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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3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


黄河自青藏高原奔腾而下，狂暴的水流由西向东击中坚固的鄂尔多斯地块,却如同撞上一堵坚不可摧的铁壁，无奈下只得臣服于贺兰山构造带边缘的断裂，沿着断层带劈山造峡，硬生生地辟出一条长达数百里的河道。


这是黄河”几“字弯中起手的一“丿”，奔涌的河水贴着绵延起伏的山脉 滔滔向北，滋润着黄色的大地。而默默耸立的贺兰山不仅与黄河一起围住了窄窄的银川平原,更挡住了自西伯利亚南下的寒流，把冰冷而干燥的空气留在它头顶的黄沙之中。在贺兰山的这一侧，来自太平洋的最后一缕季风被它拥入怀中，潮湿的水汽在这里失去了全部的气力和手段，化作空气中的甘霖细雨。


这里是游牧与农耕的天然分界，匈奴、鲜卑、吐谷浑......一个个剽悍的民族从这里起，向农耕帝国发起冲击。而帝国则以屯田和渠灌作为回应——秦统一六国之后，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在贺兰山下屯田修渠，引黄河之水灌溉膏腴。此后西汉修光禄渠、御史渠；东汉修汉延渠；北魏修艾山渠；唐代开唐徕渠、特进渠......千年来无数先民挥汗如雨，以锹镐为剑，以土石为敌，在黄土高原上留下一条条纵横交错的人工水道。这些水道如经络般不断延伸，灌田百万，让昔日荒芜的边塞最终成为唐人口中“贺兰山下果园成”的塞上江南。


这里曾经是大唐的骄傲，狂野的突厥骑兵被盛唐的军阵拦阻于贺兰山下。“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的诗句是英雄们的注脚。而在安史之乱爆发后，随着吐蕃对陇右的侵吞，这里甚至一度成为大唐西北防线的核心。可当大唐的最后一抹荣光也从地平线上消散，中原大地陷入五代乱世的漫漫长夜后，另一种诱人的可能性却在贺兰山脚下悄然而生：是否有人能抓住这帝国最后的遗产，在这片已经被开垦过的土地上留下新的故事呢?


 

贞观之后，在大唐与吐蕃的战争中被迫内迁的党项人成了新时代的宠儿，他们趁着五代诸朝纷争动乱无暇西顾之际,时而俯首称臣，时而倚险自重，时而大肆护张，时而阴结叛臣，竟然由初唐时的内附部落摇身变为堂堂定难军节度使，最终在北宋时建立西夏，与宋、辽三足鼎立，在银夏大地上缔造了一段传奇的历史。而贺兰山脚下矗立的九座西夏王陵，则是这段历史最好的见证者。


贺兰山下的王陵


自公元1038年李元昊称帝起,到1227年蒙古铁骑踏平西夏为止，西夏政权绵延189年，共历10帝，分别是景宗李元昊、毅宗李谅祚、惠宗李秉常、崇宗李乾顺、仁宗李仁孝、桓宗李纯祐、襄宗李安全、神宗李遵顼，以及献宗李德旺和末主李晛。


 

丧葬乃是大事，王陵的选址更是大事中的大事，因此如何为王陵挑选合适的风水宝地便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虽然由于文献典籍的缺失，西夏为王陵选址的过程已不可考，但从结果来看，选址是相当成功的：宁夏地震多发，当年西夏末主被迫降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当时爆发了一场大地震，导致房倒屋塌、死伤无数。1920年，在距离银川只有200千米的海原所爆发的海原地震更被视为“环球大震”“有史以来最剧烈的地震之一”，附近的湖泊甚至因地震而迁移了几干米。但矗立在贺兰山东麓的9座西夏陵陵塔历经天灾人祸，外加被风吹雨淋了近干年，陵塔的主体结构依然清晰可辨，堪称奇迹。


如此”奇迹”，实则要归功于风水堪舆之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所谓风水之说大多是杂糅了阴阳五行和种种方术的无稽之谈，但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年代，风水堪舆之术中却也包含了许多经验之谈乃至地理勘探的手段。比如历代王朝为王陵选址定穴的”玄妙手段，若是换一种思路来看却是相当科学的：选陵就近——太远则祭拜不便；成势于山——如此则基础稳固；择高建陵——如此既能彰显皇家威严，又可避开水患。虽然党项人乃游牧出身，对丧葬之事不如中原重视，但好在党项人从初唐开始便已经内附，多年下来上层人士对中原的先进理念颇为认同。因此风水之术与历朝王陵选址理念便成为西夏陵选址的“理论基础”。


西夏都城兴庆府故址位于今日的银川市兴庆区老城，银川市附近西南略高,东北稍低而由兴庆区老城西去约七十里的贺兰山东麓，正是西夏陵所在，整个陵区海拔约在1130到1200米之间，较之于银川市1010到1150米的海拔高度超出了整整一截。因此“就近”与“择高”两个原则，便轻而易举地达成。更妙的是西夏人奉贺兰山为“神山”“圣山”，王陵背倚贺兰，将先祖安葬于都城与神山之间，从宗教学的角度来说充满了由人而神的象征意味。贺兰山山体坚固，构造稳定，山高坡陡，山洪暴发时水流往往携带山体碎屑滚滚而下，无数年寒来暑往，在山麓前形成了洪积扇前倾斜平原，这方土地表层为细碎沙，深处则是砾石与粗砂交错堆积，结构紧密、承载力强，排水条件好，简直是挖掘陵墓的绝佳基质。美中不足的是陵区跨越数条沟谷，偶有洪水之虞，但这点隐患与其他优势相比，却也算不得什么了。



远超想象的破坏


可惜的是，曾经选址的先祖们恐怕怎么也想不到，后来的西夏陵还是遭遇了远超常人想象的破坏。


成吉思汗在征讨西夏时坠马受伤，大家都认为最好暂时退兵，养伤之后卷土重来。成吉思汗思索再三，觉得自己若此时退兵，难免被西夏人耻笑，决定先派人试探一下西夏君臣态度。结果不试探还好，这一试探彻底出了事：西夏大臣阿沙敢不口出狂言，表示都说你蒙古人“夙以善战名”，我现在就在贺兰山下驻营，“汝与我战，胜则取之”。当然，若是你蒙古人不敢硬碰硬，只想来打家劫舍，那也无妨，“向中兴、西凉自取可也”。


如果是别人说这话也就算了，偏偏这位阿沙敢不乃是西夏与蒙古交恶的导火索之一：昔日蒙古西征花剌子模，命西夏出兵相助时正是这位讥讽成吉思汗“度力不足，何以为汗”。这下梅开二度，成吉思汗完全破防，咬牙切齿发誓“虽死，必往证其言”。《蒙古秘史》称他下诏要求将士们“每次吃饭时，都要说：把他们消灭干净，杀死，消灭掉！”结果成吉思汗本人却死在了征服西夏的前夜。如此深仇大恨，不仅导致西夏末主投降后惨遭杀戮，连带着整个西夏境内都遭遇了一场浩劫。虽说在察罕的劝解下蒙古人并未在中兴府进行屠城，但大规模的破坏却避无可避。西夏陵自然难逃一劫：以规模最大、残存最为完好的三号陵来说，其陵园月城入门后神道两侧的石像生全都被人为打碎，墓室上方则被掘出一个直径23米的巨大盗坑——估计蒙古人为了泄愤，将西夏先王们的尸首全都给刨了出来。


这般惨状几乎在每座陵上都重现了一遍，蒙古人将自己的怒火尽数倾泻到陵墓身上，因此陵区内的地表建筑几乎全部化为瓦砾。幸运的是，西夏自李元昊起大多笃信佛教，所以在墓穴后面另起陵塔，陵塔以夯土为主体结构，层层收敛，矮则十几米，高则二十余米，底座周长动辄上百米。纵然是蒙古铁骑强悍无比，面对这样一个实心土疙瘩也无从下手。西夏陵中最有特色也最为醒目的一部分就这样被保留下来。


惨烈的破坏使得贺兰山脚下这片富饶之地化作炼狱，但更加致命的是战争让党项人流散四方，忘掉了先人的荣光。等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庆王朱栴受封宁夏，当地人已不记得这里是什么地方了。当朱栴来到贺兰山下，为一座座高耸的圆锥形土堆所震撼时，当地人却告诉他这里乃是“西山昊王”之坟。昊王死后为防盗墓，连续出殡了整整一年，最后留下真坟一座，假坟三百六十座。而朱栴则从“昊王”的名字中察觉到一丝异样，最终他在《宁夏新志》中留下“李王墓，贺兰之东，数冢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诸陵是也”的记载，不过更关键的则是后面一句：“人有掘之者，无一物。”



显然，到明初时西夏陵中有价值的陪葬品早已被蒙古大军和随后而来的盗墓者们搜刮一空了，剩下的不过是断瓦残垣与夯土构筑成的陵塔和土墙。此后几百年间，陆续有人至此挖土取砖，将王陵的最后一点价值也彻底榨干，渐渐地风沙掩埋了昔日的帝陵。除高达十几甚至二十几米的夯土陵塔还能露出地表外，陵园边界都已模糊不清。


确认西夏陵


直到1971年冬，考古学者在这衰败的遗址附近发现了西夏文残碑块，才将这片陵区确认为西夏陵。



确定这里就是西夏陵遗址后，考古队马上对六号陵进行发掘。之所以选中六号陵，是因为陵前地表看上去颇为平整，似乎没有遭遇大规模盗挖。结果因为墓道堆土数量庞大，大家断断续续发掘了两年才算摸清六号陵的地下状况：原来这里并非侥幸逃过一劫，其甬道与地宫上部早已被盗坑破坏。只是因为有人给盗坑做了回填，再加上数百年风吹沙堆，所以外表地面看上去才会比较平整。以正常考古流程来说，理应将盗坑上的回填彻底挖开，然而由于经费有限加上时间紧迫，最终大家只得在地下搭棚支架，勉强发掘了甬道、地宫和部分地面遗迹。而地下所发现的东西则尤为触目惊心：厚约20厘米的石板被暴力击碎，甬道中散落着人骨和破碎的陪葬品——考虑到蒙古士兵不太可能自己砍下肢体的一部分丢到甬道之中，最合理的解释便是他们将墓主从棺材里面“请”了出来。

而30多年以后，为贯彻《西夏陵保护总体规划》，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再次趁着对六号陵加固保护的机会进行了大面积发掘，尤其是对出土文物进行了全面梳理。当种种迹象拼接到一起后，大家赫然发现这陵可能是李元昊父亲、夏太宗李德明的嘉陵。

于是一个西夏陵次序排列横空出世了：以李元昊的三号陵为中心，与其呈三角之势的四号陵、六号陵乃是太祖李继迁的裕陵、太宗李德明的嘉陵。由于李继迁和李德明生前并未称帝，因此四号陵与六号陵附近的陪葬墓较之于其他诸陵格外稀少；最南边的一号陵与二号年代接近、形式规模几乎一致，说明两人辈分应该相同，所以推测为襄宗李安全的康陵与桓宗李纯祐的庄陵；五号陵出土残碑中提及宋夏战事，又谈到当时西夏与吐蕃关系还算稳定，种种事件都跟能惠宗扯上关系，因此推测为惠宗李秉常的献陵；七号陵有碑文佐证，早已被定为仁宗李仁孝的寿陵；而八号陵与九号陵则被推测为毅宗李谅祚的安陵和崇宗李乾顺的显陵。只是由于缺乏实实在在的考古证据，这样的次序依然有待进一步考据验证。


2025年7月11日16时23分，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


贺兰山前的黄河滔滔不绝，奔涌向前，从未止歇。山脚下高高耸立的九座西夏陵塔不仅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迹保存最完整的王陵之一，更是西夏文化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实物遗存。在每一次考古发掘中，在每一块残碑的解读里，在每一座陵台的测绘下，西夏的形象正从模糊走向清晰。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6月上，原标题为《王陵考古——揭开尘封的王朝印记》，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刘志斌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张斌 古月 戈雨

推荐


在贺兰山东麓的旷野之上

9座王陵巍然矗立

用其气势恢宏的布局

颇具特色的陵园建筑

精美的琉璃构件和残碑石刻

向世人诉说着一个遥远而神秘的王朝往事

本期，让我们一同走进

中国2025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

西夏陵

这不仅是一次探寻历史之旅

更是一次感悟文明之旅

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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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n \n\n \n
\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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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3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


黄河自青藏高原奔腾而下，狂暴的水流由西向东击中坚固的鄂尔多斯地块,却如同撞上一堵坚不可摧的铁壁，无奈下只得臣服于贺兰山构造带边缘的断裂，沿着断层带劈山造峡，硬生生地辟出一条长达数百里的河道。


这是黄河”几“字弯中起手的一“丿”，奔涌的河水贴着绵延起伏的山脉 滔滔向北，滋润着黄色的大地。而默默耸立的贺兰山不仅与黄河一起围住了窄窄的银川平原,更挡住了自西伯利亚南下的寒流，把冰冷而干燥的空气留在它头顶的黄沙之中。在贺兰山的这一侧，来自太平洋的最后一缕季风被它拥入怀中，潮湿的水汽在这里失去了全部的气力和手段，化作空气中的甘霖细雨。


这里是游牧与农耕的天然分界，匈奴、鲜卑、吐谷浑......一个个剽悍的民族从这里起，向农耕帝国发起冲击。而帝国则以屯田和渠灌作为回应——秦统一六国之后，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在贺兰山下屯田修渠，引黄河之水灌溉膏腴。此后西汉修光禄渠、御史渠；东汉修汉延渠；北魏修艾山渠；唐代开唐徕渠、特进渠......千年来无数先民挥汗如雨，以锹镐为剑，以土石为敌，在黄土高原上留下一条条纵横交错的人工水道。这些水道如经络般不断延伸，灌田百万，让昔日荒芜的边塞最终成为唐人口中“贺兰山下果园成”的塞上江南。


这里曾经是大唐的骄傲，狂野的突厥骑兵被盛唐的军阵拦阻于贺兰山下。“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的诗句是英雄们的注脚。而在安史之乱爆发后，随着吐蕃对陇右的侵吞，这里甚至一度成为大唐西北防线的核心。可当大唐的最后一抹荣光也从地平线上消散，中原大地陷入五代乱世的漫漫长夜后，另一种诱人的可能性却在贺兰山脚下悄然而生：是否有人能抓住这帝国最后的遗产，在这片已经被开垦过的土地上留下新的故事呢?


 

贞观之后，在大唐与吐蕃的战争中被迫内迁的党项人成了新时代的宠儿，他们趁着五代诸朝纷争动乱无暇西顾之际,时而俯首称臣，时而倚险自重，时而大肆护张，时而阴结叛臣，竟然由初唐时的内附部落摇身变为堂堂定难军节度使，最终在北宋时建立西夏，与宋、辽三足鼎立，在银夏大地上缔造了一段传奇的历史。而贺兰山脚下矗立的九座西夏王陵，则是这段历史最好的见证者。


贺兰山下的王陵


自公元1038年李元昊称帝起,到1227年蒙古铁骑踏平西夏为止，西夏政权绵延189年，共历10帝，分别是景宗李元昊、毅宗李谅祚、惠宗李秉常、崇宗李乾顺、仁宗李仁孝、桓宗李纯祐、襄宗李安全、神宗李遵顼，以及献宗李德旺和末主李晛。


 

丧葬乃是大事，王陵的选址更是大事中的大事，因此如何为王陵挑选合适的风水宝地便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虽然由于文献典籍的缺失，西夏为王陵选址的过程已不可考，但从结果来看，选址是相当成功的：宁夏地震多发，当年西夏末主被迫降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当时爆发了一场大地震，导致房倒屋塌、死伤无数。1920年，在距离银川只有200千米的海原所爆发的海原地震更被视为“环球大震”“有史以来最剧烈的地震之一”，附近的湖泊甚至因地震而迁移了几干米。但矗立在贺兰山东麓的9座西夏陵陵塔历经天灾人祸，外加被风吹雨淋了近干年，陵塔的主体结构依然清晰可辨，堪称奇迹。


如此”奇迹”，实则要归功于风水堪舆之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所谓风水之说大多是杂糅了阴阳五行和种种方术的无稽之谈，但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年代，风水堪舆之术中却也包含了许多经验之谈乃至地理勘探的手段。比如历代王朝为王陵选址定穴的”玄妙手段，若是换一种思路来看却是相当科学的：选陵就近——太远则祭拜不便；成势于山——如此则基础稳固；择高建陵——如此既能彰显皇家威严，又可避开水患。虽然党项人乃游牧出身，对丧葬之事不如中原重视，但好在党项人从初唐开始便已经内附，多年下来上层人士对中原的先进理念颇为认同。因此风水之术与历朝王陵选址理念便成为西夏陵选址的“理论基础”。


西夏都城兴庆府故址位于今日的银川市兴庆区老城，银川市附近西南略高,东北稍低而由兴庆区老城西去约七十里的贺兰山东麓，正是西夏陵所在，整个陵区海拔约在1130到1200米之间，较之于银川市1010到1150米的海拔高度超出了整整一截。因此“就近”与“择高”两个原则，便轻而易举地达成。更妙的是西夏人奉贺兰山为“神山”“圣山”，王陵背倚贺兰，将先祖安葬于都城与神山之间，从宗教学的角度来说充满了由人而神的象征意味。贺兰山山体坚固，构造稳定，山高坡陡，山洪暴发时水流往往携带山体碎屑滚滚而下，无数年寒来暑往，在山麓前形成了洪积扇前倾斜平原，这方土地表层为细碎沙，深处则是砾石与粗砂交错堆积，结构紧密、承载力强，排水条件好，简直是挖掘陵墓的绝佳基质。美中不足的是陵区跨越数条沟谷，偶有洪水之虞，但这点隐患与其他优势相比，却也算不得什么了。



远超想象的破坏


可惜的是，曾经选址的先祖们恐怕怎么也想不到，后来的西夏陵还是遭遇了远超常人想象的破坏。


成吉思汗在征讨西夏时坠马受伤，大家都认为最好暂时退兵，养伤之后卷土重来。成吉思汗思索再三，觉得自己若此时退兵，难免被西夏人耻笑，决定先派人试探一下西夏君臣态度。结果不试探还好，这一试探彻底出了事：西夏大臣阿沙敢不口出狂言，表示都说你蒙古人“夙以善战名”，我现在就在贺兰山下驻营，“汝与我战，胜则取之”。当然，若是你蒙古人不敢硬碰硬，只想来打家劫舍，那也无妨，“向中兴、西凉自取可也”。


如果是别人说这话也就算了，偏偏这位阿沙敢不乃是西夏与蒙古交恶的导火索之一：昔日蒙古西征花剌子模，命西夏出兵相助时正是这位讥讽成吉思汗“度力不足，何以为汗”。这下梅开二度，成吉思汗完全破防，咬牙切齿发誓“虽死，必往证其言”。《蒙古秘史》称他下诏要求将士们“每次吃饭时，都要说：把他们消灭干净，杀死，消灭掉！”结果成吉思汗本人却死在了征服西夏的前夜。如此深仇大恨，不仅导致西夏末主投降后惨遭杀戮，连带着整个西夏境内都遭遇了一场浩劫。虽说在察罕的劝解下蒙古人并未在中兴府进行屠城，但大规模的破坏却避无可避。西夏陵自然难逃一劫：以规模最大、残存最为完好的三号陵来说，其陵园月城入门后神道两侧的石像生全都被人为打碎，墓室上方则被掘出一个直径23米的巨大盗坑——估计蒙古人为了泄愤，将西夏先王们的尸首全都给刨了出来。


这般惨状几乎在每座陵上都重现了一遍，蒙古人将自己的怒火尽数倾泻到陵墓身上，因此陵区内的地表建筑几乎全部化为瓦砾。幸运的是，西夏自李元昊起大多笃信佛教，所以在墓穴后面另起陵塔，陵塔以夯土为主体结构，层层收敛，矮则十几米，高则二十余米，底座周长动辄上百米。纵然是蒙古铁骑强悍无比，面对这样一个实心土疙瘩也无从下手。西夏陵中最有特色也最为醒目的一部分就这样被保留下来。


惨烈的破坏使得贺兰山脚下这片富饶之地化作炼狱，但更加致命的是战争让党项人流散四方，忘掉了先人的荣光。等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庆王朱栴受封宁夏，当地人已不记得这里是什么地方了。当朱栴来到贺兰山下，为一座座高耸的圆锥形土堆所震撼时，当地人却告诉他这里乃是“西山昊王”之坟。昊王死后为防盗墓，连续出殡了整整一年，最后留下真坟一座，假坟三百六十座。而朱栴则从“昊王”的名字中察觉到一丝异样，最终他在《宁夏新志》中留下“李王墓，贺兰之东，数冢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诸陵是也”的记载，不过更关键的则是后面一句：“人有掘之者，无一物。”



显然，到明初时西夏陵中有价值的陪葬品早已被蒙古大军和随后而来的盗墓者们搜刮一空了，剩下的不过是断瓦残垣与夯土构筑成的陵塔和土墙。此后几百年间，陆续有人至此挖土取砖，将王陵的最后一点价值也彻底榨干，渐渐地风沙掩埋了昔日的帝陵。除高达十几甚至二十几米的夯土陵塔还能露出地表外，陵园边界都已模糊不清。


确认西夏陵


直到1971年冬，考古学者在这衰败的遗址附近发现了西夏文残碑块，才将这片陵区确认为西夏陵。



确定这里就是西夏陵遗址后，考古队马上对六号陵进行发掘。之所以选中六号陵，是因为陵前地表看上去颇为平整，似乎没有遭遇大规模盗挖。结果因为墓道堆土数量庞大，大家断断续续发掘了两年才算摸清六号陵的地下状况：原来这里并非侥幸逃过一劫，其甬道与地宫上部早已被盗坑破坏。只是因为有人给盗坑做了回填，再加上数百年风吹沙堆，所以外表地面看上去才会比较平整。以正常考古流程来说，理应将盗坑上的回填彻底挖开，然而由于经费有限加上时间紧迫，最终大家只得在地下搭棚支架，勉强发掘了甬道、地宫和部分地面遗迹。而地下所发现的东西则尤为触目惊心：厚约20厘米的石板被暴力击碎，甬道中散落着人骨和破碎的陪葬品——考虑到蒙古士兵不太可能自己砍下肢体的一部分丢到甬道之中，最合理的解释便是他们将墓主从棺材里面“请”了出来。

而30多年以后，为贯彻《西夏陵保护总体规划》，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再次趁着对六号陵加固保护的机会进行了大面积发掘，尤其是对出土文物进行了全面梳理。当种种迹象拼接到一起后，大家赫然发现这陵可能是李元昊父亲、夏太宗李德明的嘉陵。

于是一个西夏陵次序排列横空出世了：以李元昊的三号陵为中心，与其呈三角之势的四号陵、六号陵乃是太祖李继迁的裕陵、太宗李德明的嘉陵。由于李继迁和李德明生前并未称帝，因此四号陵与六号陵附近的陪葬墓较之于其他诸陵格外稀少；最南边的一号陵与二号年代接近、形式规模几乎一致，说明两人辈分应该相同，所以推测为襄宗李安全的康陵与桓宗李纯祐的庄陵；五号陵出土残碑中提及宋夏战事，又谈到当时西夏与吐蕃关系还算稳定，种种事件都跟能惠宗扯上关系，因此推测为惠宗李秉常的献陵；七号陵有碑文佐证，早已被定为仁宗李仁孝的寿陵；而八号陵与九号陵则被推测为毅宗李谅祚的安陵和崇宗李乾顺的显陵。只是由于缺乏实实在在的考古证据，这样的次序依然有待进一步考据验证。


2025年7月11日16时23分，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


贺兰山前的黄河滔滔不绝，奔涌向前，从未止歇。山脚下高高耸立的九座西夏陵塔不仅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迹保存最完整的王陵之一，更是西夏文化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实物遗存。在每一次考古发掘中，在每一块残碑的解读里，在每一座陵台的测绘下，西夏的形象正从模糊走向清晰。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6月上，原标题为《王陵考古——揭开尘封的王朝印记》，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刘志斌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张斌 古月 戈雨

推荐


在贺兰山东麓的旷野之上

9座王陵巍然矗立

用其气势恢宏的布局

颇具特色的陵园建筑

精美的琉璃构件和残碑石刻

向世人诉说着一个遥远而神秘的王朝往事

本期，让我们一同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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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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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3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


黄河自青藏高原奔腾而下，狂暴的水流由西向东击中坚固的鄂尔多斯地块,却如同撞上一堵坚不可摧的铁壁，无奈下只得臣服于贺兰山构造带边缘的断裂，沿着断层带劈山造峡，硬生生地辟出一条长达数百里的河道。


这是黄河”几“字弯中起手的一“丿”，奔涌的河水贴着绵延起伏的山脉 滔滔向北，滋润着黄色的大地。而默默耸立的贺兰山不仅与黄河一起围住了窄窄的银川平原,更挡住了自西伯利亚南下的寒流，把冰冷而干燥的空气留在它头顶的黄沙之中。在贺兰山的这一侧，来自太平洋的最后一缕季风被它拥入怀中，潮湿的水汽在这里失去了全部的气力和手段，化作空气中的甘霖细雨。


这里是游牧与农耕的天然分界，匈奴、鲜卑、吐谷浑......一个个剽悍的民族从这里起，向农耕帝国发起冲击。而帝国则以屯田和渠灌作为回应——秦统一六国之后，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在贺兰山下屯田修渠，引黄河之水灌溉膏腴。此后西汉修光禄渠、御史渠；东汉修汉延渠；北魏修艾山渠；唐代开唐徕渠、特进渠......千年来无数先民挥汗如雨，以锹镐为剑，以土石为敌，在黄土高原上留下一条条纵横交错的人工水道。这些水道如经络般不断延伸，灌田百万，让昔日荒芜的边塞最终成为唐人口中“贺兰山下果园成”的塞上江南。


这里曾经是大唐的骄傲，狂野的突厥骑兵被盛唐的军阵拦阻于贺兰山下。“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的诗句是英雄们的注脚。而在安史之乱爆发后，随着吐蕃对陇右的侵吞，这里甚至一度成为大唐西北防线的核心。可当大唐的最后一抹荣光也从地平线上消散，中原大地陷入五代乱世的漫漫长夜后，另一种诱人的可能性却在贺兰山脚下悄然而生：是否有人能抓住这帝国最后的遗产，在这片已经被开垦过的土地上留下新的故事呢?


 

贞观之后，在大唐与吐蕃的战争中被迫内迁的党项人成了新时代的宠儿，他们趁着五代诸朝纷争动乱无暇西顾之际,时而俯首称臣，时而倚险自重，时而大肆护张，时而阴结叛臣，竟然由初唐时的内附部落摇身变为堂堂定难军节度使，最终在北宋时建立西夏，与宋、辽三足鼎立，在银夏大地上缔造了一段传奇的历史。而贺兰山脚下矗立的九座西夏王陵，则是这段历史最好的见证者。


贺兰山下的王陵


自公元1038年李元昊称帝起,到1227年蒙古铁骑踏平西夏为止，西夏政权绵延189年，共历10帝，分别是景宗李元昊、毅宗李谅祚、惠宗李秉常、崇宗李乾顺、仁宗李仁孝、桓宗李纯祐、襄宗李安全、神宗李遵顼，以及献宗李德旺和末主李晛。


 

丧葬乃是大事，王陵的选址更是大事中的大事，因此如何为王陵挑选合适的风水宝地便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虽然由于文献典籍的缺失，西夏为王陵选址的过程已不可考，但从结果来看，选址是相当成功的：宁夏地震多发，当年西夏末主被迫降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当时爆发了一场大地震，导致房倒屋塌、死伤无数。1920年，在距离银川只有200千米的海原所爆发的海原地震更被视为“环球大震”“有史以来最剧烈的地震之一”，附近的湖泊甚至因地震而迁移了几干米。但矗立在贺兰山东麓的9座西夏陵陵塔历经天灾人祸，外加被风吹雨淋了近干年，陵塔的主体结构依然清晰可辨，堪称奇迹。


如此”奇迹”，实则要归功于风水堪舆之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所谓风水之说大多是杂糅了阴阳五行和种种方术的无稽之谈，但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年代，风水堪舆之术中却也包含了许多经验之谈乃至地理勘探的手段。比如历代王朝为王陵选址定穴的”玄妙手段，若是换一种思路来看却是相当科学的：选陵就近——太远则祭拜不便；成势于山——如此则基础稳固；择高建陵——如此既能彰显皇家威严，又可避开水患。虽然党项人乃游牧出身，对丧葬之事不如中原重视，但好在党项人从初唐开始便已经内附，多年下来上层人士对中原的先进理念颇为认同。因此风水之术与历朝王陵选址理念便成为西夏陵选址的“理论基础”。


西夏都城兴庆府故址位于今日的银川市兴庆区老城，银川市附近西南略高,东北稍低而由兴庆区老城西去约七十里的贺兰山东麓，正是西夏陵所在，整个陵区海拔约在1130到1200米之间，较之于银川市1010到1150米的海拔高度超出了整整一截。因此“就近”与“择高”两个原则，便轻而易举地达成。更妙的是西夏人奉贺兰山为“神山”“圣山”，王陵背倚贺兰，将先祖安葬于都城与神山之间，从宗教学的角度来说充满了由人而神的象征意味。贺兰山山体坚固，构造稳定，山高坡陡，山洪暴发时水流往往携带山体碎屑滚滚而下，无数年寒来暑往，在山麓前形成了洪积扇前倾斜平原，这方土地表层为细碎沙，深处则是砾石与粗砂交错堆积，结构紧密、承载力强，排水条件好，简直是挖掘陵墓的绝佳基质。美中不足的是陵区跨越数条沟谷，偶有洪水之虞，但这点隐患与其他优势相比，却也算不得什么了。



远超想象的破坏


可惜的是，曾经选址的先祖们恐怕怎么也想不到，后来的西夏陵还是遭遇了远超常人想象的破坏。


成吉思汗在征讨西夏时坠马受伤，大家都认为最好暂时退兵，养伤之后卷土重来。成吉思汗思索再三，觉得自己若此时退兵，难免被西夏人耻笑，决定先派人试探一下西夏君臣态度。结果不试探还好，这一试探彻底出了事：西夏大臣阿沙敢不口出狂言，表示都说你蒙古人“夙以善战名”，我现在就在贺兰山下驻营，“汝与我战，胜则取之”。当然，若是你蒙古人不敢硬碰硬，只想来打家劫舍，那也无妨，“向中兴、西凉自取可也”。


如果是别人说这话也就算了，偏偏这位阿沙敢不乃是西夏与蒙古交恶的导火索之一：昔日蒙古西征花剌子模，命西夏出兵相助时正是这位讥讽成吉思汗“度力不足，何以为汗”。这下梅开二度，成吉思汗完全破防，咬牙切齿发誓“虽死，必往证其言”。《蒙古秘史》称他下诏要求将士们“每次吃饭时，都要说：把他们消灭干净，杀死，消灭掉！”结果成吉思汗本人却死在了征服西夏的前夜。如此深仇大恨，不仅导致西夏末主投降后惨遭杀戮，连带着整个西夏境内都遭遇了一场浩劫。虽说在察罕的劝解下蒙古人并未在中兴府进行屠城，但大规模的破坏却避无可避。西夏陵自然难逃一劫：以规模最大、残存最为完好的三号陵来说，其陵园月城入门后神道两侧的石像生全都被人为打碎，墓室上方则被掘出一个直径23米的巨大盗坑——估计蒙古人为了泄愤，将西夏先王们的尸首全都给刨了出来。


这般惨状几乎在每座陵上都重现了一遍，蒙古人将自己的怒火尽数倾泻到陵墓身上，因此陵区内的地表建筑几乎全部化为瓦砾。幸运的是，西夏自李元昊起大多笃信佛教，所以在墓穴后面另起陵塔，陵塔以夯土为主体结构，层层收敛，矮则十几米，高则二十余米，底座周长动辄上百米。纵然是蒙古铁骑强悍无比，面对这样一个实心土疙瘩也无从下手。西夏陵中最有特色也最为醒目的一部分就这样被保留下来。


惨烈的破坏使得贺兰山脚下这片富饶之地化作炼狱，但更加致命的是战争让党项人流散四方，忘掉了先人的荣光。等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庆王朱栴受封宁夏，当地人已不记得这里是什么地方了。当朱栴来到贺兰山下，为一座座高耸的圆锥形土堆所震撼时，当地人却告诉他这里乃是“西山昊王”之坟。昊王死后为防盗墓，连续出殡了整整一年，最后留下真坟一座，假坟三百六十座。而朱栴则从“昊王”的名字中察觉到一丝异样，最终他在《宁夏新志》中留下“李王墓，贺兰之东，数冢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诸陵是也”的记载，不过更关键的则是后面一句：“人有掘之者，无一物。”



显然，到明初时西夏陵中有价值的陪葬品早已被蒙古大军和随后而来的盗墓者们搜刮一空了，剩下的不过是断瓦残垣与夯土构筑成的陵塔和土墙。此后几百年间，陆续有人至此挖土取砖，将王陵的最后一点价值也彻底榨干，渐渐地风沙掩埋了昔日的帝陵。除高达十几甚至二十几米的夯土陵塔还能露出地表外，陵园边界都已模糊不清。


确认西夏陵


直到1971年冬，考古学者在这衰败的遗址附近发现了西夏文残碑块，才将这片陵区确认为西夏陵。



确定这里就是西夏陵遗址后，考古队马上对六号陵进行发掘。之所以选中六号陵，是因为陵前地表看上去颇为平整，似乎没有遭遇大规模盗挖。结果因为墓道堆土数量庞大，大家断断续续发掘了两年才算摸清六号陵的地下状况：原来这里并非侥幸逃过一劫，其甬道与地宫上部早已被盗坑破坏。只是因为有人给盗坑做了回填，再加上数百年风吹沙堆，所以外表地面看上去才会比较平整。以正常考古流程来说，理应将盗坑上的回填彻底挖开，然而由于经费有限加上时间紧迫，最终大家只得在地下搭棚支架，勉强发掘了甬道、地宫和部分地面遗迹。而地下所发现的东西则尤为触目惊心：厚约20厘米的石板被暴力击碎，甬道中散落着人骨和破碎的陪葬品——考虑到蒙古士兵不太可能自己砍下肢体的一部分丢到甬道之中，最合理的解释便是他们将墓主从棺材里面“请”了出来。

而30多年以后，为贯彻《西夏陵保护总体规划》，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再次趁着对六号陵加固保护的机会进行了大面积发掘，尤其是对出土文物进行了全面梳理。当种种迹象拼接到一起后，大家赫然发现这陵可能是李元昊父亲、夏太宗李德明的嘉陵。

于是一个西夏陵次序排列横空出世了：以李元昊的三号陵为中心，与其呈三角之势的四号陵、六号陵乃是太祖李继迁的裕陵、太宗李德明的嘉陵。由于李继迁和李德明生前并未称帝，因此四号陵与六号陵附近的陪葬墓较之于其他诸陵格外稀少；最南边的一号陵与二号年代接近、形式规模几乎一致，说明两人辈分应该相同，所以推测为襄宗李安全的康陵与桓宗李纯祐的庄陵；五号陵出土残碑中提及宋夏战事，又谈到当时西夏与吐蕃关系还算稳定，种种事件都跟能惠宗扯上关系，因此推测为惠宗李秉常的献陵；七号陵有碑文佐证，早已被定为仁宗李仁孝的寿陵；而八号陵与九号陵则被推测为毅宗李谅祚的安陵和崇宗李乾顺的显陵。只是由于缺乏实实在在的考古证据，这样的次序依然有待进一步考据验证。


2025年7月11日16时23分，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


贺兰山前的黄河滔滔不绝，奔涌向前，从未止歇。山脚下高高耸立的九座西夏陵塔不仅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迹保存最完整的王陵之一，更是西夏文化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实物遗存。在每一次考古发掘中，在每一块残碑的解读里，在每一座陵台的测绘下，西夏的形象正从模糊走向清晰。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6月上，原标题为《王陵考古——揭开尘封的王朝印记》，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刘志斌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张斌 古月 戈雨

推荐


在贺兰山东麓的旷野之上

9座王陵巍然矗立

用其气势恢宏的布局

颇具特色的陵园建筑

精美的琉璃构件和残碑石刻

向世人诉说着一个遥远而神秘的王朝往事

本期，让我们一同走进

中国2025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

西夏陵

这不仅是一次探寻历史之旅

更是一次感悟文明之旅

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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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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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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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3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


黄河自青藏高原奔腾而下，狂暴的水流由西向东击中坚固的鄂尔多斯地块,却如同撞上一堵坚不可摧的铁壁，无奈下只得臣服于贺兰山构造带边缘的断裂，沿着断层带劈山造峡，硬生生地辟出一条长达数百里的河道。


这是黄河”几“字弯中起手的一“丿”，奔涌的河水贴着绵延起伏的山脉 滔滔向北，滋润着黄色的大地。而默默耸立的贺兰山不仅与黄河一起围住了窄窄的银川平原,更挡住了自西伯利亚南下的寒流，把冰冷而干燥的空气留在它头顶的黄沙之中。在贺兰山的这一侧，来自太平洋的最后一缕季风被它拥入怀中，潮湿的水汽在这里失去了全部的气力和手段，化作空气中的甘霖细雨。


这里是游牧与农耕的天然分界，匈奴、鲜卑、吐谷浑......一个个剽悍的民族从这里起，向农耕帝国发起冲击。而帝国则以屯田和渠灌作为回应——秦统一六国之后，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在贺兰山下屯田修渠，引黄河之水灌溉膏腴。此后西汉修光禄渠、御史渠；东汉修汉延渠；北魏修艾山渠；唐代开唐徕渠、特进渠......千年来无数先民挥汗如雨，以锹镐为剑，以土石为敌，在黄土高原上留下一条条纵横交错的人工水道。这些水道如经络般不断延伸，灌田百万，让昔日荒芜的边塞最终成为唐人口中“贺兰山下果园成”的塞上江南。


这里曾经是大唐的骄傲，狂野的突厥骑兵被盛唐的军阵拦阻于贺兰山下。“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的诗句是英雄们的注脚。而在安史之乱爆发后，随着吐蕃对陇右的侵吞，这里甚至一度成为大唐西北防线的核心。可当大唐的最后一抹荣光也从地平线上消散，中原大地陷入五代乱世的漫漫长夜后，另一种诱人的可能性却在贺兰山脚下悄然而生：是否有人能抓住这帝国最后的遗产，在这片已经被开垦过的土地上留下新的故事呢?


 

贞观之后，在大唐与吐蕃的战争中被迫内迁的党项人成了新时代的宠儿，他们趁着五代诸朝纷争动乱无暇西顾之际,时而俯首称臣，时而倚险自重，时而大肆护张，时而阴结叛臣，竟然由初唐时的内附部落摇身变为堂堂定难军节度使，最终在北宋时建立西夏，与宋、辽三足鼎立，在银夏大地上缔造了一段传奇的历史。而贺兰山脚下矗立的九座西夏王陵，则是这段历史最好的见证者。


贺兰山下的王陵


自公元1038年李元昊称帝起,到1227年蒙古铁骑踏平西夏为止，西夏政权绵延189年，共历10帝，分别是景宗李元昊、毅宗李谅祚、惠宗李秉常、崇宗李乾顺、仁宗李仁孝、桓宗李纯祐、襄宗李安全、神宗李遵顼，以及献宗李德旺和末主李晛。


 

丧葬乃是大事，王陵的选址更是大事中的大事，因此如何为王陵挑选合适的风水宝地便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虽然由于文献典籍的缺失，西夏为王陵选址的过程已不可考，但从结果来看，选址是相当成功的：宁夏地震多发，当年西夏末主被迫降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当时爆发了一场大地震，导致房倒屋塌、死伤无数。1920年，在距离银川只有200千米的海原所爆发的海原地震更被视为“环球大震”“有史以来最剧烈的地震之一”，附近的湖泊甚至因地震而迁移了几干米。但矗立在贺兰山东麓的9座西夏陵陵塔历经天灾人祸，外加被风吹雨淋了近干年，陵塔的主体结构依然清晰可辨，堪称奇迹。


如此”奇迹”，实则要归功于风水堪舆之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所谓风水之说大多是杂糅了阴阳五行和种种方术的无稽之谈，但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年代，风水堪舆之术中却也包含了许多经验之谈乃至地理勘探的手段。比如历代王朝为王陵选址定穴的”玄妙手段，若是换一种思路来看却是相当科学的：选陵就近——太远则祭拜不便；成势于山——如此则基础稳固；择高建陵——如此既能彰显皇家威严，又可避开水患。虽然党项人乃游牧出身，对丧葬之事不如中原重视，但好在党项人从初唐开始便已经内附，多年下来上层人士对中原的先进理念颇为认同。因此风水之术与历朝王陵选址理念便成为西夏陵选址的“理论基础”。


西夏都城兴庆府故址位于今日的银川市兴庆区老城，银川市附近西南略高,东北稍低而由兴庆区老城西去约七十里的贺兰山东麓，正是西夏陵所在，整个陵区海拔约在1130到1200米之间，较之于银川市1010到1150米的海拔高度超出了整整一截。因此“就近”与“择高”两个原则，便轻而易举地达成。更妙的是西夏人奉贺兰山为“神山”“圣山”，王陵背倚贺兰，将先祖安葬于都城与神山之间，从宗教学的角度来说充满了由人而神的象征意味。贺兰山山体坚固，构造稳定，山高坡陡，山洪暴发时水流往往携带山体碎屑滚滚而下，无数年寒来暑往，在山麓前形成了洪积扇前倾斜平原，这方土地表层为细碎沙，深处则是砾石与粗砂交错堆积，结构紧密、承载力强，排水条件好，简直是挖掘陵墓的绝佳基质。美中不足的是陵区跨越数条沟谷，偶有洪水之虞，但这点隐患与其他优势相比，却也算不得什么了。



远超想象的破坏


可惜的是，曾经选址的先祖们恐怕怎么也想不到，后来的西夏陵还是遭遇了远超常人想象的破坏。


成吉思汗在征讨西夏时坠马受伤，大家都认为最好暂时退兵，养伤之后卷土重来。成吉思汗思索再三，觉得自己若此时退兵，难免被西夏人耻笑，决定先派人试探一下西夏君臣态度。结果不试探还好，这一试探彻底出了事：西夏大臣阿沙敢不口出狂言，表示都说你蒙古人“夙以善战名”，我现在就在贺兰山下驻营，“汝与我战，胜则取之”。当然，若是你蒙古人不敢硬碰硬，只想来打家劫舍，那也无妨，“向中兴、西凉自取可也”。


如果是别人说这话也就算了，偏偏这位阿沙敢不乃是西夏与蒙古交恶的导火索之一：昔日蒙古西征花剌子模，命西夏出兵相助时正是这位讥讽成吉思汗“度力不足，何以为汗”。这下梅开二度，成吉思汗完全破防，咬牙切齿发誓“虽死，必往证其言”。《蒙古秘史》称他下诏要求将士们“每次吃饭时，都要说：把他们消灭干净，杀死，消灭掉！”结果成吉思汗本人却死在了征服西夏的前夜。如此深仇大恨，不仅导致西夏末主投降后惨遭杀戮，连带着整个西夏境内都遭遇了一场浩劫。虽说在察罕的劝解下蒙古人并未在中兴府进行屠城，但大规模的破坏却避无可避。西夏陵自然难逃一劫：以规模最大、残存最为完好的三号陵来说，其陵园月城入门后神道两侧的石像生全都被人为打碎，墓室上方则被掘出一个直径23米的巨大盗坑——估计蒙古人为了泄愤，将西夏先王们的尸首全都给刨了出来。


这般惨状几乎在每座陵上都重现了一遍，蒙古人将自己的怒火尽数倾泻到陵墓身上，因此陵区内的地表建筑几乎全部化为瓦砾。幸运的是，西夏自李元昊起大多笃信佛教，所以在墓穴后面另起陵塔，陵塔以夯土为主体结构，层层收敛，矮则十几米，高则二十余米，底座周长动辄上百米。纵然是蒙古铁骑强悍无比，面对这样一个实心土疙瘩也无从下手。西夏陵中最有特色也最为醒目的一部分就这样被保留下来。


惨烈的破坏使得贺兰山脚下这片富饶之地化作炼狱，但更加致命的是战争让党项人流散四方，忘掉了先人的荣光。等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庆王朱栴受封宁夏，当地人已不记得这里是什么地方了。当朱栴来到贺兰山下，为一座座高耸的圆锥形土堆所震撼时，当地人却告诉他这里乃是“西山昊王”之坟。昊王死后为防盗墓，连续出殡了整整一年，最后留下真坟一座，假坟三百六十座。而朱栴则从“昊王”的名字中察觉到一丝异样，最终他在《宁夏新志》中留下“李王墓，贺兰之东，数冢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诸陵是也”的记载，不过更关键的则是后面一句：“人有掘之者，无一物。”



显然，到明初时西夏陵中有价值的陪葬品早已被蒙古大军和随后而来的盗墓者们搜刮一空了，剩下的不过是断瓦残垣与夯土构筑成的陵塔和土墙。此后几百年间，陆续有人至此挖土取砖，将王陵的最后一点价值也彻底榨干，渐渐地风沙掩埋了昔日的帝陵。除高达十几甚至二十几米的夯土陵塔还能露出地表外，陵园边界都已模糊不清。


确认西夏陵


直到1971年冬，考古学者在这衰败的遗址附近发现了西夏文残碑块，才将这片陵区确认为西夏陵。



确定这里就是西夏陵遗址后，考古队马上对六号陵进行发掘。之所以选中六号陵，是因为陵前地表看上去颇为平整，似乎没有遭遇大规模盗挖。结果因为墓道堆土数量庞大，大家断断续续发掘了两年才算摸清六号陵的地下状况：原来这里并非侥幸逃过一劫，其甬道与地宫上部早已被盗坑破坏。只是因为有人给盗坑做了回填，再加上数百年风吹沙堆，所以外表地面看上去才会比较平整。以正常考古流程来说，理应将盗坑上的回填彻底挖开，然而由于经费有限加上时间紧迫，最终大家只得在地下搭棚支架，勉强发掘了甬道、地宫和部分地面遗迹。而地下所发现的东西则尤为触目惊心：厚约20厘米的石板被暴力击碎，甬道中散落着人骨和破碎的陪葬品——考虑到蒙古士兵不太可能自己砍下肢体的一部分丢到甬道之中，最合理的解释便是他们将墓主从棺材里面“请”了出来。

而30多年以后，为贯彻《西夏陵保护总体规划》，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再次趁着对六号陵加固保护的机会进行了大面积发掘，尤其是对出土文物进行了全面梳理。当种种迹象拼接到一起后，大家赫然发现这陵可能是李元昊父亲、夏太宗李德明的嘉陵。

于是一个西夏陵次序排列横空出世了：以李元昊的三号陵为中心，与其呈三角之势的四号陵、六号陵乃是太祖李继迁的裕陵、太宗李德明的嘉陵。由于李继迁和李德明生前并未称帝，因此四号陵与六号陵附近的陪葬墓较之于其他诸陵格外稀少；最南边的一号陵与二号年代接近、形式规模几乎一致，说明两人辈分应该相同，所以推测为襄宗李安全的康陵与桓宗李纯祐的庄陵；五号陵出土残碑中提及宋夏战事，又谈到当时西夏与吐蕃关系还算稳定，种种事件都跟能惠宗扯上关系，因此推测为惠宗李秉常的献陵；七号陵有碑文佐证，早已被定为仁宗李仁孝的寿陵；而八号陵与九号陵则被推测为毅宗李谅祚的安陵和崇宗李乾顺的显陵。只是由于缺乏实实在在的考古证据，这样的次序依然有待进一步考据验证。


2025年7月11日16时23分，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


贺兰山前的黄河滔滔不绝，奔涌向前，从未止歇。山脚下高高耸立的九座西夏陵塔不仅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迹保存最完整的王陵之一，更是西夏文化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实物遗存。在每一次考古发掘中，在每一块残碑的解读里，在每一座陵台的测绘下，西夏的形象正从模糊走向清晰。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6月上，原标题为《王陵考古——揭开尘封的王朝印记》，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刘志斌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张斌 古月 戈雨

推荐


在贺兰山东麓的旷野之上

9座王陵巍然矗立

用其气势恢宏的布局

颇具特色的陵园建筑

精美的琉璃构件和残碑石刻

向世人诉说着一个遥远而神秘的王朝往事

本期，让我们一同走进

中国2025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

西夏陵

这不仅是一次探寻历史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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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300 字

阅 读 需 要 16 分 钟 


扑克牌是现代社会最常见的娱乐玩品之一，但你有了解过，牌面上那一张张造型独特的图像是怎么来的吗？比如，黑桃K的牌面上，就集合了王冠、竖琴、利剑等种种纹样，最终组合成了一位威严的君主。他到底是谁？



偶像：英雄与神意


利剑、王冠、竖琴，这是牌面黑桃K上最醒目的元素，最为通行的说法认为，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位人物原型，就是《圣经》中最受上帝青睐的国王——以色列“大卫王”。牌面上看似互不相关的纹样，反映的正是“大卫王”同时作为英雄、君主和信徒的身份特质。


按照《圣经》的描述，“大卫王”最初是以英雄的姿态现身于以色列王国的。大卫出生于伯利恒，是耶西的第八个儿子。这位以牧羊为业的少年在以色列与非利士的战争中崭露头角。据《撒母耳记》记叙，战场曾出现一位非利士巨人歌利亚，身强力大，无人能敌，少年大卫却主动请缨出战。他拒绝穿戴铠甲，用投石机应战，竟然成功击杀歌利亚，斩下其头颅，帮助犹太人获得了战斗胜利。此战后，大卫成为百姓交口称赞的英雄，也正式开始了从牧童向国王的身份转变。在《圣经》中，这部分故事围绕着他和以色列国王扫罗的争斗展开，大卫蒸蒸日上的声誉让扫罗心生忌惮，在他的驱逐下，大卫开启了自己的流浪生涯还组建了自己的军队。扫罗战死后，大卫在希伯伦受膏（指将膏油——通常是特制的圣油，倒在或涂抹在某人的头上，表明此人是上帝亲自选定来担任某个重要职分的人）为犹大王，最终统一了全以色列，定都耶路撒冷。



如果这一段传奇故事对应着大卫王形象中的利剑与王冠，那其衣袍上的竖琴图案，则提示着贯穿于他命运始末的神性主题。《撒母耳记》开篇便提到，由于扫罗的悖逆，大卫出生不久便被耶稣通过先知撒母耳选中，秘密膏立为以色列日后之王，而在其流亡途中，也是神的保护和看顾使其安然无恙。神意的出现不仅串联着大卫的生命起伏，也将其从牧童蜕变为君主的传奇彻底升华为神祇的显灵与作为，继而成为君王必须忠诚于耶和华的铁证。这样的暗示在《撒母耳记》中处处可见，甚至扫罗也曾因为大卫“被神膏立”的特殊身份而放弃对他的追杀与迫害。在这样的叙说下，大卫王不但有了坎坷离奇的生平，也在事实上成了最虔诚的信徒，甚至是神意福荫世间的符号。



除了迎回约柜，着手修建圣殿外，竖琴也成为大卫祈祷神旨、传递神意最具代表性的媒介。典型的一幕发生在大卫适逢扫罗王的时期，彼时饱受恶魔困扰的扫罗王因大卫的一曲竖琴奏乐而获得救赎，根源在于“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大卫”，使得手中的竖琴为了神意奏响，以上帝的慈爱悲悯驱散了邪灵。竖琴乐音因而成为连接大卫与神的桥梁，据说大卫王曾多次用竖琴赞美上帝，甚至在迎约柜时（约柜即放置上帝与以色列人所立契约的柜子）还命人奏响竖琴等乐器来虔诚敬拜。


回到现实来看，西方考古的进展曾证实，“大卫王”可能确有其人，活动于公元前10世纪的历史舞台，然而，《圣经》中提到的“定都耶路撒冷”等传奇经历却有着文学杜撰、美化之嫌。尽管如此，“大卫王”身为信徒榜样的地位却从未动摇，频频以救世主领袖、精通律法的学者等理想形象活跃在犹太历史与文化故事中。



受此影响，身世神圣而享誉后世的大卫王成了扑克牌人头牌的取材原型，竖琴、利剑、王冠等鲜明的身份符号也被一同保留。


然而，不管是大卫王还是其角色形象的故事，都没有结束。


圣像：勇气与权欲


世界著名雕塑家米开朗基罗曾留下一件旷世之作。



这件人物雕像是由一块被称为“巨人”的大理石雕刻而成，其成品的人物形象体格健壮，面目俊美，肌肉线条饱满，神态坚毅。人物左手紧握的石块则证明，米开朗基罗意图塑造的，正是经典的以色列英雄“大卫王”。



这件作品有着西方美术史上艺术成就最高的男性裸体塑像的美名。凭借巧夺天工的雕刻技艺，米开朗基罗成功还原了神话中大卫投石击杀歌利亚的场景，然而，人们细究发现，呈现在米开朗基罗手下的“大卫王”却和神话记载有着不小的出入。例如，《旧约》中创造奇迹的青年牧童，却成了雕塑中的俊美成人，故事中提及的石机也被“弱化”为了普通石头。


这番米开朗其罗故意为之的艺术设计，揭开了“大卫王”从神台走向近代历史的演变端倪。


问题的关键在于《大卫》的成型时间。1494年，在宗教人士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的领导下，人们揭竿而起推翻了曾统治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建立了佛罗伦萨第二共和国。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正是雕塑《大卫》的主要委托方，据说，佛罗伦萨的“共和国政府”认为，《圣经》中大卫击败巨人的事迹同此前爆发的革命相互呼应，大卫身上闪烁的自由、正义光辉，成为佛罗伦萨人民反抗专制统治的最好注脚。


接受委托的米开朗基罗和美第奇家族渊源颇深，不过，尽管正是美第奇家族成员的资助让米开朗基罗有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但他对美第奇家族的专制早有不满，1494年的革命无异于火上浇油，直接点燃了米开朗基罗对共和的青睐与渴望。据说，这位艺术家非常同情人民的反抗，面对此后美第奇家族复辟后的邀约也避之不及，甚至还曾亲身参与1529年的起义。政府委托和内心向往一拍而合，米开朗基罗开始潜心创作《大卫王》，一锤一刻下的也不单单只是神秘的偶像，而是米开朗基罗心中捍卫国家的勇士。因此，米开朗基罗放弃了对大卫割掉敌人头颅的胜利颂扬，转而仔细描刻其甩石的勇气与坚毅。在他的锤凿之下，大卫头部微俯，炯目而视，手中抓着投石带，仿佛下一瞬就将投掷巨石，驱逐强敌。雕像人物的蓄势待发与紧张神情，也被理解为米开朗基罗对世人的警策——不要忘记保护共和国的艰巨，如他自己所说，“领导人应当像大卫一样保卫祖国。”



相较于米开朗基罗的直抒胸臆，大卫王留在另一件艺术作品中的形象则更加隐晦和复杂。


这是一幅以裸体女性为主体的油画作品，由17世纪荷兰画家伦勃朗创作。画面中，身材略显臃肿的女性裸身而坐，手中无力地握着一封信笺，神情低沉而忧郁。画像中并未出现“大卫王”的身影，却影射了《圣经》传说中大卫王的另一段秘辛。



撒母耳记记载，大卫称王之后曾偶见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沐浴，迷恋其美色，后来得知此女是其部下乌里亚的妻子拔士巴，为“抱得美人归”，他不仅送亲笔信求爱，还设计谋害乌里亚战死沙场，最终将拔士巴召入宫内占为己有。大卫王最终因此举遭遇神罚，落得惨淡结局，拔士巴的故事也传于后世。伦勃朗描画的正是拔士巴手握大卫王来信的情景，但不同于传说中的桃色绯闻，伦勃朗笔下的拔士巴没有倾城之色，反而只是一个平凡女子。刻画的重点也从情节本身变化为了拔士巴的神情面容，画面中她眉眼低垂，似乎身处两难，内心挣扎痛苦。后世研究发现，这些处理与矛盾反映出伦勃朗完全异于米开朗基罗的创作动机，更直白地说，在这位特别的画家笔下，同时身处“暗处”的拔士巴和大卫王，共同构成了伦勃朗的尖锐批判与现实反击。


对抗首先来源于伦勃朗对“圣像”传统的坚守。17世纪的宗教改革深刻影响了荷兰社会，这也使得传统天主教奉行的圣像崇拜受到摒弃与抨击。然而，伦勃朗却不愿意放弃对《圣经》题材的创作，在他的心中，宗教圣像画并非神意外化，而是人性的容器，因此出自其画笔下的形象往往表现着鲜活的世俗与人格，抱负、斗争、梦想等活生生的生活与心声，被他如实展现在画布上。这样的坚守也被延续到了拔士巴的形象创作上，伦勃朗放弃了君主专制时期的社会审美，既延续“大卫王”的故事传统，用犀利笔触抨击了强权与暴君，又回到荷兰的艺术社会，以对真实肉体的描绘批判宫廷的虚伪，畅诉对主流的不屑。



反击也夹杂着伦勃朗的自我言说。根据记录，创作拔士巴画像时的伦勃朗正处于人生的低谷，丧妻、破产、穷困等不幸将其拖入泥潭，雪上加霜的是，与模特情妇的未婚同居使其遭遇了教会的公开谴责，甚至一度被禁止领圣餐。在《圣经》故事中，拔士巴与大卫王的“绯闻”一直被批驳为道德败坏的标志，这也使得这段对拔士巴的“再创”被后世理解为一种无声的控诉，手握信笺无力抗衡命运的美妇照映出现实中情妇遭遇的社会压力与道德指摘，而伦勃朗选择正面一切，欲望、丑闻、道德枷锁，通通被公之于世。


这种坦然和不屑在伦勃朗晚年的画像中被再度证实，画作中，垂垂老矣的伦勃朗完全无意掩盖自我的衰老和丑陋，他以真面目示人，也用真面目入画，只为留下自己作为“真实人物”而存在的容貌与形态，供世人观看、讨论乃至研究。


在这种复杂再现下，《手持大卫王来信的拔士巴》不仅获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也作为“思想与社会转型”的灯塔伫立于荷兰王国的历史潮涌中，其间充盈着的传统变革、宗教超越和人性回归，一同融入了大卫王的故事序章，成为其身姿历经时代境迁而留下的悠长剪影。

 

牌像：虚幻与现实


扑克牌的出现，是“大卫王”形象演变的另一处里程碑。


1813年，法国政府曾颁布一个官方批准的扑克设计，并对其中每一张人头牌正式命名，此举确定了扑克牌中的“J、Q、K”，使其分别成为侍从、皇后、国王的缩写。


神奇的是，除了名称的对应，十二张人头牌中不少的人物形象也和《圣经》等神话典籍有着密切联系。



其中，作为《圣经》典型代表人物的“大卫王”为何会被扑克选中，虽然已经无法考证，但也有些因头可寻。


首先可以证实的是，西方的扑克牌多少受到了埃及历史文化的影响。虽然根据研究，世界上最早的扑克牌应该出现在中国，以明朝时期的“叶子戏”为雏形，但需要承认的是，中国纸牌传向欧洲的过程，还是经历了地区之间的传递与过渡。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比博物馆的档案室中的一段记录证明了这段时期的存在，据其所言，1400年前的古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遗物中含有52张牌，其组成和西式牌面组成非常相似，而这副牌的花色有硬币、剑、高脚杯、马球棍等，一些学者据此推测，这些纹样被相继保留、转化，先后被发展、丰富为意大利扑克牌中的马球棒、剑、高脚杯和硬币，最后被法国改造成了方便钢板印刷的简单图案“三叶草”“矛头”“阶砖”和“红心”，这些渊源与设计被悉数整合、杂糅，最后成了现代扑克牌中的四种样式：黑桃、梅花、方块和红心。



相对于笼统的传统延续，更多的观点则倾向于历史的影响，即扑克牌背后存在的矛盾博弈和人头牌人物选择的相互关联。简单来说，扑克牌代表的娱乐与赌博，被基督教等众多教义视为罪孽，而对牌面图像的改进，则成了让扑克牌幸存于世的必然之举。其结果是扑克牌和宗教文化的结合，例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年轻时，红衣主教就曾在扑克牌上绘制神话、寓言等故事，从而激起对方的学习兴趣。英国也曾如法炮制，在17世纪将扑克牌改造为教育的工具和媒介，通过牌面图案的修改来弱化其赌博属性。更有传言称，20世纪美国传教士以扑克牌解释教义，一度将这种娱乐卡片硬生生变成了“压缩版”《圣经》。


“存世之道”外，宗教元素对牌面的影响也曾被解释为占卜的常态变形。这需要追溯到扑克牌和塔罗牌的历史纠缠，后者是一种流行于15世纪意大利的贵族纸牌游戏，后被发展出占卜用途。研究显示，扑克牌和塔罗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这也使得“占卜通灵”成为娱乐之外始终伴随扑克牌发展而存在的功能。19世纪开始，有学者就曾在写作中提及纸牌占卜的现象，人们认为52张牌有着丰富的组合可能，占卜师可以借此做出非常多的预测与关系解读。在扑克牌的主要发明地法国，纸牌占卜更是非常流行的社会活动，很多记录显示，许多人曾以此预测个人的命运和走向。这也使得扑克牌天然被赋予了神秘的宗教性质，成为一种可触碰的灵性符号。例如印在17世纪英国特制扑克牌上的德文诗谶就写着：星辰轨迹昭示危机，逆风而行方得生机。


如同这段诗文所描述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种空灵缥缈和鲜活现实的碰撞总是很直白地存在于扑克牌穿梭的生活场景，也许这无法决定“大卫王”成为“黑桃K”的结局，却在冥冥之中勾勒着，岁月变迁中，神秘莫测的宗教形象，从神台典籍走向社会人间，重返人心与烟火的浪漫足迹。

 

参考文献：

[1] 翁启宇著,全球史下看中国 从大河文明到地缘文明  约公元前2000年-前950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3.

[2] [加]戈登・菲 [美]道格拉斯・斯图尔特，《圣经导读下按卷读经》，李瑞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阮炜作,西方文明三千年 从希腊城邦到工业革命,东方出版中心,2023.

[4] 张宝洲，赵蓓著,外国美术史,西北大学出版社,2008.

[5] 龙迪勇，图像与文字的符号特性及其在叙事活动中的相互模仿，《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11期.

[6] 顾卫民.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7] (英)詹姆斯·M.拉塞尔作；鲁晨鹏译,神奇的发明 古人比我们更超前,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2021.06,第40页.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念缓‍‍‍‍‍‍‍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曲晨溪（实习）‍
校对 | 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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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3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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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克牌是现代社会最常见的娱乐玩品之一，但你有了解过，牌面上那一张张造型独特的图像是怎么来的吗？比如，黑桃K的牌面上，就集合了王冠、竖琴、利剑等种种纹样，最终组合成了一位威严的君主。他到底是谁？



偶像：英雄与神意


利剑、王冠、竖琴，这是牌面黑桃K上最醒目的元素，最为通行的说法认为，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位人物原型，就是《圣经》中最受上帝青睐的国王——以色列“大卫王”。牌面上看似互不相关的纹样，反映的正是“大卫王”同时作为英雄、君主和信徒的身份特质。


按照《圣经》的描述，“大卫王”最初是以英雄的姿态现身于以色列王国的。大卫出生于伯利恒，是耶西的第八个儿子。这位以牧羊为业的少年在以色列与非利士的战争中崭露头角。据《撒母耳记》记叙，战场曾出现一位非利士巨人歌利亚，身强力大，无人能敌，少年大卫却主动请缨出战。他拒绝穿戴铠甲，用投石机应战，竟然成功击杀歌利亚，斩下其头颅，帮助犹太人获得了战斗胜利。此战后，大卫成为百姓交口称赞的英雄，也正式开始了从牧童向国王的身份转变。在《圣经》中，这部分故事围绕着他和以色列国王扫罗的争斗展开，大卫蒸蒸日上的声誉让扫罗心生忌惮，在他的驱逐下，大卫开启了自己的流浪生涯还组建了自己的军队。扫罗战死后，大卫在希伯伦受膏（指将膏油——通常是特制的圣油，倒在或涂抹在某人的头上，表明此人是上帝亲自选定来担任某个重要职分的人）为犹大王，最终统一了全以色列，定都耶路撒冷。



如果这一段传奇故事对应着大卫王形象中的利剑与王冠，那其衣袍上的竖琴图案，则提示着贯穿于他命运始末的神性主题。《撒母耳记》开篇便提到，由于扫罗的悖逆，大卫出生不久便被耶稣通过先知撒母耳选中，秘密膏立为以色列日后之王，而在其流亡途中，也是神的保护和看顾使其安然无恙。神意的出现不仅串联着大卫的生命起伏，也将其从牧童蜕变为君主的传奇彻底升华为神祇的显灵与作为，继而成为君王必须忠诚于耶和华的铁证。这样的暗示在《撒母耳记》中处处可见，甚至扫罗也曾因为大卫“被神膏立”的特殊身份而放弃对他的追杀与迫害。在这样的叙说下，大卫王不但有了坎坷离奇的生平，也在事实上成了最虔诚的信徒，甚至是神意福荫世间的符号。



除了迎回约柜，着手修建圣殿外，竖琴也成为大卫祈祷神旨、传递神意最具代表性的媒介。典型的一幕发生在大卫适逢扫罗王的时期，彼时饱受恶魔困扰的扫罗王因大卫的一曲竖琴奏乐而获得救赎，根源在于“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大卫”，使得手中的竖琴为了神意奏响，以上帝的慈爱悲悯驱散了邪灵。竖琴乐音因而成为连接大卫与神的桥梁，据说大卫王曾多次用竖琴赞美上帝，甚至在迎约柜时（约柜即放置上帝与以色列人所立契约的柜子）还命人奏响竖琴等乐器来虔诚敬拜。


回到现实来看，西方考古的进展曾证实，“大卫王”可能确有其人，活动于公元前10世纪的历史舞台，然而，《圣经》中提到的“定都耶路撒冷”等传奇经历却有着文学杜撰、美化之嫌。尽管如此，“大卫王”身为信徒榜样的地位却从未动摇，频频以救世主领袖、精通律法的学者等理想形象活跃在犹太历史与文化故事中。



受此影响，身世神圣而享誉后世的大卫王成了扑克牌人头牌的取材原型，竖琴、利剑、王冠等鲜明的身份符号也被一同保留。


然而，不管是大卫王还是其角色形象的故事，都没有结束。


圣像：勇气与权欲


世界著名雕塑家米开朗基罗曾留下一件旷世之作。



这件人物雕像是由一块被称为“巨人”的大理石雕刻而成，其成品的人物形象体格健壮，面目俊美，肌肉线条饱满，神态坚毅。人物左手紧握的石块则证明，米开朗基罗意图塑造的，正是经典的以色列英雄“大卫王”。



这件作品有着西方美术史上艺术成就最高的男性裸体塑像的美名。凭借巧夺天工的雕刻技艺，米开朗基罗成功还原了神话中大卫投石击杀歌利亚的场景，然而，人们细究发现，呈现在米开朗基罗手下的“大卫王”却和神话记载有着不小的出入。例如，《旧约》中创造奇迹的青年牧童，却成了雕塑中的俊美成人，故事中提及的石机也被“弱化”为了普通石头。


这番米开朗其罗故意为之的艺术设计，揭开了“大卫王”从神台走向近代历史的演变端倪。


问题的关键在于《大卫》的成型时间。1494年，在宗教人士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的领导下，人们揭竿而起推翻了曾统治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建立了佛罗伦萨第二共和国。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正是雕塑《大卫》的主要委托方，据说，佛罗伦萨的“共和国政府”认为，《圣经》中大卫击败巨人的事迹同此前爆发的革命相互呼应，大卫身上闪烁的自由、正义光辉，成为佛罗伦萨人民反抗专制统治的最好注脚。


接受委托的米开朗基罗和美第奇家族渊源颇深，不过，尽管正是美第奇家族成员的资助让米开朗基罗有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但他对美第奇家族的专制早有不满，1494年的革命无异于火上浇油，直接点燃了米开朗基罗对共和的青睐与渴望。据说，这位艺术家非常同情人民的反抗，面对此后美第奇家族复辟后的邀约也避之不及，甚至还曾亲身参与1529年的起义。政府委托和内心向往一拍而合，米开朗基罗开始潜心创作《大卫王》，一锤一刻下的也不单单只是神秘的偶像，而是米开朗基罗心中捍卫国家的勇士。因此，米开朗基罗放弃了对大卫割掉敌人头颅的胜利颂扬，转而仔细描刻其甩石的勇气与坚毅。在他的锤凿之下，大卫头部微俯，炯目而视，手中抓着投石带，仿佛下一瞬就将投掷巨石，驱逐强敌。雕像人物的蓄势待发与紧张神情，也被理解为米开朗基罗对世人的警策——不要忘记保护共和国的艰巨，如他自己所说，“领导人应当像大卫一样保卫祖国。”



相较于米开朗基罗的直抒胸臆，大卫王留在另一件艺术作品中的形象则更加隐晦和复杂。


这是一幅以裸体女性为主体的油画作品，由17世纪荷兰画家伦勃朗创作。画面中，身材略显臃肿的女性裸身而坐，手中无力地握着一封信笺，神情低沉而忧郁。画像中并未出现“大卫王”的身影，却影射了《圣经》传说中大卫王的另一段秘辛。



撒母耳记记载，大卫称王之后曾偶见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沐浴，迷恋其美色，后来得知此女是其部下乌里亚的妻子拔士巴，为“抱得美人归”，他不仅送亲笔信求爱，还设计谋害乌里亚战死沙场，最终将拔士巴召入宫内占为己有。大卫王最终因此举遭遇神罚，落得惨淡结局，拔士巴的故事也传于后世。伦勃朗描画的正是拔士巴手握大卫王来信的情景，但不同于传说中的桃色绯闻，伦勃朗笔下的拔士巴没有倾城之色，反而只是一个平凡女子。刻画的重点也从情节本身变化为了拔士巴的神情面容，画面中她眉眼低垂，似乎身处两难，内心挣扎痛苦。后世研究发现，这些处理与矛盾反映出伦勃朗完全异于米开朗基罗的创作动机，更直白地说，在这位特别的画家笔下，同时身处“暗处”的拔士巴和大卫王，共同构成了伦勃朗的尖锐批判与现实反击。


对抗首先来源于伦勃朗对“圣像”传统的坚守。17世纪的宗教改革深刻影响了荷兰社会，这也使得传统天主教奉行的圣像崇拜受到摒弃与抨击。然而，伦勃朗却不愿意放弃对《圣经》题材的创作，在他的心中，宗教圣像画并非神意外化，而是人性的容器，因此出自其画笔下的形象往往表现着鲜活的世俗与人格，抱负、斗争、梦想等活生生的生活与心声，被他如实展现在画布上。这样的坚守也被延续到了拔士巴的形象创作上，伦勃朗放弃了君主专制时期的社会审美，既延续“大卫王”的故事传统，用犀利笔触抨击了强权与暴君，又回到荷兰的艺术社会，以对真实肉体的描绘批判宫廷的虚伪，畅诉对主流的不屑。



反击也夹杂着伦勃朗的自我言说。根据记录，创作拔士巴画像时的伦勃朗正处于人生的低谷，丧妻、破产、穷困等不幸将其拖入泥潭，雪上加霜的是，与模特情妇的未婚同居使其遭遇了教会的公开谴责，甚至一度被禁止领圣餐。在《圣经》故事中，拔士巴与大卫王的“绯闻”一直被批驳为道德败坏的标志，这也使得这段对拔士巴的“再创”被后世理解为一种无声的控诉，手握信笺无力抗衡命运的美妇照映出现实中情妇遭遇的社会压力与道德指摘，而伦勃朗选择正面一切，欲望、丑闻、道德枷锁，通通被公之于世。


这种坦然和不屑在伦勃朗晚年的画像中被再度证实，画作中，垂垂老矣的伦勃朗完全无意掩盖自我的衰老和丑陋，他以真面目示人，也用真面目入画，只为留下自己作为“真实人物”而存在的容貌与形态，供世人观看、讨论乃至研究。


在这种复杂再现下，《手持大卫王来信的拔士巴》不仅获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也作为“思想与社会转型”的灯塔伫立于荷兰王国的历史潮涌中，其间充盈着的传统变革、宗教超越和人性回归，一同融入了大卫王的故事序章，成为其身姿历经时代境迁而留下的悠长剪影。

 

牌像：虚幻与现实


扑克牌的出现，是“大卫王”形象演变的另一处里程碑。


1813年，法国政府曾颁布一个官方批准的扑克设计，并对其中每一张人头牌正式命名，此举确定了扑克牌中的“J、Q、K”，使其分别成为侍从、皇后、国王的缩写。


神奇的是，除了名称的对应，十二张人头牌中不少的人物形象也和《圣经》等神话典籍有着密切联系。



其中，作为《圣经》典型代表人物的“大卫王”为何会被扑克选中，虽然已经无法考证，但也有些因头可寻。


首先可以证实的是，西方的扑克牌多少受到了埃及历史文化的影响。虽然根据研究，世界上最早的扑克牌应该出现在中国，以明朝时期的“叶子戏”为雏形，但需要承认的是，中国纸牌传向欧洲的过程，还是经历了地区之间的传递与过渡。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比博物馆的档案室中的一段记录证明了这段时期的存在，据其所言，1400年前的古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遗物中含有52张牌，其组成和西式牌面组成非常相似，而这副牌的花色有硬币、剑、高脚杯、马球棍等，一些学者据此推测，这些纹样被相继保留、转化，先后被发展、丰富为意大利扑克牌中的马球棒、剑、高脚杯和硬币，最后被法国改造成了方便钢板印刷的简单图案“三叶草”“矛头”“阶砖”和“红心”，这些渊源与设计被悉数整合、杂糅，最后成了现代扑克牌中的四种样式：黑桃、梅花、方块和红心。



相对于笼统的传统延续，更多的观点则倾向于历史的影响，即扑克牌背后存在的矛盾博弈和人头牌人物选择的相互关联。简单来说，扑克牌代表的娱乐与赌博，被基督教等众多教义视为罪孽，而对牌面图像的改进，则成了让扑克牌幸存于世的必然之举。其结果是扑克牌和宗教文化的结合，例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年轻时，红衣主教就曾在扑克牌上绘制神话、寓言等故事，从而激起对方的学习兴趣。英国也曾如法炮制，在17世纪将扑克牌改造为教育的工具和媒介，通过牌面图案的修改来弱化其赌博属性。更有传言称，20世纪美国传教士以扑克牌解释教义，一度将这种娱乐卡片硬生生变成了“压缩版”《圣经》。


“存世之道”外，宗教元素对牌面的影响也曾被解释为占卜的常态变形。这需要追溯到扑克牌和塔罗牌的历史纠缠，后者是一种流行于15世纪意大利的贵族纸牌游戏，后被发展出占卜用途。研究显示，扑克牌和塔罗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这也使得“占卜通灵”成为娱乐之外始终伴随扑克牌发展而存在的功能。19世纪开始，有学者就曾在写作中提及纸牌占卜的现象，人们认为52张牌有着丰富的组合可能，占卜师可以借此做出非常多的预测与关系解读。在扑克牌的主要发明地法国，纸牌占卜更是非常流行的社会活动，很多记录显示，许多人曾以此预测个人的命运和走向。这也使得扑克牌天然被赋予了神秘的宗教性质，成为一种可触碰的灵性符号。例如印在17世纪英国特制扑克牌上的德文诗谶就写着：星辰轨迹昭示危机，逆风而行方得生机。


如同这段诗文所描述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种空灵缥缈和鲜活现实的碰撞总是很直白地存在于扑克牌穿梭的生活场景，也许这无法决定“大卫王”成为“黑桃K”的结局，却在冥冥之中勾勒着，岁月变迁中，神秘莫测的宗教形象，从神台典籍走向社会人间，重返人心与烟火的浪漫足迹。

 

参考文献：

[1] 翁启宇著,全球史下看中国 从大河文明到地缘文明  约公元前2000年-前950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3.

[2] [加]戈登・菲 [美]道格拉斯・斯图尔特，《圣经导读下按卷读经》，李瑞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阮炜作,西方文明三千年 从希腊城邦到工业革命,东方出版中心,2023.

[4] 张宝洲，赵蓓著,外国美术史,西北大学出版社,2008.

[5] 龙迪勇，图像与文字的符号特性及其在叙事活动中的相互模仿，《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11期.

[6] 顾卫民.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7] (英)詹姆斯·M.拉塞尔作；鲁晨鹏译,神奇的发明 古人比我们更超前,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2021.06,第40页.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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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念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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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 周斌
排版 | 曲晨溪（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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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五百年的权力对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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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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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300 字

阅 读 需 要 16 分 钟 


扑克牌是现代社会最常见的娱乐玩品之一，但你有了解过，牌面上那一张张造型独特的图像是怎么来的吗？比如，黑桃K的牌面上，就集合了王冠、竖琴、利剑等种种纹样，最终组合成了一位威严的君主。他到底是谁？



偶像：英雄与神意


利剑、王冠、竖琴，这是牌面黑桃K上最醒目的元素，最为通行的说法认为，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位人物原型，就是《圣经》中最受上帝青睐的国王——以色列“大卫王”。牌面上看似互不相关的纹样，反映的正是“大卫王”同时作为英雄、君主和信徒的身份特质。


按照《圣经》的描述，“大卫王”最初是以英雄的姿态现身于以色列王国的。大卫出生于伯利恒，是耶西的第八个儿子。这位以牧羊为业的少年在以色列与非利士的战争中崭露头角。据《撒母耳记》记叙，战场曾出现一位非利士巨人歌利亚，身强力大，无人能敌，少年大卫却主动请缨出战。他拒绝穿戴铠甲，用投石机应战，竟然成功击杀歌利亚，斩下其头颅，帮助犹太人获得了战斗胜利。此战后，大卫成为百姓交口称赞的英雄，也正式开始了从牧童向国王的身份转变。在《圣经》中，这部分故事围绕着他和以色列国王扫罗的争斗展开，大卫蒸蒸日上的声誉让扫罗心生忌惮，在他的驱逐下，大卫开启了自己的流浪生涯还组建了自己的军队。扫罗战死后，大卫在希伯伦受膏（指将膏油——通常是特制的圣油，倒在或涂抹在某人的头上，表明此人是上帝亲自选定来担任某个重要职分的人）为犹大王，最终统一了全以色列，定都耶路撒冷。



如果这一段传奇故事对应着大卫王形象中的利剑与王冠，那其衣袍上的竖琴图案，则提示着贯穿于他命运始末的神性主题。《撒母耳记》开篇便提到，由于扫罗的悖逆，大卫出生不久便被耶稣通过先知撒母耳选中，秘密膏立为以色列日后之王，而在其流亡途中，也是神的保护和看顾使其安然无恙。神意的出现不仅串联着大卫的生命起伏，也将其从牧童蜕变为君主的传奇彻底升华为神祇的显灵与作为，继而成为君王必须忠诚于耶和华的铁证。这样的暗示在《撒母耳记》中处处可见，甚至扫罗也曾因为大卫“被神膏立”的特殊身份而放弃对他的追杀与迫害。在这样的叙说下，大卫王不但有了坎坷离奇的生平，也在事实上成了最虔诚的信徒，甚至是神意福荫世间的符号。



除了迎回约柜，着手修建圣殿外，竖琴也成为大卫祈祷神旨、传递神意最具代表性的媒介。典型的一幕发生在大卫适逢扫罗王的时期，彼时饱受恶魔困扰的扫罗王因大卫的一曲竖琴奏乐而获得救赎，根源在于“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大卫”，使得手中的竖琴为了神意奏响，以上帝的慈爱悲悯驱散了邪灵。竖琴乐音因而成为连接大卫与神的桥梁，据说大卫王曾多次用竖琴赞美上帝，甚至在迎约柜时（约柜即放置上帝与以色列人所立契约的柜子）还命人奏响竖琴等乐器来虔诚敬拜。


回到现实来看，西方考古的进展曾证实，“大卫王”可能确有其人，活动于公元前10世纪的历史舞台，然而，《圣经》中提到的“定都耶路撒冷”等传奇经历却有着文学杜撰、美化之嫌。尽管如此，“大卫王”身为信徒榜样的地位却从未动摇，频频以救世主领袖、精通律法的学者等理想形象活跃在犹太历史与文化故事中。



受此影响，身世神圣而享誉后世的大卫王成了扑克牌人头牌的取材原型，竖琴、利剑、王冠等鲜明的身份符号也被一同保留。


然而，不管是大卫王还是其角色形象的故事，都没有结束。


圣像：勇气与权欲


世界著名雕塑家米开朗基罗曾留下一件旷世之作。



这件人物雕像是由一块被称为“巨人”的大理石雕刻而成，其成品的人物形象体格健壮，面目俊美，肌肉线条饱满，神态坚毅。人物左手紧握的石块则证明，米开朗基罗意图塑造的，正是经典的以色列英雄“大卫王”。



这件作品有着西方美术史上艺术成就最高的男性裸体塑像的美名。凭借巧夺天工的雕刻技艺，米开朗基罗成功还原了神话中大卫投石击杀歌利亚的场景，然而，人们细究发现，呈现在米开朗基罗手下的“大卫王”却和神话记载有着不小的出入。例如，《旧约》中创造奇迹的青年牧童，却成了雕塑中的俊美成人，故事中提及的石机也被“弱化”为了普通石头。


这番米开朗其罗故意为之的艺术设计，揭开了“大卫王”从神台走向近代历史的演变端倪。


问题的关键在于《大卫》的成型时间。1494年，在宗教人士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的领导下，人们揭竿而起推翻了曾统治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建立了佛罗伦萨第二共和国。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正是雕塑《大卫》的主要委托方，据说，佛罗伦萨的“共和国政府”认为，《圣经》中大卫击败巨人的事迹同此前爆发的革命相互呼应，大卫身上闪烁的自由、正义光辉，成为佛罗伦萨人民反抗专制统治的最好注脚。


接受委托的米开朗基罗和美第奇家族渊源颇深，不过，尽管正是美第奇家族成员的资助让米开朗基罗有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但他对美第奇家族的专制早有不满，1494年的革命无异于火上浇油，直接点燃了米开朗基罗对共和的青睐与渴望。据说，这位艺术家非常同情人民的反抗，面对此后美第奇家族复辟后的邀约也避之不及，甚至还曾亲身参与1529年的起义。政府委托和内心向往一拍而合，米开朗基罗开始潜心创作《大卫王》，一锤一刻下的也不单单只是神秘的偶像，而是米开朗基罗心中捍卫国家的勇士。因此，米开朗基罗放弃了对大卫割掉敌人头颅的胜利颂扬，转而仔细描刻其甩石的勇气与坚毅。在他的锤凿之下，大卫头部微俯，炯目而视，手中抓着投石带，仿佛下一瞬就将投掷巨石，驱逐强敌。雕像人物的蓄势待发与紧张神情，也被理解为米开朗基罗对世人的警策——不要忘记保护共和国的艰巨，如他自己所说，“领导人应当像大卫一样保卫祖国。”



相较于米开朗基罗的直抒胸臆，大卫王留在另一件艺术作品中的形象则更加隐晦和复杂。


这是一幅以裸体女性为主体的油画作品，由17世纪荷兰画家伦勃朗创作。画面中，身材略显臃肿的女性裸身而坐，手中无力地握着一封信笺，神情低沉而忧郁。画像中并未出现“大卫王”的身影，却影射了《圣经》传说中大卫王的另一段秘辛。



撒母耳记记载，大卫称王之后曾偶见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沐浴，迷恋其美色，后来得知此女是其部下乌里亚的妻子拔士巴，为“抱得美人归”，他不仅送亲笔信求爱，还设计谋害乌里亚战死沙场，最终将拔士巴召入宫内占为己有。大卫王最终因此举遭遇神罚，落得惨淡结局，拔士巴的故事也传于后世。伦勃朗描画的正是拔士巴手握大卫王来信的情景，但不同于传说中的桃色绯闻，伦勃朗笔下的拔士巴没有倾城之色，反而只是一个平凡女子。刻画的重点也从情节本身变化为了拔士巴的神情面容，画面中她眉眼低垂，似乎身处两难，内心挣扎痛苦。后世研究发现，这些处理与矛盾反映出伦勃朗完全异于米开朗基罗的创作动机，更直白地说，在这位特别的画家笔下，同时身处“暗处”的拔士巴和大卫王，共同构成了伦勃朗的尖锐批判与现实反击。


对抗首先来源于伦勃朗对“圣像”传统的坚守。17世纪的宗教改革深刻影响了荷兰社会，这也使得传统天主教奉行的圣像崇拜受到摒弃与抨击。然而，伦勃朗却不愿意放弃对《圣经》题材的创作，在他的心中，宗教圣像画并非神意外化，而是人性的容器，因此出自其画笔下的形象往往表现着鲜活的世俗与人格，抱负、斗争、梦想等活生生的生活与心声，被他如实展现在画布上。这样的坚守也被延续到了拔士巴的形象创作上，伦勃朗放弃了君主专制时期的社会审美，既延续“大卫王”的故事传统，用犀利笔触抨击了强权与暴君，又回到荷兰的艺术社会，以对真实肉体的描绘批判宫廷的虚伪，畅诉对主流的不屑。



反击也夹杂着伦勃朗的自我言说。根据记录，创作拔士巴画像时的伦勃朗正处于人生的低谷，丧妻、破产、穷困等不幸将其拖入泥潭，雪上加霜的是，与模特情妇的未婚同居使其遭遇了教会的公开谴责，甚至一度被禁止领圣餐。在《圣经》故事中，拔士巴与大卫王的“绯闻”一直被批驳为道德败坏的标志，这也使得这段对拔士巴的“再创”被后世理解为一种无声的控诉，手握信笺无力抗衡命运的美妇照映出现实中情妇遭遇的社会压力与道德指摘，而伦勃朗选择正面一切，欲望、丑闻、道德枷锁，通通被公之于世。


这种坦然和不屑在伦勃朗晚年的画像中被再度证实，画作中，垂垂老矣的伦勃朗完全无意掩盖自我的衰老和丑陋，他以真面目示人，也用真面目入画，只为留下自己作为“真实人物”而存在的容貌与形态，供世人观看、讨论乃至研究。


在这种复杂再现下，《手持大卫王来信的拔士巴》不仅获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也作为“思想与社会转型”的灯塔伫立于荷兰王国的历史潮涌中，其间充盈着的传统变革、宗教超越和人性回归，一同融入了大卫王的故事序章，成为其身姿历经时代境迁而留下的悠长剪影。

 

牌像：虚幻与现实


扑克牌的出现，是“大卫王”形象演变的另一处里程碑。


1813年，法国政府曾颁布一个官方批准的扑克设计，并对其中每一张人头牌正式命名，此举确定了扑克牌中的“J、Q、K”，使其分别成为侍从、皇后、国王的缩写。


神奇的是，除了名称的对应，十二张人头牌中不少的人物形象也和《圣经》等神话典籍有着密切联系。



其中，作为《圣经》典型代表人物的“大卫王”为何会被扑克选中，虽然已经无法考证，但也有些因头可寻。


首先可以证实的是，西方的扑克牌多少受到了埃及历史文化的影响。虽然根据研究，世界上最早的扑克牌应该出现在中国，以明朝时期的“叶子戏”为雏形，但需要承认的是，中国纸牌传向欧洲的过程，还是经历了地区之间的传递与过渡。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比博物馆的档案室中的一段记录证明了这段时期的存在，据其所言，1400年前的古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遗物中含有52张牌，其组成和西式牌面组成非常相似，而这副牌的花色有硬币、剑、高脚杯、马球棍等，一些学者据此推测，这些纹样被相继保留、转化，先后被发展、丰富为意大利扑克牌中的马球棒、剑、高脚杯和硬币，最后被法国改造成了方便钢板印刷的简单图案“三叶草”“矛头”“阶砖”和“红心”，这些渊源与设计被悉数整合、杂糅，最后成了现代扑克牌中的四种样式：黑桃、梅花、方块和红心。



相对于笼统的传统延续，更多的观点则倾向于历史的影响，即扑克牌背后存在的矛盾博弈和人头牌人物选择的相互关联。简单来说，扑克牌代表的娱乐与赌博，被基督教等众多教义视为罪孽，而对牌面图像的改进，则成了让扑克牌幸存于世的必然之举。其结果是扑克牌和宗教文化的结合，例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年轻时，红衣主教就曾在扑克牌上绘制神话、寓言等故事，从而激起对方的学习兴趣。英国也曾如法炮制，在17世纪将扑克牌改造为教育的工具和媒介，通过牌面图案的修改来弱化其赌博属性。更有传言称，20世纪美国传教士以扑克牌解释教义，一度将这种娱乐卡片硬生生变成了“压缩版”《圣经》。


“存世之道”外，宗教元素对牌面的影响也曾被解释为占卜的常态变形。这需要追溯到扑克牌和塔罗牌的历史纠缠，后者是一种流行于15世纪意大利的贵族纸牌游戏，后被发展出占卜用途。研究显示，扑克牌和塔罗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这也使得“占卜通灵”成为娱乐之外始终伴随扑克牌发展而存在的功能。19世纪开始，有学者就曾在写作中提及纸牌占卜的现象，人们认为52张牌有着丰富的组合可能，占卜师可以借此做出非常多的预测与关系解读。在扑克牌的主要发明地法国，纸牌占卜更是非常流行的社会活动，很多记录显示，许多人曾以此预测个人的命运和走向。这也使得扑克牌天然被赋予了神秘的宗教性质，成为一种可触碰的灵性符号。例如印在17世纪英国特制扑克牌上的德文诗谶就写着：星辰轨迹昭示危机，逆风而行方得生机。


如同这段诗文所描述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种空灵缥缈和鲜活现实的碰撞总是很直白地存在于扑克牌穿梭的生活场景，也许这无法决定“大卫王”成为“黑桃K”的结局，却在冥冥之中勾勒着，岁月变迁中，神秘莫测的宗教形象，从神台典籍走向社会人间，重返人心与烟火的浪漫足迹。

 

参考文献：

[1] 翁启宇著,全球史下看中国 从大河文明到地缘文明  约公元前2000年-前950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3.

[2] [加]戈登・菲 [美]道格拉斯・斯图尔特，《圣经导读下按卷读经》，李瑞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阮炜作,西方文明三千年 从希腊城邦到工业革命,东方出版中心,2023.

[4] 张宝洲，赵蓓著,外国美术史,西北大学出版社,2008.

[5] 龙迪勇，图像与文字的符号特性及其在叙事活动中的相互模仿，《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11期.

[6] 顾卫民.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7] (英)詹姆斯·M.拉塞尔作；鲁晨鹏译,神奇的发明 古人比我们更超前,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2021.06,第40页.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念缓‍‍‍‍‍‍‍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曲晨溪（实习）‍
校对 | 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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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300 字

阅 读 需 要 16 分 钟 


扑克牌是现代社会最常见的娱乐玩品之一，但你有了解过，牌面上那一张张造型独特的图像是怎么来的吗？比如，黑桃K的牌面上，就集合了王冠、竖琴、利剑等种种纹样，最终组合成了一位威严的君主。他到底是谁？



偶像：英雄与神意


利剑、王冠、竖琴，这是牌面黑桃K上最醒目的元素，最为通行的说法认为，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位人物原型，就是《圣经》中最受上帝青睐的国王——以色列“大卫王”。牌面上看似互不相关的纹样，反映的正是“大卫王”同时作为英雄、君主和信徒的身份特质。


按照《圣经》的描述，“大卫王”最初是以英雄的姿态现身于以色列王国的。大卫出生于伯利恒，是耶西的第八个儿子。这位以牧羊为业的少年在以色列与非利士的战争中崭露头角。据《撒母耳记》记叙，战场曾出现一位非利士巨人歌利亚，身强力大，无人能敌，少年大卫却主动请缨出战。他拒绝穿戴铠甲，用投石机应战，竟然成功击杀歌利亚，斩下其头颅，帮助犹太人获得了战斗胜利。此战后，大卫成为百姓交口称赞的英雄，也正式开始了从牧童向国王的身份转变。在《圣经》中，这部分故事围绕着他和以色列国王扫罗的争斗展开，大卫蒸蒸日上的声誉让扫罗心生忌惮，在他的驱逐下，大卫开启了自己的流浪生涯还组建了自己的军队。扫罗战死后，大卫在希伯伦受膏（指将膏油——通常是特制的圣油，倒在或涂抹在某人的头上，表明此人是上帝亲自选定来担任某个重要职分的人）为犹大王，最终统一了全以色列，定都耶路撒冷。



如果这一段传奇故事对应着大卫王形象中的利剑与王冠，那其衣袍上的竖琴图案，则提示着贯穿于他命运始末的神性主题。《撒母耳记》开篇便提到，由于扫罗的悖逆，大卫出生不久便被耶稣通过先知撒母耳选中，秘密膏立为以色列日后之王，而在其流亡途中，也是神的保护和看顾使其安然无恙。神意的出现不仅串联着大卫的生命起伏，也将其从牧童蜕变为君主的传奇彻底升华为神祇的显灵与作为，继而成为君王必须忠诚于耶和华的铁证。这样的暗示在《撒母耳记》中处处可见，甚至扫罗也曾因为大卫“被神膏立”的特殊身份而放弃对他的追杀与迫害。在这样的叙说下，大卫王不但有了坎坷离奇的生平，也在事实上成了最虔诚的信徒，甚至是神意福荫世间的符号。



除了迎回约柜，着手修建圣殿外，竖琴也成为大卫祈祷神旨、传递神意最具代表性的媒介。典型的一幕发生在大卫适逢扫罗王的时期，彼时饱受恶魔困扰的扫罗王因大卫的一曲竖琴奏乐而获得救赎，根源在于“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大卫”，使得手中的竖琴为了神意奏响，以上帝的慈爱悲悯驱散了邪灵。竖琴乐音因而成为连接大卫与神的桥梁，据说大卫王曾多次用竖琴赞美上帝，甚至在迎约柜时（约柜即放置上帝与以色列人所立契约的柜子）还命人奏响竖琴等乐器来虔诚敬拜。


回到现实来看，西方考古的进展曾证实，“大卫王”可能确有其人，活动于公元前10世纪的历史舞台，然而，《圣经》中提到的“定都耶路撒冷”等传奇经历却有着文学杜撰、美化之嫌。尽管如此，“大卫王”身为信徒榜样的地位却从未动摇，频频以救世主领袖、精通律法的学者等理想形象活跃在犹太历史与文化故事中。



受此影响，身世神圣而享誉后世的大卫王成了扑克牌人头牌的取材原型，竖琴、利剑、王冠等鲜明的身份符号也被一同保留。


然而，不管是大卫王还是其角色形象的故事，都没有结束。


圣像：勇气与权欲


世界著名雕塑家米开朗基罗曾留下一件旷世之作。



这件人物雕像是由一块被称为“巨人”的大理石雕刻而成，其成品的人物形象体格健壮，面目俊美，肌肉线条饱满，神态坚毅。人物左手紧握的石块则证明，米开朗基罗意图塑造的，正是经典的以色列英雄“大卫王”。



这件作品有着西方美术史上艺术成就最高的男性裸体塑像的美名。凭借巧夺天工的雕刻技艺，米开朗基罗成功还原了神话中大卫投石击杀歌利亚的场景，然而，人们细究发现，呈现在米开朗基罗手下的“大卫王”却和神话记载有着不小的出入。例如，《旧约》中创造奇迹的青年牧童，却成了雕塑中的俊美成人，故事中提及的石机也被“弱化”为了普通石头。


这番米开朗其罗故意为之的艺术设计，揭开了“大卫王”从神台走向近代历史的演变端倪。


问题的关键在于《大卫》的成型时间。1494年，在宗教人士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的领导下，人们揭竿而起推翻了曾统治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建立了佛罗伦萨第二共和国。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正是雕塑《大卫》的主要委托方，据说，佛罗伦萨的“共和国政府”认为，《圣经》中大卫击败巨人的事迹同此前爆发的革命相互呼应，大卫身上闪烁的自由、正义光辉，成为佛罗伦萨人民反抗专制统治的最好注脚。


接受委托的米开朗基罗和美第奇家族渊源颇深，不过，尽管正是美第奇家族成员的资助让米开朗基罗有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但他对美第奇家族的专制早有不满，1494年的革命无异于火上浇油，直接点燃了米开朗基罗对共和的青睐与渴望。据说，这位艺术家非常同情人民的反抗，面对此后美第奇家族复辟后的邀约也避之不及，甚至还曾亲身参与1529年的起义。政府委托和内心向往一拍而合，米开朗基罗开始潜心创作《大卫王》，一锤一刻下的也不单单只是神秘的偶像，而是米开朗基罗心中捍卫国家的勇士。因此，米开朗基罗放弃了对大卫割掉敌人头颅的胜利颂扬，转而仔细描刻其甩石的勇气与坚毅。在他的锤凿之下，大卫头部微俯，炯目而视，手中抓着投石带，仿佛下一瞬就将投掷巨石，驱逐强敌。雕像人物的蓄势待发与紧张神情，也被理解为米开朗基罗对世人的警策——不要忘记保护共和国的艰巨，如他自己所说，“领导人应当像大卫一样保卫祖国。”



相较于米开朗基罗的直抒胸臆，大卫王留在另一件艺术作品中的形象则更加隐晦和复杂。


这是一幅以裸体女性为主体的油画作品，由17世纪荷兰画家伦勃朗创作。画面中，身材略显臃肿的女性裸身而坐，手中无力地握着一封信笺，神情低沉而忧郁。画像中并未出现“大卫王”的身影，却影射了《圣经》传说中大卫王的另一段秘辛。



撒母耳记记载，大卫称王之后曾偶见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沐浴，迷恋其美色，后来得知此女是其部下乌里亚的妻子拔士巴，为“抱得美人归”，他不仅送亲笔信求爱，还设计谋害乌里亚战死沙场，最终将拔士巴召入宫内占为己有。大卫王最终因此举遭遇神罚，落得惨淡结局，拔士巴的故事也传于后世。伦勃朗描画的正是拔士巴手握大卫王来信的情景，但不同于传说中的桃色绯闻，伦勃朗笔下的拔士巴没有倾城之色，反而只是一个平凡女子。刻画的重点也从情节本身变化为了拔士巴的神情面容，画面中她眉眼低垂，似乎身处两难，内心挣扎痛苦。后世研究发现，这些处理与矛盾反映出伦勃朗完全异于米开朗基罗的创作动机，更直白地说，在这位特别的画家笔下，同时身处“暗处”的拔士巴和大卫王，共同构成了伦勃朗的尖锐批判与现实反击。


对抗首先来源于伦勃朗对“圣像”传统的坚守。17世纪的宗教改革深刻影响了荷兰社会，这也使得传统天主教奉行的圣像崇拜受到摒弃与抨击。然而，伦勃朗却不愿意放弃对《圣经》题材的创作，在他的心中，宗教圣像画并非神意外化，而是人性的容器，因此出自其画笔下的形象往往表现着鲜活的世俗与人格，抱负、斗争、梦想等活生生的生活与心声，被他如实展现在画布上。这样的坚守也被延续到了拔士巴的形象创作上，伦勃朗放弃了君主专制时期的社会审美，既延续“大卫王”的故事传统，用犀利笔触抨击了强权与暴君，又回到荷兰的艺术社会，以对真实肉体的描绘批判宫廷的虚伪，畅诉对主流的不屑。



反击也夹杂着伦勃朗的自我言说。根据记录，创作拔士巴画像时的伦勃朗正处于人生的低谷，丧妻、破产、穷困等不幸将其拖入泥潭，雪上加霜的是，与模特情妇的未婚同居使其遭遇了教会的公开谴责，甚至一度被禁止领圣餐。在《圣经》故事中，拔士巴与大卫王的“绯闻”一直被批驳为道德败坏的标志，这也使得这段对拔士巴的“再创”被后世理解为一种无声的控诉，手握信笺无力抗衡命运的美妇照映出现实中情妇遭遇的社会压力与道德指摘，而伦勃朗选择正面一切，欲望、丑闻、道德枷锁，通通被公之于世。


这种坦然和不屑在伦勃朗晚年的画像中被再度证实，画作中，垂垂老矣的伦勃朗完全无意掩盖自我的衰老和丑陋，他以真面目示人，也用真面目入画，只为留下自己作为“真实人物”而存在的容貌与形态，供世人观看、讨论乃至研究。


在这种复杂再现下，《手持大卫王来信的拔士巴》不仅获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也作为“思想与社会转型”的灯塔伫立于荷兰王国的历史潮涌中，其间充盈着的传统变革、宗教超越和人性回归，一同融入了大卫王的故事序章，成为其身姿历经时代境迁而留下的悠长剪影。

 

牌像：虚幻与现实


扑克牌的出现，是“大卫王”形象演变的另一处里程碑。


1813年，法国政府曾颁布一个官方批准的扑克设计，并对其中每一张人头牌正式命名，此举确定了扑克牌中的“J、Q、K”，使其分别成为侍从、皇后、国王的缩写。


神奇的是，除了名称的对应，十二张人头牌中不少的人物形象也和《圣经》等神话典籍有着密切联系。



其中，作为《圣经》典型代表人物的“大卫王”为何会被扑克选中，虽然已经无法考证，但也有些因头可寻。


首先可以证实的是，西方的扑克牌多少受到了埃及历史文化的影响。虽然根据研究，世界上最早的扑克牌应该出现在中国，以明朝时期的“叶子戏”为雏形，但需要承认的是，中国纸牌传向欧洲的过程，还是经历了地区之间的传递与过渡。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比博物馆的档案室中的一段记录证明了这段时期的存在，据其所言，1400年前的古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遗物中含有52张牌，其组成和西式牌面组成非常相似，而这副牌的花色有硬币、剑、高脚杯、马球棍等，一些学者据此推测，这些纹样被相继保留、转化，先后被发展、丰富为意大利扑克牌中的马球棒、剑、高脚杯和硬币，最后被法国改造成了方便钢板印刷的简单图案“三叶草”“矛头”“阶砖”和“红心”，这些渊源与设计被悉数整合、杂糅，最后成了现代扑克牌中的四种样式：黑桃、梅花、方块和红心。



相对于笼统的传统延续，更多的观点则倾向于历史的影响，即扑克牌背后存在的矛盾博弈和人头牌人物选择的相互关联。简单来说，扑克牌代表的娱乐与赌博，被基督教等众多教义视为罪孽，而对牌面图像的改进，则成了让扑克牌幸存于世的必然之举。其结果是扑克牌和宗教文化的结合，例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年轻时，红衣主教就曾在扑克牌上绘制神话、寓言等故事，从而激起对方的学习兴趣。英国也曾如法炮制，在17世纪将扑克牌改造为教育的工具和媒介，通过牌面图案的修改来弱化其赌博属性。更有传言称，20世纪美国传教士以扑克牌解释教义，一度将这种娱乐卡片硬生生变成了“压缩版”《圣经》。


“存世之道”外，宗教元素对牌面的影响也曾被解释为占卜的常态变形。这需要追溯到扑克牌和塔罗牌的历史纠缠，后者是一种流行于15世纪意大利的贵族纸牌游戏，后被发展出占卜用途。研究显示，扑克牌和塔罗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这也使得“占卜通灵”成为娱乐之外始终伴随扑克牌发展而存在的功能。19世纪开始，有学者就曾在写作中提及纸牌占卜的现象，人们认为52张牌有着丰富的组合可能，占卜师可以借此做出非常多的预测与关系解读。在扑克牌的主要发明地法国，纸牌占卜更是非常流行的社会活动，很多记录显示，许多人曾以此预测个人的命运和走向。这也使得扑克牌天然被赋予了神秘的宗教性质，成为一种可触碰的灵性符号。例如印在17世纪英国特制扑克牌上的德文诗谶就写着：星辰轨迹昭示危机，逆风而行方得生机。


如同这段诗文所描述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种空灵缥缈和鲜活现实的碰撞总是很直白地存在于扑克牌穿梭的生活场景，也许这无法决定“大卫王”成为“黑桃K”的结局，却在冥冥之中勾勒着，岁月变迁中，神秘莫测的宗教形象，从神台典籍走向社会人间，重返人心与烟火的浪漫足迹。

 

参考文献：

[1] 翁启宇著,全球史下看中国 从大河文明到地缘文明  约公元前2000年-前950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3.

[2] [加]戈登・菲 [美]道格拉斯・斯图尔特，《圣经导读下按卷读经》，李瑞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阮炜作,西方文明三千年 从希腊城邦到工业革命,东方出版中心,2023.

[4] 张宝洲，赵蓓著,外国美术史,西北大学出版社,2008.

[5] 龙迪勇，图像与文字的符号特性及其在叙事活动中的相互模仿，《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11期.

[6] 顾卫民.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7] (英)詹姆斯·M.拉塞尔作；鲁晨鹏译,神奇的发明 古人比我们更超前,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2021.06,第40页.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念缓‍‍‍‍‍‍‍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曲晨溪（实习）‍
校对 | 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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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300 字
阅 读 需 要 11 分钟


大闹天宫的过程，是《西游记》原著写得最出色的部分，而现代的改编和解读，总是并不怎么“忠于原著”。那么，从原著来看，大闹天宫这部分有什么值得我们再品一品的？



太白金星两次招安


四海龙王和十代冥王都到天庭告猴子的状，天庭就开始商讨，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太白金星站出来了，说招安吧。于是把孙悟空招到天上来，到御马监做了个弼马温。


孙悟空管理的这个部门，叫御马监。这个部门明朝是真有的，明朝的宦官系统，有所谓十二监四司八局，总共二十四衙门。十二监里有一个御马监，十二监的长官，都被尊称为太监。——太监这个词也是在使用的过程中贬值了，一般小宦官原是没有资格叫太监。



御马监的太监，正四品，官是真不小了。但是，从《西游记》描写的孙悟空当弼马温时的工作看，他当的不是御马监太监。明代凡是有条件养马的县，都有马场，这个马场的长官，叫牧监，不入流。孙悟空干的事，像是牧监。


这里有个细节值得一说：


这猴王查看了文簿，点明了马数。本监中典簿管征备草料；力士官管刷洗马匹、扎草、饮水、煮料；监丞、监副辅佐催办；弼马昼夜不睡，滋养马匹。日间舞弄犹可，夜间看管殷勤，但是马睡的，赶起来吃草；走的捉将来靠槽。那些天马见了他，泯耳攒蹄，倒养得肉膘肥满。不觉的半月有馀，一朝闲暇，众监官都安排酒席，一则与他接风，二则与他贺喜。


正在欢饮之间，猴王忽停杯问曰：“我这‘弼马温’是个甚么官衔？”众曰：“官名就是此了。”又问：“此官是个几品？”众道：“没有品从。”猴王道：“没品，想是大之极也。”众道：“不大，不大，只唤做‘未入流’。”猴王道：“怎么叫做‘未入流’？”众道：“末等。这样官儿，最低最小，只可与他看马。似堂尊到任之后，这等殷勤，喂得马肥，只落得道声‘好’字，如稍有些尪羸，还要见责；再十分伤损，还要罚赎问罪。”猴王闻此，不觉心头火起，咬牙大怒道：“这般藐视老孙！老孙在花果山，称王称祖，怎么哄我来替他养马？养马者，乃后生小辈，下贱之役，岂是待我的？不做他！不做他！我将去也！”（第四回 《官封弼马心何足 名注齐天意未宁》）


许多影视剧和动画片，拍孙悟空当弼马温一段，都要加一个地位高点的神仙，羞辱了猴哥，才导致猴哥愤然离职。




但看这段原著，并不存在这位大神，把猴哥气走的，是猴哥手下的员工。


平心说，开始玉帝对猴哥还是不错的。接到龙王和冥王的告状，本来打算发兵征剿，太白金星提议招安，他也从善如流了，“着文曲星官修诏，着太白金星招安”，有正式发文，流程也很像样。孙悟空面见玉帝时，自称“老孙”，表现无礼，玉帝也没计较。



总之，站在玉帝的立场看，他已经展示出极大的包容。把猴哥纳入体制，让一个“妖仙”变得可防可控，目的就达成了。


但问题是，这猴子不是到天上来养老的，他竟然是个工作狂。


原著写猴哥的工作状态，很生动，古人就忍不住评点：“老孙却不尸位素餐。”但从一般御马监的监丞、监副、典簿、力士的视角看，来这么一个新领导简直是祸从天降，工作量是疯狂增加了，而这些脏活、累活，年终总结时是最难算作成绩的，加班费恐怕也是没有的。


他们当然有怨气，所以他们才要对孙悟空说这些话，把事情挑破：你就是不入流，你就是升不上去，别卷了。



而这一激，竟然直接把孙悟空气得离开天庭、亮出齐天大圣的旗号，恐怕谁也没想到。而当孙悟空反出南天门，扯起齐天大圣的大旗，问题的性质显然升级了。于是玉皇大帝派托塔天王李靖和哪吒三太子还有巨灵神等一帮神仙，前去剿灭。结果根本不是孙悟空的对手，只好再回去搬请援兵，太白金星又出来，说还是招安吧，那猴头想做齐天大圣，就给他做齐天大圣，但是不让他管事，不给他俸禄，就这么养起来。


玉帝同意了，于是太白金星二次上花果山，请孙悟空到天上来做齐天大圣。


但实际上，天庭对怎么处置孙悟空，一直有两种相反的意见，分别是剿灭和招安。而有意思的是，天宫里主张招安的，竟然是太白金星。


现在各种影视剧影响太大，大家心目中，太白金星可能都是个慈眉善目人情通透的老头儿。但实际上，太白金星的寓意，本来可不是这个。


太白金星也就是太阳系八大行星里的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月亮以外的最明亮的星体，早上叫启明星，晚上叫长庚星，自古以来就非常被关注。



太白金星象征什么呢？战争。


道理很简单，他对应五行当中的金，武器是金属打造的，所以金星当然象征战争。比如《史记·天官书》里，太白是高频出现的词汇，有大量分析太白在什么位置出现，就意味着战争结果如何的记载。如：


荧惑从太白，军忧；离之，军却。出太白阴，有分军；行其阳，有偏将战。当其行，太白逮之，破军杀将。


‍


其（指水星）与太白俱出东方，皆赤而角，外国大败，中国胜；其与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国利。


作为战争象征的太白金星，到《西游记》时代，竟然转型成了一个和事佬。不过想想也很合理，因为无论是钻研历史还是观察现实，都很容易注意到一个现象：在形势不利时，主张战争的经常并不是武将。



中国古代，言官清流往往是最好战的，武将反而不得不客观评估战场形势。


孙悟空的战斗力为什么前强后弱？


孙悟空二次上天，齐天大圣做得很开心，“闲时节会友游宫，交朋结义”。但很快，就有许旌阳真人向玉帝举报，任由事态这么发展下去，要出问题。


许旌阳这番话，是早朝时公开说的，不是暗戳戳打小报告。和孙悟空“俱只以弟兄相待”的众仙家很多也在场，没有谁站出来反驳许旌阳。说明大家很可能想法一致，甚至于，许旌阳可能就是公推出来代表大家说话的。




孙悟空这种出世才几百年的“妖仙”，竟然可以享用齐天大圣的尊号，让千万年清修才有了今天这点地位的神仙怎么想？天上的神仙对孙悟空也是看不惯的。猴哥和大家称兄道弟，觉得其乐融融，是他自己的想法。神仙们并不想被一只猴搭讪然后彼此称朋友，只不过他们都有涵养有体面，所以没有表现出来罢了。


于是他们选择了孙悟空不在场时，跟玉帝说让猴儿离我们远点。


玉帝任命孙悟空去看管蟠桃园，古代文人读书至此就留下批语：


“着他管蟠桃园，分明使猫管鱼，和尚守妇人也。”


玉帝如此安排，是糊涂了，还是故意设局害孙悟空？怎么理解当然可以各开各的脑洞，可以肯定的则是，孙悟空在天上并不像电视剧里表现得那么受欢迎。


冲突是必然要发生的，蟠桃会只是导火索。




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随后孙悟空逃回了花果山，李天王和哪吒太子再次出马，还带着四大天王、二十八宿、九曜星官……共十万天兵，布下一十八架天罗地网，要捉拿孙悟空。结果一打之下，十万天兵天将也不是孙悟空的对手。


这里，就引出了一个让无数人好奇的问题，这时候孙悟空这么厉害，后来西天路上，怎么有那么多妖怪，孙悟空都打不过，还得到处搬请救兵呢？



首先，《西游记》是世代累积型的作品，不是一个人写的，就算最后是由一位作者把这部书整合出来的，很多情况他也改变不了。


西行求法，本来是唐代玄奘法师的事迹，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内容，根本就不挨着。



宋代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就已经出现了猴行者的角色，保护三藏法师西天取经。不过猴行者扮演的角色，很多时候与其说是护驾，不如说是导游，负责给三藏法师解释情况。


当时毗沙门天王的崇拜还很流行，毗沙门天王的特点是手上托着一只塔，也就是托塔天王。这个在百回本《西游记》里被孙悟空打得狼狈不堪的天兵统帅，在《取经诗话》里就风光了：三藏和猴行者多次靠喊一声天王，就克服了困难。也就是说，在这个早期版本里，就定了猴行者经常要喊人帮忙的基调。


齐天大圣闹天宫的故事是哪里来的呢？是福建、广东一带的口头传说，这些地方猴子多，流行猴精的传说，把猴子说得特别厉害。既然是口头传说，那当然也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有的版本是大闹天宫之后胜利大逃亡，有的则被镇压了。反正，这个故事系统里的猴子，是神通广大的。



大概是元朝的时候，有人突然灵机一动，可以把这里的猴子故事加入唐三藏取经的故事里去。于是，大闹天宫的这只猴，和保护唐僧取经的那只猴，也就合二为一了。


但是，前一只猴基本是所向无敌的属性，后一只猴是到处找人帮忙的属性，没法彻底融合，所以就给人一种前后武力值不稳定、强行融合的印象，也给后人留下了充足的解释演绎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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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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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闹天宫的过程，是《西游记》原著写得最出色的部分，而现代的改编和解读，总是并不怎么“忠于原著”。那么，从原著来看，大闹天宫这部分有什么值得我们再品一品的？



太白金星两次招安


四海龙王和十代冥王都到天庭告猴子的状，天庭就开始商讨，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太白金星站出来了，说招安吧。于是把孙悟空招到天上来，到御马监做了个弼马温。


孙悟空管理的这个部门，叫御马监。这个部门明朝是真有的，明朝的宦官系统，有所谓十二监四司八局，总共二十四衙门。十二监里有一个御马监，十二监的长官，都被尊称为太监。——太监这个词也是在使用的过程中贬值了，一般小宦官原是没有资格叫太监。



御马监的太监，正四品，官是真不小了。但是，从《西游记》描写的孙悟空当弼马温时的工作看，他当的不是御马监太监。明代凡是有条件养马的县，都有马场，这个马场的长官，叫牧监，不入流。孙悟空干的事，像是牧监。


这里有个细节值得一说：


这猴王查看了文簿，点明了马数。本监中典簿管征备草料；力士官管刷洗马匹、扎草、饮水、煮料；监丞、监副辅佐催办；弼马昼夜不睡，滋养马匹。日间舞弄犹可，夜间看管殷勤，但是马睡的，赶起来吃草；走的捉将来靠槽。那些天马见了他，泯耳攒蹄，倒养得肉膘肥满。不觉的半月有馀，一朝闲暇，众监官都安排酒席，一则与他接风，二则与他贺喜。


正在欢饮之间，猴王忽停杯问曰：“我这‘弼马温’是个甚么官衔？”众曰：“官名就是此了。”又问：“此官是个几品？”众道：“没有品从。”猴王道：“没品，想是大之极也。”众道：“不大，不大，只唤做‘未入流’。”猴王道：“怎么叫做‘未入流’？”众道：“末等。这样官儿，最低最小，只可与他看马。似堂尊到任之后，这等殷勤，喂得马肥，只落得道声‘好’字，如稍有些尪羸，还要见责；再十分伤损，还要罚赎问罪。”猴王闻此，不觉心头火起，咬牙大怒道：“这般藐视老孙！老孙在花果山，称王称祖，怎么哄我来替他养马？养马者，乃后生小辈，下贱之役，岂是待我的？不做他！不做他！我将去也！”（第四回 《官封弼马心何足 名注齐天意未宁》）


许多影视剧和动画片，拍孙悟空当弼马温一段，都要加一个地位高点的神仙，羞辱了猴哥，才导致猴哥愤然离职。




但看这段原著，并不存在这位大神，把猴哥气走的，是猴哥手下的员工。


平心说，开始玉帝对猴哥还是不错的。接到龙王和冥王的告状，本来打算发兵征剿，太白金星提议招安，他也从善如流了，“着文曲星官修诏，着太白金星招安”，有正式发文，流程也很像样。孙悟空面见玉帝时，自称“老孙”，表现无礼，玉帝也没计较。



总之，站在玉帝的立场看，他已经展示出极大的包容。把猴哥纳入体制，让一个“妖仙”变得可防可控，目的就达成了。


但问题是，这猴子不是到天上来养老的，他竟然是个工作狂。


原著写猴哥的工作状态，很生动，古人就忍不住评点：“老孙却不尸位素餐。”但从一般御马监的监丞、监副、典簿、力士的视角看，来这么一个新领导简直是祸从天降，工作量是疯狂增加了，而这些脏活、累活，年终总结时是最难算作成绩的，加班费恐怕也是没有的。


他们当然有怨气，所以他们才要对孙悟空说这些话，把事情挑破：你就是不入流，你就是升不上去，别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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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帝同意了，于是太白金星二次上花果山，请孙悟空到天上来做齐天大圣。


但实际上，天庭对怎么处置孙悟空，一直有两种相反的意见，分别是剿灭和招安。而有意思的是，天宫里主张招安的，竟然是太白金星。


现在各种影视剧影响太大，大家心目中，太白金星可能都是个慈眉善目人情通透的老头儿。但实际上，太白金星的寓意，本来可不是这个。


太白金星也就是太阳系八大行星里的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月亮以外的最明亮的星体，早上叫启明星，晚上叫长庚星，自古以来就非常被关注。



太白金星象征什么呢？战争。


道理很简单，他对应五行当中的金，武器是金属打造的，所以金星当然象征战争。比如《史记·天官书》里，太白是高频出现的词汇，有大量分析太白在什么位置出现，就意味着战争结果如何的记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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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指水星）与太白俱出东方，皆赤而角，外国大败，中国胜；其与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国利。


作为战争象征的太白金星，到《西游记》时代，竟然转型成了一个和事佬。不过想想也很合理，因为无论是钻研历史还是观察现实，都很容易注意到一个现象：在形势不利时，主张战争的经常并不是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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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悟空这种出世才几百年的“妖仙”，竟然可以享用齐天大圣的尊号，让千万年清修才有了今天这点地位的神仙怎么想？天上的神仙对孙悟空也是看不惯的。猴哥和大家称兄道弟，觉得其乐融融，是他自己的想法。神仙们并不想被一只猴搭讪然后彼此称朋友，只不过他们都有涵养有体面，所以没有表现出来罢了。


于是他们选择了孙悟空不在场时，跟玉帝说让猴儿离我们远点。


玉帝任命孙悟空去看管蟠桃园，古代文人读书至此就留下批语：


“着他管蟠桃园，分明使猫管鱼，和尚守妇人也。”


玉帝如此安排，是糊涂了，还是故意设局害孙悟空？怎么理解当然可以各开各的脑洞，可以肯定的则是，孙悟空在天上并不像电视剧里表现得那么受欢迎。


冲突是必然要发生的，蟠桃会只是导火索。




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随后孙悟空逃回了花果山，李天王和哪吒太子再次出马，还带着四大天王、二十八宿、九曜星官……共十万天兵，布下一十八架天罗地网，要捉拿孙悟空。结果一打之下，十万天兵天将也不是孙悟空的对手。


这里，就引出了一个让无数人好奇的问题，这时候孙悟空这么厉害，后来西天路上，怎么有那么多妖怪，孙悟空都打不过，还得到处搬请救兵呢？



首先，《西游记》是世代累积型的作品，不是一个人写的，就算最后是由一位作者把这部书整合出来的，很多情况他也改变不了。


西行求法，本来是唐代玄奘法师的事迹，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内容，根本就不挨着。



宋代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就已经出现了猴行者的角色，保护三藏法师西天取经。不过猴行者扮演的角色，很多时候与其说是护驾，不如说是导游，负责给三藏法师解释情况。


当时毗沙门天王的崇拜还很流行，毗沙门天王的特点是手上托着一只塔，也就是托塔天王。这个在百回本《西游记》里被孙悟空打得狼狈不堪的天兵统帅，在《取经诗话》里就风光了：三藏和猴行者多次靠喊一声天王，就克服了困难。也就是说，在这个早期版本里，就定了猴行者经常要喊人帮忙的基调。


齐天大圣闹天宫的故事是哪里来的呢？是福建、广东一带的口头传说，这些地方猴子多，流行猴精的传说，把猴子说得特别厉害。既然是口头传说，那当然也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有的版本是大闹天宫之后胜利大逃亡，有的则被镇压了。反正，这个故事系统里的猴子，是神通广大的。



大概是元朝的时候，有人突然灵机一动，可以把这里的猴子故事加入唐三藏取经的故事里去。于是，大闹天宫的这只猴，和保护唐僧取经的那只猴，也就合二为一了。


但是，前一只猴基本是所向无敌的属性，后一只猴是到处找人帮忙的属性，没法彻底融合，所以就给人一种前后武力值不稳定、强行融合的印象，也给后人留下了充足的解释演绎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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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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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需 要 11 分钟


大闹天宫的过程，是《西游记》原著写得最出色的部分，而现代的改编和解读，总是并不怎么“忠于原著”。那么，从原著来看，大闹天宫这部分有什么值得我们再品一品的？



太白金星两次招安


四海龙王和十代冥王都到天庭告猴子的状，天庭就开始商讨，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太白金星站出来了，说招安吧。于是把孙悟空招到天上来，到御马监做了个弼马温。


孙悟空管理的这个部门，叫御马监。这个部门明朝是真有的，明朝的宦官系统，有所谓十二监四司八局，总共二十四衙门。十二监里有一个御马监，十二监的长官，都被尊称为太监。——太监这个词也是在使用的过程中贬值了，一般小宦官原是没有资格叫太监。



御马监的太监，正四品，官是真不小了。但是，从《西游记》描写的孙悟空当弼马温时的工作看，他当的不是御马监太监。明代凡是有条件养马的县，都有马场，这个马场的长官，叫牧监，不入流。孙悟空干的事，像是牧监。


这里有个细节值得一说：


这猴王查看了文簿，点明了马数。本监中典簿管征备草料；力士官管刷洗马匹、扎草、饮水、煮料；监丞、监副辅佐催办；弼马昼夜不睡，滋养马匹。日间舞弄犹可，夜间看管殷勤，但是马睡的，赶起来吃草；走的捉将来靠槽。那些天马见了他，泯耳攒蹄，倒养得肉膘肥满。不觉的半月有馀，一朝闲暇，众监官都安排酒席，一则与他接风，二则与他贺喜。


正在欢饮之间，猴王忽停杯问曰：“我这‘弼马温’是个甚么官衔？”众曰：“官名就是此了。”又问：“此官是个几品？”众道：“没有品从。”猴王道：“没品，想是大之极也。”众道：“不大，不大，只唤做‘未入流’。”猴王道：“怎么叫做‘未入流’？”众道：“末等。这样官儿，最低最小，只可与他看马。似堂尊到任之后，这等殷勤，喂得马肥，只落得道声‘好’字，如稍有些尪羸，还要见责；再十分伤损，还要罚赎问罪。”猴王闻此，不觉心头火起，咬牙大怒道：“这般藐视老孙！老孙在花果山，称王称祖，怎么哄我来替他养马？养马者，乃后生小辈，下贱之役，岂是待我的？不做他！不做他！我将去也！”（第四回 《官封弼马心何足 名注齐天意未宁》）


许多影视剧和动画片，拍孙悟空当弼马温一段，都要加一个地位高点的神仙，羞辱了猴哥，才导致猴哥愤然离职。




但看这段原著，并不存在这位大神，把猴哥气走的，是猴哥手下的员工。


平心说，开始玉帝对猴哥还是不错的。接到龙王和冥王的告状，本来打算发兵征剿，太白金星提议招安，他也从善如流了，“着文曲星官修诏，着太白金星招安”，有正式发文，流程也很像样。孙悟空面见玉帝时，自称“老孙”，表现无礼，玉帝也没计较。



总之，站在玉帝的立场看，他已经展示出极大的包容。把猴哥纳入体制，让一个“妖仙”变得可防可控，目的就达成了。


但问题是，这猴子不是到天上来养老的，他竟然是个工作狂。


原著写猴哥的工作状态，很生动，古人就忍不住评点：“老孙却不尸位素餐。”但从一般御马监的监丞、监副、典簿、力士的视角看，来这么一个新领导简直是祸从天降，工作量是疯狂增加了，而这些脏活、累活，年终总结时是最难算作成绩的，加班费恐怕也是没有的。


他们当然有怨气，所以他们才要对孙悟空说这些话，把事情挑破：你就是不入流，你就是升不上去，别卷了。



而这一激，竟然直接把孙悟空气得离开天庭、亮出齐天大圣的旗号，恐怕谁也没想到。而当孙悟空反出南天门，扯起齐天大圣的大旗，问题的性质显然升级了。于是玉皇大帝派托塔天王李靖和哪吒三太子还有巨灵神等一帮神仙，前去剿灭。结果根本不是孙悟空的对手，只好再回去搬请援兵，太白金星又出来，说还是招安吧，那猴头想做齐天大圣，就给他做齐天大圣，但是不让他管事，不给他俸禄，就这么养起来。


玉帝同意了，于是太白金星二次上花果山，请孙悟空到天上来做齐天大圣。


但实际上，天庭对怎么处置孙悟空，一直有两种相反的意见，分别是剿灭和招安。而有意思的是，天宫里主张招安的，竟然是太白金星。


现在各种影视剧影响太大，大家心目中，太白金星可能都是个慈眉善目人情通透的老头儿。但实际上，太白金星的寓意，本来可不是这个。


太白金星也就是太阳系八大行星里的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月亮以外的最明亮的星体，早上叫启明星，晚上叫长庚星，自古以来就非常被关注。



太白金星象征什么呢？战争。


道理很简单，他对应五行当中的金，武器是金属打造的，所以金星当然象征战争。比如《史记·天官书》里，太白是高频出现的词汇，有大量分析太白在什么位置出现，就意味着战争结果如何的记载。如：


荧惑从太白，军忧；离之，军却。出太白阴，有分军；行其阳，有偏将战。当其行，太白逮之，破军杀将。


‍


其（指水星）与太白俱出东方，皆赤而角，外国大败，中国胜；其与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国利。


作为战争象征的太白金星，到《西游记》时代，竟然转型成了一个和事佬。不过想想也很合理，因为无论是钻研历史还是观察现实，都很容易注意到一个现象：在形势不利时，主张战争的经常并不是武将。



中国古代，言官清流往往是最好战的，武将反而不得不客观评估战场形势。


孙悟空的战斗力为什么前强后弱？


孙悟空二次上天，齐天大圣做得很开心，“闲时节会友游宫，交朋结义”。但很快，就有许旌阳真人向玉帝举报，任由事态这么发展下去，要出问题。


许旌阳这番话，是早朝时公开说的，不是暗戳戳打小报告。和孙悟空“俱只以弟兄相待”的众仙家很多也在场，没有谁站出来反驳许旌阳。说明大家很可能想法一致，甚至于，许旌阳可能就是公推出来代表大家说话的。




孙悟空这种出世才几百年的“妖仙”，竟然可以享用齐天大圣的尊号，让千万年清修才有了今天这点地位的神仙怎么想？天上的神仙对孙悟空也是看不惯的。猴哥和大家称兄道弟，觉得其乐融融，是他自己的想法。神仙们并不想被一只猴搭讪然后彼此称朋友，只不过他们都有涵养有体面，所以没有表现出来罢了。


于是他们选择了孙悟空不在场时，跟玉帝说让猴儿离我们远点。


玉帝任命孙悟空去看管蟠桃园，古代文人读书至此就留下批语：


“着他管蟠桃园，分明使猫管鱼，和尚守妇人也。”


玉帝如此安排，是糊涂了，还是故意设局害孙悟空？怎么理解当然可以各开各的脑洞，可以肯定的则是，孙悟空在天上并不像电视剧里表现得那么受欢迎。


冲突是必然要发生的，蟠桃会只是导火索。




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随后孙悟空逃回了花果山，李天王和哪吒太子再次出马，还带着四大天王、二十八宿、九曜星官……共十万天兵，布下一十八架天罗地网，要捉拿孙悟空。结果一打之下，十万天兵天将也不是孙悟空的对手。


这里，就引出了一个让无数人好奇的问题，这时候孙悟空这么厉害，后来西天路上，怎么有那么多妖怪，孙悟空都打不过，还得到处搬请救兵呢？



首先，《西游记》是世代累积型的作品，不是一个人写的，就算最后是由一位作者把这部书整合出来的，很多情况他也改变不了。


西行求法，本来是唐代玄奘法师的事迹，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内容，根本就不挨着。



宋代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就已经出现了猴行者的角色，保护三藏法师西天取经。不过猴行者扮演的角色，很多时候与其说是护驾，不如说是导游，负责给三藏法师解释情况。


当时毗沙门天王的崇拜还很流行，毗沙门天王的特点是手上托着一只塔，也就是托塔天王。这个在百回本《西游记》里被孙悟空打得狼狈不堪的天兵统帅，在《取经诗话》里就风光了：三藏和猴行者多次靠喊一声天王，就克服了困难。也就是说，在这个早期版本里，就定了猴行者经常要喊人帮忙的基调。


齐天大圣闹天宫的故事是哪里来的呢？是福建、广东一带的口头传说，这些地方猴子多，流行猴精的传说，把猴子说得特别厉害。既然是口头传说，那当然也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有的版本是大闹天宫之后胜利大逃亡，有的则被镇压了。反正，这个故事系统里的猴子，是神通广大的。



大概是元朝的时候，有人突然灵机一动，可以把这里的猴子故事加入唐三藏取经的故事里去。于是，大闹天宫的这只猴，和保护唐僧取经的那只猴，也就合二为一了。


但是，前一只猴基本是所向无敌的属性，后一只猴是到处找人帮忙的属性，没法彻底融合，所以就给人一种前后武力值不稳定、强行融合的印象，也给后人留下了充足的解释演绎的空间。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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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勃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曲晨溪（实习）
校对 | 张斌 杏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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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3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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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闹天宫的过程，是《西游记》原著写得最出色的部分，而现代的改编和解读，总是并不怎么“忠于原著”。那么，从原著来看，大闹天宫这部分有什么值得我们再品一品的？



太白金星两次招安


四海龙王和十代冥王都到天庭告猴子的状，天庭就开始商讨，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太白金星站出来了，说招安吧。于是把孙悟空招到天上来，到御马监做了个弼马温。


孙悟空管理的这个部门，叫御马监。这个部门明朝是真有的，明朝的宦官系统，有所谓十二监四司八局，总共二十四衙门。十二监里有一个御马监，十二监的长官，都被尊称为太监。——太监这个词也是在使用的过程中贬值了，一般小宦官原是没有资格叫太监。



御马监的太监，正四品，官是真不小了。但是，从《西游记》描写的孙悟空当弼马温时的工作看，他当的不是御马监太监。明代凡是有条件养马的县，都有马场，这个马场的长官，叫牧监，不入流。孙悟空干的事，像是牧监。


这里有个细节值得一说：


这猴王查看了文簿，点明了马数。本监中典簿管征备草料；力士官管刷洗马匹、扎草、饮水、煮料；监丞、监副辅佐催办；弼马昼夜不睡，滋养马匹。日间舞弄犹可，夜间看管殷勤，但是马睡的，赶起来吃草；走的捉将来靠槽。那些天马见了他，泯耳攒蹄，倒养得肉膘肥满。不觉的半月有馀，一朝闲暇，众监官都安排酒席，一则与他接风，二则与他贺喜。


正在欢饮之间，猴王忽停杯问曰：“我这‘弼马温’是个甚么官衔？”众曰：“官名就是此了。”又问：“此官是个几品？”众道：“没有品从。”猴王道：“没品，想是大之极也。”众道：“不大，不大，只唤做‘未入流’。”猴王道：“怎么叫做‘未入流’？”众道：“末等。这样官儿，最低最小，只可与他看马。似堂尊到任之后，这等殷勤，喂得马肥，只落得道声‘好’字，如稍有些尪羸，还要见责；再十分伤损，还要罚赎问罪。”猴王闻此，不觉心头火起，咬牙大怒道：“这般藐视老孙！老孙在花果山，称王称祖，怎么哄我来替他养马？养马者，乃后生小辈，下贱之役，岂是待我的？不做他！不做他！我将去也！”（第四回 《官封弼马心何足 名注齐天意未宁》）


许多影视剧和动画片，拍孙悟空当弼马温一段，都要加一个地位高点的神仙，羞辱了猴哥，才导致猴哥愤然离职。




但看这段原著，并不存在这位大神，把猴哥气走的，是猴哥手下的员工。


平心说，开始玉帝对猴哥还是不错的。接到龙王和冥王的告状，本来打算发兵征剿，太白金星提议招安，他也从善如流了，“着文曲星官修诏，着太白金星招安”，有正式发文，流程也很像样。孙悟空面见玉帝时，自称“老孙”，表现无礼，玉帝也没计较。



总之，站在玉帝的立场看，他已经展示出极大的包容。把猴哥纳入体制，让一个“妖仙”变得可防可控，目的就达成了。


但问题是，这猴子不是到天上来养老的，他竟然是个工作狂。


原著写猴哥的工作状态，很生动，古人就忍不住评点：“老孙却不尸位素餐。”但从一般御马监的监丞、监副、典簿、力士的视角看，来这么一个新领导简直是祸从天降，工作量是疯狂增加了，而这些脏活、累活，年终总结时是最难算作成绩的，加班费恐怕也是没有的。


他们当然有怨气，所以他们才要对孙悟空说这些话，把事情挑破：你就是不入流，你就是升不上去，别卷了。



而这一激，竟然直接把孙悟空气得离开天庭、亮出齐天大圣的旗号，恐怕谁也没想到。而当孙悟空反出南天门，扯起齐天大圣的大旗，问题的性质显然升级了。于是玉皇大帝派托塔天王李靖和哪吒三太子还有巨灵神等一帮神仙，前去剿灭。结果根本不是孙悟空的对手，只好再回去搬请援兵，太白金星又出来，说还是招安吧，那猴头想做齐天大圣，就给他做齐天大圣，但是不让他管事，不给他俸禄，就这么养起来。


玉帝同意了，于是太白金星二次上花果山，请孙悟空到天上来做齐天大圣。


但实际上，天庭对怎么处置孙悟空，一直有两种相反的意见，分别是剿灭和招安。而有意思的是，天宫里主张招安的，竟然是太白金星。


现在各种影视剧影响太大，大家心目中，太白金星可能都是个慈眉善目人情通透的老头儿。但实际上，太白金星的寓意，本来可不是这个。


太白金星也就是太阳系八大行星里的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月亮以外的最明亮的星体，早上叫启明星，晚上叫长庚星，自古以来就非常被关注。



太白金星象征什么呢？战争。


道理很简单，他对应五行当中的金，武器是金属打造的，所以金星当然象征战争。比如《史记·天官书》里，太白是高频出现的词汇，有大量分析太白在什么位置出现，就意味着战争结果如何的记载。如：


荧惑从太白，军忧；离之，军却。出太白阴，有分军；行其阳，有偏将战。当其行，太白逮之，破军杀将。


‍


其（指水星）与太白俱出东方，皆赤而角，外国大败，中国胜；其与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国利。


作为战争象征的太白金星，到《西游记》时代，竟然转型成了一个和事佬。不过想想也很合理，因为无论是钻研历史还是观察现实，都很容易注意到一个现象：在形势不利时，主张战争的经常并不是武将。



中国古代，言官清流往往是最好战的，武将反而不得不客观评估战场形势。


孙悟空的战斗力为什么前强后弱？


孙悟空二次上天，齐天大圣做得很开心，“闲时节会友游宫，交朋结义”。但很快，就有许旌阳真人向玉帝举报，任由事态这么发展下去，要出问题。


许旌阳这番话，是早朝时公开说的，不是暗戳戳打小报告。和孙悟空“俱只以弟兄相待”的众仙家很多也在场，没有谁站出来反驳许旌阳。说明大家很可能想法一致，甚至于，许旌阳可能就是公推出来代表大家说话的。




孙悟空这种出世才几百年的“妖仙”，竟然可以享用齐天大圣的尊号，让千万年清修才有了今天这点地位的神仙怎么想？天上的神仙对孙悟空也是看不惯的。猴哥和大家称兄道弟，觉得其乐融融，是他自己的想法。神仙们并不想被一只猴搭讪然后彼此称朋友，只不过他们都有涵养有体面，所以没有表现出来罢了。


于是他们选择了孙悟空不在场时，跟玉帝说让猴儿离我们远点。


玉帝任命孙悟空去看管蟠桃园，古代文人读书至此就留下批语：


“着他管蟠桃园，分明使猫管鱼，和尚守妇人也。”


玉帝如此安排，是糊涂了，还是故意设局害孙悟空？怎么理解当然可以各开各的脑洞，可以肯定的则是，孙悟空在天上并不像电视剧里表现得那么受欢迎。


冲突是必然要发生的，蟠桃会只是导火索。




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随后孙悟空逃回了花果山，李天王和哪吒太子再次出马，还带着四大天王、二十八宿、九曜星官……共十万天兵，布下一十八架天罗地网，要捉拿孙悟空。结果一打之下，十万天兵天将也不是孙悟空的对手。


这里，就引出了一个让无数人好奇的问题，这时候孙悟空这么厉害，后来西天路上，怎么有那么多妖怪，孙悟空都打不过，还得到处搬请救兵呢？



首先，《西游记》是世代累积型的作品，不是一个人写的，就算最后是由一位作者把这部书整合出来的，很多情况他也改变不了。


西行求法，本来是唐代玄奘法师的事迹，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内容，根本就不挨着。



宋代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就已经出现了猴行者的角色，保护三藏法师西天取经。不过猴行者扮演的角色，很多时候与其说是护驾，不如说是导游，负责给三藏法师解释情况。


当时毗沙门天王的崇拜还很流行，毗沙门天王的特点是手上托着一只塔，也就是托塔天王。这个在百回本《西游记》里被孙悟空打得狼狈不堪的天兵统帅，在《取经诗话》里就风光了：三藏和猴行者多次靠喊一声天王，就克服了困难。也就是说，在这个早期版本里，就定了猴行者经常要喊人帮忙的基调。


齐天大圣闹天宫的故事是哪里来的呢？是福建、广东一带的口头传说，这些地方猴子多，流行猴精的传说，把猴子说得特别厉害。既然是口头传说，那当然也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有的版本是大闹天宫之后胜利大逃亡，有的则被镇压了。反正，这个故事系统里的猴子，是神通广大的。



大概是元朝的时候，有人突然灵机一动，可以把这里的猴子故事加入唐三藏取经的故事里去。于是，大闹天宫的这只猴，和保护唐僧取经的那只猴，也就合二为一了。


但是，前一只猴基本是所向无敌的属性，后一只猴是到处找人帮忙的属性，没法彻底融合，所以就给人一种前后武力值不稳定、强行融合的印象，也给后人留下了充足的解释演绎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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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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