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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000 字
阅 读 需 要 14 分 钟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开始指示华北局、上海局和香港分局，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邀请民主人士代表到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此时，新中国的国都地点尚未明确，毛泽东一度设想在哈尔滨召开。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和东北抗日联军解放了哈尔滨，成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而且它一直是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所在地，是东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考虑到哈尔滨与苏联较近，便于取得苏联的支援和帮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特地批准其为“特别市”，准备在这里宣布建立新中国。     


哈尔滨离延安太远，中间需要一个中转地，于是党中央选定承德作为临时所在地。据当年亲历者吴烈回忆：


“抗战胜利后，李富春

（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

找我谈

话说，中央准备到东北去，到那里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很有利。要离开延安到东北去，原来的中央警备团一分为二，要我带中央先行警备团到承德打前站，为中央到那儿去准备宿舍，准备住地。10月1日，临行前开了个会，总司令、刘少奇、陈云、李富春到会，交代我们警备团到承德去的任务。10月2日就出发了，在路上走了一个月才到达承德。到了承德后，程子华对我们讲，说中央不来了。因为这时东北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央决定不再迁往承德。”


历代皇帝定京城于西安、南京、北京

我们呢？


1947年，党中央撤离延安转战陕北期间，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致电毛泽东，建议党中央迁往东北。1948年8月29日，毛泽东考虑当时情况，随即复电：“中央必须留在关内，我亦暂时不能离开。”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北平解放提上了日程。1948年11月8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信中说：


“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解放在即，即须准备接管干部及党政机构的配备，务于一个月至多一个半月内准备完毕。”


同日，毛泽东与薄一波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决定把接管北平、天津的任务交给华北局，同时决定北平解放后由薄一波先行开赴北平，为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平打前站。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明确提出定都北平的打算。毛泽东对薄一波说：


“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1948年11月底，平津战役打响。实现北平和平解放，保护好古都文化，保全未来新中国首都的人民生命财产和城市工商业设施，成了新中国定都北平的关键环节。据当时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回忆说：争取和平解放北平问题，这个想法萌生于新保安、张家口歼灭战之后，即1948年12月下旬，“我先同罗荣桓同志谈了这个想法。我说，我们应该努力争取和平解放北平，使北平这个文化古都免遭战火的破坏，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损失。”他还说，“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应尽力把这个文化古都保全下来，因为枪炮一响，准会把北平打个稀巴烂。何况对胜利以后建都的问题，党中央已经初步选定了北平。”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一座完整无损的古都，为定都提供了良好的城市环境和基础设施。


1949年2月下旬，时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的王稼祥抵达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王稼祥刚到西柏坡便携同夫人朱仲丽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就定都一事征询了王稼祥的意见。据朱仲丽回忆：


“毛主席吸一口烟，换了一个坐姿问稼祥：‘我们定都何处？你有什么意见？历代皇帝定京城于西安、南京、北京，我们呢?’ 稼祥拂了一下前额的短发，沉思片刻回道：‘是不是定在北京？我认为北京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而无战争之忧，南京太靠东南，西安似乎偏西了一点儿。’稼祥持重地回答。‘嗯，有道理。’毛主席笑着点了点头。”


在广泛征求意见和深思熟虑的基础上，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向全党宣告新中国将定都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至此，新中国定都北平一事，已在党内形成一致的意见。


定都北平还要通过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邵式平向新政协筹委会转来一封匿名信，信中提议建都西安、重庆或成都，还用了二三十页纸阐述了其中的理由。但政协代表们认为，北平位于华北老解放区，群众力量雄厚。邻近东北重工业区，便于发展工业。文物集中，交通便捷，具备现代大国首都的种种资格。北平毗邻天津，出海便捷，航空交通四通八达，且建筑雄伟，气象万千。第六小组汇集代表们讨论的结果，发现参加讨论的代表毫无例外地都同意定都北平，并把北平改为北京。



“国徽怎么办”


在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城楼两重飞檐之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几个大字，原来设计好悬挂的国徽，并没有出现。



其实，当初公开征集国家标志，也包括国徽。当时筹备会对国徽的要求是：


“（甲）中国特征。（乙）政权特征。（丙）形式须庄严富丽。”


最终，收到国徽应征作品112件，但几乎都不能令专家满意。所以，在8月22日召开的第6小组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大家兴奋而热烈地讨论完国旗图案后，马叙伦话题一转：“国徽怎么办？”


大家翻看为数不多的作品，摇头叹气。鉴于找不到好方案，随后几次会议国徽问题都被搁置。


1949年9月25日，经过与会者反复讨论，通过了国旗、国歌方案，但大家都对国徽应征图稿不满意。但重新组织国徽设计已经来不及了。最后，毛泽东拍板说，国旗已经决定了，国徽是否可以慢一点决定，原小组仍继续设计，等将来交给中央人民政府去决定。9月27日，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国旗、国都、纪年和国歌四个决议案，只有国徽暂付阙如。因为这个原因，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举行时，天安门城楼上未能悬挂代表新中国的国徽，只能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典”的横标来替代。


开国大典举行之后，刚刚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马上委托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国徽设计小组，由张仃、周令钊等几位美术家组成。另外，因为清华大学林徽因等人的国徽设计图案相比之下较好，因此在周恩来的提议下，在清华大学营建系也成立一个国徽设计小组，由梁思成任主任。


其实早在接到政协的邀请之前，两个团队的主持人张仃和林徽因已经开始设计国徽。张仃、钟灵设计的第一个国徽图案以标有红色中国版图的地球、五角星为主体，配以齿轮、嘉禾、红绶。这个图案是根据张仃刚完成的政协会徽略作调整设计而成的。但评选委员会认为其不足之处是“五千年悠久历史与文化”并没有得到体现。


1949年10月23日，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提出“玉璧”方案，在《拟制国徽图案说明》中，设计者写道：


“拟制图案以一个璧（或瑗）为主体，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以红绶穿瑗的结衬托而成图案的整体。也可以说，上部的璧及璧上的文字，中心的金星齿轮，组织略成汉镜的样式，旁用嘉禾环抱，下面以红色组绶穿瑗为结束。颜色用金、玉、红三色。璧是我国古代最隆重的礼器，周礼：‘以苍璧礼天。’说文：‘瑗，大孔璧也。’这个璧是大孔的，所以也可以说是一个瑗。《荀子·大略》篇说：‘召人以瑗。’以瑗召全国人民，象征统一。璧或瑗都是玉制的，玉性温和，象征和平……”


1950年春季，以张仃、周令钊为首的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组又拿出了一个仿政协会徽形式而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国徽图案。该方案的特点，是突出色彩鲜艳、风格写实的天安门，形象是斜透视。



“金色和红色表现了中国特点”


1950年6月初，国徽审查组再次开会讨论时共有三种图案，一是张仃的仿政协会徽图案；二是张仃等新设计的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图案；三是林徽因等的以大孔玉璧为主要内容的两幅修正图案。


1950年6月11日下午，马叙伦召集国徽组会议，传达了常委会以第二种方式（张仃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图案）为主，修正设计国徽图案的决定，但梁思成反对，他说：


“我觉得一个国徽并非是一张图画，亦不是画一个万里长城、天安门等图式便算完事。……而天安门西洋人能画出，中国人亦能画出来的。故这些画家所绘出来的都相同。然而并非真正表现出中华民族精神，采取用天安门式不是一种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是要用传统精神或象征东西来表现的。同时在图案处理上感觉有点不满意，即是看起来好像一个商标，颜色太热闹庸俗，没有庄严的色彩。”


张奚若、沈雁冰则认为天安门代表了五四运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最后，会议原则上通过国徽采用天安门图形。


此后，清华大学和中央美院的专家都按这一要求开始修正和重新设计国徽图案。6月12日，梁思成和林徽因召集清华大学营建系教师莫宗江、李宗津、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张昌龄等组成设计组推敲、修改图案。朱畅中从系里保存的原营造学社古建测绘图中抄了个百分之一的天安门正立面图，并向外移动华表的位置使图面更开阔；图案上方采用了经艺术处理的五星红旗；齿轮采用机械制图形式；颜色只用红、金两色，这是中国吉祥喜庆和古建筑崇尚的民族传统色彩，可与外国国徽相区别。


6月20日晚，沈雁冰主持国徽审查组第二次全体会议审定国徽图案，郑振铎、张奚若、沈雁冰认为清华大学方案“在艺术上非常成熟，结构完整而统一”。周恩来与马叙伦提出，清华大学方案“金色和红色表现了中国特点”，中央美术学院方案“红红绿绿，虽然明朗，但不够庄严”。最终决定以清华大学的设计图案为基础再加以适当修改。在对国徽稻穗细部形象修改后，6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决议，同意国徽审查组的报告和所拟定的国徽图案：


“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图案通过后，塑造国徽立体模型的任务交给了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教授高庄。高庄没有机械地把已通过的平面设计图案做成浮雕图案，而是把从平面到立体的造型作为一次艺术再创造的过程，使国徽的艺术性达到一个新水平。


1950年9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命令，同时刊登了高庄再创造的国徽石膏模型的照片和莫宗江绘制的“国徽方格墨线图”“国徽纵断面图”，庄严富丽的新中国国徽终于诞生了。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19年9月下，原标题为《首都 国号 纪年 国旗 国歌 国徽 共和国标志的诞生》，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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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震江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李语馨（实习）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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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000 字
阅 读 需 要 14 分 钟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开始指示华北局、上海局和香港分局，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邀请民主人士代表到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此时，新中国的国都地点尚未明确，毛泽东一度设想在哈尔滨召开。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和东北抗日联军解放了哈尔滨，成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而且它一直是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所在地，是东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考虑到哈尔滨与苏联较近，便于取得苏联的支援和帮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特地批准其为“特别市”，准备在这里宣布建立新中国。     


哈尔滨离延安太远，中间需要一个中转地，于是党中央选定承德作为临时所在地。据当年亲历者吴烈回忆：


“抗战胜利后，李富春

（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

找我谈

话说，中央准备到东北去，到那里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很有利。要离开延安到东北去，原来的中央警备团一分为二，要我带中央先行警备团到承德打前站，为中央到那儿去准备宿舍，准备住地。10月1日，临行前开了个会，总司令、刘少奇、陈云、李富春到会，交代我们警备团到承德去的任务。10月2日就出发了，在路上走了一个月才到达承德。到了承德后，程子华对我们讲，说中央不来了。因为这时东北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央决定不再迁往承德。”


历代皇帝定京城于西安、南京、北京

我们呢？


1947年，党中央撤离延安转战陕北期间，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致电毛泽东，建议党中央迁往东北。1948年8月29日，毛泽东考虑当时情况，随即复电：“中央必须留在关内，我亦暂时不能离开。”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北平解放提上了日程。1948年11月8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信中说：


“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解放在即，即须准备接管干部及党政机构的配备，务于一个月至多一个半月内准备完毕。”


同日，毛泽东与薄一波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决定把接管北平、天津的任务交给华北局，同时决定北平解放后由薄一波先行开赴北平，为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平打前站。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明确提出定都北平的打算。毛泽东对薄一波说：


“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1948年11月底，平津战役打响。实现北平和平解放，保护好古都文化，保全未来新中国首都的人民生命财产和城市工商业设施，成了新中国定都北平的关键环节。据当时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回忆说：争取和平解放北平问题，这个想法萌生于新保安、张家口歼灭战之后，即1948年12月下旬，“我先同罗荣桓同志谈了这个想法。我说，我们应该努力争取和平解放北平，使北平这个文化古都免遭战火的破坏，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损失。”他还说，“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应尽力把这个文化古都保全下来，因为枪炮一响，准会把北平打个稀巴烂。何况对胜利以后建都的问题，党中央已经初步选定了北平。”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一座完整无损的古都，为定都提供了良好的城市环境和基础设施。


1949年2月下旬，时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的王稼祥抵达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王稼祥刚到西柏坡便携同夫人朱仲丽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就定都一事征询了王稼祥的意见。据朱仲丽回忆：


“毛主席吸一口烟，换了一个坐姿问稼祥：‘我们定都何处？你有什么意见？历代皇帝定京城于西安、南京、北京，我们呢?’ 稼祥拂了一下前额的短发，沉思片刻回道：‘是不是定在北京？我认为北京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而无战争之忧，南京太靠东南，西安似乎偏西了一点儿。’稼祥持重地回答。‘嗯，有道理。’毛主席笑着点了点头。”


在广泛征求意见和深思熟虑的基础上，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向全党宣告新中国将定都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至此，新中国定都北平一事，已在党内形成一致的意见。


定都北平还要通过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邵式平向新政协筹委会转来一封匿名信，信中提议建都西安、重庆或成都，还用了二三十页纸阐述了其中的理由。但政协代表们认为，北平位于华北老解放区，群众力量雄厚。邻近东北重工业区，便于发展工业。文物集中，交通便捷，具备现代大国首都的种种资格。北平毗邻天津，出海便捷，航空交通四通八达，且建筑雄伟，气象万千。第六小组汇集代表们讨论的结果，发现参加讨论的代表毫无例外地都同意定都北平，并把北平改为北京。



“国徽怎么办”


在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城楼两重飞檐之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几个大字，原来设计好悬挂的国徽，并没有出现。



其实，当初公开征集国家标志，也包括国徽。当时筹备会对国徽的要求是：


“（甲）中国特征。（乙）政权特征。（丙）形式须庄严富丽。”


最终，收到国徽应征作品112件，但几乎都不能令专家满意。所以，在8月22日召开的第6小组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大家兴奋而热烈地讨论完国旗图案后，马叙伦话题一转：“国徽怎么办？”


大家翻看为数不多的作品，摇头叹气。鉴于找不到好方案，随后几次会议国徽问题都被搁置。


1949年9月25日，经过与会者反复讨论，通过了国旗、国歌方案，但大家都对国徽应征图稿不满意。但重新组织国徽设计已经来不及了。最后，毛泽东拍板说，国旗已经决定了，国徽是否可以慢一点决定，原小组仍继续设计，等将来交给中央人民政府去决定。9月27日，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国旗、国都、纪年和国歌四个决议案，只有国徽暂付阙如。因为这个原因，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举行时，天安门城楼上未能悬挂代表新中国的国徽，只能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典”的横标来替代。


开国大典举行之后，刚刚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马上委托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国徽设计小组，由张仃、周令钊等几位美术家组成。另外，因为清华大学林徽因等人的国徽设计图案相比之下较好，因此在周恩来的提议下，在清华大学营建系也成立一个国徽设计小组，由梁思成任主任。


其实早在接到政协的邀请之前，两个团队的主持人张仃和林徽因已经开始设计国徽。张仃、钟灵设计的第一个国徽图案以标有红色中国版图的地球、五角星为主体，配以齿轮、嘉禾、红绶。这个图案是根据张仃刚完成的政协会徽略作调整设计而成的。但评选委员会认为其不足之处是“五千年悠久历史与文化”并没有得到体现。


1949年10月23日，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提出“玉璧”方案，在《拟制国徽图案说明》中，设计者写道：


“拟制图案以一个璧（或瑗）为主体，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以红绶穿瑗的结衬托而成图案的整体。也可以说，上部的璧及璧上的文字，中心的金星齿轮，组织略成汉镜的样式，旁用嘉禾环抱，下面以红色组绶穿瑗为结束。颜色用金、玉、红三色。璧是我国古代最隆重的礼器，周礼：‘以苍璧礼天。’说文：‘瑗，大孔璧也。’这个璧是大孔的，所以也可以说是一个瑗。《荀子·大略》篇说：‘召人以瑗。’以瑗召全国人民，象征统一。璧或瑗都是玉制的，玉性温和，象征和平……”


1950年春季，以张仃、周令钊为首的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组又拿出了一个仿政协会徽形式而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国徽图案。该方案的特点，是突出色彩鲜艳、风格写实的天安门，形象是斜透视。



“金色和红色表现了中国特点”


1950年6月初，国徽审查组再次开会讨论时共有三种图案，一是张仃的仿政协会徽图案；二是张仃等新设计的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图案；三是林徽因等的以大孔玉璧为主要内容的两幅修正图案。


1950年6月11日下午，马叙伦召集国徽组会议，传达了常委会以第二种方式（张仃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图案）为主，修正设计国徽图案的决定，但梁思成反对，他说：


“我觉得一个国徽并非是一张图画，亦不是画一个万里长城、天安门等图式便算完事。……而天安门西洋人能画出，中国人亦能画出来的。故这些画家所绘出来的都相同。然而并非真正表现出中华民族精神，采取用天安门式不是一种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是要用传统精神或象征东西来表现的。同时在图案处理上感觉有点不满意，即是看起来好像一个商标，颜色太热闹庸俗，没有庄严的色彩。”


张奚若、沈雁冰则认为天安门代表了五四运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最后，会议原则上通过国徽采用天安门图形。


此后，清华大学和中央美院的专家都按这一要求开始修正和重新设计国徽图案。6月12日，梁思成和林徽因召集清华大学营建系教师莫宗江、李宗津、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张昌龄等组成设计组推敲、修改图案。朱畅中从系里保存的原营造学社古建测绘图中抄了个百分之一的天安门正立面图，并向外移动华表的位置使图面更开阔；图案上方采用了经艺术处理的五星红旗；齿轮采用机械制图形式；颜色只用红、金两色，这是中国吉祥喜庆和古建筑崇尚的民族传统色彩，可与外国国徽相区别。


6月20日晚，沈雁冰主持国徽审查组第二次全体会议审定国徽图案，郑振铎、张奚若、沈雁冰认为清华大学方案“在艺术上非常成熟，结构完整而统一”。周恩来与马叙伦提出，清华大学方案“金色和红色表现了中国特点”，中央美术学院方案“红红绿绿，虽然明朗，但不够庄严”。最终决定以清华大学的设计图案为基础再加以适当修改。在对国徽稻穗细部形象修改后，6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决议，同意国徽审查组的报告和所拟定的国徽图案：


“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图案通过后，塑造国徽立体模型的任务交给了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教授高庄。高庄没有机械地把已通过的平面设计图案做成浮雕图案，而是把从平面到立体的造型作为一次艺术再创造的过程，使国徽的艺术性达到一个新水平。


1950年9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命令，同时刊登了高庄再创造的国徽石膏模型的照片和莫宗江绘制的“国徽方格墨线图”“国徽纵断面图”，庄严富丽的新中国国徽终于诞生了。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19年9月下，原标题为《首都 国号 纪年 国旗 国歌 国徽 共和国标志的诞生》，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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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震江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李语馨（实习）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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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比文学中的绝句

字数少而精，含义深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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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8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

  


从故宫午门逶迤的宫墙向东眺望，砖红色的北京市百货大楼钟楼与高耸的“中国尊”共绘古都天际线。这座1955年落成的建筑，不仅是连接北京新旧的地标，更用70年时光，将中国人从“凭票购物”到“追求精神共鸣”的消费变迁，刻进了每一代人的生活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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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溯源：六百年商脉的时空折叠


如今的北京，古都气象与现代都市的潮流科技感共存，毗邻故宫的王府井正是这种古今城市时间折叠的最直观体现。早在旧石器时代，王府井一带就是古人类的家园，2000 年出土的纳玛象化石印证着这片土地的古老生机。随着元大都的建成，紧邻皇城东墙的王府井成为贯通南北的主干道，枢密院、御史台等元朝军政中枢在此云集，奠定了其 \"国脉之地\" 的基因。


明成祖迁都后，这里因十王府建筑群得名\"十王府街\"，清代演变为八大王府聚居的 \"王府大街\"。不同于京城多数苦水井，街边一口甜水井成为市井记忆的锚点——1905年官方正式定名\"王府井\"，这口1998年重现的古井，至今仍以铁链围护的井盖形态，诉说着\"因井兴市\"的传奇。


真正开启王府井商业纪元的，是1903年诞生的东安市场。这座由神机营操场改建的综合性市场，汇聚了东来顺饭庄、吉祥戏院、稻香春食品等200余家商号，开创了\"吃喝玩购\"一站式消费雏形。至1930年代，东安市场已拥有350个摊位、240家商铺，成为北平\"最摩登的消费场\"，张学良、陆小曼等名流都是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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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年代：凭票时代的“物资灯塔”，消费里的“生存刚需”


大约每座中国城市都有一座“百货大楼情结”，它不仅坐落于城市最中心的核心地段，更根植每一位中国人的心里。而北京王府井的北京市百货

大楼，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个——它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国家投资建设的大型百货商店，被称作“新中国第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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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砖红色建筑自落成之初，便承载着北京乃至全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由建筑大师杨廷宝设计，融合苏联现代主义与中国古典元素，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的地标之一。


1955年9月25日开业当天，百货大楼即接待顾客16.4万人次，日销售额达30.9万元，数据之惊人甚至影响了同期其他商家的经营。高客流量与繁忙业务成为常态。国庆期间，日客流量更攀升至21万人次。截至当年年底，大楼在98天内实现销售额突破1700万元，平均日销17.87万元，最高单日达42.2万元。商品种类也从初期的1.4万种增至2.1万种，社会与经济效益显著。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里就是“物资枢纽”的代名词。


同年，《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的暂行办法》实施，粮票、布票等票证迅速进入千家万户，成为日常生活的“硬通货”，严格约束着家庭的基本消费。“凭票供应”作为计划经济下的典型模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塑造了一代人的生活方式。


在那样一个物资紧缺的时期，无论是市民还是公职人员，消费行为均受配额限制。购买一斤猪肉、一两香油，不仅需凭票，还须符合时间、地点和数量的规定，个人选择极为有限，人与人之间的消费差异被压缩到最小。


那时的购物场景与今日迥然不同：顾客无法自选商品，只能站在柜台外向售货员提出需求请售货员取货、收款。柜台内外仿佛隔着一道无形的界限，交易中缺乏自由互动，却多了一层制度约束。这种带有深刻时代印记的消费图景，已成为一代人难以磨灭的集体记忆。在当时，售货员是令人羡慕的职业——光亮的玻璃柜台是他们的舞台，琳琅商品成了陪衬，甚至成为许多孩子向往的人生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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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百货大楼里糖果柜台的张秉贵师傅，则堪称全国售货员中的“顶流网红”，售货“一抓准”（随手抓糖精准到克）和算账“一口清”（算账不用算盘）是他在多年工作中练就的绝活。许多外地游客慕名来到他的柜台前排起了长队，但张师傅却从来不见慌乱，往往第一位顾客还没付完钱，他就开始询问第二位顾客的需求，甚至跟第三位顾客打起了招呼。有趣的是，那时顾客围在柜台前，先想的不是“爱吃哪种糖”，而是“手里的糖票能买多少”——这种精打细算，正是计划经济消费的真实写照。1979年，张秉贵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如今大楼前的张秉贵铜像上，由陈云同志题写的“一团火精神照耀神州”，仍在诉说着那个年代对“好服务”的朴素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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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的百货大楼，承载的不只是“买东西”的功能，更是中国人对“吃饱穿暖、用上好物件”的美好生活向往：主掌家务开销的爷爷奶奶用一双火眼金睛挑选最具性价比的物件；热恋中的男女正准备置办他们结婚所需的家伙事，牡丹缝纫机、上海牌手表、飞鸽自行车这些“三大件”的流行已经是七十年代末的产物，物美价廉的红双喜搪瓷缸便足以引来五十年代人们艳羡的眼光。就连被爸妈一同带来商场的小朋友也不会寂寞，他们将自己胖嘟嘟的脸紧贴在橱窗玻璃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其中展示的新奇玩具——这些画面，构成了计划经济年代最鲜活的消费图景。


改革开放浪潮：从“一条街”到“全国布局”，消费里的“品质觉醒”


1978年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暖神州大地，中国人的钱包渐渐鼓起来，消费需求也从“吃饱穿暖”转向“追求享受”。王府井，成了这场消费升级的“先行者”。


1991年，北京市百货大楼成立企业集团（即如今的王府井集团），迈出规模化第一步；1994年，集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挂牌上市的百货公司，正式踏入资本市场。与此同时，王府井大街迎来大规模改造：1999年，全国第一条步行街——王府井步行街揭幕，以“金十字”架构拓展空间，从单一百货区变成集购物、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综合街区。那时的王府井，喇叭裤走秀、啤酒节狂欢与故宫打卡相映成趣，麦当劳、英语角等“新鲜事物”扎堆出现，成了游客来北京的必去“网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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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这一年，王府井集团瞄准“全国扩张”的机会，从1996年起推行百货连锁战略。从此，“王府井”不再是北京的“专属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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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早已没了“票证”的束缚：商场货架上，上海牌手表、飞鸽自行车等“七十年代三大件”被彩电、冰箱取代；人们逛商场不再只为“买东西”，更愿意为一顿大餐、一场电影买单。王府井的每一次扩张，都在呼应着中国人“走出去看看、用上更好商品”的需求——消费，开始与“品质”“时尚”挂钩。


新时代转型：从“买商品”到“享生活”，消费里的“情绪共鸣”


进入21世纪，电商崛起冲击传统零售，消费者的需求也变了：他们不再满足于“买到东西”，更渴望“逛得开心、玩得尽兴”，为“情绪价值”买单。王府井，又一次站在了转型的潮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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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集团率先启动战略转型：从单一百货业态，向百货、购物中心、奥特莱斯等多业态发展，并积极布局线上业务；2020年，拿到免税牌照更是“关键一跃”——据中研普华数据，2024年中国免税市场规模达6500亿元，预计2030年将突破1.5万亿元。王府井抓住这一机遇，在海南万宁落地国际免税港，在武汉、长沙、哈尔滨等城市开设市内免税店，在全国30家门店开展离境退税服务，其中北京、天津、成都、佛山等地多家门店支持即买即退，让国内外消费者畅享便捷购物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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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关键的是，王府井在“体验式消费”上不断创新，打造出一个个“有温度的消费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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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王府井喜悦购物中心：用“传统建筑+二次元”混搭风格，地下二层聚集36家谷店，成了Z时代的“打卡TOP20”商场；东安睿锦（原东安市场）：从“北京名优特产展销地”变身“沉浸式买手制百货”，主打“潮奢”风格，让消费者近距离感受国际时尚；北京友谊商店：2025年升级后引进手工意面、网红冰淇淋、酒吧等品牌，把“老外贸商店”变成都市生活新地标；王府井奥莱・香江小镇：跳出“室内商场”局限，打造“休闲小镇”，电竞赛事、户外音乐会轮番上演，让购物变成“微度假”。


如今的中国消费，早已突破“人与商品”的单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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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凭“券”“票”入场的热门百货商店，到文化赋能年轻人的“二次元生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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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琳琅满目的京城特产展销，到国际化沉浸式潮流购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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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友谊商店里开眼看世界的外汇柜台，到友谊花园的艺术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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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的时装走秀，到如今彰显城市风貌的时尚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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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庭，到几代人、乃至连宠物都可以一并参与的生活体验


王府井的每一次焕新，都在诠释“消费”的新定义：它是亲子时光，是潮流表达，是文化共鸣，更是对“美好生活”的多元追求。


70年，一部“流动的中国消费史”


七十载光阴流转，王府井从承载计划经济时代物资希冀的“新中国第一店”，蝶变为业态多元的现代商业巨擘。这方寸之地如同一个微缩的新中国商业博物馆，清晰地折射出中国社会从物质匮乏到消费繁荣的宏大叙事。回望来时路，从“一抓准”的糖果柜台，到“沉浸式”的潮奢空间；从“一条街上”的百货商店，到“全国布局”的零售集团；从“凭票购物”的日常刚需，到“情绪共鸣”的生活享受——王府井的每一次转身，都是中国经济脉搏的跳动，都是中国人消费观念的跃迁。那些凝固在影像中的瞬间，共同构成了王府井跨越时空、层次丰富的记忆拼图。


王府井的故事，远不止于一个企业的成长历程，它是一部流动的商业史，见证着中国人自主探索中国的商业道路，70年来以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为初心，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到追求品质生活与精神共鸣。在这条由青砖红墙延伸至玻璃幕墙的“新中国商业第一街”上，变化的，是不断迭代的消费场景与商业形态；不变的，是深植于民族血脉中对美好生活的永恒追求，以及一个古老国度在现代化进程中生生不息的活力。作为这段波澜壮阔历史的亲历者与书写者，其未来篇章，王府井仍将是解读中国商业文明与人民生活变迁的重要索引。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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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李语馨（实习）
校对 | 戈雨
图片授权 | 王府井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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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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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击的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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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五百年的权力对抗史

国民历史读物《国家人文历史》专业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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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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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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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2200 字
 阅 读 需 要 7分 钟


不知从何时起，一种“赛博奇观”在网上流行：年轻人开始集体围观非遗绝活儿。屏幕那头，没有喧嚣情节，而是榫卯结构的严丝合缝、花丝镶嵌的精妙绝伦、蜀绣针法的千变万化、紫砂壶艺的一气呵成……这些古老技艺，正成为数字时代的“新晋顶流”。 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流量密码？


第一重答案：寻根

在“国潮”热中，找回文化自信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随着国家文化自信的崛起，年轻一代不再满足于舶来的潮流符号，转而向内探寻自己的文化根源。这就像一个古老的故事：宋元时期，无数艘满载着中国瓷器的商船从泉州、广州等港口出发，劈波斩浪，驶向遥远的波斯湾、东非乃至欧洲。这条航路，被后世的学者誉为“陶瓷之路”。一捧普通泥土，经过淘洗、拉坯、施釉，再投入熊熊窑火，经历数道工序的淬炼，最终化为温润如玉的青瓷或洁白胜雪的白瓷。这些器物承载着东方独特的审美与哲学，被水手们小心翼翼地层层相叠，填满船舱的每一个缝隙。它们不仅是昂贵的商品，更是中华文明的使者。


宋，哥窑青灰釉葵口碗。来源/故宫博物院


今天年轻人对非遗的热爱，正是这种文化自信的回归。它让国人意识到，自己所继承的，是一个何其瑰丽丰饶的文明。

 

第二重答案：焕新

当古老技艺“破圈”，传承原来可以这么潮


非遗的魅力，不仅在于“古”，更在于“活”。


年轻人们之所以爱看非遗绝活儿，还在于焕新表达。古老的技艺若想在当代“活”起来，离不开与时代同频的演绎。


引爆这股风潮的，正是一批善于运用时代语言的年轻传承人。花丝镶嵌传承人雁鸿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2019年，她用18个废弃易拉罐，耗时数月，敲打出一顶足以媲美博物馆藏品的京剧凤冠，视频惊艳海内外，作品亮相米兰、巴黎时装周，向世界展示了东方手工艺的当代魅力。雁鸿的成功，让人们看到非遗并非尘封的古董，而是能够与当代审美和生活方式碰撞出绚烂火花的生命体。


 

国窖1573携手雁鸿，以中国花丝镶嵌技艺打造“品味中国年”宫灯系列作品

 

这种“焕新”精神，也成为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品牌的自觉追求。国窖1573便是其中的长期践行者。多年来，它持续携手雁鸿等非遗传承人，将自身的“活态双国宝”传奇与多种非遗技艺融合，让传统文化可观、可感、可品味。



所谓“活态双国宝”，其一，是始建于公元1573年、连续使用至今450余年从未间断的1573国宝窖池群；其二，是传承七百余年、历经24代人薪火相传的泸州老窖酒传统酿制技艺。当这两份活着的文化遗产，与同样在时间中淬炼的非遗技艺相遇，一曲动人的华章便随之奏响。


第三重答案：礼赞

在“天、地、人”之中，辉映家国月圆


最好的传承，是创造。

 


2025年中秋将至，为致敬“浓香出海110周年”的历史壮举，国窖1573携手非遗传承人雁鸿，融合琉璃烧制、花丝镶嵌与珠宝工艺，共同创作了艺术作品《福光溢彩》。这件作品，不仅是一次技艺的集结，更是一场以“天、地、人”东方哲学为骨架的文化叙事。



作品的底座，是名为“四海波涛”的琉璃海浪，采用花丝镶嵌技艺融合琉璃烧制技艺共同呈现动态波纹。两种国家级非遗技艺在此交融：花丝镶嵌，这门被称为“细金工艺”的宫廷绝技，以金丝勾勒出层叠的浪涌；而琉璃烧制，这项为紫禁城披上华彩七百余年的火中艺术，则赋予海浪流光溢彩的蓝金渐变。


 


这片海，既是唐代诗人张九龄笔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诗意之海，寄托着中秋的团圆思念；更是一片真实的历史之海。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开通，美国旧金山举办“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来自四川泸州的泸州老窖大曲酒，凭借其醇厚甘冽的风味斩获金奖，拉开了中国白酒走向世界的序幕。底座的万顷波涛，承载的正是这段“浓香出海”的百年荣耀。



从海平面向上，作品的中部是一株以金属锻造的“人间桂树”。金色的枝干遒劲有力，枝头点缀着晶莹的锆石，宛如凝结的露珠，诠释了“桂子月中落”的诗意。在中国文化里，中秋与桂树密不可分。吴刚伐桂的神话，蕴含着坚韧不拔、生生不息的生命哲学。“桂”与“贵”谐音，象征富贵吉祥；科举时代的“蟾宫折桂”，更是人生至高的荣耀。这株人间桂树，既是中秋福贵团圆的永恒意象，也隐喻着国窖1573历经岁月沉淀而依然蓬勃的生命力。



作品的上部为“天穹圆冠”，是对苍穹皓月与璀璨历史的颂歌。冠顶中央，是一轮以琉璃烧制技艺打造的“琉璃明月”，温润的光泽恰如中秋夜空的主角。月面上，精细镌刻着泸州独有的《江阳运酒图》，再现了110年前酒船扬帆的历史场景。明月外环，密密镶嵌着1573颗璀璨宝石，如倾泻的星河，铭刻着1573国宝窖池群的光辉历程。更外圈，40颗琉璃珠如星轨般环绕，象征着国宝窖池群452年不曾间断的生命律动。月光与星辉交织，蕴含着“时间凝练为光”的深邃思考。

 


月冠高悬，桂树生香，沧海涌福。这是一场跨越110年的文化回响，亦是一封写给未来的光明祝祷。从观看指尖的“慢直播”，到亲手触摸一件凝聚匠心的器物，再到举杯品味一杯在时光中陈酿的浓香，其间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这届年轻人，正以他们的方式，重新发现并爱上古老的非遗绝活儿。因为在这份古老中，充满着对抗浮躁的力量，埋藏着身份认同的根基。


参考资料：

《易拉罐制出冰雪铠甲掐丝饰品登上巴黎时装周一双巧手让中国技艺闪耀国际舞台》，《成都日报》，2024年12月25日。

《花丝织就锦绣镶嵌内有乾坤》，《光明日报》，2023年1月8日。

《760年琉璃官窑厂重燃窑火》，《文汇报》，2023年6月3日。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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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关禾‍‍‍‍‍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李栋 张斌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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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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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2200 字
 阅 读 需 要 7分 钟


不知从何时起，一种“赛博奇观”在网上流行：年轻人开始集体围观非遗绝活儿。屏幕那头，没有喧嚣情节，而是榫卯结构的严丝合缝、花丝镶嵌的精妙绝伦、蜀绣针法的千变万化、紫砂壶艺的一气呵成……这些古老技艺，正成为数字时代的“新晋顶流”。 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流量密码？


第一重答案：寻根

在“国潮”热中，找回文化自信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随着国家文化自信的崛起，年轻一代不再满足于舶来的潮流符号，转而向内探寻自己的文化根源。这就像一个古老的故事：宋元时期，无数艘满载着中国瓷器的商船从泉州、广州等港口出发，劈波斩浪，驶向遥远的波斯湾、东非乃至欧洲。这条航路，被后世的学者誉为“陶瓷之路”。一捧普通泥土，经过淘洗、拉坯、施釉，再投入熊熊窑火，经历数道工序的淬炼，最终化为温润如玉的青瓷或洁白胜雪的白瓷。这些器物承载着东方独特的审美与哲学，被水手们小心翼翼地层层相叠，填满船舱的每一个缝隙。它们不仅是昂贵的商品，更是中华文明的使者。


宋，哥窑青灰釉葵口碗。来源/故宫博物院


今天年轻人对非遗的热爱，正是这种文化自信的回归。它让国人意识到，自己所继承的，是一个何其瑰丽丰饶的文明。

 

第二重答案：焕新

当古老技艺“破圈”，传承原来可以这么潮


非遗的魅力，不仅在于“古”，更在于“活”。


年轻人们之所以爱看非遗绝活儿，还在于焕新表达。古老的技艺若想在当代“活”起来，离不开与时代同频的演绎。


引爆这股风潮的，正是一批善于运用时代语言的年轻传承人。花丝镶嵌传承人雁鸿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2019年，她用18个废弃易拉罐，耗时数月，敲打出一顶足以媲美博物馆藏品的京剧凤冠，视频惊艳海内外，作品亮相米兰、巴黎时装周，向世界展示了东方手工艺的当代魅力。雁鸿的成功，让人们看到非遗并非尘封的古董，而是能够与当代审美和生活方式碰撞出绚烂火花的生命体。


 

国窖1573携手雁鸿，以中国花丝镶嵌技艺打造“品味中国年”宫灯系列作品

 

这种“焕新”精神，也成为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品牌的自觉追求。国窖1573便是其中的长期践行者。多年来，它持续携手雁鸿等非遗传承人，将自身的“活态双国宝”传奇与多种非遗技艺融合，让传统文化可观、可感、可品味。



所谓“活态双国宝”，其一，是始建于公元1573年、连续使用至今450余年从未间断的1573国宝窖池群；其二，是传承七百余年、历经24代人薪火相传的泸州老窖酒传统酿制技艺。当这两份活着的文化遗产，与同样在时间中淬炼的非遗技艺相遇，一曲动人的华章便随之奏响。


第三重答案：礼赞

在“天、地、人”之中，辉映家国月圆


最好的传承，是创造。

 


2025年中秋将至，为致敬“浓香出海110周年”的历史壮举，国窖1573携手非遗传承人雁鸿，融合琉璃烧制、花丝镶嵌与珠宝工艺，共同创作了艺术作品《福光溢彩》。这件作品，不仅是一次技艺的集结，更是一场以“天、地、人”东方哲学为骨架的文化叙事。



作品的底座，是名为“四海波涛”的琉璃海浪，采用花丝镶嵌技艺融合琉璃烧制技艺共同呈现动态波纹。两种国家级非遗技艺在此交融：花丝镶嵌，这门被称为“细金工艺”的宫廷绝技，以金丝勾勒出层叠的浪涌；而琉璃烧制，这项为紫禁城披上华彩七百余年的火中艺术，则赋予海浪流光溢彩的蓝金渐变。


 


这片海，既是唐代诗人张九龄笔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诗意之海，寄托着中秋的团圆思念；更是一片真实的历史之海。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开通，美国旧金山举办“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来自四川泸州的泸州老窖大曲酒，凭借其醇厚甘冽的风味斩获金奖，拉开了中国白酒走向世界的序幕。底座的万顷波涛，承载的正是这段“浓香出海”的百年荣耀。



从海平面向上，作品的中部是一株以金属锻造的“人间桂树”。金色的枝干遒劲有力，枝头点缀着晶莹的锆石，宛如凝结的露珠，诠释了“桂子月中落”的诗意。在中国文化里，中秋与桂树密不可分。吴刚伐桂的神话，蕴含着坚韧不拔、生生不息的生命哲学。“桂”与“贵”谐音，象征富贵吉祥；科举时代的“蟾宫折桂”，更是人生至高的荣耀。这株人间桂树，既是中秋福贵团圆的永恒意象，也隐喻着国窖1573历经岁月沉淀而依然蓬勃的生命力。



作品的上部为“天穹圆冠”，是对苍穹皓月与璀璨历史的颂歌。冠顶中央，是一轮以琉璃烧制技艺打造的“琉璃明月”，温润的光泽恰如中秋夜空的主角。月面上，精细镌刻着泸州独有的《江阳运酒图》，再现了110年前酒船扬帆的历史场景。明月外环，密密镶嵌着1573颗璀璨宝石，如倾泻的星河，铭刻着1573国宝窖池群的光辉历程。更外圈，40颗琉璃珠如星轨般环绕，象征着国宝窖池群452年不曾间断的生命律动。月光与星辉交织，蕴含着“时间凝练为光”的深邃思考。

 


月冠高悬，桂树生香，沧海涌福。这是一场跨越110年的文化回响，亦是一封写给未来的光明祝祷。从观看指尖的“慢直播”，到亲手触摸一件凝聚匠心的器物，再到举杯品味一杯在时光中陈酿的浓香，其间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这届年轻人，正以他们的方式，重新发现并爱上古老的非遗绝活儿。因为在这份古老中，充满着对抗浮躁的力量，埋藏着身份认同的根基。


参考资料：

《易拉罐制出冰雪铠甲掐丝饰品登上巴黎时装周一双巧手让中国技艺闪耀国际舞台》，《成都日报》，2024年12月25日。

《花丝织就锦绣镶嵌内有乾坤》，《光明日报》，2023年1月8日。

《760年琉璃官窑厂重燃窑火》，《文汇报》，2023年6月3日。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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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关禾‍‍‍‍‍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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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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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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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hidae，暂译为赫虫科，是一类寄生在马陆体内的线虫。这类线虫的雌虫极有辨识度，它们,体表有夸张的角质装饰，头部还有特殊的“盾”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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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赫虫雌虫的电子显微镜照片（嘴在最上边的那道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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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h pivari，文献：DOI: 10.11646/zootaxa.486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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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th costata，文献：https://www.semanticscholar.org/paper/A-synopsis-of-the-Hethidae-(Nematoda%3A-with-of-five-Hunt/1ec96d98b8da57ce89142cdefae8359ea5753105?utm_source=direct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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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th xaniophora，文献：https://www.semanticscholar.org/paper/A-synopsis-of-the-Hethidae-(Nematoda%3A-with-of-five-Hunt/1ec96d98b8da57ce89142cdefae8359ea5753105?utm_source=direct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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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赫虫科的雄虫就特别朴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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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th pivari 的雄虫，文献：DOI: 10.11646/zootaxa.486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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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寄生在马陆体内的线虫Golovatchinema sp.，它的成体平平无奇，但是幼体的嘴长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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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https://www.globalsoilbiodiversity.org/blog-beneath-our-feet/2018/10/20/if-you-dont-look-youll-never-find-anything-nematode-biodiversity-where-you-least-expect-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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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赫虫科，很多线虫的嘴都非常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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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土壤里吃细菌的丽突属线虫Acrobeles，嘴是开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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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DOI: 10.1017/S0022149X2100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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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DOI: 10.1017/S0022149X2100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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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线科 Dorylaimidae 线虫的嘴里有一根针头，用来刺穿植物的细胞壁吸食细胞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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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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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线虫捕食其他线虫和小动物。这是海生的Halichoanolaimus属捕食性线虫的嘴，里面密密麻麻的都是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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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Många nya arter av nematoder i bottenslamm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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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虫类的进食结构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以后有机会再详细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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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虫的嘴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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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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