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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西安唐大明宫遗址考古工作者在新发掘的建福门址两侧发现了两片特殊的等面积夯土痕迹:二者分别南北宽约十米,东西长约二十米,其上方的建筑已毁,只留存建筑基址。工作人员对照文献记载,最终确定这便是文武百官在宫门口等待早朝时的休息场所:百官待漏院。
大明宫外的“待漏院”自唐宪宗年间首建,经过唐与五代的发展,直到宋朝成为设置完备的民情机构,其作用也由为等候上朝的官员们遮风挡雨,转而成为紧连皇帝、官员与民众的纽带。
天子脚下的“茶水间”
也能“摸鱼”打盹儿
当长安城还沉浸在浓重夜色中时,建福门外的灯火早已率先刺破黑暗。寅时刚过,身着各色官袍的身影便已络绎汇聚于一座特殊建筑前——这里并非朝堂正殿,却承载着帝国日常最关键的运转。这座小楼即为被称作“待漏院”的交通枢纽。
“漏”指古代以滴水计时的器具漏刻,亦可泛称更次与时辰。李益《宫怨》诗云“似将海水添宫漏,共滴长门一夜长”便是借用海水无尽来比喻失宠嫔妃的夜夜漫长。“待漏”之名直白而又形象,即描述官员们在夜色未退之际,提早在宫外静候漏刻报时宫门启钥的行为。宫门五更寅时开启,即凌晨3至5点,百官必须提前到达,然而无论夏雨冬雪,天气如何,官员只能在露天的环境里站立等候,之中的艰辛可想而知,如果再住得离宫门远一些,披星戴月长途跋涉之后还要“罚站”,运动强度不亚于大学生军训。
一块块“望君石”在外苦苦等待:“三殿曙晖犹未启,九霄寒露已将多。”终于在宪宗元和二年(807)设置待漏院,作为百官上朝前的风雨庇护之所:
“六月丁巳朔,始置百官待漏院于建福门外。故事,建福、望仙等门,昏而闭,五更而啓,与诸坊门同时。”
唐朝的待漏院只有驿站歇脚的功用,但这却是最基础且至关重要的功能,官员们能在此遮风避雨,在觐见皇帝前,调整至上朝最佳状态。他们整理仪容、朝服、笏板,拂去身上的尘土,平复一路劳累的心情,做好面圣的正式准备。
虽说待漏院是个严肃场所,许多朝礼规范都要求官员们在待漏时需仪态端正,不得“行立失序”“谈笑喧哗”,但时间久了,官员们也会变着法地“摸鱼”让自己能轻松一些。最初,同僚们会利用等待的时间进行非正式的交流,由此能在上朝之前掌握更多的政治信息。无论是商议即将上奏的要事,还是沟通衙署间的公务协调,或是交换京城内外的见闻,待漏院都扮演了重要的信息集散中心的角色。这一现象到宋时愈演愈烈,甚至已成为“固定节目”。宋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便提到:
“百官早朝,必集于待漏院,以待开门。时或有所咨访议论。”
闲聊能让官员放松不假,但还有一种更为直接的放松方式被普遍采用:假寐。早朝要求大臣早早起床,许多人在昏睡中就已上路,于是选择在待漏时抓紧时间补觉。唐朝诗人权德舆在待漏时酣然入梦,思绪飞到了几千里外,事后还作诗《待漏假寐梦归江东旧居》一首,聊表梦醒后的惘然:
“觉后忽闻清漏晓,又随簪佩入君门。”
在京城做官固然是无上的荣耀,但上早朝实属是“力气活儿”苦差事,官员虽然不至于叫苦不迭却也在心中偷偷抱怨。好在有待漏院平地而起,不用“广厦千万间”,只要一个二百平方的小院,满朝文武便能知足“俱欢颜”了。
今早待漏是偷懒还是“补作业”?
这是一个问题
基于自身政变经历与过往的历史教训,宋代在确定治国方略和思想时,逐渐形成了崇文抑武的核心内容。受到重视的文官集团在待遇上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如终宋一代,刑不上士大夫,而待漏院的设立也是宋代文官政治确立以后,士大夫待遇提高的表现之一。
北宋都城开封是在唐末汴州城的基础上扩展而来,其城墙有里外两重,宫城在先前遗留的旧州城之内。宋廷仿前朝在宣德门外构造待漏院,又称待班閤(gé)子。较之唐朝,宋廷明显抬高了待漏院的地位,更加注意加强对它的管理。首先是颁布了一套严格的程序:由宫内打开宫门,大臣们按照官品排列好次序,才可上朝。《朝野类要》记载:
“宫内之前待漏院,所以俟候宫门开,及閤门呼报排班,则穿执而入也。”
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赵湘曾上书建议严格查控处于待漏院之中的官员:
“臣闻君臣之际,礼仪攸行;朝廷之仪,进止有度。故辩论而皆入,或假寐以待时,苟夙兴之不勤,何匪懈之能竭,况乎称疾尤属慢朝。若无察视之规,孰执旷官之咎。”
赵湘在上书中提到了官员们当勤于政事,应尽早去待漏院候早朝,且在等候时应沉默缄言,不可偷睡。对于一些晚到或者称病因故请假者进行批评,甚至建议以“旷官”处理。同时他还建议排两名专员每日“值班点名”:“有入晚者具名申奏。又风雨寒暑稍甚,即多称疾请假,望委御史台酌度闻奏,遣官诊视,如显有诳妄,即弹劾。”真可谓是当代“风纪委员”。
宋代待漏院由现象向制度推进的另一个证据,就是让朝臣们在待漏期间有了具体的工作任务。以最高官员宰相为例,宰执等高级臣僚在待漏院的“地盘”与普通官员有所区隔。他们在待漏院止息,通常并不纯粹是静候皇城开门而已,往往还要利用这段时间翻阅、处理案牍,为升殿奏事做准备,此时天未放亮,宰相只能在灯烛之下抓紧办公。
《玉壶清话》有载:
“旧例,丞相待漏于庐,然巨烛尺尽始晓,将入朝,尚有留桉遣决未尽。”
可见,宰执抵达待漏院的时间颇早,往往耗尽长达一尺的“巨烛”方才天亮入朝。待漏院本是为上朝而设置的辅助性建筑,“待漏”这段零碎时间,也被宰执们利用来处理公务,由此可见其工作之繁重,以及官员之勤政。
当时普遍应用的椅子多是胡床,椅身较矮,靠着坐则无法支撑身体,躺着坐则姿势不雅容易被参,非常不舒服。绍兴初年,梁仲谟主政临安,“有据胡床而假寐者,旁观者笑之,又一人云近见一交椅样甚佳,颇便于此”。后梁仲谟为众人置办了新样式的座椅,由硬板凳换成了“人体工学”,腰不酸了腿也不痛了,官员们无不欢伏感谢。
今职能层层叠加,逐步向朝房靠拢
宋代文学家王禹偁曾作散文《待漏院记》,畅想了贤相与奸相待漏时的不同思想状态,褒贬之意非常鲜明。若是“兆民未安,思所泰之”,那么“皇风于是乎清夷,苍生以之而富庶”;而如若“私心慆慆,假寐而坐”,则“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待漏院在宋代士大夫的心目中是勤政的象征,而他们在待漏院除了议论政事,还会受理官吏和民众的诉求。
宰相孙抃曾受理过申冤的上诉:“在中书日,冤人叩待漏院理诉,公缕缕问。”又如苏璀“诉其诬于待漏院,宰相吴正肃王文恭见其警敏,召至前语,奇之,事由是得白”。北宋初年,待漏院一度代替当时尚未建立的上奏院,处理各地方的上奏文书。“国初,沿旧制皆本州镇補人为进奏官……每日早集待漏院东廊下,承受宣敕司文字各就本州院发还。”
但待漏院并不是大理寺登闻鼓院那样专门受理上诉的司法机构,它本身也没有判罚的法律权利,所以待漏院的上诉申冤更多的是一种增强对己方有利舆论的手段,可以说是古代的“舆情公关”。当通过正常的申诉程序不能够达到申冤的目的的时候,就有人走投无路:“又请待漏诉之”。
虽说这样的方式过于极端,弄不好易担风险,但说到底也为平民百姓增添了一条上访的途径。于此之上,待漏院的职能还增添了如处理集体请愿、突发性事件、悬赏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朝廷处理政事的整体效率。
宋代虽多是恪尽职守的职官,但日复一日的待漏上朝还是为官员造成了很大的身心压力。张士逊久在政府,且与吕夷简为姻亲,当从吕氏那里得知自己即将外放的消息时高兴万分,因为终于可以不用每天起早,于是在诏令还没有发出的情况下便“令院子尽搬阁子内物色归家,更不趋待漏院”,一天都不想上班了。更有甚者在待漏院等候时急疾发作,不得不回家休息:“景德元年,沆(人名)待漏将朝,疾作而归。”可想而知,如若没有待漏院,百官上朝前还会吃更多的苦,幸好有待漏院这一把晴雨伞,避免了“没苦硬吃”的局面出现。
待漏院在唐宋期间不断得到完善,并在时间意识、勤政象征与礼仪规范上都衍生出了独特的政治文化。它虽非权力中心,却是唐宋朝廷日常运转不可或缺的齿轮,见证了官员们披星戴月的勤勉,也承载了朝堂内外的信息暗流。从简陋的廊庑、歇脚的院落、到宋时制度化的建筑,后期还演化成为明清巍峨宫墙下的朝房,待漏院形态虽变,但作为连接宫禁内外、黑夜与朝堂的关键地位却始终如一。
每一次宫门的开启,都始于待漏院中焦灼的等待。“待漏”二字本身,便凝固了古代王朝在时间刻度上精确运行的勤政观念,以及对各地民生按部就班发展的深切期望。当漏尽钟鸣,宫门洞开,官员们鱼贯而入,新一天的朝政便在待漏院积蓄的黎明中拉开序幕。
参考文献:
1、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2、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3、韩宏:《大明宫门五更启,待漏百官始入朝》,《文汇报》2009年2月14日
4、康武刚:《论宋代的待漏院》,《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
5、张祎:《北宋前期中书宰执的工作日程》,《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4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蓄势、顺势、借势、逆势
于危机中寻先机
于危局中开新局
历史的每一步转折
都是危机与机遇的博弈
《国家人文历史》团队最新力作
讲透中国古代多个关键转折时期
新旧更迭的内在逻辑
↓↓↓
2009年2月,西安唐大明宫遗址考古工作者在新发掘的建福门址两侧发现了两片特殊的等面积夯土痕迹:二者分别南北宽约十米,东西长约二十米,其上方的建筑已毁,只留存建筑基址。工作人员对照文献记载,最终确定这便是文武百官在宫门口等待早朝时的休息场所:百官待漏院。
大明宫外的“待漏院”自唐宪宗年间首建,经过唐与五代的发展,直到宋朝成为设置完备的民情机构,其作用也由为等候上朝的官员们遮风挡雨,转而成为紧连皇帝、官员与民众的纽带。
天子脚下的“茶水间”
也能“摸鱼”打盹儿
当长安城还沉浸在浓重夜色中时,建福门外的灯火早已率先刺破黑暗。寅时刚过,身着各色官袍的身影便已络绎汇聚于一座特殊建筑前——这里并非朝堂正殿,却承载着帝国日常最关键的运转。这座小楼即为被称作“待漏院”的交通枢纽。
“漏”指古代以滴水计时的器具漏刻,亦可泛称更次与时辰。李益《宫怨》诗云“似将海水添宫漏,共滴长门一夜长”便是借用海水无尽来比喻失宠嫔妃的夜夜漫长。“待漏”之名直白而又形象,即描述官员们在夜色未退之际,提早在宫外静候漏刻报时宫门启钥的行为。宫门五更寅时开启,即凌晨3至5点,百官必须提前到达,然而无论夏雨冬雪,天气如何,官员只能在露天的环境里站立等候,之中的艰辛可想而知,如果再住得离宫门远一些,披星戴月长途跋涉之后还要“罚站”,运动强度不亚于大学生军训。
一块块“望君石”在外苦苦等待:“三殿曙晖犹未启,九霄寒露已将多。”终于在宪宗元和二年(807)设置待漏院,作为百官上朝前的风雨庇护之所:
“六月丁巳朔,始置百官待漏院于建福门外。故事,建福、望仙等门,昏而闭,五更而啓,与诸坊门同时。”
唐朝的待漏院只有驿站歇脚的功用,但这却是最基础且至关重要的功能,官员们能在此遮风避雨,在觐见皇帝前,调整至上朝最佳状态。他们整理仪容、朝服、笏板,拂去身上的尘土,平复一路劳累的心情,做好面圣的正式准备。
虽说待漏院是个严肃场所,许多朝礼规范都要求官员们在待漏时需仪态端正,不得“行立失序”“谈笑喧哗”,但时间久了,官员们也会变着法地“摸鱼”让自己能轻松一些。最初,同僚们会利用等待的时间进行非正式的交流,由此能在上朝之前掌握更多的政治信息。无论是商议即将上奏的要事,还是沟通衙署间的公务协调,或是交换京城内外的见闻,待漏院都扮演了重要的信息集散中心的角色。这一现象到宋时愈演愈烈,甚至已成为“固定节目”。宋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便提到:
“百官早朝,必集于待漏院,以待开门。时或有所咨访议论。”
闲聊能让官员放松不假,但还有一种更为直接的放松方式被普遍采用:假寐。早朝要求大臣早早起床,许多人在昏睡中就已上路,于是选择在待漏时抓紧时间补觉。唐朝诗人权德舆在待漏时酣然入梦,思绪飞到了几千里外,事后还作诗《待漏假寐梦归江东旧居》一首,聊表梦醒后的惘然:
“觉后忽闻清漏晓,又随簪佩入君门。”
在京城做官固然是无上的荣耀,但上早朝实属是“力气活儿”苦差事,官员虽然不至于叫苦不迭却也在心中偷偷抱怨。好在有待漏院平地而起,不用“广厦千万间”,只要一个二百平方的小院,满朝文武便能知足“俱欢颜”了。
今早待漏是偷懒还是“补作业”?
这是一个问题
基于自身政变经历与过往的历史教训,宋代在确定治国方略和思想时,逐渐形成了崇文抑武的核心内容。受到重视的文官集团在待遇上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如终宋一代,刑不上士大夫,而待漏院的设立也是宋代文官政治确立以后,士大夫待遇提高的表现之一。
北宋都城开封是在唐末汴州城的基础上扩展而来,其城墙有里外两重,宫城在先前遗留的旧州城之内。宋廷仿前朝在宣德门外构造待漏院,又称待班閤(gé)子。较之唐朝,宋廷明显抬高了待漏院的地位,更加注意加强对它的管理。首先是颁布了一套严格的程序:由宫内打开宫门,大臣们按照官品排列好次序,才可上朝。《朝野类要》记载:
“宫内之前待漏院,所以俟候宫门开,及閤门呼报排班,则穿执而入也。”
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赵湘曾上书建议严格查控处于待漏院之中的官员:
“臣闻君臣之际,礼仪攸行;朝廷之仪,进止有度。故辩论而皆入,或假寐以待时,苟夙兴之不勤,何匪懈之能竭,况乎称疾尤属慢朝。若无察视之规,孰执旷官之咎。”
赵湘在上书中提到了官员们当勤于政事,应尽早去待漏院候早朝,且在等候时应沉默缄言,不可偷睡。对于一些晚到或者称病因故请假者进行批评,甚至建议以“旷官”处理。同时他还建议排两名专员每日“值班点名”:“有入晚者具名申奏。又风雨寒暑稍甚,即多称疾请假,望委御史台酌度闻奏,遣官诊视,如显有诳妄,即弹劾。”真可谓是当代“风纪委员”。
宋代待漏院由现象向制度推进的另一个证据,就是让朝臣们在待漏期间有了具体的工作任务。以最高官员宰相为例,宰执等高级臣僚在待漏院的“地盘”与普通官员有所区隔。他们在待漏院止息,通常并不纯粹是静候皇城开门而已,往往还要利用这段时间翻阅、处理案牍,为升殿奏事做准备,此时天未放亮,宰相只能在灯烛之下抓紧办公。
《玉壶清话》有载:
“旧例,丞相待漏于庐,然巨烛尺尽始晓,将入朝,尚有留桉遣决未尽。”
可见,宰执抵达待漏院的时间颇早,往往耗尽长达一尺的“巨烛”方才天亮入朝。待漏院本是为上朝而设置的辅助性建筑,“待漏”这段零碎时间,也被宰执们利用来处理公务,由此可见其工作之繁重,以及官员之勤政。
当时普遍应用的椅子多是胡床,椅身较矮,靠着坐则无法支撑身体,躺着坐则姿势不雅容易被参,非常不舒服。绍兴初年,梁仲谟主政临安,“有据胡床而假寐者,旁观者笑之,又一人云近见一交椅样甚佳,颇便于此”。后梁仲谟为众人置办了新样式的座椅,由硬板凳换成了“人体工学”,腰不酸了腿也不痛了,官员们无不欢伏感谢。
今职能层层叠加,逐步向朝房靠拢
宋代文学家王禹偁曾作散文《待漏院记》,畅想了贤相与奸相待漏时的不同思想状态,褒贬之意非常鲜明。若是“兆民未安,思所泰之”,那么“皇风于是乎清夷,苍生以之而富庶”;而如若“私心慆慆,假寐而坐”,则“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待漏院在宋代士大夫的心目中是勤政的象征,而他们在待漏院除了议论政事,还会受理官吏和民众的诉求。
宰相孙抃曾受理过申冤的上诉:“在中书日,冤人叩待漏院理诉,公缕缕问。”又如苏璀“诉其诬于待漏院,宰相吴正肃王文恭见其警敏,召至前语,奇之,事由是得白”。北宋初年,待漏院一度代替当时尚未建立的上奏院,处理各地方的上奏文书。“国初,沿旧制皆本州镇補人为进奏官……每日早集待漏院东廊下,承受宣敕司文字各就本州院发还。”
但待漏院并不是大理寺登闻鼓院那样专门受理上诉的司法机构,它本身也没有判罚的法律权利,所以待漏院的上诉申冤更多的是一种增强对己方有利舆论的手段,可以说是古代的“舆情公关”。当通过正常的申诉程序不能够达到申冤的目的的时候,就有人走投无路:“又请待漏诉之”。
虽说这样的方式过于极端,弄不好易担风险,但说到底也为平民百姓增添了一条上访的途径。于此之上,待漏院的职能还增添了如处理集体请愿、突发性事件、悬赏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朝廷处理政事的整体效率。
宋代虽多是恪尽职守的职官,但日复一日的待漏上朝还是为官员造成了很大的身心压力。张士逊久在政府,且与吕夷简为姻亲,当从吕氏那里得知自己即将外放的消息时高兴万分,因为终于可以不用每天起早,于是在诏令还没有发出的情况下便“令院子尽搬阁子内物色归家,更不趋待漏院”,一天都不想上班了。更有甚者在待漏院等候时急疾发作,不得不回家休息:“景德元年,沆(人名)待漏将朝,疾作而归。”可想而知,如若没有待漏院,百官上朝前还会吃更多的苦,幸好有待漏院这一把晴雨伞,避免了“没苦硬吃”的局面出现。
待漏院在唐宋期间不断得到完善,并在时间意识、勤政象征与礼仪规范上都衍生出了独特的政治文化。它虽非权力中心,却是唐宋朝廷日常运转不可或缺的齿轮,见证了官员们披星戴月的勤勉,也承载了朝堂内外的信息暗流。从简陋的廊庑、歇脚的院落、到宋时制度化的建筑,后期还演化成为明清巍峨宫墙下的朝房,待漏院形态虽变,但作为连接宫禁内外、黑夜与朝堂的关键地位却始终如一。
每一次宫门的开启,都始于待漏院中焦灼的等待。“待漏”二字本身,便凝固了古代王朝在时间刻度上精确运行的勤政观念,以及对各地民生按部就班发展的深切期望。当漏尽钟鸣,宫门洞开,官员们鱼贯而入,新一天的朝政便在待漏院积蓄的黎明中拉开序幕。
参考文献:
1、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2、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3、韩宏:《大明宫门五更启,待漏百官始入朝》,《文汇报》2009年2月14日
4、康武刚:《论宋代的待漏院》,《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
5、张祎:《北宋前期中书宰执的工作日程》,《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4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蓄势、顺势、借势、逆势
于危机中寻先机
于危局中开新局
历史的每一步转折
都是危机与机遇的博弈
《国家人文历史》团队最新力作
讲透中国古代多个关键转折时期
新旧更迭的内在逻辑
↓↓↓
2009年2月,西安唐大明宫遗址考古工作者在新发掘的建福门址两侧发现了两片特殊的等面积夯土痕迹:二者分别南北宽约十米,东西长约二十米,其上方的建筑已毁,只留存建筑基址。工作人员对照文献记载,最终确定这便是文武百官在宫门口等待早朝时的休息场所:百官待漏院。
大明宫外的“待漏院”自唐宪宗年间首建,经过唐与五代的发展,直到宋朝成为设置完备的民情机构,其作用也由为等候上朝的官员们遮风挡雨,转而成为紧连皇帝、官员与民众的纽带。
天子脚下的“茶水间”
也能“摸鱼”打盹儿
当长安城还沉浸在浓重夜色中时,建福门外的灯火早已率先刺破黑暗。寅时刚过,身着各色官袍的身影便已络绎汇聚于一座特殊建筑前——这里并非朝堂正殿,却承载着帝国日常最关键的运转。这座小楼即为被称作“待漏院”的交通枢纽。
“漏”指古代以滴水计时的器具漏刻,亦可泛称更次与时辰。李益《宫怨》诗云“似将海水添宫漏,共滴长门一夜长”便是借用海水无尽来比喻失宠嫔妃的夜夜漫长。“待漏”之名直白而又形象,即描述官员们在夜色未退之际,提早在宫外静候漏刻报时宫门启钥的行为。宫门五更寅时开启,即凌晨3至5点,百官必须提前到达,然而无论夏雨冬雪,天气如何,官员只能在露天的环境里站立等候,之中的艰辛可想而知,如果再住得离宫门远一些,披星戴月长途跋涉之后还要“罚站”,运动强度不亚于大学生军训。
一块块“望君石”在外苦苦等待:“三殿曙晖犹未启,九霄寒露已将多。”终于在宪宗元和二年(807)设置待漏院,作为百官上朝前的风雨庇护之所:
“六月丁巳朔,始置百官待漏院于建福门外。故事,建福、望仙等门,昏而闭,五更而啓,与诸坊门同时。”
唐朝的待漏院只有驿站歇脚的功用,但这却是最基础且至关重要的功能,官员们能在此遮风避雨,在觐见皇帝前,调整至上朝最佳状态。他们整理仪容、朝服、笏板,拂去身上的尘土,平复一路劳累的心情,做好面圣的正式准备。
虽说待漏院是个严肃场所,许多朝礼规范都要求官员们在待漏时需仪态端正,不得“行立失序”“谈笑喧哗”,但时间久了,官员们也会变着法地“摸鱼”让自己能轻松一些。最初,同僚们会利用等待的时间进行非正式的交流,由此能在上朝之前掌握更多的政治信息。无论是商议即将上奏的要事,还是沟通衙署间的公务协调,或是交换京城内外的见闻,待漏院都扮演了重要的信息集散中心的角色。这一现象到宋时愈演愈烈,甚至已成为“固定节目”。宋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便提到:
“百官早朝,必集于待漏院,以待开门。时或有所咨访议论。”
闲聊能让官员放松不假,但还有一种更为直接的放松方式被普遍采用:假寐。早朝要求大臣早早起床,许多人在昏睡中就已上路,于是选择在待漏时抓紧时间补觉。唐朝诗人权德舆在待漏时酣然入梦,思绪飞到了几千里外,事后还作诗《待漏假寐梦归江东旧居》一首,聊表梦醒后的惘然:
“觉后忽闻清漏晓,又随簪佩入君门。”
在京城做官固然是无上的荣耀,但上早朝实属是“力气活儿”苦差事,官员虽然不至于叫苦不迭却也在心中偷偷抱怨。好在有待漏院平地而起,不用“广厦千万间”,只要一个二百平方的小院,满朝文武便能知足“俱欢颜”了。
今早待漏是偷懒还是“补作业”?
这是一个问题
基于自身政变经历与过往的历史教训,宋代在确定治国方略和思想时,逐渐形成了崇文抑武的核心内容。受到重视的文官集团在待遇上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如终宋一代,刑不上士大夫,而待漏院的设立也是宋代文官政治确立以后,士大夫待遇提高的表现之一。
北宋都城开封是在唐末汴州城的基础上扩展而来,其城墙有里外两重,宫城在先前遗留的旧州城之内。宋廷仿前朝在宣德门外构造待漏院,又称待班閤(gé)子。较之唐朝,宋廷明显抬高了待漏院的地位,更加注意加强对它的管理。首先是颁布了一套严格的程序:由宫内打开宫门,大臣们按照官品排列好次序,才可上朝。《朝野类要》记载:
“宫内之前待漏院,所以俟候宫门开,及閤门呼报排班,则穿执而入也。”
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赵湘曾上书建议严格查控处于待漏院之中的官员:
“臣闻君臣之际,礼仪攸行;朝廷之仪,进止有度。故辩论而皆入,或假寐以待时,苟夙兴之不勤,何匪懈之能竭,况乎称疾尤属慢朝。若无察视之规,孰执旷官之咎。”
赵湘在上书中提到了官员们当勤于政事,应尽早去待漏院候早朝,且在等候时应沉默缄言,不可偷睡。对于一些晚到或者称病因故请假者进行批评,甚至建议以“旷官”处理。同时他还建议排两名专员每日“值班点名”:“有入晚者具名申奏。又风雨寒暑稍甚,即多称疾请假,望委御史台酌度闻奏,遣官诊视,如显有诳妄,即弹劾。”真可谓是当代“风纪委员”。
宋代待漏院由现象向制度推进的另一个证据,就是让朝臣们在待漏期间有了具体的工作任务。以最高官员宰相为例,宰执等高级臣僚在待漏院的“地盘”与普通官员有所区隔。他们在待漏院止息,通常并不纯粹是静候皇城开门而已,往往还要利用这段时间翻阅、处理案牍,为升殿奏事做准备,此时天未放亮,宰相只能在灯烛之下抓紧办公。
《玉壶清话》有载:
“旧例,丞相待漏于庐,然巨烛尺尽始晓,将入朝,尚有留桉遣决未尽。”
可见,宰执抵达待漏院的时间颇早,往往耗尽长达一尺的“巨烛”方才天亮入朝。待漏院本是为上朝而设置的辅助性建筑,“待漏”这段零碎时间,也被宰执们利用来处理公务,由此可见其工作之繁重,以及官员之勤政。
当时普遍应用的椅子多是胡床,椅身较矮,靠着坐则无法支撑身体,躺着坐则姿势不雅容易被参,非常不舒服。绍兴初年,梁仲谟主政临安,“有据胡床而假寐者,旁观者笑之,又一人云近见一交椅样甚佳,颇便于此”。后梁仲谟为众人置办了新样式的座椅,由硬板凳换成了“人体工学”,腰不酸了腿也不痛了,官员们无不欢伏感谢。
今职能层层叠加,逐步向朝房靠拢
宋代文学家王禹偁曾作散文《待漏院记》,畅想了贤相与奸相待漏时的不同思想状态,褒贬之意非常鲜明。若是“兆民未安,思所泰之”,那么“皇风于是乎清夷,苍生以之而富庶”;而如若“私心慆慆,假寐而坐”,则“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待漏院在宋代士大夫的心目中是勤政的象征,而他们在待漏院除了议论政事,还会受理官吏和民众的诉求。
宰相孙抃曾受理过申冤的上诉:“在中书日,冤人叩待漏院理诉,公缕缕问。”又如苏璀“诉其诬于待漏院,宰相吴正肃王文恭见其警敏,召至前语,奇之,事由是得白”。北宋初年,待漏院一度代替当时尚未建立的上奏院,处理各地方的上奏文书。“国初,沿旧制皆本州镇補人为进奏官……每日早集待漏院东廊下,承受宣敕司文字各就本州院发还。”
但待漏院并不是大理寺登闻鼓院那样专门受理上诉的司法机构,它本身也没有判罚的法律权利,所以待漏院的上诉申冤更多的是一种增强对己方有利舆论的手段,可以说是古代的“舆情公关”。当通过正常的申诉程序不能够达到申冤的目的的时候,就有人走投无路:“又请待漏诉之”。
虽说这样的方式过于极端,弄不好易担风险,但说到底也为平民百姓增添了一条上访的途径。于此之上,待漏院的职能还增添了如处理集体请愿、突发性事件、悬赏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朝廷处理政事的整体效率。
宋代虽多是恪尽职守的职官,但日复一日的待漏上朝还是为官员造成了很大的身心压力。张士逊久在政府,且与吕夷简为姻亲,当从吕氏那里得知自己即将外放的消息时高兴万分,因为终于可以不用每天起早,于是在诏令还没有发出的情况下便“令院子尽搬阁子内物色归家,更不趋待漏院”,一天都不想上班了。更有甚者在待漏院等候时急疾发作,不得不回家休息:“景德元年,沆(人名)待漏将朝,疾作而归。”可想而知,如若没有待漏院,百官上朝前还会吃更多的苦,幸好有待漏院这一把晴雨伞,避免了“没苦硬吃”的局面出现。
待漏院在唐宋期间不断得到完善,并在时间意识、勤政象征与礼仪规范上都衍生出了独特的政治文化。它虽非权力中心,却是唐宋朝廷日常运转不可或缺的齿轮,见证了官员们披星戴月的勤勉,也承载了朝堂内外的信息暗流。从简陋的廊庑、歇脚的院落、到宋时制度化的建筑,后期还演化成为明清巍峨宫墙下的朝房,待漏院形态虽变,但作为连接宫禁内外、黑夜与朝堂的关键地位却始终如一。
每一次宫门的开启,都始于待漏院中焦灼的等待。“待漏”二字本身,便凝固了古代王朝在时间刻度上精确运行的勤政观念,以及对各地民生按部就班发展的深切期望。当漏尽钟鸣,宫门洞开,官员们鱼贯而入,新一天的朝政便在待漏院积蓄的黎明中拉开序幕。
参考文献:
1、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2、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3、韩宏:《大明宫门五更启,待漏百官始入朝》,《文汇报》2009年2月14日
4、康武刚:《论宋代的待漏院》,《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
5、张祎:《北宋前期中书宰执的工作日程》,《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4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蓄势、顺势、借势、逆势
于危机中寻先机
于危局中开新局
历史的每一步转折
都是危机与机遇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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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西安唐大明宫遗址考古工作者在新发掘的建福门址两侧发现了两片特殊的等面积夯土痕迹:二者分别南北宽约十米,东西长约二十米,其上方的建筑已毁,只留存建筑基址。工作人员对照文献记载,最终确定这便是文武百官在宫门口等待早朝时的休息场所:百官待漏院。
大明宫外的“待漏院”自唐宪宗年间首建,经过唐与五代的发展,直到宋朝成为设置完备的民情机构,其作用也由为等候上朝的官员们遮风挡雨,转而成为紧连皇帝、官员与民众的纽带。
天子脚下的“茶水间”
也能“摸鱼”打盹儿
当长安城还沉浸在浓重夜色中时,建福门外的灯火早已率先刺破黑暗。寅时刚过,身着各色官袍的身影便已络绎汇聚于一座特殊建筑前——这里并非朝堂正殿,却承载着帝国日常最关键的运转。这座小楼即为被称作“待漏院”的交通枢纽。
“漏”指古代以滴水计时的器具漏刻,亦可泛称更次与时辰。李益《宫怨》诗云“似将海水添宫漏,共滴长门一夜长”便是借用海水无尽来比喻失宠嫔妃的夜夜漫长。“待漏”之名直白而又形象,即描述官员们在夜色未退之际,提早在宫外静候漏刻报时宫门启钥的行为。宫门五更寅时开启,即凌晨3至5点,百官必须提前到达,然而无论夏雨冬雪,天气如何,官员只能在露天的环境里站立等候,之中的艰辛可想而知,如果再住得离宫门远一些,披星戴月长途跋涉之后还要“罚站”,运动强度不亚于大学生军训。
一块块“望君石”在外苦苦等待:“三殿曙晖犹未启,九霄寒露已将多。”终于在宪宗元和二年(807)设置待漏院,作为百官上朝前的风雨庇护之所:
“六月丁巳朔,始置百官待漏院于建福门外。故事,建福、望仙等门,昏而闭,五更而啓,与诸坊门同时。”
唐朝的待漏院只有驿站歇脚的功用,但这却是最基础且至关重要的功能,官员们能在此遮风避雨,在觐见皇帝前,调整至上朝最佳状态。他们整理仪容、朝服、笏板,拂去身上的尘土,平复一路劳累的心情,做好面圣的正式准备。
虽说待漏院是个严肃场所,许多朝礼规范都要求官员们在待漏时需仪态端正,不得“行立失序”“谈笑喧哗”,但时间久了,官员们也会变着法地“摸鱼”让自己能轻松一些。最初,同僚们会利用等待的时间进行非正式的交流,由此能在上朝之前掌握更多的政治信息。无论是商议即将上奏的要事,还是沟通衙署间的公务协调,或是交换京城内外的见闻,待漏院都扮演了重要的信息集散中心的角色。这一现象到宋时愈演愈烈,甚至已成为“固定节目”。宋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便提到:
“百官早朝,必集于待漏院,以待开门。时或有所咨访议论。”
闲聊能让官员放松不假,但还有一种更为直接的放松方式被普遍采用:假寐。早朝要求大臣早早起床,许多人在昏睡中就已上路,于是选择在待漏时抓紧时间补觉。唐朝诗人权德舆在待漏时酣然入梦,思绪飞到了几千里外,事后还作诗《待漏假寐梦归江东旧居》一首,聊表梦醒后的惘然:
“觉后忽闻清漏晓,又随簪佩入君门。”
在京城做官固然是无上的荣耀,但上早朝实属是“力气活儿”苦差事,官员虽然不至于叫苦不迭却也在心中偷偷抱怨。好在有待漏院平地而起,不用“广厦千万间”,只要一个二百平方的小院,满朝文武便能知足“俱欢颜”了。
今早待漏是偷懒还是“补作业”?
这是一个问题
基于自身政变经历与过往的历史教训,宋代在确定治国方略和思想时,逐渐形成了崇文抑武的核心内容。受到重视的文官集团在待遇上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如终宋一代,刑不上士大夫,而待漏院的设立也是宋代文官政治确立以后,士大夫待遇提高的表现之一。
北宋都城开封是在唐末汴州城的基础上扩展而来,其城墙有里外两重,宫城在先前遗留的旧州城之内。宋廷仿前朝在宣德门外构造待漏院,又称待班閤(gé)子。较之唐朝,宋廷明显抬高了待漏院的地位,更加注意加强对它的管理。首先是颁布了一套严格的程序:由宫内打开宫门,大臣们按照官品排列好次序,才可上朝。《朝野类要》记载:
“宫内之前待漏院,所以俟候宫门开,及閤门呼报排班,则穿执而入也。”
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赵湘曾上书建议严格查控处于待漏院之中的官员:
“臣闻君臣之际,礼仪攸行;朝廷之仪,进止有度。故辩论而皆入,或假寐以待时,苟夙兴之不勤,何匪懈之能竭,况乎称疾尤属慢朝。若无察视之规,孰执旷官之咎。”
赵湘在上书中提到了官员们当勤于政事,应尽早去待漏院候早朝,且在等候时应沉默缄言,不可偷睡。对于一些晚到或者称病因故请假者进行批评,甚至建议以“旷官”处理。同时他还建议排两名专员每日“值班点名”:“有入晚者具名申奏。又风雨寒暑稍甚,即多称疾请假,望委御史台酌度闻奏,遣官诊视,如显有诳妄,即弹劾。”真可谓是当代“风纪委员”。
宋代待漏院由现象向制度推进的另一个证据,就是让朝臣们在待漏期间有了具体的工作任务。以最高官员宰相为例,宰执等高级臣僚在待漏院的“地盘”与普通官员有所区隔。他们在待漏院止息,通常并不纯粹是静候皇城开门而已,往往还要利用这段时间翻阅、处理案牍,为升殿奏事做准备,此时天未放亮,宰相只能在灯烛之下抓紧办公。
《玉壶清话》有载:
“旧例,丞相待漏于庐,然巨烛尺尽始晓,将入朝,尚有留桉遣决未尽。”
可见,宰执抵达待漏院的时间颇早,往往耗尽长达一尺的“巨烛”方才天亮入朝。待漏院本是为上朝而设置的辅助性建筑,“待漏”这段零碎时间,也被宰执们利用来处理公务,由此可见其工作之繁重,以及官员之勤政。
当时普遍应用的椅子多是胡床,椅身较矮,靠着坐则无法支撑身体,躺着坐则姿势不雅容易被参,非常不舒服。绍兴初年,梁仲谟主政临安,“有据胡床而假寐者,旁观者笑之,又一人云近见一交椅样甚佳,颇便于此”。后梁仲谟为众人置办了新样式的座椅,由硬板凳换成了“人体工学”,腰不酸了腿也不痛了,官员们无不欢伏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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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孙抃曾受理过申冤的上诉:“在中书日,冤人叩待漏院理诉,公缕缕问。”又如苏璀“诉其诬于待漏院,宰相吴正肃王文恭见其警敏,召至前语,奇之,事由是得白”。北宋初年,待漏院一度代替当时尚未建立的上奏院,处理各地方的上奏文书。“国初,沿旧制皆本州镇補人为进奏官……每日早集待漏院东廊下,承受宣敕司文字各就本州院发还。”
但待漏院并不是大理寺登闻鼓院那样专门受理上诉的司法机构,它本身也没有判罚的法律权利,所以待漏院的上诉申冤更多的是一种增强对己方有利舆论的手段,可以说是古代的“舆情公关”。当通过正常的申诉程序不能够达到申冤的目的的时候,就有人走投无路:“又请待漏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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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漏院在唐宋期间不断得到完善,并在时间意识、勤政象征与礼仪规范上都衍生出了独特的政治文化。它虽非权力中心,却是唐宋朝廷日常运转不可或缺的齿轮,见证了官员们披星戴月的勤勉,也承载了朝堂内外的信息暗流。从简陋的廊庑、歇脚的院落、到宋时制度化的建筑,后期还演化成为明清巍峨宫墙下的朝房,待漏院形态虽变,但作为连接宫禁内外、黑夜与朝堂的关键地位却始终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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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2、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3、韩宏:《大明宫门五更启,待漏百官始入朝》,《文汇报》2009年2月14日
4、康武刚:《论宋代的待漏院》,《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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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势、顺势、借势、逆势
于危机中寻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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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每一步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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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历史上的暴君,商纣王可谓“臭名昭著”。他其实还有另一个世人不熟悉的名字——“帝辛”。作为亡国之君,他被后人褫夺了帝号,冠以“纣”(“残义损害”之意)的贬称。漫长的时间里,他一直被认定为凶残暴虐、荒淫无道的典型。
哪怕多年过去,许多人都对“纣王之死”印象深刻:《哪吒传奇》里,纣王与妲己各执杯酒对饮,决意自焚殉情,他们无惧摘星楼燃起的熊熊烈火,说着“大王请”“爱妃请”“就像我们初识那样”。
当年看到这里,只觉得邪不压正,大快人心——纣王昏庸,妲己歹毒,终于落得应有下场。但长大了再看,不免有些疑惑:武王伐纣、兵临朝歌,相比于战死沙场,纣王为何要选择退回宫内自焚这般惨烈却稍显窝囊的死法?这一情节,究竟是真实的历史,还是艺术化加工后的虚构故事?
纣王之死:自焚后被斩首说
纣王之死:被生擒后斩首说
此外,还有《风俗通义》引《尚书》:“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八百人,禽纣于牧之野”;《竹书纪年》:“武王亲擒受(纣)于南单之台”;《贾谊新书·连语》:“(纣)身斗而死……纣之官卫与纣之躯,弃之玉门之外”等等。
纣王之死:善恶并不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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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历史上的暴君,商纣王可谓“臭名昭著”。他其实还有另一个世人不熟悉的名字——“帝辛”。作为亡国之君,他被后人褫夺了帝号,冠以“纣”(“残义损害”之意)的贬称。漫长的时间里,他一直被认定为凶残暴虐、荒淫无道的典型。
哪怕多年过去,许多人都对“纣王之死”印象深刻:《哪吒传奇》里,纣王与妲己各执杯酒对饮,决意自焚殉情,他们无惧摘星楼燃起的熊熊烈火,说着“大王请”“爱妃请”“就像我们初识那样”。
当年看到这里,只觉得邪不压正,大快人心——纣王昏庸,妲己歹毒,终于落得应有下场。但长大了再看,不免有些疑惑:武王伐纣、兵临朝歌,相比于战死沙场,纣王为何要选择退回宫内自焚这般惨烈却稍显窝囊的死法?这一情节,究竟是真实的历史,还是艺术化加工后的虚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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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多年过去,许多人都对“纣王之死”印象深刻:《哪吒传奇》里,纣王与妲己各执杯酒对饮,决意自焚殉情,他们无惧摘星楼燃起的熊熊烈火,说着“大王请”“爱妃请”“就像我们初识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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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中的少年英雄
自古英雄出少年。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少年儿童纷纷投身战场,帮助游击队站岗、放哨,捉汉奸、打鬼子,为八路军递送信件,涌现出一大批少年英雄。
在抗战烽火中,华山(原名杨华宁)以战地记者身份亲身经历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42年反“扫荡”以及反日寇“铁壁合围”等战斗,书写了许多反映抗日英雄人物的报道。他将平日观察到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中众多儿童团员和小通讯员们的英勇事迹提炼、升华,创作了短篇小说《鸡毛信》(首发于1946年7月《长城》月刊创刊号),并在1954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将其拍成同名影片。
鸡毛信是抗战时期华北军民创造的传递紧急情报的特殊邮件。这种特殊信件通过在信封上粘贴鸡毛作为紧急标识,传递这种信的多是少年和儿童。《鸡毛信》主要讲述龙门村的儿童团长海娃奉命给八路军送鸡毛信路上所发生的故事。海娃的任务是一边放羊,一边放哨,一旦发现敌人,便给村里人打信号。他的父亲是民兵中队长,一天,父亲让海娃送一封有关攻打敌人炮楼的“鸡毛信”给八路军张连长。海娃以放羊作掩护,带信上路。不料途中遭遇日伪军,海娃临危不惧,与敌人斗智斗勇,巧妙地将信拴在一只羊的尾巴下,并将鬼子引入八路军的伏击圈。张连长根据鸡毛信提供的情况,迅速率队端了鬼子的炮楼,活捉作恶多端的日军军官。
“这是描写一个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它发生在华北抗日根据地里。在那个时候啊,有着千百个这样的故事,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孩子,他是个放羊娃,今年才12岁,他的名字叫海娃……”影片开头,伴随着给孩子们讲故事般的旁白,字幕像连环画一样一页页掀过。导演石挥认为:“这是一部儿童电影。首先考虑的不是别的,而是考虑儿童观众的接受问题。要合乎他们的爱好、要求、学习、兴趣、理解,首先掌握‘有头有尾、交代清楚’的宝贵启示。”
《鸡毛信》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展现少年儿童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对敌斗争的影片,而其后拍摄的《小兵张嘎》更是成为新中国儿童电影的经典之作。
曾任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的于蓝说过:“在中国,哪部电影影响了三代人?就是《小兵张嘎》。”这部电影拍摄于1963年,主要讲述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冀中白洋淀地区的少年张嘎在奶奶、侦察员罗金保、钟连长、区队长等人的哺育引领下,于艰难困苦中历经磨炼,成长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八路军小侦察员的故事。
《小兵张嘎》一经公映,立即引起轰动,风靡南北。这部电影在当年拍摄了520多个镜头,动用大批人力、物力资源,花费一年多时间。浓眉大眼、虎头虎脑,嘎子所表现出的机智、幽默和骨子里的坚忍,正是当年抗日小战士的特征。
“张嘎”的原型并非单一个体,其原著作者徐光耀表示,嘎子没有具体的原型,而是集中了众多抗日军民的形象而创作出的艺术人物,但他身上发生的各种嘎事,都是有来头的,比如“树上藏枪”,是他听说深县(今深州市)有一个叫李志强的,怕没收他缴获的手枪,就藏在了树上;“堵烟筒”是他和雄县一家合作社社长李民聊天时,李民说他小时特别淘,大年三十晚上人们煮饺子时,爬到屋顶挨家把烟筒都堵上了……这些嘎人嘎事在他脑子里存着,也在本上记着,用的时候随时就取出来了。
驾竹排、顶荷叶、打鬼子、炸敌船……在白洋淀有一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队伍——雁翎队,而雁翎队第三任队长赵波就是“小兵张嘎”的原型之一。
赵波和嘎子一样,都是少年英雄。1938年,16岁的赵波参加了冀中军分区白洋淀抗日武装雁翎队。因为其神出鬼没,被日伪军送外号“鬼难拿”。1943年秋,日寇租用100多只货船组成包运队,在天津装上大批军火、被服等军用物资,准备通过大清河运往保定,以支援他们在太行山区的“扫荡”。赵波在群众帮助下混进赵北口,冒充装卸工上了码头,把敌人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9月14日黎明,雁翎队根据赵波提供的情况,埋伏在安新县王家寨和赵庄子之间的苇塘里。上午8时左右,包运船开来,随着队长郑少臣一声枪响,战斗打响。毫无戒备的敌人慌忙还击,雁翎队队员跃上敌船,夺过敌人的机枪,一阵猛扫,压倒了敌人。这次战斗,我方牺牲3人,敌人却死伤过半,缴获轻重机枪各一挺、步枪百余支和几十只船的军用物资,大幅提升了士气。
烽火中淬炼的“金钢”
在反映晋察冀抗战英雄的影片中,《烈火金钢》(1991)虽拍摄较晚,但据其改编的同名小说早在1958年就已出版,后来,随着广播电台的普及,《烈火金钢》又被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改编成长篇评书,其中一些情节如“肖飞买药”“丁尚武耍大刀”“史更新死而复生”等可谓家喻户晓。影片《烈火金钢》将小说三十回的故事浓缩为上下两部,第一部《孤胆英雄》着重刻画了八路军排长史更新的生死经历;第二部《神奇英雄》则重点聚焦飞行侦察员肖飞的传奇故事。
1944年12月,晋察冀边区第二届群英大会在河北阜平县史家寨村召开。当时,在会务组工作的刘流有幸接触了许多英雄人物,在了解他们的抗日事迹后,内心产生了一种难以遏制的创作冲动,并萌生要以长篇小说形式来展现中国人民在伟大抗战中英勇斗争的壮丽画卷这样一个强烈愿望:“当我了解了英雄们以后,脑子里游过来飞过去的总是英雄们的影子。如何呢?他们就像生铁投进熔炉里一样,锤炼成钢……从此(我)把(他们的)形象印在心里……这就好比一粒写作的种子撞在我的心地,不能不让它生长起来。”
抗战胜利后,刘流回了趟老家河间。这里地处冀中,同样是重要的抗日战场,他在家乡收集了大量素材。正是由于这次返乡,才使得滹沱河下游的小李庄、同仇敌忾的冀中老百姓、华北大地纵横驰骋的游击健儿,不断在作者的脑海中日益丰满、灵动起来。1958年1月,他创作的长篇小说《烈火金钢》出版发行。小说情节虽有夸张,却从本质上揭示出八路军战士的智勇,可谓奇而不失其真。当年刘流的小说定稿后,编辑征求他的意见:“小说标题是‘烈火金刚’呢,还是‘烈火金钢’?”刘流非常肯定地说:“我写的是在抗日烽火中所锻炼出来的‘金’和‘钢’。”小说对每位英雄人物的塑造,都如同将生铁投入熔炉,经过战火的淬炼,最终锻造成金、百炼成钢,个个威武刚强,生动诠释了钢铁般的意志是如何铸就的。
“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这是当年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为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的题词。以共产党员、班长马宝玉为首的八路军5位英雄,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
1941年8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7万余人,对晋察冀边区所属的北岳、平西根据地进行毁灭性“扫荡”。9月25日,晋察冀军区第11团7连6班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和战士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等5人担负后卫阻击,掩护全连转移。为不让日伪军发现连队转移方向,他们边打边撤,将日伪军引向狼牙山峰顶绝路。日伪军误以为咬住了八路军主力,遂发起猛攻。
5位战士临危不惧,英勇阻击,子弹打光后,用石块还击,一直坚持战斗到日落。面对步步逼近的日伪军,他们宁死不屈,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牺牲;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树枝挂住,幸免于难。
1941年11月5日,《晋察冀日报》刊发了前线记者沈重采写的通讯《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之后,方冰、劫夫创作了歌曲《狼牙山五壮士歌》,魏巍、罗浪也创作了《五壮士之歌》,五壮士的英雄事迹迅速在边区传颂。1958年,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勇故事被拍成电影,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五位八路军战士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和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此外,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还被编进小学课本,传遍千家万户,其光辉形象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智慧与勇气的较量
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既有战场上的较量,又有隐蔽战线里的过招。正如李英儒在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序言中写的那样:“被党派往敌占区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为了党的事业,为了革命的胜利,他们毫不计较个人得失,随时准备付出自己的一切……那里没有硝烟,那里是智慧的较量,那里是生死考验的另一种方式,这就是地下斗争。”作为革命斗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隐蔽战线上,曾活跃着这样一群特殊的战士:他们虽不曾在看得见的战场上冲锋陷阵,却在一个看不见的战场上出生入死。1963年拍摄的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就是描写晋察冀根据地隐蔽战线斗争的经典之作。
《野火春风斗古城》讲述的是1943年游击队政委杨晓冬潜入华北古城保定,在地下交通员金环、银环姐妹俩的配合下,争取伪团长关敬陶带领队伍起义上山,表现了我党地下工作者机智勇敢地与日伪军英勇斗争的战斗精神,其中很多情节都源于原著作者的亲身经历。1942年5月开始,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五一大扫荡”,为继续敌后游击战争,冀中区党委和九地委计划派遣得力干部,深入敌人心脏去开展情报工作。区党委派李英儒潜入保定,开辟一条由冀中通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绥抗日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
李英儒一面谨慎地开辟地下安全交通线,一面利用伪省政府经理科文员身份了解伪省长吴赞同等信息,搜集保定城内日伪布防等情报。在完成建立地下交通线任务后,党组织又指示李英儒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对伪军的争取、教育和瓦解工作上,以配合八路军、武工队的军事斗争。于是,李英儒托关系进入保定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传递情报,打击敌人,动摇敌伪组织的军心。这些特殊的生活经历,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野火春风斗古城》中女主角银环的原型便是李英儒的妻子张淑文。张淑文老家在滹沱河岸边,是抗日的堡垒村。她13岁时就因为聪明机警当了儿童团团长,为干部群众站岗放哨送情报。16岁时,因为工作出色,被党组织发展为中共党员。1942年反“五一大扫荡”前,按组织要求,她准备到冀西抗日根据地学习戏曲表演,却因为和李英儒熟悉,又机警干练,被安排到保定城做地下交通员,配合李英儒做情报工作。为掩人耳目,二人经常居住在一起,日久生情,由此结下革命友谊,成为生死伴侣。
李英儒在保定城工作期间,不仅革命伴侣张淑文成了他的交通员,就是家中的老妈妈也参加了革命工作。家里成了联络站,接待过路的党政干部,传送情报。由于妈妈的细心、热情,很受来往干部们的好评。特别是在缺粮的情况下,他们自己家的人有饭也舍不得吃,而是留给前来联络站的人,让他们深受感动。
在晋察冀,除了这些经典电影,像儿歌《歌唱二小放牛郎》、儿童文学《小英雄雨来》等,讲述的也是晋察冀军区的抗战故事,成为代代传颂的经典。在晋察冀这片热土上,红色血脉生生不息,无数英雄先烈以难以想象的坚韧克服了千难万险,最终迎来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他们的英雄气概,千秋凛然,永存天地。
参考文献:
1、余波《老电影中的共产党人1949—1966》
2、谢忠厚《河北抗战史》
3、李延青、王律《向阳而生:红色经典背后的故事》
4、杜江《〈烈火金钢〉的精神传承》
5、常强. 鄢敬诚《50部电影与60年人生随笔》
推荐
晋察冀根据地
是华北抗战的核心战略支点
其以血肉之躯构筑了华北抗战的钢铁长城
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作出了卓越贡献
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其精神与经验
将永远铭刻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之上
本期,就让我们一同走进
这个被毛泽东誉为
“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
战火中的少年英雄
自古英雄出少年。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少年儿童纷纷投身战场,帮助游击队站岗、放哨,捉汉奸、打鬼子,为八路军递送信件,涌现出一大批少年英雄。
在抗战烽火中,华山(原名杨华宁)以战地记者身份亲身经历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42年反“扫荡”以及反日寇“铁壁合围”等战斗,书写了许多反映抗日英雄人物的报道。他将平日观察到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中众多儿童团员和小通讯员们的英勇事迹提炼、升华,创作了短篇小说《鸡毛信》(首发于1946年7月《长城》月刊创刊号),并在1954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将其拍成同名影片。
鸡毛信是抗战时期华北军民创造的传递紧急情报的特殊邮件。这种特殊信件通过在信封上粘贴鸡毛作为紧急标识,传递这种信的多是少年和儿童。《鸡毛信》主要讲述龙门村的儿童团长海娃奉命给八路军送鸡毛信路上所发生的故事。海娃的任务是一边放羊,一边放哨,一旦发现敌人,便给村里人打信号。他的父亲是民兵中队长,一天,父亲让海娃送一封有关攻打敌人炮楼的“鸡毛信”给八路军张连长。海娃以放羊作掩护,带信上路。不料途中遭遇日伪军,海娃临危不惧,与敌人斗智斗勇,巧妙地将信拴在一只羊的尾巴下,并将鬼子引入八路军的伏击圈。张连长根据鸡毛信提供的情况,迅速率队端了鬼子的炮楼,活捉作恶多端的日军军官。
“这是描写一个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它发生在华北抗日根据地里。在那个时候啊,有着千百个这样的故事,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孩子,他是个放羊娃,今年才12岁,他的名字叫海娃……”影片开头,伴随着给孩子们讲故事般的旁白,字幕像连环画一样一页页掀过。导演石挥认为:“这是一部儿童电影。首先考虑的不是别的,而是考虑儿童观众的接受问题。要合乎他们的爱好、要求、学习、兴趣、理解,首先掌握‘有头有尾、交代清楚’的宝贵启示。”
《鸡毛信》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展现少年儿童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对敌斗争的影片,而其后拍摄的《小兵张嘎》更是成为新中国儿童电影的经典之作。
曾任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的于蓝说过:“在中国,哪部电影影响了三代人?就是《小兵张嘎》。”这部电影拍摄于1963年,主要讲述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冀中白洋淀地区的少年张嘎在奶奶、侦察员罗金保、钟连长、区队长等人的哺育引领下,于艰难困苦中历经磨炼,成长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八路军小侦察员的故事。
《小兵张嘎》一经公映,立即引起轰动,风靡南北。这部电影在当年拍摄了520多个镜头,动用大批人力、物力资源,花费一年多时间。浓眉大眼、虎头虎脑,嘎子所表现出的机智、幽默和骨子里的坚忍,正是当年抗日小战士的特征。
“张嘎”的原型并非单一个体,其原著作者徐光耀表示,嘎子没有具体的原型,而是集中了众多抗日军民的形象而创作出的艺术人物,但他身上发生的各种嘎事,都是有来头的,比如“树上藏枪”,是他听说深县(今深州市)有一个叫李志强的,怕没收他缴获的手枪,就藏在了树上;“堵烟筒”是他和雄县一家合作社社长李民聊天时,李民说他小时特别淘,大年三十晚上人们煮饺子时,爬到屋顶挨家把烟筒都堵上了……这些嘎人嘎事在他脑子里存着,也在本上记着,用的时候随时就取出来了。
驾竹排、顶荷叶、打鬼子、炸敌船……在白洋淀有一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队伍——雁翎队,而雁翎队第三任队长赵波就是“小兵张嘎”的原型之一。
赵波和嘎子一样,都是少年英雄。1938年,16岁的赵波参加了冀中军分区白洋淀抗日武装雁翎队。因为其神出鬼没,被日伪军送外号“鬼难拿”。1943年秋,日寇租用100多只货船组成包运队,在天津装上大批军火、被服等军用物资,准备通过大清河运往保定,以支援他们在太行山区的“扫荡”。赵波在群众帮助下混进赵北口,冒充装卸工上了码头,把敌人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9月14日黎明,雁翎队根据赵波提供的情况,埋伏在安新县王家寨和赵庄子之间的苇塘里。上午8时左右,包运船开来,随着队长郑少臣一声枪响,战斗打响。毫无戒备的敌人慌忙还击,雁翎队队员跃上敌船,夺过敌人的机枪,一阵猛扫,压倒了敌人。这次战斗,我方牺牲3人,敌人却死伤过半,缴获轻重机枪各一挺、步枪百余支和几十只船的军用物资,大幅提升了士气。
烽火中淬炼的“金钢”
在反映晋察冀抗战英雄的影片中,《烈火金钢》(1991)虽拍摄较晚,但据其改编的同名小说早在1958年就已出版,后来,随着广播电台的普及,《烈火金钢》又被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改编成长篇评书,其中一些情节如“肖飞买药”“丁尚武耍大刀”“史更新死而复生”等可谓家喻户晓。影片《烈火金钢》将小说三十回的故事浓缩为上下两部,第一部《孤胆英雄》着重刻画了八路军排长史更新的生死经历;第二部《神奇英雄》则重点聚焦飞行侦察员肖飞的传奇故事。
1944年12月,晋察冀边区第二届群英大会在河北阜平县史家寨村召开。当时,在会务组工作的刘流有幸接触了许多英雄人物,在了解他们的抗日事迹后,内心产生了一种难以遏制的创作冲动,并萌生要以长篇小说形式来展现中国人民在伟大抗战中英勇斗争的壮丽画卷这样一个强烈愿望:“当我了解了英雄们以后,脑子里游过来飞过去的总是英雄们的影子。如何呢?他们就像生铁投进熔炉里一样,锤炼成钢……从此(我)把(他们的)形象印在心里……这就好比一粒写作的种子撞在我的心地,不能不让它生长起来。”
抗战胜利后,刘流回了趟老家河间。这里地处冀中,同样是重要的抗日战场,他在家乡收集了大量素材。正是由于这次返乡,才使得滹沱河下游的小李庄、同仇敌忾的冀中老百姓、华北大地纵横驰骋的游击健儿,不断在作者的脑海中日益丰满、灵动起来。1958年1月,他创作的长篇小说《烈火金钢》出版发行。小说情节虽有夸张,却从本质上揭示出八路军战士的智勇,可谓奇而不失其真。当年刘流的小说定稿后,编辑征求他的意见:“小说标题是‘烈火金刚’呢,还是‘烈火金钢’?”刘流非常肯定地说:“我写的是在抗日烽火中所锻炼出来的‘金’和‘钢’。”小说对每位英雄人物的塑造,都如同将生铁投入熔炉,经过战火的淬炼,最终锻造成金、百炼成钢,个个威武刚强,生动诠释了钢铁般的意志是如何铸就的。
“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这是当年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为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的题词。以共产党员、班长马宝玉为首的八路军5位英雄,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
1941年8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7万余人,对晋察冀边区所属的北岳、平西根据地进行毁灭性“扫荡”。9月25日,晋察冀军区第11团7连6班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和战士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等5人担负后卫阻击,掩护全连转移。为不让日伪军发现连队转移方向,他们边打边撤,将日伪军引向狼牙山峰顶绝路。日伪军误以为咬住了八路军主力,遂发起猛攻。
5位战士临危不惧,英勇阻击,子弹打光后,用石块还击,一直坚持战斗到日落。面对步步逼近的日伪军,他们宁死不屈,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牺牲;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树枝挂住,幸免于难。
1941年11月5日,《晋察冀日报》刊发了前线记者沈重采写的通讯《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之后,方冰、劫夫创作了歌曲《狼牙山五壮士歌》,魏巍、罗浪也创作了《五壮士之歌》,五壮士的英雄事迹迅速在边区传颂。1958年,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勇故事被拍成电影,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五位八路军战士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和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此外,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还被编进小学课本,传遍千家万户,其光辉形象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智慧与勇气的较量
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既有战场上的较量,又有隐蔽战线里的过招。正如李英儒在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序言中写的那样:“被党派往敌占区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为了党的事业,为了革命的胜利,他们毫不计较个人得失,随时准备付出自己的一切……那里没有硝烟,那里是智慧的较量,那里是生死考验的另一种方式,这就是地下斗争。”作为革命斗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隐蔽战线上,曾活跃着这样一群特殊的战士:他们虽不曾在看得见的战场上冲锋陷阵,却在一个看不见的战场上出生入死。1963年拍摄的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就是描写晋察冀根据地隐蔽战线斗争的经典之作。
《野火春风斗古城》讲述的是1943年游击队政委杨晓冬潜入华北古城保定,在地下交通员金环、银环姐妹俩的配合下,争取伪团长关敬陶带领队伍起义上山,表现了我党地下工作者机智勇敢地与日伪军英勇斗争的战斗精神,其中很多情节都源于原著作者的亲身经历。1942年5月开始,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五一大扫荡”,为继续敌后游击战争,冀中区党委和九地委计划派遣得力干部,深入敌人心脏去开展情报工作。区党委派李英儒潜入保定,开辟一条由冀中通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绥抗日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
李英儒一面谨慎地开辟地下安全交通线,一面利用伪省政府经理科文员身份了解伪省长吴赞同等信息,搜集保定城内日伪布防等情报。在完成建立地下交通线任务后,党组织又指示李英儒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对伪军的争取、教育和瓦解工作上,以配合八路军、武工队的军事斗争。于是,李英儒托关系进入保定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传递情报,打击敌人,动摇敌伪组织的军心。这些特殊的生活经历,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野火春风斗古城》中女主角银环的原型便是李英儒的妻子张淑文。张淑文老家在滹沱河岸边,是抗日的堡垒村。她13岁时就因为聪明机警当了儿童团团长,为干部群众站岗放哨送情报。16岁时,因为工作出色,被党组织发展为中共党员。1942年反“五一大扫荡”前,按组织要求,她准备到冀西抗日根据地学习戏曲表演,却因为和李英儒熟悉,又机警干练,被安排到保定城做地下交通员,配合李英儒做情报工作。为掩人耳目,二人经常居住在一起,日久生情,由此结下革命友谊,成为生死伴侣。
李英儒在保定城工作期间,不仅革命伴侣张淑文成了他的交通员,就是家中的老妈妈也参加了革命工作。家里成了联络站,接待过路的党政干部,传送情报。由于妈妈的细心、热情,很受来往干部们的好评。特别是在缺粮的情况下,他们自己家的人有饭也舍不得吃,而是留给前来联络站的人,让他们深受感动。
在晋察冀,除了这些经典电影,像儿歌《歌唱二小放牛郎》、儿童文学《小英雄雨来》等,讲述的也是晋察冀军区的抗战故事,成为代代传颂的经典。在晋察冀这片热土上,红色血脉生生不息,无数英雄先烈以难以想象的坚韧克服了千难万险,最终迎来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他们的英雄气概,千秋凛然,永存天地。
参考文献:
1、余波《老电影中的共产党人1949—1966》
2、谢忠厚《河北抗战史》
3、李延青、王律《向阳而生:红色经典背后的故事》
4、杜江《〈烈火金钢〉的精神传承》
5、常强. 鄢敬诚《50部电影与60年人生随笔》
推荐
晋察冀根据地
是华北抗战的核心战略支点
其以血肉之躯构筑了华北抗战的钢铁长城
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作出了卓越贡献
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其精神与经验
将永远铭刻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之上
本期,就让我们一同走进
这个被毛泽东誉为
“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
战火中的少年英雄
自古英雄出少年。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少年儿童纷纷投身战场,帮助游击队站岗、放哨,捉汉奸、打鬼子,为八路军递送信件,涌现出一大批少年英雄。
在抗战烽火中,华山(原名杨华宁)以战地记者身份亲身经历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42年反“扫荡”以及反日寇“铁壁合围”等战斗,书写了许多反映抗日英雄人物的报道。他将平日观察到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中众多儿童团员和小通讯员们的英勇事迹提炼、升华,创作了短篇小说《鸡毛信》(首发于1946年7月《长城》月刊创刊号),并在1954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将其拍成同名影片。
鸡毛信是抗战时期华北军民创造的传递紧急情报的特殊邮件。这种特殊信件通过在信封上粘贴鸡毛作为紧急标识,传递这种信的多是少年和儿童。《鸡毛信》主要讲述龙门村的儿童团长海娃奉命给八路军送鸡毛信路上所发生的故事。海娃的任务是一边放羊,一边放哨,一旦发现敌人,便给村里人打信号。他的父亲是民兵中队长,一天,父亲让海娃送一封有关攻打敌人炮楼的“鸡毛信”给八路军张连长。海娃以放羊作掩护,带信上路。不料途中遭遇日伪军,海娃临危不惧,与敌人斗智斗勇,巧妙地将信拴在一只羊的尾巴下,并将鬼子引入八路军的伏击圈。张连长根据鸡毛信提供的情况,迅速率队端了鬼子的炮楼,活捉作恶多端的日军军官。
“这是描写一个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它发生在华北抗日根据地里。在那个时候啊,有着千百个这样的故事,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孩子,他是个放羊娃,今年才12岁,他的名字叫海娃……”影片开头,伴随着给孩子们讲故事般的旁白,字幕像连环画一样一页页掀过。导演石挥认为:“这是一部儿童电影。首先考虑的不是别的,而是考虑儿童观众的接受问题。要合乎他们的爱好、要求、学习、兴趣、理解,首先掌握‘有头有尾、交代清楚’的宝贵启示。”
《鸡毛信》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展现少年儿童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对敌斗争的影片,而其后拍摄的《小兵张嘎》更是成为新中国儿童电影的经典之作。
曾任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的于蓝说过:“在中国,哪部电影影响了三代人?就是《小兵张嘎》。”这部电影拍摄于1963年,主要讲述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冀中白洋淀地区的少年张嘎在奶奶、侦察员罗金保、钟连长、区队长等人的哺育引领下,于艰难困苦中历经磨炼,成长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八路军小侦察员的故事。
《小兵张嘎》一经公映,立即引起轰动,风靡南北。这部电影在当年拍摄了520多个镜头,动用大批人力、物力资源,花费一年多时间。浓眉大眼、虎头虎脑,嘎子所表现出的机智、幽默和骨子里的坚忍,正是当年抗日小战士的特征。
“张嘎”的原型并非单一个体,其原著作者徐光耀表示,嘎子没有具体的原型,而是集中了众多抗日军民的形象而创作出的艺术人物,但他身上发生的各种嘎事,都是有来头的,比如“树上藏枪”,是他听说深县(今深州市)有一个叫李志强的,怕没收他缴获的手枪,就藏在了树上;“堵烟筒”是他和雄县一家合作社社长李民聊天时,李民说他小时特别淘,大年三十晚上人们煮饺子时,爬到屋顶挨家把烟筒都堵上了……这些嘎人嘎事在他脑子里存着,也在本上记着,用的时候随时就取出来了。
驾竹排、顶荷叶、打鬼子、炸敌船……在白洋淀有一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队伍——雁翎队,而雁翎队第三任队长赵波就是“小兵张嘎”的原型之一。
赵波和嘎子一样,都是少年英雄。1938年,16岁的赵波参加了冀中军分区白洋淀抗日武装雁翎队。因为其神出鬼没,被日伪军送外号“鬼难拿”。1943年秋,日寇租用100多只货船组成包运队,在天津装上大批军火、被服等军用物资,准备通过大清河运往保定,以支援他们在太行山区的“扫荡”。赵波在群众帮助下混进赵北口,冒充装卸工上了码头,把敌人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9月14日黎明,雁翎队根据赵波提供的情况,埋伏在安新县王家寨和赵庄子之间的苇塘里。上午8时左右,包运船开来,随着队长郑少臣一声枪响,战斗打响。毫无戒备的敌人慌忙还击,雁翎队队员跃上敌船,夺过敌人的机枪,一阵猛扫,压倒了敌人。这次战斗,我方牺牲3人,敌人却死伤过半,缴获轻重机枪各一挺、步枪百余支和几十只船的军用物资,大幅提升了士气。
烽火中淬炼的“金钢”
在反映晋察冀抗战英雄的影片中,《烈火金钢》(1991)虽拍摄较晚,但据其改编的同名小说早在1958年就已出版,后来,随着广播电台的普及,《烈火金钢》又被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改编成长篇评书,其中一些情节如“肖飞买药”“丁尚武耍大刀”“史更新死而复生”等可谓家喻户晓。影片《烈火金钢》将小说三十回的故事浓缩为上下两部,第一部《孤胆英雄》着重刻画了八路军排长史更新的生死经历;第二部《神奇英雄》则重点聚焦飞行侦察员肖飞的传奇故事。
1944年12月,晋察冀边区第二届群英大会在河北阜平县史家寨村召开。当时,在会务组工作的刘流有幸接触了许多英雄人物,在了解他们的抗日事迹后,内心产生了一种难以遏制的创作冲动,并萌生要以长篇小说形式来展现中国人民在伟大抗战中英勇斗争的壮丽画卷这样一个强烈愿望:“当我了解了英雄们以后,脑子里游过来飞过去的总是英雄们的影子。如何呢?他们就像生铁投进熔炉里一样,锤炼成钢……从此(我)把(他们的)形象印在心里……这就好比一粒写作的种子撞在我的心地,不能不让它生长起来。”
抗战胜利后,刘流回了趟老家河间。这里地处冀中,同样是重要的抗日战场,他在家乡收集了大量素材。正是由于这次返乡,才使得滹沱河下游的小李庄、同仇敌忾的冀中老百姓、华北大地纵横驰骋的游击健儿,不断在作者的脑海中日益丰满、灵动起来。1958年1月,他创作的长篇小说《烈火金钢》出版发行。小说情节虽有夸张,却从本质上揭示出八路军战士的智勇,可谓奇而不失其真。当年刘流的小说定稿后,编辑征求他的意见:“小说标题是‘烈火金刚’呢,还是‘烈火金钢’?”刘流非常肯定地说:“我写的是在抗日烽火中所锻炼出来的‘金’和‘钢’。”小说对每位英雄人物的塑造,都如同将生铁投入熔炉,经过战火的淬炼,最终锻造成金、百炼成钢,个个威武刚强,生动诠释了钢铁般的意志是如何铸就的。
“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这是当年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为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的题词。以共产党员、班长马宝玉为首的八路军5位英雄,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
1941年8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7万余人,对晋察冀边区所属的北岳、平西根据地进行毁灭性“扫荡”。9月25日,晋察冀军区第11团7连6班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和战士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等5人担负后卫阻击,掩护全连转移。为不让日伪军发现连队转移方向,他们边打边撤,将日伪军引向狼牙山峰顶绝路。日伪军误以为咬住了八路军主力,遂发起猛攻。
5位战士临危不惧,英勇阻击,子弹打光后,用石块还击,一直坚持战斗到日落。面对步步逼近的日伪军,他们宁死不屈,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牺牲;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树枝挂住,幸免于难。
1941年11月5日,《晋察冀日报》刊发了前线记者沈重采写的通讯《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之后,方冰、劫夫创作了歌曲《狼牙山五壮士歌》,魏巍、罗浪也创作了《五壮士之歌》,五壮士的英雄事迹迅速在边区传颂。1958年,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勇故事被拍成电影,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五位八路军战士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和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此外,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还被编进小学课本,传遍千家万户,其光辉形象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智慧与勇气的较量
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既有战场上的较量,又有隐蔽战线里的过招。正如李英儒在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序言中写的那样:“被党派往敌占区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为了党的事业,为了革命的胜利,他们毫不计较个人得失,随时准备付出自己的一切……那里没有硝烟,那里是智慧的较量,那里是生死考验的另一种方式,这就是地下斗争。”作为革命斗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隐蔽战线上,曾活跃着这样一群特殊的战士:他们虽不曾在看得见的战场上冲锋陷阵,却在一个看不见的战场上出生入死。1963年拍摄的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就是描写晋察冀根据地隐蔽战线斗争的经典之作。
《野火春风斗古城》讲述的是1943年游击队政委杨晓冬潜入华北古城保定,在地下交通员金环、银环姐妹俩的配合下,争取伪团长关敬陶带领队伍起义上山,表现了我党地下工作者机智勇敢地与日伪军英勇斗争的战斗精神,其中很多情节都源于原著作者的亲身经历。1942年5月开始,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五一大扫荡”,为继续敌后游击战争,冀中区党委和九地委计划派遣得力干部,深入敌人心脏去开展情报工作。区党委派李英儒潜入保定,开辟一条由冀中通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绥抗日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
李英儒一面谨慎地开辟地下安全交通线,一面利用伪省政府经理科文员身份了解伪省长吴赞同等信息,搜集保定城内日伪布防等情报。在完成建立地下交通线任务后,党组织又指示李英儒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对伪军的争取、教育和瓦解工作上,以配合八路军、武工队的军事斗争。于是,李英儒托关系进入保定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传递情报,打击敌人,动摇敌伪组织的军心。这些特殊的生活经历,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野火春风斗古城》中女主角银环的原型便是李英儒的妻子张淑文。张淑文老家在滹沱河岸边,是抗日的堡垒村。她13岁时就因为聪明机警当了儿童团团长,为干部群众站岗放哨送情报。16岁时,因为工作出色,被党组织发展为中共党员。1942年反“五一大扫荡”前,按组织要求,她准备到冀西抗日根据地学习戏曲表演,却因为和李英儒熟悉,又机警干练,被安排到保定城做地下交通员,配合李英儒做情报工作。为掩人耳目,二人经常居住在一起,日久生情,由此结下革命友谊,成为生死伴侣。
李英儒在保定城工作期间,不仅革命伴侣张淑文成了他的交通员,就是家中的老妈妈也参加了革命工作。家里成了联络站,接待过路的党政干部,传送情报。由于妈妈的细心、热情,很受来往干部们的好评。特别是在缺粮的情况下,他们自己家的人有饭也舍不得吃,而是留给前来联络站的人,让他们深受感动。
在晋察冀,除了这些经典电影,像儿歌《歌唱二小放牛郎》、儿童文学《小英雄雨来》等,讲述的也是晋察冀军区的抗战故事,成为代代传颂的经典。在晋察冀这片热土上,红色血脉生生不息,无数英雄先烈以难以想象的坚韧克服了千难万险,最终迎来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他们的英雄气概,千秋凛然,永存天地。
参考文献:
1、余波《老电影中的共产党人1949—1966》
2、谢忠厚《河北抗战史》
3、李延青、王律《向阳而生:红色经典背后的故事》
4、杜江《〈烈火金钢〉的精神传承》
5、常强. 鄢敬诚《50部电影与60年人生随笔》
推荐
晋察冀根据地
是华北抗战的核心战略支点
其以血肉之躯构筑了华北抗战的钢铁长城
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作出了卓越贡献
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其精神与经验
将永远铭刻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之上
本期,就让我们一同走进
这个被毛泽东誉为
“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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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中的少年英雄
自古英雄出少年。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少年儿童纷纷投身战场,帮助游击队站岗、放哨,捉汉奸、打鬼子,为八路军递送信件,涌现出一大批少年英雄。
在抗战烽火中,华山(原名杨华宁)以战地记者身份亲身经历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42年反“扫荡”以及反日寇“铁壁合围”等战斗,书写了许多反映抗日英雄人物的报道。他将平日观察到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中众多儿童团员和小通讯员们的英勇事迹提炼、升华,创作了短篇小说《鸡毛信》(首发于1946年7月《长城》月刊创刊号),并在1954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将其拍成同名影片。
鸡毛信是抗战时期华北军民创造的传递紧急情报的特殊邮件。这种特殊信件通过在信封上粘贴鸡毛作为紧急标识,传递这种信的多是少年和儿童。《鸡毛信》主要讲述龙门村的儿童团长海娃奉命给八路军送鸡毛信路上所发生的故事。海娃的任务是一边放羊,一边放哨,一旦发现敌人,便给村里人打信号。他的父亲是民兵中队长,一天,父亲让海娃送一封有关攻打敌人炮楼的“鸡毛信”给八路军张连长。海娃以放羊作掩护,带信上路。不料途中遭遇日伪军,海娃临危不惧,与敌人斗智斗勇,巧妙地将信拴在一只羊的尾巴下,并将鬼子引入八路军的伏击圈。张连长根据鸡毛信提供的情况,迅速率队端了鬼子的炮楼,活捉作恶多端的日军军官。
“这是描写一个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它发生在华北抗日根据地里。在那个时候啊,有着千百个这样的故事,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孩子,他是个放羊娃,今年才12岁,他的名字叫海娃……”影片开头,伴随着给孩子们讲故事般的旁白,字幕像连环画一样一页页掀过。导演石挥认为:“这是一部儿童电影。首先考虑的不是别的,而是考虑儿童观众的接受问题。要合乎他们的爱好、要求、学习、兴趣、理解,首先掌握‘有头有尾、交代清楚’的宝贵启示。”
《鸡毛信》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展现少年儿童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对敌斗争的影片,而其后拍摄的《小兵张嘎》更是成为新中国儿童电影的经典之作。
曾任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的于蓝说过:“在中国,哪部电影影响了三代人?就是《小兵张嘎》。”这部电影拍摄于1963年,主要讲述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冀中白洋淀地区的少年张嘎在奶奶、侦察员罗金保、钟连长、区队长等人的哺育引领下,于艰难困苦中历经磨炼,成长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八路军小侦察员的故事。
《小兵张嘎》一经公映,立即引起轰动,风靡南北。这部电影在当年拍摄了520多个镜头,动用大批人力、物力资源,花费一年多时间。浓眉大眼、虎头虎脑,嘎子所表现出的机智、幽默和骨子里的坚忍,正是当年抗日小战士的特征。
“张嘎”的原型并非单一个体,其原著作者徐光耀表示,嘎子没有具体的原型,而是集中了众多抗日军民的形象而创作出的艺术人物,但他身上发生的各种嘎事,都是有来头的,比如“树上藏枪”,是他听说深县(今深州市)有一个叫李志强的,怕没收他缴获的手枪,就藏在了树上;“堵烟筒”是他和雄县一家合作社社长李民聊天时,李民说他小时特别淘,大年三十晚上人们煮饺子时,爬到屋顶挨家把烟筒都堵上了……这些嘎人嘎事在他脑子里存着,也在本上记着,用的时候随时就取出来了。
驾竹排、顶荷叶、打鬼子、炸敌船……在白洋淀有一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队伍——雁翎队,而雁翎队第三任队长赵波就是“小兵张嘎”的原型之一。
赵波和嘎子一样,都是少年英雄。1938年,16岁的赵波参加了冀中军分区白洋淀抗日武装雁翎队。因为其神出鬼没,被日伪军送外号“鬼难拿”。1943年秋,日寇租用100多只货船组成包运队,在天津装上大批军火、被服等军用物资,准备通过大清河运往保定,以支援他们在太行山区的“扫荡”。赵波在群众帮助下混进赵北口,冒充装卸工上了码头,把敌人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9月14日黎明,雁翎队根据赵波提供的情况,埋伏在安新县王家寨和赵庄子之间的苇塘里。上午8时左右,包运船开来,随着队长郑少臣一声枪响,战斗打响。毫无戒备的敌人慌忙还击,雁翎队队员跃上敌船,夺过敌人的机枪,一阵猛扫,压倒了敌人。这次战斗,我方牺牲3人,敌人却死伤过半,缴获轻重机枪各一挺、步枪百余支和几十只船的军用物资,大幅提升了士气。
烽火中淬炼的“金钢”
在反映晋察冀抗战英雄的影片中,《烈火金钢》(1991)虽拍摄较晚,但据其改编的同名小说早在1958年就已出版,后来,随着广播电台的普及,《烈火金钢》又被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改编成长篇评书,其中一些情节如“肖飞买药”“丁尚武耍大刀”“史更新死而复生”等可谓家喻户晓。影片《烈火金钢》将小说三十回的故事浓缩为上下两部,第一部《孤胆英雄》着重刻画了八路军排长史更新的生死经历;第二部《神奇英雄》则重点聚焦飞行侦察员肖飞的传奇故事。
1944年12月,晋察冀边区第二届群英大会在河北阜平县史家寨村召开。当时,在会务组工作的刘流有幸接触了许多英雄人物,在了解他们的抗日事迹后,内心产生了一种难以遏制的创作冲动,并萌生要以长篇小说形式来展现中国人民在伟大抗战中英勇斗争的壮丽画卷这样一个强烈愿望:“当我了解了英雄们以后,脑子里游过来飞过去的总是英雄们的影子。如何呢?他们就像生铁投进熔炉里一样,锤炼成钢……从此(我)把(他们的)形象印在心里……这就好比一粒写作的种子撞在我的心地,不能不让它生长起来。”
抗战胜利后,刘流回了趟老家河间。这里地处冀中,同样是重要的抗日战场,他在家乡收集了大量素材。正是由于这次返乡,才使得滹沱河下游的小李庄、同仇敌忾的冀中老百姓、华北大地纵横驰骋的游击健儿,不断在作者的脑海中日益丰满、灵动起来。1958年1月,他创作的长篇小说《烈火金钢》出版发行。小说情节虽有夸张,却从本质上揭示出八路军战士的智勇,可谓奇而不失其真。当年刘流的小说定稿后,编辑征求他的意见:“小说标题是‘烈火金刚’呢,还是‘烈火金钢’?”刘流非常肯定地说:“我写的是在抗日烽火中所锻炼出来的‘金’和‘钢’。”小说对每位英雄人物的塑造,都如同将生铁投入熔炉,经过战火的淬炼,最终锻造成金、百炼成钢,个个威武刚强,生动诠释了钢铁般的意志是如何铸就的。
“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这是当年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为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的题词。以共产党员、班长马宝玉为首的八路军5位英雄,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
1941年8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7万余人,对晋察冀边区所属的北岳、平西根据地进行毁灭性“扫荡”。9月25日,晋察冀军区第11团7连6班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和战士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等5人担负后卫阻击,掩护全连转移。为不让日伪军发现连队转移方向,他们边打边撤,将日伪军引向狼牙山峰顶绝路。日伪军误以为咬住了八路军主力,遂发起猛攻。
5位战士临危不惧,英勇阻击,子弹打光后,用石块还击,一直坚持战斗到日落。面对步步逼近的日伪军,他们宁死不屈,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牺牲;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树枝挂住,幸免于难。
1941年11月5日,《晋察冀日报》刊发了前线记者沈重采写的通讯《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之后,方冰、劫夫创作了歌曲《狼牙山五壮士歌》,魏巍、罗浪也创作了《五壮士之歌》,五壮士的英雄事迹迅速在边区传颂。1958年,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勇故事被拍成电影,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五位八路军战士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和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此外,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还被编进小学课本,传遍千家万户,其光辉形象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智慧与勇气的较量
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既有战场上的较量,又有隐蔽战线里的过招。正如李英儒在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序言中写的那样:“被党派往敌占区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为了党的事业,为了革命的胜利,他们毫不计较个人得失,随时准备付出自己的一切……那里没有硝烟,那里是智慧的较量,那里是生死考验的另一种方式,这就是地下斗争。”作为革命斗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隐蔽战线上,曾活跃着这样一群特殊的战士:他们虽不曾在看得见的战场上冲锋陷阵,却在一个看不见的战场上出生入死。1963年拍摄的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就是描写晋察冀根据地隐蔽战线斗争的经典之作。
《野火春风斗古城》讲述的是1943年游击队政委杨晓冬潜入华北古城保定,在地下交通员金环、银环姐妹俩的配合下,争取伪团长关敬陶带领队伍起义上山,表现了我党地下工作者机智勇敢地与日伪军英勇斗争的战斗精神,其中很多情节都源于原著作者的亲身经历。1942年5月开始,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五一大扫荡”,为继续敌后游击战争,冀中区党委和九地委计划派遣得力干部,深入敌人心脏去开展情报工作。区党委派李英儒潜入保定,开辟一条由冀中通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绥抗日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
李英儒一面谨慎地开辟地下安全交通线,一面利用伪省政府经理科文员身份了解伪省长吴赞同等信息,搜集保定城内日伪布防等情报。在完成建立地下交通线任务后,党组织又指示李英儒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对伪军的争取、教育和瓦解工作上,以配合八路军、武工队的军事斗争。于是,李英儒托关系进入保定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传递情报,打击敌人,动摇敌伪组织的军心。这些特殊的生活经历,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野火春风斗古城》中女主角银环的原型便是李英儒的妻子张淑文。张淑文老家在滹沱河岸边,是抗日的堡垒村。她13岁时就因为聪明机警当了儿童团团长,为干部群众站岗放哨送情报。16岁时,因为工作出色,被党组织发展为中共党员。1942年反“五一大扫荡”前,按组织要求,她准备到冀西抗日根据地学习戏曲表演,却因为和李英儒熟悉,又机警干练,被安排到保定城做地下交通员,配合李英儒做情报工作。为掩人耳目,二人经常居住在一起,日久生情,由此结下革命友谊,成为生死伴侣。
李英儒在保定城工作期间,不仅革命伴侣张淑文成了他的交通员,就是家中的老妈妈也参加了革命工作。家里成了联络站,接待过路的党政干部,传送情报。由于妈妈的细心、热情,很受来往干部们的好评。特别是在缺粮的情况下,他们自己家的人有饭也舍不得吃,而是留给前来联络站的人,让他们深受感动。
在晋察冀,除了这些经典电影,像儿歌《歌唱二小放牛郎》、儿童文学《小英雄雨来》等,讲述的也是晋察冀军区的抗战故事,成为代代传颂的经典。在晋察冀这片热土上,红色血脉生生不息,无数英雄先烈以难以想象的坚韧克服了千难万险,最终迎来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他们的英雄气概,千秋凛然,永存天地。
参考文献:
1、余波《老电影中的共产党人1949—1966》
2、谢忠厚《河北抗战史》
3、李延青、王律《向阳而生:红色经典背后的故事》
4、杜江《〈烈火金钢〉的精神传承》
5、常强. 鄢敬诚《50部电影与60年人生随笔》
推荐
晋察冀根据地
是华北抗战的核心战略支点
其以血肉之躯构筑了华北抗战的钢铁长城
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作出了卓越贡献
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其精神与经验
将永远铭刻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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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n 内容简介\n \n \n
\n\n \n 本书是一本针对所有层次的Python 读者而作的Python 入门书。全书分两部分:\n \n
\n\n \n 第一部分介绍用Python 编程所必须了解的基本概念,包括matplotlib、NumPy 和Pygal 等强大的Python 库和工具介绍,以及列表、字典、if 语句、类、文件与异常、代码测试等内容;\n \n
\n\n \n 第二部分将理论付诸实践,讲解如何开发三个项目,包括简单的Python 2D 游戏开发如何利用数据生成交互式的信息图,以及创建和定制简单的Web 应用,并帮读者解决常见编程问题和困惑。\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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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n 目录\n \n \n
\n\n \n \n 书籍的分享格式为PDF电子版,小伙伴们手机也可以阅读学习哦!\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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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第一季 【基础篇】Python基础 (115集)\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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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第三季 【扩展篇】网络编程、多线程、扩展库(85集)\n \n
\n\n \n 第四季 【高手篇】算法、Python源码、函数式编程、手工实现神经网络(100集)\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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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n 以上这些教程我已经为大家打包准备好了,希望对正在学习的你有所帮助!\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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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正逢暑假,又到了孩子们与暑假作业斗智斗勇的时候了。但这一次,DeepSeek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已经成了不少“技术流”中小学生的作业救星,还能写征文作品、做PPT、写检讨书……\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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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当下,AI的触手已经延伸至教育的多个领域,但随之而来的,或许并不是一劳永逸。有网友发现,除了能快速整合海量信息之外,AI也挺能\n \n “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n \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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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n AI hallucination occurs when an AI model generates false or illogical information that is not based on real data or events, but is presented as fact. Hallucinations can lead to significant consequences when people use AI for tasks with the potential for high-stakes consequences.\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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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我前两天在用AI帮助我做作业的时候,AI就给我挖了一个‘大坑’,搞得我的作业错了一大堆……”受到这些学习经历的启发,\n \n \n 来自\n \n \n \n 北京中学科技分校的李子超\n \n \n \n “脑洞大开”\n \n \n ,决定和几位同学一起“整顿AI”。\n \n
\n\n \n \n 来自北京中学科技分校的\n \n \n \n \n 李子超、胡棂凡、赵桐卉在讨论方案\n \n \n \n \n 图源:受访者供图\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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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没想到,孩子们的这个想法后续不光斩获全国大奖,还即将让他们走上国际舞台!\n \n
\n\n \n \n 同学们获得全国特等奖 图源:受访者供图\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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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n 戳视频,来围观这群孩子们\n \n \n
\n\n \n \n “整顿AI”的更多幕后故事!↓↓↓\n \n \n
\n\n \n \n “我们要做AI的主人”\n \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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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关注到“AI写作业”在中小学生群体的流行趋势,李子超和同学胡棂凡、赵桐卉三人思考起了在日常学习中如何正确看待和使用AI的问题。\n \n
\n\n \n \n 同学们的参赛方案资料 图源:受访者供图\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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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于是,他们提出了基于生成式AI的\n \n “智能学习社区”\n \n 这一想法。与市面上常见的AI解题工具不同的是,学习社区中这种引导与共学的模式能培养同学的独立思考能力,而不是让AI沦为青少年的“损友”和“枪手”。\n \n
\n\n \n \n 同学们的参赛方案资料 图源:受访者供图\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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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在学校《国际理解教育》课程社团指导教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邱昌情的指导下,三位同学带着这个不断细化完善的方案,近期参加了以\n \n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责任、挑战与合作的新世纪”\n \n 为主题的“2025中学生全球治理创新方案设计大赛”。\n \n
\n\n \n 该赛事是全球首个专注于中学生全球治理创新方案设计的大赛,在继承复旦大学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07年共同发起的青年全球治理创新设计大赛(YICGG)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创新,\n \n 旨在为全球治理贡献青少年的智慧与力量。\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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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十多年来,YICGG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人才的培养,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提升全球青年在多边治理体系中的参与能力,已获得广泛的国际影响力。\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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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n Launched by Fudan University and sponsored by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UNDP) in China, the Youth Innovation Competit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YICGG) is a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that encourages youth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 develop innovative global governance solutions.\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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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而让师生们都感到惊喜的是,他们首次接触并参加此类赛事,便从全国600多所中学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一举获得\n \n 全国特等奖\n \n ,还即将\n \n 代表中国初中生参加今年的YICGG全球总决赛\n \n 。\n \n
\n\n \n \n 同学们在比赛现场对活动方案进行阐释 图源:受访者供图\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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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这次的经历也让孩子们不断突破自我,有所成长。“我认识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我们一起讨论了不同的方法,协调了分歧,最后得出了一个非常有创新性且实用的方法。” 赵桐卉说道。\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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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而李子超和胡棂凡也在比赛活动环节,大方展示了自己说相声、跳拉丁舞的才艺,交到了新朋友~\n \n
\n\n \n \n \n 李子超和胡棂凡\n \n \n \n \n \n 在比赛活动上分别表演相声和拉丁舞的才艺 图源:受访者供图\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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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n “科技”含量超高的学习日常\n \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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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同学们对AI伦理、算法正义、数据主权等议题的敏锐思考,其实也正是他们在校学习的日常。\n \n
\n\n \n “因为我们学校是和五所大学一起办的,所以会有很多大学教授和老师来教我们一些比较创新、比较前沿的东西,这就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李子超表示。\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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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据悉,北京中学科技分校是朝阳区人民政府和\n \n 北京化工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服装学院、中华女子学院五所大学\n \n 联合举办,致力于培养\n \n 文理相通,科技见长的科技创新型人才\n \n 。该校积极探索\n \n “1+3”贯通培养\n \n 的有效途径与方法,从育人理念、教学内容和方式上打破初中、高中与大学三个学段间的割裂。\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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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胡棂凡表示,学生们除了可以前往共建的五所高校实验室参观学习之外,在校园内也可以体验到独具特色的科技活动。\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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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比如,赵桐卉就参加了天文社团:“这是我们学校一位同学亲自创办的,也是拓宽了我的视野。我在这学期也收获到了很多有关天文的知识,比如说夏季星空、春季星空、天文传说等等。”\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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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n Apart from having the required curriculu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ranch of\n \n \n \n \n Beijing Academy\n \n \n \n \n focus more on teach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school is guided jointly by the\n \n \n \n \n Beijing Academy\n \n \n \n \n Educational Group and five nearby universities.\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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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n With the five universities giving students access to their labs and arranging for lectures by their professors, the school aims to rear talents interested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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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此外,借助五所高校的师资资源,学校逐步推进实施大学-中学双导师制。除了以中学教师为主体、大学教师协同的方式,进行融合课程的开发与实施,还结合学生学业发展情况及专业发展背景,协助学生进行生涯规划。\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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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n 成为真正平视世界的中国青年\n \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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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邱昌情教授,便担任了学校《国际理解教育》课程的社团指导教师。\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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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据邱昌情介绍,国际理解教育这一理念最早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其目的主要是促进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个体之间的认知和互动。\n \n
\n\n \n 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规划纲要,强调应提升学生对不同国家和文化的认知,同时呼吁培养符合国际化需求的人才,将“国际理解教育”这一理念列入我国官方文件。2016年,教育部委托有关专业组织研制发布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阶段性研究成果),对国际理解教育要求做了细化。\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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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n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s of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here cross-cultural dialogue has an important place, education is booming increasingly globalized.\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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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n Ever since the concept of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was proposed by UNESCO, this dialogue has been highlighted by the government.\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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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has repeatedly pointed ou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ore competencies for Chinese students is required to be in line with the world education reform, and strengthens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education.\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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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在邱昌情的课堂上,他以\n \n “中国情怀,国际视野”\n \n 的授课理念,拓宽了学生的全球视野,让学生从更高的维度和视角,认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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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和面向大学生上课,重点教授学理知识不同的是,他更加注重中学生动手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让这些参与“1+3”培养实验项目的孩子们从只会解题走向解决问题,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综合能力。\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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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同学们的思维非常地活跃,而且他们都能够根据人工智能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提出他们自己的看法和见解。”\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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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在授课之余,他还给同学们提供了参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园活动的机会,比如,参加高校文化节、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主任兼代表夏泽翰当面交流等。在这些学习交流过程中,有同学也开始\n \n 对“全球治理”萌生了浓厚兴趣,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发展方向\n \n 。\n \n
\n\n \n \n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代表夏泽翰和同学们当面交流 图源:受访者供图\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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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接下来,邱昌情作为带队老师,即将和三位同学前往国际比赛的现场。他希望,伴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中央,当这些孩子们未来走向国际舞台时,\n \n 能够成为真正平视世界的一代人\n \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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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我们要站在全球的视野,但是同时也要有我们中国的立场,要坚持我们的文化自信。”他说。\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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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n 记者:王杏薇\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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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n 推荐视频\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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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都是小打小闹的局部定约是不是完全没有意思,没关系,是时候该来一个大满贯了。\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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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其实,满贯是最没意思的,因为是一边倒的局面,反而是局部定约才充满了变数。\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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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不过,大满贯这种碾压局大家总是会想念下。\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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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牌例:\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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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叫牌过程如下:\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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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庄家5NT是大满贯逼叫。\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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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其含义是:\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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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如果同伴在已选定的将牌花色上持有AKQ中的任意两张,就必须叫到七阶;否则便只叫到六阶。\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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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这种叫法是克勃森设计的,由于于是克勃森夫人最先撰文介绍,因而在欧洲也称其为“约瑟芬逼叫”。\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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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西家首攻DJ,庄家以手中的DA得进后,随即肃清将牌并兑现HA-K,结果发现防守方的红心意为S-1分布,这似乎意味着,如果不能飞中CQ庄家就只有十二墩牌。\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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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然而庄家没有飞草花,而是将吃小红心回手后拿掉手中的最后一张将牌,再出方块给明手的DK,其间西家为了防止明手树立红心只得垫掉两张草花。\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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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至此,全部的牌型分布已昭然若揭:\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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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西家原本持有三张黑桃、五张红心和一张方块,因而其手中的草花肯定是四张。\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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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由于西家业已垫过两张草花,所以庄家只要兑现CA-K就肯定能够击落CQ,从而拿到第十三墩牌。\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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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今天微信公众号后台的时候,吃了一惊,怎么会比往常热闹了一点呢?难道是看的人多了,粉丝涨了?\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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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点开一看,原来是对昨天牌例的质疑,恩,大家都是火眼金睛啊,昨天的牌发错了,北家缺门草花的。\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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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一开始的欣喜就变成了懊恼,怎么这么不仔细,又一想,原来还是有人在看的。\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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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恩呢,以后努力哦!\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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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送上今天的哈。\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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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牌例:\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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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叫牌过程如下:\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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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西家首攻S8,明手放小,庄家以手中的S10赢得。\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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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在此,庄家敏锐地意识到:\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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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若要完成定约就需树立明手的方块套,由于西家在有局的情况下争叫,因此几乎可以肯定除SK-J之外西家还会持有HA;\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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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这里的危险在于,如果DK在东家手中,那么先动方块就会使防守方在时效上占先树立起黑桃。\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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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鉴于此,庄家在第二轮打出H4,西家跟出H2,明手以HK赢得并续出草花,庄家以CA进手后才打出DQ,结果发现西家竟为方块缺门并垫出C8;\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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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东家以DK进手回出红心,西家以HA吃进后再出红心给东家的HQ-9赢得,至此防守方共拿到一墩方块与三墩红心。\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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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东家换攻黑桃,但定约已不可能被击败:\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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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庄家以SA吃住后兑现CK及方块赢张,从而拿到两墩黑桃、一墩红心、四墩方块和两墩草花,出色地完成定约。\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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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在另一室中,最终定约是由北家主打3D,尽管庄家也完成了定约,但得分不高。\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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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庄家的做庄路线的确高明。\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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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试想庄家在第轮出牌时先动方块,那么东家在DK进手后只要续出黑桃,即可击败定约。\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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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因为庄家在SA赢得后,尽管可以拿到四墩方块和两墩草花,但却总共只有八墩牌;\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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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而在他此后打出红心时,西家便会立即用HA吃住并再拿到三墩黑桃。毋庸赘述,当庄家在第二轮打出H4时,西家即使扑上HA也将无济于事。\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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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因为从西家手中打出黑桃不仅不会对定约方构成威胁,而且还会使庄家超额完成定约。\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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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乌云密布,天空中厚重的像是一块要压下来的大山,忽然闪电飘过,像是一把手术刀庖丁解牛。\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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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在若有若无的缝隙之中不断游走,那蓝色的电光照耀了天际,闪瞎了双眼。\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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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在这电闪雷鸣之中,有一个身影在不断游走,他追寻着闪电,在那一伸手之间,一束电光攥在了他的手里,炸裂!\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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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桥牌,也需要一闪光的灵感,来抓住闪电。\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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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叫牌进程如下:\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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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西家常规性地首攻HQ,东家跟出H4,庄家以HA得进,后回出S7!\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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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通常地讲,“空打”是不可取的,西家已下意识地将S3拿在手中,可他却猛然感到庄家的打法似乎有些蹊跷。\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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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立即着手树立起明手的方块长套无疑应是做庄打牌的当务之急,可庄家为什么要迫下急待地先拿到一墩黑桃呢?\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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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西家在略事思考后得出结论:\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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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庄家手中肯定还持有HK,其做庄路线是在假设能够飞中西家DK的前提下做出的;\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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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而庄家之所以要争取率先赢得一墩黑桃,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他在草花中根本就没有止张!\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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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于是,西家收好S3,毅然打出SA得进,并且随即换出CQ。\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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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结果,防守方共拿到一墩黑桃和五墩草花,将定约击宕了两墩。\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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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平心而论,南家的叫牌尽管具有赌博性,然而在明手摊牌后他所选择的做庄路线是无可指责的。\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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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显然,倘若西家在第二轮时没能打出SA并马上换出草花,那么庄家的冒险就将获得成功——凭借一墩黑桃、两墩红心和六墩方块完成3NT定约!\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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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机会就那么一瞬间!\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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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n 由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桥牌协会主办,成都棋院(成都市智力运动中心)和成都市桥牌运动协会承办的“全民健身 智慧出众”2025年全国桥牌通讯系列赛(成都赛区)线下比赛(7月)于2025年7月27日在成都市各区县纷纷展开,来自区县桥牌协会、社区、俱乐部的9条赛线共200名桥牌爱好者参加了通讯赛。\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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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n \n \n 【赛线风貌】\n \n \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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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n 成都市主赛场\n \n \n
\n\n \n \n 朱华勇、王澍获得南北方向第一名\n \n \n
\n\n \n \n 宋伍生、陈渝安获得东西方向第一名\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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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n 成都高新区锦晖分赛场\n \n \n
\n\n \n \n 蒋素兰、郑伦辉获得南北方向第一名\n \n \n
\n\n \n \n 刘晓林、王亮宏获得东西方向第一名\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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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n 成都都江堰雪域分赛场\n \n \n
\n\n \n \n 余川、吴天德获得南北方向第一名\n \n \n
\n\n \n \n 董毅强、魏巍获得东西方向第一名\n \n \n
\n\n \n \n 成都天府新区华阳分赛场\n \n \n
\n\n \n \n 聂昊、陈杰获得南北方向第一名\n \n \n
\n\n \n \n 曹会莲、李亮成获得东西方向第一名\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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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n 崇州市分赛场\n \n \n
\n\n \n \n 陈世英、范林获得南北方向第一名\n \n \n
\n\n \n \n 赵友于、胡春杨获得东西方向第一名\n \n \n
\n\n \n \n 成都万和分赛场\n \n \n
\n\n \n \n 周亿、陈忠东获得南北方向第一名\n \n \n
\n\n \n \n 朱魁文、袁军获得东西方向第一名\n \n \n
\n\n \n \n 成都市武侯区分赛场\n \n \n
\n\n \n \n 王进军、李福彬获得南北方向第一名\n \n \n
\n\n \n \n 张华明、周健获得东西方向第一名\n \n \n
\n\n \n \n 彭州市分赛场\n \n \n
\n\n \n \n 田红宽、易春高获得南北方向第一名\n \n \n
\n\n \n \n 罗贤良、赵瑜获得东西方向第一名\n \n \n
\n\n \n \n 成飞集团公司分赛场\n \n \n
\n\n \n \n 孙明凡、李敏获得南北方向第一名\n \n \n
\n\n \n \n 罗星、刘一宁获得东西方向第一名\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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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n 7月14日,正在上海举行的2025年全国桥牌A类俱乐部联赛(第二站)展开第三个比赛日的角逐,中国桥牌协会特邀副主席连若旸率领石家庄竞帆每轮都力争取胜,他说,俱乐部的参赛目标是保级,但他与国家男队队友们更把参赛当作为世锦赛练兵。\n \n \n
\n\n \n \n 连若旸\n \n \n
\n\n \n \n 连勇\n \n \n
\n\n \n \n 孙纲\n \n \n
\n\n \n \n 蔡阳\n \n \n
\n\n \n \n 张永革\n \n \n
\n\n \n \n 李杰\n \n \n
\n\n \n 除连若旸外,石家庄竞帆的其余5名队员分别是:尤坚勇、刘钧、连勇、孙纲和蔡阳,其中连若旸、连勇、孙纲、蔡阳4人是国家男队队员。他们与代表青岛赛轮参加联赛的张永革和李杰将代表中国男队参加下月在丹麦举行的第47届世界桥牌团体锦标赛“百慕大杯”。\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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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连若旸是国家男队队长,他与队友们5月在合肥举行的的54届亚太桥牌锦标赛上以冠军身份直通世锦赛。他说,亚太赛后,他和队友们参加了中国桥牌协会在杭州组织的国家队集训,本站联赛是国家男队出征世锦赛之前最后一次实战练兵,而在8月初,队伍还将在石家庄集结进行出征前的最后一次集训。\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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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对于参加本站A俱联赛,连若旸说,石家庄竞帆在第一站比赛中排名第五,本站比赛必须保持正常发挥,从而完成保级目标。之所以把目标定为保级,是因为联赛的各俱乐部实力相当,没有一枝独秀的队伍。\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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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而对于国家男队来说,今年的世锦赛是重中之重,连若旸本人和他的队友们都格外看重征战世锦赛。6名队员中,只有连若旸和李杰此前代表国家男队参加过世锦赛“百慕大杯”,孙纲、蔡阳、连勇、张永革4人都是首次走上世锦赛赛场。值得一提的是,这支国家桥牌男队得到了石家庄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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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连若旸表示,他和队友们将在下月的世锦赛上顽强拼搏,不辱使命。\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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