实际上态度冷淡,作壁上观。


例如“闻鸡起舞”的主角祖逖,他跟随司马睿刚刚来到江东的时候,就向司马睿进言“今遗黎既被残酷,人有奋击之志”,试图说服司马睿全力支持自己带兵北伐,恢复中原。


那么司马睿是怎么做的呢?“给千人禀,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招募。”就给了祖逖供给千人的粮食和三千匹布,士兵和兵甲都没有,就让祖逖自己看着办。


等到后来祖逖确实取得了丰硕的战果,恢复了大片中原失地之时,司马睿反过来派出自己的亲信戴渊来接替祖逖的位置,打算收割祖逖的战果,为自己对抗王敦积累力量。



而祖逖也因为司马睿的一系列行为而“意甚怏怏”,最终“内怀忧愤,俄卒于雍丘”,这年他刚满56岁,一代名将竟被自己人活活气死。


祖逖的命运,可以说是东晋王朝所有忠君爱国之士的缩影,他们为国家和民族殚精竭虑,却得不到执政集团的信任,反倒常常跟自己光复中原的理想一起沦为争权夺利的工具。于是乎,劣币驱逐良币,东晋王朝的野心家们逐步接过了忠志之士的北伐大旗,在他们眼里,北伐不光是崇高的理想,而是自己攫取权利的工具。


桓温:北伐背后的易代野心


桓温便是其中的代表。他出身龙亢桓氏,家族的门第原本不算太高。但架不住桓温这个人才雄心狠,他年纪轻轻就做了一件大事,直接让自己的社会声望拉满了。


桓温的父亲桓彝,在苏峻之乱中被泾县县令江播谋害,死在了战场上,那年桓温只有十五岁,但是这个仇他却一直记得很清楚,于是在几年后,他伪装成吊丧的客人混到了江播的葬礼之上,把江播三个儿子全部杀光,灭了江家满门。


魏晋时期最讲究人物的风评,像桓温这种敢于以身复仇的孝子,相当符合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再加上龙亢桓氏虽不算高贵,但也绝对不是寒门庶族,于是桓温很快被司马氏皇族看上,娶了南康公主,成为晋明帝司马绍的女婿。



早早就名满天下,又成了驸马,获得了皇族的支持,公元345年,桓温接受了全新的任命:


(八月)庚辰,以辅国将军、徐州刺史桓温为安西将军、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

——《晋书·康帝本纪》


荆州是东晋半壁江山中,人口最为稠密,物资也最为丰富的辖区之一,可以说获得了荆州,约等于能够动用东晋大半的军事力量。成为荆州刺史的桓温,已然是东晋朝廷相当信任的重臣。



桓温在荆州刺史任上,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大功:收复川蜀之地,灭亡十六国中的成汉。


在进攻成汉之前,桓温预先做了相当周密的规划和部署。选择成汉是因为它距离东晋的领土较近,而且力量相对较弱,属于“软柿子”。并且此时成汉的末代国君李势为人残暴,荒淫无度,国内民怨沸腾,桓温率兵出征成汉,几乎等同于“吊民伐罪”,在大义名分上完全占据优势。




因此,这场灭国之战,总体打得非常顺利,从公元346年到公元347年,前后不到一年,成汉便束手投降:


“势遂夜遁九十里,至晋寿葭萌城,其将邓嵩、昝坚劝势降,乃面缚舆榇请命。温解缚焚榇,送于京师。”

——《晋书·桓温传》


不得不说,桓温这一灭国兼收土之功,堪称东晋草创以来所未有,朝廷上下,对他也一改往日的笼络,而变得倍加忌惮。这很可能跟他的出身有关,按照著名史学家田余庆先生的考证,桓温的先祖正是三国末期“高平陵事变”中,跟曹爽一起被司马懿诛杀的大司农桓范。


所以龙亢桓氏跟司马家之间,大概是有相当深远的矛盾,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后来桓温一直有想要改朝换代的篡位想法,其中恐怕不乏有想要替先祖复仇的心理。




当然对桓温来说,朝廷越是忌惮自己,自己反而越要表现出比朝廷更优秀的一面,以此来向世人证明,桓家取代司马家乃是天命所归。怎么办呢?最好的方式自然是北伐建功立业,把司马家丢掉的土地夺回来,最好能够光复中原,那自己当皇帝就更是顺理成章了。


不过很显然,桓温个人的能力,与他的野心背道而驰。从公元354年开始,至公元369年,整整15年时间,桓温一伐前秦,二伐姚襄,三伐前燕,几乎都是劳而无功,甚至还被反杀了好几次:


呼延毒帅众一万从温还。秦太子苌等随温击之,比至潼关,温军屡败,失亡以万数。

——《资治通鉴·卷九十九》


真讨谯梁皆平之,而不能开石门,军粮竭尽。温焚舟步退。垂以八千骑追之,战于襄邑,温军败绩,死者三万人。

——《晋书·桓温传》



事后去分析桓温的失败,不难看出他在这三次北伐上,几乎是连续犯了相似的错误,那就是“既不知彼,也不知己”。要知道,跟轻而易举便被消灭的成汉不同,桓温面对的前秦和前燕,都是数倍于成汉的大国。并且在桓温北伐之时,国势都处在上升期,前燕更是有慕容垂这样的一流名将,在用兵作战上明显优于桓温,此时的晋军,既没有国力上的明显优势,军事将领上更无法做到指挥才能的碾压,失败也就成了必然。


而在三次失败后,桓温也彻底放弃了在北伐方面取得军功,进而回转江南逼迫司马氏将帝位禅让给自己的想法。仅仅四年后,公元373年,桓温便病重而死。自此,东晋朝廷的北伐战略被彻底搁置,等到再次被捡起来,便是30年后的公元409年,刘裕北伐之时了。




刘裕:北伐垂成,晋祚终焉


跟桓温这种正儿八经的士族子弟截然相反,刘裕的成功之路算是不折不扣的“草根逆袭”。虽然历史学家陈寅恪经过考证,分析刘裕是二流士族出身,家境还算不上特别差,但是史书的字里行间并没有给刘裕留太多面子:


初,高祖产而皇妣殂,孝皇帝贫薄,无由得乳人,议欲举高祖。

——《宋书·卷四十七》


刘裕家都已经穷到在他刚出生的时候就打算抛弃他了,那这个“二流士族”恐怕也是名不副实。



可想而知,出生于这种家庭,刘裕能接受的教育也相当有限,长大后也大字不识几个,跟社会盲流一样,整天混日子:


裕家本寒微,住在京口,恒以卖履为业。意气楚剌,仅识文字,樗蒲倾产,为时贱薄。

——《魏书·卷九十七》


此时已经是东晋后期,在淝水之战中侥幸没被消灭的东晋,在目睹北方前秦崩溃后,自以为国势安稳、高枕无忧。于是世家大族开始把精力都放在内部的争权夺利上,国家的政治环境也日益腐败,于是在公元399年,东晋民间的野心家孙恩利用“五斗米道”掀起动乱,整个朝野上下为之震惊。


而这种环境对刘裕而言,恰恰是崛起的机会,于是他毅然去报名参加了东晋的核心武装力量北府军,并且在多次会战中屡立战功,一步一步开始成长为北府军中举足轻重的将领。




有句诗说得好:时来天地皆同力。孙恩之乱仅仅是刘裕辉煌人生的起点,靠着自己出色的军事才能,在孙恩之后,刘裕又先后平定了桓玄和卢循、徐道覆等人的叛乱。顺带一提,这个桓玄就是桓温的儿子,他对自己爹的野心迟迟未能实现一直耿耿于怀,所以想要趁着东晋国力衰退,起兵完成老爹的“理想”,没想到给刘裕送了人头。


到了公元409年,刘裕已经成为东晋王朝实际上的顶梁柱了。这种人生的变化,也让刘裕的心中,涌现出了跟曾经的桓温一样的野心——彼可取而代之。




这样的想法,从《宋书》这三条记载中,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穆之曰:“昔晋朝失政,非复一日,加以桓玄篡夺,天命已移。公兴复皇祚,勋高万古。既有大功,便有大位。位大勋高,非可持久。公今日形势,岂得居谦自弱,遂为守藩之将邪?”

——《宋书·卷四十二》


六月,更授公太尉、中书监,加黄钺。受黄钺,余固辞。

——《宋书·卷一:武帝纪》


天子复重申前命,授太傅、扬州牧,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

——《宋书·卷二:武帝纪》


《宋书》中的这三个记载都在刘裕正式北伐前,比较能够具体表现出刘裕此时的野心。第一条记载,虽然说这话的人是刘裕的头号幕僚刘穆之,但谋士出主意,往往会按照主公的心思走,刘穆之点名了刘裕此时面临的处境:


“位大勋高,非可持久。公今日形势,岂得居谦自弱,遂为守藩之将邪?”

你现在的地位和功勋,已经功高盖主了,难道还能当一个守卫边疆的将领吗?


至于第二和第三条记载就更耐人寻味了,第二条记载里,东晋朝廷赐给刘裕太尉和中书监的官职,但刘裕却拒绝了,只留下了“黄钺”这个赏赐,“黄钺”是什么?《尚书·牧誓》中记载:“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也就是说“黄钺”象征着专断一方的权力,一定程度上可以另立朝廷,自行其是而不完全依托于朝廷的指挥。




第三条记载更是不用说:“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除了汉初的萧何和西汉中期的霍光以外,这妥妥就是“篡位三件套”,后世权臣有了这三个待遇,改朝换代,只是时间问题。



不过同样是篡位,刘裕的难度比桓温要大很多,毕竟持续了百年的门阀观念早已经在东晋朝堂上下根深蒂固,单论出身,刘裕也确实拿不上台面,所以他如果想要改朝换代,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取得比桓温更大的业绩。


什么业绩呢?


自然只有北伐了。


于是在公元409年和公元416年,刘裕展开了自己的两次北伐,先后消灭了南燕和后秦两个国家,这两战的过程虽然多有波折,但是最后都还算比较圆满。



不过,北伐的大好形势,也就在刘裕收复长安、洛阳后戛然而止。在刘裕消灭后秦,结束第二次北伐后,一个噩耗传来:一直为他坐镇后方,也是刘裕最信任的谋士刘穆之因病去世,在刘穆之活着的时候,他可以独立决断不少朝政方面的大事,刘裕跟他也有心照不宣的默契,能够放心大胆在北方完成自己的北伐大业。


然而刘穆之这么一死,刘裕觉得自己根基不稳。原本刘裕也未尝不想继续北伐、统一中原之后再迫使司马氏让位,这样自己更加名副其实,在历史上的名声也更好,这点就连刘裕的对手,胡夏皇帝赫连勃勃的谋士王买德都看得很清楚:


买德曰:“关中形胜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狈而归,正欲急成篡事耳,不暇复以中原为意。”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八》


本欲顿驾关中,经略赵、魏。穆之既卒,京邑任虚,乃驰还彭城……。

——《宋书·卷四十二》


始,裕欲留长安经略西北,而诸将佐皆久役思归,多不欲留。会穆之卒,裕以根本无托,遂决意东还。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八》



不过显然,刘穆之的死让刘裕的期望破灭了。于是他只能抓紧时候回到南方。而在他走后,他留下的代理人,儿子刘义真年龄太小,根本镇不住场面,留下的部队内部矛盾又非常严重,两位将领沈田子和王镇恶相互火并,最终被胡夏皇帝赫连勃勃的军队一网打尽。北伐的战果,就这么化为乌有。


十一月,前将军刘穆之卒,乃归。十二月庚子,发自长安,以桂阳公义真为雍州刺史,镇长安,留腹心将佐以辅之。

——《南史·卷一:宋本纪》



不过,即使如此,消灭北方两国的功绩摆在这里,哪怕是功败垂成,北伐所建立的人望和威望,也已经足够刘裕占据国族大义的至高点,取代早已腐朽不堪,奄奄一息的东晋了。在公元420年,刘裕逼迫东晋末代皇帝司马德文让位,东晋王朝正式宣告终结。


参考文献:

1.薛晋晴:北府武人与东晋后期政局,镇江高专学报,2025年第4期

2.刘雅君:名士亡国论——东晋门阀政治中的历史议题及其展开,江苏社会科学,2024年第11期

3.胡天健:桓温文史形象及其符号化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24年硕士论文

4.李祎凝:旧将焉在:晋末宋初北府的权力重组,史学月刊,2024年第7期

5.王杰:南雍州与江左政局研究,重庆师范大学2023年硕士论文

6.赵健廷、马彪:晋末门阀变迁考——以皇权、门阀集团及士族性格为视角,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年第5期

7.单宸:北伐与东晋政局,山东大学2022年硕士论文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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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Spike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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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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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6500 字
阅 读 需 要 22 分 钟

公元317年,南渡江左的皇族司马睿,在世家大族的支持下,于建康(今南京)即位,史称晋元帝,东晋王朝就此建立。


登基大典上,一个出人意料的场景出现了。皇帝司马睿竟邀请大臣王导与他并肩而坐。王导再三推辞,说出“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司马睿才作罢。



这一举动令朝堂为之震动。尽管最终未能成真,皇帝如此姿态,已折射出东晋政权建立之初的先天不足——皇权依赖于世家大族的支撑,皇权威严自开国便蒙上了阴影。正是这种结构性弱势,为日后权臣迭起、架空皇室埋下了伏笔。


而东晋既因北方少数民族南迁被迫偏安江左,北伐中原便成为每一位掌权者无法回避的政治命题。也正由此,北伐逐渐演变为权臣巩固权力、积累威望的政治手段——旌旗所指,既是故土山河,更是庙堂权柄。


先天不足的东晋政权


东晋开国之初的局势,堪称“四面楚歌”。论及出身,司马睿只能算宗室疏脉,与西晋皇族的嫡系血统相距甚远,故而他继承皇位的合法性并不被普遍认可。更兼他平素为人“恭俭退让,不显灼然之迹,故时人未之识焉”,因此从一开始,司马睿就没有得到过江东本土大族的支持,甚至他们中的代表人物还曾多次发动或密谋发动叛乱。


于是,作为南渡士族中势力最强的琅琊王氏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出身于这一家族的王导,堪称东晋立国的“元勋柱石”,想尽办法为司马睿笼络江东的本土大族。王导的堂弟王敦则在军事上对司马睿进行强有力的支持。他统率大军,以铁腕政策平定暴动,迫使江东大族不得不屈从于东晋朝廷,维持表面的顺服。


就这样,王导与王敦二人从文、武两个层面双管齐下,才让东晋政权得以在江东勉强站稳脚跟,磕磕绊绊地草创基业。而作为皇帝的司马睿,他很清楚,自己在相当长时间内只能跟南渡的世家大族合作,分享皇权,共治天下,以此来换取他们的支持,让自己能够坐稳皇位。


自东晋建国开始便广为流传的民谣:“王与马,共天下”,就是这种现状最真实的写照。



东晋北伐,举步维艰


这份先天不足,一言以蔽之:“主弱臣强”。


可以说,终东晋国祚103年,主弱臣强的局面从未改变过,先是琅琊王氏,然后是颍川庾氏,紧接着是龙亢桓氏、陈郡谢氏。所谓的“豪门甲第”和“衣冠望族”,你方唱罢我登场,此起彼伏地掌控着东晋的朝政大权。身为皇族的司马家反倒越来越没有存在感,常年隐身幕后,根本没人在意皇帝到底是谁。



也正因为主弱臣强,皇帝不具备一言九鼎的权威,所以东晋的内部野心家频出,权力斗争始终未能平息。先有王敦发动叛乱,后有苏峻起兵犯上,东晋的首都建康在建国未满二十年的时间内,接连被攻破两次,几乎走向崩溃的边缘。


在这种国力损耗严重的现状之下,东晋王朝的北伐开始变得越来越尴尬。



平心而论,东晋建国伊始,南渡士族的精英阶层,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心怀恢复之志,对北伐抱有一份热忱。《世说新语》记载的著名典故“新亭对泣”,便是这种心态的最好体现: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要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

                                                                      ——《世说新语·言语》


对东晋朝廷来说,光复中原,夺回故土,更是天然的政治义务。毕竟东晋作为西晋的正统继承者,如果不能做到为祖辈父辈一雪前耻,那么这个政权的立国合法性从何而来?朝廷内外的人心又怎么凝聚?




因此纵观整段东晋历史,“北伐”自始至终都是一以贯之的宣传目标。东晋的政治强人,如庾亮、殷浩之辈,只要掌握了一定的实权,就会把“北伐”当成是自己下一步的任务,为自己谋取名望。因此,关于东晋北伐的记载,也屡不绝书:


丞相睿闻长安不守,出师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刻日北征。

——《资治通鉴·晋纪十一》


时石勒新死,亮有开复中原之谋,乃解豫州授辅国将军毛宝。

——《晋书·卷七十三》


及石季龙死,胡中大乱,朝过欲遂荡平关河……浩既受命,以中原为己任……

——《晋书·卷七十七》


当然,这些以喊口号为主的北伐活动,最后的结局往往都是武装巡游一番,然后转进回朝,空耗良饷。



不过,当面对那些真正想要北伐的仁人志士时,东晋朝廷便会换成另一副嘴脸,对其口惠而实不至——嘴上极力支持,实际上态度冷淡,作壁上观。


例如“闻鸡起舞”的主角祖逖,他跟随司马睿刚刚来到江东的时候,就向司马睿进言“今遗黎既被残酷,人有奋击之志”,试图说服司马睿全力支持自己带兵北伐,恢复中原。


那么司马睿是怎么做的呢?“给千人禀,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招募。”就给了祖逖供给千人的粮食和三千匹布,士兵和兵甲都没有,就让祖逖自己看着办。


等到后来祖逖确实取得了丰硕的战果,恢复了大片中原失地之时,司马睿反过来派出自己的亲信戴渊来接替祖逖的位置,打算收割祖逖的战果,为自己对抗王敦积累力量。



而祖逖也因为司马睿的一系列行为而“意甚怏怏”,最终“内怀忧愤,俄卒于雍丘”,这年他刚满56岁,一代名将竟被自己人活活气死。


祖逖的命运,可以说是东晋王朝所有忠君爱国之士的缩影,他们为国家和民族殚精竭虑,却得不到执政集团的信任,反倒常常跟自己光复中原的理想一起沦为争权夺利的工具。于是乎,劣币驱逐良币,东晋王朝的野心家们逐步接过了忠志之士的北伐大旗,在他们眼里,北伐不光是崇高的理想,而是自己攫取权利的工具。


桓温:北伐背后的易代野心


桓温便是其中的代表。他出身龙亢桓氏,家族的门第原本不算太高。但架不住桓温这个人才雄心狠,他年纪轻轻就做了一件大事,直接让自己的社会声望拉满了。


桓温的父亲桓彝,在苏峻之乱中被泾县县令江播谋害,死在了战场上,那年桓温只有十五岁,但是这个仇他却一直记得很清楚,于是在几年后,他伪装成吊丧的客人混到了江播的葬礼之上,把江播三个儿子全部杀光,灭了江家满门。


魏晋时期最讲究人物的风评,像桓温这种敢于以身复仇的孝子,相当符合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再加上龙亢桓氏虽不算高贵,但也绝对不是寒门庶族,于是桓温很快被司马氏皇族看上,娶了南康公主,成为晋明帝司马绍的女婿。



早早就名满天下,又成了驸马,获得了皇族的支持,公元345年,桓温接受了全新的任命:


(八月)庚辰,以辅国将军、徐州刺史桓温为安西将军、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

——《晋书·康帝本纪》


荆州是东晋半壁江山中,人口最为稠密,物资也最为丰富的辖区之一,可以说获得了荆州,约等于能够动用东晋大半的军事力量。成为荆州刺史的桓温,已然是东晋朝廷相当信任的重臣。



桓温在荆州刺史任上,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大功:收复川蜀之地,灭亡十六国中的成汉。


在进攻成汉之前,桓温预先做了相当周密的规划和部署。选择成汉是因为它距离东晋的领土较近,而且力量相对较弱,属于“软柿子”。并且此时成汉的末代国君李势为人残暴,荒淫无度,国内民怨沸腾,桓温率兵出征成汉,几乎等同于“吊民伐罪”,在大义名分上完全占据优势。




因此,这场灭国之战,总体打得非常顺利,从公元346年到公元347年,前后不到一年,成汉便束手投降:


“势遂夜遁九十里,至晋寿葭萌城,其将邓嵩、昝坚劝势降,乃面缚舆榇请命。温解缚焚榇,送于京师。”

——《晋书·桓温传》


不得不说,桓温这一灭国兼收土之功,堪称东晋草创以来所未有,朝廷上下,对他也一改往日的笼络,而变得倍加忌惮。这很可能跟他的出身有关,按照著名史学家田余庆先生的考证,桓温的先祖正是三国末期“高平陵事变”中,跟曹爽一起被司马懿诛杀的大司农桓范。


所以龙亢桓氏跟司马家之间,大概是有相当深远的矛盾,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后来桓温一直有想要改朝换代的篡位想法,其中恐怕不乏有想要替先祖复仇的心理。




当然对桓温来说,朝廷越是忌惮自己,自己反而越要表现出比朝廷更优秀的一面,以此来向世人证明,桓家取代司马家乃是天命所归。怎么办呢?最好的方式自然是北伐建功立业,把司马家丢掉的土地夺回来,最好能够光复中原,那自己当皇帝就更是顺理成章了。


不过很显然,桓温个人的能力,与他的野心背道而驰。从公元354年开始,至公元369年,整整15年时间,桓温一伐前秦,二伐姚襄,三伐前燕,几乎都是劳而无功,甚至还被反杀了好几次:


呼延毒帅众一万从温还。秦太子苌等随温击之,比至潼关,温军屡败,失亡以万数。

——《资治通鉴·卷九十九》


真讨谯梁皆平之,而不能开石门,军粮竭尽。温焚舟步退。垂以八千骑追之,战于襄邑,温军败绩,死者三万人。

——《晋书·桓温传》



事后去分析桓温的失败,不难看出他在这三次北伐上,几乎是连续犯了相似的错误,那就是“既不知彼,也不知己”。要知道,跟轻而易举便被消灭的成汉不同,桓温面对的前秦和前燕,都是数倍于成汉的大国。并且在桓温北伐之时,国势都处在上升期,前燕更是有慕容垂这样的一流名将,在用兵作战上明显优于桓温,此时的晋军,既没有国力上的明显优势,军事将领上更无法做到指挥才能的碾压,失败也就成了必然。


而在三次失败后,桓温也彻底放弃了在北伐方面取得军功,进而回转江南逼迫司马氏将帝位禅让给自己的想法。仅仅四年后,公元373年,桓温便病重而死。自此,东晋朝廷的北伐战略被彻底搁置,等到再次被捡起来,便是30年后的公元409年,刘裕北伐之时了。




刘裕:北伐垂成,晋祚终焉


跟桓温这种正儿八经的士族子弟截然相反,刘裕的成功之路算是不折不扣的“草根逆袭”。虽然历史学家陈寅恪经过考证,分析刘裕是二流士族出身,家境还算不上特别差,但是史书的字里行间并没有给刘裕留太多面子:


初,高祖产而皇妣殂,孝皇帝贫薄,无由得乳人,议欲举高祖。

——《宋书·卷四十七》


刘裕家都已经穷到在他刚出生的时候就打算抛弃他了,那这个“二流士族”恐怕也是名不副实。



可想而知,出生于这种家庭,刘裕能接受的教育也相当有限,长大后也大字不识几个,跟社会盲流一样,整天混日子:


裕家本寒微,住在京口,恒以卖履为业。意气楚剌,仅识文字,樗蒲倾产,为时贱薄。

——《魏书·卷九十七》


此时已经是东晋后期,在淝水之战中侥幸没被消灭的东晋,在目睹北方前秦崩溃后,自以为国势安稳、高枕无忧。于是世家大族开始把精力都放在内部的争权夺利上,国家的政治环境也日益腐败,于是在公元399年,东晋民间的野心家孙恩利用“五斗米道”掀起动乱,整个朝野上下为之震惊。


而这种环境对刘裕而言,恰恰是崛起的机会,于是他毅然去报名参加了东晋的核心武装力量北府军,并且在多次会战中屡立战功,一步一步开始成长为北府军中举足轻重的将领。




有句诗说得好:时来天地皆同力。孙恩之乱仅仅是刘裕辉煌人生的起点,靠着自己出色的军事才能,在孙恩之后,刘裕又先后平定了桓玄和卢循、徐道覆等人的叛乱。顺带一提,这个桓玄就是桓温的儿子,他对自己爹的野心迟迟未能实现一直耿耿于怀,所以想要趁着东晋国力衰退,起兵完成老爹的“理想”,没想到给刘裕送了人头。


到了公元409年,刘裕已经成为东晋王朝实际上的顶梁柱了。这种人生的变化,也让刘裕的心中,涌现出了跟曾经的桓温一样的野心——彼可取而代之。




这样的想法,从《宋书》这三条记载中,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穆之曰:“昔晋朝失政,非复一日,加以桓玄篡夺,天命已移。公兴复皇祚,勋高万古。既有大功,便有大位。位大勋高,非可持久。公今日形势,岂得居谦自弱,遂为守藩之将邪?”

——《宋书·卷四十二》


六月,更授公太尉、中书监,加黄钺。受黄钺,余固辞。

——《宋书·卷一:武帝纪》


天子复重申前命,授太傅、扬州牧,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

——《宋书·卷二:武帝纪》


《宋书》中的这三个记载都在刘裕正式北伐前,比较能够具体表现出刘裕此时的野心。第一条记载,虽然说这话的人是刘裕的头号幕僚刘穆之,但谋士出主意,往往会按照主公的心思走,刘穆之点名了刘裕此时面临的处境:


“位大勋高,非可持久。公今日形势,岂得居谦自弱,遂为守藩之将邪?”

你现在的地位和功勋,已经功高盖主了,难道还能当一个守卫边疆的将领吗?


至于第二和第三条记载就更耐人寻味了,第二条记载里,东晋朝廷赐给刘裕太尉和中书监的官职,但刘裕却拒绝了,只留下了“黄钺”这个赏赐,“黄钺”是什么?《尚书·牧誓》中记载:“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也就是说“黄钺”象征着专断一方的权力,一定程度上可以另立朝廷,自行其是而不完全依托于朝廷的指挥。




第三条记载更是不用说:“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除了汉初的萧何和西汉中期的霍光以外,这妥妥就是“篡位三件套”,后世权臣有了这三个待遇,改朝换代,只是时间问题。



不过同样是篡位,刘裕的难度比桓温要大很多,毕竟持续了百年的门阀观念早已经在东晋朝堂上下根深蒂固,单论出身,刘裕也确实拿不上台面,所以他如果想要改朝换代,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取得比桓温更大的业绩。


什么业绩呢?


自然只有北伐了。


于是在公元409年和公元416年,刘裕展开了自己的两次北伐,先后消灭了南燕和后秦两个国家,这两战的过程虽然多有波折,但是最后都还算比较圆满。



不过,北伐的大好形势,也就在刘裕收复长安、洛阳后戛然而止。在刘裕消灭后秦,结束第二次北伐后,一个噩耗传来:一直为他坐镇后方,也是刘裕最信任的谋士刘穆之因病去世,在刘穆之活着的时候,他可以独立决断不少朝政方面的大事,刘裕跟他也有心照不宣的默契,能够放心大胆在北方完成自己的北伐大业。


然而刘穆之这么一死,刘裕觉得自己根基不稳。原本刘裕也未尝不想继续北伐、统一中原之后再迫使司马氏让位,这样自己更加名副其实,在历史上的名声也更好,这点就连刘裕的对手,胡夏皇帝赫连勃勃的谋士王买德都看得很清楚:


买德曰:“关中形胜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狈而归,正欲急成篡事耳,不暇复以中原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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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裕欲留长安经略西北,而诸将佐皆久役思归,多不欲留。会穆之卒,裕以根本无托,遂决意东还。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八》



不过显然,刘穆之的死让刘裕的期望破灭了。于是他只能抓紧时候回到南方。而在他走后,他留下的代理人,儿子刘义真年龄太小,根本镇不住场面,留下的部队内部矛盾又非常严重,两位将领沈田子和王镇恶相互火并,最终被胡夏皇帝赫连勃勃的军队一网打尽。北伐的战果,就这么化为乌有。


十一月,前将军刘穆之卒,乃归。十二月庚子,发自长安,以桂阳公义真为雍州刺史,镇长安,留腹心将佐以辅之。

——《南史·卷一:宋本纪》



不过,即使如此,消灭北方两国的功绩摆在这里,哪怕是功败垂成,北伐所建立的人望和威望,也已经足够刘裕占据国族大义的至高点,取代早已腐朽不堪,奄奄一息的东晋了。在公元420年,刘裕逼迫东晋末代皇帝司马德文让位,东晋王朝正式宣告终结。


参考文献:

1.薛晋晴:北府武人与东晋后期政局,镇江高专学报,2025年第4期

2.刘雅君:名士亡国论——东晋门阀政治中的历史议题及其展开,江苏社会科学,2024年第11期

3.胡天健:桓温文史形象及其符号化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24年硕士论文

4.李祎凝:旧将焉在:晋末宋初北府的权力重组,史学月刊,2024年第7期

5.王杰:南雍州与江左政局研究,重庆师范大学2023年硕士论文

6.赵健廷、马彪:晋末门阀变迁考——以皇权、门阀集团及士族性格为视角,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年第5期

7.单宸:北伐与东晋政局,山东大学2022年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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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300 字
阅 读 需 要 11 分 钟


在历史上,北魏孝文帝是一位杰出的君主,他推行汉化的政策,重塑了北方的政治与文化格局。然而,在这位雄主治国平天下的煌煌功业之侧,还流淌着另一条幽暗而汹涌的情感暗河——那就是他与幽皇后冯氏之间极具张力的爱情悲剧。他为她废黜正室,一次次突破礼法的边界,近乎固执地予以偏爱;而她却以巫蛊诅咒、宫闱乱行,将这份帝王深情践踏得粉碎。




帝后情谊的初始设定


孝文帝拓跋宏自幼由祖母冯太后抚养,五岁那年便登上了皇位。孝文帝在位初期,冯太后执掌朝纲。为使家族世代尊贵受宠,巩固家族权势,冯太后特意挑选了兄长冯熙的两个女儿入宫。太和初年,冯氏姐妹一起入宫,其中一人早早地香消玉殒;而另一位,便是后来的冯幽后(名不详)。史载她“姿容妩媚,偏见爱幸”(《北史》),深受孝文帝宠爱。然而,或许是命运的捉弄,恩宠正浓的她突然患病,冯太后担心她的病传染皇帝,便令她离宫,但孝文帝却始终对她念念不忘。



太和十四年(490),冯太后去世。太后去世之初,孝文帝虽已亲政,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旧有势力的影响。三年丧满后,太尉元丕等大臣上表,以中宫皇后之位久虚、六宫无主为由,请求册立皇后。孝文帝出于稳固政局的考虑,采纳了群臣进言,册立冯家后来送进宫的另一位女儿为皇后,史称孝文废皇后。她知书达理、性情贞静,不仅恪守后宫礼法,更是拥护孝文帝推行的汉化改革,因此在政治上可谓与皇帝志同道合。尽管未能获得孝文帝的专宠,两人也是相敬如宾。然而,孝文帝却始终忘不了因病离宫的冯幽后——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多方打听她的消息,听说她旧疾痊愈,孝文帝迫不及待地遣宦官持玺书,将其迎回洛阳皇宫。


再度入宫的她,锋芒更胜往昔。孝文帝先立她为仅次于皇后的左昭仪,而她自恃年长,入宫更早,而且深受孝文帝宠爱,全然不将皇后放在眼里。还恃宠生骄,屡屡逾越礼制,不遵守妾室礼节。《北史》记载她“欲专其爱,后宫接御多见阻遏”,每当她陪侍的时候,“宫人稀复进见”。而孝文帝对待她的这些行为十分包容,还对近臣说:


“妇人妒防,虽王者亦不能免,况士庶乎。”(《北史》)


这当然引起了当时皇后的不满,而不久之后,偏心的孝文帝最终颁下一道废后诏书。她便这样踏着废后的失意,登上了梦寐以求的皇后宝座。



是破镜重圆还是覆水难收


此时她已登上后位,但政治野心并未就此止步。北魏执行“子贵母死”的旧例,皇子一旦立为储君,生母便被赐死。昔日的冯太后正是藉此制度得以临朝称制,掌握国家大权。身为皇后却无亲生儿子的冯幽后,显然有意效仿其姑母的路径。



但是,早在冯太后逝世后,为了防止冯氏一族干预储君、左右朝政,孝文帝果断将原本由冯太后抚养的太子元恂接回身边,亲自教导。因此,冯幽后根本无法接近元恂,这使得她通过抚养储君控制北魏朝政的图谋骤然落空。为此,她只能重新选择抚养对象,皇次子元恪也由此进入她的视野。太和二十年(496),皇太子元恂杀害中庶子高道悦,后被废黜;次年,皇次子元恪取而代之。待元恪正式被立为太子之后,冯幽后便以制度为由,顺理成章地取得了对他的抚养权,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内廷的权势。



权欲的沟壑一旦掘开,便再难填平。幽后早已不满足于攫取政治权势,她的爱欲同样在深宫帷幔间悄然滋长——早在她因疾出宫、带发为尼的那几年中,关于幽后失德的流言就已悄然滋生,而当她正位中宫、拥有权势之后,宫闱深处又成了她更加放肆的温床。


孝文帝连年挥师南征,而母仪天下的冯幽后却耐不住寂寞,趁机与内廷官员高菩萨私通淫乱。为了不走漏风声,她早把中常侍双蒙等人笼络,使其成为她身边忠心耿耿的耳目与爪牙。另一个中常侍剧鹏劝她收手,幽后根本不理,导致剧鹏在愤恨畏惧中不久死去。



后来,奸情被彭城公主撞破,幽后索性逼婚:彼时,彭城公主年轻守寡,幽后强迫其嫁给同母弟冯夙,公主志不愿屈,却在威势之下无力反抗。婚期已定,公主冒雨驰往悬瓠城面见孝文帝,不仅陈明拒婚之意,更将幽后与高菩萨的淫乱和盘托出。孝文帝一时惊愕难信,暂时隐瞒了这件事。


这时,幽后陷入了巨大的忧惧之中。她与母亲常氏暗中召来女巫施咒,祈求皇帝病危,妄图像冯太后那样辅政。与此同时,她们在宫中假借祈福之名行邪术,以三牲祭祀咒诅君王。



孝文帝北上到达邺城时,幽后如坐针毡,唯恐东窗事发。她急忙派心腹宦官前往邺城,借请安之名探听消息;她还特别指派双蒙同行,验看皇帝是否生疑。只有小黄门苏兴寿向孝文帝密奏实情,孝文帝听罢隐忍未发,只是令其保密。


爱侣成仇,情天恨海


回到洛阳后,孝文帝立即逮捕了高菩萨、双蒙等六人。经审讯,他们相继供认。


孝文帝在含温室卧病夜审,命令幽后与高菩萨当面对质。入殿前,皇帝派内侍严查幽后周身,防其怀刃行刺。昔日宠冠六宫的幽后,此时却需要经过内侍的搜检方能面圣。一见到卧于御榻之上的孝文帝,幽后立即伏地顿首,泣不成声。尽管非常生气,孝文帝依然赐座,命令幽后从实招来巫蛊之事。幽后自知大势已去,却仍存一线侥幸,乞求屏退左右。孝文帝准其所请,殿内只余长秋卿(管理皇后相关事务的官员)白整(一名张整)一人,持直刀立于孝文帝身旁,以作防护(孝文敕中常侍悉出,唯令长秋卿白整在侧,取卫直刀拄之,后犹不言。《魏书》)。为确保密谈绝不外泄,孝文帝竟命人以绵团紧紧塞住白整双耳,继而亲自低唤其名数次,白整毫无反应。至此,幽后才终于将设坛诅咒、祈求皇帝早崩的种种逆谋和盘托出。



事既审明,孝文帝心如死灰,旋即召彭城王元勰与北海王元详入内。二王见皇后在侧,踌躇不敢近前。而孝文帝此时却说:


“昔是汝嫂,今乃他人,但入勿避。”(《魏书》)


待二王入内,他指着幽后,痛心疾首:


“此老妪乃欲白刃插我肋上!可穷问本末,勿有所难。”(《魏书》)


言至此,孝文帝痛陈自己失察之过。但是,虽然已经非常失望,孝文帝内心深处却仍有一丝不忍,终究狠不下心将其废黜:


“冯家女不能复相废逐,且使在宫中空坐,有心乃能自死,汝等勿谓吾犹有情也。”(《魏书》)



待二王退出后,意为誓不再见的“辞死诀”终于递至冯氏面前。冯幽后见此,悲从中来,泣拜于地。


后来,孝文帝或许仍心存一丝关切,便派遣宦官前去问话,不料幽后竟厉声怒斥:


“天子妇,亲面对,岂令汝传也!”(《魏书》)


孝文帝闻讯震怒,当即下令将幽后的母亲常氏召入宫中,当众杖责百余,以示惩戒。



后来,孝文帝再次御驾亲征,冯幽后被留于京师。虽已明显失势,但宫中嫔妃碍于旧制,仍依礼相待。只有太子元恪被特许免去日常朝谒,避免与之相见。


太和二十三年(499),孝文帝病重,整个人被病痛折磨得憔悴不堪。在南征归途之中,他预感到大限将至,终于下达了遗诏。为避免汉末故事重演,赐幽后自尽别宫:


“后宫久乖阴德,自绝于天。若不早为之所,恐成汉末故事。吾死之后,可赐自尽别宫,葬以后礼,庶掩冯门之大过。”(《魏书》)


孝文帝驾崩后,遗诏即刻被执行。北海王元详奉旨宣诏,长秋卿白整手持毒药送入。冯幽后拒不从命,依然不相信孝文帝会将她赐死:


“官岂有此也,是诸王辈杀我耳!”(《魏书》)



白整等人强行执行,迫她含椒自尽。至此,这对怨侣终于了结了半生的痴缠爱恨。


死后,幽后仍按皇后礼与孝文帝合葬长陵。这样的结局,显然超出了一位背负淫乱、巫蛊与谋逆之名的皇后应该享受的待遇。合葬象征着夫妻关系牢不可破,生死相随。夫妻之间,情深意笃,生死相随,在这一方世界同床共枕,而在那方世界亦同穴而眠,正所谓“生同衾,死同穴”。然而,孝文帝与幽后呢?孝文帝贵为天子,可他的皇后却与他人私通,淫乱后宫,让孝文帝的尊严在宫廷的流言蜚语中荡然无存;她还暗中施行巫蛊之术,诅咒皇帝,妄图以邪术达成不堪的目的。如此种种恶行,换做旁人,恐怕早已怒不可遏,但孝文帝却始终狠不下心做出决绝的举动,生前不废后,死后也依然愿意与这个背叛过自己的女子在另一个世界为伴。这份感情,实在是说不清、道不明。



长陵寂寂,并卧的帝后之间,隔着的不仅是权力欲望,更是一生的爱恨痴缠。


参考文献:

[1]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苗霖霖.试析北魏孝文帝朝的四后之争[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6(06).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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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夹心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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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落的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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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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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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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300 字
阅 读 需 要 11 分 钟


在历史上,北魏孝文帝是一位杰出的君主,他推行汉化的政策,重塑了北方的政治与文化格局。然而,在这位雄主治国平天下的煌煌功业之侧,还流淌着另一条幽暗而汹涌的情感暗河——那就是他与幽皇后冯氏之间极具张力的爱情悲剧。他为她废黜正室,一次次突破礼法的边界,近乎固执地予以偏爱;而她却以巫蛊诅咒、宫闱乱行,将这份帝王深情践踏得粉碎。




帝后情谊的初始设定


孝文帝拓跋宏自幼由祖母冯太后抚养,五岁那年便登上了皇位。孝文帝在位初期,冯太后执掌朝纲。为使家族世代尊贵受宠,巩固家族权势,冯太后特意挑选了兄长冯熙的两个女儿入宫。太和初年,冯氏姐妹一起入宫,其中一人早早地香消玉殒;而另一位,便是后来的冯幽后(名不详)。史载她“姿容妩媚,偏见爱幸”(《北史》),深受孝文帝宠爱。然而,或许是命运的捉弄,恩宠正浓的她突然患病,冯太后担心她的病传染皇帝,便令她离宫,但孝文帝却始终对她念念不忘。



太和十四年(490),冯太后去世。太后去世之初,孝文帝虽已亲政,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旧有势力的影响。三年丧满后,太尉元丕等大臣上表,以中宫皇后之位久虚、六宫无主为由,请求册立皇后。孝文帝出于稳固政局的考虑,采纳了群臣进言,册立冯家后来送进宫的另一位女儿为皇后,史称孝文废皇后。她知书达理、性情贞静,不仅恪守后宫礼法,更是拥护孝文帝推行的汉化改革,因此在政治上可谓与皇帝志同道合。尽管未能获得孝文帝的专宠,两人也是相敬如宾。然而,孝文帝却始终忘不了因病离宫的冯幽后——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多方打听她的消息,听说她旧疾痊愈,孝文帝迫不及待地遣宦官持玺书,将其迎回洛阳皇宫。


再度入宫的她,锋芒更胜往昔。孝文帝先立她为仅次于皇后的左昭仪,而她自恃年长,入宫更早,而且深受孝文帝宠爱,全然不将皇后放在眼里。还恃宠生骄,屡屡逾越礼制,不遵守妾室礼节。《北史》记载她“欲专其爱,后宫接御多见阻遏”,每当她陪侍的时候,“宫人稀复进见”。而孝文帝对待她的这些行为十分包容,还对近臣说:


“妇人妒防,虽王者亦不能免,况士庶乎。”(《北史》)


这当然引起了当时皇后的不满,而不久之后,偏心的孝文帝最终颁下一道废后诏书。她便这样踏着废后的失意,登上了梦寐以求的皇后宝座。



是破镜重圆还是覆水难收


此时她已登上后位,但政治野心并未就此止步。北魏执行“子贵母死”的旧例,皇子一旦立为储君,生母便被赐死。昔日的冯太后正是藉此制度得以临朝称制,掌握国家大权。身为皇后却无亲生儿子的冯幽后,显然有意效仿其姑母的路径。



但是,早在冯太后逝世后,为了防止冯氏一族干预储君、左右朝政,孝文帝果断将原本由冯太后抚养的太子元恂接回身边,亲自教导。因此,冯幽后根本无法接近元恂,这使得她通过抚养储君控制北魏朝政的图谋骤然落空。为此,她只能重新选择抚养对象,皇次子元恪也由此进入她的视野。太和二十年(496),皇太子元恂杀害中庶子高道悦,后被废黜;次年,皇次子元恪取而代之。待元恪正式被立为太子之后,冯幽后便以制度为由,顺理成章地取得了对他的抚养权,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内廷的权势。



权欲的沟壑一旦掘开,便再难填平。幽后早已不满足于攫取政治权势,她的爱欲同样在深宫帷幔间悄然滋长——早在她因疾出宫、带发为尼的那几年中,关于幽后失德的流言就已悄然滋生,而当她正位中宫、拥有权势之后,宫闱深处又成了她更加放肆的温床。


孝文帝连年挥师南征,而母仪天下的冯幽后却耐不住寂寞,趁机与内廷官员高菩萨私通淫乱。为了不走漏风声,她早把中常侍双蒙等人笼络,使其成为她身边忠心耿耿的耳目与爪牙。另一个中常侍剧鹏劝她收手,幽后根本不理,导致剧鹏在愤恨畏惧中不久死去。



后来,奸情被彭城公主撞破,幽后索性逼婚:彼时,彭城公主年轻守寡,幽后强迫其嫁给同母弟冯夙,公主志不愿屈,却在威势之下无力反抗。婚期已定,公主冒雨驰往悬瓠城面见孝文帝,不仅陈明拒婚之意,更将幽后与高菩萨的淫乱和盘托出。孝文帝一时惊愕难信,暂时隐瞒了这件事。


这时,幽后陷入了巨大的忧惧之中。她与母亲常氏暗中召来女巫施咒,祈求皇帝病危,妄图像冯太后那样辅政。与此同时,她们在宫中假借祈福之名行邪术,以三牲祭祀咒诅君王。



孝文帝北上到达邺城时,幽后如坐针毡,唯恐东窗事发。她急忙派心腹宦官前往邺城,借请安之名探听消息;她还特别指派双蒙同行,验看皇帝是否生疑。只有小黄门苏兴寿向孝文帝密奏实情,孝文帝听罢隐忍未发,只是令其保密。


爱侣成仇,情天恨海


回到洛阳后,孝文帝立即逮捕了高菩萨、双蒙等六人。经审讯,他们相继供认。


孝文帝在含温室卧病夜审,命令幽后与高菩萨当面对质。入殿前,皇帝派内侍严查幽后周身,防其怀刃行刺。昔日宠冠六宫的幽后,此时却需要经过内侍的搜检方能面圣。一见到卧于御榻之上的孝文帝,幽后立即伏地顿首,泣不成声。尽管非常生气,孝文帝依然赐座,命令幽后从实招来巫蛊之事。幽后自知大势已去,却仍存一线侥幸,乞求屏退左右。孝文帝准其所请,殿内只余长秋卿(管理皇后相关事务的官员)白整(一名张整)一人,持直刀立于孝文帝身旁,以作防护(孝文敕中常侍悉出,唯令长秋卿白整在侧,取卫直刀拄之,后犹不言。《魏书》)。为确保密谈绝不外泄,孝文帝竟命人以绵团紧紧塞住白整双耳,继而亲自低唤其名数次,白整毫无反应。至此,幽后才终于将设坛诅咒、祈求皇帝早崩的种种逆谋和盘托出。



事既审明,孝文帝心如死灰,旋即召彭城王元勰与北海王元详入内。二王见皇后在侧,踌躇不敢近前。而孝文帝此时却说:


“昔是汝嫂,今乃他人,但入勿避。”(《魏书》)


待二王入内,他指着幽后,痛心疾首:


“此老妪乃欲白刃插我肋上!可穷问本末,勿有所难。”(《魏书》)


言至此,孝文帝痛陈自己失察之过。但是,虽然已经非常失望,孝文帝内心深处却仍有一丝不忍,终究狠不下心将其废黜:


“冯家女不能复相废逐,且使在宫中空坐,有心乃能自死,汝等勿谓吾犹有情也。”(《魏书》)



待二王退出后,意为誓不再见的“辞死诀”终于递至冯氏面前。冯幽后见此,悲从中来,泣拜于地。


后来,孝文帝或许仍心存一丝关切,便派遣宦官前去问话,不料幽后竟厉声怒斥:


“天子妇,亲面对,岂令汝传也!”(《魏书》)


孝文帝闻讯震怒,当即下令将幽后的母亲常氏召入宫中,当众杖责百余,以示惩戒。



后来,孝文帝再次御驾亲征,冯幽后被留于京师。虽已明显失势,但宫中嫔妃碍于旧制,仍依礼相待。只有太子元恪被特许免去日常朝谒,避免与之相见。


太和二十三年(499),孝文帝病重,整个人被病痛折磨得憔悴不堪。在南征归途之中,他预感到大限将至,终于下达了遗诏。为避免汉末故事重演,赐幽后自尽别宫:


“后宫久乖阴德,自绝于天。若不早为之所,恐成汉末故事。吾死之后,可赐自尽别宫,葬以后礼,庶掩冯门之大过。”(《魏书》)


孝文帝驾崩后,遗诏即刻被执行。北海王元详奉旨宣诏,长秋卿白整手持毒药送入。冯幽后拒不从命,依然不相信孝文帝会将她赐死:


“官岂有此也,是诸王辈杀我耳!”(《魏书》)



白整等人强行执行,迫她含椒自尽。至此,这对怨侣终于了结了半生的痴缠爱恨。


死后,幽后仍按皇后礼与孝文帝合葬长陵。这样的结局,显然超出了一位背负淫乱、巫蛊与谋逆之名的皇后应该享受的待遇。合葬象征着夫妻关系牢不可破,生死相随。夫妻之间,情深意笃,生死相随,在这一方世界同床共枕,而在那方世界亦同穴而眠,正所谓“生同衾,死同穴”。然而,孝文帝与幽后呢?孝文帝贵为天子,可他的皇后却与他人私通,淫乱后宫,让孝文帝的尊严在宫廷的流言蜚语中荡然无存;她还暗中施行巫蛊之术,诅咒皇帝,妄图以邪术达成不堪的目的。如此种种恶行,换做旁人,恐怕早已怒不可遏,但孝文帝却始终狠不下心做出决绝的举动,生前不废后,死后也依然愿意与这个背叛过自己的女子在另一个世界为伴。这份感情,实在是说不清、道不明。



长陵寂寂,并卧的帝后之间,隔着的不仅是权力欲望,更是一生的爱恨痴缠。


参考文献:

[1]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苗霖霖.试析北魏孝文帝朝的四后之争[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6(06).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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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夹心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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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击的士族

旁落的皇权

跨越五百年的权力对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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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300 字
阅 读 需 要 11 分 钟


在历史上,北魏孝文帝是一位杰出的君主,他推行汉化的政策,重塑了北方的政治与文化格局。然而,在这位雄主治国平天下的煌煌功业之侧,还流淌着另一条幽暗而汹涌的情感暗河——那就是他与幽皇后冯氏之间极具张力的爱情悲剧。他为她废黜正室,一次次突破礼法的边界,近乎固执地予以偏爱;而她却以巫蛊诅咒、宫闱乱行,将这份帝王深情践踏得粉碎。




帝后情谊的初始设定


孝文帝拓跋宏自幼由祖母冯太后抚养,五岁那年便登上了皇位。孝文帝在位初期,冯太后执掌朝纲。为使家族世代尊贵受宠,巩固家族权势,冯太后特意挑选了兄长冯熙的两个女儿入宫。太和初年,冯氏姐妹一起入宫,其中一人早早地香消玉殒;而另一位,便是后来的冯幽后(名不详)。史载她“姿容妩媚,偏见爱幸”(《北史》),深受孝文帝宠爱。然而,或许是命运的捉弄,恩宠正浓的她突然患病,冯太后担心她的病传染皇帝,便令她离宫,但孝文帝却始终对她念念不忘。



太和十四年(490),冯太后去世。太后去世之初,孝文帝虽已亲政,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旧有势力的影响。三年丧满后,太尉元丕等大臣上表,以中宫皇后之位久虚、六宫无主为由,请求册立皇后。孝文帝出于稳固政局的考虑,采纳了群臣进言,册立冯家后来送进宫的另一位女儿为皇后,史称孝文废皇后。她知书达理、性情贞静,不仅恪守后宫礼法,更是拥护孝文帝推行的汉化改革,因此在政治上可谓与皇帝志同道合。尽管未能获得孝文帝的专宠,两人也是相敬如宾。然而,孝文帝却始终忘不了因病离宫的冯幽后——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多方打听她的消息,听说她旧疾痊愈,孝文帝迫不及待地遣宦官持玺书,将其迎回洛阳皇宫。


再度入宫的她,锋芒更胜往昔。孝文帝先立她为仅次于皇后的左昭仪,而她自恃年长,入宫更早,而且深受孝文帝宠爱,全然不将皇后放在眼里。还恃宠生骄,屡屡逾越礼制,不遵守妾室礼节。《北史》记载她“欲专其爱,后宫接御多见阻遏”,每当她陪侍的时候,“宫人稀复进见”。而孝文帝对待她的这些行为十分包容,还对近臣说:


“妇人妒防,虽王者亦不能免,况士庶乎。”(《北史》)


这当然引起了当时皇后的不满,而不久之后,偏心的孝文帝最终颁下一道废后诏书。她便这样踏着废后的失意,登上了梦寐以求的皇后宝座。



是破镜重圆还是覆水难收


此时她已登上后位,但政治野心并未就此止步。北魏执行“子贵母死”的旧例,皇子一旦立为储君,生母便被赐死。昔日的冯太后正是藉此制度得以临朝称制,掌握国家大权。身为皇后却无亲生儿子的冯幽后,显然有意效仿其姑母的路径。



但是,早在冯太后逝世后,为了防止冯氏一族干预储君、左右朝政,孝文帝果断将原本由冯太后抚养的太子元恂接回身边,亲自教导。因此,冯幽后根本无法接近元恂,这使得她通过抚养储君控制北魏朝政的图谋骤然落空。为此,她只能重新选择抚养对象,皇次子元恪也由此进入她的视野。太和二十年(496),皇太子元恂杀害中庶子高道悦,后被废黜;次年,皇次子元恪取而代之。待元恪正式被立为太子之后,冯幽后便以制度为由,顺理成章地取得了对他的抚养权,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内廷的权势。



权欲的沟壑一旦掘开,便再难填平。幽后早已不满足于攫取政治权势,她的爱欲同样在深宫帷幔间悄然滋长——早在她因疾出宫、带发为尼的那几年中,关于幽后失德的流言就已悄然滋生,而当她正位中宫、拥有权势之后,宫闱深处又成了她更加放肆的温床。


孝文帝连年挥师南征,而母仪天下的冯幽后却耐不住寂寞,趁机与内廷官员高菩萨私通淫乱。为了不走漏风声,她早把中常侍双蒙等人笼络,使其成为她身边忠心耿耿的耳目与爪牙。另一个中常侍剧鹏劝她收手,幽后根本不理,导致剧鹏在愤恨畏惧中不久死去。



后来,奸情被彭城公主撞破,幽后索性逼婚:彼时,彭城公主年轻守寡,幽后强迫其嫁给同母弟冯夙,公主志不愿屈,却在威势之下无力反抗。婚期已定,公主冒雨驰往悬瓠城面见孝文帝,不仅陈明拒婚之意,更将幽后与高菩萨的淫乱和盘托出。孝文帝一时惊愕难信,暂时隐瞒了这件事。


这时,幽后陷入了巨大的忧惧之中。她与母亲常氏暗中召来女巫施咒,祈求皇帝病危,妄图像冯太后那样辅政。与此同时,她们在宫中假借祈福之名行邪术,以三牲祭祀咒诅君王。



孝文帝北上到达邺城时,幽后如坐针毡,唯恐东窗事发。她急忙派心腹宦官前往邺城,借请安之名探听消息;她还特别指派双蒙同行,验看皇帝是否生疑。只有小黄门苏兴寿向孝文帝密奏实情,孝文帝听罢隐忍未发,只是令其保密。


爱侣成仇,情天恨海


回到洛阳后,孝文帝立即逮捕了高菩萨、双蒙等六人。经审讯,他们相继供认。


孝文帝在含温室卧病夜审,命令幽后与高菩萨当面对质。入殿前,皇帝派内侍严查幽后周身,防其怀刃行刺。昔日宠冠六宫的幽后,此时却需要经过内侍的搜检方能面圣。一见到卧于御榻之上的孝文帝,幽后立即伏地顿首,泣不成声。尽管非常生气,孝文帝依然赐座,命令幽后从实招来巫蛊之事。幽后自知大势已去,却仍存一线侥幸,乞求屏退左右。孝文帝准其所请,殿内只余长秋卿(管理皇后相关事务的官员)白整(一名张整)一人,持直刀立于孝文帝身旁,以作防护(孝文敕中常侍悉出,唯令长秋卿白整在侧,取卫直刀拄之,后犹不言。《魏书》)。为确保密谈绝不外泄,孝文帝竟命人以绵团紧紧塞住白整双耳,继而亲自低唤其名数次,白整毫无反应。至此,幽后才终于将设坛诅咒、祈求皇帝早崩的种种逆谋和盘托出。



事既审明,孝文帝心如死灰,旋即召彭城王元勰与北海王元详入内。二王见皇后在侧,踌躇不敢近前。而孝文帝此时却说:


“昔是汝嫂,今乃他人,但入勿避。”(《魏书》)


待二王入内,他指着幽后,痛心疾首:


“此老妪乃欲白刃插我肋上!可穷问本末,勿有所难。”(《魏书》)


言至此,孝文帝痛陈自己失察之过。但是,虽然已经非常失望,孝文帝内心深处却仍有一丝不忍,终究狠不下心将其废黜:


“冯家女不能复相废逐,且使在宫中空坐,有心乃能自死,汝等勿谓吾犹有情也。”(《魏书》)



待二王退出后,意为誓不再见的“辞死诀”终于递至冯氏面前。冯幽后见此,悲从中来,泣拜于地。


后来,孝文帝或许仍心存一丝关切,便派遣宦官前去问话,不料幽后竟厉声怒斥:


“天子妇,亲面对,岂令汝传也!”(《魏书》)


孝文帝闻讯震怒,当即下令将幽后的母亲常氏召入宫中,当众杖责百余,以示惩戒。



后来,孝文帝再次御驾亲征,冯幽后被留于京师。虽已明显失势,但宫中嫔妃碍于旧制,仍依礼相待。只有太子元恪被特许免去日常朝谒,避免与之相见。


太和二十三年(499),孝文帝病重,整个人被病痛折磨得憔悴不堪。在南征归途之中,他预感到大限将至,终于下达了遗诏。为避免汉末故事重演,赐幽后自尽别宫:


“后宫久乖阴德,自绝于天。若不早为之所,恐成汉末故事。吾死之后,可赐自尽别宫,葬以后礼,庶掩冯门之大过。”(《魏书》)


孝文帝驾崩后,遗诏即刻被执行。北海王元详奉旨宣诏,长秋卿白整手持毒药送入。冯幽后拒不从命,依然不相信孝文帝会将她赐死:


“官岂有此也,是诸王辈杀我耳!”(《魏书》)



白整等人强行执行,迫她含椒自尽。至此,这对怨侣终于了结了半生的痴缠爱恨。


死后,幽后仍按皇后礼与孝文帝合葬长陵。这样的结局,显然超出了一位背负淫乱、巫蛊与谋逆之名的皇后应该享受的待遇。合葬象征着夫妻关系牢不可破,生死相随。夫妻之间,情深意笃,生死相随,在这一方世界同床共枕,而在那方世界亦同穴而眠,正所谓“生同衾,死同穴”。然而,孝文帝与幽后呢?孝文帝贵为天子,可他的皇后却与他人私通,淫乱后宫,让孝文帝的尊严在宫廷的流言蜚语中荡然无存;她还暗中施行巫蛊之术,诅咒皇帝,妄图以邪术达成不堪的目的。如此种种恶行,换做旁人,恐怕早已怒不可遏,但孝文帝却始终狠不下心做出决绝的举动,生前不废后,死后也依然愿意与这个背叛过自己的女子在另一个世界为伴。这份感情,实在是说不清、道不明。



长陵寂寂,并卧的帝后之间,隔着的不仅是权力欲望,更是一生的爱恨痴缠。


参考文献:

[1]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苗霖霖.试析北魏孝文帝朝的四后之争[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6(06).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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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夹心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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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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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300 字
阅 读 需 要 11 分 钟


在历史上,北魏孝文帝是一位杰出的君主,他推行汉化的政策,重塑了北方的政治与文化格局。然而,在这位雄主治国平天下的煌煌功业之侧,还流淌着另一条幽暗而汹涌的情感暗河——那就是他与幽皇后冯氏之间极具张力的爱情悲剧。他为她废黜正室,一次次突破礼法的边界,近乎固执地予以偏爱;而她却以巫蛊诅咒、宫闱乱行,将这份帝王深情践踏得粉碎。




帝后情谊的初始设定


孝文帝拓跋宏自幼由祖母冯太后抚养,五岁那年便登上了皇位。孝文帝在位初期,冯太后执掌朝纲。为使家族世代尊贵受宠,巩固家族权势,冯太后特意挑选了兄长冯熙的两个女儿入宫。太和初年,冯氏姐妹一起入宫,其中一人早早地香消玉殒;而另一位,便是后来的冯幽后(名不详)。史载她“姿容妩媚,偏见爱幸”(《北史》),深受孝文帝宠爱。然而,或许是命运的捉弄,恩宠正浓的她突然患病,冯太后担心她的病传染皇帝,便令她离宫,但孝文帝却始终对她念念不忘。



太和十四年(490),冯太后去世。太后去世之初,孝文帝虽已亲政,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旧有势力的影响。三年丧满后,太尉元丕等大臣上表,以中宫皇后之位久虚、六宫无主为由,请求册立皇后。孝文帝出于稳固政局的考虑,采纳了群臣进言,册立冯家后来送进宫的另一位女儿为皇后,史称孝文废皇后。她知书达理、性情贞静,不仅恪守后宫礼法,更是拥护孝文帝推行的汉化改革,因此在政治上可谓与皇帝志同道合。尽管未能获得孝文帝的专宠,两人也是相敬如宾。然而,孝文帝却始终忘不了因病离宫的冯幽后——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多方打听她的消息,听说她旧疾痊愈,孝文帝迫不及待地遣宦官持玺书,将其迎回洛阳皇宫。


再度入宫的她,锋芒更胜往昔。孝文帝先立她为仅次于皇后的左昭仪,而她自恃年长,入宫更早,而且深受孝文帝宠爱,全然不将皇后放在眼里。还恃宠生骄,屡屡逾越礼制,不遵守妾室礼节。《北史》记载她“欲专其爱,后宫接御多见阻遏”,每当她陪侍的时候,“宫人稀复进见”。而孝文帝对待她的这些行为十分包容,还对近臣说:


“妇人妒防,虽王者亦不能免,况士庶乎。”(《北史》)


这当然引起了当时皇后的不满,而不久之后,偏心的孝文帝最终颁下一道废后诏书。她便这样踏着废后的失意,登上了梦寐以求的皇后宝座。



是破镜重圆还是覆水难收


此时她已登上后位,但政治野心并未就此止步。北魏执行“子贵母死”的旧例,皇子一旦立为储君,生母便被赐死。昔日的冯太后正是藉此制度得以临朝称制,掌握国家大权。身为皇后却无亲生儿子的冯幽后,显然有意效仿其姑母的路径。



但是,早在冯太后逝世后,为了防止冯氏一族干预储君、左右朝政,孝文帝果断将原本由冯太后抚养的太子元恂接回身边,亲自教导。因此,冯幽后根本无法接近元恂,这使得她通过抚养储君控制北魏朝政的图谋骤然落空。为此,她只能重新选择抚养对象,皇次子元恪也由此进入她的视野。太和二十年(496),皇太子元恂杀害中庶子高道悦,后被废黜;次年,皇次子元恪取而代之。待元恪正式被立为太子之后,冯幽后便以制度为由,顺理成章地取得了对他的抚养权,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内廷的权势。



权欲的沟壑一旦掘开,便再难填平。幽后早已不满足于攫取政治权势,她的爱欲同样在深宫帷幔间悄然滋长——早在她因疾出宫、带发为尼的那几年中,关于幽后失德的流言就已悄然滋生,而当她正位中宫、拥有权势之后,宫闱深处又成了她更加放肆的温床。


孝文帝连年挥师南征,而母仪天下的冯幽后却耐不住寂寞,趁机与内廷官员高菩萨私通淫乱。为了不走漏风声,她早把中常侍双蒙等人笼络,使其成为她身边忠心耿耿的耳目与爪牙。另一个中常侍剧鹏劝她收手,幽后根本不理,导致剧鹏在愤恨畏惧中不久死去。



后来,奸情被彭城公主撞破,幽后索性逼婚:彼时,彭城公主年轻守寡,幽后强迫其嫁给同母弟冯夙,公主志不愿屈,却在威势之下无力反抗。婚期已定,公主冒雨驰往悬瓠城面见孝文帝,不仅陈明拒婚之意,更将幽后与高菩萨的淫乱和盘托出。孝文帝一时惊愕难信,暂时隐瞒了这件事。


这时,幽后陷入了巨大的忧惧之中。她与母亲常氏暗中召来女巫施咒,祈求皇帝病危,妄图像冯太后那样辅政。与此同时,她们在宫中假借祈福之名行邪术,以三牲祭祀咒诅君王。



孝文帝北上到达邺城时,幽后如坐针毡,唯恐东窗事发。她急忙派心腹宦官前往邺城,借请安之名探听消息;她还特别指派双蒙同行,验看皇帝是否生疑。只有小黄门苏兴寿向孝文帝密奏实情,孝文帝听罢隐忍未发,只是令其保密。


爱侣成仇,情天恨海


回到洛阳后,孝文帝立即逮捕了高菩萨、双蒙等六人。经审讯,他们相继供认。


孝文帝在含温室卧病夜审,命令幽后与高菩萨当面对质。入殿前,皇帝派内侍严查幽后周身,防其怀刃行刺。昔日宠冠六宫的幽后,此时却需要经过内侍的搜检方能面圣。一见到卧于御榻之上的孝文帝,幽后立即伏地顿首,泣不成声。尽管非常生气,孝文帝依然赐座,命令幽后从实招来巫蛊之事。幽后自知大势已去,却仍存一线侥幸,乞求屏退左右。孝文帝准其所请,殿内只余长秋卿(管理皇后相关事务的官员)白整(一名张整)一人,持直刀立于孝文帝身旁,以作防护(孝文敕中常侍悉出,唯令长秋卿白整在侧,取卫直刀拄之,后犹不言。《魏书》)。为确保密谈绝不外泄,孝文帝竟命人以绵团紧紧塞住白整双耳,继而亲自低唤其名数次,白整毫无反应。至此,幽后才终于将设坛诅咒、祈求皇帝早崩的种种逆谋和盘托出。



事既审明,孝文帝心如死灰,旋即召彭城王元勰与北海王元详入内。二王见皇后在侧,踌躇不敢近前。而孝文帝此时却说:


“昔是汝嫂,今乃他人,但入勿避。”(《魏书》)


待二王入内,他指着幽后,痛心疾首:


“此老妪乃欲白刃插我肋上!可穷问本末,勿有所难。”(《魏书》)


言至此,孝文帝痛陈自己失察之过。但是,虽然已经非常失望,孝文帝内心深处却仍有一丝不忍,终究狠不下心将其废黜:


“冯家女不能复相废逐,且使在宫中空坐,有心乃能自死,汝等勿谓吾犹有情也。”(《魏书》)



待二王退出后,意为誓不再见的“辞死诀”终于递至冯氏面前。冯幽后见此,悲从中来,泣拜于地。


后来,孝文帝或许仍心存一丝关切,便派遣宦官前去问话,不料幽后竟厉声怒斥:


“天子妇,亲面对,岂令汝传也!”(《魏书》)


孝文帝闻讯震怒,当即下令将幽后的母亲常氏召入宫中,当众杖责百余,以示惩戒。



后来,孝文帝再次御驾亲征,冯幽后被留于京师。虽已明显失势,但宫中嫔妃碍于旧制,仍依礼相待。只有太子元恪被特许免去日常朝谒,避免与之相见。


太和二十三年(499),孝文帝病重,整个人被病痛折磨得憔悴不堪。在南征归途之中,他预感到大限将至,终于下达了遗诏。为避免汉末故事重演,赐幽后自尽别宫:


“后宫久乖阴德,自绝于天。若不早为之所,恐成汉末故事。吾死之后,可赐自尽别宫,葬以后礼,庶掩冯门之大过。”(《魏书》)


孝文帝驾崩后,遗诏即刻被执行。北海王元详奉旨宣诏,长秋卿白整手持毒药送入。冯幽后拒不从命,依然不相信孝文帝会将她赐死:


“官岂有此也,是诸王辈杀我耳!”(《魏书》)



白整等人强行执行,迫她含椒自尽。至此,这对怨侣终于了结了半生的痴缠爱恨。


死后,幽后仍按皇后礼与孝文帝合葬长陵。这样的结局,显然超出了一位背负淫乱、巫蛊与谋逆之名的皇后应该享受的待遇。合葬象征着夫妻关系牢不可破,生死相随。夫妻之间,情深意笃,生死相随,在这一方世界同床共枕,而在那方世界亦同穴而眠,正所谓“生同衾,死同穴”。然而,孝文帝与幽后呢?孝文帝贵为天子,可他的皇后却与他人私通,淫乱后宫,让孝文帝的尊严在宫廷的流言蜚语中荡然无存;她还暗中施行巫蛊之术,诅咒皇帝,妄图以邪术达成不堪的目的。如此种种恶行,换做旁人,恐怕早已怒不可遏,但孝文帝却始终狠不下心做出决绝的举动,生前不废后,死后也依然愿意与这个背叛过自己的女子在另一个世界为伴。这份感情,实在是说不清、道不明。



长陵寂寂,并卧的帝后之间,隔着的不仅是权力欲望,更是一生的爱恨痴缠。


参考文献:

[1]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苗霖霖.试析北魏孝文帝朝的四后之争[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6(06).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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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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霓虹国就有一个现成的珠峰等比例模型:富士山。

\n

不妨说得更具体些,你在日本静冈县看到的富士山有多高,在中国东部平原地区看到的珠峰也就是这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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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山脚下的静冈县夜景
\n

有人可能不服了:拉倒吧,富士山海拔不是才 3776 米吗?就这种矬子也配和 8848 米的地表第一高峰相提并论?你就继续尬吹吧,假如把这个高度的山峰丢进中国西部的莽莽群山之中,恐怕都很难再找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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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喇昆仑山脉,中国新疆
\n

你说的也许没错,但这只是其中一部分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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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被问起珠峰的高度,大部分人脑海中都会蹦出一个中学地理考试必考并且还特好记的数字:8848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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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个神奇的数字,很多人都严重高估了珠峰的实际高度。绝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到过珠峰脚下,特别是东部地区的朋友可能都没亲眼见过 3000 米级的高山,8848 米根本是个抽象的天文数字。至于照片嘛,都只是实物的微缩版,观者很难通过照片产生在现场的感受。

\n

而且这个高度也与我们对高度的基本认知严重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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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48 米这个数字其实是从海平面开始计算的峰顶高度,并不是山脚到峰顶的相对高差。通常来说,人们感受一座山峰的高度都是观察这座山从山脚到山顶的相对高度,而不是那种很难用肉眼直接观察的海拔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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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机笔记画了说明图,比例不准确哈,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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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峰坐落在平均海拔四五千米的青藏高原之上,如果实在想从平原和沿海城市仰望 8848.86 米的珠峰也不是不行,这就叫体育生把青藏高原这个底座也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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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我们最熟悉的珠峰视角其实是从珠峰北坡(中国西藏一侧)附近的珠峰大本营处观察到的。大本营海拔约为 5200 米,这里看到的珠峰高度只有 3648 米。如果从尼泊尔一侧的南坡算起高度还要更低,只有区区 3484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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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峰北坡大本营的一块海拔标示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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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珠峰北坡大本营视角(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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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珠峰北坡大本营视角(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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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珠峰所在的位置地势相当复杂,它的山脚到底在哪其实谁也说不准。因而珠峰峰顶相对地面的高度一直存在争议,不同的测量方法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我想还是以大家最熟悉的珠峰北坡一侧高度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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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真把珠峰放在中国东部城市,会是啥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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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区海拔(40 米)其实和上海市(4 米)差不多,如果让体育生把整座珠峰抬到北京或上海附近,观感可能就是下图这样。PS:别抠细节,图片仅供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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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峰落户山寨上海,图片由 Grok3 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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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峰落户低配北京,图片由 Grok3 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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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峰落户……这破地方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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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峰北坡的高度除了与富士山接近,也和土耳其国境线上的阿勒山(地形突起度 3611 米)差不多。顺便一提,这座山就是大洪水传说中诺亚方舟最后停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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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与亚美尼亚交界处的阿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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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山、珠峰与阿勒山看着已经挺震撼了吧?然而它们全都无法与接下来出场的这位重量级选手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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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就是美国第一高峰(同时也是北美第一高峰),海拔 6193 米的麦金利山。这个数据放在中国西部想进前 200 名都够呛,但麦金利山可是从 600 多米的基底拔地而起的一座独立山峰,本体高度就有 5500 多米,周围没有任何高度与它接近的山峰,可谓是“一览众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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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麦金利山的压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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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计算从基底到山顶的相对高度,它甚至可以被称为世界第一高峰。这个相对高度加上它的巨大山体,绝对是你肉眼所能见到的地表最雄伟山峰,没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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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最高峰:麦金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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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这货杵在纽约的天际线上,看起来会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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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附近的麦金利山,图片由 Grok3 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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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这样的比较会不会让题主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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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评论区细心网友 @felix47 指出,富士山脚下的日本静冈县海拔与海平面仍然存在数百米落差,因此静冈视角下的富士山与珠峰大本营视角下的珠峰北坡肉眼高度并不一致。这里找到了几张从富士山附近的骏河湾(海平面)眺望富士山的照片,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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霓虹国就有一个现成的珠峰等比例模型:富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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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说得更具体些,你在日本静冈县看到的富士山有多高,在中国东部平原地区看到的珠峰也就是这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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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山脚下的静冈县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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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不服了:拉倒吧,富士山海拔不是才 3776 米吗?就这种矬子也配和 8848 米的地表第一高峰相提并论?你就继续尬吹吧,假如把这个高度的山峰丢进中国西部的莽莽群山之中,恐怕都很难再找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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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喇昆仑山脉,中国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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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的也许没错,但这只是其中一部分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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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被问起珠峰的高度,大部分人脑海中都会蹦出一个中学地理考试必考并且还特好记的数字:8848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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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个神奇的数字,很多人都严重高估了珠峰的实际高度。绝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到过珠峰脚下,特别是东部地区的朋友可能都没亲眼见过 3000 米级的高山,8848 米根本是个抽象的天文数字。至于照片嘛,都只是实物的微缩版,观者很难通过照片产生在现场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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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个高度也与我们对高度的基本认知严重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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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48 米这个数字其实是从海平面开始计算的峰顶高度,并不是山脚到峰顶的相对高差。通常来说,人们感受一座山峰的高度都是观察这座山从山脚到山顶的相对高度,而不是那种很难用肉眼直接观察的海拔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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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机笔记画了说明图,比例不准确哈,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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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峰坐落在平均海拔四五千米的青藏高原之上,如果实在想从平原和沿海城市仰望 8848.86 米的珠峰也不是不行,这就叫体育生把青藏高原这个底座也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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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熟悉的珠峰视角其实是从珠峰北坡(中国西藏一侧)附近的珠峰大本营处观察到的。大本营海拔约为 5200 米,这里看到的珠峰高度只有 3648 米。如果从尼泊尔一侧的南坡算起高度还要更低,只有区区 3484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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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峰北坡大本营的一块海拔标示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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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珠峰北坡大本营视角(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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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珠峰北坡大本营视角(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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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珠峰所在的位置地势相当复杂,它的山脚到底在哪其实谁也说不准。因而珠峰峰顶相对地面的高度一直存在争议,不同的测量方法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我想还是以大家最熟悉的珠峰北坡一侧高度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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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真把珠峰放在中国东部城市,会是啥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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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区海拔(40 米)其实和上海市(4 米)差不多,如果让体育生把整座珠峰抬到北京或上海附近,观感可能就是下图这样。PS:别抠细节,图片仅供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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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峰落户山寨上海,图片由 Grok3 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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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峰落户低配北京,图片由 Grok3 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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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峰落户……这破地方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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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峰北坡的高度除了与富士山接近,也和土耳其国境线上的阿勒山(地形突起度 3611 米)差不多。顺便一提,这座山就是大洪水传说中诺亚方舟最后停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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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与亚美尼亚交界处的阿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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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就是美国第一高峰(同时也是北美第一高峰),海拔 6193 米的麦金利山。这个数据放在中国西部想进前 200 名都够呛,但麦金利山可是从 600 多米的基底拔地而起的一座独立山峰,本体高度就有 5500 多米,周围没有任何高度与它接近的山峰,可谓是“一览众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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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麦金利山的压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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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计算从基底到山顶的相对高度,它甚至可以被称为世界第一高峰。这个相对高度加上它的巨大山体,绝对是你肉眼所能见到的地表最雄伟山峰,没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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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最高峰:麦金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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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这货杵在纽约的天际线上,看起来会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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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附近的麦金利山,图片由 Grok3 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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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这样的比较会不会让题主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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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评论区细心网友 @felix47 指出,富士山脚下的日本静冈县海拔与海平面仍然存在数百米落差,因此静冈视角下的富士山与珠峰大本营视角下的珠峰北坡肉眼高度并不一致。这里找到了几张从富士山附近的骏河湾(海平面)眺望富士山的照片,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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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这是非常经典的一本Python数据分析书,每一章之间有递进关系,适合Python入门()如《Python编程,从入门到实践》)之后阅读,本书专门针对数据分析领域的。我细致地读了一遍,敲了一遍代码,一开始没有头绪,进展缓慢,后来逐渐明朗了。学习编程要多实践,这对没有基础的人来说有困难,因为无从下手。我的体会是,在你基础不牢的时候,就多看,多记,多总结,搭建自己的思路框架。\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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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书籍简介\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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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利用Python进行数据分析\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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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n 本书由pandas项目创始人Wes McKinney亲笔撰写,详细介绍利用Python进行操作、处理、清洗和规整数据等方面的具体细节和基本要点。第2版针对Python 3.6进行全面修订和更新,涵盖新版的pandas、NumPy、IPython和Jupyter,并增加大量实际案例,可以帮助你高效解决一系列数据分析问题。\n \n \n

\n

\n \n \n 第2版中的主要更新包括:\n \n \n

\n

\n \n \n • 所有的代码,包括把Python的教程更新到了Python 3.6版本(第1版中使用的是Python 2.7)\n \n \n

\n

\n \n \n • 更新了Python第三方发布版Anaconda和其他所需Python包的安装指引\n \n \n

\n

\n \n \n • 更新pandas库到2017年的新版\n \n \n

\n

\n \n \n • 新增一章,关于更多高级pandas工具和一些使用提示\n \n \n

\n

\n \n \n • 新增statsmodels和scikit-learn的简明使用介绍\n \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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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n 目录\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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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第1章 准备工作\n \n
\n \n 第2章 Python语言基础、IPython及Jupyter notebook\n \n
\n \n 第3章 内建数据结构、函数及文件\n \n
\n \n 第4章 NumPy基础:数组与向量化计算\n \n
\n \n 第5章 pandas入门\n \n
\n \n 第6章 数据载入、存储及文件格式\n \n
\n \n 第7章 数据清洗与准备\n \n
\n \n 第8章 数据规整:连接、联合与重塑\n \n
\n \n 第9章 绘图与可视化\n \n
\n \n 第10章 数据聚合与分组操作\n \n
\n \n 第11章 时间序列\n \n
\n \n 第12章 高阶pandas\n \n
\n \n 第13章 Python建模库介绍\n \n
\n \n 第14章 数据分析示例\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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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let dancers perform at the Shenyang Imperial Palace Museum in Shenyang, Northeast China's Liaoning province, to celebrate the Liaoning (Shenyang) Ballet Competition held between Aug 8 and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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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front of the grand Dazheng Hall at the Shenyang Imperial Palace Museum, a ballerina is lifted by her dance par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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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by dancers from the Liaoning Ballet, residents and tourists put their ballet skills to the test at a cultural and creative park in Shen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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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let dancers performing during the award ceremony. The competition gathered more than 400 participants from over 10 countries and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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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cers from the Liaoning Ballet perform the original production Qi Xi, based on the well-known Chinese love story of the cowherd and the weaver gi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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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take a ballet course at the Liaoning Ballet Dance School in Shen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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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award ceremony at the Liaoning Grand Theatre on Aug 14, dancers from the Liaoning Ballet go through their p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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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d the rhythmic hum of machinery at a heavy-industry manufacturing site, an elegant art form has taken root and flour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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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 striking juxtaposition of industrial might and artistic elegance, Shenyang, Liaoning province, has emerged as an unexpected powerhouse in the world of bal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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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ug 8 to 14, the Liaoning (Shenyang) Ballet Competition brought together more than 400 participants from over 10 countries and regions to the Liaoning Grand Theatre for a competition, with a jury of 20 masters of the world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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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ent transformed the city into a ballet hub, with participants from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France and Italy converging on the Shenyang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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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ing soloist Dias Kurmangazy from the Astana Opera, who won Best Performance, notes that the competition was well organized and offered an invaluable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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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fellow competitors performed with great skill, but we too gave our all, our energy, artistry and mastery, to represent our country and theater with dignity. Such competitions always bring immense emotions," Kurmangazy 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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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cle lies a deeper story: Ballet has been quietly thriving in this industrial city for more than four decades, with the Liaoning Ballet established in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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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maintaining classical productions like Swan Lake, Sleeping Beauty and Don Quixote, it has also developed distinctive Chinese ballet brands by producing original Chinese-themed ballets that blend Western techniques with Eastern storytelling, like the modern ballet The Last Empe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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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competition, dancers with the Liaoning Ballet performed at various Shenyang landmarks, such as the Shenyang Imperial Palace Museum, Liaoning Grand Theatre and the bank of the Hunhe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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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h collision of elegant movement with urban architecture presented the world with a business card rich in historical depth and artistic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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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competition demonstrated, the industrial city has become a place where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dance together — where steel and en pointe shoes coexist in harmonious rhythm, creating a new cultural narrative for the country's northeastern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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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ng as a judge at the competition, Austrian ballet dancer and choreographer Vladimir Malakhov speaks highly of the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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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becoming a platform for the exchange of global ballet art, and I am very pleased to witness th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ballet here," he says. Widely recognized as an iconic figure in contemporary dance, Malakhov was appointed as the first non-Chinese dean of the ballet department at the Beijing Dance Academy las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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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ff members from State Grid Hotan conduct X-ray inspections on hybrid gas insulated switchgear equipment for a 220 kilovolt transmission line in Hotan prefecture in the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Hotan currently has nin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substations, allowing new technology to perform precise equipment "health checks", and displaying the allure of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empow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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