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27cf686141f482c2c50b02524b95e5db87b03c15 Mon Sep 17 00:00:00 2001 From: CrazyJasonwell Date: Fri, 8 Aug 2025 00:24:33 +0800 Subject: [PATCH] vault backup: 2025-08-08 00:24:33 --- .obsidian/plugins/cubox-sync/data.json | 2 +- .obsidian/plugins/rss-reader/data.json | 66 +++++++++++++++++--------- 2 files changed, 45 insertions(+), 23 deletions(-) diff --git a/.obsidian/plugins/cubox-sync/data.json b/.obsidian/plugins/cubox-sync/data.json index d3c678e8..98a7963b 100644 --- a/.obsidian/plugins/cubox-sync/data.json +++ b/.obsidian/plugins/cubox-sync/data.json @@ -34,7 +34,7 @@ "contentTemplate": "# {{{title}}}\n\n{{{description}}}\n\n{{{article_title}}} //文章内容标题\n{{{content}}} //文章正文\n\n\n[Read in Cubox]({{{cubox_url}}}) \n[Read Original]({{{url}}}) \n\n---\n\n{{#highlights.length}}\n## Annotations \n\n{{#highlights}}\n> {{{text}}} \n\n{{#note}}\n{{{note}}}\n{{/note}}\n[Link️]({{{cubox_url}}}) \n\n{{/highlights}}\n{{/highlights.length}}", "highlightInContent": true, "dateFormat": "yyyy-MM-dd", - "lastSyncTime": 1754580578521, + "lastSyncTime": 1754582378530, "lastSyncCardId": "7351520724877575515", "lastCardUpdateTime": "2025-08-03T13:52:57.494+0800", "syncing": false diff --git a/.obsidian/plugins/rss-reader/data.json b/.obsidian/plugins/rss-reader/data.json index c6e8d08a..cd752169 100644 --- a/.obsidian/plugins/rss-reader/data.json +++ b/.obsidian/plugins/rss-reader/data.json @@ -894,6 +894,28 @@ "image": "\n\t", "description": "分享免费、小巧、实用、有趣、绿色的软件", "items": [ + { + "title": "向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81年前，有24名外国人死守南京城", + "description": "



本 文 约 5000 字
阅 读 需 要 16 分钟


……这一天正是日军进城的日子。任何人由于恐惧或受惊而逃跑， 任何人天黑以后在街道或小巷被流动巡逻兵抓住，几乎都会被就地处决⋯⋯而文雅的( 日本) 官员演说却宣称：唯一的宗旨是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向暴虐的中国政府宣战。简直令人作呕。


这是1937年第一篇对南京大屠杀的现场目击记录，作者是金陵大学历史系美籍教授贝德士。12月15日，四名西方记者将这份记录带往上海。12月16日，最后一名西方记者离开南京，临走前他收到基督教南京青年会牧师费吴生的信函。记者以《美国传教士叙述的南京恐怖统治》为题，将信函内容发表在1937年12月22日的《纽约时报》上，成为最早向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之一。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大屠杀开始。国民政府已迁都重庆，各国使馆纷纷撤侨，英美记者被迫撤离。南京成为与世隔绝的地狱。有22名西方人自愿留在南京，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保护了大约25万中国人，并想方设法把日军屠城真相送出重围，使日本政府在国际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将大屠杀主要责任人松井石根及以下将校80余人撤换回国。在南京城外栖霞山江南水泥厂难民营，还有两名西方人保护了3万多难民。


贝德士：冲破封锁只身回南京


1937年9月19日，日本驻中国第3舰队司令官在上海向各国使节发出通告，宣称日本空军将于9月21日正午12时以后对南京采取轰炸或其他手段，要求各国人士迅速离开南京。各使馆为保全国民，从1937年8月中旬就开始撤侨。



当时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贝德士全家正在日本度假，他非但不庆幸自己躲开浩劫，还与家人分别、冲破封锁只身回到南京。1936-1941年期间，他曾7次访问日本，在教会资金的赞助下，利用当地资料研究亚洲现状、日本社会状况及政府政策动向。从贝德士遗稿可以看出，他在1937年之前就向国际社会发出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必将推进大规模侵略战争，当时只有极少数美国学者认识到这一点。


和贝德士一起留下的，还有美国长老会牧师米尔斯，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农艺学教授里格斯，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约翰·拉贝，美国圣公会南京德胜教堂牧师约翰·马吉，美国基督教南京青年会牧师乔治·费奇（又名费吴生），金陵大学鼓楼医院美籍代院长特里默，医生威尔逊，德国礼和洋行工程师克勒格尔等。


这些西方人在南京生活多年，以“老市民”自居。其中有15人来自美国教会。19世纪末以来，北美学生海外布道运动兴起，一批年轻的传教士应此潮流来华，在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任教。这些学者型传教士自称“南京帮”，将大半生精力都投入到南京高等教育事业。



1937年11月，日军攻陷上海，大举西进，直逼南京。金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杭立武邀约留下的这些外侨，决定效法上海，成立南京“安全区”，供难民避祸。东至中山路，北至山西路，南至汉中路，西至西康路。这是一块只有4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区，位于南京市西北角。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鼓楼医院，美、德、英、日大使馆及许多政府机构、高级公寓、私人洋楼都在安全区范围内。



德国人拉贝被选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杭立武被推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兼安全区主任。后来杭奉命护送朝天宫古物西迁，离开南京，总干事一职由贝德士继任。经杭立武推荐，乔治·费奇被国际委员会聘为副总干事，兼安全区副主任，主持安全区的实际工作。总稽查由约翰·马吉牧师兼任。安全区为体现人道、中立，去除政权色彩，挂的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而是民国初年使用过的五色旗；徽章上画着黑圈红十字。大批难民涌向红十字庇护的区域。到12月16日，难民所已发展为25个，后来居住难民人数达25万。日军为使安全区崩溃，百般刁难米煤供应。为养活这几十万人，国际委员会成员一方面与日军谈判争取，一方面偷偷出城购买。贝德士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不再吃面包，和难民一样喝稀饭，以节约粮食。



西方侨民在救护中国难民期间，还在安全区的难民所甚至自己家中救助了一些中国军队高级将领与军官。按照国际惯例，安全区应当保持中立，只收容难民和解除武装的军人。掩护抗日军官，如被日本人发现，极有可能给国际委员会和整个安全区带来灭顶之灾。但同情中国的外侨决定冒险。


第72军军长兼第88师师长孙元良被魏特琳隐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难民中；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被贝德士藏在金陵大学管理大楼最顶层密室；教导总队第二旅参谋主任廖耀湘被卡尔·京特与辛德贝格藏在江南水泥厂的难民营中；南京卫戍司令部卫生部部长金诵盘先被藏在美国大使馆，后被转移到金陵大学美籍教师宿舍楼；南京卫戍司令部的参谋龙应钦与周上校被藏在拉贝住宅的二楼。西方侨民将他们安全送出南京，保存了中国抗日的精英力量。



费吴生：将胶卷缝在大衣衬里带出南京


12月13日，南京沦陷。拉贝和乔治·费奇立刻来到安全区最南边的汉中路同日军交涉。费奇在地图上用铅笔划出标记，告诉日军安全区的位置。日本军官说：“请放心！”拉贝和费奇信以为真。没想到他们还未离开，就亲眼看到日军击毙20名惊慌逃跑的难民。接着日军又闯进安全区，强行抓走大批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费奇痛心疾首地给友人写信道：


“我们忙着解除他们的武装，表示他们缴械后可以保全生命。抱歉得很，我们是失信了。不久他们有的被日军枪杀了，有的被戳死了。他们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拼命到底啊！”



在这些外侨中，费奇与中国的缘分也许是最深厚的。他还有一个名字叫费吴生，因为他生于苏州。父母是传教士，早年从美国来到中国。1913年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中，数十万难民涌入上海，费吴生所在的基督教南京青年会立即开展救济工作。在这期间，他与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等人有深入交往。可以说费吴生不仅是中国通，还算得上中国革命的元老。



1937年12月19日，费吴生与贝德士、史密斯博士一起到金陵中学，看到一个姑娘正被三个日本兵和一个骑马的日本军官追赶，费吴生一把将姑娘推进自己的汽车，关上车门就向校门外开去。日本军官悍然横马挡在车前，但是马害怕汽车发动机声闪到一边，费吴生等人便开足马力飞驰而去。但更多时候，他们根本无力阻挡野蛮的烧杀淫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悲愤地将暴行如实记录。


费吴生在1937年12月10日到1938年1月11日期间的日记，于1938年1月23日由德国人克勒格尔秘密带往上海，立即广为流传，引起中外舆论界震动。1938年6月2日，芝加哥《视野》杂志刊登了费吴生的日记。此文后来又经缩写，刊载在当时美国发行量极大的《读者文摘》。从1946年东京审判到今天，这些材料一直是指控日本军国主义罪责的铁证。


约翰·马吉

拍下南京大屠杀的影像资料


约翰·马吉1884年出生于美国一个律师家庭。他在耶鲁大学和麻省剑桥圣公会神学毕业后，1912年作为牧师被美国圣公会派往中国。南京大屠杀期间，他担任国际安全区总稽查。目睹日军暴行，马吉感到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痛苦”，他拿起了以前用于拍摄福音传播的贝尔牌16mm家用摄像机，在鼓楼医院一带拍摄纪录片。当时日军对外籍人士行动严格控制，摄影摄像绝对禁止。马吉牧师在影片的引言中写道：“必须小心谨慎地行动，摄影时千万不可让日本人看见。”



2007年11月初，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反诉日本右翼作家名誉侵权案一审宣判，日方败诉。审判中有一件重要证据即是马吉拍摄的纪录片，画面中有当时才8岁的夏淑琴。她被日军连刺数刀昏死过去，待她醒来时全家9口有7人惨遭杀害，只有她和年仅4岁的妹妹侥幸生还。当年，夏淑琴和妹妹到难民区进行难民申报。她的悲惨遭遇引起了马吉的注意。马吉去了中华门内新路口5号——夏淑琴一家惨遭杀害的现场，用摄影机摄下惨状。70年后，马吉拍下的证据为夏淑琴讨回了公道。


马吉的记录片有4份拷贝。送到英国的拷贝，被传教士穆里尔·莱斯特小姐带到了日本放映，但很快遭到禁止；1938年4月，拉贝回到德国柏林放映了马吉拍摄的这部纪录片。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也观看了这部片子，“盟友”日本的兽行令戈培尔都震惊，据说看到那些惨不忍睹的镜头时，他还呕吐了好几次。



1953年，马吉牧师在匹兹堡去世。1991年8月，约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从家中地下室里存放的父亲遗物中，找到了马吉牧师当年拍摄的胶片拷贝和使用的那台16mm摄影机，这成为南京大屠杀证据搜集史上一个里程碑。2002年10月2日，大卫·马吉将摄影机捐赠给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马吉牧师曾经传教的道胜堂教堂，现在是南京市第十二中学图书馆。2000年8月2日，南京市下关区政府特将其命名为约翰·马吉图书馆。


辛德贝格和京特

送抗日名将廖耀湘过江


在马吉拍摄的录像中，有15个江南水泥厂难民营的镜头，是丹麦人辛德贝格协助马吉完成的。1937年11月，刚刚建成的江南水泥厂正准备运营，传来了淞沪失守的消息。工厂进行了紧急人员疏散，但机械设备无法运走。设备来自德国和丹麦，德国是日本的同盟，丹麦是中立国，董事会成员请求两国以债权人身份派员入驻。于是两国分别派来了卡尔·京特和辛德贝格两个员工。



江南水泥厂外侧有一道有刺的篱笆墙，宽一尺；还有一条约10米宽的护厂河。日军进城后，难民蜂拥而至，辛德贝格和京特决定把这些难民收容下来。他们设立了一个工厂保护区，面积甚至比南京城内的国际安全区还要大。1938年3月，丹麦一家报纸上发表文章，题为《最大的丹麦国旗飘扬在中国南京》，文中引用辛德贝格这样一段话：


“我让人在厂房屋顶上用油漆绘出一面约1350平方米的丹麦国旗，从空中就能清楚地看到。我想这一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面丹麦国旗。”



1937年12月20日，辛德贝格想将几名受伤的难民带到南京城医治，遭到日本兵阻拦。不久，难民区一个五六岁的小孩被手榴弹炸伤，辛德贝格决定豁出去了，骑着摩托车带孩子进城，闯关成功，把孩子送到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威尔逊手中。威尔逊不仅及时救治了孩子，还给了辛德贝格药品、绷带和两个护士。京特出生在中国，知道中国人信任中医，于是想办法请了几个中医，就这样，辛德贝格和京特在江南水泥厂的单身宿舍办起了一个小医院。



在江南水泥厂难民营附近有一个栖霞寺难民营，深受日军的骚扰和威胁。20多名和尚代表难民写了5封抗议信，请求辛德贝格把信翻译成德文和英文，再进城分别转交给了拉贝和德国使馆。栖霞寺难民营当时有一个重量级“难民”——抗日名将廖耀湘，南京失守后他来不及撤退，搭一个农夫的马车躲过日军搜索，藏进栖霞寺。后来，栖霞寺的和尚与辛德贝格和京特取得联系，他们偷偷将廖耀湘安全转移到长江北岸。

 

东京审判出庭作证


在救助难民过程中，国际委员会成员受到日军威胁甚至殴打是家常便饭。他们的日记中都有详细记录：1937年12月16日晚上，贝德士被喝醉的士兵从床上拖起；18日，在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被士兵用手枪威胁。农艺学教授里格斯12月16日在阻止日军将平民带走时遭到日军殴打；1938年1月9日晚上在自己住所附近被士兵用刺刀威胁。医生威尔逊12月18日遭手枪威胁，12月21日中午“差一点被枪杀了”⋯⋯



据社会学教授史迈士记录，一天晚上，传教士们坐在一起吃晚饭，有几个人说：“我们之中谁最先被杀死，我们就把他的尸体抬到日本使馆门口放着。”有几个人则说：“我愿要么做那个被抬的，要么去抬别人。”


这些国际友人万幸度过劫难，他们最终等到胜利，在东京审判中出庭作证。


1946年8月15日，马吉牧师在东京出庭作证，向法官陈述了他在南京亲历的种种日军暴行。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时，放映了弗兰克·库柏编导的影片《中国的战争》，其中有很多马吉拍摄的镜头。



美国医生威尔逊，大屠杀期间在鼓楼医院独自承担全部外科手术，胳膊累肿了也不能休息。他还坚持几乎天天写日记。他在东京审判书面证词中写道：


“日军入城后不久，送往鼓楼医院救治的平民人数急剧上升⋯⋯日军针对城中平民的暴行在持续六周多后才开始减退⋯⋯我保证以上所述完全属实，1946年6月22日。”



贝德士在法庭上指出，国际委员会在大屠杀持续6个星期内送交日本大使馆70个报告，具体记载了数千起暴行案件。在最初三周，他本人也几乎每天带一份报告前往日本使馆，而这些报告的内容迅速经使馆送往东京，外相广田宏毅、上将松井石根、参谋长武藤章等高级官员不可能不知晓。1948年11月4日，这三名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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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李响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戈雨 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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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000 字
阅 读 需 要 16 分钟


……这一天正是日军进城的日子。任何人由于恐惧或受惊而逃跑， 任何人天黑以后在街道或小巷被流动巡逻兵抓住，几乎都会被就地处决⋯⋯而文雅的( 日本) 官员演说却宣称：唯一的宗旨是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向暴虐的中国政府宣战。简直令人作呕。


这是1937年第一篇对南京大屠杀的现场目击记录，作者是金陵大学历史系美籍教授贝德士。12月15日，四名西方记者将这份记录带往上海。12月16日，最后一名西方记者离开南京，临走前他收到基督教南京青年会牧师费吴生的信函。记者以《美国传教士叙述的南京恐怖统治》为题，将信函内容发表在1937年12月22日的《纽约时报》上，成为最早向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之一。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大屠杀开始。国民政府已迁都重庆，各国使馆纷纷撤侨，英美记者被迫撤离。南京成为与世隔绝的地狱。有22名西方人自愿留在南京，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保护了大约25万中国人，并想方设法把日军屠城真相送出重围，使日本政府在国际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将大屠杀主要责任人松井石根及以下将校80余人撤换回国。在南京城外栖霞山江南水泥厂难民营，还有两名西方人保护了3万多难民。


贝德士：冲破封锁只身回南京


1937年9月19日，日本驻中国第3舰队司令官在上海向各国使节发出通告，宣称日本空军将于9月21日正午12时以后对南京采取轰炸或其他手段，要求各国人士迅速离开南京。各使馆为保全国民，从1937年8月中旬就开始撤侨。



当时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贝德士全家正在日本度假，他非但不庆幸自己躲开浩劫，还与家人分别、冲破封锁只身回到南京。1936-1941年期间，他曾7次访问日本，在教会资金的赞助下，利用当地资料研究亚洲现状、日本社会状况及政府政策动向。从贝德士遗稿可以看出，他在1937年之前就向国际社会发出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必将推进大规模侵略战争，当时只有极少数美国学者认识到这一点。


和贝德士一起留下的，还有美国长老会牧师米尔斯，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农艺学教授里格斯，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约翰·拉贝，美国圣公会南京德胜教堂牧师约翰·马吉，美国基督教南京青年会牧师乔治·费奇（又名费吴生），金陵大学鼓楼医院美籍代院长特里默，医生威尔逊，德国礼和洋行工程师克勒格尔等。


这些西方人在南京生活多年，以“老市民”自居。其中有15人来自美国教会。19世纪末以来，北美学生海外布道运动兴起，一批年轻的传教士应此潮流来华，在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任教。这些学者型传教士自称“南京帮”，将大半生精力都投入到南京高等教育事业。



1937年11月，日军攻陷上海，大举西进，直逼南京。金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杭立武邀约留下的这些外侨，决定效法上海，成立南京“安全区”，供难民避祸。东至中山路，北至山西路，南至汉中路，西至西康路。这是一块只有4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区，位于南京市西北角。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鼓楼医院，美、德、英、日大使馆及许多政府机构、高级公寓、私人洋楼都在安全区范围内。



德国人拉贝被选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杭立武被推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兼安全区主任。后来杭奉命护送朝天宫古物西迁，离开南京，总干事一职由贝德士继任。经杭立武推荐，乔治·费奇被国际委员会聘为副总干事，兼安全区副主任，主持安全区的实际工作。总稽查由约翰·马吉牧师兼任。安全区为体现人道、中立，去除政权色彩，挂的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而是民国初年使用过的五色旗；徽章上画着黑圈红十字。大批难民涌向红十字庇护的区域。到12月16日，难民所已发展为25个，后来居住难民人数达25万。日军为使安全区崩溃，百般刁难米煤供应。为养活这几十万人，国际委员会成员一方面与日军谈判争取，一方面偷偷出城购买。贝德士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不再吃面包，和难民一样喝稀饭，以节约粮食。



西方侨民在救护中国难民期间，还在安全区的难民所甚至自己家中救助了一些中国军队高级将领与军官。按照国际惯例，安全区应当保持中立，只收容难民和解除武装的军人。掩护抗日军官，如被日本人发现，极有可能给国际委员会和整个安全区带来灭顶之灾。但同情中国的外侨决定冒险。


第72军军长兼第88师师长孙元良被魏特琳隐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难民中；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被贝德士藏在金陵大学管理大楼最顶层密室；教导总队第二旅参谋主任廖耀湘被卡尔·京特与辛德贝格藏在江南水泥厂的难民营中；南京卫戍司令部卫生部部长金诵盘先被藏在美国大使馆，后被转移到金陵大学美籍教师宿舍楼；南京卫戍司令部的参谋龙应钦与周上校被藏在拉贝住宅的二楼。西方侨民将他们安全送出南京，保存了中国抗日的精英力量。



费吴生：将胶卷缝在大衣衬里带出南京


12月13日，南京沦陷。拉贝和乔治·费奇立刻来到安全区最南边的汉中路同日军交涉。费奇在地图上用铅笔划出标记，告诉日军安全区的位置。日本军官说：“请放心！”拉贝和费奇信以为真。没想到他们还未离开，就亲眼看到日军击毙20名惊慌逃跑的难民。接着日军又闯进安全区，强行抓走大批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费奇痛心疾首地给友人写信道：


“我们忙着解除他们的武装，表示他们缴械后可以保全生命。抱歉得很，我们是失信了。不久他们有的被日军枪杀了，有的被戳死了。他们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拼命到底啊！”



在这些外侨中，费奇与中国的缘分也许是最深厚的。他还有一个名字叫费吴生，因为他生于苏州。父母是传教士，早年从美国来到中国。1913年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中，数十万难民涌入上海，费吴生所在的基督教南京青年会立即开展救济工作。在这期间，他与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等人有深入交往。可以说费吴生不仅是中国通，还算得上中国革命的元老。



1937年12月19日，费吴生与贝德士、史密斯博士一起到金陵中学，看到一个姑娘正被三个日本兵和一个骑马的日本军官追赶，费吴生一把将姑娘推进自己的汽车，关上车门就向校门外开去。日本军官悍然横马挡在车前，但是马害怕汽车发动机声闪到一边，费吴生等人便开足马力飞驰而去。但更多时候，他们根本无力阻挡野蛮的烧杀淫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悲愤地将暴行如实记录。


费吴生在1937年12月10日到1938年1月11日期间的日记，于1938年1月23日由德国人克勒格尔秘密带往上海，立即广为流传，引起中外舆论界震动。1938年6月2日，芝加哥《视野》杂志刊登了费吴生的日记。此文后来又经缩写，刊载在当时美国发行量极大的《读者文摘》。从1946年东京审判到今天，这些材料一直是指控日本军国主义罪责的铁证。


约翰·马吉

拍下南京大屠杀的影像资料


约翰·马吉1884年出生于美国一个律师家庭。他在耶鲁大学和麻省剑桥圣公会神学毕业后，1912年作为牧师被美国圣公会派往中国。南京大屠杀期间，他担任国际安全区总稽查。目睹日军暴行，马吉感到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痛苦”，他拿起了以前用于拍摄福音传播的贝尔牌16mm家用摄像机，在鼓楼医院一带拍摄纪录片。当时日军对外籍人士行动严格控制，摄影摄像绝对禁止。马吉牧师在影片的引言中写道：“必须小心谨慎地行动，摄影时千万不可让日本人看见。”



2007年11月初，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反诉日本右翼作家名誉侵权案一审宣判，日方败诉。审判中有一件重要证据即是马吉拍摄的纪录片，画面中有当时才8岁的夏淑琴。她被日军连刺数刀昏死过去，待她醒来时全家9口有7人惨遭杀害，只有她和年仅4岁的妹妹侥幸生还。当年，夏淑琴和妹妹到难民区进行难民申报。她的悲惨遭遇引起了马吉的注意。马吉去了中华门内新路口5号——夏淑琴一家惨遭杀害的现场，用摄影机摄下惨状。70年后，马吉拍下的证据为夏淑琴讨回了公道。


马吉的记录片有4份拷贝。送到英国的拷贝，被传教士穆里尔·莱斯特小姐带到了日本放映，但很快遭到禁止；1938年4月，拉贝回到德国柏林放映了马吉拍摄的这部纪录片。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也观看了这部片子，“盟友”日本的兽行令戈培尔都震惊，据说看到那些惨不忍睹的镜头时，他还呕吐了好几次。



1953年，马吉牧师在匹兹堡去世。1991年8月，约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从家中地下室里存放的父亲遗物中，找到了马吉牧师当年拍摄的胶片拷贝和使用的那台16mm摄影机，这成为南京大屠杀证据搜集史上一个里程碑。2002年10月2日，大卫·马吉将摄影机捐赠给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马吉牧师曾经传教的道胜堂教堂，现在是南京市第十二中学图书馆。2000年8月2日，南京市下关区政府特将其命名为约翰·马吉图书馆。


辛德贝格和京特

送抗日名将廖耀湘过江


在马吉拍摄的录像中，有15个江南水泥厂难民营的镜头，是丹麦人辛德贝格协助马吉完成的。1937年11月，刚刚建成的江南水泥厂正准备运营，传来了淞沪失守的消息。工厂进行了紧急人员疏散，但机械设备无法运走。设备来自德国和丹麦，德国是日本的同盟，丹麦是中立国，董事会成员请求两国以债权人身份派员入驻。于是两国分别派来了卡尔·京特和辛德贝格两个员工。



江南水泥厂外侧有一道有刺的篱笆墙，宽一尺；还有一条约10米宽的护厂河。日军进城后，难民蜂拥而至，辛德贝格和京特决定把这些难民收容下来。他们设立了一个工厂保护区，面积甚至比南京城内的国际安全区还要大。1938年3月，丹麦一家报纸上发表文章，题为《最大的丹麦国旗飘扬在中国南京》，文中引用辛德贝格这样一段话：


“我让人在厂房屋顶上用油漆绘出一面约1350平方米的丹麦国旗，从空中就能清楚地看到。我想这一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面丹麦国旗。”



1937年12月20日，辛德贝格想将几名受伤的难民带到南京城医治，遭到日本兵阻拦。不久，难民区一个五六岁的小孩被手榴弹炸伤，辛德贝格决定豁出去了，骑着摩托车带孩子进城，闯关成功，把孩子送到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威尔逊手中。威尔逊不仅及时救治了孩子，还给了辛德贝格药品、绷带和两个护士。京特出生在中国，知道中国人信任中医，于是想办法请了几个中医，就这样，辛德贝格和京特在江南水泥厂的单身宿舍办起了一个小医院。



在江南水泥厂难民营附近有一个栖霞寺难民营，深受日军的骚扰和威胁。20多名和尚代表难民写了5封抗议信，请求辛德贝格把信翻译成德文和英文，再进城分别转交给了拉贝和德国使馆。栖霞寺难民营当时有一个重量级“难民”——抗日名将廖耀湘，南京失守后他来不及撤退，搭一个农夫的马车躲过日军搜索，藏进栖霞寺。后来，栖霞寺的和尚与辛德贝格和京特取得联系，他们偷偷将廖耀湘安全转移到长江北岸。

 

东京审判出庭作证


在救助难民过程中，国际委员会成员受到日军威胁甚至殴打是家常便饭。他们的日记中都有详细记录：1937年12月16日晚上，贝德士被喝醉的士兵从床上拖起；18日，在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被士兵用手枪威胁。农艺学教授里格斯12月16日在阻止日军将平民带走时遭到日军殴打；1938年1月9日晚上在自己住所附近被士兵用刺刀威胁。医生威尔逊12月18日遭手枪威胁，12月21日中午“差一点被枪杀了”⋯⋯



据社会学教授史迈士记录，一天晚上，传教士们坐在一起吃晚饭，有几个人说：“我们之中谁最先被杀死，我们就把他的尸体抬到日本使馆门口放着。”有几个人则说：“我愿要么做那个被抬的，要么去抬别人。”


这些国际友人万幸度过劫难，他们最终等到胜利，在东京审判中出庭作证。


1946年8月15日，马吉牧师在东京出庭作证，向法官陈述了他在南京亲历的种种日军暴行。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时，放映了弗兰克·库柏编导的影片《中国的战争》，其中有很多马吉拍摄的镜头。



美国医生威尔逊，大屠杀期间在鼓楼医院独自承担全部外科手术，胳膊累肿了也不能休息。他还坚持几乎天天写日记。他在东京审判书面证词中写道：


“日军入城后不久，送往鼓楼医院救治的平民人数急剧上升⋯⋯日军针对城中平民的暴行在持续六周多后才开始减退⋯⋯我保证以上所述完全属实，1946年6月22日。”



贝德士在法庭上指出，国际委员会在大屠杀持续6个星期内送交日本大使馆70个报告，具体记载了数千起暴行案件。在最初三周，他本人也几乎每天带一份报告前往日本使馆，而这些报告的内容迅速经使馆送往东京，外相广田宏毅、上将松井石根、参谋长武藤章等高级官员不可能不知晓。1948年11月4日，这三名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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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李响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戈雨 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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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600字
阅 读 需 要 15 分钟

 

谈论起历史上的皇后，大多数人想起的都会是贤德如长孙皇后，强势如武则天……而“羊献容”这个名字，恐怕鲜为人知。



的确，身为晋惠帝的继后，她既没有开国皇后的显赫功绩，也没有绝代佳人的倾城艳名。然而她的人生故事，亦称得上传奇。


在晋皇室内部争权夺利的“八王之乱”中，羊献容曾先后五次被废，又五次恢复后位。西晋灭亡后，本应命运悲惨的她又意外被前赵君主刘曜纳为皇后。五废六立，一身二后，如此波折的人生经历，在历史上也实属少见。


误入权力角逐的少女皇后


羊献容出生于泰山南城（今山东省平邑县）的世家羊氏。她的祖父羊瑾曾任尚书右仆射，父亲羊玄之官至尚书右仆射、侍中，封兴晋公。羊氏家族在三国时期，便积极参加司马氏代魏的政治运筹，与荀勖等人共同参与司马昭的机密要事，是西晋的“开国元勋”。羊献容的堂姑奶羊徽瑜[祖父羊瑾堂弟羊衜（dào）女]，是司马师的第三任妻子，司马师之侄司马炎代魏称帝后，被尊为太后，泰山羊氏自此跻身西晋外戚之列。羊徽瑜同母弟羊祜，堂弟羊琇都在朝中担任重职。



在干戈暂息的西晋初年，羊献容能够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实属幸运。最起码，她不仅从小衣食无忧，还能接受一定的文化教育。


不过，羊氏虽为世家，其家族实力在西晋并不能算“顶流”。随着家族核心人物羊徽瑜、羊祜和羊琇相继过世，羊氏家族在朝中已经没有可依靠的强权人物，开始逐渐走向衰落。


而羊氏家族的“衰落”，却正巧推动了羊献容被选为皇后的进程。



永康元年（300），晋惠帝司马衷的第一任皇后贾南风被赵王司马伦以“谋害太子”之罪废黜，旋即被赐金屑酒毒杀于金墉城。皇后之位不可空悬，司马伦的宠臣孙秀在其授意下，开始物色新皇后人选，目的是更好地控制性格软弱的晋惠帝。新皇后的身份必须满足两点核心要求，一是其必须出身高门士族，二是家族不能太过显赫。羊氏家族既符合“自世宗景帝而下，与婚姻择配上皆取之士族门第”的惯例，又因朝中无人不会对掌权者构成威胁，而再合适不过。



除此之外，羊献容的外祖父孙旂（qí）与负责选后的孙秀是同族，孙旂的几个儿子也都与孙秀交好。俗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孙秀自然优先考虑与自己关系更密切的皇后备选。而对羊氏家族而言，自家女儿能够成为皇后，对提升本家族的政治地位、重振家族声望大有助益。他们希望羊家再出一位皇后，重现羊徽瑜任太后时的辉煌。因此，他们也积极推动立后事宜。


最后，在共同努力下，同年十一月初七，羊献容被立为晋惠帝的第二任皇后。她的父亲被升为光禄大夫、特进、散骑常侍，封兴晋侯，之后又改封公爵。一时间，羊氏家族可谓风头无两。对羊献容而言，被立为皇后却非但不是荣耀的开端，反而成为她悲惨命运的起点。



摆在这位新皇后面前的，是痴傻无能的丈夫、虎视眈眈的亲戚和暗流涌动的朝堂。她虽贵为皇后，却不过是诸王博弈的棋子。


羊献容卷入的，就是西晋那场有名的“八王之乱”。


五立五废的过山车半生


“八王之乱”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宗室内战之一。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诸王互相攻伐长达十六年之久。风暴中心的晋惠帝，被夺来抢去，浑然无知无能。身为他的妻子，羊献容自然无法幸免。



永宁元年（301），赵王司马伦废惠帝自立，羊献容仅当了两个月不到的皇后，就和惠帝一起被幽禁于金墉城。同年三月，齐王司马冏起兵反叛赵王伦。四月，赵王伦、孙秀等人被杀，齐王冏主政，羊献容与惠帝一起重新回到皇宫。但他们劫后余生的太平日子还没过多久，河间王司马颙就因不满齐王主政，于太安元年（302）十二月和长沙王司马乂联手进攻齐王司马冏，司马冏被杀后，洛阳易主。太安二年（303），长沙王司马乂又被河间王司马颙的部将张方攻杀，政权再度落入司马颙及司马颖手中。



永兴元年（304）二月，成都王司马颖上表正式废黜羊献容的后位，并再次幽之于金墉城。此举无疑是对惠帝的羞辱和警告，而这个形同木偶、任人摆弄的傀儡皇帝，就连自己的皇位都不能好好守住，又何谈去保护妻子？



最终还是东海王司马越与右卫将军陈眕（zhěn）等人将羊献容救出，重新立为皇后。当然，他们也不是乐于助人，只是要借复位皇后的幌子，起兵反司马颖。奈何此时东海王实力不济，于荡阴兵败，惠帝被司马颖的部将石超掳至邺城，羊献容第二次被废黜。十一月，张方挟返洛不久的惠帝至长安。以刘暾、周馥等为首建立的洛阳政权乘机恢复了羊氏的后位。


永兴二年（305）四月，张方强迫洛阳政权再一次废黜羊后。秦州刺史皇甫重养子皇甫昌向司马越求救未果，于是在洛阳诈称司马越之命，迎羊献容于金墉城复其后位，并以她的名义发兵讨伐张方。



此事失败，皇甫昌被洛阳留守官员诛杀。同年十一月，立节将军周权（自称平西将军）又诈称诏令，复立羊后，讨伐张方。周权旋即被洛阳令何乔攻杀，羊献容第四次被废。这一次，大约是司马颙嫌把羊献容一个无足轻重的皇后废来废去太麻烦，所以干脆打算以“后屡为奸人所立”为由，将她赐死。大臣刘暾等人一向是立后派，也不忍见无辜之人被杀，上书极力回护道：


羊庶人门户残破，废放空宫，门禁峻密，无缘得与奸人构乱，众无愚智，皆谓其冤。今杀一枯朽之人，而令天下伤惨，何益于治！


司马颙虽然不满，但在群臣劝谏下，饶过了羊献容，将她囚禁起来。光熙元年（306）六月，惠帝重返洛阳，羊献容再次被复为皇后。此为四废五立。

不料，当年十一月，惠帝就中毒而死。而他的死，也让羊献容陷入了更为糟糕的境地。


再嫁为后，命运转折


光熙元年（306）十一月，惠帝因食饼中毒而崩。皇太弟司马炽继位，是为怀帝，尊羊献容为惠帝皇后。而这个“皇后”名号，绝非羊献容想要的。据《晋书·怀帝本纪》记载，惠帝死后，羊献容试图以皇后名义，更换继承人人选：


光熙元年十一月庚午，孝惠帝崩。羊皇后以于太弟为嫂，不得为太后，催清河王覃入，已至尚书阁，侍中华混等急召太弟。癸酉，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羊氏为惠皇后。


清河王司马覃是惠帝的侄子，他年纪尚幼，而司马炽年已及冠，如果是他登基，羊献容不仅不能当上太后，还多半要受制于人。因此，她也想放手一搏，阻拦司马炽登基，为自己拼出个前程。



这是正史中羊献容相关记载中唯一一次，由羊献容本人发起的政治行动。虽然结局以失败告终，但从中可以窥见这位身不由己的高门女子，对掌握自身命运的渴望。


遗憾的是，乱世中，身不由己才是常态。


怀帝继位的第二年即永嘉二年（308），匈奴贵族刘渊在平阳称王，国号汉。他的养子刘曜攻陷洛阳时，将羊献容、晋怀帝掳去平阳。羊献容被刘曜纳入后室，成为他的妻妾之一。太兴元年（318），刘曜称帝，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立其妻羊氏为皇后，子熙为皇太子”。经历五废五立，再嫁他人后，羊献容第六次当上了皇后。



而在刘曜这里，羊献容反而获得了些许自主权。刘曜对她十分宠爱，不仅立她所生的儿子为太子，并且允许羊献容参与朝政大事。《刘曜载记》记录：


（太兴二年）地震，长安尤甚。时曜妻羊氏有殊宠，颇与政事，阴有余之征也。


太兴二年（319）的地震发生后，一些大臣将其归咎于羊献容的“阴气过重”，认为她作为两朝皇后，干预政事，导致阴盛阳衰，进而引发地动。


由此可见，羊献容除了受到刘曜的宠爱后，还获得了部分参政议政的权力。由于刘曜是强权出身，她也能够借势满足过去在西晋空缺的政治欲望。



光初五年（322），羊献容去世。刘曜不顾朝臣反对，耗费巨资动用大量人力为其修建显平陵。下葬之日“大赦境内殊死已下，赐人爵二级，孤老贫病不能自存者帛各有差”，谥号献文皇后。从刘曜安排的葬礼规格来看，羊献容在前赵的确享有一国之母的尊荣。


幸运还是不幸？


正史中，有羊献容和刘曜的这样一段对话：


曜僭位，以为皇后。因问曰：“吾何如司马家儿？”后曰：“胡可并言？陛下开基之圣主，彼亡国之暗夫，有一妇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贵为帝王，而妻子辱于凡庶之手。遣妾尔时实不思生，何图复有今日。妾生于高门，常谓世间男子皆然。自奉巾栉以来，始知天下有丈夫耳。”


大概是出于某种虚荣心，刘曜将自己和惠帝相比，想听到皇后的肯定。而羊献容也顺着刘曜心思，说惠帝贵为帝王，却连自己跟一妻一儿三个人都不能庇护，任人凌辱，与之相比，刘曜是天下难得一见的大丈夫。

这是羊献容为数不多被历史记录下来的话语，虽可能是为求刘曜欢心，有讨好之嫌，但也未必没有真情实感。在封建社会，皇后有着“与帝齐体，供奉天地，祗承宗庙，母临天下”的尊贵身份，然而其实际地位很大程度上依附于皇权与朝局。贾后擅权，令西晋皇室对继后严防死守，羊献容身后没有强大家族，只能与自己的丈夫惠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偏偏晋惠帝是个极度无能，任由他人操纵的“软蛋”皇帝，他前期受制于大臣杨骏，中期被自己的皇后贾南风玩弄于掌心，连亲儿子被杀也不能有所作为，后期更是沦为诸王争权的傀儡，被各方势力轮番挟持。身为丈夫，根本没有能力保护妻子，因而羊献容被各个政治势力废立易如反掌。



或许正因如此，当刘曜问她“吾何如司马家儿”时，她的话语中才会流露出如此复杂的情感。那既是对无能丈夫的失望，也是对自身命运的慨叹。


从生存的角度来看，羊献容这样的结局似乎是幸运的。

她出身世家，从小锦衣玉食，生活优渥。长大后被选为皇后，在西晋末年的乱世中非但没有丧生，反而再次嫁为皇后，得以幸终。


与她同时的高门贵女中，前太子妃王惠风侥幸逃过贾南风毒杀，却在刘曜攻破洛阳后不愿受辱而自杀；怀帝皇后梁兰璧亦被乱兵所虏，下落不明；临海公主更是沦落为奴，饱受虐待。相比之下，羊献容不仅保全了性命，还维持了尊贵的地位，实属奇迹。


然而，羊献容所谓的幸运背后也有着强烈的悲剧色彩。她的一生犹如浮萍，始终被时代的惊涛骇浪裹挟。少年入宫成为政治傀儡的附属品，在五废六立的闹剧中饱受屈辱；洛阳城破时，又从晋室皇后沦为战利品，被迫委身于灭国仇敌。死后，羊献容的三个儿子均在政斗中丧生，她也被后世扣上“委身强虏，献媚贡谀”的骂名。



羊献容的际遇，实为西晋末世的一个缩影，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人能逃过这场劫难。晋惠帝被毒杀，怀、愍二帝相继受辱，王公大臣或死或降，百姓流离失所，沦为俘虏。只能说，在历史的洪流中，多数人终究是身不由己。或许让羊献容回顾自己的一生，她也只会感叹生于末世，命如飘萍，所求不过苟全性命于乱世，岂敢奢望青史流芳。


参考资料：

1.（南朝）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

2.（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3.刘洁.试析西晋惠羊皇后的悲剧人生[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0(06):25-29.

4.高茂兵,刘清.论西晋惠帝羊皇后[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24(07):74-7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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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李宁馨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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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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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6300 字
阅 读 需 要 18 分钟

 

“团结就是力量！”这句响彻云霄的口号，早已融入现代中国人的精神血脉。然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一千多年前的大唐帝国，翻阅那些泛黄的军旅档案时，一个令人拍案称奇的“巧合”跃然纸上：在唐朝的军事编制中，赫然存在着名为“团结兵”和“健儿”的特殊兵种！



这名字，与现代人耳熟能详的“团结就是力量”和形容体魄强健、英勇善战的“健儿”，竟如此高度契合！这仅仅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其中蕴含着某种深意？


事实上，“团结兵”与“健儿”，是唐代与府兵制并行的、具有独特功能与组织逻辑的重要军事力量，深刻反映了唐朝应对时代挑战的军事智慧。


唐代的兵员构成


说到唐代的兵制，可能大多数人比较熟悉的是“府兵制”。


唐代前期的府兵制度是典型的重视身份性兵役制度。府兵包括内府与外府两个部分。内府府兵包括“亲卫”“勋卫”“翊卫”，总称为“三卫”，遴选对象明确规定是官僚子弟；外府府兵总称为“卫士”，主要的选拔标准则瞄准下层官吏和殷实多丁之家。



在此时期，选拔府兵的标准是“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也就是说家境富裕、身体强壮、丁口多寡是挑选府兵的三个因素序列。经济条件很重要，因为当兵不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是为国家尽义务，需要花钱买武器，没有较好的家庭条件不行。在此种情形下，民众服兵役大多并非源于经济因素，而是为了获取勋赏。建功立业乃唐代前期众多知识分子的憧憬与追求，“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正是这种心态的体现。


而在府兵之外，唐代还有结构复杂的军事体系——朝廷会广泛征调“兵募”（临时征发的义务兵）、征发“丁防”（承担特定徭役的丁壮）、吸纳骁勇善战的“蕃兵”（少数民族部族武装），以及“健儿”与“团结兵”。



在开元天宝盛世时期，健儿与团结兵主要活跃于帝国的边疆地带，是构成“边军”的重要力量。他们与内地的府兵、轮番戍守的兵募等，共同编织起大唐辽阔疆域的防御网络。


安史之乱的烽火，深刻改变了唐朝的军事格局。府兵制名存实亡后，中央依靠重建的禁军（如神策军）维系权威。而在地方上，除了一些特殊的藩镇牙兵，唐廷掌控的军队大体被归为两大类：一类是长期服役、职业化程度更高的“健儿”；另一类则是更侧重地方防卫、由州县组织训练的“团练”或“团结”（两者概念在后期常互通）。



由此可见，“健儿”与“团结（兵）”是贯穿盛唐至中晚唐、具有特定功能和演变轨迹的关键兵种。那么，他们究竟从何而来？如何组织？战斗力几何？在帝国兴衰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长征健儿”：大唐边军的职业精锐


唐初府兵“战时为兵，闲时务农”的模式，在长期边防压力下逐渐瓦解。戍边周期延长、自备装备负担沉重，导致：


“自高宗、武后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坏，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卫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卫不能给。”（《新唐书·兵志》）


尤其是西北、东北边疆常年紧张对峙，临时征发的府兵难以应对，兵源枯竭危机凸显。



为填补边防真空，朝廷转向招募职业化军队。开元十一年（723），宰相张说建议招募京兆等州府兵及白丁组建“长从宿卫”，次年改称彍骑。至开元二十五年（737），玄宗正式下诏：


“宜令中书门下与诸道节度使，各量军镇闲剧审利害，计兵防健儿等作定额，委节度使放(於)诸色征行人内及客户中招募，取丁壮情愿充健儿长任边军者，每岁加於常例，给田地屋宅。务加优恤，使得存济。每年逐季本使具数报中书门下，至年终一时录奏。”


该诏令明确要求健儿长期甚至终身驻守边疆，彻底改变府兵轮番更代的旧制，形成职业军队。而且兵源不限于农户，扩展至现有军人、无籍流民，将社会游离人口转化为边防力量。通过法定年度供给（超越常规待遇）和授予田宅，使健儿扎根边疆，兼具“以兵代赈”稳定流民的作用。



此敕令标志着唐代边防从府兵轮戍制向职业募兵制的彻底转型。长征健儿以终身职业化、经济优待制度化、兵源开放化、中央监管定额化为特征，成为唐玄宗时代开疆拓土的有效力量，但也埋下节度使坐大的隐患。


我们先来看一首古诗——李颀的《古意》。


“男儿事长征，少小幽燕客。赌胜马蹄下，由来轻七尺。杀人莫敢前，须如猬毛磔。黄云陇底白云飞，未得报恩不得归。辽东小妇年十五，惯弹琵琶解歌舞。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


我们可以从这首诗大概了解一下唐代长征健儿的面貌。他们作为终身戍边的职业军人：少年从军，在苦寒边塞淬炼成钢；马背争锋、刀口舔血，练就一身搏命本领。他们的战斗力令人胆寒，胡须如猬刺般怒张，凶悍如猛兽；战场之上“杀人莫敢前”，敌人望风披靡。


那么，唐代开天之际的健儿是些什么人呢？《唐六典》卷五《兵部尚书》的健儿条注云“旧健儿在军，皆有年限，更往来”，开元二十五年改“置兵防健儿”，使其“长住边军”。“健”字直指其体格与战力标准。长期服役带来的专业化训练与实战经验使得长征健儿得以成为大唐边军的精锐。



安史之乱以后，健儿制再次发生重要变化，健儿完全变成职业雇佣军，衣食费用，由国家统给。大历十二年（777）年五月定制“其兵士量险隘召募，谓之健儿，给春冬衣，并家口粮”。健儿在唐朝后期更多地称为官健，《资治通鉴》卷大历十二年五月条：


“又定诸州兵，皆有常数，其召募给家粮、春冬衣者，谓之官健。”


健儿的装备与待遇也得到了显著提升，他们不再需要自备武器和粮草，而是由朝廷统一配发。根据唐代军事典籍（如《太白阴经》）及文书证据，核心装备包括横刀、佩刀、长矛、陌刀等近战利器，弓与箭、弩等远程作战武器，还有铠甲、头盔等防护装备。这种制度上的改进，不仅减轻了士兵个人及家庭的负担，还提高了军队的整体作战能力。朝廷通过提供精良的装备、稳定的军饷以及定期的补给，确保健儿能够专注于训练与戍边任务。


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增强健儿的归属感和忠诚度，朝廷还在边疆地区为他们分配土地，并允许携带家眷定居。据《唐六典》卷5《尚书兵部》记载，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曾颁布过一道具有重要意义的敕文：


“取丁壮情愿充健儿常任边军者，每年加常例给赐，兼给永年忧复；其家口愿同去者，至军州，各给田地、屋宅。”



这种待遇相当丰厚，除田地外还赏赐屋宅，以供边防军人及其家属长久居住。这些政策使得健儿逐渐成为边疆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完成军事职责的同时，也参与地方经济建设，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总之，唐代前期的健儿以及开元年间出现的长征健儿，在唐代后期一般叫长行健儿，或简称为长行。这种名称演变的背后是军队征集和动员体制上的重大改变，即从特定时间或特定地区征募有专业训练的士兵变成向社会普遍招募职业化的士兵。



当然，职业化军队的发展也会带来新的问题。由于健儿长期驻扎在边疆，与当地节度使的关系日益密切，这导致部分节度使利用健儿扩充势力，甚至形成割据局面。尤其是在安史之乱后，中央权威削弱，地方藩镇权力膨胀，健儿往往直接听命于节度使而非中央政府。这种情况加剧了唐朝后期的政治分裂，也为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埋下了伏笔。尽管如此，在盛唐时期，长征健儿作为大唐边军的核心力量，可以说是帝国军事体系中代表战斗力的一环，他们的存在为大唐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团结兵”：地方性的辅助力量


唐代团结兵的出现，源于军事制度的弹性需求。在府兵、兵募等正规军之外，面对地方治安维稳、小规模征讨、边军补充及临时差役等任务，朝廷需避免过度抽调导致影响农时和正规军战力。武则天时期，战争频发导致府兵与兵募不足，团结兵在河南、河北及关内等地率先设置。开元天宝年间，随着边疆压力增大，这种“因地设防、因需征发”的模式逐渐制度化，成为应对区域性危机的关键力量。


团结兵本质是地方征发的民丁（主要选自土户），不离乡土、不长期脱离生产。如《唐六典》载关内团结兵：


“凡关内团结兵，京兆府六千三百二十七人，同州六千七百三十六人，华州五千二百二十三人，蒲州二千七百三十五人。（选户殷丁赡，身材强壮者充之，免其征赋，仍许在家常习弓矢，每年差使依时就试）”


农闲训练，战时征调。从上述史料，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团结兵的选拔标准的相关信息：家境比较殷实、劳动力充足的家庭中，挑选身体健壮的成年男子来充当团结兵。朝廷会免除这些被选者家庭的赋税和徭役，作为服役的报酬。这些团结兵平时不需要集中住在军营，允许并要求他们在自己家里经常练习弓箭等武艺。官府每年会派遣官员，在固定时间召集他们进行集中考核，检验训练成果。


“团结”二字非现代意义的协作，而是军事编制术语，指将分散民丁按临战需求结聚成军。《册府元龟》开元十五年（727）制书详载陇右、河西“纠合诸军，团结劲卒”的过程，强调“首尾相卫”的阵型训练。这类军队亦称“团练兵”“土团”或“子弟兵”，如剑南五州“镇防团结兵”由刺史统押，敦煌差科簿中的“土镇兵”实为本地团结兵。



唐人在如下两层含义上使用团结或团练：一是把不是兵士的民丁编组成军；二是对在役军士进行团伍教习。说兵募、防丁也包括在团结兵的范围之内，不仅仅因为它们符合第一条，即由不同来源的民丁编组成军，而且还因为他们在役时仍然有一个“团伍教练”的过程。所谓“团伍教练”就是对处于行军状态的兵士按临阵要求进行军事训练的过程。它是使平时处于营田、屯田等役事中的防丁、屯丁、兵募等从分散状态进入战备状态的一项组织措施，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这一部分边兵被称作“团兵”“团练兵”或“团结兵”。


唐代前期团结兵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它有着多样性的特点：


一种是农忙归农，农闲训练，缓则为农，急则为兵的团结兵，上文提到的唐六典记载的关内等团结兵即属此类。王维有一首名为《观猎》的诗。诗中“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描绘了农闲时节（冬季）的狩猎场景，暗合团结兵在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的习俗。“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则体现了士兵从农耕到军事行动的快速转换。


另一种是防秋御敌的边军中的团结兵，他们按理是春夏归农，秋冬追集，一年一代，但实际上却往往一再延留。然而“人丁戍边者”的民丁身分仍然存在。杜甫《兵车行》（约作于天宝年间）虽然主要批判的是开边战争中的征人（府兵或募兵），但其描绘的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以及“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的悲惨境遇，极其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包括防秋团结兵在内的戍边百姓被长期征发、役期无望、形同鸡犬的普遍现实。防秋团结兵正是这苦难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有一种是为应付某种突发事件而建立的团结兵，譬如武则天令山东建武骑团兵。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因不满唐朝营州（今辽宁朝阳）都督赵文翙（huì）的欺压，起兵反唐。契丹军迅速攻陷营州，斩杀赵文翙。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危机，武则天采取了一系列非常规的、急切的军事动员措施，其中就包括“令山东近边诸州置武骑团兵”（《资治通鉴》卷二百五）。随着契丹叛乱在次年（697）被基本平定，这批临时组建的“武骑团兵”理论上应解散归农。其存在时间相对短暂，服务于特定军事目标。


由于唐代前期兵制的特点之一是基本上没有职业兵，团结兵的定义是从军队的组建方式着眼的。兵募、防丁、屯丁无论如何不同，均来自民丁，把他们抽调在一起组建成军，要有一个团结（按军队作战方式编队）、训练的过程，由于这样组建的军队不同于长驻边军的健儿，也不同于在军府中的府兵，所以只有健儿和府兵（后以彍骑代之）不用“团结”二字，其余边军都可以称团结兵。可以这样说，安史之乱前缘边镇兵除了健儿之外，其他兵员都是团结民丁组成，都可称为团结兵。


与上文提到的府兵和健儿此类具有特定身份的兵员不同，团结兵是非身份性的，是就组建方式而言的。凡是从“非兵”到“兵”的过程，皆通过团结、团练的方式来进行。


大体有两种团结兵员的形式：一是参加“征行”的团结兵，比如兵募就是此类。兵募其实是“募兵”一词的名词化表述，是为了某次特定的军事行动而组建的军队。他们被“团结”起来以那些强干的勋官或者有经验的勇健男子为军，将到边疆去参加战斗或者防守，一般完成任务后就返回家乡。另外一类是“镇防”的团结兵，他们虽然在自己的家乡被组织起来，保卫某些特定的边州或要害之地。但是他们并不是地方军队，仍然是朝廷委任地方官训练的队伍，就像边兵往往由边州都督和刺史统领一样。这两部分军队都称为“团结”，它们与后来的彍骑、健儿在天宝时共有57万余人。这样一来唐代前期兵员中，除府兵之外就是健儿和团结，与唐代后期的官健和团结就成为前后相承的制度了。



从武则天时在山东设立“武骑团”这类早期的国家定额管理的地方后备武装（团结兵），再到安史之乱后地方武装性质蜕变，最终演变为唐末地方临时征募且未入国家兵籍的“乡兵”与“土团”，以“团结兵”为起点的这种地方军事组织形式，贯穿并深刻反映了唐代军事制度从中央集权控制走向地方化、私人化的剧烈变迁。



综上，在唐朝，“健儿”接近“精锐常备军”，他们是职业军人，训练、装备、作战经验俱佳，承担主要作战任务，是国家军事力量的支柱，可视为当时条件下的“精锐野战军”。而“团结兵”是“地方预备役”，他们是辅助力量，非职业化，战斗力有限，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特种部队”。


“团结就是力量”在唐朝的真义


唐朝的“团结”与“健儿”，其力量的真谛，与现代口号“团结就是力量”的字面含义是有差异的。


驱动大唐军事机器，尤其是开元天宝年间开疆拓土伟业的真正力量源泉是什么？也许答案在于强大而高效的国家组织与军事制。


唐朝军事真正的力量源泉来自于组织与制度。其中，“健儿”的力量源于国家层面的强力组织（募兵制）、充足的资源投入（田宅、免赋）、职业化训练和明确的赏罚激励机制（军功）。这是国家意志“组织起来的力量”。而“团结兵”的有限力量则来自于地方行政体系（州府）的动员能力，将分散的丁壮临时组织起来应对地方性任务，体现了地方治理的“组织力”。



回望盛唐，尤其是玄宗开边拓土的辉煌，其军事力量的根基，绝非仅靠将士个体的勇武或字面理解的“团结”。真正的力量，深深植根于高效的国家军事组织制度（募兵制）：它塑造了职业化、精锐化的核心力量——健儿。此外，强大的资源动员与行政组织能力也能确保在需要时，将地方丁壮“团结”起来，形成辅助力量——团结兵。


综上，唐朝军事强盛时期（尤其是玄宗开边）的真正力量，体现在其高效的国家军事组织制度（募兵制塑造“健儿”）和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包括组织“团结兵”）上。“力量”的关键在于系统性的组织与制度保障，而非单纯依靠个体勇武或字面意义的“团结”。这或许是对“团结就是力量”在古代军事语境下更深层的解读——组织力就是战斗力。


参考文献：

《册府元龟》《唐六典》《全唐文》《新唐书》《资治通鉴》

[1]暨远志：《张议潮出行图研究（续）——论沙州归义军的长行官健制和蕃汉兵制》，《敦煌研究》，1992年第4期。

[2]张国刚：《唐代团结兵问题辨析》，《历史研究》，1996年8月15日。

[3]张国刚：《唐代兵制的演变与中古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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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易北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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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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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势、顺势、借势、逆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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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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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63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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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就是力量！”这句响彻云霄的口号，早已融入现代中国人的精神血脉。然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一千多年前的大唐帝国，翻阅那些泛黄的军旅档案时，一个令人拍案称奇的“巧合”跃然纸上：在唐朝的军事编制中，赫然存在着名为“团结兵”和“健儿”的特殊兵种！



这名字，与现代人耳熟能详的“团结就是力量”和形容体魄强健、英勇善战的“健儿”，竟如此高度契合！这仅仅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其中蕴含着某种深意？


事实上，“团结兵”与“健儿”，是唐代与府兵制并行的、具有独特功能与组织逻辑的重要军事力量，深刻反映了唐朝应对时代挑战的军事智慧。


唐代的兵员构成


说到唐代的兵制，可能大多数人比较熟悉的是“府兵制”。


唐代前期的府兵制度是典型的重视身份性兵役制度。府兵包括内府与外府两个部分。内府府兵包括“亲卫”“勋卫”“翊卫”，总称为“三卫”，遴选对象明确规定是官僚子弟；外府府兵总称为“卫士”，主要的选拔标准则瞄准下层官吏和殷实多丁之家。



在此时期，选拔府兵的标准是“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也就是说家境富裕、身体强壮、丁口多寡是挑选府兵的三个因素序列。经济条件很重要，因为当兵不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是为国家尽义务，需要花钱买武器，没有较好的家庭条件不行。在此种情形下，民众服兵役大多并非源于经济因素，而是为了获取勋赏。建功立业乃唐代前期众多知识分子的憧憬与追求，“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正是这种心态的体现。


而在府兵之外，唐代还有结构复杂的军事体系——朝廷会广泛征调“兵募”（临时征发的义务兵）、征发“丁防”（承担特定徭役的丁壮）、吸纳骁勇善战的“蕃兵”（少数民族部族武装），以及“健儿”与“团结兵”。



在开元天宝盛世时期，健儿与团结兵主要活跃于帝国的边疆地带，是构成“边军”的重要力量。他们与内地的府兵、轮番戍守的兵募等，共同编织起大唐辽阔疆域的防御网络。


安史之乱的烽火，深刻改变了唐朝的军事格局。府兵制名存实亡后，中央依靠重建的禁军（如神策军）维系权威。而在地方上，除了一些特殊的藩镇牙兵，唐廷掌控的军队大体被归为两大类：一类是长期服役、职业化程度更高的“健儿”；另一类则是更侧重地方防卫、由州县组织训练的“团练”或“团结”（两者概念在后期常互通）。



由此可见，“健儿”与“团结（兵）”是贯穿盛唐至中晚唐、具有特定功能和演变轨迹的关键兵种。那么，他们究竟从何而来？如何组织？战斗力几何？在帝国兴衰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长征健儿”：大唐边军的职业精锐


唐初府兵“战时为兵，闲时务农”的模式，在长期边防压力下逐渐瓦解。戍边周期延长、自备装备负担沉重，导致：


“自高宗、武后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坏，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卫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卫不能给。”（《新唐书·兵志》）


尤其是西北、东北边疆常年紧张对峙，临时征发的府兵难以应对，兵源枯竭危机凸显。



为填补边防真空，朝廷转向招募职业化军队。开元十一年（723），宰相张说建议招募京兆等州府兵及白丁组建“长从宿卫”，次年改称彍骑。至开元二十五年（737），玄宗正式下诏：


“宜令中书门下与诸道节度使，各量军镇闲剧审利害，计兵防健儿等作定额，委节度使放(於)诸色征行人内及客户中招募，取丁壮情愿充健儿长任边军者，每岁加於常例，给田地屋宅。务加优恤，使得存济。每年逐季本使具数报中书门下，至年终一时录奏。”


该诏令明确要求健儿长期甚至终身驻守边疆，彻底改变府兵轮番更代的旧制，形成职业军队。而且兵源不限于农户，扩展至现有军人、无籍流民，将社会游离人口转化为边防力量。通过法定年度供给（超越常规待遇）和授予田宅，使健儿扎根边疆，兼具“以兵代赈”稳定流民的作用。



此敕令标志着唐代边防从府兵轮戍制向职业募兵制的彻底转型。长征健儿以终身职业化、经济优待制度化、兵源开放化、中央监管定额化为特征，成为唐玄宗时代开疆拓土的有效力量，但也埋下节度使坐大的隐患。


我们先来看一首古诗——李颀的《古意》。


“男儿事长征，少小幽燕客。赌胜马蹄下，由来轻七尺。杀人莫敢前，须如猬毛磔。黄云陇底白云飞，未得报恩不得归。辽东小妇年十五，惯弹琵琶解歌舞。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


我们可以从这首诗大概了解一下唐代长征健儿的面貌。他们作为终身戍边的职业军人：少年从军，在苦寒边塞淬炼成钢；马背争锋、刀口舔血，练就一身搏命本领。他们的战斗力令人胆寒，胡须如猬刺般怒张，凶悍如猛兽；战场之上“杀人莫敢前”，敌人望风披靡。


那么，唐代开天之际的健儿是些什么人呢？《唐六典》卷五《兵部尚书》的健儿条注云“旧健儿在军，皆有年限，更往来”，开元二十五年改“置兵防健儿”，使其“长住边军”。“健”字直指其体格与战力标准。长期服役带来的专业化训练与实战经验使得长征健儿得以成为大唐边军的精锐。



安史之乱以后，健儿制再次发生重要变化，健儿完全变成职业雇佣军，衣食费用，由国家统给。大历十二年（777）年五月定制“其兵士量险隘召募，谓之健儿，给春冬衣，并家口粮”。健儿在唐朝后期更多地称为官健，《资治通鉴》卷大历十二年五月条：


“又定诸州兵，皆有常数，其召募给家粮、春冬衣者，谓之官健。”


健儿的装备与待遇也得到了显著提升，他们不再需要自备武器和粮草，而是由朝廷统一配发。根据唐代军事典籍（如《太白阴经》）及文书证据，核心装备包括横刀、佩刀、长矛、陌刀等近战利器，弓与箭、弩等远程作战武器，还有铠甲、头盔等防护装备。这种制度上的改进，不仅减轻了士兵个人及家庭的负担，还提高了军队的整体作战能力。朝廷通过提供精良的装备、稳定的军饷以及定期的补给，确保健儿能够专注于训练与戍边任务。


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增强健儿的归属感和忠诚度，朝廷还在边疆地区为他们分配土地，并允许携带家眷定居。据《唐六典》卷5《尚书兵部》记载，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曾颁布过一道具有重要意义的敕文：


“取丁壮情愿充健儿常任边军者，每年加常例给赐，兼给永年忧复；其家口愿同去者，至军州，各给田地、屋宅。”



这种待遇相当丰厚，除田地外还赏赐屋宅，以供边防军人及其家属长久居住。这些政策使得健儿逐渐成为边疆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完成军事职责的同时，也参与地方经济建设，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总之，唐代前期的健儿以及开元年间出现的长征健儿，在唐代后期一般叫长行健儿，或简称为长行。这种名称演变的背后是军队征集和动员体制上的重大改变，即从特定时间或特定地区征募有专业训练的士兵变成向社会普遍招募职业化的士兵。



当然，职业化军队的发展也会带来新的问题。由于健儿长期驻扎在边疆，与当地节度使的关系日益密切，这导致部分节度使利用健儿扩充势力，甚至形成割据局面。尤其是在安史之乱后，中央权威削弱，地方藩镇权力膨胀，健儿往往直接听命于节度使而非中央政府。这种情况加剧了唐朝后期的政治分裂，也为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埋下了伏笔。尽管如此，在盛唐时期，长征健儿作为大唐边军的核心力量，可以说是帝国军事体系中代表战斗力的一环，他们的存在为大唐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团结兵”：地方性的辅助力量


唐代团结兵的出现，源于军事制度的弹性需求。在府兵、兵募等正规军之外，面对地方治安维稳、小规模征讨、边军补充及临时差役等任务，朝廷需避免过度抽调导致影响农时和正规军战力。武则天时期，战争频发导致府兵与兵募不足，团结兵在河南、河北及关内等地率先设置。开元天宝年间，随着边疆压力增大，这种“因地设防、因需征发”的模式逐渐制度化，成为应对区域性危机的关键力量。


团结兵本质是地方征发的民丁（主要选自土户），不离乡土、不长期脱离生产。如《唐六典》载关内团结兵：


“凡关内团结兵，京兆府六千三百二十七人，同州六千七百三十六人，华州五千二百二十三人，蒲州二千七百三十五人。（选户殷丁赡，身材强壮者充之，免其征赋，仍许在家常习弓矢，每年差使依时就试）”


农闲训练，战时征调。从上述史料，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团结兵的选拔标准的相关信息：家境比较殷实、劳动力充足的家庭中，挑选身体健壮的成年男子来充当团结兵。朝廷会免除这些被选者家庭的赋税和徭役，作为服役的报酬。这些团结兵平时不需要集中住在军营，允许并要求他们在自己家里经常练习弓箭等武艺。官府每年会派遣官员，在固定时间召集他们进行集中考核，检验训练成果。


“团结”二字非现代意义的协作，而是军事编制术语，指将分散民丁按临战需求结聚成军。《册府元龟》开元十五年（727）制书详载陇右、河西“纠合诸军，团结劲卒”的过程，强调“首尾相卫”的阵型训练。这类军队亦称“团练兵”“土团”或“子弟兵”，如剑南五州“镇防团结兵”由刺史统押，敦煌差科簿中的“土镇兵”实为本地团结兵。



唐人在如下两层含义上使用团结或团练：一是把不是兵士的民丁编组成军；二是对在役军士进行团伍教习。说兵募、防丁也包括在团结兵的范围之内，不仅仅因为它们符合第一条，即由不同来源的民丁编组成军，而且还因为他们在役时仍然有一个“团伍教练”的过程。所谓“团伍教练”就是对处于行军状态的兵士按临阵要求进行军事训练的过程。它是使平时处于营田、屯田等役事中的防丁、屯丁、兵募等从分散状态进入战备状态的一项组织措施，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这一部分边兵被称作“团兵”“团练兵”或“团结兵”。


唐代前期团结兵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它有着多样性的特点：


一种是农忙归农，农闲训练，缓则为农，急则为兵的团结兵，上文提到的唐六典记载的关内等团结兵即属此类。王维有一首名为《观猎》的诗。诗中“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描绘了农闲时节（冬季）的狩猎场景，暗合团结兵在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的习俗。“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则体现了士兵从农耕到军事行动的快速转换。


另一种是防秋御敌的边军中的团结兵，他们按理是春夏归农，秋冬追集，一年一代，但实际上却往往一再延留。然而“人丁戍边者”的民丁身分仍然存在。杜甫《兵车行》（约作于天宝年间）虽然主要批判的是开边战争中的征人（府兵或募兵），但其描绘的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以及“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的悲惨境遇，极其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包括防秋团结兵在内的戍边百姓被长期征发、役期无望、形同鸡犬的普遍现实。防秋团结兵正是这苦难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有一种是为应付某种突发事件而建立的团结兵，譬如武则天令山东建武骑团兵。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因不满唐朝营州（今辽宁朝阳）都督赵文翙（huì）的欺压，起兵反唐。契丹军迅速攻陷营州，斩杀赵文翙。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危机，武则天采取了一系列非常规的、急切的军事动员措施，其中就包括“令山东近边诸州置武骑团兵”（《资治通鉴》卷二百五）。随着契丹叛乱在次年（697）被基本平定，这批临时组建的“武骑团兵”理论上应解散归农。其存在时间相对短暂，服务于特定军事目标。


由于唐代前期兵制的特点之一是基本上没有职业兵，团结兵的定义是从军队的组建方式着眼的。兵募、防丁、屯丁无论如何不同，均来自民丁，把他们抽调在一起组建成军，要有一个团结（按军队作战方式编队）、训练的过程，由于这样组建的军队不同于长驻边军的健儿，也不同于在军府中的府兵，所以只有健儿和府兵（后以彍骑代之）不用“团结”二字，其余边军都可以称团结兵。可以这样说，安史之乱前缘边镇兵除了健儿之外，其他兵员都是团结民丁组成，都可称为团结兵。


与上文提到的府兵和健儿此类具有特定身份的兵员不同，团结兵是非身份性的，是就组建方式而言的。凡是从“非兵”到“兵”的过程，皆通过团结、团练的方式来进行。


大体有两种团结兵员的形式：一是参加“征行”的团结兵，比如兵募就是此类。兵募其实是“募兵”一词的名词化表述，是为了某次特定的军事行动而组建的军队。他们被“团结”起来以那些强干的勋官或者有经验的勇健男子为军，将到边疆去参加战斗或者防守，一般完成任务后就返回家乡。另外一类是“镇防”的团结兵，他们虽然在自己的家乡被组织起来，保卫某些特定的边州或要害之地。但是他们并不是地方军队，仍然是朝廷委任地方官训练的队伍，就像边兵往往由边州都督和刺史统领一样。这两部分军队都称为“团结”，它们与后来的彍骑、健儿在天宝时共有57万余人。这样一来唐代前期兵员中，除府兵之外就是健儿和团结，与唐代后期的官健和团结就成为前后相承的制度了。



从武则天时在山东设立“武骑团”这类早期的国家定额管理的地方后备武装（团结兵），再到安史之乱后地方武装性质蜕变，最终演变为唐末地方临时征募且未入国家兵籍的“乡兵”与“土团”，以“团结兵”为起点的这种地方军事组织形式，贯穿并深刻反映了唐代军事制度从中央集权控制走向地方化、私人化的剧烈变迁。



综上，在唐朝，“健儿”接近“精锐常备军”，他们是职业军人，训练、装备、作战经验俱佳，承担主要作战任务，是国家军事力量的支柱，可视为当时条件下的“精锐野战军”。而“团结兵”是“地方预备役”，他们是辅助力量，非职业化，战斗力有限，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特种部队”。


“团结就是力量”在唐朝的真义


唐朝的“团结”与“健儿”，其力量的真谛，与现代口号“团结就是力量”的字面含义是有差异的。


驱动大唐军事机器，尤其是开元天宝年间开疆拓土伟业的真正力量源泉是什么？也许答案在于强大而高效的国家组织与军事制。


唐朝军事真正的力量源泉来自于组织与制度。其中，“健儿”的力量源于国家层面的强力组织（募兵制）、充足的资源投入（田宅、免赋）、职业化训练和明确的赏罚激励机制（军功）。这是国家意志“组织起来的力量”。而“团结兵”的有限力量则来自于地方行政体系（州府）的动员能力，将分散的丁壮临时组织起来应对地方性任务，体现了地方治理的“组织力”。



回望盛唐，尤其是玄宗开边拓土的辉煌，其军事力量的根基，绝非仅靠将士个体的勇武或字面理解的“团结”。真正的力量，深深植根于高效的国家军事组织制度（募兵制）：它塑造了职业化、精锐化的核心力量——健儿。此外，强大的资源动员与行政组织能力也能确保在需要时，将地方丁壮“团结”起来，形成辅助力量——团结兵。


综上，唐朝军事强盛时期（尤其是玄宗开边）的真正力量，体现在其高效的国家军事组织制度（募兵制塑造“健儿”）和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包括组织“团结兵”）上。“力量”的关键在于系统性的组织与制度保障，而非单纯依靠个体勇武或字面意义的“团结”。这或许是对“团结就是力量”在古代军事语境下更深层的解读——组织力就是战斗力。


参考文献：

《册府元龟》《唐六典》《全唐文》《新唐书》《资治通鉴》

[1]暨远志：《张议潮出行图研究（续）——论沙州归义军的长行官健制和蕃汉兵制》，《敦煌研究》，1992年第4期。

[2]张国刚：《唐代团结兵问题辨析》，《历史研究》，1996年8月15日。

[3]张国刚：《唐代兵制的演变与中古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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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易北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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