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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许多原生文明都诞生于大河流域。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分别发源于尼罗河、两河和印度河流域。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滋养和见证了五千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长江流域各区域间的人文经济交流孕育造就了古今一体、传承有序、江河互济、通江达海、与时俱进、开放包容的长江文明，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板块，为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注入了源头活水。



长江不仅是一条浩荡的水系，也是一部流动的艺术史诗。它是文人墨客吟咏的对象，也是艺术创作的不竭源泉。从古代的巨然、宋代的夏圭、元代的王蒙、明代的沈周、清代的王辉，到现当代的张大清、吴冠中，历代画家都以长江万里图为题，用笔墨丹青描绘母亲河的壮阔雄奇，彰显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品格和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我国现存的300多个戏曲种类中，超过一半活跃在长江流域，滚滚长江水不仅滋养着两岸土地，也孕育出丰富多样的传统艺术，滋养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审美兴趣。



古往今来，不同艺术形式都以长江为母体，留下了无数传世作品，这些作品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美学基因，也为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之间交流对话提供了最具象、最有效的载体。2025长江文明论坛有来自各国的专家学者，在思想交流、观点碰撞之外，以艺术这一共通的世界性语言为媒介，可以进一步连接彼此、增进理解，必将有助于我们更好跨越地域、民族、语言的障碍，搭建起互学互鉴、心灵相通的友谊桥梁。



长江在重庆绵延600公里，这条贯穿我国东西的水运大动脉不仅赋予重庆这座长江上游最大的临江城市以奔涌的发展活力，也赋予重庆深厚的人文底蕴和艺术魅力。川剧、评书、川江号子、铜梁龙舞、大足石刻、走马故事等这些享誉全国的艺术形式，依水而生、因江而兴，既讲述着传统与时代相连的精彩故事，也传承着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精神禀赋，为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力量。



中国广大文艺工作者将与各方一道，传承长江千年文脉，梳理长江流域艺术宝库，推出更多新时代长江文艺精品，彰显中华美学精神，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担负起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明的重大使命，为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奏响新时代长江之歌贡献力量。




*本文作者为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本文转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09月25日第11版），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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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张政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李语馨（实习）
校对 | 火炬 张斌 胡瓜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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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n \n\n \n
\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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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许多原生文明都诞生于大河流域。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分别发源于尼罗河、两河和印度河流域。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滋养和见证了五千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长江流域各区域间的人文经济交流孕育造就了古今一体、传承有序、江河互济、通江达海、与时俱进、开放包容的长江文明，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板块，为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注入了源头活水。



长江不仅是一条浩荡的水系，也是一部流动的艺术史诗。它是文人墨客吟咏的对象，也是艺术创作的不竭源泉。从古代的巨然、宋代的夏圭、元代的王蒙、明代的沈周、清代的王辉，到现当代的张大清、吴冠中，历代画家都以长江万里图为题，用笔墨丹青描绘母亲河的壮阔雄奇，彰显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品格和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我国现存的300多个戏曲种类中，超过一半活跃在长江流域，滚滚长江水不仅滋养着两岸土地，也孕育出丰富多样的传统艺术，滋养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审美兴趣。



古往今来，不同艺术形式都以长江为母体，留下了无数传世作品，这些作品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美学基因，也为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之间交流对话提供了最具象、最有效的载体。2025长江文明论坛有来自各国的专家学者，在思想交流、观点碰撞之外，以艺术这一共通的世界性语言为媒介，可以进一步连接彼此、增进理解，必将有助于我们更好跨越地域、民族、语言的障碍，搭建起互学互鉴、心灵相通的友谊桥梁。



长江在重庆绵延600公里，这条贯穿我国东西的水运大动脉不仅赋予重庆这座长江上游最大的临江城市以奔涌的发展活力，也赋予重庆深厚的人文底蕴和艺术魅力。川剧、评书、川江号子、铜梁龙舞、大足石刻、走马故事等这些享誉全国的艺术形式，依水而生、因江而兴，既讲述着传统与时代相连的精彩故事，也传承着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精神禀赋，为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力量。



中国广大文艺工作者将与各方一道，传承长江千年文脉，梳理长江流域艺术宝库，推出更多新时代长江文艺精品，彰显中华美学精神，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担负起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明的重大使命，为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奏响新时代长江之歌贡献力量。




*本文作者为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本文转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09月25日第11版），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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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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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这条绵延数千里、奔腾不息的伟大河流孕育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塑造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顽强奋进的伟大精神。


巫山雨后初晴。摄影/云雷纹，来源/图虫创意


这条伟大的河流是一条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文学之河，长江以其浩荡不息，为文学提供了永恒的母体与不竭的灵感。长江哺育文学，文学也塑造着长江，这场伟大的对话贯穿了整部中国文学史，一代代文人墨客或溯江而上，或顺流而下，他们的命运跌宕与灼灼才华都与这条大河紧密相连。


俯瞰三峡大坝。摄影蒋雨师，已获授权


屈原行吟于江畔，开创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先河，上天入地的求索精神，流光溢彩的丰富想象与诗歌意象，穿越千年，华彩依旧。少年李白从巴蜀的激流中走出，他的诗因长江而越发豪放飘逸。晚年的杜甫辗转漂泊于此地，长江的浩瀚壮阔是他现实主义的不朽诗篇，更显出沉郁、苍凉。白帝城、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这些长江岸边的地理坐标，因无数诗人的登临题咏，从砖石木瓦升华为中华文化的光辉坐标。文学书写让长江之水流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奠定了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家园。


清乾隆，张照书范仲淹《岳阳楼记》拓片。来源/浙江省博物馆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万古江河向我们提出了更为宏大而深邃的命题：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保护母亲河生态系统，促进山、水、人、城和谐相融。今天的文学书写，不仅要写出大江东去的诗意，还要关切这里的城市变迁、百姓生活、创新活力，以新时代文学，深度参与当代文明的当代叙事。


船舶正在通过三峡大坝五级船闸。摄影蒋雨师，已获授权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图景中最活跃的板块之一，书写长江就是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生动实践，就是记录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澎湃力量。中国作家、文学家正用一系列文学行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新诗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为讲好长江故事、弘扬长江文明作出更多积极贡献。


三峡大坝五级船闸夜景。摄影蒋雨师，已获授权


长江奔流在中国大地，长江文明是全世界的宝贵财富，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无论是长江、尼罗河还是密西西比河，每一条河流都在滋养着文明与大地，哺育着独特的文明，启迪着全世界关于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关系的思考。


黄鹤楼。摄影/瑞 刘，来源/图虫创意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人类站在新的十字路口，希望我们共同跨越江海，从长江这样一个伟大的文明样本中获得智慧和力量，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携手共创人类美好未来。



*作者为中国作协主席、党组书记。本文转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09月26日第11版），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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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张宏森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张斌 胡瓜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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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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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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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这条绵延数千里、奔腾不息的伟大河流孕育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塑造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顽强奋进的伟大精神。


巫山雨后初晴。摄影/云雷纹，来源/图虫创意


这条伟大的河流是一条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文学之河，长江以其浩荡不息，为文学提供了永恒的母体与不竭的灵感。长江哺育文学，文学也塑造着长江，这场伟大的对话贯穿了整部中国文学史，一代代文人墨客或溯江而上，或顺流而下，他们的命运跌宕与灼灼才华都与这条大河紧密相连。


俯瞰三峡大坝。摄影蒋雨师，已获授权


屈原行吟于江畔，开创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先河，上天入地的求索精神，流光溢彩的丰富想象与诗歌意象，穿越千年，华彩依旧。少年李白从巴蜀的激流中走出，他的诗因长江而越发豪放飘逸。晚年的杜甫辗转漂泊于此地，长江的浩瀚壮阔是他现实主义的不朽诗篇，更显出沉郁、苍凉。白帝城、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这些长江岸边的地理坐标，因无数诗人的登临题咏，从砖石木瓦升华为中华文化的光辉坐标。文学书写让长江之水流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奠定了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家园。


清乾隆，张照书范仲淹《岳阳楼记》拓片。来源/浙江省博物馆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万古江河向我们提出了更为宏大而深邃的命题：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保护母亲河生态系统，促进山、水、人、城和谐相融。今天的文学书写，不仅要写出大江东去的诗意，还要关切这里的城市变迁、百姓生活、创新活力，以新时代文学，深度参与当代文明的当代叙事。


船舶正在通过三峡大坝五级船闸。摄影蒋雨师，已获授权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图景中最活跃的板块之一，书写长江就是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生动实践，就是记录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澎湃力量。中国作家、文学家正用一系列文学行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新诗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为讲好长江故事、弘扬长江文明作出更多积极贡献。


三峡大坝五级船闸夜景。摄影蒋雨师，已获授权


长江奔流在中国大地，长江文明是全世界的宝贵财富，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无论是长江、尼罗河还是密西西比河，每一条河流都在滋养着文明与大地，哺育着独特的文明，启迪着全世界关于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关系的思考。


黄鹤楼。摄影/瑞 刘，来源/图虫创意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人类站在新的十字路口，希望我们共同跨越江海，从长江这样一个伟大的文明样本中获得智慧和力量，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携手共创人类美好未来。



*作者为中国作协主席、党组书记。本文转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09月26日第11版），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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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江畔，当河姆渡居民播种稻田、凌家滩先民琢玉成器时，世界其他地区的古老文明也在萌芽、生长。


公元前4000年左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滋养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在这里，苏美尔人以削尖的芦苇秆为笔、泥板为纸，刻下记录城邦管理智慧的神秘符号，楔形文字由此诞生。


尼罗河风光。来源/pixabay


尼罗河畔，古埃及人用双手创造了工程奇迹。宏伟的金字塔拔地而起，庄严的狮身人面像静静矗立。


在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摩亨佐·达罗等城市已规划出网格状街道，配备了排水系统，建起功能明确的公共粮仓，展现出高度的城市文明形态。


跨越山海，这些古老文明背后有共同的孕育者——河流。


印度河风光。来源/pixabay


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今天，我们探寻长江的文明脉络，就要将长江文明置于世界大河文明的谱系中，理解其世界坐标。各大河文明，不仅是各美其美的璀璨星点，更将通过交流互鉴，在联通与融合中走向美美与共。


2025长江文明论坛展示的“跟着非遗游长江”非遺旅游地图（局部）。来源/重庆市文化旅游委


一道智慧的长河


“白鹤绕梁留胜迹，石鱼出水兆丰年。”


在重庆市涪陵区，长江水中有一道长1600米、平均宽约15米的天然石梁，名为白鹤梁。石梁顺江而卧，常年淹没于水中，仅在冬春枯水季节露出水面。自唐朝广德二年以来的1200多年间，人们据此判断江水枯荣，并在梁上刻下了百余段水文记录。


清代白鹤梁题刻。来源/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


梁上刻有两尾石鱼，前雌后雄，雌鱼口衔莲花，雄鱼口衔蓂草，宛若在水中游弋追逐。古代先民持续观察发现，石鱼露出水面的次年往往是丰收之年。


水是生命之源，人类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流域。为防范洪涝旱灾并利用水资源服务生产生活，在埃及、古巴比伦和中国等地，人们从很早就开始观测水文。中国先民通过石刻记录观测结果，传之后世。其中，就以涪陵白鹤梁题刻最为璀璨夺目。


现代专家表示，白鹤梁石鱼眼睛的高度，与当地水位零点非常接近，这与现代水文站使用的“水尺零点”原理不谋而合。


白鹤梁石鱼。来源/维基百科


唐宋以来，白鹤梁“水枯石鱼现，水涨碑林隐”的独特景致，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前来观览题咏。梁上汇聚名家题刻，被誉为“水下碑林”。如今，三峡大坝蓄水175米后，白鹤梁没入江底，但游客依然可以在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内，透过玻璃欣赏北宋书法家黄庭坚“元符庚辰涪翁来”的题刻风采，感受清代谢彬“中流砥柱”题刻之雄浑气魄。


据考证，中国最早的水文观测记录是一则商代的甲骨文水灾卜辞：“癸亥卜，争贞，洹弗乍。□□卜，争贞，洹其乍兹邑。”意思是癸亥这一天，一个叫“争”的占卜师进行占卜问道：洹水会发生灾害吗？如果洹水发生灾害，会危及我们现住的城池吗？



白鹤梁题刻，可见“白鹤梁”“元符庚辰涪翁来”等字样。来源/维基百科


东晋常璩所著《华阳国志·蜀志》中，还有关于石人水尺的记载：战国时期水利家李冰修都江堰时，“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李冰所立石人，是中国最早见诸记载的水位测量标尺。


而今，水尺的智慧与白鹤梁水文石刻群这类宝贵文化遗产，跨越语言隔阂与地域界限，成为大河文明间相互交流的“共通语言”。


埃及罗达岛尼罗尺。摄影/隋凯先


2025长江文明论坛期间，埃及本哈大学教授萨维·萨维·艾哈迈德介绍了一个与白鹤梁遥相呼应的水位测量仪：在埃及开罗罗达岛上，有一口雕刻精美的井，人可以逐级而下，步入其中。井中矗立着一根9米多高的八角柱，这便是建于公元861年的“尼罗尺”。罗达岛尼罗尺被分为19臂尺（1臂尺长度约为半米），可以测量约9.5米幅度内的水位变化。当尼罗河水不足12臂尺深时，意味着可能出现饥荒；超过18臂尺深时，人们则需防范洪灾。


尼罗尺拥有垂直柱、河岸阶梯、涵洞深井等多种形式。历史上，尼罗尺不仅用于“预言”农业收成，还被直接用于税收调节：水位高则丰年增税，水位低则歉年减赋。这套机制，保障了古埃及农业生产秩序。


尼罗河风光。来源/pixabay


“作为监测水位的重要工具，尼罗尺与白鹤梁分别是古埃及与中国的智慧结晶，也蕴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这两个例子充分说明了河流对文明建构的重要性。”艾哈迈德说。


河流不仅赋予生物生存的养料与智慧，更塑造了多元的人类文化和社会组织形态。


长江流域凭借纵横交错的水脉支流与广阔腹地，孕育出独特的集体协作文化。千百年来，即便局部地区面临生态压力，人们也总能通过长江流域内的资源调配实现系统性修复与平衡。历史上，当巴蜀之地因战乱导致农业凋敝时，江南丰产的稻米便可通过长江水道补给，展现出这条“黄金水道”的韧性与生命力。


长江风光，武汉。摄影/刘是琪，已获授权


在古埃及，尼罗河丰沛的物产为艺术繁荣提供了基础。法老指挥修建的金字塔与神庙，不仅是文明高度的象征，更是社会组织能力的集中体现。这些巨石建筑承载的真与美，至今令人惊叹。


埃及金字塔。来源/pixabay


“尽管长江与尼罗河相距遥远，但两条大河孕育的文明，在文化遗产与精神层面有深刻的共鸣。这种联系，正是文明间对话、互鉴的基石。”艾哈迈德说。


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巴西）研究员诺拉·索菲亚·塞瓦略斯表示，亚马孙河横跨9国，滋养着400多个原住民族及其独特的语言、传统与知识体系。长江干流流经中国11个省区市，串联起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亚马孙与长江两大流域虽远隔重洋，却展现出深刻的共通性。两者均为沿岸人民提供生活依托，在经济活动中扮演核心角色，也孕育了许多神话传说，塑造了人们对河流的深厚认知与情感联结。足可见，两条河流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也是多元文明的摇篮。


亚马孙河风光。来源/pixabay


英国利物浦大学考古学、古典学和埃及学学院教授马格努斯·维德尔认为，纵观全球，所有大河文明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命题：如何组织起复杂而有序的社会。“无论是良渚古城的万人筑城、古埃及金字塔的万众施工，还是印度河流域严密的城市网络，抑或美索不达米亚庞大的纺织业管理体系，都离不开背后高效的社会组织与资源调配能力。”维德尔说，“河流，正是激发这种社会组织复杂性的摇篮。改变世界的伟大创新，无不诞生于大河之畔。”


一曲合奏的交响

 

河流作为天然的通道，塑造着流域内开放、流动的基因。长江，自古便拥有通江达海的水系，成为连接四方的动脉。


武汉市鹦鹉洲长江大桥。摄影/莫书杭，来源/图虫创意


历史上，长江在扬州段通过里运河与京杭大运河相连，实现了中国“江、河、湖、海”的贯通。今天，随着南水北调、引汉济渭、滇中引水、引江济淮等引水工程的推进，长江已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水资源动脉。仅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已累计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达到1.85亿人。


长江联通水系，也串联起许多商道，与世界其他大河文明形成了一段源远流长、双向奔赴的交流史。古蜀道、茶马古道、巴蜀盐道、万里茶道、大运河、万里瓷路及古栈道驿站，都曾与长江相连相通。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通道，长江流域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沿江出海，运向海外；南亚的甘蔗、中东的玻璃制造工艺等，则循着商道溯江而上，融入长江流域的经济脉络与社会生活。


永乐款剔红花卉纹葵瓣式盏托。来源/故宫博物院


“考古研究表明，印度河流域文明高度发达，其贸易与交通网络涵盖陆路与海路，不仅连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也与中国存在商贸往来。例如，印度河流域文明与中国之间就有玉石等商品的流通。”巴基斯坦旁遮普大学考古学系主任穆罕默德·哈米德说。


经贸往来之外，思想与艺术的交融也深刻塑造了长江文明的面貌。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曾从长江口的刘家港出发，足迹远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唐代高僧鉴真第六次东渡，经长江口附近海域出海，传播盛唐文化。粟特、波斯等外来文化元素，经陆上丝绸之路传入后南下，随长江流域商贸活动传播，逐渐融入长江流域的绘画技法与音乐风格之中。


正德款青花阿拉伯文波斯文烛台，明代。来源/故宫博物院


“古丝绸之路开通以来，埃及与中国之间便形成了持续而活跃的商贸与人文往来。这种双向流动有效促进了两大文明之间的深度对话与相互理解。”艾哈迈德说。


“水曾连接印度河流域与中国长江、黄河流域的商贸往来，见证了两大文明早期的交融脉络。如今，随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巴基斯坦和中国的机构与学者正迎来新的合作契机。希望在中国高校、研究机构的支持下，两国能够共同开展对巴基斯坦印度河流域文明的研究、记录和发掘工作，携手追溯双边关系的历史根源，进一步加强巴中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纽带。”哈米德说。


郑和铸青铜钟，此钟为郑和第七次出使西洋时所铸，旨在祈求出海航行平安。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一条“开源”的活水

 

相隔万里，白鹤梁与尼罗尺实现了“握手”。当前，中国与埃及相关方面正着手准备，为白鹤梁题刻与罗达岛尼罗尺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恒河风光。来源/pixabay


“这是文明对话的见证，是两个古老文明在当下的共鸣。”艾哈迈德说，“我们不仅在保护石头与刻度，更是在守护一种共通的智慧——人类如何与水共生、如何以智慧造福社会。”


眼下，气候变化、生态保护、水资源分配、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已成为大河文明共同面临的挑战。


长江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支撑。长江生态承载力的稳定性，是流域文明存续发展的根基。


长江武汉段，晴川阁。摄影/张武军，已获授权


中国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如今，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修复等工程扎实落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国山水工程”入选联合国首批“世界生态恢复旗舰项目”。这种“主动调适、系统治理”的理念，既源于长江文明的历史经验，也为世界大河文明的当代传承提供了中国方案。


在这样的治理成效下，水中景象愈发生机盎然。长江鲟悠然游弋，被誉为“微笑天使”的江豚逐浪戏水，成为长江生态保护的生动印证。


长江鲟。来源/维基百科


今年4月，中国与匈牙利有关方面，围绕守护长江和多瑙河等母亲河展开讨论；6月，东南亚5国政府代表及专家齐聚江苏南京，聚焦长江江豚与湄公河伊洛瓦底江豚，共商保护方案。长江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理念和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为全球流域生态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


为唤起全球对水问题的关注，199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确定每年3月22日为“世界水日”。1996年，世界水理事会成立，同时决定每3年举办一次世界水论坛。近30年来，该论坛已经举办10届，中国致力同世界各国一道，统筹解决全球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和水环境问题。


“亚马孙河与长江文明共同传递了‘在多样性中求和合共生’的智慧。”塞瓦略斯说，面对全球生态治理挑战，两地可聚焦森林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推动生物多样性治理。同时，开展对可持续农业的联合研究，在水资源管理等方面加强互学互鉴。她还表示，两地可加强音乐、民俗等方面的文化交流，让河流融入日常生活，“两大河流文明有望共同守护活态遗产，让河流继续作为文化传承的走廊”。


古代埃及王室夫妇Amenhotep III和他的妻子Tiye的雕像。来源/埃及博物馆


“我们要利用好尼罗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之间的共同性，加强文化遗产方面的交流合作，加强埃中青年之间的沟通。”艾哈迈德说。


“印度河流域文明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但目前研究仍不充分，其整体价值尚未被完全认知。期待未来能与中国及国际学界加强科研合作，像研究长江文明、尼罗河文明那样，继续深入挖掘印度河文明的历史内涵与文化价值。”哈米德说。


美丽的巫峡风光。摄影/品空，来源/图虫创意

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长江造就了千年文脉；从黄金水道到文明桥梁，长江串联起古今中外。这条母亲河告诉我们：文明的繁荣源于交流，文明的生命力在于互鉴，长江文明与世界其他大河文明交相辉映，将共同为人类文明演进提供启示。


*本文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09月26日第11版），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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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李 舫  林子涵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张斌 胡瓜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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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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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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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江畔，当河姆渡居民播种稻田、凌家滩先民琢玉成器时，世界其他地区的古老文明也在萌芽、生长。


公元前4000年左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滋养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在这里，苏美尔人以削尖的芦苇秆为笔、泥板为纸，刻下记录城邦管理智慧的神秘符号，楔形文字由此诞生。


尼罗河风光。来源/pixabay


尼罗河畔，古埃及人用双手创造了工程奇迹。宏伟的金字塔拔地而起，庄严的狮身人面像静静矗立。


在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摩亨佐·达罗等城市已规划出网格状街道，配备了排水系统，建起功能明确的公共粮仓，展现出高度的城市文明形态。


跨越山海，这些古老文明背后有共同的孕育者——河流。


印度河风光。来源/pixabay


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今天，我们探寻长江的文明脉络，就要将长江文明置于世界大河文明的谱系中，理解其世界坐标。各大河文明，不仅是各美其美的璀璨星点，更将通过交流互鉴，在联通与融合中走向美美与共。


2025长江文明论坛展示的“跟着非遗游长江”非遺旅游地图（局部）。来源/重庆市文化旅游委


一道智慧的长河


“白鹤绕梁留胜迹，石鱼出水兆丰年。”


在重庆市涪陵区，长江水中有一道长1600米、平均宽约15米的天然石梁，名为白鹤梁。石梁顺江而卧，常年淹没于水中，仅在冬春枯水季节露出水面。自唐朝广德二年以来的1200多年间，人们据此判断江水枯荣，并在梁上刻下了百余段水文记录。


清代白鹤梁题刻。来源/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


梁上刻有两尾石鱼，前雌后雄，雌鱼口衔莲花，雄鱼口衔蓂草，宛若在水中游弋追逐。古代先民持续观察发现，石鱼露出水面的次年往往是丰收之年。


水是生命之源，人类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流域。为防范洪涝旱灾并利用水资源服务生产生活，在埃及、古巴比伦和中国等地，人们从很早就开始观测水文。中国先民通过石刻记录观测结果，传之后世。其中，就以涪陵白鹤梁题刻最为璀璨夺目。


现代专家表示，白鹤梁石鱼眼睛的高度，与当地水位零点非常接近，这与现代水文站使用的“水尺零点”原理不谋而合。


白鹤梁石鱼。来源/维基百科


唐宋以来，白鹤梁“水枯石鱼现，水涨碑林隐”的独特景致，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前来观览题咏。梁上汇聚名家题刻，被誉为“水下碑林”。如今，三峡大坝蓄水175米后，白鹤梁没入江底，但游客依然可以在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内，透过玻璃欣赏北宋书法家黄庭坚“元符庚辰涪翁来”的题刻风采，感受清代谢彬“中流砥柱”题刻之雄浑气魄。


据考证，中国最早的水文观测记录是一则商代的甲骨文水灾卜辞：“癸亥卜，争贞，洹弗乍。□□卜，争贞，洹其乍兹邑。”意思是癸亥这一天，一个叫“争”的占卜师进行占卜问道：洹水会发生灾害吗？如果洹水发生灾害，会危及我们现住的城池吗？



白鹤梁题刻，可见“白鹤梁”“元符庚辰涪翁来”等字样。来源/维基百科


东晋常璩所著《华阳国志·蜀志》中，还有关于石人水尺的记载：战国时期水利家李冰修都江堰时，“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李冰所立石人，是中国最早见诸记载的水位测量标尺。


而今，水尺的智慧与白鹤梁水文石刻群这类宝贵文化遗产，跨越语言隔阂与地域界限，成为大河文明间相互交流的“共通语言”。


埃及罗达岛尼罗尺。摄影/隋凯先


2025长江文明论坛期间，埃及本哈大学教授萨维·萨维·艾哈迈德介绍了一个与白鹤梁遥相呼应的水位测量仪：在埃及开罗罗达岛上，有一口雕刻精美的井，人可以逐级而下，步入其中。井中矗立着一根9米多高的八角柱，这便是建于公元861年的“尼罗尺”。罗达岛尼罗尺被分为19臂尺（1臂尺长度约为半米），可以测量约9.5米幅度内的水位变化。当尼罗河水不足12臂尺深时，意味着可能出现饥荒；超过18臂尺深时，人们则需防范洪灾。


尼罗尺拥有垂直柱、河岸阶梯、涵洞深井等多种形式。历史上，尼罗尺不仅用于“预言”农业收成，还被直接用于税收调节：水位高则丰年增税，水位低则歉年减赋。这套机制，保障了古埃及农业生产秩序。


尼罗河风光。来源/pixabay


“作为监测水位的重要工具，尼罗尺与白鹤梁分别是古埃及与中国的智慧结晶，也蕴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这两个例子充分说明了河流对文明建构的重要性。”艾哈迈德说。


河流不仅赋予生物生存的养料与智慧，更塑造了多元的人类文化和社会组织形态。


长江流域凭借纵横交错的水脉支流与广阔腹地，孕育出独特的集体协作文化。千百年来，即便局部地区面临生态压力，人们也总能通过长江流域内的资源调配实现系统性修复与平衡。历史上，当巴蜀之地因战乱导致农业凋敝时，江南丰产的稻米便可通过长江水道补给，展现出这条“黄金水道”的韧性与生命力。


长江风光，武汉。摄影/刘是琪，已获授权


在古埃及，尼罗河丰沛的物产为艺术繁荣提供了基础。法老指挥修建的金字塔与神庙，不仅是文明高度的象征，更是社会组织能力的集中体现。这些巨石建筑承载的真与美，至今令人惊叹。


埃及金字塔。来源/pixabay


“尽管长江与尼罗河相距遥远，但两条大河孕育的文明，在文化遗产与精神层面有深刻的共鸣。这种联系，正是文明间对话、互鉴的基石。”艾哈迈德说。


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巴西）研究员诺拉·索菲亚·塞瓦略斯表示，亚马孙河横跨9国，滋养着400多个原住民族及其独特的语言、传统与知识体系。长江干流流经中国11个省区市，串联起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亚马孙与长江两大流域虽远隔重洋，却展现出深刻的共通性。两者均为沿岸人民提供生活依托，在经济活动中扮演核心角色，也孕育了许多神话传说，塑造了人们对河流的深厚认知与情感联结。足可见，两条河流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也是多元文明的摇篮。


亚马孙河风光。来源/pixabay


英国利物浦大学考古学、古典学和埃及学学院教授马格努斯·维德尔认为，纵观全球，所有大河文明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命题：如何组织起复杂而有序的社会。“无论是良渚古城的万人筑城、古埃及金字塔的万众施工，还是印度河流域严密的城市网络，抑或美索不达米亚庞大的纺织业管理体系，都离不开背后高效的社会组织与资源调配能力。”维德尔说，“河流，正是激发这种社会组织复杂性的摇篮。改变世界的伟大创新，无不诞生于大河之畔。”


一曲合奏的交响

 

河流作为天然的通道，塑造着流域内开放、流动的基因。长江，自古便拥有通江达海的水系，成为连接四方的动脉。


武汉市鹦鹉洲长江大桥。摄影/莫书杭，来源/图虫创意


历史上，长江在扬州段通过里运河与京杭大运河相连，实现了中国“江、河、湖、海”的贯通。今天，随着南水北调、引汉济渭、滇中引水、引江济淮等引水工程的推进，长江已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水资源动脉。仅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已累计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达到1.85亿人。


长江联通水系，也串联起许多商道，与世界其他大河文明形成了一段源远流长、双向奔赴的交流史。古蜀道、茶马古道、巴蜀盐道、万里茶道、大运河、万里瓷路及古栈道驿站，都曾与长江相连相通。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通道，长江流域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沿江出海，运向海外；南亚的甘蔗、中东的玻璃制造工艺等，则循着商道溯江而上，融入长江流域的经济脉络与社会生活。


永乐款剔红花卉纹葵瓣式盏托。来源/故宫博物院


“考古研究表明，印度河流域文明高度发达，其贸易与交通网络涵盖陆路与海路，不仅连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也与中国存在商贸往来。例如，印度河流域文明与中国之间就有玉石等商品的流通。”巴基斯坦旁遮普大学考古学系主任穆罕默德·哈米德说。


经贸往来之外，思想与艺术的交融也深刻塑造了长江文明的面貌。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曾从长江口的刘家港出发，足迹远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唐代高僧鉴真第六次东渡，经长江口附近海域出海，传播盛唐文化。粟特、波斯等外来文化元素，经陆上丝绸之路传入后南下，随长江流域商贸活动传播，逐渐融入长江流域的绘画技法与音乐风格之中。


正德款青花阿拉伯文波斯文烛台，明代。来源/故宫博物院


“古丝绸之路开通以来，埃及与中国之间便形成了持续而活跃的商贸与人文往来。这种双向流动有效促进了两大文明之间的深度对话与相互理解。”艾哈迈德说。


“水曾连接印度河流域与中国长江、黄河流域的商贸往来，见证了两大文明早期的交融脉络。如今，随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巴基斯坦和中国的机构与学者正迎来新的合作契机。希望在中国高校、研究机构的支持下，两国能够共同开展对巴基斯坦印度河流域文明的研究、记录和发掘工作，携手追溯双边关系的历史根源，进一步加强巴中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纽带。”哈米德说。


郑和铸青铜钟，此钟为郑和第七次出使西洋时所铸，旨在祈求出海航行平安。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一条“开源”的活水

 

相隔万里，白鹤梁与尼罗尺实现了“握手”。当前，中国与埃及相关方面正着手准备，为白鹤梁题刻与罗达岛尼罗尺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恒河风光。来源/pixabay


“这是文明对话的见证，是两个古老文明在当下的共鸣。”艾哈迈德说，“我们不仅在保护石头与刻度，更是在守护一种共通的智慧——人类如何与水共生、如何以智慧造福社会。”


眼下，气候变化、生态保护、水资源分配、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已成为大河文明共同面临的挑战。


长江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支撑。长江生态承载力的稳定性，是流域文明存续发展的根基。


长江武汉段，晴川阁。摄影/张武军，已获授权


中国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如今，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修复等工程扎实落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国山水工程”入选联合国首批“世界生态恢复旗舰项目”。这种“主动调适、系统治理”的理念，既源于长江文明的历史经验，也为世界大河文明的当代传承提供了中国方案。


在这样的治理成效下，水中景象愈发生机盎然。长江鲟悠然游弋，被誉为“微笑天使”的江豚逐浪戏水，成为长江生态保护的生动印证。


长江鲟。来源/维基百科


今年4月，中国与匈牙利有关方面，围绕守护长江和多瑙河等母亲河展开讨论；6月，东南亚5国政府代表及专家齐聚江苏南京，聚焦长江江豚与湄公河伊洛瓦底江豚，共商保护方案。长江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理念和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为全球流域生态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


为唤起全球对水问题的关注，199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确定每年3月22日为“世界水日”。1996年，世界水理事会成立，同时决定每3年举办一次世界水论坛。近30年来，该论坛已经举办10届，中国致力同世界各国一道，统筹解决全球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和水环境问题。


“亚马孙河与长江文明共同传递了‘在多样性中求和合共生’的智慧。”塞瓦略斯说，面对全球生态治理挑战，两地可聚焦森林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推动生物多样性治理。同时，开展对可持续农业的联合研究，在水资源管理等方面加强互学互鉴。她还表示，两地可加强音乐、民俗等方面的文化交流，让河流融入日常生活，“两大河流文明有望共同守护活态遗产，让河流继续作为文化传承的走廊”。


古代埃及王室夫妇Amenhotep III和他的妻子Tiye的雕像。来源/埃及博物馆


“我们要利用好尼罗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之间的共同性，加强文化遗产方面的交流合作，加强埃中青年之间的沟通。”艾哈迈德说。


“印度河流域文明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但目前研究仍不充分，其整体价值尚未被完全认知。期待未来能与中国及国际学界加强科研合作，像研究长江文明、尼罗河文明那样，继续深入挖掘印度河文明的历史内涵与文化价值。”哈米德说。


美丽的巫峡风光。摄影/品空，来源/图虫创意

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长江造就了千年文脉；从黄金水道到文明桥梁，长江串联起古今中外。这条母亲河告诉我们：文明的繁荣源于交流，文明的生命力在于互鉴，长江文明与世界其他大河文明交相辉映，将共同为人类文明演进提供启示。


*本文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09月26日第11版），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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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李 舫  林子涵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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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出朝天门，行至瞿塘峡，江水映山绿。


——这里是源远流长的长江，这里是物华天宝的重庆。


瞿塘峡风光。来源/重庆市人民政府网


数亿年前，磅礴的造山运动如无形之手，自浩瀚的特提斯海中托举起昆仑山脉、巴颜喀拉山脉与横断山脉。


亿万年光阴中，几座山脉持续抬升，仿佛大地的呼吸与脉动。


又经千年，唐古拉山脉巍然崛起，与周边抬升的群山一道，筑起一座“亚洲水塔”的宏伟雏形。


此后，青藏高原迎来剧烈隆升。大地之力自地壳深处喷薄而出，将高原推至世界之巅。水从这里奔涌、外溢，最终剖刻出三条河流：黄河、长江与澜沧江。其中，发源于唐古拉山脉的长江，以涓涓细流为始，进而百川归汇，向东铺展在中华大地。


青海玉树隆宝滩自然保护区拥有大片广阔平坦的沼泽草甸，四周是起伏连绵的蘑菇状山峦，自然环境宁静而优美。摄影/陈小羊


浩荡长江，自此奔流。


这条江，西出各拉丹东雪山，向东奔流入海，把青藏高原、巴山蜀水、江南水乡的人们以一水相连。大河流域的中华儿女，正因有活水在心中，继而懂九州同、天下大同。


宜昌长江大桥。来源/pixabay


一首跨越古今的长诗


千禧年伊始，在法国巴黎，《世界报》副主编让·皮埃尔·朗日里耶准备和他的同事们用一种创新的方式，迎接新千年的到来。


怎么庆祝呢？他们决定用专栏的形式，写一批专栏文章，讲述在公元1000年—2000年这一千年中，生活在全世界的知名人物的生活故事，覆盖北美洲、拉丁美洲、欧洲、亚洲等地区。


奔涌的江水在云南省丽江市石鼓镇来了个接近120度的急转弯，“写”下一个巨大的V字，形成著名的“长江第一湾”。摄影/杜晓宇


这家报纸用了6个月的时间，整理这份重要人物的备选名单。这真是一份浩如烟海的名单，他们从这份名单里，整理出12位重要人物的故事，并编辑成册，名为“千年英雄”。这些文章于2000年7月份发表。


中国的苏轼就是这些“千年英雄”中的一位，是其中唯一一位中国人。


苏轼像。来源《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


25年后，另一位法国人——汉学家、全球事务与国际关系专家高大伟再次提到苏轼：“来到长江边，我很自然地想到了苏轼。想必每一位中国人，都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句诗词耳熟能详。苏轼写下这首词，不仅描绘了长江的壮阔，更深刻展现了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的延续与传承。”高大伟说。苏轼有100余万字的诗词、杂记、随笔、亲笔题书和私人信函，以及大量与他同时代的朋友和学者评论他的随笔、传略。这些文字被翻译到海外，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


高大伟在近日举办的2025长江文明论坛讲了这番话。论坛期间，高大伟与世界大河流域文明的中外专家一道，追溯和探讨长江这道中华文明的母题。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让高大伟既震撼又感动。


苏轼，是长江文明中一个嘹亮的音符。


《赤壁图》，宋人绘。来源/故宫博物院


同苏轼一样，数千年来，屈原、阮籍、陶渊明、郦道元、卢照邻、王勃、杨炯、张若虚、孟浩然、王维、李白、岑参、孟郊、杜甫、白居易、刘禹锡、元稹、杜牧……一代代诗人走过长江，歌咏长江，写下长诗逾万行，用笔墨完成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接力。长江，也在文学中，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关于家国的想象。


“被誉为母亲河的长江，确保了中国拥有一条共同的生命之源与文化之脉。”巴西驻成都总领事馆副总领事杜瓦尔·巴罗斯说。


明人长江万里图卷（局部）。来源/故宫博物院


“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延续未断的文明，具有连续、创新、统一、包容、和平的突出特性。这些特性构成了我们理解当代中国、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发展道路的历史根基。”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副会长、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徐松岩说。


人类与长江的关系，从来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对抗，而是“调适与共生”的协同。从河姆渡遗址中数量巨大的稻谷堆积，到当代长江十年禁渔的生态守护，长江以其稳定的水文生态、充沛的水资源与广阔的冲积平原，为人类提供了生存繁衍的“天然庇护所”；而人类则以智慧回应河流的馈赠，构建起“水养人、人护水”的文明闭环，这正是长江文明得以延续的核心密码。


月亮湾地处云南省迪庆州德钦县奔子栏镇与四川省甘孜州得荣县子庚乡分界线，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区域的标志性景观之一，又名金沙江第一湾、金沙江大湾。摄影/杜晓宇


在文化依存与文明形态层面，长江流域的稻作文明与其他大河的农耕文明既有共性，更存差异。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制耒耜、干栏式建筑与水牛遗骸，印证了长江流域是稻作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水稻种植需稳定水源与集体协作，长江水不仅带来肥沃土壤，更促使早期人类形成“修筑田埂、统筹灌排”的协作模式，催生了“大散居、小聚居”的族群形态。


长江稻作文明塑造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全球大河文明中独具特色——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联合研究显示，长江稻作区居民具有合作精神，善于形成商业合作组织。由于灌溉设施建设与维护需农户通力合作，每年修缮堤坝、清淤河道的庞大工作量，社会形成了“集体优先、互惠共生”的规则。


良渚古城遗址出土碳化稻米。来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这种“精耕细作、全年耕作”的文明特性，使中国的社会系统更趋稳定，文明样式更丰富多元——读懂了长江的厚重与灵动，就能更好读懂中华文明何以流而不断、奔腾不息。


一幅自西向东的卷轴

  

《只有一条长江》（重庆出版社）制图


李思训曾用数月时间绘制嘉陵江山水的景象于壁上。后来，唐玄宗命吴道子于大同殿再绘同一题材。吴道子一日挥就，气韵贯通。二者各臻其妙，成为画史佳话。


长江，始终是贯穿中国绘画史的一道壮阔画题。一幅《长江万里图》，自北宋范宽、郭熙，至南宋夏圭、赵芾，经元代王蒙，续明代戴进、吴伟，延至清代王翚，近现代张大千、吴冠中等，历代画家都曾以此为题，神思飞扬，笔骋万里，用绢素、水墨、油彩，勾勒出长江博大包容的空间意象。


长江万里图卷，明代吴伟绘。来源/故宫博物院


长江自古以来就是一条开放的河流，长江文化是流动不息的文化。自唐古拉山发源至东海入海口，长江纵贯6300多公里，流域面积约180万平方公里。


长江，如一条流动的文明纽带，将羌藏、巴蜀、滇黔、荆楚、湖湘、赣皖、吴越等多元地域文化串联成一幅瑰丽的画卷。博大包容的气象，自然成为画家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


在长江源广袤的湿地上，野马自由奔腾，散发着原始的野性之美。摄影/吴舜


大江上游，巴蜀胜地，群山巍峨、峡谷险峻，雄奇山水滋养出旷达豪情；中游楚地，屈原行吟、沉江明志，赋予这片土地瑰丽的想象与不息的求索精神；及至下游江南，水势平缓、物阜民丰，笔墨间氤氲出南画特有的温润与精雅。广土巨族，风格各异，最终百川归流，汇聚成中华文明的宏大谱系。


河流不仅是地理景观，更是文明的“隐性骨架”。长江通过塑造空间格局、凝聚文化认同、驱动经济发展，深刻影响中国的政治、文化与经济走向，其影响贯穿古今，成为理解中华文明演进的关键线索。


瞿塘峡风光。来源/重庆市人民政府网


长江文化的多元与统一，也在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得到了生动体现。


在江源大地青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热贡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夏吾角正提笔绘制唐卡。“你看这画上的金线，是不是很细？”夏吾角一边运笔，一边问，“因为作画时，笔尖只取一根毫毛，就像我们长江源头的细流。”


《莲花生大师》，夏吾角作品。来源/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博物馆


在贵州省台江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银饰锻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吴水根在敲打小锤。不一会儿，一只银做的蝴蝶便振翅欲飞。吴水根说，苗族银饰锻制的手艺，孕育于长江流域。长江水，也滋养了苗家的银。


梁平竹帘、黄梅挑花、夏布绣、海派玉雕……不同的空间内，长江巧转腾挪，化作不同的形态，赋予各地资源禀赋和人文风貌。各地又因这条大江，一脉相连、万里同源。


秭归长江大桥。摄影/蒋雨师，已获授权


武汉大学兼职教授刘汉俊说，长江流域自古为多部落、多氏族、多族群共居地，目前生活着汉族、土家族、苗族、彝族、侗族、藏族、回族等多民族人口。虽然地理环境、生产力发展水平、宗教崇拜、观念习俗、生产习惯、饮食偏好不尽相同，但各民族间人员经贸往来密切，文化交流频繁，沿江儿女相依相伴，水乳交融、相濡以沫，命运相连、患难与共，并与黄河流域各民族、草原游牧民族、东北游猎民族等交往深切、交融深厚，形成古老中华大融合、大交流、大一统、大团结的基本格局和文化底蕴。


“六合同风，九州共贯，金瓯永固，天下大同。百川归一既是长江地理的特征，更是长江精神的特质。”刘汉俊说。


长江风光。来源/pixabay


一道从始至终的命题  


中国是“大河文明的集大成者”，长江、黄河、珠江等大河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自然流域与中国大运河构成“江河共济”的网络。这种网络不仅塑造了中国“东西联动、南北互补”的地理格局，更整合了多元文明，成为国家统一与文化传承的“隐性纽带”。


巫山县位于重庆市东部边缘，处三峡库区腹心，素有“渝东北门户”之称，三峡之一的巫峡便起于巫山县城东。摄影/朱云平


生态互补、文化交融、治理协同的大河网络，为中华文明存续与发展提供了战略纵深。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但历史上频繁的水患与战乱，促使人口与文化向长江流域迁移；长江流域的亚热带气候与丰富水资源，成为北方文明的“避难所”。南水北调工程通过长江补水黄河流域，缓解北方水资源短缺，正是对“江河共济”生态逻辑的当代延续，实现了大河流域间生态资源的优化配置，保障了全国生态系统的整体稳定。


治水，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切实命题。从大禹疏导岷江，到李冰修筑都江堰分水泄洪；从灵渠连通湘漓，到邗沟贯通江淮，再到今天的三峡工程，治水，始终承载着中国人对江河安澜、民生发展的深切期盼。


大河的治理，塑造了集体协作的社会组织形式，也启迪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


三峡大坝左岸电站内景。摄影/蒋雨师、已获授权


不久前，位于重庆奉节的夔门长江大桥刚刚进行了维修加固改造工程。2006年，这座大桥建成通车，使“瞿塘险过百牢关”成为历史，夔门天堑变为通途。此后，当地时时对大桥进行养护、修缮，避免水患影响。


如今，万里长江，从夔门长江大桥，到武汉长江大桥，再到上海长江大桥，一座座大桥如彩虹飞架。江面上，现代化港口星罗棋布，公路上，路网密集成环成网。一条绿色、智慧、现代的长江，正为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带来灌溉之利、舟楫之便、鱼米之裕。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长江的‘善’与‘利’，表现在水利、灌溉、防洪、水电、生态、旅游等各方面。”刘汉俊说，“以人水关系为核心，江河湖海资源利用、电力灌溉工程开发、旅游生态、环境保护为内容的水善文化，是长江文化的一项重要内涵。”


“浩浩大江串联起长江经济带，覆盖了约占中国20%的国土面积、约40%的人口规模、贡献了约45%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中国重要的经济发展区域。”高大伟说。


东方明珠塔立于上海浦东陆家嘴嘴尖，背倚摩天楼群，与浦西外滩万国建筑群隔江辉映，是上海现代化进程的象征。摄影/刘俣琮


“长江经济带是古老的大河文明与开放的海洋文明在当代中国的交汇与实践，是中国基于长江流域引领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跃迁的示范区，也是驱动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杨开忠说。


长江与中华文明的共生史，揭示了一个真理：河流生态的稳定是文明存续的前提，文明的进步必须以尊重河流生态为底线。从历史经验看，“人水和谐”的共生、“通江达海”的开放、“江河共济”的协同、“以河塑魂”的传承，是长江文明兴盛的关键；从当代发展看，长江经济带的建设需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传承“开放包容、自强不息”的精神基因，让长江不仅成为经济的“黄金水道”，更成为文明的“精神纽带”。


守护长江，就是守护中华文明的根脉；传承河流精神，就是传承中华民族的未来。长江，不只是一条地理上的河流，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脉。守护好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一道永恒的诗题、画题、命题。万里长江，等待着新时代的我们，继续为中华文明书写新的篇章。


长江与嘉陵江紧紧环绕渝中半岛，夜色中的江与城相互映照，璀璨夺目。摄影/张坤琨



*本文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09月25日第 11 版），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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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李 舫  林子涵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张斌 胡瓜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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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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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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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出朝天门，行至瞿塘峡，江水映山绿。


——这里是源远流长的长江，这里是物华天宝的重庆。


瞿塘峡风光。来源/重庆市人民政府网


数亿年前，磅礴的造山运动如无形之手，自浩瀚的特提斯海中托举起昆仑山脉、巴颜喀拉山脉与横断山脉。


亿万年光阴中，几座山脉持续抬升，仿佛大地的呼吸与脉动。


又经千年，唐古拉山脉巍然崛起，与周边抬升的群山一道，筑起一座“亚洲水塔”的宏伟雏形。


此后，青藏高原迎来剧烈隆升。大地之力自地壳深处喷薄而出，将高原推至世界之巅。水从这里奔涌、外溢，最终剖刻出三条河流：黄河、长江与澜沧江。其中，发源于唐古拉山脉的长江，以涓涓细流为始，进而百川归汇，向东铺展在中华大地。


青海玉树隆宝滩自然保护区拥有大片广阔平坦的沼泽草甸，四周是起伏连绵的蘑菇状山峦，自然环境宁静而优美。摄影/陈小羊


浩荡长江，自此奔流。


这条江，西出各拉丹东雪山，向东奔流入海，把青藏高原、巴山蜀水、江南水乡的人们以一水相连。大河流域的中华儿女，正因有活水在心中，继而懂九州同、天下大同。


宜昌长江大桥。来源/pixabay


一首跨越古今的长诗


千禧年伊始，在法国巴黎，《世界报》副主编让·皮埃尔·朗日里耶准备和他的同事们用一种创新的方式，迎接新千年的到来。


怎么庆祝呢？他们决定用专栏的形式，写一批专栏文章，讲述在公元1000年—2000年这一千年中，生活在全世界的知名人物的生活故事，覆盖北美洲、拉丁美洲、欧洲、亚洲等地区。


奔涌的江水在云南省丽江市石鼓镇来了个接近120度的急转弯，“写”下一个巨大的V字，形成著名的“长江第一湾”。摄影/杜晓宇


这家报纸用了6个月的时间，整理这份重要人物的备选名单。这真是一份浩如烟海的名单，他们从这份名单里，整理出12位重要人物的故事，并编辑成册，名为“千年英雄”。这些文章于2000年7月份发表。


中国的苏轼就是这些“千年英雄”中的一位，是其中唯一一位中国人。


苏轼像。来源《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


25年后，另一位法国人——汉学家、全球事务与国际关系专家高大伟再次提到苏轼：“来到长江边，我很自然地想到了苏轼。想必每一位中国人，都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句诗词耳熟能详。苏轼写下这首词，不仅描绘了长江的壮阔，更深刻展现了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的延续与传承。”高大伟说。苏轼有100余万字的诗词、杂记、随笔、亲笔题书和私人信函，以及大量与他同时代的朋友和学者评论他的随笔、传略。这些文字被翻译到海外，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


高大伟在近日举办的2025长江文明论坛讲了这番话。论坛期间，高大伟与世界大河流域文明的中外专家一道，追溯和探讨长江这道中华文明的母题。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让高大伟既震撼又感动。


苏轼，是长江文明中一个嘹亮的音符。


《赤壁图》，宋人绘。来源/故宫博物院


同苏轼一样，数千年来，屈原、阮籍、陶渊明、郦道元、卢照邻、王勃、杨炯、张若虚、孟浩然、王维、李白、岑参、孟郊、杜甫、白居易、刘禹锡、元稹、杜牧……一代代诗人走过长江，歌咏长江，写下长诗逾万行，用笔墨完成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接力。长江，也在文学中，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关于家国的想象。


“被誉为母亲河的长江，确保了中国拥有一条共同的生命之源与文化之脉。”巴西驻成都总领事馆副总领事杜瓦尔·巴罗斯说。


明人长江万里图卷（局部）。来源/故宫博物院


“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延续未断的文明，具有连续、创新、统一、包容、和平的突出特性。这些特性构成了我们理解当代中国、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发展道路的历史根基。”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副会长、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徐松岩说。


人类与长江的关系，从来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对抗，而是“调适与共生”的协同。从河姆渡遗址中数量巨大的稻谷堆积，到当代长江十年禁渔的生态守护，长江以其稳定的水文生态、充沛的水资源与广阔的冲积平原，为人类提供了生存繁衍的“天然庇护所”；而人类则以智慧回应河流的馈赠，构建起“水养人、人护水”的文明闭环，这正是长江文明得以延续的核心密码。


月亮湾地处云南省迪庆州德钦县奔子栏镇与四川省甘孜州得荣县子庚乡分界线，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区域的标志性景观之一，又名金沙江第一湾、金沙江大湾。摄影/杜晓宇


在文化依存与文明形态层面，长江流域的稻作文明与其他大河的农耕文明既有共性，更存差异。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制耒耜、干栏式建筑与水牛遗骸，印证了长江流域是稻作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水稻种植需稳定水源与集体协作，长江水不仅带来肥沃土壤，更促使早期人类形成“修筑田埂、统筹灌排”的协作模式，催生了“大散居、小聚居”的族群形态。


长江稻作文明塑造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全球大河文明中独具特色——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联合研究显示，长江稻作区居民具有合作精神，善于形成商业合作组织。由于灌溉设施建设与维护需农户通力合作，每年修缮堤坝、清淤河道的庞大工作量，社会形成了“集体优先、互惠共生”的规则。


良渚古城遗址出土碳化稻米。来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这种“精耕细作、全年耕作”的文明特性，使中国的社会系统更趋稳定，文明样式更丰富多元——读懂了长江的厚重与灵动，就能更好读懂中华文明何以流而不断、奔腾不息。


一幅自西向东的卷轴

  

《只有一条长江》（重庆出版社）制图


李思训曾用数月时间绘制嘉陵江山水的景象于壁上。后来，唐玄宗命吴道子于大同殿再绘同一题材。吴道子一日挥就，气韵贯通。二者各臻其妙，成为画史佳话。


长江，始终是贯穿中国绘画史的一道壮阔画题。一幅《长江万里图》，自北宋范宽、郭熙，至南宋夏圭、赵芾，经元代王蒙，续明代戴进、吴伟，延至清代王翚，近现代张大千、吴冠中等，历代画家都曾以此为题，神思飞扬，笔骋万里，用绢素、水墨、油彩，勾勒出长江博大包容的空间意象。


长江万里图卷，明代吴伟绘。来源/故宫博物院


长江自古以来就是一条开放的河流，长江文化是流动不息的文化。自唐古拉山发源至东海入海口，长江纵贯6300多公里，流域面积约180万平方公里。


长江，如一条流动的文明纽带，将羌藏、巴蜀、滇黔、荆楚、湖湘、赣皖、吴越等多元地域文化串联成一幅瑰丽的画卷。博大包容的气象，自然成为画家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


在长江源广袤的湿地上，野马自由奔腾，散发着原始的野性之美。摄影/吴舜


大江上游，巴蜀胜地，群山巍峨、峡谷险峻，雄奇山水滋养出旷达豪情；中游楚地，屈原行吟、沉江明志，赋予这片土地瑰丽的想象与不息的求索精神；及至下游江南，水势平缓、物阜民丰，笔墨间氤氲出南画特有的温润与精雅。广土巨族，风格各异，最终百川归流，汇聚成中华文明的宏大谱系。


河流不仅是地理景观，更是文明的“隐性骨架”。长江通过塑造空间格局、凝聚文化认同、驱动经济发展，深刻影响中国的政治、文化与经济走向，其影响贯穿古今，成为理解中华文明演进的关键线索。


瞿塘峡风光。来源/重庆市人民政府网


长江文化的多元与统一，也在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得到了生动体现。


在江源大地青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热贡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夏吾角正提笔绘制唐卡。“你看这画上的金线，是不是很细？”夏吾角一边运笔，一边问，“因为作画时，笔尖只取一根毫毛，就像我们长江源头的细流。”


《莲花生大师》，夏吾角作品。来源/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博物馆


在贵州省台江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银饰锻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吴水根在敲打小锤。不一会儿，一只银做的蝴蝶便振翅欲飞。吴水根说，苗族银饰锻制的手艺，孕育于长江流域。长江水，也滋养了苗家的银。


梁平竹帘、黄梅挑花、夏布绣、海派玉雕……不同的空间内，长江巧转腾挪，化作不同的形态，赋予各地资源禀赋和人文风貌。各地又因这条大江，一脉相连、万里同源。


秭归长江大桥。摄影/蒋雨师，已获授权


武汉大学兼职教授刘汉俊说，长江流域自古为多部落、多氏族、多族群共居地，目前生活着汉族、土家族、苗族、彝族、侗族、藏族、回族等多民族人口。虽然地理环境、生产力发展水平、宗教崇拜、观念习俗、生产习惯、饮食偏好不尽相同，但各民族间人员经贸往来密切，文化交流频繁，沿江儿女相依相伴，水乳交融、相濡以沫，命运相连、患难与共，并与黄河流域各民族、草原游牧民族、东北游猎民族等交往深切、交融深厚，形成古老中华大融合、大交流、大一统、大团结的基本格局和文化底蕴。


“六合同风，九州共贯，金瓯永固，天下大同。百川归一既是长江地理的特征，更是长江精神的特质。”刘汉俊说。


长江风光。来源/pixabay


一道从始至终的命题  


中国是“大河文明的集大成者”，长江、黄河、珠江等大河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自然流域与中国大运河构成“江河共济”的网络。这种网络不仅塑造了中国“东西联动、南北互补”的地理格局，更整合了多元文明，成为国家统一与文化传承的“隐性纽带”。


巫山县位于重庆市东部边缘，处三峡库区腹心，素有“渝东北门户”之称，三峡之一的巫峡便起于巫山县城东。摄影/朱云平


生态互补、文化交融、治理协同的大河网络，为中华文明存续与发展提供了战略纵深。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但历史上频繁的水患与战乱，促使人口与文化向长江流域迁移；长江流域的亚热带气候与丰富水资源，成为北方文明的“避难所”。南水北调工程通过长江补水黄河流域，缓解北方水资源短缺，正是对“江河共济”生态逻辑的当代延续，实现了大河流域间生态资源的优化配置，保障了全国生态系统的整体稳定。


治水，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切实命题。从大禹疏导岷江，到李冰修筑都江堰分水泄洪；从灵渠连通湘漓，到邗沟贯通江淮，再到今天的三峡工程，治水，始终承载着中国人对江河安澜、民生发展的深切期盼。


大河的治理，塑造了集体协作的社会组织形式，也启迪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


三峡大坝左岸电站内景。摄影/蒋雨师、已获授权


不久前，位于重庆奉节的夔门长江大桥刚刚进行了维修加固改造工程。2006年，这座大桥建成通车，使“瞿塘险过百牢关”成为历史，夔门天堑变为通途。此后，当地时时对大桥进行养护、修缮，避免水患影响。


如今，万里长江，从夔门长江大桥，到武汉长江大桥，再到上海长江大桥，一座座大桥如彩虹飞架。江面上，现代化港口星罗棋布，公路上，路网密集成环成网。一条绿色、智慧、现代的长江，正为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带来灌溉之利、舟楫之便、鱼米之裕。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长江的‘善’与‘利’，表现在水利、灌溉、防洪、水电、生态、旅游等各方面。”刘汉俊说，“以人水关系为核心，江河湖海资源利用、电力灌溉工程开发、旅游生态、环境保护为内容的水善文化，是长江文化的一项重要内涵。”


“浩浩大江串联起长江经济带，覆盖了约占中国20%的国土面积、约40%的人口规模、贡献了约45%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中国重要的经济发展区域。”高大伟说。


东方明珠塔立于上海浦东陆家嘴嘴尖，背倚摩天楼群，与浦西外滩万国建筑群隔江辉映，是上海现代化进程的象征。摄影/刘俣琮


“长江经济带是古老的大河文明与开放的海洋文明在当代中国的交汇与实践，是中国基于长江流域引领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跃迁的示范区，也是驱动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杨开忠说。


长江与中华文明的共生史，揭示了一个真理：河流生态的稳定是文明存续的前提，文明的进步必须以尊重河流生态为底线。从历史经验看，“人水和谐”的共生、“通江达海”的开放、“江河共济”的协同、“以河塑魂”的传承，是长江文明兴盛的关键；从当代发展看，长江经济带的建设需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传承“开放包容、自强不息”的精神基因，让长江不仅成为经济的“黄金水道”，更成为文明的“精神纽带”。


守护长江，就是守护中华文明的根脉；传承河流精神，就是传承中华民族的未来。长江，不只是一条地理上的河流，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脉。守护好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一道永恒的诗题、画题、命题。万里长江，等待着新时代的我们，继续为中华文明书写新的篇章。


长江与嘉陵江紧紧环绕渝中半岛，夜色中的江与城相互映照，璀璨夺目。摄影/张坤琨



*本文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09月25日第 11 版），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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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李 舫  林子涵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张斌 胡瓜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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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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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600 字
阅 读 需 要 15 分钟


“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毛泽东，1953年6月21日


当抗美援朝战争进入到1953年春夏之交的时候，战场形势的天平，已经向着中、朝方面倾斜。



除了兵力上占据明显优势之外，志愿军与人民军的武器装备也与战争初期不可同日而语，防御阵地更是坚如磐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53年4月，交战双方谈判代表在板门店复会，终于在悬而未决的遣返战俘问题上打破僵局，出现了有可能使战争停下来的苗头。谁知，“联合国军”方面并无诚意，美方更是出尔反尔，随即推翻了双方已同意了的、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交中立国的共识。这就意味着，志愿军与人民军只有以有力的作战相配合，才有可能使停战谈判顺利进行下去，从而赢得和平。


为了配合谈判桌上的斗争，促进停战的实现，并求得停战以后仍能控制有利阵地，以利于今后的长期斗争。同时使新入朝的部队能经受实战锻炼，吸取作战经验，1953年4月20日，志愿军首先发出夏季反击的战役指示。



攻坚歼敌


实际上，夏季反击战役在战术上的最大成就，是比较完善地解决了当时对坚固阵地防御之敌实施进攻的许多战术问题，并由只限于向敌连排支撑点进攻，发展到攻占敌营团、师的防御阵地。


当时，北汉江以东883.7高地、973高地、902.8高地等是南朝鲜军防御的突出部，由南南朝鲜军5师第27团守备。敌军已在该地防御了约两年，依托高山的有利条件，工事较坚固，火力较强，又有航空兵和坦克支援作战。按常理，对这样坚固设防的敌人进攻，按一般原则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至少也要3倍于敌。但第60军决心以两个师参战，两个师第1梯队展开3个团，而每个团第1梯队都只展开3到4个连。敌我第一线兵力对比大概只有1.3比1。


面对敌军的坚固阵地，又没有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可是战斗进行得却非常顺利。1953年6月10日晚间志愿军发起进攻，仅经1小时零10分钟的激战，担任主攻任务的第一梯队3个团即全歼了883.7高地、973高地、902.8高地一线守敌，占领南朝鲜军第5师第27团主阵地约10平方干米地区，首创志愿军进入阵地战以来一次进攻作战歼敌1个团大部的范例。为此，6月12日，中朝联合司令部即发电祝贺并嘉奖第60军。电称：


“此次战斗是我从敌一个团正面同时突破，并占领了敌团的主阵地，仅经一小时又十分钟战斗，即歼敌主阵地，仅经一小时又十分钟战斗，即歼敌一个团大部的先例。”


对于这场史无前例的失利，美军的战史后来总结道，志愿军“进攻前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并选择近似于预期目标的地形进行了认真的演习。在真正发起进攻前，先用火炮和迫击炮对目标进行轰击，然后以小部队迅速穿插以实施正面进攻。其他部队集结于目标的侧翼，直到强行突破时止。一旦他们占据有利地形，就会迅速地利用它”。从6月11日起南朝鲜军纠集第5师和预备队第3师各一部共3个团，在大量炮兵和航空兵支援下，连续进行猛烈反扑。然而，“由于猛烈的大炮、迫击炮和轻武器火力，加上敌人不断增援其部队和反击南朝鲜军的先头突击部队，因此使‘联合国军’部队无法收复他们失去的地区”。



可以说，即便是美国人的后见之明，也只说对了真相的一部分。的确，志愿军在进攻之前，“先用火炮和迫击炮对目标进行轰击”。6月10日晚，第60军集中259门82毫米迫击炮以上火炮，向南朝鲜军阵地实施20分钟的火力急袭，将其70%的工事摧毁。但令美国人始料未及的是，志愿军采取的根本不是什么“常规战术”。这场攻坚战，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次奇袭。


883.7高地、973高地、902.8高地山势崇峻，地形复杂，不便通行。距离我阵地前沿的距离在2000至3000米。我要对敌实施攻击，必须下沟上山，这一上一下的接敌运动，通常需要6小时左右时间，如果我当夜接敌运动，当夜攻击，占领阵地以后，就接近天明，没有足够的时间修工事。而敌人是“有失必反”，天明以后通常是集中空、炮火力对我攻占的阵地狂轰滥炸，如果没有良好的工事依托，就很难保住胜利成果。


为此，6月9日晚，第60军将13个步兵连、4个机炮连、4个营部、1个团指挥所共3000余人，秘密运动至距敌前沿300米的有利地形和森林内隐蔽潜伏。志愿军战士凭借高度的政治自觉，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人员到处，静若无人，加上炮声和山间流水声的掩护，出色地完成了潜伏任务。6月10日白天，是一个难熬的日子，3000余人都隐蔽在敌人眼皮底下，既不能动，也不能睡觉(因为睡觉的鼾声，在深山峡谷中，有可能被敌人发觉)。特别是当敌人炮火盲射潜伏区时，战士们自觉遵守铁的纪律，甚至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在整个潜伏过程中，涌现出15名邱少云式的英雄战士。就这样，3000余人的庞大队伍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潜伏了19个小时而未被敌人发觉，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众所周知，待到难熬的白天过去之后，晚间就是志愿军的天下了——“夜晚是属于中国人的”。另外，此时人民军的战斗力也已今非昔比。人民军顽强而有组织地发动进攻连美军也感到惊讶：“舰炮这么猛烈居然也没打退他们!”


奇袭白虎团


在严酷的战场形势面前，美国人彻底认清了形势：它再也不能承受无尽的伤亡了——实际上，英国的《泰晤士报》早在夏季反击战役开始前就已断言，“除非联军准备后撤他们的战线，否则，为了避免后撤，他们就得不断忍受很高的死亡率。”在板门店，双方在6月8日就战俘问题达成了协议，6月15日，朝鲜停战谈判终于达成了全部协议。16日，双方参谋人员按照实际接触线重新划定了军事分界线。看起来，漫长的战争终于就要结束了。


谁也没想到，半途杀出一个程咬金。南朝鲜李承晚当局顽固反对停战，狂妄叫嚣“单独干”和“北进”。为此，南朝鲜的代表退出了板门店谈判，但对停战显得急不可耐的美国人不理这个威胁，干脆拉了个泰国将军到谈判桌前凑数。眼看停战将成定局，李承晚竟然命令南朝鲜部队于6月18日至20日，借口“就地释放”战俘，扣留了27000名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就连“联合国军”的谈判代表也不得不承认：


“这一行动曾经秘密筹划，并由南朝鲜政府的最高一级加以缜密的配合。”



“如果因释放反共战俘而带来停战谈判破裂那更是我的政府所希望的”，这就是李承晚的如意算盘。显然，对于不识时务的李承晚统治集团，若如不给予狠狠打击，将影响停战后和平局面的长期稳定。为此，彭德怀向毛泽东建议，“拟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再消灭伪军一万五千人”。毛泽东在6月21日答复彭德怀：“再歼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这就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战——金城战役。


正是在这场战役中，诞生了一个脍炙人口的传奇——“奇袭白虎团”。所谓“白虎团”的正式名称，是南朝鲜军首都师团第1联队(团)。首都师是南朝鲜军的一支“王牌部队”。该师团自称“无敌猛虎”，并以一只张着血盆大口、露着獠牙的黑底金纹虎头作为师徽。至于其辖下第1联队的联队部里有一面写有“优胜”两个汉字的白色虎头旗。关于它的来历，主流说法是第1联队的团旗，也有人以上面的“优胜”两字为依据，认为是南朝鲜军内部军事竟赛的优胜旗。无论如何，这面“白色虎头旗”便是“白虎团”这个俗称的出处，这大概是没有疑问的。


金城战役开始时，志愿军第68军的当面之敌，就是这个自诩精锐的南朝鲜军首都师。第1联队将下属3个大队（营）呈1个梯队展开于522.1高地、552.8高地及其以北诸高地，防御正面宽约3.5千米，联队（团）部位于二青洞。


7月13日，志愿军第68军第203师攻歼552.1高地的敌人后，该师主力向芳通里方向推进。在此同时，该师穿插分队（第609团第2营及配属该营的第607团1个侦察班），沿522.1高地以东公路向南直插上枫洞、下枫洞师党委研究决定，派全师战绩最佳的607团侦察排1班以奇袭手段端掉第1联队联队部的任务。这个由10人组成的侦察班成员均是立过战功的中共党员，在调入侦察班之前都担任过班长、副班长职务，由607团侦察排代理排长杨育才带队；另外从全师挑出2名军事素质好、有战斗经验的朝鲜族战士韩淡年金大柱当联络员，归杨育才指挥，这13人化装成南朝鲜军，向二青洞穿插前进。


7月14日凌晨，当他们行至415高地南侧约500米处时，意外发现一个溃散的南朝鲜军士兵糊里糊涂地跟在队伍后面。侦察班从他口中问出了当晚第1联队的口令“云雹”，随后一路上多次遇到敌人，凭借口令一路过关，到达“白虎团”团部驻地附近。


事有凑巧，当时首都师的机甲团团长率领部分部队前来支援白虎团部。因此驻地前停着30多辆汽车，来往人员混乱。侦察班因此迅速变更部署，以第1组歼灭敌人警卫排，保障其他组的袭击；第2组歼敌炮兵指挥部；第3组负责打白虎团部作战室；第4组负责歼灭混乱之敌，炸毁汽车，并支援第2、3组战斗。


战斗在完全出乎南朝鲜军意料的地方开始了。不过一个多小时，一度不可一世的“白虎团”团部已被志愿军歼灭。“白虎团”团长崔喜寅侥幸逃走。正在“白虎团”团部的首都师副师长林益淳也被抓获，成为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活捉的敌军最高级军官。后来经过战场统计，这12名志愿军侦察兵竟在一个多小时内毙敌223人，包括“白虎团”团部97人，而他们自己竟无一伤亡，创造了特种战史上的奇迹。


此战之后，该侦察班荣立集体特等功，杨育才个人被志愿军首长记特等功，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至于从南朝鲜军首都师团第1联队联队部缴获的“优胜”白色虎头旗，则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成为这段传奇战史的历史见证。


最后一役


可以说，奇袭“白虎团”只是整个金城战役的一个胜利缩影。


金城以南，从上所里至金城川和北汉江汇合处，是“联合国军”战线的向北突出部。在此担任防御的是南朝鲜军的4个师。在其25千米的战线正面，志愿军集中了第20兵团指挥下的5个军(第21、第54、第60、第67、第68军)以及第24军，加上配属的炮兵和工兵，总兵力达24万人；同时，还集中了1360门火炮和20辆坦克。这样，志愿军不仅在兵力上形成3倍于敌的优势，在火力上也形成1.7倍于敌的优势。志愿军在地面火力上对敌形成优势，这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历次战役中还是第一次。


1953年7月13日21时，在大雨欲来之际，志愿军出敌意料地发起进攻。在进攻开始时志愿军炮兵仅仅28分钟的火力急袭，就发射炮弹1900余吨（约需900台次汽车装运）在重点方向，火炮密度达每公里正面100-120门，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争战场的一般标准。这次炮击破坏了南朝鲜军阵地表面工事的30%以上，在开辟通路地段上破坏障碍80-90%。炮火准备结束后，志愿军步兵迅速发起攻击。在1个小时内全部突破了南朝鲜军4个师的防御前沿阵地。天空作美,第二天天明后云浓雨大，美国的飞机难以出动。志愿军各部遂打破常规实行白天进攻。至7月14日黄昏，志愿军已于21个小时内在敌人以坑道和钢骨水泥为主体的坚固防御阵地内推进了9.5干米，创造了双方部队在阵地战阶段推进率的最高纪录。



在志愿军的沉重打击下，南朝鲜军队溃不成军，狼狈撤逃。按照美国人的说法，志愿军“打得南朝鲜部队狼狈逃窜，甚至把追击的中国军队远远抛在后面”；“部队的指挥官与他们指挥的一些部队失去了联系和控制，结果许多部队都未在金城防线停下，而且继续向南撤退，使(美国)第8集团军防线的突出部上出现了一个缺口”。所谓“王牌军”南朝鲜军首都师已丧失作战能力，被迫灰溜溜地撤到后方进行休整。为挽救摇摇欲坠的防线，美军被迫从日本空运第187机械化团，并配属给美军第2师。美军第2师接管美军第3师的阵地后，再由机械化部队去增援南朝鲜军第9师的部队。至于美军第3师，则开进南朝鲜军首都师背后的阻击阵地，以阻止志愿军继续向前推进。


7月15日和7月16日，志愿军乘南朝鲜军溃败之机继续进攻，最远推进了8千米。这样，经三天进攻，志愿军已在金城地区将战线南推了15干米，拉直了金城以南战线，并消灭了南朝鲜军4个师的大部。各部队奉命在新占领的阵地上转入防御。从7月17日至7月27日志愿军第20兵团部队主要利用临时抢修的野战工事，打退了美军和南朝鲜军7个师的连续反扑。至此，金城战役胜利结束，连同正面志愿军其他各军和朝鲜人民军各军团的作战，共毙伤俘敌7.8万余人，缴获坦克45辆汽车279辆，飞机1架，各种炮423门，各种枪7400余支，收复土地192.6平方公里。志愿军和人民军伤亡3.3万余人。敌我伤亡对比为2.3:1。


在这次战役中，南朝鲜军4个主力师被打残。南朝鲜高级将领白善烨从此对志愿军在金城战役里的攻势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白善烨后来还写道：“一直要求‘北进统一’并到最后一刻都在抵制停战和谈的李承晚总统在看到战役结局后感到颜面尽失。”正是在遭到志愿军沉重打击下，7月17日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开始改变态度，表示愿意接受停战的各项条款。



被金城战役打醒的并不只有李承晚。美军也意识到，“从军事上说，共产党方面的形势是很好的”；“在战争初期，他们一天只能吃上两餐饭，现在能一日三餐，服装也很充裕”；“敌军部队随意使用火炮和迫击炮炮弹清楚说明，他们的补给形势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而且愿意发射必要的炮弹支援他们的进攻”。“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无可奈何地承认：


“敌人能在任何时候集中足够的人力，在他所希望的地点与时机突破我们的防线。若是敌人准备牺牲其生命以获得一个缺口，没有一个防线能够如此坚强而不为他所攻破。”


事实是很清楚的，这场战争再进行下去，只会给“联合国军”方面带来更加不体面的结局。正如毛泽东所说：


“美国侵略者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


迫于形势，“联合国军”的代表向中、朝方面保证，李承晚集团“将不以任何方式阻挠停战协定（草案）条款的实施”，“大韩民国进行任何破坏停战的侵略行为时，‘联合国军’将不予支持”。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由中、朝方面建造的大厅中签字,谈了24个半月的谈判终于达成协议。自协定签字后12小时起，即27日下午10时起，全线战斗全部停止。抗美援朝战争终于画上了句号。


参考文献: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

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

姚旭《从鸭绿江到板门店--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2年10月上，原标题为《抗美援朝战争画上了句号 以战止战：1953年夏季反击作战》，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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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向衡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戈雨 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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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的1952年

战火已经在朝鲜半岛肆虐两年多

10月14日

一场恶战在朝鲜半岛中部

五圣山上甘岭爆发

在长达43天的激烈战斗中

志愿军打退了“联合国军”

排以上的进攻900余次

此后，美军再也没有向志愿军

发动营以上规模的进攻

朝鲜战局从此稳定在北纬38度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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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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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文章原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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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8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

  


从故宫午门逶迤的宫墙向东眺望，砖红色的北京市百货大楼钟楼与高耸的“中国尊”共绘古都天际线。这座1955年落成的建筑，不仅是连接北京新旧的地标，更用70年时光，将中国人从“凭票购物”到“追求精神共鸣”的消费变迁，刻进了每一代人的生活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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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溯源：六百年商脉的时空折叠


如今的北京，古都气象与现代都市的潮流科技感共存，毗邻故宫的王府井正是这种古今城市时间折叠的最直观体现。早在旧石器时代，王府井一带就是古人类的家园，2000 年出土的纳玛象化石印证着这片土地的古老生机。随着元大都的建成，紧邻皇城东墙的王府井成为贯通南北的主干道，枢密院、御史台等元朝军政中枢在此云集，奠定了其 \"国脉之地\" 的基因。


明成祖迁都后，这里因十王府建筑群得名\"十王府街\"，清代演变为八大王府聚居的 \"王府大街\"。不同于京城多数苦水井，街边一口甜水井成为市井记忆的锚点——1905年官方正式定名\"王府井\"，这口1998年重现的古井，至今仍以铁链围护的井盖形态，诉说着\"因井兴市\"的传奇。


真正开启王府井商业纪元的，是1903年诞生的东安市场。这座由神机营操场改建的综合性市场，汇聚了东来顺饭庄、吉祥戏院、稻香春食品等200余家商号，开创了\"吃喝玩购\"一站式消费雏形。至1930年代，东安市场已拥有350个摊位、240家商铺，成为北平\"最摩登的消费场\"，张学良、陆小曼等名流都是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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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年代：凭票时代的“物资灯塔”，消费里的“生存刚需”


大约每座中国城市都有一座“百货大楼情结”，它不仅坐落于城市最中心的核心地段，更根植每一位中国人的心里。而北京王府井的北京市百货

大楼，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个——它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国家投资建设的大型百货商店，被称作“新中国第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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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砖红色建筑自落成之初，便承载着北京乃至全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由建筑大师杨廷宝设计，融合苏联现代主义与中国古典元素，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的地标之一。


1955年9月25日开业当天，百货大楼即接待顾客16.4万人次，日销售额达30.9万元，数据之惊人甚至影响了同期其他商家的经营。高客流量与繁忙业务成为常态。国庆期间，日客流量更攀升至21万人次。截至当年年底，大楼在98天内实现销售额突破1700万元，平均日销17.87万元，最高单日达42.2万元。商品种类也从初期的1.4万种增至2.1万种，社会与经济效益显著。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里就是“物资枢纽”的代名词。


同年，《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的暂行办法》实施，粮票、布票等票证迅速进入千家万户，成为日常生活的“硬通货”，严格约束着家庭的基本消费。“凭票供应”作为计划经济下的典型模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塑造了一代人的生活方式。


在那样一个物资紧缺的时期，无论是市民还是公职人员，消费行为均受配额限制。购买一斤猪肉、一两香油，不仅需凭票，还须符合时间、地点和数量的规定，个人选择极为有限，人与人之间的消费差异被压缩到最小。


那时的购物场景与今日迥然不同：顾客无法自选商品，只能站在柜台外向售货员提出需求请售货员取货、收款。柜台内外仿佛隔着一道无形的界限，交易中缺乏自由互动，却多了一层制度约束。这种带有深刻时代印记的消费图景，已成为一代人难以磨灭的集体记忆。在当时，售货员是令人羡慕的职业——光亮的玻璃柜台是他们的舞台，琳琅商品成了陪衬，甚至成为许多孩子向往的人生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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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百货大楼里糖果柜台的张秉贵师傅，则堪称全国售货员中的“顶流网红”，售货“一抓准”（随手抓糖精准到克）和算账“一口清”（算账不用算盘）是他在多年工作中练就的绝活。许多外地游客慕名来到他的柜台前排起了长队，但张师傅却从来不见慌乱，往往第一位顾客还没付完钱，他就开始询问第二位顾客的需求，甚至跟第三位顾客打起了招呼。有趣的是，那时顾客围在柜台前，先想的不是“爱吃哪种糖”，而是“手里的糖票能买多少”——这种精打细算，正是计划经济消费的真实写照。1979年，张秉贵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如今大楼前的张秉贵铜像上，由陈云同志题写的“一团火精神照耀神州”，仍在诉说着那个年代对“好服务”的朴素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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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的百货大楼，承载的不只是“买东西”的功能，更是中国人对“吃饱穿暖、用上好物件”的美好生活向往：主掌家务开销的爷爷奶奶用一双火眼金睛挑选最具性价比的物件；热恋中的男女正准备置办他们结婚所需的家伙事，牡丹缝纫机、上海牌手表、飞鸽自行车这些“三大件”的流行已经是七十年代末的产物，物美价廉的红双喜搪瓷缸便足以引来五十年代人们艳羡的眼光。就连被爸妈一同带来商场的小朋友也不会寂寞，他们将自己胖嘟嘟的脸紧贴在橱窗玻璃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其中展示的新奇玩具——这些画面，构成了计划经济年代最鲜活的消费图景。


改革开放浪潮：从“一条街”到“全国布局”，消费里的“品质觉醒”


1978年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暖神州大地，中国人的钱包渐渐鼓起来，消费需求也从“吃饱穿暖”转向“追求享受”。王府井，成了这场消费升级的“先行者”。


1991年，北京市百货大楼成立企业集团（即如今的王府井集团），迈出规模化第一步；1994年，集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挂牌上市的百货公司，正式踏入资本市场。与此同时，王府井大街迎来大规模改造：1999年，全国第一条步行街——王府井步行街揭幕，以“金十字”架构拓展空间，从单一百货区变成集购物、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综合街区。那时的王府井，喇叭裤走秀、啤酒节狂欢与故宫打卡相映成趣，麦当劳、英语角等“新鲜事物”扎堆出现，成了游客来北京的必去“网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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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这一年，王府井集团瞄准“全国扩张”的机会，从1996年起推行百货连锁战略。从此，“王府井”不再是北京的“专属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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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早已没了“票证”的束缚：商场货架上，上海牌手表、飞鸽自行车等“七十年代三大件”被彩电、冰箱取代；人们逛商场不再只为“买东西”，更愿意为一顿大餐、一场电影买单。王府井的每一次扩张，都在呼应着中国人“走出去看看、用上更好商品”的需求——消费，开始与“品质”“时尚”挂钩。


新时代转型：从“买商品”到“享生活”，消费里的“情绪共鸣”


进入21世纪，电商崛起冲击传统零售，消费者的需求也变了：他们不再满足于“买到东西”，更渴望“逛得开心、玩得尽兴”，为“情绪价值”买单。王府井，又一次站在了转型的潮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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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集团率先启动战略转型：从单一百货业态，向百货、购物中心、奥特莱斯等多业态发展，并积极布局线上业务；2020年，拿到免税牌照更是“关键一跃”——据中研普华数据，2024年中国免税市场规模达6500亿元，预计2030年将突破1.5万亿元。王府井抓住这一机遇，在海南万宁落地国际免税港，在武汉、长沙、哈尔滨等城市开设市内免税店，在全国30家门店开展离境退税服务，其中北京、天津、成都、佛山等地多家门店支持即买即退，让国内外消费者畅享便捷购物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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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关键的是，王府井在“体验式消费”上不断创新，打造出一个个“有温度的消费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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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王府井喜悦购物中心：用“传统建筑+二次元”混搭风格，地下二层聚集36家谷店，成了Z时代的“打卡TOP20”商场；东安睿锦（原东安市场）：从“北京名优特产展销地”变身“沉浸式买手制百货”，主打“潮奢”风格，让消费者近距离感受国际时尚；北京友谊商店：2025年升级后引进手工意面、网红冰淇淋、酒吧等品牌，把“老外贸商店”变成都市生活新地标；王府井奥莱・香江小镇：跳出“室内商场”局限，打造“休闲小镇”，电竞赛事、户外音乐会轮番上演，让购物变成“微度假”。


如今的中国消费，早已突破“人与商品”的单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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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凭“券”“票”入场的热门百货商店，到文化赋能年轻人的“二次元生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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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琳琅满目的京城特产展销，到国际化沉浸式潮流购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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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友谊商店里开眼看世界的外汇柜台，到友谊花园的艺术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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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的时装走秀，到如今彰显城市风貌的时尚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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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庭，到几代人、乃至连宠物都可以一并参与的生活体验


王府井的每一次焕新，都在诠释“消费”的新定义：它是亲子时光，是潮流表达，是文化共鸣，更是对“美好生活”的多元追求。


70年，一部“流动的中国消费史”


七十载光阴流转，王府井从承载计划经济时代物资希冀的“新中国第一店”，蝶变为业态多元的现代商业巨擘。这方寸之地如同一个微缩的新中国商业博物馆，清晰地折射出中国社会从物质匮乏到消费繁荣的宏大叙事。回望来时路，从“一抓准”的糖果柜台，到“沉浸式”的潮奢空间；从“一条街上”的百货商店，到“全国布局”的零售集团；从“凭票购物”的日常刚需，到“情绪共鸣”的生活享受——王府井的每一次转身，都是中国经济脉搏的跳动，都是中国人消费观念的跃迁。那些凝固在影像中的瞬间，共同构成了王府井跨越时空、层次丰富的记忆拼图。


王府井的故事，远不止于一个企业的成长历程，它是一部流动的商业史，见证着中国人自主探索中国的商业道路，70年来以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为初心，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到追求品质生活与精神共鸣。在这条由青砖红墙延伸至玻璃幕墙的“新中国商业第一街”上，变化的，是不断迭代的消费场景与商业形态；不变的，是深植于民族血脉中对美好生活的永恒追求，以及一个古老国度在现代化进程中生生不息的活力。作为这段波澜壮阔历史的亲历者与书写者，其未来篇章，王府井仍将是解读中国商业文明与人民生活变迁的重要索引。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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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李语馨（实习）
校对 | 戈雨
图片授权 | 王府井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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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击的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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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8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

  


从故宫午门逶迤的宫墙向东眺望，砖红色的北京市百货大楼钟楼与高耸的“中国尊”共绘古都天际线。这座1955年落成的建筑，不仅是连接北京新旧的地标，更用70年时光，将中国人从“凭票购物”到“追求精神共鸣”的消费变迁，刻进了每一代人的生活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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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溯源：六百年商脉的时空折叠


如今的北京，古都气象与现代都市的潮流科技感共存，毗邻故宫的王府井正是这种古今城市时间折叠的最直观体现。早在旧石器时代，王府井一带就是古人类的家园，2000 年出土的纳玛象化石印证着这片土地的古老生机。随着元大都的建成，紧邻皇城东墙的王府井成为贯通南北的主干道，枢密院、御史台等元朝军政中枢在此云集，奠定了其 \"国脉之地\" 的基因。


明成祖迁都后，这里因十王府建筑群得名\"十王府街\"，清代演变为八大王府聚居的 \"王府大街\"。不同于京城多数苦水井，街边一口甜水井成为市井记忆的锚点——1905年官方正式定名\"王府井\"，这口1998年重现的古井，至今仍以铁链围护的井盖形态，诉说着\"因井兴市\"的传奇。


真正开启王府井商业纪元的，是1903年诞生的东安市场。这座由神机营操场改建的综合性市场，汇聚了东来顺饭庄、吉祥戏院、稻香春食品等200余家商号，开创了\"吃喝玩购\"一站式消费雏形。至1930年代，东安市场已拥有350个摊位、240家商铺，成为北平\"最摩登的消费场\"，张学良、陆小曼等名流都是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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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年代：凭票时代的“物资灯塔”，消费里的“生存刚需”


大约每座中国城市都有一座“百货大楼情结”，它不仅坐落于城市最中心的核心地段，更根植每一位中国人的心里。而北京王府井的北京市百货

大楼，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个——它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国家投资建设的大型百货商店，被称作“新中国第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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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砖红色建筑自落成之初，便承载着北京乃至全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由建筑大师杨廷宝设计，融合苏联现代主义与中国古典元素，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的地标之一。


1955年9月25日开业当天，百货大楼即接待顾客16.4万人次，日销售额达30.9万元，数据之惊人甚至影响了同期其他商家的经营。高客流量与繁忙业务成为常态。国庆期间，日客流量更攀升至21万人次。截至当年年底，大楼在98天内实现销售额突破1700万元，平均日销17.87万元，最高单日达42.2万元。商品种类也从初期的1.4万种增至2.1万种，社会与经济效益显著。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里就是“物资枢纽”的代名词。


同年，《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的暂行办法》实施，粮票、布票等票证迅速进入千家万户，成为日常生活的“硬通货”，严格约束着家庭的基本消费。“凭票供应”作为计划经济下的典型模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塑造了一代人的生活方式。


在那样一个物资紧缺的时期，无论是市民还是公职人员，消费行为均受配额限制。购买一斤猪肉、一两香油，不仅需凭票，还须符合时间、地点和数量的规定，个人选择极为有限，人与人之间的消费差异被压缩到最小。


那时的购物场景与今日迥然不同：顾客无法自选商品，只能站在柜台外向售货员提出需求请售货员取货、收款。柜台内外仿佛隔着一道无形的界限，交易中缺乏自由互动，却多了一层制度约束。这种带有深刻时代印记的消费图景，已成为一代人难以磨灭的集体记忆。在当时，售货员是令人羡慕的职业——光亮的玻璃柜台是他们的舞台，琳琅商品成了陪衬，甚至成为许多孩子向往的人生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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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百货大楼里糖果柜台的张秉贵师傅，则堪称全国售货员中的“顶流网红”，售货“一抓准”（随手抓糖精准到克）和算账“一口清”（算账不用算盘）是他在多年工作中练就的绝活。许多外地游客慕名来到他的柜台前排起了长队，但张师傅却从来不见慌乱，往往第一位顾客还没付完钱，他就开始询问第二位顾客的需求，甚至跟第三位顾客打起了招呼。有趣的是，那时顾客围在柜台前，先想的不是“爱吃哪种糖”，而是“手里的糖票能买多少”——这种精打细算，正是计划经济消费的真实写照。1979年，张秉贵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如今大楼前的张秉贵铜像上，由陈云同志题写的“一团火精神照耀神州”，仍在诉说着那个年代对“好服务”的朴素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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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的百货大楼，承载的不只是“买东西”的功能，更是中国人对“吃饱穿暖、用上好物件”的美好生活向往：主掌家务开销的爷爷奶奶用一双火眼金睛挑选最具性价比的物件；热恋中的男女正准备置办他们结婚所需的家伙事，牡丹缝纫机、上海牌手表、飞鸽自行车这些“三大件”的流行已经是七十年代末的产物，物美价廉的红双喜搪瓷缸便足以引来五十年代人们艳羡的眼光。就连被爸妈一同带来商场的小朋友也不会寂寞，他们将自己胖嘟嘟的脸紧贴在橱窗玻璃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其中展示的新奇玩具——这些画面，构成了计划经济年代最鲜活的消费图景。


改革开放浪潮：从“一条街”到“全国布局”，消费里的“品质觉醒”


1978年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暖神州大地，中国人的钱包渐渐鼓起来，消费需求也从“吃饱穿暖”转向“追求享受”。王府井，成了这场消费升级的“先行者”。


1991年，北京市百货大楼成立企业集团（即如今的王府井集团），迈出规模化第一步；1994年，集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挂牌上市的百货公司，正式踏入资本市场。与此同时，王府井大街迎来大规模改造：1999年，全国第一条步行街——王府井步行街揭幕，以“金十字”架构拓展空间，从单一百货区变成集购物、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综合街区。那时的王府井，喇叭裤走秀、啤酒节狂欢与故宫打卡相映成趣，麦当劳、英语角等“新鲜事物”扎堆出现，成了游客来北京的必去“网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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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这一年，王府井集团瞄准“全国扩张”的机会，从1996年起推行百货连锁战略。从此，“王府井”不再是北京的“专属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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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早已没了“票证”的束缚：商场货架上，上海牌手表、飞鸽自行车等“七十年代三大件”被彩电、冰箱取代；人们逛商场不再只为“买东西”，更愿意为一顿大餐、一场电影买单。王府井的每一次扩张，都在呼应着中国人“走出去看看、用上更好商品”的需求——消费，开始与“品质”“时尚”挂钩。


新时代转型：从“买商品”到“享生活”，消费里的“情绪共鸣”


进入21世纪，电商崛起冲击传统零售，消费者的需求也变了：他们不再满足于“买到东西”，更渴望“逛得开心、玩得尽兴”，为“情绪价值”买单。王府井，又一次站在了转型的潮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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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集团率先启动战略转型：从单一百货业态，向百货、购物中心、奥特莱斯等多业态发展，并积极布局线上业务；2020年，拿到免税牌照更是“关键一跃”——据中研普华数据，2024年中国免税市场规模达6500亿元，预计2030年将突破1.5万亿元。王府井抓住这一机遇，在海南万宁落地国际免税港，在武汉、长沙、哈尔滨等城市开设市内免税店，在全国30家门店开展离境退税服务，其中北京、天津、成都、佛山等地多家门店支持即买即退，让国内外消费者畅享便捷购物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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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关键的是，王府井在“体验式消费”上不断创新，打造出一个个“有温度的消费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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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王府井喜悦购物中心：用“传统建筑+二次元”混搭风格，地下二层聚集36家谷店，成了Z时代的“打卡TOP20”商场；东安睿锦（原东安市场）：从“北京名优特产展销地”变身“沉浸式买手制百货”，主打“潮奢”风格，让消费者近距离感受国际时尚；北京友谊商店：2025年升级后引进手工意面、网红冰淇淋、酒吧等品牌，把“老外贸商店”变成都市生活新地标；王府井奥莱・香江小镇：跳出“室内商场”局限，打造“休闲小镇”，电竞赛事、户外音乐会轮番上演，让购物变成“微度假”。


如今的中国消费，早已突破“人与商品”的单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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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凭“券”“票”入场的热门百货商店，到文化赋能年轻人的“二次元生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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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琳琅满目的京城特产展销，到国际化沉浸式潮流购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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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友谊商店里开眼看世界的外汇柜台，到友谊花园的艺术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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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的时装走秀，到如今彰显城市风貌的时尚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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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庭，到几代人、乃至连宠物都可以一并参与的生活体验


王府井的每一次焕新，都在诠释“消费”的新定义：它是亲子时光，是潮流表达，是文化共鸣，更是对“美好生活”的多元追求。


70年，一部“流动的中国消费史”


七十载光阴流转，王府井从承载计划经济时代物资希冀的“新中国第一店”，蝶变为业态多元的现代商业巨擘。这方寸之地如同一个微缩的新中国商业博物馆，清晰地折射出中国社会从物质匮乏到消费繁荣的宏大叙事。回望来时路，从“一抓准”的糖果柜台，到“沉浸式”的潮奢空间；从“一条街上”的百货商店，到“全国布局”的零售集团；从“凭票购物”的日常刚需，到“情绪共鸣”的生活享受——王府井的每一次转身，都是中国经济脉搏的跳动，都是中国人消费观念的跃迁。那些凝固在影像中的瞬间，共同构成了王府井跨越时空、层次丰富的记忆拼图。


王府井的故事，远不止于一个企业的成长历程，它是一部流动的商业史，见证着中国人自主探索中国的商业道路，70年来以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为初心，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到追求品质生活与精神共鸣。在这条由青砖红墙延伸至玻璃幕墙的“新中国商业第一街”上，变化的，是不断迭代的消费场景与商业形态；不变的，是深植于民族血脉中对美好生活的永恒追求，以及一个古老国度在现代化进程中生生不息的活力。作为这段波澜壮阔历史的亲历者与书写者，其未来篇章，王府井仍将是解读中国商业文明与人民生活变迁的重要索引。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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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李语馨（实习）
校对 | 戈雨
图片授权 | 王府井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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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300 字
阅 读 需 要 16 分 钟

在现代汉语中，我们常常将女子的配偶称为“丈夫”，这个词似乎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夫妻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专属称呼。然而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们会用“丈夫”指代女子的另一半呢？它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古代汉语：“成年”＝“丈夫”！


在诞生之初，“丈夫”可不是男性伴侣的专属称谓。它包含两个语素——“丈”和“夫”，它们是两个独立的词语。先来看“丈”字。《说文解字》中说：


丈，十尺也。从又（手）持十。


这就是“丈”字的本意——计量单位。“丈”字是会意字，其甲骨文字形是一只手（写作“又”）拿着一个“十”字，象征着周制规定一“丈”等于十“尺”。从这个本意出发，衍生出许多引申义，如动词“丈量”，再如名词“老者”。



《易经·师卦》中就有“贞，丈人吉，无咎”的卦辞，其中的“丈人”指的是德高望重的老者。西汉所著的《大戴礼记》中提到“丈者，长也”，并且特指受人尊敬的年长男子。所以有一个词叫作“老丈”，在古代汉语中，这是很尊敬的称呼。



在一部分中古文献中，“丈”与“杖”互为通假字，或用老人所持的“杖”指代老人，或用“丈”指代手杖。“丈”与“杖”字形相像，词义互通，所以可以互换着使用。这些用法拓宽了“丈”的词义。


而“夫”字的甲骨文字形就更生动了：一个正面直立的“人”，头上插着一根簪子，意味着这个人已经束发，是一个成年人了。所以“夫”字的本义就是“成年男子”。



当人们将“丈”与“夫”组合起来时，它们就成为词语“丈夫”的两个构词元素。对于“丈夫”这个词，《说文解字》是这样解释的：


丈夫也，从大一，一以象簪也。周制八寸为尺，十尺为丈，人长八尺，故曰丈夫。


这里的“人”特指男子。也就是说，“丈夫”的本意是“身长八尺的男子”。《孟子》中说“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礼记》中说“丈夫冠而不为殇，妇人笄而不为殇”，所采用的都是这个含义。综合大量古籍材料来看，“丈夫”的使用范围很灵活，根据语境的不同，可以代指父亲、配偶、儿子等多种身份。



并且，《周易·随卦》中有“系小子，失丈夫”的卦辞，从字面意思来看，“小子”指的是年轻男子，“丈夫”指的是血气方刚的成年男子。可见在古代汉语中，“丈夫”带有鲜明的褒扬色彩。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在周代，“八尺”是多高呢？



答案是：不清楚。对于周代度量衡，至今没有确切的定论，《说文》中提出“周制八寸为尺”的说法，这也是传播最广的说法，但孔颖达、段玉裁等古今学者都对此提出过质疑。因此，对于周代“八尺”的长度至今都没有定论。


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代表了当时成年男性的普遍身高，达到“八尺”意味着男子体格魁伟，给人一种强壮可靠的印象。虽然度量衡单位一直在变化，甚至“丈夫”的词义都已经面目全非，但“堂堂八尺男儿”的说法一直保留了下来，并沿用至今。



那么，“丈夫”的词义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呢？


现代汉语：“成亲”=“丈夫”？


直到清代，“丈夫”的核心词义仍然没有发生变化。清代中晚期的著名学者刘沅为《礼记》作注，说“父，字也，丈夫之美称”，此处的“丈夫”仍然译为“成年男子”。



从“成年男子”到“女子的配偶”，在这种语词变化的背后，藏着从古至今婚姻观念和文化习俗的变迁。如果细究就会发现，尽管“丈夫”一词与婚姻没有直接关联，但在它的词义延伸范围中，其实包含了婚姻关系。


古代男子成年后，需要承担起国家、家族与社会的期望。家庭是其中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先秦各国都重视人口资源，敦促成年子民结婚生子。《礼记》规定“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越王勾践为了鼓励生育，颁布法令规定：


女子十七不嫁，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亦罪……生丈夫，二壶酒，一犬;女子二壶酒，一豚。


《仪礼》中规定了著名的婚俗“三书六礼”，以繁琐的礼节、漫长的备婚周期来强调婚姻的严肃性，让年轻人明白自己在婚姻中需要承担的责任。



因此，古代婚姻的缔结与成年往往是同时发生的，甚至早于成年。男子结婚往往意味着已经成年，成年也往往意味着可以结婚，这两个概念本身就是交叉的。近代以来，现代汉语的体系逐渐建立，人们就近取材，将“丈夫”这个词语借过来，指代婚姻中的男方。


久而久之，“丈夫”的本义被淡化，从“成年男子”变成“已婚男子”。现代汉语建立后，许多维持几千年不变的词义被打破，变形衍化，以适应新的语境。


“丈夫”的词义之所以能维持几千年不变，是因为在古代，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及以前，文人们说话都遵循一个大背景——经学语境。



所谓“经学语境”，指的是无论遣词造句，还是讲逻辑道理，人们都喜欢“效祖宗之言”，或是沿用古文的用词，或是引用先秦、秦和西汉的故事，来解释现实中的问题。例如《三国志》中记载，荀彧在官渡之战时这样劝诫曹操：


今军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闲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先退者势屈也。


曹操举棋不定，荀彧就举楚汉相争的例子，成功劝阻曹军冒进。这种语言习惯一直延续到唐代以前。人们不断沿用古语，使古代汉语的面貌相对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从先秦古语开始，许多文献就将“丈夫”与“妇人”相对。例如《仪礼》将“丈夫”与“妇人”并举，《韩非子·五蠹》中有“古者丈夫不耕……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的用法，意思是说古代小国寡民，所以哪怕男人不耕作，女人不织布，仅靠采摘和狩猎就能生活。


尽管“丈夫”与婚姻没有关系，但“妇人”这个词生来就与婚姻有关。《礼记》中规定“天子之妃曰‘后’……士曰‘妇人’”，“妇人”特指士的配偶。直到今天我们还会说“他们夫妇二人”，其实就是从“丈夫”和“妇人”中各取一个字，组成新词，代指缔结婚姻关系的双方。



既然古代女子不称“丈夫”，那她们如何称呼自己的另一半呢？


先秦语言古朴简洁，并没有特定的男性配偶称谓，人们往往用普适性的称谓来称呼他们。最简单的称呼就是“人”，只有短短四字的《涂山女歌》（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之一）说“候人兮猗”，意思就是“我等你回家”。


到周代时，女子们使用“君子”“吉士”等美称。《诗经》中有大量相关文献，例如《草虫》中说“未见君子”，《殷其靁》中说“振振君子”。但并不是每一个女子都夸赞配偶。如果感情不美满，女子们会毫不客气地说“之人”“尔”“女”（通“汝”），意思是“你这家伙”，带着浓浓的抱怨意味。



“君子”这种称呼贯穿整个古代，尤其是紧随其后的秦汉。汉代女子称配偶为“君”，例如《白头吟》中称“闻君有两意”。也有称呼官职的叫法，例如称“府君”“使君”。这些称呼有一个共同特点：表现出古代女子对配偶名誉、品行、社会地位的看重。


到唐代时，语言文化都向近世转变，再加上西域文化的传入，出现了口语化的“郎”。但“郎”仍然不是配偶的专属称谓，而是对年轻男子的通称。与此同时，唐代已经出现了“夫妻”的说法，例如唐代女诗人李冶《八至》中说“至亲至疏夫妻”，元稹《遣悲怀》中也说“贫贱夫妻百事哀”。



直到宋代时，才出现了现代人熟悉的“官人”。至于明清之际，戏曲小说繁荣，语言极度发达，“相公”“老爷”“主君”等各种叫法更是满天飞。从这些称呼可以看出，女子对配偶的定位不再基于社会、国家，而是基于“小家”，承认男子身为一家之主的权威。


值得一提的是，“相公”在唐代专指宰相，在宋代也被用来称呼官员，到明清时却成了配偶的称呼，实在是很有趣的变化。



近代以来，女子开始用“先生”称呼配偶，夫妻双方用“爱人”称呼对方，体现出男女平等意识。这些称呼平淡而温馨，一直沿用至今。


借形前后：「大丈夫」≠“大丈夫”？


除了“丈夫”以外，“大丈夫”同样是古代汉语中的常见词。例如在《三国演义》中，刘备为劝诸葛亮出山，使上了“激将法”：


大丈夫抱经世奇才，岂可空老于林泉之下？



再如《孟子》中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周易》中说“随丈夫小子以从王享者，大丈夫乎”。相比于“丈夫”，“大丈夫”的褒扬意味更浓，甚至可以和“君子”画等号。


有趣的是，在邻邦的通用语言——日语中，也有一个常用词语，长得和“丈夫”一模一样。日语词汇「丈夫」，核心含义是“坚固，结实”。它还有一位“近亲”——「大丈夫」（だいじょうぶ），发音近似于“呆胶布”，意思是“没关系，没事的”。


众所周知，汉语是日语的重要源头之一。日语文字系统脱胎于汉字系统，分为日文汉字、假名等多种不同的书写方式。根据《隋书》《北史》等史籍记载，日语诞生之初只有语音，没有文字，人民“唯刻木结绳”，汉字随佛经传入后“始有文字”。



日语里的「丈夫」和「大丈夫」与古代汉语中的“丈夫”和“大丈夫”有没有关系呢？


查询《广辞苑》《大辞泉》等日本辞书会发现，「大丈夫」的核心词义与中文的“大丈夫”没有直接关联。但在数码《大辞泉》中，「大丈夫」的关联小注中有一条『りっぱな男子。ますらお。偉丈夫。「豪放な大丈夫」』，大致意思是“漂亮、雄伟、豪迈的男子”，这和“成年男子”有一定的关联。


也就是说，日语词「大丈夫」和汉语词“大丈夫”在词源上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仅仅在字形和衍生义上有关联。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就要说到汉字“六书”造字法中的一项——假借。它不仅存在于汉字造字中，其实也广泛存在于世界各族文字中。人类的语言文字有一个共同特点：语音往往先诞生，然后才产生文字。当新的读音产生时，为了减少造字成本，人们有时会从已有的字形中选一个，用来对应这个新的读音。



这种做法在古代汉语中很常见。例如“西”字的甲骨文字形是一个鸟巢，本意为鸟儿归巢。后来因为读音与[ɕi]相近，人们就将它的字形“借”过来，表示“西方”的意思。而“西”字的本意“鸟儿归巢”脱落出来，演变为了“栖”字。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字形还是原来的字形，但读音、字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语「大丈夫」或许也是这样产生的。它借用了汉字“大丈夫”的字形，赋予它“呆胶布”的读音、“没问题”的词义以及相对应的假名写法，形成一个新的词汇。



从“成年男子”到“男性配偶”，“丈夫”的词义变化不仅是语词流变，也蕴含着文化与观念的变迁。这一演变历程反映出中国人对婚姻、家庭和社会责任的不断思考，是语言文化与社会历史相互交织的生动体现。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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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思归乐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 李语馨（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张斌 胡瓜 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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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700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这是唐代诗人骆宾王所作的《咏鹅》。相传他年幼时是远近闻名的神童，家中有客人来拜访，指着村外的池塘请他作诗，他只略加思索，便写出了这首脍炙人口的篇章。短短二十字，音律和谐，意境明快，生动勾勒出白鹅浮水、昂首吟唱的画面。正因如此，《咏鹅》常被收入课本，成为许多人记忆中最早背下的诗句。


然而，相比鸡、鸭，鹅在现代生活中并不算常见，为何古人却如此钟情于鹅？



鹅可能是最早驯化的家禽

 

古人常说“六畜”，即狗、猪、羊、牛、马和鸡。六畜中，只有鸡属于家禽，鹅无缘榜单。但考古研究表明，鹅可能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禽。


家鹅是雁形目鸭科雁属动物，它的祖先是同属的灰雁和鸿雁。究竟是从何时开始，“江水侵云影，鸿雁欲南飞”的大雁转变为了“眠沙卧水自成群，曲岸残阳极浦云”的家鹅呢？



2022年的一项科学研究表明，生活在长江下游的先人在约7000年前就已经开始驯养大雁。位于浙江宁波余姚市的田螺山遗址属河姆渡文化，在2001年被发现后，考古团队一共在田螺山发现了超过两百块大雁的骨骼。通过对其中部分骨骼的细致分析，他们发现，其中部分大雁幼鸟是在本地长大的，而当地并非野生大雁的栖息地，这说明这些幼鸟是在本地孵化的。同位素监测显示，有一群大雁是吃本地食物、喝本地水长大的，体型相当，是人工圈养的结果。


田螺山的考古成果，将中国人驯养家鹅的历史大幅提前，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已与鹅结下不解之缘。



商周时期，鹅逐渐进入艺术世界。商代妇好墓自1976年在河南安阳被发现以来，共出土3件玉鹅。它形态庄重，通体以线刻法装饰，曲颈直立，双目圆睁，颈部有羽毛纹，身体有云纹，造型优美，形象生动，几乎更接近神鸟而非寻常家禽。周厉王的虢公长父虢仲墓还出土了一件写实风格的玉鹅，显示当时人们对鹅已有了深入观察。



到秦汉时期，家鹅的形象又出现在青铜器上。工匠巧妙把鹅的长颈与细颈的器具结合起来，在蒜头壶的器型基础上创造出了不少兼具美学与功能价值的青铜器，例如河南三门峡出土的汉初鹅首曲颈青铜壶，既可盛酒，又具艺术价值。鹅不再只是自然生灵，更成为人类审美与工艺的灵感来源。


文人的缪斯

 

鹅优美的姿态和灵动的气质，使它成为历代文人吟咏的对象。除了《咏鹅》，杜甫、白居易、李商隐都曾写下赞美鹅的诗句。不过，他们在晋代书圣王羲之面前都要自愧不如。



《晋书》专门记载：“（王羲之）性爱鹅。”这里说的“爱鹅”可不是说王羲之爱吃鹅，而是说他爱观鹅。鹅颈灵活，宛如书法家运腕，王羲之因而常常观鹅体悟笔法，甚至到了爱鹅成癖的地步。关于他和鹅的故事，流传最广的有两则：


王羲之听说会稽有一位独居的老妇人养了一只善于鸣叫的鹅，一直想要买到，却未果，于是带着亲友一起去观看。没想到，热情的老妇人听说王羲之要来，专门煮鹅准备款待。等王羲之到时，鹅已变成桌上的一道菜，让他痛心不已，整日叹息。



王羲之又听说山阴有一道士养了一群好鹅，专门去观看，心里颇为高兴，要请求买下这群鹅。道士想了想，说：


“你如果为我抄写《道德经》（一说《黄庭经》），我就把这群鹅全都赠送给你。”


王羲之欣然写完字，用笼子装着鹅回家去了，十分快乐。“写经换鹅”在历史上成了一段佳话。李白的“山阴道士如相访，为写黄庭换白鹅”和杜甫的“凤凰池上应回首，为报笼随王右军”说的就是这件事。


历代文人都仿书圣“数纸尚可博白鹅”的故事，以鹅为师。到黄庭坚时，好友吴执中为他烹煮两鹅，他写诗调侃：


学书池上一双鹅，宛颈相追笔意多。
皆为涪翁赴汤鼎，主人言汝不能歌。



鹅在书法传统中，成了灵动与神采的象征。

武力高强的看门鹅

 

鹅并非只有文雅的一面，它的武力十分惊人。想象一下，你路过谁的家门，突然发现半人高的“吊睛白额”大鹅挥舞着翅膀嘎嘎叫着向你扑来，速度非常之快，谁见了都要赶快逃跑。《南史》载卞彬语：


“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鹅性顽而傲，狗性俭而屈。”



这概括了古人对鹅的印象：外表上昂首挺胸，内心也桀骜不驯。家鹅好斗，武力高，古代还有“鹅善斗，好啖蛇”的记载，因此被用于看门守家。苏轼在《仇池笔记》说：


“鹅能警盗，亦能却蛇，其粪杀蛇。蜀人园池养鹅，蛇即远去。有二能而不能免死，又有祈雨之厄。”


家鹅粪便能杀蛇的说法给家鹅增添了更多神秘色彩。


鹅武力高强，也非常固执，这种特性使它情深义重，成为古代有情有义的代表。地方志记载，唐天宝末年，武义县沈家的一只母鹅孵蛋而死，它的幼鸟为此悲伤地鸣叫，屡次气绝，喂它水和谷物也没用。等到母鹅气绝，小鹅仰天号叫，它衔来草垫和干草来埋葬母亲，就像人祭奠一样，最后长叹而死。养鹅的家人把两只鹅埋葬在山中，当地人称为“孝鹅冢”。故事可能有虚构的成分，但说明古人对鹅的性格有固执、忠贞的评价。


斗鹅的习俗在朝堂和民间都很盛行。西汉鲁恭王刘余好斗鸡鸭及鹅鴈（雁），还饲养孔雀、䴔䴖（jiāo jīng，水鸟），一年花费超过二千石。唐僖宗喜欢斗鹅，数次到兴庆池和王府与诸王斗鹅，鹅的单价超过十万钱。桓玄年少时因自家鹅斗不过他人，夜入栏中杀掉堂兄弟的鹅，可见斗鹅也曾是少年豪族的“竞技”。



鹅甚至也登上战场，被用于军事。《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记录：“郑翩愿为鹳，其御愿为鹅。”杜预解释说，鹳与鹅均是阵法名，不过其实际阵型已无从考证。鹅在战场上还曾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唐朝调集军队平定淮西藩镇叛乱，以太子詹事李愬（sù）为唐随邓节度使，李愬计划袭击蔡州（今河南驻马店汝南）捉拿叛将吴元济。


李愬专门选了大风大雪的夜晚出营门，行军途中，靠近州城有个鹅鸭池，鹅、鸭在其中睡觉。李愬下令让官兵叫醒鹅鸭来隐藏军队前进的声音，趁人不注意登上城墙。等李愬进入吴元济的外宅，有人报告吴元济官军已到时，吴元济还没睡醒，以为是俘虏和囚犯在作乱。经此一役，唐军俘获吴元济，全境归降，终结了淮西的割据局面。鹅在无意间助力一场关键胜利，堪称奇功。


鹅的礼仪功能


鹅还承载着重要的礼仪意义。《礼记·昏义》记载，结婚仪式中，新婚丈夫要拿着大雁（鴈）作为礼物入门，行礼后献上大雁，以此表示从女方父母手中接过新妇，又称“奠雁礼”。



为什么要选大雁作为上门礼物呢？东汉《白虎通德论》解释说，用雁是因为大雁是候鸟，象征女子按时出嫁；又因为大雁飞成行，止成列，对应长幼有序的嫁娶之礼。不过，野生的雁很难抓到，婚仪中的雁逐渐被更易获得的鹅、鸭或木质雁替代，如贞观年间松赞干布求娶公主，就向唐朝进献金鹅。


另外，鹅或雁本身就是较贵重的家禽，烹鹅为庆象征主人对客人的尊重和欢迎，《庄子·外篇》就有庄子杀雁待客的记载。齐高帝时桂阳王刘休范叛乱，诏书无人来写。皇帝引荐江淹入中书省，要先上一只鹅，备好酒菜。大胃王江淹吃完鹅、喝完酒，吃饭的功夫文章就写完了。南朝梁人何远时任武康县令，给太守王彬送行时，送上一斗酒、一只鹅作为临别赠礼。



说到鹅与饮食，《齐民要术》就记载有养鹅之术。书中介绍了鹅的生育和筑巢等习性，说鹅“唯食五谷、稗子及草菜，不食生”，还记录了当时鹅的烹调方法，说明当时养鹅业已相当发达，古人对鹅的养殖已经有了一定的科学认识。但是，鹅仍是古代最昂贵的家禽之一。因为其过于昂贵，某些朝代甚至有御史不能食鹅之说。


这种昂贵一方面来自养殖的困难，另一方面还与鹅肉的功效相关。魏晋南北朝时用有鹅肉缓解药石引发的症状的说法，到唐朝发展为鹅肉、鹅血均可解毒。如此一来，鹅价被炒得越来越高，愈发变成了奢侈品。



不过，随着时代发展，养殖推广，鹅逐渐走向民间。明代诗人谈允谦有诗为证：


潜邸曾亲到市廛，民间物价每流连。

西华鹅炙前门鲊，一箸才消半百钱。


说明当时普通百姓亦能偶尔享用。



从新石器时期到王羲之的书案，从鹅湖之会的美名到今天的看门大鹅，鹅的身影贯穿了中国上千年历史。它的倩影是艺术灵感的来源，又是婚礼上必不可少的利益象征；它是守门御敌的功臣，又能以身入诗入画。到今天，古人精神世界里独特的文化符号已随着那“鹅，鹅，鹅”的吟唱融入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


参考文献：

1、M. Eda, Y. Itahashi, H. Kikuchi, G. Sun, K. Hsu, T. Gakuhari, M. Yoneda, L. Jiang, G. Yang, & S. Nakamura, Multiple lines of evidence of early goose domestication in a 7,000-y-old rice cultivation village 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China, Proc.Natl.Acad.Sci.U.S.A.11912)e2117064119, https://doi.org/10.1073/pnas.2117064119 (2022).

2、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余淑宜、周士琦整理：《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3、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4、祝穆、富大用编：《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内府刻本；

5、吴宝芝：《花木鸟兽集类》，四库全书本；

6、郑元庆：《石柱记笺释》，四库全书本；

7、姚之骃：《元明事类钞》，四库全书本。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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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山福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张斌 胡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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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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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700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这是唐代诗人骆宾王所作的《咏鹅》。相传他年幼时是远近闻名的神童，家中有客人来拜访，指着村外的池塘请他作诗，他只略加思索，便写出了这首脍炙人口的篇章。短短二十字，音律和谐，意境明快，生动勾勒出白鹅浮水、昂首吟唱的画面。正因如此，《咏鹅》常被收入课本，成为许多人记忆中最早背下的诗句。


然而，相比鸡、鸭，鹅在现代生活中并不算常见，为何古人却如此钟情于鹅？



鹅可能是最早驯化的家禽

 

古人常说“六畜”，即狗、猪、羊、牛、马和鸡。六畜中，只有鸡属于家禽，鹅无缘榜单。但考古研究表明，鹅可能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禽。


家鹅是雁形目鸭科雁属动物，它的祖先是同属的灰雁和鸿雁。究竟是从何时开始，“江水侵云影，鸿雁欲南飞”的大雁转变为了“眠沙卧水自成群，曲岸残阳极浦云”的家鹅呢？



2022年的一项科学研究表明，生活在长江下游的先人在约7000年前就已经开始驯养大雁。位于浙江宁波余姚市的田螺山遗址属河姆渡文化，在2001年被发现后，考古团队一共在田螺山发现了超过两百块大雁的骨骼。通过对其中部分骨骼的细致分析，他们发现，其中部分大雁幼鸟是在本地长大的，而当地并非野生大雁的栖息地，这说明这些幼鸟是在本地孵化的。同位素监测显示，有一群大雁是吃本地食物、喝本地水长大的，体型相当，是人工圈养的结果。


田螺山的考古成果，将中国人驯养家鹅的历史大幅提前，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已与鹅结下不解之缘。



商周时期，鹅逐渐进入艺术世界。商代妇好墓自1976年在河南安阳被发现以来，共出土3件玉鹅。它形态庄重，通体以线刻法装饰，曲颈直立，双目圆睁，颈部有羽毛纹，身体有云纹，造型优美，形象生动，几乎更接近神鸟而非寻常家禽。周厉王的虢公长父虢仲墓还出土了一件写实风格的玉鹅，显示当时人们对鹅已有了深入观察。



到秦汉时期，家鹅的形象又出现在青铜器上。工匠巧妙把鹅的长颈与细颈的器具结合起来，在蒜头壶的器型基础上创造出了不少兼具美学与功能价值的青铜器，例如河南三门峡出土的汉初鹅首曲颈青铜壶，既可盛酒，又具艺术价值。鹅不再只是自然生灵，更成为人类审美与工艺的灵感来源。


文人的缪斯

 

鹅优美的姿态和灵动的气质，使它成为历代文人吟咏的对象。除了《咏鹅》，杜甫、白居易、李商隐都曾写下赞美鹅的诗句。不过，他们在晋代书圣王羲之面前都要自愧不如。



《晋书》专门记载：“（王羲之）性爱鹅。”这里说的“爱鹅”可不是说王羲之爱吃鹅，而是说他爱观鹅。鹅颈灵活，宛如书法家运腕，王羲之因而常常观鹅体悟笔法，甚至到了爱鹅成癖的地步。关于他和鹅的故事，流传最广的有两则：


王羲之听说会稽有一位独居的老妇人养了一只善于鸣叫的鹅，一直想要买到，却未果，于是带着亲友一起去观看。没想到，热情的老妇人听说王羲之要来，专门煮鹅准备款待。等王羲之到时，鹅已变成桌上的一道菜，让他痛心不已，整日叹息。



王羲之又听说山阴有一道士养了一群好鹅，专门去观看，心里颇为高兴，要请求买下这群鹅。道士想了想，说：


“你如果为我抄写《道德经》（一说《黄庭经》），我就把这群鹅全都赠送给你。”


王羲之欣然写完字，用笼子装着鹅回家去了，十分快乐。“写经换鹅”在历史上成了一段佳话。李白的“山阴道士如相访，为写黄庭换白鹅”和杜甫的“凤凰池上应回首，为报笼随王右军”说的就是这件事。


历代文人都仿书圣“数纸尚可博白鹅”的故事，以鹅为师。到黄庭坚时，好友吴执中为他烹煮两鹅，他写诗调侃：


学书池上一双鹅，宛颈相追笔意多。
皆为涪翁赴汤鼎，主人言汝不能歌。



鹅在书法传统中，成了灵动与神采的象征。

武力高强的看门鹅

 

鹅并非只有文雅的一面，它的武力十分惊人。想象一下，你路过谁的家门，突然发现半人高的“吊睛白额”大鹅挥舞着翅膀嘎嘎叫着向你扑来，速度非常之快，谁见了都要赶快逃跑。《南史》载卞彬语：


“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鹅性顽而傲，狗性俭而屈。”



这概括了古人对鹅的印象：外表上昂首挺胸，内心也桀骜不驯。家鹅好斗，武力高，古代还有“鹅善斗，好啖蛇”的记载，因此被用于看门守家。苏轼在《仇池笔记》说：


“鹅能警盗，亦能却蛇，其粪杀蛇。蜀人园池养鹅，蛇即远去。有二能而不能免死，又有祈雨之厄。”


家鹅粪便能杀蛇的说法给家鹅增添了更多神秘色彩。


鹅武力高强，也非常固执，这种特性使它情深义重，成为古代有情有义的代表。地方志记载，唐天宝末年，武义县沈家的一只母鹅孵蛋而死，它的幼鸟为此悲伤地鸣叫，屡次气绝，喂它水和谷物也没用。等到母鹅气绝，小鹅仰天号叫，它衔来草垫和干草来埋葬母亲，就像人祭奠一样，最后长叹而死。养鹅的家人把两只鹅埋葬在山中，当地人称为“孝鹅冢”。故事可能有虚构的成分，但说明古人对鹅的性格有固执、忠贞的评价。


斗鹅的习俗在朝堂和民间都很盛行。西汉鲁恭王刘余好斗鸡鸭及鹅鴈（雁），还饲养孔雀、䴔䴖（jiāo jīng，水鸟），一年花费超过二千石。唐僖宗喜欢斗鹅，数次到兴庆池和王府与诸王斗鹅，鹅的单价超过十万钱。桓玄年少时因自家鹅斗不过他人，夜入栏中杀掉堂兄弟的鹅，可见斗鹅也曾是少年豪族的“竞技”。



鹅甚至也登上战场，被用于军事。《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记录：“郑翩愿为鹳，其御愿为鹅。”杜预解释说，鹳与鹅均是阵法名，不过其实际阵型已无从考证。鹅在战场上还曾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唐朝调集军队平定淮西藩镇叛乱，以太子詹事李愬（sù）为唐随邓节度使，李愬计划袭击蔡州（今河南驻马店汝南）捉拿叛将吴元济。


李愬专门选了大风大雪的夜晚出营门，行军途中，靠近州城有个鹅鸭池，鹅、鸭在其中睡觉。李愬下令让官兵叫醒鹅鸭来隐藏军队前进的声音，趁人不注意登上城墙。等李愬进入吴元济的外宅，有人报告吴元济官军已到时，吴元济还没睡醒，以为是俘虏和囚犯在作乱。经此一役，唐军俘获吴元济，全境归降，终结了淮西的割据局面。鹅在无意间助力一场关键胜利，堪称奇功。


鹅的礼仪功能


鹅还承载着重要的礼仪意义。《礼记·昏义》记载，结婚仪式中，新婚丈夫要拿着大雁（鴈）作为礼物入门，行礼后献上大雁，以此表示从女方父母手中接过新妇，又称“奠雁礼”。



为什么要选大雁作为上门礼物呢？东汉《白虎通德论》解释说，用雁是因为大雁是候鸟，象征女子按时出嫁；又因为大雁飞成行，止成列，对应长幼有序的嫁娶之礼。不过，野生的雁很难抓到，婚仪中的雁逐渐被更易获得的鹅、鸭或木质雁替代，如贞观年间松赞干布求娶公主，就向唐朝进献金鹅。


另外，鹅或雁本身就是较贵重的家禽，烹鹅为庆象征主人对客人的尊重和欢迎，《庄子·外篇》就有庄子杀雁待客的记载。齐高帝时桂阳王刘休范叛乱，诏书无人来写。皇帝引荐江淹入中书省，要先上一只鹅，备好酒菜。大胃王江淹吃完鹅、喝完酒，吃饭的功夫文章就写完了。南朝梁人何远时任武康县令，给太守王彬送行时，送上一斗酒、一只鹅作为临别赠礼。



说到鹅与饮食，《齐民要术》就记载有养鹅之术。书中介绍了鹅的生育和筑巢等习性，说鹅“唯食五谷、稗子及草菜，不食生”，还记录了当时鹅的烹调方法，说明当时养鹅业已相当发达，古人对鹅的养殖已经有了一定的科学认识。但是，鹅仍是古代最昂贵的家禽之一。因为其过于昂贵，某些朝代甚至有御史不能食鹅之说。


这种昂贵一方面来自养殖的困难，另一方面还与鹅肉的功效相关。魏晋南北朝时用有鹅肉缓解药石引发的症状的说法，到唐朝发展为鹅肉、鹅血均可解毒。如此一来，鹅价被炒得越来越高，愈发变成了奢侈品。



不过，随着时代发展，养殖推广，鹅逐渐走向民间。明代诗人谈允谦有诗为证：


潜邸曾亲到市廛，民间物价每流连。

西华鹅炙前门鲊，一箸才消半百钱。


说明当时普通百姓亦能偶尔享用。



从新石器时期到王羲之的书案，从鹅湖之会的美名到今天的看门大鹅，鹅的身影贯穿了中国上千年历史。它的倩影是艺术灵感的来源，又是婚礼上必不可少的利益象征；它是守门御敌的功臣，又能以身入诗入画。到今天，古人精神世界里独特的文化符号已随着那“鹅，鹅，鹅”的吟唱融入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


参考文献：

1、M. Eda, Y. Itahashi, H. Kikuchi, G. Sun, K. Hsu, T. Gakuhari, M. Yoneda, L. Jiang, G. Yang, & S. Nakamura, Multiple lines of evidence of early goose domestication in a 7,000-y-old rice cultivation village 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China, Proc.Natl.Acad.Sci.U.S.A.11912)e2117064119, https://doi.org/10.1073/pnas.2117064119 (2022).

2、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余淑宜、周士琦整理：《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3、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4、祝穆、富大用编：《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内府刻本；

5、吴宝芝：《花木鸟兽集类》，四库全书本；

6、郑元庆：《石柱记笺释》，四库全书本；

7、姚之骃：《元明事类钞》，四库全书本。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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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山福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张斌 胡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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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击的士族

旁落的皇权

跨越五百年的权力对抗史

国民历史读物《国家人文历史》专业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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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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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hidae，暂译为赫虫科，是一类寄生在马陆体内的线虫。这类线虫的雌虫极有辨识度，它们,体表有夸张的角质装饰，头部还有特殊的“盾”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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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赫虫雌虫的电子显微镜照片（嘴在最上边的那道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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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h pivari，文献：DOI: 10.11646/zootaxa.486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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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h costata，文献：https://www.semanticscholar.org/paper/A-synopsis-of-the-Hethidae-(Nematoda%3A-with-of-five-Hunt/1ec96d98b8da57ce89142cdefae8359ea5753105?utm_source=direct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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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h xaniophora，文献：https://www.semanticscholar.org/paper/A-synopsis-of-the-Hethidae-(Nematoda%3A-with-of-five-Hunt/1ec96d98b8da57ce89142cdefae8359ea5753105?utm_source=direct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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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赫虫科的雄虫就特别朴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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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h pivari 的雄虫，文献：DOI: 10.11646/zootaxa.486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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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寄生在马陆体内的线虫Golovatchinema sp.，它的成体平平无奇，但是幼体的嘴长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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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https://www.globalsoilbiodiversity.org/blog-beneath-our-feet/2018/10/20/if-you-dont-look-youll-never-find-anything-nematode-biodiversity-where-you-least-expect-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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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赫虫科，很多线虫的嘴都非常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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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土壤里吃细菌的丽突属线虫Acrobeles，嘴是开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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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DOI: 10.1017/S0022149X2100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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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DOI: 10.1017/S0022149X2100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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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线科 Dorylaimidae 线虫的嘴里有一根针头，用来刺穿植物的细胞壁吸食细胞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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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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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线虫捕食其他线虫和小动物。这是海生的Halichoanolaimus属捕食性线虫的嘴，里面密密麻麻的都是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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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Många nya arter av nematoder i bottenslamm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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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虫类的进食结构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以后有机会再详细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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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虫的嘴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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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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