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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700 字
阅 读 需 要 16 分 钟

南澳岛，隶属于南澳县这广东省唯一的海岛县及渔业县，地处闽粤交界的海面，为北回归线所横穿，因守于高雄-厦门-香港这三大港口的中心点，素有“东南门户，漳潮锁匙”的美称，遂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和兵家必争之地。它的本名意为“南方泊船之海湾”。相传南澳一词始载于南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间，广东提举杨万里率军平定侵犯南澳的海盗沈师一事。“盗沈师犯南粤，帅师往平之”。此后，寇乱、兵戈还有各色宝藏的传说，在这座小岛的历史中常常回响。



南宋遗藏


至元八年（1271），元世祖忽必烈在大都建立元朝后，旋即大规模向南方进军，至元十三年（1276）正月，元军直逼临安，宋廷在战和不定中乱成一团，太皇太后即封宋恭帝赵㬎（xiǎn）之弟赵昰为益王，判福州、福建安抚大使；封赵禺为广王，判泉州兼外宗正事，由陆秀夫、杨镇等人护送往婺州、温州一路南逃，成为传递失落火种的希望小队。三月，临安城破，朝廷奉玺降元，南宋灭亡，而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等人则效仿昔日南宋宋高宗之旧例，拥立赵昰成立都元帅府，以赵昰为天下兵马都元帅，改福州为福安府，号召天下军民相投。五月，赵昰于福州即位，号端宗，改元景炎，封杨淑妃为太后，世称“行朝”。此后，都元帅府这一抵抗中心便开启了流亡抗元之旅，也为后世留下了不少遗迹。




景炎元年（1276）六月，“行朝”从水路南下泉州、厦门入广东，11月，“帝舟迁于潮州，初泊红螺山（属饶平县），旋移南澳”。在南澳岛上，都元帅府于澳前村东面修建行宫，也便是太子楼，他们还在东南面的沙滩上挖井，据说共有三口，供皇室饮用的叫“龙井”，供文武官员饮用的叫“虎井”，供将士军马饮用的叫“马井”。如今南澳岛上还有它们的遗址，其间刻字患漫难辨。因此，便有传闻说，当时小皇帝赵昰和他弟弟赵昺（bǐng）见追兵逼近，就将随身所携的金银珠宝留在南澳岛，于石壁上做出记号以便日后再来寻找。只是可惜，景炎二年（1277）正月，他们乘舟离岛赴惠州后，便就此一去不复返。祥兴元年（1278）四月，端宗病死，年仅十一岁，八岁的赵昺被拥立为帝。祥兴二年（1279）正月，元军进攻崖山，二月初六日，崖海决战宋败，陆秀夫抱末帝赵昺投海死，“后宫及诸臣多从死者，七日，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南宋彻底灭亡，而所谓的宝藏也失去了它的主人。



1962年的夏天，一位到海边捞虾的青年发现海滩上有一口水井，还在井石四角的石缝中捡到四枚宋代铜钱，分别镌刻了“圣宋元宝”“政和通宝”“淳熙元宝”“嘉定通宝”的字样。这口古水井便是曾经的马井。经专家考察分析，它原本应该挖在坡地，只是因为陆地下沉，才为海沙所吞没，只有当由台风引起的大型海潮到来卷走沙层时，才会显露真身，这便是井露现象。虽然宝藏没能随着一同浮出水面，但当地很快便发现了宋井的另一神奇之处：被海水淹没过的它竟然有清甜的淡水！甚至据说即便将苦咸的海水倒入其中，其水质也不会有过多改变。于是，又有很多人坚信此井有灵，其水或有延年益寿之能，不惜千里到访，取水冲茶珍藏。



那么，对此有什么科学的解释吗？此地的降水会渗入地下，并因重力作用向地势更低的古井海滩处汇集，形成淡水为主的地下水。井露发生后，地下水便会因形成的水位差而通过砂砾井底上升泉涌，由于沙质的孔隙较小，淡水和原留在井内的海水相互融合的非常缓慢，又因为海水密度更大，淡水会浮在海水表层，为人所打捞起。这便是它被认为是淡水井的缘由。

 


大盗之宝


尽管南宋宝藏实属无稽之谈，但南澳的确有上天赐予它的财富，那便是它在航海贸易中得天独厚，“为诸夷贡道所必经”的地理位置。明代的《南澳赋》便称颂道：


“故大国小邦，外趋内附。吕宋、琉球南金大赂，占城、暹罗随波飞赴，佛齐、阇婆弗敢互顾(贾),真腊、彭坑疾驰如鹜。”


南澳成为远洋贸易的驿站和地文标志，就连郑和七次下西洋都经过了这里。



然而，在明初，朝廷却并没有好好地经营此南澳，他们“或墟其地，或徙其民”。明太祖朱元璋数次颁发禁令，严禁海民私自制造二桅以上船舶，出海诸国并与之互市。明洪武二十年（1387）、永乐二年（1404）和永乐七年（1409）还来回搬离过当地的所有居民，当时南澳当地本来人就不多，此后更为荒凉焦土。该做法背后确有“以伪吴张士诚据宁、绍、杭、苏、通、泰，及方国珍据温、台等处，皆在海上。张、方既灭，诸贼强豪者悉航纠岛倭人寇”的因素，但也有明廷希望推行市舶司制度来垄断贸易的意图。无疑，这加剧了沿海居民的苦难，也无法真正巩固空虚的边疆：


“寇与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 寇势盛。”


南澳逐渐发展成为真正的海盗渊薮（sǒu）和番舶互市之地。



当时，主要来到南澳进行走私的民船，多来自暹罗和安南等东南亚国家，葡萄牙商人在16世纪后也开始频繁到访。随着走私市场的开拓，海禁渐渐名存实亡。


“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奸人阴开其利窦，而官人不得显收其利权。初亦渐享奇赢，久乃勾引为乱……至嘉靖而弊极矣。”



其原因之一是葡萄牙人东来后，“有司自是将安南、满剌加诸番舶尽行阻绝，皆往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驻剖”，南澳正是往漳州海面的要津。另一件事是嘉靖二年（1522）日本的争贡动乱，唯一合法的市舶司被撤，“番船无所容，乃之南澳互市”。公无管束，私贼遂起。


嘉靖、隆庆年间，相继有许朝光、林国宪、吴平、曾一本等海寇以南澳岛为巢，修起楼寨，私行贸易，并“修船、制器、市药、裹粮，百无所忌”，号称“毒害东南者十余年”。而这群海盗倒还真为南澳滋生了另一则宝藏传说：据闻，当年的巨盗吴平，似乎就在岛屿最北端由几块礁石组成的小岛屿上私藏了十八坛金银，该地也因而得名金银岛。



嘉靖四十三年（1564），戚继光奉命率兵5000人自浙来援，与潮州总兵俞大猷水陆夹攻，讨伐了盘踞在南澳岛的吴平势力，荡平海寇。朝廷吸取教训，南澳政策也为之一变。隆庆元年（1567），南澳有限制地开放了海禁。万历三年（1575），福建巡抚刘尧诲和广东总督殷正茂联合上奏朝廷《请设南澳副总兵疏》，潮州知府郭子章也表示为固海防，应当再设南澳为镇，他们的建议得到采纳。万历设“闽粤南澳镇”，置副总兵，下辖左、右营，兼领福建南路和广东东路水师，南澳岛就此从“海外荒域”变成东南沿海的军事重镇。设镇后，原属广东潮州府饶平县太平乡信宁都的南澳岛，就此分广东饶平、福建诏安两县共管，这一两省共管南澳的想法最先还是戚继光鉴于此前海盗们“福建捕急，则奔广东；广东捕急，则奔福建”的情况 提出的。


方案实行后，“……树兵列胪，海防肃矣。崇垒突沟城守固矣。垦田构室，民趋众矣。昔之鲸鲵依崇，今则海波不扬而为商旅之坦途矣。昔之孤鼠恣睢，今则戴柞而为生民之乐土矣。”




如今的深澳古镇之中，还留有南澳总兵府。明时，南澳总兵府“坐南朝北，高二丈二尺，皆甃以石。壕深八尺”。然而，随着明的由盛转衰，南澳也渐渐荒废，“郑芝龙麾下士卒皆芝龙散金以养，芝龙时为南澳副总兵，是启祯以后，南澳之兵盖有兵而无饷”，因此，南澳逐渐为郑芝龙家族所据，于明清之交再起狂澜。


海防重镇


顺治三年（1646），南明皇帝朱聿键殉国，郑芝龙降清，但其子郑成功带着80人，由陈辉、张进陪同，自福建乘舟“止南澳，招兵制械，得数千人 ”，往来于厦门、铜山、金门、澎湖和台湾诸岛屿间，开启了复台抗清的道路。在南澳岛上，他和文武大臣于澳属猎屿（古称“烈屿”）设高宗皇帝神位定盟复明，遂延南明之正朔十八载。如今的明、清总兵府旧址前，还有一棵大榕树，主干18米，树冠南北近28米，相传便是昔日郑成功的招兵处，被称为“招兵树”。



永历十五年（1661），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建立郑氏政权。康熙元年（1662），郑氏部下陈豹降清，杨金木、杜辉继续经营据守南澳岛。康熙三年（1664），在黄冈总兵吴六奇的招降下，最后的杜辉也投降清朝，明朝制度的影响在南澳落下帷幕，其部众迁往揭阳、黄冈，南澳遭到废弃。直到康熙十九年（1680）才准民复垦，“五年起税”。此时，康熙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南澳对海防的价值，该政策正是为了后续的设镇驻兵做准备。




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廷“诏设南澳总兵，移厦门镇总兵官并中、左、右三营官兵驻南澳，旋裁中营，改为左、右二营，左为福营，右为广营”，其中左营派驻台湾、淡水、澎湖，三年一调防。南澳岛分属饶平、诏安二县。次年，“澄海协、达濠营水汛官兵船只改归南澳水师镇就近统辖”。


康熙四十二年（1703），清廷又设立海门营。至此，南澳镇所辖便包括左、右二营，澄海协二营、海门营、达濠营等五营，其中左营由闽浙总督节制，其他四营隶属于两广总督节制。康熙五十六年（1717），时任广东总督杨琳在全省范围修筑炮台，并提到了粤东海域防御的重要性，“惠、潮之洋盗绝，而全粤之海面宁”。这一提议背后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南澳作为南北远洋贸易中途停泊，以及肩负造船，燂洗（火燎涂灰以避海蛆）、产糖等其他功能之所的地位逐渐得到恢复。


同样是康熙四十二年（1703），清廷下令“各处商船往东洋者，必由定海镇所辖要汛挂号，往噶喇吧 (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又泛指爪哇等岛) 、 吕宋(今菲律宾吕宋岛，又泛指菲律宾群岛) 等处出洋，必由澎湖、南澳所辖之要汛挂号”。然而，由于当地的军事化管理体制越来越难以应对招民开垦，商渔云集，豪强势大，粮饷失控这一系列的新问题，康熙五十六年（1717），朝廷禁贩南洋，并开始思考进一步的管理革新。



雍正十年（1723），清廷诏设“粤闽南澳海防同知”，又称南澳厅，等同州县，受广东督抚两院、三司及潮州府节制。其时，据清人齐翀《南澳志》记载：


“南澳，一名井澳；一名白城；一名岛南；一名瀛南。地分四澳：深澳、隆澳、云澳、青澳。深澳、隆澳属粤；云澳、青澳属闽。” 


至此，南澳也正式成为行政上的区划地理单元。




清朝末年，南澳再一次与走私贸易和王朝终局结合在了一起。道光年间，英国的鸦片商人曾买通南澳总兵沈镇邦在南澳交货。道光十九年（1839）三月，林则徐抵广州查禁鸦片，连撰《会札南澳镇谕令长山尾等洋夷船一律全缴鸦片稿》和《札饬严办东路烟卖夷船由》要求配合。最终，南澳镇总兵赖恩爵会同陆丰、碣石镇守军，在广大渔民的配合下，于该年八月在海面截获英国走私鸦片船，缴获鸦片二万多斤，连同毒贩一起押解广州。此后英鸦片船仍试图以南澳长山尾洋为秘密交货点，但都被打断收缴。虎门销烟的白雾中，湮没了南澳的辉煌过往，也将在硝烟散尽后迎来它的新生。




20世纪90年代，南澳成为广东省对外开放的重点区域，和汕头经济特区的改革前沿。如今，它身上的南宋遗藏、明清旧迹也被视作旅游资源，得到重视和开发。或许，那些人从来没有留下真正的宝藏，它只是藏在潮来潮往的天地间，留在勤恳工作的人民手心里。



参考文献：

1、林俊聪：《现存南澳岛四部方志评介》，《岭南文史》1993年。

2、徐明德：《南澳岛在明清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

3、林俊聪、袁宏国：《郑成功“招兵树”》，《源流》1996年

4、柯理平：《初探南澳岛》，《环境》1998年

5、姜永兴：《南宋行朝　崖海烈魂(上)》，《岭南文史》1999年

6、刘建铭：《海滩古井之迷》，《航海》1999年

7、胡宝柱、肖文帅、普塔克：《明永乐至隆庆南澳的海上活动》，《海交史研究》2014年

8、王潞：《论16～18世纪南澳岛的王朝经略与行政建置演变》，《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

9、范霄鹏、薛碧怡：《粤东屏障 北回归线东端之南澳岛》，《室内设计与装修》2022年

10、李智君、邬文斌：《明清南澳岛海防区分界线的形成与变迁》，《海交史研究》2024年

11、宋可达：《明代海域经界与“划界治海”实践》，《社会科学》2025年

12、许国,张进盛：《郑成功“招兵树”》，《国土绿化》2004年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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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曾亦嘉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张斌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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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4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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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有三个比较难以理解的现象：同样是辽东人，关宁兵如何从孱弱到骁勇善战？明军很能打，为什么最终却土崩瓦解？孙传庭为什么打不过李自成？


今天我们主要谈第三个问题：孙传庭在对农民军作战的过程中，前期无败绩，后期无胜绩，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们先从孙传庭何以取胜的原因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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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庭的成功密码与潜流


孙传庭担任陕西巡抚后，很快给明廷献上一个大礼包——活捉闯王高迎祥。这样的战果可以说出道即巅峰，如果纯粹用运气解释，那很难解释后续的功绩。孙传庭取胜的密码是什么呢？有限动员下的足兵足粮。


军事是一项系统科学，很复杂也很简单，复杂的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缺一不可；简单是能做到足兵足粮，就有不小的胜算。有云“无粮不聚兵”，谁有吃不完的粮食，谁有白花花的银子，谁就有了招兵买马的前提。道理简单，可做起来很难。毕竟没有粮是大风刮来的，没有不要成本的银子。


明朝进入万历后期，从中央到地方，从内地到边疆都面临财政不足的问题。辽东战争开始后，议兵议饷是同步进行的，而调兵、募兵、用兵在要钱，归根到底还是钱粮的问题。内地督抚对农民军作战不力，往往也是由于兵饷不足导致兵额不足，实际实力远远低于书面实力，结果一次比一次不利，甚至直接哗变，昨天的士兵成为今天的敌人。这种情况下，战局自然是江河日下。



孙传庭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进入陕西后，孙传庭开始了他的“清军清屯”事业。这是巡抚的主抓业务之一，各级设有清军官员，如清理兵源和屯田的御史，以往各级官吏在报告中主要说成绩，以自己的统计口径上报，总是年年有进展，甚至还突出自己的典型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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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成绩是有一些的，问题是更多的。但权力和使用权力的差别，责任与尽职的不同，是一般官员与名臣的区别。孙传庭并未按照惯例来，实打实筹划一年多，有了实打实的主意（筹度逾年，确有主见），开始强力推行。几个月的时间，效果就显现出来了。


刚到任时，西安四卫竟然凑不出1200名守城门的兵，这是前任巡抚“望贼兴叹”的重要原因，现在清理出营兵近万名，修工兵2000多名，并分营训练，修工兵开始修缮省会。


之前西安四卫是拿不起巡抚直辖部队的军饷，现在三卫就清理出了近15万两银子，右卫清理出麦米豆1万多石，这还不是全部数量。按照朝廷最新的作战部队饷银标准，够一万战斗部队的薪饷了。



如果说“货币+信用”的金融炼金术是现代国家的动员方式，那么“耕+战”就是传统社会的动员力。孙传庭的一番操作，凭空出来万余名士兵，以及这么多人一年多的饷银。朝廷没出一分钱，只是清理地方积弊就解决了兵饷问题，实现了“以秦兵卫秦地，以秦饷养秦兵”的目标。


孙传庭在给皇帝的汇报中自豪地讲：“金盈於帑，粟充於庾，目前可支繁匮之军兴，在后日可禆富强之永计”。显然他认为这是治本之道。说的很实在：“必军粮渐如原额，乃能渐复先朝富强之盛”，并承诺以后用兵不用惊扰皇帝，可以“永宽圣明西顾之虑”。



孙传庭自己也认识到，这是部分恢复祖制，即部分做到卫所可以提供兵和粮。当这项工作全面完成时，就可以做到兵粮充足了。显然，从技术层面而言，这是一项非常好的政策，值得推广。但政治上，这是一项阻力非常大的方案，比如同是名臣的卢象升只提到建立累进税、建立模范督标、略调整卫所，而绝口不提渐如原额，其中难度可想而知。


当然，孙传庭不是不知道这里的困难。他就明确讲过：“权贵、豪强、衙役、学劣与各种奸徒，诡计阻挠”，“贻国家以单弱，此其为人毒犹逾于流贼，而奸更甚于细作”。孙传庭直接将侵吞卫所田的权贵、豪强、衙门官员、学士等定性为比农民军与奸细还危险的敌人。



崇祯早期，农民军的规模和战斗力、正规化程度还比较低，有洪承畴的三万多野战部队和孙传庭的一万多有战斗力的地方部队，已经足够维系一省或数省的安宁。但当战争规模扩大，孙传庭要做的力度需要更大，阻力会更大。


斗转星移，李自成的强大


随后的一年多里，孙传庭在战场上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陕西地面越来越平静，军队也越来越能打。虽然和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在“剿饷”问题上多有争论，秦地的士大夫精英一如既往地不喜欢孙传庭，不过没反对过皇帝既定政策，也一直有政绩，也就暂时稳稳当当。李自成在潼关惨败后，带领数十人在商洛山中东躲西藏，甚至一度想要自杀、狼狈至极。



但是到1638年秋，清军入关后，杨嗣昌紧急调动的近十万边军不敢作战，随着清军深入腹地，明军顾此失彼。朝廷决定调关内精锐的“西兵”支援北方战线，洪承畴、孙传庭相继率领最能打的精锐部队进京。在与清军作战中，孙传庭也取得一定的战果。


清军出关后，朝廷拟以这支西兵精锐守卫京畿，洪承畴担任蓟辽总督，孙传庭担任保定总督。按一般官场原则，朝廷重视，更加位高权重，上任即可；但按照实际，西兵离乡容易军心不稳，且影响关内形势。孙传庭直接提出自己的意见，不同意朝廷的决定。如果是否定杨嗣昌，还有缓和的余地，但现在否定皇帝的决定，加上孙传庭之前铁腕整顿秦地的积怨前科，结果就是直接下狱。



孙传庭和李自成，一个在监狱吃苦，一个在山中躲避，曾经的叱咤风云都变成了落魄儿郎。不一样的是，随着关内能打的部队调往北边，李自成周围的网越来越松，河南大灾与明朝的苛政让老百姓实在吃不上饭了。变化的环境，让李自成只要喊出不用纳粮，就会有支持者；开仓放粮，就会应者云集。李自成的实力迅速壮大。


在河南，李自成不仅不用在意权贵、官吏等人的态度和言论，相反他们的全部财富都是自己潜在的军饷；也不用汲取普通民众的钱粮，相反不仅能免他们的税赋，甚至可以给予一定的福利。反观孙传庭无法减轻民众税赋，给予福利更是不可能，至于动权贵豪强的非法收入都阻力重重，合法收入就别提了。孙传庭和李自成各地的增量空间和难度系数区别越来越大。



一升一降、斗转星移、优劣明显。战争是一场极限竞技，谁能更深入动员，谁就更接近成功。从这点看，李自成太接近了。这时候，李自成的部队在动员潜力上已经全面超过孙传庭，在军队的正规化和组合度上还暂时不如。


不过这点不足，时间会弥补。



1641年9月，三边总督傅宗龙与保定总督杨文岳合兵新蔡，全军约四万人。之后李罗（李自成与罗汝才）联军采取后退决战的作战方略击败明军，傅宗龙死，杨文岳困项城。


12月，联军二打开封。左良玉两次与联军作战不利。


1642年1月，三边总督汪乔年率兵三湾出关，明军配合不力战败，汪乔年死。联军威震河洛。这一时期，孙传庭从监狱出来，任兵部右侍郎、总督京营，奉命救援开封，在汪乔年死后，总督三边军务。


1642年4月，联军三打开封。


7月，丁启睿率左良玉等四镇兵与联军作战，此战明军近十万人，联军十余万，骑兵更强。明军失先机，撤退成为溃败，惨败。


9月，水淹开封，三战开封结束。


在围绕开封的作战中，联军显示出自身的机动优势，而且将领擅长指挥，进退有据，相比于文官领军的明军更有优势。更重要的是联军已经具备和明军正面决战的能力，可以说不是明军剿“寇”，而是农民军“剿”兵。


形势的巨大变化，在陕西的孙传庭已经认清形势，“精锐五千”可以荡平的时代已经过去。在4月份，孙传庭向崇祯请饷百万，再练兵两万；随后又申述招募的新兵训练尚有不足，还不能打仗，需要一段时间训练。但崇祯没有认识到形势的变化，先是申饬、再是催促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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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孙传庭兵至南阳，战前天下大雨，明军后勤跟不上，前线士兵只能采柿子充饥。在战场上，明军初战取胜，但随着罗汝才的骑兵从背后杀入，战局急转直下，明军败退。


此战，明军士兵被杀数千，阵亡将校78人，相对于中原几次会战，损失不多，否则事后孙传庭上疏自我弹劾，崇祯也不会责令立功自赎。此战也让孙传庭彻底见识到了联军的实力，也看到了自身的不足。要击败李自成，在财力和兵力上都要下大功夫，道理很简单，落实很困难。


最后的决战时刻


战场的历练与战争潜力的挖掘，让李自成在作战中更加游刃有余。监狱的磨砺与战争潜力的困境，让孙传庭在行事中更加熟悉官场规则。


孙传庭回到陕西，一方面加强陕西防御，一方面开始了总动员：招募士兵，三家要出一个壮丁，或者出钱用来招募兵丁；继续清屯，筹集饷银；制造新式装备——火车，战时可以防御骑兵，平时可以环地成营。动员力度非常大，史载“督工苛急，夜以继日”。


这次孙传庭也不再像之前那样直白，积极给予皇帝信心。在大学士吴甡的回忆中，孙传庭给崇祯讲自己的部队很强悍，一月即可平定李自成，而且地方有间谍，大兵一到即为内应。一改说实话的风格，这时的孙传庭也掌握了崇祯爱听什么话，自然讨得崇祯喜欢。1643年5月，朝命孙传庭兼河南、四川军务，很快改称督师，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务。一个人主持了对农民军的作战，协调的资源和地区进一步扩大。



中枢暂时的支持，协调督帅的区域增多，到7月份，孙传庭在关中已经有十多万部队，看上去具备决战的实力。明眼人知道他的实力：“传庭军多乌合，所制衣甲器械，皆敛之民间，秦父老怨之至骨”，但是，时间紧，任务重，“传庭复驱之出战”，但他自己是清楚的，他对幕僚讲道：“我的部队刚刚集结起来，如果有时间训练，等到李自成部队缺乏粮食的时候，乘势攻击可以取得胜利。”罗汝才的外甥来降后证实了这个判断。不过这不能对上面和下面说。


李自成方面，同样没有闲下来。占领河南后，向荆襄一带作战，获得广大地域。几次作战中，农民军的攻坚、野战、机动都有很大提高。如果柿园之战罗汝才按兵不动，战局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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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襄阳，李自成对部队进行整编，确立五营营制，马步兵总计6万，马兵每队五十，步兵每队50-100人，并在广大区域建立政权。李自成与罗汝才“纵横天下”理念的矛盾愈发不可调和，最后以诛杀罗汝才实现内部统一。统一各营后，李自成进一步厘定军制，设立各级军职，全军令行禁止。部队装备升级，“制绵甲，厚百成，矢炮不能入”，还设立了骑兵部队，军队纪律等都有提高。军队的正规化取得很大进展，并在5月轻松歼灭明军一部。


双方都在紧锣密鼓地加强战备。从战略上讲，明军南北有两个重兵集团：孙传庭的关中部队、左良玉的东南部队，对农民军呈南北夹击之势。另外郧阳还在明军手中，影响农民军的侧翼安全，理论上明军战略形势更好。



不过，随着农民军完成内部整合，指挥更加得力。况且整个河南地区遭到战争破坏、蓬蒿满路、鸡犬无音，大军行军作战容易面临后勤不足。李自成和孙传庭对此认识均比较深刻。


但孙传庭在陕西的作为，得罪了陕西民众，尤其是陕西的士大夫。捐资助饷让士大夫苦不堪言，多到京师言“督师玩寇糜饷”，地方官员也多次上书催战。另一面，朝廷对战守也形成两派观点，多数希望速战速决，认为“不战则贼益张，兵久易懦”，这也符合皇帝的心思，少数认为此举关系天下安危，应谨慎从事。崇祯最终决定“博之孤注，侥幸于不可知之两阵间”。


同一时间，不肯南下督师的前大学士吴甡被逮赴京师，显然孙传庭是很容易收到这类信息的。君不见西市故事，决定了卢象升的结局；大丈夫岂可再对狱吏，决定了孙传庭的选择。


你是对的，但里外都是压力，何不孤注一掷呢？等待时机也是不可取的，孙传庭选择了主动出兵决战。



在出兵后，军事上的压力并不大，洛阳等城池迅速取得。只是后勤上的压力太大，虽然山西等地供饷已经到了极限，逼死人的现象常有发生，可依然面临征发和运输上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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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线进一步向南，双方在郏县一带对峙。大雨七日不停，后勤几近中断；天放晴后，粮道被李自成的骑兵截断，只能后退以就粮，自古以来撤退是最难的。先是殿后部队溃散，继则是与农民军作战不力，全军瓦解，阵亡四万余人。


至此，明末最后一支战略力量消失。



尾声


经过百年发展，明朝的官僚、勋贵、宗藩阶层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每一次加派粮饷都落到了贫苦百姓身上，贫者愈贫的情况让关内的形势进一步恶化。这时候，孙传庭通过“清军清屯”成为唯一做到了兵精粮足的巡抚。这是正确的路，却也阻力重重，毕竟只有“破山中贼易”，可“敌在本能寺”。


孙传庭恨的，李自成也恨，不一样的是，孙传庭做不到的李自成可以做到。人心就是粮食和兵源，李自成输了还可以再来，孙传庭不可以。内部压力让孙传庭只能主动决战。赢了这一次，还有秦中士大夫的不满等着。“传庭死，大明亡”，传庭战场不死，则会死在战场之外，明末局势在政治上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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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张磊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胡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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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的永远18岁~宣传解决了“道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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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400 字
阅 读 需 要 16 分 钟


明朝末年，有三个比较难以理解的现象：同样是辽东人，关宁兵如何从孱弱到骁勇善战？明军很能打，为什么最终却土崩瓦解？孙传庭为什么打不过李自成？


今天我们主要谈第三个问题：孙传庭在对农民军作战的过程中，前期无败绩，后期无胜绩，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们先从孙传庭何以取胜的原因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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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庭的成功密码与潜流


孙传庭担任陕西巡抚后，很快给明廷献上一个大礼包——活捉闯王高迎祥。这样的战果可以说出道即巅峰，如果纯粹用运气解释，那很难解释后续的功绩。孙传庭取胜的密码是什么呢？有限动员下的足兵足粮。


军事是一项系统科学，很复杂也很简单，复杂的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缺一不可；简单是能做到足兵足粮，就有不小的胜算。有云“无粮不聚兵”，谁有吃不完的粮食，谁有白花花的银子，谁就有了招兵买马的前提。道理简单，可做起来很难。毕竟没有粮是大风刮来的，没有不要成本的银子。


明朝进入万历后期，从中央到地方，从内地到边疆都面临财政不足的问题。辽东战争开始后，议兵议饷是同步进行的，而调兵、募兵、用兵在要钱，归根到底还是钱粮的问题。内地督抚对农民军作战不力，往往也是由于兵饷不足导致兵额不足，实际实力远远低于书面实力，结果一次比一次不利，甚至直接哗变，昨天的士兵成为今天的敌人。这种情况下，战局自然是江河日下。



孙传庭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进入陕西后，孙传庭开始了他的“清军清屯”事业。这是巡抚的主抓业务之一，各级设有清军官员，如清理兵源和屯田的御史，以往各级官吏在报告中主要说成绩，以自己的统计口径上报，总是年年有进展，甚至还突出自己的典型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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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成绩是有一些的，问题是更多的。但权力和使用权力的差别，责任与尽职的不同，是一般官员与名臣的区别。孙传庭并未按照惯例来，实打实筹划一年多，有了实打实的主意（筹度逾年，确有主见），开始强力推行。几个月的时间，效果就显现出来了。


刚到任时，西安四卫竟然凑不出1200名守城门的兵，这是前任巡抚“望贼兴叹”的重要原因，现在清理出营兵近万名，修工兵2000多名，并分营训练，修工兵开始修缮省会。


之前西安四卫是拿不起巡抚直辖部队的军饷，现在三卫就清理出了近15万两银子，右卫清理出麦米豆1万多石，这还不是全部数量。按照朝廷最新的作战部队饷银标准，够一万战斗部队的薪饷了。



如果说“货币+信用”的金融炼金术是现代国家的动员方式，那么“耕+战”就是传统社会的动员力。孙传庭的一番操作，凭空出来万余名士兵，以及这么多人一年多的饷银。朝廷没出一分钱，只是清理地方积弊就解决了兵饷问题，实现了“以秦兵卫秦地，以秦饷养秦兵”的目标。


孙传庭在给皇帝的汇报中自豪地讲：“金盈於帑，粟充於庾，目前可支繁匮之军兴，在后日可禆富强之永计”。显然他认为这是治本之道。说的很实在：“必军粮渐如原额，乃能渐复先朝富强之盛”，并承诺以后用兵不用惊扰皇帝，可以“永宽圣明西顾之虑”。



孙传庭自己也认识到，这是部分恢复祖制，即部分做到卫所可以提供兵和粮。当这项工作全面完成时，就可以做到兵粮充足了。显然，从技术层面而言，这是一项非常好的政策，值得推广。但政治上，这是一项阻力非常大的方案，比如同是名臣的卢象升只提到建立累进税、建立模范督标、略调整卫所，而绝口不提渐如原额，其中难度可想而知。


当然，孙传庭不是不知道这里的困难。他就明确讲过：“权贵、豪强、衙役、学劣与各种奸徒，诡计阻挠”，“贻国家以单弱，此其为人毒犹逾于流贼，而奸更甚于细作”。孙传庭直接将侵吞卫所田的权贵、豪强、衙门官员、学士等定性为比农民军与奸细还危险的敌人。



崇祯早期，农民军的规模和战斗力、正规化程度还比较低，有洪承畴的三万多野战部队和孙传庭的一万多有战斗力的地方部队，已经足够维系一省或数省的安宁。但当战争规模扩大，孙传庭要做的力度需要更大，阻力会更大。


斗转星移，李自成的强大


随后的一年多里，孙传庭在战场上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陕西地面越来越平静，军队也越来越能打。虽然和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在“剿饷”问题上多有争论，秦地的士大夫精英一如既往地不喜欢孙传庭，不过没反对过皇帝既定政策，也一直有政绩，也就暂时稳稳当当。李自成在潼关惨败后，带领数十人在商洛山中东躲西藏，甚至一度想要自杀、狼狈至极。



但是到1638年秋，清军入关后，杨嗣昌紧急调动的近十万边军不敢作战，随着清军深入腹地，明军顾此失彼。朝廷决定调关内精锐的“西兵”支援北方战线，洪承畴、孙传庭相继率领最能打的精锐部队进京。在与清军作战中，孙传庭也取得一定的战果。


清军出关后，朝廷拟以这支西兵精锐守卫京畿，洪承畴担任蓟辽总督，孙传庭担任保定总督。按一般官场原则，朝廷重视，更加位高权重，上任即可；但按照实际，西兵离乡容易军心不稳，且影响关内形势。孙传庭直接提出自己的意见，不同意朝廷的决定。如果是否定杨嗣昌，还有缓和的余地，但现在否定皇帝的决定，加上孙传庭之前铁腕整顿秦地的积怨前科，结果就是直接下狱。



孙传庭和李自成，一个在监狱吃苦，一个在山中躲避，曾经的叱咤风云都变成了落魄儿郎。不一样的是，随着关内能打的部队调往北边，李自成周围的网越来越松，河南大灾与明朝的苛政让老百姓实在吃不上饭了。变化的环境，让李自成只要喊出不用纳粮，就会有支持者；开仓放粮，就会应者云集。李自成的实力迅速壮大。


在河南，李自成不仅不用在意权贵、官吏等人的态度和言论，相反他们的全部财富都是自己潜在的军饷；也不用汲取普通民众的钱粮，相反不仅能免他们的税赋，甚至可以给予一定的福利。反观孙传庭无法减轻民众税赋，给予福利更是不可能，至于动权贵豪强的非法收入都阻力重重，合法收入就别提了。孙传庭和李自成各地的增量空间和难度系数区别越来越大。



一升一降、斗转星移、优劣明显。战争是一场极限竞技，谁能更深入动员，谁就更接近成功。从这点看，李自成太接近了。这时候，李自成的部队在动员潜力上已经全面超过孙传庭，在军队的正规化和组合度上还暂时不如。


不过这点不足，时间会弥补。



1641年9月，三边总督傅宗龙与保定总督杨文岳合兵新蔡，全军约四万人。之后李罗（李自成与罗汝才）联军采取后退决战的作战方略击败明军，傅宗龙死，杨文岳困项城。


12月，联军二打开封。左良玉两次与联军作战不利。


1642年1月，三边总督汪乔年率兵三湾出关，明军配合不力战败，汪乔年死。联军威震河洛。这一时期，孙传庭从监狱出来，任兵部右侍郎、总督京营，奉命救援开封，在汪乔年死后，总督三边军务。


1642年4月，联军三打开封。


7月，丁启睿率左良玉等四镇兵与联军作战，此战明军近十万人，联军十余万，骑兵更强。明军失先机，撤退成为溃败，惨败。


9月，水淹开封，三战开封结束。


在围绕开封的作战中，联军显示出自身的机动优势，而且将领擅长指挥，进退有据，相比于文官领军的明军更有优势。更重要的是联军已经具备和明军正面决战的能力，可以说不是明军剿“寇”，而是农民军“剿”兵。


形势的巨大变化，在陕西的孙传庭已经认清形势，“精锐五千”可以荡平的时代已经过去。在4月份，孙传庭向崇祯请饷百万，再练兵两万；随后又申述招募的新兵训练尚有不足，还不能打仗，需要一段时间训练。但崇祯没有认识到形势的变化，先是申饬、再是催促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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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孙传庭兵至南阳，战前天下大雨，明军后勤跟不上，前线士兵只能采柿子充饥。在战场上，明军初战取胜，但随着罗汝才的骑兵从背后杀入，战局急转直下，明军败退。


此战，明军士兵被杀数千，阵亡将校78人，相对于中原几次会战，损失不多，否则事后孙传庭上疏自我弹劾，崇祯也不会责令立功自赎。此战也让孙传庭彻底见识到了联军的实力，也看到了自身的不足。要击败李自成，在财力和兵力上都要下大功夫，道理很简单，落实很困难。


最后的决战时刻


战场的历练与战争潜力的挖掘，让李自成在作战中更加游刃有余。监狱的磨砺与战争潜力的困境，让孙传庭在行事中更加熟悉官场规则。


孙传庭回到陕西，一方面加强陕西防御，一方面开始了总动员：招募士兵，三家要出一个壮丁，或者出钱用来招募兵丁；继续清屯，筹集饷银；制造新式装备——火车，战时可以防御骑兵，平时可以环地成营。动员力度非常大，史载“督工苛急，夜以继日”。


这次孙传庭也不再像之前那样直白，积极给予皇帝信心。在大学士吴甡的回忆中，孙传庭给崇祯讲自己的部队很强悍，一月即可平定李自成，而且地方有间谍，大兵一到即为内应。一改说实话的风格，这时的孙传庭也掌握了崇祯爱听什么话，自然讨得崇祯喜欢。1643年5月，朝命孙传庭兼河南、四川军务，很快改称督师，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务。一个人主持了对农民军的作战，协调的资源和地区进一步扩大。



中枢暂时的支持，协调督帅的区域增多，到7月份，孙传庭在关中已经有十多万部队，看上去具备决战的实力。明眼人知道他的实力：“传庭军多乌合，所制衣甲器械，皆敛之民间，秦父老怨之至骨”，但是，时间紧，任务重，“传庭复驱之出战”，但他自己是清楚的，他对幕僚讲道：“我的部队刚刚集结起来，如果有时间训练，等到李自成部队缺乏粮食的时候，乘势攻击可以取得胜利。”罗汝才的外甥来降后证实了这个判断。不过这不能对上面和下面说。


李自成方面，同样没有闲下来。占领河南后，向荆襄一带作战，获得广大地域。几次作战中，农民军的攻坚、野战、机动都有很大提高。如果柿园之战罗汝才按兵不动，战局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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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襄阳，李自成对部队进行整编，确立五营营制，马步兵总计6万，马兵每队五十，步兵每队50-100人，并在广大区域建立政权。李自成与罗汝才“纵横天下”理念的矛盾愈发不可调和，最后以诛杀罗汝才实现内部统一。统一各营后，李自成进一步厘定军制，设立各级军职，全军令行禁止。部队装备升级，“制绵甲，厚百成，矢炮不能入”，还设立了骑兵部队，军队纪律等都有提高。军队的正规化取得很大进展，并在5月轻松歼灭明军一部。


双方都在紧锣密鼓地加强战备。从战略上讲，明军南北有两个重兵集团：孙传庭的关中部队、左良玉的东南部队，对农民军呈南北夹击之势。另外郧阳还在明军手中，影响农民军的侧翼安全，理论上明军战略形势更好。



不过，随着农民军完成内部整合，指挥更加得力。况且整个河南地区遭到战争破坏、蓬蒿满路、鸡犬无音，大军行军作战容易面临后勤不足。李自成和孙传庭对此认识均比较深刻。


但孙传庭在陕西的作为，得罪了陕西民众，尤其是陕西的士大夫。捐资助饷让士大夫苦不堪言，多到京师言“督师玩寇糜饷”，地方官员也多次上书催战。另一面，朝廷对战守也形成两派观点，多数希望速战速决，认为“不战则贼益张，兵久易懦”，这也符合皇帝的心思，少数认为此举关系天下安危，应谨慎从事。崇祯最终决定“博之孤注，侥幸于不可知之两阵间”。


同一时间，不肯南下督师的前大学士吴甡被逮赴京师，显然孙传庭是很容易收到这类信息的。君不见西市故事，决定了卢象升的结局；大丈夫岂可再对狱吏，决定了孙传庭的选择。


你是对的，但里外都是压力，何不孤注一掷呢？等待时机也是不可取的，孙传庭选择了主动出兵决战。



在出兵后，军事上的压力并不大，洛阳等城池迅速取得。只是后勤上的压力太大，虽然山西等地供饷已经到了极限，逼死人的现象常有发生，可依然面临征发和运输上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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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线进一步向南，双方在郏县一带对峙。大雨七日不停，后勤几近中断；天放晴后，粮道被李自成的骑兵截断，只能后退以就粮，自古以来撤退是最难的。先是殿后部队溃散，继则是与农民军作战不力，全军瓦解，阵亡四万余人。


至此，明末最后一支战略力量消失。



尾声


经过百年发展，明朝的官僚、勋贵、宗藩阶层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每一次加派粮饷都落到了贫苦百姓身上，贫者愈贫的情况让关内的形势进一步恶化。这时候，孙传庭通过“清军清屯”成为唯一做到了兵精粮足的巡抚。这是正确的路，却也阻力重重，毕竟只有“破山中贼易”，可“敌在本能寺”。


孙传庭恨的，李自成也恨，不一样的是，孙传庭做不到的李自成可以做到。人心就是粮食和兵源，李自成输了还可以再来，孙传庭不可以。内部压力让孙传庭只能主动决战。赢了这一次，还有秦中士大夫的不满等着。“传庭死，大明亡”，传庭战场不死，则会死在战场之外，明末局势在政治上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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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张磊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胡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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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的永远18岁~宣传解决了“道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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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600 字
阅 读 需 要 18 分 钟

 

近日，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令，决定恢复美国国防部的历史旧称“战争部”。之后特朗普还称，“战争部”这一名称听起来“更有力”“更合适”，他说：“‘国防’听起来太过保守，我们当然要防御，但必要时也要能进攻。”白宫强调，此举并不改变国防部的法定名称，而是为其赋予历史性次级称号（代称），以强化军事定位。然而回溯战争部与美国建国相伴而生的200余年岁月，特朗普的更名，反而可能与战争部的历史意涵南辕北辙。



名不副实：战争部的后勤开端

（1776—1898）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战争部”是联邦国家整合过程中的行政与后勤主干。美国草创之际，合众国未脱与旧宗主的纠葛，疆界与主权仍在厘定：北与英属势力犬牙相错，南受西班牙牵制，内陆多由原住民族控制。所谓“战争”，多是领土取得与秩序整合。战争部的首务在于把征募与军需、工程与交通、通信与财务纳入可沿用的规制，使平时可维持、战时可扩张、战后可复员成为常态。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主要服务于国内整合；至世纪之交，这套由内政与西进磨出的框架才开始外溢到海外的指挥与保障。二战与战后改革进一步将“全球用兵”沉淀为常设的国家安全体制。也因此，在改组为国防部之前，它始终带有小政府的印记：平日重在成规与流程，战时迅速放大，战后随即降级；而那种组织庞大、全球干预的一体化指挥枢纽，则是在国防部时代方告定型。



制度定型并非一朝一夕。1789年宪法政府建立后，战争部被正式纳入联邦行政，由总统任命战争部长，形成从总统到部长再到前线指挥的分工。1798年海军事务另立机关，陆海分职各尽其责。1802年确立工兵兵科并创设西点军校，工程建设与军官教育由此有了常年根基。1812年的对英作战暴露了征募、供给与人事上的薄弱，战后整理为按职能分工的日常运作，军需、军医、军械、人事各设其局，采办、储运、配发与核算逐步衔接，文书格式与账册也日益统一。要旨不在条文堆叠，而在以制度约束权力，以程序支撑动员。由此，战争部不再只是一个官署的名称，而成为把军政、工程与交通等环节连成整体的框架，其重心落在可用、可查与可复制的秩序之上。



此后一系列事件进一步促成了战争部对内形成初步军制的进程。十八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五大湖到俄亥俄一线战事反复，美国早期政府与由肖尼、迈阿密、怀恩多特、奥陶瓦等部族组成的西北联盟相持不下；依托上加拿大边境的英军要塞与商站，后者得以转移与补给，局势久拖不决。为应对消耗，政府自1792年整编“合众国军团”，统一训练与营务，规范武器口径与口粮定额，沿线设置补给与后送节点。经过其后的1846年至1848年美墨战争，1848年《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生效后，撤军、清算与军需回收依程办理，动员、远征、占领与善后由此连为一体。到1861年至1865年的内战，联邦由州本位转为中央统筹，军事铁路与军用电报贯通命令与供给，征兵、军饷与给养统一安排；1863年的征兵立法与《利伯法典》为征募、战场行为与战后过渡提供成文依据。重建时期，战争部在地方权力真空中组织临时治理，维持治安并监督财政与选举，使前线胜利能够落实为地方秩序的回归。



总之至十九世纪末，后勤与组织的基本面已大体就绪。常备军规模不大而训练专业，国家在需要时可以迅速扩大兵力与物资供给，配套的补给、占领与善后也有了成文做法。小政府的印记依然清晰，权力分散，跨军种的协同与参谋机制尚未成为常设中枢，许多安排仍随局势启闭。不过，在战争部推动的技术标准、运输衔接和军政配合等成规之下，关键环节至少在国内层面已经能够彼此贯通。


另一方面，外交表述也限制了战争部的海外步伐。1823年，门罗在年度咨文中提出“不再殖民、互不干涉”的原则，意在以政治宣示划定半球界限，并在英国海上力量的默认下发生效力。十九世纪的大半时段，美国的对外注意力因此主要停留在经营美洲大陆，着力抑制欧洲势力再介入美洲，而非主动越洋扩展；战争部在海外的扩张受此框定。





扩张初试：平战切换的半临时枢纽
（1898—1939）


1898—1939年，战争部把重心由内向外推移，已能成套处理征募、运输、军需与卫生，很多事务在当地就能组织起来。


1898年的对西班牙战争，把陆军的远程用兵短板暴露无遗。坦帕仓促集结，常备兵力几周内从不足3万骤增至20多万，铁路和码头一度拥塞。军粮保存与分发不当引发“防腐牛肉”风波，营地里痢疾与伤寒蔓延。战事甫定，战争部即把动员、运输与营地卫生列为先务，着手把一时权宜整理成可反复执行的程序。



战后进入占领与过渡，战争部走到前台主持治理。古巴由美军占领当局接管市政与财政，清理关税与预算，整顿港务与公共卫生；军医威廉·戈加斯推行灭蚊与隔离，黄热病很快受控。1902年古巴转入名义独立，但关键事务仍受美方法规与安排约束。菲律宾在《巴黎条约》后完成主权移交，战争部推行军政并行的重组：修港与筑路，铺设邮政和电报，兴办学校与医院，统一度量衡与货币，把群岛纳入跨太平洋通道，作为西太平洋的前进基地与补给通信支点。就地的“规章”与“流程”在占领社会里表现为全面的殖民管制，这一点在税收、警政与法院的日常运行中尤为明显。


海外治理的压力很快推动华盛顿整饬本部。埃里胡·鲁特出任部长后，设立常设的规划与协调机关，创办陆军战争学院，推动军官在机关与部队之间轮换，让学习、训练、采购、动员与计划在同一套日常工作中衔接起来。与此同时，巴拿马运河把工程与卫生抬到越洋用兵之前：戈加斯先清除疫疠，再由工程军官乔治·戈塔尔斯统筹开凿，1914年通航。运河不在美国本土，但“运河区”的管理把修渠筑港、检疫消杀与物资接续做成了可以在海外复制的办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这些做法推得更远。1917年参战后，战争部依据征兵法扩充兵源，把各路部队拢到统一的训练与编成之中；铁路与港口改由中央调度，远海航行结伴而行以降低损失。美远征军抵达法国后，先把港口、内陆通道与前沿据点逐层打通，仓库、医院、运输与通信相继到位，工兵修路架桥，检疫与医疗随队展开。指挥上保持美军自身体系，与盟军协同而不长期混编；供给上排定轻重缓急，必要时短期采用盟国制式补缺。停战后迅速缩编，但关键环节被保存下来，成为战间期随时可用的常规做法。真正的进步在于，学会了在大洋彼岸长期维持兵力与补给的循环。



战争时期，战争部仍在完善。1916与1920年的立法把常备军、国民警卫队与后备役的关系说清，“平时小规模、战时快速扩充”成为通例。1933年以后，战争部维持军校与训练运转，细化标准与采购规则。新政时期，平民保护团营地与供给由军方承办，军官在选址、营建与营务中保持后勤与组织的熟练度。与此同时，政府反复修订工业动员预案，明确关键物资的先后与配给；港口与铁路如何衔接、远航如何护送、海外据点怎样维持，也都纳入日常准备。到1939年，征募、训练、运输与补给可以依照现成手续迅速启动。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真正滞后的，是把分散在军种与地区的力量纳入常年化的协调与统一指挥。但正是在这套“平时精简、战时放大、可复制”的半临时架构上，美国也已经完成了从近岸试水到跨洋布点的过渡，并为下一阶段的全面升级打下了骨架。


名消实至：美国全球霸权的常设核心

（1939—1958）


二战与随后的冷战，终于把运行百年仍偏于临时、规模精简的“战争部”推到另一端。它在战后以“国防部”为名固定下来，此后联合指挥与参谋、情报与科研、预算与计划归入同一套常设程序，成为美国全球霸权运转的日常机制。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遇袭，翌日美国对日宣战，随后对德、意参战。此后，战争部以职能为纲重整陆军：地面部队负责训练与地面作战，陆军航空军发展空中力量，勤务部统一行政与军需，并设作战部作为马歇尔日常筹划与指挥的中枢。自1943年起，军方与多所大学签订合同，在工程、医学、外语与飞行等领域培养军官与技术骨干，兵员与技术来源因而有了稳定渠道。也是在1943年，五角大楼启用，部长与参谋机关合署办公，决策、通信、训练与后勤集中到同一处。对外，在美英联合筹划下，兵力与物资按计划在欧洲与太平洋两线分配；对内，军购与工厂转换归入统一程序，工业生产、科研与海运相互衔接。战事发展证明，胜负很大程度取决于组织与程序是否顺当，而不止在单兵或单军种的技战术表现。



战后，战时形成的做法因美苏对峙需求被写入法律并固定为常年运转的庞大机构。1947年《国家安全法》将“战争部”改为陆军部，新设空军部，与海军部并列，上置国防部长实行文官统一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总统的常设顾问机关，战时情报改为常设的中央情报局，三军分工与联合运作由总统命令细化。1949年修法，将“国家军事机构”正名为“国防部”，进一步集中国防部长的领导与控制，并确立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联合筹划中的地位，使“预算-计划-作战”的衔接有了清楚的程序。与此前一个多世纪“平时精简、战时扩充、战后再削减”的节律不同，联合指挥、参谋筹划与远征保障自此在和平年代也常态运转。


“常设”的范围并不止于兵员与装备，还延伸到信息、科技与教育。1948年《史密斯-蒙特法》为对外信息与广播提供依据，随后美国新闻署统筹广播、出版、展览与教育交流，使对外宣传与国家安全发生常年联系。1952年国家安全局成立，信号情报与技术侦察进入统一的决策程序。1958年，在国防部重组的同时设立高级研究计划署，并以《国防科技教育法》稳定支持大学与工业界的相关教育与科研。至五十年代末，兵力、预算、科研与对外信息可在同一套程序下协调推进：国内完成资源分配与工业转换，海外依联合筹划与战区指挥实施力量投送；核威慑、盟约体系、代理人战争与文化竞争皆在此格局内展开。



1958年的重组进一步理顺作战指挥。总统与国防部长的命令直接下达到统一与战区指挥机构，军种参谋长回归筹划、训练与力量建设的职责，日常作战不再经军种层层转达。战时行之有效的路径转为平时的常规，政策到行动的距离因此缩短，权责界面更为清楚。


从更长的脉络看，国防部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在法律与机构层面吸收并改造了战争部一个多世纪积累下来的征募、军需、工程、交通、占领治理与文书程序。过去那些可以“按需放大”的环节，被改造成“平时就位”的安排；过去随形势变化临时搭起的协同与参谋，转为日常工作；情报、科研与对外信息也被纳入同一条指挥与管理的路径。名称上，“战争部”消失了，而实际上，一个面向全球的常年指挥与保障核心却就此成形，并成为美国战后力量运用与扩展的制度基础，并沿用至今。




回望历史，战争部自成立以来，在大部分时间主要承担联邦的后勤与制度建设工作，经历了19世纪协助美国的领土扩张，20世纪的大转型。特朗普今日鼓吹“复名”，与其说是重拾传统，更可能是借名示意，向外界释放强化海外军事行动的信号，更多结论尚待观察。


参考文献：

中文文献

1.王宗涛, 王明芳. 一战时美国战争动员体制探析[J]. 历史教学, 2018(22). 总第803期.

2.张江河. 美西战争与美国向东南亚地缘政治扩张的历史脉络[J]. 东南亚研究, 2013(5).

3.陈桂芸, 袁征. 绸缪帷幄抑或纸上谈兵——美国20世纪战争计划中的军事心智、战略发轫与策略密码[J]. 军事文化研究, 2025(1).

4.李晟. 美国宪制中的军政关系：传统与变迁[J]. 学术月刊, 2018, 50(12).

5.张国栋. 共和制的两难命运和第三条道路——麦迪逊与1812年战争[J]. 衡水学院学报, 2016, 18(3).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16.03.017.

6.宋丹丹. 二战为何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腾飞的契机[J]. 大学(University), 2022(11). 总第557期.

7.王淑霞, 胡晓丽. 美国内战时期联邦军队与南部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分析[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10(10).

8.胡玲, 赵文升, 张聪.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军事制度的历史演进[J]. 战争史研究, 2017(4): 53–59.

新闻与评论

9.王梦杰. 美国防部更名“战争部”引争议[N]. 解放军报, 2025-09-08(4).

10.祁昊天. 美国招魂“战争部”[EB/OL]. 澎湃新闻, 2025-09-09.

英文资料

11.Wikipedia.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War[EB/OL]. Available a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_Department_of_War (accessed 2025-09-10).

12.Wikipedia.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EB/OL]. Available a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_Department_of_Defense (accessed 2025-09-10).

13.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United States — The Civil War”[DB/OL]. Available at: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American-Civil-War (accessed 2025-09-10).

14.U.S. Army Headquarters, Department of the Army.HQDA History: 12 February 2024[R]. Washington, DC: HQDA History Office, 2024.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王用鑫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刘是琪（实习）
校对 | 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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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5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


近期，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在庆祝大会上，盛大的阅兵分列式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也让无数网友为之激动。那么，阅兵分列式起源于哪里？人民军队的阅兵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分列式寻根

西方强军仪式的演进脉络


现代阅兵分列式的基因，深植于17至19世纪欧洲军事变革土壤。彼时线列战术取代冷兵器混战，军队对纪律性、整齐度要求空前提升，分列式作为检验部队战力、彰显军事威严的仪式，在欧洲强国中逐步成型，德国、俄罗斯的发展脉络尤为关键，英、法等国亦各具特色，共同推动分列式规范化发展。


现代分列式中的正步走又称“鹅步”，德国是现代分列式“鹅步”（Stechschritt）发源地。18世纪中叶，普鲁士军事家利安哈尔特-德绍亲王奥波德一世为强化部队战场协同能力，首创高抬腿、大步幅的“刺步”。士兵行进时左腿向前高抬，右腿蹬地发力，脚掌向前下方猛踏，这种步伐能让线列步兵冲锋时保持阵型不散，兼具威慑力与战术价值。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柏林胜利阅兵分列式成为国家象征。德军徒步方队以“鹅步”通过勃兰登堡门，炮兵方队牵引克虏伯火炮同步行进，空中飞艇编队低空掠过，“陆海空协同”的分列式形态，直接影响欧

洲多国军事仪式设计。




俄罗斯对分列式发展兼具借鉴与创新。18世纪初彼得一世推行军事改革，派贵族子弟赴普鲁士学习操典（规范军事操作与演练的典范性条例），将“鹅步”引入俄军，又结合哥萨克骑兵豪迈风格，调整为步伐宽大、踢腿时两腿夹角90至100度、通过主席台时头部上扬30度的“俄式正步”。1812年反法战争胜利后，莫斯科红场举行大规模分列式。近卫军步兵方队迈着调整后的正步，手持滑膛枪肩枪行进，哥萨克骑兵方队以数路纵队紧随其后，战马毛色统一、步伐协调，“徒步+骑兵”的分列式结构成为俄军传统。1945年红场胜利阅兵堪称经典。受阅部队均是参加过卫国战争的功勋部队，身着作战服，倒持着缴获的纳粹军旗，以“苏式正步”踏过红场，T-34坦克方队呈楔形编队行进，伊尔-2攻击机编队低空通场，分列式成为彰显反法西斯胜利、凝聚国家意志的载体。



英、法等欧洲强国在借鉴中形成特色分列式体系。英国1804年确立“皇家阅兵分列式”标准，皇家卫队身着红色制服、戴熊皮帽，以“小步幅正步”通过白金汉宫，海军方队手持弯刀行进，体现“海权优先”军事传统。法国在1880年国庆阅兵中，外籍军团以“法式鹅步”走过香榭丽舍大道，炮兵方队牵引野战炮同步前进，分列式融入大革命时期“公民士兵”精神符号。这些欧洲强国的分列式实践，不仅塑造现代军事仪式基本形态，更成为国家权力与军事文化的具象表达，通过统一步伐、规整阵型，将“纪律即战力”理念刻入军队基因，同时向国内外传递国家主权与军事威慑力，为后续分列式在全球传播奠定规范基础。


分列式入华

红色武装的仪式铸魂之路


现代分列式传入中国，始于清末军事变革浪潮，在黄埔军校时期迎来发展关键期，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中落地生根、迭代完善，成为凝聚军心、彰显革命意志的重要载体。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这一军事仪式已褪去西式操典的单一底色，融入红色基因，形成兼具规范形态与革命特质的独特体系。



洋务运动时期是分列式等西式操典进入中国之始。甲午战争惨败后，清政府痛定思痛，编练新军成为其应对危局的抓手之一。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特聘德国军事教官，首次系统引入普鲁士式操典，分列式作为检验部队纪律与战力的核心环节被纳入训练体系。新军士兵需每日练习高抬腿且步幅固定的正步走，徒步方队按营为单位、纵队行进、同步踏点标准训练，炮兵方队则由骡马牵引火炮保持匀速通过检阅区域。1906年，河南彰德秋操，新军各镇分列式首次公开亮相。步兵方队迈着规整步伐，枪托贴紧裤缝；骑兵方队按6路纵队行进，战马毛色统一；炮兵方队骡马步伐与步兵踏点呼应，已展现现代分列式的基本框架。不过，清末新军的分列式仅停留在“形似”层面，未能与军队信仰、国家意志深度绑定，最终也没能改变清王朝覆灭的历史大势。



黄埔军校时期，分列式成为塑造革命军队纪律意识的重要手段，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埋下仪式传承的种子。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军校师生举行阅兵式，接受孙中山先生的检阅。尽管当时学员们的训练时间不长，军事素质尚未成熟，但他们整齐的步伐、昂扬的斗志，让孙中山先生看到了一支新生革命力量的希望。正式开学后，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军校制定了操典规范，明确了正步走与分列式的标准。此后，从黄埔军校走出的一批又一批军事人才，在为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注入活力的同时，也将分列式的理念和训练方法带到了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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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诞生。这支新生的武装力量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不断成长壮大，以分列式为代表的操典也是训练的一环。1931年11月7日，江西瑞金举行了庆祝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阅兵。尽管这次阅兵没有华丽的装备，战士们的服装也不尽相同，但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以昂扬的姿态接受检阅。这次阅兵虽然规模有限，但已初步具备分列式的雏形，展示了人民军队为实现革命理想而不懈奋斗的坚定决心。



1933年8月1日，中央苏区又在江西瑞金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庆祝自己的建军节。为防国民党军空袭，阅兵定在8月1日17时到19时30分进行。8月1日17时，天色已暗，瑞金的阅兵场上，千万支火把照亮了夜空，礼炮声和军乐声交织在一起，气氛庄严肃穆。项英、朱德等阅兵员策马检阅长达600多米的红军指战员队列，红军战士们精神抖擞，以注目礼和热烈的欢呼声迎接检阅。阅兵式后，阅兵员致辞，红军将士们宣读誓词，表达了为工农解放奋斗到底的决心。随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向工人师、少共国际师授军旗，向红军学校授校旗，并向功勋卓著的红军指挥员颁发红星奖章。19时开始分列式。这次阅兵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士气，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是分列式在人民军队中得到实践的证明。



分列式铸魂

新中国强军征程的铿锵印记


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开启新中国分列式发展篇章。这一时期分列式以“苏式”正步为基，彰显武装力量规范化建设成果。20世纪90年代起，分列式动作标准持续完善，科技元素逐步融入。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阅兵，正步步幅规范为75厘米，教官用量尺、秒表确保动作统一，卫星测速技术首用于方队训练。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计算机模拟训练系统投入使用，装备方队借信息化设备精准控制行进。



随着时代发展，分列式更重实战化与多元化。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官兵着迷彩作战服、携单兵携行具，英模部队方队带荣誉番号、钢枪加战术附件，东风-21D等装备实战配置亮相。2017年朱日和沙场阅兵，受阅部队从演训场机动至阅兵地，徒步方队以战术队形行进，女性官兵混编其中显巾帼风采。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女将军首次领队，东风-41等新装备占比创新高，维和部队方队加入展大国担当。




前几天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人民军队的阅兵分列式更是亮点频频。无人忠诚僚机、新型无人潜航器、“惊雷1”空基远程导弹、“东风61”弹道导弹等新型装备频频出现，让不少军迷惊呼“军盲竟是我自己”的同时，也显示出人民军队近年来在武器装备发展上取得的长足进步，展现了人民军队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强大实力。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阅兵分列式起源于军队实际作战的需求，现在已经演变为盛大的庆典。从中央苏区到天安门广场，从小米步枪到陆海空天电一体，人民军队的阅兵分列式，早已经溢出了庆典的内涵，既有对辉煌过去的回顾，对牺牲英烈的缅怀，也是在传达着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坚强信念与强大实力。从战火中诞生的人民军队，他踏下的每一步都激荡着历史的回响，也必成为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起点！


参考文献：

①吉顺心、陈豆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庆阅兵仪式的历史演绎》，《中国军转民》2025年8月。

②姚远：《新中国历史上的五次大阅兵》，《党史纵横》2007年8月1日。

③井延坡工作室：《这场新时代的首次国庆阅兵，有哪些新亮点》，中国军网2019年10月1日。

④梅世雄、李秉宣：《开创改革强军新局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防和军队改革成就综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2024年7月2日。

⑤中国政府网综合：《建军节》，中国政府网2007年11月13日。

⑥饶翔：《阅兵趣话：各国正步走，哪里不一样？》，团结报团结网2015年9月4日。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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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成蹊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彦文 陈路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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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5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


近期，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在庆祝大会上，盛大的阅兵分列式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也让无数网友为之激动。那么，阅兵分列式起源于哪里？人民军队的阅兵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分列式寻根

西方强军仪式的演进脉络


现代阅兵分列式的基因，深植于17至19世纪欧洲军事变革土壤。彼时线列战术取代冷兵器混战，军队对纪律性、整齐度要求空前提升，分列式作为检验部队战力、彰显军事威严的仪式，在欧洲强国中逐步成型，德国、俄罗斯的发展脉络尤为关键，英、法等国亦各具特色，共同推动分列式规范化发展。


现代分列式中的正步走又称“鹅步”，德国是现代分列式“鹅步”（Stechschritt）发源地。18世纪中叶，普鲁士军事家利安哈尔特-德绍亲王奥波德一世为强化部队战场协同能力，首创高抬腿、大步幅的“刺步”。士兵行进时左腿向前高抬，右腿蹬地发力，脚掌向前下方猛踏，这种步伐能让线列步兵冲锋时保持阵型不散，兼具威慑力与战术价值。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柏林胜利阅兵分列式成为国家象征。德军徒步方队以“鹅步”通过勃兰登堡门，炮兵方队牵引克虏伯火炮同步行进，空中飞艇编队低空掠过，“陆海空协同”的分列式形态，直接影响欧

洲多国军事仪式设计。




俄罗斯对分列式发展兼具借鉴与创新。18世纪初彼得一世推行军事改革，派贵族子弟赴普鲁士学习操典（规范军事操作与演练的典范性条例），将“鹅步”引入俄军，又结合哥萨克骑兵豪迈风格，调整为步伐宽大、踢腿时两腿夹角90至100度、通过主席台时头部上扬30度的“俄式正步”。1812年反法战争胜利后，莫斯科红场举行大规模分列式。近卫军步兵方队迈着调整后的正步，手持滑膛枪肩枪行进，哥萨克骑兵方队以数路纵队紧随其后，战马毛色统一、步伐协调，“徒步+骑兵”的分列式结构成为俄军传统。1945年红场胜利阅兵堪称经典。受阅部队均是参加过卫国战争的功勋部队，身着作战服，倒持着缴获的纳粹军旗，以“苏式正步”踏过红场，T-34坦克方队呈楔形编队行进，伊尔-2攻击机编队低空通场，分列式成为彰显反法西斯胜利、凝聚国家意志的载体。



英、法等欧洲强国在借鉴中形成特色分列式体系。英国1804年确立“皇家阅兵分列式”标准，皇家卫队身着红色制服、戴熊皮帽，以“小步幅正步”通过白金汉宫，海军方队手持弯刀行进，体现“海权优先”军事传统。法国在1880年国庆阅兵中，外籍军团以“法式鹅步”走过香榭丽舍大道，炮兵方队牵引野战炮同步前进，分列式融入大革命时期“公民士兵”精神符号。这些欧洲强国的分列式实践，不仅塑造现代军事仪式基本形态，更成为国家权力与军事文化的具象表达，通过统一步伐、规整阵型，将“纪律即战力”理念刻入军队基因，同时向国内外传递国家主权与军事威慑力，为后续分列式在全球传播奠定规范基础。


分列式入华

红色武装的仪式铸魂之路


现代分列式传入中国，始于清末军事变革浪潮，在黄埔军校时期迎来发展关键期，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中落地生根、迭代完善，成为凝聚军心、彰显革命意志的重要载体。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这一军事仪式已褪去西式操典的单一底色，融入红色基因，形成兼具规范形态与革命特质的独特体系。



洋务运动时期是分列式等西式操典进入中国之始。甲午战争惨败后，清政府痛定思痛，编练新军成为其应对危局的抓手之一。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特聘德国军事教官，首次系统引入普鲁士式操典，分列式作为检验部队纪律与战力的核心环节被纳入训练体系。新军士兵需每日练习高抬腿且步幅固定的正步走，徒步方队按营为单位、纵队行进、同步踏点标准训练，炮兵方队则由骡马牵引火炮保持匀速通过检阅区域。1906年，河南彰德秋操，新军各镇分列式首次公开亮相。步兵方队迈着规整步伐，枪托贴紧裤缝；骑兵方队按6路纵队行进，战马毛色统一；炮兵方队骡马步伐与步兵踏点呼应，已展现现代分列式的基本框架。不过，清末新军的分列式仅停留在“形似”层面，未能与军队信仰、国家意志深度绑定，最终也没能改变清王朝覆灭的历史大势。



黄埔军校时期，分列式成为塑造革命军队纪律意识的重要手段，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埋下仪式传承的种子。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军校师生举行阅兵式，接受孙中山先生的检阅。尽管当时学员们的训练时间不长，军事素质尚未成熟，但他们整齐的步伐、昂扬的斗志，让孙中山先生看到了一支新生革命力量的希望。正式开学后，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军校制定了操典规范，明确了正步走与分列式的标准。此后，从黄埔军校走出的一批又一批军事人才，在为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注入活力的同时，也将分列式的理念和训练方法带到了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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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诞生。这支新生的武装力量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不断成长壮大，以分列式为代表的操典也是训练的一环。1931年11月7日，江西瑞金举行了庆祝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阅兵。尽管这次阅兵没有华丽的装备，战士们的服装也不尽相同，但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以昂扬的姿态接受检阅。这次阅兵虽然规模有限，但已初步具备分列式的雏形，展示了人民军队为实现革命理想而不懈奋斗的坚定决心。



1933年8月1日，中央苏区又在江西瑞金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庆祝自己的建军节。为防国民党军空袭，阅兵定在8月1日17时到19时30分进行。8月1日17时，天色已暗，瑞金的阅兵场上，千万支火把照亮了夜空，礼炮声和军乐声交织在一起，气氛庄严肃穆。项英、朱德等阅兵员策马检阅长达600多米的红军指战员队列，红军战士们精神抖擞，以注目礼和热烈的欢呼声迎接检阅。阅兵式后，阅兵员致辞，红军将士们宣读誓词，表达了为工农解放奋斗到底的决心。随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向工人师、少共国际师授军旗，向红军学校授校旗，并向功勋卓著的红军指挥员颁发红星奖章。19时开始分列式。这次阅兵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士气，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是分列式在人民军队中得到实践的证明。



分列式铸魂

新中国强军征程的铿锵印记


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开启新中国分列式发展篇章。这一时期分列式以“苏式”正步为基，彰显武装力量规范化建设成果。20世纪90年代起，分列式动作标准持续完善，科技元素逐步融入。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阅兵，正步步幅规范为75厘米，教官用量尺、秒表确保动作统一，卫星测速技术首用于方队训练。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计算机模拟训练系统投入使用，装备方队借信息化设备精准控制行进。



随着时代发展，分列式更重实战化与多元化。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官兵着迷彩作战服、携单兵携行具，英模部队方队带荣誉番号、钢枪加战术附件，东风-21D等装备实战配置亮相。2017年朱日和沙场阅兵，受阅部队从演训场机动至阅兵地，徒步方队以战术队形行进，女性官兵混编其中显巾帼风采。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女将军首次领队，东风-41等新装备占比创新高，维和部队方队加入展大国担当。




前几天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人民军队的阅兵分列式更是亮点频频。无人忠诚僚机、新型无人潜航器、“惊雷1”空基远程导弹、“东风61”弹道导弹等新型装备频频出现，让不少军迷惊呼“军盲竟是我自己”的同时，也显示出人民军队近年来在武器装备发展上取得的长足进步，展现了人民军队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强大实力。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阅兵分列式起源于军队实际作战的需求，现在已经演变为盛大的庆典。从中央苏区到天安门广场，从小米步枪到陆海空天电一体，人民军队的阅兵分列式，早已经溢出了庆典的内涵，既有对辉煌过去的回顾，对牺牲英烈的缅怀，也是在传达着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坚强信念与强大实力。从战火中诞生的人民军队，他踏下的每一步都激荡着历史的回响，也必成为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起点！


参考文献：

①吉顺心、陈豆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庆阅兵仪式的历史演绎》，《中国军转民》2025年8月。

②姚远：《新中国历史上的五次大阅兵》，《党史纵横》2007年8月1日。

③井延坡工作室：《这场新时代的首次国庆阅兵，有哪些新亮点》，中国军网2019年10月1日。

④梅世雄、李秉宣：《开创改革强军新局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防和军队改革成就综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2024年7月2日。

⑤中国政府网综合：《建军节》，中国政府网2007年11月13日。

⑥饶翔：《阅兵趣话：各国正步走，哪里不一样？》，团结报团结网2015年9月4日。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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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成蹊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徐沁（实习）
校对 | 彦文 陈路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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