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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600 字
阅 读 需 要 18 分 钟

 

近日，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令，决定恢复美国国防部的历史旧称“战争部”。之后特朗普还称，“战争部”这一名称听起来“更有力”“更合适”，他说：“‘国防’听起来太过保守，我们当然要防御，但必要时也要能进攻。”白宫强调，此举并不改变国防部的法定名称，而是为其赋予历史性次级称号（代称），以强化军事定位。然而回溯战争部与美国建国相伴而生的200余年岁月，特朗普的更名，反而可能与战争部的历史意涵南辕北辙。



名不副实：战争部的后勤开端

（1776—1898）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战争部”是联邦国家整合过程中的行政与后勤主干。美国草创之际，合众国未脱与旧宗主的纠葛，疆界与主权仍在厘定：北与英属势力犬牙相错，南受西班牙牵制，内陆多由原住民族控制。所谓“战争”，多是领土取得与秩序整合。战争部的首务在于把征募与军需、工程与交通、通信与财务纳入可沿用的规制，使平时可维持、战时可扩张、战后可复员成为常态。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主要服务于国内整合；至世纪之交，这套由内政与西进磨出的框架才开始外溢到海外的指挥与保障。二战与战后改革进一步将“全球用兵”沉淀为常设的国家安全体制。也因此，在改组为国防部之前，它始终带有小政府的印记：平日重在成规与流程，战时迅速放大，战后随即降级；而那种组织庞大、全球干预的一体化指挥枢纽，则是在国防部时代方告定型。



制度定型并非一朝一夕。1789年宪法政府建立后，战争部被正式纳入联邦行政，由总统任命战争部长，形成从总统到部长再到前线指挥的分工。1798年海军事务另立机关，陆海分职各尽其责。1802年确立工兵兵科并创设西点军校，工程建设与军官教育由此有了常年根基。1812年的对英作战暴露了征募、供给与人事上的薄弱，战后整理为按职能分工的日常运作，军需、军医、军械、人事各设其局，采办、储运、配发与核算逐步衔接，文书格式与账册也日益统一。要旨不在条文堆叠，而在以制度约束权力，以程序支撑动员。由此，战争部不再只是一个官署的名称，而成为把军政、工程与交通等环节连成整体的框架，其重心落在可用、可查与可复制的秩序之上。



此后一系列事件进一步促成了战争部对内形成初步军制的进程。十八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五大湖到俄亥俄一线战事反复，美国早期政府与由肖尼、迈阿密、怀恩多特、奥陶瓦等部族组成的西北联盟相持不下；依托上加拿大边境的英军要塞与商站，后者得以转移与补给，局势久拖不决。为应对消耗，政府自1792年整编“合众国军团”，统一训练与营务，规范武器口径与口粮定额，沿线设置补给与后送节点。经过其后的1846年至1848年美墨战争，1848年《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生效后，撤军、清算与军需回收依程办理，动员、远征、占领与善后由此连为一体。到1861年至1865年的内战，联邦由州本位转为中央统筹，军事铁路与军用电报贯通命令与供给，征兵、军饷与给养统一安排；1863年的征兵立法与《利伯法典》为征募、战场行为与战后过渡提供成文依据。重建时期，战争部在地方权力真空中组织临时治理，维持治安并监督财政与选举，使前线胜利能够落实为地方秩序的回归。



总之至十九世纪末，后勤与组织的基本面已大体就绪。常备军规模不大而训练专业，国家在需要时可以迅速扩大兵力与物资供给，配套的补给、占领与善后也有了成文做法。小政府的印记依然清晰，权力分散，跨军种的协同与参谋机制尚未成为常设中枢，许多安排仍随局势启闭。不过，在战争部推动的技术标准、运输衔接和军政配合等成规之下，关键环节至少在国内层面已经能够彼此贯通。


另一方面，外交表述也限制了战争部的海外步伐。1823年，门罗在年度咨文中提出“不再殖民、互不干涉”的原则，意在以政治宣示划定半球界限，并在英国海上力量的默认下发生效力。十九世纪的大半时段，美国的对外注意力因此主要停留在经营美洲大陆，着力抑制欧洲势力再介入美洲，而非主动越洋扩展；战争部在海外的扩张受此框定。





扩张初试：平战切换的半临时枢纽
（1898—1939）


1898—1939年，战争部把重心由内向外推移，已能成套处理征募、运输、军需与卫生，很多事务在当地就能组织起来。


1898年的对西班牙战争，把陆军的远程用兵短板暴露无遗。坦帕仓促集结，常备兵力几周内从不足3万骤增至20多万，铁路和码头一度拥塞。军粮保存与分发不当引发“防腐牛肉”风波，营地里痢疾与伤寒蔓延。战事甫定，战争部即把动员、运输与营地卫生列为先务，着手把一时权宜整理成可反复执行的程序。



战后进入占领与过渡，战争部走到前台主持治理。古巴由美军占领当局接管市政与财政，清理关税与预算，整顿港务与公共卫生；军医威廉·戈加斯推行灭蚊与隔离，黄热病很快受控。1902年古巴转入名义独立，但关键事务仍受美方法规与安排约束。菲律宾在《巴黎条约》后完成主权移交，战争部推行军政并行的重组：修港与筑路，铺设邮政和电报，兴办学校与医院，统一度量衡与货币，把群岛纳入跨太平洋通道，作为西太平洋的前进基地与补给通信支点。就地的“规章”与“流程”在占领社会里表现为全面的殖民管制，这一点在税收、警政与法院的日常运行中尤为明显。


海外治理的压力很快推动华盛顿整饬本部。埃里胡·鲁特出任部长后，设立常设的规划与协调机关，创办陆军战争学院，推动军官在机关与部队之间轮换，让学习、训练、采购、动员与计划在同一套日常工作中衔接起来。与此同时，巴拿马运河把工程与卫生抬到越洋用兵之前：戈加斯先清除疫疠，再由工程军官乔治·戈塔尔斯统筹开凿，1914年通航。运河不在美国本土，但“运河区”的管理把修渠筑港、检疫消杀与物资接续做成了可以在海外复制的办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这些做法推得更远。1917年参战后，战争部依据征兵法扩充兵源，把各路部队拢到统一的训练与编成之中；铁路与港口改由中央调度，远海航行结伴而行以降低损失。美远征军抵达法国后，先把港口、内陆通道与前沿据点逐层打通，仓库、医院、运输与通信相继到位，工兵修路架桥，检疫与医疗随队展开。指挥上保持美军自身体系，与盟军协同而不长期混编；供给上排定轻重缓急，必要时短期采用盟国制式补缺。停战后迅速缩编，但关键环节被保存下来，成为战间期随时可用的常规做法。真正的进步在于，学会了在大洋彼岸长期维持兵力与补给的循环。



战争时期，战争部仍在完善。1916与1920年的立法把常备军、国民警卫队与后备役的关系说清，“平时小规模、战时快速扩充”成为通例。1933年以后，战争部维持军校与训练运转，细化标准与采购规则。新政时期，平民保护团营地与供给由军方承办，军官在选址、营建与营务中保持后勤与组织的熟练度。与此同时，政府反复修订工业动员预案，明确关键物资的先后与配给；港口与铁路如何衔接、远航如何护送、海外据点怎样维持，也都纳入日常准备。到1939年，征募、训练、运输与补给可以依照现成手续迅速启动。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真正滞后的，是把分散在军种与地区的力量纳入常年化的协调与统一指挥。但正是在这套“平时精简、战时放大、可复制”的半临时架构上，美国也已经完成了从近岸试水到跨洋布点的过渡，并为下一阶段的全面升级打下了骨架。


名消实至：美国全球霸权的常设核心

（1939—1958）


二战与随后的冷战，终于把运行百年仍偏于临时、规模精简的“战争部”推到另一端。它在战后以“国防部”为名固定下来，此后联合指挥与参谋、情报与科研、预算与计划归入同一套常设程序，成为美国全球霸权运转的日常机制。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遇袭，翌日美国对日宣战，随后对德、意参战。此后，战争部以职能为纲重整陆军：地面部队负责训练与地面作战，陆军航空军发展空中力量，勤务部统一行政与军需，并设作战部作为马歇尔日常筹划与指挥的中枢。自1943年起，军方与多所大学签订合同，在工程、医学、外语与飞行等领域培养军官与技术骨干，兵员与技术来源因而有了稳定渠道。也是在1943年，五角大楼启用，部长与参谋机关合署办公，决策、通信、训练与后勤集中到同一处。对外，在美英联合筹划下，兵力与物资按计划在欧洲与太平洋两线分配；对内，军购与工厂转换归入统一程序，工业生产、科研与海运相互衔接。战事发展证明，胜负很大程度取决于组织与程序是否顺当，而不止在单兵或单军种的技战术表现。



战后，战时形成的做法因美苏对峙需求被写入法律并固定为常年运转的庞大机构。1947年《国家安全法》将“战争部”改为陆军部，新设空军部，与海军部并列，上置国防部长实行文官统一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总统的常设顾问机关，战时情报改为常设的中央情报局，三军分工与联合运作由总统命令细化。1949年修法，将“国家军事机构”正名为“国防部”，进一步集中国防部长的领导与控制，并确立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联合筹划中的地位，使“预算-计划-作战”的衔接有了清楚的程序。与此前一个多世纪“平时精简、战时扩充、战后再削减”的节律不同，联合指挥、参谋筹划与远征保障自此在和平年代也常态运转。


“常设”的范围并不止于兵员与装备，还延伸到信息、科技与教育。1948年《史密斯-蒙特法》为对外信息与广播提供依据，随后美国新闻署统筹广播、出版、展览与教育交流，使对外宣传与国家安全发生常年联系。1952年国家安全局成立，信号情报与技术侦察进入统一的决策程序。1958年，在国防部重组的同时设立高级研究计划署，并以《国防科技教育法》稳定支持大学与工业界的相关教育与科研。至五十年代末，兵力、预算、科研与对外信息可在同一套程序下协调推进：国内完成资源分配与工业转换，海外依联合筹划与战区指挥实施力量投送；核威慑、盟约体系、代理人战争与文化竞争皆在此格局内展开。



1958年的重组进一步理顺作战指挥。总统与国防部长的命令直接下达到统一与战区指挥机构，军种参谋长回归筹划、训练与力量建设的职责，日常作战不再经军种层层转达。战时行之有效的路径转为平时的常规，政策到行动的距离因此缩短，权责界面更为清楚。


从更长的脉络看，国防部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在法律与机构层面吸收并改造了战争部一个多世纪积累下来的征募、军需、工程、交通、占领治理与文书程序。过去那些可以“按需放大”的环节，被改造成“平时就位”的安排；过去随形势变化临时搭起的协同与参谋，转为日常工作；情报、科研与对外信息也被纳入同一条指挥与管理的路径。名称上，“战争部”消失了，而实际上，一个面向全球的常年指挥与保障核心却就此成形，并成为美国战后力量运用与扩展的制度基础，并沿用至今。




回望历史，战争部自成立以来，在大部分时间主要承担联邦的后勤与制度建设工作，经历了19世纪协助美国的领土扩张，20世纪的大转型。特朗普今日鼓吹“复名”，与其说是重拾传统，更可能是借名示意，向外界释放强化海外军事行动的信号，更多结论尚待观察。


参考文献：

中文文献

1.王宗涛, 王明芳. 一战时美国战争动员体制探析[J]. 历史教学, 2018(22). 总第803期.

2.张江河. 美西战争与美国向东南亚地缘政治扩张的历史脉络[J]. 东南亚研究, 2013(5).

3.陈桂芸, 袁征. 绸缪帷幄抑或纸上谈兵——美国20世纪战争计划中的军事心智、战略发轫与策略密码[J]. 军事文化研究, 2025(1).

4.李晟. 美国宪制中的军政关系：传统与变迁[J]. 学术月刊, 2018, 50(12).

5.张国栋. 共和制的两难命运和第三条道路——麦迪逊与1812年战争[J]. 衡水学院学报, 2016, 18(3).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16.03.017.

6.宋丹丹. 二战为何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腾飞的契机[J]. 大学(University), 2022(11). 总第557期.

7.王淑霞, 胡晓丽. 美国内战时期联邦军队与南部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分析[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10(10).

8.胡玲, 赵文升, 张聪.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军事制度的历史演进[J]. 战争史研究, 2017(4): 53–59.

新闻与评论

9.王梦杰. 美国防部更名“战争部”引争议[N]. 解放军报, 2025-09-08(4).

10.祁昊天. 美国招魂“战争部”[EB/OL]. 澎湃新闻, 2025-09-09.

英文资料

11.Wikipedia.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War[EB/OL]. Available a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_Department_of_War (accessed 2025-09-10).

12.Wikipedia.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EB/OL]. Available a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_Department_of_Defense (accessed 2025-09-10).

13.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United States — The Civil War”[DB/OL]. Available at: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American-Civil-War (accessed 2025-09-10).

14.U.S. Army Headquarters, Department of the Army.HQDA History: 12 February 2024[R]. Washington, DC: HQDA History Office, 2024.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王用鑫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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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6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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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令，决定恢复美国国防部的历史旧称“战争部”。之后特朗普还称，“战争部”这一名称听起来“更有力”“更合适”，他说：“‘国防’听起来太过保守，我们当然要防御，但必要时也要能进攻。”白宫强调，此举并不改变国防部的法定名称，而是为其赋予历史性次级称号（代称），以强化军事定位。然而回溯战争部与美国建国相伴而生的200余年岁月，特朗普的更名，反而可能与战争部的历史意涵南辕北辙。



名不副实：战争部的后勤开端

（1776—1898）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战争部”是联邦国家整合过程中的行政与后勤主干。美国草创之际，合众国未脱与旧宗主的纠葛，疆界与主权仍在厘定：北与英属势力犬牙相错，南受西班牙牵制，内陆多由原住民族控制。所谓“战争”，多是领土取得与秩序整合。战争部的首务在于把征募与军需、工程与交通、通信与财务纳入可沿用的规制，使平时可维持、战时可扩张、战后可复员成为常态。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主要服务于国内整合；至世纪之交，这套由内政与西进磨出的框架才开始外溢到海外的指挥与保障。二战与战后改革进一步将“全球用兵”沉淀为常设的国家安全体制。也因此，在改组为国防部之前，它始终带有小政府的印记：平日重在成规与流程，战时迅速放大，战后随即降级；而那种组织庞大、全球干预的一体化指挥枢纽，则是在国防部时代方告定型。



制度定型并非一朝一夕。1789年宪法政府建立后，战争部被正式纳入联邦行政，由总统任命战争部长，形成从总统到部长再到前线指挥的分工。1798年海军事务另立机关，陆海分职各尽其责。1802年确立工兵兵科并创设西点军校，工程建设与军官教育由此有了常年根基。1812年的对英作战暴露了征募、供给与人事上的薄弱，战后整理为按职能分工的日常运作，军需、军医、军械、人事各设其局，采办、储运、配发与核算逐步衔接，文书格式与账册也日益统一。要旨不在条文堆叠，而在以制度约束权力，以程序支撑动员。由此，战争部不再只是一个官署的名称，而成为把军政、工程与交通等环节连成整体的框架，其重心落在可用、可查与可复制的秩序之上。



此后一系列事件进一步促成了战争部对内形成初步军制的进程。十八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五大湖到俄亥俄一线战事反复，美国早期政府与由肖尼、迈阿密、怀恩多特、奥陶瓦等部族组成的西北联盟相持不下；依托上加拿大边境的英军要塞与商站，后者得以转移与补给，局势久拖不决。为应对消耗，政府自1792年整编“合众国军团”，统一训练与营务，规范武器口径与口粮定额，沿线设置补给与后送节点。经过其后的1846年至1848年美墨战争，1848年《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生效后，撤军、清算与军需回收依程办理，动员、远征、占领与善后由此连为一体。到1861年至1865年的内战，联邦由州本位转为中央统筹，军事铁路与军用电报贯通命令与供给，征兵、军饷与给养统一安排；1863年的征兵立法与《利伯法典》为征募、战场行为与战后过渡提供成文依据。重建时期，战争部在地方权力真空中组织临时治理，维持治安并监督财政与选举，使前线胜利能够落实为地方秩序的回归。



总之至十九世纪末，后勤与组织的基本面已大体就绪。常备军规模不大而训练专业，国家在需要时可以迅速扩大兵力与物资供给，配套的补给、占领与善后也有了成文做法。小政府的印记依然清晰，权力分散，跨军种的协同与参谋机制尚未成为常设中枢，许多安排仍随局势启闭。不过，在战争部推动的技术标准、运输衔接和军政配合等成规之下，关键环节至少在国内层面已经能够彼此贯通。


另一方面，外交表述也限制了战争部的海外步伐。1823年，门罗在年度咨文中提出“不再殖民、互不干涉”的原则，意在以政治宣示划定半球界限，并在英国海上力量的默认下发生效力。十九世纪的大半时段，美国的对外注意力因此主要停留在经营美洲大陆，着力抑制欧洲势力再介入美洲，而非主动越洋扩展；战争部在海外的扩张受此框定。





扩张初试：平战切换的半临时枢纽
（1898—1939）


1898—1939年，战争部把重心由内向外推移，已能成套处理征募、运输、军需与卫生，很多事务在当地就能组织起来。


1898年的对西班牙战争，把陆军的远程用兵短板暴露无遗。坦帕仓促集结，常备兵力几周内从不足3万骤增至20多万，铁路和码头一度拥塞。军粮保存与分发不当引发“防腐牛肉”风波，营地里痢疾与伤寒蔓延。战事甫定，战争部即把动员、运输与营地卫生列为先务，着手把一时权宜整理成可反复执行的程序。



战后进入占领与过渡，战争部走到前台主持治理。古巴由美军占领当局接管市政与财政，清理关税与预算，整顿港务与公共卫生；军医威廉·戈加斯推行灭蚊与隔离，黄热病很快受控。1902年古巴转入名义独立，但关键事务仍受美方法规与安排约束。菲律宾在《巴黎条约》后完成主权移交，战争部推行军政并行的重组：修港与筑路，铺设邮政和电报，兴办学校与医院，统一度量衡与货币，把群岛纳入跨太平洋通道，作为西太平洋的前进基地与补给通信支点。就地的“规章”与“流程”在占领社会里表现为全面的殖民管制，这一点在税收、警政与法院的日常运行中尤为明显。


海外治理的压力很快推动华盛顿整饬本部。埃里胡·鲁特出任部长后，设立常设的规划与协调机关，创办陆军战争学院，推动军官在机关与部队之间轮换，让学习、训练、采购、动员与计划在同一套日常工作中衔接起来。与此同时，巴拿马运河把工程与卫生抬到越洋用兵之前：戈加斯先清除疫疠，再由工程军官乔治·戈塔尔斯统筹开凿，1914年通航。运河不在美国本土，但“运河区”的管理把修渠筑港、检疫消杀与物资接续做成了可以在海外复制的办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这些做法推得更远。1917年参战后，战争部依据征兵法扩充兵源，把各路部队拢到统一的训练与编成之中；铁路与港口改由中央调度，远海航行结伴而行以降低损失。美远征军抵达法国后，先把港口、内陆通道与前沿据点逐层打通，仓库、医院、运输与通信相继到位，工兵修路架桥，检疫与医疗随队展开。指挥上保持美军自身体系，与盟军协同而不长期混编；供给上排定轻重缓急，必要时短期采用盟国制式补缺。停战后迅速缩编，但关键环节被保存下来，成为战间期随时可用的常规做法。真正的进步在于，学会了在大洋彼岸长期维持兵力与补给的循环。



战争时期，战争部仍在完善。1916与1920年的立法把常备军、国民警卫队与后备役的关系说清，“平时小规模、战时快速扩充”成为通例。1933年以后，战争部维持军校与训练运转，细化标准与采购规则。新政时期，平民保护团营地与供给由军方承办，军官在选址、营建与营务中保持后勤与组织的熟练度。与此同时，政府反复修订工业动员预案，明确关键物资的先后与配给；港口与铁路如何衔接、远航如何护送、海外据点怎样维持，也都纳入日常准备。到1939年，征募、训练、运输与补给可以依照现成手续迅速启动。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真正滞后的，是把分散在军种与地区的力量纳入常年化的协调与统一指挥。但正是在这套“平时精简、战时放大、可复制”的半临时架构上，美国也已经完成了从近岸试水到跨洋布点的过渡，并为下一阶段的全面升级打下了骨架。


名消实至：美国全球霸权的常设核心

（1939—1958）


二战与随后的冷战，终于把运行百年仍偏于临时、规模精简的“战争部”推到另一端。它在战后以“国防部”为名固定下来，此后联合指挥与参谋、情报与科研、预算与计划归入同一套常设程序，成为美国全球霸权运转的日常机制。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遇袭，翌日美国对日宣战，随后对德、意参战。此后，战争部以职能为纲重整陆军：地面部队负责训练与地面作战，陆军航空军发展空中力量，勤务部统一行政与军需，并设作战部作为马歇尔日常筹划与指挥的中枢。自1943年起，军方与多所大学签订合同，在工程、医学、外语与飞行等领域培养军官与技术骨干，兵员与技术来源因而有了稳定渠道。也是在1943年，五角大楼启用，部长与参谋机关合署办公，决策、通信、训练与后勤集中到同一处。对外，在美英联合筹划下，兵力与物资按计划在欧洲与太平洋两线分配；对内，军购与工厂转换归入统一程序，工业生产、科研与海运相互衔接。战事发展证明，胜负很大程度取决于组织与程序是否顺当，而不止在单兵或单军种的技战术表现。



战后，战时形成的做法因美苏对峙需求被写入法律并固定为常年运转的庞大机构。1947年《国家安全法》将“战争部”改为陆军部，新设空军部，与海军部并列，上置国防部长实行文官统一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总统的常设顾问机关，战时情报改为常设的中央情报局，三军分工与联合运作由总统命令细化。1949年修法，将“国家军事机构”正名为“国防部”，进一步集中国防部长的领导与控制，并确立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联合筹划中的地位，使“预算-计划-作战”的衔接有了清楚的程序。与此前一个多世纪“平时精简、战时扩充、战后再削减”的节律不同，联合指挥、参谋筹划与远征保障自此在和平年代也常态运转。


“常设”的范围并不止于兵员与装备，还延伸到信息、科技与教育。1948年《史密斯-蒙特法》为对外信息与广播提供依据，随后美国新闻署统筹广播、出版、展览与教育交流，使对外宣传与国家安全发生常年联系。1952年国家安全局成立，信号情报与技术侦察进入统一的决策程序。1958年，在国防部重组的同时设立高级研究计划署，并以《国防科技教育法》稳定支持大学与工业界的相关教育与科研。至五十年代末，兵力、预算、科研与对外信息可在同一套程序下协调推进：国内完成资源分配与工业转换，海外依联合筹划与战区指挥实施力量投送；核威慑、盟约体系、代理人战争与文化竞争皆在此格局内展开。



1958年的重组进一步理顺作战指挥。总统与国防部长的命令直接下达到统一与战区指挥机构，军种参谋长回归筹划、训练与力量建设的职责，日常作战不再经军种层层转达。战时行之有效的路径转为平时的常规，政策到行动的距离因此缩短，权责界面更为清楚。


从更长的脉络看，国防部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在法律与机构层面吸收并改造了战争部一个多世纪积累下来的征募、军需、工程、交通、占领治理与文书程序。过去那些可以“按需放大”的环节，被改造成“平时就位”的安排；过去随形势变化临时搭起的协同与参谋，转为日常工作；情报、科研与对外信息也被纳入同一条指挥与管理的路径。名称上，“战争部”消失了，而实际上，一个面向全球的常年指挥与保障核心却就此成形，并成为美国战后力量运用与扩展的制度基础，并沿用至今。




回望历史，战争部自成立以来，在大部分时间主要承担联邦的后勤与制度建设工作，经历了19世纪协助美国的领土扩张，20世纪的大转型。特朗普今日鼓吹“复名”，与其说是重拾传统，更可能是借名示意，向外界释放强化海外军事行动的信号，更多结论尚待观察。


参考文献：

中文文献

1.王宗涛, 王明芳. 一战时美国战争动员体制探析[J]. 历史教学, 2018(22). 总第803期.

2.张江河. 美西战争与美国向东南亚地缘政治扩张的历史脉络[J]. 东南亚研究, 2013(5).

3.陈桂芸, 袁征. 绸缪帷幄抑或纸上谈兵——美国20世纪战争计划中的军事心智、战略发轫与策略密码[J]. 军事文化研究, 2025(1).

4.李晟. 美国宪制中的军政关系：传统与变迁[J]. 学术月刊, 2018, 50(12).

5.张国栋. 共和制的两难命运和第三条道路——麦迪逊与1812年战争[J]. 衡水学院学报, 2016, 18(3).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16.03.017.

6.宋丹丹. 二战为何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腾飞的契机[J]. 大学(University), 2022(11). 总第557期.

7.王淑霞, 胡晓丽. 美国内战时期联邦军队与南部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分析[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10(10).

8.胡玲, 赵文升, 张聪.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军事制度的历史演进[J]. 战争史研究, 2017(4): 53–59.

新闻与评论

9.王梦杰. 美国防部更名“战争部”引争议[N]. 解放军报, 2025-09-08(4).

10.祁昊天. 美国招魂“战争部”[EB/OL]. 澎湃新闻, 2025-09-09.

英文资料

11.Wikipedia.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War[EB/OL]. Available a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_Department_of_War (accessed 2025-09-10).

12.Wikipedia.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EB/OL]. Available a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_Department_of_Defense (accessed 2025-09-10).

13.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United States — The Civil War”[DB/OL]. Available at: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American-Civil-War (accessed 2025-09-10).

14.U.S. Army Headquarters, Department of the Army.HQDA History: 12 February 2024[R]. Washington, DC: HQDA History Office, 2024.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王用鑫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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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的永远18岁~宣传解决了“道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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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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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600 字
阅 读 需 要 18 分 钟

 

近日，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令，决定恢复美国国防部的历史旧称“战争部”。之后特朗普还称，“战争部”这一名称听起来“更有力”“更合适”，他说：“‘国防’听起来太过保守，我们当然要防御，但必要时也要能进攻。”白宫强调，此举并不改变国防部的法定名称，而是为其赋予历史性次级称号（代称），以强化军事定位。然而回溯战争部与美国建国相伴而生的200余年岁月，特朗普的更名，反而可能与战争部的历史意涵南辕北辙。



名不副实：战争部的后勤开端

（1776—1898）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战争部”是联邦国家整合过程中的行政与后勤主干。美国草创之际，合众国未脱与旧宗主的纠葛，疆界与主权仍在厘定：北与英属势力犬牙相错，南受西班牙牵制，内陆多由原住民族控制。所谓“战争”，多是领土取得与秩序整合。战争部的首务在于把征募与军需、工程与交通、通信与财务纳入可沿用的规制，使平时可维持、战时可扩张、战后可复员成为常态。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主要服务于国内整合；至世纪之交，这套由内政与西进磨出的框架才开始外溢到海外的指挥与保障。二战与战后改革进一步将“全球用兵”沉淀为常设的国家安全体制。也因此，在改组为国防部之前，它始终带有小政府的印记：平日重在成规与流程，战时迅速放大，战后随即降级；而那种组织庞大、全球干预的一体化指挥枢纽，则是在国防部时代方告定型。



制度定型并非一朝一夕。1789年宪法政府建立后，战争部被正式纳入联邦行政，由总统任命战争部长，形成从总统到部长再到前线指挥的分工。1798年海军事务另立机关，陆海分职各尽其责。1802年确立工兵兵科并创设西点军校，工程建设与军官教育由此有了常年根基。1812年的对英作战暴露了征募、供给与人事上的薄弱，战后整理为按职能分工的日常运作，军需、军医、军械、人事各设其局，采办、储运、配发与核算逐步衔接，文书格式与账册也日益统一。要旨不在条文堆叠，而在以制度约束权力，以程序支撑动员。由此，战争部不再只是一个官署的名称，而成为把军政、工程与交通等环节连成整体的框架，其重心落在可用、可查与可复制的秩序之上。



此后一系列事件进一步促成了战争部对内形成初步军制的进程。十八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五大湖到俄亥俄一线战事反复，美国早期政府与由肖尼、迈阿密、怀恩多特、奥陶瓦等部族组成的西北联盟相持不下；依托上加拿大边境的英军要塞与商站，后者得以转移与补给，局势久拖不决。为应对消耗，政府自1792年整编“合众国军团”，统一训练与营务，规范武器口径与口粮定额，沿线设置补给与后送节点。经过其后的1846年至1848年美墨战争，1848年《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生效后，撤军、清算与军需回收依程办理，动员、远征、占领与善后由此连为一体。到1861年至1865年的内战，联邦由州本位转为中央统筹，军事铁路与军用电报贯通命令与供给，征兵、军饷与给养统一安排；1863年的征兵立法与《利伯法典》为征募、战场行为与战后过渡提供成文依据。重建时期，战争部在地方权力真空中组织临时治理，维持治安并监督财政与选举，使前线胜利能够落实为地方秩序的回归。



总之至十九世纪末，后勤与组织的基本面已大体就绪。常备军规模不大而训练专业，国家在需要时可以迅速扩大兵力与物资供给，配套的补给、占领与善后也有了成文做法。小政府的印记依然清晰，权力分散，跨军种的协同与参谋机制尚未成为常设中枢，许多安排仍随局势启闭。不过，在战争部推动的技术标准、运输衔接和军政配合等成规之下，关键环节至少在国内层面已经能够彼此贯通。


另一方面，外交表述也限制了战争部的海外步伐。1823年，门罗在年度咨文中提出“不再殖民、互不干涉”的原则，意在以政治宣示划定半球界限，并在英国海上力量的默认下发生效力。十九世纪的大半时段，美国的对外注意力因此主要停留在经营美洲大陆，着力抑制欧洲势力再介入美洲，而非主动越洋扩展；战争部在海外的扩张受此框定。





扩张初试：平战切换的半临时枢纽
（1898—1939）


1898—1939年，战争部把重心由内向外推移，已能成套处理征募、运输、军需与卫生，很多事务在当地就能组织起来。


1898年的对西班牙战争，把陆军的远程用兵短板暴露无遗。坦帕仓促集结，常备兵力几周内从不足3万骤增至20多万，铁路和码头一度拥塞。军粮保存与分发不当引发“防腐牛肉”风波，营地里痢疾与伤寒蔓延。战事甫定，战争部即把动员、运输与营地卫生列为先务，着手把一时权宜整理成可反复执行的程序。



战后进入占领与过渡，战争部走到前台主持治理。古巴由美军占领当局接管市政与财政，清理关税与预算，整顿港务与公共卫生；军医威廉·戈加斯推行灭蚊与隔离，黄热病很快受控。1902年古巴转入名义独立，但关键事务仍受美方法规与安排约束。菲律宾在《巴黎条约》后完成主权移交，战争部推行军政并行的重组：修港与筑路，铺设邮政和电报，兴办学校与医院，统一度量衡与货币，把群岛纳入跨太平洋通道，作为西太平洋的前进基地与补给通信支点。就地的“规章”与“流程”在占领社会里表现为全面的殖民管制，这一点在税收、警政与法院的日常运行中尤为明显。


海外治理的压力很快推动华盛顿整饬本部。埃里胡·鲁特出任部长后，设立常设的规划与协调机关，创办陆军战争学院，推动军官在机关与部队之间轮换，让学习、训练、采购、动员与计划在同一套日常工作中衔接起来。与此同时，巴拿马运河把工程与卫生抬到越洋用兵之前：戈加斯先清除疫疠，再由工程军官乔治·戈塔尔斯统筹开凿，1914年通航。运河不在美国本土，但“运河区”的管理把修渠筑港、检疫消杀与物资接续做成了可以在海外复制的办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这些做法推得更远。1917年参战后，战争部依据征兵法扩充兵源，把各路部队拢到统一的训练与编成之中；铁路与港口改由中央调度，远海航行结伴而行以降低损失。美远征军抵达法国后，先把港口、内陆通道与前沿据点逐层打通，仓库、医院、运输与通信相继到位，工兵修路架桥，检疫与医疗随队展开。指挥上保持美军自身体系，与盟军协同而不长期混编；供给上排定轻重缓急，必要时短期采用盟国制式补缺。停战后迅速缩编，但关键环节被保存下来，成为战间期随时可用的常规做法。真正的进步在于，学会了在大洋彼岸长期维持兵力与补给的循环。



战争时期，战争部仍在完善。1916与1920年的立法把常备军、国民警卫队与后备役的关系说清，“平时小规模、战时快速扩充”成为通例。1933年以后，战争部维持军校与训练运转，细化标准与采购规则。新政时期，平民保护团营地与供给由军方承办，军官在选址、营建与营务中保持后勤与组织的熟练度。与此同时，政府反复修订工业动员预案，明确关键物资的先后与配给；港口与铁路如何衔接、远航如何护送、海外据点怎样维持，也都纳入日常准备。到1939年，征募、训练、运输与补给可以依照现成手续迅速启动。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真正滞后的，是把分散在军种与地区的力量纳入常年化的协调与统一指挥。但正是在这套“平时精简、战时放大、可复制”的半临时架构上，美国也已经完成了从近岸试水到跨洋布点的过渡，并为下一阶段的全面升级打下了骨架。


名消实至：美国全球霸权的常设核心

（1939—1958）


二战与随后的冷战，终于把运行百年仍偏于临时、规模精简的“战争部”推到另一端。它在战后以“国防部”为名固定下来，此后联合指挥与参谋、情报与科研、预算与计划归入同一套常设程序，成为美国全球霸权运转的日常机制。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遇袭，翌日美国对日宣战，随后对德、意参战。此后，战争部以职能为纲重整陆军：地面部队负责训练与地面作战，陆军航空军发展空中力量，勤务部统一行政与军需，并设作战部作为马歇尔日常筹划与指挥的中枢。自1943年起，军方与多所大学签订合同，在工程、医学、外语与飞行等领域培养军官与技术骨干，兵员与技术来源因而有了稳定渠道。也是在1943年，五角大楼启用，部长与参谋机关合署办公，决策、通信、训练与后勤集中到同一处。对外，在美英联合筹划下，兵力与物资按计划在欧洲与太平洋两线分配；对内，军购与工厂转换归入统一程序，工业生产、科研与海运相互衔接。战事发展证明，胜负很大程度取决于组织与程序是否顺当，而不止在单兵或单军种的技战术表现。



战后，战时形成的做法因美苏对峙需求被写入法律并固定为常年运转的庞大机构。1947年《国家安全法》将“战争部”改为陆军部，新设空军部，与海军部并列，上置国防部长实行文官统一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总统的常设顾问机关，战时情报改为常设的中央情报局，三军分工与联合运作由总统命令细化。1949年修法，将“国家军事机构”正名为“国防部”，进一步集中国防部长的领导与控制，并确立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联合筹划中的地位，使“预算-计划-作战”的衔接有了清楚的程序。与此前一个多世纪“平时精简、战时扩充、战后再削减”的节律不同，联合指挥、参谋筹划与远征保障自此在和平年代也常态运转。


“常设”的范围并不止于兵员与装备，还延伸到信息、科技与教育。1948年《史密斯-蒙特法》为对外信息与广播提供依据，随后美国新闻署统筹广播、出版、展览与教育交流，使对外宣传与国家安全发生常年联系。1952年国家安全局成立，信号情报与技术侦察进入统一的决策程序。1958年，在国防部重组的同时设立高级研究计划署，并以《国防科技教育法》稳定支持大学与工业界的相关教育与科研。至五十年代末，兵力、预算、科研与对外信息可在同一套程序下协调推进：国内完成资源分配与工业转换，海外依联合筹划与战区指挥实施力量投送；核威慑、盟约体系、代理人战争与文化竞争皆在此格局内展开。



1958年的重组进一步理顺作战指挥。总统与国防部长的命令直接下达到统一与战区指挥机构，军种参谋长回归筹划、训练与力量建设的职责，日常作战不再经军种层层转达。战时行之有效的路径转为平时的常规，政策到行动的距离因此缩短，权责界面更为清楚。


从更长的脉络看，国防部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在法律与机构层面吸收并改造了战争部一个多世纪积累下来的征募、军需、工程、交通、占领治理与文书程序。过去那些可以“按需放大”的环节，被改造成“平时就位”的安排；过去随形势变化临时搭起的协同与参谋，转为日常工作；情报、科研与对外信息也被纳入同一条指挥与管理的路径。名称上，“战争部”消失了，而实际上，一个面向全球的常年指挥与保障核心却就此成形，并成为美国战后力量运用与扩展的制度基础，并沿用至今。




回望历史，战争部自成立以来，在大部分时间主要承担联邦的后勤与制度建设工作，经历了19世纪协助美国的领土扩张，20世纪的大转型。特朗普今日鼓吹“复名”，与其说是重拾传统，更可能是借名示意，向外界释放强化海外军事行动的信号，更多结论尚待观察。


参考文献：

中文文献

1.王宗涛, 王明芳. 一战时美国战争动员体制探析[J]. 历史教学, 2018(22). 总第803期.

2.张江河. 美西战争与美国向东南亚地缘政治扩张的历史脉络[J]. 东南亚研究, 2013(5).

3.陈桂芸, 袁征. 绸缪帷幄抑或纸上谈兵——美国20世纪战争计划中的军事心智、战略发轫与策略密码[J]. 军事文化研究, 2025(1).

4.李晟. 美国宪制中的军政关系：传统与变迁[J]. 学术月刊, 2018, 50(12).

5.张国栋. 共和制的两难命运和第三条道路——麦迪逊与1812年战争[J]. 衡水学院学报, 2016, 18(3).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16.03.017.

6.宋丹丹. 二战为何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腾飞的契机[J]. 大学(University), 2022(11). 总第557期.

7.王淑霞, 胡晓丽. 美国内战时期联邦军队与南部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分析[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10(10).

8.胡玲, 赵文升, 张聪.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军事制度的历史演进[J]. 战争史研究, 2017(4): 53–59.

新闻与评论

9.王梦杰. 美国防部更名“战争部”引争议[N]. 解放军报, 2025-09-08(4).

10.祁昊天. 美国招魂“战争部”[EB/OL]. 澎湃新闻, 2025-09-09.

英文资料

11.Wikipedia.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War[EB/OL]. Available a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_Department_of_War (accessed 2025-09-10).

12.Wikipedia.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EB/OL]. Available a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_Department_of_Defense (accessed 2025-09-10).

13.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United States — The Civil War”[DB/OL]. Available at: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American-Civil-War (accessed 2025-09-10).

14.U.S. Army Headquarters, Department of the Army.HQDA History: 12 February 2024[R]. Washington, DC: HQDA History Office, 2024.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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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王用鑫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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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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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600 字
阅 读 需 要 18 分 钟

 

近日，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令，决定恢复美国国防部的历史旧称“战争部”。之后特朗普还称，“战争部”这一名称听起来“更有力”“更合适”，他说：“‘国防’听起来太过保守，我们当然要防御，但必要时也要能进攻。”白宫强调，此举并不改变国防部的法定名称，而是为其赋予历史性次级称号（代称），以强化军事定位。然而回溯战争部与美国建国相伴而生的200余年岁月，特朗普的更名，反而可能与战争部的历史意涵南辕北辙。



名不副实：战争部的后勤开端

（1776—1898）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战争部”是联邦国家整合过程中的行政与后勤主干。美国草创之际，合众国未脱与旧宗主的纠葛，疆界与主权仍在厘定：北与英属势力犬牙相错，南受西班牙牵制，内陆多由原住民族控制。所谓“战争”，多是领土取得与秩序整合。战争部的首务在于把征募与军需、工程与交通、通信与财务纳入可沿用的规制，使平时可维持、战时可扩张、战后可复员成为常态。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主要服务于国内整合；至世纪之交，这套由内政与西进磨出的框架才开始外溢到海外的指挥与保障。二战与战后改革进一步将“全球用兵”沉淀为常设的国家安全体制。也因此，在改组为国防部之前，它始终带有小政府的印记：平日重在成规与流程，战时迅速放大，战后随即降级；而那种组织庞大、全球干预的一体化指挥枢纽，则是在国防部时代方告定型。



制度定型并非一朝一夕。1789年宪法政府建立后，战争部被正式纳入联邦行政，由总统任命战争部长，形成从总统到部长再到前线指挥的分工。1798年海军事务另立机关，陆海分职各尽其责。1802年确立工兵兵科并创设西点军校，工程建设与军官教育由此有了常年根基。1812年的对英作战暴露了征募、供给与人事上的薄弱，战后整理为按职能分工的日常运作，军需、军医、军械、人事各设其局，采办、储运、配发与核算逐步衔接，文书格式与账册也日益统一。要旨不在条文堆叠，而在以制度约束权力，以程序支撑动员。由此，战争部不再只是一个官署的名称，而成为把军政、工程与交通等环节连成整体的框架，其重心落在可用、可查与可复制的秩序之上。



此后一系列事件进一步促成了战争部对内形成初步军制的进程。十八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五大湖到俄亥俄一线战事反复，美国早期政府与由肖尼、迈阿密、怀恩多特、奥陶瓦等部族组成的西北联盟相持不下；依托上加拿大边境的英军要塞与商站，后者得以转移与补给，局势久拖不决。为应对消耗，政府自1792年整编“合众国军团”，统一训练与营务，规范武器口径与口粮定额，沿线设置补给与后送节点。经过其后的1846年至1848年美墨战争，1848年《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生效后，撤军、清算与军需回收依程办理，动员、远征、占领与善后由此连为一体。到1861年至1865年的内战，联邦由州本位转为中央统筹，军事铁路与军用电报贯通命令与供给，征兵、军饷与给养统一安排；1863年的征兵立法与《利伯法典》为征募、战场行为与战后过渡提供成文依据。重建时期，战争部在地方权力真空中组织临时治理，维持治安并监督财政与选举，使前线胜利能够落实为地方秩序的回归。



总之至十九世纪末，后勤与组织的基本面已大体就绪。常备军规模不大而训练专业，国家在需要时可以迅速扩大兵力与物资供给，配套的补给、占领与善后也有了成文做法。小政府的印记依然清晰，权力分散，跨军种的协同与参谋机制尚未成为常设中枢，许多安排仍随局势启闭。不过，在战争部推动的技术标准、运输衔接和军政配合等成规之下，关键环节至少在国内层面已经能够彼此贯通。


另一方面，外交表述也限制了战争部的海外步伐。1823年，门罗在年度咨文中提出“不再殖民、互不干涉”的原则，意在以政治宣示划定半球界限，并在英国海上力量的默认下发生效力。十九世纪的大半时段，美国的对外注意力因此主要停留在经营美洲大陆，着力抑制欧洲势力再介入美洲，而非主动越洋扩展；战争部在海外的扩张受此框定。





扩张初试：平战切换的半临时枢纽
（1898—1939）


1898—1939年，战争部把重心由内向外推移，已能成套处理征募、运输、军需与卫生，很多事务在当地就能组织起来。


1898年的对西班牙战争，把陆军的远程用兵短板暴露无遗。坦帕仓促集结，常备兵力几周内从不足3万骤增至20多万，铁路和码头一度拥塞。军粮保存与分发不当引发“防腐牛肉”风波，营地里痢疾与伤寒蔓延。战事甫定，战争部即把动员、运输与营地卫生列为先务，着手把一时权宜整理成可反复执行的程序。



战后进入占领与过渡，战争部走到前台主持治理。古巴由美军占领当局接管市政与财政，清理关税与预算，整顿港务与公共卫生；军医威廉·戈加斯推行灭蚊与隔离，黄热病很快受控。1902年古巴转入名义独立，但关键事务仍受美方法规与安排约束。菲律宾在《巴黎条约》后完成主权移交，战争部推行军政并行的重组：修港与筑路，铺设邮政和电报，兴办学校与医院，统一度量衡与货币，把群岛纳入跨太平洋通道，作为西太平洋的前进基地与补给通信支点。就地的“规章”与“流程”在占领社会里表现为全面的殖民管制，这一点在税收、警政与法院的日常运行中尤为明显。


海外治理的压力很快推动华盛顿整饬本部。埃里胡·鲁特出任部长后，设立常设的规划与协调机关，创办陆军战争学院，推动军官在机关与部队之间轮换，让学习、训练、采购、动员与计划在同一套日常工作中衔接起来。与此同时，巴拿马运河把工程与卫生抬到越洋用兵之前：戈加斯先清除疫疠，再由工程军官乔治·戈塔尔斯统筹开凿，1914年通航。运河不在美国本土，但“运河区”的管理把修渠筑港、检疫消杀与物资接续做成了可以在海外复制的办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这些做法推得更远。1917年参战后，战争部依据征兵法扩充兵源，把各路部队拢到统一的训练与编成之中；铁路与港口改由中央调度，远海航行结伴而行以降低损失。美远征军抵达法国后，先把港口、内陆通道与前沿据点逐层打通，仓库、医院、运输与通信相继到位，工兵修路架桥，检疫与医疗随队展开。指挥上保持美军自身体系，与盟军协同而不长期混编；供给上排定轻重缓急，必要时短期采用盟国制式补缺。停战后迅速缩编，但关键环节被保存下来，成为战间期随时可用的常规做法。真正的进步在于，学会了在大洋彼岸长期维持兵力与补给的循环。



战争时期，战争部仍在完善。1916与1920年的立法把常备军、国民警卫队与后备役的关系说清，“平时小规模、战时快速扩充”成为通例。1933年以后，战争部维持军校与训练运转，细化标准与采购规则。新政时期，平民保护团营地与供给由军方承办，军官在选址、营建与营务中保持后勤与组织的熟练度。与此同时，政府反复修订工业动员预案，明确关键物资的先后与配给；港口与铁路如何衔接、远航如何护送、海外据点怎样维持，也都纳入日常准备。到1939年，征募、训练、运输与补给可以依照现成手续迅速启动。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真正滞后的，是把分散在军种与地区的力量纳入常年化的协调与统一指挥。但正是在这套“平时精简、战时放大、可复制”的半临时架构上，美国也已经完成了从近岸试水到跨洋布点的过渡，并为下一阶段的全面升级打下了骨架。


名消实至：美国全球霸权的常设核心

（1939—1958）


二战与随后的冷战，终于把运行百年仍偏于临时、规模精简的“战争部”推到另一端。它在战后以“国防部”为名固定下来，此后联合指挥与参谋、情报与科研、预算与计划归入同一套常设程序，成为美国全球霸权运转的日常机制。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遇袭，翌日美国对日宣战，随后对德、意参战。此后，战争部以职能为纲重整陆军：地面部队负责训练与地面作战，陆军航空军发展空中力量，勤务部统一行政与军需，并设作战部作为马歇尔日常筹划与指挥的中枢。自1943年起，军方与多所大学签订合同，在工程、医学、外语与飞行等领域培养军官与技术骨干，兵员与技术来源因而有了稳定渠道。也是在1943年，五角大楼启用，部长与参谋机关合署办公，决策、通信、训练与后勤集中到同一处。对外，在美英联合筹划下，兵力与物资按计划在欧洲与太平洋两线分配；对内，军购与工厂转换归入统一程序，工业生产、科研与海运相互衔接。战事发展证明，胜负很大程度取决于组织与程序是否顺当，而不止在单兵或单军种的技战术表现。



战后，战时形成的做法因美苏对峙需求被写入法律并固定为常年运转的庞大机构。1947年《国家安全法》将“战争部”改为陆军部，新设空军部，与海军部并列，上置国防部长实行文官统一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总统的常设顾问机关，战时情报改为常设的中央情报局，三军分工与联合运作由总统命令细化。1949年修法，将“国家军事机构”正名为“国防部”，进一步集中国防部长的领导与控制，并确立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联合筹划中的地位，使“预算-计划-作战”的衔接有了清楚的程序。与此前一个多世纪“平时精简、战时扩充、战后再削减”的节律不同，联合指挥、参谋筹划与远征保障自此在和平年代也常态运转。


“常设”的范围并不止于兵员与装备，还延伸到信息、科技与教育。1948年《史密斯-蒙特法》为对外信息与广播提供依据，随后美国新闻署统筹广播、出版、展览与教育交流，使对外宣传与国家安全发生常年联系。1952年国家安全局成立，信号情报与技术侦察进入统一的决策程序。1958年，在国防部重组的同时设立高级研究计划署，并以《国防科技教育法》稳定支持大学与工业界的相关教育与科研。至五十年代末，兵力、预算、科研与对外信息可在同一套程序下协调推进：国内完成资源分配与工业转换，海外依联合筹划与战区指挥实施力量投送；核威慑、盟约体系、代理人战争与文化竞争皆在此格局内展开。



1958年的重组进一步理顺作战指挥。总统与国防部长的命令直接下达到统一与战区指挥机构，军种参谋长回归筹划、训练与力量建设的职责，日常作战不再经军种层层转达。战时行之有效的路径转为平时的常规，政策到行动的距离因此缩短，权责界面更为清楚。


从更长的脉络看，国防部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在法律与机构层面吸收并改造了战争部一个多世纪积累下来的征募、军需、工程、交通、占领治理与文书程序。过去那些可以“按需放大”的环节，被改造成“平时就位”的安排；过去随形势变化临时搭起的协同与参谋，转为日常工作；情报、科研与对外信息也被纳入同一条指挥与管理的路径。名称上，“战争部”消失了，而实际上，一个面向全球的常年指挥与保障核心却就此成形，并成为美国战后力量运用与扩展的制度基础，并沿用至今。




回望历史，战争部自成立以来，在大部分时间主要承担联邦的后勤与制度建设工作，经历了19世纪协助美国的领土扩张，20世纪的大转型。特朗普今日鼓吹“复名”，与其说是重拾传统，更可能是借名示意，向外界释放强化海外军事行动的信号，更多结论尚待观察。


参考文献：

中文文献

1.王宗涛, 王明芳. 一战时美国战争动员体制探析[J]. 历史教学, 2018(22). 总第803期.

2.张江河. 美西战争与美国向东南亚地缘政治扩张的历史脉络[J]. 东南亚研究, 2013(5).

3.陈桂芸, 袁征. 绸缪帷幄抑或纸上谈兵——美国20世纪战争计划中的军事心智、战略发轫与策略密码[J]. 军事文化研究, 2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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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国栋. 共和制的两难命运和第三条道路——麦迪逊与1812年战争[J]. 衡水学院学报, 2016, 18(3).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16.0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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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淑霞, 胡晓丽. 美国内战时期联邦军队与南部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分析[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10(10).

8.胡玲, 赵文升, 张聪.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军事制度的历史演进[J]. 战争史研究, 2017(4): 53–59.

新闻与评论

9.王梦杰. 美国防部更名“战争部”引争议[N]. 解放军报, 2025-09-08(4).

10.祁昊天. 美国招魂“战争部”[EB/OL]. 澎湃新闻, 2025-09-09.

英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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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Wikipedia.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EB/OL]. Available a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_Department_of_Defense (accessed 2025-09-10).

13.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United States — The Civil War”[DB/OL]. Available at: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American-Civil-War (accessed 2025-09-10).

14.U.S. Army Headquarters, Department of the Army.HQDA History: 12 February 2024[R]. Washington, DC: HQDA History Office, 2024.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王用鑫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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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400 字
阅 读 需 要 18 分钟

深秋的太行山中，枯黄的树木和遍地的落叶将山峦渲染成一片金黄。然而，就在大好河山的恬静和写意中，十余名荷枪实弹的日军身影却突兀地出现在山路之上。他们小心翼翼地靠近一处窑洞，根据情报，那里存放着当地百姓过冬的粮食。


突然，窑洞中的一阵异响引起他们的高度惊觉，黑洞洞的枪口瞬间便齐刷刷地指了过去。直至一只老鼠从窑洞中窜出，这些侵略者们才长出了一口气，可就在他们以为一切都是虚惊一场时，一阵清脆的枪声在河对岸的树上响起，领头的日军当即倒地，而不等其他人反应过来，接连的三声枪响又撂倒了3人，剩余的侵略者当即抱头鼠窜，连同伙的尸体都来不及带走……



以上这一幕，真实发生在1941年底辽县境内的小井坡，而孤身一人击毙4名日军的，正是被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亲自授予“杀敌英雄”锦旗的传奇民兵——刘二堂。


放牧打猎练就好枪法


刘二堂从15岁开始便在山中放牧打猎，练就了一手好枪法。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打破了刘二堂所在的羊角村的宁静。平津沦陷后，日军大举西进，从大同和张家口两个方向对太原盆地展开向心攻击。值此大厦将倾之际，开赴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各部成了英勇的“逆行者”。八路军129师师部便驻扎在辽县城西的西河头村。辽县也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以晋东南为中心，开创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军政枢纽。


羊角村也在这一时期建立起党支部，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先后成立民兵自卫队、武委会（全称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农会、青救会（全称青年救国会）、妇救会（全称妇女救国会）、儿童团等群众抗日救国组织。



1938年2月，晋察冀边区颁布《人民武装自卫队组织条例》，将16至45岁男性编入基于保甲制的民兵网络，形成“每村有分队、每区有中队、每县有大队”的三级体系。拥有一定狩猎、射击经验的刘二堂大致也是在这一时期成为羊角村的民兵之一。


随着各抗日根据地军分区的相继成立，对群众武装的领导得到加强，群众武装队伍也进行了调整。有的地方直接从农民自卫军中挑选骨干分子推荐入党，刘二堂成为其中一员。1939年春季光荣入党之后，刘二堂又被选派到了第129师随营学校。


脱胎换骨的军校生涯


我党我军历来重视创办学校，把培养人才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我们党除在陕甘宁边区昔日红军大学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外，挺进敌后的八路军各师也相继组建了自己的随营学校。


其中129师的随营学校于1938年2月由该师原教导团整编而成，校址选定于山西省长治市黎城县的东黄须村。当时的129师随营学校编制有4个营、每个营4个连，每期招收学员900余人。所学科目包括投弹、射击、刺杀、爆破和伏击战、运动战、游击战战术等。刘二堂等民兵也正是在这个过程，逐渐学习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基层指挥官。



可就在这时，战场的形势却陡然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在1940年6月20日至22日的“武（安）沙（河）战役”（又称“刘石岗战斗”）中，八路军129师调集第385旅、新11旅及随营学校部分学员，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灭日本扶持的“皇协军”精锐特务旅一个团的兵力。虽然刘二堂是否参加了这场发生在自己故乡的战斗，现有史料中并没有留下明确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为了抗战大业，刘二堂不得不和其他学员一起提前从正在筹备中的抗大第六分校毕业，奔赴各自的岗位，为即将展开的“百团大战”作准备。



“百团大战”中的“神枪手”


1940年7月22日清晨，八路军总部一项命令传达到分处敌后的各师、军区领导人。这正是由朱德、彭德怀、左权签署发布的《关于破击正太路的预备命令》。预备命令指出：为打击敌人“囚笼政策”，打破敌进犯西安之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并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决定趁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节，敌对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正太沿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击破正太路”。


命令下达之后，两大抗日根据地下属各部队便积极行动起来。有趣的是，此时日军虽然在华北方面布设了由宪兵、特高科及伪军侦察队组成的情报网络，也一度发现了八路军各部正在大规模进行兵力调动和弹药、粮食储备的蛛丝马迹。但自以为兵强马壮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却将其误认为八路军即将对国民党顽固派展开打击的信号，毕竟在他们的认知中既然国民党方面将“反共”视为首要任务，那么共产党方面没有理由引颈就戮，新一轮的国共内战自然即将爆发，他们只要等着坐收渔翁之利就好。



另一个令日军方面托大的原因还在于，根据日军对华北方面兵力对比的估算，他们认定1939年仅有24万兵力的八路军各部是无力对坐拥25万正规军及数十万伪军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发动主动进攻的，恰如其在1940年7月所总结的那样：


“共产党的军事力量还未强大到如此程度，其作战方法也以游击战为主体……尚不能集中部队对我军进行攻击。”


然而，向来自以为是的日本人显然漏算了八路军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的地方部队和民兵。根据相关记载，1939年至1940年间八路军各部新组建的地方部队和各级民兵已有16万人之多，并已然具备与主力部队协同作战的能力。


仅以刘二堂所在的辽县为例，日军虽然在平辽公路沿线的寒王、突堤和榆辽公路沿线的管头、小岭底、铺上、石匣等地修筑炮台，派兵驻守，控制沿线村庄，割裂抗日根据地。但遍布各村的党组织依旧在不断发展壮大。1940年8月20日夜，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打响后，中共辽县县委、辽县抗日政府迅速组织全县近万名民兵积极参战支前，在为主力部队运粮食，扛云梯、抬担架、送伤员、送水送饭之余，很多民兵小队还利用自身熟悉地形与驻防日伪军有过接触的便利性，承担了抵近侦察甚至混入敌据点内部里应外合的危险任务。


9月7日夜，辽县下庄、芹泉等区50余名民兵，便在区武委会的带领下，配合主力部队沿平辽公路袭扰了日伪军的寒王镇等据点。至9月11日，平辽公路辽县境内寒王、石港口军事据点，县城至寒王主要路段大部破坏，所有桥梁全部炸毁，日军在平辽公路的交通全线陷入瘫痪状态。


而在9月20日至10月5日的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中，辽县民兵又配合129师主力部队相继攻克榆辽公路沿线的小岭底、管头、铺上等敌据点。其中辽县民兵配合少数主力部队对日军管头炮楼展开了4天4夜的围困，最终导致该部日军在水源断绝的情况下仓皇出逃，最终为我主力部队及民兵全部歼灭。


1940年10月27日，在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反“扫荡”作战中，一队日伪军朝着羊角村的方向杀来。关键时刻，刘二堂沉着冷静地带领着他的民兵小队利用有利地形，对日军展开层层阻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战斗中，刘二堂利用自己早年在打猎中磨砺出的精准枪法和在129师随营学校中学习的军事知识，成功击毙日军2人，缴获步枪2支，令敌搜索部队铩羽而归，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轻易向羊角村方向派出兵力。



至12月5日，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把敌人煞费苦心装置起来的“囚笼”砸得粉碎，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的许多材料写道：


“中国百团大战之奇袭作战……完全是乘虚而进。共军的这次奇袭使华北方面均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整个战役中，辽县军民配合正规军或单独作战23次，派遣民工6193人，征调毛驴4130头，用工20余万个，保证了前线部队物资供应和伤病员、战利品的及时转运，参战支前成绩突出。战后，辽县抗日民主政府举行全县民兵武装检阅大会，刘二堂在会上介绍了杀敌经过。县政府奖励给他一支“七九”步枪和50发子弹，羊角村自卫队被太行军区命名为“二堂战斗队”。此后，全县掀起学习刘二堂的热潮。


1941年3月19日的《中国人》刊物上，曾登载了赵树理的一首诗歌《神枪手刘二堂》，诗歌这样写道：


辽县老百姓，都学刘二堂。去年10月初，鬼子来扫荡，进到窑门口，遇见刘二堂，砰砰两子弹，一对敌人亡。到了第二天，鬼子又逞强，进攻烟子岭，自寻苦头尝；二堂早等候，子弹装上膛；对准黑影子，一击中胸膛。收拾胜利品，步枪大衣裳。从此根据地，都知刘二堂。民兵大检阅，奖旗空中扬，上写“神枪手，辽县刘二堂”。


“杀敌英雄”


百团大战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华民族的抗战热情，有力回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的指责，粉碎了国民党投降派对日媾和的企图。但与此同时，胜利也令日军对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更趋疯狂。抗战由此进入最困难的时期。


为应对困难局面，1941年11月中央军委发文指出：


“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


在这一新阶段中，应对方针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化，在某些最困难的地区，取消主力军和地方军的区别，使全部武装地方化。八路军拨出超过1/3的兵力分散至各县及日军侧后进行游击活动，地方武装也缩小战斗单位进行活动。



作为对手，日军也借鉴吸收八路军游击战快速灵巧的特点，强调加强山地作战、夜间作战，强调急袭、突袭，尽量避免战术形式的固定化，力求做到出其不意，此外，日军还通过修筑碉堡和挖沟开路的办法来扩展控制范围，一时间双方虽然战斗规模明显变小，但突发的遭遇战数量却明显增长，斗争形势也变得更为残酷。


在这样的小规模战斗中，基干民兵的作用变得更为关键。一支精锐的民兵武装不仅能够第一时间拖住日军的奔袭小队，更能在地方化的主力部队配合下将其消灭。在1942年初的一次反“扫荡”作战中，刘二堂带领民兵小队便成功击毙日军2人、击伤2人，缴获步枪2枝、掷弹筒1个、炮弹1箱、子弹2箱，成为根据地民兵杀敌的标杆。


3月14日，《新华日报》（华北版）以《刘二堂率队显威羊角》为题对战绩予以报道。同年3月18日，刘二堂出席晋冀鲁豫边区民兵检阅大会，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授予“杀敌英雄”锦旗一面，并号召广大民兵学习英雄，开展杀敌竞赛运动。


然而，刘二堂的声名远播也引起了日军的注意。1942年5月，在反“扫荡”斗争中，日军以千余兵力围剿羊角村民兵队，其弟假报名为“刘二堂”，被捕遇害。辽县各村民兵闻讯万分悲愤，争为报仇，袭扰日军，一时自称“刘二堂”者不乏其人。敌军屡遭打击，慌恐惊呼：杀了一个“刘二堂”，为何又出现如此多的“刘二堂”。


1943年冬，刘二堂被任命为左权县五区抗日武委会副主任，次年其英勇杀敌和带领民兵练武的模范事迹被《太行民兵报》连续报道。1943年11月，刘二堂在太行区首届群英会上被授予“杀敌英雄”称号。在历次“反扫荡”斗争和对敌作战中，刘二堂先后亲手击毙日军23名，成为抗日战争期间名震太行的民兵杀敌英雄和神枪手。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刘二堂只是万千民兵的代表人物。创“一雷杀伤七个敌”纪录的于化虎、“爆炸英雄”李勇、创造了30余种地雷战术的“爆炸大王”赵守福、杀敌英雄郝庆山、徐顺孩、黄小旦、孙双保；神枪手李殿冰、高运成、陈丙昌……他们的故事至今仍在民间广为流传。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蕴含民兵智慧的战法层出不穷，人民战争伟力显现。从高山密林到江河湖泊，从平原地道到青纱帐里，抗日根据地的民兵摆开杀敌的战场，配合支援主力部队作战，“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为抗战胜利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9月上，原标题为《钢铁太行，遍地英雄  神枪手的淬炼与万千民兵的征程》，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赵恺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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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400 字
阅 读 需 要 18 分钟

深秋的太行山中，枯黄的树木和遍地的落叶将山峦渲染成一片金黄。然而，就在大好河山的恬静和写意中，十余名荷枪实弹的日军身影却突兀地出现在山路之上。他们小心翼翼地靠近一处窑洞，根据情报，那里存放着当地百姓过冬的粮食。


突然，窑洞中的一阵异响引起他们的高度惊觉，黑洞洞的枪口瞬间便齐刷刷地指了过去。直至一只老鼠从窑洞中窜出，这些侵略者们才长出了一口气，可就在他们以为一切都是虚惊一场时，一阵清脆的枪声在河对岸的树上响起，领头的日军当即倒地，而不等其他人反应过来，接连的三声枪响又撂倒了3人，剩余的侵略者当即抱头鼠窜，连同伙的尸体都来不及带走……



以上这一幕，真实发生在1941年底辽县境内的小井坡，而孤身一人击毙4名日军的，正是被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亲自授予“杀敌英雄”锦旗的传奇民兵——刘二堂。


放牧打猎练就好枪法


刘二堂从15岁开始便在山中放牧打猎，练就了一手好枪法。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打破了刘二堂所在的羊角村的宁静。平津沦陷后，日军大举西进，从大同和张家口两个方向对太原盆地展开向心攻击。值此大厦将倾之际，开赴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各部成了英勇的“逆行者”。八路军129师师部便驻扎在辽县城西的西河头村。辽县也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以晋东南为中心，开创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军政枢纽。


羊角村也在这一时期建立起党支部，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先后成立民兵自卫队、武委会（全称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农会、青救会（全称青年救国会）、妇救会（全称妇女救国会）、儿童团等群众抗日救国组织。



1938年2月，晋察冀边区颁布《人民武装自卫队组织条例》，将16至45岁男性编入基于保甲制的民兵网络，形成“每村有分队、每区有中队、每县有大队”的三级体系。拥有一定狩猎、射击经验的刘二堂大致也是在这一时期成为羊角村的民兵之一。


随着各抗日根据地军分区的相继成立，对群众武装的领导得到加强，群众武装队伍也进行了调整。有的地方直接从农民自卫军中挑选骨干分子推荐入党，刘二堂成为其中一员。1939年春季光荣入党之后，刘二堂又被选派到了第129师随营学校。


脱胎换骨的军校生涯


我党我军历来重视创办学校，把培养人才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我们党除在陕甘宁边区昔日红军大学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外，挺进敌后的八路军各师也相继组建了自己的随营学校。


其中129师的随营学校于1938年2月由该师原教导团整编而成，校址选定于山西省长治市黎城县的东黄须村。当时的129师随营学校编制有4个营、每个营4个连，每期招收学员900余人。所学科目包括投弹、射击、刺杀、爆破和伏击战、运动战、游击战战术等。刘二堂等民兵也正是在这个过程，逐渐学习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基层指挥官。



可就在这时，战场的形势却陡然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在1940年6月20日至22日的“武（安）沙（河）战役”（又称“刘石岗战斗”）中，八路军129师调集第385旅、新11旅及随营学校部分学员，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灭日本扶持的“皇协军”精锐特务旅一个团的兵力。虽然刘二堂是否参加了这场发生在自己故乡的战斗，现有史料中并没有留下明确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为了抗战大业，刘二堂不得不和其他学员一起提前从正在筹备中的抗大第六分校毕业，奔赴各自的岗位，为即将展开的“百团大战”作准备。



“百团大战”中的“神枪手”


1940年7月22日清晨，八路军总部一项命令传达到分处敌后的各师、军区领导人。这正是由朱德、彭德怀、左权签署发布的《关于破击正太路的预备命令》。预备命令指出：为打击敌人“囚笼政策”，打破敌进犯西安之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并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决定趁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节，敌对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正太沿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击破正太路”。


命令下达之后，两大抗日根据地下属各部队便积极行动起来。有趣的是，此时日军虽然在华北方面布设了由宪兵、特高科及伪军侦察队组成的情报网络，也一度发现了八路军各部正在大规模进行兵力调动和弹药、粮食储备的蛛丝马迹。但自以为兵强马壮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却将其误认为八路军即将对国民党顽固派展开打击的信号，毕竟在他们的认知中既然国民党方面将“反共”视为首要任务，那么共产党方面没有理由引颈就戮，新一轮的国共内战自然即将爆发，他们只要等着坐收渔翁之利就好。



另一个令日军方面托大的原因还在于，根据日军对华北方面兵力对比的估算，他们认定1939年仅有24万兵力的八路军各部是无力对坐拥25万正规军及数十万伪军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发动主动进攻的，恰如其在1940年7月所总结的那样：


“共产党的军事力量还未强大到如此程度，其作战方法也以游击战为主体……尚不能集中部队对我军进行攻击。”


然而，向来自以为是的日本人显然漏算了八路军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的地方部队和民兵。根据相关记载，1939年至1940年间八路军各部新组建的地方部队和各级民兵已有16万人之多，并已然具备与主力部队协同作战的能力。


仅以刘二堂所在的辽县为例，日军虽然在平辽公路沿线的寒王、突堤和榆辽公路沿线的管头、小岭底、铺上、石匣等地修筑炮台，派兵驻守，控制沿线村庄，割裂抗日根据地。但遍布各村的党组织依旧在不断发展壮大。1940年8月20日夜，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打响后，中共辽县县委、辽县抗日政府迅速组织全县近万名民兵积极参战支前，在为主力部队运粮食，扛云梯、抬担架、送伤员、送水送饭之余，很多民兵小队还利用自身熟悉地形与驻防日伪军有过接触的便利性，承担了抵近侦察甚至混入敌据点内部里应外合的危险任务。


9月7日夜，辽县下庄、芹泉等区50余名民兵，便在区武委会的带领下，配合主力部队沿平辽公路袭扰了日伪军的寒王镇等据点。至9月11日，平辽公路辽县境内寒王、石港口军事据点，县城至寒王主要路段大部破坏，所有桥梁全部炸毁，日军在平辽公路的交通全线陷入瘫痪状态。


而在9月20日至10月5日的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中，辽县民兵又配合129师主力部队相继攻克榆辽公路沿线的小岭底、管头、铺上等敌据点。其中辽县民兵配合少数主力部队对日军管头炮楼展开了4天4夜的围困，最终导致该部日军在水源断绝的情况下仓皇出逃，最终为我主力部队及民兵全部歼灭。


1940年10月27日，在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反“扫荡”作战中，一队日伪军朝着羊角村的方向杀来。关键时刻，刘二堂沉着冷静地带领着他的民兵小队利用有利地形，对日军展开层层阻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战斗中，刘二堂利用自己早年在打猎中磨砺出的精准枪法和在129师随营学校中学习的军事知识，成功击毙日军2人，缴获步枪2支，令敌搜索部队铩羽而归，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轻易向羊角村方向派出兵力。



至12月5日，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把敌人煞费苦心装置起来的“囚笼”砸得粉碎，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的许多材料写道：


“中国百团大战之奇袭作战……完全是乘虚而进。共军的这次奇袭使华北方面均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整个战役中，辽县军民配合正规军或单独作战23次，派遣民工6193人，征调毛驴4130头，用工20余万个，保证了前线部队物资供应和伤病员、战利品的及时转运，参战支前成绩突出。战后，辽县抗日民主政府举行全县民兵武装检阅大会，刘二堂在会上介绍了杀敌经过。县政府奖励给他一支“七九”步枪和50发子弹，羊角村自卫队被太行军区命名为“二堂战斗队”。此后，全县掀起学习刘二堂的热潮。


1941年3月19日的《中国人》刊物上，曾登载了赵树理的一首诗歌《神枪手刘二堂》，诗歌这样写道：


辽县老百姓，都学刘二堂。去年10月初，鬼子来扫荡，进到窑门口，遇见刘二堂，砰砰两子弹，一对敌人亡。到了第二天，鬼子又逞强，进攻烟子岭，自寻苦头尝；二堂早等候，子弹装上膛；对准黑影子，一击中胸膛。收拾胜利品，步枪大衣裳。从此根据地，都知刘二堂。民兵大检阅，奖旗空中扬，上写“神枪手，辽县刘二堂”。


“杀敌英雄”


百团大战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华民族的抗战热情，有力回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的指责，粉碎了国民党投降派对日媾和的企图。但与此同时，胜利也令日军对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更趋疯狂。抗战由此进入最困难的时期。


为应对困难局面，1941年11月中央军委发文指出：


“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


在这一新阶段中，应对方针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化，在某些最困难的地区，取消主力军和地方军的区别，使全部武装地方化。八路军拨出超过1/3的兵力分散至各县及日军侧后进行游击活动，地方武装也缩小战斗单位进行活动。



作为对手，日军也借鉴吸收八路军游击战快速灵巧的特点，强调加强山地作战、夜间作战，强调急袭、突袭，尽量避免战术形式的固定化，力求做到出其不意，此外，日军还通过修筑碉堡和挖沟开路的办法来扩展控制范围，一时间双方虽然战斗规模明显变小，但突发的遭遇战数量却明显增长，斗争形势也变得更为残酷。


在这样的小规模战斗中，基干民兵的作用变得更为关键。一支精锐的民兵武装不仅能够第一时间拖住日军的奔袭小队，更能在地方化的主力部队配合下将其消灭。在1942年初的一次反“扫荡”作战中，刘二堂带领民兵小队便成功击毙日军2人、击伤2人，缴获步枪2枝、掷弹筒1个、炮弹1箱、子弹2箱，成为根据地民兵杀敌的标杆。


3月14日，《新华日报》（华北版）以《刘二堂率队显威羊角》为题对战绩予以报道。同年3月18日，刘二堂出席晋冀鲁豫边区民兵检阅大会，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授予“杀敌英雄”锦旗一面，并号召广大民兵学习英雄，开展杀敌竞赛运动。


然而，刘二堂的声名远播也引起了日军的注意。1942年5月，在反“扫荡”斗争中，日军以千余兵力围剿羊角村民兵队，其弟假报名为“刘二堂”，被捕遇害。辽县各村民兵闻讯万分悲愤，争为报仇，袭扰日军，一时自称“刘二堂”者不乏其人。敌军屡遭打击，慌恐惊呼：杀了一个“刘二堂”，为何又出现如此多的“刘二堂”。


1943年冬，刘二堂被任命为左权县五区抗日武委会副主任，次年其英勇杀敌和带领民兵练武的模范事迹被《太行民兵报》连续报道。1943年11月，刘二堂在太行区首届群英会上被授予“杀敌英雄”称号。在历次“反扫荡”斗争和对敌作战中，刘二堂先后亲手击毙日军23名，成为抗日战争期间名震太行的民兵杀敌英雄和神枪手。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刘二堂只是万千民兵的代表人物。创“一雷杀伤七个敌”纪录的于化虎、“爆炸英雄”李勇、创造了30余种地雷战术的“爆炸大王”赵守福、杀敌英雄郝庆山、徐顺孩、黄小旦、孙双保；神枪手李殿冰、高运成、陈丙昌……他们的故事至今仍在民间广为流传。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蕴含民兵智慧的战法层出不穷，人民战争伟力显现。从高山密林到江河湖泊，从平原地道到青纱帐里，抗日根据地的民兵摆开杀敌的战场，配合支援主力部队作战，“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为抗战胜利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9月上，原标题为《钢铁太行，遍地英雄  神枪手的淬炼与万千民兵的征程》，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赵恺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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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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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他的第二个孩子正待出生……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

全体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

团结一致，挺身共赴，汇聚成全民族抗战的洪流

本期，让我们一同走进“全民族抗战”的那段历史

看八路军战士、民兵、堡垒户、儿童团

战地记者、文艺界人士、医护人员、科技工作者

爱国企业家、科普作家、宗教界人士……

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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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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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400 字
阅 读 需 要 18 分钟

深秋的太行山中，枯黄的树木和遍地的落叶将山峦渲染成一片金黄。然而，就在大好河山的恬静和写意中，十余名荷枪实弹的日军身影却突兀地出现在山路之上。他们小心翼翼地靠近一处窑洞，根据情报，那里存放着当地百姓过冬的粮食。


突然，窑洞中的一阵异响引起他们的高度惊觉，黑洞洞的枪口瞬间便齐刷刷地指了过去。直至一只老鼠从窑洞中窜出，这些侵略者们才长出了一口气，可就在他们以为一切都是虚惊一场时，一阵清脆的枪声在河对岸的树上响起，领头的日军当即倒地，而不等其他人反应过来，接连的三声枪响又撂倒了3人，剩余的侵略者当即抱头鼠窜，连同伙的尸体都来不及带走……



以上这一幕，真实发生在1941年底辽县境内的小井坡，而孤身一人击毙4名日军的，正是被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亲自授予“杀敌英雄”锦旗的传奇民兵——刘二堂。


放牧打猎练就好枪法


刘二堂从15岁开始便在山中放牧打猎，练就了一手好枪法。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打破了刘二堂所在的羊角村的宁静。平津沦陷后，日军大举西进，从大同和张家口两个方向对太原盆地展开向心攻击。值此大厦将倾之际，开赴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各部成了英勇的“逆行者”。八路军129师师部便驻扎在辽县城西的西河头村。辽县也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以晋东南为中心，开创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军政枢纽。


羊角村也在这一时期建立起党支部，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先后成立民兵自卫队、武委会（全称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农会、青救会（全称青年救国会）、妇救会（全称妇女救国会）、儿童团等群众抗日救国组织。



1938年2月，晋察冀边区颁布《人民武装自卫队组织条例》，将16至45岁男性编入基于保甲制的民兵网络，形成“每村有分队、每区有中队、每县有大队”的三级体系。拥有一定狩猎、射击经验的刘二堂大致也是在这一时期成为羊角村的民兵之一。


随着各抗日根据地军分区的相继成立，对群众武装的领导得到加强，群众武装队伍也进行了调整。有的地方直接从农民自卫军中挑选骨干分子推荐入党，刘二堂成为其中一员。1939年春季光荣入党之后，刘二堂又被选派到了第129师随营学校。


脱胎换骨的军校生涯


我党我军历来重视创办学校，把培养人才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我们党除在陕甘宁边区昔日红军大学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外，挺进敌后的八路军各师也相继组建了自己的随营学校。


其中129师的随营学校于1938年2月由该师原教导团整编而成，校址选定于山西省长治市黎城县的东黄须村。当时的129师随营学校编制有4个营、每个营4个连，每期招收学员900余人。所学科目包括投弹、射击、刺杀、爆破和伏击战、运动战、游击战战术等。刘二堂等民兵也正是在这个过程，逐渐学习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基层指挥官。



可就在这时，战场的形势却陡然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在1940年6月20日至22日的“武（安）沙（河）战役”（又称“刘石岗战斗”）中，八路军129师调集第385旅、新11旅及随营学校部分学员，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灭日本扶持的“皇协军”精锐特务旅一个团的兵力。虽然刘二堂是否参加了这场发生在自己故乡的战斗，现有史料中并没有留下明确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为了抗战大业，刘二堂不得不和其他学员一起提前从正在筹备中的抗大第六分校毕业，奔赴各自的岗位，为即将展开的“百团大战”作准备。



“百团大战”中的“神枪手”


1940年7月22日清晨，八路军总部一项命令传达到分处敌后的各师、军区领导人。这正是由朱德、彭德怀、左权签署发布的《关于破击正太路的预备命令》。预备命令指出：为打击敌人“囚笼政策”，打破敌进犯西安之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并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决定趁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节，敌对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正太沿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击破正太路”。


命令下达之后，两大抗日根据地下属各部队便积极行动起来。有趣的是，此时日军虽然在华北方面布设了由宪兵、特高科及伪军侦察队组成的情报网络，也一度发现了八路军各部正在大规模进行兵力调动和弹药、粮食储备的蛛丝马迹。但自以为兵强马壮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却将其误认为八路军即将对国民党顽固派展开打击的信号，毕竟在他们的认知中既然国民党方面将“反共”视为首要任务，那么共产党方面没有理由引颈就戮，新一轮的国共内战自然即将爆发，他们只要等着坐收渔翁之利就好。



另一个令日军方面托大的原因还在于，根据日军对华北方面兵力对比的估算，他们认定1939年仅有24万兵力的八路军各部是无力对坐拥25万正规军及数十万伪军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发动主动进攻的，恰如其在1940年7月所总结的那样：


“共产党的军事力量还未强大到如此程度，其作战方法也以游击战为主体……尚不能集中部队对我军进行攻击。”


然而，向来自以为是的日本人显然漏算了八路军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的地方部队和民兵。根据相关记载，1939年至1940年间八路军各部新组建的地方部队和各级民兵已有16万人之多，并已然具备与主力部队协同作战的能力。


仅以刘二堂所在的辽县为例，日军虽然在平辽公路沿线的寒王、突堤和榆辽公路沿线的管头、小岭底、铺上、石匣等地修筑炮台，派兵驻守，控制沿线村庄，割裂抗日根据地。但遍布各村的党组织依旧在不断发展壮大。1940年8月20日夜，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打响后，中共辽县县委、辽县抗日政府迅速组织全县近万名民兵积极参战支前，在为主力部队运粮食，扛云梯、抬担架、送伤员、送水送饭之余，很多民兵小队还利用自身熟悉地形与驻防日伪军有过接触的便利性，承担了抵近侦察甚至混入敌据点内部里应外合的危险任务。


9月7日夜，辽县下庄、芹泉等区50余名民兵，便在区武委会的带领下，配合主力部队沿平辽公路袭扰了日伪军的寒王镇等据点。至9月11日，平辽公路辽县境内寒王、石港口军事据点，县城至寒王主要路段大部破坏，所有桥梁全部炸毁，日军在平辽公路的交通全线陷入瘫痪状态。


而在9月20日至10月5日的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中，辽县民兵又配合129师主力部队相继攻克榆辽公路沿线的小岭底、管头、铺上等敌据点。其中辽县民兵配合少数主力部队对日军管头炮楼展开了4天4夜的围困，最终导致该部日军在水源断绝的情况下仓皇出逃，最终为我主力部队及民兵全部歼灭。


1940年10月27日，在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反“扫荡”作战中，一队日伪军朝着羊角村的方向杀来。关键时刻，刘二堂沉着冷静地带领着他的民兵小队利用有利地形，对日军展开层层阻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战斗中，刘二堂利用自己早年在打猎中磨砺出的精准枪法和在129师随营学校中学习的军事知识，成功击毙日军2人，缴获步枪2支，令敌搜索部队铩羽而归，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轻易向羊角村方向派出兵力。



至12月5日，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把敌人煞费苦心装置起来的“囚笼”砸得粉碎，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的许多材料写道：


“中国百团大战之奇袭作战……完全是乘虚而进。共军的这次奇袭使华北方面均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整个战役中，辽县军民配合正规军或单独作战23次，派遣民工6193人，征调毛驴4130头，用工20余万个，保证了前线部队物资供应和伤病员、战利品的及时转运，参战支前成绩突出。战后，辽县抗日民主政府举行全县民兵武装检阅大会，刘二堂在会上介绍了杀敌经过。县政府奖励给他一支“七九”步枪和50发子弹，羊角村自卫队被太行军区命名为“二堂战斗队”。此后，全县掀起学习刘二堂的热潮。


1941年3月19日的《中国人》刊物上，曾登载了赵树理的一首诗歌《神枪手刘二堂》，诗歌这样写道：


辽县老百姓，都学刘二堂。去年10月初，鬼子来扫荡，进到窑门口，遇见刘二堂，砰砰两子弹，一对敌人亡。到了第二天，鬼子又逞强，进攻烟子岭，自寻苦头尝；二堂早等候，子弹装上膛；对准黑影子，一击中胸膛。收拾胜利品，步枪大衣裳。从此根据地，都知刘二堂。民兵大检阅，奖旗空中扬，上写“神枪手，辽县刘二堂”。


“杀敌英雄”


百团大战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华民族的抗战热情，有力回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的指责，粉碎了国民党投降派对日媾和的企图。但与此同时，胜利也令日军对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更趋疯狂。抗战由此进入最困难的时期。


为应对困难局面，1941年11月中央军委发文指出：


“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


在这一新阶段中，应对方针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化，在某些最困难的地区，取消主力军和地方军的区别，使全部武装地方化。八路军拨出超过1/3的兵力分散至各县及日军侧后进行游击活动，地方武装也缩小战斗单位进行活动。



作为对手，日军也借鉴吸收八路军游击战快速灵巧的特点，强调加强山地作战、夜间作战，强调急袭、突袭，尽量避免战术形式的固定化，力求做到出其不意，此外，日军还通过修筑碉堡和挖沟开路的办法来扩展控制范围，一时间双方虽然战斗规模明显变小，但突发的遭遇战数量却明显增长，斗争形势也变得更为残酷。


在这样的小规模战斗中，基干民兵的作用变得更为关键。一支精锐的民兵武装不仅能够第一时间拖住日军的奔袭小队，更能在地方化的主力部队配合下将其消灭。在1942年初的一次反“扫荡”作战中，刘二堂带领民兵小队便成功击毙日军2人、击伤2人，缴获步枪2枝、掷弹筒1个、炮弹1箱、子弹2箱，成为根据地民兵杀敌的标杆。


3月14日，《新华日报》（华北版）以《刘二堂率队显威羊角》为题对战绩予以报道。同年3月18日，刘二堂出席晋冀鲁豫边区民兵检阅大会，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授予“杀敌英雄”锦旗一面，并号召广大民兵学习英雄，开展杀敌竞赛运动。


然而，刘二堂的声名远播也引起了日军的注意。1942年5月，在反“扫荡”斗争中，日军以千余兵力围剿羊角村民兵队，其弟假报名为“刘二堂”，被捕遇害。辽县各村民兵闻讯万分悲愤，争为报仇，袭扰日军，一时自称“刘二堂”者不乏其人。敌军屡遭打击，慌恐惊呼：杀了一个“刘二堂”，为何又出现如此多的“刘二堂”。


1943年冬，刘二堂被任命为左权县五区抗日武委会副主任，次年其英勇杀敌和带领民兵练武的模范事迹被《太行民兵报》连续报道。1943年11月，刘二堂在太行区首届群英会上被授予“杀敌英雄”称号。在历次“反扫荡”斗争和对敌作战中，刘二堂先后亲手击毙日军23名，成为抗日战争期间名震太行的民兵杀敌英雄和神枪手。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刘二堂只是万千民兵的代表人物。创“一雷杀伤七个敌”纪录的于化虎、“爆炸英雄”李勇、创造了30余种地雷战术的“爆炸大王”赵守福、杀敌英雄郝庆山、徐顺孩、黄小旦、孙双保；神枪手李殿冰、高运成、陈丙昌……他们的故事至今仍在民间广为流传。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蕴含民兵智慧的战法层出不穷，人民战争伟力显现。从高山密林到江河湖泊，从平原地道到青纱帐里，抗日根据地的民兵摆开杀敌的战场，配合支援主力部队作战，“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为抗战胜利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9月上，原标题为《钢铁太行，遍地英雄  神枪手的淬炼与万千民兵的征程》，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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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赵恺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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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初

台湾籍青年林正亨加入远征军赴缅对日作战

此时，他的第二个孩子正待出生……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

全体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

团结一致，挺身共赴，汇聚成全民族抗战的洪流

本期，让我们一同走进“全民族抗战”的那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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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400 字
阅 读 需 要 18 分钟

深秋的太行山中，枯黄的树木和遍地的落叶将山峦渲染成一片金黄。然而，就在大好河山的恬静和写意中，十余名荷枪实弹的日军身影却突兀地出现在山路之上。他们小心翼翼地靠近一处窑洞，根据情报，那里存放着当地百姓过冬的粮食。


突然，窑洞中的一阵异响引起他们的高度惊觉，黑洞洞的枪口瞬间便齐刷刷地指了过去。直至一只老鼠从窑洞中窜出，这些侵略者们才长出了一口气，可就在他们以为一切都是虚惊一场时，一阵清脆的枪声在河对岸的树上响起，领头的日军当即倒地，而不等其他人反应过来，接连的三声枪响又撂倒了3人，剩余的侵略者当即抱头鼠窜，连同伙的尸体都来不及带走……



以上这一幕，真实发生在1941年底辽县境内的小井坡，而孤身一人击毙4名日军的，正是被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亲自授予“杀敌英雄”锦旗的传奇民兵——刘二堂。


放牧打猎练就好枪法


刘二堂从15岁开始便在山中放牧打猎，练就了一手好枪法。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打破了刘二堂所在的羊角村的宁静。平津沦陷后，日军大举西进，从大同和张家口两个方向对太原盆地展开向心攻击。值此大厦将倾之际，开赴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各部成了英勇的“逆行者”。八路军129师师部便驻扎在辽县城西的西河头村。辽县也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以晋东南为中心，开创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军政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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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晋察冀边区颁布《人民武装自卫队组织条例》，将16至45岁男性编入基于保甲制的民兵网络，形成“每村有分队、每区有中队、每县有大队”的三级体系。拥有一定狩猎、射击经验的刘二堂大致也是在这一时期成为羊角村的民兵之一。


随着各抗日根据地军分区的相继成立，对群众武装的领导得到加强，群众武装队伍也进行了调整。有的地方直接从农民自卫军中挑选骨干分子推荐入党，刘二堂成为其中一员。1939年春季光荣入党之后，刘二堂又被选派到了第129师随营学校。


脱胎换骨的军校生涯


我党我军历来重视创办学校，把培养人才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我们党除在陕甘宁边区昔日红军大学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外，挺进敌后的八路军各师也相继组建了自己的随营学校。


其中129师的随营学校于1938年2月由该师原教导团整编而成，校址选定于山西省长治市黎城县的东黄须村。当时的129师随营学校编制有4个营、每个营4个连，每期招收学员900余人。所学科目包括投弹、射击、刺杀、爆破和伏击战、运动战、游击战战术等。刘二堂等民兵也正是在这个过程，逐渐学习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基层指挥官。



可就在这时，战场的形势却陡然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在1940年6月20日至22日的“武（安）沙（河）战役”（又称“刘石岗战斗”）中，八路军129师调集第385旅、新11旅及随营学校部分学员，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灭日本扶持的“皇协军”精锐特务旅一个团的兵力。虽然刘二堂是否参加了这场发生在自己故乡的战斗，现有史料中并没有留下明确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为了抗战大业，刘二堂不得不和其他学员一起提前从正在筹备中的抗大第六分校毕业，奔赴各自的岗位，为即将展开的“百团大战”作准备。



“百团大战”中的“神枪手”


1940年7月22日清晨，八路军总部一项命令传达到分处敌后的各师、军区领导人。这正是由朱德、彭德怀、左权签署发布的《关于破击正太路的预备命令》。预备命令指出：为打击敌人“囚笼政策”，打破敌进犯西安之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并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决定趁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节，敌对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正太沿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击破正太路”。


命令下达之后，两大抗日根据地下属各部队便积极行动起来。有趣的是，此时日军虽然在华北方面布设了由宪兵、特高科及伪军侦察队组成的情报网络，也一度发现了八路军各部正在大规模进行兵力调动和弹药、粮食储备的蛛丝马迹。但自以为兵强马壮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却将其误认为八路军即将对国民党顽固派展开打击的信号，毕竟在他们的认知中既然国民党方面将“反共”视为首要任务，那么共产党方面没有理由引颈就戮，新一轮的国共内战自然即将爆发，他们只要等着坐收渔翁之利就好。



另一个令日军方面托大的原因还在于，根据日军对华北方面兵力对比的估算，他们认定1939年仅有24万兵力的八路军各部是无力对坐拥25万正规军及数十万伪军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发动主动进攻的，恰如其在1940年7月所总结的那样：


“共产党的军事力量还未强大到如此程度，其作战方法也以游击战为主体……尚不能集中部队对我军进行攻击。”


然而，向来自以为是的日本人显然漏算了八路军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的地方部队和民兵。根据相关记载，1939年至1940年间八路军各部新组建的地方部队和各级民兵已有16万人之多，并已然具备与主力部队协同作战的能力。


仅以刘二堂所在的辽县为例，日军虽然在平辽公路沿线的寒王、突堤和榆辽公路沿线的管头、小岭底、铺上、石匣等地修筑炮台，派兵驻守，控制沿线村庄，割裂抗日根据地。但遍布各村的党组织依旧在不断发展壮大。1940年8月20日夜，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打响后，中共辽县县委、辽县抗日政府迅速组织全县近万名民兵积极参战支前，在为主力部队运粮食，扛云梯、抬担架、送伤员、送水送饭之余，很多民兵小队还利用自身熟悉地形与驻防日伪军有过接触的便利性，承担了抵近侦察甚至混入敌据点内部里应外合的危险任务。


9月7日夜，辽县下庄、芹泉等区50余名民兵，便在区武委会的带领下，配合主力部队沿平辽公路袭扰了日伪军的寒王镇等据点。至9月11日，平辽公路辽县境内寒王、石港口军事据点，县城至寒王主要路段大部破坏，所有桥梁全部炸毁，日军在平辽公路的交通全线陷入瘫痪状态。


而在9月20日至10月5日的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中，辽县民兵又配合129师主力部队相继攻克榆辽公路沿线的小岭底、管头、铺上等敌据点。其中辽县民兵配合少数主力部队对日军管头炮楼展开了4天4夜的围困，最终导致该部日军在水源断绝的情况下仓皇出逃，最终为我主力部队及民兵全部歼灭。


1940年10月27日，在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反“扫荡”作战中，一队日伪军朝着羊角村的方向杀来。关键时刻，刘二堂沉着冷静地带领着他的民兵小队利用有利地形，对日军展开层层阻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战斗中，刘二堂利用自己早年在打猎中磨砺出的精准枪法和在129师随营学校中学习的军事知识，成功击毙日军2人，缴获步枪2支，令敌搜索部队铩羽而归，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轻易向羊角村方向派出兵力。



至12月5日，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把敌人煞费苦心装置起来的“囚笼”砸得粉碎，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的许多材料写道：


“中国百团大战之奇袭作战……完全是乘虚而进。共军的这次奇袭使华北方面均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整个战役中，辽县军民配合正规军或单独作战23次，派遣民工6193人，征调毛驴4130头，用工20余万个，保证了前线部队物资供应和伤病员、战利品的及时转运，参战支前成绩突出。战后，辽县抗日民主政府举行全县民兵武装检阅大会，刘二堂在会上介绍了杀敌经过。县政府奖励给他一支“七九”步枪和50发子弹，羊角村自卫队被太行军区命名为“二堂战斗队”。此后，全县掀起学习刘二堂的热潮。


1941年3月19日的《中国人》刊物上，曾登载了赵树理的一首诗歌《神枪手刘二堂》，诗歌这样写道：


辽县老百姓，都学刘二堂。去年10月初，鬼子来扫荡，进到窑门口，遇见刘二堂，砰砰两子弹，一对敌人亡。到了第二天，鬼子又逞强，进攻烟子岭，自寻苦头尝；二堂早等候，子弹装上膛；对准黑影子，一击中胸膛。收拾胜利品，步枪大衣裳。从此根据地，都知刘二堂。民兵大检阅，奖旗空中扬，上写“神枪手，辽县刘二堂”。


“杀敌英雄”


百团大战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华民族的抗战热情，有力回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的指责，粉碎了国民党投降派对日媾和的企图。但与此同时，胜利也令日军对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更趋疯狂。抗战由此进入最困难的时期。


为应对困难局面，1941年11月中央军委发文指出：


“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


在这一新阶段中，应对方针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化，在某些最困难的地区，取消主力军和地方军的区别，使全部武装地方化。八路军拨出超过1/3的兵力分散至各县及日军侧后进行游击活动，地方武装也缩小战斗单位进行活动。



作为对手，日军也借鉴吸收八路军游击战快速灵巧的特点，强调加强山地作战、夜间作战，强调急袭、突袭，尽量避免战术形式的固定化，力求做到出其不意，此外，日军还通过修筑碉堡和挖沟开路的办法来扩展控制范围，一时间双方虽然战斗规模明显变小，但突发的遭遇战数量却明显增长，斗争形势也变得更为残酷。


在这样的小规模战斗中，基干民兵的作用变得更为关键。一支精锐的民兵武装不仅能够第一时间拖住日军的奔袭小队，更能在地方化的主力部队配合下将其消灭。在1942年初的一次反“扫荡”作战中，刘二堂带领民兵小队便成功击毙日军2人、击伤2人，缴获步枪2枝、掷弹筒1个、炮弹1箱、子弹2箱，成为根据地民兵杀敌的标杆。


3月14日，《新华日报》（华北版）以《刘二堂率队显威羊角》为题对战绩予以报道。同年3月18日，刘二堂出席晋冀鲁豫边区民兵检阅大会，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授予“杀敌英雄”锦旗一面，并号召广大民兵学习英雄，开展杀敌竞赛运动。


然而，刘二堂的声名远播也引起了日军的注意。1942年5月，在反“扫荡”斗争中，日军以千余兵力围剿羊角村民兵队，其弟假报名为“刘二堂”，被捕遇害。辽县各村民兵闻讯万分悲愤，争为报仇，袭扰日军，一时自称“刘二堂”者不乏其人。敌军屡遭打击，慌恐惊呼：杀了一个“刘二堂”，为何又出现如此多的“刘二堂”。


1943年冬，刘二堂被任命为左权县五区抗日武委会副主任，次年其英勇杀敌和带领民兵练武的模范事迹被《太行民兵报》连续报道。1943年11月，刘二堂在太行区首届群英会上被授予“杀敌英雄”称号。在历次“反扫荡”斗争和对敌作战中，刘二堂先后亲手击毙日军23名，成为抗日战争期间名震太行的民兵杀敌英雄和神枪手。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刘二堂只是万千民兵的代表人物。创“一雷杀伤七个敌”纪录的于化虎、“爆炸英雄”李勇、创造了30余种地雷战术的“爆炸大王”赵守福、杀敌英雄郝庆山、徐顺孩、黄小旦、孙双保；神枪手李殿冰、高运成、陈丙昌……他们的故事至今仍在民间广为流传。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蕴含民兵智慧的战法层出不穷，人民战争伟力显现。从高山密林到江河湖泊，从平原地道到青纱帐里，抗日根据地的民兵摆开杀敌的战场，配合支援主力部队作战，“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为抗战胜利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9月上，原标题为《钢铁太行，遍地英雄  神枪手的淬炼与万千民兵的征程》，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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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赵恺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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