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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500 字
阅 读 需 要 14 分钟

这位自绝双目的音乐家，可以说是晋国的“灵魂调音师”。

 

春秋乱世，礼乐崩坏。当其他乐师还在琢磨如何取悦君王耳朵时，晋国的盲眼乐师师旷，已经玩起了“高难度操作”：国君陶醉于靡靡之音？他直接按住琴弦叫停：“此乃亡国之音！”国君酒后得意宣称“唯我独尊”？他抄起古琴就砸了过去！周王室天才少年威胁晋国利益？他单刀赴会，愣是把外交危机扭转成晋国的高光时刻！



这位不走寻常路的狠角色，就是被后世尊为“乐圣”的师旷。身份虽是宫廷乐师，却官至太宰（宰相），以琴弦为剑，用音符治国。最“硬核”的是，他并非天生失明，而是为追求极致音感，亲手用艾草熏瞎了双眼。他谱写的《阳春》《白雪》成了后世“高雅艺术”的代名词，提出的“民贵君轻”思想比孟子早了近百年。在血火交织的春秋舞台，这位盲眼大师用生命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传奇。


 


自盲求道：琴弦上的通天之路


公元前572年，师旷生于晋国羊舌食邑（今山西洪洞）。少年时他便发现，看得见的“花花世界”会干扰他对声音的纯粹感知。于是，一日清晨，他点燃艾草，决然熏灼双目，从此遁入纯粹的声音宇宙。


这招“物理专注法”效果惊人。失明后的师旷，听觉敏锐至极。史载他抚琴时，马儿停止吃草，仰头倾听，飞鸟忘记振翅，掉落所衔之食。当晋平公新铸巨钟，众乐工皆称音准完美时，唯有师旷断言：“此钟不调！请更铸之。”数年后，卫国乐师验证了他的判断，留下“师旷之聪，天下之至聪也”的千古定评。


 

 

他的琴技造诣超凡入圣。《韩非子》记载了他充满神话色彩的演奏场景：师旷奏《清徵》，十六只玄鹤从南方飞来，列队啼鸣，舒展起舞；奏《清角》时，乌云骤聚，狂风撕裂帷幕，暴雨击碎屋瓦，满座王侯惊恐逃窜。这些描述虽经渲染，却生动印证了其音乐撼人心魄的魔力。



作为音乐理论的奠基者之一，他提出“夫乐以开山川之风，以耀德于广远也”的核心理念。在师旷看来，音乐的使命在于“弘德扬善”，与“礼”的教化作用相辅相成。他将五音（宫、商、角、徵、羽）对应五行（土、金、木、火、水），并赋予其社会意义（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构建了一套完整的音乐哲学体系。传世名曲《阳春》《白雪》正是其艺术思想的结晶——《阳春》取“万物知春，和风淡荡”之意，《白雪》蕴“凛然清洁，雪竹琳琅”之境，成为后世高雅艺术的典范。唐代袁皓在《书师旷庙文》中赞叹：


“天有至音，寄斯八物。先生不生，斯音郁郁。”

 

仿佛上天将至美之音寄于八音之中，师旷不来，它们便郁郁难鸣。


 


琴剑山河：音符中的治国方略


师旷的格局远不止于琴台。在晋悼公、平公时期，这位盲眼艺术家官拜太宰，真正将琴弦化作了治国的利器。


当卫国乐师在宴席上演奏时髦的“濮水新声”时，晋平公听得如痴如醉，师旷却断然喝止：


“此乃亡国之音……先闻此声者，其国必削，不可遂。”


原来，此曲是商朝末期乐师师延为商纣王所作的“靡靡之音”。师旷深知此曲非善乐，坚决阻止乐师继续弹奏。在师旷心中，音乐从来不是助兴的BGM，而是关乎国运兴衰的“精神风向标”。


他的政治理念极具前瞻性。当卫国百姓把暴君卫献公赶下台，晋悼公谴责卫国人“太过分”时，师旷反驳道：


“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


（如果君主让百姓陷入困境，缺乏对神明的祭祀，百姓绝望，国家失去依靠，还要这样的君主有什么用？不赶走他赶走谁呢？）


同时发出震古烁今的宣言：


“天生民而立之君！”（上天是为了百姓才设立君主！）


齐景公三次问政，他始终回答：


“君必惠民而已矣！”（君主只需一心施惠于民就够了！）


这些思想，简直是孟子“民贵君轻”理论的“超前点映”。

 

 

师旷的刚烈在治国实践中展露无遗。《韩非子》记载的“师旷援琴”故事，便是明证：一次，晋平公与群臣宴饮。酒酣耳热之际，平公得意忘形，感叹道：“没有比当君主更快乐的了！说什么都没人敢违背！”陪坐在前的师旷闻听此言，竟猛然操起面前的古琴，直向平公撞去！平公大惊失色，急忙撩起衣襟躲避，琴身“砰”的一声撞在墙壁上，当场碎裂。


平公惊魂未定，质问：“太师！你撞谁？”


师旷凛然回应：“方才有个小人在旁胡言乱语，臣故撞之。”


平公愕然：“说话的是寡人啊！”


师旷毫不退让，朗声道：“呀！这哪里是一国之君该说的话！”


左右侍臣见状，纷纷要求严惩师旷。平公沉默片刻，最终叹息道：“罢了，放了他吧。此事当为寡人之戒。”



君主酒后失言，本已有损威仪。而师旷竟敢以“犯上”之举直指其非，在等级森严、君权至上的时代，这般冒死直谏的场面，堪称惊世骇俗。

 

师旷亦重教化。当垂垂老矣的晋平公感叹“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时，师旷以烛火为喻劝学：


“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


（少年时爱好学习，如同初升的太阳；壮年时爱好学习，如同正午的阳光；老年时爱好学习，如同手持蜡烛的光亮。这烛火的光芒，难道不比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强得多吗？）


他以此告诫平公：老年求学虽光亮有限，却远胜于停止思考、在蒙昧中度过余生。平公深以为然，这便是“炳烛之明”典故的由来。


 


舌战王储：外交场的极限翻盘


公元前550年，一场外交危机降临晋国。大臣叔向出使周王室，与年仅十五却才智超群的太子姬晋（太子晋）交锋后，自愧弗如，仓皇归国。他力劝晋平公归还侵占周王室的土地：


“太子晋年方十五，臣却难以应对。若不归还，待其日后得天下，必来讨伐！”


而就在平公举棋不定时，师旷挺身而出：


“臣请前往！若不能胜，再归还不迟。”

 

面对少年天才，师旷以谦逊开场：


“吾闻王子言论高如泰山，吾夜不能寐，昼不得安，不远千里而来，愿闻教诲。”


太子晋畅谈圣王之德，师旷适时回应：


“吾国君亦常以古之圣贤为范。”


当太子晋详述《周礼》等级秩序时，师旷升华其义：


“各国制度虽殊，皆以安邦定国为旨。吾国君正力求在诸侯中树立典范。”


最后，师旷抚瑟而歌《无射》：


“国诚守矣，远人来观；修义经矣，好乐无荒。”



其歌既赞晋国尊周守义，亦暗含规劝君主勤政爱民之意。


这场智慧较量，师旷凭借渊博学识与沉稳气度主导局面。太子晋对这位盲眼大师由衷敬服。晋国不仅保全了利益，更重塑了威望。此次出使载入《逸周书·太子晋解》，成为古代外交史上的经典范例。


 


烛火长明：荆棘路上的悲壮终章


师旷一生刚直，他的言论和琴弦一样锋利。对晋平公的昏聩享乐，他直言痛斥；对祸国殃民的佞臣，他毫不留情。但这份刚直，如同芒刺在背，让朝中奸佞寝食难安。他们日夜在晋平公耳边进谗，将师旷的铮铮忠言污蔑成“恃功自傲”“藐视君威”。昏聩的晋平公被谗言蒙蔽，对这位老臣的信任逐渐瓦解。

 

一场精心设计的羞辱，终于在虒

（sī）祁台上演。在小人怂恿下，晋平公于虒祁台设宴，暗中却命人在师旷必经的台阶上布满了蒺藜（jí lí）。师旷履刺而上，足膝皆伤，鲜血淋漓。面对这恶毒的“玩笑”，听着平公轻佻的“今日与叟戏”，师旷悲愤填膺！他强忍剧痛，发出了泣血的怒吼与最后的警世之言：



“忧夫，肉自生虫，而还自食也;木自生蠹，而还自刻也;人自兴妖，而还自贼也。五鼎之具不当生藜藿，人主堂庙不当生蒺藜。“


（可悲啊！肉自己腐烂生蛆，结果反被蛆虫啃噬；木头自己生出蛀虫，结果反被蛀虫蛀空；人自己兴妖作怪，结果反害了自己。陈列五鼎的殿堂不该长满野草，君主议政的庙堂更不该布满蒺藜！）


师旷甚至大胆地预言了晋平公的死期。这番惊雷般的斥责和预言，彻底激怒了平公。暴怒的晋平公当即下令处死师旷。幸而，朝中仍有明眼人深知师旷的赤胆忠心，他们拼死力谏，才保住了师旷的性命。然而，死罪虽免，官职难保，师旷最终被削去官职，逐出了他倾注半生心血的宫廷。


 

 

但这位盲眼大师的生命之火，怎会轻易熄灭？离开了庙堂的樊笼，回到了故乡洪洞，他反将毕生所学倾注于黄土大地。他创立鼓乐班社，把深奥精妙的宫廷雅乐化繁为简，融入民间音乐的鲜活血脉，教给普通百姓。从此，那象征高洁的“阳春白雪”，不再是庙堂专属，它的雅韵在晋南的沃土中落地生根，响彻阡陌之间。今天，当我们聆听晋南民间那深沉雄浑、充满力量的鼓乐，那震撼人心的节奏里，奔流的正是师旷不屈的灵魂与不灭的乐章！



师旷身后，感念其恩泽的乡亲为他建祠立庙，香火不绝。元代重修庙宇时，隐士张守大在《师旷庙记》中这样写到：


“昔师之生也，为晋贤臣，其言行既有益于当时；殁能福兹土，而水旱灾疫，有祷斯应，又以利乎后世。是则师之存没，皆有功于民矣，祀之诚宜。”（师旷在世时，是晋国的贤臣，他的言论行为在当时就很有益处；他去世后又能福佑这片土地，每当遇到水灾、旱灾、瘟疫，向他祈祷就有回应，这又对后世有利。这样说来，师旷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对人民有功绩啊，祭祀他确实很应该。）


传闻师旷墓前曾有石人四尊，执琴、筝、箬、笛相伴，连庶民不得享用的周鼎商彝亦为他破例——这是对他的永恒礼赞。


尾声：心之所见，即是天下


两千六百年光阴流转，洪洞师旷墓园松柏常青。当我们吟“阳春白雪”，当我们论及“民贵君轻”，当学子领悟“炳烛之明”，这位熏目求道、以琴为剑的盲眼大师，仿佛仍在历史深处奏响着黄钟大吕。


 

 

盲眼“乐圣”师旷，以“自盲求道”叩开音乐至境，以琴为刃、“犯颜直谏”守护家国，借“炳烛之明”传递劝学之智，凭“舌战王储”破外交难题，晚年更将雅乐播撒民间，用一生的赤诚与才华，写就了一曲以乐治国、心系苍生的春秋传奇。

 

参考文献：

1、（春秋）左丘明撰：《左传》，北京：中华书局，1980.
2、（春秋）左丘明撰：《国语》，北京：中华书局,2017.

3、（战国）韩非著：《韩非子》，北京：中华书局，2010.

4、（战国）吕不韦著：《吕氏春秋》，北京：中华书局,2022.

5、（西汉）刘向辑：《说苑》，北京：中华书局，1987.

6、（雍正）余世堂修，董维等纂：《洪洞县志》，清雍正九年（1731）刻本.

7、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8、昶国伟.乐圣传奇：师旷的春秋华章[J].文史月刊,2025,(02):12-20.

9、贺亚妮.晋国师旷的历史文献概要及六则音乐史料汇考[D].山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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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文青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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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500 字
阅 读 需 要 14 分钟

这位自绝双目的音乐家，可以说是晋国的“灵魂调音师”。

 

春秋乱世，礼乐崩坏。当其他乐师还在琢磨如何取悦君王耳朵时，晋国的盲眼乐师师旷，已经玩起了“高难度操作”：国君陶醉于靡靡之音？他直接按住琴弦叫停：“此乃亡国之音！”国君酒后得意宣称“唯我独尊”？他抄起古琴就砸了过去！周王室天才少年威胁晋国利益？他单刀赴会，愣是把外交危机扭转成晋国的高光时刻！



这位不走寻常路的狠角色，就是被后世尊为“乐圣”的师旷。身份虽是宫廷乐师，却官至太宰（宰相），以琴弦为剑，用音符治国。最“硬核”的是，他并非天生失明，而是为追求极致音感，亲手用艾草熏瞎了双眼。他谱写的《阳春》《白雪》成了后世“高雅艺术”的代名词，提出的“民贵君轻”思想比孟子早了近百年。在血火交织的春秋舞台，这位盲眼大师用生命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传奇。


 


自盲求道：琴弦上的通天之路


公元前572年，师旷生于晋国羊舌食邑（今山西洪洞）。少年时他便发现，看得见的“花花世界”会干扰他对声音的纯粹感知。于是，一日清晨，他点燃艾草，决然熏灼双目，从此遁入纯粹的声音宇宙。


这招“物理专注法”效果惊人。失明后的师旷，听觉敏锐至极。史载他抚琴时，马儿停止吃草，仰头倾听，飞鸟忘记振翅，掉落所衔之食。当晋平公新铸巨钟，众乐工皆称音准完美时，唯有师旷断言：“此钟不调！请更铸之。”数年后，卫国乐师验证了他的判断，留下“师旷之聪，天下之至聪也”的千古定评。


 

 

他的琴技造诣超凡入圣。《韩非子》记载了他充满神话色彩的演奏场景：师旷奏《清徵》，十六只玄鹤从南方飞来，列队啼鸣，舒展起舞；奏《清角》时，乌云骤聚，狂风撕裂帷幕，暴雨击碎屋瓦，满座王侯惊恐逃窜。这些描述虽经渲染，却生动印证了其音乐撼人心魄的魔力。



作为音乐理论的奠基者之一，他提出“夫乐以开山川之风，以耀德于广远也”的核心理念。在师旷看来，音乐的使命在于“弘德扬善”，与“礼”的教化作用相辅相成。他将五音（宫、商、角、徵、羽）对应五行（土、金、木、火、水），并赋予其社会意义（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构建了一套完整的音乐哲学体系。传世名曲《阳春》《白雪》正是其艺术思想的结晶——《阳春》取“万物知春，和风淡荡”之意，《白雪》蕴“凛然清洁，雪竹琳琅”之境，成为后世高雅艺术的典范。唐代袁皓在《书师旷庙文》中赞叹：


“天有至音，寄斯八物。先生不生，斯音郁郁。”

 

仿佛上天将至美之音寄于八音之中，师旷不来，它们便郁郁难鸣。


 


琴剑山河：音符中的治国方略


师旷的格局远不止于琴台。在晋悼公、平公时期，这位盲眼艺术家官拜太宰，真正将琴弦化作了治国的利器。


当卫国乐师在宴席上演奏时髦的“濮水新声”时，晋平公听得如痴如醉，师旷却断然喝止：


“此乃亡国之音……先闻此声者，其国必削，不可遂。”


原来，此曲是商朝末期乐师师延为商纣王所作的“靡靡之音”。师旷深知此曲非善乐，坚决阻止乐师继续弹奏。在师旷心中，音乐从来不是助兴的BGM，而是关乎国运兴衰的“精神风向标”。


他的政治理念极具前瞻性。当卫国百姓把暴君卫献公赶下台，晋悼公谴责卫国人“太过分”时，师旷反驳道：


“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


（如果君主让百姓陷入困境，缺乏对神明的祭祀，百姓绝望，国家失去依靠，还要这样的君主有什么用？不赶走他赶走谁呢？）


同时发出震古烁今的宣言：


“天生民而立之君！”（上天是为了百姓才设立君主！）


齐景公三次问政，他始终回答：


“君必惠民而已矣！”（君主只需一心施惠于民就够了！）


这些思想，简直是孟子“民贵君轻”理论的“超前点映”。

 

 

师旷的刚烈在治国实践中展露无遗。《韩非子》记载的“师旷援琴”故事，便是明证：一次，晋平公与群臣宴饮。酒酣耳热之际，平公得意忘形，感叹道：“没有比当君主更快乐的了！说什么都没人敢违背！”陪坐在前的师旷闻听此言，竟猛然操起面前的古琴，直向平公撞去！平公大惊失色，急忙撩起衣襟躲避，琴身“砰”的一声撞在墙壁上，当场碎裂。


平公惊魂未定，质问：“太师！你撞谁？”


师旷凛然回应：“方才有个小人在旁胡言乱语，臣故撞之。”


平公愕然：“说话的是寡人啊！”


师旷毫不退让，朗声道：“呀！这哪里是一国之君该说的话！”


左右侍臣见状，纷纷要求严惩师旷。平公沉默片刻，最终叹息道：“罢了，放了他吧。此事当为寡人之戒。”



君主酒后失言，本已有损威仪。而师旷竟敢以“犯上”之举直指其非，在等级森严、君权至上的时代，这般冒死直谏的场面，堪称惊世骇俗。

 

师旷亦重教化。当垂垂老矣的晋平公感叹“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时，师旷以烛火为喻劝学：


“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


（少年时爱好学习，如同初升的太阳；壮年时爱好学习，如同正午的阳光；老年时爱好学习，如同手持蜡烛的光亮。这烛火的光芒，难道不比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强得多吗？）


他以此告诫平公：老年求学虽光亮有限，却远胜于停止思考、在蒙昧中度过余生。平公深以为然，这便是“炳烛之明”典故的由来。


 


舌战王储：外交场的极限翻盘


公元前550年，一场外交危机降临晋国。大臣叔向出使周王室，与年仅十五却才智超群的太子姬晋（太子晋）交锋后，自愧弗如，仓皇归国。他力劝晋平公归还侵占周王室的土地：


“太子晋年方十五，臣却难以应对。若不归还，待其日后得天下，必来讨伐！”


而就在平公举棋不定时，师旷挺身而出：


“臣请前往！若不能胜，再归还不迟。”

 

面对少年天才，师旷以谦逊开场：


“吾闻王子言论高如泰山，吾夜不能寐，昼不得安，不远千里而来，愿闻教诲。”


太子晋畅谈圣王之德，师旷适时回应：


“吾国君亦常以古之圣贤为范。”


当太子晋详述《周礼》等级秩序时，师旷升华其义：


“各国制度虽殊，皆以安邦定国为旨。吾国君正力求在诸侯中树立典范。”


最后，师旷抚瑟而歌《无射》：


“国诚守矣，远人来观；修义经矣，好乐无荒。”



其歌既赞晋国尊周守义，亦暗含规劝君主勤政爱民之意。


这场智慧较量，师旷凭借渊博学识与沉稳气度主导局面。太子晋对这位盲眼大师由衷敬服。晋国不仅保全了利益，更重塑了威望。此次出使载入《逸周书·太子晋解》，成为古代外交史上的经典范例。


 


烛火长明：荆棘路上的悲壮终章


师旷一生刚直，他的言论和琴弦一样锋利。对晋平公的昏聩享乐，他直言痛斥；对祸国殃民的佞臣，他毫不留情。但这份刚直，如同芒刺在背，让朝中奸佞寝食难安。他们日夜在晋平公耳边进谗，将师旷的铮铮忠言污蔑成“恃功自傲”“藐视君威”。昏聩的晋平公被谗言蒙蔽，对这位老臣的信任逐渐瓦解。

 

一场精心设计的羞辱，终于在虒

（sī）祁台上演。在小人怂恿下，晋平公于虒祁台设宴，暗中却命人在师旷必经的台阶上布满了蒺藜（jí lí）。师旷履刺而上，足膝皆伤，鲜血淋漓。面对这恶毒的“玩笑”，听着平公轻佻的“今日与叟戏”，师旷悲愤填膺！他强忍剧痛，发出了泣血的怒吼与最后的警世之言：



“忧夫，肉自生虫，而还自食也;木自生蠹，而还自刻也;人自兴妖，而还自贼也。五鼎之具不当生藜藿，人主堂庙不当生蒺藜。“


（可悲啊！肉自己腐烂生蛆，结果反被蛆虫啃噬；木头自己生出蛀虫，结果反被蛀虫蛀空；人自己兴妖作怪，结果反害了自己。陈列五鼎的殿堂不该长满野草，君主议政的庙堂更不该布满蒺藜！）


师旷甚至大胆地预言了晋平公的死期。这番惊雷般的斥责和预言，彻底激怒了平公。暴怒的晋平公当即下令处死师旷。幸而，朝中仍有明眼人深知师旷的赤胆忠心，他们拼死力谏，才保住了师旷的性命。然而，死罪虽免，官职难保，师旷最终被削去官职，逐出了他倾注半生心血的宫廷。


 

 

但这位盲眼大师的生命之火，怎会轻易熄灭？离开了庙堂的樊笼，回到了故乡洪洞，他反将毕生所学倾注于黄土大地。他创立鼓乐班社，把深奥精妙的宫廷雅乐化繁为简，融入民间音乐的鲜活血脉，教给普通百姓。从此，那象征高洁的“阳春白雪”，不再是庙堂专属，它的雅韵在晋南的沃土中落地生根，响彻阡陌之间。今天，当我们聆听晋南民间那深沉雄浑、充满力量的鼓乐，那震撼人心的节奏里，奔流的正是师旷不屈的灵魂与不灭的乐章！



师旷身后，感念其恩泽的乡亲为他建祠立庙，香火不绝。元代重修庙宇时，隐士张守大在《师旷庙记》中这样写到：


“昔师之生也，为晋贤臣，其言行既有益于当时；殁能福兹土，而水旱灾疫，有祷斯应，又以利乎后世。是则师之存没，皆有功于民矣，祀之诚宜。”（师旷在世时，是晋国的贤臣，他的言论行为在当时就很有益处；他去世后又能福佑这片土地，每当遇到水灾、旱灾、瘟疫，向他祈祷就有回应，这又对后世有利。这样说来，师旷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对人民有功绩啊，祭祀他确实很应该。）


传闻师旷墓前曾有石人四尊，执琴、筝、箬、笛相伴，连庶民不得享用的周鼎商彝亦为他破例——这是对他的永恒礼赞。


尾声：心之所见，即是天下


两千六百年光阴流转，洪洞师旷墓园松柏常青。当我们吟“阳春白雪”，当我们论及“民贵君轻”，当学子领悟“炳烛之明”，这位熏目求道、以琴为剑的盲眼大师，仿佛仍在历史深处奏响着黄钟大吕。


 

 

盲眼“乐圣”师旷，以“自盲求道”叩开音乐至境，以琴为刃、“犯颜直谏”守护家国，借“炳烛之明”传递劝学之智，凭“舌战王储”破外交难题，晚年更将雅乐播撒民间，用一生的赤诚与才华，写就了一曲以乐治国、心系苍生的春秋传奇。

 

参考文献：

1、（春秋）左丘明撰：《左传》，北京：中华书局，1980.
2、（春秋）左丘明撰：《国语》，北京：中华书局,2017.

3、（战国）韩非著：《韩非子》，北京：中华书局，2010.

4、（战国）吕不韦著：《吕氏春秋》，北京：中华书局,2022.

5、（西汉）刘向辑：《说苑》，北京：中华书局，1987.

6、（雍正）余世堂修，董维等纂：《洪洞县志》，清雍正九年（1731）刻本.

7、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8、昶国伟.乐圣传奇：师旷的春秋华章[J].文史月刊,2025,(02):12-20.

9、贺亚妮.晋国师旷的历史文献概要及六则音乐史料汇考[D].山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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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文青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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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400 字
阅 读 需 要 18 分钟

在华北与东北的交界处，一座恢宏的皇家园林静卧于武烈河西岸的谷地之中，它不仅是清代帝王避暑的胜地，更是清王朝政治、军事与民族关系的缩影。这座园林，便是承德避暑山庄。


而这座山庄，也和清王朝一起，历经了盛世的辉煌与末世的沧桑。


为什么选中这里


清初，避暑山庄所处位置无汉语地名，蒙古语称“哈仑告鲁”，汉译为“热河上营”，与下游约五公里处另一聚居区“热河下营”对应。“热河”一词是当地居民对今承德市武烈河的俗称，因武烈河上源及沿流“多热泉，冬亦无冰”而得名。当时，热河流域并未得到有效开发，尚处于较原始的状态，是“名号不掌于职方，形胜无闻于地志”的“自古塞外荒略之区”。



而这一块“塞外荒略之区”的命运转折点，出现在康熙四十年（1701）。


这一年，康熙自北京启程赴遵化马兰峪祭拜孝陵，沿途停留十日。路线从出息烽口经中六沟、七沟、喀喇河屯、两间房，入古北口回京，自七沟行至喀喇河屯，须经过“哈仑告鲁”也就是“热河上营”。据《康熙起居注册》记载，当时的热河上营“山林郁叠，河瞰环抱，热泉涌流，水面无冰”，想必康熙对这里的环境是比较满意的，第二年又去了热河上营，并驻扎28天之久。


第二次驻扎热河上营，康熙开始考虑在这里修建行宫的可能性。


清军入关并定都北京以后，一度对北京的炎夏气候很不适应。顺治七年（1650），摄政王多尔衮就曾因“京城建都年久，地污水碱，春秋冬三季犹可居止，至于夏月，褥暑难堪”提出修建行宫避暑的主张。康熙时，为镇压蒙古叛乱，康熙多次北巡，同时也在蒙古草原设立木兰围场以训练军队、固边守防。从京城到围场，需要休息补给，修建行宫成为必需。



而热河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建造行宫，本质上还是为了对抗蒙古、沙俄等潜在威胁，因此，选址尤为看重地利。朝鲜驻大清朝陪臣柳得恭曾说：


窃观热河形势，其左通辽沈，右引回回，北压蒙古，南制天下，此康熙皇帝之苦心。


如在热河建行宫，对沟通东北与内外蒙古，用兵中俄边境，接连西北蒙、回各部，向南控制中原，皆有好处。皇帝在此避暑消夏，日常政务仍需处理，因此好的地理位置尤其重要。热河上营虽然地处塞外，却“道近神京”，“章奏朝发夕至，往还无过两日”，康熙驻扎此地时“综理万几，与宫中无异”。



其次，皇家园林选址素来讲究“师法自然，巧借山水”，而热河上营一带恰得天地之灵秀。这里群峰环抱如屏，清流蜿蜒似带，烟岚缭绕间尽显蔚然深秀之姿。其山势有北国雄浑之气魄，水韵又得江南婉约之灵秀，南北风韵在此奇妙交融，形成独一无二的景观格局。


如此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不仅为营造大型皇家园林提供了绝佳的自然基底，更暗合“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造园至境。山川形胜既可因势利导，又能借景成趣，使工程营造事半功倍。


另外，热河一带在清初尚属人迹罕至之地，远离繁华市井，既无密集民居，亦少农耕田舍。在此营造行宫，既能避开百姓聚居区，又不会因工程兴建而损毁农田屋舍，可谓“不扰民、不伤农”的理想选址。



考虑周全后，康熙四十一年（1702）七月，康熙下令营建热河行宫，对热河上营“差官划界布桩，此后禁断行猎、放牧”，并“著于山东、直隶招延工役，近于围场伐运木植，兹地选山采石，预修窑场”。


次年年初，工部、内务府相关人士齐集热河下营，测量、绘画、构图、设计，各司其职，同时根据“省输辘之劳，宜就地取材”之旨意，开始备料采办事宜。康熙四十二年七月丁卯（1703年9月4日），热河行宫正式奠基开工，此时仍名“热河上营”。


热河行宫的修建持续了五年，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在官方档案中由“热河上营”改称“热河行宫”。修成三年后，康熙对其“胜境总观细赏”，遂有感而发，赐行宫名“避暑山庄”，并作《御制避暑山庄诗》三十六首，钦此核心景观共三十六景。乾隆即位后，对避暑山庄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吸收江南园林特色，增建宫殿和多处精巧的大型园林建筑。乾隆仿其祖父康熙，以三字为名又题了“三十六景”，合称为避暑山庄七十二景。



避暑之外，还有多功能


避暑山庄除了供皇帝游玩赏乐，还有一个重要职责，那就是作为民族团结和国家政治舞台。它不仅是清王朝处理民族事务的核心场所，更是其宗教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心。


从康熙至乾隆，避暑山庄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悠久历史。这座塞外行宫常年接待着来自边疆各地的少数民族首领，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高山族等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经常在避暑山庄拜见清朝皇帝。清廷为此创设了“年班”制度，各少数民族上层按既定次序轮流入觐。



其中，由于清朝与蒙古一向有“满蒙一家”的特殊联盟关系，蒙古王公不仅入觐频率最高，接待规格也十分隆重。


乾隆十九年（1754）夏，避暑山庄迎来了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盛会。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部首领策凌、策凌乌巴什、策凌孟克（史称“三策凌”）率部众万余归附清廷，乾隆在此举行了隆重的接见仪式。



三策凌归顺的原因，在于不满准噶尔蒙古的分裂统治。自17世纪末，准噶尔汗国在噶尔丹率领下崛起于西域，成为清朝西北边疆的最大威胁。康熙曾三次亲征，虽在乌兰布通（1690）、昭莫多（1696）等战役中获胜，却未能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雍正时期，清军更在和通泊之战（1731）中遭遇惨败，被迫与准噶尔议和。


至乾隆初年，准噶尔内部权力斗争加剧。达瓦齐篡夺汗位后，对杜尔伯特等部横征暴敛，导致各部离心。三策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乾隆十八年（1753）毅然率部东迁归清。他们的归附不仅削弱了准噶尔势力，更让乾隆有获得准噶尔内部一手情报的机会。


乾隆敏锐把握这一契机，调拨大量牛羊、粮食妥善安置归附部众，并编设旗盟，任命策凌为盟长，策凌乌巴什为副盟长。在澹泊敬诚殿的接见中，乾隆帝分别册封三人为亲王、郡王和贝勒，并连续五日于山庄内万树园设宴款待，邀请青海、喀尔喀等地王公作陪，席间还安排了盛大的烟火表演。



同年冬天，乾隆于避暑山庄又接见了归附的厄鲁特蒙古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一行，破格册封阿睦尔撒纳为亲王，其部将讷墨库、班珠尔为郡王，其余头领也分别授予贝勒、贝子等爵位，以示优抚。


通过此前“三策凌”与此次阿睦尔撒纳的详细奏报，乾隆深入掌握了准噶尔内部权力斗争、民生凋敝的真实情况。在军机大臣的协助下，乾隆果断调整了军事部署，将原定次年四月的出兵计划提前至二月，以抓住冬季游牧部落休整、难以快速集结的战机。第二年，也就是乾隆二十年（1755），乾隆调集五万兵、十四万匹马，派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萨喇勒为定边右副将军，分两路向准噶尔进攻。此次进攻大获全胜，为后来清军彻底平定准噶尔割据势力奠定了重要基础。


除北方少数民族外，来自台湾的原住民，也定期前往避暑山庄朝觐。康熙二十三年（1683），康熙皇帝派施琅将军收复台湾后，在岛上设立一府三县，归福建省管理。到了乾隆时期，每年都有台湾原住民头目带着贡品朝见皇帝。


乾隆五十五年（1790）七月，台湾原住民12位首领来到热河，参加了乾隆80岁寿辰庆典。朝鲜使臣柳得恭在《滦阳录》中详细记录了他们的穿着打扮：


台湾北路狮仔社怀目怀、中路多萝大补社投旺、南路望子立社均力力等，皆剪短发，着绿色长衣，外穿红短衣，缘以金线缎；冠前后詹崛起，龌龊，画云纹，正中加穹窿。梁列插鸡羽，冠左右悬小铜铃各三，行步叮当响。项悬木牌，一面画其所居社名。


乾隆十分重视和台湾的交往，专门派人迎接。回去时还派官员护送。路上有位首领不幸染上天花去世，乾隆还特意命人准备棺材，将遗体送回台湾。


另外，作为清代重要的宗教活动中心，避暑山庄周边兴建了规模宏大的外八庙建筑群，其中，普宁寺仿西藏桑耶寺而建，普陀宗乘之庙则取意布达拉宫，成为联结清廷与蒙藏地区的宗教纽带。乾隆四十五年（1780），西藏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不远万里东行觐见，在须弥福寿之庙举行为皇帝祝寿的法会，数万僧众齐聚诵经，盛况空前。山庄内的永佑寺作为皇家寺院，每逢重大节庆都会举行满、汉、蒙、藏多民族共同参与的祈福仪式。这些宗教建筑与活动，不仅满足了各民族的信仰需求，更通过藏传佛教这一共同信仰，强化了边疆地区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


面向世界


在团结国内力hao量之外，避暑山庄也是清朝对外观察的一个重要窗口。



乾隆五十八年（1793）八月初三，英国使团在马戛尔尼率领下抵达热河，乾隆皇帝在御幄蒙古包举行的庆典上，接见了英国使团。英使向乾隆递交国书，赠送礼品。据使团秘书斯当东记载，乾隆乘坐十六人抬的肩舆抵达，仪仗队“鼓乐开道，十分煊赫”。马戛尔尼以单膝跪地礼（而非清廷要求的三跪九叩）呈递英王国书，乾隆未当场阅读，仅将信转交大臣。


马戛尔尼在回忆录中特别描述了乾隆皇帝的外貌：


“身材匀称，约五英尺七英寸高，虽年逾八旬，但精神矍铄，目光炯炯有神。”


仪式结束后，乾隆赐予使团成员大量御用瓷器、丝绸和玉器，其中一件精美的珐琅怀表后被马戛尔尼赠予英王。



紧接着，使团参加了万树园举行的盛大的蒙古包宴，游览了山庄湖景和外八庙。宴会现场搭建了数十座装饰华丽的蒙古包，其中主帐“直径逾十丈，内铺精美地毯，陈设金银器皿”。使团成员注意到，宴会采用满蒙特色的分餐制，每道菜肴均盛放在精致的掐丝珐琅食器中，由太监跪奉。马戛尔尼特别记录了烤全羊这道主菜：


“整羊烤至金黄，由侍卫以银刀分割，香气四溢。”


席间还表演了满族传统的“庆隆舞”和蒙古摔跤。湖区景色也被称赞“完美融合了人工匠心与自然野趣，处处体现着中国文人的审美情趣”。



然而，使团也同时注意到避暑山庄内外的种种反差。避暑山庄“壮丽宏伟”，而热河城街道却“弯曲不平，尘埃满地”，普通百姓“蜗居低劣草舍”。此次英使访华，意图打开中国门户，开拓中国市场，然而这企图开拓东方贸易市场的构想，并没有实现。乾隆在《赐英吉利国王敕书》中“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的论断，固然展现了帝国的自信，但也凸显了当时对世界局势的认知局限和闭关自守的心态。


命运的阴影


短短几十年后，在避暑山庄的皇帝们，与他们眼中的“西夷”地位就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乾隆之后，因国力逐渐衰落，皇帝对巡幸山庄的热情也消减了不少，避暑山庄也失去了康乾盛世时的辉煌地位。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道光在内忧外患下，再无远行避暑的兴致。



直到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陷通州八里桥，北京城门户洞开，避暑山庄因位于京外侥幸逃过战火，成为可以躲避的选择后，才迎来空置四十年的第一位皇帝。


咸丰携后妃、亲王及军机大臣仓皇北狩，经密云、古北口，抵达避暑山庄。联军入京后，纵火焚烧圆明园，浓烟蔽日三日不绝。消息传至热河，咸丰及随行皇亲、官员大为悲痛。恭亲王奕䜣留守北京与英法谈判，每日奏报山庄，《北京条约》的条款逐日拟定。



10月24日，条约正式签署的前夜，咸丰在澹泊敬诚殿召见群臣，尽管百般不愿，但现实已无法挽回，《北京条约》就此签订。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咸丰帝病逝于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西暖阁，临终前召见肃顺等八大臣，“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著派肃顺等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然而慈禧太后以“承德密道传递消息”，联合恭亲王奕䜣发动辛酉政变。同年十月，清廷颁布谕旨：


“热河避暑山庄停止巡幸已四十余年，所有殿亭各工日久未修……著即停止工程。”


避暑山庄停止维修后，逐步荒芜。


八国联军入侵后，故宫宝物损失不少，慈禧便下令将山庄珍宝运京充库。这之后，避暑山庄愈加无人问津，在接连的战火中惨遭破坏，期间大量珍宝遗失流落，数不胜数。侵华日军占领河北后，更对其中残存宝物大肆掠夺。直到新中国成立，这座饱经沧桑的皇家园林才迎来新生。



如今，经过几十年细心修复的避暑山庄已重焕光彩，它也不再是皇家贵族的专享，而是一座承载历史记忆、面向公众开放的文化宝库。通过持续的科学修复和合理的景区建设，这座古老的皇家园林正以崭新的面貌迎接着八方来客，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继续讲述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故事。


参考资料：

1.赵尔巽：《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6．

2.《清世祖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

3.袁森坡：《避暑山庄与外八庙》，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

4.王思治.从避暑山庄说“康乾盛世”——兼论布尔尼之叛与山庄的兴建[J].清史研究,1993,(02):1-9.

5.刘玉文.康熙皇帝与避暑山庄──读清圣祖《御制避暑山庄记》札记[J].清史研究,1998,(02):115-119.

6.刘玉文.避暑山庄初建时间及相关史事考[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04):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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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李宁馨
编辑 | 胡心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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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徐沁（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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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900 字
阅 读 需 要 12 分钟


“赐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艺；教子一艺，不如赐子好名。”这句话道出了姓名在传统文化中的深刻分量。今人取名，常随世风流转，从早年的“建国”“建军”，到如今的“子轩”“浩然”，无不映照出时代的印记。其实古人更是如此——从秦汉时期的 “食其”“去病”，到宋代的 “希孔”“尧卿”，再到明朝的“妙”字辈姑娘，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爆款名。



这些名字背后藏着古人的小心思：要健康、要功名、要忠义，还要赶时髦。每一个高频出现的名字背后，都藏着一段鲜活的历史故事与鲜明的精神追求。


先秦秦汉

烽火中淬炼，祛病消灾的祈盼


战国烽烟与秦末乱世，将“生存” 与 “忠义” 刻进了时人的骨髓，这两种诉求在人名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食其” 二字，在古音中与“嗣基” 相近，暗含 “继承基业”“坚守根本” 之意，堪称先秦秦汉版的 “建国”，在当时的政治军事舞台上高频出现。


陈留高阳人郦食其，年过六旬仍怀揣报国之志，当刘邦兵临陈留时，他拄着拐杖主动求见。面对刘邦的轻慢，郦食其以雄辩之才剖析天下大势，提出夺取陈留的妙计，最终助刘邦获得粮草辎重，为西进关中奠定了基础。《史记》载他“好读书，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业”，却始终坚守 “士为知己者死” 的信念，后来在出使齐国时，因韩信突袭齐地，为保全信义慨然赴死。


 


同在刘邦阵营的审食其，早年侍奉刘邦之妻吕雉，在刘邦征战天下时，始终随侍吕雉左右，深得信任。汉高祖六年（201），审食其被封为辟阳侯，后在吕氏专权时期官至左丞相。尽管后世对其评价多有争议，但“食其” 二字所承载的 “忠诚侍主” 的内涵，在他身上同样得到了体现。




到了汉武帝时期，“食其” 之名仍在延续，将军赵食其便是例证。他曾随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在漠北之战中屡立战功，后因迷路失期被判死刑，赎为庶人。这位武将的人生起伏，同样印证了“食其” 所代表的忠义精神在秦汉军事领域的深远影响。




与“食其” 系列的忠义内涵不同，“去病”“去疾” 等名字，则直白地表达了古人对健康长寿的渴望。


秦代丞相冯去疾，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位列三公，与李斯、冯劫共同辅佐二世。他名叫 “去疾”，寄托着远离疾病的朴素愿望，却终究难敌时代的洪流——当时秦朝已病入膏肓，回天乏术。民变爆发后，冯去疾因劝谏秦二世停止修建阿房宫而被下狱，最终自杀身亡，名字中的美好期许与现实的残酷形成了讽刺的对照。




汉代的霍去病，无疑是“去病” 系列中最耀眼的人物。这位少年将军17岁随卫青出征，率八百轻骑深入大漠，斩获匈奴两千余人，被封为冠军侯；19岁指挥河西之战，歼敌四万，打通丝绸之路；21岁率军直抵狼居胥山，成就 “封狼居胥” 的千古佳话。然而天妒英才，霍去病24岁便英年早逝，这个承载着健康祈愿的名字，终究没能留住这位战神的生命，只留下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的悲壮誓言。


刘邦麾下的曹无伤，名字中同样带着“去灾避祸” 的意味。作为刘邦的左司马，他却在鸿门宴前向项羽告密，试图邀功请赏，最终被刘邦诛杀。“无伤” 之名，与其背主求荣的行径形成强烈反差，成为历史上一个耐人寻味的注脚。


两汉魏晋

从保家卫国，到玄学清谈


汉代的边疆烽火，催生了一批充满尚武精神的名字，“破奴” 二字，堪称武将“标配” 。


汉武帝时期的赵破奴，早年曾沦为匈奴俘虏，后逃归汉朝，凭借对匈奴的了解屡建奇功。史载他“尝亡入匈奴，已而归汉”，这种特殊经历让他对 “破奴” 二字有着更深的体悟 ——既是对匈奴的军事打击，也是对自身屈辱经历的超越。




与“破奴” 相比，“充国”“定国”“安国” 等名字，更侧重于对国家安定的期盼。西汉名将赵充国，历经武帝、昭帝、宣帝三朝，在平定羌族叛乱中功勋卓著。他提出的“屯田策”，不仅解决了边疆军粮问题，更促进了民族融合，其名字 “充国”（意为充实国家，使国家更强大，担当国家栋梁）与他的治国方略完美契合。汉宣帝曾称赞他 “万邦咸服，靡有兵革之事”，这份评价恰是对其名字内涵的最佳诠释。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代之一，政治动荡，生命无常，加之士族子弟不必埋头苦读经学，转而以清谈、品鉴人物、艺术创作彰显身份。上行下效，魏晋风度造就了截然不同的命名潮流。此时频繁出现的 “秀” 字名，带着玄学清谈的飘逸，如同那个时代的文人风骨，又几分狂放与不羁。




向秀作为“竹林七贤” 之一，以注《庄子》闻名于世。在嵇康被司马昭杀害后，向秀被迫出仕，却始终坚守内心的淡泊，其《思旧赋》字里行间满是对故友的怀念，展现了“秀” 字背后的真性情。


地图学家裴秀，被誉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他所创的 “制图六体” 对后世影响深远。其名字 “秀”，不仅指才华出众，更暗含 “经世致用” 的抱负。在西晋政权更迭中，裴秀始终以学问辅佐朝政，成为玄学盛行时代少有的务实学者。


更有趣的是，西晋同时期竟出现了两位名为 “孙秀” 的人物。一位是东吴宗室，后归降西晋；另一位是赵王司马伦的亲信，在“八王之乱” 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两位 “孙秀”，一忠一奸，一贤一佞，却共享同一个名字，成为西晋社会复杂多元的生动写照。



唐宋

崇文尚德，追慕圣贤


进入唐代，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和儒家思想的深入人心，人名逐渐成为彰显伦理道德的载体，“仁义礼智信” 系列名字大行其道。


狄仁杰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据《旧唐书》记载，他任大理寺丞时，一年审理案件一万七千余起，无一人诉冤。武则天称他为“国老”，在他去世后感叹：“朝堂空矣！”这位被后世誉为“东方福尔摩斯”的名臣，真正践行了名字中的“仁”字。他善于断案的故事，在敦煌出土的《狄公案》写本中就有生动记载。



战功赫赫的将领裴行俭，名字取自《论语》“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与 “俭以养德” 的教诲，恰如其分地概括了他 “文武兼修、廉俭奉公” 的一生。


程咬金（程知节）的名字变迁，更能体现唐代伦理对人名的影响。他早年以勇猛著称，在瓦岗寨起义中崭露头角，后归顺唐朝，成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咬金” 之名充满草莽气息，而“知节”则取自“知礼节、守节操”的儒家思想，这种改名行为，折射出唐代社会对文人武将兼具伦理修养的期许。



杨国忠与李德裕，则从正反两面演绎了“忠”“德”二字的内涵。杨国忠凭借杨贵妃的裙带关系权倾朝野，但其“忠”名之下，却是结党营私、祸国殃民的行径，最终在安史之乱中被乱兵所杀，成为“名不副实”的典型。而李德裕作为晚唐名相，在“牛李党争”中坚守立场，推行改革，辅佐唐武宗开创“会昌中兴”，其名字“德裕”（德行充裕）与其政绩相得益彰，成为唐代“德政”思想的践行者。


宋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期，理学兴起，社会崇文尚德。以圣贤为名的风尚，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对道德修养的重视。“希文”“希尧”“舜卿”等名字应运而生，成为文人雅士的身份标识。



范仲淹（字希文）的一生堪称士大夫典范。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流传千古。宝元年间，他在西北戍边时，改革军制，发展生产，羌人亲切地称他为“龙图老子”。这位心系天下的贤臣，确实不负“希文”之字。他的《岳阳楼记》不仅是文学经典，更是中国士人精神的写照。


宋代的“圣贤系列”名字，不仅流行于男性，女性中也偶有体现。理学家朱熹的女儿名“朱兑”，“兑” 在《周易》中代表 “少女”，同时暗含“效法兑卦之德，刚中而柔外”的期许，这种将圣贤之道与女性品德相结合的命名方式，反映了理学对社会各阶层的深远影响。




释道“妙”用

温婉贤淑的女性取名典范


明代虽然距宋代已远，但文化上仍有延续。“妙”字辈名字的流行，展现了传统文化中对女性美德的期待。


明代女性的“妙”字名，带着佛教文化的空灵与柔美。“妙”字在佛教中意为“精微奥妙”，如 “妙法莲华经”“妙音菩萨”等，随着明代佛教的世俗化，这一词汇逐渐融入女性命名中。



明代名臣王鏊的家族女性，堪称“妙”字名的典型代表。据《震泽集》记载，其祖母叶妙贤虽为女子，却通晓经史，悉心教导孙儿，培养出了这位“吴中四才子”之一的杰出人物。祖母叶妙贤、母亲叶妙澄，名字中的“贤”“澄”与“妙”结合，既体现了佛教的“贤善”“澄明”思想，又符合传统女性的品德要求。王鏊的五个女儿中，妙清、妙隆、妙员三位的名字，更是将佛教意境与家庭期盼融为一体——“清”取“清净无染”之意，“隆”含“福泽兴隆”之愿，“员”则与“圆” 通，象征“圆满吉祥”。这种几代人延续使用“妙”字的现象，反映了佛教文化在明代家庭伦理中的深度渗透。



明代著名女医谈允贤，虽未以“妙”为名，但其《女医杂言》中记载了许多名为“妙真”“妙善”的女性患者，侧面印证了“妙”字名在当时的流行程度。这些名字不仅是个人身份的标识，更是佛教信仰与世俗生活相互融合的见证。



看完这些爆款名字，不得不感叹历史是个轮回。霍去病的英武、狄仁杰的仁德，范仲淹的忧乐情怀——每个名字都是个微型历史剧本，承载着中华民族最珍贵的文化基因。所以下次遇到叫“子涵”的小朋友，别急着吐槽，说不定千年后，历史学家会发现：“21世纪初叶，中国曾出现大规模以“子涵”命名的现象，据史料记载……”那画面，想想就妙不可言。在品味这些名字时，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文字之美，更是我们对美好品德的永恒追求。


参考资料：

《古人名字解诂》吉常宏、吉发涵合著，商务印书馆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林生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张斌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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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9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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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艺；教子一艺，不如赐子好名。”这句话道出了姓名在传统文化中的深刻分量。今人取名，常随世风流转，从早年的“建国”“建军”，到如今的“子轩”“浩然”，无不映照出时代的印记。其实古人更是如此——从秦汉时期的 “食其”“去病”，到宋代的 “希孔”“尧卿”，再到明朝的“妙”字辈姑娘，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爆款名。



这些名字背后藏着古人的小心思：要健康、要功名、要忠义，还要赶时髦。每一个高频出现的名字背后，都藏着一段鲜活的历史故事与鲜明的精神追求。


先秦秦汉

烽火中淬炼，祛病消灾的祈盼


战国烽烟与秦末乱世，将“生存” 与 “忠义” 刻进了时人的骨髓，这两种诉求在人名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食其” 二字，在古音中与“嗣基” 相近，暗含 “继承基业”“坚守根本” 之意，堪称先秦秦汉版的 “建国”，在当时的政治军事舞台上高频出现。


陈留高阳人郦食其，年过六旬仍怀揣报国之志，当刘邦兵临陈留时，他拄着拐杖主动求见。面对刘邦的轻慢，郦食其以雄辩之才剖析天下大势，提出夺取陈留的妙计，最终助刘邦获得粮草辎重，为西进关中奠定了基础。《史记》载他“好读书，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业”，却始终坚守 “士为知己者死” 的信念，后来在出使齐国时，因韩信突袭齐地，为保全信义慨然赴死。


 


同在刘邦阵营的审食其，早年侍奉刘邦之妻吕雉，在刘邦征战天下时，始终随侍吕雉左右，深得信任。汉高祖六年（201），审食其被封为辟阳侯，后在吕氏专权时期官至左丞相。尽管后世对其评价多有争议，但“食其” 二字所承载的 “忠诚侍主” 的内涵，在他身上同样得到了体现。




到了汉武帝时期，“食其” 之名仍在延续，将军赵食其便是例证。他曾随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在漠北之战中屡立战功，后因迷路失期被判死刑，赎为庶人。这位武将的人生起伏，同样印证了“食其” 所代表的忠义精神在秦汉军事领域的深远影响。




与“食其” 系列的忠义内涵不同，“去病”“去疾” 等名字，则直白地表达了古人对健康长寿的渴望。


秦代丞相冯去疾，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位列三公，与李斯、冯劫共同辅佐二世。他名叫 “去疾”，寄托着远离疾病的朴素愿望，却终究难敌时代的洪流——当时秦朝已病入膏肓，回天乏术。民变爆发后，冯去疾因劝谏秦二世停止修建阿房宫而被下狱，最终自杀身亡，名字中的美好期许与现实的残酷形成了讽刺的对照。




汉代的霍去病，无疑是“去病” 系列中最耀眼的人物。这位少年将军17岁随卫青出征，率八百轻骑深入大漠，斩获匈奴两千余人，被封为冠军侯；19岁指挥河西之战，歼敌四万，打通丝绸之路；21岁率军直抵狼居胥山，成就 “封狼居胥” 的千古佳话。然而天妒英才，霍去病24岁便英年早逝，这个承载着健康祈愿的名字，终究没能留住这位战神的生命，只留下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的悲壮誓言。


刘邦麾下的曹无伤，名字中同样带着“去灾避祸” 的意味。作为刘邦的左司马，他却在鸿门宴前向项羽告密，试图邀功请赏，最终被刘邦诛杀。“无伤” 之名，与其背主求荣的行径形成强烈反差，成为历史上一个耐人寻味的注脚。


两汉魏晋

从保家卫国，到玄学清谈


汉代的边疆烽火，催生了一批充满尚武精神的名字，“破奴” 二字，堪称武将“标配” 。


汉武帝时期的赵破奴，早年曾沦为匈奴俘虏，后逃归汉朝，凭借对匈奴的了解屡建奇功。史载他“尝亡入匈奴，已而归汉”，这种特殊经历让他对 “破奴” 二字有着更深的体悟 ——既是对匈奴的军事打击，也是对自身屈辱经历的超越。




与“破奴” 相比，“充国”“定国”“安国” 等名字，更侧重于对国家安定的期盼。西汉名将赵充国，历经武帝、昭帝、宣帝三朝，在平定羌族叛乱中功勋卓著。他提出的“屯田策”，不仅解决了边疆军粮问题，更促进了民族融合，其名字 “充国”（意为充实国家，使国家更强大，担当国家栋梁）与他的治国方略完美契合。汉宣帝曾称赞他 “万邦咸服，靡有兵革之事”，这份评价恰是对其名字内涵的最佳诠释。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代之一，政治动荡，生命无常，加之士族子弟不必埋头苦读经学，转而以清谈、品鉴人物、艺术创作彰显身份。上行下效，魏晋风度造就了截然不同的命名潮流。此时频繁出现的 “秀” 字名，带着玄学清谈的飘逸，如同那个时代的文人风骨，又几分狂放与不羁。




向秀作为“竹林七贤” 之一，以注《庄子》闻名于世。在嵇康被司马昭杀害后，向秀被迫出仕，却始终坚守内心的淡泊，其《思旧赋》字里行间满是对故友的怀念，展现了“秀” 字背后的真性情。


地图学家裴秀，被誉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他所创的 “制图六体” 对后世影响深远。其名字 “秀”，不仅指才华出众，更暗含 “经世致用” 的抱负。在西晋政权更迭中，裴秀始终以学问辅佐朝政，成为玄学盛行时代少有的务实学者。


更有趣的是，西晋同时期竟出现了两位名为 “孙秀” 的人物。一位是东吴宗室，后归降西晋；另一位是赵王司马伦的亲信，在“八王之乱” 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两位 “孙秀”，一忠一奸，一贤一佞，却共享同一个名字，成为西晋社会复杂多元的生动写照。



唐宋

崇文尚德，追慕圣贤


进入唐代，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和儒家思想的深入人心，人名逐渐成为彰显伦理道德的载体，“仁义礼智信” 系列名字大行其道。


狄仁杰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据《旧唐书》记载，他任大理寺丞时，一年审理案件一万七千余起，无一人诉冤。武则天称他为“国老”，在他去世后感叹：“朝堂空矣！”这位被后世誉为“东方福尔摩斯”的名臣，真正践行了名字中的“仁”字。他善于断案的故事，在敦煌出土的《狄公案》写本中就有生动记载。



战功赫赫的将领裴行俭，名字取自《论语》“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与 “俭以养德” 的教诲，恰如其分地概括了他 “文武兼修、廉俭奉公” 的一生。


程咬金（程知节）的名字变迁，更能体现唐代伦理对人名的影响。他早年以勇猛著称，在瓦岗寨起义中崭露头角，后归顺唐朝，成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咬金” 之名充满草莽气息，而“知节”则取自“知礼节、守节操”的儒家思想，这种改名行为，折射出唐代社会对文人武将兼具伦理修养的期许。



杨国忠与李德裕，则从正反两面演绎了“忠”“德”二字的内涵。杨国忠凭借杨贵妃的裙带关系权倾朝野，但其“忠”名之下，却是结党营私、祸国殃民的行径，最终在安史之乱中被乱兵所杀，成为“名不副实”的典型。而李德裕作为晚唐名相，在“牛李党争”中坚守立场，推行改革，辅佐唐武宗开创“会昌中兴”，其名字“德裕”（德行充裕）与其政绩相得益彰，成为唐代“德政”思想的践行者。


宋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期，理学兴起，社会崇文尚德。以圣贤为名的风尚，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对道德修养的重视。“希文”“希尧”“舜卿”等名字应运而生，成为文人雅士的身份标识。



范仲淹（字希文）的一生堪称士大夫典范。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流传千古。宝元年间，他在西北戍边时，改革军制，发展生产，羌人亲切地称他为“龙图老子”。这位心系天下的贤臣，确实不负“希文”之字。他的《岳阳楼记》不仅是文学经典，更是中国士人精神的写照。


宋代的“圣贤系列”名字，不仅流行于男性，女性中也偶有体现。理学家朱熹的女儿名“朱兑”，“兑” 在《周易》中代表 “少女”，同时暗含“效法兑卦之德，刚中而柔外”的期许，这种将圣贤之道与女性品德相结合的命名方式，反映了理学对社会各阶层的深远影响。




释道“妙”用

温婉贤淑的女性取名典范


明代虽然距宋代已远，但文化上仍有延续。“妙”字辈名字的流行，展现了传统文化中对女性美德的期待。


明代女性的“妙”字名，带着佛教文化的空灵与柔美。“妙”字在佛教中意为“精微奥妙”，如 “妙法莲华经”“妙音菩萨”等，随着明代佛教的世俗化，这一词汇逐渐融入女性命名中。



明代名臣王鏊的家族女性，堪称“妙”字名的典型代表。据《震泽集》记载，其祖母叶妙贤虽为女子，却通晓经史，悉心教导孙儿，培养出了这位“吴中四才子”之一的杰出人物。祖母叶妙贤、母亲叶妙澄，名字中的“贤”“澄”与“妙”结合，既体现了佛教的“贤善”“澄明”思想，又符合传统女性的品德要求。王鏊的五个女儿中，妙清、妙隆、妙员三位的名字，更是将佛教意境与家庭期盼融为一体——“清”取“清净无染”之意，“隆”含“福泽兴隆”之愿，“员”则与“圆” 通，象征“圆满吉祥”。这种几代人延续使用“妙”字的现象，反映了佛教文化在明代家庭伦理中的深度渗透。



明代著名女医谈允贤，虽未以“妙”为名，但其《女医杂言》中记载了许多名为“妙真”“妙善”的女性患者，侧面印证了“妙”字名在当时的流行程度。这些名字不仅是个人身份的标识，更是佛教信仰与世俗生活相互融合的见证。



看完这些爆款名字，不得不感叹历史是个轮回。霍去病的英武、狄仁杰的仁德，范仲淹的忧乐情怀——每个名字都是个微型历史剧本，承载着中华民族最珍贵的文化基因。所以下次遇到叫“子涵”的小朋友，别急着吐槽，说不定千年后，历史学家会发现：“21世纪初叶，中国曾出现大规模以“子涵”命名的现象，据史料记载……”那画面，想想就妙不可言。在品味这些名字时，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文字之美，更是我们对美好品德的永恒追求。


参考资料：

《古人名字解诂》吉常宏、吉发涵合著，商务印书馆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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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张斌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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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击的士族

旁落的皇权

跨越五百年的权力对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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