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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700 字
阅 读 需 要 15 分 钟
你知道现在幼儿园里重名率最高的名字是什么吗?
据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统计,2021年出生并已经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名字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字依次为泽、梓、子、宇、沐、汐、芮等。所以,如果你叫一声“沐宇”“若汐”“子涵”,可能会有很多个小朋友一齐举手。
对于中国人而言,姓是以血脉传承为根基的社会人文标识,而名则象征着一个时代的文化。名字所取,根于心意,沿于时尚,因时变迁。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满怀豪情的“建国”“建华”,到80、90年代朴素有力的“伟”“丽”“勇”,再到21世纪后追求“文艺范儿”的“欣怡”“子涵”,每一代人的名字,都铭刻着特定时代的集体愿景与审美偏好。
我们之前就梳理过古人流行的名字——《古人流行起什么名字?果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子涵”……》
以及汉代人一度青睐的“未央”——《汉代高频词:电视剧里经常出现的“未央”,到底什么意思?》
那么如果把时间拨回到大明王朝,那会儿的“爆款”名又是什么呢?
就拿我们熟悉的《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来说,和他撞名的同朝代人就不少。比如明末崇祯皇帝自缢时,陪伴在身边一同殉国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叫王承恩;嘉靖年间,通过科举入仕,最终官至礼部尚书的文臣叫孙承恩;还有万历年间镇守一方的总兵官叫麻承恩。
这几位“承恩”生活在不同时期,职业也横跨文官武将乃至宦官,彼此并无交集,却不约而同地拥有同一个名字。这绝非巧合,“承恩”可解读为“承受皇恩”,包含着古人对未来的最高期许——希望孩子能得到皇帝的垂青与恩典,光宗耀祖,这是明代社会价值观最直白的体现之一。
经世致用:名字是人生的“说明书”
自隋唐起,科举就是读书人改变命运、实现阶层跨越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因此,一个出自儒家经典、寓意经世致用的名字,就成了彰显家族文化底蕴与个人远大志向最直接的方式。这些名字,几乎是将儒家的核心价值观铭刻于身份之上,时刻提醒着士人当以儒家的道德准则与政治理想来立身行道。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曾子曰:“唯。”
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论语·里仁篇》
“一以贯之”不仅揭示了儒家学说的系统性与实践性,更奠定了古代士人“知行合一”的文化品格,它提醒着人们在复杂世界中需坚守根本原则,以简驭繁,实现知识的融通与生命的升华。“一贯”“宗道”“师道”这类名字,正是源自这一核心理念。
明代以“一贯”为名者不乏其人,知名者如成化年间进士吴一贯,官至江西按察使,他为官清正廉明,身后还得到江西士民建忠节祠以寄追思。
万历朝内阁首辅沈一贯,更将这个名字带至权力之巅。作为“浙党”领袖,他在“妖书案”等党争中,以权术打击政敌,历史评价因而褒贬不一。沈一贯所“一以贯之”的究竟是孔孟之道还是权斗之术,也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争议。
与“一贯”相似,“宗道”意为尊崇圣人之道,如公安派文学领袖袁宗道,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与弟弟袁宏道、袁中道并称“三袁”;“师道”则意为效法圣人之道,如嘉靖年间的画家、官至尚宝司少卿的陆师道。
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论语·颜渊篇》
“守正”“居正”之名,皆强调对正道的持守。明代叫“守正”的有万历年间的国子监博士沈守正,天顺八年(1464)的进士于大节也字守正。
而明朝的“正”字辈里,最著名的当数万历朝内阁首辅张居正。他本名“白圭”,意为白色美玉,后被恩师顾璘寄予厚望,改名为“居正”。后来的张居正也真正做到了“居天下之正位”,成为匡扶社稷的国之重器。
他辅佐明神宗改革新政,史称“张居正改革”,但也因威权震主而遭到皇帝忌惮。他以“正”为名,却在通往“正”的道路上,使用了诸多时人眼中的“不正”做法。明神宗亲政后,对这位太傅展开残酷清算,张居正谥号被夺,家产抄没,亲族或饿死或流放,令人唏嘘。
“良弼”“大猷”等名字也承载着明代父母望子成国栋的深切期许。
“良弼”意指贤良的辅佐之臣,其典源于《尚书》中商王武丁梦遇天帝赐予贤相的记载。“良弼”不仅是世人对明君贤臣政治格局的心之所系,更是古代士人以身许国、实现价值的身之所往。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观念深入古人心,明代人无不希望自家小孩能成为如诸葛亮辅佐刘备、魏徵辅佐唐太宗那样的“良弼”。所以,弘治朝的御史高良弼、嘉靖年进士魏良弼、万历年举人郑良弼……名唤“良弼”者辈出,正是这一社会风尚的生动体现。
“大猷”就更直白了,意为宏大的方略,语出《尚书》:
“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
最能诠释此名的,莫过于抗倭名将俞大猷。他与戚继光并称“俞龙戚虎”,著有《剑经》,提出过海防战略与战车御骑之术,是真正以谋略定江海的军事家,无愧“大猷”之名。
“邦宪”“邦辅”直接地表达了治理国家的志向。“邦宪”即国家法度,如嘉靖进士、官至衢州府知府的韩邦宪,及嘉靖年间多次镇压苗民起义的名将石邦宪。“邦辅”即辅佐国家,如嘉靖年间的官员宋邦辅。这些名字,清晰标定了明代士人学而优则仕、以身许国的人生目标。
吉祥寓意:天地万物都是对人的祝福
要是明代父母对孩子最大的期望就是健康、幸福,也会有一些寓意吉祥美好的名字,它们或源于神话传说中的瑞兽,或取自象征君子品德的美玉,或寄寓对太平盛世的殷切期盼。
“凤翔”与“应龙”皆体现了古人对神兽祥瑞的崇拜。“凤翔”一词,源自《诗经》“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七谏》也记载“凤凰飞而高翔”,象征着祥瑞与高洁。以此为名者,如隆庆二年(1568)榜眼黄凤翔,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以博雅端谨著称,身处翰苑清贵之地,颇符“凤翔”之瑞。其余如万历举人宋凤翔、崇祯元年(1628)进士周凤翔、元末明初理学家詹凤翔等,亦不胜枚举。
“应龙”乃是传说中有翼能兴云雨的神龙,寄托了济世安民的宏愿。《后汉书》有云:“吴公鸷强,实为龙骧。”在古人眼里,龙拥有非凡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意志,望子成龙当属最高的期许。
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里刻画了严嵩和严世蕃父子当权,阿谀奉承,贪污腐败,祸国殃民,而这二人“下马”的关键情节,就来自邹应龙的弹劾。在真实历史上,邹应龙的确是明朝中期的名臣,他曾以御史之职成功弹劾权倾朝野的严嵩父子,其刚正不阿、不畏强权的风骨,恰如神龙振翼,涤荡寰宇。
明代还有沈应龙,嘉靖年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郎中;潘应龙,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是明代瘦硬通神的行楷书法家;韩应龙,出身贫寒,却成为嘉靖年间的殿试状元……
“良玉”是对品德与才能的双重期许。玉,在中国文化中素为君子仁德的象征。明代有不少人字良玉,例如明朝官员濮阳瑾、苏镒,都给自己取了“良玉”的别名。而明末将领左良玉,在出生时就承载了玉的厚望。
左良玉早年于辽东奋击清军,后于中原镇压流寇,一度被视为朝廷功臣,确实符合他名字里美玉坚韧温润的品性。但在晚明纷乱中,他日益骄横跋扈,拥兵自重,兵败身死,最终结局与良玉的期许背道而驰。
“景明”,寓意光明磊落,前景粲然。如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何景明,是文学“前七子”之一,官至陕西提学副使。其诗文古朴雄健,一扫台阁体的冗沓陈腐,为当时文坛注入一股刚健的“景明”之风,人如其名,以文采照亮一时。
“有容”则彰显了对宽广襟怀的推崇,典出《尚书》“有容,德乃大”。万历年间的武举人沈有容,堪称此名的完美诠释者。他早年于蓟镇对抗蒙古,后于闽海屡挫倭寇,更曾谕退荷兰殖民者,使其暂离澎湖。其一生戎马,胆识超群,却又深明大义,展现了“有容乃大”的恢宏气度。此外,如洪武二十九年(1936)的举人汤有容、成化年间进士丁川(字大容)、汪洪(字克容)等人,其名与字中,皆蕴含着“海纳百川”的智慧。
时代风尚:明代“子涵”们的集体期许
与今天“子”“梓”“轩”“涵”等字的高频使用类似,明代也出现了若干风靡一时的“X字辈”,形成独特的命名潮流。这些“X字辈”的名字,反映了当时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
“士字辈”,是对士大夫身份的认同与加冕。“士”是明代社会精英的统称,将“士”字入名,无疑是宣告孩子的人生目标便是成为国家的治理者。如“士奇”,意为卓异之士,代表人物有万历进士、官至太常寺卿的吴士奇,还有先后历经五朝,任内阁辅臣四十余年的杨士奇,堪称名副其实的“士奇”。
又如“士美”,意为品行美好的士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的状元丁士美,官至吏部左侍郎,为人耿直,不附权贵,深受时人推重。此外,“士弘”“士元”等“士字辈”在明代也屡见不鲜。
“汝字辈”带有一种谆谆教诲的意味。“汝”在文言中是“你”的意思,用在名字里仿佛是长辈时刻在耳边叮咛。
如“汝楫”“汝舟”,出自《尚书》“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济巨川”并非真的渡河,而是一个宏大的政治隐喻,它象征着治理国家、克服艰难险阻、实现王朝中兴的宏伟事业,因此,“舟楫”就成了成就王业的关键所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状元唐汝楫,还有通晓天象堪舆、工于绘画行草的文人傅汝舟即以此为名,寄托着对“明君识才、贤臣济世”这一美好图景的向往。
又如“汝贤”,意为“你要贤德”。嘉靖年间的礼部主事来汝贤,隆庆年间的御史蔡汝贤,甚至明代清官的代表海瑞,其字也是“汝贤”。这类名字将期许直接化为训诫,是家族对个体融入履行儒家道统的“思想钢印”。
除此之外,汝成、汝和、汝英、汝翼、汝谦……明代父母可以把一切代表美好品德的字和“汝”字搭在一起给孩子取名。
“廷”彰显了与朝廷、官场相关的志向。不过,明代人更多把“廷”用在取字上,表达自己的志向。“廷玉”寓意成为朝廷的宝器,如弘治年间进士周玺、宣德年间进士侯琎,还有曾给明成祖朱棣看过面相的相术大师袁珙等,都字“廷玉”。“廷献”意指献其才于朝堂。其名之雅,其意之深,可于《周礼》《诗经》中窥见渊源。《周礼》有云:“祼圭有瓒,以肆先王。”瓒者,乃祼祭之圭杓,以玉为柄,以金为勺,专用于宗庙祭祀,是礼之重器,国之至敬。而《诗经》亦咏:“憬彼淮夷,来献其琛。”远夷来贡,以示臣服,以彰王化。明代士人深谙此义,遂多以玉为名,以“廷献”为字。如张瓒、吴璋、万琛等人,皆取字“廷献”,正是以玉自喻,寄托了愿以君子之质、礼器之尊,入朝辅政、献才报国的士人理想。
这些曾经风靡明朝的“爆款”名,大多是科举制度下的产物,是儒家思想的直接投射,承载着明代士人阶层对于立德、立功、立言的全部想象与渴望。
诚然,我们现如今能查阅到的古人名字只占历史总量的极少数,史册留名的大多已是“成龙成凤”之人,而不是张三李四路人甲,这本身便是一种幸存者偏差。相比之下,今日“子涵”们的命名逻辑已然转向审美与个性化。父母们更看重名字的音韵是否优美、字形是否雅致、意境是否空灵,而不再赋予其沉重的道德或政治使命。
参考文献
①吉常宏,吉发涵:《古人名字解诂(第二版)》,商务印书馆,2021年。
②张德信:《明代职官年表》,黄山书社,2009年。
③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编:《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人物资料人名索引》,1997年。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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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现在幼儿园里重名率最高的名字是什么吗?
据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统计,2021年出生并已经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名字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字依次为泽、梓、子、宇、沐、汐、芮等。所以,如果你叫一声“沐宇”“若汐”“子涵”,可能会有很多个小朋友一齐举手。
对于中国人而言,姓是以血脉传承为根基的社会人文标识,而名则象征着一个时代的文化。名字所取,根于心意,沿于时尚,因时变迁。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满怀豪情的“建国”“建华”,到80、90年代朴素有力的“伟”“丽”“勇”,再到21世纪后追求“文艺范儿”的“欣怡”“子涵”,每一代人的名字,都铭刻着特定时代的集体愿景与审美偏好。
我们之前就梳理过古人流行的名字——《古人流行起什么名字?果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子涵”……》
以及汉代人一度青睐的“未央”——《汉代高频词:电视剧里经常出现的“未央”,到底什么意思?》
那么如果把时间拨回到大明王朝,那会儿的“爆款”名又是什么呢?
就拿我们熟悉的《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来说,和他撞名的同朝代人就不少。比如明末崇祯皇帝自缢时,陪伴在身边一同殉国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叫王承恩;嘉靖年间,通过科举入仕,最终官至礼部尚书的文臣叫孙承恩;还有万历年间镇守一方的总兵官叫麻承恩。
这几位“承恩”生活在不同时期,职业也横跨文官武将乃至宦官,彼此并无交集,却不约而同地拥有同一个名字。这绝非巧合,“承恩”可解读为“承受皇恩”,包含着古人对未来的最高期许——希望孩子能得到皇帝的垂青与恩典,光宗耀祖,这是明代社会价值观最直白的体现之一。
经世致用:名字是人生的“说明书”
自隋唐起,科举就是读书人改变命运、实现阶层跨越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因此,一个出自儒家经典、寓意经世致用的名字,就成了彰显家族文化底蕴与个人远大志向最直接的方式。这些名字,几乎是将儒家的核心价值观铭刻于身份之上,时刻提醒着士人当以儒家的道德准则与政治理想来立身行道。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曾子曰:“唯。”
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论语·里仁篇》
“一以贯之”不仅揭示了儒家学说的系统性与实践性,更奠定了古代士人“知行合一”的文化品格,它提醒着人们在复杂世界中需坚守根本原则,以简驭繁,实现知识的融通与生命的升华。“一贯”“宗道”“师道”这类名字,正是源自这一核心理念。
明代以“一贯”为名者不乏其人,知名者如成化年间进士吴一贯,官至江西按察使,他为官清正廉明,身后还得到江西士民建忠节祠以寄追思。
万历朝内阁首辅沈一贯,更将这个名字带至权力之巅。作为“浙党”领袖,他在“妖书案”等党争中,以权术打击政敌,历史评价因而褒贬不一。沈一贯所“一以贯之”的究竟是孔孟之道还是权斗之术,也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争议。
与“一贯”相似,“宗道”意为尊崇圣人之道,如公安派文学领袖袁宗道,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与弟弟袁宏道、袁中道并称“三袁”;“师道”则意为效法圣人之道,如嘉靖年间的画家、官至尚宝司少卿的陆师道。
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论语·颜渊篇》
“守正”“居正”之名,皆强调对正道的持守。明代叫“守正”的有万历年间的国子监博士沈守正,天顺八年(1464)的进士于大节也字守正。
而明朝的“正”字辈里,最著名的当数万历朝内阁首辅张居正。他本名“白圭”,意为白色美玉,后被恩师顾璘寄予厚望,改名为“居正”。后来的张居正也真正做到了“居天下之正位”,成为匡扶社稷的国之重器。
他辅佐明神宗改革新政,史称“张居正改革”,但也因威权震主而遭到皇帝忌惮。他以“正”为名,却在通往“正”的道路上,使用了诸多时人眼中的“不正”做法。明神宗亲政后,对这位太傅展开残酷清算,张居正谥号被夺,家产抄没,亲族或饿死或流放,令人唏嘘。
“良弼”“大猷”等名字也承载着明代父母望子成国栋的深切期许。
“良弼”意指贤良的辅佐之臣,其典源于《尚书》中商王武丁梦遇天帝赐予贤相的记载。“良弼”不仅是世人对明君贤臣政治格局的心之所系,更是古代士人以身许国、实现价值的身之所往。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观念深入古人心,明代人无不希望自家小孩能成为如诸葛亮辅佐刘备、魏徵辅佐唐太宗那样的“良弼”。所以,弘治朝的御史高良弼、嘉靖年进士魏良弼、万历年举人郑良弼……名唤“良弼”者辈出,正是这一社会风尚的生动体现。
“大猷”就更直白了,意为宏大的方略,语出《尚书》:
“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
最能诠释此名的,莫过于抗倭名将俞大猷。他与戚继光并称“俞龙戚虎”,著有《剑经》,提出过海防战略与战车御骑之术,是真正以谋略定江海的军事家,无愧“大猷”之名。
“邦宪”“邦辅”直接地表达了治理国家的志向。“邦宪”即国家法度,如嘉靖进士、官至衢州府知府的韩邦宪,及嘉靖年间多次镇压苗民起义的名将石邦宪。“邦辅”即辅佐国家,如嘉靖年间的官员宋邦辅。这些名字,清晰标定了明代士人学而优则仕、以身许国的人生目标。
吉祥寓意:天地万物都是对人的祝福
要是明代父母对孩子最大的期望就是健康、幸福,也会有一些寓意吉祥美好的名字,它们或源于神话传说中的瑞兽,或取自象征君子品德的美玉,或寄寓对太平盛世的殷切期盼。
“凤翔”与“应龙”皆体现了古人对神兽祥瑞的崇拜。“凤翔”一词,源自《诗经》“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七谏》也记载“凤凰飞而高翔”,象征着祥瑞与高洁。以此为名者,如隆庆二年(1568)榜眼黄凤翔,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以博雅端谨著称,身处翰苑清贵之地,颇符“凤翔”之瑞。其余如万历举人宋凤翔、崇祯元年(1628)进士周凤翔、元末明初理学家詹凤翔等,亦不胜枚举。
“应龙”乃是传说中有翼能兴云雨的神龙,寄托了济世安民的宏愿。《后汉书》有云:“吴公鸷强,实为龙骧。”在古人眼里,龙拥有非凡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意志,望子成龙当属最高的期许。
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里刻画了严嵩和严世蕃父子当权,阿谀奉承,贪污腐败,祸国殃民,而这二人“下马”的关键情节,就来自邹应龙的弹劾。在真实历史上,邹应龙的确是明朝中期的名臣,他曾以御史之职成功弹劾权倾朝野的严嵩父子,其刚正不阿、不畏强权的风骨,恰如神龙振翼,涤荡寰宇。
明代还有沈应龙,嘉靖年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郎中;潘应龙,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是明代瘦硬通神的行楷书法家;韩应龙,出身贫寒,却成为嘉靖年间的殿试状元……
“良玉”是对品德与才能的双重期许。玉,在中国文化中素为君子仁德的象征。明代有不少人字良玉,例如明朝官员濮阳瑾、苏镒,都给自己取了“良玉”的别名。而明末将领左良玉,在出生时就承载了玉的厚望。
左良玉早年于辽东奋击清军,后于中原镇压流寇,一度被视为朝廷功臣,确实符合他名字里美玉坚韧温润的品性。但在晚明纷乱中,他日益骄横跋扈,拥兵自重,兵败身死,最终结局与良玉的期许背道而驰。
“景明”,寓意光明磊落,前景粲然。如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何景明,是文学“前七子”之一,官至陕西提学副使。其诗文古朴雄健,一扫台阁体的冗沓陈腐,为当时文坛注入一股刚健的“景明”之风,人如其名,以文采照亮一时。
“有容”则彰显了对宽广襟怀的推崇,典出《尚书》“有容,德乃大”。万历年间的武举人沈有容,堪称此名的完美诠释者。他早年于蓟镇对抗蒙古,后于闽海屡挫倭寇,更曾谕退荷兰殖民者,使其暂离澎湖。其一生戎马,胆识超群,却又深明大义,展现了“有容乃大”的恢宏气度。此外,如洪武二十九年(1936)的举人汤有容、成化年间进士丁川(字大容)、汪洪(字克容)等人,其名与字中,皆蕴含着“海纳百川”的智慧。
时代风尚:明代“子涵”们的集体期许
与今天“子”“梓”“轩”“涵”等字的高频使用类似,明代也出现了若干风靡一时的“X字辈”,形成独特的命名潮流。这些“X字辈”的名字,反映了当时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
“士字辈”,是对士大夫身份的认同与加冕。“士”是明代社会精英的统称,将“士”字入名,无疑是宣告孩子的人生目标便是成为国家的治理者。如“士奇”,意为卓异之士,代表人物有万历进士、官至太常寺卿的吴士奇,还有先后历经五朝,任内阁辅臣四十余年的杨士奇,堪称名副其实的“士奇”。
又如“士美”,意为品行美好的士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的状元丁士美,官至吏部左侍郎,为人耿直,不附权贵,深受时人推重。此外,“士弘”“士元”等“士字辈”在明代也屡见不鲜。
“汝字辈”带有一种谆谆教诲的意味。“汝”在文言中是“你”的意思,用在名字里仿佛是长辈时刻在耳边叮咛。
如“汝楫”“汝舟”,出自《尚书》“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济巨川”并非真的渡河,而是一个宏大的政治隐喻,它象征着治理国家、克服艰难险阻、实现王朝中兴的宏伟事业,因此,“舟楫”就成了成就王业的关键所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状元唐汝楫,还有通晓天象堪舆、工于绘画行草的文人傅汝舟即以此为名,寄托着对“明君识才、贤臣济世”这一美好图景的向往。
又如“汝贤”,意为“你要贤德”。嘉靖年间的礼部主事来汝贤,隆庆年间的御史蔡汝贤,甚至明代清官的代表海瑞,其字也是“汝贤”。这类名字将期许直接化为训诫,是家族对个体融入履行儒家道统的“思想钢印”。
除此之外,汝成、汝和、汝英、汝翼、汝谦……明代父母可以把一切代表美好品德的字和“汝”字搭在一起给孩子取名。
“廷”彰显了与朝廷、官场相关的志向。不过,明代人更多把“廷”用在取字上,表达自己的志向。“廷玉”寓意成为朝廷的宝器,如弘治年间进士周玺、宣德年间进士侯琎,还有曾给明成祖朱棣看过面相的相术大师袁珙等,都字“廷玉”。“廷献”意指献其才于朝堂。其名之雅,其意之深,可于《周礼》《诗经》中窥见渊源。《周礼》有云:“祼圭有瓒,以肆先王。”瓒者,乃祼祭之圭杓,以玉为柄,以金为勺,专用于宗庙祭祀,是礼之重器,国之至敬。而《诗经》亦咏:“憬彼淮夷,来献其琛。”远夷来贡,以示臣服,以彰王化。明代士人深谙此义,遂多以玉为名,以“廷献”为字。如张瓒、吴璋、万琛等人,皆取字“廷献”,正是以玉自喻,寄托了愿以君子之质、礼器之尊,入朝辅政、献才报国的士人理想。
这些曾经风靡明朝的“爆款”名,大多是科举制度下的产物,是儒家思想的直接投射,承载着明代士人阶层对于立德、立功、立言的全部想象与渴望。
诚然,我们现如今能查阅到的古人名字只占历史总量的极少数,史册留名的大多已是“成龙成凤”之人,而不是张三李四路人甲,这本身便是一种幸存者偏差。相比之下,今日“子涵”们的命名逻辑已然转向审美与个性化。父母们更看重名字的音韵是否优美、字形是否雅致、意境是否空灵,而不再赋予其沉重的道德或政治使命。
参考文献
①吉常宏,吉发涵:《古人名字解诂(第二版)》,商务印书馆,2021年。
②张德信:《明代职官年表》,黄山书社,2009年。
③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编:《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人物资料人名索引》,1997年。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进击的士族
旁落的皇权
跨越五百年的权力对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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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1日,广州国际咖啡博览会&咖啡节在广州启幕。此外,2024中国咖啡冲煮大赛粤港澳大湾区决赛、世界咖啡拼豆师大赛·大湾区区域赛决赛、2024“啡遍九州”调饮师技能大赛三大专业赛事同期举行。浓郁的咖啡香气弥漫在每一个角落,让人恍若置身于一个梦幻般的咖啡天堂,展示了全球咖啡文化与产品的独特魅力。
广州是咖啡传入中国的第一站,中国的第一家咖啡馆就诞生在这里。早在清末,广州人便开始称咖啡为“黑酒”“架非”“架啡”等,这些古朴的名称见证了咖啡与这座城市的深厚渊源。2005年全国第一家地方咖啡行业协会——广州咖啡行业协会成立,并建立全国首家专业咖啡饮品流通体验中心。如今,广州已形成扎实的咖啡产业基础。
十三行里的洋饭馆
17—18世纪,咖啡种植开始迈向国际化,但清政府却采取限制和禁止对外交通、贸易的政策。1757年,乾隆帝以“民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为由,关闭漳州、宁波、云台山(今连云港)三口,仅留广州一口对外通商。此后,朝廷不但把对外贸易限定在广州,而且加强了对外国商人的管制。所有对外贸易全部由名为“公行”的商人联合组织垄断,参与公行的商行俗称“十三行”。这种情况,咖啡通过正常贸易是不可能进入中国的,但因此时欧洲人已经有了喝咖啡的习惯。所以,十三行就成为中国最早出现咖啡馆的地方。
广州人很早就学会了做西餐。据学者程美宝、刘志伟考证,早在1769年,行商潘振承招呼外国客人时,便完全可以依英式菜谱和礼仪款客,这里或许就包括咖啡。乾隆末年,对外商的管束逐渐放松,默许外国商人雇佣华人充当佣人和仆役。在中国行商家庭的厨子,也很早就懂得炮制高水平的西菜。1844年10月,法国公使随员伊凡受当时最著名的行商之一潘仕成之邀,参访广州城,飨以西餐。法国人记述道:“他们用欧洲礼仪来招待我们——也就是说,一个中国仆人,学会做某些可怕的英式食物。”
1840年前后来华的法国旅行作家老尼克(Old Nick)在其游记《开放的中华:一个番鬼在大清国》中述及19世纪30年代发生在广州夷馆奥地利商行的一次西餐宴会,其奢华程度是欧洲本土都难以企及的。仅午餐就配备“一盘咖喱鸡、鸡蛋、油炸小点,还有几片没有配菜的冻肉、火腿和牛肉”。作者强调,这顿大餐中“所有菜的原料——甚至烧菜的木炭——都来自欧洲”。那么,早期洋人开的西餐馆里有没有洋人厨师呢?应该是有的。老尼克在其游记中就提到在广州十三行夷馆边一个名叫马奎克的英国人以及他的竞争对手开的洋饭馆,其中提道——“他是这里的罗伯特、索耶、瓦泰尔、维利(都是英国皇室名厨),开在商行区小街上的那家饭店兼咖啡馆兼桌球房的旅馆就属于他……”美籍华人李士风(Dominic Shi Fong Lee)在《晚清华洋录──美国传教士、满大人和李家的故事》一书中记载:“1839年,有超过三百名外国人住在十三行……整个区域被三条横街分成四个区……最后一区是属于丹麦行,由新中华街所分隔。丹麦行里有一家咖啡店。”这两则材料都说明当时广州十三行里开有咖啡馆。道光《广东通志》记载:“外洋有葡萄酒……又有黑酒,番鬼饭后饮之,云此酒可消食也。”根据“黑酒”“番鬼”“可消食”等判断,此处的“黑酒”,指的应该就是咖啡。
这时咖啡的消费者肯定主要针对外国人,但中国人必然也有尝鲜者,有证据表明,“咖啡”一词至少在1828年就已进入广东人的话语体系里。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到广州后,开始学习中文并编撰《华英字典》。当马礼逊在广州和澳门生活一段时间后,又感受到在南粤使用汉语言的特点,就是如果只懂官话,不懂当地土话,简直寸步难行。于是,他又开始编纂《广东省土话字汇》(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采用拉丁字母给粤方言注音,用英文给粤方言词语释义。《广东省土话字汇》由东印度公司于1828年出版于澳门,里面出现“架啡”词条,对应的英文是“coffee”,广东话读音标注为“Kafe”。这说明,在当时广东人的日常生活里,已经有“咖啡”一词了。当然,《华英字典》里也收录“咖啡”一词,1819年出版的《华英字典》第二部《五车韵府》中将其注音为këa—fei。
从裨治文到林则徐
1830年2月19日,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乘坐“罗马号”抵达中国珠江口的伶仃岛,一行人在该处停泊几天后就立刻搭乘小船到广州去拜访马礼逊,并且向马礼逊学习粤语。裨治文在1841年编纂了一部《广东省土话文选》(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该书第137、162页将“coffee”对应的广东土话翻译为“㗎啡”。此外,由美国传教士卫三畏编纂的《英华韵府历阶》(1844)、美国传教士德万编纂的《中国语启蒙》 (1847)、德国传教士罗存德编纂的《英华行箧便览》等均将“coffee”译为“㗎啡”。
广东方言字常在通用汉字左边加“口”,也用这类字来翻译英文,例如“啤酒、㗎啡、哔叽、罢囒地酒、荷囒、咪唎加国、佛囒哂国”等。例如《林则徐公牍》的音译词中有大量的字是运用加“口”旁的办法创造的。可见,给已有的汉字加“口”旁形成新字记录外国人名、地名、国名、化学物质、日常生活用品之类的音译词,是鸦片战争前后音译词用字的显著特点。“咖啡”“㗎啡”可能就是这样来的。不过,由于没有统一译名,“咖啡”在当时还有多种译法。
裨治文从1836年开始,开始用汉语写美国简史,即《美理哥国志略》。该书初版于1838年,在新加坡印行。作者在介绍美国生活习惯时有:“早膳或饭或面及肉,亦有牛奶、鸡蛋、牛油、茶、架非。”鸦片战争后,该书在广州等通商口岸颇受欢迎,裨治文略加修订,改名为《亚美利格合省国志略》,于1844年在香港出版第二版。魏源在《海国图志》、徐继畬在《瀛环志略》中都大量征用和参考该书内容。
在中国人的记述里,最早提到“咖啡”的是林则徐。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禁烟斗争时,开始组织摘译世界地理著作《四洲志》,这部著作里就出现咖啡,不过林则徐及其翻译团队将之译为“架非”。在《四洲志》及魏源在此基础上整理的《海国图志》里,有“亚非利加大洲(非洲)……土产架非、葡萄酒、五谷,橄榄油”。弥利坚洲之育柰士迭国(即美国,弥利坚洲即美洲,育柰士迭国是根据United States直接音译来的)“国中进口货物:茶叶、架非豆、红糖、椰子、杏仁、干菩提子、无花果、胡椒、香料、桂皮、豆蔻……”“英吉利食多豕肉,逢斋戒,则以鲜鱼、蔬菜为素,嗜酒及茶。无茶则以架飞豆汤代之。”在有的版本《海国图志》里,“架非”也写作“珈琲”。
郑和船队的远航
阿丹之人瘦小面黄,多力足智,善骑射、鸟枪。俗尚节俭,富者始食稻米,皆产他国;贫者仅食本地大麦。以架非豆、柳豆之壳浸水饮之,凡菜饭皆调以骆驼乳,罕肉食。富家宴宾,惟洁蔬菜。口腹之人,众皆不齿。衣则腰、膊各缠白布,以便插刀。惟布帽无论寒暑,厚十余层,金线绣字,再垂金银穗于两肩。
上述引文是《四洲志》里对阿丹国的介绍,其中的“架非豆”,就是“咖啡豆”。阿丹是也门首都亚丁(Aden)的音译,阿丹国就是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端的也门。得益于适宜农业活动的气候和港口条件,也门是全球最早种植和出口咖啡的国家之一。
《四洲志》所据的原本是英国著名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慕瑞(Hugh Murray)的《世界地理大全》,在翻译时,林则徐参考了汉文文献和其他相关中文记述与之相印证。这里的阿丹国的翻译应该是参考《明史》的译名。由于地理位置方便,郑和下西洋时,船队多次在阿丹国停靠。而阿丹国王对明朝政府也特别恭敬,专门制作镶嵌宝石的金冠、金叶表文进贡明朝。
可以肯定的是,郑和下西洋时,当地已经有咖啡种植了。郑和宣德七年(1432)的第七次西行曾驶入亚丁港接走一名也门大使返回中国。这期间,对方是否曾以咖啡招待远道而来的中国贵宾呢?郑和团队在也门有没有喝过咖啡尚不确定,但也门人对中国茶一定不会陌生。耐人寻味的是,郑和完成7次远航的15世纪以后,咖啡在中东地区发起波涛汹涌的世俗化运动,老百姓打破禁忌开始畅饮咖啡,学者韩怀宗就认为这与郑和的宝船舰队,引进交谊功能的中国茶艺文化刺激咖啡往民生需求迈进不无关联。学术界有一种猜测,正是郑和下西洋促进了咖啡从小众走向大众——郑和每次出访都会带中国茶叶随行,除了将茶叶当作馈赠友邦的礼物,还会向阿拉伯统治者介绍有关茶叶的知识,并示范泡煮方法。此举给阿拉伯部族很大的启示,中国人可以把提神的茶作为平民日常饮用的饮料,而本地的咖啡是否也能另辟蹊径,成为待客和社交的媒介呢?
据相关资料,郑和下西洋时期,也门一带正流行一种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Qahwa”的咖啡饮品。一开始,咖啡是仅限于当地僧侣和医生的特殊饮品。前者在信仰中接触咖啡,后者将其用来治疗消化不良等各种疾病。到15世纪中期以后,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饮品才公之于众,并逐渐变为阿拉伯世界随处可见的大众流行饮料。
从早期的咖啡杯具上也可看出茶杯的影子。也门15世纪末的咖啡杯较大,类似中国的茶碗。到16世纪,土耳其人发明了重烘焙、细研磨的土耳其咖啡,杯具就比早期的茶碗小了许多,但其外形仍然非常像中国的茶杯,这显然是受中国茶具的影响。咖啡杯基本形制都是底下有盏托,侧边有盏柄,完全不像西方固有的深杯与高脚杯,这些都跟中国的传统茶杯相似。
郑和团队成员是不是最早喝咖啡的中国人虽不确定,但他们在带回的物品中,应该不包括咖啡。据《明史》记载,永乐十九年(1421),郑和派周满、马欢等驾宝船去阿丹国颁诏赏赐。使团在阿丹“市得猫睛,重二钱许,珊瑚树高二尺者数枝,又大珠、金珀、诸色雅姑异宝、麒麟(实为长颈鹿)、狮子、花猫、鹿、金钱豹、驼鸡、白鸠以归,他国所不及也”。(《明史·外国列传七·阿丹》)咖啡并没有进入中国人的采购清单中。此后,明万历年间的利玛窦、清康熙年间的汤若望、南怀仁等外国传教士,不惧千山万水,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但这期间史书中也没有关于咖啡的记载。
从“咳嗽药水”到时髦饮品
咖啡馆在广州出现后,国人开始更多地接触和尝试咖啡这种“西洋饮品”,并在上海、天津等地已经开设一些模仿欧美的咖啡馆。清末学者徐珂曾叙述:“饮咖啡:欧美有咖啡店,略似我国之茶馆。天津上海亦有之,华人所设仿者也,兼售糖果以佐饮。”1853年,英国药剂师劳惠霖(J.Lewellyn)在上海的花园弄(今外滩边的南京东路)创设老德记药店,以经营欧美成药为主,兼营医疗器械、化妆品、烟酒、糖果、冷饮等,并将咖啡包装成“止咳药水”兜售。
古汉语中的“咖”字是个生僻字,传统韵书中并未收录。学者陈晨检索研究后,仅在由辽代的僧人释行均编写的佛学字书《龙龛手鉴》中见到关于“咖”音的记载:“咖,俗,加迦伽三音。” 在古籍文献中,“咖”字主要作为“加迦伽”三字的俗字出现。近代“咖”字显然不是借用古代字而来,同样,“啡”字也是近代的新创字 。“咖啡”二字的组合虽然在1819年的文献中就已出现,但考之当时文献,这并不是最通用者。“coffee”一词最初虽有不同的翻译形式,但都以音译为主,如“哈非、加非、加啡、加菲、茄菲、茄非、架菲、架啡、架飞、迦非、噶霏、嘎啡、高馡、考非、喀啡、珈琲、枷榧”等。1866年,美国传教士高丕第夫人(Mrs. Crawford)出版的《造洋饭书》中收录了267种经典的西餐菜点,其中许多词汇与现代汉语有所不同,如面包被译为馒头,马铃薯被译为地蛋,布丁被译为朴定,而coffee则音译成“磕肥”。1887年印行的《申江百咏》中有这么一段竹枝词:“几家番馆掩朱扉,煨鸽牛排不厌肥;一客一盆凭大嚼,饱来随意饮高馡。” “番馆”指西餐馆,而“高馡”就是咖啡。
随着咖啡传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接触咖啡。1872年4月30日创刊的《申报》在1873年9月22日《电报英京巨银行闭歇事乃系讹传》一文中将其译为“加非”。1874年,刊登的裕盛洋行拍卖广告上写作“㗎啡”;同年刊登的拍卖广告上又译作“茄非”。而在1875年11月10日《申报》刊载的一篇《轻生说》中,第一次出现“咖啡”二字。
《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志》中,1844年3—8月上海华商外贸行出口货物情况表出现“枷榧”一词。而另一个译名“茄啡”则出现在英国麦丁富得力(Martin Fidelity)所著的《列国岁计政要》(The Statesman’s Yearbook)中。该书由林乐知口译,郑昌棪笔述,于1878年由江南制造局出版。
海外的“加非馆”
鸦片战争后,清朝被迫卷入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一批国人也得以扬帆出海睁眼看世界,在其日记或游记中首次记录下中国人对近代西方国家的实地观感。其中,较早品饮且记录咖啡的中国人是张德彝,他第二次赴法旅行的《欧美环游记》中,每隔数日便留有“往加非馆”“赴加非馆”的记录。他还对“加非”的来源进行了追溯,“(1869年8月14日)法国人性嗜加非,如华人之嗜茶。加非者,一种乌豆,出自阿非利加阿拉比热地,火炙存性,研碎以滚水煎之。其壶中横漏勺,久煮则汁自下矣……其性烈,其味苦。”而王韬在《漫游随录》中对巴黎星罗棋布的咖啡馆、小酒吧描述得则更为周详:“其国所设加非馆棋布星罗,每日由戌初至丑正,男子咸来饮酌……”此后,访问德国的钱德培、李凤苞也在日记中留下在德国品饮咖啡的经历,他们也将咖啡记作“加非”。
除这些出海的中国人,晚清官员樊增祥也有关于咖啡的记录。樊增祥是光绪三年(1877)进士,他做京官时,有人回国后送给他一罐咖啡,他以为是鼻烟,把鼻孔里的皮都擦破了,为此还特地写了一首名为《爽翁惠咖啡余误为鼻烟》的诗:“苦(若)说茄菲(咖啡)是淡巴(tobacco的音译,烟草),豆香误尽勇卢家。也如白雪楼中叟,不识人间有岕茶。”或许这次接触让他对咖啡有了兴趣,在《星海远寄佳茗二瓶瓷杯二事报以小诗用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为韵十首·其五》中就提到喝咖啡:“秉烛治文书,瓶笙响清夜。毋将咖啡来,减我龙团价。”不仅如此,他还尝试种咖啡,在《邠州刺史馈梨五十颗赋谢》诗中,他写道:“桑园待种咖啡子,上林时见柠檬株。终然一宗长百果,削枝剪叶非吾徒。”
这时的一些文学作品,如曾朴《孽海花》、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以及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都开始有“喝咖啡”的情节。如《官场现形记》第二十回讲胡镜孙向刘大侉子介绍店里的戒烟药丸时,写道:
刘大侉子道:“我从京里来的时候,路过上海,听说上海也有一种什么戒烟丸药,是咖啡做的。虽然能够抵得烟瘾,然而吃了下去,受累无穷,一世戒不脱的。不要你这丸药亦是那个东西做的?”胡镜孙听了诧异道:“咖啡只好当茶吃,从来没有听说可以抵得烟瘾的。想必外国人又出了甚么新法了?”刘大侉子道:“外国人想赚钱的法子本来很多。”胡镜孙想了一回,恍然大悟道:“不要是吗啡罢?”刘大侉子听他一提,心上亦明白过来是吗啡,但是不肯自己认错,怕人家笑他外行,也把脸一红道:“不管他是咖啡是吗啡,横竖是外国来的就是了。”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咖啡”已代替“加非”成为常用的音译形式。1915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由徐元诰、欧阳溥存、汪长禄主编的《中华大字典》,以《康熙字典》(1716)为基础,1915年版收4.8万余字,包含《康熙字典》之后出现的许多新字,是当时最大的字典。其中有“咖啡,西洋饮料,如我国之茶。英文coffee”。《中华大字典》以权威辞书的形式,确认了“咖啡”的通译名。
本土试种
据文献记载,最早在中国台湾种植咖啡的是英国人。据1916年编写的《恒春热带植物殖育场事业报告》:“1884年,德记洋行的英国人布鲁斯(R.H.Bruce)从马尼拉引进一百株咖啡苗,种植于台北三角涌(今新北市三峡)。”这也是目前查到在中国最早种植咖啡的记载。鉴于咖啡巨大的经济利益,晚清的一些官员也开始筹划在中国种植咖啡。1874年“牡丹社事件”后,清廷着手推动“开山抚番”政策,1877年,福建巡抚丁日昌颁定《抚番开山善后二十一章程》,其中第十六章程提到“靠山民番除种植芋署、小米自给之外,膏腴之土,栽种无多,以致终多贫苦”,“令其择避风山坡种植茶叶、棉花、桐树、檀木以及麻、豆、咖啡之属,俾有余利可图,不复以游猎为事。”
光绪十三年(1887)正月二十四日,率军赴琼州(海南岛)平定农民起义的冯子材接到两广总督张之洞的电报。张在电报中亦提出在海南种植咖啡的建议:“欲在琼州种咖啡,以收外洋之利,其利胜于茶而不劳。”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八日(1898年5月18日),工部候补郎中唐浩镇也专门向朝廷建议在国内种植咖啡:“加非一物,始于非洲。西人日用必需,销路大广,故各国市肆俱设加非之馆……宜令各直省添种加非之树,其利较种茶尤厚。”1904年,法国传教士田德能将从越南带来的咖啡种在云南大理的宾川县,从而拉开云南乃至大陆种植咖啡的序幕。如今,中国不仅成为咖啡消费的热土,更以云南等地的优质咖啡豆回归全球市场。
参考资料:
黄河清《近现代汉语辞源》
陈晨《晚清英源音译外来词研究》
韩怀宗《咖啡学:秘史、精品豆与烘焙入门》
潘富俊《名物与草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意象世界》
孟华《中法文学关系研究》
刘小方《“羊癫疯”与星巴克——咖啡旅行记》
本文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10月下,原标题《“黑酒”与“架啡” 广州:咖啡入华第一站》,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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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国际金价持续飙升、直逼千元大关的新闻冲上热搜。“黄金一夜暴涨”不仅牵动着资本市场的神经,更让不少投资者盯着行情睡不着觉,真·“彻夜难眠”。
而当“黄金暴涨”成为今日街头巷议的热点,这背后其实是人类千年未变的,对黄金价值的认同——甚至,古人比我们还疯……
或许就像莎士比亚说的那样: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
——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
炼金以求长生
在莎士比亚笔下,黄金简直是无所不能,令众人趋之若鹜。的确,作为一种天然储量稀少的贵金属,金子自古即为人们所珍视,中国早期文献也常提及黄金,如《尚书·禹贡》记载“厥贡,唯金三品”。不唯如此,到了秦汉以后,黄金更是成为中国方士心目中长生不老药的原料。
战国末期的《韩非子·说上林》已经有方士向楚王献不死仙药的记载,“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对长生的渴望是君王们永恒的追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他的万世基业的稳固和永享帝业,更是迫不及待地追求不死仙药,甚至“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最后长生药不曾找到,倒是留下一个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既然求取仙药此路不通,改弦易辙转向人工制造长生不老药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作为一种耐腐蚀的金属,黄金入火不焦、入水不腐、入地千年不朽,让人联想到生命的不朽。东晋时期的著名炼丹家葛洪(283-363)在其著作《抱朴子·内篇》直言:
“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
所谓“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只需将黄金的抗蚀性机械地移植到人体中,不就能长生不老了么?
既然如此,何不直接服食黄金呢?因为实践证明这是行不通的绝路,吞金非但不能延年益寿(更遑论长生),反可立时丧命,于是方士开始制取人工药金。他们认为药金是经过炼制点化而成的,金的毒性已完全去除,故而炼制和服食药金仍可以把金的抗蚀性转移到人体,以实现长生不老的梦想。
作为制备不死金丹的一种技术手段,炼金术在中国历史上横空出世。经过春秋战国时期冶铁技术的大发展,秦汉的人们已经发现,熔炉里的变化着实奇妙,炉火烧炼的威力的确无穷。火法炼丹由此诞生,并且成了日后中土炼丹方法的主流。丹砂(硫化汞)被方士奉为至尊。“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说的就是硫化汞经加热能分解成汞,汞与硫研磨生成黑色的硫化汞,黑色的硫化汞隔绝空气加热慢慢转变为红色的硫化汞。这种化学变化在方士看来奥妙非常,以为用丹砂这种神奇物质与铅、硫、砒霜等置于炉鼎之中烧炼即可求得服用后长生不老的药金,就像葛洪说的那样,“天地有金,我能作之。二黄一赤(指雌黄、雄黄、丹砂),立成不疑”。
到了汉朝,与秦始皇齐名的汉武帝同样是个极度热衷神仙方术、敬神祀鬼的皇帝,他有强烈的寻仙求药的愿望,上行而下效,武帝一朝,光是在《史记》上留名的御用求仙方士就有好几个(李少君、少翁、栾大)。李少君曾经对汉武帝说:
“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而事化丹砂诸药齐为黄金矣。”
这是中国历史上炼金术最早的确切文献记载。
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56-87年),大汉朝野掀起了炼金潮。汉武帝的伯父淮南王刘安就是当时推动炼金(丹)术盛行的皇亲国戚之一。刘安不仅收养了很多江湖术士进行炼金丹活动,还把这些人所描述和使用的炼金丹术秘方收集起来,写成一本《枕中鸿宝苑秘书》。这本书甚至引来了汉武帝的注意,亲自召见刘安,命他传授炼丹之法。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刘安居然忤逆了皇帝的意志,抗旨不教。很快,刘安因被人告发谋反被满门诛杀,《枕中鸿宝苑秘书》也在这次祸乱中丧失。
武帝以后,不光汉代几代皇帝如宣帝、成帝、哀帝喜好此类方术,后来的历代封建君主也是极力推崇炼金术。及至唐朝,因皇室姓李,为提高其门第,神话其统治,其自命为道教祖师老子的后裔;因而李唐王朝的历代皇帝也几乎都热衷于道教。中国炼金术也在唐朝登峰造极,唐代上至皇帝、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热衷于炼丹炼汞,修炼长生之道。结果当然是适得其反,欲求长生,反致速死。因为古代炼丹家所炼制的药金,其主要成分是有毒的汞、铅、砷、硫等化合物,丹药中毒的现象比比皆是。有唐一代,穆宗、武宗、宣宗等皇帝皆因服食丹药而暴毙,宋代以后的皇帝们就再也不敢冒险尝试了。
求财不求命的西方炼金术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中国方士们炼金的目的是为了制造丹药,以求实现缥缈的长生之梦;他们的西方同行倒是显得更现实一些,其主要目标是使贱金属(铜、铁)变成贵金属(金),从而发财致富。
说起来,西方炼金术的理论基石还是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奠定的。他认为,世界是由四种基本元素——水、土、火、空气构成,物质的所有形态都由这四种元素根据不同的比例组成。于是,炼金术士们相信“金属是由一种蒸汽,经过漫长的岁月凝结而成。起初,它凝结成水银和硫黄。在适宜的湿度和热度下,硫黄和水银持续而稳定地成熟,直到变得坚固。由此经数千年缓慢转变,金属才产生出来。如果它们没有中途被开采出来,自然就会纯化它们,使之最终变成黄金或者白银。但是通过炼金术士精妙的技艺,这种转变可以在一天之内或者在一段短时间内完成”。中世纪欧洲的炼金家R·吕律就曾大言不惭地宣布:
“倘若大海是汞做成的,我就可以全部把它变成黄金。”
而在欧洲炼金术士的理论里,运用一种被称为“哲人之石”(Philosopher's Stone)的点金石,就能直接改变金属的性质,把贱金属转换成为贵重的黄金。由于“哲人之石”被人们尊奉为智者之石,有神圣的、具有魔力的万能属性,因此,很多炼金术士们竭尽全力去寻找它。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这种“哲人之石”,炼金术士们长期从事的都是无用功。他们在金属中寻不到,就到矿物界去找,后来又转去植物中寻找,甚至连动物的骨头、血液、肌肉、唾液和尿液等都找遍了,仍然一无所获。在一个地方找不到,很多人又到其他地方去找,德国、法国、西班牙、希腊、波斯、土耳其,到处都留下炼金术士锲而不舍却徒劳无获的足迹。
13世纪中叶开始,“炼金术像热病一样席卷欧洲,占据了那些试图解开自然之谜的人的主要注意力,并且至少长达三个世纪之久”。此时,欧洲的城市兴起,工商业逐步繁荣,随着与东方贸易的兴盛,大量奢侈品如绸缎、珠宝、香料的输入,王公贵族越来越追求豪华的生活享受,出现了对贵金属的巨大需求。对于这些王公贵族来说,炼金术就是通往财富的捷径。为了获得黄金,他们乐得将赞助所费不菲的炼金术实验作为一项风险投资。一时间,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欧洲各国的君主跟前都有大量的炼金术士为他们服务。
事与愿违,炼金术的畸形繁荣,不仅没有给人带来预想中的财富,反而成为心术不正之人招摇撞骗的伎俩。
但话说回来,中世纪欧洲炼金术士们花费了毕生的精力,经过一代又一代人艰苦的努力,固然并没有找到炼石成金的秘密,倒也并非一无所获。14世纪初,一位西班牙炼金家,冒名贾比尔写出了4部金丹术著作,其中不仅清晰地介绍了食盐的提纯法,还记录了硝酸、王水的制取法。到了中世纪后期,硝酸、王水等矿物酸已成为普通的化学试剂。16世纪,欧洲的炼金术士发现了酒精;1669年德国汉堡的炼金术士布兰特(Henning Brant)通过蒸馏尿液发现了在黑暗里可以发出一种奇异而美丽的光的粉末(磷),虽然他的本意是相信 “哲人之石”可能应该采用人体生命活动的产物,但“这一发现使人们从炼金术的玄秘中朝着理性的化学又迈出了一步”。
就是在这些新元素不断被发现的过程中,炼金术一步步走向衰亡,而当时只是炼金术附属品的近代化学却渐渐浮出水面。1661年,波义耳(物理定律“一定量的气体在一定的温度下,气体的体积和压力成反比”即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名著《怀疑化学家》问世,在化学史上树起了一块里程碑。波义耳第一次科学地提出了“元素”的概念,即那些无法再分解的简单物质。波义耳向全世界宣告,化学不仅仅是医生的助手和炼金术士的技能,它应该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出现。
17世纪中叶,在炼金术日趋没落的同时,化学研究者却彻底摆脱了炼金术的羁绊,成为新的专业科学工作者。及至18世纪,随着法国大科学家拉瓦锡的《化学基本论述》的问世,近代化学终于完成了革命,成为一门系统而独立的学科。
近代化学的诞生意味着炼金术的时代永远地过去了。弗朗西斯·培根曾把炼金术比喻为《伊索寓言》中的一位老人。这位老人在临终前告诉他的儿子们,葡萄园里面埋有黄金,结果几个儿子经常去葡萄园内翻土寻黄金,久而久之,黄金虽未找到,但是土却变得松软,使得葡萄获得了大丰收。炼金术的命运与之异曲同工,炼金术士们殚心竭力地寻找点石成金的方法,虽无法实现却使后人得到许多有用途的发明与试验方法,日后终于成为近代化学的催生婆——这或许也是延续千年的炼金术的最好归宿了。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2月下,原标题为《中国人求长生,西方人求富贵 炼金术:追逐点石成金的幻像》,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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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国际金价持续飙升、直逼千元大关的新闻冲上热搜。“黄金一夜暴涨”不仅牵动着资本市场的神经,更让不少投资者盯着行情睡不着觉,真·“彻夜难眠”。
而当“黄金暴涨”成为今日街头巷议的热点,这背后其实是人类千年未变的,对黄金价值的认同——甚至,古人比我们还疯……
或许就像莎士比亚说的那样: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
——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
炼金以求长生
在莎士比亚笔下,黄金简直是无所不能,令众人趋之若鹜。的确,作为一种天然储量稀少的贵金属,金子自古即为人们所珍视,中国早期文献也常提及黄金,如《尚书·禹贡》记载“厥贡,唯金三品”。不唯如此,到了秦汉以后,黄金更是成为中国方士心目中长生不老药的原料。
战国末期的《韩非子·说上林》已经有方士向楚王献不死仙药的记载,“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对长生的渴望是君王们永恒的追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他的万世基业的稳固和永享帝业,更是迫不及待地追求不死仙药,甚至“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最后长生药不曾找到,倒是留下一个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既然求取仙药此路不通,改弦易辙转向人工制造长生不老药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作为一种耐腐蚀的金属,黄金入火不焦、入水不腐、入地千年不朽,让人联想到生命的不朽。东晋时期的著名炼丹家葛洪(283-363)在其著作《抱朴子·内篇》直言:
“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
所谓“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只需将黄金的抗蚀性机械地移植到人体中,不就能长生不老了么?
既然如此,何不直接服食黄金呢?因为实践证明这是行不通的绝路,吞金非但不能延年益寿(更遑论长生),反可立时丧命,于是方士开始制取人工药金。他们认为药金是经过炼制点化而成的,金的毒性已完全去除,故而炼制和服食药金仍可以把金的抗蚀性转移到人体,以实现长生不老的梦想。
作为制备不死金丹的一种技术手段,炼金术在中国历史上横空出世。经过春秋战国时期冶铁技术的大发展,秦汉的人们已经发现,熔炉里的变化着实奇妙,炉火烧炼的威力的确无穷。火法炼丹由此诞生,并且成了日后中土炼丹方法的主流。丹砂(硫化汞)被方士奉为至尊。“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说的就是硫化汞经加热能分解成汞,汞与硫研磨生成黑色的硫化汞,黑色的硫化汞隔绝空气加热慢慢转变为红色的硫化汞。这种化学变化在方士看来奥妙非常,以为用丹砂这种神奇物质与铅、硫、砒霜等置于炉鼎之中烧炼即可求得服用后长生不老的药金,就像葛洪说的那样,“天地有金,我能作之。二黄一赤(指雌黄、雄黄、丹砂),立成不疑”。
到了汉朝,与秦始皇齐名的汉武帝同样是个极度热衷神仙方术、敬神祀鬼的皇帝,他有强烈的寻仙求药的愿望,上行而下效,武帝一朝,光是在《史记》上留名的御用求仙方士就有好几个(李少君、少翁、栾大)。李少君曾经对汉武帝说:
“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而事化丹砂诸药齐为黄金矣。”
这是中国历史上炼金术最早的确切文献记载。
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56-87年),大汉朝野掀起了炼金潮。汉武帝的伯父淮南王刘安就是当时推动炼金(丹)术盛行的皇亲国戚之一。刘安不仅收养了很多江湖术士进行炼金丹活动,还把这些人所描述和使用的炼金丹术秘方收集起来,写成一本《枕中鸿宝苑秘书》。这本书甚至引来了汉武帝的注意,亲自召见刘安,命他传授炼丹之法。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刘安居然忤逆了皇帝的意志,抗旨不教。很快,刘安因被人告发谋反被满门诛杀,《枕中鸿宝苑秘书》也在这次祸乱中丧失。
武帝以后,不光汉代几代皇帝如宣帝、成帝、哀帝喜好此类方术,后来的历代封建君主也是极力推崇炼金术。及至唐朝,因皇室姓李,为提高其门第,神话其统治,其自命为道教祖师老子的后裔;因而李唐王朝的历代皇帝也几乎都热衷于道教。中国炼金术也在唐朝登峰造极,唐代上至皇帝、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热衷于炼丹炼汞,修炼长生之道。结果当然是适得其反,欲求长生,反致速死。因为古代炼丹家所炼制的药金,其主要成分是有毒的汞、铅、砷、硫等化合物,丹药中毒的现象比比皆是。有唐一代,穆宗、武宗、宣宗等皇帝皆因服食丹药而暴毙,宋代以后的皇帝们就再也不敢冒险尝试了。
求财不求命的西方炼金术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中国方士们炼金的目的是为了制造丹药,以求实现缥缈的长生之梦;他们的西方同行倒是显得更现实一些,其主要目标是使贱金属(铜、铁)变成贵金属(金),从而发财致富。
说起来,西方炼金术的理论基石还是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奠定的。他认为,世界是由四种基本元素——水、土、火、空气构成,物质的所有形态都由这四种元素根据不同的比例组成。于是,炼金术士们相信“金属是由一种蒸汽,经过漫长的岁月凝结而成。起初,它凝结成水银和硫黄。在适宜的湿度和热度下,硫黄和水银持续而稳定地成熟,直到变得坚固。由此经数千年缓慢转变,金属才产生出来。如果它们没有中途被开采出来,自然就会纯化它们,使之最终变成黄金或者白银。但是通过炼金术士精妙的技艺,这种转变可以在一天之内或者在一段短时间内完成”。中世纪欧洲的炼金家R·吕律就曾大言不惭地宣布:
“倘若大海是汞做成的,我就可以全部把它变成黄金。”
而在欧洲炼金术士的理论里,运用一种被称为“哲人之石”(Philosopher's Stone)的点金石,就能直接改变金属的性质,把贱金属转换成为贵重的黄金。由于“哲人之石”被人们尊奉为智者之石,有神圣的、具有魔力的万能属性,因此,很多炼金术士们竭尽全力去寻找它。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这种“哲人之石”,炼金术士们长期从事的都是无用功。他们在金属中寻不到,就到矿物界去找,后来又转去植物中寻找,甚至连动物的骨头、血液、肌肉、唾液和尿液等都找遍了,仍然一无所获。在一个地方找不到,很多人又到其他地方去找,德国、法国、西班牙、希腊、波斯、土耳其,到处都留下炼金术士锲而不舍却徒劳无获的足迹。
13世纪中叶开始,“炼金术像热病一样席卷欧洲,占据了那些试图解开自然之谜的人的主要注意力,并且至少长达三个世纪之久”。此时,欧洲的城市兴起,工商业逐步繁荣,随着与东方贸易的兴盛,大量奢侈品如绸缎、珠宝、香料的输入,王公贵族越来越追求豪华的生活享受,出现了对贵金属的巨大需求。对于这些王公贵族来说,炼金术就是通往财富的捷径。为了获得黄金,他们乐得将赞助所费不菲的炼金术实验作为一项风险投资。一时间,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欧洲各国的君主跟前都有大量的炼金术士为他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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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些新元素不断被发现的过程中,炼金术一步步走向衰亡,而当时只是炼金术附属品的近代化学却渐渐浮出水面。1661年,波义耳(物理定律“一定量的气体在一定的温度下,气体的体积和压力成反比”即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名著《怀疑化学家》问世,在化学史上树起了一块里程碑。波义耳第一次科学地提出了“元素”的概念,即那些无法再分解的简单物质。波义耳向全世界宣告,化学不仅仅是医生的助手和炼金术士的技能,它应该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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