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0ed230913fd4d37cc5d6377e92138f2a484317e1 Mon Sep 17 00:00:00 2001 From: CrazyJasonwell Date: Sun, 6 Jul 2025 22:59:58 +0800 Subject: [PATCH] vault backup: 2025-07-06 22:59:58 --- .obsidian/plugins/rss-reader/data.json | 22 ++++++++++++++++++++++ 1 file changed, 22 insertions(+) diff --git a/.obsidian/plugins/rss-reader/data.json b/.obsidian/plugins/rss-reader/data.json index e7544264..e5a363f9 100644 --- a/.obsidian/plugins/rss-reader/data.json +++ b/.obsidian/plugins/rss-reader/data.json @@ -315,6 +315,28 @@ "image": null, "description": "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原名《文史参考》，“真相、趣味、良知”，为学术界搭建话语平台，为新锐者提供思想阵地，为文史爱好者营造精神家园。", "items": [ + { + "title": "在古代，急行军一天一夜能走多少里？", + "description": "


本 文 约 3700 字

阅 读 需 要 12 分 钟 


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鞑靼部首领俺达汗在久围大同不克之后，移寇东去，自古北口长驱，杀掠怀柔、顺义吏民无算，明军一触即溃，立营于潞河东二十里之孤山（今通州东北）、汝口等处，兵锋直指京畿，京师戒严。

彼时的大明京师，自土木堡之变后久未遭兵祸，嘉靖皇帝急忙下令各镇边军入京畿勤王，此时的明军边帅仇鸾在居庸关暂住听征，当俺达突袭进入京畿后，仇鸾听诏八月十七日（戊寅）从居庸关出发，八月十八日（己卯）抵达通州列阵，仅仅一天一夜，急行约莫150里（此为明里计数，1明里为180丈，约莫现代560米），救援速度之快让嘉靖皇帝都感到十分惊喜。


那么，昼夜奔袭150里的急行军，在古代军队中是否很难实现，古代的急行军一天大多能走多少里？


困难重重：被制约的行军速度


“所谓踵军者，去大军百里，期于会地，为三日熟食，前军而行，为战合之表。”
                                               ——《尉缭子》

在先秦时期的兵法著作《尉缭子》中，记述了那个时代真实的行军速度，步兵日行仅为30-40里速度。虽然军事科技和道路条件在不断发展，但是自秦汉到明清，关于行军速度这一方面，一直没能取得太大的进步，《尉缭子》中提到的行军速度，也是古代军队普遍的速度，要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从古代行军条件身上说起。

军队规模、道路系统以及辎重补给，都是决定军队行军速度的重要因素，但这些条件在古代都饱受制约。


在古代，道路条件相对十分恶劣，一支庞大的军队行进时会面临诸多困难。而行军速度的快慢往往取决于其中最慢的部分，也就是辎重运输的速度。古代行军辎重的运输一般使用车辆、驮马，位于军队的后方，当辎重部队行进时，道路已然经过大部队踩踏，更加崎岖难行，势必会拖累行军的整体速度。

除此之外，行军路上的各种防护、探查等必要的安全措施，也会显著延缓军队的行进速度。

在影视剧中，士兵们甲胄齐整地行军是常见的场景，但在古代战场上，这种情况却很少出现。古代的甲胄重量很大，即便是明清时期流行起来的、因较为轻便而被推广的布面甲，也有20多斤的重量（《明会典》：“造甲，每副重二十四斤至二十五斤……”），加上其他的武器装备，长途行军对于士兵的体力会是一个不小的消耗。因而，古代的士兵并不会穿着盔甲行军，一般行军中，盔甲通常由牲畜或民夫驮着。至于兵士，则需要尽量节省行军中的体力以保证在肉搏战中能拼尽全力。


古代士兵在行军时不穿盔甲，也是偷袭战术屡屡奏效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旦遭遇突袭，未穿甲胄的军队往往会在装备精良的敌军面前遭受单方面的屠杀，结果自然是大败亏输。所以，如何防备敌军的偷袭十分考验古代将领的能力，通过游骑、侦骑等散布四方，从而来侦察敌情是否有埋伏成为防范偷袭的主要手段。

以明朝为例，明军中的塘报骑兵就是专门执行防范偷袭、探查敌情、汇报信息这类任务的。当军队开拔离开营寨之后，明军塘骑就要外出侦查。塘骑以塘为编制，每个塘有五人，这五个人在侦查时不能离开彼此的视线。同时，每人都要装备信炮，以便遭遇突发事件时给大军报警。


明军大军在行军时，不管军队兵分几路，每一路都要设置二十四塘骑兵，这些塘骑每人之间相距一里，广泛散布遥相呼应，最多可散布二十余里，之后游骑再将探查到的情况汇集给大部队，确保前路没有敌军的埋伏。此外，塘骑作为军队的眼睛侦测四方，行军前方的道路情况、水源情况等问题也需要了解清楚，在做到这些后，大部队才可以加速行军。

游骑的探查措施在行军中尤为必要，在历史上，即便是军事经验丰富的将官也会在这个问题上碰壁。洪武五年（1372），明军名将李文忠率军远征漠北，当李文忠在土剌河一带击败北元将领哈剌章、蛮子后，翻过燕然山一路追击元军至称海。在李文忠携胜而还的路上，李文忠军因为游骑探查工作不到位，夜里走错了路，一度找不到水源，数万百战之师险些尽数陨落草原。


游骑、侦骑的探查确保了大军行军路上的安全，也迟滞了大军整体行军的速度。不过事有例外，如果遇上某些特殊情况，轻装上路的军队也可能达到日行百里。一支规模不大的部队舍弃辎重，缩小探查范围，只是为了某个迫切的目标进行急行军，这在古代战争史上也算不上稀奇。

同光元年（923）十月，梁晋争霸进入后期，李存勖自杨刘渡河，进抵郓州，命令李嗣源为前锋，攻破中都，擒获王彦章后。李存勖否决了唐军诸将都认为应先攻占青州、齐州、徐州、兖州等地后窥伺梁军的建议。下令李嗣源丢弃辎重、攻城器械等物资，轻骑奔袭汴州，攻取后梁国都。李嗣源前军倍道兼行，初九日抵达汴州，不到十日内后唐前军纵横数百里疾进，完全打破了梁末帝朱友贞的部署，兵临城下之际，朱友贞自杀，后梁灭亡。


李存勖挥斥方遒、李嗣源奔袭灭梁的故事磅礴至今，不过李存勖、李嗣源此举并不冒进，而是审时度势之后的决定。彼时后梁各路大军在外难以支援，后唐军又素来耐苦，李存勖才得以灭梁成功，如果没有训练有素的军队和特殊的战场形势，这样丢弃辎重强行军的战法几乎是自取灭亡。

总的来说，在种种制约下，古代军队“常行军”的每日不过三十里到四十里左右，而一日行军一百多里，几乎是丢弃物资、轻装简行之后所能达到的行军速度极限。



困难重重：被制约的行军速度


《孙子兵法》说：

“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

也就是说，每天一百里的强行军，只有体力好的士卒可以跟上，体力差的只能落在后面，高强度的急行军会导致大量的士卒掉队。

在浩繁的史籍资料中，“倍道”一词频频出现，倍道，也就是用加倍的速度行进、兼程赶路的意思。历史上，诸如嘉靖时期仇鸾部众一昼夜的行军速度达到一百五十里的倍道行军并不鲜见，但能在急行军之后，像仇鸾军一样保持战斗力的却不多。


《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记载了曹操在当阳时急行军追击刘备的情况：

“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

在此次追击战中，曹操的轻骑兵一天一夜急行300里（汉里的距离短于明里，大约相当于后世的120公里）。对此，诸葛亮曾形容其为“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认为这样的军队难以保持强大的战斗力。事实上，曹操军能够达到如此惊人的行军速度，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派出的是一支舍弃了辎重、一人多马的精锐轻骑兵。



而无论什么样的军队，在长途奔袭后也很难维持后续作战能力。尽管轻骑兵在装备上尽量精简，但仍需配备基本的甲胄、弓箭和武器等。这些装备加上骑士本身的重量，对马匹来说是不小的负担。而在骑兵作战中，马匹的耐力极为有限，其优势主要在于奔跑时的冲击力。


在当今的马匹耐力赛中，无负重的最优秀赛马在接近一天的奔跑中可以保持每小时近二十公里的速度，但即便如此，一天下来，大量马匹会掉队，只有部分马匹能够完成一百多公里的赛程。在两汉三国时期，如果曹军轻骑兵敢于面对大量骑兵掉队、到达的骑兵马匹无力冲刺、甚至事后大量马匹残废报废等惨重损耗，他们确实可以实现如此高速的急行军，但代价极为惨烈。因此，长途奔袭之后，一方面由于舍弃了补给辎重，另一方面人马困乏，曹军的战斗力急剧下降几乎是必然的。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恐怕并非诸葛亮对曹军的贬低，而是基于实际情况的描述。



《三国志》正史中记载，张飞仅率二十骑兵便敢在长坂桥拦截曹军，曹军之中“敌皆无敢近者”。这一记载或许并非过分夸张。经过高强度行军后，曹军已然疲惫不堪，而张飞则占据有利地形，以逸待劳，体力充沛。尽管张飞身边只有数十骑士，但曹军虽然数量众多，却怯于一战，面对张飞的阻击，只能逡巡不前。


因此，避免行军后作战，是古代军队的重中之重，即便是以耐力颇佳闻名的唐末五代第一强军“沙陀鸦儿军”也是一样，鸦儿军的最高指挥者李存勖就对此十分重视。

在梁晋沿黄河对峙的时期，晋王李存勖在训练士卒和行军过程中，为了确保骑兵在作战时具备持续的作战能力，曾下令：“骑兵不见敌，不得骑马。”他严格约束士卒，对违反这一军令的军士，最高可处以斩刑。



李存勖并非不想利用马匹提高行军速度，而是为了保证骑兵在作战时能够发挥出足够的冲击力，才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安排。这种政策虽有不便，但在两害相权之下，只能选择相对更优的方案，这实在是无奈之举。


军队强行军下所产生的巨大损耗，实在需要古代将领慎重考虑。正所谓“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古代行军过程中，并非随时随地都要讲究“兵贵神速”。

 

参考文献：

杨生民《中国里的长度演变考》

唐玉萍《简论明代庚戌之变》

陈寿《三国志》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湘桥蓬蒿人‍‍‍‍‍‍‍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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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击的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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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五百年的权力对抗史

国民历史读物《国家人文历史》专业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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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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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700 字

阅 读 需 要 12 分 钟 


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鞑靼部首领俺达汗在久围大同不克之后，移寇东去，自古北口长驱，杀掠怀柔、顺义吏民无算，明军一触即溃，立营于潞河东二十里之孤山（今通州东北）、汝口等处，兵锋直指京畿，京师戒严。

彼时的大明京师，自土木堡之变后久未遭兵祸，嘉靖皇帝急忙下令各镇边军入京畿勤王，此时的明军边帅仇鸾在居庸关暂住听征，当俺达突袭进入京畿后，仇鸾听诏八月十七日（戊寅）从居庸关出发，八月十八日（己卯）抵达通州列阵，仅仅一天一夜，急行约莫150里（此为明里计数，1明里为180丈，约莫现代560米），救援速度之快让嘉靖皇帝都感到十分惊喜。


那么，昼夜奔袭150里的急行军，在古代军队中是否很难实现，古代的急行军一天大多能走多少里？


困难重重：被制约的行军速度


“所谓踵军者，去大军百里，期于会地，为三日熟食，前军而行，为战合之表。”
                                               ——《尉缭子》

在先秦时期的兵法著作《尉缭子》中，记述了那个时代真实的行军速度，步兵日行仅为30-40里速度。虽然军事科技和道路条件在不断发展，但是自秦汉到明清，关于行军速度这一方面，一直没能取得太大的进步，《尉缭子》中提到的行军速度，也是古代军队普遍的速度，要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从古代行军条件身上说起。

军队规模、道路系统以及辎重补给，都是决定军队行军速度的重要因素，但这些条件在古代都饱受制约。


在古代，道路条件相对十分恶劣，一支庞大的军队行进时会面临诸多困难。而行军速度的快慢往往取决于其中最慢的部分，也就是辎重运输的速度。古代行军辎重的运输一般使用车辆、驮马，位于军队的后方，当辎重部队行进时，道路已然经过大部队踩踏，更加崎岖难行，势必会拖累行军的整体速度。

除此之外，行军路上的各种防护、探查等必要的安全措施，也会显著延缓军队的行进速度。

在影视剧中，士兵们甲胄齐整地行军是常见的场景，但在古代战场上，这种情况却很少出现。古代的甲胄重量很大，即便是明清时期流行起来的、因较为轻便而被推广的布面甲，也有20多斤的重量（《明会典》：“造甲，每副重二十四斤至二十五斤……”），加上其他的武器装备，长途行军对于士兵的体力会是一个不小的消耗。因而，古代的士兵并不会穿着盔甲行军，一般行军中，盔甲通常由牲畜或民夫驮着。至于兵士，则需要尽量节省行军中的体力以保证在肉搏战中能拼尽全力。


古代士兵在行军时不穿盔甲，也是偷袭战术屡屡奏效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旦遭遇突袭，未穿甲胄的军队往往会在装备精良的敌军面前遭受单方面的屠杀，结果自然是大败亏输。所以，如何防备敌军的偷袭十分考验古代将领的能力，通过游骑、侦骑等散布四方，从而来侦察敌情是否有埋伏成为防范偷袭的主要手段。

以明朝为例，明军中的塘报骑兵就是专门执行防范偷袭、探查敌情、汇报信息这类任务的。当军队开拔离开营寨之后，明军塘骑就要外出侦查。塘骑以塘为编制，每个塘有五人，这五个人在侦查时不能离开彼此的视线。同时，每人都要装备信炮，以便遭遇突发事件时给大军报警。


明军大军在行军时，不管军队兵分几路，每一路都要设置二十四塘骑兵，这些塘骑每人之间相距一里，广泛散布遥相呼应，最多可散布二十余里，之后游骑再将探查到的情况汇集给大部队，确保前路没有敌军的埋伏。此外，塘骑作为军队的眼睛侦测四方，行军前方的道路情况、水源情况等问题也需要了解清楚，在做到这些后，大部队才可以加速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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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骑、侦骑的探查确保了大军行军路上的安全，也迟滞了大军整体行军的速度。不过事有例外，如果遇上某些特殊情况，轻装上路的军队也可能达到日行百里。一支规模不大的部队舍弃辎重，缩小探查范围，只是为了某个迫切的目标进行急行军，这在古代战争史上也算不上稀奇。

同光元年（923）十月，梁晋争霸进入后期，李存勖自杨刘渡河，进抵郓州，命令李嗣源为前锋，攻破中都，擒获王彦章后。李存勖否决了唐军诸将都认为应先攻占青州、齐州、徐州、兖州等地后窥伺梁军的建议。下令李嗣源丢弃辎重、攻城器械等物资，轻骑奔袭汴州，攻取后梁国都。李嗣源前军倍道兼行，初九日抵达汴州，不到十日内后唐前军纵横数百里疾进，完全打破了梁末帝朱友贞的部署，兵临城下之际，朱友贞自杀，后梁灭亡。


李存勖挥斥方遒、李嗣源奔袭灭梁的故事磅礴至今，不过李存勖、李嗣源此举并不冒进，而是审时度势之后的决定。彼时后梁各路大军在外难以支援，后唐军又素来耐苦，李存勖才得以灭梁成功，如果没有训练有素的军队和特殊的战场形势，这样丢弃辎重强行军的战法几乎是自取灭亡。

总的来说，在种种制约下，古代军队“常行军”的每日不过三十里到四十里左右，而一日行军一百多里，几乎是丢弃物资、轻装简行之后所能达到的行军速度极限。



困难重重：被制约的行军速度


《孙子兵法》说：

“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

也就是说，每天一百里的强行军，只有体力好的士卒可以跟上，体力差的只能落在后面，高强度的急行军会导致大量的士卒掉队。

在浩繁的史籍资料中，“倍道”一词频频出现，倍道，也就是用加倍的速度行进、兼程赶路的意思。历史上，诸如嘉靖时期仇鸾部众一昼夜的行军速度达到一百五十里的倍道行军并不鲜见，但能在急行军之后，像仇鸾军一样保持战斗力的却不多。


《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记载了曹操在当阳时急行军追击刘备的情况：

“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

在此次追击战中，曹操的轻骑兵一天一夜急行300里（汉里的距离短于明里，大约相当于后世的120公里）。对此，诸葛亮曾形容其为“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认为这样的军队难以保持强大的战斗力。事实上，曹操军能够达到如此惊人的行军速度，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派出的是一支舍弃了辎重、一人多马的精锐轻骑兵。



而无论什么样的军队，在长途奔袭后也很难维持后续作战能力。尽管轻骑兵在装备上尽量精简，但仍需配备基本的甲胄、弓箭和武器等。这些装备加上骑士本身的重量，对马匹来说是不小的负担。而在骑兵作战中，马匹的耐力极为有限，其优势主要在于奔跑时的冲击力。


在当今的马匹耐力赛中，无负重的最优秀赛马在接近一天的奔跑中可以保持每小时近二十公里的速度，但即便如此，一天下来，大量马匹会掉队，只有部分马匹能够完成一百多公里的赛程。在两汉三国时期，如果曹军轻骑兵敢于面对大量骑兵掉队、到达的骑兵马匹无力冲刺、甚至事后大量马匹残废报废等惨重损耗，他们确实可以实现如此高速的急行军，但代价极为惨烈。因此，长途奔袭之后，一方面由于舍弃了补给辎重，另一方面人马困乏，曹军的战斗力急剧下降几乎是必然的。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恐怕并非诸葛亮对曹军的贬低，而是基于实际情况的描述。



《三国志》正史中记载，张飞仅率二十骑兵便敢在长坂桥拦截曹军，曹军之中“敌皆无敢近者”。这一记载或许并非过分夸张。经过高强度行军后，曹军已然疲惫不堪，而张飞则占据有利地形，以逸待劳，体力充沛。尽管张飞身边只有数十骑士，但曹军虽然数量众多，却怯于一战，面对张飞的阻击，只能逡巡不前。


因此，避免行军后作战，是古代军队的重中之重，即便是以耐力颇佳闻名的唐末五代第一强军“沙陀鸦儿军”也是一样，鸦儿军的最高指挥者李存勖就对此十分重视。

在梁晋沿黄河对峙的时期，晋王李存勖在训练士卒和行军过程中，为了确保骑兵在作战时具备持续的作战能力，曾下令：“骑兵不见敌，不得骑马。”他严格约束士卒，对违反这一军令的军士，最高可处以斩刑。



李存勖并非不想利用马匹提高行军速度，而是为了保证骑兵在作战时能够发挥出足够的冲击力，才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安排。这种政策虽有不便，但在两害相权之下，只能选择相对更优的方案，这实在是无奈之举。


军队强行军下所产生的巨大损耗，实在需要古代将领慎重考虑。正所谓“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古代行军过程中，并非随时随地都要讲究“兵贵神速”。

 

参考文献：

杨生民《中国里的长度演变考》

唐玉萍《简论明代庚戌之变》

陈寿《三国志》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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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湘桥蓬蒿人‍‍‍‍‍‍‍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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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击的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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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五百年的权力对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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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000 字

阅 读 需 要 10 分 钟 


首先，大家来阅读一下这首古诗：


南巷有贵人，高盖驷马车。

我问何所苦，四十垂白须。

答云君不知，位重多忧虞。

北里有寒士，瓮牖绳为枢。

出扶桑枣杖，入卧蜗牛庐。

散贱无忧患，心安体亦舒。

东邻有富翁，藏货遍五都。

东京收粟帛，西市鬻金珠。

朝营暮计算，昼夜不安居。

西舍有贫者，匹妇配匹夫。

布裙行赁舂，裋褐坐佣书。

以此求口食，一饱欣有馀。

……

——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其十五）》



我们知道，东、南、西、北是四个最基本的地理方位词，古时我们的祖先根据太阳确定四方，日出之向为东，日落之向为西，阳光正射之向为南，背阳之向为北。但从词源上说，这四个字与其古字本义都没有直接的关系，是后来假借为四方之名，用来表示方位的概念。



语言是社会的折射。从这首诗中我们不难看出“东”“南”常与富贵相伴，而“西”“北”又与贫寒相随。这一首诗用了四个方位词充分展现出人们的传统文化观念。就像国人常说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而不说“西海”“北山”；说“喝西北风”而不说“喝东南风”，这其中都潜藏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心理。


东、南为尊

西、北为卑


古往今来，在我们的文化观念中，方位总是和尊卑等级联系在一起。东西相对时，往往以东为尊，以西为卑。东方是太阳升起的方向，而太阳给人们带来光明、温暖和希望，因此在古人眼里，东方就意味着光明和新生，所以在传统风俗中以东为大，以东为尊。



古人将司春之神称为“东后”“东君”，就是因为春从东来，由东生。古代在五侯之上的皇帝及皇太子的居室要讲究“东位”，如“东内”是唐大明宫的别称，“东宫”则是太子的代称。



《旧唐书·地理志一》：“东内曰大明宫，……高宗以后，天子常居东内。”


《诗·卫风·硕人》：“东宫之妹，邢侯之姨。”孔颖达疏：“太子居东宫，因以东宫表太子。” 


古代皇宫和官舍在“东堂”，王侯显贵者要住“东第”，帝王行封禅事昭告天下太平谓“东对”，贵族子弟学校称“东横”，科举考试及第为“东堂桂”。


这些词语十分直观地展现了东方的尊贵，可以说是当时人们社会理想的外化表现。《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也有：“位为通侯，居列东第。”后来，“东第”便泛指富贵人家的住宅。这种尊东的观念一直影响至今，在农村父母子女同住时，父母必须居住在东边的房间，长幼尊卑划分得十分清楚。



与“东”相对的“西”，是太阳下山的地方，因此，它象征着黑暗、死亡，常常让人感到恐怖和不祥。《论衡·四讳》中有：


“俗有大讳四，一曰讳西益宅。西益宅之不祥，不祥必有死亡，相惧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


古人将西方与不祥、死亡联系在一起，今天我们把“死亡”称为“上西天”“驾鹤西去”，就是这种传统观念的反映。纵观古代文学作品，“西”也常被借用到古诗中，烘托悲痛、伤感的情绪。



另外，古人还认为东属阳，西属阴，如此，东西方位还常与男女两性联系在一起。《古乐府·日出东南隅行》：“东方千馀骑，夫骑居上头。”诗中女子罗敷自述其夫居官高贵，以“东方千骑”，形容夫婿的显赫。后便以“东方骑”指女子找到一个极好的夫婿。



文学作品中，女子所在的方位也常常写在西边。如南朝梁武帝《拟明月照高楼》：“君如东扶景，妾似西柳烟。”还有“西厢”“西楼”都指女子的住所。这些都是西阴东阳文化内涵的反映。当然，一定程度上也是男尊女卑思想观念的体现。


当南北相对时，南往往处于尊位。由于我国位于北半球，阳光是从南面照射过来的，人类都有喜暖恶寒的倾向，因此卑阴而尊阳。有诗云：“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种春风有两般。”人的荣华富贵与草木的繁荣茂盛相似，所以“南”又有富贵的象征意义。


再说北方，学者吕洪年认为，由于太阳一天的运行经过东、南、西三方，北方是太阳不到之处，所以，在四方位空间观念最初形成之际，北方就被认为是阴间地狱所在的方位。古代埋葬死人时大都埋在居住区的北面，而且有的还讲究要朝北。《礼记·檀弓下》记载：


“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之幽之故也。”


历史上有名的墓葬场就位于洛阳城北面的北邙山上。

 

这也就很好地回答了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因为东南为尊，因此常常象征着权力、光明、富贵和繁荣；西北为卑，则代表着贫瘠、寒微和穷困潦倒。


我是谁，我在哪儿？


中国向来讲究礼仪和秩序，古代封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高低尊卑泾渭分明，尊卑在座次上也有着鲜明的体现，而“东西南北”已经被人们赋予了尊卑隐喻，那么就有了以方位安排座位来区别尊卑。


在古代文献典籍中，以方位体现尊卑观念的记载随处可见。例如《周礼·曲礼上》有：


“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主人坐东面西，客人坐西面东。”


所以，当家里来客人时，主人一般是将宾客安排在西边，面向东，而自己坐在东边，面向西，以此来表达对宾客的尊敬。



古代中国常将老师称作“西席”“西宾”，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自古就有尊师重道的传统，因此一定会把老师安排在西边的座位。东汉时期，汉明帝刘庄为太子刘炟（后为汉章帝）聘请经学大师桓荣为太傅。据《后汉书·桓荣传》记载，明帝亲临太学听桓荣讲经时，为表尊师之礼，特设坐席于讲堂西侧（面朝东方），自居东面听讲。唐代以后，“西席”逐渐脱离具体场景，成为对私塾先生、教师的泛称。如《红楼梦》第二回有“（贾雨村）做了林如海的西宾”，这里“西宾”即“西席”的同义表达。


当然，如果有不喜欢、瞧不起的人来赴宴，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把他安排在东边就座。



《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


“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


这就是那场著名的“鸿门宴”上的座次安排。项羽设鸿门宴欲杀刘邦，将对方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并不把对方作为尊客嘉宾看待，因此在席位的安排上，把己方放在尊位，对方则在卑位。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会将“尊者东面，卑者西面”与现在人们请客吃饭时说的“做东”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做东”一词与方位尊卑关系不大。“做东”是“做东道主”的简称。而“东道主”一词源于中国古代的一个著名历史事件。《左传·僖公三十年》记载，春秋时期，晋国联合秦国围攻郑国（今河南境内）。郑国弱小，危在旦夕。郑国大夫烛之武夜见秦穆公，以利害关系游说秦国退兵。烛之武对秦穆公说：


“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


意思是说如果秦国放过郑国，让郑国作为秦国东方道路上的主人（东道主），秦国的使者途经郑国时，郑国可提供物资补给，这对秦国有利无害。最终秦穆公被说服，撤兵并与郑国结盟。后来“东道主”逐渐开始泛指接待宾客的主人。 


 

出于维护礼制秩序的需要，古代的人们十分重视自己在四方之中的“位置”，古时的“南面”（面朝南边）“北面”（面向北边）还有着特殊的意义。


古代以坐北朝南为尊位，故天子、诸侯见群臣，或卿大夫见僚属，皆南面而坐，如《易经·说卦》说“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庄子·盗跖》也以“南面称孤”指代君主权威。后来“南面”便引申为泛指帝王的统治。中国古代的宫殿、都城、住宅也多以坐北朝南为正向，南方成为权力和正统的象征。


而臣子见天子或下属见诸侯、大夫则相反。古代臣子面北朝拜君主，《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强化了北方作为臣服方位的象征。


人生指南：

犹豫，就会败北



前文已述，在古代中国，南方被尊为至高无上的方位，在古代方位系统中，常以南作为基准。不过说到“指南”一词，我们就不得不提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了。早在战国时期，我们聪明的祖先就制造出了初代指南针——司南。



东汉学者王充在《论衡》中记载：


“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


因此“指南”成为约定俗成的说法。同时，从实用和习惯角度出发，“指南”相较于“指北”更易被理解和记忆。古代海图多采用“上南下北”布局，以南方为正向基准更直观，如《郑和航海图》就是以指南定位为主导。


而“败北”一词则要从“北”的甲骨文说起。甲骨文中的“北”，就好像两个人背靠背站立着，而金文、小篆将“北”会意为二人相背，认为“北”是“背”的古字。许慎在《说文解字》解释道：“北，苝也。从二人相背。”段玉裁注：“军奔曰北，其引申之义也。”



古代战争以战车和方阵为主，士兵转身逃跑会将后背暴露给敌人，是很危险的状态。因此“北”（背对敌人）成为战败的象征。《史记·项羽本纪》中有“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未尝败北”。《韩非子·五蠹》说“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这里的“降北”即为投降败逃之义。


所以“败北”一词和方向本身关系不大。战败的关键动作是“转身背敌”，而非逃向南方或北方。即使败军向南跑，依然称为“败北”。古代汉语中，“北”已固定为“败逃”的专称，如“追亡逐北”（追赶败逃的敌人）、“北军”（溃败的军队）。

 


中华民族文化历史悠久，所以汉语中大部分的词语，都与历史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方位”不仅是地理概念，还被赋予了多重意义，展现了我们的思想、观念、礼俗和情感，使汉语方位词承载了远超空间指示功能的丰富内涵，成为打开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


参考文献：

[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

[3]吴佳娣.浅谈自然方位词的文化内涵[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08,(02):28-29.

[4]纪国泰.试论《辞源》“西席”释义的引文不当[J].时代文学(理论学术版),2007,(05):43-44.

[5]贾吉峰.汉语空间方位词“东、西、南、北”浅论[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2,(12):147-149.

[6]程雅.“败北”史料考源及意义流变[J].汉字文化,2024,(13):126-128.

[7]靳雅姝.“东西南北”与方位文化[D].延边大学,2003.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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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西洲‍‍‍‍‍‍‍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曲晨溪（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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