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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6000 字
阅 读 需 要 16 分 钟
如果有一天你睁眼醒来,发现自己穿越回了西汉,还和海昏侯成了“铁哥们儿”怎么办?对,就像电视剧《海昏行》里穿越回去的男主角一样……
但没事!先别慌!
虽然海昏侯在历史上是个登上皇位仅二十七天就被废黜的“倒霉蛋”,因此很有可能连累你一起倒霉,但你可是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现代人!还愁改变不了历史吗?
——帮助海昏侯稳住皇位,成为皇帝最信任的名臣,走向人生巅峰!
可是话说回来,刚刚即位的刘贺年纪尚轻、缺乏政治经验,还被权臣霍光当成傀儡,在这种“地狱模式”下,真有可能破局吗?
或许,你可以参考一下汉文帝刘恒的剧本。
同样是藩王入继大统,刘贺从昌邑王一路跌成海昏侯,刘恒却从代王一路稳到开创“文景之治”——他们的差别到底在哪儿?
找到答案,可能就找到了破局之策!
机会有时也给没准备的人
先看汉文帝刘恒。
刘恒是汉太祖高皇帝刘邦的第四子,生母薄姬不得宠,他在刘邦心里也没什么分量,本来全无继位的可能,早早就被刘邦分到偏远的代地当诸侯王。不过,刘邦和他的嫡长子汉惠帝刘盈相继去世后,这种立嫡立长的铁规则受到了挑战。
尽管吕后也册立了一位名义上的惠帝之子,但所有的大权还是掌握在吕氏手里。吕后携吕氏一族把持朝政,残害多位刘氏藩王,与刘家宗亲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吕后还违反高皇帝白马之盟“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的约定,封了很多吕家子弟为王侯,这让那批协助刘邦开国的功臣集团也很不服气。
这些矛盾,在吕后去世之后终于爆发。
吕后去世前,因怕吕氏不保,她把长安城南北两军的兵权交给子侄辈的吕产、吕禄,然而,在智囊陈平以及太尉周勃的精密谋划下,功臣集团巧夺了吕氏兵权,迅速诛灭吕氏全族。
之后,问题迎面来了。当今皇帝是吕后册立的,而且,小皇帝已经立了吕禄的女儿做皇后。群臣展开商量,要从高皇帝的后代里,重新拥立一个皇帝。
按正常思维,现在该轮到齐王刘襄来当皇帝了。毕竟,当初吕家把持长安城的时候,他是第一个起兵准备肃清诸吕的人。而且,他的身份也占了“立嫡立长”中的长字——他是刘邦长子齐王刘肥的嫡长子,也就是刘邦的长孙。不过,功臣集团对这位齐王并不看好,在刘襄出兵准备西进时,陈平等人就指使同样带兵在外的灌婴说服齐王合作,先停止向前,杜绝了他立功的可能,迅速在长安内部解决了问题。这样一来,皇位继承人的选择权,就在功臣集团手里了。
选来选去,这次的幸运球砸中了一向低调老实、外婆家人丁凋零的代王刘恒。算下来,刘恒是刘邦活着的儿子中年纪最长的,他的身份和皇位也是严丝合缝地匹配。
人在家中坐,皇位天上来。当使者千里迢迢去代地报喜,要迎代王进汉宫当皇帝时,代王是什么反应呢?
该怎么把握机会?
刘恒性格谨慎,他首先不是高兴,而是犯愁。刘恒把代国的文武大臣和亲信们都叫了过来,询问大家怎么看。群臣分成了两拨意见。
有人说,现在汉朝的那帮大臣智商、武力值双高,但斗不过高皇帝和吕后,现在诸吕都灭了,说不定谁都有野心,派人来找代王,可能心存不轨,希望代王装病不要去;也有人说,当初群雄逐鹿争天下,现在天下早就姓刘了,相信那帮开国武将也没有那么多野心思。而且,吕后执政时期那么厉害,太尉周勃拿着符节到北军一问,士兵们还是表示自己要追随刘家,可见江山是刘氏的,在大家心里已经成了铁律。
面对不一致的意见,刘恒还是拿不定主意,又去问妈妈薄太后。薄太后并非吕后一类的政治人物,母子商量半天,还是拍板不了。最后,只好决定用“科学”解决疑难——占卜。占卜的结果是大吉大利,刘恒还是不放心,但也终于敢迈出一步了——派亲舅舅薄昭为前驱,亲自去长安见见这帮老臣。薄昭受到了周勃、陈平等一众老臣热情又亲切的招待,宴会上,周勃等人把自己邀请代王的愿望恳切地表达出来,薄昭感受到他们的真诚,连忙回到代国,把这个大好消息报告给外甥。
刘恒终于长舒一口气,带着亲信大臣赶往长安。在距离长安城很近的高陵,刘恒又不肯走了,派前面那位劝他抓紧机会的大臣宋昌再去打探,看形势有没有什么变化。宋昌一个人过了渭桥,大臣们也都等在这里,见代国代表来了,丞相以下的各级官员都跑来迎接。大家对代王的使者这么恭敬,足以体现诚意了。宋昌回来再次给刘恒壮胆,刘恒这才放心来到渭桥,与群臣打了照面。所有人集体跪拜恭迎。
过了一会儿,周勃突然神秘兮兮地跑来说:“我想借一步说话。”
刘恒还没反应,宋昌率先答话了:“如果说的是公事,就公开说;说的是私事,对不起,大王不接受私情。”这一婉拒,无疑给在场所有人一个下马威。
由于宋昌拒绝,周勃想说的话,谁也不知道了。然后,他就准备把天子的玉玺和符节当场交接给代王。接下印玺,从此就是大汉帝国的皇帝了,刘恒有没有心中一动,迅速接过呢?当然没有,他又开始闪避了,要大家到代国在长安的官邸去商量。
随后,大家进入了惯常的“三劝三让”环节,群臣(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陈武、御史大夫张苍、宗正刘郢、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典客刘揭等人)劝刘恒赶紧即位,刘恒以各种理由推辞了几次,程序走完,终于登基。
在当上皇帝的当天夜里,刘恒就入驻未央宫,并紧急宣布了两项人事任免:命宋昌为卫将军,统管南北两军,拿到长安城的兵权;再任命代国来的张武为九卿之一的郎中令。郎中令的工作职责有很多,也就是俗称的管得宽。在这里,张武的主要工作是担任宿卫警备。城门换成了自己的人,宫门也换成了自己人,这下,刘恒可以高枕无忧地开展接下来的工作。手段不可不谓高速和凌厉。
从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刘氏宗室、开国大臣、列侯,以及朝廷里二千石以上官员,几乎大汉所有重臣都积极拥护代王刘恒。他的即位之路走得比较顺利。
那么,海昏侯刘贺是什么情况呢?
刘贺的故事
刘贺与刘恒的情况差不多,也是年轻的昭帝驾崩后,没有子嗣继承皇位,以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为首的辅政大臣决定要从汉武帝的后代里找一个合格的接班人。虽然武帝刘彻活得长,不过,他一生也只有六个儿子。大儿子戾太子刘据,早在武帝在位时就因为巫蛊之祸而死,二儿子齐王刘闳也早死,三儿子燕王刘旦,昭帝在位时曾阴谋夺位,被废黜自杀身亡;五儿子昌邑王刘髆同样早死,最小的儿子汉昭帝刘弗陵,也就是刚刚弃天下而去的天子。所有儿子里,就剩下老四广陵王刘胥了。
按当年刘恒即位的路数,怎么着皇位也该是广陵王刘胥的吧?当初刘恒也是以老四的排行即位为天子,老四,应该就是个幸运数字吧?最重要的一点,刘胥是武帝现在唯一活着的儿子。
然而,刘胥其实早就失去参赛资格了。首先,他这个人很贪玩浮夸,仗着力气大,经常徒手跟野猪和熊搏斗,行动举止完全没有帝王气质。武帝在位时,从没把他考虑进皇位继承人的范围内。这样的人,霍光自然也不敢扶立他。
和刘恒的情况刚好相反,霍光决定从武帝的孙子辈找。他最看好的是昌邑王刘髆的儿子,第二代昌邑王刘贺。为什么选他呢?一来,刘贺的奶奶李夫人当年很得武帝宠爱;二来,武帝去世前,皇后卫子夫已经被废黜,等武帝去世后,没人与他一起享受子孙的祭祀,于是,霍光推测武帝的心意,将李夫人追尊为孝武皇后,配享太庙。也就是说,武帝之后的子孙,都要祭祀李夫人,追认她为武帝的嫡妻。
所以,按这套名分算下来,昌邑王刘贺的身份就比广陵王刘胥高出太多了。
人选好了,霍光以皇太后的名义,连忙派人在半路上等候迎接刘贺入宫。这次派去的代表有:代理大鸿胪事务的少府乐成、宗正刘德、光禄大夫丙吉、中郎将利汉,不可谓不郑重。
可以说,册立刘贺也是霍光等人深思熟虑的结果。
不过,在操作上,霍光就不如周勃等人实诚了。周勃派去代国的使者,明着说想立代王为帝,而霍光派去的旨意只说,请昌邑王刘贺来主持先帝的丧仪。或许是霍光想在主持丧仪的过程中再检验检验刘贺。不过,能主持皇帝丧仪的,也就是下一任继承人了。刘贺是明白这个规则的。
那么,收到消息的刘贺是什么反应呢?
就差没激动到一路蹦蹦跳跳地来了。晚上收到征召的书信,第二天中午,刘贺就收拾妥当准备去长安当皇帝。中午从昌邑出发,黄昏就走到了定陶。
比起刘恒的稳健、谦虚,刘贺这吃相,多少有点难看。
到长安城后,刘贺也不太愿意为自己没怎么见过面的小叔叔奉上自己的眼泪,能躲过去的地方,他都不肯表达出一点哀伤。不过,经过昌邑国一些大臣的指点,刘贺最终通过了霍光的考验,如愿拿到了皇帝的印玺和绶带。
可接下来,刘贺就不如刘恒幸运了,他走上了完全相反的方向——仅仅在皇位上待了27天,就在皇太后上官氏的主持下,被霍光联合了36名文武大臣废黜帝位,赶回昌邑。几年以后,才由新上位的汉宣帝重新给了一个封号——海昏侯。
权力的游戏
这是怎么回事?
史家在记录这一段历史时,只说刘贺在位27天,干了数不清的荒唐事,其中值得一提的有:在汉昭帝的丧礼期间,不吃素食,私下买鸡肉和猪肉吃、抢女人、不哀伤、乱听音乐和歌舞,拿朝廷的符节和证明官员身份的绶带送给自己身边的郎官,让他们在各级官府搜刮东西,多达1127起(有人把这一段解释为在位27天,干了1127件坏事,这是错的)。
霍光得知消息后,痛斥刘贺,忧心忡忡地联合众人,再借太后的名义,亲自把自己扶立的刘贺拉了下来。
然后再没有其他更多的资料。
我们可想而知,这件宫廷事件并没有那么简单。刘贺为什么遭到驱逐,这背后一定也发生了什么权力的争斗。
刘贺和霍光到底有没有权力的冲突呢?
显然是有的。当时的霍光站在权力之巅,掌握了废立皇帝的大权,如果刘贺想当实权的天子,想要拿到权力,就必须从霍光手里攫取。
有一点,可以证明双方曾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在霍光等人于未央宫宣布废黜刘贺时,刘贺从昌邑带到长安的200多个人全部被处死,他们死前说了一句话:“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断”的是什么?可想而知,刘贺以及自己的昌邑团队大概策划过什么夺权的行动,只是昌邑王犹犹豫豫,始终没有拍板,这才造成了失败。于是,这些遭受屠戮的人集体发出了这句埋怨之语。
另外,还有一点可以证明,在刘贺收到征召后,他就已经下定决心,将有一场权力的斗争了。刘贺还在兴冲冲地赶往长安的路上时,昌邑国的中尉王吉就苦口婆心地说了一段劝诫的话。王吉长篇大论的中心思想有三条:
1、你是霍光选中的,要感恩;
2、霍光很厉害,你要尊敬他,听他的话;
3、你当皇帝,只要垂拱无为而治,其他的交给霍光就可以了。
这段劝谏背后隐藏的意思是,霍光权力太大,请刘贺必须先忍让,毕竟刘贺比霍光年轻得多,可以做“时间的朋友”。
最后的结果我们知道,刘贺不是一个沉得住气的人。
那么,刘贺曾经有过一些什么举动,最终惹怒了霍光,造成了两人的分裂,史书并没有刻意着墨,但有些蛛丝马迹,还是可以供我们一窥。
在刘贺刚入主长安不久,他也下达了一份人事任免,把昌邑国的国相安乐任命为长乐宫的卫尉。长乐宫是太后的寝宫,卫尉是禁军统领,也是所谓的“南军”。也就是说,刘贺上来就效仿先祖,拿到南军兵权,准备控制太后了。
这是霍光不能忍的,因为,当时霍光虽然权倾朝野,但他的权力很大一部分都来源于身为皇太后的外孙女身上。如果控制了太后,霍光的权力自然也要大打折扣。这一招可以说十分精准狠。
在施行了控制太后的第一步后,刘贺又把从昌邑带来的所有人全部破格提拔,恨不得悉数替换现在朝堂里的人。最后的事实证明,刘贺的人不给力,他自己也实在是操之过急,不仅没有控制住太后,他只亲近和信任昌邑旧臣的举动,也惹了众怒。这也是后来霍光能迅速联络36个人的长名单一起废掉他的原因。
汉文帝VS海昏侯
现在,我们再来具体看看汉文帝和海昏侯处理方法的不同。
严格来说,汉文帝面临的局面并不比刘贺简单,他要面对的是一大批开国功臣,他们中能文能武,智商爆表的不在少数。不过,汉文帝很成熟,他的手法有张有弛,该用雷霆手段的绝不手软,一如迅速拿到军队,控制南北军;该施雨露撒君恩时,他也没小气,即位前三天,他都在疯狂做好事,给大臣大发福利,先是加封那些平定诸吕又有拥立之功的人,宗室里的琅琊王刘泽被封为燕王,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每人收税的户口加封两千户,赐金1000斤;功臣团队的周勃、陈平、灌婴等人,先是在官位上继续保持他们的地位,右丞相陈平成为左丞相,太尉周勃担任右丞相,大将军灌婴变成了太尉;最后又给了实际的好处,加封三个人的食邑各3000户,赐金2000斤。另外那些参与了拥立的人,也都得到了该有的好处。
在汉文帝这儿,做实事和分红利直接画了等号,也让拥立文帝的人安了心。
再看刘贺呢?除了想到控制军队,他的其他行为都是在跟拥立他的人争夺权力,好处没给一分,还想让身边旧臣取代他们。
当然,文帝也不是没有照顾旧臣,培养自己的亲信势力,只不过,他做得润物细无声多了,只把自己带来的六个人分别安排到了九卿的队伍里,三公那种大头,他才不轻易去动呢。会做事,也是会做人的表现。从这一点,刘贺就输了人心。
还有一点,也是刘贺的弱势。汉武帝时期,为了加强皇帝的权力,武帝对朝廷官员做了一项改革:用内朝官默默地取代外朝官。所谓内朝官,本来都是一些皇帝的近臣,帮着皇帝起草诏书、传达诏令、出出意见等等。武帝时期,他的所有心事,都是和这些近臣商量,外朝的以丞相为首的官僚体系,反而不能参与到决策中,所以,他们的权力自然就逐步内移,被内朝官员吸收走。内朝官拿到实质的权力,他们又只听命于皇帝,这样就实现了皇权集中到皇帝一个人手中。
反过来,等皇帝死了以后,皇权也会位移到内朝官身上。作为大司马的霍光,就是这样一个内朝官,他的权力,早就在丞相和太尉之上了。所以,即使霍光并没有军功,也不如陈平聪明,但他对朝廷的指挥和控制权,远远超过了汉初的那帮老臣,更别说后代那些丞相及以下官员了。
看看废刘贺的前一夜,霍光是“遂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议未央宫”。以一个人的身份,能召集所有两千石的官员,而当霍光说出要踢刘贺出群的提议时,大家的反应是“群臣皆惊愕失色,莫敢发言,但唯唯而已”,可以想见霍光的说一不二。连“百官之长”的丞相也只能“错愕”和“唯唯”而已。
换句话说,汉文帝在夺权路上需要对付的是宗室、功臣等分散的势力,他只需要一个个逐一击破瓦解;而刘贺面临的是集大权于一身的霍光,他刚从外藩入京,又怎么能撼动在朝把持多年、有一票“否决权”的霍光呢?
总之,刘贺不仅操之过急,也没有量力而行,尽管昌邑国有见识的旧臣也曾苦心孤诣地为他指导和谋辅,最终,这个急不可耐的昌邑王,几乎是以冲刺的速度演出了那句“我不给你露一手,你就不知道我失败得有多快”,从而成为历史上在位时长还不如展出时长的传奇皇帝。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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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天你睁眼醒来,发现自己穿越回了西汉,还和海昏侯成了“铁哥们儿”怎么办?对,就像电视剧《海昏行》里穿越回去的男主角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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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海昏侯在历史上是个登上皇位仅二十七天就被废黜的“倒霉蛋”,因此很有可能连累你一起倒霉,但你可是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现代人!还愁改变不了历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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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你可以参考一下汉文帝刘恒的剧本。
同样是藩王入继大统,刘贺从昌邑王一路跌成海昏侯,刘恒却从代王一路稳到开创“文景之治”——他们的差别到底在哪儿?
找到答案,可能就找到了破局之策!
机会有时也给没准备的人
先看汉文帝刘恒。
刘恒是汉太祖高皇帝刘邦的第四子,生母薄姬不得宠,他在刘邦心里也没什么分量,本来全无继位的可能,早早就被刘邦分到偏远的代地当诸侯王。不过,刘邦和他的嫡长子汉惠帝刘盈相继去世后,这种立嫡立长的铁规则受到了挑战。
尽管吕后也册立了一位名义上的惠帝之子,但所有的大权还是掌握在吕氏手里。吕后携吕氏一族把持朝政,残害多位刘氏藩王,与刘家宗亲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吕后还违反高皇帝白马之盟“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的约定,封了很多吕家子弟为王侯,这让那批协助刘邦开国的功臣集团也很不服气。
这些矛盾,在吕后去世之后终于爆发。
吕后去世前,因怕吕氏不保,她把长安城南北两军的兵权交给子侄辈的吕产、吕禄,然而,在智囊陈平以及太尉周勃的精密谋划下,功臣集团巧夺了吕氏兵权,迅速诛灭吕氏全族。
之后,问题迎面来了。当今皇帝是吕后册立的,而且,小皇帝已经立了吕禄的女儿做皇后。群臣展开商量,要从高皇帝的后代里,重新拥立一个皇帝。
按正常思维,现在该轮到齐王刘襄来当皇帝了。毕竟,当初吕家把持长安城的时候,他是第一个起兵准备肃清诸吕的人。而且,他的身份也占了“立嫡立长”中的长字——他是刘邦长子齐王刘肥的嫡长子,也就是刘邦的长孙。不过,功臣集团对这位齐王并不看好,在刘襄出兵准备西进时,陈平等人就指使同样带兵在外的灌婴说服齐王合作,先停止向前,杜绝了他立功的可能,迅速在长安内部解决了问题。这样一来,皇位继承人的选择权,就在功臣集团手里了。
选来选去,这次的幸运球砸中了一向低调老实、外婆家人丁凋零的代王刘恒。算下来,刘恒是刘邦活着的儿子中年纪最长的,他的身份和皇位也是严丝合缝地匹配。
人在家中坐,皇位天上来。当使者千里迢迢去代地报喜,要迎代王进汉宫当皇帝时,代王是什么反应呢?
该怎么把握机会?
刘恒性格谨慎,他首先不是高兴,而是犯愁。刘恒把代国的文武大臣和亲信们都叫了过来,询问大家怎么看。群臣分成了两拨意见。
有人说,现在汉朝的那帮大臣智商、武力值双高,但斗不过高皇帝和吕后,现在诸吕都灭了,说不定谁都有野心,派人来找代王,可能心存不轨,希望代王装病不要去;也有人说,当初群雄逐鹿争天下,现在天下早就姓刘了,相信那帮开国武将也没有那么多野心思。而且,吕后执政时期那么厉害,太尉周勃拿着符节到北军一问,士兵们还是表示自己要追随刘家,可见江山是刘氏的,在大家心里已经成了铁律。
面对不一致的意见,刘恒还是拿不定主意,又去问妈妈薄太后。薄太后并非吕后一类的政治人物,母子商量半天,还是拍板不了。最后,只好决定用“科学”解决疑难——占卜。占卜的结果是大吉大利,刘恒还是不放心,但也终于敢迈出一步了——派亲舅舅薄昭为前驱,亲自去长安见见这帮老臣。薄昭受到了周勃、陈平等一众老臣热情又亲切的招待,宴会上,周勃等人把自己邀请代王的愿望恳切地表达出来,薄昭感受到他们的真诚,连忙回到代国,把这个大好消息报告给外甥。
刘恒终于长舒一口气,带着亲信大臣赶往长安。在距离长安城很近的高陵,刘恒又不肯走了,派前面那位劝他抓紧机会的大臣宋昌再去打探,看形势有没有什么变化。宋昌一个人过了渭桥,大臣们也都等在这里,见代国代表来了,丞相以下的各级官员都跑来迎接。大家对代王的使者这么恭敬,足以体现诚意了。宋昌回来再次给刘恒壮胆,刘恒这才放心来到渭桥,与群臣打了照面。所有人集体跪拜恭迎。
过了一会儿,周勃突然神秘兮兮地跑来说:“我想借一步说话。”
刘恒还没反应,宋昌率先答话了:“如果说的是公事,就公开说;说的是私事,对不起,大王不接受私情。”这一婉拒,无疑给在场所有人一个下马威。
由于宋昌拒绝,周勃想说的话,谁也不知道了。然后,他就准备把天子的玉玺和符节当场交接给代王。接下印玺,从此就是大汉帝国的皇帝了,刘恒有没有心中一动,迅速接过呢?当然没有,他又开始闪避了,要大家到代国在长安的官邸去商量。
随后,大家进入了惯常的“三劝三让”环节,群臣(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陈武、御史大夫张苍、宗正刘郢、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典客刘揭等人)劝刘恒赶紧即位,刘恒以各种理由推辞了几次,程序走完,终于登基。
在当上皇帝的当天夜里,刘恒就入驻未央宫,并紧急宣布了两项人事任免:命宋昌为卫将军,统管南北两军,拿到长安城的兵权;再任命代国来的张武为九卿之一的郎中令。郎中令的工作职责有很多,也就是俗称的管得宽。在这里,张武的主要工作是担任宿卫警备。城门换成了自己的人,宫门也换成了自己人,这下,刘恒可以高枕无忧地开展接下来的工作。手段不可不谓高速和凌厉。
从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刘氏宗室、开国大臣、列侯,以及朝廷里二千石以上官员,几乎大汉所有重臣都积极拥护代王刘恒。他的即位之路走得比较顺利。
那么,海昏侯刘贺是什么情况呢?
刘贺的故事
刘贺与刘恒的情况差不多,也是年轻的昭帝驾崩后,没有子嗣继承皇位,以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为首的辅政大臣决定要从汉武帝的后代里找一个合格的接班人。虽然武帝刘彻活得长,不过,他一生也只有六个儿子。大儿子戾太子刘据,早在武帝在位时就因为巫蛊之祸而死,二儿子齐王刘闳也早死,三儿子燕王刘旦,昭帝在位时曾阴谋夺位,被废黜自杀身亡;五儿子昌邑王刘髆同样早死,最小的儿子汉昭帝刘弗陵,也就是刚刚弃天下而去的天子。所有儿子里,就剩下老四广陵王刘胥了。
按当年刘恒即位的路数,怎么着皇位也该是广陵王刘胥的吧?当初刘恒也是以老四的排行即位为天子,老四,应该就是个幸运数字吧?最重要的一点,刘胥是武帝现在唯一活着的儿子。
然而,刘胥其实早就失去参赛资格了。首先,他这个人很贪玩浮夸,仗着力气大,经常徒手跟野猪和熊搏斗,行动举止完全没有帝王气质。武帝在位时,从没把他考虑进皇位继承人的范围内。这样的人,霍光自然也不敢扶立他。
和刘恒的情况刚好相反,霍光决定从武帝的孙子辈找。他最看好的是昌邑王刘髆的儿子,第二代昌邑王刘贺。为什么选他呢?一来,刘贺的奶奶李夫人当年很得武帝宠爱;二来,武帝去世前,皇后卫子夫已经被废黜,等武帝去世后,没人与他一起享受子孙的祭祀,于是,霍光推测武帝的心意,将李夫人追尊为孝武皇后,配享太庙。也就是说,武帝之后的子孙,都要祭祀李夫人,追认她为武帝的嫡妻。
所以,按这套名分算下来,昌邑王刘贺的身份就比广陵王刘胥高出太多了。
人选好了,霍光以皇太后的名义,连忙派人在半路上等候迎接刘贺入宫。这次派去的代表有:代理大鸿胪事务的少府乐成、宗正刘德、光禄大夫丙吉、中郎将利汉,不可谓不郑重。
可以说,册立刘贺也是霍光等人深思熟虑的结果。
不过,在操作上,霍光就不如周勃等人实诚了。周勃派去代国的使者,明着说想立代王为帝,而霍光派去的旨意只说,请昌邑王刘贺来主持先帝的丧仪。或许是霍光想在主持丧仪的过程中再检验检验刘贺。不过,能主持皇帝丧仪的,也就是下一任继承人了。刘贺是明白这个规则的。
那么,收到消息的刘贺是什么反应呢?
就差没激动到一路蹦蹦跳跳地来了。晚上收到征召的书信,第二天中午,刘贺就收拾妥当准备去长安当皇帝。中午从昌邑出发,黄昏就走到了定陶。
比起刘恒的稳健、谦虚,刘贺这吃相,多少有点难看。
到长安城后,刘贺也不太愿意为自己没怎么见过面的小叔叔奉上自己的眼泪,能躲过去的地方,他都不肯表达出一点哀伤。不过,经过昌邑国一些大臣的指点,刘贺最终通过了霍光的考验,如愿拿到了皇帝的印玺和绶带。
可接下来,刘贺就不如刘恒幸运了,他走上了完全相反的方向——仅仅在皇位上待了27天,就在皇太后上官氏的主持下,被霍光联合了36名文武大臣废黜帝位,赶回昌邑。几年以后,才由新上位的汉宣帝重新给了一个封号——海昏侯。
权力的游戏
这是怎么回事?
史家在记录这一段历史时,只说刘贺在位27天,干了数不清的荒唐事,其中值得一提的有:在汉昭帝的丧礼期间,不吃素食,私下买鸡肉和猪肉吃、抢女人、不哀伤、乱听音乐和歌舞,拿朝廷的符节和证明官员身份的绶带送给自己身边的郎官,让他们在各级官府搜刮东西,多达1127起(有人把这一段解释为在位27天,干了1127件坏事,这是错的)。
霍光得知消息后,痛斥刘贺,忧心忡忡地联合众人,再借太后的名义,亲自把自己扶立的刘贺拉了下来。
然后再没有其他更多的资料。
我们可想而知,这件宫廷事件并没有那么简单。刘贺为什么遭到驱逐,这背后一定也发生了什么权力的争斗。
刘贺和霍光到底有没有权力的冲突呢?
显然是有的。当时的霍光站在权力之巅,掌握了废立皇帝的大权,如果刘贺想当实权的天子,想要拿到权力,就必须从霍光手里攫取。
有一点,可以证明双方曾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在霍光等人于未央宫宣布废黜刘贺时,刘贺从昌邑带到长安的200多个人全部被处死,他们死前说了一句话:“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断”的是什么?可想而知,刘贺以及自己的昌邑团队大概策划过什么夺权的行动,只是昌邑王犹犹豫豫,始终没有拍板,这才造成了失败。于是,这些遭受屠戮的人集体发出了这句埋怨之语。
另外,还有一点可以证明,在刘贺收到征召后,他就已经下定决心,将有一场权力的斗争了。刘贺还在兴冲冲地赶往长安的路上时,昌邑国的中尉王吉就苦口婆心地说了一段劝诫的话。王吉长篇大论的中心思想有三条:
1、你是霍光选中的,要感恩;
2、霍光很厉害,你要尊敬他,听他的话;
3、你当皇帝,只要垂拱无为而治,其他的交给霍光就可以了。
这段劝谏背后隐藏的意思是,霍光权力太大,请刘贺必须先忍让,毕竟刘贺比霍光年轻得多,可以做“时间的朋友”。
最后的结果我们知道,刘贺不是一个沉得住气的人。
那么,刘贺曾经有过一些什么举动,最终惹怒了霍光,造成了两人的分裂,史书并没有刻意着墨,但有些蛛丝马迹,还是可以供我们一窥。
在刘贺刚入主长安不久,他也下达了一份人事任免,把昌邑国的国相安乐任命为长乐宫的卫尉。长乐宫是太后的寝宫,卫尉是禁军统领,也是所谓的“南军”。也就是说,刘贺上来就效仿先祖,拿到南军兵权,准备控制太后了。
这是霍光不能忍的,因为,当时霍光虽然权倾朝野,但他的权力很大一部分都来源于身为皇太后的外孙女身上。如果控制了太后,霍光的权力自然也要大打折扣。这一招可以说十分精准狠。
在施行了控制太后的第一步后,刘贺又把从昌邑带来的所有人全部破格提拔,恨不得悉数替换现在朝堂里的人。最后的事实证明,刘贺的人不给力,他自己也实在是操之过急,不仅没有控制住太后,他只亲近和信任昌邑旧臣的举动,也惹了众怒。这也是后来霍光能迅速联络36个人的长名单一起废掉他的原因。
汉文帝VS海昏侯
现在,我们再来具体看看汉文帝和海昏侯处理方法的不同。
严格来说,汉文帝面临的局面并不比刘贺简单,他要面对的是一大批开国功臣,他们中能文能武,智商爆表的不在少数。不过,汉文帝很成熟,他的手法有张有弛,该用雷霆手段的绝不手软,一如迅速拿到军队,控制南北军;该施雨露撒君恩时,他也没小气,即位前三天,他都在疯狂做好事,给大臣大发福利,先是加封那些平定诸吕又有拥立之功的人,宗室里的琅琊王刘泽被封为燕王,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每人收税的户口加封两千户,赐金1000斤;功臣团队的周勃、陈平、灌婴等人,先是在官位上继续保持他们的地位,右丞相陈平成为左丞相,太尉周勃担任右丞相,大将军灌婴变成了太尉;最后又给了实际的好处,加封三个人的食邑各3000户,赐金2000斤。另外那些参与了拥立的人,也都得到了该有的好处。
在汉文帝这儿,做实事和分红利直接画了等号,也让拥立文帝的人安了心。
再看刘贺呢?除了想到控制军队,他的其他行为都是在跟拥立他的人争夺权力,好处没给一分,还想让身边旧臣取代他们。
当然,文帝也不是没有照顾旧臣,培养自己的亲信势力,只不过,他做得润物细无声多了,只把自己带来的六个人分别安排到了九卿的队伍里,三公那种大头,他才不轻易去动呢。会做事,也是会做人的表现。从这一点,刘贺就输了人心。
还有一点,也是刘贺的弱势。汉武帝时期,为了加强皇帝的权力,武帝对朝廷官员做了一项改革:用内朝官默默地取代外朝官。所谓内朝官,本来都是一些皇帝的近臣,帮着皇帝起草诏书、传达诏令、出出意见等等。武帝时期,他的所有心事,都是和这些近臣商量,外朝的以丞相为首的官僚体系,反而不能参与到决策中,所以,他们的权力自然就逐步内移,被内朝官员吸收走。内朝官拿到实质的权力,他们又只听命于皇帝,这样就实现了皇权集中到皇帝一个人手中。
反过来,等皇帝死了以后,皇权也会位移到内朝官身上。作为大司马的霍光,就是这样一个内朝官,他的权力,早就在丞相和太尉之上了。所以,即使霍光并没有军功,也不如陈平聪明,但他对朝廷的指挥和控制权,远远超过了汉初的那帮老臣,更别说后代那些丞相及以下官员了。
看看废刘贺的前一夜,霍光是“遂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议未央宫”。以一个人的身份,能召集所有两千石的官员,而当霍光说出要踢刘贺出群的提议时,大家的反应是“群臣皆惊愕失色,莫敢发言,但唯唯而已”,可以想见霍光的说一不二。连“百官之长”的丞相也只能“错愕”和“唯唯”而已。
换句话说,汉文帝在夺权路上需要对付的是宗室、功臣等分散的势力,他只需要一个个逐一击破瓦解;而刘贺面临的是集大权于一身的霍光,他刚从外藩入京,又怎么能撼动在朝把持多年、有一票“否决权”的霍光呢?
总之,刘贺不仅操之过急,也没有量力而行,尽管昌邑国有见识的旧臣也曾苦心孤诣地为他指导和谋辅,最终,这个急不可耐的昌邑王,几乎是以冲刺的速度演出了那句“我不给你露一手,你就不知道我失败得有多快”,从而成为历史上在位时长还不如展出时长的传奇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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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游记》的取经故事里,唐僧有一件极具传奇色彩的宝物,那就是锦襕袈裟。读过原著或看过影视剧的人或许会有疑问,纵观全程,唐僧极少真正穿上这件袈裟,多数时候只是将其妥善收藏,可即便如此,他却始终将其带在身边,从未丢弃,让人疑问:这是为什么呢?
国历君自制唐僧表情包。来源/影视剧《西游记》截图
压箱礼服:袈裟是啥?啥时候才能穿?
按佛教老规矩,袈裟本是印度僧人随身的“三衣”总称,也就是安陀会、郁多罗僧、僧伽梨这三件衣服,各自有不同用途。安陀会是五条布缝的“内衣”,干活、睡觉时穿;郁多罗僧是七条布的“上衣”,日常礼拜、听经时穿;最讲究的是僧伽梨,九条到二十五条布缝的“大衣”,相当于现在的“正装”,只有托钵化缘、见国王或者重大佛事才会穿。玄奘那身锦襕袈裟,就是观世音菩萨说“闲时折叠,遇圣才穿”的僧伽梨,难怪平时舍不得拿出来。
影视作品中玄奘所穿的普通僧衣。来源/纪录片《玄奘之路》
袈裟传到中国后,没有一直保持印度原样,早早就跟着汉地的风俗“入乡随俗”了。先说颜色,印度原版袈裟讲究“坏色”,就是不用青、黄、赤、白、黑这五种“正色”,专门染成浑浊的杂色,比如用树叶、果浆调的木兰色,为的是“毁其形好,僧俗有别”,让僧人断了对服饰的贪念。但到了汉传佛教这里,颜色慢慢有了讲究,现在咱们看到的僧伽梨多是赤色,七条衣、五条衣常用黄色,既保留了“坏色”传统,又符合中国人的审美。
形制上变化更大。印度的袈裟要“绕身三匝”,可中国气候与印度不同,冬天冷不说,传统礼仪也不兴露胳膊露肩。隋唐开始,袈裟的长度就悄悄变短了,不再追求“绕三匝”,更注重象征性。毕竟僧人里面要穿袍服,袈裟更多是披在外面当“法服”,尺寸小一点反而方便。还有袈裟上的“田相”纹路,也是汉地慢慢定型的,五条衣是一长一短拼布,七条衣二长一短,大衣三长一短,像一块块整齐的稻田,所以也叫“福田衣”,寓意僧人能为众生种“善因”,这可是印度早期“缦衣”(没田相的袈裟)没有的讲究。
材质上也跟随物产差异发生变化。佛教刚传入时,中国僧人用麻布做袈裟,到了宋朝,棉花普及后就改成棉布;要是遇到信徒布施丝绸,也会做成更精致的袈裟。不过不管用啥料,“朴素”的原则没丢,早期还有“粪扫衣”的传统,就是捡别人丢弃的破布缝补成衣,提醒僧人安于清贫。
佛陀弟子身穿袈裟。来源/易县三彩罗汉像,大英博物馆藏
因此,“讲究”的袈裟,只有正式场合才会拿出来“亮相”。比如唐代僧人,要是被皇帝召见或参加大型法会,肯定要穿最正式的僧伽梨;平时在寺里干活、念经,穿七条衣或五条衣就够了。最风光的要数“赐紫袈裟”,唐代官制里,三品以上官员才能穿紫衣服,因此皇帝也会把紫色袈裟赐给高僧。唐诗里说“满朝朱紫贵”,能穿上皇帝赐的紫袈裟,在当时的僧人里堪称“顶流”,既显佛法威严,也透着朝廷对佛教的重视。
玄奘带着锦襕袈裟西天取经,不常穿正是因为它太正式。赶路时风餐露宿,穿朴素僧袍更方便;可一旦遇到国王、高僧,或者到了灵山见佛祖,这件“僧伽梨”就成了必备的礼仪服饰。难怪玄奘再累也会好好带着,毕竟这可不是普通的“行李”,而是他取经路上最庄重的“精神徽章”。
师徒四人取经成功时,唐僧身着“宝贝袈裟”。来源/影视剧《西游记》1986年版
日常穿着:从汉服演变而来的“听衣”
纯金单轮十二环锡杖。来源/法门寺博物馆
要聊听衣,得先搞懂它和“制衣”(袈裟)的区别。制衣是佛陀定的“三衣”,是必须遵守的规矩;听衣则是“灵活选项”,只要符合戒律,能顺着当地风俗改。唐代僧人日常穿的基本都是听衣,毕竟袈裟要“遇圣才穿”,平时扫地、念经、化缘,穿听衣才方便。当时的听衣主要有三类:海青、直裰(duō)、偏衫,每一种都带着浓浓的汉服影子,藏着不少贴心设计。
最常见的“海青”简直是汉服的“僧版改良款”,腰宽袖阔,圆领方襟,跟汉代袍服几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但它比普通汉服多了不少佛教细节,袖口是缝死的,不像俗家袍子那样敞着,刮风时不灌风,干活时也不会勾到东西;衣领叫“三宝领”,用三层布叠着缝,暗合“佛、法、僧”三宝,既结实耐穿,又有象征意义;衣领前面还绣着五十三道蓝线,叫“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讲的是善财童子拜访五十三位名师求道的故事,既添了佛法味,又让衣领不容易磨破。
海青的适用场景特别广,堪称唐代僧人的万能常服。在寺里日常走动,比如去斋堂吃饭、跟同门聊佛法;或做些轻活,像整理经卷、给佛像擦灰;就算出门化缘,穿件青黑色海青走在路上,既显僧人身份,又不会像穿袈裟那样惹眼。而且穿海青还有规矩,在家居士只能穿青黑色,只有庙里的长老才能穿黄褐色,颜色一看,就能分清身份高低,既守了礼仪,又不张扬。
菱地飞鸟纹绫海青衣。来源/中国丝绸博物馆
再说说“直裰”,这衣服是听衣里的“实用派代表”,是把汉服的“偏衫”和“裙”拼起来改的。最早印度僧人穿“僧祇支”,只盖左肩,露着右肩,可中国不兴露胳膊,北魏时宫人就给僧祇支加了右袖,变成两袖齐全的“偏衫”;后来僧人觉得光穿偏衫没下装不方便,又把偏衫和裙子缝在一起,就成了直裰。它既有上衣的袖子,又有下装的裙身,弯腰干活不卡裆,走路时裙摆也不会绊腿,简直是为日常劳作量身定做的。
直裰在唐代僧人的生活里,出场率比海青还高。在田里种菜、在院里扫地,穿直裰不怕弄脏;去山下挑水、帮村民做点杂活,穿直裰行动利索;就算在禅房里打坐,宽松的直裰也比紧绷的衣服舒服。从龙门石窟的唐代造像能看到,不少弟子像穿的就是直裰,有的是半袖,露出里面偏衫的窄袖;有的是长袖,胳膊上还搭块帔帛,既实用又好看。敦煌莫高窟的壁画里更常见,画中僧人要么穿直裰挑水,要么穿直裰讲经,透着一股烟火气,完全没有穿袈裟时的庄重感。
莫高窟第323窟主室北壁(局部)。来源/“数字敦煌”资源库
还有“偏衫”,算是听衣里的“轻便款”,是直裰的“前身”,也是从汉服改来的。它交领右衽,袖子窄窄的,比海青轻便,比直裰简洁,特别适合做细活。比如在藏经阁整理经书,翻页时窄袖子不会勾到纸张;在禅房里抄经,胳膊动起来也灵活;就算夏天天热,穿件薄布偏衫,也比穿厚海青凉快。偏衫还常跟其他听衣搭配穿,里面穿件贴身布衫,外面套偏衫,再系条腰带,既整齐又保暖,从炳灵寺石窟的唐代弟子像上能看到,不少僧人都这么穿,里面的偏衫露出交领,外面再披件薄薄的上衣,清爽又利落。
再看《西游记》里的玄奘,赶路时穿的其实就是听衣,素色的圆领袍,宽袖子,跟唐代僧人日常穿的海青、直裰一模一样。要是他天天披袈裟赶路,不仅扛不住风吹日晒,还容易招来妖怪抢宝;穿听衣既低调又舒服,正好符合“日常便服”的规矩。这也难怪唐代诗人写僧人,总提“方袍”“衲衣”(听衣的别称),却很少写袈裟,毕竟诗人看到的僧人,大多是在田里劳作、在庙里念经的日常模样,穿的都是这些带着汉服影子的听衣,透着一股平和朴素的生活气。
师徒四人西行途中用饭,唐僧着听衣。来源/影视剧《西游记》1986年版
西行便服:平民日常藏着的烟火气
历史上真实的玄奘西行时,穿的不仅有“听衣”,还有平民衣服。在风沙漫天的路上,平民服饰有时比僧袍更实用。
玄奘像,南宋。来源/《玄奘三藏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隋唐西北平民的衣装,最讲究“因地制宜”。就拿头上所戴来说,男子日常最常戴的是能遮风挡沙的笠子和幞头。敦煌莫高窟的壁画里的船夫、纤夫,头上都顶着圆圆的笠子,这种用竹篾或芦苇编成的帽子,既能挡住西北毒辣的太阳,又能在起风沙时护着头发,简直是劳作必备。要是赶上稍微正式点的场合,比如去集市赶集,男人们就会裹上幞头,一块布往头上一缠,前面扎紧、后面垂着,既利落又显精神,就连戍边的兵士,朝廷发放的衣物里也少不了“幞头”这一项,可见它有多普及。
西北平民只选舒服耐穿的衣服。男子最常穿的是“衫”,尤其是短衫,长度到膝盖上下,两侧还开着衩,不管是在田里耕作,还是在作坊里织布,抬手抬腿都方便。莫高窟壁画上耕作的农民、修房子的泥匠,穿的都是这种短衫,有的还在外面套一件“半臂”。这是一种短袖外套,长不过腰,两袖只到肘部,干活时套着能挡点寒风,热了随手一脱也省事,连戍边的兵士,军装里都少不了半臂。
莫高窟第116窟主室北壁(局部),白袍内暗红带碧斓的半臂衣。来源/《因时而衣中国服饰的搭配》 ,故宫博物院
下身的裤子更有讲究,平民穿的“袴(kù)”分单袴和复袴(夹裤),裤管都做得比较窄,这样走路、骑马才利索。要是家里条件差点,买不起完整的袴子,就穿“裈(kūn)”,也就是有裆的短裤,直接贴身穿,虽然看着朴素,却比没裆的“胫衣”方便多了。
唐,白花绫裈。来源/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隋唐时期,最能体现“西北特色”的还要数脚上穿的。这里的平民可不像中原人常穿丝履,而是以皮靴、麻鞋、草鞋为主。皮靴大多是没靴筒的“皮鞋”,用牛皮简单缝制,耐穿还防水,不管是走在戈壁滩的碎石路上,还是踩在田间的泥地里,都不怕磨坏。敦煌雇工契里就常把“皮鞋壹量”当作雇工的工钱之一,可见它在平民生活里的重要性。要是平时在家干活,大家就穿麻鞋或草鞋,麻鞋用麻线编织,透气又便宜;草鞋则是用麦秆或芨芨草编的,下雨下雪天穿还能防滑,虽然朴素,却比任何华丽的鞋子都接地气。
回望《西游记》里玄奘的锦襕袈裟,再看看隋唐西北平民的日常衣装,忽然明白,袈裟是一种精神符号,而听衣、平民服饰才是日常选择。从玄奘的袈裟配法会、听衣适日常,到平民的笠子挡风沙、皮鞋耐奔波,服饰的选择始终围绕不同的场景展开。这种对礼仪的尊重、对生活的适配,也是唐僧历经万难也要西行取经的精神动力。
玄奘穿越沙漠。来源/纪录片《玄奘之路》
参考文献:
①叶娇:《唐五代西北平民服饰浅谈》,《求索》2010年8月。
②宋东:《佛教中国化视域下的僧衣演变研究——以济南灵岩寺彩塑罗汉群像僧衣为中心》,《中国宗教》2023年12月。
③孙茂霞:《汉传佛教僧衣漫谈》,《中国宗教》2016年8月。
④陈悦新:《龙门石窟唐代佛像着衣类型》,《文物》2020年第7期。
⑤张含悦:《唐代弟子像法服的横披式上衣——以佛教石窟造像及壁画为例》,《敦煌研究》2023年第2期。
⑥李宁:《3-7世纪高昌服饰文化研究》,西北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⑦刘烨:《基于的唐代服饰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9年博士学位论文。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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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美国宣布成功促成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签署和平协议,并称将获得对赞格祖尔走廊这条战略通道的99年开发权。协议文件里,有个细节耐人寻味:这个合作项目被命名为特朗普国际和平繁荣之路(后文简称TRIPP)。
这个名字确实让人意外。纵观全球,从城市到街道,从机场到桥梁,美国的总统、将军、议员名字早已遍布全球,美国人咋就对以人名命名这么情有独钟?
殖民时期的传统
在古代中国,把人名作为地名非常罕见,由于为尊者讳的观念,为皇帝和其亲族专门更改地名的情况反而时常发生,例如为避隋炀帝杨广的名讳,全国几十个地名中有“广”字的都要改掉。直到近现代才出现了越来越多以人物命名地名的情况,比如中山县、左权县、靖宇县等。
相比中国,美国非常热衷于将人名用来命名地名。据澳大利亚语言学家2011年的研究显示,美国的3142个县名中,2283个县名来自人名,占比超过70%。美国首都华盛顿都会区一共有三座机场:一座以总统罗纳德·里根命名,一座以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命名,另一座则纪念瑟古德·马歇尔——巴尔的摩首位非裔大法官。这种现象早有惯例。
殖民地时期,英法殖民者来到这片土地时,许多人得到了国王、贵族和商人的资助。为了答谢权贵的庇护,他们常会以赞助人的名字命名“新发现”的土地。今天美国东海岸的地名几乎全是这种命名方法的遗存。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佐治亚州取自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弗吉尼亚州得名于伊丽莎白一世的“处子王”称号(Virginia,即“处女之地”)。马里兰州之名更是直接,翻译成中文是“玛丽的土地”,以此纪念英格兰查理一世国王的妻子亨利埃塔·玛丽亚。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以詹姆斯河命名,而这条河的名字又是对詹姆斯一世国王的致敬。特拉华州则是为了纪念英国贵族德拉瓦勋爵……
殖民时代的十三殖民地在法律上多为英国王室的私产。因此,这个时期的命名方式体现的其实是典型的封建恩庇与财产所有制逻辑,要表达对赞助者的感谢,还要体现这些土地的归属者。命名是忠诚宣誓,也是主权声明。西班牙、法国等会用圣徒、国王等人的名字命名,如路易斯安那州的名字来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1776年《独立宣言》颁布后,美国人脱离英国独立,旧地名中带有的君主制印记立刻变得格格不入。“为国王取名”的时代过去了,但“以人取名”的习惯却延续下来。随着疆土向西不断拓展,当新区域的人数达到法定规定时,可以成立新的州,再划分其中的县,各县依照民主程序决定其名。此时,新一代的美国人开始用建国元勋的名字为州郡城市命名: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麦迪逊……这些合众国式的名字在美国的新地图上标记出政治性的疆域。
根据统计,美国境内以华盛顿为名的市镇超过百个,九所大学的校名中出现华盛顿的名字,甚至连南太平洋法属波利尼西亚的一座岛屿也一度被美国水手命名为华盛顿岛。[当地原名乌阿胡卡(Ua Huka),意为“两洞之地”]
最著名的用华盛顿命名城市的例子自然是美国首都所在的华盛顿特区。独立后,原首都费城因兵变问题被认为不适合作为永久首都。经过北方和南方的政治博弈,国会最终决定在波托马克河沿岸划出一片约100平方英里的区域作为新地区,这座新城由法裔建筑师皮埃尔·朗方设计。尽管乔治·华盛顿建议把首都定名为联邦市,1791年9月,首都最终被定名为华盛顿市,所在的区域则称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代表共和国的缔造者,而哥伦比亚则象征新大陆的精神。
在欧美国家中,国家往往被拟人化为特定形象,如法国共和国时期的玛丽安娜、英国的不列颠尼亚。美国自建国早期也有类似的形象——哥伦比亚,这个名字直接来自美洲的发现者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18-19世纪常被用作美国的化身,出现在诗歌、绘画、雕塑和机构的名称中,如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河、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独立后,甚至有人提议将国家正式命名为哥伦比亚,但没有被采纳。
随着西部扩张中领土不断拓展,越来越多的无主地和原属于印第安人的土地被纳入合众国的控制范围,以安德鲁·杰克逊等总统为名的地名大量分布在南部和中西部。内战后,以亚伯拉罕·林肯为名的地名大量出现,以至于几乎每个州都有以林肯为名的市镇。
美国名人的名字成为独立后到19世纪地名的主要来源。命名不仅象征着新土地的发现和定居,也成为共和国家塑造共同记忆的方式。通过在地名中纪念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美利坚合众国前所未有地团结在共同的新建国神话下。选择谁作为地名,相当于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美国公民谁是国家的英雄,形成了一本地理版的教科书。
个人主义的象征
19世纪被称为美国的“镀金时代”,大资本家、铁路巨头、钢铁财阀粉墨登场。财富集中到极致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表达欲。名字的意义从纪念变成了标榜。在对国家英雄的纪念之外,美国不少地名与机构的姓名源于赞助者或创办者本人。与中国人倾向于以地理方位、寓意吉祥或集体象征命名不同,美国人更倾向于直接使用个人姓名,尤其是姓氏。福特汽车、迪士尼公司、摩根银行、卡内基音乐厅……这些名字本身即品牌,反映出美国文化对个人的信任和崇拜。这种偏好并非现代市场策略的产物,而是深植于美国文化核心的个人主义。从清教徒登陆北美大陆起,个人奋斗、个人责任与个人荣耀便成为美国精神的基石,命名的意义既是对个人道德与成功的展示,也是社会阶层上升与品牌建设的工具。
得克萨斯州的例子尤为典型。1836年,得州在山姆·休斯顿的率领下从墨西哥独立,建立孤星共和国,后来的休斯顿市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如今休斯顿是得州第一大城市,因与NASA的紧密关系被称为太空城。不过,休斯顿这座城市的传奇最早是房地产商故意打造的结果。19世纪中叶,来自纽约的房地产商人艾伦兄弟准备在新开发的土地上大干一番。他们以不到1万美元的价格购入这片土地,为吸引移民与投资者,他们选择以山姆·休斯顿的名字命名新城,极力宣传其地理优势,还邀请大船驶入码头示范通航。这座城市从命名起就带有鲜明的商业与个人意志印记。
类似的命名屡见不鲜。这种现象在土地稀缺、国家权力高度集中的欧洲较少出现,而在美国,它象征着私人资本的开拓与对地方秩序的控制。一个人的姓氏写进地名,本身就是权力的体现。
19世纪中叶开始,美国的铁路、大学、博物馆和基金会大量以个人姓名命名,这成为资本家与慈善家塑造公共形象的有效手段。纽约著名的卡内基音乐厅的名字就来自20世纪初的钢铁大亨安德鲁·卡耐基,洛克菲勒中心以石油巨头约翰·洛克菲勒命名……这些名字既是捐赠者的纪念碑,也是他们在公共领域的永久广告。
美国富豪尤其热衷于在教育领域的冠名:始建于1891年的斯坦福大学得名于时任加州州长的利兰·斯坦福和妻子简·斯坦福,用以纪念早逝的儿子小利兰·斯坦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直接取自同名商人与慈善家;哈佛、耶鲁等名校背后也都有一位真实的捐赠者,他们的名字与校训一起构成学校的象征体系。
在镀金时代,命名成为社会语言的表达,名字意味着财富、声誉和权力。个人名字通过命名进入公共空间,个人在国家中获得了象征性永生。
”特朗普”之路
时至今日,美国企业乃至政治家依然延续这种以个人姓名命名的传统。比如特朗普年轻时创办了以自己姓氏命名的公司,在纽约拥有同名大厦,大厦上五个金色大写字母成为张扬的品牌符号。问题随之而来:城市、企业、建筑可以用人名命名,那国内和国际性的条约呢,像“特朗普国际和平繁荣之路”这种命名方法在美国历史上很常见吗?
答案是否定的。美国很少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政治条约。1977年,美国与巴拿马签署的《托里霍斯-卡特条约》是其中罕见的例外,以巴拿马军事领导人奥马尔·托里霍斯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名字命名。类似的还有1914年的《布莱恩–查莫罗条约》,此类命名多出现在双方官员共同签署、并代表双边利益的协议中。
而特朗普在TRIPP上的命名显然不同,他让这项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和平协议以自己全名命名,不仅象征着个人化的政治风格,更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功绩归属”意图。与其说这是一份和平协议,不如说是一份打着特朗普大名的政治广告。
从历史上看,美国总统姓氏最常出现的地方是公共设施的名称。20世纪后新建的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科研项目和太空计划基本都以总统命名,比如肯尼迪航天中心、里根号航母、休斯敦乔治·布什洲际机场……这些命名往往发生在总统卸任或去世后,由政府或国会批准,而特朗普的命名却打破了这种惯例,从在任时就开始把个人与外交成果直接绑定,将命名权直接绑定政治权力的行使。
这种个人化的命名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特朗普对名字象征意义一以贯之的重视。在总统第二任期伊始,他甚至提出要把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一度引发网络争议。特朗普的冠名看似突兀,其实是美国命名文化逻辑的极端化表现,通过把外交行动包装为个人成就,进而让自己的名字成为历史文本的一部分。但是,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对此走过明确的回应:特朗普可以随便称呼任何一个地方(特朗普政府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但对墨西哥和全世界来说,墨西哥湾的名字没有改变。
参考文献:
曹群:《墨西哥湾的名字,特朗普说改就能改?》,《世界知识》2025年第4期,第42-43页;
刘惊:《从地名看中美跨文化比较》,《中国地名》2020年第2期,第40-42页。
刘美娟:《中西地名命名及文化意蕴比较》,《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第104-108+129页;
范维:《\"墨西哥湾\"→\"美国湾\",真签了》,观察者网,2025年1月21日;
南博一、李怡彬:《特朗普“冠名”战略走廊背后:阿塞拜疆崛起改变南高加索地缘政治格局》,澎湃新闻,2025年8月12日。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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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美国宣布成功促成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签署和平协议,并称将获得对赞格祖尔走廊这条战略通道的99年开发权。协议文件里,有个细节耐人寻味:这个合作项目被命名为特朗普国际和平繁荣之路(后文简称TRIPP)。
这个名字确实让人意外。纵观全球,从城市到街道,从机场到桥梁,美国的总统、将军、议员名字早已遍布全球,美国人咋就对以人名命名这么情有独钟?
殖民时期的传统
在古代中国,把人名作为地名非常罕见,由于为尊者讳的观念,为皇帝和其亲族专门更改地名的情况反而时常发生,例如为避隋炀帝杨广的名讳,全国几十个地名中有“广”字的都要改掉。直到近现代才出现了越来越多以人物命名地名的情况,比如中山县、左权县、靖宇县等。
相比中国,美国非常热衷于将人名用来命名地名。据澳大利亚语言学家2011年的研究显示,美国的3142个县名中,2283个县名来自人名,占比超过70%。美国首都华盛顿都会区一共有三座机场:一座以总统罗纳德·里根命名,一座以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命名,另一座则纪念瑟古德·马歇尔——巴尔的摩首位非裔大法官。这种现象早有惯例。
殖民地时期,英法殖民者来到这片土地时,许多人得到了国王、贵族和商人的资助。为了答谢权贵的庇护,他们常会以赞助人的名字命名“新发现”的土地。今天美国东海岸的地名几乎全是这种命名方法的遗存。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佐治亚州取自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弗吉尼亚州得名于伊丽莎白一世的“处子王”称号(Virginia,即“处女之地”)。马里兰州之名更是直接,翻译成中文是“玛丽的土地”,以此纪念英格兰查理一世国王的妻子亨利埃塔·玛丽亚。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以詹姆斯河命名,而这条河的名字又是对詹姆斯一世国王的致敬。特拉华州则是为了纪念英国贵族德拉瓦勋爵……
殖民时代的十三殖民地在法律上多为英国王室的私产。因此,这个时期的命名方式体现的其实是典型的封建恩庇与财产所有制逻辑,要表达对赞助者的感谢,还要体现这些土地的归属者。命名是忠诚宣誓,也是主权声明。西班牙、法国等会用圣徒、国王等人的名字命名,如路易斯安那州的名字来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1776年《独立宣言》颁布后,美国人脱离英国独立,旧地名中带有的君主制印记立刻变得格格不入。“为国王取名”的时代过去了,但“以人取名”的习惯却延续下来。随着疆土向西不断拓展,当新区域的人数达到法定规定时,可以成立新的州,再划分其中的县,各县依照民主程序决定其名。此时,新一代的美国人开始用建国元勋的名字为州郡城市命名: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麦迪逊……这些合众国式的名字在美国的新地图上标记出政治性的疆域。
根据统计,美国境内以华盛顿为名的市镇超过百个,九所大学的校名中出现华盛顿的名字,甚至连南太平洋法属波利尼西亚的一座岛屿也一度被美国水手命名为华盛顿岛。[当地原名乌阿胡卡(Ua Huka),意为“两洞之地”]
最著名的用华盛顿命名城市的例子自然是美国首都所在的华盛顿特区。独立后,原首都费城因兵变问题被认为不适合作为永久首都。经过北方和南方的政治博弈,国会最终决定在波托马克河沿岸划出一片约100平方英里的区域作为新地区,这座新城由法裔建筑师皮埃尔·朗方设计。尽管乔治·华盛顿建议把首都定名为联邦市,1791年9月,首都最终被定名为华盛顿市,所在的区域则称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代表共和国的缔造者,而哥伦比亚则象征新大陆的精神。
在欧美国家中,国家往往被拟人化为特定形象,如法国共和国时期的玛丽安娜、英国的不列颠尼亚。美国自建国早期也有类似的形象——哥伦比亚,这个名字直接来自美洲的发现者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18-19世纪常被用作美国的化身,出现在诗歌、绘画、雕塑和机构的名称中,如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河、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独立后,甚至有人提议将国家正式命名为哥伦比亚,但没有被采纳。
随着西部扩张中领土不断拓展,越来越多的无主地和原属于印第安人的土地被纳入合众国的控制范围,以安德鲁·杰克逊等总统为名的地名大量分布在南部和中西部。内战后,以亚伯拉罕·林肯为名的地名大量出现,以至于几乎每个州都有以林肯为名的市镇。
美国名人的名字成为独立后到19世纪地名的主要来源。命名不仅象征着新土地的发现和定居,也成为共和国家塑造共同记忆的方式。通过在地名中纪念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美利坚合众国前所未有地团结在共同的新建国神话下。选择谁作为地名,相当于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美国公民谁是国家的英雄,形成了一本地理版的教科书。
个人主义的象征
19世纪被称为美国的“镀金时代”,大资本家、铁路巨头、钢铁财阀粉墨登场。财富集中到极致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表达欲。名字的意义从纪念变成了标榜。在对国家英雄的纪念之外,美国不少地名与机构的姓名源于赞助者或创办者本人。与中国人倾向于以地理方位、寓意吉祥或集体象征命名不同,美国人更倾向于直接使用个人姓名,尤其是姓氏。福特汽车、迪士尼公司、摩根银行、卡内基音乐厅……这些名字本身即品牌,反映出美国文化对个人的信任和崇拜。这种偏好并非现代市场策略的产物,而是深植于美国文化核心的个人主义。从清教徒登陆北美大陆起,个人奋斗、个人责任与个人荣耀便成为美国精神的基石,命名的意义既是对个人道德与成功的展示,也是社会阶层上升与品牌建设的工具。
得克萨斯州的例子尤为典型。1836年,得州在山姆·休斯顿的率领下从墨西哥独立,建立孤星共和国,后来的休斯顿市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如今休斯顿是得州第一大城市,因与NASA的紧密关系被称为太空城。不过,休斯顿这座城市的传奇最早是房地产商故意打造的结果。19世纪中叶,来自纽约的房地产商人艾伦兄弟准备在新开发的土地上大干一番。他们以不到1万美元的价格购入这片土地,为吸引移民与投资者,他们选择以山姆·休斯顿的名字命名新城,极力宣传其地理优势,还邀请大船驶入码头示范通航。这座城市从命名起就带有鲜明的商业与个人意志印记。
类似的命名屡见不鲜。这种现象在土地稀缺、国家权力高度集中的欧洲较少出现,而在美国,它象征着私人资本的开拓与对地方秩序的控制。一个人的姓氏写进地名,本身就是权力的体现。
19世纪中叶开始,美国的铁路、大学、博物馆和基金会大量以个人姓名命名,这成为资本家与慈善家塑造公共形象的有效手段。纽约著名的卡内基音乐厅的名字就来自20世纪初的钢铁大亨安德鲁·卡耐基,洛克菲勒中心以石油巨头约翰·洛克菲勒命名……这些名字既是捐赠者的纪念碑,也是他们在公共领域的永久广告。
美国富豪尤其热衷于在教育领域的冠名:始建于1891年的斯坦福大学得名于时任加州州长的利兰·斯坦福和妻子简·斯坦福,用以纪念早逝的儿子小利兰·斯坦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直接取自同名商人与慈善家;哈佛、耶鲁等名校背后也都有一位真实的捐赠者,他们的名字与校训一起构成学校的象征体系。
在镀金时代,命名成为社会语言的表达,名字意味着财富、声誉和权力。个人名字通过命名进入公共空间,个人在国家中获得了象征性永生。
”特朗普”之路
时至今日,美国企业乃至政治家依然延续这种以个人姓名命名的传统。比如特朗普年轻时创办了以自己姓氏命名的公司,在纽约拥有同名大厦,大厦上五个金色大写字母成为张扬的品牌符号。问题随之而来:城市、企业、建筑可以用人名命名,那国内和国际性的条约呢,像“特朗普国际和平繁荣之路”这种命名方法在美国历史上很常见吗?
答案是否定的。美国很少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政治条约。1977年,美国与巴拿马签署的《托里霍斯-卡特条约》是其中罕见的例外,以巴拿马军事领导人奥马尔·托里霍斯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名字命名。类似的还有1914年的《布莱恩–查莫罗条约》,此类命名多出现在双方官员共同签署、并代表双边利益的协议中。
而特朗普在TRIPP上的命名显然不同,他让这项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和平协议以自己全名命名,不仅象征着个人化的政治风格,更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功绩归属”意图。与其说这是一份和平协议,不如说是一份打着特朗普大名的政治广告。
从历史上看,美国总统姓氏最常出现的地方是公共设施的名称。20世纪后新建的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科研项目和太空计划基本都以总统命名,比如肯尼迪航天中心、里根号航母、休斯敦乔治·布什洲际机场……这些命名往往发生在总统卸任或去世后,由政府或国会批准,而特朗普的命名却打破了这种惯例,从在任时就开始把个人与外交成果直接绑定,将命名权直接绑定政治权力的行使。
这种个人化的命名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特朗普对名字象征意义一以贯之的重视。在总统第二任期伊始,他甚至提出要把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一度引发网络争议。特朗普的冠名看似突兀,其实是美国命名文化逻辑的极端化表现,通过把外交行动包装为个人成就,进而让自己的名字成为历史文本的一部分。但是,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对此走过明确的回应:特朗普可以随便称呼任何一个地方(特朗普政府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但对墨西哥和全世界来说,墨西哥湾的名字没有改变。
参考文献:
曹群:《墨西哥湾的名字,特朗普说改就能改?》,《世界知识》2025年第4期,第42-43页;
刘惊:《从地名看中美跨文化比较》,《中国地名》2020年第2期,第40-42页。
刘美娟:《中西地名命名及文化意蕴比较》,《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第104-108+129页;
范维:《\"墨西哥湾\"→\"美国湾\",真签了》,观察者网,2025年1月21日;
南博一、李怡彬:《特朗普“冠名”战略走廊背后:阿塞拜疆崛起改变南高加索地缘政治格局》,澎湃新闻,2025年8月12日。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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